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侦查范文
时间：2023-04-21 08:36:0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刑事侦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注：刑事立案涵盖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的相关工作，内容丰富。本文仅立足于对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立案标准进行调查研究，阐述观点。人民法院受理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标准及刑事立案方面的其他内容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
一、存在问题
规范紊乱标准不一
规范紊乱，标准不一是当前刑事侦查阶段立案工作的重要特征。刑事立案的总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其涵义有三：一、认为有犯罪事实；二、认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三、属于受理机关管辖。但在实际执行中，其具体表现形式呈现出了多样性。
有些标准是从有利于案件的侦查角度出发而制定的，这些案件破了后就该起案件而言是不能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我们不妨称之为侦查标准。如：公安部于1991年1月16日颁布实施的《扰乱社会秩序等六类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六、赌博案以牟利为目的，聚众赌博的；或一次赌博赌资在一千元以上的。”后一种情形已经不切合当前的办案实践。但是，由于公安部未明文规定废止，也没有作出修正，有些地方公安机关仍然将此作为刑事侦查立案的标准，进行立案和破案统计。检察机关制定的刑事立案标准也有许多与此相类似的规定，这类立案标准目前占有很大的比例。
有些标准将立案与追诉有机地结合起来，立案的标准就是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该案件侦破后能够直接就此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可以称之为追诉标准。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1年4月18日颁布实施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七十八、附则1、本规定中”追诉“是指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审查活动”。
还有许多罪别没有明文规定立案的标准，只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原则性规定进行评判了。如97年刑法典新增加的一些罪名。
这种规范紊乱的状况给我们当前刑事侦查立案、破案工作的质量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由于标准不统一，造成在执行中各抒其词、各执其理，你执行你的规矩，我实施我的办法，各地刑事立案数的统计比较也就淡化了其本质意义，在无奈之中显现了立案统计工作具有玩数字游戏的色彩。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监督和被监督工作中也常常为此争论不休。
次起不分混淆概念
在刑事执法实践中，我们经常用到“次”与“起”这两个量词。它们既有严格的区别又密切关联，有时出现了混用的现象，将犯罪嫌疑人作的每“次”案均单独立为一“起”刑事案件，增加了立案、破案的总数。《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对“次”的释义是：量词，指动作或事件重复出现的回数。对“起”的释义是：量词，义同“件、次”。这表明“次”和“起”在现代汉语中意义是相近的，有些场合两者可以通用。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起”不是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所使用的概念，这是司法机关为了方便案件统计结合汉语日常用语习惯而引用的概念，由于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缺乏法律意义上的明确性，所以对其理解差异的包容性很大。《刑法》中有关表示作案回数的“次”的规定有12处，即第153条、第201条、第263条、第264条、第265条、第301条、第318条、第321条、第328条、第347条、第358条、第383条。在刑事司法解释中使用的也很多，如：《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试行）》“九、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一）重大案件1、办理三次以上或者一次办理三人以上的；（二）特大案件1、办理五次以上或者一次办理五人以上的。”
“起”只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在刑事司法中当犯罪嫌疑人作的一次或几次案所产生的法律事实符合刑事立案条件的，我们称之为一“起”刑事案件。从现在的法律规定看，“次”的内涵与外延当然地包含“起”的概念与外延。有的一次作案所产生的法律事实就符合立案条件，有的多次作案所产生的法律事实才符合立案要件，但无论是一次作案符合立一起刑事案件，还是多次作案符合立一起刑事案件都仅是量的换算问题，从本质上讲它们仍然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目前，有很多法律文书上叙述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多少“起”，除非其所指的每“起”案件都符合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否则，我们认为这种用法是不适当的，没能正确区分二者用法的不同之处，有害刑事执法的严肃性，应当统一使用“次”。
同时，这种“次”、“起”不分现象为破案的泡沫工程敞开了大门，造成了破案绝对数的大幅度上升，实际战果被人为地放大。
治刑不分重刑轻行
治安、 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交叉，界限不明是当前刑事立案工作的又一重要特征。有时明知是治安、行政案件，侦破后不能仅就此案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但依据有关规定（侦查标准）将其立为了刑事案件。在盗窃案件立案工作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其他罪别如：诈骗、抢夺，在立案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出现这种“治”“刑”不分的现象的主要是受重刑事轻行政的传统侦查要求和观念影响造成的。将一些发案率比较高，群众反响大的治安行政案件立为刑事案件开展侦查，以提高对这些案件的打击力度。这样做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也人为地增加了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不能科学地反映出一时期的社会治安状况。实际上，将这些案件立为治案、行政案件以后，明确其为重点侦破打击的类别，这样做所产生的结果可能与将其立为刑事案件侦破所产生的结果没有多大的区别。
重刑事轻行政在信息化管理上也有明显的表现，很多地方只注重刑事案件的信息采集，实行微机化管理，对治安、行政案件却致之不顾，忽视了治安、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之间因量的积累而发生的转化现象。例如：一犯罪嫌疑人连续作了多次盗窃案件，每次案件在案件未侦破之前只符合立治安案件的标准，但案件侦破后，由于是属犯罪的连续状态，累计数额已达到较大的标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又转化成了刑事案件。如果我们不注重将治安、行政案件的信息输入案件系统，直接会影响到串并案侦查工作的效能，在审查中只能跟着犯罪嫌疑人的交待走，打被动仗。有时因案件信息没有采集，办案人员不能及时掌握有关的证据，导致出现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定不了案，不能正常进入诉讼环节的局面。所以，改变当前“治刑不分，重刑轻行”的状况是规范立案操作，改进统计方法的迫切要求。
理论匮乏缺乏共识
目前，在立案标准理论方面尚缺乏深入的研究。见诸报纸、刊物的理论探讨性文章不多，有关立案的规定和理论散见于检察院、公安的文件之中，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公安机关本身的立案操作，也不利于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刑事执法中，公安、检察为立案监督问题各执其理的现象并不鲜见。
有些人认为：立案标准和量刑标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公安机关制订的各类立案标准应低于法院量刑标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立案标准与量刑标准既相区别又有联系这是正确的。立案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时，经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启动的一个诉讼程序，标志着刑事案件侦查、审理活动的开始，属刑事诉讼法的范畴。立案标准作为立案的操作细则，其在总体上也属于刑事诉讼法的范畴。立案的结果在公安、检察环节是待破、破案和销案。追究刑事责任仅仅是立案的一个可能性的结果。量刑标准是人民法院以刑法典为主要依据，对各罪别的量刑档次，量刑幅度所作的具体规定或解释，属刑事实体法的范畴。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已成为现实。立案标准与量刑标准又有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从立案开始侦查到法院定罪量刑是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
公安立案标准应低于法院量刑标准的观点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侦查标准、追诉标准与量刑标准的下限应当有机地统一起来。侦查标准因与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相抵触，应逐步予以废止、修正。
“以人立案”和“以事立案”问题缺乏共识。公安机关主要采取以事立案的方式，很少以人立案。共同犯罪中有多名犯罪嫌疑人的往往只立一件刑事案件，一查到底，犯罪嫌疑人陆续归案的也同用一张《立案报告表》，不再另行立案。而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月13日颁发的《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问题解答》（[2000]高检捕发第1号）中，以人立案的理念通贯全篇。从侦查角度和简化手续角度出发宜采取以事立案的方式。从立案监督的角度看，以人立案的方式又是必不可少的。怎样对这两种立案方式进行磨合，尚待进一步研究和商讨。
二、关于当前刑事立案工作的建议
现行有关刑事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部委规章、厅局文件从总体上看有些多、旧、乱。这些文件当中有些已明文规定失效，有的虽尚未明文规定失效但与现行的刑法典、刑事司法解释明显相抵触实际上已失效，这两类在立案操作时不难甄别。但是，有的文件则让人难以掌握执行。说其有效，其和现行的刑事法律规定不甚切合；说其无效，其没有明文规定失效。这种状况不利于具体执行人员进行规范操作。建议尽快对现有的刑事立案文件进行整理。常见罪别，比如盗窃犯罪，可以先制订出规范的、可操作性强的立案标准，以后逐步完善，待条件成熟后再制订一部统一的立案标准。制定立案标准的难易程度固然受犯罪类型的影响，有些犯罪类型如危险犯，其立案的可量化程度小。但在我国刑法典分则中，结果犯、情节犯、数额数量犯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大的。如，以数额或数量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罪名约占整个刑法典的12%.制定立案标准的空间还是比较宽裕的。建议：
1、在法律依据上，以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为总的指导原则，结合各罪别的相关立法、司法解释，以达到追诉的要求为基本的立案标准。
2、在法律事实上，以案源为立案的基本依据，即案件发生时的法律事实符合立刑事案件的标准的则立刑事案件，符合立治安、行政案件的则立治安、行政案件，不能人为地抬高或降低立案标准。例如：很多地方将盗窃数额未达到较大标准的治安案件也立为了刑事案件。对此，我们认为欠妥。因为这些案件没有犯罪事实，只有一般违法的事实，案件侦破后也不能就此案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做法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
篇2
关键词 诱惑侦查 合法性 技术侦查 新刑诉法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一种新型和有效的侦查措施，诱惑侦查在整个侦查过程和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由于其具有欺骗性的特点，使诱惑侦查的正当性与合道德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如何对诱惑侦查进行合理的规制使其能够发挥最大效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诱惑侦查的基本概念
诱惑侦查，指对重大复杂的隐蔽性犯罪案件，在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意图或犯罪倾向的条件下，侦查人员严格根据法律的规定，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犯罪机会和条件，待其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人赃俱获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广义上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后者是典型的“警察圈套”，违背法定程序，为多数国家禁止。
二、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现状
新刑诉法虽未使用“诱惑侦查”概念，但“有关人员隐匿身份实施侦查”行为等内容与其存在交叉和重合。抽象的法律不是法律存在的归宿和目的， 诱惑侦查的规定存在立法逻辑混乱、规定过于原则和模糊等技术问题，应通过刑诉法的再次修订或相关司法解释细化规定，消除模糊。
首先，将诱惑侦查条款置于技术侦查一节存在立法逻辑混乱。逻辑上来讲，诱惑侦查、控制下交付与技术侦查之间虽然有共同点，但三者并非包含关系，将诱惑侦查、控制下交付纳入技术侦查一节显然存在逻辑难题。
其次，通说认为诱惑侦查包括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但新《刑事诉讼法》未作明确区分。世界各国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都持谨慎态度而普遍承认“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 新刑诉法第151条规定是否仅仅授权了“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而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需要立法进一步明确。
最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过于笼统、原则，对于违反该规定后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及违法性后果，侦查机关及相应人员违法或不当行为给相对人造成损害的情形下，是否及如何为被害者提供赔偿和补偿，新《刑事诉讼法》均未涉及。
三、诱惑侦查的完善建议
从根本上说，刑诉法作为刑事领域的“小宪法”，其法律制度的强制力还是来源于公共权力的强制力因素。 针对已经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明确诱惑侦查的案件范围。
可以对适用诱惑侦查措施的案件做出概括规定，同时对可以使用诱惑侦查的犯罪进行具体的列举，严格限定使用范围。至于如何做出概括和列举，可以考量以下因素：一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包括对被害人和整个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包括主观恶意性和犯罪情节 ；三是案件侦查的难易程度，如较为隐蔽的贪污贿赂犯罪和违禁品犯罪等等。
（二）限定诱惑侦查的对象。
由“市场经济”经“有限政府”到“”三点一线的逻辑轨迹，是限制国家滥用权力的最有效办法。 日本为了防止侦查机关滥用诱惑侦查，在司法运作中将诱惑侦查的对象限制于“正在实施犯罪或有犯罪倾向的人” 因而应将对象限定为有合理根据或足够理由表明正在实施犯罪的人，但未成年人不宜适用诱惑侦查，一是因为未成年人心智未成熟，不能完全辨别是非；二是因为对于未成年人的社会教育应以正向引导为主，从心理学视角切入进行心理矫治，可以矫正其不良的人格倾向，并由此降低和消除其人身危险性。
（三）建立相应的制裁机制。
诱惑侦查不可能完全避免被滥用，这就需要相应的针对诱惑侦查滥用导致损害的人员的进行赔偿和对相关责任者的问责。对已经给侦查对象带来损害的情况，要有相应的问责机制，即谁滥用侦查权谁要负责的原则，对于没有给侦查对象带来损害的情况，侦查机关应该有告知的法定义务，并且如果对侦查对象造成了消极影响，要积极的消除这种影响。
诱惑侦查本身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我们在肯定其解决侦查难题的同时也应考虑到隐藏在诱惑侦查背后存在的对于公民权利侵犯的危险。加强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是国际主流趋势，也是我国侦查程序法治化的关键所在。 比较可行和合理的做法是，通过适当的制度筹划，构建能够屏蔽对于公民私权利侵犯的诱惑侦查制度，不断完善现行立法，使公民自由和社会安全二者能兼顾。
（作者：燕山大学文法学院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注释：
陈学权，程序法视野中的诱惑侦查，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2期
司景辉.法学案例教学法探讨[J].教学研究，2004，27（4）
刘立霞，刘阳.“诱惑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研究[J].犯罪研究，2010年第1期
武红羽，钱大军.公共权力的法学阐释[J].求是学刊，2006，33（5）
刘立霞.从许霆案和刘涌案看人格与人身危险性[J].河北法学，2009，27（2）
王秀玲.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是基石[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3）
熊秋红.错判的纠正与再审[J].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
篇3
论文关键词 证据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 刑事侦查 取证
一、刑事侦查取证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公安机关从程序、证据、法律意识等方面着手，不断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注重及时、全面、客观收集证据，使案件整体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为案件正确定罪，准确打击犯罪分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由于侦查机关经费问题、警力不足等主、客观因素致使侦查终结的案件在证据方面还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部分案件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导致少数案件成为疑难案件。具体表现在：
（一）刑事证据的取得不符法律规定
1.询问证人违反刑事程序法规定。司法实践中经常存在办案人员一人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询问证人的现象。
2.没有办案资格的人办案，致使案件大部分证据无法使用，案件无法处理。
（二）混淆破案、批捕、起诉不同环节的证明标准
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是刑事诉讼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对证据标准也有不同的要求。《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在犯罪嫌疑人被批捕后继续侦查。这期间就要求侦查机关对已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进行进一步的取证、固定证据，甚至深挖批捕事实之外的其他余罪，以求达到《刑事诉讼法》和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准确”。但实践中却往往忽视二者的区别，认为已经批捕过的案件不会错，对犯罪嫌疑人宣布逮捕后就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未对有关证据进一步调取、固定，对一些遗漏的犯罪不去深挖，涉及量刑的情节也不去查实。实践中的相当一部分案件在批准逮捕后未再进一步调取和固定证据就移送起诉，尤其是在公安机关进行的专项活动中这一现象更为突出，案件质量普遍下降，部分案件难以处理，当事人到处上访告状，给司法机关造成了不良影响。
（三）重视案件侦破，轻视证据的调取和固定
长期以来，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重刑事案件的侦破，轻刑事案件证据获取和固定；重犯罪嫌疑人的批捕工作，轻刑事案件的移送起诉工作。实践中经常碰到许多案件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时才立案，如王某某故意伤害案，案发于1998年，王某某将同村的唐某某扎成重伤后外逃，唐某某于案发后及时报案，公安机关却在2007年1月将王某某抓获后才立案侦查，时过境迁，调查取证费了不少周折，虽然将王某某的行为查证清楚了，但是否有其他人共同参与了对唐某某等伤害已无法查清。如林某某寻衅滋事案，案发当晚接到被害人的报案后，侦查人员到现场未作任何笔录就离开了，后来的一纸情况说明被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当庭质疑，被害人反映当晚犯罪嫌疑人身上有血迹，但侦查人员未作笔录也未提取血迹，更没有进行血迹鉴定，导致案发当晚的情况无法证明。
（四）证据体系的建立不够客观和全面
全面收集证据是我国法律规定的证据调查原则。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但是在实践当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错误倾向，如取证观念重言词证据，轻客观物证。目前对客观物证的提取和鉴定情况仍不容乐观。注重言辞证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的收集，忽略对实物证据（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的收集，甚至仍把工作重点放在嫌疑人口供的突破上，以致出现了“嫌疑人一供，案件即破”的怪现象。应当认识到这种证据观念是十分危险的，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
侦查机关对案件中的血迹、精斑的提取与鉴定越来越重视，但对犯罪嫌疑人犯罪过程中留下的通话记录、指纹、唾液等其他细节物证的提取与鉴定重视程度还不够。如梁某等人抢劫案中，同案犯罪嫌疑人李某、吴某和出租车司机均称他们去抢劫的途中主犯梁某曾和什么人几次用出租车司机的手机通电话，他们是按照电话指示才找到被抢劫人的，但是由于侦查人员办案中的疏漏，没有及时提取出租车司机当天的通话记录，过后不能再查找该通话记录，致使隐藏在背后的犯罪嫌疑人至今没有浮出水面。
（五）补充侦查难尽人意
实践中公安机关在补充侦查阶段，有时存在“不情愿、不主动、不积极、不深入”的“侦查懈怠”现象，补充侦查不彻底，不符合要求，甚至将退补卷宗材料原封不动再次移送检察机关，不愿其所办理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以致诉讼拖延。如李某某故意伤害案，在侦查阶段取证不及时，退回补充侦查一个月后只附了几份说明就送回来了，由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至今无法处理。再如谢某某、王某某职务侵占案，退回补充侦查后，案卷被原封不动送回，无奈又退回补查，在检察机关的坚持和努力下，案件又补查了相关材料，但是不能尽如人意。
二、刑事侦查取证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架构模式
侦查机关收集证据与检察机关运用证据存在脱节现象，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与检察机关公诉人对证据的认识、要求不一致。当二者的认识不一致时，检察机关对证据的要求和补充侦查提纲往往被侦查人员所忽视，甚至认为是吹毛求疵，侦查人员或消极补证或借故推脱，甚至置之不理。
（二）检警关系不合理
目前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无法定直接介入权，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权在实质上仅体现为建议权、询问权、质疑权，没有作为有监督权力内涵的要求权、执行权、惩戒权，使得检察机关在行使退回补充侦查或纠正违法等监督权时常常流于形式。
（三）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普遍不强
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对证据的认识存在偏差，在这种认识支配下，该收集、固定的证据可能因为没有及时收集、固定而丧失，收集到的证据因为瑕疵而大大减弱了其证明力，证据之间矛盾得不到合理排除，证据链条不完整，最后稀里糊涂判下来的也会酿成错案。实践中的很多错案就是这样“出炉”的。
三、解决刑事侦查中取证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2010年5月“两高三部”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和2012年3月14日修正的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严禁非法取证”的规定从立法宣示到排除非法证据的转变，进一步完善了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程序性制裁机制。为应对新证据标准的挑战，笔者对刑事侦查取证活动中存在问题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一）要积极转变证据意识
要树立证据是诉讼的基础和核心的理念，把证据裁判原则贯彻于取证、审证、认证的各个环节。一是要增强证据合法性意识，切实把证据的合法性与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同等看待，从内容、形式、来源等各个方面确保指控证据确实、充分，特别是要重视犯罪嫌疑人可能提出的关于刑讯逼供等的辩解，提前做好相关证据的收集、固定，确保证据能通过法庭筛检；二是要增强证据人格化的意识，使特定证据与特定事实、特定行为人相互联系，增强证明力。比如，说明材料必须当事人员签名、盖章，而不能简单以单位公章代替；比如，作案工具、现场痕迹等应当经当事人辨认或鉴定等；三是要增强证据甄别补强意识，要严格按照“两个证据规定”的具体要求审查证据，注意证据印证，不能凭口供定案；对瑕疵证据要及时补救，对非法证据在排除的同时，进行必要的重新取证等转化工作，努力将违法取证行为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要努力优化执法环境
要做好与公安、法院、律师等的沟通、协调，消除认识分歧，完善工作机制，统一办案标准，为新的证据标准在检察环节的贯彻、执行创造良好条件。
一与侦查机关建立经常性的对话制度，加强与侦查人员的直接沟通，疏通引导渠道，强化侦查引导，密切捕诉衔接，确保案件特别是死刑等重大案件的侦查取证及时、合法、到位，在公诉前道环节夯实证据基础。
二在工作职能上，要认真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侦查监督。新证据标准对定案证据的来源和程序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瑕疵和非法的侦查取证行为对公诉办案的影响将是直接性和根本性的，证据把关日趋严格与监督职能相对不足的矛盾将进一步凸显。特别是在公安机关警力下沉、侦查取证隐患易发，公诉部门案多人少矛盾又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加强对侦查取证行为的引导和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不合法的取证行为和方式，更成为一个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三要强化出庭公诉工作，与法院共同落实好证据合法性的庭审证明、讯问人员的出庭作证等具体问题。公诉办案的重心，必须进一步由庭前查明向庭审证明转变，不仅要审查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还要审查证据的形式和来源是否合法；不仅要做好对犯罪事实的举证质证，还要做好对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质证。特别是在近期，要注意和防止案件因新证据标准的出台而出现翻供、翻证骤多甚至“井喷”的现象；
四建立侦查人员听庭制度，促使侦查人员了解公诉和证据情况。让侦查人员听庭，可以使其明白案件证据的缺陷和不足之处，防止在下一个案件中出现同样的问题，同时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可以了解到案件的薄弱之处或是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在哪里，在办案中就能有的放矢，注意强化、固定证据，提高证据的证明力，提高案件质量。同时，侦查人员听庭制度有利于其了解公诉情况，加强侦查人员与公诉人的沟通。
篇4
一、主要工作情况
20__年以来，____县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第一责任和目标追求，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是实现了命案必破的刑事侦查工作目标要求。“命案必破”是公安部确立的公安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公安机关的郑重承诺。20__年以来共发命案14起，破案14起，抓捕犯罪嫌疑人25人，破案率100%。
二是突出工作重点，严打团伙犯罪。组织打黑除恶专项行动，3年打掉恶势力犯罪团伙6个；组织扫毒专项行动，打掉吸毒贩毒犯罪团伙4个；发挥刑侦部门专业优势，打掉系列侵财犯罪团伙22个，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明显增强。
三是攻坚克难，努力提高暴力犯罪案件破案率。3年来类暴力犯罪发案315起，破案260起，采取行政强制措施265人，逮捕230人，破案率达到82.5%，高于全州同级公安机关平均破案率。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人才匮乏，刑事侦查力量严重不足，“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目前，____县公安内部鉴定、财监等技侦人才极少，技侦手段薄弱，由于刑事发案数居高不下，犯罪手段越来越高，破案难度越来越大，大量人力集中在侦破严重暴力犯罪方面。一般刑事案件，特别是与大多数基层群众密切相关的盗窃和诈骗等多发财犯罪案件的侦破质量不高，群众的满意度比较低。
二是刑事侦查装备比较落后，达不到现代化、信息化时代侦查破案要求。电子监控设备的可用率不高，搜索锁定设备尚未装备，车辆车况普遍较差。装备的落后导致刑事侦查手段不强，信息化能力不够，严重影响案件的侦破速度和质量。
三是刑事侦查工作的系统联动管理有待加强。基层派出所到发案现场不及时，现场保护纰漏较多，侦查过程录音录像跟进不及时，影响办案的效果和质量。
三、几点建议
一是进一步围绕发展稳定大局创建平安____。当前，____县的发展任务重，不稳定因素多，弘扬正气、打击犯罪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对于侵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破坏生产工作正常程序的暴力犯罪，公安机关要做到快侦快破，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安和谐环境。
二是不断改革创新，努力推进刑事侦查工作科学化。要进一步创新刑事侦查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制，改进工作方式。要完善刑事侦查工作的联动机制，努力推进科技治警、从严治警。
篇5
关键词：心理测试结论 证据分析 完善构想
一、引言
心理测试结论，“是指由专门的技术人员（测谎员）按照一定的程序步骤，运用专门的测谎仪器设备记录被测试对象在回答所设置的问题时某些生理参量的变化并加以分析判断，作出被测试对象是否说谎的结论”。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心理测试结论做出规定，对心理测试结论的证据问题予以明文规定的法律文件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请示》的批复。立法上的缺失使得心理测试结论在实际运用中非常随意和混乱。
二、完善我国心理测试结论
理论界和社会大众对心理测试结论的的不信任的产生，关键是对结论的生成机制和结论的客观中立性有怀疑。那么对心理测试结论技术本身、生成程序及结论本身的证据资格（更重要的是规定结论的排除规则）予以完善，或许会增强心理测试结论的客观中立性，进而增加对心理测试结论的信任感。
（一）心理测试技术本身的完善
心理测试结论，“是通过检查被追诉人对犯罪事实有无心理痕迹来判断其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一种科技证据”。根据我国学者的调查结果认为准确率在90%以上，作为一项准确率尚值得怀疑的科学技术形成的结论作为证据，出于对人权的保障和控制犯罪的考量，技术本身仍需要完善。
1、合格的测试仪器和测试环境
测试仪器在心理测试技术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实践中的测试仪器规格不一，且提供仪器的市场鱼目混杂，导致仪器的质量也参差不齐。仪器这一硬件的品牌记忆型号对此技术的准确率有影响，进而对心理测试结论的准确率有较大的影响。为了确保心理测试结论对犯罪嫌疑人的保障和对犯罪的控制的双重目的实现，有必要在立法上统一规定测试仪器的规格和型号。
另外，测试的环境适格与否不仅是对被测试者的人权保障的问题，更会影响测试的准确性。合格的测试环境包括适宜的室内温度、不是太大的房间、尽量使被测试者感到舒适、光线适中即不太强也不太弱、尽量没有噪音减少被测者的分心。
2、关于测试问题的完善
心理测试中有两种测试方法：其一是犯罪情节测试法；其二是准绳问题测试法。对于前者，保密性情节越多则测试结论的准确性越高；后者的问题设计则是使无罪者尽量说谎，使有罪者表现出焦虑和不安。故关于测试问题的编制和提问的方式至关重要，并且测试员的提问语速要适中。
另外，在测试中的其他纯技术性不足也需要完善。此技术提高不仅会使结论可靠性增加，也会提高打击返祖的准确率，同时保障嫌疑人的权利。
（二）心理测试结论生成过程的完善
1、心理测试主体的完善
测试者的素质对测试的准确性影响最大，而实践中测试者的素质亦是参差不齐。正如一位心理测试专家所言：“就像日本的做法一样，设想中国也采用同样的做法，规范测谎员的行业标准，要求测谎员具有心理学硕士以上的教育程度并经过严格的训练和锻炼，而不是中国现存的1到3个星期的测谎员培训，那么也许中国法庭同样也会常规地允许测谎作为证据进入法庭。”可以从中看出我国的测试者存在的问题，要对此进行完善，可以考虑如下方面：有权进行心理测试的侦查机关应有级别的限制，从事测试的人员应当有学历、专业技术和实践经验等方面的要求，不完全具备者不得进行心理测试。
2、完善对被测试对象的限制
根据刑事诉讼目的的理论，对心理测试对象的确定，不仅仅要从控制犯罪的角度来考虑，更重要的是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考虑。
根据实践中已经存在的问题，从以下四方面来规定对心理测试对象的限制：①首先要确定的是在侦查机关羁押一段时间下的嫌疑人不得立即被测试，至少应在其变更为较轻的强制措施后给其一定的时间来恢复后才能进行测试；②对于刑法中法定的不得适用死刑的人员，出于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在侦查中同样也不得进行心理测试。包括三类人员，一是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因为未成年人的心智还未成形，且可塑性较强，为了配合实体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侦查中也不得运用心理测试技术对其测试；二同理，对实体法上规定不得判处死刑的另一类人员就是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包括在羁押中为了适应死刑而强制进行人工流产的；三是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但是使用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可以适用。对此类人员不得进行心理测试最能体现刑事诉讼动态目的，即处于人权保障的理念审判时年龄较大时，不得进行心理测试；而针对那些手段特别残忍致人死亡的，出于打击犯罪的考虑是可以进行心理测试的。③身体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损伤的，除非身体条件康复才可以做心理测试，否则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也不能进行测试。④根据资深的测试员的建议不适合进行心理测试的人也不得进行，实践中的状况千差万别，法律不可能规定所有，此为兜底条款。
3、心理测试的申请主体
实务中，心理测试的主动适用主体一般只是侦查机关，被测试对象只能被动同意或者“被同意”。而在法治社会，犯罪嫌疑人已不再是控诉机关的追诉对象，而是作为刑事诉讼中一方主体来参加诉讼，享有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所赋予的基本人权和诉讼权利。基于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也可以申请或者直接委托具有测试主体资格的测试机构进行心理测试，对于测试结论证明没有实施犯罪的证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可以动摇控诉机关的有罪指控的。故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测试选择权。
（三）测试结论证据规定的完善
鉴于上述对心理测试技术自身的完善，立法应当赋予心理测试结论证据能力，并制定相应的有关测试结论的证据规定，而不单单是现在仅有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个批复。
一方面，心理测试结论具有证明能力，另一方面，其证明力也需要进行一定的限制，即在立法上规定心理测试结论的排除规则。当被告人对于提交法院的心理测试结论有异议（或者控诉机关对被告人提交的结论有异议），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并在法庭上对其进行辩论，法院应通过辩论过程对测试结论的异议进行判断，符合要求的话法院还可以自己组织对被测试者重新测试。另外，法院依职权也可以对测试结论进行审查，如有违人权保障或者过分违反惩罚犯罪的情况存在，也可以作出对此测试结论不予采纳为定罪量刑之根据的决定。
三、结语
综上所述，心理测试结论本身是客观中立的。我们不仅要从理论上论证心理测试结论的意义，更要结合实务中心理测试结论的实践，从现存的问题入手，讨论和完善心理测试结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对心理测试技术本身和心理测试结论生成过程的完善，也进一步提高了测试结论的可信性，使得在实践中对心理测试技术的运用，不至于导致混乱的现状。
参考文献：
[1]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页。
[2]陈学权著：《科技证据论--以刑事诉讼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3]何家弘：《测谎结论与证据的有限采用规则》，《中国法学》，2002，第2期。
[4][美]约翰•帕尔马特，张晓弘译：“测谎在中国――何去何从？”，《证据法论坛》（第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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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检验刑事侦查应用策略痕迹检验属于刑事案件侦查技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是公安机关对案发现场进行刑事侦查的一个重要手段，主要是现场的手印及足迹等与犯罪嫌疑人身份有关系的物质痕迹。该技术涉及到的学科比较多，能极大的提高公安侦查人员的侦查效率，缩小犯罪嫌疑人的范围，因此，该技术对刑事侦查工作有着巨大的作用。
一、痕迹检测技术简介
1.手印检验
手印检验即指纹检验，侦查人员利用手印检验技术能够对犯罪现场嫌疑人遗留的指纹及掌纹等进行提取、分析。所有人的指纹都是不同的，这也使得指纹具有排他性的特点，这也是指纹能够识别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使得指纹检验成为痕迹检验的最重要技术措施。指纹检验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的应用具有以下的作用：（1）指纹可以作为直接的依据来判定犯罪嫌疑人。由于指纹是每个人的独特的身份特征，因此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在案发现场提取的完整指纹信息与指纹信息数据库的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就能明确犯罪嫌疑人身份。（2）刑事犯罪案件，可以将指纹作为直接证据。当前，很多的刑事案件都遇到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的情况，公安机关可以出示经过认定的指纹信息来作为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成立的依据，形成刑事案件的直接证据。这些也推动了指纹检验在刑事案件侦查中的应用。
2.足印检验
痕迹检验技术中还要一项比较重要的技术为足印检验，该技术通常是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利用一些科技手段来提取案发现场犯罪嫌疑人遗留的足印，进而对其进行对比分析，接着进行鉴定，最后获得同犯罪事实相关的一些信息。足印通常包含有个人的外部结构（大部分人的脚长身高比为1U7）、形态及个人运动功能等特征，并且足印具有反映性、稳定性等特点，能作为犯罪嫌疑人判定的一个途径。足印痕迹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利用足印痕迹来判定刑事案件的性质。例如，某刑事案件的现场，一具男性尸体在铁路旁被发现，尸体被碾压部位已破碎，口中酒味较重，现场侦查发现，该男子鞋底是干的，但是周围有两枚痕迹清晰的带泥足印，公安机关认定该安全属于他杀，而不是意外事故。（2）足印痕迹能表现出犯罪嫌疑人的大致身体特征。足印的大小、外形及深浅能反映出犯罪嫌疑人的一些身份特征，特别是一些特别的足印还能反映出犯罪嫌疑人的职业来。（3）在人体能够留下的痕迹中，足印的气味最重，这一特点也能为警犬提供线索，并且足印大多都在地面上，空气流动慢，气味保存时间较长，侦查人员利用警犬的灵敏嗅觉能够为案件的侦查提供一定的帮助。
二、痕迹检验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1.提高痕迹的提取技术水平
公安机关要提高对痕迹检验的技术更新水平，特别是案发现场痕迹的提取及保存技术，这对痕迹检验技术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新的侦查技术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了刑事案件的侦查技术当中，也为案发现场痕迹的提取保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是，目前国内的提取技术与国外一些技术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反侦察能力提升及犯罪多样化的情况，使得刑事案件的现场痕迹采集保存以及刑事侦查工作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同时，根据多年刑事侦查工作经验及以往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发现案发现场许多的痕迹线索在提取过程中因技术因素的影响发生了人为损失的现象，特别是一些重要价值的线索，这也使得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一度会陷入到僵局中。因此，也要求公安机关能够及时更新自身的痕迹提取保存技术，对一些先进技术要积极引进，为刑事侦查工作提供更精确的帮助，并且能大大提升刑事侦查的整体水平。
2.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证据相关的规定
我们国家一直在不断的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新颁布的《刑诉法》进一步补充了刑事诉讼证据的相关规定及说明，从某一些方面规范了刑事证据制度的体系，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公安机关必须严格的依据证据制度来进行工作的开展，对刑事案件的痕迹提取保存。所以，我们也需要对刑事诉讼证据体系进行更深的明确与规范，通过司法解释来进一步提高证据体系的可操作性，这样就能更加明确的为痕迹检验提高指导，提高侦查工作效率。
三、总结
本文主要对指纹与足印这两种检验技术进行了解释，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往往都还会用到其他的一些检验技术，如压印、枪弹痕迹及工具痕迹等检验技术，不同痕迹检验技术的应用都为刑事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帮助。这也要求公安机关能够根据案件的性质及案发现场的一些特点结合不同的检验技术来侦查案件。
参考文献：
[1]王安全.疑难刑事案件侦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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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DNA鉴定 刑事侦查 DNA数据库
中图分类号：D91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5（c）-0253-02
伴随生物科技水平的提高，DNA鉴定技术已经从传统只能检测酶、蛋白质的基因编码水平上升到直接检测基因的分子水平；因此，DNA鉴定技术可以直接用于刑事案件案发现场的指纹、血迹、唾液、毛发等微量腐败、污染检材的分析和鉴定，能够大大提高了刑事案件案发现场生物物证利用率，也是当前快速进行刑事案件犯罪分子认定的最有力武器之一。目前世界上诸多国家、地区都在使用DNA鉴定技术进行刑事案件侦破；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刑事侦查和司法审判水平。
1 DNA鉴定技术方法及其应用
1.1 STR鉴定技术
1.1.1 常染色体的鉴定
STR的中文名称为短串联重复序列，其主要存在于真核生物基因组中，是一种典型的DNA串联重复序列；核心序列为2-6bp，在常染色体中的重复次数达5-40次之间，是现代遗传学领域应用比较广泛的遗传标记。STR有明显的多态性特点，正是由于其多态性特点决定了其可以用于个体识别、亲子鉴定等物证检验。与DNA指纹鉴定技术相比，STR的多态分型检验操作更加的简便，灵敏度也更高，结果分析更加准确标准。同时，STR结构特点也决定了其比较适合于PCR的扩增，特别是在复合扩增技术条件越来越成熟情况下，加之荧光标记技术、自动化测序仪等新技术的应用，大幅提高了STR灵敏度、个体识别率，为微量生物学物证个体认定提供了完善的技术基础。
1.1.2 性染色体的鉴定
性染色体是一种特殊的遗传标记，性染色体STR分型也作为常染色体STR分型、线粒体DNA的重要补充的而现，成为个体识别、亲权鉴定新手段。Y染色体的STR有明显的父系遗传特点，同一家族中的男性其Y染色体的STR分型检验结果应该都是一样的。因此，其可以广泛应用于父系家族亲权鉴定、不同男性个体混合物分析、混合斑男性成分检测、追溯父系迁移历史、重构同一父系家族以及确定无名男尸身源等。而X染色体STR分型也可以用于个体识别、亲子鉴定，主要用来解决一些特殊亲子鉴定案件，如：缺乏双亲的同父异母姐妹亲缘关系的认定或者涉及父女关系的单亲鉴定。
1.2 线粒体DNA鉴定技术
线粒体DNA广泛存在于人体各个组织和细胞之中，是一种分布于人体细胞核之外的重要遗传物质之一，其主要结构呈双链环状，分别由编码区、非编码区两部分组成。伴随荧光测序技术、DNA测序仪等先进技术、设备的使用，使线粒体DNA测序鉴定技术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此项技术不仅可以使用用血、组织等基本检材外，也可以检测毛发、指甲等特殊检材。线粒体DNA鉴定技术有高排除率、高灵敏度优点，其测序结果可以被计算机分析和长期保存；加之线粒体DNA有母系遗传特点，所以在骨骸经过多年、直系亲属无法找到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其母系亲属获得比对样本进行比对。
1.3 其他检验
1.3.1 性别检验
目前，基于PCR的性别检验已经相当成熟，荧光标记的STR复合扩增试剂中自带的Amelogenin基因座就可以用于性别检验。对于Amelogenin，它是牙齿发育萌芽时产生的一种细胞外基质蛋白；Amelogenin基质蛋白中存在着人的X、Y染色体中，存在的主要区别只是长度有所不同。
1.3.2 血型检验
基于PCR的ABO、MN血型检验，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物证使用，如：只有很少剂量的痕量血迹，即在传统血清方法无法检验血型情况下，可以采用PCR方法确定。ABO基因分型法在使用PCR酶切技术方面较早，已经发展到现在的直接测序、引物消耗和特异性引物扩增方法。对于荧光标记特异性引物扩增法，它具有操作简单、灵敏度高、兼容性好的特点。
2 DNA鉴定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
2.1 利用DNA鉴定技术确定犯罪嫌疑人
刑事犯罪现场一般都会留下犯罪嫌疑人的生物学证据，这样就可以利用DNA鉴定技术快速锁定嫌疑人范围。目前，DNA鉴定技术主要应用于凶杀、、抢劫和盗窃等刑事案件的侦破，利用DNA技术检验现场生物物证，可以快速的定位犯罪嫌疑人的主要特征，提高了破案的速度，节省了人力和财力。随着DNA鉴定技术的发展且越来越成熟，可以用于检验的样本越来越多，除了必要的血痕、毛发、血液、唾液、精斑、软组织、骨骼、指甲等，传统办案方法中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微量物证，也可以作为DNA检验物证，如案发现场附着在烟头、牙刷、饮料瓶、果皮、牙签、口香糖、茶杯、口罩等物品上的人体脱落细胞等。
2.2 利用DNA鉴定技术获取案件侦破线索
在一些恶性刑事案件中，尤其是杀人碎尸案件，现场发现的被害人尸体可能不是完整的状态，这导致难以识别和确认尸体身份，与一般凶杀案件侦破相比，其侦破难度要更大一些。这种情况下，DNA鉴定技术就发挥了它的特殊作用，有了用武之地。利用DNA鉴定技术，可以依据不同尸体碎块的DNA鉴定结果判断其是否属于同一尸源；以及通过尸体组织碎块与失踪者父母的DNA图谱的对比鉴定判断、确定尸源。既使是对于那些经过长时间掩埋已经腐败严重或者经过焚烧等严重破坏的个体，也以可使用线粒体DNA鉴定技术、STR鉴定技术以及基因性别鉴定技术等方法认定其身源，为案件侦破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2.3 利用DNA鉴定技术为串并案件提供依据
由于流窜作案系列案件的时空跨度较大，因此调查起来也相对比较困难。对于这种系列案件的侦破，除了使用个案侦破的一般方法外，更要注意生物物证属性的留存与分析，其可能成为某个或某些案件的并案依据；这就离不开DNA数据库的有力支持，在DNA数据库资源共享前提下，实现不同案件犯罪嫌疑人DNA数据的网上比对，保证那些跨区域、长时段系列案件的串并与侦查。总之，在系列案件串并、侦破中，DNA鉴定技术、DNA数据库的应用可以成为新的案件侦破增长点。
参考文献
[1] 吴琼.DNA鉴定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研究综述[J].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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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 职务犯罪 非法证据 证人保护 技术侦查
一、新《刑事诉讼法》有利于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
（一）证据类型的扩大
当前传统的侦查模式主要还是依赖于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来突破案件，然而实践中更多的会依赖电子信息的方式进行交流和沟通，新《刑事诉讼法》将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列为法定证据，侦查人员可以根据侦破案件的需要，获取行贿者和受贿者进行与贿赂有关的交往的电子数据，或者通过获取侦查实验和辨认等的笔录，间接证明涉案者实施贿赂的可能性，至少可以将电子数据、侦查实验和辨认笔录作为对涉案者施加心理压力的砝码，敦促其如实交代犯罪；同时该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些规定扩大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取证范围，确实有利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
（二）证人保护制度
原有的证人作证制度由于证人存在害怕被报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难以攻克，新《刑事诉讼法》中第六十二条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保护措施的证人保护制度，避免了证人因顾忌被报复而不敢作证的风险，从而有力的保障了取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延长了拘传和报捕的时间
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该规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原本的12小时内调查、取证等工作的时间压力，更加贴近实践中侦查工作的需要。同时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十四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三日。报捕时间的延长在保护人权的同时也为追诉犯罪提供了更合理的时间保障。
（四）拘传和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加强
新《刑事诉讼法》根据侦查刑事犯罪的需要，改变了相关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该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的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监视居住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解决了犯罪嫌疑人因重大疾病无法羁押而取保候审又可能出现串供等问题，使得监视居住成为一种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前可变相关押的强制措施，实质是对过去侦查实践中存在的在特定场所实施监视居住的合法化，据此，检察机关在侦查特别重大的贿赂犯罪案件时，就可以根据办案需要指定居所对涉案者实施监视居住，使其与外界隔离，以增强涉案者的心理压力，迫使其尽快交代犯罪事实，既保证了犯罪嫌疑人的医疗与恢复健康又确保了杜绝串供。
二、新《刑事诉讼法》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面临的问题
传统侦查模式下，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偏向于口供的取得，而新《刑事诉讼法》在进一步完善人权保障制度、证据制度的同时也对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办案模式带来了重大的问题。
（一）禁止强迫自证有罪的优劣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该规定的初衷在于更好地保障人权，然而实践中也可能出现犯罪嫌疑人充分的运用该权利，选择以沉默对待，拒绝回答有关的犯罪问题以期望逃避法律责任，这种沉默权的行使对于有关贿赂犯罪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原因在于目前的贿赂犯罪主要还是依赖于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和其他间接证据的互相论证上。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能强迫证明其有罪的规定，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取证的行为，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彰显程序正义，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给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律师提前介入加大了侦查活动的难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往往存在着取证困难的问题，因此取得口供成了至关重要的环节，对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也起到了一定的取证作用，因此律师介入案件侦查，并在侦查阶段取得了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可避免地存在律师被利益所诱惑，给犯罪嫌疑人等出谋划策以逃避问题的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侦查人员顺利取得口供。
（三）证据要求更加严格，明确非法证据排除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也为其逃避法律责任提供了新的辩护理由。当前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侦查人员不可避免的会在思想上、政策上给犯罪嫌疑人造成犯罪嫌疑人给予压力以期攻破其心理压力，因此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法庭辩护中，发现对自己不利的方面，便会说成是侦查人员的威胁和引诱等，那就会使取得的言词证据有排除的可能性。
三、如何应对新《刑事诉讼法》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
（一）办案重心前移，强化初查工作
一是要以线索为突破口，积极开展全面、系统的初查活动；二是制定缜密的侦查方案计划，将外围工作做扎实，确保在初查阶段就开始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三是充分运用收集掌握的证据，打消被调查人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防止被调查人洞悉办案意图，毁证灭据、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 为立案和预审做好充分准备，最终以达到成案的效果。
（二）转变办案模式，从“由供到证”变为“由证到供”
一是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中应该将取证工作理念由过去的“由供到证”向“证供结合”、“由证到供”转变，突出强调证据的客观性要求，改变依赖口供的证据模式，证据证明理念要从“被动说明合法”向“主动证明合法”转变。二是根据“两个证据规定”，通过严格贯彻讯问过程中的全程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从被动说明证据合法到主动证明证据合法的转变，牢固建立证明侦查合法的证据链。三是加强现代技术手段，适时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提高侦查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依靠笔、嘴、腿的方法，从而不断提高检察机关的侦查能力和执法公信力，实现“由供到证”向“供证结合、证供互动”的侦查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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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侦监工作的职权定位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既是一项法定职责，又是一项基本诉讼职能。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权和作用影响着侦查程序的各个阶段。在我国，法院和法官不能直接受理当事人的投诉，也就是法院的审判权无法对侦查权发挥制约作用，同时也不能在侦查阶段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因此检察机关的监督和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方介入侦查，一方面提供了制约侦查权的主体，另一方面又为当事人提供了权利救济的渠道。检察机关的有效监督可以填补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空白，使侦查程可以得到有效监督。从这个角度讲，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是侦查程序中不可或缺的诉讼职能。侦查监督职能可以在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制约侦查权，二是在侦查阶段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
（一）制约侦查权
侦查监督的首要职能在于制约侦查权。这是程序正义的应然之义也是保障侦查程序正当性的必然要求。首先，侦查权具有攻击性，需要监督和制约。侦查是侦查机关调查犯罪事实、收集犯罪证据的职权活动。侦查过程中既有不同诉讼主体利益上的对立，又有行为上的对抗。在这种对抗中，侦查机关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扮演着积极调查和打击犯罪角色。为保证侦查的有效性，侦查机关有权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或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这些侦查措施或者剥夺、限制当事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或者侵犯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的隐私权。如果这些措施被不当使用，将会给当事人以及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造成侵害。因此为了防止侦查权偏离法律程序的规制，还需要外部的监督和制约。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在外部形成了权力制约机制。要保证侦查权的正确行使，就需要检察机关发挥侦查监督职能。其次，我国许多侦查措施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迫切需要对侦查权进行外部监督和制约。在我国，一些侦查措施没有明确的立法授权，一些侦查措施虽有概括授权，但没有适用范围和程序的限制。前者如强制采样、诱惑侦查、测谎等，后者如监听、网络监控等通信监控手段。这使得一些强制性侦查措施游离于法律规制之外，必然会影响司法公信力。在此情况下，就需要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发挥外部制约作用，防止侦查权滥用。再次，在审判阶段侦查权存监督的空白，需要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加以弥补。审判中侦查人员很少出庭作证，因此，审判权对侦查行为的制约作用非常有限。在审判权无法制约侦查的情况下，需要发挥检察权的监督制约功能以弥补监督的不足。从现行制度看，除了逮捕需要检察机关审查批准外，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均是由侦查部门内部自批自用，要防止这些侦查措施被任意使用，就必须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的监督职能。故而，侦查监督首先要发挥其制约权力的职能，防止侦查权的滥用。
（二）救济诉讼权利
除制约权力之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还需要发挥救济权利的职能。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都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因此，当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提供必要的救济是检察机关的法定义务。同时，对侦查权的监督和制约，防止侦查权侵害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本身就是在发挥权利救济作用。侦查监督的权利救济职能不能仅通过制约侦查权来发挥，还需要为权利提供直接的救济渠道和机制。
二、侦查监督的空间
侦查监督的空间是指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范围。这一问题关系侦查监督的发展方向，侦查监督的空间取决于侦查权运行范围、检察机关性质。
（一）有侦查权运行的地方就有侦查监督的空间
侦查监督是检察权对侦查权实行的法律监督。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有权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侦查监督是国家权力对另一国家权力的监督，监督对象是侦查权。从逻辑上讲，监督的范围应当覆盖侦查权的运行范围和整个过程。即对侦查权不存在不能监督的地方，只要有侦查权运行的空间，就有侦查监督的空间。具体而言，侦查监督空间应把握以下内容：
第一，侦查监督既要关注强制措施的适用，又要关注其他侦查措施的适用。侦查监督不能限于审查逮捕，对于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也要进行监督。同时，对于搜查、扣押、查封冻结赃款赃物、强制取样、通信监控等强制性执行侦查措施也应当纳入侦查监督的范围。不管是对人还是对物的，侦查措施的适用都应当合法，只要有出现违法采用侦查措施的环节，就应当有侦查监督。
第二，既要监督侦查措施的适用，又要监督证据的收集和固定。侦查措施的适用关系公民权利的保护，而侦查中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则关系侦查的效果和案件的结果。因此，侦查监督不能只针对侦查措施，还要针对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对于非法的取证方法，如采用威胁、引诱或欺骗等方法收集证据，也应当进行监督。
第三，既要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又要防止侦查权怠于行使。滥用侦查权是对侦查法制的破坏，而懈怠侦查也是对法律的违反。滥用侦查权会侵害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而懈怠侦查则是对被害人保护不力，也会侵害其合法权益。因此，侦查监督既要限制侦查权的滥用，又要防止其不作为。
（二）侦查中有诉讼权利救济的空白就有监督的必要
在侦查中，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是侦查机关的职责和义务。当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或不当限制的时候，侦查机关有义务提供必要的救济。为诉讼参与人提供权利救济，不仅是侦查监督的目的，也是侦查监督的内容。在侦查中如果出现诉讼权利救济的空白，就意味着侦查机关保障职责和义务没有履行到位。应当建立诉讼当事人投诉机制。投诉也应当由侦查机关受理。诉讼参与人不服侦查机关的处理的由履行侦查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受理。
三、侦查监督的界限
（一）分工是监督的前提，侦监不可替代侦查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和侦查监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侦查职能重在调查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收集案件证据。侦查监督职能则在于监督制约侦查权，为诉讼参与人提供诉讼权利救济。因彼此的职能不同，侦查机关和侦查监督机关有着明显的职权分工。而这种分工就是监督的前提，不能存在职权分工上的混淆和替代，否则会影响监督的效果和正当性。
1介入侦查问题。介入侦查是指“检察机关适时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引导依法取证的工作机制”。它是在“提前介入”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谓“提前介入”，是指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移送之前即介入公安机关的现场勘验、检查等侦查活动。而由于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就检察机关介入侦查进行明确授权，这一问题目前还限于实践探索阶段。
2引导取证问题。检察机关在侦查监督中能否引导取证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引导取证的关键在于度的把握。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引导取证是引导而非替代。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才是取证的主体，检察机关只是侦查监督者，无权取证。因此，任何替代取证行为都是违法的。其次，引导取证是建议而非协助。基于公诉的需要，检察机关可以就侦查取证工作在监督的同时提出建议，但建议不是决定，最后的决定者是公安机关。同时，检察机关也无协助取证的义务，不需要为侦查取证积极出谋划策。如果实务中检察机关能够做到引导而不替代，建议而不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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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侦查工作方式，是我国刑事侦查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提出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从刑事侦查工作角度看，就是要让刑事侦查工作紧紧围绕法院审判开展犯罪行为侦查、证据搜集等，让法院审判工作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具体分析“以审判为中心”对刑事侦查工作的新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要求刑事侦查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围绕法院审判工作开展。二是要求刑事侦查工作必须做到侦查严谨，取证方式科学合理。三是刑事侦查部门应当与法院开展深入合作，及时了解法院审判程序和实质要求，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中，必须要以法院审判证据作为刑事侦查工作的依据。总之，当前我国倡导建立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需要对刑事侦查工作理念、工作方式等进行改革与完善，才能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
我国现有公安院校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的解构分析
1.刑事侦查学课程内容与司法审判衔接不紧密
我国大多数公安院校开设的刑事侦查学课程内容大同小异，尽管有所创新，但变化不大。以南方地区公安院校比较常用的《现代刑事侦查学》（胡宇清、柯昌林，2010年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为例，该书对以往传统刑事侦查学课程内容进行了一定创新与完善。如果按照以往刑事侦查学教学标准，该书应当是近几年我国司法界比?^出色的刑事侦查学专业课程。但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时代背景下，该书内容结构就存在与司法审判衔接不紧密的缺陷。其中，第一章“刑事侦查学概述”中，仅探究了刑事侦查学的研究对象、与邻近学科的关系、研究方法等，并没有涉及司法审判等相关内容。刑事侦查学课程如果离开司法审判的需求，就难免会产生“为侦查而侦查”的形式主义特点。该书后续章节中，虽然在部分地方谈到刑事侦查就是搜集犯罪证据，为法院审判提供有效审判依据，但很多地方对刑事侦查与法院审判之间的关系描述简单，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因此，我国现有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要想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要求，就必须对传统教学内容、教学结构等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订与完善。
2.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理念滞后于司法审判的发展
我国相关公安院校开设的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理念明显滞后于司法审判的发展。随着我国对法院审判工作重视度的不断提升，以往公检法三部门各负其责、各行其是的做法明显改善。目前，法院审判工作已经被确定为所有司法工作的核心。因此，要想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就需要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理念不断顺应我国司法改革的新要求。通过分析当前我国相关高校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理念，发现主要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理念过于传统化，部分教学理念还沿用几十年前的观点，不利于我国高校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刑事侦查人才。二是一些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目标脱离司法审判实际，不利于我国司法审判工作的开展。以上述《现代刑事侦查学》为例，该书第二章“刑事侦查的任务和原则”侧重于刑事侦查概念、性质、任务和原则等描述，尽管也有一些教学目标、教学理念等描述，但整体篇幅较小，不利于刑事侦查学教学工作的开展，更是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侦查学教学要求相背离。三是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标准尚未突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理念。
3.刑事侦查学课程过于侧重技术教学
我国公安院校现有刑事侦查学课程过于侧重侦查技术层面的教学，对刑事侦查综合素质培养工作重视度相对不足。诚然，作为一门犯罪侦查学，对学生开展刑事侦查技术教育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单纯只教学生刑事侦查技巧、方法等，不能真正内化为学生刑事侦查素养，最终不利于学生长远健康的成长，也不利于他们未来真正走入刑事侦查工作岗位。仍然以《现代刑事侦查学》为例，该书共31章，其中26章从本质上看仅是开展学生刑事技术教学，如第四章“刑事照相技术”，第五章“手印检验技术”等，过于侧重技术教学，难免会导致当前我国高校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形式化。“为技术而技术”，容易导致学生过于追求刑事侦查技术、方法的学习，忽略刑事侦查本质内容的构建，不利于学生刑事侦查综合素养的提升等。西方发达国家高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刑事侦查“唯技术论”不能真正培养高素质刑事侦查人才，刑事侦查人才除了具备刑事侦查技术外，还需要具备刑事侦查理念、刑事侦查价值观等，能够与其他司法工作开展有机配合等。总之，我国高校开展的刑事侦查学课程不能过于“唯技术论”，应当构建更高层次的刑事侦查核心素养课程教学体系。
除此之外，对我国现有高校刑事侦查学课程的解构中，我们还能发现部分课程内容与司法实践也存在一些落差，如法院审理的网络犯罪案件呈现多发态势，我国应当在现有刑事侦查学课程内容中添加一些典型的网络犯罪侦查技术教育等。
重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体系的建议
1.创新课程内容，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有效衔接
要想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体系，首先需要对现有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创新完善。要紧紧围绕“以审判为中心”开展刑事侦查学课程内容改革，要在课程所有章节中彰显“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所有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都应当服务于司法审判工作。我国司法教育界应当联合国内相关专家人士，共同开展“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侦查学课程教材的重新编写。同时，要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刑事侦查学课程设置方面的成功经验。总之，只有创新课程内容，才能实现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有效衔接。
2.创新教学理念，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教学目标和标准
“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要求我国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必须要创新理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教学目标和标准。从教学理念看，需要在刑事侦查学课程中深入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思想，要明白所有教学工作都是为了能够为司法审判工作提供证据支持，要改变以往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理念滞后于司法审判改革的弊端。从教学目标看，要依托“以审判为中心”的思想进行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目标重置。从教学标准看，判断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实效应当以是否能够服务于司法审判实践为重要衡量指标等。
3.开展综合素质教学，构建刑事侦查核心素养课程教学体系
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应当改变以往“唯技术论”的做法，在开展法律专业学生刑事侦查必备技术教育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刑事侦查理念、刑事侦查价值观等，要能够提高他们刑事侦查综合素质。要构建刑事侦查学课程教学体系，让法律专业毕业生能更快适应刑事侦查工作的需要。只有具备较强刑事侦查综合素质的人才，在未来刑事侦查工作中才能做得更加出色。总之，通过开展综合素质教学，才能真正推动高校刑事侦查学课程发展，进而为我国大力推进的“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提供有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