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产业报告范文
时间：2023-04-21 08:35:4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绿色金融产业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兴业银行在发展绿色金融过程中的创新实践
从战略决策上，将开展绿色金融，创新发展战略纳入战略决策当中并作为重点。兴业银行在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通过加深对银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同银行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重新确立了银行发展的核心理念――“寓义于利”。将银行的社会责任和银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社科的结合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早在2005年的时候，支持节能减排和开展绿色金融这两大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就创新式的成为了兴业银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战略部署。
建立健全信贷管理机制的绿色化。兴业银行实施信贷管理机制的绿色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产业准人标准审核申请贷款的企业和项目，积极贯彻和落实环保政策。对相关项目的安全、环保和能耗进行严格考察；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对待授信企业的环保条件进行严格审核。尤其是对企业环保信息和环保技术的审6孕糯过程中的环保风险加强控制，贷款前采用风险预警，贷款后则对重点项目加强监控力度，尤其是对于宏观调控行业，日常监测和风险排查更是必不可少。
顺应节能减排创设新融资产品。
对碳金融进行摸索和介入。通过CDM将国内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转变成有价商品出售。
采纳“赤道原则”。兴业银行是国内首家采用这项原则银行，是兴业银行为完善和贯彻落实全行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金融战略的重要决策。在半年度和年度企业报告中，兴业银行主动披露了其社会责任的履行隋况，包括有绿色信贷、可持续金融以及公益事业等方面。
制约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因素
所谓绿色金融。其本质也各N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的总称。但不同与普通的金融活动的是，绿色金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因此，绿色金融，也叫低碳金融、环境金融和可持续金融。绿色金融的概念起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金融介入环境问题是绿色金融产生的契机。绿色金融的产生不仅对节能环保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同时对于污染环境的企业也会采取一定的经济惩罚并对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予以约束。形成一个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良性循环圈。因此，尽管绿色金融在我才刚起步，却日益重要。
政策体系不够完善。目前。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缺乏相应政策比系的支持，与绿色金融有关的政策不仅零散而目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其主要表现为：缺乏一套专业性强、可操性强的CDM审核执行标准；自愿减排市场的发展的相关管理办法仍旧空缺；缺乏可行的环境评估标准、信贷纰漏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辅助推行绿色信贷；缺乏政策上的引导，致使绿色产业难以获得银行信贷和融资支持，失去发展先机；监管的空白导致绿色金融市场风险加剧。交易成本过高。
发展滞后的中介服务体系。多数企业对于碳交易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改法和交易规则等知之甚少，参与其中的主体也并不明确。除了少数商业银行比较关注碳金融外。大多数的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发展也只停留在言论上。信用评价机构、自然评估机构等专业性的服务机构也还未真正设计碳金融。其他涉及碳金融发展的相关第三方服务机构也都还尚未建立。
交易工具缺乏创新。我国我国的自愿减徘市场，仍旧仅限于以提高个人或企业形象为目的的VER交易模式。都是为实现自身“碳中和”的小规模的交易。尽管我国在气候变化方面衍生出很多具有两点的金融产品，诸如绿色信贷、结构化理财产品和碳基金等，但是相较于国际绿色金融产品：CER/EUA期权、CER/EUA期货、CER/EUA互换、碱CER等相比，无论从那个角度而言，这些创新刘于我国绿色金融i发展都没有多大的意义。
CDM市场问题突出。中国存在很多制约CDM市场发展的因素：（1）周期长、风险高是制哟国内CDM发展一大重要原因。到2011年7月，向我国发改委提交CDM申请的共有3154个。然而最终通过审核的只有500个。仅占1585%，（2）国内CDM缺乏市场话语权碳交昂的市场基本都荏国外。而国外标准也桕较于国内要完善和科学，而我匡叹缺乏相关的专业机构，导致在CDM项目议价匕我国一直处于劣势。（3）专业的方法学专业机构的匮乏。导致CDM市场发展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中国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建立绿色发展基金。绿色项目的发展，尤其是新绿色项目发展顾全融资才是其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只有拥有了资本才能开展债务融资。绿色基金的建立和发展。可以从起始阶段就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资金的帮助和支持，政府可以通过GP、LP的方式。来促进和推动绿色产业基金的建立，甚至将某些绿色产业基金发展成为区域性或者行业性质的基金。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从地方到国家建立起各种绿色基金以促进和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的改善。
利用财政贴息促进绿色贷款发展。利用财政贝占息来促进绿色信贷的发展。本质匕是通过财政贴息来引导社会资金对绿色信贷的支持。我国的财政补贴大多数是直接补贴的方式。而财政贴息则是政府通过少量的利息贴补来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绿色环保领域。同时财政贴息还可以将绿色环保项目的甄另工作转移到其他社会主题和商业银行身上。在促进绿色贷款发展的同时还能减轻财政管理和监督的压力。
建立健全绿色担保机制。专业性较高的绿色担保机制对于解决高风险绿色项目融资难的问题是非常有效的。在我国部分地区政府已经在筹划建立专业性的绿色贷款担保机构，还有一些地区考虑建立绿色项目风险补偿基金。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分担绿色项目的风险。帮助绿色项目顺利融资。
发展绿色债券市场。从融资上来讲，绿色债券市场为绿色项目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从融资成本方面而言，绿色债券市场能够有效的降低融资成本，同时还有利于解决银行和企业期限错配的问题。
篇2
一、会计的“协调化”
当前，会计的国际协调化已成为世纪之交会计发展的全球主旋律之一。协调化科学含义是对会计实务的差异设定限度，以增加其可比性。协调化目的就是减少各国会计准则逻辑上的冲突，并改进国家间财务信息的可比性。然而，这种协调进程极可能发生在地区之间。为此，国际管理学者协会联盟的阿兰伯兰德（AlainBurland）和巴黎管理学院教授、法国会计协会主席克里斯琴霍等（ChristianHoaran）提出“会计的未来是会计地方准则的协调发展而非会计全球标准化”。
事实上，世界发展区域性经济或政治联盟是主流。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等，无不是在内部协调各成员国会计行为的。如英国和法国在未加入欧盟前基本是两种完全不相同会计模式，然而加入后则出现趋同现象。在法国，国家在减少它对会计标准的干涉；在英国，以前国家很少介入会计管理，现在则加强它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按照发展的观点，无论是在法语区或是英语区国家，它们的制度体系在一定程度达成一致，就像法国政府及官僚体系让位给会计职业界，而英国的会计职业界也应该承认他们自身利益还有赖于社会各方面合作者的共同利益”（Standish,1991）。其实这正符合“经济发展会计”作为会计理论与实务发展的一条规律。
二、会计的“绿色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题为《21世纪我们必须谈判解决的问题》中提出：“人类能够渡过21世纪吗？”这意味着21世纪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的迫切性与艰巨性。从通过经济控制达到参与环境控制的目的来考察，会计肩负着重要使命。世界银行在1998—1999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建议21世纪建立“信息框架”，实现环境指标控制的主要任务落在会计界肩上，其中尤其是在环境管理“对策框架”的确定上，会计工作又是采取治理性对策与防治性对策的重要方面。一些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还提出建立“绿色GNP”的切实设想，故具体落实“绿色GNP”便成为会计工作者与统计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事实上由于环境恶化对人类造成的冲击，传统企业理论也已经发生了改变，企业边界体现为从有形向无形转变。作为一系列合约集合体的企业，存在与社会利益或人类共同利益间的合约，体现为随着“绿色消费”观念的开始形成，企业变过去对环保问题的消极回避为积极主动参与合作。环保投入成为推动企业节能降耗、开拓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前瞻性投资。一个关心环保的企业能保持与政府、与民众良好关系。“绿色管理”的思想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
以美国为例，近年来美国企业会计报表的管理机构——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已经建议企业增加披露环境保护政策和计划的实际执行情况。又如在英国，根据1989年政府颁布的绿色经济计划，企业必须每年披露所耗用的能源数额，以及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的污染物数额。这样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与财务、会计组织体制的改革都应服从建立有效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要求；必须围绕生态环境管理建立不同的管理规范，建立适合未来宏观会计管理与微观会计管理两方面要求的特别环境会计准则等。
三、会计的“顾客化”
1994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推出《改进企业报告——着眼于用户》，从当今用户的新需求出发，提出了改进现行会计报告的新模型，其内容涉及到未来导向信息、分部报告、金融工具、非财务信息披露等多方面内容。会计不仅是一种信息披露工具，更是提供一种社会产品。当今社会，会计信息这种产品的用户已构成一个结构复杂且多变的体系。按与企业的关系可分为内部用户和外部用户，按时间序列可分为过去用户、现在用户和潜在用户，它包括政府、投资者、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研究人员等信息使用者，并随时间、环境变化而变化。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富裕社会时期，引发了社会需求的重大变化，导致生产组织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企业观，就是把企业看作是为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形成一个由此及彼、由内而外的作业链。作业链上会计作业所提供的信息产品也应该具有可增加价值性，即对顾客的决策有用性。
由于顾客类型多样化所导致的信息产品内在功能发挥程度要有层次性，而现行财务会计是一种非黑即白模式，即信息只限于提供会计报表中项目，而对其他事项不予确认。这很难满足不同顾客差异性需求。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SEC）委员M.H.Wallman在《会议学界》（AccountingHorizon）1995年9月、1996年6月、1996年12月和1997年6月连续发表的总标题为《在发展的世界中会计与信息披露的未来：需要有引人注目的新变化》系列论文，提出“财务会计报告的未来：彩色报告方法”，建立会计的彩色模式，即将财务报告的内容分为5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符合可定义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计量性的传统会计报告内容；第二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可定义性、相关性和可计量性的事项（如自创商誉）；第三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可计量性的事项（如顾客满意程度等）；第四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可靠性和可计量的事项（如风险等）；第五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的事项（如部分知识资本）。依据彩色模式可以较全面地报告与企业相关的各类信息，满足了用户多层次需要。
四、会计的“技术化”
在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或政治体制下，会计被看作是经济管理工具或其组成部分。在商业经济或市场经济早期，企业会计没有严格的要求与规范，其会计处理和编制报表不仅需要会计理论和实务知识，而且需要丰富经验、技巧和判别能力，会计被视为艺术，但极易导致信息产品在可靠性、可比性等质量上存在问题，引来许多诉讼纠纷，甚至引发市场危机、金融危机。因此，出现了多角度会计处理规范。伴随现代信息技术与新经济形式（如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等）的出现与发展，会计工作的技术支持越来越强大，但同时也面临挑战。支持主要表现在会计信息披露网络化方面，如迅速普及的国际互联网技术已被应用在会计信息传递上，使会计信息可以迅速、有效突破时空限制。目前，美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书已被要求以计算机可读形式上网，并在24小时内向网络报出报告书的全部内容，但面临挑战是如何保证网上信息的质量。现在有迹象表明美国会计公司已经将目标投向因特网，最终转变美国公司财务信息的网上使用方式。另外，由于现代企业的信息化改造，网络时代的企业会计系统不再是一个信息孤岛，而是实现了信息集成。
然而，信息技术与新经济形式对会计在技术上的强大支持绝非“浪漫”思想复归，它也引发一些亟待解决问题。第一，技术、信息与市场有效性。技术可以使生产和披露更多信息变得容易并降低信息成本，然而问题存在于免费或廉价信息质量保证机制不健全。HerbertSimon论证了许多人的信息瓶颈现象即人们不是缺乏信息，而是处理信息的时间和能力不足。第二，新的组织形式。知识经济要求企业能创造独具特色并能带来综合优势的知识体系，这是一种新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如虚拟企业的运行有特殊规则制度结构与契约特征；动态联盟组织模式的出现，等等。新组织形式要求改变会计组织模式，建立以会计信息中心、项目团队和会计核算功能模块为主的现代财务会计组织架构。第三，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对会计提出了许多挑战，其中电子商务收入的定义成为争论焦点，因为这时交易和交货时间的确认必须重新加以研究。第四，新的成本结构和管理。高技术产业的成本和资产结构与传统产业大不相同。比如软件产业几乎所有的成本耗费都在研究开发上，费用的发生没有任何收入作保证。而对于其资产则是以无形资产、人力资产以及软性资产为主，但是这些企业却缺乏有效管理与报告方法。
篇3
进入7月以来，巴斯夫的一系列动作更是耐人寻味：7月7日，巴斯夫宣布，关于扩建其与中国石化的合资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双方将共同投资约14亿美元扩建扬子石化一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7月8日，为了提升公司在大中华区的信息透明度，巴斯夫首次在中国了《巴斯夫大中华区2008年度简报》；7月10日，巴斯夫宣布已确定整合今年4月收购汽巴(CIBA)的最终方案。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巴斯夫近期的2008年度简报，这是巴斯夫首次在大中华区经济、环境和社会表现报告。正如巴斯夫东亚地区总裁敖云峰博士(Dr.Tlman Kraucb)在7月8日的媒体见面会上所说：“针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出一份报告，这对我们来说确实还是第一次。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对我们的重要性。”敖云峰进一步表示，以后会对数据继续监控，每年都将报告大中华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
与中国结缘
巴斯夫是全球领先的化工公司，它的产品范围包括从原油、天然气、化学品、塑料、特性化学品、农用产品到精细化学品。截至2008年底，巴斯夫全球销售额超过620亿欧元，员工近97，000名。
巴斯夫与中国结缘于120多年前。早在1885年，巴斯夫便开始向当时的中国出售纺织染料。1913年一战前夕'中国已经占到巴斯夫全球销售额的14％。一战后，巴斯夫在中国的业务开始多元化发展，进入阴丹士林染料和化肥市场。随后，为了更好地管理中国市场的业务，巴斯夫在中国设立了永久代表处。
巴斯夫首次正式在大中华区的投资源于1969年在台湾投资争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部分股权。1982年，巴斯夫决定亲自管理在华业务并在香港成立子公司――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随后相继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立了销售办事处。
巴斯夫将上世纪九十年代看作其在华深化发展的阶段。尤其是1994至1995年间，相继有数家巴斯夫的合资企业投入运营。1995年，巴斯夫在香港设立了东亚地区总部，次年，巴斯夫在北京成立了控股公司――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以便对巴斯夫在中国大陆的各项业务进行整合。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巴斯夫仍然没有放缓其在大中华区的扩张计划。
2000年，巴斯夫签署了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单笔投资协议，巴斯夫与中石化共同在南京成立一家合资企业――扬子石化一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扬巴公司)，总投资额达29亿美元，旨在建立一个一体化基地。
自20世纪90年代起，巴斯夫已累计在大中华区投资超过20亿欧元，其中主要投资项目自2005年起在南京和上海逐步投入运营。
就在今年7月初，扬巴公司的扩建项目也刚刚获得国家有关方面的正式批准，巴斯夫将和中石化再共同投资14亿美元。有关人士表示，扩建项目符合中国石化产业振兴规划，将提高扬子石化一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体化程度，拓宽南京生产基地下游产品的范围，满足华东地区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巴斯夫大中华区管理董事会董事长关志华告诉记者。
全球首家设立“气候保护官”的化工公司
在7月8目的媒体见面会上，敖云峰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巴斯夫的四大战略支柱：经济发展目标、客户目标、团队建设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确保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支柱之一。”敖云峰说。
化学工业是很多国家的支柱产业，由于它的门类繁多、工艺复杂、产品多样，生产中排放的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毒性高。因此，化学工业一直是备受诟病的“污染大户”。同时，化工产品在加工、贮存、使用和废弃物处理等各个环节都有可能排放有毒物质而影响生态环境，危及hdf]的健康。
但实际上，跨国公司是世界化工新产品、新工艺的主要开发者，是化工产品的主要制造商，世界上70％以上的化工产品和化工科研成果出自大型跨国化工公司。如果他们能率先行动起来，利用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力量，不断加大环境保护的投入，在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预防、污染治理和开发具有环保性能的新产品等方面就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
去年6月，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召开新闻会，批评巴斯夫执行环境信息公开“双重标准”，之后巴斯夫也予以澄清，并于今年7月了《巴斯夫大中华区 2008年度简报》。
该报告称，2008年，巴斯夫大中华区因生产制造所产生的温室气体量为180万吨，比2007年下降了5.2‰在2002-2008年间，大中华区将能源效率(燃料、电力、蒸汽等)提升了50％；2008年的用水量为1290万立方米，比2007年1350万立方米的用量降低了4.4％；而废水排放总量为730万立方米，比2007年的1150万立方米的排放量降低了37％。
关志华告诉记者，巴斯夫首次在大中华区的这份经济、环境和社会表现报告，并没有来自中国政府、社区或公众的压力，“我们觉得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需要非常重视与我们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获益，而这也正是我们的初衷。”
敖云峰进一步解释说：“这份报告和巴斯夫集团一直以来的风格是一致的。我们在大中华区简报里涉及到的内容都来自我们的数据库，而且和我们巴斯夫集团所有的国家的报告都是一致的。所以我想在数据的标准和统一性上都遵循全球一致的标准。”
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保护问题，巴斯夫成为全球首家设立“气候保护官”的化工公司，负责统筹巴斯夫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相关事务及课题，包括产品生产和废弃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企业在气候保护领域的长远定位。同时，巴斯夫还制定了更为远大的环境目标，即与2002年相比，到2020年将特定温室气体排放降低25％，生产中的能源效率提高25％。“这是我们全球统一的目标，中国也不例外。”敖云峰说。
据敖云峰介绍，如果把巴斯夫生产产品的排放量，与客户使用他们的产品后节省的排放量相比，比例大约是1：3。“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产过程中每排放一个单位的二氧化碳，我们产品就可以为客户减少三个单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管是在中国，美国还是欧洲，使用我们产品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些数据都经过第三方的认定。”
而在7月7日国际化工协会联合会公布的全球化工行业报告里，目前全球化工行业二氧化碳的减排比例为2.1：1到2.6：1。这与巴斯夫的数字相比，还是略显逊色。
关志杰也向记者透漏，巴斯夫2008年的研发资金为13.55亿欧元，其中1／3研发资金都是投入在与环保
相关的方面，每年的比例都是如此。
危机中更应关注过去忽略的问题
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金融危机，巴斯夫并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去年9月，巴斯夫决定收购另一化工巨头汽巴公司，并于今年四月获得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中国商务部和欧盟等国家或机构的批准，7N 10日，汽巴整合的最终方案出台。此外，巴斯夫宣布，关于扩建其与中国石化的合资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双方将共同投资约14亿美元扩建位于南京的扬巴公司。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仍然将南京工厂扩建，这表明我们整个团队都在为市场做准备，我们需要不断培养我们本地的人才。这点确实是非常重要。我更希望看到，能够在这个阶段提高我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关志华说。
他认为，中国目前形势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仍能看到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冲击是巨大的。“中国政府制定的各种振兴方案，到目前来说在很大程度是有效的，我很荣幸作为巴斯夫公司一员，尤其是在大中华区，相对于其它地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对于中国的四万亿投资，以及从今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轻工、石化产业调整规划，巴斯夫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规划)里边有针对加强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也提出方案，对我们来说非常正面。”关志华说。
在关志华看来，企业懂得这个市场的机制，振兴方案尤其重大投资，应尽可能交给企业来做。“我们不惧怕经济低迷的情况，因为我们只有走出来，竞争优势才能更强。这个时候应该对过去所忽略的问题更加关注，比如工厂开工不足，这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可以做提升的方案，把工厂技术水平提高。”
此外，关志华认为，还应该考虑到教育问题，“目前专业的教育相对来说水平不够，比如说我们在化工行业，针对安全、健康、环保等方面的教育是非常少的，应该更多地培养关心这些问题的大学生、研究生。这个时候应该是重新评估我们行业到底需要什么，过去没有时间，因为发展太快了。”
从中铝收购力拓失败，到四川腾中重工收购通用悍马引起质疑，中国内地企业的海外并购成为热门话题。在7月4日召开的全球智库峰会跨国公司分论坛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国资委鼓励中央企业积极走出去，到海外开拓市场，拓展业务，开展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在跨国并购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篇4
广东各个产业正在洗牌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突如其来并迅速蔓延，已经深化为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并影响全球实体经济，影响范围已经从危机发生国的美国扩展到欧盟、日本及亚洲大部分经济体。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和英国的GDP已开始下降，美国下降了0.3%，英国下降了0.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也大幅调低。
据海关统计，2008年11月广东对美国出口63.3亿美元，同比下降6.3%。在金融危机面前，广东出口加工制造企业的分化正呈加剧之势。有一批制造企业已经难以为继，其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最为突出，但倒下的企业在近年来的投资决策、产品结构、风险管理等方面，本身都有很多问题。与此同时，珠三角也有一批企业正在积蓄力量，抓住时机进行转型升级，进一步扩大规模和提升效益。2008年11月份，广东对美出口值前20位商品中，液晶显示器、手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和DVD播放机出口降幅最大，分别下降60.1%、56.4%、39.5%和38.7%，而箱包和游戏机成为增长亮点，出口分别增长23.9%和24.9%。在危机面前，广东各个产业正在进行洗牌。
金融危机的另外一个影响是融资难。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企业被拖欠货款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外经贸系统的一位官员表示，“现在外国进口商在本国银行很难贷到款，他们往往提出要赊账，也就是采取放账交易的方式。中国企业变成了海外客户的融资工具，这对我们来说影响很大。一些企业发货后很长时间都收不回钱来，有些进口商甚至拿了大量货物后就宣布破产。中国企业还不是优先债权人，想拿回货款就更加困难。”
中国信保推出七项措施扶持企业
据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陈连从介绍，该公司日前在广东出口企业中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企业最关注的前三大问题：一是没有订单，二是没有资金周转，三是货款被买家拖欠。
金融危机使全球信用风险环境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广东企业意识到进行风险控制和财务保障的重要意义，广东企业加强风险管理的积极性明显上升，2008年广东企业利用出口信用保险的出口业务同比增长了72％。
为帮助广东省出口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陈连从总经理表示，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将切实履行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职责，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保障经济安全、促进出口增长的作用，积极推广融资新模式，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和出口，推进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携手广东企业共度艰难时刻，并推出以下主要措施扶持企业发展：
――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对促进出口和规避风险功能的宣传力度，引导企业识别风险，学会使用信用保险工具，促进企业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积极配合各级外经贸部门，分区分行业举办国际贸易及投资风险论坛，帮助企业提高交易风险识别能力和发生拖欠风险后的解决能力。
――适时滚动式通报境外经济体风险变化情况，协助企业及时防范和排查收汇风险。充分利用中国信保的全球合作网络和专业优势，免费提供部分海外经济体和部分买方的负面消息，及时通报给广东省企业。另外，对需要调查了解买方资信的企业，以最优惠的条件提供服务。
――积极响应广东省政府提出的外贸转型战略，引导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优先承保广东省“自主品牌”、“出口名牌”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以提升广东制造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通过“信用限额”的尽量满足，引导企业逐步实施广东省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全力支持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支持广东企业“走出去”。
――加大信用保险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力度，加快创新，简化流程，扩大覆盖面，以满足企业当前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需求。降低中小企业的投保门槛，协助中小企业在信用保险项下进行融资，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积极配合政府的扩大内需政策和信用体系建设，大力支持广东企业开拓国内市场。
――建立绿色通道，加快处理报损案件。对投保企业报告的货款拖欠或经济损失，案情基本清楚、保险责任明确的，即时办理给付；积极受理出口企业委托的海外债务追偿，最大限度地帮助企业挽回损失。
――启动风险应急预案，实行全天候风险响应，随时接受出口企业的风险咨询和投保需求，向全省出口企业公布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业务单位及其负责人的热线联络电话，实行24小时接听服务。
――积极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在支持外经贸发展方面的扩大外销、风险管控、融资协助和损失补偿作用，特事特办，提高效率，全力支持企业度过危机。
陈连从还介绍，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2008年为广东企业提供融资便利超过140亿元；同时，通过事前或事中积极介入的方式，协助企业向海外买家追索回货款权益逾3000万美元；处理新增的可能损失与索赔案件达185宗，涉案总金额逾 6600万美元。
对广东企业的建议
面对目前的严峻经济形势，陈连从就广东企业如何加强对全球信用风险的防范，并提升自身经营能力，度过金融寒冬提出了几点建议：
――采取市场多元化战略。中国信保于2008年12月19日最新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降低了美国、法国、英国、西班牙等成熟市场国家的信用评级；与此同时调升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的信用等级。陈连从指出，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广东企业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大力开发新兴市场，有利于分散市场风险。另外，响应国家扩大内需的号召，大力开发国内市场，也是企业应对危机的自救途径之一。
――完善企业信用管理机制。部分出口企业屡屡发生货款被拖欠的情况，关键是没有建立一套信用管理机制。在应收账款管理过程中，细节决定成败。建议广东出口企业对业务建立一个统一的管理流程，从买方资信调查、贸易合同的签订、买方信用限额的申请、工厂的安排生产、装船出货、提单等单证的寄送、货款催收等一系列的工序都有一个标准化的操作流程。
――建议企业利用保单融资，盘活应收账款。对于企业来说，通过利用信用保险的保单融资功能，加快资金周转，能够更好地实现现金流的健康和度过经济寒冬。
――主动防范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防范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引发海外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积极有效地适应国际贸易规则。
相关链接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是我国惟一承办政策性信用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于2001年12月18日成立，资本来源为出口信用保险风险基金，由国家财政预算安排。
篇5
一、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低碳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缓解我国面临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和保护资源环境压力，有利于实现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具体可体现为以下方面：
(一)低碳经济是我国现实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009年6月，我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了《中国生态足迹报告》指出，中国消耗了全球生物承载力的15％，中国消耗的资源已超过其自身生态系统所能提供资源的两倍以上。我国为国际市场提供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同时也产生了环境污染和大量的能源消耗，目前我国处于人均GDP在2000美元至4000美元的工业化中期的爬坡阶段，在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和碳排放量都处于上升阶段。其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使碳排放量快速增长。低碳经济是将“低碳”和“经济”相结合，在能源有效利用的基础上，保证经济可持续性和长期稳定性。低碳经济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低碳经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经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结合不合理、产业层次低、生产方式落后、能源消耗高，倘若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源密集和污染严重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中国经济不可能有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发展低碳经济，可以将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产能淘汰，并增加对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的投入，可以促使我国企业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
(三)低碳经济是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人均占有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但日消耗量巨大，即使不包括工业用的能源，维持十几亿人口基本生活需求，需要大量的资源，同时会产生巨大的碳排放量。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耗处于“高碳”状态，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世界前列。同时，我国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森林覆盖率低、草地退化、土地沙漠化严重，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发展低碳经济是不容忽视的必然选择，我国可以在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尽快推进经济发展模式从“高碳”向“低碳”发展，建立起低耗能、高能率社会经济生产和消费环境。
(四)低碳经济是我国经济实现发展的有利保障低碳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最优希望的一种形式，具有经济增长、劳动就业、节能减排三重效益，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增长点。在低碳经济发展较快的欧洲，可再生能源技术已有200亿欧元的产值，提供30万人就业。同时，在金融危机下，对一些新型能源项目、环境保护项目，以及一些绿色节能环保产业的开发和利用，可以缓解气候变化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并创造提供就业岗位，推动绿色就业，缓解就业压力。我国应该有效利用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凋整和产业结构的转型。通过对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实现生产力跨越发展，从而保证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二、我国发展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的可行性
我国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对碳排放权的核算已经具备相应的条件：
(一)碳排放权成本具有一定差异性CO2的减排成本具有差异性是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在动力，1997年开始接受签署的《京都议定书》是碳排放全球交易的政策驱动力。在我国，由于每个排污企业减排技术存在较大差异，因此CO2的减排成本电具有差异性。碳排放资源的使用权在不同国家或者使用企业之间具有不同的边际价值，从边际价值低的国家或者使用企业流向边际价值高的国家或者使用企业可以促使碳排放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内在动力。因此，在我国实行碳排放权会汁核算具有基本条件和动力保证。
(二)我国碳排放权相关制度的建立一是我国初步建立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总量控制――简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相对于浓度控制而言，将某一控制区域或环境单元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采取有关措施将排人这一区域内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在一定数量之内，以满足该区域环境质量要求。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在国家对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将市场机制引入到环境保护的现实工作中。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其体现的是一种“总量控制”的污染控制策略。无论碳排放权在排污企业之间如何交易，区域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不会增加，环境质量不会有恶化的危险。二是我国初步建立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于200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以推行清洁生产为目的的法律，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新的污染预防和控制战略走上了法制的轨道，将会对我国经济、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4年8月16 El联合颁布《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根据我国批准的UNFCCC和核准的《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以及缔约方会议的有关决定，为加强中国政府对CDM项目活动的有效管理，维护中国的权益，保证CDM项目的有序进行，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外交部颁布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为促进CDM项目在中国有序开展，中国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对该办法进行了修订，制定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经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审议通过，于2005年10月12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国开展CDM项目进人有章可循的新阶段。
(三)监测技术的发展保障碳排放权的交易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碳排放资源控制和使用效率日益增大，可核证的减排量大大增加，对我国的环境监测事业是一个新的挑战。我国的环境监测事业起步于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目前我国环保系统有2300多个环境监测站，45800多名环境监测人员，在“十一五”期间乃至未来更长的一段时期内，环境监测工作将再上新台阶，实现跨越式发展。由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环境监测条例》是使得环境监测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监测技术的现代化建设是将环境监测技术与信息获取、储存、传输、处理和能力统一规划考虑，保证环境监测技术和信息统一性、完整性。监测技术的发展将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强有力的信息保障。
(四)我国实施碳排放具有一定社会基础根据国际清洁发展机制，发达国家企业本土减排的成本很高，而我国企业减排的实际
成本较低，因此我国企业的碳减排信用在国际市场出售可以获取高利。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减排义务，这就给企业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在国家发改委核定的CDM项目中，已有37个项目获得世界认证，可以正式向国际市场销售经核实的控排额度。
三、低碳经济环境下排放权核算的会计困扰
在低碳经济环境下，主要关注的碳排放量的问题，而二氧化碳排放的卡亚公式为：二氧化碳排放=人口×人均GDP×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单位能耗排放量。要降低排放，须限制人口的增长，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耗量，降低单位能耗排放量。
(一)具体分析从我国的国情分析，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仍是高碳的能源结构，化石能源占我国整体能源结构92.7％，其高碳排放的煤炭占了68.7％，石油占21.2％，我国经济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仍然靠高碳能源所驱动，而且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较低，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因此，如何对碳排放量进行科学、合理的确认与计量是目前会计学术界应解决的首要问题。国际上通过《京都议定书》中“清洁发展机制”对碳排放权进行规定，所谓清洁发展机制(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是在《京都议定书》第12条中所确定的，由发展中国家参与的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机制。CDM的核心内容是，发达国家出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共同实施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的减排项目，由此获得经过公证的减排量，作为其遵守《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定量化限控和减排承诺的一部分贡献。
(二)碳排放权问题分析针对清洁发展机制中的具体规定，会计界关于碳排放权的主要问题如下：排放权是否属于资产要素，应该划分为资产要素中那种资产；排放权如何进行确认，如何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政府对无偿获得排放权和外购买排放权如何进行入账；排放权在会计处理中具体是如何进行操作。
四、碳排放权会计确认与计量的相关规范
碳会计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环境及生态领域的相关学者对国家、地域以及全球范围的碳存量和流量进行核算，主要是采用物质流分析手段。2002年以后，京都协议书以及排污权交易制度等发展，使企业C02等的排放、交易及节能减排等特定环境问题的会计处理规范探讨日益加剧。最初以碳排放及交易为核心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会计问题被纳入排污权会计框架内进行探讨IASB和FASB均出台排污权交易会计的相关处理草案或准则，试图对包括CO2等排放气体的会计问题进行一揽子的规范。
(一)碳排放权会计确认规范2004年IASBIFRIC3《排污权》，其中要求为排放污染进行的支付而持有的排污权会计在计量时采用复合计量模式和报告模式。2007年12月，IASB再次启动排污权交易项目，提出三种会计处理方法。同时与FASB通力合作，其旨在提出包括碳排放在内的排污权交易会计处理模式(FASB，2008)。不过，由于碳排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除一些政府(cOAG，2006；DEFRA，2007；EC，2007；IPCC，2007)或非政府组织(CCE，2007；ISO，2006；RGGI，2007；WBC，2007)的报告外，现有学术文献还极少提及碳交易或碳信用等碳财务报告和鉴证问题。如ICAEW在报告可持续性和会计责任时，虽认可了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成果，但回避了在资产负债表内确认碳信用的问题。随着碳排放、交易及披露的日益关注，有学者开始指出，基于碳排放或交易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会计事项不应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排污权框架内，而应同时设置类似于社会会计中的碳账户对其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处理；同时也有学者将碳固及鉴证也纳入其中，认为企业的碳账户在排放市场中进行交易前须胜任的第三方进行独立鉴证。2008年，StewartJones教授等将与碳排放、交易及鉴证等的会计问题称之为碳排放与碳固会计，即碳会计，并提出了构建碳会计规范的两种主要思路：其一是在京都协定框架下，所有机构或组织对产生于碳汇的碳信用的会计规范与IPCC的原则相协调；其二是在温室气体协定书内(GHG Protoc01)分别计量和报告C02排放的相关会计问题。从国外文献的最新研究进程来看，碳会计主要涉及：碳排放配额的财务会计处理，与碳排放的相关风险核算与报告、与碳排放相关的不确定性核算与报告、碳排放信息披露及管理等。在传统财务会计框架内，碳会计主要涉及的是碳汇(Carbon sink)的资产确认问题和碳源(carbonsourcc)的负债确认问题。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是其风险和不确定性(stern，2006)，因此，碳会计有必要针对其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引致的收益和损失作出反应，即核算和报告，这利或有或不确定事项，需要会计人员在概率估算的基础上进行风险评估，以负债或其他方式在报告内客观及时反映。在企业报告框架内，与环境风险等相关的披露方式主要有三种：完全集成法(fullvintegrated approach)、补充法(supplementary approach)和混合法(hybrid approach)
(二)碳排放权会计计量规范随着碳排放及交易事项的扩展，使得碳会计与其他相关事项会计基准的关联度也愈加紧密。其一是碳减排认证和碳权交易的会计处理问题；其二是与再生能源相关的碳会计处理规范。即可再生能源信用资产会计处理问题(RECAA)(Janek Ratnatunga et a1，2008)，依据Ratnatungn.et.al(2004)、Ratnatunga andEwing(2005)等人的观点，再生能源信用资产的价值(RECA，Renewable Energy Credit Asset)计算公式为(以森林中的树木培育和保持为例)：
ds/dt=rE(M-S/M)-as
上式表明，能力提升资产(树木)在时间t上的经济价值变化(dSdt)是以下5个因子的函数：ESLjRECA发生的成本或费用；r为价值增量――碳固常数(当S=0时，每单位费用产生的RECA价值蜷)；M为RECA碳固能力的最大价值(如树木在成熟之后即不再固碳)；s为RECA碳固能力的当前价值；8为价值衰变―碳排放常数(当E=0时，每单位时间内RECA价值的损失量)。由上公式可知，当r、E及未使用的RECA价值潜量越高、价值衰变系数越低时，RECA价值的变化量(增加量)就越大。京都协定后，日本绿色电力认证制度和RPS法案制度、欧美再生能源制度等规范推广进一步加快。在英国，2002年4月天然气/电力市场监管局(Ofgem)推行再生能源义务证书(Renewable Obligation Certificate，ROC)并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中流通买卖。计划至2010年，绿色电力在交易市场中的比例目标值为10.4％。因此，企业新能源制度的导人，对碳会计理论规范和实际处理的影响也日渐增大，以英国RPS制度为例，
新能源的每年度交易价格不断变动，导致RPS所对应的削减成本也不断变动。由于RPS证书与碳交易之间关系较为紧密，但由于RPS证书流动性较低，与碳权交易在账户开设、信用额转移及账户信息披露等方面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RPS证书所涉及的会计问题已开始受到欧美及日本等国的重视，但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规范出台。碳会计准则或规范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企业的碳排放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和其碳管理如何披露，目前虽有较多国际大公司对CDP作出积极反应，但在信息披露上仍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在认知度和价值维度方面；二是市场对公司碳披露与碳管理的反应如何，Johnston et al，等研究者发现美国SO2排放交易机制下，市场对公司的排放配额具有价值正相关性，表明对投资者而言，其更多地是将排放配额视为一项资产。
五、碳排放权确认与计量的学术理论
关于碳排放权的确认问题，学术界的主要观点有确认为金融资产、确认为存货、确认为无形资产和作为环境成本核算四种。Saurav Durra RaefLawson两位作者分别为纽约州立大学副教授与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研究部主任兼常驻教授。英文原文在美国发表于《成本管理(Cnst Management)》中认为随着碳排放量成为一种可供买卖的商品，需要对这种商品进行妥当的计量、记账、审计，并将其价值通过一种适用于各行各业的统一方法在报表上加以披露，一如其他物质商品和财务工具一样。会计专业人士应能运用其在核算和对各非货币项目计量的专长，解决这一需求。并提出了碳会计和价值链分析，将碳踪迹与价值链联系起来，将碳踪迹纳入决策分析的基本框架的观点。得出观点：减少一个企业的碳踪迹，涉及到计算其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尽可能在其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降低排放量并尽力减少排放量净额(通常的做法是通过贸易向外购人，以抵销本身一部分的排放量)。管理会计师可以帮助设计用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各种核算方法；管理会计师们对于盈利/顾客价值方面的分析，游刃有余，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可以把它们的产品贴上标签，注明其碳踪迹的数量，促使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得以持久；管理会计师的另一专长，是发展和设计标准化的报表，这要建立一套计算、分析、核实和编制报表的程序；管理会计师需要提出各种新的、把环保成本直接纳入为分析因素的决策模式。将节能降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纳人为战略决策的内容之一，会对管理会计师的职责范围产生直接的影响。
张鹏指出碳排放权应该作为一项流动资产核算，其符合存货的定义，应该作为存货核算，并分别指出了碳排放权的确认条件，初始计量、期末计量和出售等问题。其中作为存货期末计量时，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鉴于碳减排量成本与其可变现净值的同质性，作为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碳减排量，其期末的账面价值也可以用公式：碳减排量账面价值=(合同规定的当年的)购买单价×(当年的)CERs来计算。
王学俐、姜洋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一项无形资产，在确认方面指出综合费用法、期望现金流量法和政府指导价格法三种方法。并指出了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问题，同时提出碳汇产品的定价模型。
马晓军指出碳排放权可以作为环境会计组成部分核算，在环境会计中反映，企业为购进排放许可权而发生的环境支出应分两部分加以确认。购进用于本企业排放许可权确认为“递延资产”，只有持有留待以后出售的排放许可权确认为“环境资产”，并提出了相关的账务处理过程。
关于作为金融资产核算方面，王艳/李亚培指出“碳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它具有自由交易市场，拥有具体产品的定价机制，并始终以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变动直接增减资产价格。它是金融衍生产品，但是其价值随企业自身权益主体的市场价格以外的因素变动而变动，与普通的金融衍生产品不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中金融资产的定义，为在会计系统中完整反映碳排放权价值的变动，应将其确认为金融资产并进行会计处理。”在文中提出了碳排放权的确认与计量的问题，并列举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
但笔者认为，以上关于碳排放权的确认与计量并不十分准确，应该按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确认。
(一)碳排放权的确认《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定义为“初始确认时即被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除下列各类资产外的金融资产：(1)贷款和应收款项；(2)持有至到期投资；(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是一个国家排放C02的权利，应该组为资产核算。但是它不是考虑近期出售而持有的短期资产，因此不能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应该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二)碳排放权的计量一是初始计量。根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具体准则中相关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当按照取得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借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贷记“有关资产科目”。
[例1]欧洲碳基金公司于2006年11月1日与新世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五年内新世界公司实施小水电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将向欧洲碳基金转让，转让总量约为1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转让价格每吨不低于8美元，实际指数价格高出合同价格部分由双方平均分享，按年结算。
2006年11月1日，取得碳排放权时；
应确认资本公积=100×8=800万美元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USD8000000
贷：银行存款 USD8000000
二是持有期间损益确认：碳排放权在持有期间会产生一部分收益，作为“投资收益”核算。
三是期末计量：目前，我国要求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资产的计量属性，由风险与收益决定其市场价格，以体现会计计量属性的配比原则。尽管由于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大家对金融创新产生质疑，但是从能训=公众及时准确地掌握资产变动价值来考虑，公允价值仍然是一种值得应用的会计计量方式。碳排放权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在期末应该以公允价值进行反映。同时由于碳交易所排放权的价格指数受其所承担减排义务难易程度影响，应该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反映。
综述所述，碳排放权应在获取时或报告期末按不同时点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即应按照碳交易所的价格指数确定排放权的人账价值，并于报告期末按该价格指数的实时数据进行后续计量。具体核算如下：若当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时，应按照二者之间的差额，调增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余额，同时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借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若当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小于其账面余额时，应按照二者之间的差额，调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余额，同时按照公允价值变动减记所有者权益：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贷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
[例2]欧洲碳基金公司于2006年11月1日与新世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五年内新世界公司实施小水电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将向欧洲碳基金转让，转让总量约为1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转让价格每吨不低于8美元，实际指数价格高出合同价格部分由双方平均分享，按年结算。
2006年12月31日，欧盟市场价格指数为每吨lO美元，应确认资本公积增加；
应确认资本公积=100×(10-8)=200(万美元)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 USD200000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USD2000000
四是期末处置。当对碳排放权进行处置时，可以按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处置规定，将取得的处置价款与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同时，将原直接计人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对应处置部分的金额转出，计人投资收益。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是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初始确认金额加上或减去资产负债表日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后的金额。如果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已计人应收项目的金额尚未收回，还应从处置价款中扣除该部分，确认处置损益。借记“银行存款”，贷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碳排放权(成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贷或借记“投资收益”，同时，借或贷记“投资收益”，贷或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五是关于减值处置。当可共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应该确认该碳排放权的减值损失，计人当期损益。同时将原计人所有者权益中的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也应当予以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借记“资产减值损失”，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把碳排放权作为一项权益性工具核算，因此，当已确认的减值损失转回时，应当计人所有者权益。借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例3]欧洲碳基金公司于2006年11月1日与新世界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五年内新世界公司实施小水电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将向欧洲碳基金转让，转让总量约为1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转让价格每吨不低于8美元，实际指数价格高出合同价格部分由双方平均分享，按年结算。(单位：美元)
(1)2006年12月31日，欧盟市场价格指数为每吨10美元，应确认资本公积增加：
应确认资本公积=100×(10-8)=200(万美元)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 USD200000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USD2000000
(2)2007年12月31日，欧盟市场价格指数为每吨6美元，应确认资本公积减少：
应确认资本公积=100×(10-6)=400(万美元)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USD 4000000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 USD4000000
(3)2008年12月31日，欧盟市场价格指数严重下降为每吨2美元，应确认发生减值：
共发生减值损失=100×(8―2)=600(万美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USD600000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USD2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 USD4000000
(4)2009年12月31日，欧盟市场价格指数严重回升为每吨4美元，应转回已确认减值损失：
应转回的减值损失=100×(4―2)=200(万美元)
篇6
一是培育壮大现有企业规模，保持拉动势头。继续做好已投产企业的达产达效服务工作，千方百计促进企业加快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实现项目计划生产能力和效益。确保**年已纳入统计的43家工业企业，新增产值1.66亿元；**年竣工、**年纳入生产统计的6家企业，新增产值6500万元；**年计划投产5家企业、1个扩建项目，新增产值3100万元；力争年内有南铝板带、源光金属、光明塑业、华威活塞、永晟电子、鼎力铝业、远大墙材等7家企业上规模。
二是以科技为先导，培育企业骨干。引导企业积极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关键生产工艺和设备，实现企业扩产增效，形成规模。发挥源光亚明、德赛装备、闽航电子等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带头作用，建立华闽汽配公司“省级技术中心”，提高源光亚明公司“博士后工作站”、“省级技术中心”和德赛技术装备公司“**省制造业信息化应用示范企业”、“省机电一体化研制中心”的研发能力，加强企业的产学研结合，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含量。继续扶持和培育源光亚明公司“南亚”、华闽汽配公司“闽字牌”、“NPM”及图商标、朝日电缆公司“朝日”及图商标、新华安制衣公司“港菲”等省著名商标和名牌产品，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强市场占有份额，推动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和园区经济总量的提升。**年，计划新增产值1亿元以上的有南铝板带公司，新增产值1亿元；新增产值1000万元以上的有源光亚明、闽航电子、华闽汽配、源光金属、华港饲料、鼎力铝业、远大墙材等7家企业，新增产值1.19亿元；新增产值达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纬业织造、天泽锌粉、鸿志兴包装、新华安制衣、永晟电子等5家企业，新增产值3222万元。
三是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提高服务企业的有效性。强化主动服务意识，把为企业服务、解决企业困难作为管委会自身的日常工作来抓，把企业服务做好，把项目管理做实，努力把管委会建成“园区企业之家”。一方面，要继续坚持“三全”制度，即“全过程服务制”、“全面告知承诺制”和“全面分片挂企制”；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企业（项目）会议制度。要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重点骨干企业中，建立健全月经济运行调度会和季度企业生产经营形势分析会制度；在在（续）建企业中建立健全项目建设分析调度会制度，及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项目建设进度，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研究解决的办法，促进企业生产，提高项目建设速度，尽快产生效益。
二、持续突出项目，不断蓄积发展后劲
继续以项目工作为抓手，创新项目生成机制，完善投产、在建、开工、前期项目工作机制，细化委领导分片挂点、工作人员具体负责的项目责任机制，促进项目质量和速度的突破，为园区发展蓄积后劲。实行项目“两手抓”：
一是抓现有入园企业的建设。**年是建园以来在建企业最多、投资额最大的一年。园区有上年结转的续建企业16家、续（扩）建项目3项，计划总投资6.73亿元，计划年度投资2.42亿元。
长沙组团：续建企业2家、扩建项目1项。计划年底华田机械、远太汽贸2家企业建成试产，鸿志兴二期彩印扩建项目于第二季度竣工投产。
塔下组团：续建企业8家、续（扩）建项目2项。计划第三季度有兴欣服装、明虹织造2家企业建成投产；第四季度有朝日金属、长城渔具一期2家企业和朝日电缆公司二期高压电缆扩建项目竣工试产。确保南铝板带公司二期3万吨冷轧机及相应配套设备项目按序时推进。力促阳光针织、朝日工业电料2家企业能够加快建设进度。同时，运用市场手段和政府服务职能，敦促钰兴针织公司尽快投入生产。
罗源组团：续建企业6家，计划上半年有鼎力铝业、远大墙材等2家企业建成投产，三季度有昇昇工艺、永盛竹木、森发色素3家企业建成试产。
水东组团：加大督促落实力度，力争**年汇富针织项目有实质性进展。
二抓新项目的招商选资。在积极利用“5·16”、“9·8”等各类政府搭建的招商平台的同时，要主动保持与招商专员及部门的联系，寻找商机，重点推进产业招商，承接发达地区的整体产业转移。同时，有目的地到兄弟开发区取经，寻找生物制药、软件信息等新兴产业的投资意向和信息，提升园区招商的质量和档次。要按照国土资源部的《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文件要求，明确供地政策，继续完善项目评价选资办法，从项目投资强度、产业导向、环境影响方向，建立健全项目准入机制。对符合环保“三不”底线，特别是我市七大产业方向、现有企业产业链延伸及经济效益好、规模体量大，财税贡献多、社会责任感强的项目予以优先安排。力争**年引进10家投资强度较大、层次高、效益好的生产性企业，其中落户罗源组团6～7家，使现有177.4亩存量土地基本出租或转让，布满项目。
三、持续拓展空间，不断推进平台建设
1、继续推进大横绿色产业区建设。与延平区政府精诚团结，坚持规划、建设、招商“三同步”推进，集中精力解决土地征收中的问题，推进“三通一平”工程建设进程，争取**年二季度启动区首期工业用地项目落地，基本形成可承载项目入驻平台，下半年启动区二期用地开工建设。
2、拓展建成区周边土地。合理规划区域及周边适合工业、商贸用地的开发，用足规划用地。**年计划开发工业用地986亩，其中塔下组团976亩、长沙组团10亩，力争上半年基本实现征地586亩，年底基本实现余下400亩征用。重点做好塔下组团用地300亩、投资1.6亿元的南铝板带配套工程铸轧扩建项目和用地300多亩、投资3.5亿元的太阳电缆发展用地以及长沙组团用地10亩的闽航电子扩建项目的土地征收，确保项目早入驻、早建设。计划罗源组团新增租赁工业用地实现“租转征”100亩。计划长沙组团年底前基本建成8000平方米标准出租厂房。
四、持续融通资金，不断增强可持续能力
进一步树立注重效益、讲求效率的工作观念，想方设法，加大融资、盘存、清欠力度，创新开发方式，实现园区可持续发展。一是做好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工作。力争**年第二季度首期3000万元资金到位，缓解大横绿色产业区开发和园区各组团建设的资金需求，同时继续做好后续贷款的各项工作准备；二是继续争取省上有关单位的支持。积极沟通、协调省发改委、财政厅、经贸委，做好申请资金扶持的项目策划与编报，解决部分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三是继续加大追缴欠款力度。重点清理土地转让（租）金欠款，争取**年收回全部欠款。四是盘活闲置用地。争取竞买昌宝丰成交的奥普新电器公司上半年动工建设，年内投产，增加园区税源。五是启动以商补工。积极争取市政府和相关部门、金融机构的支持，探索在规划区及市区范围内具有商贸价值的商住用地开发选址和可性性研究工作。六是统筹资金使用。突出重点项目和重要设施，讲求资金的使用效益，严格资金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和资产管理制度，防止腐败。
五、持续强化管理，不断增创效益优势
一是推进园区环评工作。继续收集相关企业报送情况，配合做好相关资料的整理、起草、审查、报送工作，争取**年完成园区各组团环评工作，一季度首先完成长沙组团区域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工作，确立开发区环保地位。同时，严格落实环保“三个一律”，即没有经过环评的企业一律不得开工，没有经过环保验收的企业一律不得投产，污染治理没有达标的企业一律关闭，把治理污染和节能降耗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促进园区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进园区健康发展。
篇7
随着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壮大，网络游戏行业对市场的开拓步伐也已经进入了世界范围。虽然中国的网络游戏起步晚，一直被认为处于“跟随者”的地位，但智慧的中国网游运营商早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向世界市场输出原创的网游产品，并在7年内保持了接近20％的年复合增长率。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国网游已经在东南亚地区占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相信通过行业的不断拓展以及产品性能的持续提升，行业出口的步伐将不断加快，中国原创网络游戏也必将出现世界认可的知名产品。出口成长迅速
中国网络游戏在产业起步之初便已尝试拓展海外市场，但征途的开端并不美好，在最初的3年间，只有一两家公司的屈指可数的产品能够登陆海外，而且出口地只局限于中国周边地区。直到2007年，中国网游持续努力的输出才真正迎来了可观的回报――当年中国网络游戏企业在海外市场实现销售收入5500万美元，相比2006年的2000万美元增幅高达175％。2008年，中国网络游戏海外出口收人规模更是达到7178万美元，同比增幅为30.5％。在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各行各业的情况下，阿络游戏出口却成了逆市增长的“春天”。2008年，总计有15家中国网络游戏企业自主研发的33款国产原创网络游戏进入东南亚、北美、欧洲、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9年是金融危机后的反弹年，网游产品也不例外。根据《2009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中揭示的数据显示，当年我国网游出口规模稳中有升，实现收入超过1.06亿美元，较上年同比增长了47.2％。共有29家公司自主研发的64款网络游戏进人海外市场。到2010年，我国网络游戏出口总规模达到了2.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107％，行业重新回复到了快速上升的轨道。
经过8年的发展，在出口份额高企的同时，行业领跑者已经基本确立了垄断地位，行业集中度高，位列游戏出口前两位的公司已经占据了总出口金额的50％以上，领先位置很难撼动。值得关注的是，网游出口龙头企业的出口业务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15％，游戏海外授权收入具有相当高的利润率，几乎接近纯利润。
出口方式渐趋多元
目前我国网络游戏企业的产品出口渠道主要包括三种：版权贸易、合作运营以及独立运营。
版权贸易是网游出口的主要方式，其收益模式包括一次性版权购买以及后期运营的提成，利润率可以达到80％甚至90％以上。这种方式对于游戏出口方，可以提供比较稳定的收人，并且在海外营销运作方面，研发公司也不需要追加更多的成本。充分利用海外商在海外的资源，可以说是一种比较节约资金的出口方式。但是，因为游戏运营由其他公司负责，这种方式更像是一锤子买卖，国内的游戏企业不能同国外用户直接对话，不利于直接针对客户需求对游戏进行调整。
联合运营方式已经成为较多公司的选择之一，因为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使自己直接了解到国外客户的需求和国外市场的发展情况，而且可以针对客户的反馈做出迅速的反应，并可以将合作伙伴的当地资源加以最充分的利用。但是这种方式采用的收入分成办法、收益能力完全与游戏的运营情况挂钩，受当地市场的影响比较大，很难提供非常稳定的回报。
目前只有少数行业龙头企业选择在海外设立子公司进行独立运营。这种运营方式可以完全掌握海外市场的各种数据，及时了解客户需要，并且独享海外收益。但是，该方式的限制也最多。一方面，这种方式目前只能在欧美地区推行，因为欧美地区运营商的竞争程度较高，没有形成一家或几家运营商垄断市场的局面，有利于新运营商的进入，柏比较而言，东南亚地区的运营商通常具有垄断地位，新进入者很难生存。另一方卣，在海外设立子公司对资金有一定的要求，除了成立公司的基本费用，在海外推行一款游戏需要投入大量的营销资金，因此，如果独立运营失败的话，将带来巨大的损失，具有非常高的风险。
政策支持提供助力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2010年陆续启动了“中国民族原创网络游戏海外推广计划”和“中国绿色网络游戏出版工程”，并日，表示“十二五”期间将会同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制订更加有利于中国网络游戏产业发展的政策，继续加大扶持力度，积极引导有条件的网络游戏企业加快海外推广的步伐。
一线城市无疑成为了网游发展的先锋。以北京为例，继2009年北京针对动漫游戏行业连续出台了4个文件后，2010年，北京市文化局及动漫游戏产业联盟又获得了北京银行高达100亿元的授信额度，已有近30家中小型网游企业获得了贷款。
据北京动漫游戏产业联盟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北京动漫网游产业发展迅猛，预计今年北京网游行业产值将达100亿元，而在2008年这一数字还不到50亿元。2010年北京网游企业出口额超过10亿元，较上年的5亿元实现翻倍，也令北京的网游出口额达到全国的三分之二。北京的网游出口发展态势已成为决定全国网游出口走势的最直接因素。主要出口地域分析
我国网游出口目标国集中分为三个区域：第一类是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第二类是欧美国家，主要指美国和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第三类是韩国等亚洲网游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
然而，这三类出口对象国在中国网游出口总规模中所占份额却各不相同。造成我国网游出口地差别的因素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首先，从用户的消费行为来看，欧美、日韩和东南亚国家网络游戏玩家的ARPU(Average Revenue Per User，即每用户平均收入，是用于衡量电信运营商业务收入利润的指标)值是递减的。欧美、日韩市场网络游戏的ARPU值很高，2010年已经达到平均15美元／月，游戏公司具有较高的收益率和扩张潜力。而中国网游出口量最大的东南亚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因此在游戏方面的花费相对较少，这电正是我国网游能够大量占据该地区市场的原因之一。
其次，用户对游戏类型的偏好程度也是我国网游选择目标输出国的又一重要原冈，，欧美国家更倾向于3D游戏或者和两方文化相近的魔幻题材游戏，而东南哑国家，则更倾向于武侠类题材。武侠类产品正是我国最拿手、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对于玩家口味的迎合也是实现大范围出口的重要保证条件。
篇8
【关键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预测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5—0117—08 一、总量态势
1国民经济增速继续回落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480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6%。其中，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8622亿元，增长30%；第二产业增加值117037亿元，增长76%；第三产业增加值112350亿元，增长83%。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7%。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52%，集体企业增长50%，股份制企业增长109%，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74%。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96%，轻工业增长84%。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87%，中部地区增长100%，西部地区增长105%。
2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稳定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6月份上涨27%），涨幅与一季度持平，比上年同期回落09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4%，农村上涨25%。分类别看，食品上涨40%，烟酒及用品上涨08%，衣着上涨24%，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上涨16%，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上涨16%，交通和通信下降06%，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上涨14%，居住上涨29%。
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2%，降幅比一季度扩大05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扩大 16个百分点；上半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24%。
3劳动力供求继续下降
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04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表明，第二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6092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5696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7，比上季度稍有下降。从供求总量看，与上年同期相同的94个城市中，需求人数减少了348万人，下降了57%，求职人数减少约407万人，下降了7%。与上季度相同的95个城市中，本季度的需求人数、求职人数分别减少了167万人和18万人，分别下降28%和03%。分区域，东、中、西部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04、109、113，需求略大于供给。
4外汇储备余额略有增加
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50万亿美元。6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1787元人民币。
二、因素与结构
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消费品销售平稳增长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81318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1%），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57342亿元，增长175%；民间投资115584亿元，增长234%。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187%、236%和22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3884亿元，同比增长335%；第二产业投资78052亿元，增长156%；第三产业投资99382亿元，增长235%。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76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17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零售额55251亿元，同比增长105%。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零售额95789亿元，同比增长125%；乡村零售额14975亿元，增长143%。
2 进出口大幅回落，6月份出现负增长
上半年，进出口总额19977亿美元，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49个百分点；出口10528亿美元，增长104%，回落80个百分点；进口9449亿美元，增长67%，回落19个百分点。进出口相抵，顺差10795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中，一般贸易进出口10359亿美元，增长63%；加工贸易进出口6497亿美元，增长11%。6月份进出口贸易均呈现负增长，出口下降31%，进口下降07%。
1-5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609家，同比下降704%；实际使用外资47595亿美元，同比增长103%。亚洲十国/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省、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和韩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6887家，实际投入外资40888亿美元。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451家，实际投入外资158亿美元。欧盟27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588家，实际投入外资3452亿美元。
3财政收入增幅回落，地方收入增长快于中央
1-6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6859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795亿元，增长75%，增幅回落47个百分点。其中，中央收入32311亿元，同比增长15%；地方收入（本级）36280亿元，同比增长135%。税收收入59261亿元，同比增长79%，增幅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
4 货币供应量增长稳定，银行间市场利率快速上升
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545万亿元，同比增长140%，比上月末低18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3136万亿元，同比增长91%，比上月末低22个百分点，比上年末高26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542万亿元，同比增长99%。上半年净回笼现金509亿元。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508万亿元，同比多增2217亿元；存款增加909万亿元，同比多增171万亿元。
上半年，银行间市场合计成交13247万亿元，日均成交109万亿元，同比增长38%。6月份，银行间市场利率飚升，一度发生“钱荒”，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658%，比上月高366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682%，比上月高381个百分点。
5 股市呈下行走势，A股跌破去年低点
二季度A股呈下行趋势，并跌破去年1949点的低点。国际资本市场主要受美国经济数据的好转以及对美国放缓EQ3预期的影响，美元强烈反弹以及贵金属暴跌。国内主要受经济下行以及政府紧缩货币的预期，股市缺乏信心。尤其是6月份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暴升显示的流动性危机，股市出现连续单日暴跌。或许上证综指还会向下挑战2008年的1664低点。
三、政策效应
1总体形势分析
今年上半年GDP增长76%（第2季度为75%），工业增加值增长93%，CPI上涨24%（6月份上涨27%），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稳中回落之势。这种情况虽然与一些人的愿望和预期相反，但却符合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实际，也适应了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需要。这是好事情，它为经济调整转型、减速换档腾出了空间。
增长回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人们回顾和比较了15年来出现的三次回落，认为回落的平台是7%。第一次回落是1997-2000年，四年的增长率分别为88%、78%、71%和80%。第二次回落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从3季度的9%回落到4季度的68%，2009年前两个季度的61%和79%。第三次回落是当前，从2010年1季度的峰值119%，回落到2012年2季度的76%，此后一直在74%-79%之间。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回落的平台并不是7%，有两个季度连续在7%以下，且最低达到61%。其次，回落的原因不同。前两次是受亚洲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属短期性外部冲击调整，这一次是经济的内在因素和趋势使然，是中长期转型调整所致。把目前的增长回落归结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和刺激政策的退出，明显不够恰当，暗含着重回高增长轨道的意味，而不是进入中速增长的开始。至于回落的“下限”有三种，“十二五”的7%，今年的75%，翻两番的73%。这也许对今年是适当的，对中长期不见得适当。
在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中，最明显的现象是三大需求集体降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1%，比上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达539%。证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而且不得不依靠投资拉动。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长203%，比上年同期还加快37个百分点，各地“地王”频现。要知道，这是在“国五条”进行调控的情况下出现的情况，它说明了调控政策的失败，也预示着今年投资的走势。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近三个月来，各个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投资规划，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20万亿，其中，四川43万亿，贵州17万亿，广西15万亿。5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文件，决定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并公布了其中的104项清单。重点是经济领域的投资、生产经营活动项目以及企业投资扩建民用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头项目。从中央的层面来看，这虽然可以减少审批环节，提高效率，但在地方有可能加剧投资热潮。
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27%，比上年同期回落17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为452%。这虽然有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高档餐饮消费下降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得不关注收入和就业形势。
从收入来看，上半年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65%，农村居民的现金收入实际增长92%，均比上年同期低3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收入也低于GDP的增长率。要知道，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如果储蓄率不变，收入增长多，消费增长也增加得多，哪有收入增长下降而消费增长加快之理。除了收入增长以外，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也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在收入增长趋缓的同时，支出却在增长，CPI上涨加速的同时，各种收费都在增加，保姆涨价，家教涨价，学车费用也涨价，预期自然不好。因此，人们受预防性消费行为支配，个人储蓄余额6月末超过百万亿元（10091万亿元）也说明了这一点。
消费与收入有关，进而也与就业相关。但就业不仅通过收入和消费影响增长，而且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中国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可靠和完备的就业或失业统计，宏观经济的分析就缺了一大块。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32万人，比去年同期694万人多增38万人，而经济增长却在回落，也可能失业人数也在增加。其他方面说不清楚，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困难很大。据《2013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数据，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4月10日内被调查的专、本、硕高校毕业生总体签约率较上年同期低13、12、11个百分点，至5月中，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尚未找到工作的占389%，比上年同期低167个百分点，而一些职业学校却出现了毕业前签约就业100%的情况。在“就业难”的同时，也出现了“招聘难”，发生了供需错位的结构性矛盾，一边是大学生抱怨企业提供的岗位太低端，一边是企业埋怨毕业生的技能不够高；一边是挤破头要冲向“体制内”的“铁饭碗”，一边是民营企业的饭碗没人端；一边是大城市人才济济，竞争白热化，四成毕业生想留京沪穗深，一边是三四线城市求贤若渴，无人问津。于是出现了大学生与农民工竞争、甚至不如后者的现象。据北京青年压力管理中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的资料，今年大学生的期望月薪平均为36836元，比2011年55375元低近2000元。即使与去年城镇非私人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46769元）相比，今年北上广深大学生的工资（4013-4859元）也没有优势。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290元，而教育咨询机构麦可思的调查显示，2012年本科毕业生中69%的人起薪不到2000元。这说明了很多问题，一是大学教育“高投入，低产出”，投资无法收回，于是罢考人数增加，已达100万人，放大了“读书无用论”。二是大学教育失衡。不仅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而且所学专业与毕业后工作之间的匹配率只有15%（德国是60%）。三是学生心态失衡。上学贷款没法还，三十而立结不了婚，几年储蓄买不了几平方米的房子，未来的希望渺茫。这一切就构成对社会稳定的巨大威胁。
在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中，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对外贸易的涨跌。第1季度，进出口总值增长134%，进出口分别增长84%和184%，而第2季度增速大幅下降，6月份变成了负增长，分别增长-07%和-31%。原因之一在于，前期数字掺水，货物旅行；后期挤掉水分，水落石出。这样看来，上半年进出口分别增长67%和104%的数据仍然不实，据此计算的对GDP的贡献度也有问题。因而，上半年的真实增长率要低于76%。
从深港贸易的情况来看，这一问题的情况就更为清楚。前4个月，内地对港出口总值15059亿美元，增长66%，其中深港贸易总值增长130%，仅深圳福田保税区4月上旬日物流出口117亿美元。5月份，由于外汇、海关等部门出台了加大对外汇资金流入管理和保税区进出口货物监管措施，虚假贸易得到遏制，该项数据已降至17亿美元，跌幅达838%。
虚假贸易为何如此猖獗？似乎与海关监管关系不大，海关按照通关申报单据验货，单货相符即予放行。就像“香港一日游”那样，货物旅行，兜圈套利，主要是银行的“内保外贷”政策所致。2010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了《关于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问题的通知》，对内地银行向海外开出外币担保融资函实施额度管理，即“内保外贷”。具体操作办法是，境内企业将一笔资金存入银行，要求银行开出等额信用证，接着，该企业的境外企业买进这批货，境内企业把信用证交给境外企业，境外企业即可凭信用证到境外银行兑现。兜圈贸易就这样通过两地利差进行套利。要知道，香港人民币贷款利率一般为225%-25%，而内地为325%-33%，利差近1个百分点；此外，境内企业还可以购买年利率43%的理财产品进行质押担保，利差还可进一步扩大；如果以美元付汇而以人民币收汇，还可赚取048%的汇差，一次兜圈的利润就可达248个百分点。如果以1亿元本金计算，兜100圈可套资金100亿，可套利248亿元。4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和深圳银监局发文，立即暂停办理90天以上人民币远期贸易融资业务及相关组合理财产品销售，并暂停上述加工贸易企业开立跨境人民币保函，兜圈贸易锐减，福田保税区和香港之间的货物通关量从4月份的日均1800辆，减少到过去的正常水平1200辆。这就是贸易数据剧烈变动的秘密。
除了打击套利贸易以外，出口增长下降的原因还有：一是外需持续低迷。据海关对2000家出口企业调查，今年以来每月都有45%的企业出口订单减少；上半年对日贸易下降93%，对欧贸易下降31%，对美贸易增长56%。二是汇率升值，工资增加，出口成本上升。今年5月底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1163，较去年底升值56%，据商务部调查，认为汇率升值是影响出口主要因素的企业达734%。三是贸易摩擦多样化。今年1季度，12个国家对华发起22 起贸易救济调查，对我出口优势产品形成较大影响。四是国内经济增长趋缓，产能过剩行业盈利能力下降，抑制了原材料的进口。五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使按金额统计的贸易数据下降。以上因素短期内恐怕难以消除，下半年的对外贸易仍然相当困难，我们应当做好下滑甚至衰退的精神准备。
2银行“钱荒”和货币政策
银行资金紧张，进而出现资金断流，是本季度一件大事。事发于6月6日，6月20日达到，形成一场小小的危机，预示着市场流动性的转向。
6月6日，农发债因认购不足而流标，市场传出两股份制银行资金头寸告急。6月7日，央行取消了SLO操作，两大国有银行下午4∶30左右同时向市场借钱。第二天，隔夜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升至95810%。端午节前后，情况依旧。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一反过去出手平抑利率的作法，静观其变，坚持“不放水”。
20日银行间市场发生“强烈地震”，利率飚升，债券大跌。早盘一开，各银行就不惜代价地以10%以上的利率融入资金。当日，隔夜Shibor利率升至1344%，午间曾达18%，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最高成交于28%。整个货币市场出现资金断流。即便如此，央行仍然坚持“不宽松、不放水”的立场。
继24日关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事宜函后，25日晚间央行《合理调节流动性，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的新闻稿，明确表示，流动性总量不缺，货币市场利率出现时点性和季节性波动只是暂时现象。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下跌，当日，隔夜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报58270%，下跌8191个基点。28日，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回落至5%以下，7月2日，下跌至3786%，“钱荒”实现了软着陆。
表面看来，银行“钱荒”是由于法定准备金补缴和6月底税收集中上缴财政，央行实行稳健货币政策，未放松流动性，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计划形成的紧缩预期，导致部分热钱流出，造成基础货币供给减少，其实，根本原因在于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期限错配和空转及其背后的金融结构失衡。实际情况是，不是没有钱，而是放错了地方。
今年前5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达91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12万亿元，广义货币存量达104万亿元，5年间M2占GDP的比例从75%上升到200%。正像评级机构惠誉国际警告的那样，“中国信贷规模达到极限，很难像过去那样摆脱过度投资的困境，这意味着未来将面临艰难时期”。虽然流动性充裕，银行却闹“钱荒”，实体经济也缺钱。因为大量的银行、信托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纷纷采取借短期投长期和杠杆投资的策略，投资房地产、地方债、民间借贷等，来赚取超额利润。也正因为如此，于是出现了近几年一个有趣的现象，货币政策越宽松，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越困难。有人将这种资金错配和空转看作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毒瘤”，流动性的泛滥助长了这一“毒瘤”，一旦“毒瘤”恶化，其后果难以设想。
基于此，我们认为，央行“不宽松，不放水”的作法是正确的，应当坚持。它表明，央行和高层决策正在主动挑破泡沫，让资金回归实业，把地方政府、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杠杆降下来，用短期金融市场的波动，来换取中长期金融以及经济的稳定发展。
就在“钱荒”闹得最热的时候，6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7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人称《金十条》。其中心要义是“盘活存量”和“用好增量”，前者将采取十项措施，后者主要在重点领域。
所谓“盘活存量”既包括“盘活货币存量”，也包括“盘活财政资金存量”。前者如居民储蓄，因为中国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资金从银行流出，流进企业，再流入居民手中，居民储蓄率高，把一部分钱存入银行就形成了沉淀货币，目前，居民储蓄超过百万亿元。后者如国库存款，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到今年5月末，政府在央行国库的存款余额高达3万亿元，较2000年增加了10多倍。
“用好增量”的意思比较明显，就是新增贷款要用到效率高、国家政策扶植的领域，主要是新兴产业，中小企业，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不能投放到产能过剩的行业，以及房地产泡沫和无效率的部门。这也需要制定和实施有效的产业优惠政策予以配合。
“盘活存量”必须依靠金融创新。具体办法有二，一是允许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居民购买银行债券，这部分钱就流向银行成为“活钱”，而不必再向央行要钱。二是实行资产证券化，既包括信贷资产证券化，也包括企业资产证券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契机，也是解决影子银行快速膨胀的好方式。资产证券化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扩大直接融资，提高金融体系效率，能够促进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在《金十条》中，再次提出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具体措施有：允许发展成熟、经营稳健的村镇银行在最低股比要求内，调整主发行银行与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如果这一条能够落实，将是打破金融垄断的重要一步，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体制分析
1环境保护优于经济增长
30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超常的增长，1980-2010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1006%，现在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二；人均GDP年平均增长893%，从463元增加到30015元，已经步入中低收入国家之列；481%中国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我们为这种增长方式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从供给来看，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增加物质消耗，而不是效率改进。1995-2010年，城乡就业人员从68亿增加到76亿；固定资产投资从2万亿元增加到25万亿元；物质消耗更是大量增加。2010年，中国的消费量占世界的比重：水泥53%，铁矿石48%，煤炭47%，钢和铅45%，锌和铝41%，铜39%，镍35%，而中国创造的GDP只占全世界的93%。可见，中国的经济效率并不高。如果说80、90年代，中国的经济效率也有明显提高，现在则出现了停滞和下降。因为，这种提高一靠技术引进而不是自主创新，二靠制度变革的激励。一般技术的引进已经基本饱和，而高新技术的引进越来越困难，更重要的是引进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且受制于人；而制度变革的激励随着改革的扭曲、停滞和倒退，作用日微，甚至成为经济效率改进和社会变革的障碍。
从需求来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因素中，中国主要依靠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而消费需求处于停滞、甚至相对萎缩状态。1995-2010年，中国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705%，2009年占世界总出口的96%，制造业出口占制造业总产值的1/4，纺织品出口占世界纺织品出口的80%左右。应当肯定，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初期，实行鼓励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是正确的，这是成功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但是，任何一个政策的长期实施都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它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
中国的投资需求巨大，且增长迅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而消费需求却受到挤压，增长缓慢。1980-2010年，中国的投资率从348%提高到481%，而最终消费率则从655%下降到482%。进入本世纪的头10年中，除个别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超过了消费，2009年则达到了876%。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发展走上了唯GDP之路，形成了一种为投资而投资，为增长而增长的格局，居民消费和社会生活则被挤到了从属的地位。
这种依靠高投资、大消耗取得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创造了大量物质产品和经济收入，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由于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消耗，也生产了大量的废水、废气、废渣，破坏了自然生态，污染了生存环境。这也是中国目前最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如果连生存都成为问题，GDP的增长何用？因此，环境保护应当优于和重于经济发展。
2环境污染的严重情况
中国的大气污染已经相当严重。由于中国的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就特别严重。中国的能源消耗量从1990年的863亿吨（标准油）上升到2008年的2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则从1990年的26亿吨增长到2007年的65亿吨。高收入国家城市空气中悬浮微粒浓度为24微克/立方米，中低收入国家为63微克，中国依靠技术进步和政府监管相结合，使城市污染从1990年的115微克下降为2009年的66微克，仍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325个地级以上城市达标率只有409%，其中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达标率只有239%。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22%。
中国的水体污染也不容忽视。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前一天环保部公布的《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显示，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达573%。长江、黄河、珠江等十大流域的国土面积中，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为102%。在监测的60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占25%。
土壤污染已成公害。据农业部的2010年《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状况及发展对策研究》称，我国1/5的土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其中镉污染的耕地涉及11个省的25个地区，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区更为突出，昔日的“鱼米之乡”发生了“镉米”危机。
与土壤和水体污染密切相关的是农作物污染。全国10 多个省小麦和水稻都已检出重金属污染。其中，小麦籽粒中镉平均含量255mg/kg，为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255倍，汞、铬、锌的含量分别达到国家食品卫生的1298倍、612倍和132倍。某水稻主产区稻米中镉和铅的超标率达100%和7143%。蔬菜中的超标现象也相当普遍，在北方某城市郊区的污灌区，根茎类、茄果类、瓜类蔬菜的铅、镉、砷污染指数超过300。在动物方面，通过食物链的污染，肉、蛋、奶、水产品的质量问题更为严重。可见，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危及国人生命的重大问题，我们已经没有安全的食品可以食用。与此同时，恶性环境事件频发，直接危及当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总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触目惊心，到了该下决心转变增长方式，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时候了。
3保护生态环境的途径
目前的世界正在向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协调和谐的方向发展，绿色、低碳、环保、回归自然、享受自然正在成为一股强大的世界潮流。而我国现行的经济发展则采取了一种高排放、高污染，征服自然和破坏生态的方式。不仅如此，在与自然界对抗的同时，这种发展方式也扩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冲突。如果说，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中国百多年来曾经是一个落伍者，近30年后来居上，那么，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保护生态环境，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仍然有可能落在其他国家的后面，其状况可能比百多年来更糟。
仅就保护生态环境来说，首先要改变能源结构，发展新型能源。我们曾经在去年第4季度的报告中讨论过光伏太阳能产业的发展，最近，欧盟又对中国的光伏太阳能产业发起反倾销调查，光伏太阳能的日子更不好过。政府虽然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将其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政策思路仍有问题。光伏太阳能发展的瓶颈是市场问题，由政府投资建一些大型的分步式太阳能电站是必要的，但是，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如何调动一般企业和老百姓个人安装太阳电池板发电的积极性，如果能够把城乡的房顶、向阳的墙壁上都安装上太阳能电池板，该是多大的市场啊。这就需要解决投资的补贴、上网的安排和电价政策等问题。
其次，发展各种低碳节能、绿色产业和绿色产品，也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着。如发展节能保温墙砖、不污染的绿色家具以及各种环保产业。这方面很多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策问题。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实施一些有效鼓励政策，就可以在减少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同时，既能够增加GDP，又可以改善环境。
再次，发展碳交易。多年前，亚行就资助山西试点，最近深圳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率先启动了碳交易平台，深圳能源将2万吨碳配额卖给了广东中石油和汉能控股，5 名个人投资者也向深圳能源购买了1112吨碳排放交易权。这方面的前景相当广阔。
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环境问题是一个外部性很强的问题，政府的有效行动相当重要。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一个发展型的政府是不会考虑环境问题的，于是除了中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进行环境监测和监管以外，地方政府和排污者实际上穿一条裤子，对污染排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中央政府的监管能力又是相当有限的，于是近几年出现了一种情况：中央政府监测和监管的指标有所改善，而没有监测和监管的指标在继续恶化，而中央政府能够监测和监管的指标，可以说是挂一漏万。如，大气污染，也只有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最近一些城市开始监测PM25，但污染严重了，也就不报了。其实，真正的监督者是老百姓。只有把老百姓动员起来，排污者就无所逃了。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敢不敢、能不能让老百姓真正参与进来。
五、趋势预测
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可以用“美强、欧弱、日改善、新兴经济体增长趋缓”来概括。美国第1季度经济增长18%，2季度略有加快，虽然增速低于预期，但一些关键的经济指标，如失业率、新房开工和旧房销售、消费者信心等持续复苏，实体经济呈现趋稳之势。于是，在经历了三轮量化宽松之后，退出QE政策的预期越来越明显，5 月下旬美联储暗示可能削减债券购买规模，6月19日伯南克表示，如果未来经济数据符合预期，将在年内减少QE3的购买量，明年上半年继续削减直至年中完全停止。其关键指标是失业率，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从金融危机时97%的高点，回落到今年4、5月份的75%和76%，达到7%是有可能的。
相比之下，欧洲经济却是另一番景象。欧债危机的阴影未消，欧元区内部增长失衡，1季度经济增长环比萎缩02%，已经是连续4 个季度下降。德国的情况比较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边缘国家积重难返；法国、意大利等核心国家也受牵连，濒于再度衰退。意大利的工业生产从过去十年的最高水平已经下降了25%。特别是失业、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严重。
在“安倍经济学”和无限量宽松政策的刺激下，上半年日本经济增长动力有所增强，但其可持续仍然存在问题。
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再加上内部经济调整，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趋缓，除中国还保持在7%以上外，巴西、印度、俄罗斯都不容乐观，特别是受美联储退出QE3预期的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向可能改变，这些国家面临着资本外流的巨大风险。
篇9
关键词：滁州市创业就业 女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女性创业就业不仅关系到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更关系到家庭和美与社会和谐。近年来，滁州市妇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广大女性的现实要求出发，拓展工作领域、优化工作机制，开展了一系列富有特色、富有新意的巾帼创业就业活动。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实现广大女性顺利创业就业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需要各方继续努力，认真加以解决。
一、滁州市推进女性创业就业取得的成就
滁州市总人口为450.3万人，其中，女性人口217.2万人，占总人口的48.2%。2011年，全市从业人员约270万人。全市城镇总劳动力人口18.8万人，其中女性劳动力6.6万人，占总劳动力的35.1%。据劳动部门数据统计，2012年上半年，全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数4.29万人，其中女性约2.2万人，占总人数的51.3% ;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约1.33万人，其中女性约0.67万人，占总人数的50.4%。
滁州市妇联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把关心帮助女性创业就业作为维护女性合法权益、促进女性发展的首要任务，通过部门齐抓共管，加大培训服务力度、加大贷款服务力度、加大创业服务力度，帮助女性创业就业，探索出一条在新形势下推进城镇女性创业就业工作的新途径。
（一）重视理念引领，转变女性创业就业观念
近年来，由于滁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县妇联等相关部门的积极工作，全市女性的创业就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来看，大多数女性的就业观由原来依赖政府的被动选择，转向发挥自主作用的主动选择；由看重公有制企业的国有身份，向注重收益高低的功利取向转变；由享受安逸型向奋斗求变型转变等。这些观念的改变，不仅带来了广大女性就业率的攀升，而且更使得一批志向高远的女性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如天长市刘秀丽在丈夫已经成立公司的时候，没有选择做老板娘，而是通过自主创业做了安徽省天富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的老板。而明光市的焦开芳通过自主创业开办了富瑞工艺鞋厂，成为明光市返乡创业致富女能手。
（二）协调部门联动，铺设女性创业就业基础
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的优势和“双学双比”、“巾帼建功”活动协调小组以及女性儿童工作委员会等的作用，努力从多方面争取政策支持，资金扶持，人力帮助，为女性顺利创业就业铺设基础。一是在就业导向上，推动政府部门提升社区服务业，发展针对弱势女性群体的公益性岗位，扩大女性就业领域，开拓女性就业渠道，创造平等竞争的就业环境。二是在教育培训上，推进人社、农委等部门列支女性教育培训资金，开展具有女性特点、适应女性发展需求的各种免费或低收费的创业就业培训。三是在创业帮扶上，加强与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联系，协调协调各方降低门槛、简化手续，提供便利。如金融扶持方面，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助推女性创业行动，市县两级妇联主动联系农村信用合作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为广大创业女性提供信用担保、利率优惠等方面的服务。三年来，全市共为680余名农村女性创业提供小额低息贷款3000万元。
（三）注重典型示范，激发女性创业就业热情
培养女性创业就业意识。近年来，市县两级妇联紧紧以“三八”活动为契机，精心策划，广泛发动，举办巾帼创业成果展、巾帼创业报告会、“双学双比”活动、女性就业专题指导会、创业交流考察等活动，大力宣传女性自立自强、勇于开拓的先进典型，展示创业女性的风采，引导广大女性转变人生观念。同时，市妇联每年召开“巾帼建功”、“双学双比”活动现场会、推进会，及时总结交流全市女性创业就业工作中的创新实践和基本经验，通过推广提高服务的实效性，扩大服务的覆盖面。积极向社会推介优秀创业创新女性，为广大女性群众树立了比学赶超的生动榜样，使女性创业就业工作在社会上产生更积极更广泛的影响，从而引领更多的女性投入到创业就业发展中去。目前，全市有200多个集体成功创建市级巾帼文明岗，25个省级巾帼文明岗，9个国家级巾帼文明岗。
（四）强化技能培训，提升女性创业就业能力
近年来，滁州市县两级妇联积极组织牵头，多方协调，着力开展好女性就业技能培训。一是从女性就业能力提升出发。以“妇”字号龙头企业、双学双比生产示范基地等为依托，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种养殖等农业实用技术培训；与科协和农业部门合作，开展女农民技术员、女科技示范户和女性绿色证书等专业职称培训；以职业技术院校等为依托，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的用工需求，组织女性开展服装加工、面点厨师、家政服务等各类岗前培训，切实提高了农村女性的就业技能。二是从女性职业素养提升出发。以提高城镇女职工信仰信念、文化文明、素质素养教育为宗旨，开展文明岗创建活动，提高女职工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树立行业新风、提供优质服务。三是从女性工作品质提升出发。在近年来的培训中，我们融入优势管理、走向成功、创业精神等模块，涵盖了完善女性心智模式、塑造职业精神、提升管理能力等内容，更加注重女性在创业就业过程中的认知能力、适应能力、调节能力的需求。
二、滁州市推进女性创业就业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滁州市积极推进女性创业就业工作，虽然创业就业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广大女性的创业就业观念有了很大改变，创业就业激情有了很大提高，但就目前情况看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克服难题。
（一）教育程度偏低，女性整体素质滞后于创业发展的需要
据有关调查，全市女性劳动者中，只有小学学历或自学识字的占36.6%。乡村女性劳动者在外面工作的人数极少。城镇女性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虽然比农村高，但与岗位要求相比仍然偏低，不适应岗位要求的问题仍在比较突出。而现实社会中，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创业环境不断变换，创业路径出现多元化，创业风险不断加大，这些在对创业提出更多要求的同时，使得女性整体在创业就业中处于劣势。低素质的现状导致女性在就业时，只能从事收入低、强度大的简单体力劳动；创业时，由于整体缺乏创业技能和经验，创业根基弱，女性会喜欢模仿别人的创业模式，青睐投资小、风险低，但同时也是科技含量低、缺乏特色的传统产业，导致企业发展后劲不足，持续性不强。部分创业有成的女企业家，也满足于“小富即安”，工作习惯墨守成规，主动创新意识不够，经营管理能力不足，自我提升意识不强，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做大做强。
（二）女性生理特殊，增加了她们的再就业难度
由于女性的文化素质不够高，加上女性的生理特点，如有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再加上她们家务劳动时间比较长，大多数女性劳动者不适于上夜班和离家比较远的地方工作。这样，一方面造成用人单位不愿意雇用女性劳动者，女性劳动者比男性就业难；另一方面造成在下岗和失业人员中，女性要多于男性。据调查，2011年滁州市全部下岗职工中，女性占下岗失业人员比重的33.6%。
（三）社会保障缺失，影响女性主动创业和顺利就业
生育繁衍、抚养后代是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承担的一项独特而重要的社会职责。而目前，由于社会政策保障机制的不够健全，原本由政府承担的生育保险和女性在产期、哺乳期等产生的费用，现实中却由企业和女性个人承担。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是经济效益，负担的加重，企业主必然会和政府进行博弈，在招工时想法设法避开生育期女性，这些在客观上阻碍了女性就业。据了解，很多企业合同招收的女工年龄基本在18-22岁。同时，由于女性自身承受着原本不该承受的“社会之重”，创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就受到影响。
三、滁州市继续推进女性创业就业对策与思考
（一）加强宣传，进一步激发女性创业就业的主体意识
要把搭建女性创业就业宣传教育平台，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培育女性主体意识，进一步激发女性创业就业热情，营造女性创业就业良好氛围，作为推进女性创业就业的基础性工作抓实抓好。一是在城镇，可广泛开展“巾帼创新业，共建新生活”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帮助女性树立处处可创业、行行可创业、人人可创业的观念，敢为人先、勇于创业、乐于创业。在农村，积极开展“新时期、新女性、新农村”等主题活动，增强广大农村女性时代精神，激发投身创业就业热潮的热情。针对尚未就业的女大中专毕业生，可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她们主动应对困难和挑战能力，积极转变创业就业观念，投身创业就业实践。二是继续以典型引路。积极培育女性创业就业典型，并进行大力宣传。除了利用新闻媒体宣传，还可以通过巡回演讲、论坛、恳谈会、女企业家创业与回报社会等不同活动，对就业再就业典型、致富带头人、优秀女企业家的事迹进行宣讲，使广大女性从中受到教育，得到启发，克服畏难情绪，主动接受挑战，主动创业、坚持创业。三是继续营造宽松和谐的女性创业就业环境。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创业文化的同时，深入挖掘女性创业就业文化内涵，提炼女性创业就业的精神实质，使创业就业的新理念、新观念逐步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中去，努力营造支持女性创业就业，关注女性创业就业，肯定女性创业就业的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二）强化培训，全面提升女性创业就业能力
素质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女性实现创业就业的前提条件。立足城乡女性创业就业实际，要注重整合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培训机构等社会资源，破解培训师资、资金、人员组织等难题，建立全社会大培训机制。通过搭建培训教育大平台，全面实现提高城乡女性创业就业能力目的。一是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在农村，要注重农村女性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培训。妇联、工会、人社等有关部门要立足女性需求，举办家政服务、电脑、财会、烹饪等培训，努力增强女性就业能力，提高创业本领。可利用我市近年来经济发展快尤其民营企业多的优势，积极开展订单式培训服务，为企业培训人才，帮助农村女性就地转移劳动力。在城镇，可广泛开展提高就业技能、增强就业本领为主要内容的技能培训。二是开展实用技术培训。面对农村生产一线的女性，要注重农业实用技术技能的普及培训。依托农函大、成人职业学校及“双学双比”生产示范基地，成立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基地，积极举办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班，传授现代农业新知识、新品种、新技术等，努力培育现代新型女农民。三是实施“女性素质工程”。逐步提高女性接受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中高等专业学历教育比例，扩大女性接受继续教育和技能培训范围，为创业就业储备知识技能，提高综合素质。同时对那些具备一定经济基础、有创业愿望女性，重点传播创业致富新理念，鼓励她们树立敢为人先的创业勇气，并使她们掌握一定创业评估、创业分析等方面的知识，减少创业畏难情绪。
（三）多方协作，有效提升女性创业就业服务水平
继续搞好部门联动机制，要建立由政府主导，妇联、人社、教育、财政、工会、人行等部门参加的女性就业工作协调小组，重点在培训资源共享、创业项目提供、小额贷款发放、劳动权益维护等方面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加强部门间的交流合作，及时沟通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大力开展“送政策、送资金、送信息、送岗位”活动，联手开展促进女性创业的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切实为创业就业女性排忧解难。一是要积极推进女性创业小额贷款项目的实施。金融机构要通过研究解决贷款担保、风险控制、手续办理等“瓶颈”问题，降低贷款门槛、简化手续、规范程序，努力为创业女性办理贷款开辟绿色通道，解决创业女性贷款立项慢、操作难等问题，拓宽创业资金扶持的渠道和途径。财政部门要出台有关资金扶持政策，专门下拨专项资金对创业资金存在困难的优秀创业女性予以财政贴息支持。二是开发公益岗位。各地政府专门出资，开发一批社会管理类、基层服务类的公益岗位，发展社区公益性事业岗位，全力安置女性就业。三是举办女性人才招聘会。定期举办女性专场招聘会，集中提供就业信息，缓解劳动力紧缺与就业困难之间的矛盾。四是探索实地锻炼机制。建立女大中专毕业生创业就业导师制，组织SYB培训班学员开展见习、实习活动，增加实际经验。
（四）完善政策，切实维护女性的创业就业权益
长期以来，男女两性不能平等享有劳动资源、女性劳动潜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的现象在很多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一是要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要提出进一步修改和细化的建议，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男女平等就业政策；督促和指导企业落实各项劳动标准，规范劳动用工行为；贯彻按劳分配、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保障女职工的合法收入。二是加强劳动争议的处理工作，注重维护女性在劳动争议方面的权益，及时发现和纠正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突出落实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重点查处在女职工孕期、产期、哺乳期内解除劳动合同，强迫女工超时、超强度劳动等违法行为，使女性就业和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三是积极努力推进女职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建立和完善社会生育保险制度，不断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通过政策的完善和认真实施，保证广大女性积极主动创业，放心顺利就业，推动滁州女性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课题负责人：史成霞
篇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土地开发问题一直缠绕在一起。深圳、浦东、天津滨海等大大小小新城和新区开发的成功,激发了很多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设立和建设开发区的热情。园区和新城的名称不断变换,工业园区、高新区、生态产业园区、低碳园区、创意文化产业园区、经济城、科技城……。近两年,河南、浙江、江苏等省又分别出台政策,支持产业集聚区的建设,甚至订出了每亩项目投资强度和年营业收入、产业协作配套能力、相关企业数目等具体的衡量指标。现在,对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创新集群等名词,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已经耳熟能详,但是产业集聚区背后的深层逻辑如何,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产业集聚区,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园区和新城一次次名称的变化,发展理念是否有实质性的变化?是否真正转移到依靠技术创新的理念上来?
产业集群是一群在地理上邻近的行为主体(企业和机构),有三方面的特征:地理上邻近;产业间联系;行为主体间互动。产业集群应该是在当地企业和机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者们对产业集聚的关注开始于19世纪末,跨学科交流持续进行了上百年。而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重新挖掘了产业集聚对于促进技术创新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作用,研究了发达国家成功案例,最典型的是以创新性中小企业网络为特征的“第三意大利”、以高技术创新为特征的美国硅谷等。集群也成为很多国家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思维和政策工具。
从理论上说,企业获得效益不仅在于内部效率,还取决于企业的外部,从产业集聚中获得外部经济,从而降低成本。理想的集群内存在协同效应和集体效率,促进知识学习和技术创新。美国的电影产业在好莱坞、意大利的毛纺织产业在普拉托,相关企业在地理上靠近而且能充分地互动,不仅能降低成本而且能促进技术创新,这就是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本文简称集群)的理念所在。世界的财富主要是在这些集群内创造的。然而,基于发达国家成功集群的发展经验并不能简单地照搬。
在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在特定的产业领域,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在地理上集聚的现象很普遍。从提高区域竞争力的方面来分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产业集聚,也不在于产业集聚板块的多寡,也不在于产业集聚区域内的主导产业是朝阳还是夕阳的,而是这些产业集聚区域内的行为主体如何,处在产业部门价值链的什么环节,产业联系如何,是否依靠技术创新的内力发展等。从逻辑范畴上看,纷繁复杂的产业集聚区既包括了产业集群,又不等同于产业集群。尤其是需要大大提高产业集中度的钢铁、煤炭等产业来说,还需要慎提发展产业集群的口号,以免为盲目发展规模以下的过小企业提供借口。除少数园区以外,很多开发区内的企业集聚现象也不能和产业集群相提并论。
现在,国内外“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区”成为时尚的情况下,我主张“产业集聚”是一个中性词组,我们不能认为,只要一群企业集聚到了某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一定能发展起来。我们也不能认为,只要这群企业在某个时期发展起来了,它们就一定会永续获得竞争优势。我们更不能认为,只要一个地方打造了产业链,这个地方就能获得经济发展。诚然,产业集聚可以获得节约成本的外部经济效果,还可能获得促进技术创新的竞争优势,但是,也会发生负面效应。既然在世界的范围里、历史的长河中,产业集聚的现象十分普遍,从非洲的棚户区[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所附的光盘生动地表现了在黑人棚户区初级服务业集聚(广告、服装等)的趋势。]到瑞士的金融区;既然产业集聚的程度有疏有密,产业集聚的绩效有优有劣,产业集聚的未来有盛有衰,那么,产业集聚是一个中性词组。那些毫无章法的非创新性企业扎堆,自然是缺乏创新的。那些在一块空地上,连第一粒种子(企业)都没有,所盲目地规划和打造的“产业集聚区”,其实是“旧瓶装新酒”,与过去“筑巢引凤”的开发区毫无两样。产业地产开发的目的昭然若揭。
在此基础上,需要转到真正关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来。如何理解中国形形的产业集聚现象?如何理解产业集群的升级,如何理解中国创新集群发展的意义,从而真正培育中国的创新集群?
两大类产业集聚区域:园区和集群
我们可以随时观察到相关的经济活动共栖的现象:在居民区内的理发店、服装店、副食店等共栖;卖面粉的与卖面食的共栖;洗衣摊位和裁缝摊位共栖,由此形成服务区、工业区、市场区等,有些是人们自发选择的,有些则是管理者因势利导而成的,更有规划者预先规划的。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已经呈现在中国版图上的产业集聚区是足够丰富多彩的,从产业部门来观察,从高技术产业部门到低技术产业部门,从弱创造力产业环节到强创造力产业环节,从制造环节到设计环节到研发环节,从加工制造到服务业,都存在产业集聚,成为中国经济转轨中的突出而有趣的现象。
犹如天然湖泊和人工水库的区别,产业集聚区域可分为两大类,即由投资主体开发的产业园区内所形成的产业集聚区和由企业自然聚集而形成的产业集群。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中的企业集聚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一性,但这两组概念的来源完全不同。从理论渊源和发展历史上看,前者主要是外力驱动,而后者是内力驱动。园区是企业发展的地方载体,而集群强调的是企业的关系。如果把园区比喻为房子,把企业比喻为人,把集群比喻为有合作关系的一群人,那么,房子里面不一定有人,如果里面有一些人,他们之间不一定有关系,而有合作关系的人又不一定住在同一栋房子里面。园区作为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区域,是一种吸引外资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政策手段,进入园区的企业主要是共享基础设施、城市化经济和优惠政策,园区内企业间不一定有产业联系,企业的产业联系可能在园区之外;而产业集群应该是促进企业繁衍及其互动和创新的发动机(当然,就我国基于精细劳动分工以获得低成本的产业集群来说,距离这种创新性产业集群还有很远的距离)。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产业集群和吸引外资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与跨国公司的投资和生产外包活动有着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在缺乏产业联系和集聚而单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地方越来越难以吸引外资。
有些产业集群是从产业园区中成长起来的,而有些产业园区又是在原有产业集群的地方建立起来的,这种双向演进现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可以看到。例如,意大利普拉托原先就聚集毛纺织企业基础上建立了配套设施完善的占地 400 公顷的马可罗托(Macrolotto)产业园区,法国规划的索菲亚-安蒂波利斯技术城经过四十余年发展获得了成功。然而,地方发展并非因为基础设施和物质设备上的便利而自动促进,而是依靠对基础设施的高效运作和服务,因此需要支持性的机构来促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将传统的产业园区转化为具有功能联系的产业集群并非易事,而转变为拥有物流、技术孵化器和创新中心的系统环境就更难。有产业集群的地方不一定需要产业园区,建设了产业园区的地方也不一定会发展产业集群(图1)。为了享用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而进入园区企业尽管在地理上邻近,但企业之间可能由于产业类别、所有制、所属国、语言等存在障碍而联系甚少,甚至相关行业的企业也可能由于技术标准、行业细分等差异而不相往来。产业集群可能在产业园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这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因此,一些相对落后而没有足够企业的地方,企图用建设产业园区来发展产业集群是有风险的,可能会落空,因此园区的投资需要谨慎。
(一)政府开发建设的各类园区
园区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的重要载体。我国的各类开发园区数量大,分布广,门类繁多,等次各异。开发主体有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也有各类企业。中央很多部委先后都涉及了设立、开发和建设产业园区的工作。例如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设立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科委(科技部)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大学科技园区、文化部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中央政府部门设立动漫产业园区,以及国资委等机构设立科技城等。海关特殊监管的开发园区,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有二百多个,省区级政府批准设立的则有一千多个。我国的出口加工制造活动是从“三来一补”起家,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开始进行的。
持续了三十多年的“筑巢引凤”至今势头未减,一轮跟着一轮,一波连着一波。从沿海推到内地,从南方滚到北方。2003年国家对开发区进行了清理整顿,各地建设和经营产业园区的竞争白热化程度曾经有所减退,但营建园区的热情并没有随之降低。尽管在深圳宝安等地二十多年前建设的开发区现在成了亟待改造或已经改造的废弃旧工业区,在其它很多地方,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和产业转移园等新园区的建设方兴未艾。其中不乏有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经营和优惠措施,园区过分分散、开发面积大、产业停留在低增值环节、企业之间缺乏联系和分工,专业化的服务型企业和机构不足,未形成有效的创新环境等诸多问题。近两年,低碳园区、生态园区、科技城、创意产业园区、产业转移园区等等名目繁多的园区还在规划、开发和建设,仅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建设的创意产业园区就达到104个。包括7个特色主题园区的河北省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区2009年3月在唐山市开工建设。河南省于2008年10月下旬确定175个产业集聚区的空间布局。必须指出,园区是一种有风险的政策工具,园区是一种产业地产,以园区开发引导的地方发展是房地产驱动的发展模式。对于各类园区来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走既吸引外资,又不依赖外资,逐渐从缺乏内力到增强内力,从融入全球价值链,逐渐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总体来说,园区在解决就业和提升经济产值、城镇建设方面有显著效果,但是为了避免其仅仅称为跨国公司的卫星平台和“飞地”,从而发展为培育自主创新的学习型区域,这需要有明确的政策方向,不断积累经验,进行长期的艰苦努力。
下面分别从旗舰跨国公司的供应商园、以软件外包服务为主园区以及高技术硬件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园区为例分析这一问题。
1、旗舰跨国公司的供应商园跨国公司在本地原来缺乏相关的产业基础的地方进行绿地投资,是在政府招商引资、设立产业园区的条件下进行的,如诺基亚公司在北京亦庄建立的星网工业园,把诺基亚原来的国外配套企业带进,促进了“即时生产”的集聚效果,日本丰田、本田和日产在广州附近投资,促成汽车产业集群。从技术转移的角度上看,这种集群可能只是跨国公司的“飞地”而已。
与单个跨国公司相比,供应商园的投资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更明显和快速拉动东道国地方经济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特别是当东道国的相关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竞争力还比较弱小的时候,供应商园模式对东道国的产业发展有潜在的威胁。外资企业带来技术转移的前提,是跨国公司要和本地供应商、服务商甚至竞争对手存在互动,在供应商园的投资模式下这种互动被限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甚至供应商园会形成一个对本地企业相对隔离的网络。从长期看,由于没有形成嵌入于本地企业的生产网络,这种由跨国公司旗舰企业及其主要供应商组成的园区甚至还存在整体性迁移的可能。
当旗舰跨国公司采用了供应商园的投资模式,就可利用东道国廉价的投入品,进行高效率的供应链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和营销成本。旗舰企业及其供应商可以拥有更强大的谈判能力,在税收、土地等方面享有比单个投资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迅速完成从投资到大批量生产的过程。这些优势加上跨国公司自身在品牌、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优势,对东道国企业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
由于东道国要鼓励外资企业向本地供应商提供关键技术,从而帮助本地供应商的产品质量达到世界标准,并能够为外资企业提供零配件。跨国公司之所以倾向于选择原有的全球供应网络,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配套企业在技术和质量方面存在差距,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大力提升本国企业的技术、管理能力,从而满足跨国公司的质量和技术要求,这样才能进入跨国公司的供应网络,并逐步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
在中国建立了供应商园之后,集聚带来的内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高效率的供应链管理、政府提供的更多的优惠政策等,将使得单个的内资企业很难与其竞争。为此,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方政府之间要协调一致,国家产业政策在扶持内资企业的同时,要避免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追求GDP而给予外资企业各种超常的优惠待遇,这样可能导致国家产业政策的失效。
2、以软件外包服务为主的园区
跨国公司将内部的服务功能转交给没有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国外服务供应商。电信技术的发展以及行业内部信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为服务外包提供了基础。麦肯锡与商务部联合的《将中国打造成服务外包产业的全球巨人》白皮书指出了全球服务离岸外包的迅猛发展趋势。2005年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根据合同额划分外包市场的份额中,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占到了79.6%。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发展了软件工程、新药外包研究与开发、保险业和市场研究等生产者服务业。在IT领域,出现了印度Wipro、TCS 和 Infosys,中国的东软、中软、炎兴、博彦、海辉等一批外包企业,为北美、欧洲和日本服务。2007年,中国国内信息技术(IT)服务市场达到了74.1亿元(中国投资促进会等,2007)。在生物技术和化学制药领域,我国的合同研究组织(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CRO)也得到了发展,利用中国在化学和生物领域优秀而相对廉价的研发人才,承接国外新药的研发外包。此外,西方药物临床试验市场逐渐饱和,越来越难招收药物受试者,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疾病品种众多、临床成本较低,成为国际药物临床试验的重要市场。
中国在制造业外包中的出色表现,促使国外企业在服务外包决策中选择中国作为承接地。在杜克大学和拱石咨询公司2005年的两次外包调查中,中国外包业在一年之中增长了一倍,其中66%的外包项目将与现有制造企业共聚(co-location)作为主要的推动力。在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浪潮中,在资本的推动下,软件与服务外包企业数量的迅速提升,也带来了软件园的繁荣。在挑战印度软件服务与外包的口号下,众多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先硬件投资,再通过政策优惠,通过相互争夺企业资源的形式,建立了200多家软件园区,其中有47家国家级火炬计划软件园。2005-2006年旗舰,以软件园的名义“拿地”,向银行套取资金,再囤积更多的土地,再套取更多的资金的现象屡见不鲜。各地软件园相互争夺企业入园争相压价,入园企业良莠不齐。
当然,外包活动起步的软件园是可能通过跨国公司与本地软件外包企业间互动而转变为创新型区域的。以下以大连和杭州为例。大连软件园是以明确的市场为导向,在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的互动中形成的外包企业集聚区。定位于“中日软件产业战略合作门户”的大连软件园,已成功引进软件企业340多家,其中40%为外资企业,包括早期进入的IBM、通用、Genpact、惠普、埃森哲、SAP、松下、诺基亚和索尼等世界“500强”企业27家,以及CSK、欧姆龙、阿尔派、FTS、吉野电器等众多日资软件企业。对日外包业务的跨国公司的扎堆,也吸引了像中软集团、信雅达等国内著名软件企业的进驻。在给国外企业“打工”的同时,大连本地的软件企业也逐渐成长起来,产生了东软、华信计算机、海辉科技等本地知名软件出口企业。
杭州软件业则得益于国外资本与本地企业家的完美组合。20世纪90年代初,杭州本地的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利用港台资本,抓住了金融证券业信息化等市场机遇,打开了本地软件业的机会窗口。企业家从原企业跳槽自主创业,新企业的不断衍生,展现了本地产业的浓厚创新氛围和持续自生能力。杭州软件企业的成长环境也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同行企业研发中心的建立,其中包括华为3COM总部、中兴通讯全球手机产业基地、摩托罗拉的技术支持中心、诺基亚的研究与开发中心(全球研究与开发中心和赫尔辛基研究与开发中心联动)、东软集团的研发中心、波导的研发中心、北大青鸟的研发中心等,还有印度TCS(tata consulting service)、台湾南岗软件园、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杭州分部、中国科学院电子辅助设计中心杭州分中心、国家集成电路师资国际培训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等相关的研究机构进入。一个由本地企业、科研院所、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等众多机构紧密联系的本地创新体制正在逐步形成。
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选择区位时,很重视地理邻近的因素。例如,印度软件业的巨头Infosys(信息技术系统公司)、TCS(塔塔咨询公司)、Satyam(萨蒂扬电脑服务公司)、WIPRO(威普瑞)成群地进入上海浦东软件园褐色的楼群中。爱立信进入望京电信科技产业园区,离LG、摩托罗拉等公司不远。
3、以高技术硬件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园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地区的高技术企业将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了具有低成本优势的东亚等发展中地区。起初,欧美高技术企业只是把生产外包作为充分利用其生产能力满足其市场需求。到90年代初,市场竞争加剧,高技术企业开始最大程度地利用合同制造服务商的生产能力,其制造环节在东亚迅速聚集。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造环节越来越向少数合同制造服务商集中(表1)。这些合同制造服务商为了达到跨国旗舰企业的要求,需要不断地对产品进行改进和创新,并不断地扩张规模以降低成本。
以电子制造服务(Electronic Manufacture Service,EMS)为例,EMS公司为原始设备生产商如戴尔、爱立信、摩托罗拉、微软等企业提供设计、策划、制造、测试以及物流管理等等全套系列服务,覆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这种外包服务是复杂的流程,具有统包的特点,从而使EMS公司可对项目实施从构思设计、产业化、制造到部署的全程管理。
在电脑制造领域,以台湾代工厂商为代表的“接单生产”(Build-to-Order,BTO)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已经流行。代工厂商在全球有潜力的市场设立后段组装厂,并先在生产成本较低廉的地区设立前段工厂生产“准系统”(bare bone),即主板、电源、机箱以及软驱等,当接到客户订单后再交后段组装厂,组装完毕交给客户。这种“接单生产”后来延伸成“定制生产”(Configure-to-Order,CTO),完全依照最终客户的需求来做软硬件配置。CTO逐渐成为趋势,但由于需要提供更多样的零部件库存,对代工厂商的挑战更大。表2反映了全球主要笔记本计算机代工情况。
在深圳-东莞、苏州-上海和北京-天津地区,形成了我国的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所谓集群现象,中小型甚至微型的零部件和元器件供应商、装配商、营销商等企业犹如繁星难以胜数。或者可以说,我国的信息通讯技术产业集群正是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出现和发展的。
跨国合同制造企业在区位调整的过程中需要产业集群这样具有外部经济的地方来有效减低成本。然而本地技术溢出的效果,随着产品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技术、知识被固化在产品内部,很难通过累积学习而提高。尤其在电子信息产业,产品集成度不断提高,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自动化、机电一体化需要更多的嵌入应用程序,企业的累积学习也更加困难。
在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东莞和苏州,虽然集聚很明显,但更多的是处于价值链条的组装环节。在浦东,虽然集聚了400多家医药企业,但企业仍停留在仿制药的生产阶段,新药研发比例很少。在主要技术标准被跨国公司掌握的背景下,怎样处理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在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加工区域尤其重要。来自台湾的学者杨友仁和夏铸九通过对苏州的研究提出,在苏州地区由于受到台湾系统厂商与其本地供货商之间“买方零库存”的交易治理结构的影响,难以通过知识溢出而形成创新集群。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不对称权力关系,使得区域作为一种关系性资产以及不可交易的相互依赖的特征还需要更长时间才有可能形成。
跨国公司邻近本地大学利于便捷地利用本地高素质人才,而邻近其全球供应商和服务商则有利于巩固其海外合作网络,同时限制了东道国本土的供应商和服务商进入和获得技术外溢的机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可能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与本地企业形成互动,发生技术外溢:①示范和模仿;②人员流动;③企业上下游联系;④竞争,即外资企业的进入促进了市场竞争,使内资企业有足够的压力主动提升技术和管理;⑤出口,即外资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建立和维持营销网络以及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判断和知识,有助于本地企业获得出口国际市场的能力。当本地企业没有能够进入跨国公司的供应网络之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溢出效应不明显。
在某些情况下,外资可能在人员流动和竞争这两个方面发生挤出效应,即可能会把原来内资企业中的最优秀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吸引到外资企业中去,从而导致内资企业进一步丧失竞争力,还可能在市场上彻底击败内资企业,从而迫使内资企业退出该领域;还可能殃及上游产业,东道国内的配套企业将由于市场需求不足而陷入困境。由于跨国公司在技术、品牌和资本等方面的优势,可能很快在东道国市场形成垄断地位。
中国获得高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是否有“诀窍”?在全球化生产网络中如何通过区域发展来获得高技术创新?模块化和编码化使得企业的价值活动在地理上、组织上的范围的扩延以进行标准化生产。假设生产活动存在一个谱系,一端完全是模块化、编码化的,通过纯外包“扔出墙外”,中段是可编码的部分足以外包出去,但隐含知识部分需要生产商和外包商密切互动、频繁交流,最后的一端非常复杂、隐性,他们必须留在原来的领导型公司范围内实现。以硅晶片代工业为例,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通过代工生产与上游设计工厂的工程师互动就实现了升级。
为此,苏州市政府专门规划了科技创业园和出台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决定》等系列相关文件,加大了研发投入,设立了自主创新资金,设立了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科技创业孵化器,鼓励外资在当地设立研发机构和零土地增资,并在科技含量、投资强度和环保等方面提高了外资进入门坎。苏州还鼓励本土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向高附加值环节方向发展。显然易见的是,外资代工模式早期的积累帮助苏州的政府和企业获得了自主创新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能力,苏州正在从外资代工企业主导向自主创新的方向发展。因此,从苏州案例来看,外资代工模式逐渐向本土企业自主创新模式转型是有可能的。
(二)自发形成的消费品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区
我国向全球市场输出服装、鞋、袜、玩具、家电、钟表、珠宝、雨伞、乐器、体育用品、箱包、文具等工业产品的生产基地中,除政府投资的园区之外,很多是农村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镇级专业化产业区。这些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改变了我国的经济地理版图。
1、“全球-本地”张力下形成的专业化产业区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深深卷入到跨国公司掌控的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中去,利用低廉的生产要素优势,承担了其中制造加工环节的生产,制造了大批量而廉价的工业产品,其中出口“世界第一”的上千种之多。而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储备、遍地开花的工业园区和巨大的后续市场力量,又为这些产业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外资企业落户,对原有领导型企业进行并构,如全球领先的个人护理用品品牌商――高露洁公司,通过收购本土企业――三笑牙刷,进入了扬州杭集镇的牙刷专业化产业区,获得了本地化的供应商和低成本优势。
2000年初,笔者在对比浙江省和意大利专业化产业区时,发现它们在专业化的产业门类、中小企业为主、地方劳动分工、企业家精神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由此提出,意大利式产业区对我国专业化产业区的重要启示是,需要从区域治理上加强企业间的相互联系,发展企业网络,通过提高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动中小企业群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大量专业化产业区是在全球和地方的联结中形成的,其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全球―地方”的张力。这种张力应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全球的离岸外包活动促使了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蔓延和转移;另一方面,地方的各种因素,如改革开放政策及地方企业家精神等,促使作为全球生产基地的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
“全球―地方”的张力在各个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中都有体现。港、澳、台资本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占据近2/3的份额,是早期广东和福建省产业区成长过程最主要的驱动力量;浙江省的很多专业化产业区来源于本地农民企业家的力量。以中国特色的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发展起来,并主动嵌入跨国经营网络。由于全球外包寻找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以及农民企业家的共同作用,这些产业区大都是在农村和小城镇兴起的。最明显的就是全国百余个特色纺织服装集群中,很多都是以镇为单位而名扬海内外的。这些在低成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化产业区是现阶段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主体,又称为“传统产业集群”,已经成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发挥地方化优势的源泉,其中涌现一批自主创新的品牌企业。由于当地企业之间劳动分工细化而发挥出降低成本效应,也吸引了相关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兴趣,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制“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在本地“打造产业链”和发展这类的产业集群成为很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抓手”。
实际上,在“全球-地方”张力的作用下,我国的专业化产业区可以使当地获得效益,也会使当地付出成本;既可能有利于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也可能造成产业损害。如果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隐患。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传统优势,这支曾经代表着中国制造崛起的重要力量逐渐失去了其神秘感,其存在问题也不断显现,大都遇到了成本上升、产业转移、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等障碍,大批量生产“中国制造”产品的专业化产业区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人民币升值、国际油价暴涨、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产业区赖以生存的种种优势逐渐丧失。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在经济指标之外,日益严峻的社会、环境问让中国的专业化产业区面临全球市场挑剔的目光,产业升级的巨大压力已经在这些产业区中越来越深刻地显现出来。
2、产业集群内部的合作行动
发展中国家依赖海外市场的加工工业集群的研究表明,由于企业所从事的是成熟技术生产,技术壁垒相对较低,企业相互之间是争夺定单的对手,彼此很难在技术创新方面建立起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相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与海外客户或合作者的交流上,也就是说,更加偏重全球联系而轻视本地联系。由此,特别需要通过企业之间的合作以提高集体效率。当集群中突发重大的事件时,更需要合作行动以解决现实问题。在我国的专业化产业区中,需要促进行为主体主动地进行合作,以提高集体效率。
我国很多市镇的政府和行业协会在各地专业化产业区中建立了技术创新中心、专业市场,以及举办了各种专业展会和论坛等,在增强企业活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和产供销互动方面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并积累了不少经验。要通过各行为主体的合作行动以及领先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促进这些集群的转型。
首先,充分重视产业集群领先企业(龙头企业)的作用,促进领先企业升级和创新。
我国各行各业都或多或少、或强或稍弱地存在创新型的领先企业,其中很多都是在产业区中诞生和成长的,例如温州服装中的美特斯邦威、顺德家电中的格兰仕,而生产者服务业企业,例如阿里巴巴发迹于专业化产业区众多的浙江。这些创新型企业又带动了产业区的转型和升级。沿着全球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并非产业区必然的转型路径,领先企业有可能采取多样化的生存和发展战略,产业区也可能经历瓦解和重构,因此,为应对动态变化的外部市场,产业区企业的协力合作以获得创新能力是转型的关键。
第二,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积极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和升级,这是中国沿海一些专业化产业区的重要经验。在集群形态比较成熟的广东和江浙一带,协会组织多是本地企业主导的民间组织,在专业化产业区内促进企业合作、共同应对反倾销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少地方政府则做了建工业园区、专业市场、培育区域品牌和建公共服务平台等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建公共服务平台。中央财政从2006年开始对52个纺织产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予以专项资金的扶持。作为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示范区的广东佛山南海西樵镇,已经建成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包括产业创新示范平台和产品研发、检测和质量认证、教育和培训、信息化服务、电子商务等五个体系。该集群内纺织企业数量减少(不到1000家)而规模却不断壮大。政府实行“雄鹰计划”,设立专项资金提供会展费用补贴、产学研和科技创新奖励等,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东莞市也在大力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2006年“科技东莞”工程启动,明确“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基本模式、以产业集群为依托、以科技园区为突破口、以产学研合作为着力点、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道路。2007年和2009年颁布和修改出台了多个配套文件和操作规程。东莞市每年安排10亿元扶持企业科技创新,所辖镇(街道)还有相应配套资金投入科技创新。政府建立或引进公共服务平台并帮助企业联系科技创新项目与科技人才。此外,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东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等11个公共研发和检测平台,以及25家知识产权机构,为东莞各个行业的创新能力的提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追逐低成本的产业转移
很多事实说明,我国沿海专业化产业区中的企业正在经历明显的地理扩散,甚至制造业活动群体转移。产业集聚区制造低廉的产品价格意味着难以置信的低成本。有的企业为免遭淘汰,不惜采取超常规的、甚至不合法的手段降低生产成本,带来劳动纠纷和环保问题,为了追逐低成本就要逃离原有产业区。低水平制造就像牧民在草原上放牧,这里吃完了就去下一个地方,追逐的只能是下一块草原。企业正面临着“转型”抑或“转移”的艰难抉择,无论走还是留,企业都期待政府能提供强有力的干预措施,帮助企业度过艰难的时期。我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这种转移进行了引导。首先是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宏观政策导向,其次是各省、各县(市)对引导和承接产业转移的推拉力量,第三是行业协会和地方政府对企业迁移工作的具体指导。
这几年来,沿海许多企业由于受到了土地、能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纷纷转移到了中西部,甚至转移到了越南等国。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看,产业转移是应该提倡的。中央也积极通过政策引导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比如商务部和海关总署2007年8月联合44号公告,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并且政策对东部和中西部实行了差别政策,东部实行“实转”的同时,中西部仍保留原来“空转”政策,以促进相关企业向中西部迁移。《若干意见》也对产业转移采取了鼓励的态度,但特别强调了产业转移中的污染问题,“禁止‘两高一资’和已明令禁止的落后生产能力转移”。
在实际的产业转移过程中,由于涉及的包括了迁出地和迁入地两个或多个地区,相关的政府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和合作,在产业转移方式上不断创新,引导产业转移的节奏和规模。尤其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产业转移主要是企业的空间战略决策使然,而不完全是政府一厢情愿的。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迁移而言,比如东鹏陶瓷,由于企业在佛山的工厂规模小、设备陈旧,难以与其它企业竞争,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走出去的行动,这是企业发展策略的选择。再比如,在东莞,同样是鞋业企业,面临外部环境压力和成本的提高,有些企业并没有迁移。美国利威鞋业公司总裁查理斯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并不打算离开东莞,因为没有一个地方产业配套体系像东莞这么完善,而且这里的工人做鞋10多年了,都很内行,目前在全世界仍然是最好的地方。迁到外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配套体系会导致原材料采购和运输成本的上升。
产业转移在国内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2007年以来,新版《企业所得税法》的通过、新增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的出台、降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人民币持续的升值、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大大压缩了依靠低成本生存的企业的微薄利润空间。2008年又出现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而且传导到实体经济并引发需求下降,危机从发达国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环境跌宕起伏,全球经济发展险象丛生。面对恶化的商业环境,前些年发展起来的鞋业、纺织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企业选择了迁移。
对于依赖自然资源的专业化产业区来说,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其集聚的规模受制于资源承载能力。例如,佛山发展陶瓷产业的高岭土原料要从外地运来,电价上升,粉尘和二氧化硫污染集中,超出了环境容量,加上由于劳动力缺乏,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产业过分集聚的不经济效应显现,企业纷纷外迁,科勒和亚细亚落户山东,冠军签约成都,斯米克、东鹏、马可波罗进驻江西丰城精品陶瓷工业园,金意陶、箭牌、欧神诺落子景德镇,新中源首先迁入四川夹江,又签约湖南衡阳和江西高安。佛山陶瓷行业协会与陶城报社于2007年7月11日联合召开以“佛山陶瓷产业的提升与转移”为主题的年会,寻找陶瓷企业向外扩张、转移的路线图,此会议给佛山陶瓷企业明确的信号,需要考虑并正视转移问题。对于产业迁出地而言,则是产业区的升级。佛山有七八种专业报刊,是陶瓷专业媒体机构全国第一、陶瓷行业协会作用最强的地方,集聚了大批陶瓷专业人才,有强大的陶瓷行业职业经理人队伍,集中了陶瓷科研、设计、学校、咨询机构和大型企业,建筑陶瓷产业升级的趋势十分显著。
关于产业转移,广东省和安徽省进行了园区开发的试点。2005年3月7日,广东省政府提出了《关于我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对省内两个地区共建产业转移园进行了规范。之后,产业转移园建设在广东省迅速展开。广东产业转移工业园20多个。为了探索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新途径和新模式、深入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国务院2010年1月批复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出台了《关于支持安徽省人民政府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支持安徽省政府推进皖江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安徽省出台40条政策扶持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其中从2010年起到2015年,连续6年每年对示范区提供10亿元的财政资金支持。省委、省政府决定设立马芜巢和安池铜等两个承接产业转移集中区,各设四个园区。“八园”中有两个省直管直建园区。集中区新建企业有税费、价格、金融、环保、人才等方面的政策。
设立产业带或产业转移示范园区,提供优惠政策,只是为企业的空间决策提供了一个选择。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产业集聚优势已经超越低成本优势而成为吸引外资投向的主导力量,企业是否进入产业转移园区,在低成本和优惠政策之外,产业集聚的配套条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之后,需要构建自身的供应链网络,而核心企业是否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则是相关企业进入的充分条件。例如丰田投资天津建厂时要求相关企业在天津建厂。但直到丰田宣布扩大在中国的产能至550,000辆,日本的相关企业方才移师天津。由此,产业转移园区的设立也是需要慎重的。产业转移本质上是企业的市场决策行为。如果对于产业转移的干预“越俎代庖”,强制某类企业迁移,会直接造成本地工人失业,突然释放大量土地,由于代替产业难以一时到位,产生“空心化”后果,还会破坏本地的商业氛围,很难将高附加值的企业真正留住。
产业集聚区的社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集群和园区在吸引跨国公司的离岸外包活动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农民工和非正式工人,他们在创造节约成本奇迹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侵犯正当的合法的权益的问题。从全球来看,被西方媒体所称的“血汗工厂”(sweatshop)不仅存在于低技术产业的区域,也存在于高技术中心,形成世界范围区域经济的的“马赛克”。
“血汗工厂”一般指工厂的恶劣生产、生活环境,工人在危险和困苦的环境工作,包括与有害物质、高热、低温、辐射为伍,工时常,低工资等损害劳工权益的行为。冷漠、无情的泰勒制管理方式与流水线化的福特制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成为“血汗工厂”的主要特征。合同制造商对工人实行严格管理。一线工人的工资收入与福利待遇基本按当地最低工资水平来支付。大部分工人居住在企业设置的职工宿舍,出入厂区通常有着严格的限制。作为底层和低端环节的加工制造生产,强调的是大规模、低成本制造,依靠廉价劳动力为主的生产要素。由此,旗舰跨国公司往往通过合同制造商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以及不断地转移生产能力来降低成本。例如,伟创力珠海斗门工业园2007年有200余家企业,4万多名员工,产值高达500亿元。而富士康在近年来分别向武汉、烟台、太原、廊坊等地转移加工制造生产环节,利用内地更为便宜的人力和土地价格来降低成本。尽管这类合同制造商主动或被迫实行了企业社会责任制,但避免“血汗工厂”的指控仍然是其重要的任务。
国际劳工组织在1999年出版的年度报告――《体面的劳动》(Decent Work)(ILO,1999),使“体面劳动”成为决策者和学术界合力推动的新劳动概念。所谓“体面劳动”,是指“根据就业人员自身和其所属集体的条件,可以保障其自由、安全、尊严和公正的劳动”。国际劳工组织指出,环境压力、对经济的不安全感、政府管理的缺失以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导致“体面劳动缺口”(decent work deficits)的主要原因。国际劳动分工从产品间分工转向产品内分工、生产的片段化和权力的集中化,使得旨在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体面劳动进程更加困难。
过去我们讨论产业集群的升级,是在市场绩效和经济能力方面的升级;而现在,这种由资本的逻辑所主导的升级观念必须加以改变,因为如果忽略了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和经济能力提升,那么产业集群的升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产业集群的经济升级(economic upgrading)和劳动力的社会升级(social upgrading)必将成为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得到更多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在打造“产业集聚区”和“产业转移示范区”时,实现劳动者的体面劳动应称为必不可少的理念。
此外,产业集聚很多时候也伴随着污染的集聚,地方由此付出的高昂代价已经日渐显现。通过共享环境基础设施、发展企业废物交换网络、构建产业共生体系,可以促进地方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深企业对地方长远发展的责任感。对于当前国内许多污染密集型的产业集群来说,促成地方企业合作行动的直接压力不仅来自日益严格的环境管制标准,更来自地方社区对环境污染事件的强烈抵制。企业在应对各种压力的过程中,也在逐步积累自身的技术能力,改善产品和生产过程的环境属性。
企业层次的努力需要得到集群层次的配合。集群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共享、废物交换等可见的好处,长期来看,技术创新优势才是企业绿色竞争力的源泉。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该真正成为地方企业和相关利益方的共识。
创新集群――产业集聚区的理念
从国际上看,产业集群理论强调企业在一些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下互动合作而促进创新,因而增强国家竞争优势和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这些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能够根植于本地。然而,我国沿海的众多集群和园区的实践却说明,集群降低成本的好处虽然大大有利于跨国采购商等外资企业,但它对建立本国本区域创新体系以及国家和区域竞争优势的作用却是有限的。而且集群内的企业并不一定根植于本地。我国的很多外向型加工集群中的企业参与竞争的基础是压低成本,企业之间往往只有少量合作,甚至恶性竞争。对于大量处在低端的集群来说,会陷入“逐底竞争”的困境,甚至衰退或区位转移。因此需要进行政策干预,使企业联合行动,发挥集体效率,增强学习效应,应对外部激烈的竞争环境。促进产业联系,使初级的集群能够增长。
集群的优势引起了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信息产业部、文化部、中国服装工业协会、中国珠宝产业协会等很多领导部门和协会的重视。集群发展战略正在被纳入国家和地方的产业及科技发展政策中。例如,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先后认定了一百多个纺织服装集群,其中以服装为主如广东的虎门休闲装、大朗毛织、均安牛仔、盐步内衣,福建石狮休闲装,浙江的温州男装、宁波西服等。中国皮革协会认定了8个皮革特色区域,有温州、海宁、花都(狮岭镇)、辛集、桐乡(崇福镇)、肃宁、成都(武侯区)、重庆璧山等。深圳罗湖、广州番禺等十几个专业加工珠宝加工的市镇也引起了中国珠宝行业协会的高度重视。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在2007年6月也认定了157个特色产业基地和50个集群试点。此外,一些跨国公司也密切关注我国集群对其决策的影响。
近几年来,一些省份对集群发展提出了目标要求、指导意见和配套政策。2004年,福建省出台了《关于加快产业集聚培育集群的若干意见》,之后又公布了《金融信贷支持福建加快产业集聚培育发展集群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05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集群升级示范区建设指导意见》;河北省出台了《关于加快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2006年,湖北省出台了《关于促进重点成长型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集群也已经受到了中央一级的重视。2005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及要“推进专业化协作和集群发展”。
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11月份了《关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通过政府干预来培育地方产业集群,以此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和社会加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集群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和载体”,但是,国内集群大多数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较低,缺乏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因此,自主创新对于现阶段许多集群是非常紧迫的任务。《若干意见》中提出的“促进传统集群加快由委托加工(OEM)向自主设计加工(ODM)、自主品牌生产(OBM)转变”、“引导企业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标准”、“加强产学研联合”、“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等方面的建议是适宜的。地方政府结合这些建议和本地情况可以采取或强化的一些措施,包括完善知识产业保护、建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规范技术贸易市场、设立技术服务中心和鼓励企业向国外企业学习等等。
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打造“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区”,以及名目繁多的“园区”的行动方兴未艾。在众多的新区规划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早已过时的区域发展理论,这就是不讲人的创造力,不讲企业家精神,不讲技术创新,只是依赖自然资源禀赋和一般的区位条件,把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土地的开发和项目“大鸟”的飞入,与基于创新和内力发展区域经济的理念背道而驰。
近几年来,名目繁多的很多新园区的开发规划都有一幅美好的图景――促进产业集聚和发展产业集群。实际上,“产业集聚”只是一个中性词组,它不包含价值判断。产业集聚区可能成功,也可能衰退。因此,投资打造“产业集聚区”要谨慎。在有些地方,以“产业集聚区”为名,搞“筑巢引凤”而承接产业转移可能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此外,在慢慢失去对产业集群最初新奇感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先前产业集群的讨论时,至少不难发现以下几点:其一,集群中的企业数量以及企业规模结构都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着。过去对我国产业集群的分析中所显示的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为主的格局,也在迅速地发生改变。其二,产业集群的数量和地理分布也随时在变化。其三,某些专业镇也会发展为“不专业”,即向多样化的产业结构演变,广东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
中国已经形成的产业集聚区面临严峻的挑战。产业升级的机会相当有限,尤其在攸关跨国领先企业的核心利益的时候,领先企业不但不会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升级,而且会阻挠和破坏后者的创新与升级。在销售渠道和技术标准被发达国家的买家和生产者所掌控和规定的情况下,地方集群升级因难重重。权力高度集中的跨国公司和全球购买商位于全球经济的顶端,而由于生产高度片断化和地理高度分散化,纺织服装、家具、玩具等本土供应商,长期以来一直位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因为竞争者多,可替代程度高,资本的流动性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大,所以本土供应商的话语权很弱。
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应有重要的作为,创造更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吸引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根植于本地,促进本地创新性企业的成长,其中长期支持技术创新和投资教育是唯一的出路。政府应该加大对企业研究方面的支持力度,集中资源进行行业关键技术攻关,大力发展专业性大学和职业培训,为企业提供国际标准方面的信息并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标准的培训。
关于产业创新问题,必须从产业部门特征来认识。这些特色产业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某些地方具有地理集聚的特征,形成创新集群,而生产活动则扩散到低成本区域,呈现地理集聚的特征,形成生产集群(也就是上文所指我国的产业集聚区)。区域之间是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产业创新往往存在于产业集聚的区域。然而逆定理却不正确―产业集聚的区域不一定能抚育产业创新。也就是说,在高技术产业部门中的低端活动(low-end activities in high-tech sector)的成功不一定会导致高端活动的成功。
产业创新首先取决于创新型企业家和科技人才,此外决定于知识学习的过程和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关系的质量、强度及其网络的结构。创新集群应该是在当地企业和机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行为主体合作的网络,是一种促进创新的产业社区。它是地方行为主体(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等机构及其个人)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建立创新集群,重要的是促进协同作用的环境:学校教育各科知识的协同作用;学生生动活泼的求知环境;科研部门促进学术交流和协作的环境;学习型组织和企业间交流与合作的环境;社区内政府和企业间各种相关知识交流的环境。为此需要认真研究多年来在通过知识共享、学科交叉以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制定促进知识流动的政策措施并形成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