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股权投资和私募证券投资范文
时间：2023-04-21 08: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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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私募股权投资，即Private Equity，简称PE，是指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股权或者上市公司非公开交易股权的一种投资方式。目前在中国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已形成一定规模，成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主流组织形式。2007年6月生效的新《合伙企业法》相较于原《合伙企业法》引入了有限合伙制的概念，并且允许法人和其他组织担任合伙人。而有限合伙制形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因其在资金募集、收入分配、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灵活性以及在组织成本、监管环境等方面的优势而备受青睐。
虽然有限合伙制企业在法律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目前我国与合伙企业有关的税收立法明显滞后，对合伙人的税务处理并不完整，对某些没有具体规定的问题，各地税务机关的处理不尽相同。本文对现行的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做一个梳理与分析，暂不涉及外商投资合伙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外国合伙人的税收问题。
一、现行税法下合伙企业层面所得税处理
《国务院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发[2000]16号）中规定：“从2000年1月1日起停止对合伙企业征收所得税，其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一规定确立了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原则，反映了合伙企业“透明纳税实体”的特点。
此后，2007年生效的《合伙企业法》第六条规定：“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该规定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合伙企业的所得税申报“先分后税”的原则。除此之外，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第二条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再次确立了“先分后税”的原则。
二、自然人合伙人的所得税处理
自然人合伙人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的所得税缴纳。根据国税函[2001]84号文，“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自然人合伙人从合伙基金获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按照《个人所得税法》规定适用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自然人合伙人转让被投资企业股权取得的收入的所得税缴纳。根据国发[2000]16号文以及财税[2000]91号文相关规定，“自然人合伙人获得的转让被投资企业股权取得的收入，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三、非自然人合伙人所得税处理
新《合伙企业法》规定，除自然人合伙人外，可以担任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人的还包括各类企业、民间组织、政府机构、社保基金等法人和其他组织。财税[2008]159号文规定，上述法人和其他组织应缴纳企业所得税（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除外），该项规定解决了原合伙企业税制仅适用于由自然人组成的合伙企业的问题。
但财税[2008]159号仅原则性地规定“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对合伙企业从被投资企业取得的不同类型收入向合伙人分配时其所得性质是否保持不变这一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如若根据合伙企业“透明纳税实体”的特征，向合伙人分配时，不同类型收入的所得性质保持不变，那么法人合伙人获得的转让被投资企业股权所得按照25%税率计征企业所得税；而通过合伙企业获得的被投资企业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
四、管理人层面所得税处理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采取的法律形式一般为公司制或者合伙制。如果基金管理人由基金普通合伙人担任，那么除了基金的管理费（通常为基金资本承诺比例的1.5%-2.0%），其收入还包括基金的收益分成（通常为基金增值部分的20%）。
基金的管理费属于“服务收入”，按照税法“先分后税”的原则，基金管理人如果采取合伙制形式，应由合伙人各自缴纳所得税；如果采取公司制形式，应就其取得的管理费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
至于收益分成这部分收入，当基金管理人采取合伙制形式时，所得税由合伙人按照各自适用的税率缴纳；当基金管理人采取公司制形式时，如果根据上述合伙企业“透明纳税实体”的特征，向合伙人分配时，不同类型收入的所得性质保持不变，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免缴所得税，转让被投资企业股权收入需按照25%税率计征企业所得税。
五、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得税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由于其具有设立门槛较低、内部治理结构精简灵活、决策程序比较高效、利益分配机制灵活等特点成为目前主流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组织形式。但是当前合伙制企业税收法规却相对模糊和滞后，亟待国家按照现行的《合伙企业法》以及合伙制企业运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出台新的《合伙企业所得税法》。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是国家层面立法尚待完善，自然人合伙人税负偏高。对于自然人合伙人转让被投资企业股权取得的收入的所得税的缴纳方案，是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得税的处理方案中最具争议性的。上述税收政策出台时，合伙企业只是被用于小规模生产、贸易的经营方式，按照5%-35%的五级超额累计税率，合伙人获得的收入超出5万元的部分就要以35%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随着资金量日益庞大的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蓬勃兴起，合伙人取得的股权转让收入往往远远超过5万元，按照上述的税收政策，这部分收入的所得税率几乎等同35%，税赋相对过重，不利于行业发展。
二是地方出台政策混乱。值得关注的是，部分省市如北京、天津、新疆、武汉、吉林等对于转让被投资企业股权取得的收入收取20%的统一税率（比照“财产转让所得”）。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属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享税（其中：中央60%，地方40%），所以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本地私募股权投资产业的发展，在制定此类地方法规时涉及了适用税率种类的改变（即从5%至35%的累进税率改为20%的统一税率）而并非仅仅降低了税率，此类做法的合法性有待商榷。
其余各地出台的税收政策，基本上是重复国家层面已有的规定。以上海市为例，2008年8月上海的《关于本市股权投资企业工商登记等事项的通知》中对上海市的所得税税收政策按照自然人普通合伙人和自然人有限合伙人进行了细分，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政策做了相应的补充。不执行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其从有限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权投资收益，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依20% 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执行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普通合伙人，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 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上海出台的政策在普通合伙人的税收上却比国家的规定更为严苛。上海市的政策中所有普通合伙人的收入一律按照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并没有把普通合伙人的收入性质作出相应的区分。
同时，浦东新区根据该通知的指导精神，随后出台了《浦东新区促进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发展的实施办法》，规定对于股权投资企业投资于新区鼓励的产业项目，“所获投资收益形成的新区地方财力，按50%标准，奖励该股权投资企业”，这意味着在浦东新区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能够获得50%的税收减免。此外，《实施办法》对于符合条件的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比照法人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人才，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同时，对在陆家嘴功能区和张江功能区办公的股权投资企业给予租房和购房补贴。
但2010年底上述《实施办法》到期后，浦东新区废除了税收奖励政策，仅保留了比照法人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人才一次性奖励和租房购房补贴政策。
随后，在2011年5月上海市的政策修订版中，把之前关于自然人普通合伙人和自然人有限合伙人的细分已全部删除，至此，上海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的税收政策又完全回归到国家层面已有的规定上来。
（二）建议
一是建立完善的合伙企业税收制度。比对《企业所得税法》等税收法规，针对我国合伙企业税收立法较低、稳定性较差的特点，建立立法层级较高的完善的合伙企业税收制度，从国家层面将存在争议、不够详细明确的相关税收问题加以规范。如根据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职责以及所得性质的不同区分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适用的税收政策，而非适用完全一致的税收标准。
二是加大税收扶持力度。当前，金融业在推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实体经济的繁荣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国家应当出台相应的税收政策给予扶持和鼓励。2008年生效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创业投资企业落实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但由于合伙制企业并不适用于《企业所得税法》，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则无法享受到税收扶持政策。虽然在个别区域比如上海浦东新区有过一定时期的优惠政策，但是政策覆盖面小、稳定性差等特点也困扰着广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者。国家应统一出台适用于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的税收扶持政策，更加充分地发挥行业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崔威.新《合伙企业法》及《企业所得税法》对合伙企业所得税制的挑战[J].法学评论，2009，（2）.
篇2
目前市场上具有私募性质的理财产品主要有私募股权（PE）、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公司专户理财、券商集合理财等产品。
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收益双高的游戏
私募基金是通过非公开方式面向少数机构投资者募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由于私募基金的申购和赎回都是通过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私下协商来进行的，因此它又被称为向特定对象募集的基金。私募基金按照募集资金的用途可以分为私募股权投资和私募证券投资。其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是以投资二级市场股票或基金为主要投资对象，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则是以投资未上市公司股权为主要投资对象。
目前私募股权投资可以分为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PE三类。投资起点比较高，经常为几百万、上千万，但由于其高收益的特性，在财富爆炸的时代，受到渐多的投资者关注。
类型 投资标的 适合阶段 风险与收益
天使投资 股权 创业公司 最大
风险投资 股权 处于扩张阶段的公司 中等
PE 股权 即将上市公司 较小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008年炙手可热
一般来说对于资金量较大的投资者适合选择私募股权来进行投资，当然这样的产品风险较大但收益也颇丰。对于一般的中产阶级来说，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起点经常在100万，相对私募股权起点较低，更适合投资。相对而言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也是主要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产品，因为没有最低持仓比例的限制，因此比公募基金更具有灵活性，在震荡和下跌的行情下该类产品可根据市场行情及时调整仓位和投资比例，以规避风险，为投资者带来收益，因而在今年以来的震荡下跌行情中，备受关注。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根据投资标的不同，一般分为投资于固定收益类产品（例如修建高速公路、飞机场、房地产等项目）、结构类挂钩产品（例如部分挂钩债券，部分挂钩黄金等）以及投资股票二级市场类产品，另外在市场震荡较大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套利方式获取收益。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在一般人眼中比较神秘，但相信大家一定对其中一部分走到阳光下的阳光私募耳熟能详。阳光私募是指通过信托机构向特定投资人发行证券投资集合资金，这种通过信托机构发行组织运作的基金就称为阳光私募基金。阳光私募的全面研究、筛选推荐正是展恒理财为您提供的服务之一。
基金公司专户理财――雨后春笋
基金公司的专户理财业务是基金公司面向高端客户推出的一款颇具特色的服务，其产品设计较为灵活，也更细化，会根据不同客户的偏好设计出相应的不同收益风险的投资组合，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有“量身定做”的感觉，一般基金公司已经得到广大投资者的青睐，所以相对而言其投资理念和策略更容易让投资者认可和接受。
券商集合理财产品――船小好掉头
篇3
关键词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监管模式 政府监管 自律监管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的国际比较
（一）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
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属于法律约束下的自律监管体制，是一种介于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之间的模式。美国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开始于1929年经济危机，既强调立法监管又强调自律管理。在这种体制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成为主要的监管机构，并下设专门的投资监管部门对基金设立行为进行监管。同时，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是最主要的行业协会自律组织，它通过对成员资质和行为的监督与管理，实现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运行各个环节的自律监管。
美国现存的法律并没有出台专门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范，在通过了全国范围的《1996年证券市场促进法》的基础上，于2010年7月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形成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法律框架。不过美国政府的干预很少，力图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创造自由的空间，如为保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自由和收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载体、产品、管理人方面可享受三重豁免，推崇依靠市场的自身力量发挥监管作用。
虽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几乎可以豁免注册和信息披露，但自从金融危机后，美国也在不断改变监管侧重点，倾向于保护投资人利益，以基金管理人为重点监管对象。尤其在2010年《私募基金投资顾问注册法案》出台后，全美从事证券事务的基金管理人必须按照《促进法》《投资顾问法》的要求在SEC注册并报告其管理基金的有关情况（包括资产额、杠杆水平、交易对方的信用风险、交易头寸、交易策略等）；建立了基金管理人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同时向监管部门和投资人进行信息披露；证监会有权与美联储拟成立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分享这些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判断私募基金的投资活动是否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而必须加以监控；约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经理的收入，并对其附带权益征收较高的资本利得税等。
笔者认为，美国这种法律约束下的自律模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同的监管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微妙关系使得任何一个主体都很难滥用权力或放松监管。这种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并重的体制设计是合理且行之有效的，这也是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能够健康、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英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
英国作为现资基金的发源地，在长期的投资实践中，形成了在严格自律基础上的有效监管模式。这种以自律监管为主，法律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强调建立和完善自律性质的民间行业协会，并由协会制定规章制度和对基金投资活动进行控制、约束和管理。
在英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主体是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协会（BVCA）和金融服务局（FSA）。相比之下，英国更注重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协会（BVCA）的监管作用。该协会已经成立30多年，其宗旨就是作为权威代表之一，为行业呼喊、谈判，增强社会对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认识与理解，促进投资行为清晰透明，向投资者、政府、欧盟、国际媒体、贸易联盟和普通民众推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更好地管理和服务于成员，BVCA根据会员性质及其需求的不同，将成员分为五类，通过分门别类，对不同的协会成员采取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措施，真正实现协会自律监管的公平公正。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主管机构是金融服务局（FSA），它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实行市场准入监管，在英国成立或运作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公司通常需要经金融服务局批准，这样有效降低了市场风险，有利于促进市场规范运行。英国的主管机构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市场行为并不过多进行限制和干涉，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行为的监管主要体现在信息披露方面，同时强调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笔者认为，与美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模式相比，英国以自律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更加灵活，管理者拥有更多的自决权，有利于英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发展。较之于政府监管，自律监管具有以下的优势：首先，自律监管范围宽于政府监管，体现在可以对本质上没有违法但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进行监管，具有更高的道德含义。其次，灵活性高，协会行业组织在制定并执行规章制度方面都比政府部门要迅速。再次，自律监管贴近基金市场，能更敏感地察觉基金市场的变化，洞悉基金市场的问题根源和运行规则，保护会员利益，促进市场有效运转。最后，自律监管的成本低，资金主要来源于市场交易活动本身而非政府拨款。
（三）日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
日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制体现在政府对基金监管权控制的严格性上。具体来说，在日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权由金融厅集中行使，对投资资金的投资范围有严格规定。
金融厅是日本证券市场的行政主管机关，拥有对证券市场监督权和统一管理权，金融厅下设监督局具体负责监管工作。《证券投资信托法》第6条规定“任何公司想成为基金管理公司都必须获得主管机关颁发的许可证”，包括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审批核准在内的所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活动都要处于金融厅的管理范围之内。日本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运行和发展都在政府的直接引导和宏观调节下，同时其取得的成绩与政府的严格监管与培育支持密不可分。
（四）国际经验的借鉴及启示
由于美、英、日三国历史背景、政治体制、市场成熟程度、法律体系等因素的不同，在选择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模式方面也不尽相同，但这三国的监管模式对构建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制度具有借鉴意义。美国监管模式的最大成功在于有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因此，我国目前也应当加速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PE监管法律体系。通过英国的监管模式启发我们应重视自律监管体系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体系中的角色；日本的监管模式启示我们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大大不如美国，所以完全依靠法律监管很难达到最好的效果。另外，成熟度也远不及英国，因此过多地采取自律监管模式与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发展所处的初级阶段不相适应。我国的资金来源多元化，如果采用日本的政府监管模式也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发展。因此，应结合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现状，做到发展与防范并重，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模式才是可行之道。
二、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现状与问题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20世纪90年代初，首先以风险创投的形式在中国逐渐展开，在21世纪初出现了称之为PE或重组并购基金的形式。经过近20年的自由发展，也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性的行业协会自2011年成立以来就开始了行业自律监管的破冰之旅，近几年我国在政策法规上修订了《公司法》《证券法》和《合伙企业法》，出台了《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这些都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稳步发展的必要支撑。但是，这些公布出台的行业规范与法规可操作性较差，工商、税务、金融等方面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极大影响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仍然处于无序的状态中，缺乏一个具体统一的制度支持，缺少良性的自律环境和政策环境。
除此之外，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还面临的问题包括监管思路混乱，监管不力；投资者退出机制不健全；二级市场不健全，资本流动不畅。政府监管方面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尴尬；数量急剧膨胀，配套管理缺失；缺乏相应的信用管理机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自身发展缺乏高素质PE专业人员；缺乏完善的基金管理机构；外资PE占据主导，本土PE竞争力不足；缺少成熟的机构投资者等等。
2016年1月9日，北京市全面暂停含私募在内的投资类企业注册。此后，河南省暂停私募基金注册；山东、上海、杭州辖区内的个别工商局已暂停注册，上海自贸区也已暂停注册；成都除个别区可以注册外，多数区需要报备后才能注册；宁波梅山港目前还能注册，但需经招商局副局以上领导签字同意……据一些私募机构反映，目前基金业协会管理人登记、基金备案的速度放缓，审查标准与以前相比严格很多。至此，私募机构快速增长进入“冷静期”，各管理机构“放缓”速度，调研问题，研究规范，私募机构也在利用“冷静期”自我检查、自我规范。
2015年12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明确，要“强化监管和风险防范，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坚决依法依规严厉打击金融欺诈、非法集资等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2015年12月25日，证监会明确暂停私募机构新三板挂牌和再融资，并对前期融资的使用情况开展调研。此后，证监会继续对已挂牌私募机构可能存在的问题开展大量的调研和分析工作。2016年1月15日，证监会《2015年私募基金检查执法情况通报》，披露了检查发现的五类问题，分别是登记备案信息失真，资金募集行为违规，投资运作行为违规，公司管理失范和涉嫌违法犯罪；公布了对30家机构、8个相关责任人的处罚情况，以及对9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立案稽查、21家私募管理人涉嫌违法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或地方政府的情况。同时，证监会明确表态，将持续加强私募基金行业日常监管和检查执法工作，依法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此外，2015年岁末，基金业协会接连公布了多项自律规则、业务规范、指引等文件，旨在引导或强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规范运营。至此，监管层强化私募事中事后监管，加强私募规范运行要求的态势已经非常明确、清晰，规范运营将成为未来中国私募机构长久发展的王道，也是应当首要考虑和重视的问题。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完善
加强监管、强化规范，会使“自由”惯了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感到不适，会使心怀鬼胎的私募机构胆战心惊，但规范可以促进优者更优、劣者淘汰、违法者被拒之门外，从行业的长期发展来看，必然是好事。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个完善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的建议：
（一）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原则
第一，保护投资人利益原则。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发生基金管理人损害投资人利益的问题，可以通过规定投资人资格，或制定相应事后保障制度，如信息披露制度等，以达到保护投资人利益的目的。第二，适度监管原则。监管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以效率优先，可以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对市场加以抑制，或利用市场以及基金内部控制机制加以协调，而不能过度监管，妨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第三，借鉴国外经验，符合中国实际原则。第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自治、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的协同原则。
（二）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主体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模式既可以是“一元监管模式”，也可以是“多元监管模式”。前者是指由一个监管主体对基金主体和私募发行行为进行监管的方式，后者是则是指由不同监管主体分别进行监管。笔者认为，“多元监管模式”更符合我国监管机构的权力配置结构，先选择一个最适当的主要监管机构，明确其具体的监管程序与职责，由各主管业务部门在职能范围内予以相应的协调配合，确保监管体系的一致性，从而依法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有效的监管。
（三）继续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关法律法规及协作机制
监管部门必须明确发展思路，以长远发展角度来制定相关政策，同时进一步简化行政程序，推出各种优惠机制，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与政策环境。按照同行业监管标准统一的功能监管要求，对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期货公司开展的私募投资业务建立操作性强的行业标准与规则；尽快颁布与《私募办法》相对应的监管细则；尽快出台《私募投资基金暂行条例》，提升私募市场监管法规的权威性。
（四）加快培养和引进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促进私募投资基金人才培养对于行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笔者建议政府侧重于完善人才引进的政策与引导，制定鼓励人才流动的相关政策，吸引境内外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专业人才。建议行业协会组织着眼于加强与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协会的合作与交流，学习外资基金的内部管理方式和投资经验，以期提高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整体运作水平。同时，建议建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业人员数据库，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提倡自律诚信和依法运营，提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的业务素养和职业道德，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权益。
（耿佳、焦祺森单位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贺迪单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结算单证处理中心）
[作者简介：耿佳（1983―），女，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焦祺森（1981―），男，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
参考文献
[1] [DB/OL]BVCA our mission， http：//bvca.co.uk/about-BVCA/features/ourmission.
[2] 庞跃华，曾令华.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及中国选择[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0（05）：48-51.
[3] 谭建生.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对策[J].开放导报，2011（06）：39-43.
[4] 王荣芳.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监管制度之构建[J].比较法研究，2012（01）：48-58.
篇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北京 100070）
摘要：伴随着私募股权投资信托在全世界的发展，大量的海外私募股权投资信托基金进入中国，并促进国内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的快速发展。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作为一种创新的信托业务，在中国也越来越得到广大投资者的关注。本文首先介绍了私募股权投资信托在我国的发展现状，随后分析了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托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针对私募股权投资信托在我国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 ：私募股权投资信托；发展现状；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9-0106-02
一、引言
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也称为PE信托，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的一种类型。它是信托公司以《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并以信托方式成立的投资于未上市公司股权的基金。近年来，随着国外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的发展与壮大，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也得到了越来越迅猛的发展。信托公司开展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起因于2007年3月新两规的颁布。银监会负责出台的新两规明确指出其会大力支持信托公司开展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等创新类业务的尝试，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业务由此得到了迅猛发展。
二、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的发展现状
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的迅速发展主要体现在其发行渠道的增加以及其规模与投资领域的扩大上。
首先，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的发行目前主要以银行推介为主。一般发行渠道主要分为自身推介，第三方推介和银行推介。由于前两个发行渠道由于受到银监会的管制，目前我国信托公司更多地选择了银行推介的模式。银行推介的主要方式有两种即银信理财产品形式和信托公司与银行私人银行部门合作的形式。由于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产品的高收益性与银行私银部门客户的高净值性匹配度高，所以此类合作发展迅猛。
其次，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的发行规模以及发行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02年信托公司恢复营业，有两家信托公司推出了相应产品并募集金额了7.5亿元资金，开创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的先河。之后几年内，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的发行规模以及发行数量都是缓慢增长的趋势。但总体来说，2007年之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的发行规模增长较慢，但2007年新两规出来后，加快了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业务规模的扩张。从2007年以来，信托公司成立的私人股权投资信托计划，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数量上来看都产生了积极的变化。由2007年的发现规模62亿元以及发行数量34只陡增至2012年发行规模1025.98亿元以及发行数量298只。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知道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业务正在不断迅速发展扩大。
第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的投资领域不断扩大。根据目前的披露信息，我国信托公司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主要投资领域有金融行业，新材料，新能源，房地产等。其中，“中信锦绣二号股权投资基金信托计划”等产品都在推介说明书上明确表示信托资金将用于金融领域。“常州华光股权投资项目集合信托计划”等产品将信托资金用于对房地产企业增资。此外，“平安财富绿色资本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睿信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产品更是以新能源，新材料，电子商务等领域为投资目标。
最后，我国目前加大了对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的评级管理，私募股权投资信托越来越朝“阳光化”发展。根据用益信托评级系统的统计，截止2013年，共有530只阳光私募信托基金产品参与用益评价体系2013年度评级。获得最高等级5星级的产品有27只，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信用等级提升，我国信托公司对私募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的快速发展在最近几年有一个更全面和理性的认识，这将能够持续推动中国私募证券投资信托业的“阳光化”发展。
三、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托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退出渠道存在障碍
当前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信托市场的退出机制十分不完善，退出渠道高度依靠证券市场的IPO 的方式退出。理论上，证券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后，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的退出机制已经健全，但是证监会对信托公司的私募股权投资信托采取限制政策，通过IPO方式退出还是存在障碍。信托投资的最主要退出渠道被堵塞，导致信托公司的私募股权投资信托很难通过中国的证券市场正常退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托发展的最大障碍。
（二）有效登记等制度的缺乏
信托登记制度针对的是信托的公示。尽管《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中的有关条例有明确指出：“信托公司对委托人、受益人以及所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但保密的义务并不是绝对的，保密的范围也应有所限制。对于单个信托计划，由于其较高的隐私级别，没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特别要求，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强制性规定，以当事人的意愿为主，不必要公示，受托人应当严格履行保密义务。然而，集合资金信托往往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关联有着密切的联系，委托人必须满足一定的投资主体的标准，所以需要加强监督和管理，使公示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法律角度看，信托登记环节的缺失会使得信托关系中的股权无法正确地进行所有权的确认，这将有可能损害各方当事人的权益。
（三）信息披露不完备
在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中，信托资金的投资管理和决策是由基金管理人负责，投资者一般不会参与，由此会造成了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因此信托市场需要进行充分的、及时的、准确的信息披露，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基金管理人和投资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但是，目前国内私募基金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信息披露远远不如公墓基金要求严格。在实践中，一些运作较为规范的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和管理人，会以季报、年报的形式进行资金使用情况和投资活动情况的披露，有些信托公司则未能做到，这些都会在客观上增加潜在的风险。
（四）专业管理能力的障碍
信托公司初涉及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比较缺乏项目的实践运营经验和管理能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项目判断的专业能力。包括数据的筛选，现场施工和检修水平，可行性研究，经济计算等。2.行业经验。包括工程项目投资风险识别，相应的投资合作模式的创新设计，定价能力等。3.投资管理能力。包括企业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所有的商业模式的理解和控制，企业财务结构优化，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建设，行业整合的机会把握能力和执行能力。4.资本市场对接能力。包括投资项目资本扩张途径的安排、上市等项目退出渠道的实施能力。总体而言，国内大部分的信托公司还是比较依赖外部投资管理公司，在专业管理能力上还是和国外有很大差距。
四、促进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托发展的建议
（一）设法打通退出渠道
完善的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的退出机制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投资退出的障碍，信托公司可以采取以信托资金和投资管理顾问出资设立公司的方式并以后者的名义进行投资、以信托资金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约定回购机制、将退出通道与产权交易所勾连衔接等多种方式的对策。另外，在 IPO 道路遇阻的同时，信托行业还可以考虑另外一条道路，即建立私人股权投资信托受益凭证的交易市场，这样不仅能够加强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产品的流动性，同样也能降低开放后集中赎回的压力，有利于长期投资的稳定性。信托公司应根据自身特点，选取适合自己的方法，想方设法打通退出渠道。
（二）完善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登记以及信息披露制度
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的登记制度有利于行政机关的监督并有利于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利益，以保证交易安全。完善私募股权基金信托的登记制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完善与信托财产登记有关的法规。（2）确立信托财产登记机构。（3）明确信托财产登记范围。（4）明确信托财产登记事项。
信托公司除了应加强信息披露制度的执行力度，还要根据相关监管部门要求进行信息全面披露之外，赋予投资者合理的知情权，使其拥有实际合理的行使手段，实现其最终表决的权利。目前我国信息披露制度方面的法律法制还不健全，所以我国应积极探索相关配套政策，建立完整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增强对信息披露准确性的监督，强化对信息披露效率的要求，创造良好的私募股权基金信托发展氛围。
（三）增强信托公司的专业管理投资能力并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
我国在信托公司的专业管理投资能力的方面还很欠缺，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1）引进专业投资管理人。信托公司要通过引进专业的投资管理人或者投资顾问，弥补自身的缺陷。（2）完善受益人大会制度。信托公司应促进投资顾问，受托人，受益人大会或投资委员会认真履行职责。（3）扩展和多方的合作机会。信托公司可以充分利用与有经验有实力的相关机构的合作机会，汲取丰富经验，加强人才引进，从中获得锻炼和进步。另外，为了保证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一致，提高管理者的积极性，有必要引入适当的激励机制使管理人参与利润分成。信托公司应将管理者的报酬与其经营绩效相挂钩，以确保投资者，投资管理公司和信托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一致并达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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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募股权投资组织形式比较
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一般有三大类：合伙型、契约型及公司型。
合伙型组织形式的主要参与者是合伙人。 与公司制相比，合伙型企业具有四大优点：一是在企业资金的使用上，合伙企业没有对外投资的限制，而公司制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只能就其净资产的40%对外投资；二是在企业决策上，合伙制只需执行合伙人决策即可，公司制企业则需经过各部门层层审批，相比之下合伙型企业的决策较为灵活快捷；三是在监督上，对于企业所有者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基金的发起人作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面临随时破产的危险，于是会慎重选择合伙人，监督其他合伙人的不法行为并有极强的风险意识；四是税收上，合伙制只需要合伙人缴纳一次个人所得税即可，而公司制的股东不仅要先交一次公司所得税，而且还需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需双重纳税。合伙型经营高效灵活，责任分担明确，投资人和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划分清晰，是适合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合伙制中最为普遍的是有限合伙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80%的私募股权基金采用了这种形式。 我国刚开放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时候，合伙制的组织形式缺少法律支持，那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基本上都采取公司制。直至2006出台的《合伙企业法》中，才明确承认有限合伙制企业是合伙制的一种合法组织形式。之后，国内的私募股权基金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可见，组织形式的不同对私募股权基金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契约型组织形式，是指投资人和管理人通过订立契约来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契约型的优点在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有破产隔离功能。
在公司制的私募股权基金中，投资者承担以自己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不承担无限责任，降低了投资者的潜在风险。公司制下的私募股权基金是独立法人，可以向银行贷款筹集资金，这在合伙制和契约制组织形式中是不允许的。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和规范的管理系统，降低了基金运作风险，提高了基金运作效率。国有控股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更宜采取公司制组织形式。
二、私募股权投资法律规制比较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美国已有数十年的历史，而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近几年来国内PE发展迅速，本土PE已占据主导地位，但私募股权投资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仍落后于其发展。美国的《证券法》、《证券交易法》、《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中都有对于私募股权基金的明确规定，同时美国各个州也有不同的针对私募股权投资的法规，而中国目前尚没有专门对私募基金进行立法，主要由《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合伙企业法》及相关部门规章进行规制。
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起初基本实行公司制，其根据修订后的《公司法》设立，可以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契约型私募股权基金是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以及《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设立的。2006年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有关有限责任合伙制度的安排，明确了有限责任合伙制度的法律地位，消除了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在国内发展初期所面临的法律障碍，明确了法人可以参与合伙，确立了有限合伙制度。新《合伙企业法》将合伙企业的兴办主体从自然人扩大到包括自然人在内的法人、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其他组织，这些主体可以作为普通合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以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不得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只有监督权，没有执行权和管理权。有限合伙人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有限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避免了双重征税的问题。目前，我国已拥有足够的法律法规对私募股权基金的设立进行规定和约束，尤其是《合伙企业法》的修订，使得合伙制作为最重要的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在法律中得到确认。但这仅仅是在法律体系上走出的第一步。目前，国内尚无针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专门的法律，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缺少法律规范，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信息披露也没有法律上的要求。此外，对于一些私募基金管理人暗箱操作侵害投资者利益，民间PE的不规范行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客户的承诺收益行为，也都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约束。
2011年2月，国家发改委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试点地区股权投资企业发展和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要求建立PE的强制备案制度。这有利于从合格投资人、基金募集形式、信息披露等方面规范PE， 从而使行业向有序和规范的方向发展。但这并非私募股权投资的专门法律。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的法律制度的完善，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方式比较
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是私募股权资本实现收益的关键所在。私募股权投资通过有效退出，使公司投资所产生的价值增长转变为实际的收益。 如果市场上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私募股权基金在筹备时将难以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手上筹集到资本，基金管理人无法筹集到资本进行投资。因此，完善的退出机制是私募股权投资成功的必要条件。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IPO。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后，私募股权投资者将所持股份在上市后的一段时期内逐步售出，最终实现从投资公司的退出和资本的变现，收回投资，完成资本的增值。在我国，IPO是私募股权投资最主要的退出方式。二是回售退出。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将投资的股权回售给被投资公司。回售退出往往出现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被投资公司履行对赌协议 ① 的情况之下。如果被投资公司不能按期如约上市，私募股权基金往往要求其自身购回。三是二次出售。私募股权基金将所持有的股份向第三方出售，第三方可能是战略投资者，也可能是另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或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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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equity）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私募股权投资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表面上看，美国法律开始允许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私募股权投资，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才得到迅猛增长。但实际上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投资者由直接投资转向通过专业化投资中介进行投资，出现了大量的专业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数据显示大约80%的私募股权投资是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的。伴随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类新型金融中介组织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目前已有的私募股权投资研究文献大多从实务操作的层面展开，鲜有文献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研究，更缺乏对其存在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经济学分析。对于这一新型的金融投资中介，需要从理论上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这种金融中介存在的经济学原因。对上述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私募股权投资的本质特征，推动我国产业投资基金业的健康发展。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性的经济学分析
（一）私募股权投资的特点
要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存在性问题，首先要研究私募股权投资的特点。私募股权投资主要是针对非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投资者等所持有的企业股权实现价值增值后再通过股权转让获得资本增值收益，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投资的高风险性和专业性。具体表现为：
1.投资期限长，流动性差。私募股权投资是一种实业投资，所投资企业的股权实现价值增值需要时间，难以在短期内调整投资组合；私募股权投资的投资对象主要是非上市企业股权，往往不存在公开的股权交易市场，投资者大多只能通过协议转让股份，投资缺乏流动性。
2.投资对象的风险性高。私募股权资本所投资企业，不论是处于初创阶段的创业企业，还是需要重组的大型企业，或者是处于急需资本快速发展的企业，都蕴涵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3.投资的专业性强。私募股权投资对投资者的要求较高，投资者必须对所投资企业所处行业有深入了解，而且还须具备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这样投资者才能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并有能力对所投资企业实施监督。此外，为实现所投资企业的价值增值，往往还需要投资者利用自身的专长、经验和资源向其提供必要支持。
4.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严重委托—问题。信息不对称是普遍现象，但该问题在私募股权投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贯穿于投资前的项目选择、投资后的监督控制等各个环节中。投资者在事前选择投资项目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其很难对所投资企业做出准确评估，企业家或经理人比外部投资者更了解企业的真实状况，但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夸大正面信息、隐匿负面信息来提高对企业的估价，引发逆向选择问题；在获得投资后，由于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企业家或经理人奉行机会主义政策从而可能损害外部投资者的利益。
私募股权投资的上述特点使得单个投资者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的成本非常高，必须支付大量成本对投资项目进行调查、筛选和监督控制。由于投资规模大、期限长、流动性差、风险高、难以通过分散化投资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以及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外部融资非常昂贵甚至变得不可能。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性的分析
随着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专业化的金融中介，利用自身专业优势，缓解了投资者与融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投融资成本，提高了整个市场的效率。下面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等方面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性问题进行讨论，从中揭示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投资中介存在性的经济学原因。
1.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效率。GurleyandShaw（1960）、Chan（1983）、AllenandSantomero（1998）等认为金融中介通过分工、专门金融技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降低了交易成本。对于单个投资者而言，由于投资所伴随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需要支付更高的搜寻、评估、核实与监督成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集合投资方式，能够将交易成本在众多投资者之间分担，并且能够使投资者分享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相对于直接投资，投资者利用金融中介进行投资能够获得交易成本分担机制带来的好处，提高投资效率，这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存在的最基本原因之一。
2.解决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许多文献对信息不对称与金融中介机构存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例如，LelandandPyle（1977）是最早将信息不对称引入到对金融中介存在性的研究中的经典文献，他们认为交易成本涵盖的范围太广了，它不能成为惟一的原因，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使金融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应该成为解释金融中介存在性的一个基本原因。Diamond（1984）认为金融中介是通过充当被委托的监督者来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私募股权投资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该问题贯穿于投资前的项目选择和投资后的监督控制各个环节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专业化的投资中介，能够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要减少信息不对称则要求投资者必须采取措施加强投资前的尽职调查和投资后的监督控制。这些活动如果由多个投资者分别进行，则可能存在重复行动导致调查和监督行为的过度产生，这一方面造成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则会由于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而不能有效得激励投资者进行调查和监督，导致效率低下。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人通常由对特定行业富有相当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产业界和金融界的精英组成，他们所拥有的专业技能与经验积累使他们在选择、管理、监督所投资企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他们在信息生产与处理上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成为投资者的人。他们通过投资前对企业进行深入的考察和投资后的监督控制，可以缩小信息差距，并且可以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和规模效应降低监督成本。
3.解决了公司治理中传统的委托—问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专业化投资中介机构的实质是用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替代了投资者与所投资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投资者做出这样的理性选择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投资者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成本要低于直接监督企业经营者的成本，这一方面是由于单个投资者可能不具备专业化的投资技能，其单独对企业进行监督的成本非常昂贵；另一方面是因为投资者可以通过与基金管理人之间形成特定的契约关系和组织结构，对基金管理人的行为和利益分配在事前做出明确的规定，降低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可以通过声誉机制和报酬激励机制解决中介机构信息生产的可信赖性和自我监督的问题。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解决与所投资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上相比单个投资者更具有优势。首先，可以发挥基金的资金规模优势，它们一般对所投资企业拥有控制权，因此能够对企业形成更有力的监督。其次，基金管理人能够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通过设计不同的金融工具、资金供给方式，以及制定复杂的合同条款，甚至直接参与管理来对所投资企业形成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减轻二者之间的委托—问题。
4.分散投资风险，发挥风险管理优势，提供价值增值。从风险角度解释金融中介存在性的理论认为金融中介在风险管理方面具有优势。比如，DiamondandDybvig（1983）提出的DD模型分析了金融中介在防范因消费需求的意外流动性冲击造成的不确定性方面所具有的作用，认为金融中介为“熨平”这种不确定性对投资与消费跨期交易的影响提供了可能；此外，Santomero（1984）、Chant（1989）、Merton（1989）、AllenandSantomero（1998）也从风险管理角度诠释了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性。对私募股权投资而言，由于投资规模大，单个投资者很难实现分散投资。并且分散化投资会给投资者带来额外的成本，例如投资者可能不得不减少在某个企业中的投资比例，从而使得投资者对该企业的控制减弱，或者投资者将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成本对不同的投资项目进行监督和管理。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采取的是集合投资方式，它可以通过对不同阶段的项目、不同产业的项目的投资来分散风险，因此投资者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这一投资中介进行投资，除了获得成本分担的好处外，还能够得到分散投资风险的好处。
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复杂的委托—问题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一般性委托—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特殊问题，即存在更为复杂的委托—问题。
首先，与证券投资基金相比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者面临的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前者主要以公开交易的有价证券为投资对象，在信息披露方面更加公开和完善，投资者可以利用公开信息对基金的业绩做出评价，投资者可以方便地“用脚投票”，这些因素都能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经理形成有效的约束。而后者由于投资对象主要是非上市企业，缺乏公开的信息，投资者在信息方面对投资中介的依赖性更强，对投资业绩的评价更为困难，投资流动性低下使得投资者“用脚投票”的成本很高甚至难以实施，投资者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经理的约束难度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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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私募股权基金 立法 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1）06-0039-05
[作者简介]谭建生（1959―），广东连县人，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高级经济师，兼职教授，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理事长，研究方向：金融投资、法理学、新能源。
近年来，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简称PE）在我国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引入资金，投资方式一般遵循《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信托法》等法律法规进行操作。虽然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经过多年涅，已经拥有法律制度雏形，但缺乏专门的私募股权基金立法。立法的滞后，使得私募股权基金在后续发展上存在很大风险，加快私募股权基金立法，加强对私募股权的监管，协调私募股权基金与有关法律法规的关系更是当务之急。
一、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
立法现状及立法缺陷
（一）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立法现状
我国PE立法相对滞后，虽然地方政府纷纷积极出台扶持性鼓励政策，但中央却缺乏统一法规和监管部门。
2005年，国家发改委等10部委联合颁布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对创业投资企业实行备案管理，对获得备案资格的创业投资企业给予税收等政策支持；2006年，中国保监会颁布了《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试点管理办法》，允许保险资金通过专业机构受托管理的“投资计划”间接投资基础设施；商务部公布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不仅降低了外资在华设立创投企业的门槛，还放宽了其经营范围，允许外资创投对中国的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并通过债权融资方式提高融资能力，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促进境内外创业投资的发展；2007年，中国银监会批准实施《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正式引入合格投资者制度，鼓励信托公司发展信托型股权投资基金；中国证监会正式启动券商直接投资业务试点，中信证券和中金公司获得首批直投业务试点资格。至此，除了商业银行外，经国务院或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各类金融机构都已经可以投资产业基金。
尽管现阶段的PE较本世纪初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监管股权投资的法规体系，对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也是“政出多门”，同类性质的PE由不同监管机构分别监管。券商直投型股权投资基金由证监会负责监管；信托型股权投资基金由银监会负责监管；创业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由发改委监管；保险基金进入股权投资领域由保监会负责监管。
相对于中央政策，各地方政府对于扶持本地股权投资基金发展更有热情，纷纷出台更有力度的支持政策，激励的主要手段包括：降低合伙人投资收益的个人所得税率，普遍按照“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或者“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对于购置、承租办公物业，给与补贴；对引进的高级人才给与补贴；税收的部分返还等。
（二）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立法缺陷
1. 法律法规缺乏系统性，亟需梳理和完善。《证券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信托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给PE资金提供了一定的法律环境，一方面，诸多法规都只是零星的单方面的对PE进行了规定，很多地方存在法律冲突，缺乏系统性。
2. 基金进入和退出缺乏制度供给，严重阻碍产业可持续性发展。制度供给不足是我国PE发展所面临的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与国际上其他PE相比，我国无论是在资金规模、投资者结构还是在退出的灵活程度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制约了我国PE的发展。在发达国家，PE投资的主力是养老基金、商业保险机构等投资实力强大的机构投资者，我国却是以富有个人和普通企业为主，这是因为我国缺乏上述机构投资者进入PE投资的制度保障。
3. 监管责任不明确，政策及监管缺乏协调。2002年，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发改委等中小企业司、财政部综合司、证监会机构部、科技部等组成的十部委联席会议，负责研究和制定创业投资行业的有关问题。但由于PE涉及部门太多，形成“政出多门”，缺乏部际甚至超部际协调和统一。
二、主要国家私募股权基金立法特点及启示
（一）美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
1. 美国股权投资基金监管机构。根据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证券交易委员会属于准司法机构，具有广泛的执法权和制定规则的权力，全面监督管理证券的发行和交易，以及证券市场参与主体的所有证券经营活动。在美国的监管体制下，对PE的监管属于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州监管当局的监管范畴。但是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内部，并没有像英国金融服务局那样单独设立一个负责PE监管的部门。
2. 美国股权投资基金相关法案。其所约束规范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根据美国《证券法》中的D条例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如符合投资人数规定等，PE可以免于注册登记。二是对投资者人数和资格有所限定。三是对信息披露要求不高，但是禁止公开宣传发行。
（二）日本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
日本的金融管制较为严格，大藏省集中行使监管权，以《投资信托及投资法人法》为主要的PE规范法规。日本金融厅（FSA）和其他一些监管部门，兼顾了对专业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对普通投资者的保护。日本吸收了美国PE发行法律制度方面的经验，规定免于注册登记的私募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职业私募和少数人私募。日本关于PE发行构成要件的规定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行对象的人数要件；二是不能向合格的机构投资者以外的人或其他社会公众转让其购买的有价证券。此外，日本证券法还对PE发行的方式、相关信息披露以及转售限制等做了进一步的规范。
（三）英国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模式
英国是欧洲PE的中心，市场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其资本市场对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也较为成熟。
1. 英国股权投资基金监管机构。2006年起，金融服务局下设了“其它资产投资小组”，负责监管对冲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在该小组中又设有两个分组，分别为对冲基金分组和股权投资基金分组。这样的设置保证了监管者可以在对所有其它资产投资领域全局了解的基础上，关注某一特定商业模式的基金风险及监管。
2. 英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法规。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对集体投资（Collective Investment）行为及其豁免做了规定，《受监管活动法令》（RAO）规定了监管范围，股权投资企业通常需要得到英国金融服务局的授权才能在英国境内或离岸开展受监管活动。（四）主要国家私募股权基金立法启示
综上所述，美国PE的监管模式是法律约束下的自律模式，主要特征是注册豁免。英国PE的监管模式以行业自律为主，法律监管为辅。日本PE的监管模式以政府监管为主，政府设立证券局集中行使监管权，仅允许构建信托方式的组织形式，对投资资金的投资范围有严格规范。从监管法规来看，美国、日本和英国都没有专门的一部法律来规范股权投资基金，对于PE的相关法规零散分布在各法案中。法规的重点集中在豁免条件的制定和转售的要求上。
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如美国，基金业成熟度不如英国，资金来源的单一程度不如日本。因此，在我国PE监管模式的探索中，应立足自身国情，参考英美日等国的先进制度，建立起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模式，健全PE的法律体系，明确PE的监管主体，廓清PE的监管客体，设立PE的行业协会，强化PE的内部自律，力求做到发展与防范并重。
三、完善私募股权基金立法对策
（一）明确监管机构职能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内PE的设立形式主要包括公司制、有限合伙制、信托制以及契约制，设立基础法律依据分别为《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而涉及到的具体监管部门包括：发改委、商务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众多部门。为提升监管的效率，笔者建议应明确由发改委为联席会议总召集人，成立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资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等相关部委组成的部际协调机制，代表国务院构建统筹PE国家监管平台。其职能主要是负责部门之间对PE监管的沟通、协调和冲突的解决，负责组织及推动专门立法建议草案的起草、修改、审议，以及对相关政策法规立法批准发挥提议和审议的作用。
（二）制定专门的股权投资基金法律法规
在我国，对PE的规范处于刚起步阶段，由于缺乏系统的法律规范约束,我国的契约型PE在运作中往往存在巨大的法律风险隐患，甚至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牟取非法利益的工具。制定一部专门的股权投资基金法，或者在正修订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中专门设立关于PE相关法规显得尤为重要。
这部法律应对PE的合法化地位予以确认。PE的合法化，既包括对其合理性的认定，也包括利用法律法规对其行为进行规范。PE的运行特性造成了其对于公众和政府监管相对不透明。由于法律法规缺失及PE内在特性要求，客观上容易出现因追求短期盈利而采取短视的行为。PE合法化之后，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其投资行为的理性化及长期投资的正当化。
当然，PE的合法化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无论是专门立法，还是在《证券投资基金法》中专章立法，笔者以为应以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为基础，针对契约型、合伙型、公司型三种PE的组织形式，对相关规定进行系统梳理，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法律框架完善之后，应当允许PE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其法律形式和运作方式，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提高市场效率。
（三）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
对基金管理人，一般不需要政府过多的监管，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制定相应的行业行为规范将会起到重要作用，基金管理人也会在市场上优胜劣汰。然而在我国PE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适当的监管审查也是尤为必要的，应主要采用资格认定和行业自律两种手段进行监管。
1. 明确基金管理人资格和监督。PE监管应明确基金管理人的组织形式、经营范围以及申请时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最低资本证明、高管人员资质证明等。随着PE的发展，未来的基金管理人不应局限于基金管理公司，符合一定条件的投资顾问机构和保险公司等也能够担当这一角色，这对提高我国基金业的合理竞争大有好处。随着证券市场发展，个人及其它非公有企业投资者同样积累了丰富的投资经验，拥有强烈的参与资本市场的意识，具备较独特的创新意识，是基金发起和管理的不可或缺的活跃力量。
2. 强化行业自律。对PE的规范，应当在不增加行业系统风险的前提下，实现股权投资基金自治与监管的有效协调，即以保障自治、放松管制为基础的监管手段，最大程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提高市场效率。在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的基础之上，建立全国性的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广泛吸收包括PE基金管理人、基金投资者、基金托管人、社会中介机构、学术机构等主体加入。在政府不宜监督或监管成本过高的方面，由行业协会作为规制的主导力量。同时，在我国现有的信用体系下，通过全国性的行业自律协会，尽快构建行业信用体系和声誉机制，对PE基金管理人形成多层化监管，促进基金管理人履行其职责，一方面提升优秀基金管理人的知名度，另一方面，有助于市场有序，淘汰不合格的基金管理人。
（四）加强对“基金托管人”和“投资者”的准入立法和监管
1. 降低托管人准入门槛。PE与一般公募基金相类似的是，其资产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是分开的，因而需要专门的基金托管人，主要承担资产保管、会计核算和投资监督职能，有利于加强基金运营的相关信息披露，有利于防止基金财产被挪作他用，是基金风险管理的一道“防火墙”和信用基石。笔者建议参照现有《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6条规定，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也需要经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双重核准，同时股权投资基金托管人需要对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进行及时披露，以最大程度地防范风险。
目前，我国对托管人的设立标准较高，最低要求为20亿人民币，香港要求1000万港币。我国法律规定，只有商业银行才有担任基金托管人的资格。从立法初衷来看，该规定是为了保证基金托管人具有承担赔偿责任的经济能力。但是，基金托管人并不负责投资运作，只负责保管和监督等事务性和程序性的工作，如托管人坚守专业操守和诚信这两条原则，其负民事责任的概率是较小的。目前基金托管人的高标准准入门槛，导致托管市场寡头垄断的格局，造成较高的托管费，基金托管人的监督动力和压力不足。为了激发基金托管人的监督动力，应当降低托管人的准入条件，扩大PE对托管人的选择范围。同时放宽基金托管人的主体资格，改变目前只能由商业银行担任托管人的局面，逐步形成有效率的、以诚信导向为主的竞争性市场。
2.对合格投资者进行定义。美国的法规规定，在PE的发行中，发行公司可以向不限数量的合格投资者以及不超过35名非合格投资者销售证券。我国也可以借鉴这种做法，通过限定非合格投资者的数量，可以有效地防范民间机构假借PE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在中国PE发展不足，民间PE鱼龙混杂的情况下，限制非合格投资者进入PE市场，能够引导其良性发展。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合格投资者管理制度。许多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主要是自然人，随着这个行业的不断发展，潜在风险也越来越大。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以法律形式建立起适合公司型、有限合伙企业型机构的合格投资者管理制度。
合格投资者在金融和商业方面具有足够的知识、经验，并且能够评估投资的潜在风险和收益。因此，只要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者是合格投资者，对其的监管就应该大量放松。合格的投资者应该具备如下条件：合格投资者的“合格”源自法定，不同法域之下规定的不同的资格或准入门槛条件的投资者，才可以拥有参与股权投资基金的前提；合格投资者中的投资者必须有别于普通的大众投资者群体，需具备有一定的净资产并拥有金融事务的投资经验与知识储备。我国应参考美国对于合格投资者的定义，根据实际国情提出适合中国自己的定义。笔者建议定义如下：社保基金、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资产超过2000万人民币的慈善机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行政官或者合伙人；全部由合格投资者持有股权的企业；净值在500万人民币以上的自然人；最近两年中每年的收入都超过100万人民币的自然人，或者与配偶的收入加起来超过150万人民币的自然人，并且在本年度依然有合理的预期能够达到此收入水平；资产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的信托计划（不是为专门加入股权投资基金而设立的），并且由成熟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
3. 放宽机构投资者准入限制。为了扩大PE的规模，优化PE的投资结构，提升PE的市场活力，降低机构投资者进入PE的准入门槛是很有必要的。考虑到我国目前投资环境，以下几类机构可供选择：
养老金资金一般不存在流动性压力，是发达国家股权投资基金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2008年4月，经过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同意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经发展改革委批准的产业基金和在发展改革委备案的市场化股权投资基金，总体投资比例不超过社保基金总资产（按成本计）的10%。地方性社保基金还没有获批投资股权投资基金，这源于地方性社保基金在管理能力和规范上面存在漏洞，因此不宜马上放开地方性社保基金投资于股权投资基金，建议选择部分地区加以试点，依据试点效果，逐步审批推广。
国有企业除其获利性的内在诉求外，从战略布局动机上，也有必要通过PE的形式寻求和探索其新主业的布局，所以笔者建议大型国有企业可以设立或投资于其主营产业或相关产业的基金。这样，国有企业有望成为我国PE的重要投资力量。
对于商业银行投资PE应持严格控制态度，这是由商业银行的特性所决定的。为了保障经营的安全性，必须保障充足的流动性，这制约了其投资非流动资产的能力。笔者以为，对于那些经营业绩良好资产安全、稳健的商业银行，在严格限制其规模及严格隔离风险的前提下，可以开辟投资PE的试点。
对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尤其是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投资PE，可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放松限制。
（五）加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业务的监管
1. 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充分的信息披露是防范PE经营风险的关键环节之一。PE的投资人必须享有必要的信息知情权，应在相关制度中明确要求基金管理人披露信息的内容、方式和频率，行使查阅权和其它获取信息的权利。对于拒不披露信息的基金管理人，投资人可以向监管机构申诉或向法院。总体来说，PE基金管理人需要披露的信息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情况、投资详情、资产质量和经营绩效；可能会影响到资产管理业务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发生的重大变化，如关键人员的离职、更替，管理人机构的合并、减资、分立、解散和申请破产，以及重大人动和重大诉讼等。基金管理人需要在一定期限之前通知基金投资人和相应的监管机构。
PE发行过程不能使用公开广告方式，这与私募的本意是一致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型通讯技术、国际互联网络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于证券发行中。从最近的PE违法案例中，也可以看出，互联网已成为现今常用的作案工具。网络的应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PE的发行方式的私募性质要求。这就要求，在网络身份核实、信息加密等方面也应有针对性做出规定。
2. 进一步规范经营范围。在设定经营范围时，应注意PE的非可替代性，即不能投资于非并购类个案的上市公司的股权。这样的规定可以避免以股权投资基金的名义，获得注册豁免，但实际上投资于公开交易的证券。此外，还应注意防范过高的投资风险，具体应包括限制经营过程中闲置资金的投向，只能用于存放银行、购买国债等固定收益类证券；限制直接或间接从事高风险投资，例如金融衍生品交易。
3. 严禁保底收益。PE主要是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无法保证一个确切的保底收益率，因而PE的保底收益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容易误导投资者产生经济纠纷，甚至在局部地区产生恶性社会影响，威胁地区经济安全。而且，保底收益条款容易引发市场不正当竞争，使得那些运作规范的PE难以筹集到资金，阻碍PE的健康发展。因此，依据上位法《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应当在PE立法中明确严禁PE在有关投资协议中设置或变相设置保底收益条款，如有保底收益的PE应以非法集资名义坚决取缔并对相关人员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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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oopholes in Legislation of PE in China and the way to Mend Them
Tan Jiansheng
（China Guangdong Nuclear Power Group, Guangdong Shenzhen 518000）
篇8
关键词：私募股权；现状；外资PE
[中图分类号]F832.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7-0008-02
一、私募股权投资及其在中国发展
1.私募股权投资概念
通常，在投资分类上有两种：“主流投资”和“非主流投资”。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PE）属于非主流投资，是指通过私募基金对非上市公司进行的权益性投资。在交易实施过程中，PE会附带考虑将来的退出机制，即通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兼并与收购（M&A）或管理层回购（MBO）等方式退出获利。简单的讲，PE投资就是PE投资者寻找优秀的高成长性的未上市公司，注资其中，获得其一定比例的股份，推动公司发展、上市，此后通过转让股权获利。
广义的PE涵盖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前各阶段的权益性投资，即对处于种子期、初创期、发展期、扩展期、成熟期和Pre-IPO各个时期企业所进行的投资。狭义的PE是指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并且已经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成熟非上市公司的投资，主要包括创业投资后期和Pre-IPO的私募股权投资部分。中国目前的PE和本文之后所提到的PE投资都主要是指狭义的PE投资。
对于PE概念的正确理解，我们要注意不能将PE投资等同于私募证券投资，因为私募证券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向少数特定的投资者募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主要投资于各种流动性好的二级市场有价证券；而PE投资主要投资于非上市企业的股权，即一级股权市场。同时把PE投资和创业投资分清楚，创业投资是包含在广义PE概念里的，又与狭义PE概念不完全相同。当然，也不能混淆PE投资与风险投资（VC）基金，传统风险投资的对象是那些处于种子期和初创期的中小公司，而PE投资的对象则主要是那些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成熟企业。
2.私募股权在中国发展现状
(1)规模大，金融危机前发展快，金融危机后回升快。
近年，中国PE投资行业的募资规模、投资金额、投资案例数逐年增长，2008年达到了发展高峰。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股市低迷，中国PE投资发展也受到重创，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近两年，我国私募投资规模、投资金额、投资案例开始全面复苏。2010年中国PE市场募资十分活跃，共有82支可投资于中国大陆市场的PE投资基金成功募集到位276.21亿美元，基金数量与募集规模分别为2009年水平的2.73倍与2.13倍。2010年中国PE投资市场共发生完成投资交易363起，投资总额达103.81亿美元，分别为2009年水平的3.10倍和1.20倍。
(2)本土PE投资规模小、外资PE投资规模大。
前文提到2010年中国PE投资市场共完成投资交易363起，投资总额达103.81亿美元。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2010中国投资案例数量激增，但是交易总额涨势较弱，算下来，每一个案例投资规模只有2859.75万美元。换句话说，中国本土PE投资机构数量很多，但是投资规模小，较少涉及大型投资交易。在2010年，金额大于2.00亿美元的PE投资案例基本都是由外资PE机构的参与下或是独立完成。所以，当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较大的时候，他们首先就会想到引进外资PE。
(3)投资主要分布在生物技术、机械制造、清洁技术等行业。
2010年完成的363笔投资案例中，生物技术行业以55起投资交易，占总投资案例数量的15.15%，成为当年最热门的PE投资行业。除此之外，PE投资对于清洁技术、机械制造、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农林牧渔等行业关注度也有所提高。从投资规模上看，生物技术及清洁技术行业虽然涉及的交易案例数量众多，但其交易规模都较小，所以总体规模并不领先。反观机械制造与互联网行业，在2010投资总额分别为11.78亿美元及11.13亿美元，位居各行业前列，说明这两个行业，2010年具有较大规模的PE投资，同时也说明这两个行业的融资需求规模较大。
(4)IPO退出居首，香港为主要退出市场，制造业退出数量最多。
我国近年的PE退出形式一直以IPO为主，主要退出市场是香港主板。以2010年为例，2010年中国PE投资市场退出案例数量持续稳步增长，今年全年共发生退出案例167笔，其中包括IPO形式退出160笔，股权转让方式退出5笔以及并购退出2笔。2010年这167笔IPO退出案例中，香港主板依然是PE资机构最主要的IPO退出市场，共有54支PE投资基金从该市场实现退出。
但是随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完善，2010年境内市场IPO退出案例大幅上升，沪、深两市IPO退出数量合计60起，占比达全年总数的37.5%。此外2010年赴美上市企业数量也很多，160笔IPO退出中，纽约证券交易所及NASDAQ市场IPO合计达到了历史新高37起。
2010年机械制造行业以31笔退出案例稳居各行业退出案例数量首位，生物技术以及食品饮料行业分别以17及16笔退出位居第二和第三位，以往退出案例较多的房地产行业在2010年有所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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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私募股权基金；股权直接投资；盈利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234-02
1 私募股权基金简介
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以下简称PE）包括了：发展资本（Development Finance）、夹层资本（Mezzanine Finance）、管理层收购或杠杆收购（MBO＼LBO）、重组（Restructuring）和合伙制投资基金（PEIP）等。
PE是相对于纯粹通过股市买卖上市股票赚取价差的上市股权基金的概念。早期的PE只投资于未上市公司股票，其后逐渐延伸到包括透过私下交易方式购买上市股票的投资行为，有些PE甚至也经由股市买进上市股票作为并购投资的部分手段。由于国外PE一般采取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基金管理人作为普通合伙人，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在这种有限合伙的形式下，其股权是不公开交易的。
PE的其他翻译还有私募资本投资、产业投资基金、股权私募融资、股权直接投资等。私募股权投资的特点为：
（1）通过自己的管理和控制使得所投资的公司增值，是相对长期的投资，是实质性的增值，而非证券投资的纯粹的资本运作。
（2）资金来源广泛，如富有的个人、风险基金、杠杆收购基金、战略投资者、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有低利率的资金来源，得益于财务杠杆，一方面可以以小搏大，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资本报酬率。
（3）投资回报率高，PE获取回报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公开发行上市、售出或购并。根据汤姆逊金融服务公司（Thomas Financial）的统计，截至2006年6月，相比标普500指数6.6%的年回报率，私募股权投资的年回报率高达22.5%；过去10年，两者年回报率之比是6.6%对11.4%。
2 股权直接投资意义重大
2.1 创新才露“尖尖角”
50家证券公司2006年报显示，2006年实现净利润高达180.53亿元。但是亮丽的成绩却掩盖不住严峻的现实：证券公司整体并未摆脱靠行情吃饭的宿命，尤其是小证券公司，经纪业务成为其脱贫的唯一法宝。年报分类数据显示，50家证券公司经纪、自营两项收入合计318.39亿元，占总收入的75%。证券公司的创新业务虽有发展，但对总利润贡献仍微乎其微。从2004年8月证监会正式启动创新类试点证券公司以来，虽然创新类证券公司数量已经增加至19家，但证券公司的创新业务仍主要集中在集合理财、权证创设及资产证券化等方面。
由于已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证券公司数量有限，权证创设也是在配合股权分置改革的阶段性产物，只有集合理财开展的规模比较大。不过，集合理财虽然属于创新业务，但其与以前的委托理财有些相似。如果在市场行情出现巨大波动时控制不善，不仅不能盈利，反而会导致损失。
统计显示，除中信证券外的18家创新类证券公司新兴的受托资产管理业务2006年共实现收入8亿元，仅占总收入的2.5％。不过，包括权证创设收入的投资收益一项达到35亿元，虽然仅占8.3%，但同比却增长了133％。另外，18家创新类证券公司在财务顾问、股改和研究所等其他业务上也收入了24亿元，占营业收入的7.5％。因此，进一步加大业务创新、建立多元化、稳定的盈利模式，是证券公司面临的紧迫任务。
2.2 股权直接投资深具影响
股权直接投资是眼下繁荣的中国证券市场盛宴中的顶级盛宴。监管层将在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的前提下，支持证券公司进行产品、服务和组织创新，并将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司开展融资融券、直接投资等业务的个案试点。
伴随着新的《证券法》、《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的出台，PE的设立已经有法可依。在税收方面，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已经明确了合伙企业的征税原则，即合伙企业的所得税按照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的原则，这就避免了双重征税，有利于促进PE的发展。
股权直接投资可以为证券公司开辟新的盈利模式，有利于发展与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也是投资银行本质的回归。证券公司现在需要抓住机遇加快创新，做大做强。尤其是面对国外投行的大举进入，要尽快打造出能与国际投行相抗衡的本土证券公司。否则，就会沦落成像我国台湾、香港市场那样，成为外国投行的“天下”。
外资投行主要利润来源中，承销费仅占一小部分比例，大部分的收入来自股权的投资收益，如高盛60%的收益都来自于此。以高盛、美林等为代表的国际投行在中国伺机而动，参与了许多PRE-IPO的投资，收益丰厚。放开股权直接投资后，国内证券公司将同国外投行一起分享股权投资的高溢价收益。
证券公司从事股权直接投资有利于取得参与非上市企业公开发行股票的承销权，可以给公司有关部门创造更多的业务机会。通过投资国有企业和其他行业各个成长阶段的企业，有利于加快行业兼并收购的整合进程，有助于推动国内的一大批新兴跨国企业的崛起和全球扩张；此外，可以加快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打破国内的传统国企垄断、行政垄断，并成为中国整体市场经济转轨和深化改革的重要外力。
3 两种模式之比较
中信证券在2007年1月24日公告，宣布董事会通过议案将与胜达国际集团（SICO）合资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主要投资于境内拟上市公司的股权。双方合资的承诺资金额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各方将出资5亿元人民币，各占50%比例。国泰君安、申银万国、招商证券、国金证券、广大证券、东方证券等多家证券公司都在积极备战股权直接投资，筹备各自的方案。
各家证券公司拟定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股权直接投资业务并入证券公司的业务体系，成为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证券公司是直接投资业务的主体，既可以直接运用证券公司自有资金开展业务，更可以专项资产管理形式募集资金，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二是证券公司设立专门的机构，通过子公司来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如中信、招商、光大等。
两种模式的比较：
2007年1月底，证监会证券公司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直接投资监管法规已经下发到各交易所和几大证券公司处征求意见，创新类证券公司股权直接投资试点有望获批。证券公司的资本金规模和风险控制能力是此次证监会遴选试点的主要标准，中金、中信和中银是最有希望获得首批试点资格的三家证券公司。
4 未雨绸缪迎接证券市场的盛宴
从国外专业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和投资银行运作PE的经验来看，股权直接投资对人才和制度的要求极高。中国PE还面临着外汇管制、贷款、人才等方面的诸多限制。中国PE品牌的法律地位、与社会各阶层的连接、与银行的关系都很脆弱。目前证券公司开展股权直接投资业务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4.1 澄清观念
股权投资基金不受金融法规和条例的监管，只受民法和一般企业法规的监管。根据美国的经验，美国对PE没有特殊的监管，PE是在相关法律的豁免条款下生存的。监管部门监管的是各种投资于私募股权基金的行为主体，如果投资的行为主体是银行，则受银监会的监管；如果是保险资金，受保险监管部门监管。所以中国对股权直接投资的监管也应当效仿国外，不必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而只需明确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各自的监管内容。
4.2 加快人才储备
人力资本是PE的制胜法宝。该行业对人才的要求非常高，需要思路敏捷，能够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如很快对交易的结构做出评价和判断，具备非常强的人际交往能力。该类人士需要兼具投资银行、法律和金融财务等方方面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而国内证券公司人力资本滞后，缺乏这类专业人才，因此加大内部培训和外部引进需齐头并进。
4.3 严格风险防范
证券公司从事股权直接投资极易导致利益冲突、风险失控。所以证券公司需要建立严格的内控制度，各部门间设立严格的防火墙，防止利用内部信息为己牟利。自有资金的投入，一旦失误，将造成严重的损失，所以证券公司应当借鉴国外PE的成熟经验，熟悉PE的运行机制和原理，形成一套独特的项目筛选、价值评估、企业管理与控制的运作流程和制度体系，建立全面的风险控制制度。另外可以考虑引进国际知名的PE和投行，进行合资，共同开拓国内市场。
4.4 放宽资金限制
流动性过剩是目前国内突出的问题，因此发展股权直接投资应主要用好国内资金，目前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和邮政投资PE已经先后个案获批，今后应当从法律上放宽限制，允许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涉足该领域。
国内融资体制改革的滞后，借贷市场基础薄弱，缺少债务融资渠道的支持使得国内大型杠杆并购交易稀少。债务融资对并购交易举足轻重，因为在杠杆并购中，并购方通过债务融资增加股本投入。债务是以被收购企业能产生现金流的资产做抵押，发达市场中，债务总额一般为投资者自有资金的三倍，由各商业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但国内贷款机构不愿意向无法提供大量实物担保的债务人提供贷款，中国破产法滞后是一个制约因素。因此，加快相关法律建设，银行逐步建立项目融资和评估体系的建设刻不容缓。
4.5 品牌的长期树立
私募股权投资吸引众多资金的秘方是良好的业绩和知名的品牌，只有经过历练的国际知名投行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才会振臂一挥，应者云集。国内证券公司最初开展股权直接投资可能会出现募集资金达不到预期规模的情况，而只能依靠自有资本运作，但证券公司本身的资金实力又有限。所以，如何在短期内塑造自身的金字招牌是证券公司面临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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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面对主业的萎缩，不少报业集团纷纷调整传统的经营模式，开展多元化经营，多元化经营的成果确实让不少报业集团尝到了甜头，有些报业集团甚至通过多元化经营的实践实现了经营模式的战略转型。与此同时，新的矛盾和问题也随之产生，一方面是事业和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融资规模也迅速扩张，融资需求也日益迫切，资产负债率迅速提高，对于银行贷款的依赖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大量资金分散到不同行业和领域，尽管局部来看有亮点，但是资金的总体投资效益并不高。
因此，采用创新的金融模式，为多元化经营筹集资金成为不少传媒集团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方面，很多好项目没有资金继续投入做大做强，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存在着大量闲置资金缺乏投资渠道。经过长期跟踪研究，笔者认为，传媒集团应积极介入私募行业，与私募共舞，打造传媒金融新平台。
私募基金的概念及类型
所谓私募基金就是指通过非公开方式，面向特定的合格投资者定向募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私募基金的资金投向是对企业的债务类、权益类、以及混合类的投资，以并购转让、管理层回购或上市套现等方式退出并获得回报。按照投资标的不同，私募基金可分为证券类投资基金、股权类投资基金、风险投资类基金、地产类投资基金、以及其他产业类专项投资类基金。基金的设立、募集和投放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而基金管理人一般由基金管理公司担任。不同类型的私募基金在资金募集、投放、运作方式、风险控制、投后管理及退出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私募行业的发展现状
据统计，2013年共有349支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募集，其中披露金额的339支基金共计募集345.06亿美元，募资金额同比增长36.3%，募集市场复苏迹象明显。贝恩公司的《2014年中国私募股权市场报告》显示，尽管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市场在2013年遭遇了暂时的“冷却”；但由于2014年退出环境更为有利且估值更高，私募投资机构手持未投资金达到空前规模，预计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将在201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同时报告称：近7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在2014年将保持吸引力甚至更具吸引力，而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预计2014年亚太市场私募股权交易量将保持持续增长。2014年，外部环境呈现积极变化，新经济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资本市场逐步完善，境内IPO开闸，创业环境逐渐成熟，为PE/VC行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从长期来看，未来私募基金发展的条件将更加成熟，一是中央政府提出经济转型，即我们逐渐走出传统的经济模式，市场上逐渐形成了很多新兴产业。中央政府和各类金融机构看到了新兴产业的前景，中央提出了七大新兴产业，但在现实中还有很多种。所以转型必然推动创新，而创新必然给我们股权投资基金带来机遇。二是中小企业的需求，几乎所有的科技创新都从中小企业开始，大企业在创新方面绝对没有中小企业主动性和动力强，这是一个规律。现在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十分旺盛，现在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但是中小企业却面临融资难的问题，尽管党和政府、各级金融机构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个问题到现在并没有完全解决。所以中小企业是各种各样股权投资基金很大的市场需求，尤其是高科技、成长型企业。三是企业兼并和重组的浪潮越来越高，2013年并购交易的数量创纪录是4300左右，交易金额披露的已经超过了两千亿美元，比2009年数量增长了16%，交易金额增长了27%。
其次，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为PE的筹资、退出创造了有利环境。资本市场的不断健全，新三板的设立，境内IPO的开闸，这一切使投资股权的退出渠道进一步拓宽。
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仅次于银行贷款和IPO的重要融资手段。我国私募股权基金则起步较晚，无论是相对规模，还是绝对规模都很小，但近年来发展较快。通过长期跟踪研究和分析，我们认为，国内私募股权市场空间巨大，相关政策大力支持，且配套法律法规已经日趋成熟和完善。因此，我们判断，未来数十年，国内私募股权投资领域大有可为。
政策环境及趋向分析
1.政策环境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2014年两会期间证监会主席肖钢答记者问时提出：“推动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走向世界，到海外经营和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出台了大力支持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及法规性文件，各省都在积极推动设立各种类型的股权（产业）投资基金。
2013年6月新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正式实施。旧的《基金法》未将私募基金纳入调整范畴，导致长期以来私募基金的运作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资金募集和投资行为不规范，容易产生损害投资者权益，滋生非法集资等社会问题。新的《基金法》首次将私募基金纳入到调整范围，对非公开基金的募集、运作、管理等进行了规范，这对于打击非法集资，规范私募行业的管理是重大利好，有利于形成良性竞争的私募行业环境。同时也意味着私募基金在国家层面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2014年5月，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国九条”），作为未来若干年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新国九条”将“培育私募市场”一项单列，其意义相当于认可私募市场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是对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在融资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的肯定。新“国九条”在方向和原则性上对私募市场的影响正面而积极。“不设行政审批”等原则性的规定，也都是更加市场化的表现。
后续的细则也确实如此。2013年6月，中央编办发文明确由中国证监会负责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督管理。2014年1月中国证监会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明确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基金备案、从业人员管理、信息报送、自律管理等方面的要求。2014年3月17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放了一批私募基金管理人牌照，截止2014年5月11日，已有1559家私募机构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其中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816家，湖北省有26家。
2.政策趋向分析。
传媒集团一般都是国有文化单位，行业监管部门多为文化宣传、新闻出版部门或国资委。作为国有文化单位参与私募股权市场，将同时受到证券监管及文化宣传的两个方面政策趋向的影响。
首先，从证券监管的角度分析，长期以来，证监会制定各项政策的取向及目标就是围绕“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及“拓宽居民和企业的投融资渠道”，而无论从国内的发展实际和国外的发展经验来看，私募股权市场都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5月，国务院新“国九条”，作为未来若干年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将“培育私募市场”一项单列，其意义相当于认可私募市场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日后并必将推出配套政策鼓励其进一步发展。业内人士也认为，新“国九条”对私募股权行业意义重大。
其次，从文化宣传的角度分析。2014年4月，国务院发办公厅了《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2014】15号文），规定明确指出要“鼓励国有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作为文化领域的战略投资者，对重点领域的文化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创新基金投资模式，更好发挥基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
此外，2014年的《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0号文）也表示要“积极引导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及各类投资机构投资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领域”。由此可见，政府对国有文化单位发起设立私募股权基金，特别是文化产业类投资基金是持鼓励和支持态度的。
私募投资与文化传媒行业
1.行业分析。
发达的经济体系，离不开发达的文化传媒产业。文化传媒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党的十将文化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十报告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到2020年使得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经济学通俗定义认为，增加值占GDP的5%以上的产业可以叫支柱产业）。据此推算，到2020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必须超过5.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才能达到5%，才能称为支柱性产业。这为今后数十年我国文化传媒行业勾画了发展蓝图。
我国文化产业是伴随改革开放步伐而迅速崛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新领域。近年来，在强劲的市场需求拉动、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支撑，各路资本的支持和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文化产业从探索、起步期，开始进入加速发展的新时期，凸显出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巨大潜力。
在我国各个产业门类中，文化传媒业是开放度最弱的行业之一，也是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最晚的行业之一。在今后的全球化竞争中，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军事大国崛起，绝不可能在缺少文化的情形下“跛足”前进。文化传媒产业发展滞后，不仅仅是产业本身的问题，而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战略实施的重大问题。因此，文化传媒业必将成为国家重点扶持和发展的战略产业。加大开放力度，加快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文化传媒业将释放出“最后一座金矿”的巨大经济价值，为资本市场带来更多的选择。
2.投资机会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和判断，我们认为，未来若干年，以私募形式介入入文化传媒产业的基金存在以下几类投资机会：
一是政策放开带来的制度红利。文化传媒产品及服务具有双重属性：公共产品属性和竞争性产品属性。作为公共产品，传媒负担了政治宣传、舆论导向、社会价值体系构建等社会公共职能和政治任务，因此在世界各国，文化传媒均属于政治敏感地带，也属于政党和政府介入最深、法律监管最严格的产业。作为竞争性产品，文化传媒产品和服务涉及到普通民生和大众消费，具有产业的特性，能够通过市场化、产业化运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支柱产业，这已被国际经验所证明。
长期以来，重“公共产品属性”，轻“竞争性产品属性”，严重制约了我国文化传媒产业化进程。从1996年起，石油、石化、电力、金融、航空、电信等战略性产业相继完成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并纷纷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而文化传媒业至今仍在“党政关系、政企不分、管办分离”等基础问题上纠缠，在《“十一五”时期国家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仍然把广播电视和报业界定为“新闻事业”，避开了敏感的传媒产业用语。我国已经组建的文化传媒产业集团仍然按照“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营”的二元结构运行。在文化传媒领域，对外资、民营资本进入设置了过多的障碍，政策高风险也令风险资本望而却步，“垄断、封闭、割据”是我国文化传媒业的形象景观。随着十支持文化传媒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落地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突破，今后若干年，文化传媒业政策层面的松动，有望为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制度红利。
二是新媒体的发展机会。每一轮新技术革命，都会繁衍出新的媒介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从而催生出一批爆发性增长新兴细分子行业。以“移动化、智能化、多样化、交互性”为特征的新媒体细分领域，在我国公众信息需求、信息消费日益增长的时代必然迎来更大的发展。
三是产业融合机会。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极强的产业关联性和融合性。当文化产业与信息消费、旅游、地产等传统行业产生融合之时，将会给传统行业带来全新的行业转型及行业升级机遇。
传媒集团介入私募行业的具体步骤及方式
第一步，以参股的形式与社会资本合作，合资设立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选择确定性高的行业和领域，发起设立若干支私募股权基金，用两到三年的时间，逐步积累基金运作经验和相关市场资源，培养专业人才。先“入行”，再成为“业内行家”。
第二步，等待时机成熟，控股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文化创意、文化旅游、新媒体、内容制作等领域发起募集专项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扩大基金融资规模，为集团多元化产业发展提供资金平台支撑，逐步构建与集团多元化产业结构相匹配的投融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