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诉讼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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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新刑事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0-132-01

原有的刑事诉讼法仅在第152条、第34条和第14条中对未成年人诉讼程序进行了明文规定，还未能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切实有效的特殊程序。新刑事诉讼法对此进行了完善，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这一章，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一）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原则和方针进行了明确

在诉讼中原则和方针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针为挽救、感化、教育。公安司法机关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说服教育，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原则有3个方面：1.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是应该坚持的矫治和教育，要使用非刑罚化的方式进行处理。2.保障其诉讼权利。未成年人不仅与成年犯罪嫌疑人享有同样的各项权利，而且还享有特殊诉讼权利。3.专业化原则，要指派专业公安司法人员处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

（二）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特有权利进行了完善

首先，未成年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具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根据原刑事诉讼法只有未成年被告人才能够获得法律援助，而且仅限于审判阶段，未成年人接受由人民法院直接指定的律师为其进行辩护。在新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都有权利获得法律援助，并将辩护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审前阶段。

其次，对未成年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适用逮捕措施应该受到严格限制。为了避免羁押对未成年人的正常成长造成伤害，甚至造成交叉感染的现象，在决定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对逮捕的必要进行综合衡量，根据其犯罪的社会危险性、主观恶性、情节和性质进行考虑，对适用逮捕措施进行严格的限制。

第三，在处理未成年刑事案件时应该进行分案处理，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进行分别羁押，并使用不同的管理方式，做好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工作，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进行维护，避免其受到成年人的感染。

第四，法定人和其他有关组织代表应该在讯问和审判时到场，代表未成年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行使诉讼权利，同时履行监督、教育、沟通、抚慰的职责。如果法定人为共犯或者不能到场，也应该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成年亲属，或者当地的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代表，如果在询问和审判过程中发现办案人员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法定人还可以进行补充陈述。

第五，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实行不公开审理制度。由于在原刑事诉讼法中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由于做法不一很容易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犯。因此新刑事诉讼法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通过不公开审理的方式来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和尊重。

（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制度

首先，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的效力、监督考察、适用条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适用条件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侵犯财产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以及可能判处刑罚为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等案件，并具有悔罪表现。适用程序方面，被害人和公安机关的意见不作为适用前提。在监督考察程序方面，犯罪嫌疑人在附条件不考察期内的表现应该由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考察，要求其监护人履行管教职责。

其次，确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应用。社会调查的主体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也可以委托其他组织或机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监护教育、犯罪原因和成长经历以及与安全有关的其他情况进行调查，为未成年犯罪人的惩治和教育工作提供必要的依据，提高教育和矫治的效果。

第三，实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制度。根据新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在刑满释放之后面临就业和入户问题是无须向有关单位进行告知，尽量消除未成年人在升学和就业过程中面临的犯罪记录的负面影响。不得向任何个人和单位提供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

二、新刑事诉讼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价值

（一）体现对未成年人诉讼利益的特殊保护

由于未成年人缺乏对社会和法律的充分了解，防御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较低，往往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劣势。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了第三大世界公害，社会、学校和家庭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新刑事诉讼法从宏观层面制定了相应的原则方针，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应该对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进行保障。

（二）刑事政策应该宽严相济

我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就是区别地对待刑事犯罪，体现当轻则轻、当重则重的原则，在震慑和打击犯罪的基础上减少社会对抗。鉴于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模仿欲和好奇心，辨别是非的能力较低，社会危险性较轻，犯罪后的悔过愿望较强。因此应该尽量通过教育感化使未成年人能够回归社会。因此应该给未成年人更多的改过自新的机会，达到减少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三、结语

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符合国际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在实践的过程中还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充分发挥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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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除保障其享有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作为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外，还要注意认真落实其作为未成年人所享有的一些特别权利。从有关规定来看，主要有两点：

    1.法定人的在场权。我国刑事诉讼法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未成年人心理尚未成熟，法定人在讯问、审判时到场，有利于未成人的情绪稳定，也有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从这一点来看，法律虽然规定是可以，但为保障诉讼目的实现，司法机关在没有妨碍诉讼进行的例外情况时，一般应通知法定人到场。

    2.获得辩护人帮助的权利。刑事诉讼法34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未成年人作为被告人时，不但其诉讼地位决定了其行使辩护权的困难，而且未成年人本身这一主体的特点就决定了获得辩护人帮助的迫切性。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对于保障未成年人被告诉讼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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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司法理念。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各地对未成年刑事案件采取不尽一致的做法，有的注重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有的却较为淡化。各地思想认识还不一致，司法理念有所差异。因此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机关要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的理念。一是始终坚持一个方针、一个原则，即“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方针和原则是指导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的标准，在出现法律规定不具体，法律条文解释有分歧时，按照以上的方针和原则进行解释或处理，处处体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的司法理念。二是特别注重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由于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认识问题的能力还不足，尚不能完全以自身的能力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能独立的行使诉讼权利，所以要特别注重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如，在讯问未成年人时及时通知其法定人到场等，有利于未成年人减少对抗，悔过自新，回归社会。三是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尽量实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处理，注重亲情关怀。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坚持少捕、慎诉，对未成年人实行分案审理、分别羁押、分别教育、分案等特殊程序，体现社会的人文关怀；实行亲情会见，文明、规范、人性化讯问，缓减未成年人的心理压力，释放亲情关怀；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当中尽量不穿制服、庭审中使用“检察寄语”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等。对未成年实行特殊的司法保护，也是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四是注重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犯罪预防。办案过程中，认真走访未成年人家庭、所在社区和学校，了解其性格特点、生活现状、成长经历及走上犯罪的原因，宣讲法律及犯罪的危害性，避免再次误入歧途；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拓宽检校共建范围，指派经验丰富的干警深入校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活泼的法制教育活动，结合案情为在校青少年上法制课，以案释法，营造青少年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二、强化专业性，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专业机构，配备专门人员。新刑事诉讼法设专章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专门规定，并适用了特殊程序，这体现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的不同之处，强调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重视，对检察机关适应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检察机关建立专业机构提供了基础。

因为，一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要求熟悉未成年人特点、掌握其心理特征的专人办理。以前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案件的专门机构大多设置在对未成年人保护重视的地区，机构设置不尽统一，如上海三级检察院均设置有专门的机构和编制。有的是在地市级所在基层院指定一个基层院专门办理辖区内的未成年人案件，如平顶山市新华区检察院设立未成年人公诉局办理市区4个基层检察院的未成年人公诉案件。大多数检察院尤其是基层检察院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有的也只是指定专门的人员成立办案小组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这些不适应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特殊刑事诉讼程序的更高要求。成立专门机构可以保证未成年人案件分案审理、分别、分别羁押，能够加快案件办理进程，缩短办案周期，避免和减少交叉感染。二是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对附条件不考察的客观要求。由于未成年人附条件不的帮教考察由检察机关完成，而目前检察机关案多人少，很难抽出人员或很难专业性地对附条件不的未成年人的活动进行有效地跟踪考察，由一般的案件承办人员进行考察，由于缺乏专门性，很难深入了解未成年人在学校、社会、家庭中的各种表现，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机构，可以更专业地由专人进行考察，提出考察报告，不至于使考察流于形式，保证这一检察环节的特殊制度落到实处。只有稳定的队伍，专门的机构，才更能适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程序要求。三是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内在客观需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与普通刑事程序区别较大，如卷宗材料要标注未成年人字样，由专人保管，分案诉讼，分别讯问，分别羁押，分别审理等特殊要求，由专业的机构和人员办理，更能体现其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符合司法工作专业化、精细化发展趋势和方向。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的特殊性也要求有专业的机构与人员进行办理，从而提高办理效率，保证办理质量，所以检察机关有必要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案件机构，配备专业的未成年人办理人员。四是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已经有较好的经验和外部条件。据《检察日报》报道，目前，全国成立有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构298个，没有独立编制的303个、专门办案组1434个，这为下一步在其它检察院成立未成年人检察机构积累了良好的经验。同时，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的外部条件适宜，2010年，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要加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门机构和专门队伍的建设。这为成立专门的未成年刑事检察机构提供了强力政策支持。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多年来对未成年的关爱，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也有利于党委政府对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的认可和支持。所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汇报，积极争取，顺应形势，及早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为提高未成年刑事案件质量打好扎实的基础。

因此，除个别人员稀少、地处偏僻的基层检察院外，一般在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同时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以加强对未成年刑事案件的监督，适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殊需要，顺应社会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时代潮流。

三、强化制度完善性，加紧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制度的完善和修改。新刑事诉讼法设立未成年特殊诉讼程序，是刑事诉讼的较大修改，许多程序的设计都是以往刑事诉讼程序中所没有的，虽然这些制度的设计都是在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来的，但相对于一个检察院来说，更多的是新生的诉讼程序，即使以往已有的制度，相对于新的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也要进行调整和完善，所以结合新的特殊程序，加紧修改或完善各种制度，以适应其特殊要求。一是制订完善讯问未成年人通知法定人制度。细化对法定人身份核查、讯问过程、监督保障等环节进行具体规范。明确将讯问情况作为案件卷宗的必备内容。二是对附条件不制度进行完善。现有的规定与以往工作实践有较大差别，如，汝州市检察院在2010年办理了河南省首例附条件不案件，刑事诉讼法专家樊崇义教授参加并进行了指导，汝州市检察院出台了附条件不制度办法，但是以往的实践与现行法律的规定出入较大，如附条件不的适用范围为三年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考察期为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等，这些都与新刑事诉讼的规定有较大出入，需要进行完善和修改，严格按现在新规定操作，防止突破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三是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考核机制的完善。由于附条件不案件，程序繁杂，办案人员责任大，考察帮教工作量大，办案人员顾虑较多，如果还按以往的考核办法，很多办案人员不会主动去适用附条件不，而是走一般的渠道，以减少工作量，减轻责任，从而使这一检察机关多年探索出来的较好制度在实践中搁浅。因此，针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案件，要改变或完善相应的考核制度，提高办案人员的主动性，减少他们办案的顾虑和担心，为这一制度下一步的推开积累实践经验。四是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特别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但是对于封存的主体、封存的程序，以及查询的程序都需要检察机关内部的相关制度进行明确与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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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 刑事诉讼 制度构建 成本效益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与刑诉法再修改

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我国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刑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组成的有效体系。它是以刑事诉讼基本法为中心,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补充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尽管其他一些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部分规定,但是专门规范刑事诉讼程序的刑诉基本法却缺乏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全面规定。《刑诉法》仅在第十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二条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相关事项进行规定,无论从量还是质的方面来看,现行刑诉法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在刑诉法再修改方面,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当增加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但是存在两种主要立法模式选择:一种是通过刑诉法的再修改,在《刑诉法》中增设专章的“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程序”。“我国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的问题也非常重视。因此,这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也应当将未成年特别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加以规定。”①“基于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刑诉法》再次修改时,应当设立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同时应当从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两个方面,体现未成年人诉讼的个性和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重要性。”②另一种是在立法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单独制定一部未成年人刑法、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必须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法规;只有一部未成年法规也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完备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③这两种理论选择都看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特别立法的必要性,但在采取何种立法模式上存在分歧。

基于对我国法律惯例的尊重、现实情况的综合考虑,制定专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在我国并不可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应当采用在刑诉法中增设专章的模式。一方面,我国立法实际中采用法律、法规、规章、法律解释、规范性文件等多位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在立法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先通过具有相对灵活性的法规、规章、法律解释、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弥补法律的滞后性,然后在法治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法规、规章、法律解释、规范性文件中的制度升格为国家正式法律。另一方面,法律体系的要义不在于法律文件的多与少、法律形式的法典化还是单行化,而在于法律是否能够有效地、全面地、系统化地调整社会实际。无论是在刑诉法中增设专章未成年人诉讼制度,还是制定单行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只是形式价值的体现,关键还在于实质的法律内容。再者,从法律调整内容上看,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的内在构成,二者密不可分。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从刑事诉讼法中分割出来,必然割裂了刑事诉讼的整体价值和完整性。

此外,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应当以实现正当程序、社会实效目的为中心,正确处理好国家监护权、当事人救济权、未成年人诉讼权之间的关系。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应当体现人性化设计理念,既要保障被害人的司法救济,又要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解释》第三条和第九条都确立了司法机关在行使国家惩罚权时负有对少年犯教育、感化、挽救的法定义务,这充分体现了国家惩罚权与国家监护权、未成年人诉讼权之间的对当关系。刑诉法再修改应当体现这一理念。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与司法机制建构

要实现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保护首先应当建立少年司法机制。根据社会经济条件,各级法院可以选择设立少年合议庭、少年法庭、未成年案件制定管辖审判庭或少年法院。《解释》第六条规定已对在基层、中级、高级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庭做了指导性意见。自1984年11月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设立少年法庭的试点实践以来,少年法庭模式在全国得到了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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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检队伍配备应当实现专业化、职业化

按照高检院的要求，我院在设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独立机构的基础上，实行了捕、诉、监、防一体化的工作模式，确保了承办人能够从诉讼程序初期接触、了解涉案未成年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使涉案未成年人产生信任，从而达到预防其再犯罪的最终目的，同时，针对这一工作模式，我院也提出了“提讯必做法制教育，出庭必做法制宣传”的工作方针。目前，我院未成年人侦查监督科、未成年人公诉科共有干警6名，法律职称为助理检察员以上，学历均为本科以上，其中3名干警为硕士研究生，而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却刚满30岁。在这支队伍里，有初为人母、心思细腻的女干警，也有充满阳光、熟悉网络语言的大男孩，还有正在备考全国心理咨询师、准备做“知心姐姐”的小女生。

二、全面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

1.落实强制辩护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267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但由于法律没有明确何诉讼阶段由哪一机构为其指派律师提供辩护，导致在检察机关接收案件前仅有数量不多的案件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派了律师。但由于现在应用了全国统一的业务软件，该软件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监督工作流程中没有法律援助的程序项，而仅在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中设置了法律援助的程序项，同时，南明区司法局对同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只同意接收检察机关所制作的一份法律援助通知书，重复的不再接受，故今年1至4月，我们未成年人侦查监督科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未再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制作法律援助通知书，而是将法律援助通知书统一在审查环节制作。

2.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制度

在我院办理的大部分案件中，绝大多数未成年人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或者附近县、乡的辍学少年，其父母、亲属在贵阳无固定住所，很难在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时赶到现场。公安机关通常以无法通知或者当事人不愿意通知为由，未落实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对此，我科的具体做法是：（1）与区司法局建立相应协调机制，由司法局从我区律协和法律自愿者中选出一批适格人员作为讯问时在场参与讯问的合适成年人。（2）制定了《南明区人民检察院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暂行办法》，依据该办法为法定人无法到场参加讯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3）对公安机关在讯问时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参加讯问的违法情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公安机关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知合适人员到场，确保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不受侵害。

3.稳步推进社会调查工作

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内容即为社会调查制度的内容。社会调查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贯彻刑罚个别化和全面调查原则的具体表现。进行社会调查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挽救，还可以促使其认罪悔改。社会调查报告还是侦查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采取取保候审，检察机关决定逮捕、，法院定罪量刑以及刑罚执行和社区矫正的考量依据。

4.落实审查逮捕案件公安机关应当提供社会危险性证明材料的规定

我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与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法制部门经过沟通协调，确立了对涉罪未成年人提请逮捕案件必须提供 “社会危险性”证明的工作机制。要求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时，需一并移送能够证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和“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受案后将认真审查相关证据材料是否移送，对未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要求公安机关予以补充提供。

5.积极开展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2013年以来，我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办理了两件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建议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并得到采纳。我院在羁押必要性审查方面，体会有二：一是加强与监所部门协调、沟通，全面、及时了解在押未成年嫌疑人诉求。二是畅通信息渠道，积极与公安等部门联系、沟通，全面跟进案件情况，以便作出诉讼调整。

6.积极开展附条件不工作

我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针对辖区外来务工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较多的实际，根据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实施附条件不制度的范围、条件和期限，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了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在办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中，我们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工作理念，最大限度地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使他们远离犯罪重归社会。

7.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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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指定辩护制度的价值分析

指定辩护制度的价值就是指定辩护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所具有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保障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权和落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保护原则两个方面。

（一）指定辩护制度与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权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方式不外乎两种：本人单独行使和他人协助行使。前者是指被告人亲自为自己辩护，行使辩护权，没有其他人的协助，即通常所说的自行辩护；后者是指被告人以外的人帮助被告人行使辩护权，包括指定辩护和委托辩护。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实施，使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对抗程度大大增加，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认定经常会引起控辩双方激烈的争论，而对未成年人来说，由于其年龄因素、智力发育程度限制，常常很难理解控辩双方纷争的实质内容，甚至会因理解上的差异而造成审理的难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参与就显得非常之必要，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而且在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方面都发挥其不可忽略的作用。所以说，指定辩护制度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是未成年人享有获得辩护人权的应有之义。

（二）指定辩护制度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保护原则

未成年时期是人生中的特殊阶段，未成年人有着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状况，因此，在法律待遇上应与成年人有所区别。对未成人的这种认识，正如《北京规则》中的表述：“认识到鉴于未成年人处于成长发育的早期阶段，特别需要在身心和社会发展方面得到照顾和帮助，并且需要在和平、自由、尊严和安全情况下获得法律保护”。指定辩护制度正是落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殊保护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朝着公正、民主、文明迈进的产物。这一制度的实施，并非只是为了满足未成年被告人的要求和愿望而设定。指定辩护人为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既是维护其合法权益，也是为了保证案件的质量，保证刑事诉讼法任务的实现，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在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的身心特殊性决定了其自行辩护不足以保护其合法权利，而辩护律师作为其合法利益的专门维护者，提出的有效辩护对于案件质量的保障就多了一道进行制约、把关防错的关口，这无疑有助于克服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已有的和可能有的不公正、不文明的现象，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二、我国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指定辩护制度评析

（一）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案件只有进入审判阶段后被告人才有权获得指定辩护人的帮助，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从上述法律规定看，我国的指定辩护只适用于审判阶段，即未成年被告人获得指定辩护人帮助的最早时间只能是公诉机关将案件移送法院至开庭前十日这一阶段。笔者认为，这一法律规定的不足之处在于：

首先，由于任务的特殊性，在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最可能受到侵害的侦查阶段得不到律师的帮助，难以有效防止侦查权力可能的滥用而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对未成年人来说，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申请复议等权利，没有律师的帮助就都无法正常实现。虽然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这一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但由于未成年人没有经济收入和财产无力聘请律师，或者由于其法定人缺乏法律意识而怠于聘请律师，亦或属于流浪少年侦查机关没有及时通知其法定人，远在他乡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往往是等到审判阶段才知道孩子的状况，就更不可能在侦查阶段为其聘请律师。在审判实践中，经常会出现犯同样罪行（如盗窃相同数额）同为初犯的未成年被告人，有的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由于聘请律师得到法律帮助得以取保候审。有的被告人没有能力请律师不知如何行使诉讼权利一直被羁押。这对未成年被告人而言，可能在心理造成一种有钱就能够享受不同诉讼待遇的错误认识，也会影响未成年被告人的改造。

其次，受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一般是在开庭十天前才介入诉讼，指定辩护律师对案件的了解只局限于到人民法院去查阅检查机关移送的材料。按照笔者所在地的未成年刑事案件指定辩护流程为例：法院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于开庭前十日发函给当地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中心收到指定辩护函后根据当地律师事务所排列顺序确定某一律师所接受指定，再由该律师事务所主任指派所里某位律师担任指定辩护人，如此几个环节下来，至少需要花费三天时间，所以指定辩护人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的时间有时距离开庭时间不足七天，由于时间的限制，使得辩护律师与未成年被告人之间的接触时间过短，对其犯罪情况以及心理状况、家庭背景、生活等情况都不能充分了解，更谈不上通过社会调查，走访学校、社区等方式来全面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情况，以达到为其全面、客观辩护的目的。

因此，往往造成指定辩护律师在庭审辩护过程中就案论案，或者泛泛而谈，缺乏深层次的辩护意见，不能确实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权益。

笔者认为，根据刑诉法第96条的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那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不应当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一方面让指定辩护人介入侦查程序，监督侦查人员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可以避免未成年被告人因为行为能力尚不完全、自行辩护和对客观事实表达能力差异等原因，在缺乏法律援助的情况下，丧失诉讼权利的行使。另一方面，指定辩护人在侦查阶段介入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能够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案情，与未成年被告人有更多接触，对其性格特点、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使辩护人能够确实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辩护职责，能够在起诉和审判阶段高质量地完成自己的辩护任务。

鉴于我国法律规定，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各个诉讼阶段，如果分别由各阶段的主管机关为未成年人指定律师，虽然可以实际操作，但容易出现各环节的衔接问题，而且可能出现公、检、法三家为同一未成年被告人在不同阶段指定不同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这会让未成年人产生不稳定感，增加其对诉讼的紧张恐惧情绪。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两方面改进指定辩护制度：

一是今后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明确规定指定辩护的适用阶段为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由最先受理案件的机关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由接受指定的辩护律师应当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立案后至一审终结时的法律服务。笔者没有把最先受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机关直接定义为侦查机关，是考虑到刑事自诉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应由受案法院指定辩护。

二是应该形成一支专门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队伍。各地法律援助专门机构要把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案件作为工作重点，采取特殊措施，提供优先法律服务。鉴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特殊性，指定辩护人在承担未成年人法律帮助或辩护经常要付出比成年当事人更多的劳动，如果能够专门基金或以专项拨款方式对指定辩护人进行补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经济因素导致指定律师办案质量不高的现象。

（二）未成年被告人是否有权拒绝指定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未成年人对于法院为其指定的律师予以拒绝，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在审判过程中，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可以拒绝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但同时规定，未成年被告人要求人民法院另行指定辩护律师，合议庭同意的，应当宣布延期审理。重新开庭后，被告人再次当庭拒绝辩护律师为其辩护，如果被告人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法院不予准许。上述规定实质上是强制辩护制度，也称必要辩护制度。指定辩护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即这种辩护一经法院指定，就具有强制辩护的效力，被指定的辩护人不能随意拒绝为被告人进行辩护，而基于辩护权的性质，被告人有权放弃这一权利，拒绝指定辩护人为其辩护，但这一放弃必须以被告人神志清醒、具有正常的判断能力为前提条件，否则被告人的处分行为是无效的法律行为。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自身尚未成熟、尚未达到法定年龄的现状即成为其不能正常行使这一重要权利的障碍，因此，未成年人被告人不能随意拒绝指定辩护。但是，在未成年被告人具有正当理由或指定辩护律师对未成年被告人明显不利的情况下，经法院同意，可以为未成年被告人重新指定辩护律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规定了被告人可以拒绝指定辩护，但拒绝的次数只能是一次。

综观其他国家法律规定，在英美法系国家，原则上实行任意辩护制度，被指控人享有放弃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但都对未成年人放弃辩护人有一定条件的限制，例如要在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参加诉讼、未成年人参加综合情况测试合格等条件下，才准许未成年被告人放弃辩护。而俄罗斯、德国、奥地利等国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对未成年人案件实行强制辩护制度，规定未成年人的案件，在进行法庭审理时必须有辩护人参加，无辩护人到庭者不得审判。

笔者认为，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实行强制辩护，是对未成年人行使诉讼权利必须给予的一定辅助，指定辩护人参加诉讼不仅有助于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是体现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的民主、公正、文明程度，如果未成年被告人既不委托辩护人，又可以拒绝法院的指定辩护，就会造成辩护职能严重萎缩，因此有可能导致不公正的判决。不公正的判决不仅会损害未成年被告人的利益，同样会危及国家和社会利益。因此，未成年被告人对于法院第一次指定的辩护人不满意并有正当理由，有权拒绝该辩护人而要求另行为其指定辩护人，但没有拒绝法院为其指定辩护的自由。

（三）审判实践中指定辩护制度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1、法院能否指定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担任其辩护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应当是依法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因此，对于被告人在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其辩护人，而不能指定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作为其辩护人。即使该未成年人的父母具备律师资格，也不能指定为辩护人。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应当以法定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而法定人与指定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完全不一样，不能相互取而代之。

2、法院应当为受理案件时未满18周岁开庭审理时已经满18周岁的被告人指定辩护人

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刑诉法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都把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作为应当指定辩护人的对象。实践中有一些案件，公诉机关移送法院时被告人未成年，合议庭在确定开庭时间时根据起书上载明的被告人出生年月，可以推算出开庭时被告人已经满18周岁，对这一类案件，法院仍应为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因为根据起诉书上推算出被告人开庭时满18周岁并不一定准确，特别是一些来自农村的未成年人，家长为其报户口时常用农历出生年月，在庭审时若确有证据证明其户籍上的出生年月为农历时间，换算成公历日期，被告人在开庭时仍属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这一类案件，法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7条的规定，为其指定辩护人。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案件的顺利审理。

参考书目：

1、《刑事辩护论》，熊秋红著，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未成年人法学》，佟丽华著，中国民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刑事诉讼法修正实务全书》，陈光中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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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 登记离婚 诉讼离婚 未成年人保护

    离婚自由是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现了法律对婚姻关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在离婚案件的处理中,法律更多的关注婚姻当事人的意志,未成年子女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他们的抚养、监护、教育乃至身心健康等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承受了父母离婚带来的伤害。

    一、我国的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缺失

    离婚,即夫妻双方通过法律程序解除婚姻关系。我国的婚姻立法对于离婚纠纷的解决设置了两种制度:一是夫妻双方达成离婚合意基础上的行政登记离婚制度。二是一方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法院判决离婚制度。无论哪种离婚制度都体现了我国婚姻立法对当事人离婚自由的保护,都从成年人是否愿意维护婚姻关系的角度出发,赋予成年人婚姻自主权的选择,但在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上有所欠缺。

    (一)登记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缺失

    我国《婚姻法》第31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己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该法条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离婚自由权的保护,并在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时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的行政审查权,但审查权限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第11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该规定实际上仅赋予婚姻登记机关的形式审查权,即仅限于对当事人双方是否共同签署了离婚协议书,以及户口薄、身份证、结婚证等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离婚协议中涉及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约定条款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不进行实质审查,对有关父母离异时子女是否发表了意见,离婚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是否充分考虑到子女的愿望等问题均未作任何规定。而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父母离婚是不会征求子女意见的。尤其是“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的举措更显得法律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缺失,父母匆忙离婚致使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蒙受损失,导致实质的不公正。

    (二)诉讼离婚制度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缺失

    现行《婚姻法》第32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但诉讼离婚制度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

    1.离婚诉讼与一般的财产诉讼未做区分,忽视未成年人利益

    现行《民事诉讼法》历经两次修订,均未将含离婚在内的家事纠纷案件与财产案件进行区分,而是使用统一的审理程序和审理方式,家事纠纷的特殊性无法得到体现。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如探视权、抚养权等的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由于财产、感情纠葛,在诉讼中相互对抗,各自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容易被忽视。

    2.离婚诉讼凸显婚姻自由原则,忽视未成年人利益

    离婚诉讼过程重在保护婚姻当事人离婚自由权利的实现,这是我国离婚立法的宗旨,但却忽视了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婚姻法》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以下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此处的“离婚案件”并没有规定具体的适用范围,“应当进行调解”的“应当”也不具有强制性,故在实际操作中法官为追求结案率,不进行诉前调解或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一下当事人后直接进入审判程序情况时有发生,无需考虑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人能否有妥善的安排。可见,目前我国的婚姻立法在强调离婚自由的同时,为对未成年子女在离婚中的权益保护作充分的考虑。

    3.诉讼离婚中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条款零散、缺乏系统性

    对于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法院适用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婚姻法》第36、37、38条的相关规定,如不因父母离婚而改变父母子女关系,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承担生活费和教育费,而且有探视子女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三部《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等一些的针对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在民事诉讼法中未见有专门的程序性规定。由于法律的不作为和未成年人的生理限制,未成年人在民事诉讼中几乎没有诉讼地位,较少参加诉讼,权利和意愿很难得到应有的关注,未成年子女在权益保障体系中处于最弱势的地位,法官往往听不到来自于未成年子女的声音,未成年子女在诉讼中经常被利用或被忽视。但这类案件的审理结果对于他们却有重大影响。父母一经法庭判决离婚,原有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未成年子女只能随父或母一方生活,对其健康成长造成很大影响。

    二、离婚制度应注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必要性

    “当离婚正在瓦解一个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时,单方面的无过错离婚、不健全的离婚程序、强制性的离婚理由,以及缺乏实体上和程序上的保护措施,都造成了不应有的不公平和困难。”婚姻不仅仅是个人的需求,它还承载着稳定社会、繁衍生命的历史使命,这种社会功能维系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稳定和秩序。离婚制度在维护当事人个人婚姻自由权的同时,应能保证婚姻的社会价值和家庭的社会职能的正常运行。

    (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

    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是夫妻之间爱情的延续”,生活在美好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是幸福的。离婚虽对父母子女的亲属关系不产生影响,但破坏了原有的家庭结构,未成年子女只能随父或母一方生活,必然会对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与成长带来巨大的伤害,孟德斯鸠说过:“离婚是为着夫妻双方而建立的,但对于子女则始终是不利的。”婚姻立法在解除夫妻法律关系的同时,从应然意义上仍要重视原婚姻的产物——儿童的利益,即孩子的健康、安全及未来发展问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尚未发育成熟,须予以特殊保护,尽可能减少父母离异带来的创伤,维持身心的健康发育,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回避的事实。

    (二)有利于司法的公正及社会和谐

    离婚案件中,当前的婚姻立法具有强烈的成人化特征,对婚姻关系影响下的未成年人的利益维护力量较为薄弱,离婚诉讼中,现行立法没有对未成年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进行规定,由于父母离婚所造成的抚养权纠纷、探视权纠纷等需要另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这些都会对未成年人的情感、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纵是再多的金钱所不能弥补的。现行民事诉讼程序是以平等对抗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程序设计上要求法官尽量保持克制,甚至扮演消极的角色,那么在涉及天然处于弱势的未成年人利益时,现有民事诉讼限制了法官能动性的发挥,也就削弱了司法权凸出未成年人权益的能力。

    (三)有利于家事立法的完善

    当前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务研究中,基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诸多专家、学者呼吁建立家事纠纷的专门解决机制,离婚纠纷在家事类纠纷中居于主导地位,离婚案件一般都会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视等权益的处分问题,离婚制度设计上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符合家事立法改革的趋势。

    三、离婚制度应注重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建议

    在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离婚案件中,如何有效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既关系到广大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千万个家庭的幸福。

    (一)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联合国1959年的《儿童权利宣言》、1979年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1989年的《儿童权利公约》均对“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了倡导性规定。“更加注意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已成为现代家事诉讼立法发展趋势。遗憾的是,我国相关立法没有采用“儿童最大利益”的提法,我国现行婚姻法对调整亲子关系的基本准则,只规定了保护儿童合法权益原则,并与保护妇女、老人合法权益共同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没有突出保护儿童利益的优先性。在离婚案件中,未成年人的权益更容易受到损害,离婚纠纷中不能绝对的鼓励和纵容离婚自由,无论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均应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

    (二)协议离婚制度的适用限制

    协议离婚制度应当适用于无未成年子女的夫妇,对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应通过法院诉讼机制的介入方可。这不是针对我国协议离婚的缺陷所进行的独有的制度设计,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借鉴,如《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19条第1款规定:“没有共同的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协议离婚时,在户籍登记机关办理。有未成年子女者须经诉讼程序离婚”;《墨西哥民法典》第272条也规定,“协议离婚的双方须无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我国澳门地区的离婚,有一种情形是向有权限的民事登记局申请的,也是要求“无夫妻两人所生之未成年子女”。

    (三)诉讼离婚制度应加强对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

    对性质特殊的案件需要设计特别的诉讼程序及制度加以应对。针我国现行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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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简易化

一、概念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是指在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律框架内，对某些适用普通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前提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简化除法庭教育外的部分审理程序，快速审结案件的法庭审理方式。

二、理论依据

1、实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与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程序的要求相适应。

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发生明显变化，其心理也由儿童时的幼稚向成年人时的成熟转变。处在这一过渡时期的未成年人，有着较强的模仿欲和好奇心，逆反心理强，因而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但同时，他们又缺乏自控能力，行为与成年人相比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冲动性。由于未成年人个性心理尚未定型，较之成年人有较强的可塑性，易于教育、感化和改造，所以，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就应当本着与成年人案件有所区别的原则，“对症下药”，使刑事诉讼程序更适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更好地贯彻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工作方针。

我国并没有专门的刑事立法来规范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辩护等规定，目前只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的有关章节中。目前，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程序单独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简化审方式能够通过实现程序正义，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效率低下的诉讼活动不是公正的诉讼，而是对程序正义的削弱。提高诉讼效益是实践程序正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提高诉讼效益的主要方式就是缩短诉讼期限和简化诉讼程序等。就我国现在的庭审方式而言，简易程序无疑大大缩短了诉讼期限，普通程序庭审期限较长，但是否可简化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普通程序简化审与普通程序相比，投入的司法资源数量相对较少，使那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亦供述在案的刑事案件得以迅速审结，获得的却是与普通程序相同的诉讼效果，这无疑提高了诉讼效率。这种程序的及时终结从另一个方面也体现了程序正义，因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未成年被告人不必饱受诉讼之累，有利于其矫治改造。 对适用普通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简易化审理，其程序正义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被告人对是否适用简易化审理有选择权。同时被告人一旦选择了简易化审理方式，还可以由未成年被告人或其法定人、辩护人提议恢复普通程序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对简易化审理方式的适用选择权和恢复动议权，说明未成年被告人可以充分行使和处置其合法权利，由此体现了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特殊司法保护。

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方式与世界各国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有趋同性。

随着青少年犯罪愈加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世界各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也都采用了不同于成年人案件的处理方式，目的是通过一定的处罚手段更好地达到对青少年的教育和保护。对此一些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少年法院，如奥地利，日本。另外一些国家还通过立法规定对未成年人案件进行迅速、简约的审理，以减少未成年人在诉讼阶段的停留时间，消除未成年人的紧张情绪，防止不良影响的侵害。如德国，美国。

我国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适用简易程序也只能解决一部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而实行简易审理方式较之普通程序更为经济高效，与世界各国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迅速简约原则相吻合。

三、适用条件

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未成年被告人作有罪答辩，同时其辩护人作有罪辩护。被告人完全承认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或承认指控的主要事实，就意味着被告人同意公诉方的指控，愿意放弃部分诉讼权利，如质证证人、辨别书证等。但同时，由于未成年人对指控的认知程度有一定的局限性，法庭需确定被告人完全知晓作有罪答辩的法律后果，所以必须同时查明其辩护人也作有罪辩护，由此控辩双方不再进行对抗的庭审程序，而转入下一程序。

2、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必须具备“三性”，且能证明犯罪事实。书指控的事实清楚，并有确实充分的证据逐一证实，证据之间亦相互印证，才可能使被告人自愿作有罪答辩，也才能在简化某些庭审程序的情况下，确保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做到公正审判。

3、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应适用普通程序，未成年人案件同样适用；同时根据最高院的有关规定，共同犯罪中成年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未成年被告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也要适用普通程序。对此类根据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必须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均可采用简易化审理的方式。

4、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辩护人均同意适用简化审。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第34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其辨别能力、控制能力不如成年人，当其被控而受到审判时，有权得到其法定人的保护和辩护人的帮助，因此法定人或辩护人有权就法庭审理中的一些程序问题向审判长提出质询。当未成年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化审理方式时，法庭也必须同时就这一程序问题征得其法定人和辩护人的同意，以确定被告人对自愿放弃某些诉讼权利的充分理解。

四、操作程序

（一）普通程序简化审方式的提起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对于简易程序的适用应由“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这表明我国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那么普通程序简化审可否参照简易程序呢？个人认为，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本身就与简易程序有很大不同，不能参照执行。提出方式可以有二种：一是公诉机关在开庭前或庭审开始时向人民法院提出，但应当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和辩护人的同意；二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案件可以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但这二种提起方式是否被采用最终都由人民法院决定。

（二）普通程序简化审中可以简化的内容

1、庭审调查时，适用简化审的，公诉人宣读书后，被告人可以不再就事实和罪名作供述和辩解。

2、控辩双方可以简化或省略对被告人的讯问和询问。

3、控辩双方可以对证据名称、种类、证明事项作简要概括说明，不必宣读其详细内容；也可对证明同一事实或内容的多个证据一并宣读或出示后统一发表意见，而不必“一证一质”。

篇9

新法规定：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67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关于“社会调查”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二)工作现状

我院公诉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对本市户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过社会调查工作。社会调查主要由承办人自行开展，主要通过向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社区、家属及其本人了解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帮教条件等情况。现有的社会调查工作并不规范。

(三)应对建议

第一，明确哪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必须进行社会调查，哪些可以不进行社会调查。第二，联系具有专业资质的社会调查机构研究在检察环节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wWW.11665.com第三，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涉嫌犯罪前后的表现以及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等情况。

三、关于“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捕前听取辩护人意见”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69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二)工作现状

据粗略统计，我院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逮捕率平均在80%，由于大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属非京籍人员，无固定帮教条件，即使是轻罪、初犯也未能取保候审。在审查批准逮捕前，由于办案时间紧，基本承办人不会主动联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听取意见。

(三)应对建议

第一，准确理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有逮捕必要”的条件。对于涉嫌故意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一般认为有逮捕必要，同时要求公安机关随案移送证明有逮捕必要的证据材料。第二，准确理解“无逮捕必要”的条件。认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具备诉讼保障条件、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的，不具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不大的，一般认为无逮捕必要。第三，切实开展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评估审查工作。

四、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法定人不能到场的，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

(二)工作现状

我院公诉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对于其法定人不能到场的，一般会要求其成年近亲属或所在学校老师或所在社区工作人员到场旁听讯问，还尝试与石景山团区委联系，由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干部到场旁听讯问。固定的合适成年人队伍并未建立。

(三)应对建议

尽量联系未成年人自己的近亲属充当合适成年人，或者邀请未成年人所在学校、社区的工作人员充当合适成年人，并积极探索联系相关组织积极构建合适成年人队伍。

五、关于“附条件不起诉”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起诉书的决定，公安机关可以要求复议、复核，被害人可以申诉。”第272、273条分别规定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起算时间以及附条件不起诉的撤销情形。

(二)工作现状

我院公诉部门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拟提出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决定前，一般承办人会请示主管领导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开展诉中考察。在实践中，没有尝试开展过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工作。

(三)应对建议

(1)刑诉法修改后对附条件不起诉规定的较为详实，对适用范围、监督单位、复议、复核、撤销条件等均作了明确规定，但检察机关应如何进行监督需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现在未检办案人手较紧，未检干部除了从批捕至起诉的一体化办案，还要完成特殊教育即预防工作。刑诉法修改后对批捕、起诉环节的工作量本就有所增加，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工作要求也不断提高，人案矛盾会进一步凸显。(2)附条件不起诉规定了要求听取公安机关和被害人的意见，如果公安机关或被害人不同意对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应如何处理尚待明确。(3)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很多情况下会和刑事和解制度一起进行，如何保证不同的犯罪嫌疑人在同等条件下受到平等对待，以免让人感觉有花钱买刑之虞。(4)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职责可以由案件承办人承担，也可以由检察机关依靠观护体系、社区矫正机构委托相关人员进行，并定时向检察机关报告。但是以聘请专门的考察机构开展此项工作为宜。

在上述问题论证解决后，研究制定开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工作的具体工作流程及工作细则。联系具有资质的专业考察机构，摸清开展此项工作需要的资金。

六、关于“犯罪记录封存”

(一)新法规定

新修《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嫌疑人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二)工作现状

刑事记录是指涉罪未成年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所留下的所有记录，包括定罪量刑记录和其他刑事记录，如刑事立案记录、强制措施记录、不起诉记录等。我院在检察环节中没有开展过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但是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尽可能缩小未成年人犯罪后的不良影响。

(三)存在问题

第一，犯罪记录封存缺乏操作细则。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涉及到户籍制度、学籍制度、档案制度等多个方面的改革，操作起来比较复杂，难以一蹴而就。第二，犯罪记录封存实际效果还有待检验。虽然新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然而法律规定有但书，授权有关单位依法查询，犯罪记录仍有外泄可能。此外，目前全国公安机关犯罪记录实现计算机联网，在某地对犯罪记录封存，如何保证在其他地方无法查询到，是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第三，犯罪记录封存和现行的诉讼公开原则存在冲突。刑诉法规定了一些诉讼公开的原则，如审判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不公开审理，但是宣判是公开的;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审判时已满十八周岁的审理是公开的;不起诉决定的宣告也是公开的。如果在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已经被公开以后再去封存其犯罪记录，会不会对封存的效果、意义和价值产生影响值得思考。第四，犯罪记录封存和社会化帮教可能存在冲突。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矫治需要社会化帮教，如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诉前考察，不诉帮教、缓刑社区矫治等等，都离不开各方面社会力量和学校、社区等单位的支持配合，这就不可避免地扩大了知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人员范围，提高了犯罪记录公开的可能性，这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要求是存在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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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刑事诉讼法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未成年人

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概述

“合适成年人”一词肇始自1984年英国的《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基本含义是指,司法机关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适当的成年人到场,他们的角色主要是通过他或她的讯问时在场,阻止司法机关的压迫行为并确保未成年人所作的陈述是自愿的。一般说来,司法机关在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时也同样适用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仅探讨司法机关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未成年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探索,是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制度。我国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是没有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规定的,在旧的《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了法定人到场旁听讯问的制度。2012年最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5 编“特别程序”中第1 章就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其中,第270 条第1 款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此款明确规定了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其合适成年人代表的在场权,以及合适成年人代表的范围及权利。第270 条第2 款规定,“到场的法定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此款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人的合适成年代表人在讯问中的异议权和监督权。第270条第3款规定,“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此款明确了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特殊规定。第5款规定,“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适用第1款、第2款、第3款的规定。”此款规定的是在侦查过程中遇有需查明案件事实,对未成年被害人和证人进行询问时的规定。至此,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探索开始从实践层面转为理论层面。

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建立的意义

(一)贯彻新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的要求,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需要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社会的希望。在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已成为现在乃至未来几十年主要的家庭结构,一个未成年人往往承载着几代人的梦想和希望。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成为一项关系到发展大局、社会稳定以及千家万户的大事。从根本上看,和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和其他未成年人相比,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是未成年人中的弱势群体。未成年人中的违法犯罪群体是权益最易受到侵犯的特殊群体,他们特别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保护。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以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为主要价值目标,其初衷是对进入司法程序的未成年人进行关心、帮助,使其不利的地位恢复到、甚至超过一般人的境况,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司法程序对其不利、不良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体现了司法从细微之处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人性关怀,其基点就是未成年人的人权。因此,建立该制度是提高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力度与水平的需要,是人权保障的需要。

(二)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

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在被讯问时,很可能会出现恐惧、易怒、情绪波动大等心理问题,也可能面临饥饿、疲劳等生理问题。他们极其需要有父母、监护人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以保障其身心的健康。另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社会阅历尚浅,很可能不能理解讯问等司法程序、措施的含义,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言语及行为的结果,也可能不能准确、适当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因而影响其供述的客观性、真实性、准确性,导致案件的疏漏。因此,他们需要合适成年人的参与,以协助与司法人员进行沟通。

(三)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司法公正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体现了程序先行的理念。在讯问中,司法机关拥有国家强制力,司法人员一般都是具有丰富生活经验、受过专业训练的成年人;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被讯问的一方,缺乏生活经验,心智不成熟,不具有法律素养。从这些方面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处于非常明显的弱势地位,他们非常容易因受到讯问人员的威胁、欺骗、诱导等不当、不法讯问行为而做出不利、不真实的供述,影响案件客观事实的发现,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一个积极意义就是在司法机关与未成年人的较量中找到平衡点,敦促司法人员真正注重对未成年人的尊重和权益的保障,实现司法公正。

(四)是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的要求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

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还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应受到人道待遇,其人格固有尊严应受尊重,并应考虑到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的需要的方式加以对待”,“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7.1条还规定:“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应保证基本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诸如假定无罪指控罪状通知本人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请律师的权利、要求父母或母亲或监护人在场的权利、与证人对质的权利和向上级机关上诉的权利”。我国是上述国际条约的缔约国和推动者,履行条约成为我们的一项国际法义务,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这些国际法义务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合适成年人制度具体构建

(一)各种模式的比较

2003年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被华东政法大学正式介绍到我国,先后确定云南省昆明市盘宁区、上海市长宁区作为先行试点,2006年4月,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被确定为该制度的第三个试点单位。近年来,浙江、江苏等地的一些检察机关也相继开始了对该制度的探索。由于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目前,主要形成三种模式,即上海“补充模式”、云南盘龙 “独立模式”、厦门同安“包容模式”,具体如下:

1.上海“补充模式”。上海的外来人口多,父母难以到场,在法定人不能到场的才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最早是从检察阶段开始适用,现在已经推广到侦查、检察、审判阶段,全程参与。合适成年人主要由专门的社工担任,各阶段的司法机关分别聘请。

2.云南盘龙 “独立模式”。理念是基于国家亲权,即国家监护制度(最高监护权),国家是未成年人的最高监护人,家长是依据国家委托授权行使监护权的,不称职时国家可以转移监护权。合适成年人既不是法定人也不是律师,而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即便法定人和律师到场了,合适成年人仍然可以到场,主要适用在侦查阶段。合适成年人由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聘请。

3.厦门同安“包容模式”。父母、法定人和社会热心人士都可作为合适成年人的一种,并且父母优先,目前在检察阶段试行。合适成年人由检察机关聘请。

(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具体内容

这三种模式在合适成年人产生方式、参与内容、参与阶段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不同。笔者试图考虑,能否将三种模式融合,将该制度延伸到侦查、审判阶段,使之常态化发展呢?但因各地人文、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考虑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借鉴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检察院模式,并吸收各地的成功经验,以逐步形成适合自己的更为成熟的相关制度。在此之前,首先我们必须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的规章制度,以明确批捕、审查阶段合适成年人参与到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的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以下制度,如制定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实施细则、合适成年人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合适成年人到场通知书等,以落实合适成年人制度。为此,笔者认为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应具体以下五方面内容:

1.合适成年人参与的适用范围

合适成年人参与的案件限于诉讼进行时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及残障人员两类刑事案件。询问相关证人和被害人参照实施。

2.合适成年人的任用条件

合适成年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身心健康、品格端正、热心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2)具有政治权利能力;(3)在本地有固定居所并常住;(4)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语言表达能力;(5)具有基本的法律常识和相关知识;(6)具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和社会阅历;(7)年满十八周岁。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合适成年人:(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2)正在被执行刑罚的人;(3)与本案有牵连的人员;(4)其他不适宜担任合适成年人的人。

3.合适成年人人选

应建立常备的合适成年人资源库,主要包括以下人选:(1)未成年、残障犯罪嫌疑人的父母、监护人、近亲属;(2)未成年、残障犯罪嫌疑人的老师及所读学校的人员;(3)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团委、青少年保护组织、妇联、学校、居委会、村委会等工作人员及其他适合在场的成年人。同时积极聘请以上人员进入合适成年人资源库,并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心理素质、沟通能力、技巧、法律素养以及注意事项等。

4.合适成年人的职责

(1)出席旁听司法机关的讯问活动,见证司法机关的执法,维护触法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2)监督讯问人员在讯问过程中是否有侵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的违法或不当行为;(3)配合协调有关部门对非监禁处置的违法未成年人开展社区、家庭、学校的监管、帮教、矫正、观护工作。

5.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义务

合适成年人享有以下权利:(1)履行在场应具备的场所、安全等条件;(2)对讯问人员不法、不当行为提出异议的权利;(3)参加本院组织的培训;(4)获得适当的费用补贴。

合适成年人需履行以下义务:(1)不得阻碍、干扰办案;(2)保守案件秘密,不得泄漏案情,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串供等;(3)不得宣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隐私;(4)在讯问笔录上签名并说明讯问情况。

四、合适成年人制度的展望

(一)合适成年人必须延伸到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

众所周知,侦查阶段的讯问,特别是第一次的讯问对未成年人影响最大,这个时候未成年人刚从一名普通公民转化为一名犯罪嫌疑人,此种带有烙印色彩的身份的突然到来,往往是他们最手足无措、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再进一步说,对于整个案件,侦查阶段的讯问是最具有意义的,很多案件的证据,特别是口供,往往在侦查阶段就已经定型,如果不在这个阶段引入合适成年人参与,则这个制 度的有效性会大打折扣。推广合适成年人参与讯问制度时如何消解侦查机关的阻力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未来,我们务必确实将合适成年人制度延伸到侦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