社会实践的实践方式范文

时间:2023-05-04 13: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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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的实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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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价值与意义

(一)地方高校转型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资源日益丰富,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成为社会需求的主体。应用型高校是我国高等院校的基本组成部分,地方高校大部分属于应用型高校,定位面向地方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既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又要有熟练的操作能力。这就要求地方高校转变传统的精英型人才培养理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在深化学生理论基础的同时培养其扎实的实践技能,更好地将产学研结合起来。

(二)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与目前应试教育的体制机制存在一定错位。高校作为集中培养学生素质的最后一站,具有其他教育单位无可比拟的责任与义务。在当今社会崇尚能力本位的大环境下,高等院校需要通过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双重手段,一方面提高学生理论涵养,丰富头脑;另一方面提高学生操作能力,掌握本领。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大学生可将课堂中所学知识运用到生产生活中,以亲身经历磨炼意志,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学会科学地处理各种危急情况,学会如何与人协作,端正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三)学生创新创业的现实需要加强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是当前我国高校面临的艰巨任务,关系到我国建设创新型社会的成败。地方高校在就业机会、就业质量、就业范围等方面与重点院校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鼓励大学生创业,对解决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学生在校期间主要通过书本、媒体及教师讲授了解创新创业知识,对企业创立的实际程序及其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认识不清。加之高校缺乏创业环境,学生的懒惰心理严重,部分学生贪图享乐而不愿吃苦,未经纠正走向社会后极易迷失自己。[1]因此,地方高校必须通过推动社会实践活动,以政策引导、教师指导、学生主导为框架,以创新创业大赛、学生微型企业为平台,鞭策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创新创业知识,鼓励学生在与企业接触中学习更多实战技巧。

二、地方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存在的问题

(一)认知不足导致社会实践流于形式

虽然目前政府、社会、高校都在倡导大学生深入社会开展实践活动,各项支持鼓励政策层出不穷,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表面风光火爆,但实际上仍有很多院校和学生对社会实践的价值与意义认知不清,活动组织要么形式呆板、内容陈旧,要么敷衍应付、缺乏深度,甚至有高校将大学生社会实践变相为组织师生旅游观光,严重影响了社会实践的实施成效。

(二)社会实践与理论学习脱节

地方院校在师资培训和引进力度上弱于传统的重点大学,对行业专家的吸引力不高,其教学主力有年轻化倾向,教师普遍缺乏社会经验和企业一线生产经历。这一现象导致学生在校期间过于偏重理论学习,轻视实践操作。由于知识系统更新较慢,学生的理论学习与社会需求存在一定脱节,导致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减弱了社会实践对学生专业技能和素质的提升效用。

(三)社会实践方式与内容单一

由于资金、人力等方面的限制,现阶段地方高校组织的社会实践仍主要以短期的参观、调研和考察为主,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较为单一,社会实践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不大。就目前来看,大部分地方高校的社会实践活动覆盖面不宽,真正深入乡村、社区和生产一线的较少,这与政府、社会及学生对社会实践的期望存在较大差距。

(四)缺乏专业指导与社会组织支持

在有限的人力物力条件下,地方高校组织大学生社会实践往往是由管理人员带队,而非专业教师,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难以得到教师的专业指导,影响社会实践效果。此外,社会组织在大学生社会实践中的作用发挥不完善,各类行业协会、社会公益组织等并未给予实践活动应有的支持。

(五)实践基地数量不足

据统计,目前我国高校所需实习岗位与企业提供岗位的比例为2∶1,大多数学生在校期间无法通过学校集体组织进入企业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方面与近年来高校扩招及专业设置等因素有关,更主要的原因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不愿接受学生前往实习,[2]数量有限的国企、央企及大型民营企业成为高校社会实践的主要输送地。然而在学校影响力、学生素质、校友资源等方面地方高校均无法与重点高校抗衡,在与重点高校争夺实践基地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实践基地数量不足导致的学生实习难问题在未来仍将困扰我国地方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

三、地方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操作模式与特征

(一)地方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操作模式

在国家政策引导、社会需求变化等外部刺激下,地方高校也在不断摸索符合自身特征的社会实践操作模式,目前已基本形成“学校主导模式”、“学生自主模式”、“政府引导模式”及“社会主体模式”四种。1.学校主导模式学校主导模式是地方高校发展最早、应用最广泛、操作最成熟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模式。这一模式以高校为组织主体整合校内外资源,根本目的是通过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完成特定的教学任务,满足学生成长成才需要,其社会实践形式包括课程演示实践、团队合作实践和实习基地操作实践等。2.学生自主模式学生自主模式是高校未能满足学生实践需要,或学生主动申请开展的社会实践模式,是目前最灵活、最多样、最具针对性的社会实践模式。这一模式以学生个人、学生集体或学生家庭为协调组织主体,通过自身寻求或社会关系寻找社会实践机会,根本目的是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其社会实践形式包括个人的企业岗位实习实践、家族企业实习实践、自组小团队的项目实践及家庭亲友协作项目实践等。3.政府引导模式政府引导模式以政府职能部门为行为主体,特点是宏观性、高平台及高要求。这一模式其根本目的是帮助企业选拔人才,以及吸引媒体及相关机构关注,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社会实践形式包括搭建各类创新创业平台、组织各类科技竞赛、开展社会实践宣讲活动等。4.社会主体模式社会主体模式以用人单位及中介机构为主体,特点是主体庞杂、市场化程度高,其根本目的是在为大学生提供社会实践机会的同时,降低企业成本、满足用工需求、遴选专业人才,社会实践形式包括认知实习、毕业实习、勤工俭学等。

(二)地方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特征

1.功能的三重性按照不同的学习内容和培养重点,地方高校的教育教学体系可划分为理论课程、实训课程和实践课程三大主体,其中理论课程主要讲授理论知识;实训课程为校内实验室或实训室课程,初步锻炼学生的操作能力;实践课程则是将学习场所放到企业生产一线,是对学生操作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社会实践属于实践课程范畴,是课堂教育和学校教育面向社会的延伸部分,能够帮助学生将在校进行的理论学习和实验室训练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体验和企业实战经验。2.内容的综合性社会实践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锻炼,其目标是深化学生基础理论,提升学生身心素质,提高学生熟练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4]同时,社会实践要达到认知修正、技能锻炼、品行修养和生活态度等多种教育目的。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涵盖从课堂到社会的各个环节,涉及面宽,实践组织、考核评价、学生管理等均需考虑周到。3.体系的开放性高校社会实践体系是面向社会、面向行业、面向岗位的,因此其运行体系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征。任何愿意承担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企业单位均可通过协商合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提供便利。高校通过广泛接触社会各行业,构建层次多样、活动丰富的社会实践体系,为大学生进入社会和企业一线提供机会。

四、地方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优化策略

(一)加强舆论引导,重视宣传教育,提高社会认知

政府、高校、企业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三大参与主体,参与主体的认知程度决定了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质量和效率。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强社会舆论引导,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政府部门要积极利用政策导向,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其次,高校相关部门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实践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认真组织和实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同时,还需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大学生及家长对社会实践活动的认知,提高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最后,企业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承担者,应全力发挥应尽的社会义务,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给予相应的人力、物力和智力支持,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更多机会。

(二)扩大视野,集思广益,丰富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

高校的专业设置、企业的岗位特点和学生的个性心理都要求更新和丰富社会实践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高校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者,应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广泛征求参与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学生、教师和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以便更有针对性地设计社会实践的组织方式、活动形式、评价机制、提升方案等内容。在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上,可根据实际需要开展社会调查、志愿者服务、公益活动、生产实习、文化传播、科技咨询、卫生保健等,也可让学生自我组织团队调研、模拟创业、发明创造等创新活动。

(三)巩固合作,积极拓展,多方开拓社会实践基地

实践基地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主要场所之一。地方高校应在现有合作关系基础上,积极联系、拓展和整合各类资源,注重深化与实体单位的合作关系,强化校地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建立稳定、完善、结构合理的社会实践基地体系,如大学生志愿服务基地、校企协同创新基地、科技推广基地、文化发展基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5]同时,社会各方也应给予高校应有支持。

(四)完善组织环节,创新管理机制,提升社会实践价值

组织领导决定社会实践的成败。在大学生社会实践组织过程中,地方高校应逐级落实责任,规范组织形式和环节,狠抓前期策划、过程管理和考核评价,使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更加严谨和规范。在教学设计方面,需将社会实践活动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开设社会实践理论课程,给予一定学时和学分。[6]在制度建设方面,需尽快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实施层级式管理模式(见图1),明确科室责任,保障社会实践活动有序开展。

(五)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双师型教师比例,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专业教师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既是组织者、参与者,又是引导者,教师在课堂上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远大于学校的各种政策宣传。因此高校要加大对专业教师的培训力度,提高教师对社会实践工作的认知水平和思想意识。为更好地指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地方高校需突破困难,在积极引进行业人士进课堂的同时,鼓励本校教师深入企业挂职锻炼,提高教师队伍中双师型教师比例,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提供良好的专业指导。

(六)改革考核机制,加大学生能力素质评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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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实践形式多样、目的各异,通过调查研究各年级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不同方式、倾向,比较不同年级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的差异,分析不同年级大学生开展不同社会实践的原因,从而针对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提出相关建议,正确引导各年级大学生参与适合并能锻炼自己的社会实践,丰富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形式、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水平。

二、调查结果

对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可得,在选取实践内容上,65.35%的低年级学生选择了兴趣方面,而选择了专业方面的只有34.65%。由此可知低年级在选取实践课题时,往往会更关注自身兴趣方面的内容。反观高年级的同学,在实践内容上有58.68%的同学更倾向于专业,而41.32%的同学则偏向于兴趣。可以看出,高年级的同学在实践课题的选取中更关注专业方面的内容。由此可知,不同年级大学生在社会实践的专业相关性方面具有差异性,且随着年级的升高,同学们对于实践内容的选取逐步从自身兴趣向专业方面过渡。

三、结果原因分析

(1)参与社会实践的必要性。大学生对实践的态度是造成实践方式差异的原因之一,为此,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了大学生对社会实践的态度,结果如下:绝大多数同学认为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十分必要,能锻炼个人能力。但锻炼个人能力的出发点在高低年级当中存在不同,低年级的同学更加关注自身兴趣爱好的发展,而高年级的同学则更加侧重专业技能方面的锻炼。(2)参加社会实践所需的条件。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群体中普遍认为“经验积累”比较重要,高年级占24.34%,远高于低年级的19.23%比例。其次是“专业素质”,高年级群体比例达25.12%,低年级只占17.78%。而对于“参与积极度”,低年级的同学以24.41%的比例远高于高年级的12.48%。由此可知,高年级群体更注重专业素质培养和经验累积,而低年级学生对社会实践具有较大积极性。(3)社会实践的收获。高低年级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都有各自收获,而其中有较明显区别的是“专业需要锻炼”这一选项。高年级大学生认为专业需要锻炼的占了25.19%,而低年级则只占了4.23%。可以看出,高年级大学生较低年级大学生更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专业技能的锻炼,从而获得经验的积累。这与高年级大学生即将步入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有着紧密联系。因此,高低年级大学生由于在社会实践中收获不同将会影响其社会实践方式的选择。

四、关于改善不同年级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建议

(1)从不同年级大学生个人角度出发。低年级学生可以从个人的兴趣爱好出发,广泛尝试各种类型的工作,为以后就业岗位明确方向。但在注意形式多样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活动的计划性。高年级学生应注意实践内容的针对性,明确目标,在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安排上,既要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和专业学习的特长,又要针对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地方的特点,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以增强针对性,取得较好效果,为自己以后就业积累经验。(2)从学校角度出发。鉴于低年级学生普遍缺乏实践经验,又对实践抱有极大热情,学校应对其提供实践指导。同时,低年级学生人脉关系薄弱、实践经验缺乏,学校应尽可能帮忙指导组建实践团队,提供实践基地,帮助其走向实践岗位。同时学校应充分意识到社会实践对于不同时期大学生成长的不同意义,通过开展各类实践比赛等鼓励高年级学生主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提高自我。(3)从社会角度出发。希望社会方面能够贡献出更多力量扶持大学生的就业实践,通过增加一些培训以及临时工作岗位,让学生充分体验到工作岗位的真实环境,培养其工作能力,让其提前适应工作环境。当然,社会各界应多为低年级学生提供锻炼舞台,以提高其社会实践能力。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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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准确、全面的“社会管理”概念,对其界定应该充分参考国外的经验。基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考察,我们认为:第一,发达国家的社会管理主要意指政府力量对独立于政治、经济领域之外的那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一方面,这种管理提供成其为国家所必需的基本秩序;另一方面,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向是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二,与公共服务的差别在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管理相比较而言带有更重的“规制”(regulation)色彩。这在发达国家整体“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构成了其刚性但又不可或缺的职能。第三,这里所说的社会管理职能主要由政府来行使,但是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和社会团体也开始进入部分社会管理过程。

从实践上看,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社会管理的具体领域各不相同,各国情况差异明显,但是综合梳理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实践,还是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些共同的主要社会管理领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生态环境管理、就业管理、食品药品管理、人口管理、社会保障体系管理、社会组织管理、公共交通管理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这些领域的社会管理中实践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主要的经验有以下几点:

第一,较为合理的组织设计。由于发达国家大多有较长的自治传统,因而在“中央―地方”和“联邦―州―地方”之间基本不存在严格统属的条块关系,而是在各自的法定职责范围内各司其职。发达国家政府在处理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设计上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如美国政府的社会管理在联邦层次上是通过50多个独立的管制机构independent regulatory agencies来实现的,这50多个社会管理机构的内部设置和下属分支机构的设置就充分考虑到了管理领域的实际情况和资源预算约束,几乎没有统一的组织设计模式。如美国环保局(EPA)在全国设有10个大区,一个区负责若干个州,每个区都根据本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和标准,这种适中的管理幅度既照顾到了各个区域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又不至于出现管理重心过低而带来的繁重管理任务。

发达国家社会管理机构的设计考虑到了组织整合和权责一致问题。如针对环境管理领域存在的多头管理、权责不明等问题,1970年成立的美国联邦环境保护局就对社会的环境管理领域进行了整合,将分散在不同部门的环境管理权由该局统一行使,对环境行使全面管理。

当然,社会管理也是一个牵涉面极广的领域,由于各种原因,管理机构设置很难归整到一个部门。对此,美国政府按照管理对象的性质特征,借用组织间流程再造的思想,对几个管理部门之间的管辖程序和前后衔接做出了比较清晰的设计,如肉制品的生产销售就涉及到几个部门。其中,联邦食品安全和检查署(FSIS)负责检查食品制品的加工、操作和包装;美国农业局(USDA)负责生产厂家卫生、设备、操作的技术标准制定,等等。相关管理部门之间都有法定的或管理实践中约定俗成的协同规范,很少出现多头管理、管理真空、扯皮或者“争着管”等现象,管理效率较高。

第二,分权化的管理取向。权力下放,作为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加强经济发展的一项策略,已成为各国行政改革的主导理念和实践方向之一,也是发达国家政府社会管理的一个显著趋势。随着理论界对政府间关系(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研究的深入,这一步伐走得更快。在实践中,基本上以20世纪80年代为坐标,西方主要国家都开始了放权运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60年代开始曾经追求中央集权的社会管理模式,70年代惠特拉姆政府扩大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但是其后暴露出许多弊端,后又趋向适度分权,霍克政府时期下放了许多权力,完成“社区参与体制”,这一分权化模式在以后的基廷政府和霍华德政府一直被沿用。

西班牙政府1981年就颁布了自治区条例,对中央与自治区的权限做了明确的划分,扩大了地方的社会管理权。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政府比较注意在向地方下放社会管理权的同时,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协议的方式对放权后双方的职责权限做出明确规定。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加快了分权化的步伐,明确了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职能分担,居民身边的公共事务尽量交由地方处理。而即使在高度中央集权的法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也明确规定市镇、省、大区和中央政府的职责范围,取消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授予地方民选机构较大的权力,将地方社会事务的管理权更多地赋予地方民选官员手中。在分权化浪潮下,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上有了更多的自,更有可能对地区内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尤其是在放松管制理念的指导下,地方的经济社会更具活力,政府的管理绩效得到提高。

第三,重视制度建设,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运作体制、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和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合理的社会分层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通过协商、谈判、对话等途径,各阶层掌握了其利益诉求的主动权,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为了减少社会领域的各种摩擦,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建立一个没有身份歧视,每个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开放,阶层关系融洽,社会流动畅通的开放社会,达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完善,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都建立了健全和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如在公共卫生领域,美国建成了包括联邦――州――地方三级的完善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联邦政府的人类服务与卫生部(HHS)承担主要职责,设计实施了一个广泛的监视疾病爆发的网络,将所有医疗机构在因特网上联网,建立提供疾病信息的网上资料库,同时向所有医疗保健人员提供培训和信息,使他们能够识别有可能是疾病爆发的迹象和症状,另外建立了美国应急行动中心电子网络疾病检测报告预警系统、大都市症状检测系统、全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快速诊断应急网络系统等,以确保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作出及时的反应。

第四,社会管理的市场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英国撒切尔政府为首、新西兰迅速跟进,发达国家大多进行了社会管理的市场化改革,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民营化。发达国家的民营化最早开始于自然垄断行业,如邮政、电信、铁路等部门,而后扩展到一般公共服务。新近的民营化最终进入到了社会管理这一主要以规制为管理方式的政府活动领域,发达国家政府谨慎地将诸如监狱管理、就业指导、消防服务等职能授权给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来行使。

社会管理市场化同时也包括在社会管理中注入市场运作的意识。早在里根时代开始,美国政府就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的标准,并开始大规模地放松甚至废除政府管制。英国梅杰政府在1992年发起的“市场检验”运动,就是要求地方政府将政府的更多管理活动推向市场,接受市场的检验。在社会管理市场化的趋势下,几乎达成这样的共识――在政府与市场之间选择更多的市场、更少的政府,即使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明智的选择。

第五,较强的社会自主管理能力。发达国家社会管理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运用社会力量进行自主管理。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有很强的公民社会传统,社会自治自理能力极强,是名副其实的“大社会”。行业自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社区乃至其他形形的社会组织都承担着数量可观的社会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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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要求防灾的应急准备、实际救灾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建设成为长期的、全面的思想、技术、组织准备和力量积蓄;要求从全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防止和尽可能减少社会灾害的发生;强调要按照法治的要求识别社会灾害,界定社会灾害的主体,防止制造灾害的行为,治理及消除危害。灾害的评价尺度与灾害评价应该是多样而全面的,要根据人与灾害的矛盾焦点,更为广泛地、内在地触及民心民意,从中清理出那些具有价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训,创新理念,渐进地推进各种措施的落实。

关键词:政治社会学;防灾减灾;灾害评价;忧患意识

中图分类号:X43,X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6-0082-05

在政治社会学的当代视野里,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它既关乎社会发展,又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这项工作包括灾害区划、灾情预测、灾情教育、防灾预案制定、防灾工程建设、应急反应机制建设、灾害发生后的社会力量动员、救灾的组织实施和灾后重建等内容。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使防灾的应急准备、实际救灾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建设成为长期的、全面的思想、技术、组织准备和力量积蓄。本文的写作初衷是从这一新的视角审视灾害和人控制灾害意识的现实关系及处在灾害环境中的人的未来命运。

一、灾害的“族群”与灾害认知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更高的起点和水平上全面推进,人口和社会财富进一步增长,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更加广泛,同时,各种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几率趋于增大,并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的制约因素。从增强公民对各种灾害的忧患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救护的多重视角考量,应强化对两大灾害系统的认识。

(一)深入了解和把握关涉自然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目前理论界对自然灾害的分类研究,是我们强化对自然灾害认识的一个重要维度。

地质灾害。地震、火山爆发、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陷等属于此类。地震是地球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地球大规模、迅速地释放能量的结果。地震预测的实质在于对地壳运动状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科学的把握,对震前种种异常信息的捕捉和综合分析也是地震预测的重要辅助手段。[1]关于火山爆发,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它爆发的时间和原因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科学的预测。我国传统的治理滑坡的措施主要包括:排除地表和地下水,防止河水、水库对滑坡体坡脚的冲刷,改变滑坡体外形、设置抗滑建筑物,改善滑动带土质性质等。[2]有学者注意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体突变灾害多发生在雨季这一现象,把山体突变灾害从理论上抽象成材料科学平面上的一条裂缝。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从理论上找到了山体骤变灾害产生的条件、滑动的准则,而且以该理论为依据为预测这种灾害的发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气象灾害。暴雨、洪涝、热带气旋、冰雹、雷电、龙卷风、干旱、酷热、低温、雪灾、霜冻等属于这类灾害。学者们普遍认为,多数气象灾害与人们面对自然显示出的傲慢和无节制地利用环境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智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人类如果能以爱心对待万物,与万物平等相处,世界将充满生机而又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生命智慧的形式不是“知识”而是“境界”,“境界”是心灵存在的方式,是存在与价值的统一,善待自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境界又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3]人类生存是动态的,是生命创造与生命的延续与发展,友好地、理性地对待自然是减少气象灾害的基本途径。

生物灾害。病虫害、森林火灾、沙尘暴、急性传染病等属于这类灾害。生物灾害实际上是由自然界的生物失衡引起的。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野里,人在发现、发明、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过程中,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一方面,科学技术是防治生物灾害、维护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革命和创新又使人类活动和追求的起点越来越高。人的本质力量在人类积累新知识、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当然也就为防治生物灾害提供了更多的新手段和新方法。面对可能发生的生物灾害风险,社会政策更多需要考虑的是,以科技新手段预防和管理这些风险,强调多元、参与、平等、协商和互动。

天文灾害。天体撞击、太阳活动异常等属于这类灾害。对天文灾害的分析应有一个逻辑框架,这一框架必须以客观可见的天文灾害的定向变迁因素为基础,而不应过多涉及主观的、现时的愿望。换言之,天文灾害的客观性,不仅制约着对这种灾害的认识,也规定着人们治理这种灾害的能力,我们只能根据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天文事件来认识天文灾害。危机与行动主体对危机的快速反应是政治社会学中的重要主题,天体灾害的防控与现代高科技在这一领域的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对天体灾害所选择的手段是思维多样性、理论多样性和方法多样性的统一,这是应对天体灾害所应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他自然灾害。雪崩、冰崩、海啸、鼠害等属于这一类。对其他自然灾害的强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自然灾害这种多“族群”实体并使之保持一个整体和互相关联的状态的视角:在一个统一的、正在进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的广大疆域内,将自然灾害实体看成一个整体,并时刻关注这个整体的另类,其社会效能显然要远远高于只关注其局部、大部抑或某些即使是危害极为严重的灾害个体。雪崩、冰崩与环境变暖有关,鼠灾与生物链的断裂有关,海啸与地球内部的运动有关。对这类灾害监控的关键是要组织人力、运用高科技手段对可能发生灾害的地区进行跟踪监控,注意搜集异常情形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

自然灾害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这类灾害一般都要经过潜伏期、爆发期、期、缓解期、消退期等五个阶段。防灾减灾的中心任务是,发现自然灾害在潜伏期的征兆,以最短的时间控制自然灾害爆发后的态势,缩短自然灾害对人们损害的持续期以及从自然灾害的突发性中吸取教训等。还须注意,自然灾害是自然界作用于人类的结果。自然的突变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人类反过来又要对灾害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政治社会学视野里考察防灾减灾工作,才能更有意识地、不断地强化这种反作用;逐步深入认识自然灾害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地跟踪、研究、形成具有创新价值的行之有效的对策,消除自然灾害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二)关涉人为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深入了解和把握

生态环境灾害。烟雾与大气污染、温室效应、水体污染、水土流失、气候异常、人口膨胀等属于此类。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超出了大自然的资源承受力和废弃物降解力,是导致生态环境灾害的最重要原因。人类在科技、经济和社会关系上协调不当,引起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失衡,从而造成温室效应、热岛效应、环境污染等人为灾害。自然界是生命之源,应当把人与自然界看成是人的生命的整体,人与万物应是生命共同体,万物是“我”的朋友,不是与“我”对立的它者。所以在开发、规划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应从社会意识角度切入灾害和人的生活层面,重视对公民进行生态环境灾害宣传教育:要选择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和事例,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生态环境灾害进行现实体验,体会灾害给人们造成悲惨境遇的情景,逐步培养和强化人们人道主义的真诚思想、行为表达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

工程事故灾害。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均属此类。人类对灾害的研究促进了材料科学的发展。在19世纪,钢铁材料在机器和建筑中广泛使用,曾经引发灾害事件,最典型的是19世纪中叶在欧洲多次发生火车车轴断裂造成车毁人亡。对这类灾害的研究,使材料科学理论和材料开发有了重大发展:一种新的试验方法和一个新的分支学科――金属疲劳(Fatigure)学应运而生。到目前,从对金属疲劳的研究又延伸到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扩展到了陶器、复合材料等方面。我们应该从中获得某种启示:既要从源头上查找工程事故灾害的原因,探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又要从设计、制造、加工、使用、监测等多方面堵塞漏洞,预防这类灾害的发生。

社会灾害。球迷骚乱、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空难、毒气污染、社会暴力、动乱、金融风暴等属于此类。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发展成为特大恶性事件,就可能加剧社会系统的紊乱。政治社会学观点认为,从全局上避免社会灾害的发生,肯定了社会人作为个体的特殊性、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就是肯定了多数人;同时,要按照法治的要求社会灾害识别,界定社会灾害的主体,防止制造灾害的行为,以法治理,消除危害。治理社会灾害的道德和法律规范蕴涵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规范如何论证和阐发,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能力和风格,我们要不断地提高对社会灾害的理论阐发能力和实际控制能力。

灾害的多元并存格局对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各种防灾减灾观念和方式的创新突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科学家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范围极其广泛,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家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4]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和相对平衡性,就此提出了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既要让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各种灾害,进而为灾害治理夯实现实的基础,又要在科技和社会认知领域架起融通的桥梁,在灾害的范畴内保持概念的多元性和层次化,为当下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指导防灾减灾工作。

二、灾害的评价尺度

笔者认为,仅仅依据财产损失来确定灾害危害程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应该根据人员和财产损失程度、对本地区造成损害与GDP的比例关系,社会影响大小等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地说,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注意:

(一)根据灾害造成损失的绝对数把灾害分成五类

根据灾害造成的损失对其进行分类,是一种对灾害的基本分级方法。这种方法对灾情的判断最为客观具体,可以直观地看出灾害造成的损失的大小。1.巨灾。死亡10000人以上,经济损失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2.大灾:死亡1000-10000人,经济损失在1000万-1亿元人民币。3.中灾:死亡在100-10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0-1000万元人民币。4.小灾:死亡人数在10-1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100万元人民币。5.微灾:死亡<10人,经济损失<10万元人民币。[5]

(二)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对灾害损失进行评价

虽然以损失和伤亡数为指标,可以给人具体而深刻的印象,但单纯以绝对数划分等级,也不尽合理。在我国东部地区,1000万元不算大损失,而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仅亿元的中西部的县市则是重大损失。所以在进行灾害损失评估时,首先应测算出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绝对数,第二步就是要看灾害损失对GDP总量所占的比重。自然灾害对GDP造成的损失超过35%的,为特重度影响区;对该地区GDP造成的损失在25%-35%之间的,为重度影响区;在15-25%之间的,为中度影响区;在10%-15%之间的,为轻度影响区;小于10%的,为微度影响区。[6]这种灾害评价目的是要考虑灾害给本地区带来的财产相对损失,对政府科学估算灾害损失和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全社会力量赈灾具有重要意义。

(三)根据灾害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评价

有些突发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它们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不良影响,有损于我国的政治形象或者伤害了民族大家庭的感情,给人民造成心理创伤,或者引起社会和民众的恐慌等等。这种影响就是灾害的社会危害和政治危害。由此可知,对灾害的评估不能限制在定量分析比较狭小的视野和范围内,必须尽可能地将主体的眼界放宽广些。这样,当灾害来临时,政府才能根据灾情进行科学的把握,以便决定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多大强度上进行社会动员,组织救援力量。

三、灾害的演变规律与忧患意识培育

政治社会学视野里的防灾减灾工作反映了一种崭新的灾害观,是灾害治理的一种新的理念。它要求人们,既要对灾害进行整体的、科学的把握,又要特别关注不同灾害的特殊性和独特的潜伏及爆发形式;既要强化人们对灾害的整体把握和科学防范意识,又要提高人们坚持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精神境界。

(一)骤变型灾害更要求人们强化忧患意识

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和某些工程事故灾害,如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有的危害后果极为惨重。这种突发型灾害,乍看起来好像猝不及防,事实上事先防范与疏于防范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南美的智利,在宪法里明确中央政府在处理灾难性事件中的责任。自1977年起,智利的学生每年都会参加三次地震演习。2005年,由于一个关于海啸的谣言,大批居民在凌晨时分逃离家园。在没有任何天灾的情况下,逃离时的混乱造成1人死亡和17人受伤。这种惨痛的教训增强了智利从国家到公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建筑须符合非常严格的防灾标准,以保证能抵御地震和其他灾害的侵袭。如果你到了这个国家,就会有人告诉你,楼房承重墙在哪里,地震时应在楼房的什么地方避险。2010年2月27日,智利发生里氏8.8级强烈地震,只造成799人死亡。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则是一个在历史上未曾发生过巨大灾难的国家,对灾害的忧患意识就不那么强烈。2010年1月12日,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造成27万人死亡。这充分说明,是否具有防灾减灾的忧患意识,是否针对骤变型灾害开展卓有成效的预防工作,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减灾效果。

骤变型灾害的发生通常缺少先兆,爆发是突然的,发生的过程历时较短,但破坏性很大,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重复爆发,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过程难以控制,但是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是可以充分利用长期训练积累的经验和聪明才智的。政治社会学强调,对灾害的关注和认知要具有特殊的政治情感和命运体认,这“有助于减少社会上的挫败感,从而提高政治稳定性”。[7]这种从全社会强化人们对骤变型灾害的警惕的内在精神感受和忧患意识应该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要进行典型经验和教训教育,采取近距离的观察体验以深化人们亲身体验的心理感受。

(二)发展型灾害是渐进积累的结果

自然灾害中的暴雨、台风、洪水和社会灾害中的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等属于此类。与骤变型灾害相比,发展型灾害在爆发之前有一定的先兆,往往是某种灾害渐进积累的结果。这种灾害发展比较迅速,但是比骤变型灾害要缓慢一些,因而其过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每个人的主要生活内容都总是属于某一系统的,人们的共同活动的适当方式也就体现在社会生活体系中”。[8]面对发展型灾害,各主体承受感的强化是政治社会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要使社会不同群体的思维和行动发生积极的变化,在全社会实现关注重心的下移,深化公民对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的认知,力争将发展型灾害控制在潜伏期和预备爆发期。

(三)持续型灾害表现为连续地对人类造成危害

旱灾、涝灾、传染病、生物病灾害等就是以持续性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的。灾害爆发后,持续的时间可几天、半年到几年。在中国千百年防灾减灾的历程中,由于受思想观念和技术条件的规约,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对持续型灾害的防治缺乏自觉的政治关怀和灾害意识。党坚持以人为本,才使防灾减灾工作真正成为为人民解除痛苦、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懂得,在现实生活中,国家的政治法律只是为公民预防各种灾害提供间架,具体内容需要由各级政府和公民进行创造性填充。预防持续型灾害必须以创新观念为牵引,处理好政治法律的规定性和措施的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形式的规约对于内容的创新提供了保证并发挥激励作用,防灾减灾内容的变革则是创造力的源泉。要进一步培养和强化人们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积极主动地为社会承担防灾减灾义务并使之内化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要积极地将防灾减灾的思想理论成果运用于实践中,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持续型灾害进行防治。

(四)环境演变型灾害通过对环境造成危害危及人的生存

沙漠化、水土流失、冻土、海水入侵、地面下沉、海平面上涨、以及区域气候干旱化等环境灾害是以演变的方式对人类构成危害的。环境演变型灾害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的自然过程,是自然环境演化再加上人类不当行为造成的结果。因其进程缓慢,不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采取有效措施,更何况有些措施需要人类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不过,这类灾害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可预测、可预报性。如二氧化碳倍增可能引起全球气温升高1-3℃,这在理论上比较容易计算出来;它导致的区域干旱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人类也可以比较准确地加以测算。

我们要发挥政治社会学的学科优势,强化人们对灾害的强烈的关注和应有的问题意识。政治社会学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却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要根据人与灾害的矛盾焦点,更为广泛地、内在地触及民心民意,从中清理出那些具有价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训,渐进地推进各种措施的落实,把现实和历史、理论和价值统一起来。应设立科学的灾情防御标准,以便在灾害发生后,政府能够确定在多大程度上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进行救灾;还应强化全民族的防灾教育,使防灾知识教育以及实地演习走进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生存培训的基本内容。这样,当灾害发生时,灾区的政府和社会组织才能从容应对,企业、学校、社区才会更为积极地配合,而个人则有可能快速调节心理状态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危急情势。

参考文献:

[1]焦双健等.城市防灾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68.

[2]全国重大自然灾害调研组.自然灾害与减灾[M].北京:地震出版社,1990:306-307.

[3]蒙培元.追求生命的智慧[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4-15.

[4]邹农俭.社会学的视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92-493.

[5]原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中国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进展[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9:60-140.

[6]高庆华等.中国自然灾害风险与区域安全性分析[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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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是在现代信息科技的影响下进行建造的、能够促进城市更有效率的发展、并促进城市长期持续发展的全新城市形态。建设智慧城市意义重大。首先,能够促进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虽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速度,推广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打开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其次,能够为科技发展提供基础。信息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在智慧城市的理念指导下,能够真正实现科技的规模化发展,以及为保障科技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技术和资金,可以说智慧城市为科技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模式,在这个平台上集合所有的资源为科技创新提供支持。

二、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误区

我国许多城市展开了智慧城市的建设,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一些误区:

1.智慧城市建设的规划过于盲目

党的十以后,我国加大了智慧城市建设的速度,许多地方政府将建设智慧城市作为发展目标,积极采取措施。但是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结症也在于此: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看到智慧城市需要的一些先决条件,没有认清智慧城市建设的真实内涵,比如在科技、人才、资源等方面极为欠缺的情况下,盲目地进行项目上马,缺乏前期的规划和合理的实施方案,过度地进行城市基础建设,致使智慧城市没有建成,却出现了许多城市建设“后遗症”,对于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

2.智慧城市建设过于表面化

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一个合理的资源配置,需要有一个平台设计,所有的资源进行有效的结合才能完成智慧城市的建设。但是在我国许多智慧城市的建设缺乏这些核心的因素,地方政府在盲目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没有长远的计划和安排,在经济能力、科技能力以及创新能力方面都存在许多的问题,其只看到智慧城市建设的表明现象,没有注意到智慧城市内部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支撑力量。在智慧城市的建设思路和发展方向上存在照搬他国或者其他城市发展的现象,这种方式就是脱离本地区实际的表面化现象,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是极为不利的。

3.智慧城市建设的创新力有限

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新一代信息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的强力支撑。然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多项核心技术和关键问题仍没有突破。一方面体现人才的匮乏上,缺少创新创造的原动力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体现在许多领域并没有掌握先进科技,据不完全统计,信息领域我国对外依存度高达80%以上。因此,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仍处在模仿阶段,智慧城市建设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问题突出。

三、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正确发展策略

针对我国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误区,我国政府要切实结合智慧城市所包含的全新理念进行全面解读,根治问题并找到正确的发展策略。

1.智慧城市的建设应当做好前期规划

在构建智慧城市的过程中要避免表面化、政绩化的现象,政府要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真正看到智慧城市建设的内涵,在确定智慧城市发展目标之前要对城市的整体优势和实力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且从智慧城市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认识到智慧城市未来几十年乃至一个世纪发展的目标,这样才能保障智慧城市建设的长久和可持续;另外,还要从自身优势上挖掘能力,构建起良好的资源平台,为智慧城市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2.避免智慧城市建设的表面化

智慧城市建设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坚持和规划的复杂架构。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国家首先要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进行评估,确定适合发展智慧城市的目标,这样能够避免盲目的项目上马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其次地方政府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要做好内部工程建设,积累起雄厚的建设资本,为智慧城市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再次就是从智慧城市建设责任分工到每一项工程实施都要思路科学、落实细致,防止因为表面化的建设为城市带来背离规划目标的灾难。

3.加大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智慧城市应依托信息技术的创新,促进技术创新与智慧城市建设有效对接,从而形成对智慧城市发展强有力的驱动力。一是要优化技术创新环境。要进一步完善研发、试验、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着力完善协同创新机制,优化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创新硬环境;要引导和鼓励全社会更加积极主动地依靠科技进步投身技术创新创业实践,不断优化智慧城市建设的技术创新软环境。二是要加快智慧技术发展,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不断改变我国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的问题;三是要完善人才吸纳利用制度,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要针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技术,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智慧技术的专业性人才。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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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社会不和谐或者冲突的因素是众多而复杂的。就法治领域而言,首先,目前社会公众特别是公务人员的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仍然比较淡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公权力因素。从当今引发社会冲突的原因看,多数都是由于对政府和其他公权力的约束机制尚不健全,政府和司法机关超越职权、、不作为造成的。公权力行使不当是导致社会冲突频发,官民情绪对立的主要原因。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在处理社会矛盾中不当行使裁决权引发的新争议也在不断增加,无形中加剧了社会冲突。

面对大量的社会冲突,能否建立起有效的民间和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也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必须看到,目前我国的民间与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并不健全,缺乏权威畅通的冲突解决渠道。地方政府在处理各类冲突时,习惯于将矛盾上交中央,给上级政府造成压力。加之公众青天意识浓厚,对等非法律申诉方式过度迷信,造成本来就不很畅通的纠纷解决渠道越发不畅通。

另外,司法缺乏独立性,难以发挥最终解决纠纷的关键作用。当今社会众多矛盾都汇集到司法机关,但是,作为最终裁判者的法院并不能有效处理所有纠纷,不得不将大量的争议推出法院,最终演化成社会矛盾。

影响和谐的社会矛盾冲突的总量在增加,而这些矛盾又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还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都与长期以来施行的一些法律政策有关,惟有逐渐修改完善法律,改变不合理的政策,才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不和谐的因素。

二、解决不和谐问题与预防社会问题的法治途径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的和谐程度既与政治、经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也与法治的健全与发展同步。预防和减少社会冲突,实现全面和谐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具体而言,首先要实现立法与决策的民主化,切实反映民意,顺应民心。立法公开透明与公众参与尤其重要,重点要解决立法中的部门利益与行业利益问题,将起草权交给更为中立和公正的人大与社会民众。加紧修改制定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注重法律的人性化,从根本上消除歧视与不平等,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制度基础。

其次要严格执法,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仅有制定良好的法律是不够的,如果法律不能有效实施,就难以发挥定分止争、监督政府、保障权利的作用。所以,严格实施法律,防止人为因素影响执法与法律实施的效果十分必要。应当重点规范政府公权力,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健全执法程序,减少和预防可能发生的官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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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智慧城市;途径;方法

中图分类号: B834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我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城镇化率已经从1978年的17.92%提升到2012年的52.57%,开始进入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中国城镇化已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型期。因此,建设智慧城市已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智慧城市,作为信息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结晶,正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崭新模式,将推进信息消费带动战略的全面实施。

一、智慧城市的概念与内涵

(一)概念

智慧城市是以推进实体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相融合、构建城市智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推进物联网、云计算、新一代移动通信、宽带接入、下一代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充分运用、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最大限度地开发、整合、融合、共享和利用各类城市信息资源为核心;以为居民、企业和社会提供及时、高效、智能的信息服务为手段;以全面提升城市规划发展能力、提高城市公共设施水平、增强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激发城市新兴业态活力、提升政府执政为民能力为宗旨。

(二)内涵

它本质上是传统的信息化包括电子政务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深化发展的结果,是信息化发展进入深水区后城市创新发展的新境界。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促进城市基础设施更加智能、公共服务更加便捷、社会管理更加精细、生态环境更加宜居、产业体系更加优化,有利于形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有利于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水平,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二、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

(一)智慧交通

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加,导致交通拥挤、交通事故救援、交通管理、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交通问题日益突显。智慧交通就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数据通信传输技术、电子传感技术、卫星导航与定位技术、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及交通工程等多项高新技术的集成及应用,使人、车、路密切配合达到和谐统一,发挥协同效应,极大地提高交通运输效率、保障交通安全、改善交通运输环境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二)智慧市政管理

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和资源是城市运行的基本要素,如水、电、气、各种管线、道路、照明设施等。而市政管理就是对各种基础设施和资源进行引导、治理、经营和服务。而智慧市政管理,就是要利用信息技术,通过泛在的感知网络,通过城市网格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字城管系统,实现市政资源的共享与协同管理,提高市民生活品质,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三)智慧医疗

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成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智慧医疗系统的建立能够大大缓解这个问题。智慧医疗系统是基于现代网络技术和资源利用最优化兴起的医疗信息综合平台。它通过建立顾客端档案,实现顾客、医务人员、医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互动。顾客可通过任一移动终端设备,随时随地查看自己的病例档案,查询医院的优势、优惠活动、专家资料、预约专家等。

三、加强智慧城市建设的途径

(一)做好战略部署

1.做好顶层设计

将“智慧城市”建设上升到战略层面,结合未来城市的发展,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发展规划,着重解决总体架构、技术路线、资源整合等问题。

2.明确发展目标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根本目的,以创新社会管理服务为主要任务,努力实现“人民幸福生活、城市科学管理、企业创新发展、社会和谐运行”的发展目标。

3.加快工作推进

抓住智慧城市战略机遇期,加快推动“智慧天津”建设。在总体框架下,编制重点任务实施方案,落实责任分工,按照市级、区(县)、部门及行业三个层次组织开展,分类推进。

(二)明确发展重点

1.推进无线与宽带,打造智慧基础

构建高速宽带泛在安全的新一代综合信息网络;加快宽带城市、无线城市建设;促进三网融合和信息共享,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推进政府云、公共云、行业云的数据中心建设,构建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

2.鼓励创新与发展,引领智慧产业

打造以“六云”(云感知、云计算、云存储、云安全、云方案、云灾备)产业为代表的信息产业,以现代物流和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智慧服务业,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智慧工业,以设施农业和精准农业为代表的智慧农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3.聚焦民生与民需,推进智慧服务

以市民需求为中心整合公共服务。加快实施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家庭、智能社区、智能安防等一系列智慧应用,推进信息服务均等化。使城市服务更加及时便捷,将城市信息化发展成果惠及大众。

(三)创造发展环境

1.创新体制机制

成立市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和市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统筹全市智慧城市建设。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高效统一的协调推进机制,保障各项工作开展。

2.完善政策法规

研究制定促进本市信息化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加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工程项目建设、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标准规范,积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3.统筹资金投入

落实重点项目建设和运维资金保障,解决部门间的资金交叉和重复使用问题,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创新运营模式,吸引集聚民资、外资等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四、智慧城市建设的方法

(一)突出规划设计

强化系统谋划战略、规划、计划、方案等顶层设计工作是一个城市在创建智慧城市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它将直接关系到建设起点、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和建设路径。应通过认真的调研分析城市信息化基础、建设智慧城市所具备的条件、存在的主要问题,综合考虑自身发展地位、地区优势制定发展战略、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建设方案。

(二)突出资源整合

强化统筹协调一方面新技术创新应用引发部门间分工不断演进,造成资源和利益的重新配置;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为部门间协调配合、资源共享提供了可能和手段。绝大多数智慧城市应用项目都要不同部门密切合作,建设成果通常也是各部门共享共用,因而对部门间的分工合作,业务协同要求较高。智慧城市建设要按照“一体化、联动性”的要求,对项目进行分类分层次,强化统筹协调、条块结合,形成既鼓励区县错位发展形成特色,又确保资源充分整合、协调有序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良好局面。

(三)突出技术创新

强化智慧应用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广泛应用是当前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因此,在智慧城市建设起步阶段应将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放在突出的位置。要着力攻克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关键技术,加快科技创新与核心技术产业化,促进系统化智慧应用市场开发,以应用来带动智慧产业发展,推动信息技术应用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

结束语

智慧城市的建设时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在我国的城市发展中建设智慧城市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要切实提高信息安全意识和管理水平,在建设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实行全流程管理,既要做到城市信息的保护,又要保证城市发展空间的整体提升。

参考文献:

[1]郭慧鹏. 智慧城市试点开启国家发展新动力[J]. 中国电信业,2013,04: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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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级文化建设的现状令人堪忧。“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这是许多农村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文化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自己又无经济实力购买文化商品,因此文化生活贫乏、孤单和枯燥,给农村消极文化现象的产生、发展留下了极多的时间和极大的空间。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来自现代化和城镇化的理念极力要用都市文化来取代农村文化。同时,各种低俗和消极文化也乘虚而入,侵蚀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大量小调、农忙号子、民歌等无法得到传承,传统节目也在渐渐消亡,农村文化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在传统将失,现代价值却无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农民几乎必然会被各种其他力量所吸引,其中的一种强大力量是各式。在不少地方,“黄、赌、毒”卷土重来,封建迷信活动日趋猖獗。更重要的是,农村文化落后,扭曲了农民的价值观念,令人堪忧。

2.农村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文化动力。农民增收乏力,农村发展缓慢,农业弱势地位难以得到解决,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问题尽管是复杂和多因素的,但农村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越来越不相适应也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二、村级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村级文化队伍建设严重滞后。目前,大多数村级文化专干和农家书屋管理员,都由村里临时干部兼职,不懂农村文化为何物,业务素质滞后,由于不是专职的文化专干,常为村里的闲所杂事困扰,不能全身心投入到文化事业中。他们来从事文化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拥有一个身份,收入和待遇非常低下,不能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阻碍了农村文化事业的向前发展,没有专职的文化专干、文化管理人员成为阻碍农村文化发展的瓶颈。

2.短缺而低效的文化投入机制。一方面,村级文化建设投入严重不足,文化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公共文化机构难以运转,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非常短缺。笔者所在的乡镇是城关镇下辖20个社区18个村,每年对村级文化建设资金的投入微乎其微,单就农家书屋这项基层文化工作来说,自农家书屋工程实施以来,各村2009年共完成“农家书屋”达标(自建)建设的村、社区10个。 2010年初,按照上级要求提出要“深入推进农家书屋建设,今年内全面覆盖所有行政村(社区)”,2011完成“农家书屋”建设的村、社区28个(其中达标11个,自建17个。这项工作在上级强制推进下,才在各村初步建立了农家书屋,有的村还没有独立的村级文化室和农家书屋,书橱放在村会议室或村干部办公室中,不方便群众的借阅,书的数量和质量也远满足不了群众的需求。

三、发挥村级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1.转换文化建设的运行机制。当前的农村文化建设,未能把经营性文化和公益性文化区别开来,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要么是政府或某些组织输血式的拨款给农村,或者是造血式的“文化下乡”;要么就是简单地下达考核指标。“政府出钱办、群众围着看”,送去的“文化大餐”却往往不合农民的口味,农民并不很领情。笔者所在的县文化部门每年2次送戏下乡到村,笔者作为文化站长每次都安排地点和人员观看,但是所送的内容不贴切实际生活,不为老百姓喜闻乐见,老套而失雅,导致观看的人寥寥无几。送电影更是形同虚设,我所在的乡镇有2个电影放映队,“一村一月一场电影”只是个口号,全年放不了几场电影。送图书下乡送的都是老旧书,重复书。弱势的农村文化发展必然要求政府的扶持,但政府对文化建设应重在引导而不是包办,特别需要与农村内生力量的接应。 充分发挥四个主体的联动作用:农民、政府、文化工作部门和文化中介组织,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四大主体。广大农民是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主体,政府对村级文化建设的投入和扶持必不可少,而文化事业工作部门或团体和文化中介组织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样不可缺少,要使政府的推动力与农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力有机对接。从农民的需要出发,从当地的基础和条件出发,将政府力量作用于社会力量,将时代资源嫁接于传统资源,才能使政府力量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才能唤醒农民的参与热情,才能调动沉睡于乡野的文化资源,从而形成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力,有力地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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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转型期;群众文化建设;实质;困境;方略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011-01

群众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对于增强国家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影响。受当前社会转型影响,群众文化建设面临着多元混合文化现状,造成在群众文化建设中存在着一系列困境或问题。如何加快群众文化建设,增强群众文化素养和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已成为社会转型期群众文化建设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群众文化建设实质分析

在我国始终将群众文化建设作为国家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根据不同社会时期群众文化需求不同,建设与之相适应群众文化氛围。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群众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也应是转型发展问题。一方面,受社会中利益分配、经济成分、生活方式等多样化影响,并伴随着各种社会思潮交流融合,使得群众文化建设转型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虚拟化群众文化日渐壮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群众文化建设必须转型;此外,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精神文化要求日渐提高,这就更加要求社会必须结合社会公众真实文化需求,转变群众文化建设的工作模式。

由此可见,社会转型时期下我国群众文化建设的实质,应坚持以构建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核心价值观为目标,将构建社会道德文化作为重要任务,并通过在中西文化碰撞与冲突中寻求平衡点,采取积极的、健康向上的、内容丰富的方式方法,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二、群众文化建设困境分析

受社会转型期多元混合文化影响,在建设群众文化过程面临着诸多困境或问题,具体表现为:

首先,社会服务机制与群众文化需求发展不协调,造成二者严重脱节。一方面,现有的社会文化服务体系主要针对城镇居民,而在农村居民服务方面相对欠缺;另一方面,社会文化服务内容单一、形式老套、缺乏创新性,无法满足当前社会公众文化需求;此外,群众文化建设效果不佳,造成群众文化建设与社会文化服务体系脱节。

其次,群众文化建设仍沿用传统的建设理念、思路与方法,与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群众文化发展不相适应。一方面,国家文化相关部门缺乏对群众文化的重视,在定位群众文化建设方向与目标方面模糊不清;另一方面,群众文化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不明确,缺乏科学有效的指导,不但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而且建设效果不显著;此外,群众文化建设与社会的发展脱节,这就导致其无法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阻碍了群众文化生活的进步和发展。

第三,在群众文化建设过程中,群众文化活动整体上相对匮乏。一方面,受当前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互联网技术与多媒体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渗入不断加大使得社会群众私人文化生活空间更加广阔,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群众文化生活的有序开展;另一方面,社会中除老年人外,其他年龄段群众将过多的私人时间留在互联网交流与互动之中,造成了大部分城镇广场文化中仅有老年人参加局面,这对于群众文化建设与发展具有严重不利影响。

三、改善群众文化建设对策方略

针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群众文化建设面临着的诸多困境,为实现我国群众文化建设的主体目标,可采取以下几方面对策方略,具体有:

(1)转变群众文化服务体系现状,重新对城区、城镇附近群众文化服务体系和城乡群众文化服务体系进行整合,注重新旧文化空间的替换,利用先进的高科技技术,建立和调试新型群众文化空间,保障群众文化空间整合的顺利开展。

(2)改变群众文化建设传统理念、思路和方法,创新群众文化建设模式,引进先进的群众文化建设内容与形式。群众文化建设应与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发展相适应,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与时俱进并确保群众文化建设的持续、健康与稳定。针对社会转型期三种多元混合文化现状,应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内容逐渐转变为民族的和地方的,吸取主导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大众文化的特长,让民族民间文化得到更长久的发展。

(3)针对社会中城市与农村文化建设风格特点,应加强城市与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统筹发展。一方面,加强农村群众文化基础建设,逐步缩小农村与城市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差距,平衡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加强城乡群众文化的统一性,将文化下乡与文化进城相统一,强化城乡文化的共同交流,不断统筹发展城乡群众文化。

(4)针对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现状,应加强对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一方面,打破不同地域群众文化的局限性,对不同民族民间文化进行整合,充分发挥出其地域优势;另一方面,加强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包装,最大限度的创新和发展民族文化与民间文化,充分体现出民族群众的文化特色。

四、小结

总而言之,社会转型期群众文化建设在社会主要精神文明建设中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应逐步解决社会转型期群众文化建设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改善群众文化建设,以适应社会转型期群众文化需求。

参考文献:

[1]胡守勇.社会转型期群众文化建设的实质、困境与方略[J].文化建设,2011(6):81-86.

篇10

【关键词】 老年化;新形势;预防保健

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 也加重了我国人口老年化, 使得我国已经跨入到了世界老年化国家的行列。工业化与现代化时代的到来, 为人口老年化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由于我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政治经济、法律法规、产业结构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发展还不是十分完善, 而社会老年化问题的出现, 增加了我国预防保健工作的负担。因而加强老年化社会形势下预防保健措施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1 老年化对人口健康产生的影响

1. 1 老年人身体健康水平不高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 人们的生活和医疗水平逐步提高, 使得我国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尽管如此, 作为自然人, 人体的衰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中大约只有20%呈现良好的身体健康状态, 超过半数的老年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1]。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整体水平不高, 而且患病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1. 2 老年人疾病顺位发生改变 普遍来看我国老年人身患的疾病, 疾病顺位主要是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感染性疾病以及其他各种肿瘤疾病。通过对某省老年人疾病调查情况可以发现, 在9种较为常见的流行疾病当中, 患病率处于前三位的分别为高血压、白内障和冠心病。

1. 3 老年人患病种类增多 目前, 老年人出现了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的趋势, 而且患病时间较长。相关资料显示, 在住院的老年人群中, 有将近半数的老年患者同时患有3~4种疾病。这类患者, 病后自身的恢复能力较弱, 往往会有较长的病程, 不容易康复, 并且在治疗恢复的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其他新病症[2]。

2 老年化社会形势下的预防保健措施

2. 1 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 社会卫生防病保健是一项公益性事业, 需要坚持防病优先的政策导向。尤其是在老年化社会新形势下, 要认真贯彻落实“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保健政策, 正确理解“防”与“治”之间的辨证关系。“防”指的是要用较少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投入来换取最大社会效益的主动性保健措施;而“治”则是与“防”措施相对应, 采用较大投入且具有较大风险的被动性保健措施[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一定要重视防治结合的保健措施。尤其是当地政府在构建预防保健体系的过程中, 需要把“预防”放在突出位置, 发挥预防的重要作用。

2. 2 合理规划, 完善老年保健机制 针对当前我国社会的老年预防保健工作实际情况, 需要把该项工作纳入到社会卫生事业长远发展规划当中, 并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认真分析老年化人口特点, 建立健全预防保健基础设施, 根据当地医疗水平和发展实际建立基层医疗机构, 发挥出社区的服务功能, 从而方便当地老年人就医。同时要制定出老年医疗的中长期保障方案与措施, 当地领导要对老年保健工作足够重视, 加大卫生防疫和预防保健工作的资金投入, 保证预防保健工作的社会关注性和福利性, 防止医疗机构“自筹经费”现象的出现, 逐步完善老年保障机制。

2. 3 开展教育, 培养老年人疾病防治的专业化人才 要想更好的开展老年预防保健工作, 离不开教育工作的大力支持。一些高等医学院校可以根据教学实际, 开设老年医学的专业课程, 加强预防保健知识的传授;针对当前在职的医务人员及保健工作人员, 要有计划、有安排的向他们继续普及最新的老年医学知识, 强化其医疗技能和工作能力;无论是各大医学高校还是医疗服务机构, 都需要制定出多层次的教育计划, 并要采取多元化的措施, 培养出现代化医疗行业专业化的卫生预防保健人才[4]。同时也应该适时的开展老年人健康教育, 针对当前我国老年人出现的疾病, 向他们传授一些生理、心理方面的知识, 提高老年人的自我保健意识, 提高其健康状况, 在此基础上, 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到多种保健活动中来, 使其心情愉悦, 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

2. 4 加强管理, 推进医疗保健工作的改革 根据当前我国预防保健工作实际, 需要对现进行的医疗保健工作进行严格管理, 对医疗机构的整顿与治理需要常抓不懈, 确保卫生人员的工作利益。要将预防保健工作落到实处, 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 提高医疗领导干部的个人素质及管理能力, 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另外, 在新形势下, 要重视医疗保健工作的改革与创新, 医疗卫生体制要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 以适应新时期医疗工作的发展需要, 这既是提高预防保健工作服务质量的重要条件, 也是推动预防保健工作向前发展的动力之一。只有大力对预防保健工作进行创新, 才能克服由医疗体制弊端而产生的不良影响, 这样才能发挥出预防保健工作的最大优势, 提高预防保健工作的质量, 逐步提高老年人的身体素质。

3 小结

老年化社会形势下, 需要所有人对预防保健工作有足够重视。政府要在加强医疗卫生保健的同时, 注重推进医疗体制改革, 构建科学合理的预防保健体系。坚持贯彻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方针政策, 大力推进医疗保健教育工作, 培养专业化的医疗保健人员, 提高预防保健水平。加强管理, 实现我国预防保健工作的规范化, 提高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使我国人口老年化向着健康老年化的方向发展, 减轻社会发展负担, 推动了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同时, 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德全, 陈少贤, 李燕芬.广州老年人社会现状及自我保健意识研究.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1999(3):159-161.

[2] 康萍萍.浅谈新形势下农村预防保健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中国保健营养, 2012(16):59.

[3] 方德全, 仲怀春, 姜树国.新形势下军区医疗保健工作形势及对策.沈阳部队医药, 2010(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