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投资证券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企业投资证券，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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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项目的选择决不是漫无目的的搜寻，而是应该根据企业既定的投资战略，以企业自身投资能力为基础，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项目选择。没有方向性的项目选择不但浪费大量的财力、物力，而且往往无法发现真正适合企业的项目，错失良好的投机时机。

1、基于企业投资战略的项目选择

企业的投资战略为项目的选择指明了方向，稳定型投资战略要求企业的投资围绕企业现有业务领域、现有市场进行核心多元化或者至少是相关多元化投资。因此，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必然会围绕现有产品进行纵向或横向的信息搜寻。所谓纵向是指向现有产品的上游或下游延伸，横向是指丰富产品类型以覆盖更多的细分市场。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都要求企业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搜寻项目信息；与此相对应，创新型投资战略要求企业跳出现有的业务框架，开发全新的产品或拓展新的市场，甚至是在完全陌生的领域进行投资。但这种投资并不意味着四处开花，毫无方向，它必须以企业的投资能力为基础，以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延伸。

2、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项目选择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企业拓展的能力边界。企业必须明确的知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是品牌影响力、管理能力、人才储备、技术水平，抑或是规模实力。无论是稳定型投资战略下的纵向、横向扩张，还是创新性投资战略下的完全多元化都不应该脱离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控制范围。例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品牌影响力，那么企业就应该在原有行业领域内，而不应该和原有业务脱离过大，否则品牌影响力就无法得到有效的延伸；如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才储备，则需要进一步明确人才结构，技术人才充足的企业显然适合投资于产品的研发，而销售人才充足的企业则适合新市场的开拓。由此可见，在企业投资战略为项目选择提供了基本的方向后，企业核心竞争力再次确立了信息搜寻的范围及中心。

3、基于企业投资能力的项目选择

企业投资能力是由企业资金实力、现金流状况、筹资能力等因素共同决定的，投资能力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规模，包括单个投资项目的规模和企业总体投资规模。投资项目规模的确定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投资能力决定了投资规模的可能性，就总体投资规模而言，企业投资能力决定了它的边界，超越自身能力的投资规模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对于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它必然是在总体投资规模内的，另外从分散风险的角度，企业不可能将所有的资源投资于某一个项目，这种项目风险将会是致命性的，一旦项目失败将威胁到企业的存亡。因此，企业对单个项目投资规模的确定必须在投资能力的基础上考虑风险分散的要求；其次，客观条件决定了投资规模的可行性，这里的客观条件包括物质技术条件、市场规模以及经济效益等。物质技术条件决定了投资项目的性质，资本密集性、技术密集性和管理密集性行业所要求的投资规模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市场规模决定着项目发展的空间，进而决定了投资规模的边界。经济效益通过项目不同规模下的边际收益率和企业资金成本间的比较，准确地界定了项目投资规模的临界点。企业总体投资规模及单个项目投资规模的确定再次缩小了投资项目选择的范围，这不仅有助于企业提高项目选择的效率，而且大大的节约了企业资源的耗费。

二、投资战略的制订

企业投资战略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是和整体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相应于企业的创新发展和稳定发展两种基本战略，投资战略也有两种基本战略，即创新型投资战略和稳定型投资战略。企业选择创新发展还是稳定发展，取决于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取决于对市场前景和企业态势的把握。而选择投资战略方向（产品－市场选择）与确定投资战略态势（竞争分析）构成了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它们构成了企业投资战略选择的前提。在明确了企业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投资战略的选择包括投资战略类型、投资时机选择和投资项目的优化组合。

三、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是整个项目投资的核心部分，是项目决策的主要依据。因此，可行性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直接关系着企业投资的成败。一份良好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该做到对项目的前景和项目未来的运行轨迹作出精确的估算，从而保证项目决策的成功率。

可行性研究有三种类型：机会研究、初步可行性研究和技术科技可行性研究。机会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为项目投资方向提出建议，即在一个确定的地区和行业内，以市场调查为基础，选择项目，寻找最有利的投资机会；初步可行性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对机会研究认为可行的项目进行进一步论证，并据此作出是否投资的初步决定，是否进行下一步的技术经济可行性研究。

机会研究和初步可行性研究更多的是对项目的风险、技术方案、经济效益等要素给出粗略的评价，往往限于数据选择的补充分，评价局限于定性的层次，无法精确的描述项目前景。而技术经济可行性研究才是整个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核心部分，它必须在收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对项目的各项要素给出完整的定量分析，用准确的数据对项目进行评价，它是项目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是项目或方案抉择的主要依据之一。

技术经济可行性研究包括项目前景预测、技术方案评价、财务评价、社会和环境评价等重要内容，每个部分都拥有许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评价方法和工具，本文不欲对此做简单的罗列，而将重点对企业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忽视的环节进行讨论。

1、项目风险评价

一般而言，项目风险评价包括自然风险、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管理风险等诸多方面。在进行风险评价时，我们往往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组合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可完整的给出各类风险对项目的影响，但往往忽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从而影响了评价的准确性。

首先，我们在利用单因素风险分析中所确定的相关性以及根据各风险因素的重要性所确定的权重进行多因素组合分析时，忽略了各风险因素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影响了整体风险评价的准确性。

其次，我们在风险评价时只局限于项目本身的风险分析，而忽视了企业同时投资的多项目之间，甚至是项目和企业自身所从事的业务之间的相关性。这关系到企业整体运行的稳定性和企业风险分散的有效性。

因此，我们在进行项目风险评价时，必须要对各项目风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合理的估算，以准确的分析项目风险的影响程度。同时，要对各项目之间以及与企业已有业务之间的风险相关性，从整体上提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2、项目能力分析

项目能力分析同样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它包括技术、管理、资金等各方面的因素。企业实际可行性研究中关注最多的往往是技术和资金能力的分析，因为这两个方面是最为直观，同时也是无法逾越的，但其它方面的因素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管理能力在项目可行性研究中容易被忽视，一方面是因为管理能力本身就无法准确的度量。另一方面，项目本身对企业管理能力的要求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评价上的难度使得企业往往忽视这方面的考量，或者倾向于过度自信地评价自身的管理能力。这必须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对某些项目而言，管理能力往往比技术能力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管理也是生产力，管理决定着技术成果能否成功的实现商品化。

我们在进行资金能力分析时，注重的是企业的资金实力和筹资能力，这决定着企业能够向项目投入的资金量。但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在能够提供项目所需资金量的同时还需考虑风险分散的要求。同时，企业自身不同的状况也制约着项目资金的使用能力。对于自身业务现金流不充分的企业，如果新增投资项目有着同样的状况必然会进一步恶化企业现金流动性。而对于负债率过高的企业，不适合投资建设期长、资金回收慢的项目。

3、经济效益评价

项目经济分析是可行性研究的核心，这方面有着大量成熟的方法和工具。在现行的方法中，一般采用的是静态和动态相结合，以动态分析为主的分析方法，采用了能够反映项目整个计算期内经济效益的内部收益率、净现值等指标，并用这些指标作为判别项目取舍的依据。

净现值法的特点是强调对投资运转期间货币的时间价值和现金流量风险的考虑。其最常用同时也最完善的做法莫过于利用经过风险调整的现金流量和资金成本率计算净现值。然而，在实际中，一项投资的实施除了能带来一定的净现金流量外，还会带来其他无形的收益（资产）。因此，作为对传统方法的补充和纠正，实物期权法在项目可行性研究中被越来越广泛的采用。这种方法要求企业将项目的每一步投资看作一个期权，项目给企业带来的除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外还包括对进一步投资或在新的领域发展的期权。例如，对一项新技术的投资，目前来看经济效益不佳，但如果不投资，企业或许就永远失去了在这一技术路线上的发展机会，因此这一项目的投资意味着企业购买了一份未来继续投资的机会和权利。

四、投资项目的决策

投资项目的决策包括对单个项目的取舍和多个项目投资额度的确定和优先次序的选择。

对于单个项目，企业需要考察的是项目内部收益率是否能够达到要求，相对于企业筹资成本，能否取得正的净现金值，项目投资所带来的期权价值以及项目投资所带来的项目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多个项目的决策，企业往往会根据投资项目的经济评价指标对项目进行排序，以此确定项目的投资次序。这种决策方法的问题在于忽略了项目之间风险的相关性，无法实现收益和风险的最佳均衡。因此，我们在多项目决策，即决定资源如何在项目间分配时，不仅仅需要考虑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和风险特征，还需要衡量各个项目以及新项目和企业现有业务之间风险的相关性，在确保投资效益的同时实现投资风险最小化。

鉴于项目投资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企业在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和决策时一定要遵循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坚决杜绝决策程序的随意化和形式化，要深入的考察和权衡项目的方方面面，并将项目纳入到企业整体中加以系统的考量。这样才能确保企业投资项目的成功率，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本文对项目投资的选择和决策做了简要的思考，并对企业实际操作中容易忽视的环节进行了探讨，以期能对企业的实际工作有所帮助。

【备注】

【1】许世刚,茅宁.不确定环境下项目投资决策的实物期权方法[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1:65-69

【2】陈海芳,宋平.管理期权在项目投资决策中的应用[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18-20

【3】郭百钢，韩玉启.基于实物期权的项目投资决策方法科学管理研究.2004.2:73-76

【4】李向红.内含报酬率法在项目投资决策中的不足与完善[J].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32-33

【5】李晶莹，刘金兰.投资组合理论在实体项目投资中的应用[J].商业研究.2003.13:26-27

【6】黄浩.项目投资的模糊多属性决策[J].经济师.2006.4:256

【摘要】项目投资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无论是项目的搜寻还是决策都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才能提高项目投资的成功率。同时，在项目评价过程中引入投资组合、实物期权的概念对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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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券投资银行运行和资产情况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数据来看，我行发展至今已有多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规模日益壮大。多年至年，是我行的探索发展阶段，据统计，共完成了只新股首发、只配股的主承销项目，为企业募集资金亿元，其中为省企业募集资金亿元。

多年是我行的转折年，这一年共计完成了只配股、只新股首发的主承销项目，实现了全国券商排名中配股承销家数第名、新股承销家数第名、为客户筹集资金第名、上市推荐家数第名的出色业绩。在多年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主承销商信誉积分排名中列第位。

年-年是我行走向成熟和平稳发展的年。年开始资本市场的发行制度改为核准制下的通道制，银行拥有了条主承销项目通道，位列同类券商之首。多年完成只配股主承销项目，在全国券商排名中配股主承销次数排名列第位，推荐上市项目家数排名列第位。多年-多年共计完成只新股首发的主承销项目，实现募集资金亿元。

2009年，我行对新股发行询价制度准备充分，确保了和份顺利发行，也使股份成为停止新股发行前的最后一只成功发行的新股。只新股的发行占多年中小企业板新股发行总数的%。这一年，行里在全国券商主承销项目排名中，按承销家数排名并列第，主承销项目综合排名列第，募集资金排名第。

二、证券投资银行具有的独特优势

第一，从地域划分来看，经过几年的发展，我行的业务和客户已经实现了“冲出、走向全国”的战略目标。-多年,银行主要承做包括、、、、配股工作，累计实现募集资金亿元，其中为省企业实现募集资金亿元,基本围绕省内开展承销业务，占我行累计实现募集资金的%。-多年，我行逐渐开拓省外市场，挖掘潜力客户，并卓有成效。这年中，我行承做家主承销项目，包括、、的配股和、、、的新股发行工作。这些客户主要集中在、、、等地区，并建立了良好的市场基础和口碑。

第二，从客户类型看，我行的客户逐渐显现出从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转化的趁势。近多年，我行主承销的新股发行项目中、、、、等均属于民营企业，占主承销项目总数的%。

第三，从客户的规模来看，主要为中小企业且在行业中属于龙头地位的企业。如是产业的龙头企业、是的上市公司，是国内生产和销售规模最大、产品种类最齐全的生产和销售企业。

第四，从业务品种来看，由传统的承销融资业务逐渐向创新业务等业务拓展，逐步实现业务品种多样化。多年成功完成了集团与并购项目。它的成功不仅将成为证券市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项目，而且对于我行而言，是战略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标志着我行的投资银行业务成功地实现了拓展业务领域的战略目标。我行在注重业务创新的基础上，适应形势，抓住机遇，紧跟市场脉搏，对市场上出现的业务新品种，积极参与，抢占新业务的市场占有率。截止月中旬，我行完成股改项目家，已进行股改流程的家，还有部分储备的股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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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投资银行业，风险，风险防范

 

我国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的业务从起步到现在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还存在着诸如规模过小、业务范围狭窄、缺少高素质专业人才、过度竞争等许多问题。受证券市场发育不足、发行公司不规范运作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投行业务风险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在目前股市持续动荡的情况下，投行业风险日益凸出，并已成为制约大多数证券公司发展的瓶颈之一。防范、化解投行业务中的风险，是当前上市证券公司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上市证券公司的投行业务中存在的风险进行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风险研究可以为证券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特别是在完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方面提供参考，可以为上市证券公司如何构建健全、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提供借鉴，也可以帮助广大中小投资者了解证券公司面临的风险以及自己在新股投资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及时调整投资策略，保护自身利益。

1上市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现状

当前我国证券公司投行业务涉及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的承销及保荐上市、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企业改制及辅导、企业购并及资产重组、政府财务顾问、项目融资、理财顾问等方面，并提供其他相关的综合性投融资咨询服务，但毫无疑问证券承销才是投行业务最本源最本质的特征，后文中也主要围绕证券承销展开研究探讨。

2009年，随着新股发行的恢复和创业板的开闸，IPO、公开增发、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等齐头并进，各种融资方式的功能得以恢复风险防范，尤其是中国债券市场发展迅猛，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同比增长79.65%，创历史新高，城投债成为企业债券市场主要品种，给公司投行业务发展带来了机遇。上市证券公司根据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变化形势，及时调整了证券承销业务结构和工作重心，重新构建业务管理组织体系，完善激励机制，加强证券承销团队建设，业务拓展实行“条块结合”，积极培育属地市场，有效配置公司各类资源，不断加大项目储备数量，推进项目申报进程，以进一步提高证券承销业务的盈利水平。2009年，13家上市证券公司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近7成，“靠天吃饭”的承销业务净收入整体得到大幅度增长（如表1）。在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中，承销业务的收入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除海通证券和太平洋证券外，11家已年报的上市证券公司证券承销业务净收入达46.67亿元，同比增长了近55%，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6.66%，与2008年相比略有上升。

11家上市证券公司中，中信证券证券承销业务净收入依然排在榜首，达到19亿元，占其营业收入的8.63%；西南证券和招商证券分列二、三位，但与中信证券相比差距明显。

从证券承销业务净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比重来看，所有证券公司的占比都在10%以下，东北证券承销业务净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比重最轻，只有0.65%，以不足130万元的承销净收入位列榜尾。

在承销金额和承销次数方面，中信证券以3632.39亿元承销额和396次承销远远领先于其他证券公司。此外长江证券、招商证券和宏源证券承销金额也比较大，太平洋证券承销金额最少。

表1 2009年我国上市证券公司证券承销情况统计（单位：亿元）

 

证券公司

营业收入 承销金额 承销次数 承销收入 承销收入占总收入比例（%）

宏源证券

东北证券

国元证券

长江证券

中信证券

国金证券

西南证券

海通证券

招商证券

太平洋证券

华泰证券

光大证券

29.20 308.93 114 1.71 5.86%

19.93 303.08 2 0.013 0.65%

21.85 105.48 12 1.18 5.40%

31.94 466.84 147 1.86 5.82%

220.07 3632.39 396 18.99 8.63%

14.15 82.40 33 1.22 8.62%

20.53 160.11 28 1.65 8.04%

99.40 296.76 96 3.69 3.71%

86.80 361.72 18 4.77 5.50%

8.35 16.40 31 0.057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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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权益验资询证的含义

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权益验资询证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在为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金验资时，向企业注册地所在外汇局发出《外资出资情况询证函》，外汇局根据中国外汇管理政策的相关规定，对外方出资的合规性和真实性予以确认，从而出具固定格式的《询证回函》，同时对实际利用外资进行统计的一项制度。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时，在外汇局办理了外汇登记；其后外方权益注入时，外汇局通过账户管理系统、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国际收支申报系统、结售汇信息管理系统和电子口岸联网核查系统对相关数据进行核实，并与企业设立之初登记信息相互核对，因此能够确保外商出资的合规性，也能提高实际利用外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由于中国对资本项目下外汇仍然实行管制，外汇局对外方权益流入的环节能有效监管，资金流向均有交易记录，交易数据从金融机构会计系统直接产生，因此，外资企业验资风险较内资企业验资要小得多，会计师事务所向外汇局申请验资询证，能够获取外方权益注入的准确信息，能够减少虚假出资和抽逃注册资本的风险，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业务开展。

二、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出资形式和验资询证类型

(一)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形式和出资形式

外商投资企业从设立形式来看，可以分为新设企业(也称“绿地投资”)和并购设立两种基本形式。从出资形式来看，外方可以采取以下出资方式：(1)境外流入现汇出资；(2)外方以境内合法来源的外汇出资(如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原币划转)；(3)人民币利润再投资；(4)因境内企业清算、股权转让、先行收回投资、减资等所得再投资；(5)实物出资；(6)无形资产出资；(7)已登记外债、应付股利转增资本；(8)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9)外方收购中方股权和资产；(10)外方以境内股权出资等。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注册资本发生变动时，包括增资和减资，均应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向外汇局办理验资询证。外方股东收购中方股权或者资产，因为不涉及企业注册资本变动，外方仅需作转股外资外汇登记，不需要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办理验资询证。

(二)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权益验资询证类型

根据外方权益资金流动的方向，可以将验资询证业务分为流人类和减资类两种类型，流人类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权益的增加；减资类就是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权益的减少。外方权益流入可以采取上述十种形式，同时对应着以下四种验资询证类型。

1.现汇出资询证。主要是解决外方境外、境内现汇出资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会计师事务所持工作联系函、验资询证申请(流入类)、外国投资者出资情况询证函、投资资金如来源境内银行应提交境内原币划转核准件等材料办理，外汇局审核无误后出具“所询外汇账户系由我局批准设立”的回函意见。

2.实物出资询证。为了核实境外实物投资是否向境外付汇，有无重复验资登记，会计师事务所持工作联系函、验资询证申请(流入类)、外国投资者出资情况询证函、无外汇指定银行和外汇局专用章的进口报关单、商检部门或质量部门出具的“商品价值鉴定书”等材料申请办理验资询证，外汇局通过进出口报关单联网核查系统查询，确保进口货物没有对外付汇情况下，出具“所询进口货物报关单与核查系统相符且未凭以付汇”的回函意见。商检部门价值鉴定机构对出资实物的价值鉴定金额与进口货物报关单或进境货物备案清单金额不一致的，以商检价值鉴定金额为准。中外合作有限责任公司的外国投资者以实物出资的，其价格可以由合营各方评议商定，不能提供商检部门或者质检部门出具的“商品价值鉴定书”的，应提供合营各方评议商定的投资实物的价值证明文件。

3.无形资产出资询证。由于无形资产出资不涉及收付汇行为，外汇局主要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提交的联系工作函、验资询证申请(流人类)、外国投资者出资情况询证函、拟出资的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报告等材料，进行数据统计，并出具“所询企业外方无形资产出资已登记、本回函仅具有证明其已登记的效力”。外汇局对无形资产评估价值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只能审查实际出资形式、出资金额是否与外商投资企业设立之初的约定相符。

4.核准件询证。外方以人民币利润再投资，因境内企业清算、股权转让、先行收回投资、减资等所得再投资，已登记外债、应付股利转增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外方以境内股权出资等，均需要外汇局对其交易行为核准，并且出具相应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核准件验资询证的主要目的是证实核准件的真实性，对核准交易的项目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割完成。这类验资询证相对简单，外汇局都有前期信息，会计师事务所向外汇局提交工作联系函、验资询证申请(流人类)、外国投资者出资情况询证函、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等材料即可，外汇局审核实际出资形式是否与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相符，如果审核无误，出具“所询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核准件系由外汇局签发”的回函意见。

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权益减少也需要办理验资询证，一方面外汇局能够准确统计实际利用外资变动情况，另一方面，还可以审核外方减资所得权益在境内外处置情况，会计师事务所应提供联系工作函、验资询证申请(减资类)、外国投资者出资情况询证函等材料，外汇局审核无误后，出具“该企业减资事项已经我局验证并登记”的回函意见。外方对未到资部分的注册资本减少出资的，无需办理验资询证手续，外方只是减少了出资义务，只需在外汇局办理外汇登记变更即可。

三、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权益验资询证注意事项

(一)实际缴款人与验资股东名称可以不一致，如果名称不一致，应备注说明

实际缴款人名称主要是从资金流入的SWIFT报文(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银行进账单和银

行人账单来识别。特别是SWIFT报文中有汇款人名称、汇款路径、汇款银行、收款人名称、收款银行等重要信息。验资股东名称主要从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和章程中判断，通常都有外方股东的标准中文全称和外文全称。通过对SWIFT报文实际缴款人名称和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上验资股东名称的比较，可以非常容易识别实际缴款人与验资股东名称是否一致。外汇局认可实际缴款人与验资股东名称可以不一致，但是由此而产生的非外汇管理方面的问题由申请验资询证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外商投资企业承担相应责任。建议对实际缴款人名称和验资股东名称不一致的，会计师事务所要收集董事会决议、实际缴款人代验资股东出资的协议，并且在验资报告中进行备注说明，从而减少业务风险。

(二)非注册币种外汇资金的汇率折算，以外方资金进入资本金账户当天、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的中间汇率为准

非注册资本金币种涉及到汇率折算，外汇局规定，应以外方资金注入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账户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的中间价来确定，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从中国人民银行(pbc.省略)和外汇局(safe.省略)官方网站查询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港币、英镑的中间汇率，其他非主要币种中间价可以进行套算确定，而不再沿用外汇买入价和卖出价的平均价格来确定。

(三)外方实际出资可以适当超出资本金账户最高限额，但是不得超过有关管理规定

因汇率变动，外方分期分批汇入的资金有可能超出资本金账户核定的最高限额，但是其累计超过部分不得超过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账户最高限额的1％，且绝对数额不得超过等值3万美元。如资本金账户最高限额为100万美元，其实际流入资本金不得超过100+100×1％=101(万美元)，而不是100+3=103(万美元)；又如资本金账户最高限额为1000万美元，其实际流入资本金不得超过1000+3=1003(万美元)，而不是1000+1000×1％=1010(万美元)。外方实际出资不得低于资本金账户核定的最高限额，不足部分应及时补齐。

(四)外商投资企业只有先进行验资询证，并且取得验资报告后，外汇指定银行才能办理资本金结汇使用

根据外汇局《关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有关业务操作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8]142号)规定，自2008年8月29日开始，外商投资企业向银行申请资本金结汇，事先应当经会计师事务所办理资本金验资，外汇指定银行不得为未完成验资手续的资本金办理结汇，也就是说，外汇资金先要验资询证，然后出具验资报告，最后才能结汇使用。

(五)为了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外汇局对验资询证材料进行了适时简化，但是并不意味着会计师事务所仅限收集这些材料

自从外汇局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上线后，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账户开立、出资形式、资金流动情况都可以通过系统适时查询，因此外汇管理部门不再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资本金账户开户核准件、SWIFT报文和银行进账单等材料，但是会计师事务所为了顺利开展业务，并不意味着不再收录这些证明材料。

(六)验资询证业务的开展实行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地属地管理

外商投资企业仅就外方出资部分向外汇局询证，中方出资部分不需要向外汇局询证。外汇局对外商投资企业验资询证业务实行注册地管理，也就说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选择会计师事务所，但是会计师事务所接受验资业务后，只能向外商投资企业注册地外汇局申请验资询证业务。

(七)验资报告中必须附上外汇局验资询证回函

为了说明每笔资金流入在外汇局已经办理验资询证，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的验资报告中必须对每笔资金流入附上对应的回函，多笔资金流入对应一个验资报告的，不得少附验资询证回函。询证函回函都有固定格式，回函上加盖有“外汇局资本项目外汇核准章”。每年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时，外汇局对当年外方有出资的外商投资企业要审核验资报告，并且将出资形式、出资金额与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核对，从而监测是否存在虚假出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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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围绕着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税的争议还提出了深层次的税法理论问题，例如，应当如何理解并适用股权转让的所得税规则，是否应当在判断应税交易时贯彻“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现行的股权转让所得确认规则本身是否存在瑕疵，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杨文所引发的外商股权转让争议，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视角来透视我国股权转让交易的形式与实质，并进一步检讨股权转让课税规则本身。

案例之争：三种不同的分析径路

为分析之便，笔者将案情简要概述如下：

A 出资80 万元设立甲企业，拥有100% 的股权。经营一段时期后，甲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为90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80 万元，盈余公积5 万元，未分配利润5 万元。然后，A 将甲企业的全部股权作价100 万元转让给B.B 马上将该股权作价110 万元转让给C.对于上述两起股权转让交易中应税所得的确定，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分析径路：

第一，基于常识判断，A 与B进行的转让是不同的交易。B 做了一笔股权的转手买卖，100 万元买进随即110 万元卖出，处置股权的收益为10 万元。这是一笔最纯粹不过的财产转让所得，理应全额计入B 的应税收入中纳税。相反，A 作为原始股东转让股权，转让差价20 万元（100-80）不全是股权转让所得，而是包含了一部分投资积累收益，应分别适用相关的税法规则。

第二，杨文的处理方式。杨文依据《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分立、股权重组、资产转让等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的暂行规定》（国税发[1997]71 号，以下简称“71号文”）的有关规定：“股权转让价是指股权转让人就转让的股权所收取的包括现金、非货币资产或者权益等形式的金额；如被持股企业有未分配利润或税后提存的各项基金等股东留存收益的，股权转让人随转让股权一并转让该股东留存收益权的金额（ 以不超过被持股企业账面分属为股权转让人的实有金额为限），属于该股权转让人的投资收益额，不计为股权转让价”，对两个股权转让交易进行了相同的税务处理：从A、B 各自的股权转让价中扣除相当于甲企业保留盈余部分的10 万元（这是免税的股权投资收益），剩余的转让价与成本价的差额作为股权转让收益，由此得到的结果是B 的股权转让收益为0，即没有应税所得。这一税务处理显然与常识相悖。

第三，李文的处理方式。李文不同意杨文的意见，认为B 有股权转让收益10 万元，甲企业保留盈余部分10 万元属于B 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而不能确认为B 的投资收益。这一结论，与常识理解是一致的。但是，李文用来反驳的依据是对两项股权转让交易进行的财务会计处理程序，它无法解释杨文所依据的税法规则。而且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逐渐分离趋势下，财务会计程序更难以成为税法上确认应税所得的依据。

所有的讨论还必须回到税法本身来，因为杨文对B 股权转让交易的税务处理至少从表面上看符合现行税法71 号文—— B 在转让股权前也享有甲企业的留存收益部分。然而，杨文适用71 号文而得出的最终结果，与基于常识对B 的股权转让行为的判断始终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冲突。那么，究竟是杨文对7 1 号文的理解有偏差，还是71 号文本身有问题？

怎样理解71 号文：税法规则的立法目的与意义

一般来说，股权投资通常获得两种收益，一种是投资人在持股期间作为股东从被投资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即“持有收益”。另一种是投资人最终转让或处置股权时，因转让收入高于取得股权的成本所获得的收益，即“处置收益”。我国税法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原则：（1）对于股息（利润）所得，投资方如果是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参见《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9 条，《实施细则》第18 条）；如果是内资企业，则适用抵免规则（参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18 号）。（2）对于财产转让所得，则需要全额计入投资方的应税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区别处理的目的在于避免重复征税，因为股息上已经承担了被投资企业一层的企业所得税，不宜再在投资方这一层重复征税，而财产转让所得则只有转让人这一级的所得税。

虽然股权的“持有收益”与“处置收益”看起来界限很分明，但二者其实是有交叉的，体现在股权“处置收益”中很可能包含着一部分股息性质的所得。它对应于投资人在转让股权前应分享的被投资企业的累计盈余公积与累计未分配利润。如果被投资企业事先将这些保留盈利全部分配给股权持有人，它们属于股息所得，可以享受免税或抵免的待遇。如果被投资企业不分配，这些留存盈余就会导致股权转让价格增高，（注：这里隐含的一个假设是股权转让价与净资产价值直接相关。但是，现代财务管理理论对股权的定价并不拘泥于企业的净资产或保留盈余，最有代表性的方法是根据企业未来创造的现金流或未来各年度支付的股利进行贴现所得到的现值之和。斯蒂芬·A·罗斯等著，吴世农等译：《公司理财》，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年，第86 页。这个问题很大，关系到我国股权转让所得税规则的逻辑基础是否成立，笔者已另文专论，恕此处暂不展开。）从而导致股息性所得转化为全额征税的股权转让所得，增加了投资人的税负，客观上也造成重复征税。在这个意义上说，通常学理上所称的“股权处置收益”还可以更进一步细分为“纯处置收益”与“持有收益”，后者就是指股权转让收入中可能包含的上述股息性所得。71 号文正是基于避免对股权转让所得中的持有收益（即股权投资所得）进行重复征税的目的，而规定可以从股权转让价中扣除股息性质的所得。既然是出于“消除重复征税”的目的，它也就隐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所扣除的股权投资收益应当是一种“真实的”、而不仅仅是“名义上”或者“形式上”的股权投资收益，在这种收益上确实存在着税法“重复征税”的潜在可能，否则，税法做出上述规定的意义就失去了，反而可能成为滥用、逃税的借口。具体到实践中，它要求在判断是否应当对股权转让收入做扣除时，注重交易的实质分析，而不仅仅是看被持股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是否有留存盈余。

透视两起股权转让交易的实质

从交易的实质来看，案例中的两起股权转让交易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存在股权投资所得，另一个则不存在股权投资所得。具体来说，在A 转让股权予B 的交易中，对于转让人A 而言，其转让甲企业股权的收益为2 0万元（股权转让价100 万元- 股权成本价或出资80 万元）。其中，A 在转让股权前享有甲企业的累计盈余公积5 万元和累计未分配利润5 万元，这是A 当股东期间甲企业经营活动所获盈利的一部分，本可作为股息分配给A 而未分，因此，A 的股权转让价中体现了这部分股权投资收益的价值10万元（5+5）。同时，这些留存盈余在理论上都已经承担过甲企业层面的所得税，（注：只所以说理论上，是因为我国现行税法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两免三减的政策，因此，企业的留存盈余上可能并没有实际承担税负。不过，只是我国税法在特定时期实行的特殊政策，它与股权转让所得规则的内在原理之间并不矛盾。）因此，为避免重复征税，应当从股权转让价100万元中剔除10 万元。在这个交易中，A 的股权转让收入中隐含的持有收益与纯处置收益可以比较清楚地辨析出来。

相反，B 与C 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就完全不同了。对于B 而言，虽然其取得甲企业股权后也享有该企业股东权益中的累计盈余公积5 万元和累计未分配利润5 万元，但这些保留盈余并不构成B的股权投资收益，因为它们已经包含在B 为取得股权而支付给A的100 万元中，成为B 的股权成本价的一部分。即使B 取得股权后立即将这部分保留盈余进行分配，它们也只是降低了B 取得股权的成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投资收益。况且，顾名思义，股权投资收益应当是投资人在股权持有期间被投资企业新增盈利而分享的收益。B 取得甲企业的股权后马上就转手卖出了，甲企业尚未发生任何变化，这是纯粹的股权处置收益，怎么可能产生“股权投资收益”？

综言之，A 与B 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正是属于7 1 号文的规则希望提供保护的交易范围，因为这个交易中存在着面临重复征税风险的股权投资收益。但B 与C 之间的股权转让交易就不同了，它只是纯粹的股权转手交易，并未产生股权投资收益，也就更不存在重复征税的潜在威胁，因此不能适用“从转让价中扣除股权投资所得”的规则。

至此，对于案例中的两起股权转让交易，基于常识的判断与基于税法目的论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

交易实质差异的另一种视角：长期投资v.短期投资

李文从财务会计处理程序的角度对A、B 两项股权转让交易的辨析，给读者展示了透视交易实质的另一个视角。但是，该文有一些致命的缺陷，例如，混淆了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忽略了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的区别。这些缺陷导致其论证在理论上无法成立，不过，它依然可以启发读者从税务会计的角度来分析案例中的股权交易。

第一，A 持有甲企业的股权属于长期股权投资。依照现行税法，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成本是稳定不变的。当投资方收到股息红利时，就确认有投资收益——股息所得；如果没有收到，就不确认。因此，在本文讨论的案例中，A 投资于甲企业所实现的净利，分配给A 的应当按照股息所得处理，保留在甲企业中的暂时不发生税法上的后果，也不能调整A 的股权投资的计税成本。这样，最终转让该长期投资时，转让价中自然包含着一部分投资收益。

第二，B 的取得股权并转让，并不属于“长期股权投资”，而是一种“短期投资”，甚至可以说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买卖（只不过买卖的标的是“股权”）。对于这种短期投资的处置收益，迄今为止，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处理原则是一致的，即：交易差价构成处置收益；取得成本中包含的并在取得后收到的利益，在取得之时冲减取得成本。

借助于李文的启发，从税务会计的角度对两起股权转让交易进行分析，再次展示了二者之间本质的差别：以A 为转让人的交易属于长期投资的范畴，以B 为转让人的交易属于短期投资的范畴。税法如果以鼓励长期投资为目的，自然会对二者适用不同的课税规则。

几点启示

通过梳理围绕着外资股权转让所得确认发生的争议，可以对现实中的股权转让交易形成更为丰富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并适用相关的税法规则：

第一，股权转让交易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而是有着不同的具体情形。当前的案例之争展示了“原始股东进行的转让”与“股权转手交易”两种情形，它们可能只是实践中最常见的类型而已。虽然目前在税法上尚无对此明确而清晰的定性，但是如果对它们进行相同的税务处理，不仅有悖常理，更重要的是不符合股权转让所得税法所确立的相关规则的基本目的。

这也提示税务实践工作者，在适用71 号文时，应当同时关注特定股权转让交易的形式与实质，不能简单地贴上一个“股权转让”的标签就完事大吉。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中围绕着企业股权转让的所得确认之所以争议迭出，甚至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多个文件后依然争议不断，恐怕与人们一直以来把“股权转让”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忽视股权转让交易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有关。

第二，对税法规则的适用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不是照搬条文就可以了。对于一些高度抽象的税法原则或者某些非常技术化的规则，还应该去探索这些规则蕴涵的立法目的或者政策意义，从而能够更准确地理解规则，适用规则，这对于实务工作者尤其重要。本文对股权转让交易应如何适用71 号文的分析路径，其背后理念是关注交易实质而非交易形式，依照税法的目的来对抽象的税法规则进行解释，这些都是各国税法奉行的“实质课税”或者“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具体体现。这一原则在我国的税收理论与实务界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既往的研究大多是依据该原则来解决避税、对非法收入课税等税收难点问题，较少用于对税法本身的目的性解释。本文也算是在这方面进行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吧。

第三，通过分析笔者认为，现行税法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所得的规定过于粗略，缺乏对基本概念的解释以及对交易类型的划分，客观上给人们的准确理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对现行股权转让所得税规则进行修改，明确规则的适用条件，对股权交易类型加以必要的细分，给纳税人更为明确的指引，从而推动我国的股权转让交易实践健康、顺利地发展。

「注释

[1]各国税制比较研究课题组编著·公司所得税制国际比较[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2]解学智·国外税制概览：公司所得税[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凯文·E·墨非，马克·希金斯著·解学智，夏琛舸，张津译·美国联邦税制[ M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4]陈影，徐晴·论实质课税原则的适用[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

[5]杨春盛·企业改组、改制过程中的税务处理[J]·涉外税务，2004（2）。

篇6

[关键词]证券税制；证券流转环节；税制结构；政策建议

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体系是由证券发行环节针对证券机构所课征的营业税和印花税，证券交易环节课征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及证券持有、转让环节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所构成。总体而言，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体系在结构上不合理、税收政策工具单一、税负不公、重复课税和税负过重现象严重，导致其在筹集财政收入、抑制证券投机、调节社会分配和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显得乏力。因此，我国当前证券税制改革不应仅仅停留在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上，而应着力完善证券市场中各个证券品种在证券各个流转环节中的相关税收政策。

一、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存问题分析目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对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来实现的，但是从实际的税收调节效果看并不理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单一的印花税税种设置和单一的印花税税率调整，根本无法发挥税收杠杆在证券市场中的调节和分配功能。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证券发行环节尚未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按照国际税收惯例，各国政府一般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即一级市场）申请发行并登记许可的所有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而我国目前在该环节主要针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手续费（佣金）收入全额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营业税，而不是按净额征收，而且还包括收取的价外费用（如代垫的费用）;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企业发行债券和股票所取得的收入，按“产权转移书据”

税目课征印花税；对上市公司发行有价证券取得的溢价收入，按“营业账簿”税目课征印花税。从实质上看，我国尚未对证券发行环节发行的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由此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和税收政策无法对证券发行市场发挥税收调控的作用。

2.证券交易环节征收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制度性缺陷。目前我国在证券交易环节（即二级市场）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该类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缺陷：（1）它实质上是就股票交易金额所征收的一道交易税，偏离了印花税作为凭证税种的内涵，而且被赋予了多重目标或功能[1,2],承担了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和遗产税或赠与税等多个税种的功能，因此不符合税收法理。（2）它仅就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征税，对其他证券品种（如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期货、投资基金、国家股和法人股等）及一级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的证券品种都不征税，税基偏窄，不仅造成税收收入的严重流失，而且造成一级市场的原始股投资者和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者之间、场内交易者和场外交易者之间、股票与其他证券品种之间的税负不公[3]。（3）它不区分交易时间、交易主体、交易金额，也不区分买方和卖方[4],均按现实交易额征收相同比例的税收，税率设定单一且税率偏高，导致证券税收对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大户利用资金和信息优势操纵股市的调控能力被削弱，中小投资者的实际税负较重，而机构和大户投资者税负较轻，不能体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的证券税收原则。

3.证券持有环节存在税负不公和重复征税现象。目前我国在证券持有环节主要针对个人持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除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的利息外）按照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个人所得税；企业持有权益性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按照2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税①。我国目前课征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存在以下问题：（1）税负不公。一是上市公司之间的税负不公，比如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税负更轻；二是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税负不公，只对个人股而不对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利征税；三是仅对个人投资于股票获得的股息及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对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不征税；四是居民企业与非居民企业的税负不公。（2）缺乏对企业和个人股息、红利重复征税的规避机制②。《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与其其他所得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而个人取得的上述所得是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而来的，再对个人获得上述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又不存在扣除项目，就会产生经济性重复征税现象。（3）对个人证券投资所得课税的税率低，对机构投资取得收益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可能造成企业采取“公款私用”的办法，以个人名义买卖各类证券以部分逃避企业所得税，甚至造成企业管理层私分证券投资收益。

4.证券转让环节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国际上对于证券转让所得（即买卖价差或增值收益）,区分投资者已实现收益和未实现收益分别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目前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关于证券转让所得课税的现行规定为：企业转让股权和债权等取得的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5%的税率课征企业所得税；对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封闭式投资基金、开放式投资基金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从2006年1月1日起，对年所得l2万元以上的个人要求自行申报纳税，其中就包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及个人股票转让所得。总体而言，我国现行相关规定存在以下问题：从个人证券利得收入来看，以投资者每次买卖价差为计税依据课征20%的所得税（除股票外）,没有区分证券市场投机收益与投资收益以及投资者持股时间长短，一律按同一税率计税，难以起到引导长线投资，遏制投机的作用；从企业证券利得收入来看，将其与企业其他经营所得合并课征25%的所得税，与国际惯例不符。许多国家为了刺激企业投资，都非常注重实施差异性的课税政策，一般将企业该收入与其经营所得区分开来，并按持股时间长短课以轻于经营所得的税负，以鼓励企业法人之间相互持股，促进企业集团化经营的发展。

5.证券转移环节用证券交易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证券转移（即非交易转让）环节的所得包含证券赠送、继承、赠与等方式使证券财产权属发生变更而取得的所得[5]。由于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因而也没有开征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目前对A、B股赠送、继承、赠与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实际上用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不符合国际惯例和税收法理。

二、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进建议基于对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要真正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须构建一套与证券发行、交易、持有、转让和转移等各流转环节相配套、前后各环节相协调的，由多税种构成、多环节调节的复合性税制体系。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证券发行环节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应就在一级市场和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国库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等所有证券品种在发行时所取得的登记许可证征税，并按照上述不同证券品种分别制定相应的差别比例税率，还原证券交易印花税是针对产权转移书据或合同征税的本来面目，以改变目前证券发行市场流转税空白的局面，这不仅可以调节证券发行市场的发行价格，缩小证券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的收益差额，还有助于两个市场的衔接和共同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为了做到有法可依，建议税务主管部门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来立法。

2.证券交易环节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代之以证券交易税。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就提出在适当时机开征证券交易税，取代对股票交易征收的印花税[6]。我们在前述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开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前提下，应取消当前二级市场上征收的名不符实的股票交易印花税，代之以证券交易税①。证券交易税设计如下：（1）课税对象为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可转换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派生证券品种等，但因继承和赠与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移行为应纳入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征税范围。（2）纳税人为证券交易的卖方，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交易和转让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应包括未上市交易和转让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实行单向征收，受让方免税，这样可以增加卖方的转让成本以至限制证券卖出，有助于形成证券持有人的“惜售心理”，延长持有期限，有利于扩大证券市场容量。（3）计税依据为各类投资群体与券商或证券经纪人在交割时的实际成交价格。（4）税率设计时应力求兼顾抑制过度投机和保持资本流动性，实行以低税率为主，并按不同证券品种、不同交易方式及持有期限长短，设计富有弹性的差别比率税率。对不同的证券品种实行差别税率，能有效地对某些券种加以扶植，体现国家的投资融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的交易方式实行差别税率，如对通过交易所进行交易的证券品种制定较低的税率，对通过柜台交易或其他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证券品种制定较高的税率，有利于促进集中交易；按证券品种持有时间的长短实行差别税率，即证券持有时间越长适用的税率越低，有利于抑制过度投机行为。（5）税收征管上实行由证券交易所、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代扣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方式。

3.证券持有环节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我国仍应保留对企业和个人的证券投资所得分别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但需进行以下改进：（1）上市公司之间以及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投资所得应一律按法定的所得税税率征收，以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证券市场改革目标。（2）对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证券投资所得逐步实现按相同比例税率课税，以实现投资者之间的税负公平。（3）遵循国际惯例，将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逐步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4）对于企业和个人的长期与短期投资收益实行差别税率[3],其中，长期投资收益应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5）为了鼓励再投资，对股息、红利、利息用于再投资的，应实施适当的减免税政策。（6）构建消除企业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所得重复征税的机制。国际上通常采用以下方式来消除或缓解股息重复征税②：一是扣除制，即允许被投资公司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全部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仅就扣除后剩余的部分课征企业所得税；二是双率制，即对被投资公司利润分为已分配利润和保留利润，前者适用较低的税率，而后者则课以较高的税率；三是抵免制，即把被投资公司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股息红利所得从个人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四是免税制，即将投资者个人的股息所得不纳入个人的应税所得，不征个人所得税。笔者认为，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新兴和转轨市场阶段，筹集财政收入是其重要目标之一，因此选择扣除制或抵免制是较为合理的；即企业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不课征企业所得税，而由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或允许将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息和红利所得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从个人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这样，既可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征税。

4.证券转让环节择时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由于证券买卖价差收益或增值收益毕竟不同于股息、红利所得和企业经营所得，从健全和完善证券税制、维护税收公平、实现社会公平分配和加强国家对证券市场调控的角度来看，选择合理时机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是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③。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设计如下：（1）课税对象为从事证券交易行为因买卖差价而获取的收益，既包括在证券交易场所进行交易因卖出价高于买入价而取得的收益，也包括出售所持有的原始股而取得的高于原始股购买时所支出的份额的收益。（2）纳税人为从事证券买卖取得收益的法人或自然人。在实践中，存在有证券交易开户人并非实际操作人的现象，从严格管制税源角度出发，应以名义主体为纳税人而无论是否由其亲自操作。（3）计税依据为投资者已实现的价差收益或增值收益，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已实现增值收益才对已实现转让或增值收益征税。（4）税率设计需要根据不同证券品种、投资期限长短、投资者类别和交易量大小等实行差别税率，税率从低①。具体而言，根据证券持有时间长短、投资数额大小[7],并区分正常交易所得和投机易所得，实行超率累进税率。对持有期较长者课以较低的税，而对持有期短者课以较高的税；对交易量大、获利较多的投资者可以采取高税率征收，而对交易量小、获利较少甚至亏损的投资者采取低税率或在一定程度上免税。（5）税收优惠。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免资本利得税或抵免已纳的资本利得税。关于以前年度的投资损失，机构投资者可以沿用企业所得税有关亏损弥补的规定，以连续五年为弥补期限；个人投资者可以以一年取得的证券转让所得为一次来计征个人所得税，投资损失允许以连续五年为弥补期限并规定每年的弥补限额。（6）税收征管上采取源泉扣缴法，委托证券公司及经营机构通过沪深交易所计算机网络实行按年代扣代缴。同时，要建立纳税人与扣缴人的双向申报制度，由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分别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5.证券转移环节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证券作为一种有价证券，代表了一定的财产，为达到收入公平分配、缓解贫富差别，应对证券财产的遗赠征税②。目前，我国可以考虑把继承和赠与的证券列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按20%的比例税率课税，待正式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后，再将此部分列入两税的征收范围。按照国际惯例，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无须单独设立税种，可并入一般财产税和赠与税。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课税依据是证券的市场价值，由于市场价值始终处于不停顿的波动之中，具体处理上可考虑取遗赠生效之日的市场价格，非上市有价证券可以按其面值计算。纳税义务人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我国目前可采用从价征税，实行有免征额的超额累进税率，免征额根据亲疏程度而确定。证券持有人提前将有价证券变现的，在继承或赠送现金之时仍应对现金财产征收遗赠税。个人将有价证券赠送给国家鼓励的教育基金、养老基金、科学基金或其他公益事业的，经税法认定可予以免税[8]。同时，应健全证券财产申报制度和登记制度，提高公民纳税意识和税收征管水平。

[参考文献]

[1]钟伟，李娜。我国证券业税收制度初探[J].税务研究，2003,（9）。

[2]单新萍。改革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路径选择[J].经济管理，2006,（3）。

[3]王长江。中国证券税制：问题与改革[J].财政研究，2006,（10）。

[4]易茜。我国证券税制的框架设计[J].税务研究，2007,（11）。

[5]陈赵戟。我国证券收休系的研究[J].税务研究，2005,（1）。

[6]刘佐。中国证券税制的发展[J].税务研究，2007,（11）。

篇7

关键词：证券投资 特点 风险性 管理措施

市场经济是面向所有资金持有者的产业平台，社会主义市场交易活动可在法律范畴内任意进行，这些都推动了市场剩余资金的流通运转。为了摆脱传统产业收益不足的局面，现代金融业为资金持有者们提供了广阔的投资平台，帮助资金持有者实现经营收益的持续增长。与此同时，对于证券投资活动潜在的市场风险，企业或个人投资者也要做好市场风险评估，及时采取有效的抗风险处理措施，把投资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一、证券投资作用

作为金融产业比较重要的活动构成，证券投资是创造收益的有效方式，由投资者们参与股票、证券等产品的买卖，按照预定周期交易之后赚取相应的差价，最终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水平。在宏观调控政策引导下，金融行业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就，其对社会主义市场产生了巨大的推动意义。

（一）筹集资金

借助证券活动可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尤其是发展中企业通过证券交易活动，能够在短时间内筹集到经营所需的资金数目，为日常经营活动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例如，中小企业是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主力军，中小企业规划对市场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资金缺乏是中小企业难以扩大发展的根本因素，解决资金筹集问题可依赖于证券交易活动，按照特定周期为投资者提供收益，减小了企业承当的资金运作压力。

（二）优化管理

资金链收支是企业经营的主要活动之一，关系着固有资金额度的调配情况，并且对资金收支具有宏观性的影响作用。借助证券投资扩大了资金链的收支范围，同时为企业管理给予了优化性的指导，帮助经营者解决实际营运中的决策性困境。企业可以建立现代化管理模式，利用市场交易方式解决内控管理问题，并且引导资金链收支的均衡性。对于管理局势落后的企业，也可利用证券交易活动锻炼市场营运能力。

（三）辅助调控

国家在发挥经济调控职能阶段，利用证券交易搭建金融产业调控平台，服务于广大投资者的交易活动，这些都是颇具经济意义的交易行为。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国家干预金融产业发展的力度越来越大，这是宏观干预经济事业的有效方式，降低了传统证券经济体制的风险系数。而证券投资能够反映金融市场的变化趋势，为国家参与调控给予了先进的指导，广泛收集与金融相关的市场资料，全面提升了国家调控金融经济的政策性作用。

二、证券投资的主要风险形式

作为金融产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证券投资在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对投资者提供了广阔的收益平台，也为集资者们创造了更多的资金储备方式。因社会主义市场环境尚处于改革阶段，证券投资活动还处于风险期，任何一项证券投资都有可能带来不同的风险问题。证券投资项目执行阶段，其风险形式主要包括：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等两种，这些都关系着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情况。

（一）系统性风险

是指由于全局性事件引起的投资收益变动的不确定性。系统风险对所有公司、企业、证券投资者和证券种类均产生影响，因而通过多样化投资不能抵消这样的风险，所以又成为不可分散风险或不可多样化风险。例如，国家经济政策变动限制了金融业的发展空间，对金融产业、证券市场、经营企业、投资个人等造成全面性的影响，这种风险是对金融体系的市场冲击，风险具有系统性、全面性等特点。

（二）非系统风险

是指由非全局性事件引起的投资收益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在现实生活中，各个公司的经营状况会受其自身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跟其他企业没有什么关系，只会造成该家公司证券收益率的变动。把证券投资主体范围缩小，其是企业或个人投资的一种行为，从主体角度分析投资的风险性，往往是由某一个局限性因素造成的，这类风险不是系统性的，仅仅是对投资主体造成的风险损失。

三、证券投资前期市场风险特点评估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证券投资市场运筹范围不断扩大，为各类投资者们提供了市场交易活动空间，带动了金融产业链的稳步运转。证券投资前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投资者不仅要纵观整个市场行情的变化，还要对各类项目收益额度进行全面性的分析，找出一套适合本项目投资的运作方案。针对上述两种风险形式，证券投资前期要做好风险特点的评估工作，再提出切实可行的资金调配方式。证券投资风险特点评估结果：

（1）客观性。由于证券市场的风险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其具有客观性特点，这是不受主观意识变动的风险问题。详细来说，证券投资风险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甚大，尤其是市场环境变动会带来价格变动，投资者买入与卖出价格差额超标，直接导致了投资者盈利水平的降低。

（2）未知性。风险是未知的，固然具有未知性特点，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都无法预知风险发生的时间。证券投资受到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对于投资收益预期水平无法感应，同时也难以判断风险对行业造成的具体损失，这些都来源于投资决策的不可预知，以及外界环境变动对投资造成的风险影响。

（3）破坏性。证券投资风险问题形成，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或是对投资者决策产生误导作用，或是对金融体系营运产生危害，这些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尽管证券投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但其造成的破坏性具有不利作用，投资者往往会蒙受惨重的损失，这也是所有证券投资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四、从投资准则优化风险控制体系

基于金融产业体系优化调整背景下，证券投资前期市场风险问题受到了普遍关注，投资者们对风险评估与控制方式更加重视。为了避免证券投资决策失效造成的不利影响，投资方应坚持良好的投资准则，严格规范证券交易活动流程，才能把风险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一）统筹原则

按照统筹兼顾原则能够实现产业效益的最大化，帮助证券投资者带来预定的收益额度。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的不稳定性，证券投资在创造收益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风险。投资者要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额，对证券投资进行全面性的分析，掌握投资风险以提前做好应急处理对策。当遇到市场风险时期，要从收益与损失两个方面给予调控，保障投资项目收益达到理想状态。

（二）分散原则

证券的多样化，建立科学的有效证券组合；证券投资在分析、比较后审慎地投资。市场经济开始走向多元化发展趋势，经济投资活动也应朝着多样性方向发展，从而保障了资金投入的收益性。对于证券投资而言，资金持有者要选择不同的投资方向，减小资金的集中密度。例如，购买股票时，可根据市场行情选择几种股票进行投资，一方面分散了风险损失，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收益来源的途径。

（三）投资程序

确定投资方案、选择证券经纪商、办理证券交割、办理证券过户。投资程序执行情况对最终收益也有影响，必须要做好详细的投资操作规划，按照特定流程执行证券交易方案，进而实现市场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证券投资前期要做好准备工作，对投资交易活动实施全面性的分析，探讨市场交易秩序的具体方案，对证券交易潜在风险执行综合判断，尽可能减小风险投资失效带来的资金损失。

五、科学应用证券投资方式防范风险

经过较长时间的编制与规划，金融行业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调控体系，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执行了一系列的营运决策。证券投资前期市场风险具有广泛的危害性，处理不当则会导致投放资金的完全流失，并且对金融体系稳定性造成多方面的危害。科学利用证券投资方式是很有效的对策，根据实际情况执行投资方案，降低了证券投资的风险系数。

（一）证券套利

利用证券的现货和期货价格的差价进行套买套卖，从中获取差额收益的活动。一般情况下，当现货和期货价格差异到一定程度，投资者可根据收益额度大小及时买卖交易，避免证券囤积过久而耽误了最佳收益，这也是减小长期投资风险的可行性办法。证券套利交易方式要考虑投资周期，并且对证券产品价格波动时刻关注，选择最佳时机完成交易。

（二）证券包销

对于新发行的证券，按一定的价格全部予以承购，即在证券发行前线按全价给发行者，再由银行向市场公开发售；发行者按规定付给银行一定的包销费用。“包销”投资可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投入，扩大投资方在证券市场的占有率，经过分销之后，可大大减小投资者的风险承当范围，并且降低了经济损失额度。

（三）发行

银行利用其机构网点和人员等优势，发行证券的的单位在证券市场上以较有利的条件发行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从中收取发行手续费的行为。对于这种投资，市场风险系数很小，即便出现了市场性的经济危机，也有庞大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基本可以对投资者全面赔偿，避免投资失效而引起的经济损失。

六、结束语

证券投资是金融产业盈利的主要方式，在总业务项目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也是近年来市场投资活动比较热门的选择。对于投资者们来说，证券交易必须要做到“风险控制全面化，项目投资科学化、收益分析精确化”等要求，这样才能在金融市场中赚取理想的投资收益。对于证券投资前期风险评估之后，投资企业或个人应当结合具体情况，编制一套合理的证券投资方案，并且在投资活动阶段严格执行好每一步。

参考文献：

[1]魏涛，陆正飞，单宏伟.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作用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01）

[2]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999（09）

[3]寻卫国，刘万方.引入“独立监督实体”理念改进基金治理[J].金融会计.2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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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现状未来发展

一、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现状

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虽已取得显著成绩,但在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下,要看到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目前还存在以下四大不利因素:证券市场是在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条件下运行的;相关法律、会计准则还没有完全与国际惯例接轨;缺乏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一流投资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监管水平还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证券市必须加快对外开放,近期首先要做的是:第一,加入世贸组织后,将允许外国证券机构通过证券交易所设立特别席位直接交易B股,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的证券管理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第二,一如既往地鼓励更多的中国优质企业到境外发行上市;第三,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逐步允许符合标准的外资企业来中国发行股票并上市;第四,积极创造条件,允许符合境内和境外两地法定条件的内地证券公司到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第五,在适当时机,允许外资有控制、有步骤地进入中国证券市场。

二、证券市场开放对企业融资结构调整有积极的作用

第一,推动外资企业进一步融入中国市场

开放证券市场后,外资企业将通过资产重组、参股甚至控股上市公司的方式来华投资,达到间接上市的目的。外资企业在国内上市表明外资企业的发展已融入中国经济的大熔炉。外资企业国内上市首先是融资方式的变化,这种融资方式的变化将使外资企业股权结构发生质的改变。按照外经贸部的通知要求,申请上市的外商投资股份公司应为按规定和程序设立或改制的企业。这就决定了一些外资企业在上市之前其股本结构就要发生变化,上市之后其股本结构将进一步改变。其中国内投资者股份将在其股权结构中呈上升趋势。

第二,为国内企业引进外资创造新的条件

我国证券市场开放遵循渐进的原则,比较重视其融资的职能,采取逐步由向融资者开放到向投资者开放的次序,上市公司投资范围拓展和投资渠道改善将带来更多的融资便利。国内的上市公司吸引外资也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支持,证券市场的开放能够带动B股市场的活跃,直接提高了企业筹集外资的能力;A股上市公司也能够通过增资扩股同外资企业开展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和行业内的领先者,增强自身的核心能力,另外,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在境外实现上市。

第三,利用外资的重点向鼓励并购型投资转变国际上

一般将FDI一分为二:新投资和并购型投资,据联合国2000年的投资报告分析,目前全球有近一半的FDI是采取M&A型的,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几乎整个外来投资都是购并型投资。过去我国吸引外资的优势主要在于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政府的优惠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绿地投资”方式成为外资的主要选择,但这些原有的优势因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已不断弱化。近几年,我国在通过跨国并购吸引外资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尝试,跨国并购逐渐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形式。中国的外资战略已经到了某个转折点,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企业购并尚属于偶发事件,跨国企业购并更是罕见现象,而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大规模的企业购并已经变得常见了。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股权投资渠道,今后外商投资应该更多地考虑运用资本经营的方式,将股权投资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通过购并加快投资的速度,不必兴建厂房、添置设备等都一切自己从头做起,。股权投资更多的是追求一种控制权,这种控制权具体体现在要求对公司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力上。这点从我国资本市场发生的并购交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绝大部分并购行为都属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应成为我国下阶段利用外资的重点,我们应从政策法规角度多予引导。近来国内发生了不少外资企业增资的现象,同样也属于股权投资的范围。三、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立法取向

本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纷纷放弃“金融抑制”战略,对证券经营、证券投资、证券发行交易、证券市场结构等方面放松了法律管制和行政干预,从而推动了各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增强了各国证券业的国际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受危机直接冲击的日韩和东南亚各国不仅没有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制,反而更大限度地对证券市场放松了法律管制。因此,当前我国应顺应国际证券市场自由化、国际化的潮流,适当放松对证券市场的法律管制,逐步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更稳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

1.放松外汇管制,积极促进资本项目的开放。各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放松甚至取消外汇管制,提高本币的自由兑换程度。我国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的管制。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因此,我国应在完善资本项目管理和监控的同时,通过放松外汇法律管制,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

2.放宽外国投资者投资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律限制,逐步实现A、B股市场的并轨。我国严格实行A、B股分离制度,但从长远和国际惯例来看,A、B股的长期分割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因此,我们应通过放宽法律限制,逐步实现A、B股的统一。

3.放宽对银行、证券公司业务经营的法律限制,逐步实现银行业与证券业的融合。目前我国实行的是银行业与证券业的分业管理。而世界处于证券业与银行业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重要时期,原来严格实行分业经营管理的美日两国也分别在1997年和1998年通过立法或颁布行政命令实行了银证合业经营。我国证券市场必须适应历史潮流,逐步实现银证合一。

世界经济已经跨越了国际化时代,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经济的特征在于经济运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和一体化,各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法规日益趋同。调整经营策略,抓住开放证券市场所带来的机遇,抵御住开放带来的压力和风险,这是中国市场上的投资银行都需要认真面对的。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投资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吴晓求.证券投资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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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税法主体资格；有效课税模式

一、证券投资基金的纳税主体资格之争：实定法上的迷失

证券投资基金在我国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1987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海外组建的“中国投资基金”。随着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我国在1997年颁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法律问题做出了规定。在此基础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制定了《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28号)，由此确立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税收规则，对证券投资基金在发行、运营及收益分配过程中所涉及的税种及纳税义务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由于1997年所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规定》认为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并不认为证券投资基金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因此，在构建证券投资基金税制时，基金本身能否作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而独立承担纳税义务，上述两个规章用语含糊，甚至存在诸多的矛盾。这种状况到2003年《证券投资基金法》颁布后仍未得到解决。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投资人之间的税法地位不清，造成了纳税义务分担上的错位，这成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税制存在诸多弊端的根源。

(一)质疑一：基金管理人作为营业税的纳税人

在《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尽管这一规定为免税规定，但其言外之意则是基金管理人仍为税法上所明确的营业税的纳税人，只不过这一纳税义务在法律所规定的期限内暂时免除。照此规定，在基金成立之后，基金管理人如果运用基金买卖了股票，则基金管理人应当因此所取得的差价收入，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在这里，证券投资基金仅是基金管理人买卖股票、债券时所运用的“资产”，是作为“物”而存在的，不能成为税法的主体，自然不承担纳税义务。而在国家税务总局2002年颁布的《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报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的纳税人包括证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该规定，则证券投资基金是作为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的纳税人而存在的，基金本身即作为纳税主体，证券投资基金如果买卖股票、债券，则仍应缴纳营业税，证券投资基金是“税法上的人”，而非“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负有营业税纳税义务的单位为发生营业税的应税行为并向对方收取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的单位和个人，包括独立核算的单位和不独立核算的单位。于是，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基金财产实施买卖股票、债券的行为，其法律后果是应该归属于基金管理人还是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是物还是作为独立的主体存在，法律性质的不同判断造成了对收益归属上认识的不同，由此也造成了对纳税义务人的规定上的矛盾与冲突，势必造成税收征管上的困难。

(二)质疑二：证券投资基金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在1998年所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对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基金向个人投资者分配股息、红利、利息时，不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这一规定，在2002年针对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颁布的规章中，则变为“对基金取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储蓄存款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入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根据上述规定，对于封闭性证券投资基金，20％的个人所得税是针对投资者进行扣缴的，而对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同样的20％的个人所得税，其纳税主体却变成了“基金”本身。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所得税针对“个人”征收，亦即“自然存在的生物有机体”，而“基金”显然是非独立存在的“自然人”，对基金征收个人所得税显然是存在纳税主体上的误解的。在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中，尽管法律明定该个人所得税针对投资者进行扣缴，然而，这些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分配到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储蓄存款利息收入”，仍应抵扣基金在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如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用)、购买股票、债券等所发生的亏损后才能分配给投资者。因此，这20％的个人所得税的税基显然并非投资者分配到的基金收益的总额，而仅是基金所取得的收入总和。再加上投资者显然并非都是个人，不加区别地对其扣缴个人所得税，显然也是违反税法的规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所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实质上也是针对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本身而征收的，同样也会产生纳税主体上的混淆。

(三)质疑三：证券投资基金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1998年所颁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规定，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即证券投资基金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只是其纳税义务被暂时免除。而在2002年的《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中，基金买卖股票所取得的差价收入，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却是“基金管理人”，基金不过是其买卖股票、债券时所运用的资产，是“物”而非“人”。根据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显然，如果基金仅作为“财产”存在，是无法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的。但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差别仅在于封闭式基金的发行总额事先确定，在封闭期间内基金单位总数不变，投资人不能自由申购或赎回基金；而开放式基金的发行总额不固定，基金单位总数可以随时增减，投资者可以按基金的报价在规定的营业场所申购或赎回基金单位，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主体”与“物”之间的巨大差别。因此，两份通知在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资格方面是存在矛盾的。另一方面，基金管理人成为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的股票、债券的转让所得的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减除各种可扣除的项目后，为应纳税所得额，即只有在某一所得能够实质归属于该企业的情况下，该企业才会因此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但问题在于，根据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6条的规定，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的固有财产，基金管理人不得将基金财产归人其固有财产，似乎认为基金管理人并不对基金财产享有所有权，进而对运用基金财产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也不得享有所有权。因此，由基金管理人对该差价收入承担纳税义务，同样也是值得商榷的。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由于《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性质、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及其法律关系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是独立的商事组织还是财产的集合，基金管理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机构、投资者的受托人还是证券投资基金的所有者等问题的存在，造成了对基金投资收益的所有权归属认定上的困难，在此情况下，对该收益应负纳税义务者也必然变得含糊不清。因此，要解决证券投资基金运行过程中，各税种纳税义务归属错位的问题，首先应当探析证券投资基金本身的法律性质。

二、证券投资基金在税法中的地位解析

(一)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地位的重新叩问

对上述问题，首先必须解决的是投资基金的法律地位问题，即投资基金在此法律关系中究竟是法律主体还是法律客体。这一问题在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性质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导致了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主体地位的模糊不清，也导致了证券投资基金运行过程中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非明确化，难以明确界定证券投资基金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总的说来，目前对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地位的认识可分为以下几种：(1)投资方式论认为投资基金是集合投资方式，我国1997年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即规定，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2)资本集合体论认为，所谓投资基金是指由多数投资者缴纳的出资所组成的、由投资者委托他人投资于约定的项目、投资收益按投资者的出资份额共享、投资风险由投资者共担的资本集合体。(3)投资组织形式论则认为，投资基金是指通过发行基金份额募集资金形成独立的基金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其所持份额享有收益和承担风险的投资组织。

从目前各国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规定来看，根据组织形态的不同，投资基金可以分为公司型基金和契约型或信托型基金两种。公司型基金是具有共同投资目标的投资者依据公司法组成的以盈利为目的的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投资公司。公司型基金就表现为投资公司，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具有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当然的法律主体。问题的关键在于契约型或信托型基金是否能够成为法律主体。

1.从基金财产的独立性看证券投资基金的主体性。信托型基金的当事人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关系都是围绕基金资产展开的，可以说基金资产是信托型基金的核心，信托型基金就表现为基金资产。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6～8条的规定，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财产。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不得将基金财产归入其固有财产。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基金财产的管理、运用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和收益，归入基金财产。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的，基金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基金财产的债权，不得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固有财产的债务相抵消；不同基金财产的债权债务，不得相互抵消。非因基金财产本身承担的债务，不得对基金财产强制执行。基金设立之后，投资人也只能通过请求赎回或转让处分其持有的基金单位，不能直接处分基金财产。由此可见，基金资产是受基金目的拘束，并为基金目的而独立存在的。即基金资产具有与各基金当事人相互独立的地位，并非任何基金当事人的财产，而是“具有潜在主体性的财产的集合”。

2.从基金架构看证券投资基金的独立性。在信托型基金中，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采用信托的原理来组织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但这种信托型基金与传统意义上的信托已有很大的差异，其组织化的趋势十分明显。“从传统的信托法理来看，委托人转移财产的所有权于受托人是信托成立与生效的要件。如果信托型基金所成立的是信托关系，则基金财产的所有权应该转移到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那么，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应当对基金财产行使共同所有权。这便意味着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在进行管理和保管基金资产的时候，应当取得一致的同意，才能对基金资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但实际上，基金托管人只是负责资金资产的保管、清算和会计核算，不能参与基金的运作，只是按照约定执行基金管理公司的指令，基金托管人仅在基金成立后负有基金财产的保管和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督职责。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不存在对基金财产的共同共有的所有权的。投资者购买基金单位之后，所投入的资产的所有权与投资者相分离，却并未如一般信托转移给受托人，而是形成了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集合资产，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一资产的集合，能够由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提供管理服务，从而进行投资获利。因此，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显然并非基金财产的所有人，相反，由投资人提供资本、基金管理人和受托人提供管理服务才最终形成证券投资基金。而组织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标，将其行为彼此协调与联合起来所形成的社会团体”，证券投资基金已构成“财产和人(自然人)的有机集合体”，具有组织体的特征。

3.从基金运行的法律效果归属看证券投资基金的主体性。在基金设立之后，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资产的管理与运营，基金托管人负责保管基金资产，并对基金管理人进行监督。基金管理人投资于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金融资产，所产生的费用、税收和债务以基金资产进行支付，所投资购买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归入基金，所取得的财产和收益，也归入基金财产中，再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收益，并不归基金管理人所有，也不直接归投资者所有。因此，基金管理人投资基金资产的法律后果由基金承担，基金管理人并不直接分享基金财产投资所取得的收益，而仅能依据基金契约或托管协议从基金资产中领取管理基金资产的报酬。不仅如此，如果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违反法定义务，造成基金资产的损失，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也有权以基金的名义向对方追偿，所取得的赔偿也同样归入基金资产。由此可见，尽管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实际上运营、管理、保管基金资产，但其法律后果并不由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承担，而是由作为“基金财产和基金管理人、托管人集合体”的证券投资基金来最终承担。

因此，在投资基金设立后，投资者认购基金单位所交纳的金额汇合在一起形成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和受托人的资产集合，与作为外部管理者的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共同形成了“人与财产”的集合体，具有团体的性格，能够成为法律主体而存在。从证券市场上看，证券投资基金一旦成立，即成为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不仅参与股票、债券的买卖，甚至通过入主上市公司，直接介入企业经营管理和内部治理，充当上市公司的积极股东。就其“机构投资者”的身份而言，证券投资基金并不仅仅作为财产存在，而实际上具有一定的主体性。

(二)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法地位解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证券投资基金并非仅以作为客体的物而存在，而是具有了团体的特性，能够作为法律主体而存在，那么，证券投资基金是否能够作为税法上的主体呢?

1.纳税主体资格的基本判定。一般说来，在私法上享有完全权利能力的主体，在税法上也享有完全权利能力，具有纳税主体资格，如自然人和法人。但在相关证券投资基金法规肯认证券投资基金的法人资格之前，其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事主体。这是否意味着证券投资基金不能成为税法主体，则不无疑问。税法与私法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其权利能力的设定也必然与私法上的权利能力有所差别。民法所关注的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各个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意志的自由表达以及市场的自由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因此，对私法主体的权利能力的设定更多的是从主体的行为及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予以考量的。而税法所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下主体承担税收负担的可能性，其权利能力的设定更多的是从主体取得收益的可能性以及税收负担能力予以考量的。在税法上，应当以具有经济上的负担能力(例如所得税)或在技术上可把握的经济上的负担能力的对象(例如营业税)作为税收权利能力的享有者。因此，在私法上不享有权利能力或享有部分权利能力的主体，在税法上出于把握经济负担能力之技术的需要，则有可能赋予其完全权利能力或部分权利能力，如非法人团体、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但对于那些在私法上不具备权利能力或仅具备部分权利能力的主体，其税收权利能力的取得则要根据税法的具体规定而定。由于税法是根据负担能力来分配纳税义务的，因此，一般来讲，只要具备税收负担能力的主体，无论其在私法上的地位如何，都可以取得税收权利能力。

那么，作为具有团体性的证券投资基金，并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是否能够享有独立的纳税主体资格，则必须探求其是否具备税法上所要求的“税收负担能力”。租税法所重视者，应为足以表征纳税能力之实质的经济事实。只有在动态的财产变动中实现经济的流转，始有可能基于由此发生的增值来重新评价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只有某一主体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并取得经济收益，才能表明该主体具有经济能力而足以分摊国家的税收，也才能现实地承担纳税义务。另一方面，由于税收是私人财产向国家的无偿转移，只有经济收益的实际归属主体才能就该收益承担纳税义务。就证券投资基金而言，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买卖，进而能够取得金融资产的买卖差价，进而取得投资收益。此投资收益归入基金财产中，为基金的增值，基金财产增加的数额便直接反映了基金分摊纳税义务的能力。因此，证券投资基金以其名义进行投资行为并能够取得收益，表明其具备一定的税收负担能力，能够成为税法上的纳税主体。相反，由于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基金从事市场交易活动所产生的任何收益均不带来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财产的增加，其税收负担能力不会因此有所变动，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无需就基金所从事的交易行为及其经济后果承担纳税义务。

2.证券投资基金成为纳税主体的法律可能性。根据税收法定原则，某单位和个人要成为纳税主体，在形式上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只有在税法上明确规定某一主体为该税种的纳税人，该主体才具有相应的纳税主体资格。纳税主体应当是税收法律或税收行政法规所明确规定的主体，税法未明确规定的主体不能成为纳税主体。例如，尽管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同样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但《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则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不具备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资格。因此，证券投资基金是否能够成为税法主体之一，还必须明确其在当前的税制下是否具有成为纳税主体的法律可能性。

从证券投资基金的设立运营过程来看，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主要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行使由此取得的股权和债权。因此，其可能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营业税、所得税和印花税。我们不妨考察在我国当前的税制下，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可能成为上述税种的纳税主体。

(1)营业税。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1条的规定，负有营业税纳税义务的单位为发生应税行为并向对方收取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的单位，包括独立核算的单位和不独立核算的单位。因此，只要符合以下条件，便可以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主体，具备独立的纳税主体资格：第一，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其中应税劳务是指属于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税目征收范围的劳务。第二，该交易行为必须是有偿的，即以从劳务接受方或受让方(购买方)取得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为条件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营业税是以应税商品或应税劳务的营业额作为计税依据的一种商品税，因此，只要该主体所取得的“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足以表彰其经济能力和税收负担能力，即能够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主体，进行独立纳税，而不论该主体是否具备法人资格，是否在银行单独开设结算账户、是否建立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表、是否独立计算盈亏。因此，证券投资基金尽管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仍可以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主体。进行独立纳税。

(2)所得税。证券投资基金存续期间产生的所得在形式上属于受托人，但这些所得并不能归人受托人的固有财产，受托人最终必须将信托的收益分配给受益人，受益人才是财产收益的最终所有人。但在收益分配给基金持有人之前，证券投资基金所得应当被归入基金财产本身，由基金财产承担纳税义务。因为证券投资基金非自然存在的生物有机体，从而也就排除了其作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可能性。于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是否能够作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l条的规定，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企业是指依法成立并具备一定的组织形式，以营利为目的独立从事商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商业服务的经济组织。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企业应当同时具备独立性和营利性这两个基本的经济特征。营利性强调的是企业必须是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而独立性则强调，企业拥有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财产责任，企业与其投资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财产相互独立。具备经济性和独立性的企业和其他组织，无论其资金来源、组织形式、法律属性如何，都可以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证券投资基金是具有人和物相结合的组织体，已如前所述。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58条的规定，基金财产以资产组合方式投资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品种。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能够获得相应的证券转让收益或权益性投资收益，具有营利性。其第6条规定。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财产。因此，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同样具备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的资格。

确立证券投资基金纳税主体资格的最大隐忧在于此种课税模式必然形成对证券投资基金和投资者的经济性双重征税。但对企业投资者而言，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26条第2款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因此，可以将持有基金的企业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的权益性投资收益“视为权益性投资收益”，从而适用第26条的规定，基金投资收益仅在证券投资基金层面上课税，不会产生双重征税的问题。同样，为避免对持有基金的个人投资者的经济性双重征税，对其来自基金分配的收益也可以给予免税，则可以避免由于确立证券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纳税主体资格而产生的双重征税问题。因此，双重征税问题能够通过技术性的规范设计加以避免，是税收政策选择的问题而非证券投资基金能否具有纳税主体资格的决定性因素。

(3)证券交易印花税。根据《印花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印花税的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书立、领受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具体包括各类企业、事业、机关、团体、部队、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及其在华机构等单位和个人。因此，只要能够作为合同订立的一方当事人，即应成为印花税的纳税人。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资产买卖股票、债券等基金资产所订立的合同，也是买卖股票、债券这一所有权转移合同的法律效果的最终承担者，是有价证券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可以成为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纳税人。

无论由基金管理人还是由投资者作为证券投资基金运营收益的纳税人，都是有违税法基本理论的。既然证券投资基金具有团体性，能够从事经济活动并有取得收入的可能，具备税收权利能力。而证券投资基金作为经济实体，根据我国当前税法的规定，也具备成为相关税种的纳税人的法律可能性，因此，其纳税主体资格应当得到确认。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纳税主体资格在税法中的确立

(一)各国对证券投资基金课税的基本模式

从当前各国对证券投资基金课税的方式来看，可以分为以下5种模式：

1.在税收上无视证券投资基金的存在，仅直接对投资者个人进行征税。如在日本，投资基金不被视为法人，不必缴纳所得税；在比利时、韩国、巴西等国家，投资基金不是纳税人，也不需纳税；在德国、印度、芬兰和我国香港地区，则豁免信托基金所获利息及资本利得等缴纳相关税项。

2.承认证券投资基金为纳税实体，但如果满足一定的条件，就给予免税待遇。在卢森堡，如其投资者或收益为某种级别，则可以免税。在美国，无论是契约型还是公司型共同基金，均被视为纳税主体，应当缴纳公司所得税，如投资基金可保留已实现的长期资本收益，并就此纳税。但根据美国1942年税法规定，投资公司的股息、利息和任何资本增值在一定条件下是免税的。条件是：第一，投资公司必须是经证券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合格公司；投资公司为“受控”公司。

3.对证券投资基金适用正常的税率，但允许其在分配收益时扣除，因而其实际税负近乎为零。如在英国、加拿大、挪威，投资基金需全额纳税，但对已分配给投资者的收益部分，可从税基中予以扣除。最终，投资基金虽然负有纳税义务，但交税很少，甚至不需交税。

4.对证券投资基金适用较低的税率。在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如投资基金能满足一定条件，则可适用低税率，甚至零税率。如在意大利，投资基金按资产值适用差别税率，以代替直接投资所要负担的较重的预提税和累进的所得税。

5.将证券投资基金视为一般的公司，适用正常的公司税税率。如在以色列和爱尔兰，投资基金根据适用一般公司的税率完全纳税，但投资者分配到的红利则完全免税。

从上述5种课税模式中不难看出，除第一种模式不承认投资基金是独立的纳税主体外，其他四种模式均认为投资基金是独立的纳税主体，需要承担一定的纳税义务。即便是在第一种模式下，对投资基金予以“免税”待遇，但仍认为投资基金是作为纳税实体存在的，只不过其纳税义务出于税收政策的考量而被免除而已。如根据德国《投资税法》的规定虽然投资基金无须纳税，但投资基金仍被视做独立的纳税主体来确定税基。因此，无论对投资基金是否征税，实际上并不影响投资基金本身所具有的独立的纳税主体资格。我国在构建投资基金税制时，可予以借鉴。

(二)我国完善证券投资基金税制的前提——证券投资基金纳税主体资格的确立

由于对证券投资基金是否作为纳税主体问题的法律规定含糊不清，由此也使得整个证券投资基金税制问题重重，甚至相互矛盾和冲突。因此，完善证券投资基金税制，首先应当确立证券投资基金在税法上的纳税主体地位。证券投资基金成为纳税主体，不仅符合税法理论，也具有法律可能性。但在证券投资基金运营的过程中，还存在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者三方主体。在确定哪一主体应当就证券投资基金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收益而承担纳税义务时，我们不妨考察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当事人能否作为该收益的纳税人。

1.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如前所述，投资基金是作为团体性组织存在的，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无疑仅是投资基金这一主体的外部管理机构。在基金正式成立之后，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资产的管理和运营，托管人负责基金资产的保管，并对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资产的情况加以监督，他们对外以投资基金的名义买卖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行使因基金财产运作和处分所产生的债权和股权。因此，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机关和对外代表机关，只不过所采用的是外部管理的方式，其所有的运营都是通过第三方来进行的。因此，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所实施行为的一切后果均应归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无论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最终都应当由证券投资基金来承担。因基金运营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和债务，也都应由投资基金来承担。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有权向投资基金追偿其所支付的因投资基金运营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税收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成本之一，因证券投资基金从事经济活动所应当承担的税收负担，同样应当由投资基金来承担，由基金管理人从基金财产中进行支付。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固然可以要求基金管理人就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而缴纳营业税。但该差价收人因基金投资而产生，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赚取的差价收入只是基金财产的一部分，并不归基金管理人所有，因此所负担的纳税义务最终应当以基金财产进行缴纳。如果由基金管理人作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基金管理人固然是以基金财产来进行支付，而一旦基金剩余财产不足以支付该营业税，作为营业税纳税义务人的基金管理人便需要以自有财产来缴纳该税款，这便使得基金管理人对基金的税收债务负担一定程度的“无限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都不应当成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的纳税人。

2，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目的是通过集中投资者所投入的资金，透过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经营运作，实现盈利的目的，因此，投资者是基于其所认购的投资基金的受益凭证而成为证券投资基金的最终受益人。证券投资基金运营所取得的收益最终都应当分配给投资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投资者作为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收益的纳税人，似乎是没有疑问的。但一方面，投资者所取得的收益必然是扣除了所有费用、弥补了投资损失并由基金管理人分配的净所得，以投资者为纳税主体，则尚未分配的收益部分便无法对其进行课税。另一方面，如营业税等以营业额作为课税对象的税种，更是无法以投资者所取得的净所得为税基进行征收。在我国目前的课税方式下，这种问题则更为突出。根据我国目前的规定，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的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由于投资基金可能将所取得的上市公司分配的收益用于弥补投资亏损、扣除投资成本和费用，投资者所实际取得的投资收益远远低于上市公司所分配的收益，由上市公司或发行债券的企业在派发股息、利息时即予以扣缴，无疑提高了投资者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增加了其税收负担。况且，从上市公司分配收益到证券投资基金分配该收益，所间隔的期间是无法预期的，如在上市公司分配收益时即对投资者自证券投资基金所分配的收益扣缴其个人所得税，则要求其在纳税义务成立之前即提前履行其纳税义务，而基金投资收益未分配的部分也无法享受税收递延待遇。更重要的是，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所取得的股息和红利，其税收负担存在巨大的差异。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而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以及相关行政规章的规定，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征个人所得税。然而，基金管理人以基金财产进行投资、行使股权，上市公司也很难确知所分配的股息的最终取得主体是企业还是个人投资者，无法真正的“依法课税”。所以，出于税收公平和效率的考虑，就基金从上市公司所分配的收益，仍不应以投资者作为纳税义务人。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直接以基金管理人还是投资者作为证券投资基金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纳税义务的承担者，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既然投资基金能够以其投资者的财产和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的有机结合形成组织体，则无论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均为投资基金的代表机关，其以基金名义所实施的行为，法律后果均应归属于投资基金。因此，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所实施的买卖股票、债券的行为，是投资基金的行为，投资基金应当根据营业税法的规定负担纳税义务。就所得税而言，只有确立投资基金的纳税主体资格，才能使得证券投资基金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收益、费用、成本和亏损最终集中到投资基金这一层面上，使得成本、费用得以从收益中扣除，所产生的投资亏损也能够得到弥补。同时，只有确立投资基金的纳税主体资格，才能够明晰投资者的纳税义务的范围与界限，使得投资者仅对分配所取得的投资收益承担纳税义务，留存于投资基金的未分配的投资收益仍归属于投资基金本身，投资者对其不负任何纳税义务，从而才能解决税收公平与税收递延的问题。因此，只有在确立了证券投资基金的纳税主体资格之后，才能明晰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者各自的纳税义务的范围及成立时间，才能使证券投资基金税制的制度设计符合税收公平，并促进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

(三)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税制的完善

在确立证券投资基金的纳税主体资格之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税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那么，我们可以分别从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投资者三个不同的纳税主体，来重新构建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税制。

1，证券投资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应当对其运营过程中所发生的收益承担纳税义务。具体来说，证券投资基金设立之后，作为证券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的主要业务范围在于进行金融资产的投资，由基金管理人以基金资产买卖股票、债券、期权等金融资产，所取得的差价收入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证券投资基金应当就此差价收入承担纳税义务。

就所得税而言，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上取得的所得，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应当统一归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所有。证券投资基金取得该所得后即应就该所得承担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并确定证券投资基金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和费用，计算证券投资基金当期的净所得。如在投资过程中产生亏损，则可以该所得弥补亏损。扣除成本、费用、弥补亏损后的所得为应纳税所得额，用以计算纳税。但投资者自证券投资基金分配收益时仍应承担纳税义务，为避免经济性的重复征税，可对已分配的收益免税或对允许投资者在纳税时抵扣证券投资基金已缴纳的所得税。由于基金管理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的代表机关，其对外所签订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买卖合同，应以证券投资基金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作为订立该合同所产生的印花税的纳税人。

2.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在确立了证券投资基金的纳税主体之后，基金管理人的纳税义务可以进一步明晰化。由于基金管理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的代表机关，其以基金名义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应归属于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并不对此负有任何纳税义务。因此，并非如《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所称，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免征收营业税，而是证券投资基金并不作为该营业税的纳税人，不对此负有纳税义务。同样，对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而产生的印花税。同样不以基金管理人作为纳税主体，其不对此负担纳税义务。

但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基于其对基金的管理和保管，从证券投资基金所取得的报酬和收入，则应当依照税法的规定征收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相关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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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市场 风险因素 风险原因 我国证券市场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全国的证券投资市场也在迅速的发展中。但是，由于证券市场存在着各种客观风险，与证券投资的利益相生相伴，所以，广大投资者在对我国的证券市场进行投资前，必须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对证券投资的相关知识认真学习，理解并不断剖析微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策略对上市公司的运营影响，加强证券投资风险意识和防范。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风险投资也正处于起步阶段。

现资理论认为证券投资是有风险的，造成证券投资的风险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股市价格的风险、银行的利率、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等。但是面对变化的市场，证券市场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意料不到的因素将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会给投资者带来经济上的损失。

证券投资市场是一个既充满机遇又充满风险的地方，投资者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掌握证券投资的有效技术和方法，才能真正了解证券的价格变化规律，及时的根据那些影响证券市场价格变动的因素来决定自己的投资方向。近年来，我国证券投资市场日趋完善、各种政策也在不断出台，证券投资者应及时掌握市场动向，充分分析和了解投资市场，使投资得到较高的回报。

二、什么是证券市场的风险

（一）风险的含义

风险的含义非常广泛，在社会经济的各项活动中到处都是风险，人们经常将风险与各种危险、不确定性、各种损失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三者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所以，风险是一种对预期的后果估计中较为不利的一面。风险具有客观性、不确定性、可测性、不利性、同利益之间存在着对等性等基本特征。

（二）证券市场风险的含义

根据前面对风险的定义，学者们对证券市场的风险做出了不同的定义，普遍认为：证券市场风险是实际收益对期望收益的偏离，是资产价值的损失，是收益的不确定性。由于在证券市场中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最终导致证券资产遭受损失的一种可能性。

三、证券投资风险的类型

证券投资风险根据其性质可以划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

（一）系统性风险

又称为不可分散风险，主要是指由于一些因素对证券市场上所有的证券价格出现变动的现象，并会给所有的证券投资者带来损失的一种可能性。这种风险首先是由于某些共同的因素所引起的，它将会影响到所有的证券投资收益，这种风险是不可能通过证券的多样化特征来回避或消除的。例如：购买力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等都是这种风险的来源和主要表现。造成系统风险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动。

1、购买力风险

又被称为通货膨胀风险，主要是指由于国家经济发生通货膨胀而引发的投资者实际收益率的不确定。证券市场是一个企业与投资者都直接接触的融资场所，所以，社会货币资金的总供给量就成为证券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影响证券市场价格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当社会的货币资金供应量增长过快时必然导致通货膨涨的发生，而通货膨胀的出现又导致证券市场的价格出现变动。如果通货膨胀的程度比较严重就会使投资者持有的证券迅速贬值，最终导致抛售股票时获得货币收入出现实际购买力下降的局面。

2、利率风险

这种风险主要是指银行在信用活动中的存款和贷款利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利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杠杆，国家银行的利率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变化而发生变化。这就会给证券市场带来明显的影响。一般而言，当国家银行的利率上升时，股票的价格会下跌；当国家银行的利率下降时就会导致股票的价格上涨。造成这种结果主要是由于一方面：人们在面对相同的收益率时，喜欢选择安全性较高的金融工具作为投资；另一方面，当银行的利率上升时，相应会引起信贷市场的银根缩紧，企业资金会出现流动不畅、利息成本提高的现象，那么企业的生产发展与盈利能力将会下降，最终导致企业的财务状况出现恶化，造成上市企业的股票价格下跌。

3、汇率风险

汇率与证券投资风险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本国货币的升值将大大有利于那些以进口原材料为主而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但是不利于那些主要产品出口的企业，而投资者如果从有利于企业生产发展的角度看，将会导致股票价格的变动。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汇率的变化必将引起资本的输出与输入，最终影响到国内货币资金和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