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文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爱国文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我叫××，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爱国、爱行、爱岗，奏响青春乐章”。我国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曾在《少年中国说》中有这样几句话一直鼓舞我奋发向上：“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梁启超先生说得是国家的未来靠青年一代，而作为现代金融企业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建设银行的未来同样靠我们这样一群年青人。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新形势，总行党委审时度势、及时推出了人事激励与约束机制改革。

这恰恰为我们青年员工在建行事业发展中实现自我价值、建功成才、有所作为提供了最佳的机遇，给我们搭建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舞台。作为建行的青年员工置身于改革的浪潮中，如何在这个舞台上唱好戏，续写人生的新篇章，如何实现人生理想爱国爱企爱岗奋斗目标，如何实现个人价值与建行价值最大化的有机统一，给每一位青年人提出了不容回避的课题。改革对我们青年人是一项考验，我们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磨练自己、摔打自己、总结自己，才能提高自己、发展自己。

这需要我们有志存高远、宁静淡泊的心境，需要有不断进取、勇于竞争的干劲，需要有与时俱进、直面困难和挑战的勇气。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纪，“远去足音凝重，再创辉煌更爱岗敬业奉献青春心!”中国建设银行经过近年来一系列的改革，也迈出了向国际标准的现代商业银行靠近的步伐。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建行仍有许许多多地方有待完善和发展，要想国家富强，建行事业兴旺，就必须继续努力;而希望，就寄予在我们这一代年青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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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爱玲 文学 海派 外国文学

引言

张爱玲一生的轨迹主要集中在两个地点：上海和香港。从20世纪至今，上海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就从未止息，香港则笼罩在英国文化的包围中。以这两地为主要根据地的张爱玲，文学中糅合了传统贵族的自矜和小资主义的自我。

一、张爱玲创作背景简析

（一）国内文学背景

上海素来兼收并蓄、广纳百家，正是在这样的沃土中，洋派文学应运而生。海派文学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年代，这是海派文学萌芽和发展的时期。代表作家主要有叶灵凤、张资平等，他们对于外国文学的关注点集中于性的解放，作品也多以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是30年代，这是海派文学快速成长的时期，代表作家主要有施蛰存、穆时英等，他们对于外国文学中的先锋意识有了更敏锐的触觉，文学作品也多受其影响，被称为新感觉派。第三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这是海派文学趋于成熟稳定的时期。张爱玲就是其中风格鲜明的代表作家之一。此时的海派文学不再拘泥于从中寻求题材，亦不再纯粹凭借感觉，而是基于现实的文学创作，又赋予高于现实的思维模式。

（二）国外文学背景

20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日渐丰富的物质资源给予了文化幼苗养料。20世纪的外国文学称得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如萧伯纳的《圣女贞德》《卖花女》《巴巴拉少校》;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母与子》;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有钱人与没钱人》《丧钟为谁而鸣》;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顿河故事》《钦差》;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失踪者》《城堡》等都是同时期作品。

二、张爱玲的文学修养概述

张爱玲成长的环境是两个极端的融合。晚清官僚家庭的出身，推崇西方文化的母亲，这两种迥异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张爱玲与众不同又难以临摹的文学质感。

（一）深厚的传统文学底蕴

张爱玲自小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她在传统文学上的修为不逊于任何人。在她先锋意识的文字中，也不免时不时开出复古又悠久的文化之花。

（二）新潮的外国文学牵引

张爱玲在母亲的大力支持下，很小就接触了洋学，上海圣玛丽女校的学习为她的思绪开了一扇世界之窗，香港的游学将她推往更广阔的天空，从此她遨游在世界文学的海洋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练就了独特的文字风格和思维视角。

张爱玲与那个时代的普通女性相比，担得起博览群书四个字。在这其中，她对英国文学的研究要更深入些。英国的一代文豪萧伯纳就频繁出现在她的笔下。其他如毛姆、赫胥黎、劳伦斯也是她笔下的常客。胡兰成也写道：“爱玲把现代西洋文学读得最多，两人在房里，她每每讲给我听，好像《十八只抽屉》，志贞尼姑搬出吃食请情郎。她讲给我听萧伯纳、赫克斯菜、桑茂忒芒，及劳伦斯的作品。”

三、张爱玲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异同

（一）相似的题材――城市

张爱玲生活的时代，正是上海最冲突也最丰富的时期，中西文明在这里交汇冲击融合。城市的雏形也在慢慢建立，张爱玲凭着一颗敏感的心深刻地感知到了其间的变化。她的创作背景大多集中在上海这个都市，笔触也多集中在平凡又独立的都市市民之中。《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色・戒》《金锁记》《沉香屑・第一炉香》……这些作品的背景无不是喧嚣又寂寥的都市，在这里上演着平淡又鲜活的人生，有喜有泪。张爱玲的作品中，并未过多渲染都市的轮廓，但只要接触过她作品的人，都会认可她是都市小说派作家。她的都市情怀贯穿在她的血脉中，流走在文章的脉络中。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做过如此描述：“爱玲自己便是爱描写民国世界小奸小坏的市民，她的《倾城之恋》里的男女，漂亮机警，惯会风里言，风里语，做张做致，再带几分玩世不恭，益发幻美轻巧了，背后可是有着对人生的坚执，也竟如火如荼，惟像白日里的火山，不见焰，只见是灰白的烟雾。他们想要奇特，结局只平淡地成了家室，但是也有着对于人生的真实的如泣如诉。”

此时的外国文学也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迎来了城市的兴起。当世文学作品的关注点也落到了都市。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被提及过的毛姆、萧伯纳、威尔斯，他们的作品大都描绘的是都市生活，并且笔触更多集中在中产阶级身上。萧伯纳的《芭芭拉上校》《人与超人》就是叙述发生在伦敦这个都市中的故事。毛姆、威尔斯等人也集中在表现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

（二）相似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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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商务谈判文化障碍的表现

1.谈判者的思维方式障碍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把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凝固成经验和习惯，借助语言形成思想，又赋予思想一定的模式，进而形成一种思维形态。不同的民族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思维差异。如东方文化重形象思维、曲线思维、辨证思维，西方文化重抽象思维、直线思维、形式思维，如果思维方式差异的障碍无法跨越，就可能面临着双方谈判行为的障碍。

2.谈判者的语言表达方式障碍

人类学家霍尔按语言表达直接程度的大小把社会分为高语境社会和低语境社会。

在高语境社会里，同民族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起，语言只是信息传递的一部分，彼此间的熟悉使人们的非语言交流占了大量比重。所以中国的谈判者总是含蓄而间接地表达见解，很少直接予以拒绝或反驳，并且把和谐看作实现价值的先决条件，追求永久性的友谊和长久合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美文化中的交流方式属低语境，由于漫长的移民和相互交融的过程造成彼此交流的困难，语言表达的清晰和直接尤为重要。

3.谈判者的商务价值观障碍

在众多的文化因素中，价值观是核心内容之一。价值观具有持久性、稳定性，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的信念。作为文化构成的深层因素，它既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文化因素在人们心中长期渗透、积淀的结果，它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态度、需要和行为方式。在不同的文化中，价值观念有很大差异。

一般认为，群体价值是东方文化的思想内核，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支柱。在西方，独立、自由和个人平等的观念非常浓厚，崇尚自我奋斗和个人主义。他们交流方式幽默，注重现实、自我和实际行动。而中国的集体观念较强，强调的是集体的责任，中国的伦理观念较重。“熟人”和“关系”有其特殊的内涵和意义。

二、 文化障碍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

文化对谈判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不同的文化自然地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类群，这种地域的、所属群体上的差别有使不同文化的群体相互疏远的倾向；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也是人们沟通与交往中的障碍。文化障碍对谈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障碍对谈判沟通过程的影响

文化障碍对谈判沟通过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谈判的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以及谈判者沟通方式。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谈判双方经常属于不同的文化圈,有各自习惯的语言沟通、非语言沟通及沟通方式。

2.文化障碍对谈判风格的影响

文化不仅决定着谈判者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影响着谈判者的思维方式和个，从而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者形成风格迥异的谈判风格。谈判风格对于谈判过程中谈判双方的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甚至谈判结构有着直接的影响。遵循文化的差异，可以把谈判风格分为两种类型:东方型谈判风格和西方型谈判风格。

东方型谈判风格是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亚洲国家的谈判风格，其中以日本、韩国为典型代表。而西方型的谈判风格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欧美国家的谈判风格，其主要的代表有美国和英国等。

3.文化障碍对伦理与法制的影响

中国文化习惯于从伦理道德上考虑问题;而大多数西方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更多的是从法律上考虑问题。

三、克服国际商务谈判文化障碍的对策

作为国际商务谈判人员，必须认识到文化差异对谈判的影响，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者在思维方式、谈判方式及谈判风格上存在着差异，在国际商务谈判全过程中克服文化差异因素对谈判造成的障碍，并采取相应对策。

1.谈判前了解文化差异可能造成的文化障碍

谈判准备工作包括:谈判背景，对人和形势的评估，谈判过程中需要核实的事实，议事日程，最佳备选方案和让步策略。其中谈判背景又包括谈判地点，场地布置，谈判单位，参加谈判的人数，听众，交流渠道和谈判时限。所有准备必须考虑这些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文化障碍。

2.在谈判中要正确处理文化障碍

(1)谨防文化假设。由于文化行为自幼形成，国际商务谈判者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如何受文化习俗和价值观的影响，便假定其他人和自己相同。这种“文化近视症”最容易误导人，因为即使属于同一文化的两个人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就像一棵树上找不到相同的两片树叶。

(2)建立跨文化的谈判意识。国际商务谈判中，必须加强跨文化谈判意识，认识到不同文化类型背景的谈判者在需求、动机、信念上的不同，学会了解、接受、尊重对方文化，理性对待文化差异。在正确谈判意识指导下，国际谈判者要灵活多变，使自己的谈判风格和策略适应不同的商务文化类型。

3.运用合理方式

国际商务谈判过程一般包含四个阶段:一是寒暄，谈一些与工作不相干的话题;二是交流与工作相关的信息;三是进行说服；四是最终达成协议。

寒暄意旨在了解客户的背景和兴趣，从而为选择适当的后续沟通方式提供重要线索。交流与工作相关的信息时采用对方接受的沟通方式。说服时讲究策略与技巧。达成的协议具体明确。

4.针对文化差异搞好后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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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并购直接投资资产重组市场化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截止2002年1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24196个，合同外资8280.6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4479.66亿美元，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但由于我国政策的限制，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一般都是采用新设投资的方式，跨国并购这一跨国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方式在我国利用外资中所占比重并不高。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1年我国吸收了468.88亿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但只有不到5%是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我国的。本文论述了汽车工业跨国并购之所以难以在我国广泛展开，主要面临着法律、体制、资本市场、企业文化等方面的障碍。

2跨国并购面临的主要障碍分析2.1法律障碍

（1）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还没有专门适用于外资并购的法律，仅有的几个用于调节外资并购活动的规章制度，如2002年10月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02年11月，证监会、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的《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特别是2003年3月7日颁布、4月12日起施行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成为我国第一部外资并购的综合性行政法规。综观这些法规，其规定原则性太强，缺乏可操作性。另外，缺乏一系列的外资并购配套法规，如《反垄断法》、《社会保障法》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资并购的发展。

（2）缺乏科学、高效、透明的外资并购审批制度。我国在《合资经营企业法》、《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细则中对外资进入做了规定，但这些规定从总体上看，具有重审批权限和程序界定，轻操作办法的特点。例如《外商收购国有企业的暂行规定》虽然是直接针对外商收购国有企业行为制定的，但其中的实质性内容只是设定了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而对许多细节性操作问题没有明确规定，缺乏内在协调性和结构的严密性，难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审查外资准入的审批制度，因而极易引起外商的误解。

（3）缺乏排斥地方利益约束及国有股权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由于汽车制造企业是以资本为纽带，以全球为资源利用销售市场的综合产业，其本质决定了该产业排斥地域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而我国汽车制造企业一般都与所在地方具有密切的联系，许多汽车生产厂家都是借助于地方性产业政策及地方法律法规得以发展起来。更多的地方通过设立国有股权投资公司来对相应的地方汽车生产企业达到控股或参股。因此，急需建立排斥地方利益约束的法律制度体系。汽车制造企业一直以国有股权为主控制，虽然多数汽车制造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都已经进行了改制，但国有股包括国有法人股的股东权利的行使路径并没有真正清晰过。因此如何建立关于国有股权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2体制障碍

(1)企业产权不清，治理结构不健全。在企业产权不清晰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收购标的本身就蕴涵了巨大的风险，收购后的企业组织也难以通过产权来实现对资源的内部化配置，并形成跨国直接投资的内部化优势。因此，企业产权不清严重制约了跨国公司的并购意愿。又比如股权结构的缺陷，目前我国企业的大股东平均控股比例大多在50%以上，这种特殊的股本结构使得外商想成为控股股东就必须取得较大比例的股权，无形之中增加了并购成本。外资企业若不能控制被并购企业，就无法获得转移技术和管理能力优势的收益，也无法把在生产经营、营销手段、售后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嫁接到国内企业中来，跨国并购的优势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2)资产评估问题。外商购买国内企业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购买价格。目前，国内企业的资产评估大多采用国有资产评估制度。评估部门的评估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确认是以账面资产为准的，而外商接受的价值不是账面价值而是市场重置价，即该企业的实际价值，这和账面价值有较大的差距。这个问题是外商购买国内企业难以成交的结症之一。另外，全国仅有国有资产评估机构400多家，专门从业人员

1000余人，远不能满足需要，评估实际水平距国际水平差别甚大，操作过程中有时还受行政干预。一些国内企业的资产没有经过规范化的核定和评估，如对企业品牌、商标、信誉等无形资产的评估。

2.3资本市场障碍

所谓资本市场障碍是指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的缺陷，从而为企业之间产权交易设置的障碍。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企业间开展并购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不仅如此，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还决定了企业并购活动的发达程度。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证券市场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上市公司并购的质量。国外大多数企业间的并购都是在证券市场上完成的。我国的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不仅市场规模比较小，而且本身带有很多的不规范性。目前国内的资本市场，除A股市场刚开始对合资企业开放之外，基本不对外资开放；证券市场上“一股独大”现象突出，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而流通股B股、H股数量有限，加之股市低迷、信息披露不规范、幕后交易时有发生。这些都大大限制了外资通过证券资本市场进行跨国并购。

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的另一表现是金融工具品种少，企业筹资渠道狭窄。并购活动耗资巨大，单纯依靠一个公司自有资金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要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借别人的钱来完成跨国并购。90%以上的并购资金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以股换股、抵押贷款、信用贷款等融资手段筹资。但我国绝大部分并购活动还仅仅停留在资产无偿划拨、承担债务或现金收购等方式上，并购活动中的融资效率十分低下。

2.4企业文化差异造成的整合障碍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并购呈现出范围广、巨额化、跨国化等一系列新特点，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企业扩大规模、获取竞争优势的最有效的战略选择。但这一战略选择的实现并不完全取决于有形资产规模(如厂房、机器、技术、资本等)的简单叠加，更重要的是实现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从有形资源到以企业文化为核心的无形资源的整合，从而在根本上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跨国并购中，并购双方来自不同的国家，政治、经济背景不同，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不可避免。由于并购中往往要涉及到人员变动、管理模式选择等问题，双方文化的差异就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据有关数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资产重组的成功率只有43%左右，而那些失败的重组案中80%以上直接或间接起因于新企业文化整合的失败。因此，如何通过整合在企业内部建立统一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实现“l+1>2”的效应是并购双方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3采取的主要对策与建议

3.1健全外资并购法律法规，适当简化审批程序

首先，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及其发展中国家的成熟经验，构建起既符合国际惯例，又体现我国具体国情的、操作性强的外资并购法规体系。具体而言，应将重点放在《企业兼并法》、《反垄断法》、《产业政策法》等法律的制定上。在制定上述法律的基础上，还应完善其他配套法规和制度，以更好适应外资并购的需要，如修改《公司法》中关于公司投资限制的规定，适当放宽收购资金的到位期限；完善《证券法》中要约收购的规定，使国有股向外资转让的比例进一步合理化；完善《企业破产法》，使破产企业的债务清晰、职工安排与安置进一步合理化，减轻外资并购的相关成本等。其次，简化外资并购的审批程序。外资并购的审批制度要按照国际惯例改为实行有限度的自动核准制，用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审批程序，明确审批权限，强化审批责任，简化审批手续，合理规定审批时限。外资并购的审批权力可以适当下放，此外，国家及各省市都应该尽可能设立或委派专门机构开展外资并购的审批工作，以防止出现政出多门、相互冲突的现象。

3.2规范资产评估制度，提高资产评估水平

科学合理的资产评估制度为企业并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有助于外商对目标公司的资产结构、经营状况、资产价值、获利能力等重要指标进行详细了解与科学分析，从而确定恰当的并购交易价格，使得整个外资并购工作定量化、规范化，避免主观随意性。因此，必须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现有的资产评估制度，努力提高评估水平，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以实现既保护国有资产在外资并购中不受侵害，同时又保证外资并购活动顺利进行的目标。我们在转让相关资产时，要尊重国际通用的评估原则和方法，不应人为地要求国有资产、国有股权的转让定价不得低于净资产价格，同时，也要改变不论国有资产质量如何，一律用重置成本法来评估其价值的做法。

3.3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畅通外资并购的市场渠道

资本市场是跨国并购的重要平台。就目前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规模还相对较小，而且缺乏高度流动性和稳定性，要想真正成为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基本平台，还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快推进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二是当市场发育相对成熟，监管制度相对健全时，有限度地对外资开放二级市场，适当允许外资通过收购流通股来达到并购的目的；三是对于外资收购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等非流通股，在“禁售期”满之后，是否可以借助QFII机制，以及其他配套措施来解决其持有股份的流通问题，以调动外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的积极性，也给外资退出被并购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渠道；四是建立上市公司国际并购审查制度，防止国家相关的优惠规定被纯粹的投机性外资所利用，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五是建立一支能够为外资并购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国内中介机构。

3.4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规范汽车制造企业治理结构和股权制度

按照现代公司制度规范，依法落实股东责任、董事责任和经营责任，实现责权利相结合，使其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独立主体，彻底脱离行政附庸的角色。逐步实现地方国有股权在当地汽车制造企业中退出控股地位，这样在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的同时，还可以保障汽车制造业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进行零部件采购和汽车销售，彻底消除地区贸易壁垒和资源壁垒。与此同时，建立清晰有效的中央与地方两级有机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3.5加快产权市场建设

市场化是汽车制造企业进行产业内并购重组的根本保障。要建立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企业并购市场环境，通过企业之间的股权关系纽带，逐步形成以股权并购为主要形式的产业内并购，同时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立企业并购市场规则。同时通过汽车制造企业国有股权出让获得资金，专门建立以汽车技术开发为主的投资公司，支持中小科技企业，确保中国在汽车新技术方面的合理利用和技术开发，再以向大企业转让或由原企业股东回购的方式退出，逐步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技术支撑体系。

参考文献

1史建三.跨国并购论[M].北京：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

2叶勤.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与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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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自行车生产和出口历程

（一）自行车产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第一家成规模的自行车厂是成立于1940年的上海自行车厂，即上海永久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1949年全国自行车产量不到1.5万辆。1950年从零部件到设计全部实现国产化的自有品牌“飞鸽”在天津下线，1958年上海自行车三厂成立，生产“凤凰”品牌自行车。至1990年前，共有自行车整车厂60余家，零部件厂1000余家。 1990年后，捷安特等品牌登陆内地，合资和民营生产厂家遍地开花，自行车品种千变万化，生产量突飞猛进，不但满足了国内的海量需求，而且迅速占领了国外市场。中国的自行车“王国”地位从此确立。

（二）自行车出口阶段性回顾

1953年中国开始出口自行车，当年出口2000辆。1965年出口量为16.32万辆，前期出口量有所下降。1981年出口量突破100万辆，1990年出口量猛增到370多万辆，1992年突破1000万量， 1999年突破2000万辆，2003年出口量达5044万辆，2007年达到历史性的5922.6万辆。2000年至2007年，我国自行车年均增长率11.7%。之后遭遇金融危机和欧盟双反，2008年自行车数量出口出现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下降。2012年，出口量5715万辆，出口总额31.76亿美元，再加上自行车零部件累计出口额22.1亿美元，全国自行车及零部件行业累计完成出口额占全国对外出口总额20489亿美元的0.262%。

二、中国自行车出口贸易的状况

（一）自行车生产量和出口量稳步增长

经过十几年的高速扩张和承接日本、台湾的产业转移，“十一五”期间我国自行产业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崛起，最终形成了世界最大最稳定的生产和出口基地。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十一五末”的2009年，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787家，从业人员13.6万人，实现工业总产值471.5亿元，利润11.8亿元；行业工业总产值、自行车出口额、零部件出口额分别较“十五”期末增长56.6%、22.3%和48.4%。2009年自行车平均出口单价46.4美元，较“十五”期末提高41.9%，平均出口单价超过100美元的自行车占出口总量的比重达到8.1%，较“十五”期末的0.1%大幅提高。“十一五”期间全国自行车平均年产量、出口量和出口额分别达到8395万辆、5448万辆和22亿美元，行业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产品质量和档次不断提高，企业实力逐渐增强。

2012年自行车行业出口量和出口额依旧稳定增长，但增速大幅回落。自行车零部件累计出口额22.1亿美元，同比增长5.2%。整车出口5715.1万辆，同比增长2.6%；出口额同比增长9.4%。我国自行车出口市场的发达经济体国家，因为金融危机和财政悬崖导致经济复苏缓慢，对外需求下降，再加上国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贷款利率增高等因素造成出口成本增加，我们自行车产品“价廉物美”的竞争优势正在削弱，因此，我们自行车产业单纯依靠量多价少占据出口市场的出口状况需要有所改变。出口量有可能长期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甚至有所下降。

（二）自行车生产地区和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度比较高

自行车产业链条比较短，容易形成相关上下游产业供应链聚焦的小型产业集群，国内生产地区直接对接国外出口市场。以2012年数据主例，我国自行车生产和出口地区集中在广东、天津、江苏、浙江、河北等省市，5省市累计出口金额占全部产品出口额的94.21%。广东自行车产业比较成熟，产品多样化，位据出口省市的榜首。

从自行车出口的地区看，亚洲和北美洲是我国出口的主要市场，欧洲和南美洲是次要市场。2008年至2010年三年间，我国对亚洲自行车出口保持在42%左右，对北美洲的出口保持在35%左右。2012年，对亚洲和北美洲分别出口2498.58万辆和1912.73万辆，占出口量比重分别为43.7%和33.5%，两者共计77.2%。1992年前，我国对欧盟每年出口自行车超过200万辆，但随着欧盟对中国自行车持续的反倾销措施，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一路下滑，2009年只有72万辆，仅占欧盟市场的2.4%；2010年出口87.2万辆，仅占欧盟市场的3%。2012年出口只有66.8万辆，欧盟成为中国自行车出口无法逾越的屏障。次外，南美洲、非洲和澳洲比例较小，分别占7.7%、4.2%和2.9%。

从自行车出口的国别看，2012年对美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累计出口量已占出口总量的53.9%，并且这三个国别细分市场分别对应中档、中高档和低档产品，决定着国内产业发展和贸易走向。其中，累计出口到美国自行车产品金额超过10亿美元，同比增长21.77%；出口到日本累计金额近8亿美元，同比下降5.2%。出口前10位国家占出口总量比重达71.3%。全年出口东盟的整车数量达到809.8万辆，同比增长24.0%，但累计出口量额占总额的比重仅为9.8%，中档以上的自行车增长潜力还很大。从需求档次来看，10大进口国中的印度、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大多进口平均单价为50美元的低档产品，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则进口中高档型自行车。同时，自行车零部件出口额最大的前10位国家和地区依次为台湾、德国、香港、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联邦、日本、荷兰、意大利、墨西哥，合计125288.1万美元，占出口总量的56.8%。相对欧盟市场的萎缩，日本和美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会是中国自行车稳定的出口市场，因为自行车属于低值原材料消耗型产业，技术含量并不高，日本早将这类产业转移到东亚和南亚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国内产业量并不大，因此不会进行如欧盟般的“双反”调查。但永久占领这两个市场，我国自行车产业还需在更新换代上赶上消费者不断变换的口味。

（三）自行车出口产品结构保持稳定

我国自行车出口长期存在低档产品为主、中档产品为辅、高档产品稀少的结构状况。日本、美国和欧洲部分制造业发达的国家逐步退出了中低档自行车的研发，我国自行车占领这些国家的优势依靠的是低成本扩张而非技术优势，大量低档产品覆盖了国际市场，而高端产品依旧是弱势，高端产品依然由日本、美国和德国等国的品牌牢牢占据。

从2012年出口的数据看出，高端的竞赛型自行车仅仅出口16万辆多点，占出口总量比重只有0.3%。竞赛型自行车的平均出口单价虽然有所提高，达到294.2美元，同比增长12.8%，但与同期台湾业界的产品还相差80多美元。99.7%的出口产品是低于100美元的中低档产品，其中40%是低于33美元的低档产品。整车平均出口单价为55.6美元/辆，同比增长6.6%。也就是说，我国出口的自行车平均出口单价折合人民币只有300多元，这种椭圆形的出口结构虽然稳定性强，但很容易受到生产资料供应、国际货币波动、汇率和劳动成本的影响，因此竞争力优势也很容易丧失。

三、中国自行车出口贸易的障碍

（一）生产和出口企业分散，削弱了自行车出口竞争力

首先，自行车企业分布比较散，缺乏龙头和骨干企业。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自行车企业的主要集聚区，但集聚区内企业各自为战，同质生产和重复生产情况严重，上下游企业通力合作的产业集群特色还不突出，大型骨干龙头企业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带动作用不突出，削弱了企业竞争力。其二，企业之间缺乏合作，低质、同质化竞争普遍。其三，企业贴牌和仿冒较多，技术创新积极性不高，缺乏战略竞争和发展意识，追求短期效应和短期利益。

（二）产业大而不强，出口依存度过高

我国是世界上自行车生产、出口量最大的国家，70%产品出口国外，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但中国自行车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产品档次不高，出口产品定价没有话语权，以极低的价格销售到世界各地，行业整体利润压缩到最小，头上还时时悬着一柄“双反”的达摩克利斯剑，导致中国自行车出口在表面繁荣的下面掩饰着无法回避的脆弱和伤痕。

产业大而不强的表现之一就是大量生产和出口低端的自行车产品，而对高端产品却望尘莫及。2010年，我国出口的自行车产品与平均价格一直没有突破50美元。2011年平均单价第一次达到52美元/辆，2012年达到55.6美元/辆，并不是产品技术攻关的结果，而是国内劳动力升值和对外人民币升值的被动结果。反观之，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牢牢掌握了高端自行车的生产和研发，本国需要的耗费大量原材料的中低端自行车产品却全部从中国进口，我国的高端市场也被他们控制。

（三）自有品牌实力弱，贴牌产品垄断出口份额

我国自行车出口产品本来利润稀薄，加上出口产品中80%以上为国外贴牌或定牌生产，使本土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微弱，还承担了倾销的恶名。富士达公司代工产品占总产量的70%，同样一个产品贴牌后拿到国外出售价格就高几倍。凤凰、永久、飞鸽等本土老牌企业的出口产品永远和捷安特、美利达等贴牌企业拉开几个档次，更无法和国际著名的“闪电”、“确克”、“宝马”、“法拉利”等自行车品牌相抗衡。中国自行车打造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提升产品质量、功能及精细程度，是提升自行车王国成为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行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四）出口遭遇反倾销阻击，应对措施寥寥无几

因为嫌涉低价倾销，欧盟对中国自行车持续20年实施高额进口关税，从1993年加征30.6%的进口反倾销税始，2012年这一税率提高到48.5%。2012年我国自行车出口贸易摩擦更是此起彼伏：先是墨西哥对从中国进口的儿童自行车征收反倾销税；巴西拟对进口自中国的自行车橡胶内外胎分别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将自中国进口的自行车关税从20%提至35%，自行车轮胎关税从16%提高到25%；欧盟委员会不仅发起“双反”调查，还决定对中国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突尼斯转运至欧盟市场的自行车启动反规避调查。此前，日本、阿根廷、加拿大、美国先后动用过技术壁垒和反倾销措施。印度和越南等国闻风而动，乘机和我国争夺低端市场。

而我国自行车行业和企业对国外的双反调查束手无策，甚至没有企业作为代表应诉，任凭别人宰割。另一方面，政府一再下调自行车出口退税税率，2005年从17%降至13%后，2012年7月1日，再度由13%降至9%。降税不但解决不了自行车产业出口的困局，而且有欲盖弥彰之嫌。

四、提升我国自行车出口竞争力的选择

（一）转变粗放发展模式，走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子

过量的资源利用、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产能过剩的产业布局，使我国自行车产业用廉价资源和低成本占领国际市场的老路子越走越狭仄了。再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对外升值、国外制造业的理性回归和对新兴市场的双反措施，倒逼我国自行车产业摒弃粗糙的生产模式，走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的路子。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可以使我国的自行车形成完整的供应链，形成上下游、整车零部件、产学研多层次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机制，使产品价值链中心围绕在以技术研发和品牌推广为中心的产业集群核心层，实现行业发展模式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以高端产品为龙头逐步征服国外市场。

（二）扭转贴牌为主的代工方式，走自主品牌扩张的路子

自行车的贴牌出口扩张战略不但浪费了宝贵的国内原生资源，而且极易被进口国以反倾销之名切断下游供应链，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模式，也是发达国家早已抛弃和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一种产业低端扩张方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基本完成现代化转型，把自行车生产以“雁行模式”转移给台湾和东南亚一些小国。台湾承接了日本“雁行转移”后，没有进行简单的数量型扩张，而是走产业升级型的品牌创新路子，仅仅十年之间就成为世界自行车生产和出口重要基地。九十年代后，台湾复制“雁行模式”，把自行车生产和出口基地向大陆和东南亚转移，但更注重品牌的扩张，捷安特品牌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现在，在大陆的捷安特品牌出口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任何一家国内品牌。中国要提高自行车的国际竞争力，就要甩掉为人作嫁的贴牌代工方式，发展自主品牌，一来可以推进自行车产业升级；二来可以打碎国外反倾销口实，还可以把产业转移到新兴市场甚至欧美二线市场，让自行车真正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正面象征。

（三）遵循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积极应对国外反倾销调查

欧盟对中国自行车征收反倾销税持续20年，这在世界现代贸易史上实属罕见，而中国企业要么放弃欧洲市场，要么转口亚洲国家曲线登陆欧盟（这条路随后也被封死），但一旦遭遇反倾销调查，极少有企业按照国际贸易规则积极应诉，导致欧洲市场几乎全面撤退的尴尬局面。中国自行车企业的鸵鸟策略，更加使欧盟坚信自己反倾销的正当性和正义性。

2012年3月欧委会对大陆企业宝归来和另外3家台湾自行车生产企业下达立案公告。宝归来是新成立的不久的民营企业，主业是电动车，2011年委托商在欧洲试销了75辆自行车，价格不到1万美元。宝归来决定应诉。其间，2012年12月欧委会以原材料铝和钢的价格受到政府干预为由，否定了中国自行车全行业的市场经济地位，宝归来未能幸免。宝归来没有放弃，前后经过许多波折，花费200多万元。2013年6月5日，欧委会在布鲁塞尔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自行车反倾销期间复审做出裁决，宝归来最终反倾销税率为19.2%，而其他未应诉中国企业则维持了48.5%的税率。宝归来的小胜，给中国自行车产业重返欧盟带来一丝曙光。欧洲一家著名企业已经向宝归来开出一年至少20万辆自行车的订单。

同时与宝归来应诉的台湾企业中，有两家获得了零倾销税的待遇。几年前，欧盟几乎终止了对产自台湾地区的自行车持续多年的反倾销，原因在于台湾自行车企业不再执迷于价格竞争，依靠品牌和质量征服海外市场。台湾自行车产业的崛起之路，也是大陆自行车产业可资借鉴并进军国外市场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 王维婷.应对欧盟自行车反倾销的三方联动思考[J].改革与战略，2011（11）.

[2] 龚孝燕.铸造天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产业新辉煌[J].中国自行车，2013（02）.

[3] 中国自行车秘书处.2012年12月我国自行车整车出口数据[J].中国自行车，2013（02）.

篇6

【关键词】迪士尼乐园 市场营销 政治障碍

一、文化障碍及克服

文化风险是跨国企业在跨国经营的过程中面临的一项相对较“软”的风险。它包含两种含义，一是这种风险不似政治风险一般，拥有诸如强制没收一样强劲的威力；二是这种风险有时对于刺激反应较慢，对于在此方面犯错的企业，改正的时间成本较大，因此更需要企业从始至终保持警惕。本案例中，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差异理论，在西方世界里，美法两国差异相对较大。因此更需要着重考虑以下问题。

（一）应当事前考虑的因素及防范措施。

1.产品形象的可接受性

由于历史（法国历史上帮助美国建国）和现实（现时国家地位）的原因，美国和法国都认为自己处于文化上的强势地位。这时，如果美方将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不加改变的的强置于法国，就如同强行喂药的医生，不会被患者接受。

2.消费方式的差别

由案例所言，美国人习惯在乐园中消费多日而欧洲人多习惯一日游。

3.劳工状况

我认为，迪士尼公司大可以通过事前的准备进行化解以上因素。

首先，迪士尼可以通过一些类似“选秀”的方式试探法国人对于乐园的热情，扭转法国人对美国文化的轻视。奥运会的申办，可以被认为是可行的先例。凭借这个方式，迪士尼可以通过多个城市、国家的角逐，与各国人民的反应，判断出最佳的投资地点。

其次，如果迪斯尼确定把法国作为投资目的地，则应根据市场调查的方法，判断至少以下几个情况：1）目标客户的消费习惯（防止出现对周一消费者人数少的误判和对消费者多一日游的误判）；2）当地劳动力情况（熟悉当地相关法律及工会状况和潜在员工的工作习惯，防止员工对原先组织设计的不适应）。

第三，根据以上步骤得出的结论修改计划，包括乐园的硬件设施、产品的提供以及对经典组织结构的变化方面。具体而言，迪士尼乐园可以将乐园的功能按照欧洲旅客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并将乐园分成数期建设或者开放（这与我国改革时“先试点后普及”是一个道理）。同时，在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更多的吸收法方人员而不仅仅在底层招募法方员工。

（二）事中应考虑的问题。

1.文化协调

我认为，尽管迪士尼公司事先能够做一个更加详尽、谨慎的调查，小的问题依然不可避免。这时，应该充分发挥公司中的法方人员的作用，使得欧洲人的意见得以表达，也使得乐园的细节得到改善。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片在案例截止的2004年以后的新闻，里面讲乐园方根据法国人的审美，给唐老鸭等卡通文物戴上了三角帽，穿上了法国传统衣服，这可以被看作是迪士尼“接地气”的一个表现。如果这样的改进能够在被批评后更快的做出，我想迪士尼应该会处在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上。

2.突发的文化公关

如材料所示，法国农民将拖拉机开到迪士尼乐园示威是因为美国对法国提出了关于农业的不合理要求。虽然迪士尼在此事件中并无过错，但乐园方显然也因此吃了大亏。我认为，在这就是由于迪士尼危机公关准备不足的原因了。

二、政治障碍及克服

与文化障碍相比，政治障碍就相对较“硬”了。这主要体现在相比于一家公司的力量，政治变动的威力实在是过于巨大。

因此，“定性”的判断十分重要。在案例中，迪士尼乐园选择了法国这个政治相对稳定的法制社会，在大的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的。

然而，在细节处理上，迪士尼还可以做的更好。例如，迪士尼可以通过分期建设的方法，拉长工期，从而防止法国政府改变态度。

另外，针对迪士尼被法国农民误伤的情况，迪士尼应该吸取教训，更多的使迪士尼本土化，在控股比例、管理层构成与企业形象上更多的吸收欧陆因素，以此增加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人民对于“欧洲的迪士尼”认同。

参考文献：

[1]曹艺凡，童锋.文化冲突背景下跨国传媒公司文化整合的路径——以迪士尼公司为例[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1，（10）.

[2]刘杨.迪士尼乐园跨文化企业管理探究[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01）.

[3]张秋艳. 从迪士尼乐园看香港与巴黎的文化距离——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出路[J].天府新论，2009，（S1）.

[4]肖树青.迪士尼乐园经营现状的文化解读[J].商业时代，2010，（32）.

篇7

【关键词】 简明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问卷;精神障碍患者;信度;效度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吗: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9-0680-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9.010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类新型治疗精神疾病药物在精神科临床的广泛应用,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精神病人在长期使用精神药物治疗后的生活质量。许多研究显示,目前虽有许多生活质量的评定量表,且在临床已被广泛使用,但多具有内容繁多,测评需时冗长的特点[1-2],在住院和/或门诊治疗期病人中完成测评难度较大,某些量表的部分内容亦不适合住院病人[3]。因此研制一个既简单明了又能准确反映精神病人生活质量的测评工具十分重要。简明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问卷(Qualitof Life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Q-LES-Q-SF)具有概念清晰简便的特点,在国外具有良好的信效度。MichaelRitsner等选取精神疾病患者样本,具有良好的测量学指标[4-7]。本研究选取精神病患者和健康人样本,对Q-LES-Q-SF的信效度进行检验,与国外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以考证Q-LES-Q-SF在中国的适用性。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患者为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2007年7月-2008年1月门诊和住院的精神分裂症和心境障碍患者。入组标准:符合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中关于精神分裂症或心境障碍的诊断标准[4],性别不限,年龄18~65岁之间,具有小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无重大躯体和神经系统疾病及酒精和药物滥用,能够理解和遵守研究的要求,知情同意。符合上述标准并参加测评的精神分裂症和心境障碍患者各200例,门诊和住院患者比例均为1∶1。共测评男性232例(58%),女性168例(42%),平均年龄(32.2±10.2)岁,平均受教育程度(12.54±3.24)年,婚姻状况:已婚208例(52%),未婚161例(40.25%),其他离婚丧偶等31例(7.75%)。在20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127例为偏执型,65例为未定型,5例为分裂样,3例为残留型。起病平均年龄为(25.6±7.3)岁,平均病程(14.7±9.8)年。治疗药物:新型抗精神病药158例,传统抗精神病药35例,联合用药(新型药物与长效制剂,如喹硫平合并氟哌啶醇癸酸酯)7例。200例心境障碍患者中,76例为双相障碍,其中抑郁相34例,躁狂相37例,单次发作的抑郁88例,单次发作的躁狂36例,混合相5例。起病平均年龄为(25.6±7.5)岁,平均病程(14.1±9.3)年。治疗药物:新型抗抑郁药118例,传统抗抑郁药4例。情感稳定剂106例。

健康对照者来源于济南市7区4县(包括在济南打工的4县农民工)。按1∶2的比例,选择其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与病人相匹配,且身体健康无重大躯体和神经系统疾病及酒精和药物滥用,能够理解和遵守研究的要求。知情同意的健康对照者共200例,其中男性112例(56%),女性88例(44%),平均年龄为(32.0±10.0)岁,平均受教育程度为(12.96±3.10)年;婚姻状况,已婚104例(52%),未婚82例(41%),其他离异丧偶等14例(7%)。

所有受试者在初评后第30天进行第2次测试,两次测试资料均完整者患者组共385例(其中精神分裂症193例,心境障碍192例),脱落15例,脱落率为3.75%。健康对照者196例,脱落4例。脱落率为2%。

1.2工具

1.2.1简明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问卷(Q-LES-Q-SF) [5-6]

英文版简明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问卷(Q-LES-Q-SF)共16个项目,前14个项目用于产生总分,剩余2项为单独项目,分别用于测评与研究药物相关的满意程度及整体生活质量。Q-LES-Q-SF为自评量表,每个项目都分为5个等级(1=很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4=满意、5=很满意),评分越高说明患者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越好。 Q-LES-Q-SF中文版来源于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在中国进行的全球三期临床试验,由公司的医学部提供,公司医学博士对问卷回译后专家认为中文版在内容上与原版完全一致。本次研究时对精神病患者和健康受试者进行现场预测试,预测试时精神病患者和健康受试者理解和接受程度均良好。故中文版在内容上与英文版完全一致。

1.2.2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WHOQOL-100)[7]

共分6个领域24个方面(表1),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好。方积乾等研究显示其信度在0.41~0.93。

1.2.3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rief Psychiafric Rating Scale,BPRS)[8]

采用1~7级评分法。得分越高,患者病情越严重。

1.2.4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

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如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受试者个性特征和与疾病相关的资料。

1.3资料收集方法

由精神科的1名副主任医师和1名主治医师对入组患者进行精神检查和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评定并做出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诊断,向患者或每例受试者讲解统一指导语,让受试者现场填写并完成量表的各条目,当场收回答卷。

1.4统计方法

采用Cronbach' s α系数评定问卷的内部一致性。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计算初重测结果间的相关系数,检测该问卷的重测信度。以WHO-QOL 100作为效标变量评价问卷的效标效度。以方差分析进行区分效度分析。

2 结 果

2.1信度

内部一致性信度:问卷中的前14个条目与问卷总分间的相关均在0.6以上,说明这些条目都有较高区分度。

重测信度:385例精神病患者和196例健康受试者在初次测试后的第30天进行了重测,Q-LES-Q-SF重测相关系数为患者组0.785、健康对照组0.870。

2.2效度

2.2.1效标效度

因目前尚无评价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的金标准,所以根据简明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问卷的理论框架,选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WHO-QOL 100)作为效标变量评价问卷的效标效度。结果显示问卷的总分与WHO-QOL 100的心理领域及包含的3个方面呈显著负相关,与其余5个领域及20个方面及总分均呈正相关(表1)。

2.2.2区分效度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心境障碍患者与健康对照者Q-LES-Q-SF问卷的得分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两患者组问卷总分及每个条目分得分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Ps

3 讨 论

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问卷(Q-LES-Q)作为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的评定工具自1993年起,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试验[9-10] ,但问卷冗长,测评费时40~45分钟。简明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问卷(Q-LES-Q-SF)共有16个项目,所涵盖的内容与原问卷(Q-LES-Q)相同[3-4],被认为具Q-LES-Q的信度和心理测量学同等的功能,是测定多领域生活质量的简洁而应用广泛的问卷[11-12] ,因其测评时间缩短为10~12分钟,故适用于住院和/或门诊各类精神病人。许多学者把它应用于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取得了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3-14] 。Eric Mick等人[15] 对抽动症患者的研究得出患者组Q-LES-Q SFalpha系数为0.88。Wyrwich,K等人[6]2009年采用Q-LES-Q SF对2588位广泛性焦虑病人的测试结果显示Q-LES-Q SF alpha信度系数为0.86,8周后重测信度系数为0.73。本研究结果取得了与国外研究相一致的结果,即所有条目与问卷的相关达0.611以上,总的Cronbach' s α系数为0.920,一个月后重测信度为0.785,均在测量学的接受范围[16],各因子与总分间的相关性较高,符合同质性量表中项目与总分的相关性至少应在0.20以上测评要求,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内在信度和外在信度,稳定可靠。

效标效度以金标准检验新量表与标准量表测定结果的相关性。从测量学理论看,量表与相同结构的量表之间的测量结果应有较高的相关性,与相异结构的量表之间的测量结果应有较低的相关性。本研究选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WHO-QOL 100)评价问卷的效标效度,两量表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Q-LES-Q-SF的测评时间为8~10分钟,而WHO-QOL 100的测评时间为30~40分钟,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Q-LES-Q-SF的适用性更好。

国外另有多项精神科临床研究结果显示,通过此问卷的测评结果可以区分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及评价不同药物治疗后的疗效,说明此问卷具有更好的敏感性[13-14] 。本研究中患者组Q-LES-Q-SF总分和各项目得分均低于健康对照组,表明Q-LES-Q-SF能测量出所期望测出的内容,即精神障碍患者的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明显低于健康对照者,说明此结果与国外报道相一致[17-18] 。

总之,简明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问卷具有较好信度和效度,可用于评价我国精神障碍患者简明幸福与生活质量满意度。

参考文献

[1]Ritsner M,Kurs R,Gibel A,et al.Validity of an abbreviated Quality of Life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Q-LES-Q-18)for schizophrenia,schizoaffective,and mood disorder patients[J].Qual Life Res,2005,14:1693-1703.

[2]Jean Endicott,John Nee,Ruoyong Yang,et al.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PQ-LES-Q):Reliability and Validity[J].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2006,45:401-404.

[3]Bobes J,Garc á-Portilla P,S áz PA,et al Quality of life measures in schizophrenia[J].Eur Psychia,2005,20(Supple 3):313-317.

[4]范肖东,汪向东,于欣,等.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72-106.

[5]Endicott J,Nee J,Harrison W,Blumenthal R.Quality of Life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A new measure[J].Psychopharmacol Bull,1993,29:321-326.

[6]Wyrwich K,Harnam N,Revicki DA,et al.Assessing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u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Enjoyment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J].Int Clin Psychopharmacol,2009,24:289-295.

[7]方积乾,赫元涛,李彩霞,等.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中文版的信度与效度[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4):203-205.

[8]张明园.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81-84.

[9]Revicki DA,Paramore LC,Sommerville KW,et al.De-pakote Comparator Study Group.Divalproex sodium versus olanzapine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mania in bipolar disorder: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nd medical cost outcomes [J].J Clin Psychiatry,2003,64:28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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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ondareff W,Alpert M,Friedhoff AJ,et parison of sertraline and nortriptyline in the treatment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late life [J].Am J Psychiatry,2000,157:729-736.

[14]Pearlstein TB,Halbreich U,Batzar ED,et al.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in women with sertraline or placebo[J].J Clin Psychiatry,2000,61: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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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Van Nieuwenhuizen C,Schene AH,Boevink WA,Wolf JRLM.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l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A review of instruments [J].Psychiatr Rehabil J,1997,20:33-41.

[17]Ritsner M,Ponizovsky A,Endicott J,et al.The impact of side-effects of antipsychotic agents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A naturalistic study[J].Eur Neuropsychopharmacol,2002,12:31-38.

篇8

“马首”回归，叙说的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故事。此前，猪首铜像就是由何鸿燊先生于2003年出资购买后送归国家的。“马首”的回归，则源于2007年8月，国家文物局获悉圆明园马首铜像即将在香港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消息，第一时间表达了终止公开拍卖的坚定立场和促成文物回归的良好意愿，该公司对此给予了积极配合。

9月，何鸿燊先生得知情况后，便以高度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慨然出资抢救流失文物，结束了马首铜像百余年的离散漂泊。此后，马首铜像一直在港澳地区公开展示，为增进港澳同胞对祖国文化的了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彰显了何鸿燊先生的拳拳爱国心。

（来源：文章屋网 ）

篇9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中国文明最高尚者不在画，画之上有书法，书法之上有诗词，诗词之上有音乐，音乐之上有中国先圣的哲理。那是老庄、禅、《易》、儒。固尚欲画高，当有以上四重之修养才能高。了无中国文明自尊心者与此无缘，勿与论者。

画有精品，有神品。精品可以功力得之，神品则功力不逮者固必不可得，而功力即具者亦不可必得。会须意兴所至，信手挥洒，心纸无间，笔墨契合，才情风发，妙造自然。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长进先读书。

一个画家如果不爱民族，不爱祖国，就是丧失民族气节。画的价值，重在人格。人格

篇10

关键词：国学根基 启蒙教育 趣味性 可读性 国文

中图分类号：G633.3；G623.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6-0021-02

2010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批判了现在一些语文教材的弊病：如关于母爱和母亲形象的不健康的内容。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如同圣女，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的生活中的母亲；书本中的小孩要么是不快乐的孩子，要么就是成人化的孩子，总之是非常态的孩子；在上教版小学课本里，长年沿用着几篇朱自清、老舍、巴金的旧文，经典几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垄断”；儿童视角的缺失，极少真正符合童心、童趣的作品，快乐的缺失，虚构历史故事，缺乏求真精神、缺少经典。多数教材编者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涉孩童的世界。对于这样的批判，笔者深有同感！

这不由得让笔者想起了叶圣陶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据说这本书现在还很受欢迎，里面有丰子恺的插画，他采用的是回归人性、回归自然、回归审美的路线，所编教材更注意尊重儿童心理，采用儿童视角，注重培养儿童探究自然的兴趣，在探索中发现真善美，培育爱心，开启心智。内容上，生活、游戏、自然、科学、商业、劳作、群体等，天上地下，现实与梦想，都能以最恰当的方式进入课文。体裁上，则多是童谣、童话、寓言、故事等，切合孩子的兴趣。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开明国语课本》都赢得了相当的尊敬和赞誉。

现在的教材除了要继承和发扬原来的一些优点以外，笔者认为还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一、关注国学，重视启蒙

现在的年轻一代不懂得做人的准则和礼仪，不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做人的根本，这对社会和国家都很不利！我们必须努力提高下一代人的素质，使之接受正确的文化教育。《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论语》《老子》《墨子》《庄子》等经典就是最好的教材。而现在的语文课本显然忽略了这方面的内容，现在的教材只重视增长学生文学方面的知识，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足！笔者认为，国学的教育应该作为中国语文教学的根本，国民的素质没有提高，教育就是失败的！所以，编写教材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学生认知的规律，循序渐进地从《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幼学琼林》《朱子家训》《增广贤文》《论语》《老子》《墨子》《庄子》《淮南子》《列子》《孙子》《山海经》中多选出一些切合时代的精华，安排在小学至中学的国文课本中，引导学生进行学习领悟。只有学生时代的启蒙教育做足了功夫，国家的软实力才会提升！

二、放眼中外，丰富选材

教材内容上，一是要大量选取有丰富故事情节的名篇文段，加强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如我们可以大幅选用一些名篇，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封神榜》等小说的选段， 也可以选用外国文学作品，如《哈利・波特》，以及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一些文章。二是丰富课文的选材，可以多选用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文章，选用富有思想性、趣味性、想象力强、生活气息浓厚的文章。如中外童话、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成语故事、民间故事等。《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伊索寓言》以及《列子》与《庄子》里的中国神话故事，都是富有思想性、趣味性且想象力非常强的文学作品。三是增加民间文化的内容，如小品、相声等。

从形式上来说，我们可以在文章的旁边配置动漫图画，运用多种彩色字体，增强视觉的趣味性。

三、文史经哲，重视诵读

诵读文章对学好语文帮助非常大，但现在中学语文课本背诵默写却陷入误区，只重视诗歌的背诵，对诗歌背诵的编排却非常单一死板，初中三年六册的课文末尾全部都是古代诗歌的背诵，另外在内容上忽略了文、史、经、哲以及唐宋名篇等方面的背诵，如《诗经》《大学》《老子》《中庸》《易经》《论语》《孝经》《仪礼》《史记》《孙子兵法》《墨子》《列子》《庄子》《楚辞》以及唐宋家的文章。其实，通过对文章的反复诵读，可以积累语文知识，领悟文章的真谛。古语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世间万物，皆属身外，唯有书能够渗心入骨地擦拭你蒙尘的心灵，让你耳聪目明，志存高远。

四、与时俱进，紧跟潮流

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也应与时俱进，多增加一些与当前社会密切相关的商界精英以及时代风云人物的故事。

1.商界人物缺乏。语文教材涉及的名人有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唯独没有企业家、经济学家和商人。初中语文教材应合理安排有关商界名人的文章，如企业家的传记、奋斗史、重要的商业事件等。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股神巴菲特、中国商圣范蠡、香港富豪李嘉诚、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霍英东等人的故事。青少年最具模仿性，他们的榜样与偶像不能只局限于战斗英雄、戏剧明星、诗人、作家以及科学巨人等，让学生了解“华尔街的巨头”，了解充满商业智慧的犹太人，让学生懂得诚信做人、诚信经商，做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家亦很重要！教师应让学生懂得商业经济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人产生的巨大影响，让学生明白一个成功的商人只有懂得回报社会，热心慈善事业，懂得感恩，才是最高的境界。

2.时代风云人物的缺乏。语文课本上有很多外国英雄的故事，有些已经明显不合时代的要求了，学生没有一点兴趣。如《伟大的悲剧》《福楼拜家的星期天》《音乐巨人贝多芬》这些文章！我们是否可以将姚明、赵本山的故事收入课本呢？这样学生学习起来会觉得更加亲切而有兴趣！

3.现实中的爱国题材缺乏。应该适当增加当代爱国主义题材，让学生从阅读这类题材的文章中了解自己的祖国，增强爱国主义教育！

目前，提高教材编写团队的整体水平已成当务之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不妨由国家教育部直接领导，举全国之智力、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广泛的调研并编写，汇集有国际视野的教育家、文学家，积极听取并采纳一线教师的意见，遴选出一流的编写团队，编出中国最高水准、最权威的国文教材，造福祖国和人民，培养跨时代的栋梁之才，全速推进民族的复兴，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