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提纲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刑事诉讼法提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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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诉讼法；教学方法；思考

刑事诉讼法是一门重要的基础性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主要内容包括原理和实务两部分。这门课程的教学重点是帮助学生掌握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法律依据和规律。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与实践经验，对刑事诉讼课程教学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对实践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总结。

一、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的方向

过去，刑事诉讼法课程的教学模式主要以讲授教材案例为主，教师在刑事诉讼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学生多为被动接受相关理论知识，在教学活动中处于辅地位。大多数教师在课程安排上也比较单一，一般采取将课本内容分成小节进行授课的教学方式，这样的模式导致学生不能系统认识刑事诉讼程序及其运行规律。学生在被动接受知识的情况下，很难准确地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现实中遇到的问题，综合能力很难得到提升。然而刑事诉讼法的实践性又要求学生具备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并解决各种实践问题的能力，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供需不匹配问题。综上，该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将教学模式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式，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将学生培养成为更具法律执业实践能力的综合类人才。

二、刑事诉讼法教学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教学注重刑事诉讼理论讲授，而相对忽视了实践教学环节，导致难以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具体表现为：

（一）课程内容庞杂，填鸭式教学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刑事诉讼法的教学内容庞杂，内容较为晦涩难懂，具体表现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包含刑事诉讼的原则、证据、强制措施等内容，刑事案件办案流程包括侦查、、审判、执行、审判监督等各类办案流程程序。因此，教师往往会把较多的时间放在对基础知识和法条的讲解上；而教授方式又以填鸭式为主，如不采取多种教学方式，学生就只能死记硬背，导致学习兴趣不高。

（二）偏重理论知识讲解，忽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刑事诉讼主体——公、检、法等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除了掌握刑事案件的程序和诉讼主体的权利义务，还要具备与刑事诉讼当事人的沟通能力，最为关键的是具备审查判断刑事诉讼证据的能力，为将来在法律工作岗位上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当前以基础知识及法条讲解的教学方式已无法满足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1］。

（三）不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缺乏系

统性认知，更不具备处理刑事法律问题的能力刑事诉讼法教学应注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如果只注重理论教学，不与实际案例和模拟法庭相结合，不利于提高学生处理刑事问题的能力；如果只注重实践教学，缺乏理论支撑，则实践教学犹如空中楼阁，学生只会解决单个案例问题，缺乏系统性的认知，无法举一反三，难以实现培养实践性、复合型人才的目的。针对上述问题，许多学者提出各种教学改革措施，如，案例教学法、诊所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等。笔者认为，应将理论教学与案例实践相结合，以案例明理论，以理论促实践，通过案例教学法和模拟法庭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办案过程中，领会控、辩、审三方角色的职责，加深刑事诉讼系统性认知，提升学生解决刑事问题的能力。

三、完善刑事诉讼法教学的措施

（一）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直观展示学科知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到教学活动中，比较常用的就是多媒体教学设备。在这一技术的帮助下，高校的法律课堂形式更加多样，内容也更加丰富。其主要的教学方式包括：视频、PPT、影视资料等。教师可以利用海量的网络资源，提前准备好教学所需要的相关资料，也可以利用图书馆收录的资料，在正式授课时通过多媒体展示给学生，对教材内容起到辅助作用。通过多媒体展示的教学资料所具有声情并茂的特点，使课堂教学更具生动性，可以改变以往的枯燥氛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保持长时间的专注力。除此之外，多媒体还使把庭审现场搬到教室变成了现实。在这样的教学应用中，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将视频资料作为辅手段，让学生边看边听讲解，这样不仅使教学活动更加灵活，也能加深学生对该部分内容的印象。例如，在教学之初，学生拥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是对公、检、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刑事诉讼的程序不清楚，笔者就借助法律节目中播出的片段辅助教学。在此过程中，学生的专注力比较强，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发现相关的程序，看完视频资料之后就能对所涉及的程序建立初步的认识。

（二）完善刑事诉讼教学课程设计和教学效果评价机制

1．在课程设计上注重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衔接将刑事诉讼课程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在一学年内完成。在制定教学计划时，第一学期安排理论教学部分，第二学期安排实践教学部分，在理论教学过程中融入案例教学，在理论教学中增加刑事证据法的课时，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者不是对立的，应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理论教学中注意案例教学法的融入，在实践教学中注重理论的启发和诱导，通过授课老师的重复讲解和复习回顾，让学生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交叉进行。2．构建合理的刑事诉讼课程学习效果评价机制强调理论基础在刑事诉讼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更要注重将刑事诉讼实务课程纳入教学评价的体系当中。传统的教学效果评价多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的标准，而忽视了实务课程的效果评价机制；通过考试成绩、模拟法庭考核以及实习单位评价发现问题，授课教师综合上述评价机制所反馈的问题进行调整，完善教学方法，保证实务教学的效果。

（三）在刑事诉讼理论教学中贯穿案例教学法

刑事诉讼理论教学是刑事诉讼教学的基础，在理论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法，加深学生对基本理论、刑事诉讼证据的理解以及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把握，以提升学生分析法律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分为讲授教学与讨论式两种，根据具体的案例和讲授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方式。例如在讲解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等基本知识点时以讲授教学为主。在讲授刑事证据的种类、证明标准、证明责任以及证据的审查判断和判断时，以讨论式为主，教师参与点拨和指导，案例讨论的关键在于理顺分析问题的思路，依据的法律是否充分，逻辑是否正确，使得学生思维能力不断提升。通过学生的讨论，可以集思广益，对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全方位思考。让学生寻找法律依据，进而深入理解相关理论问题［2］。

（四）组建来自真实案例的教学案例库

当前，有的教师大量采用虚拟案例、法考模拟试题案例作为模拟法庭训练的素材，以上案例要么理论性较强，要么争议较大，新型犯罪案件层出不穷，教师采用的案例大多数也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组建与实际案例紧密相关的应用型教学案例库，以真实案例与审判结果为依据，为学生提升知识理解与实践应用能力。

四、结合阅卷训练法和模拟法庭教学法完善刑事诉讼实践教学

刑事案件从立案到侦查终结进入审查和审判阶段，均以卷宗作为载体。因此，如何阅卷、如何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是提升刑事诉讼能力的基础。阅卷训练法是在选择典型案卷的基础上，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对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并写出阅卷报告，再由教师进行讲评的教学方法。在阅卷训练法的基础上，开展模拟法庭训练，让学生参与到整个诉讼过程中，理解案件诉讼流程，掌握诉讼中的控辩审技巧。

（一）阅卷训练

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刑事犯罪的罪名繁多，如何选择合适的刑事卷宗是做好教学工作的第一步，典型案卷的选择对于实践课程的教学至关重要，应根据实践需要选用司法实践中的典型、难易适中、繁简得当的案例。应选用司法实践中最常见刑事案件，如：涉嫌盗窃罪、故意伤害罪、交通肇事罪、诈骗罪、抢劫罪的卷宗，卷宗可以从法院收集，教师可以对卷宗进行改动，尽可能涵盖刑事诉讼中的知识点，同时使得案例具有可辩性，利于学生掌握刑事诉讼基本理论，把握审查判断刑事证据的标准，切实提升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战能力。案例的选择应以以下四点作为选择标准：1．典型性。为保证学生学习的有效性，应将典型性作为卷宗选择的首要标准。2．简洁性。某些刑事案件中，当事人众多，案情复杂，如选择此类案例，则在课堂上难以展开有效教学。3．可辩性。所选择案例应具备辩论焦点。如选择醉驾类等案例，则在庭审过程中争论焦点不多甚至根本没有争论点，则不适用于实践教学。4．完备性。所选择的教学案例，应为审判程序已经结束的案件，卷宗应具备完整性，从侦查、审查、审判等环节的各类法律文书、证据应完整，这样可以使学生全面了解案件证据体系及基本案情。

（二）法庭规划

1．选任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且具有刑事司法实务的教师。刑事诉讼法的模拟法庭教学对教师资格要求很高，除了要求具备刑法和刑事诉讼理论知识外，还应具有法律职业资格，且具有刑事司法实务的教师，否则将会是纸上谈兵，无法达到教学的目的和要求。建议安排具有兼职律师经历的老师担任模拟法庭的老师，或者在法院、检察院聘请检察官和法官担任指导老师。2．应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诉讼角色，涵盖各类刑事诉讼主体，除了侦查人员、公诉人、审判员、辩护人、被告人、书记员还可以包括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和被告，保证全体学生参与。根据诉讼主体不同划分为公诉组、审判组、辩护律师组等不同小组：在庭审之前公诉组应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和被害人，写好公诉审查报告、书，辩护组应写好辩护提纲、质证意见和辩护词；审判组应事先做庭前审查、庭前准备、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进行量刑，根据庭审情况对案件当庭宣判或者定期宣判［3］。庭审过程按照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和宣判过程进行庭审，教师根据庭审情况适时进行点评把控庭审节奏，根据各组提交的文书和庭审中的表现进行考核。

五、总结

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在刑事诉讼法的教学中，应采用理论、案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采用以案例促进理论理解、以理论提升案例推广的方式。笔者以多年的法律从业经验及课程教学中的思考，给出了完善刑事诉讼法教学的措施以及实践教学的注意事项，为刑事诉讼法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1］崔丽．“刑事诉讼法学”浸润式思政育人模式的探索［J］．辽宁警察学院学报，2021，23（6）：114-117．

［2］刘作凌．高校本科法学课程案例教学的思考与运用——以“刑事诉讼法”课程为例［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13（3）：73-77．

［3］王莹．高校刑事诉讼法实践教学中情景剧的运用探讨［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20（7）：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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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补充侦查的阶段、形式、途径及限制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笔者结合自身从事公诉工作的实践来看，发现补侦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收效并不理想，未能实现立法的初衷。

一、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实践中公安机关在补充侦查阶段，往往存在“不情愿、不主动、不积极、不深入”的“侦查懈怠”现象，补充侦查不彻底、不符合要求，甚至将退补的案卷材料原封不动再次移送检察机关，以致启动二次退补程序，导致诉讼拖延，最后只能作存疑不诉，影响了诉讼质量，削弱了法律威严。究其原因主要如下：

1.诉讼构造因素。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是以侦查为中心的构造模式。侦查机关负责收集证据，与检察机关运用证据存在脱节现象，使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与检察机关公诉人对证据的认识、要求不一致。当二者的认识不一致时，检察机关的补充侦查提纲往往被侦查人员所忽视，甚至认为是吹毛求疵，侦查人员或消极补证或借故推托，乃至置之不理。

2.检警关系不合理。目前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无法定直接介入权，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监督权在实质上仅体现为建议权、询问权、质疑权，没有作为权力内涵的要求权、执行权、惩戒权。监督权的无实质内涵使得检察机关在行使退回补充侦查这一监督权时常常流于形式。

3.侦查人员的取证价值取向因素。由于公安机关对案件侦查的要求是看刑拘之后的批捕率，因此，为确保批捕率达到要求，侦查机关往往将取证重心放在报捕之前。一旦检察机关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有些侦查人员便不再作进一步侦查就将案卷材料移送至检察院起诉部门，“诉”与“不诉”任由检察机关定夺。不少公安侦查人员视“破案”为刑事侦查的最高境界，然而这种侦查活动的价值取向明显与现行的对抗式（或称控辩式）庭审模式产生极大冲突。因此，应将侦查人员的“破案”意识转化为“证案”信念。

4.警力警备因素。目前，我国基层公安机关大多警力不足，警备落后，与新时期犯罪的作案手段、作案技能不相适应，尤其是在案件多发地、多发期更显突出。为保证案件的侦破，有限的警力警备当然被尽可能地用在了报捕之前的侦查阶段，补充侦查所需的警力警备受到牵制。一些需要重新鉴定或其他需要经费的补侦内容往往由于经费不能解决而被搁置。

二、自行补充侦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存在于刑事诉讼的两个阶段：一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存在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案件审查过程中；二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存在于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法庭审理过程中。然而，“术业有专攻”，担负审查案件、提起公诉职责的检察人员并不一定具备比专职的公安侦查人员更高的侦查素质，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在硬件上也并不具备侦查的条件和能力。既然专业的侦查人员尚且未侦查明了的问题，相对缺乏侦查技能的公诉人员想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以期突破的希望只能是微乎其微。实践中的情况表明，检察人员亲自去补充侦查的做法已是凤毛麟角。

三、对策及建议

针对补充侦查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亟须建立一套确实可行的制度。

1.深化诉讼改革，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构造。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采用的是“控辩”式的庭审模式，控辩双方的“控辩”职能增强，居中裁判的法官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再事先审阅案卷，而是在庭上指挥和调控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听取控辩双方的辩论意见，然后对案件的最终结果产生“内心确信”并据此裁判。也就是说，法官对案件的“内心确信”不是依赖于案卷内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而是依赖于控辩双方在庭上的一系列职能活动，控辩双方的“控辩”对案件的结果产生决定性作用。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对案件的事实是否具有证明力，对案件的结果能否产生作用，均须通过控辩双方的质证予以确认。这种“控辩”式的庭审模式无疑要求将诉讼中心定位在“审判”阶段。因此，为适应庭审的需要，真正体现“控辩对抗”、实现程序公正，必须加快我国诉讼改革的步伐，尽快破除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构造，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构造模式。

2.取消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的规定。既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将侦查和审查起诉的职能分别赋予了两个不同的机关，那么各司其职才是最恰当的运行方式。就案件审查阶段而言，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存在诸多弊端：首先检察机关补充侦查，不仅不利于查清和突破案件，而且易滋长侦查机关的懈怠情绪，侦查机关正好可以藉以推诿自身承担的职责。其次，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使证据的收集职能与审查运用职能混淆，使得原本明确的分工变得不明确。再者，检察机关补充侦查牵制了公诉队伍的力量，分散了公诉队伍的精力，于自身的公诉工作不利。

就庭审阶段而言，庭审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查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事实是否属实，验证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是否合法有效，是否具有证明力。案件到了庭审阶段，证据的收集及审查程序已经完成，事实能否认定，证据能否采信，依赖于庭审中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存在的疑问与矛盾应靠控辩双方的努力在庭上予以解决。开庭审理不能查明的事实只能依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予以判决。

3.建立科学、合理的检警关系。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侦查懈怠”的无能为力凸显了我国检警关系的不科学、不合理状态。要改变这一局面，应从法律上确认公诉引导侦查的办案机制，确认检察人员对案件侦查的引导权，并赋予检察官对侦查人员一定的牵制权力。让检察官直接引导公安侦查，不仅可以从源头上减少退补案件产生，也可使侦查人员在退补阶段少走弯路。赋予检察官对侦查人员的牵制权力，即赋予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以实质内容，可遏制侦查人员的懈怠情绪，从而由侦查被动转为侦查主动。只有让检察机关介入并引导侦查，才能让负责提起公诉的检察人员直接要求公安侦查人员收集其提起公诉所需的证据，掌握侦查方向与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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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是指为了提高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及时、全面、合法地获取指控犯罪所必须的证据，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采取法律规定的诉讼手段，加强与侦查机关的配合，促使侦查机关准确、全面地收集和保全指控犯罪所需的证据，保证侦查活动依法进行。

“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这是继检察机关适应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进行的一种工作机制的创新，进一步强调了检察官在法庭的举证责任。

一、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是适应刑侦体制改革，庭审制度改革和侦查监督工作的需要。首先，公安机关刑侦制度改革后，把侦查办案任务和目标明确落到每个侦查员身上。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批捕的案件数量大幅度上升。由于缺少预审部门的把关，一些地方移送的案件质量下降，有的侦查人员对该提取的证据没有发现提取，对所收集证据程序上又不合法，有的移送后，应当具备的材料不具备；对于提起公诉的要求，一些侦查人员不了解，甚至于认为案件一旦经检察机关批捕后，即可大功告成，可以松口气了，甚至于将案件搁置一边耗时限或忙于其它工作，对于案件证据的索取不及时，不到位，使得可以索取到的赖以定案主要证据不能及时取得，以至于时过竞迁，失去侦破的最佳时机，从而导致案件不诉的比例增大，影响了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因此，要提高办案质量，降低不诉比例，就必须加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密切合作，共同努力解决存在的问题。从检察机关的角度讲，就要适时介入侦查活动，提出侦查取证的建议。对于一些重大、疑难的案件就要提前介入，及时了解、熟悉案情，掌握案件进展情况，为庭审公诉作好充分准备。实践证明，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受到基层公安机关和侦查人员的欢迎，对提高侦查办案质量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其次，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有利于调动控、辩、审三方的积极性。庭审方式的改革，进一步强调了检察官在庭审中的举证责任。控、辩、审三方在法庭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平等地位和法官的居中裁判，都充分体现了诉讼参与人和当事人各方的权力和义务得到了更为合理的体现，这样一来，对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对证据的运用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案件侦查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诉环节上的证据来源于侦查，如果法院认为犯罪证据不足而做出无罪判决，说明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没有达到定罪量刑的标准。因此，侦查活动应当着眼于庭审公诉的标准来收集证据，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从而为检察官出庭指控犯罪奠定良好的基础。实践中，受“重破案、轻证据”思想的影响，侦查人员往往忽视赖以定案的证据的收集和保全，导致庭审中公诉方的被动和判决无罪案件的增加。因此，要提高公诉质量，就必需对侦查活动予以帮助和引导，以确保符合公诉的要求。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是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法律基础。它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是依法进行的。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区别于指挥侦查、指导侦查的重要特征。我国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没有隶属关系，因此，指挥侦查和指导侦查的提法是不准确的。指挥侦查具有行政指令色彩，而引导侦查不具有行政指令色彩。检察机关对侦查的引导是从批捕、公诉的角度，对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等侦查活动进行引导，而不是全局指挥。引导侦查取证是检察机关依法采取的措施，是对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配合、帮助，没有侵犯公安机关的侦查权。第二，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重点在于“取证”而不是所有的侦查活动。侦查包括公安机关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所采取的强制措施。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是专门调查工作中的收集证据工作。检察人员的优势在于对其批捕、公诉证据标准的把握及审查和运用证据的能力。而侦查人员的优势是侦查谋略、侦查技术和技能。因此，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是按照批捕、公诉的要求引导侦查人员收集证据和保全证据。如果在刑事诉讼中介入并主导侦查程序过多，通过指挥刑事侦查活动而将侦查行为演变为检察机关自身的行为或检察机关与侦察机关竞合的行为，则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法律监督地位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失去立足之地。第三，引导侦查取证强调检察机关的主动性和积极参与性。引导取证的本意是创新机制，解决检察机关在配合、制约和监督方面主动性、积极性发挥不够充分的问题。我国检察机关，不是一个单纯的刑事追诉者，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和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双重职能，这是我国检察制度的特色，也是与西方检察制度根本区别的所在。为更好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检察机关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侦查活动中去，发现违法行为，及时纠正，以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

三、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途径

公诉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途径，是指引导侦查取证的具体方式。从实践来看，引导侦查取证，既有宏观途径，又有微观途径。

（一）、引导侦查取证的宏观途径

引导侦查取证的宏观途径是指适用于整个刑事案件或者多数刑事案件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办理案件中遇到的问题而召开的，一般由双方轮流主持，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双方的主要负责人和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参加。

2、由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共同制定追诉犯罪的标准和公诉证据参考标准。追诉犯罪的标准实际上就是立案标准。公诉证据参考标准，是按照公诉条件，从收集、审查证据的角度对具体罪名、犯罪构成要件的分解和细化。

（二）、引导侦查取证的微观途径

引导取证的微观途径，是指对个案的侦查取证予以引导的方式，是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实施的诉讼活动。主要包括以下途径：

适时介入侦查。即在重、特大案件发案、立案阶段、捕后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应派员及时介入，出席现场勘查；或者在案件移送前参与重大案件的讨论。当前，对于介入的时间、介入的方式、介入的任务等尚缺乏明确统一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介入作用的发挥。笔者认为，当前应由侦查、检察双方共同规范适时介入侦查，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以利于双方共同遵循。规范适时介入侦查，应当明确以下内容：

（1）、规范适时介入侦查的任务。适时介入侦查的任务主要有三：一是人民检察院在受理刑事案件前，通过提前了解案情，熟悉证据，为审查作好准备；二是通过参与现场勘验，共同讨论案件，对侦查机关提出继续侦查和取证的建议；三是依法履行侦查监督职能，及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2）、规范适时介入侦查的范围。

适时介入侦查的范围包括，一是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二是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三是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四是侦、检双方认为必要提前介入的其它刑事案件。

（3）、规定适时介入侦查的时间。

适时介入侦查的时间可以区分不同的情况：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和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侦查机关认为有必要邀请人民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的，可以在案发或者破案时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介入；人民检察院认为的必要提前介入的刑事案件，可以通知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积极配合。

（4）、规范适时介入侦查的程序。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刑事案件，侦查机关通知，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提前介入的刑事案件，可以与侦查机关联系。介入侦查的检察人员应由人民检察院的院领导委派或者侦查监督部门或部门的领导指定，与侦查机关的办案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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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审死刑判决相比，二审判决的量刑显然已有所减轻。然而被告人及其律师仍表示不服，并于庭审后当即表示将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受害人家属刘学和亦对判决结果不满。

记者注意到，这份判决书其实早在2003年11月6日便已作出。正如此案之前拖了九年半迟迟不结案一样，法院对于这份判决拖延四个半月才公开的原因，没有任何解释。

三次发还重审，四次死刑判决

1994年7月30日和8月16日晚，河北省承德市接连发生两起出租汽车司机被劫杀案。承德市公安局侦查结论认定：陈国清、何国强是第一起案件的真凶，并且伙同杨士亮、朱彦强共同实施了第二起案件。1995年12月14日，公安局提请承德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四人。

而事实上，早在1994年11月，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已经先后被收容审查。

1996年7月1日，承德市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按照公诉书中描述：1994年7月30日晚，陈国清、何国强“按事先预谋携带作案工具乘车窜至市内”，“利用绳勒刀扎手段”将司机杀害，从其身上、车上抢走300余元、BP机、车钥匙等物后逃窜。

公诉书对“8•16案”的描述多了一些细节：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 “按事先预谋各携带刀子纠集一起”，先骑车到大石庙，然后乘公共汽车到承德市，在市内逗留一天。到了晚上9时许，四人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并“按事先分工将司机乱刀扎昏”，在掩藏尸体时，发现司机还有气，便补刀将其杀死。之后,四人抢劫被害人现金400余元、BP机、车钥匙一串。

检察机关迅速对四被告人提起公诉，然而该案的审判却颇不顺利。四名被告人均了在预审阶段所作的有罪供述，律师也指出本案证据存在诸多疑点，仅凭警方提供的证据，难以证明检察官指控的罪行，相反，律师提供的证人证言却证明四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

然而，法院并未进行深入调查，也未就律师提出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等问题再作查证，于1996年8月14日判决四名被告人死刑。

四名被告人不服，上诉至河北省高院。高院审查后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楚”，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又接连两次，以几乎同样的事实与证据判决四被告人死刑。高院也接连两次裁定发回重审。

在三次发回重审提纲中，高院先后指出了一审证据中存在的20余处疑点。在第三次的发还提纲中，高院表示：“如查证没有新的进展，就留有余地的判处。”

2000年10月20日，在高院再次发回重审22个月之后，承德市中院第四次下达判决，这一次，陈国清、杨士亮被判处死刑；何国强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朱彦强被判处无期徒刑。

被告人及其律师继续上诉。2003年7月22日，河北省高级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了此案。被告人以及辩护人都寄希望于这次终审判决。然而长达25页的判决书，显然并没有采信辩护人的无罪辩护。

“判决书十分详尽，将一审中被律师一再否定、同时又经自己发还提纲中一再质疑的证据一一罗列，并加以合理化。然而这一份判决书并不能回答案中存在的疑点。”被告人陈国清的律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宝祥说。

证据疑点

证据方面出现的诸多漏洞与疑点，是这起抢劫案久拖不决的主要原因。

本案首先遭到质疑的证据是物证――杀人的凶器。警方用以证明陈国清、何国强作案的物证，是一把“刀子”。警方说明这把“刀子”是1995年11月2日从陈国清家里找到的（陈国清于11月3日被收审）。而据承德市公安局鉴定书记载，案发次日即7月31日，警方便将“刀子”与死者的血迹一同送检。

“刀子”到底有几把？是案发次日警方送检的那一把杀了人？还是陈国清家找的那一把杀的人？公安局鉴定人员后来作证时说刀子是同一把，只是日期写错了。

按照警方认定的犯罪事实，“8•16案”中四名被告人每人各持一把刀子，然而这四把“刀子”均只存在于被告人供述之中，警方始终没有寻到其中任何一把。

在一个证据充分的刑事案件中，作案工具、赃物都是极为重要的物证。这些物证与相关鉴定结论、证人证言或者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才有证明效力。然而直到现在，本案中被告人两次抢劫的钱款、两个BP机以及车钥匙等赃物，均无下落。

用以证明陈国清等四名被告人实施“8•16抢劫案”的关键证据，除了口供，只有一个 “烟头”。而对这个“烟头”，警方先后有过两次鉴定：一次是1994年8月23日承德市公安局自己所作的，检验出车内提取烟头上的唾液，与杨士亮的唾液均为“A”型；第二次是1995年4月辽宁省公安厅刑技处作的，证明剪取烟嘴部0.5cm一圈的烟纸，与杨士亮唾液是同一个体的准确率为99.06％。

在几次庭审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车内是否提取到了烟头？两次鉴定的是不是同一个烟头？四名被告人均吸烟，为什么仅仅对杨士亮进行取样鉴定？”

“本案的现场勘验笔录没有见证人签字，都是由公安人员自己在写，称提取北戴河牌烟头一个，但是这个烟头到底多长多大、外观颜色、没有记载；现场勘验称拍了照片，但烟头的照片始终未在庭上出示。”吕宝祥律师坚持认为，“在唾液检验前就排除了其他三名被告人，这说明在送检前侦查人员已主观认定烟头是杨士亮留下的。”

在此案的案卷中，同一个证人在说到四被告人是否有作案时间时，同时存在着两个版本：律师询问证人时，证人证明被告人无作案时间；公安局、检察院查证时，证人又作出否认的证明。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然而，被告人提出能够为自己证明的证人，在历次庭审中都没有被传到庭，法官也没有去做相关了解与核实。

是否存在刑讯逼供

陈国清的上诉状中有这样一段陈述：“公安人员置我百般申辩于不顾，多次对我大动酷刑，如：将双手斜着反铐，并塞上瓶子，把我绑在椅子上，把电话线绑在我的脚上，放在我的口里、里、耳朵上，用电话机猛摇，电得我昏迷不醒，用电棍电我的生殖器，我在受刑不过的情况下只好按他们说的和现场照片违心招供。”

时任陈国清辩护人的律师在会见陈国清时，看到他手指上被电线缠绕留下的伤痕清晰可见。

杨士亮也曾多次向法庭陈述：公安人员把我捆在长条椅上，用皮带、木棒、电棒打……

然而一审法院四次开庭，均无视被告人当庭验伤的要求，吕宝祥律师更证实：“最后一次开庭，四名被告人是双手反铐着受审的。”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以被告人受到刑讯逼供为由，要求法庭对这个问题进行审查，是正当的辩护权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瑞华认为。

2003年7月22日河北省高院二审中，第一次允许当庭验伤。四名被告人还当庭说出对其刑讯逼供的警察名字。但终审判决中对被告人是否有伤以及造成原因未作说明，只是承德市公安局有关部门自己证明“在整个预审环节无任何刑讯逼供情况，更没使用过任何械具”；“不存在指供、诱供等违法行为”，因而四上诉人诉称原有罪供述系在刑讯逼供下屈打成招，系公安人员引供、诱供的理由，法院未予采信。

超期羁押顽疾

刑讯逼供被称为我国刑事诉讼三大顽疾之一。另两大顽疾，一是妨碍律师依法履行职务，另一个就是超期羁押。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30日；批捕时限最长为14日；侦查羁押时限最长为7个月；时限最长为1个半月；一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二审时限最长为2个半月。按此规定，在诉讼程序衔接紧密的情况下，普通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案件除外）至二审终结前的羁押时间合计应在5个月零10日以内，重大复杂案件一般也不应超过14个月零29日。

可是，在现实中，拘留后不按期提请逮捕、提请逮捕后不按期批捕、批捕后不按期侦结、侦结后不按期审查、后不按期审结等造成的超期羁押，一直相当普遍。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表明，1993年至2001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度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2002年在4万人以上。

正因为此，2003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有罪依法追究，无罪依法放人，切实纠正防止超期羁押现象。

回到陈国清等人涉嫌抢劫杀人一案，可以发现从1994年7月底案发，到公安机关进入现场勘验后立案，到2003年7月22日最近一次开庭，再到2004年3月26日宣布判决，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严重的超期羁押问题。

仅以二审为例。1996年8月14日，一审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第二审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河北省高院选择了后者，于1996年10月6日将此案发回承德市中院重新审判。这一在我国刑事审判中很普遍的选择，使得这个案件在此后的七年间，在一审法院与高院之间循环往复。七年中，承德市中院两次以几乎同样的事实和证据，作出了同样的死刑判决――仍然是在同一名审判长的主持下。而高院却依然是继续一次次发还重审。

追求程序正义

某种程度上，陈国清等涉嫌抢劫一案，还几乎涵盖了刑事诉讼程序中惯常见到的违反程序的问题。

在侦查阶段，警方让本案嫌疑人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等串供，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侦查材料》入卷作为证据；现场勘验笔录没有见证人签字；陈国清在1994年七八两月出勤簿原件及其1994年8月16日朱彦强输液处方，警方明明提取了，却并不入卷；作为重要物证的烟头的照片始终未在庭上出示。

在检察阶段，四次一审，检察机关前后仅制作了96、97两份书，此后被告人和辩护人再未接到过书；被告人当庭指出检察人员多次和侦查人员一起提审被告人；对二审法院、被告人、辩护人要求查清是否刑讯逼供的要求，检察机关未作认真调查；对严重超期羁押不通知不纠正。

在审判阶段，当河北省高院发回重审之后，一审法院没有另组合议庭，而是同一审判人员连续三次担任本案审判长，证据不足却久拖不审，造成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固然是为了遏制犯罪，惩罚罪犯，然而刑事诉讼却绝不能草率定罪，刑及无辜。1996年修订、1997年正式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被认为是中国刑事司法中人权保护的一大进步。这部法律通过一系列程序性的规定，既规范、约束公检法的权力，防止用不人道的残忍的手段来打击犯罪，同时又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使其拥有获得权利救济的机会。而这部法律体现出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更是对中国公检法机关 “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一大冲击，它要求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认定其无罪。

“这个案子是1994年发生的。从承德中级法院到省高级法院，到现在已经9年尚未审结，因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这不是被告人的责任，责任是检察机关没有能力拿出证据来证明被告人有罪，可是却让被告来承担丧失人身自由的代价。”陈瑞华说。

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樊崇义认为：“就本案而言，已经羁押9年，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来权衡一下，如果仍然达不到证据标准，就应该按照刑诉法162条规定，疑罪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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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重视，建立检警关系机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资一六条、第一百零一七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参加公安机关重大刑事案件的现场勘查，提出侦查建议，协助侦查机关确定侦查方向，完善侦查措施，促使其及时全面地收集和固定证据，保证案件质量。但在工作实践中，由于法律没有明确检察机关介入公安机关侦大刑事案件的范围和途径，检察机关一般不主动参与公安机关重大刑事案件侦查活动，大量的重大刑事案件的前期侦查工作都是由公安机关独立完成，不少案件检察院审查批捕时，因关键性的证据没有收集到位，不能批捕，影响了办案社会效果。为解决检警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如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等问题，保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院务领导要认要认真召开公诉科、侦监科正副科长会议，共同研究检警关系的现状，提出今后加强检警关系的工作方向。一是适时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引导侦查部门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二是及时了解公安机关立案情况，在切实加强立案监督的同时，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予以监督。三是参与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对侦查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四是参与、监督现场勘查，对痕迹、物证、固定、鉴定、保存提出建议，必要时可以要求复验、复查。五是遵循“参与而不干预，讨论而不定论，到位而不越位，配合而不联合，指导而不包办”的原则。通过介入侦查活动，实现“四个转变”：言词证据由不确定性向稳定性转变，实物证据间的关系由离散性向关联性转变，犯罪行为的物证由自然性向法律性转变，取证行为由随意性向规范性转变六是对于决定批捕案件其他重要证据未及时收集的，通过制作《提供法庭证据意见书》，列出需要在侦查中继续收集的证据。对不批捕通知补充侦查的案件，通过制作《退补提纲》，进一步引导取证。

二、认真研究制定《检警关系指导规则》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对现有法律、司法解释、高检院规则和公安部规定中有关检警关系内容的进一步细化，使之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人民检察院要与公安机关共同研究制定《检警关系指导规则》，其主要内容有：(1)检警关系沟通平台；(2)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的检警关系：(3)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的检警关系（4)侦查活动监督工作中的检警关系；(5)公诉受理程序及补充侦查；(6)提起公诉或不；(7)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8)保障未成犯罪嫌疑人权利；(9）法院审判过程中的检警合作，维护司法权威。

三、建立检警联席会议制度

每年要召开两次以上的检警联席会议，就一个时期打击刑事犯罪的情况开展联合调研，及时解决上作中存在的问题。要认真贯彻执行高法、高检院、公安部《关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通知》和高检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刑侦部门、检察机关批捕部门、部门加强联系的通知》。就公安机关如何及时全面收集证据、固定证据，使案件办成铁案；就检察侦监、公诉部门如何把好案件质量关，就检警在刑事诉讼中如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等问题共同研究，提出今后的土作意见，保障刑事诉讼活动依法、公平进行，推进司法和谐。

四、从新罪名规定的变化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

现在刑法增加了许多新罪名，检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如2007年5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实施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行为，涉及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属于上述条款所称“明知”：（一）没有合法有效的来历凭证；（二）发动机号、车辆识别代号有明显更改痕迹，没有合法证明的。从解释规定的“明知”只要有两种行为之一就“应当”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明知。这给我们在实践操作中确定了办理此类案件认定明知的法律依据。这解释从2007年5月11日起实施，并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取缔以前规定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检察机关要把这一新规定的罪名加强与公安机关进行交流学习，引导他们在侦查这类案件收集犯罪证据应注意紧扣新罪名规定明知的要件来取证，使公安机关办理这类案件即遵循新解释的规定来办理案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五、争取公安机关对立案监督工作的配合与支持

开展立案监督工作中必须重视与公安机关的配合工作，一定由检察院领导负责做好与公安机关的协调、沟通工作，二是由科领导负责做好与公安机关队、所及办案人员的关系。通过联系与沟通，得到了公安机关的支持与配合，从而形成打击合力。开展立案监督工作坚持做到“能立、能捕、能诉、能判”，力求在“准”字上下功夫，确保办案质量，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一是严格执照《刑事诉讼法》及高检院有关规定开展工作；二是承办人对立案监督线索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分析，准确把握条件，后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的案件，必须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请检察长批准，重大案件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三是对每一件案件线索，必要时还到案发地进行调查，收集证据，力求案件证据充分；四是经常、主动向侦查机关了解案件侦查进展情况，防止立而不侦，久侦不结的现象。

六、加强联系，多方沟通，纠正漏捕、漏诉、漏罪有效果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改变工作方法，从过去以审查批捕、审查为重，转为审查批捕、审查与加强监督并重，在监督中加强配台，在配合中依法监督，做到配合不干预，监督不袒护。检察机关要主动就公安机关如何及时全面收集证据、固定证据，使案件办成铁案；就检察侦监、公诉部门如何把好案件质量关，就检警在刑事诉讼中如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等问题给战斗在一线的公安干警作专题讲课，以密切了检警工作的联系。人民检察院要依法纠正公安机关漏、漏诉、漏罪保障了刑事诉讼活动依法、公平进行，促进了司法公正。

七、检察机关要自觉接受公安机关的制约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平等的主体关系，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检察机关有权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公安机关也有权对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审查活动进行制约。检察机关要本着忠于法律、忠于人民、忠于党的高度责仃感，自觉接受公安机关的制约。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复议、复核的不批准逮捕案件，不案件，要按照法定程序在规定的时限内办理。经复议、复核，原决定确有错误，要坚决子以纠正，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八、加强法律监督工作，维护公平正义

对批捕后公安机关取保候审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无法进行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在条规定，公安机关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捕后变更强制措施不当的案件，发现一起要依法纠正一起。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同时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发现有符合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第三十六条第（一）至（九）项规定的违法行为，应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加强学习，精通业务，保证办案质量不出差错

篇6

关键词：补充侦查；机制；问题；完善

中图分类号：DF8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2－0289－02

一、退回补充侦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退回补充侦查的范围被随意扩大

退回补充侦查作为一项刑事诉讼程序，一经决定即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即审查活动暂时停止，侦查活动重新恢复，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将被延长。因此，它的使用应当具有法定性和严肃性。但在实践中退回补充侦查却常被任意使用，比如，为了延长办案期限而退回补充侦查；为了追求案件“完善”而退回补充侦查；退查已失去实际意义仍然退回补充侦查。有些公诉人明知案件无法查清，证据无法收集，出于各种原因，不管补查能否取得效果，仍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还有人认为，作存疑不处理的案件，必须要经过两次退查。因而对第一次退查仍不清楚，再退查也不可能查清的情况，又作出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上述现象，随意扩大了退回补充侦查的范围，使这一诉讼活动缺乏严肃性。

（二）检察机关对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监督不力

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对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不按照补充侦查提纲尽力侦查，敷衍了事。如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以后，侦查人员不按照补查要求进行，可以找到的证人不去找，可以查的物证不去查，往往附上“经查无果”的证明材料敷衍了事；或是补查工作虽然做了，但效果不大，不能解决庭审示证所需。“屡退不查、查而不清”现象严重，但检察机关对此却无能为力。

（三）退回补充侦查超期现象时有发生。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但实践中，退回补充侦查常在一个月内不能完成，有的甚至超期严重，造成案件久拖不决。

二、对存在问题的分析

（一）缺少统一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指导

由于缺少统一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指导，加之缺乏沟通了解，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对于证据收集、应用、甄别的要求不一致，导致双方对补充侦查事项产生分歧，有时甚至互相推诿。特别是双方对案件的证据链是否存在缺陷，案件事实部分不清、证据不够充分是否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等问题存在争议时，侦查人员往往以没有必要补充侦查来应付，导致案件屡退不查。

（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普遍缺乏内部制约机制

虽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退回补充侦查的提请、审批、执行、备案等工作程序问题都有内部规定，但对原侦查质量不高、随意使用退补权利、退而不补等问题却普遍缺乏监督和考评的办法，使得退回补充侦查在实体意义上处在监督制度真空的状态。

（三）有些侦查人员责任心不强，重破案、轻办案

实践中，不可否认有些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并且重破案、轻办案（这与侦查管理体制有关系）。凭直观感性认识破案多，理性分析案件、从方面考虑问题少。有的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的取证工作不扎实，使案件证据一开始就存在缺漏。

三、对完善退回补充侦查制度的思考

在审查实践中，退回补充侦查存在着种种问题，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主要是目前我国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退回补充侦查制度，而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此规定又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以致出现了上述不良现象。下面笔者对如何建立比较完善的退回补充侦查制度谈一些浅显的看法。

（一）规范化执行退回补充侦查的法律程序

在现行的刑事法律规范中，对退回补充侦查程序的规定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公诉人在退查的内部审批上做法不一致、有关退查的法律文书存在过于概括、笼统等问题。在公诉人行使退补权时缺乏审查和监督，容易造成退回补充侦查被任意使用，而补查事项不明、方向不清，也容易造成侦查机关难以具体操作，影响补查的质量。因此，公诉人应以现行法律规定为准绳，规范化执行退回补充侦查的程序，严格规范退查的有关法律文书，接受审查和监督。具体做法是：

1.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应当经过主诉检察官或部门负责人的批准，接受审查和监督。以思明区人民检察院的做法为例，公诉人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应经主诉检察官的批准，第二次退查决定，应经分管检察长的批准。公诉人接受内部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防止退查权被任意使用，减少不必要的退查决定，提高诉讼效率。

2.规范制作退回补充侦查的法律文书。公诉人在填写《退回补充侦查决定书》的同时，应当制作内部公函，并附侦查提纲，写明退回补充侦查的原因和需要查明的具体事项。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侦查机关认定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必须补充的证据材料，二是犯罪嫌疑人遗漏的罪行，三是遗漏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四是程序违法或不完备之处。

（二）健全监督、交流、引导机制

从宏观方面，检察机关部门选择一些退补工作中的常发问题，就侦查人员办案指导思想及办案责任心不强等方面，通过与侦查机关领导、主管部门沟通、督促、发建议函等方式，加强教育和鞭策。同时要求侦查机关对侦查人员的补侦工作质量设立相应的监督考评机制，加强制度保障，这也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落实、体现。

从微观方面，案件审查的承办人要加大引导侦查工作的力度，加强双方的沟通和配合，从退查案件着手，就退回补充侦查的事项详细做好退补提纲，务必使退补提纲对于原侦查案件存在的证据缺陷、补查的目的、方向及证据要求有个详尽清晰的阐述，使侦查人员能够迅速领会承办人的意图，有的放矢地进行补侦工作。必要时，还可与侦查人员一起商讨补侦方案，促成共识。以“人来人往”取代以往的“文来文往”，这种做法将案件的监督与配合结合在一起，同时也较好地解决了侦诉人员沟通不够、检察人员对侦查活动引导不力的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三）提高侦查人员业务素质，确保移送质量

目前，检察机关的检察人员和法院的审判人员业务素质相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要高些，因而提高侦查人员业务素质是避免或者减少补充侦查的根本措施之一。第一，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大培训力度。侦查机关或部门的负责人应通过举办业务培训班（尤其是请检察机关的批捕人员、人员和法院的审判人员授课）、师傅带徒弟、旁听法庭对自己所办案件的审判、一案一总结（尤其是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等渠道和方式，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第二，实行侦查人员高薪制度、职业制度和淘汰制度。目前，有些侦查人员不愿学业务、钻研业务与现行侦查人员的管理体制也有一定的关系。刑事案件发案多、侦破和办案难度大、危险性和心理压力大、庭审方式改革后对证据条件要求高，几乎每天加班加点工作而工资待遇低，家庭生活也顾及不了，干部提拔机会也少，因此，很多侦查人员（特别是刑事技术人员）想调离侦查机关或者部门。基于此，国家应对侦查人员实行高薪制度（或者实行高补贴制度，从经济上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职业制度（规定一定年龄界限，在此期间工作可以给予相应的职务待遇，如科级侦查员、副处级侦查员等）、淘汰制度（如果不钻研业务，不认真履行职责，办理的案件经常退回补充侦查，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就应将其淘汰，调离到其他部门工作）。

（四）建立提前审查制度，严把案件移送质量关

提前审查制度是指案件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之前，侦查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提前审查，但不作正式受理的一种新的公诉制度。目的是审查案件是否符合要求，如符合条件就正式受理，如不符合条件先不作正式受理，列明所收案件待查事项，将案件返还侦查部门进行侦查。这实质上是提前介入制度的延续，但又与提前介入制度不同。提前介入制度是检察人员直接参与案件的侦查，而提前审查制度，只是检察人员对案件进行书面审查，是对案件在侦查后期补充证据时的适时介入，目的是使指导侦查更富成效，避免侦查行为的盲目性，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

（五）建立退回补充侦查跟踪制度，加强对退查案件的监督

检察机关应建立退查案件跟踪监督制度，加强与侦查机关或者侦查人员的联系，提高补查质量，同时也可避免案件流失。案件正式退查后，检察人员与侦查人员要加强联系，询问案件补查进度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与侦查人员共同协商解决。检察人员要注重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发现违法侦查行为及时予以纠正。案件退查期限届满以后，侦查部门不再将案件移送审查，检察机关要及时通知侦查部门说明理由，对案件补查情况和处理结果进行有效监督，防止案件流失。同时，检侦两部门要针对案件退查情况定期不定期地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退补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切实提高退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1] 陈卫东.模范刑事诉讼法典[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高荣华.退回补充侦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N].人民公安报，2005－－（3）.

[3] 孙长永.刑事诉讼证据与程序[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篇7

一、本案审查

（一）对陈某某沟通能力的初步了解

办案人员受理本案后，仔细审阅了侦查卷宗。鉴于陈某某又聋又哑且不懂手语这一特殊情况，及时与其法定人陈某（陈某某之父）取得联系。经询问陈某及陈某某的姐姐得知陈某某上过小学一年级，此后便辍学在家，陈某某能够认识并书写少量汉字。办案人员还向本案侦查员了解了其在办案过程中与陈某某沟通、交流的细节，侦查员除反馈了陈某某能够书写自己名字等少量汉字外，还反馈了陈某某常用自己的一些简单的手势和动作与人进行沟通、交流这一重要信息，如陈某某表示“抢夺”的手势是将右手五个手指并拢、手指向下手背朝上后手腕和手做向上提的动作，陈每次作案前向同案作出这一手势，同案便知是要一起去抢夺财物，陈某某表示“骑车”的动作是模仿人骑摩托车时双手扶车把、双腿作弓形的动作，陈某某表示“吃饭”的手势是右手掌心向上、手指并拢后向口部做向上摇手动作等等。上述情况的掌握为此后的案件审查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针对陈某某的特殊情况进行权利告知

本案陈某某系聋哑人且识字不多，既无法采用口头告知的方式，亦不能完全采用送达文书告知的方式。因此，为了充分保障陈某某的诉讼权利，办案人员采取了“当场在纸张上书写文字并将整个告知情况记明笔录”的方式。具体的作法是尽可能地将权利意思用简单的文字书写出来让陈某某阅读，如“根据法律，你有权请人为你辩护、辩解。”陈某某点头表示理解并书写“我明白”。我们还聘请海南省聋哑学校的手语教师作为翻译人员参与了告知工作。

（三）对证据材料的审查

本案系公安民警在洋浦某超市门前发现正欲盗窃摩托车的陈某某、张力、王强形迹可疑，欲对陈某某等三人进行盘查，陈某某等三人逃跑后被民警追上并制服。民警随后将陈某某等三人带回审查，并从陈某某身上搜出李某被抢身份证、张某某被抢身份证、吴某被盗手机等物品。被害人李某、张某某案发当日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侦查员通过拨打手机内存有的电话号码联系到被害人吴某并对吴某制作了询问笔录。

1.讯问犯罪嫌疑人。经办案人员审查，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对陈某某制作的两份讯问笔录因既未通知陈某某的法定人到场，并且还让陈某某的姐姐作为翻译人员参加讯问，该两份供述无法作为法庭上的证据使用（属于广义的非法证据）。因此，依法对陈某某进行讯问，核实案件事实便成为本案证据审查的重要环节。我们在讯问中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继续聘请海南省聋哑学校通晓手语的教师担任翻译；二是充分保障陈某某的法定人陈某讯问时的在场权、提出意见权等权利；三是在符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讯问犯罪嫌疑人要求的相关规定（如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候首先向其询问其是否有犯罪行为，让其陈述有罪的事实或者做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及讯问笔录制作规范要求的前提下，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以查明案件事实为宗旨依法进行讯问。

以下是对陈某某讯问笔录的部分内容：

……

问：你是否有犯罪行为（书写文字）？

答：陈某某点头（表示认可）并在便条上书写“有的”。

问：你有什么犯罪行为（书写文字）？

答：陈某某在便条上书写“偷”和“抢”。

问：偷了什么（书写文字）？

答：陈某某作出打电话的手势，之后用双手作出是一个方形物品的手势。

问：（检察人员拿出自己的手机），是偷手机吗（手语翻译并书写文字）？

答：陈某某点头（表示认可）。

问：（出示侦查卷宗中被盗手机照片），是偷这个手机吗（手语翻译并书写文字）？

答：陈某某仔细看后点头（表示认可）。

问：（出示陈某某指认在洋浦电影院旁盗窃手机地点照片），是在这里偷的吗（手语翻译并书写文字）？

答：陈某某点头（表示认可），之后作出打开箱子、拿出东西、放在自己身上后跑的连贯动作。

……

整个讯问笔录的制作过程中陈某某的法定人陈某一直在场，制作完成后办案人员亦将笔录向陈某宣读，陈某表示笔录中记录的内容与陈某某的表达一致，办案人员将此情况记名笔录。该份讯问笔录亦由陈某某、陈某、翻译人员签字确认。

2.量刑证据审查。本案证实陈某某系聋哑人的证据有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陈某某系聋哑人的说明材料，以及审查期间陈某某家属提交的陈某某的《残疾人证》。我们认为，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仅能证实侦查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陈某某听力、语言能力障碍的这一事实。根据我国残疾人证的办证程序，残疾人证的发证主体为一般为县区一级残联，而残联决定是否发给残疾人证明的依据主要是医学评定，且办证程序简单，《残疾人证》的真实性、准确性均有待商榷。鉴于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了对又聋又哑的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法定量刑情节以及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五类《残疾标准》中规定了听力残疾标准分为聋（又分为一级聋、二级聋）和重听（又分为一级重听、二级重听）两级，而一级重听也属较为严重的听力障碍。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委托法医鉴定机构对陈某某的聋哑状况作出医学鉴定。经鉴定，陈某某双耳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I级。结合上述两份书证，检察机关依法认定陈某某具有《刑法》第17条规定的量刑情节，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并作为量刑建议向人民法院提出。

二、本案出庭公诉

办案人员在开庭前经过精心准备，制定了详细的出庭预案，讯问提纲力求简洁、明确，举证提纲、顺序以便于陈某某理解作为侧重点，办案人员还在开庭前学习了一些常用的手语知识。

讯问提纲：（1）被告人陈某某，书你看过了吗？（2）书指控你抢夺2次、盗窃1次是否属实？（3）你有无辩解？

以下是举证提纲的部分内容：（1）出示陈某某指认盗窃手机现场笔录及照片；（2）出示被盗手机照片；（3）出示陈某某在审查阶段的供述及示意图；（4）出示被害人吴某的陈述；（5）出示搜查笔录；（6）出示鉴定意见。

另外，检察人员出庭公诉聋哑人犯罪案件还须依法监督人民法院是否通知了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陈某某提供辩护，法庭审理期间陈某某的法定人是否在场，本案人民法院是否适用了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人民法院是否聘请了通晓手语的翻译人员担任法庭翻译（但根据回避制度的相关规定及立法精神，该翻译人员不能与检察机关审查阶段聘请的翻译人员是同一人）等。

篇8

关键词 附条件不 犯罪调查 社区矫正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Non-prosecution System in Minor Conditional

CHEN Minhua

(Chongqing Jiangbei People's Procuratorate, Chongqing 400025)

AbstractCompared tocriminal juvenile crime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minors in peak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there is a strong plasticity, if rashly to prosecution to the court convicted and punished, criminals will never be the label affixed, this extremely conducive to the smooth return to society.

Key words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community corrections

1998 年，我国未成年刑事罪犯人数仅为 33612 人，占总犯罪人数的 6.36%，2008年，该数据已经上升到 88891 人，占总犯罪人数的8.81%。①未成年犯罪数逐年增长这一问题在我国日益凸显。未成年犯罪较之于成人犯罪有着自身特点，未成年人处在生理和心理的发展高峰，有着极强的可塑性，如果贸然将其至法院定罪处罚，就永远贴上了罪犯的标签，这极不利于使其顺利回归社会。近年来，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全面贯彻，刑罚个别化理论以及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深入人心，我国对如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犯罪作了多方探索。未成年附条件不制度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未成年附条件不是指，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根据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在考验期限内，设置一定的考查条件，如果考验期限届满，该犯罪嫌疑人达到设定的条件，就对其作出不的决定，反之，则将其至法院。

1 建立未成年附条件不之可行性分析

首先，建立该制度具有思想基础，我国儒家思想的“仁”，就是对犯错之人，要有宽恕的态度对待，而附条件不起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本来就是实施了轻微犯罪的人，且具有悔过的表现，那么此时对其作附条件不，正契合了我国传统思想。其次，建立该制度具有实践经验。1992年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就对该制度进行了最早的探索，之后不少的地方（如北京海淀区检察院、福建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检察院等②）也相继进行了实践探索，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这为将来正式施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现有的刑事政策也为建立该制度提供了政策支持。

2 对未成年附条件不在当前存在之问题

2.1 检察机关对未成年附条件不决定作出时间是否妥当

在目前实践探索中，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决定是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考察之前，而在考察期满之后则以微罪不的方式终结诉讼。按刑事诉讼法理论，附条件不系不制度之一，其效力等同于法定不、微罪不以及存疑不，具有终止整个诉讼进程的作用，非有新证据或新事实，不得再对被不人提起公诉。若检察机关在考察之前就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条件不，则意味着在对其附条件考察之前整个诉讼已终结，那么之后的考验期以及所附条件是否形同虚设？同理，若考察期设定之前作出附条件不决定，考察期满后作出微罪不决定，这是否也同样有悖于逻辑以及刑事诉讼法理？

2.2 对罪行轻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适用附条件不？还是微罪不？

目前，适用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须满足以下条件：（1）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罪行轻微。（2）认罪态度好。（3）对被害人损失作出了赔偿或补偿。（4）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犯罪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微罪不决定。那么在此情况下，检察机关是适用附条件不？还是微罪不？微罪不一经作出，勿须设定任何考察期限就可以终结诉讼进程，较之于附条件不，犯罪嫌疑人可更快地脱离诉讼程序，检察机关也相应节省了司法资源，但由于微罪不未对未成年犯罪进行帮教，其再犯可能性就相应增加。那么对这两种处理方式的适用范围应如何界定？

2.3 目前考察所附条件缺乏科学性以及帮教缺乏针对性

在当前司法实践中，由于未建立未成年犯罪调查制度，以致于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缺乏详尽而科学的分析，对未成年犯的帮教制度也略显单一化。未成年犯罪诱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因为沉迷于网络，有的是因为沾染了社会不良习气等等，若未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而盲目的设定几个呆板的考察条件，那考察期内的帮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效果亦不言而喻。

2.4 帮教机构的缺失

由于目前又缺乏专门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帮教机构，因此，当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的考察检察机关仍起着主导作用，包括对其设定一定的考察条件，考察期间的回访监督，每月按时收受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思想汇报等一系列活动都是由检察机关完成。检察官既要处理其它大量的刑事案件，又要对未成年犯进行帮教，帮教所取效果自然不够理想。

3 对未成年犯罪附条件不之构建

3.1程序方面之构建

3.1.1 办案流程之设想

对于未成年犯罪附条件不办案流程，结合实践情况，笔者认为按以下四个流程办理较妥当：（1）由承办人考察其是否满足：罪行轻微；认罪态度好；对被害人损失作出了赔偿或补偿；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若满足上述四个条件，则由承办人提交科室讨论。（2）若科室讨论同意适用附条件不后，则由承办人作出书面报告，并将该报告提交检委会讨论。（3）若检委会同意作出附条件不，那么此时由承办人向该未成年犯作出附条件考察，并根据具体情形作出6个月或者1年的考察期限，并附考察达标条件。（4）期限届满后，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达到考察所附条件，那么经检察长批准，对其正式作出附条件不决定。笔者在这里需要说明，在检委会讨论同意后作出的是附条件考察，而在考察期限届满时，才作出附条件不。

3.1.2 适用范围

未成年附条件不适用于罪行轻微且主观恶性不大的案件，对于严重犯罪案件（如、抢劫、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等）以及惯犯理所当然不宜适用附条件不。而按照刑诉不法相关规定，微罪不同样适用于罪行轻微的刑事案件。那么，检察机关对未成年轻微犯罪应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轻微犯罪案件只要满足相关条件，皆应作出附条件不。因为未成年人处在心理发展时期，世界观与价值观尚未定形，可塑性强，可教育挽救性大，对该类犯罪一旦作微罪不处理，虽然从短期看，提高了诉讼效率，节省了司法资源，但其失去了教育的机会，以后再犯罪可能性大，故从长远角度看，这是不利的。

3.1.3 未成年犯罪调查制度之构建

犯罪调查制度在欧美国家及日本是发展较为成熟的一项制度，在对未成年宣告附条件考察前，应对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成因进行调查，这有利于设定考察条件及帮教计划，有利于提高帮教成效。

（1）调查主体。笔者认为，未成年犯罪调查主体应以承办案件检察官为主，但由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成因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有些涉及犯罪学以及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则可能超出检察官掌握的专业和经验，故对于该类案件调查分析，则需聘请相关专业人士（如心理学家）共同调查。

（2）调查内容。未成年犯罪调查，不仅要了解案件基本事实，也要了解其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笔者认为，应调查以下几方面情况：第一，未成年基本情况调查。包括年龄、家庭背景、健康方面的情况、受教育情况、犯罪前后的表现。第二，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兴趣爱好、智力能力、社会交往，有无吸毒史、网瘾等不良嗜好。第三，家庭情况，包括是否是单亲家庭、家庭生活是否和谐、父母是否存在吸毒、赌博等不良嗜好。第四，学习情况，包括学习成绩、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是否跟社会青年有交往。包括犯罪动机、家庭情况、受教育程度等。

（3）调查方式。第一，会见犯罪嫌疑人。通过直接同其接触，可以获取更多直观的信息。根据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谈话，应以结构性访谈为主，非结构性访谈为辅。所谓结构性访谈是指，在会见犯罪嫌疑人之前，检察官应找准了解的重点内容，并罗列好谈话的提纲。而非结构性访谈是指，在同犯罪嫌疑人交谈时，为体现人文关怀，应使用一些柔和关怀性的语言同犯罪嫌疑人进行交谈。为了使会见的整个过程顺利进行，并且获取想了解的信息，这需要检察官高超娴熟的谈话技巧。笔者认为，谈话的检察官中最好有一名女性检察官，衣着便装为宜。此外，对于谈话内容，还应制作笔录，由该犯罪嫌疑人签字按印。第二，走访调查。承办未成年犯罪案件的检察官应深入家庭、学校以及居住的社区，与其父母、邻居、朋友、老师等人交谈，了解其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家庭背景等因素。走访调查时应作好记录，以便更加详尽地了解其走上犯罪道路的成因。

（4）犯罪成因分析并作出帮教计划。在完成犯罪情况调查后，根据所作记录综合分析出犯罪成因，从而制定出相应的考察条件。当时司法实践中，所附的考察条件包括：不违法犯罪，积极参加学校活动及社会公益活动，考试成绩及格，每月按时交思想汇报、考上重点大学等等。笔者认为，当前的考察条件最大的问题是：检察人员在没有深入了解其成因的情况下，机械地适用上述几项条件，从而使得帮教缺乏针对性。如一名未成年因网瘾而犯罪，那么在帮教该名未成年犯罪嫌疑时，应侧重于如何帮助其戒除网瘾。若一名未成年因父母过于严厉而犯罪，那么在帮教该名未成年犯罪嫌疑时，应侧重于如何劝导其父母给予其更多的爱。

3.1.4 帮扶制度

可以引进社区矫正制度：（1）帮扶主体。帮扶主体应由检察官、社区组织、父母、学校老师等人组成，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机构，检察官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帮扶时，应加强与社区矫正机构人员的联系，社区矫正机构由于是基层组织，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同帮扶对象接触，故日常的监督管理应由该机构来完成。

（2）帮扶计划。第一，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每月应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按时交思想汇报，思想汇报的主要内容为每个月其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何进步，如参加了某项义工组织，应附有该月义务劳动的相关证明。第二，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定期回访了进展情况，具体方式是每两个月应到其所在社区及学校，同其父母、社区矫正机构人员、老师及朋友了解其进展情况，并作出记录。第三，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可以邀请心理医生疏导其心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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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刑诉法；辩护律师；权利界定

一、重新定位了律师辩护人的责任

辩护人的职责定位是刑事辩护制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辩护人只有明确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辩护职能，维护辩护的效果。新刑诉法第35条从两个方面对辩护人的职责进行重新定位。其一，取消了律师承担举证责任的要求，有利于律师自由发挥，毕竟证明犯罪嫌疑、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证据材料对于律师这样一个相对于公诉方为弱势的群体而言，不论是调查还是研究证据的难度系数都很大；其二体现了实体辩护和程序辩护并重的精神，突出强调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新刑诉通过这样的方式降低了律师辩护的难度，更充分地发挥控、辩双方的积极性，提高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明确了关于侦查期间辩护律师的权利

旧刑诉中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程度是十分有限的，个别条文的规定甚至可以合法地排除这种介入。律师除了一般的维权活动外，不享有在场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实质性权利，导致律师介入案件时间缩短，不能及时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真实的案件情况。

如今新刑诉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控告，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这样的规定首先将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使律师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争取了有利时间，在权利范围上得以扩大，为在审查阶段、审判阶段的刑事辩护做好了良好的铺垫；其次明确了律师享有会见在押嫌疑人、了解嫌疑人涉嫌罪名等法定权利，能够全面履行辩护人的职责，积极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及时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三、保障了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权利

会见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才可以充分交流案情，确定辩护方向，为辩护进行充足的准备。如果无法做到会见的及时、畅通，则势必会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有效地行使辩护权，进而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为了保证会见权的行使，新刑诉第37条中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职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同时还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包括不在现场监听和采用技术手段监听。”

新刑诉的规定将大大缓解律师会见“受制于人”的难题，有效防止公权力机关对会见有意或无意的拖延，明确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的权利，法律上对律师方便会见委托人给予保障。

四、扩大了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

阅卷权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得不到切实保障，不利于律师辩护，不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由于旧刑诉法没有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可以提出辩护意见和查阅全部案件材料的权利，导致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往往在审判阶段才可以查阅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无法及时了解全案事实，为辩护进行准备。

新刑诉法实施后，辩护律师审查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在检察院全案移送法院后，辩护律师可以查阅全部卷宗材料，而不再只限于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

辩护律师通过阅卷，能够全面审查证据，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及时找出可以影响犯罪嫌疑人罪轻、无罪的证据，便于行使申请回避权等权利，同时辩护律师通过现有案卷材料、证据材料能够预测公诉人的公诉意见，继而从中找到辩护缺口，完善辩护提纲，做好庭前准备工作。这样的法律规定为高效、便捷行使辩护权提供了保障。

五、完善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在司法实践中，公、辩双方往往站在不同的立场，甚至是直接法庭对抗和证据对决，双方都希望拿出自己的有力证据。在这个时候律师能否通过调查得到与公诉方不一样的证据就显得很重要了。然而公诉机关的“合理怀疑”可以启动监督程序，这样会造成不公平的对决，往往司法机关追究律师伪证的警惕性和积极性很高，启动监督程序对律师进行审查，即使罪名不成立，也会影响律师的业务和声誉。这样一来，律师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往往会陷入两难境地，不知如何平衡自身的权利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权利，有时甚至失去了深入了解案情的机会，使辩护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权利无法得到实现。

因此为了保证辩护人申请调取证据和收集证据的权利，新刑诉对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进行了完善。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篇10

关键词：刑事诉讼；卷证材料：内部结构：万能卷宗

中图分类号：D9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4－0099－05

文书、档案等书面材料不仅是人类进入文字社会以来最重要的社会治理技术，也是有关机关和个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固定和保全证据、用以反映刑事诉讼活动情况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由各种证据材料和文书组成的刑事案卷因此受到诉讼各方尤其是控辩裁三方的高度重视。刑事案卷通常又被称为刑事卷宗，是对有关机关和个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获得的各种证据材料、有关机关以此为根据作出的各种处理决定以及反映职责履行情况的书面记录的总称。从内容看，刑事案卷通常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原始证据，如书证的原件、可装入案卷的物证的原物：二是固定、保全原始证据所形成的书面材料，如各种询问或讯问笔录、勘验检查笔录、书证的复制件、物证的复制品等；三是有关机关和个人在行使职权、履行职责过程中所形成的书面材料，如拘留证、逮捕证、搜查证、书、判决书、有关机关的内部讨论记录和决定、评议笔录等。作为刑事案卷核心组成部分的刑事卷证主要是指侦控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制作的具有诉讼效力的各种文书以及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证据材料的简称。刑事卷证在诉讼过程中产生，与诉讼阶段有着密切联系。从诉讼发展的阶段看，刑事卷证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形成于侦查阶段并被装入侦查案卷的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二是在检察官介入刑事诉讼后形成的诉讼文书以及获得的证据材料；三是在审判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因研究范围所限，本文所使用的“刑事卷证”这一概念主要是指侦控机关在审前阶段制作的诉讼文书以及获得的证据材料的总和，原则上不包括审判阶段形成的诉讼文书等材料。

一、我国刑事案卷的内部结构

我国刑事诉讼法根据证据的表现形式将其分为物证和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七种类型，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被有关机关作为证据采纳甚至采信的并不仅限于此。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无论是侦查机关还是检察机关抑或是审判机关，都会把各自的诉讼成果以案卷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以此为根据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为了进一步理清刑事卷证与刑事案卷的关系，下面拟根据有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和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对刑事案卷和刑事卷证的内部结构及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运作过程作一简要介绍。

在由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案件中，对于侦查阶段形成的各种材料，负责侦查的公安人员在侦查终结时应根据其性质和价值整理归类并分别装订成侦查卷(正卷或诉讼卷)、侦查工作卷(副卷)和秘密侦查卷(绝密卷)：侦查卷包括诉讼文书卷和证据卷两部分，分别由各种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组成；侦查工作卷主要由内部请示、报告、讯问计划、调查提纲以及案件讨论记录等组成；秘密侦查卷由与秘密侦查措施的审批、使用过程和结果等有关并且需要保密的材料组成。对于依法应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将侦查卷即本文所说的侦查阶段形成的刑事卷证移送给检察机关审查并由其作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至于侦查工作卷和秘密侦查卷，则不随案移送，而是由侦查机关自行保管。

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的案件，检察机关审查后如果认为符合提起公诉的条件，也应对审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和公安机关移送的材料整理归类并分别装订成侦查卷、公诉卷和检察内卷：除了侦查机关移送审查时移交的侦查卷内包含的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外，审查阶段形成的侦查卷还装有检察机关在自行调查取证过程中制作的诉讼文书和取得的证据材料以及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后移送的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公诉卷由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以及“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构成，但以书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为主；检察内卷主要由阅卷笔录、审查报告、讯问笔录、书草稿等组成。案卷整理完毕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必须将公诉卷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虽然侦查卷依法不应在提起公诉时随案移送，但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可以出示、宣读或播放该案卷内的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并当庭或在庭后按照有关规定移交给合议庭。此外，无论是在提起公诉时还是在审判结束后，检察机关都不移送检察内卷，而是由其自行保管。

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法院审判结束后也应对控辩双方提交的材料以及审判过程中形成的材料整理归类并分别装订成侦查卷、诉讼卷和副卷(有些法院没有把侦查卷和诉讼卷分开，而是将有关卷证材料合并成正卷)。侦查卷主要由检察机关移送的各种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组成。诉讼卷包括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移交的书、立案登记表以及法庭审判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诉讼文书，如庭审笔录、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裁定书、判决书、宣判笔录等。副卷主要由案件承办人的阅卷笔录和审查报告、庭审方案、合议庭评议笔录、审委会讨论记录以及其他不宜公开的材料构成。同

从刑事案卷各个组成部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运行过程可以看出，不但侦查阶段形成的正卷(包括诉讼文书卷和证据卷)和审查阶段形成的公诉卷是将侦查、公诉、审判等前后相继的各个诉讼阶段有机联系起来的纽带，而且其中的证据卷对有关机关是否作出移送审查、提起公诉、判决被告人有罪等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既然“刑事程序的流转及司法决策的作出皆以各种证据和文书材料构成的案卷为主要载体”，我们在此有必要对本文所说的“刑事卷证”的内部结构从侦查卷和公诉卷两个角度进一步加以说明。

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格式(2002版)》和2003年《公安专业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侦查卷中的诉讼文书卷由辩护人在审查阶段依法有权查阅、摘抄、复制的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构成：前者通常包括受理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与强制性侦查措施有关的法律文书、与回避有关的决定书、结案文书等；后者包括鉴定聘请书、鉴定书、检验材料以及鉴定结论通知书等各种技术性鉴定材料。作为侦查卷核心的证据卷通常包括以下内容：物证的原物或照片，书证的原件或复制件，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证人等所作的书面陈述，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侦查实验笔录，辨认笔录，调取或扣押物品和文件的清单，查询、冻结存款或汇款的通知书以及解冻通知书，与案件有关的各种情况说明或证明材料，等等。

对于公诉卷的构成。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

为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在此基础上先后对各个组成部分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或说明：(1)书应当一式八份，每增加一名被告人另外增加五份；(2)证据目录应当是前收集的证据材料的目录，即凡是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收集到的证据材料，无论是在侦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还是在审查过程中收集到的，无论是否有利于被告人，也无论检察机关是否打算在法庭审判过程中使用，都应列入移送给法院的证据目录；(3)证人名单应当包括在前提供了证言的证人名单，也就是说，凡是在前提供了证言的证人，无论其是否拟出庭作证，也无论其提供的证言是否有利于被告人，检察机关均应将其列入证人名单；(4)主要证据包括书中涉及的各证据种类中的主要证据，多个同种类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证据，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自首、立功、累犯、中止、未遂、正当防卫的证据。

二、法德刑事卷宗的内部结构

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目前所实行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脱胎于中世纪后期欧洲大陆的纠问式诉讼模式。卷宗在纠问式诉讼模式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可以说是决定被追诉人命运的根据：法官在作出裁判之前要进行较长时间的秘密侦查，调查收集到的证据材料均要放入卷宗：法官在作出裁判时根本不听取被告人和证人的口头陈述，而是直接以该卷宗为根据。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在对传统纠问式诉讼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基础上确立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但因受纠问式诉讼模式下发达的卷宗制度的影响，仍然极端重视卷宗(dossier)的作用，普遍要求各个诉讼阶段都应制作详细而完整的卷宗，刑事卷宗的内部结构因此极为庞杂。在大陆法系国家，侦控机关负有客观公正的义务，在审前阶段形成的各种文书以及通过调查取证获得的各种证据材料，无论是否有利于被追诉人，都要纳入卷宗。装有侦控机关侦查“成果”的卷宗是“通用”卷宗，检察官、辩护律师和庭审法官均可充分使用。下面拟参照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法德刑事卷宗的内部结构作一简单介绍。

在法国刑事诉讼中，案卷(卷宗)的地位至关重要，因为任何案件只有以案卷的形式才能提交法庭审理。一般来说。移送给法院的案卷至少应当包括如下内容：确认犯罪事实的笔录，被告人的“犯罪记录”。被告人向警察所作的辩解或说明，证人证言，关于犯罪人个人情况的简单介绍。对于法国审前刑事案卷的内部结构，澳大利亚学者Bron Mckillop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根据BronMckillop的亲身观察和描述，在法国的重罪案件中，审前阶段形成的案卷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文件卷宗(Pieces de Forme)，共有47份文件，具体包括文件和物品清单、警察向预审法官移送材料的备忘录、警察就启封情况制作的报告、被告人更换律师的信件、有关人员要求成为民事当事人的信件等。第二部分是有关被告人个人情况的卷宗(Renseignements et Personnalite)，共有47份文件，具体包括与被告人有关的各种证明文件(如出生证明、前科记录和服兵役的情况证明等)、预审法官向被告人询问其个人情况所形成的笔录、预审法官要求警察进一步询问被告人个人情况的授权委托书、警察向有关人员(如被告人的亲属、邻居、朋友、咨询人)询问被告人个人情况所形成的笔录、有关被告人心理和病理情况的报告、预审法官在被告人收到前述询问笔录和报告后会见被告人时形成的笔录等。第三部分是有关审前羁押情况的卷宗(Detention Provisoire et Controle Judiciare)，共有6份文件，包括预审法官签发的临时羁押令、预审法官征求检察官意见的文书、检察官要求延长羁押期限的请求书、羁押听证记录、羁押期限延长令等。第四部分是有关案件事实的侦查卷宗(entitled Pieces de Fond)，是整个案卷的主体，共有170份文件，其中一些文件自身就是微型卷宗(如弹道报告和照片)。本部分卷宗又由两大块构成：第一大块共有57个文件，详细记载了警察在初步调查之前和初步调查中的取证情况，大致包括一份长达7页的调查情况概述、询问嫌疑人和16位证人的笔录(涉及案件事实和嫌疑人的个人情况)以及一份物品和文件清单；第二大块共有113个文件，记录了预审法官亲自或警察在其监督下进行的侦查活动，大致包括预审法官讯问被告人的9份笔录(7份涉及事实问题、2份涉及被告人的个人情况)、9份专家报告、8份涉及检察官和预审法官相互交换意见的文件(5份是检察官的请求书、3份是预审法官的书面答复)。此外，在法国的轻罪案件和违警罪案件中，根据Bron Mckillop的考察，审前阶段形成的刑事案卷由笔录和文书两部分构成：前者包括讯问被告人笔录、询问证人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相册、物品清单、侦查笔录、书证、鉴定、报告等一系列证据性材料：后者包括传票、搜查证、收据、通知、说明等文书。

在德国刑事诉讼中，侦查权由检察官享有，警察是检察官的辅助官员，但在具体的侦查过程中，警察往往独立实施侦查行为，只有在侦查结束时才会把有关卷证材料移送给检察官，因此，侦查阶段形成的卷宗主要反映了警察的侦查过程以及所取得的成果。根据德国学者约阿希姆・赫尔曼在《一个案例两种制度一美德刑事司法比较》一书中的描述，侦查阶段形成的卷宗大致包括以下材料：警察根据报案人的陈述制作的备忘录；警察制作的说明无法取得搜查令状的详细原因的记录；警察搜查嫌疑人后根据记忆制作的对搜查过程和结果进行描述的报告；警察搜查结束后制作的搜查笔录和扣押物品清单；警察事后制作的有关被害人情况的报告；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笔录：警察实验室制作的概括指纹检验结果的报告；犯罪现场照片；询问被害人过程中录制的磁带；根据录音带制作的询问被害人的笔录；从被害人处调取的物证；警察事后制作的表明被害人同意由警察保管物证的备忘录：警察制作的请求检察官提出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动议的简短备忘录；检察官在审查警察移送的案卷(卷宗)副本后作出的批准警察羁押申请的命令(决定)；检察官为法官准备的详细说明羁押具有必要性的理由的羁押令草稿；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记录信息；侦查法官在阅读检察官移送的案卷(卷宗)原件和羁押令草稿以及听审的基础上针对犯罪嫌疑人签发的羁押令；侦查法官和法庭书记官共同制作的羁押听证记录；警察在搜查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场所后制作的搜查扣押报告以及询问知情人的笔录；警察在扣押物证后请求检察官向法官申请证据保全的备忘录：检察官批准向法官申请证据保全的命令；侦查法官在阅读检察官提交的卷宗和证据保全申请后的批准扣押的命令；警察询问可能与案件有关的人员的笔录；可能与案件有关的人员向警察提交的医疗报告复制件；医生向警察出具的被害人伤势报告；警察侦查终结时制作的对侦查过程和结果进行总结的侦查终结报告；律师向侦

查法官提出的要求对嫌疑人暂缓执行羁押令的申请；侦查法官制作的把律师申请送交检察官办公室并要求检察官提交意见的备忘录；检察官制作并附在新增卷宗后的表明是否赞成对嫌疑人暂缓执行羁押令的备忘录；侦查法官的是否对嫌疑人暂缓执行羁押令进行听审的命令：法庭书记官制作的暂缓羁押听审笔录；侦查法官作出的对嫌疑人暂缓执行羁押令的决定。

德国检察官虽然有权亲自进行侦查，但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很少这样做，从检察官收到警察移送的侦查终结报告和卷宗后所从事的活动的记录可以看出这一点。根据赫尔曼的描述，检察官介入侦查后形成的案卷材料主要有：检察官制作的要求警察进一步询问证人的备忘录：警察按照检察官的要求并在事后向检察官提交的进一步询问证人的笔录和照片辨认报告；警察向检察官补充提交的可卡因检验分析报告；警察向检察官提交的被害人详细描述被盗物品清单的信件：检察官针对犯罪嫌疑人制作的刑事处罚令申请、刑事处罚令草稿、关于嫌疑人在缓刑期间所要履行的义务的附加决定草稿以及要求撤销对嫌疑人的羁押令和暂缓执行羁押令的条件的申请；检察官针对被告人提出的详细写明案件事实、指控罪名、相关侦查结果和证据等事项的正式书：检察官对下属作出的包括复印卷宗、准备扼要卷宗副本、把刑事处罚令申请和附加决定草稿、正式书以及卷宗副本送交法院等要求的命令。

三、英美刑事案卷的内部结构

关于英美法系国家是否存在刑事案卷的问题，我们必须正确理解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曾经说过的如下一段话：“在英国，诉讼程序经过周密准备，使当事人间的分歧点非常明确并用一些问题表现出来，对这些问题可用‘是’或‘否’来回答”，“诉讼程序最后达到公开庭审，通过完全口头的举证办法把分歧点搞清楚一听取证人的证词，证人由双方的律师依次提问，案件没有任何‘卷宗’，一切应在庭审时口头进行，以便让以前不识字的陪审团能够形成意见”。达维德的本意是英国的刑事审判坚持严格的直接言词原则，证人必须亲自出庭作证，在作为事实裁判者的陪审团面前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审前阶段形成的卷证材料不具有预定的法律效力，因此，“案件没有任何‘卷宗’”并不意味着英美法系国家的审前阶段不存在案卷。事实上，从美国学者弗洛伊德・菲尼在《一个案例两种制度一美德刑事司法比较研究》一书中以一起假想的盗窃、抢劫案件为例对美国刑事司法制度运作过程所作的描述可以看出，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警察和检察官一样，英美法系国家的侦控机关在审前阶段不但要开展一系列的调查取证工作，而且要同步或稍后对整个调查取证过程、获取的案件信息以文字形式加以固定，进而形成一系列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如警方的犯罪记录、逮捕报告、犯罪嫌疑人陈述记录、后续报告、搜查证及宣誓书，决定时还包括控告书、继续羁押命令、医疗记录、被告人陈述等。此外，根据菲尼的描述，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法官和陪审团在刑事诉讼中的活动情况和结果通常也会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活动情况记录包括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记录、要求排除有关证据的动议以及支持该排除动议的要点和根据的备忘录等：法官和陪审团的活动情况记录包括羁押令、有关被告人无罪答辩情况和决定预审的笔录、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裁决、法庭书记官在庭审过程中制作的庭审笔录、陪审团裁决、法庭判决等；缓刑官根据法官的命令针对被告人制作的量刑报告。尽管如此，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并不存在装有所有侦查“成果”并且可供控辩裁三方无条件共同使用的“万能卷宗”：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审前阶段，控辩双方传统上分别就有罪和无罪证据进行独立的对抗性调查，任何一方都没有协助对方的义务，但随着一系列制定法和判例法的出台，控方不但被赋予向辩方披露信息以帮助其辩护的义务，甚至还承担了全面调查收集证据的职责；不过，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辩护人享有全面查阅控方案卷材料的权利不同，控方的信息披露义务在英美法系国家存在敏感性资料(sensitive materials)、工作成果(work product)等诸多例外；此外，与大陆法系国家往往将审前阶段纳入卷宗的信息材料与证据相等同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控辩任何一方在审前获得的材料只有在法庭上当庭以口头方式提供并经过对方质证之后才能视为证据，否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下面拟以菲尼假想的共同盗窃、抢劫案件(本文将该案中的两名被追诉人分别称为甲和乙)为例专门对审前阶段形成的控方案卷材料的内容加以说明。

根据菲尼的描述，在警察侦查活动中形成的案卷包括以下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警察根据报案人的陈述制作的报案记录；警察制作的包括犯罪现场的情况以及已经采取的措施等内容的犯罪报告；警察制作的对逮捕犯罪嫌疑人甲时的具体情况进行描述的逮捕报告：印有米兰达警告、表明犯罪嫌疑人甲理解警告的含义并且自愿与警察交谈的证明表；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甲的同步录音；犯罪嫌疑人甲的供述摘要；表明逮捕犯罪嫌疑人甲存在合理根据的声明；说明地方、州和国家记录中都没有犯罪嫌疑人甲以前曾经被逮捕或定罪的报告；通过计算机提取的地方、州和国家记录中关于犯罪嫌疑人乙曾经被逮捕和定罪的核查报告；对逮捕和询问犯罪嫌疑人乙的情况进行描述的逮捕报告；在询问犯罪嫌疑人乙的过程中同步制作的录像带；表明逮捕犯罪嫌疑人乙存在合理根据的声明；犯罪现场调查人员(警官)从不同角度对犯罪现场拍摄的照片；犯罪现场调查人员从犯罪现场提取的拐杖、螺丝刀、指纹等物证；犯罪现场调查人员制作的对犯罪现场调查结果以及在警察局进一步检测的结果进行展示的后续报告；警察制作的包括会见和询问被害人的过程和结果等内容的后续报告；记录了警察与被害人的电话谈话内容以及此后当面谈话内容的第二份后续报告：有警察签字保证其内容真实性的搜查证宣誓书；由检察官助理草拟并由值班法官签署的搜查证：警察在搜查过程中扣押的储物盒、购物袋和可疑等物证；警察根据搜查过程和结果制作的后续报告；记录警察会见和询问犯罪嫌疑人乙的情况的后续报告：记录警察对犯罪嫌疑人乙在工作场所拥有的物品进行搜查和扣押的情况的后续报告；记录了目击证人对案发经过的叙述以及照片辨认情况的后续报告；被害人向警察提交的被盗物品清单；警察制作的有关被盗物品发现经过的补充报告；警察实验室制作的可疑检验报告：警察局技术人员制作的指纹检验结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