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业税收管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餐饮业税收管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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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业；餐饮业；营改增

一、餐饮业实施营改增的重要意义

我国最早实施营改增行业为交通运输业与部分服务业，并逐步开始在全国全行业的范围内推广这一税收改革制度。国家对营改增的大力支持为餐饮业实施营改增提供了有力支持和条件。目前营改增试点已经推行了两年多的时间，再进一步的扩大营改增范围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但当前我国在餐饮业中推行营改增的效果还不是很理想，甚至很多餐饮企业并不赞同这种税收改革方式，也没有在实际的经营管理中严格区分营业税和增值税的销售额。但是在餐饮业中大力实施营改增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还是很大，我们必须要尽快在餐饮业中推行营改增。

首先，在餐饮业中积极推行营改增能够促使餐饮业的税制更加完善。在我国餐饮业的税收管理中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逃税现象和一定的重复征税现象，这些现象都反映出我国目前在税收制度方面还不够完善合理。而实施营改增之后，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促进税收制度更加完善。同时，营改增的实施还将促使原本残缺的增值税链条得到补充完善，使其更加完整。

其次，对于餐饮企业而言，实施营改增能够避免重复征税，降低企业的整体纳税金额，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同时，还有利于降低与餐饮业息息相关的其他工商业在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频率，减轻该工商业的税收负担，有利于整个市场行业的快速发展。

第三，餐饮业实施营改增是未来税收体制健全的必然需要，能够促进税法的统一，实现公平税负，还能够极大的优化税收制度。并且在营改增的税收制度下，税务机构的工作量也会有所减轻，不但降低了税收征收成本，还可以极大的提高税收征收效率。

二、餐饮业推行营改增的途径和建议

由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餐饮业中推行营改增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对于国家税制、餐饮企业和征税机构而言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同时也需要我们注意到，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分税财政管理体制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餐饮业的营改增。而应该循序渐进的逐步完成。在此笔者认为可以首先通过以下途径来逐步实现餐饮业营改增的推行：

首先，确定税率。对于一般纳税人来说，根据现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餐饮业作为服务业下的子税目，应和现行的部分服务业征收的税率相同，即为6%的税率。相较于原先5%的税率看似增长，实际上因其税基减免则会减免税款。而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自2012年起，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就下调为了3%，无疑是给该行业减免税款带来了福音。

其次，确定计税方式。根据现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餐饮业原则上适用的是简易计税方式，即为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适用小规模人的税额计算。这代表着这次试点中，对于餐饮业的计税方式还是和征收营业税时无异，被排除在了增值税抵扣制度的范围之外，无法真正意义上避免重复征税的弊端，而仅是从5%下调到了3%，不过，这也对减轻赋税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

第三，税基的确定。对于餐饮业来说，由于其属于“生活类”，其在试点中适用的是简易计税方式，因此还是以全部销售额作为其税基。但是我们可以试想，在完善了增值税收法律制度后，若是将餐饮业中符合一般纳税人标准的也纳入一般计税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将餐饮业中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税基也会变窄许多。比如对于非固定资产价值和固定资产价值，餐饮业就可以减去食材和房屋租赁设备购买等费用，使其税基大大缩小，达到减轻赋税的目的。

三、关于餐饮业推行营改增的建议

1.餐饮业实施“彻底”的营改增

目前餐饮业的营改增实施虽对减轻赋税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但整体上对于餐饮业来说，只能算是“不彻底”的营改增。在未来我们应该实施彻底的营改增，使其适用全部增值税法律制度。即区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对于一般纳税人采取一般计税方式，采取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的方式，适用增值税抵扣制度，真正意义上避免重复征税，从而减轻赋税。

2.扩大一般规模纳税人的范围

对于餐饮业来说，这是建立在其已经完全适用现行增值税收法律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假设其现和其他行业一样，已完全适用增值税法律制度，那么要进一步避免重复征税现象的产生，就要扩大一般规模纳税人的范围，使更多的商户可以享受到增值税抵扣制度，减轻其赋税。另一方面，这样也为那些现在不能归为一般纳税人的中小企业重新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其与其他大型企业一样，从而鼓励其发展，提高增值税抵扣制度本身运作的效率。

3.加快立法，加强税收征管制度，减少逃税现象

自从我国进入法治社会，对于法律制度在逐步完善和改进的过程中。而现如今，我们增值税和营业税也只有暂行条例，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狭义的“法律”。在时机成熟时我们应尽快制度《增值税法》，这不仅是餐饮业未来税收制度的改进方向，而是对于全部行业的调整。另外，现行税收征管上存在着很大的漏洞，逃税现象屡见不鲜，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征管力度，从根本上打击逃税，减少逃税现象的产生，为营改增的推行奠定良好基础。

四、结束语

总之，目前我国应扩大服务业中营改增的范围，将餐饮业纳入其中实施营改增，以进一步的完善我国的税制体系，为餐饮业的税收管理提供更加合理的税收制度。基于当前我国在餐饮业中实施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还需要我们加大对餐饮业实施营改增的关注力度，积极采取相应对策来促进营改增在餐饮业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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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因分析

1.税收征管力量较薄弱，征管手段相对滞后，导致征管乏力。从此次审计调查情况看，全市各地均存在一定数量的漏征漏管户，税收流失较严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观方面是各县（市、区）地税部门从事住宿、餐饮和娱乐业税收征管的人员普遍较少，基本上都是实行所有个体户统管的方法。同时，三个行业缴纳的税收总额在各县（市、区）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少、入库的税款零散，加之每年各地税收任务重，税务机关没有太多精力从事“吃力不见效”的事，从而导致三个行业的税收征管难，存在一定数量的漏征漏管户，造成税款流失严重的局面；客观方面是由于住宿、餐饮和娱乐行业经营点多面广，户数多、流动性大且转让变更频繁，导致原有的经营户不按规定结税、结票，有的带走全部承包期的账簿资料，新的承包户重新购票建账，造成企业的经营账簿、发票等资料保管出现断档，缺乏持续性，造成征管难度加大。

2.三个行业经营较特殊，客观上造成征收难度较大。一是一些经营规模大的旅店，其餐饮有的自营、有的外包。有的集住宿、餐饮、娱乐和洗浴一体，而收入又未分开单独核算，这些行业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客观上增加了税务机关的征管难度；二是用票环境较混乱。由于服务业定额发票税率要比商品零售等行业发票高，且受财经纪律的约束，一些单位团体消费，出于廉政方面的考虑，怕背上大吃大喝之名，都不希望在单位上过多地报销餐饮发票，而企业单位也怕超标准列支招待费，在计征所得税时进行纳税调整，也愿意使用其他行业的发票，由于这些特殊的“需求”客观上也造成了一些大中型经营者采用多种经营并领购多种发票混开。如将餐饮、烟酒零售店分开经营，并分别办证，用商业零售发票换项目填开餐费、用住宿发票填开娱乐费等。三是发票管理难度较大。消费者消费后，有的经营者付给回收的其他企业发票，造成重复流转使用，更多的以“不开发票就能打折”收款收据票等手段和借口变相拒开发票，由于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放弃索取发票的权利，这些行为客观上都造成了税务部门征管难度，也给“以票控税”增加了难度。主观上也由于税务机关对三个行业的发票监管尚不到位，税务检查及税务稽查的力度不够，对使用虚假发票处罚不重，对一些违规、违法经营户起不到震慑作用。

3.现行减免税过多，不易操作。近年来，国家为照顾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等，对从事住宿、餐饮等三个行业的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客观上由于税收优惠政策比较复杂，操作难度大，致使部分从业人员钻政策漏洞。如：少数经营者与下岗人员达成某些协议后，更改其为业主法人，实际上仍由原业主经营，只是利用下岗人员的名义办证经营，或一人下岗，多人合伙、入股经营，以达到享受税收优惠的待遇。主观上也由于税务机关人员少、也不愿意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审核，造成部分从业人员钻政策漏洞享受税收优惠的待遇，造成部分税收的流失。

4.从事三个行业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的纳税信息及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偷税现象时有发生。一是税务登记户和工商登记户相差较大，形成部分漏征漏管户；二是一些餐饮、住宿和娱乐查账征收业户，虽然账簿、报表、凭证齐全，但却没有真实地反映收入、成本，只是将开具了发票的经营收入予以反映，而对消费者未索取发票的收入则不反映。特别是近些年随着高校招生比例大副提高，每年考上学校的学子越来越多，每年的升学宴，加上婚庆、生日宴等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加上都是私人消费，一般都不会索要发票，使业户收入严重失真，造成大量税收流失。究其原因，客观上一是工商部门存在只登记不注销的情况，导致一些个体工商户无从查找。二是住宿、餐饮、娱乐业纳税户的原材料大部分都从农贸市场或批发部购进，难以取得正式税务发票，计入成本的原材料大都以白条入账，很难核实其成本、收入；主观上一部分起征点以下的微小型住宿、饮食个体工商户及许多农村一次性征收的个体工商户，由于征管成本过大和征管力量有限，基本未纳入税务登记管理。同时，未及时和工商部门进行核对经营户信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其次是税务机关未强化重点日期的税务巡查及检查力度，如升学宴大都集中在高考之后的三个月内，婚宴大都在节假日和双休上，可以加大这期间的巡查、检查的力度。

二、几点思考与建议

1.以人为本，不断加大“以票控税”的深度和广度，完善发票管理手段。发票管理作为核实纳税人营业收入最有效、直接的手段，其监控作用非常突出。由于住宿、餐饮行业的经营地点分散、收入隐蔽性大，采取“以票控税”的税收监管手段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从加强发票领购关管理着手。纳税人在办理发票领购业务时，必须持发票专用章和出示税务登记证副本，由纳税人（经办人）在发票发售单（正联）上加盖发票专用章并签字确认，从源头上杜绝“借票”现象的发生。对享受支持和促进就业优惠政策减免及下岗优惠的纳税人应加盖发票专用章；其次，在落实好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坚持开展发票巡查巡管和日常检查，税务机关每月要对未达起征点和享受支持和促进就业优惠政策减免及下岗再就业优惠政策的业户进行巡查巡管。每年也应对其他用票纳税人进行巡查，重点是检查纳税人是否出现丢失、借用、倒买倒卖发票、使用假发票等现象；三是进一步加强对有奖发票奖励政策规定的宣传，对辖区内每个住宿、餐饮和娱乐企业安装“温馨提示牌”鼓励和提醒消费者在消费后，不忘主动索取发票。同时，不断提升纳税服务水平，切实做好纳税辅导；四是实行源头控管，点菜单、酒水单等消费结算单是餐饮业经营者与消费者结算的最原始凭据，可考虑对消费结算单据实行地税统一印制、统一领取、统一结报、统一核销的举措，持单据以开具正式发票，进而实施电子点菜单。即使消费者没有索取正式发票，税务部门也可根据消费结算单计算出应税营业额，以达到对应税收入的监管。

2.积极探索分类管理、开展户籍清查，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一是税务机关可以依据住宿、餐饮和娱乐业户的营业收入、经营规模、注册类型及核算方式等因素，将住宿、餐饮和娱乐业户分为大型、中档、小规模经营和达不到起征点的四个征管类型，分别采取以票控税查账征收、以票控税核定征收、以经营参数核定征收和简易定期定额征收等征收方式。通过分类管理的方式，健立健全税源监控机制，建立分类税源监控台账，并定期进行税负比对和发票跟踪管理，加大征管力量重点抓好大中型住宿、餐饮和娱乐业户税源监控，确保重点税源监控到位，不断提升税源管理质量。二是充分利用工商、公安等部门提供的企业信息、组织代码信息和国地税间交换的税务登记信息，开展信息横向比对，清理漏户，夯实税源基础。同时，加强纳税人变更、停业复业、外出经营报验登记管理，规范非正常户的认定和处理，强化注销户检查，严防少数纳税人利用注销登记逃避纳税义务。并加强与公安部门共享公民身份信息步伐，利用公民身份信息查询系统核查税务登记法定代表人身份。三是要建立税收管理员制度，要按照行政区划和税源分布情况对税源进行划片管理，对每一路段、每一业户都要确定相应的税收管理员，做到责任到人，管户清、责任明，户尽入网。

3.科学合理地核定税额标准，实行阳光定税。要科学合理地核定税额标准，首先就要拓宽信息采集的渠道，搭建实用性较强的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对公安部门的旅客住宿登记信息、水电气供应部门有关餐饮、娱乐企业水电气供应信息、统计部门的住宅、餐饮和娱乐行业发展统计指标等信息进行归集、利用，建立更加全面的税源监控分析体系。深入企业调查、采集纳税人物耗、人耗、能耗、租金、现金流量、台（床）位数、经营面积、上座率、入住率等基础数据。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企业生产特点、地理位置等因素，科学合理地核定税额标准，同时在实施核定定率调整时也要坚持做到公平、公证、公开的原则，实行阳光定税。

4.强化税务检查、加大税务稽查和处罚打击力度。税务检查行式单一、缺乏针对性及处理处罚打击不力是造成住宿、餐饮和娱乐业税收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税务机关应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对日管的薄弱环节开展税务检查，以堵塞漏洞。加大对不开具或开具不合规票据的业户的稽查和处罚力度，对虚假申报纳税和故意偷逃税的业户，按法规从重处罚，并予以公开曝光；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促进住宿、餐饮和娱乐业税收征管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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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季度税收收入形势分析

（一）地税收入实现了“三增长”。一是地税总收入较去年同比增加756.95万元，增长17.99%；二是省级收入较去年同比增加603.57万元，增长了76.22%；三是县级收入较去年同比增加25.22万元，增长了1.18%。

（二）收入实现了均衡入库。1-3月，我局入库税收和基金附加收入5164.59万元，完成市局年度奋斗目标任务的27.25%，超时间进度2.25个百分点；完成县府年计划28.85%，超时间进度3.85个百分点。

（三）主体税种增收突出。1-3月税收增收主要集中在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四个税种共增收1649.80万元，对税收增量的贡献率达到227.20%。对税收入库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其主体地位尤为明显，成为了拉动本季税收增长的主要因素。

（四）各单位组织收入入库发展平衡。2006年1-3月份城区四个直属单位（太和、直属、直属二所、稽查）共征收入库地税收入4726.62万元，完成年度计划26.09%，超平均进度1.09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比增长了93.94%，占地税收入总入库数的91.52%；11个基层所1-3月共征收入库地税收入437.96万元，完成年度计划39.07%，超平均进度14.07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比增长了308.72%，占地税收入总入库数的8.48%。总的来看，本季税收收入协调增长的态势明显，税收收入完成进度情况处于良好态势，城区和基层所税收收入均超额完成了本季收入任务。

（五）重点企业税收入库进度不均衡。1-3月，我县四大集团税收入库与去年同期比呈现出一增三减的格局，重点企业税收入库进度不均衡。其中：美丰公司入库1387万元，与去年同期比增加474万元；沱牌公司入库61万元，与去年同期比减少689万元；明珠公司入库181万元，与去年同期比减少252万元；银华公司入库60万元，同比减少5万元。

（六）单个税种呈现“八增四减”态势。按与去年同比口径，一季度增加的有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维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等八个税种，同比增加1709.6万元，减少的有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四个税种，同比减少1020.02万元。

二、所做的主要工作

我们抓住全县加快丘区示范县建设的有利形势，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进一步加强班子队伍建设，积极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强化税务稽查，促进了一季度税收的稳定增长。

（一）坚持以组织收入为中心，认真落实收入目标责任制。一是加强目标责任制管理和落实，完善税收任务下达办法，更具科学性。及时分解落实年度工作目标，与各单位签订了《年度工作目标责任书》；二是强化任务意识，建立健全局领导联系重点企业和各征收单位的分片包干工作制，加强督导力度，确保完成奋斗目标任务；三是重新修订《射洪县地税系统季度（办年）工作目标考核办法》，加大考核力度，对税收收入完成情况实行逗硬考核。

（二）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等税收管理。一是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税收管理。县局成立了专门负责房地产税收征管的直属税务二所，对该所配了所长、两名副所长和纪检监察员，切实加强领导。自年初成立以来，实施房地产税收“四个一”管理效果明显，一季度，该所征收入库房地产税收1208万元，比去年同期入库数397万元增加811万元，增长2倍；二是加大服务业税收日管力度。一季度充分把握春节期间“假日经济”的有利时机，加强对餐饮业、娱乐业等的有效监控，1-3月入库服务业税收234.59万元，同比增收34.26万元，增幅达17.10%；三是做好2005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和管户建档建卡工作，全面落实了税收管理员制度，实施了税收管理员下户巡查巡访制度，有效实施了税源监控。

（三）以深化机关效能革命为契机，做好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相关工作。各单位、各部门积极工作，对内部设置、岗责体系、工作流程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印发了《质量手册》和《工作规程》并认真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切实开展效能革命工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效能革命工作的实施意见》（射地税发〔2006〕30号）并认真组织实施，开展了明查暗访，对未按规定着装的6位职工进行了通报并扣发了奖金，有力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一是及时召开了地税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与各单位和个人层层签订了责任书。二是严格执行领导职务任期制，逗硬落实干部任用条例，全面落实《遂宁市地税系统干部交流工作暂行办法》，选拔任用部分领导走上领导岗位，干部选拔工作进一步规范化。三是开展学习活动，把遵守、贯彻、维护作为重大任务抓紧抓好。四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符合税收工作实际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一季度，全局未发生一起违风党纪的人和事。

三、二季度工作要求

一季度全县地税形势较好，为完成半年收入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税收形势我们不能乐观，按市局年奋斗目标的任务要求，1-6月需完成各项税收任务9475万元。其中：工商税（含契税、耕地占用税）6475万元，企业所得税2700万元，基金附加300万元。要完成二季度的收入任务，特别是要完成县级收入任务，我们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务必引起大家高度重视。二季度，我们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同志今年3月4日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要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逸为耻。“八荣八耻”概括精辟，内涵深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树起了新的标杆。作为地税系统干部职工贯彻落实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当务之急就是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内涵，结合税收工作特点，树立正确的税收荣辱观，树立“以热爱地税为荣，以损害地税为耻”思想：一是要为纳税人服好务，争当“人民满意公务员”；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基本准则，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做个好公民；三是要讲科学，学业务，懂荣辱，做个合格的好税官。

（二）围绕组织收入的中心，加强税收征管，确保实现“双过半”目标。一是继续强化收入目标责任管理，逗硬实施月份收入考核，充分运用考核激励机制挖掘征管工作效能；二是进一步强化任务意识，继续实行局领导联系重点企业和各征收单位的分片包干工作制，加强督导力度，确保完成奋斗目标任务；三是继续深化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确保房地产税收收入的稳步持续增长；四是加大各项基金附加征收入库力度，务必实现均衡入库;五是加大税收执法力度，发挥稽查和日常检查的职能作用，防止欠税，增加收入。

（三）开展发票、税票专项检查，加强税收票证管理。一是组织开展税收票证大检查。按照市局安排重点对2005年所填开的税票进行大检查，2006年严禁手工填开税票。二是开展发票稽核工作。加大对发票领用金额与所交税款之间的核查力度，对重点税源企业、建安项目、货运发票实施联查，防范和整治“头大尾小”。三是严格免税发票管理，做好下岗职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资格审查，制定和落实享受免税发票额度的政策界限，避免个别人钻政策空子导致税收流失。

（四）规范内部行政管理，做好政务事务财务工作。要进一步修订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严格落实会议、接待和公文管理制度，认真做好督查督办和目标考核工作，进一步做好安全消防、保密保卫工作和做好卫生绿化等工作。要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基层经费开支严格执行送监察室审核制度，切实做到财务管理有章可循。要规范工会活动方式和形式，机关和基层单位原则上不到县外开展工作活动、党员活动。

（五）深化效能革命工作，做好ISO质量体系认证各项工作。要坚持把开展“效能革命”工作贯穿于地税工作始终，切实加强领导，强化执行落实，要以铁的决心、铁的纪律、铁的制度把效能革命长期抓下去，严格执行上班签到制度，机关首先从领导做起，领导班子成员均要按时到办公室进行签到，要进一步加大明查暗访力度，强化“两权”监督，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影响效能革命、破坏经济发展软环境的人和事要坚决进行严肃查处，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认真组织干部职工学习ISO《质量手册》和《工作规程》，做好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各项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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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市外商投资企业行业分布及行业税负情况

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行业分布情况如下(表略)：

从上表不难看出,我市外商投资经济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导,房地产、交通运输、电力、农林牧水渔业等行业并存。在我市已开业的1496户外商投资企业中，制造业占94%，制造业的税负情况如何，对我市外商投资企业整体税负构成直接的影响。我市外商投资企业分行业税负情况见下表：

二、税收负担率情况分析

1.增值税税负分析

2003年全国增值税税负为4.30%，我市外商投资企业2003年增值税整体税负为4.3%。从表面上看，我市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率与全国税负水平相当，但从行业情况来看，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增值税税负相差较大。我市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制造业的税负率为2.8%，低于总体税负率，主要原因是工业制造企业创造的增加值不高，这和我市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大家都知道,我市主要以纺织、服装加工制造业为主,这些外商投资企业中有一部分是嫁接型企业，管理机构仍是原班人马，管理水平和核算水平较低，产品附加值低,产品质量、品种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基本常年处于零税负和负税负状态,靠重点大企业拖动。从税收上看，部分重点骨干企业高速增长，掩盖了中小企业发展缓慢效益低下的问题。如醋酸纤维有限公司年入库增值税11649万元,增值税税负率为8.9%,而年收入达到9767万元的永芳油脂有限公司,税负率为0.2%.

即便是同行业中,税负率也大相径庭.如我市增值税重点税源大户南通华能电厂,2003年入库增值税25765万元,增值税税负达到11.97%,而同属电力行业的天生港电厂年纳税额为7454万元,税负率为10.04%,就其原因,一方面,南通华能近几年通过加大投入,不断改造革新技术,降低能耗和成本费用,加强内部管理和控制,提高了产品附加值,从而培植了税源.尽管最近由于原材料的涨价因素使得其税负率下降,但总体税负仍高于同行业其他厂家.而天生港电厂是原国有企业嫁接合作的老厂,设备老化,效能相对较低,税负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2.所得税税收负担率分析

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是反映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所得效益的重要指标，我市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总体负税为9.63%，低于全省和全国的平均税负率。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为13%，我省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税负率为10.5%。造成我市外资企业税负率较低的具体原因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和电力企业实纳税额35191.8万元,占总额的97.02%，其税负率分别为8.9%和11.8%，制造业的盈利企业最多，利润占比最大，盈利面也较高，这与我市的产业结构有关，我市主要以纺织、服装加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盈利企业中大约有60%的企业属于纺织、服装制造业，这类企业已成为我市三资企业的中坚力量。此外，电力行业的盈利水平较高，8户电力企业的利润占比16.87%。这两个行业的的税负直接对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整体税负造成影响：

一是由于部分处于免税期制造业的免税额比重大，全市251户免税企业免征所得税27602.6万元，占全部减免所得税的52.89%。特别是部分投资规模大的制造业企业进入投资回报期，处于免税期，应纳税所得额和减免税额较大。如南通中远川崎公司、宝钢新日制钢公司、永兴多媒体公司应纳税所得额高达53037万元，免征所得税14320万元。二是我市最大的税源户醋纤（制造业）和华能公司（电力）追加投资部分单独享受“两免三减半”优惠，减免所得税5259万元；三是新办盈利企业多，且大部分属于制造企业，当年投产当年获利的86户企业中有78户企业处于免税期。而在制造业和电力企业中税额在500万元以上的醋纤、华能、天电和中集特种箱四大重点税源户，实纳税额20700万元，占总额的56.74%，其税负的增减变化，对我市所得税税负变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上述企业要么追加投资单独享受“两免三减半”优惠（如醋纤、华能），要么享受减率优惠（如天电、华能），要么处于减半征收期（如中集特种箱），正因为他们的税负下降，使得2003年度企业所得税整体税负较全省乃至全国的税负低。但他们的税负相对而言是较为合理的。

值得关注的是，我市已开业外商投资企业中，批发零售业、住宿饮食业、交通运输业所得税负担率很低，餐饮业的亏损面最高，主要由于此类行业普遍不景气，加上同行业竞争激烈，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较差等原因所致,仅南通三德大酒店有限公司亏损额就达420万元。交通运输业的销售亏损率最高，主要是由于长江三峡大坝的建成，三峡旅客运输业受冲击，南通利辉国际轮船有限公司亏损高达5271万元。

三、存在问题及应采取的措施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觉得，我市外商投资企业整体税负相对合理，说明前阶段加强涉外税收征管，坚持依法治税初见成效。但通过分析，我们认为，由于受我市涉外企业产业结构影响，使得行业与行业之间、各行业内部税负差异较大，一些高新技术等资金密集型产业,由于外购固定资产比重大,所含增值税款不予抵扣,税负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同时一些以矿产品为生产资料的行业,增值税负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现行增值税税负分布不均,使得处于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能力出现差别,影响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另外,一些行业如外商投资交通运输、餐饮业流转税和所得税分属国地税两个税务部门征管，其盈利水平低于同行业水平，有可能存在税收征管的盲区，有待于国地税部门加强协调沟通。为此，为更好地体现公平税负原则，进一步管好税源，作为涉外税务管理部门应采取以下措施：

1.坚持以发展开放型经济为生命线，加速培植丰厚的税源

经济结构失衡是我市外向型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改变现状的主要手段。就我市目前经济现状而言,促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途径,是加强对企业原有设备的更新和技术改造,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然而,我国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使得企业更新设备、改造技术和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值税税负较高,建设这些项目的投资多于一般产业,投资成本增加,经营风险加大,影响了企业技术改造和投资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和优化。只有国家尽快实施增值税转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从税源结构分析，尽管我市涉外税收的逐年增加使2003年南通市财政收入突破100亿元，但我市的涉外税收收入也只相当于江南县区涉外税收的水平，主要原因是我市涉外经济总量的基数低，税源少，要想在较短时间内做大做强经济，提供充足丰裕的税源，最快捷最重要的发展战略选择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一是要集中力量加快引进项目的开工投产。要使招商项目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集中力量加大协调搞好服务，争取项目早日开工投产，只有项目投产见效了，才能带来增值税、所得税的提速。二是要全力以赴提升招商引资的水平。要着力引进工业制造业、商贸流通业等产业项目，突出引进一批高新技术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式型等税源丰厚的项目。作为税务部门，要保证各项鼓励经济结构、项目的税收优惠及时落实到位。

2.坚持以做强做大工业为核心，增强壮大主导税源

从税收结构的变化趋势分析，第二产业实现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是我市涉外税收的主要来源，涉外工业企业是我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因此，以工业化为核心，做强做大工业企业，不断壮大主导税源，是推动我市经济跨越发展的战略选择。建议，一是要继续加大重大骨干企业裂变扩张的支持力度。打造经济发展的“航母”群。采取政府引导、企业自主发展、市场运作的办法，对重点企业进行重点帮扶，促进产品、技术、人才、资产、资本向重点骨干企业集聚，推动重点骨干企业不断上规模、上水平，实现增值税、所得税的快速增长。二是要研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中小企业快速生长的广阔平台，是实现经济后来居上的潜力和空间所在，也是破解工业企业实现增值税、所得税增速平缓的主要途径。为此，要培植和壮大支柱产业，不断提高支柱产业的税源贡献率。根据产业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南通涉外经济结构特点,一方面，要对税源广、附加值高的电力、醋纤等采取特殊政策的扶持，构筑具有鲜明特色的产业新优势。另一方面，要促进其他第二产业的发展，通过工业园区的建设，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为增值税、所得税的提速创造一方新天地。加大技改投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努力降低综合能耗和成本费用，通过对工业改造和技术升级，将会有更大的挖掘潜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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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记情况：

20__年我市涉外企业正式登记注册的有217户。其中：属于第一产业的“农林牧副渔业”3户；属于第二产业的“采矿业”7户、“制造业”103户、“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2户、“建筑业”28户；属于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7户、“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8户、“批发和零售业”18户、“住宿和餐饮业”19户、“房地产业”5户、“租赁和商业服务业”3户、“其他行业”14户。注册类型结构为：内资企业9户、港澳台投资企业134户、外商投资企业74户。

20__年纳税登记户新增30户，减少34户，为213户。其产业结构：属于第一产业的“农林牧副渔业”3户；属于第二产业的“采矿业”10户、“制造业”99户、“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2户、“建筑业”24户；属于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6户、“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9户、“批发和零售业”21户、“住宿和餐饮业”18户、“房地产业”8户、“租赁和商业服务业”3户、“其他行业”10户。注册类型结构为：内资企业11户、港澳台投资企业126户、外商投资企业75户、外国企业1户。

以上企业直接纳入我分局征管范围的户数：20__年70户，20__年66户。其他均在各县市区由当地税务机关负责税收征管和入库。

（二）经济税源及入库税收收入：

20__年全市涉外企业实现产值36.78亿。20__年实现产值32.23亿。

20__年元至12月，我分局共计入库税费4863.55万元。其中：纯税收入4403.27万元（营业税1715.14万元、个人所得税808.55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154.34万元、房产税251.89万元、印花税191.47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171.89万元、土地增值税0.7万元、车船使用和牌照税3.41万元、城市房地产税105.88万元）、教育费附加171.35万元、文化市场建设费收入10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78.92万元。

20__年元至12月，我分局共计入库税费5913.52万元。其中：纯税收入5290.89万元（营业税2900.23万元、个人所得税828.77万元、资源税0.66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703.55万元、房产税321.21万元、印花税207.26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182万元、土地增值税0.89万元、车船使用和牌照税2.5万元、城市房地产税143.82万元）、教育费附加351.39万元、文化市场建设费收入5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266.24万元。

重点税源户提供的税收：

20__年：新能湖南——发电有限公司2155.99万元、移动通信——公司691.89万元、昌盛石化419.36万元；

20__年：新能湖南——发电有限公司2275.99万元、移动通信——公司__5.08万元、中国联通——公司310.16万元。

二、——市涉外企业宏观税负基本描述：

1.宏观税负基本数据：

（见附表）

2.基本数据比较：

从税收总量比较：

20__年度：全省GDP为5641.92亿元，税收收入154.93亿元，税负2.75；——市GDP为590.31亿元，税收收入10.15亿元，税负1.72；我分局负责征管的涉外企业GDP为21.62亿元，税收收入0.45亿元，税负1.23，略低于省市水平。

20__年度：全省GDP为6473.61亿元，税收收入185.33亿元，税负2.86；全市GDP628.57亿元，税收收入11.32亿元，税负1.8；我分局负责征管的涉外企业GDP为25.81亿元，税收收入0.63亿元，税负1.96，高于全市水平。

从产业结构比较：

20__年度第一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零，全市为零，我分局为0.04。第二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2.66（其中工业1.7建筑业7.47），全市1.51（其中工业1.01建筑业4.7）我分局为1.07（其中工业0.91建筑业8.28）；第三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4.24，全市为2.65，我分局为2.34。

20__年度第一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0.01，全市为0.02，我分局为0.01；第二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2.92（其中工业1.93建筑业8.33），全市2.04（其中工业1.33建筑业7.97），我分局为1.71（其中工业1.10建筑业5.48）；第三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4.17，全市为2.48，我分局为2.87。

三、——市涉外企业宏观税负比较分析：

从税收总量角度对比，我分局税负20__年低于省市水平，

20__年低于全省水平高于全市水平。分析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由于统计局与商务局均未对涉外企业做过相应的GDP统计，我分局取得的涉外企业GDP数字系——市工商局涉外科在年检验资时按各企业上年GDP乘以全市平均增长率（1.19）得出。该数据明显大于实际数，造成了税负比例的偏低。同时，工商部门登记在册的涉外企业户数和我分局实际征管的户数存在很大的区别。前面列出的登记数据20__年217户、20__年213户，而我局实际归口征管的为20__年70户、20__年67户，其他百余户均划归其所在地各县市区统一征收管理。我局在进行宏观税负分析时,使用70户左右的税收收入除以200余户的GDP总额，客观上造成分母过大，以致比例降低。从产业结构角度对比：第一产业20__年我分局比例高于省市水平、20__年持平；第二产业20__年和20__年我分局比例均低于省市水平；第三产业20__年略低、20__年略高于全市水平。整体低于省市平均水平。

分析原因主要在第二产业：由于我分局属于专业分局，纳入征管的都是涉外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上存在“税收歧视”现象，缺乏统一性。内外资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不同，内资企业以照顾性优惠为主，外资企业则以鼓励性优惠为主，外资企业较内资企业享有更多的税收优惠。造成这些涉外企业（尤其是负担着我分局全部税收收入的75％左右的第二产业）产值增长迅速，但是无论从税收收入总额还是营业税各税目的比重上都无法像内资企业那样相应地得到高比例增长，宏观税负水平自然也就低于省市平均水平。例如我局负责征管的“新能湖南——发电有限公司”20__年产值为__982.40万元，全年纳税总额为2025.99万元（企业所得税未在我局征收），税负为0.02，20__年产值为115234万元，全年纳税总额为1970.89（企业所得税未在我局征收），税负为0.02，远远低于省市水平。

四、从税负分析角度对提高——市涉外企业税收质量的对策思考：

（一）尽快与统计局、商务局、工商局共同构建一个指标分析体系，使各项指标趋于精确，是提高税负分析水平，从而提高税收征管质量的前提条件。

通过这次宏观税负分析发现我市涉外企业各类经济数据存在未共享、不精确的问题。统计、商务、工商、税务各自为政，你做你的产值、就业分析，我做我的税收收入增长分析，没有实现数据的共享。造成数据采集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目前统计局颁布的月度指标比较少，单纯就税收尤其是地税分行业的指标根本就没有。我们要与统计局沟通，尽可能的从其颁布的指标或内部指标中找到税收与经济能够连接上的统计指标。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这项工作也是做得越细越好。

另外，各有关管理部门计算口径不一致影响了数据的精确性。统计局每个月都公布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而税务部门在做税负分析时需要计算全口径的企业缴纳的税收，所以我们要计算的是全部企业的增加值。在一般情况下，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要高于全口径增加值的增长，因此我们计算时还要进行换算，这就难以保证计算的准确性。此外，统计局公布的增加值是不变价的形式，而税收反映的是现价，因此要将不变价换算成现价。这种换算从全国来讲有一个方法，即不变价加上物价指数（即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而对于某个具体地方，其指数又不尽然相同，者就进一步造成了计算上的差距，制约了高水平的税负分析。所以，尽快地与统计、商务、工商等部门加强协作，构建一个高度信息共享数据准确的分析体系，应是加强税负分析提高税收质量的先决条件。

（二）要建立税收分析档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分析税收。

有感于此次税负分析数据采集的困难，我们建议平时应建立税收分析档案，全面记录、视同台帐管理，即可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而且，当我们在进行税负分析的时候，应该剔出不具有代表性的特殊情况，把常规情况跟常规情况进行比较，即剔除非即期因素，比如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缴、查补税收、清理欠税、缓交税款、政策性减免等等。如果不建立档案，非即期因素会使得本来应该有的函数关系失真。没有税收档案，就很难进行准确的税收分析。

另外，税收征管最根本的就是税源管理，我们搞的宏观税收分析只是从宏观角度判断税收是不是收足了，是相对间接的。如果微观税源管理好了，宏观上体现的结果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管理重点应该是在宏观分析与微观税源管理相结合上。

（三）充分利用已有的计算机系统，全面完善税负分析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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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楼市”；“土地财政”；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3―0036―04

一、楼市危机引发政府“救市”

连续疯涨了几年以后，各地房价在中央政府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直接调控下和全球金融海啸的间接影响下开始“理性回归”。数据显示，北京2008年三季度住宅及含住宅项目用地的楼面价，环比二季度下降了17.3％，同比2007年三季度下降了5％；广州9月新建商品住宅交易登记均价同比下降14.9％，环比下降9.2％。伴随各地房价下跌，成交量则以更大幅度滑坡。上海9月一手商品住宅的成交量环比下滑32.8％，仅相当于2007年同期的22％；深圳2008年1月至8月，新建商品房销量下降五成，而二手房成交下降近七成。房价的下跌，成交量的萎靡不振，预示着房地产业开始进入深度调整阶段，楼市的“冬天”即将来临。

面对楼市危机，一些地方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应对：2008年5月沈阳市率先出台“救市”政策，6月成都，7月长沙，8月厦门、福州、重庆、河南，9月、10月南京、北京、杭州、上海等城市相继推出刺激楼市政策，截至10月16日，已有18个城市公开救楼市政策。具体举措主要包括减免购房的相关税费、为购房者提供财政补贴、延长还款期限、调高公积金贷款上限、放宽第二套房贷款条件、购买商品房可办理户口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

对于地方政府愈演愈烈的“救市”风潮，中央政府一直持观望和默认的态度，随着地方政府“救市”政策的逐渐蔓延，地方要求中央“放松”楼市调控的呼声渐高。作为回应，10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降低住房交易税费，支持居民购房。”10月20日，国家发改委正式肯定地方政府“救市”的举措。最终，10月22日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手打出“救市”“组合拳”，标志着中央与地方联手“救市”局面形成。其中，财政部规定：自2008年11月1日起，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地方政府可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08年10月27日起，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下限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各档次利率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

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联手救楼市，一些专家持谨慎的乐观，而大部分被调查居民则冷眼观潮。虚高的房价依然超出了绝大多数居民的购买力，那么地方政府为何积极“救市”，进而引发中央和地方联合“救市”?

二、政府“救市”背后的“土地财政”根源

正如本轮地方政府救市中率先采取力度较大措施的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所言：“一旦杭州楼市大落、房价大跌，土地市场必将进入不景气周期，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会大幅减少，相应地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民生保障资金也会大幅减少……更严重的是，资产缩水、失业增加、公共服务减少，最终必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的依赖之重可见一斑，事实上现有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40％～60％来自于房地产业税费及其相关的土地出让金，一旦房价在中央宏观调控和全球金融危机作用下“理性回归”，房地产市场“价量齐衰”，土地交易市场冷清，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必然受影响，财政平衡的压力就会骤然增大，财政危机就会出现，而目前这一危机正在上演，因此，地方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也就演绎出各地的“救市”风潮。可见，地方政府现有的“土地财政”模式导致地方经济和地方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业，楼市危机的爆发引发财政危机才是地方政府“救市”的真实逻辑。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则是现行财政体制和制度对地方政府行为扭曲的反映。

(一)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通过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税收管理国地税系统分设等制度设计，较成功地解决了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不足的问题。但作为中央政府主导型渐进式财政制度变迁，我国分税制依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在各级政府事权边界界定模糊和各级政府财政行为缺乏法治约束的前提下，“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规则势必导致各级政府追求本级财政利益最大化，尽力增加收入而转移支出责任。而政治上的官员任命制和政绩考核体制也导致政府间财力分配往往是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说了算。此外，分税制并未取消预算外资金体制，在规范的、正式的地方税收入增长难以弥补支出的增长，面对财政压力，各级地方政府就尽可能通过扩张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来增加自己的可支配财力。

(二)2002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

由于预算外资金的合法存在，地方政府能轻易地将预算内收入转移到预算外，从而逃脱中央政府的监管和分成。作为对地方政府“机会主义”的回应，中央政府在1994年税种划分的基础上，将更多的原地方税改列为共享税，同时提高了中央的分享比例。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便是这一中央与地方间博弈的反映。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自2002年1月1日起，改革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实行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2002年企业所得税中央和地方按五五比例分成，2003年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成，以后的比例视情况另行确定。逐渐增多的分享税种和过高的中央分成比例，进一步减少了地方政府规范的、正式的“正税”收入，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激励，加剧了地方政府对预算外资金和体制外资金的依赖。

(三)城市化与“土地财政”的形成

城市化的兴起和土地出让金制度在全国的推行恰好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历史契机。随着城市化的兴起，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土地作为稀缺资源的价值日益凸显。土地出让范围不断扩大，土地出让金收入的规模也不断增大，土地出让金收入开始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据国土资源部数据，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达5421.31亿元，占当年地方政府预算内外收入的38.62％。同时在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又通过土地的优惠出让来招商引资，促进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使得

预算内收人如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地方税收人迅猛增长。由此，形成了预算内靠城市扩张带来的产业税收效应，预算外靠土地出让收入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在这种“地源－房源－商源－税源－财源”的增长模式下，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经济激励去推动地价快速上涨和房价迅速飙升；而当楼市危机爆发之时，地方政府也有足够的魄力通过构筑政策防护墙以扭转楼市下滑趋势。

三、“土地财政”暗藏危机的个案分析

以沿海发达地区S县为个案，可进一步揭示房地产业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紧密联系，以及税收产业结构畸形所潜伏的财政危机。

整体而言，2003～2007年间，s县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高达27.6％。营业税与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同步并略高的增长水平，弹性系数年均1.20。而营业税中建筑和房地产业的税收贡献偏高，近五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9.62％，建筑和房地产业营业税弹性系数达到1.63，这一方面意味着近五年S县经济总量每增加1％，建筑和房地产业税收就平均增加1.63％，建筑和房地产业营业税处于超经济增长状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如果s县经济总量每减少1％，建筑和房地产业营业税就下降1.63％，经济周期对建筑和房地产业营业税的影响被放大。

具体从2007年S县的税收结构看，税收收入集中来源于营业税。营业税占据整个税收收入的48％，几乎支撑起税收收入的“半边天”。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为24％，个人所得税为11％，二者合计占税收收入的35％。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四税合计达到11％，土地增值税占税收收入的4％，城镇土地使用税占2％。

进一步从该县的营业税分行业结构看，营业税行业结构失衡的矛盾较为突出。2007年房地产业营业税占40％，建筑业营业税占37％，这两大行业合计占营业税比重高达77％，构成了营业税的“支柱”；而金融业、交通运输业、信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文体娱乐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其他所有行业对营业税的贡献率总和仅只23％。在这些其它行业中，交通运输业提供的营业税仅占全部比重的2％，住宿和餐饮业提供的营业税比重也只为5％，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等现代新兴服务业发展滞后，分别占营业税的3％和5％。

根据上述图表的相关数据可以粗略地算出，2007年s县大约有40％的地税收入来源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营业税，如果再加上土地出让金收入，两项合计就占S县当年财政总收入的45.6％，房地产业对S县财政收入的作用显而易见。一旦s县房地产市场价格下滑，成交量萎缩，土地交易市场上土地转让“流标”和开发商退地，其财政收入就必受冲击，财政平衡的压力就会增大，从而引致财政危机。而过度依赖房地产业，忽视物流、信息服务、计算机、旅游、科技文化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潜伏着产业结构失衡的危机。同时，与房地产业息息相关的行业，如钢铁、煤炭、建材、水泥等，都属于高能耗、高资源消耗型产业，过度依赖这些产业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无裨益。

四、由“土地财政”向科学发展的转型

房价的周期性调整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必然体现，不应由地方政府的主观意志决定。现阶段的楼市危机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地方财政安全，引致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但更暴露出“土地财政”模式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从根本上讲，“土地财政”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财政增长模式，固守“土地财政”模式只会贻误调整的良机，加大改革的成本。只有积极调整地方经济结构，全面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地方财权结构，构建“税收财政”模式，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引导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促使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使地方财政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一)调整地方经济结构，全面发展现代服务业

地方政府应积极调整地方经济结构，全面发展现代新兴服务业，改善营业税税源结构，扭转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格局。根据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的要求，倾力发展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物流业、信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文体娱乐业、租赁业、商业等现代服务业，扩大营业税税源。同时，保持房地产和建筑业的健康发展，引导企业和资金走出纯地产项目，转向为现代服务业配套开发。这样，逐步优化地方的产业结构和财源、税源结构，使地方经济与财政能持续、稳定发展。

(二)优化地方财权结构，构建“税收财政”模式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是在现有财政体制不健全、法治缺失时的必然选择。要打破地方政府对非规范、非正式财政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其摆脱“土地财政”模式，关键在于优化地方财权结构，构建地方政府“税收财政”模式。对此，一方面应将土地出让金收入全面纳入预算内管理，加强预算监督，统筹安排资金的使用，另一方面构建以房地产税为主体税种的独立、稳定的地方税体系。

现行的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办法，是建立出让金收支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但由于并未真正改变这部分财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性质，从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并扭曲地方财政行为，因此，必须将土地出让金收支完全纳入预算管理体系，实行统一财政和统一预算。

在减少地方政府预算外、体制外非规范、非正式可支配财力的同时，要赋予地方政府规范、正式、可持续拥有的财源，实现地方政府由靠卖地来维持基础设施建设到靠有序的土地房产税收来维持的财税模式的转型。应合并现行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两个性质相同、内外有别的税种，取消土地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将合并后的房产税、原有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等地方税种整合并人一个统一的房地产税中，在保有阶段按年征收，使房地产税收由依赖房地产业发展的“流量”向依靠房地产的“存量”转变。

(三)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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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政策；经济和谐；消费需求；贫富差距；产业结构

一、经济和谐与税收调节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经济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经济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经济和谐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为社会运转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撑。和谐的经济关系必须依靠其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才能顺利形成，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立足于经济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滋生了许多问题，而且在经济的转轨时期，这些矛盾将长期存在，从而破坏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乃至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潜在威胁。我们需要通过相应的政策手段调整部分偏离了正常轨道的经济关系、经济结构，使经济能够和谐发展，并为社会和谐发展服务。

税收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点，是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是主要的财政政策工具之一。税收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紧密联系。经济决定税收，经济发展不正常，必将影响税收收入；而经济的协调发展，又需要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种经济杠杆的调控作用。税收与经济发展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各个国家已普遍受到重视，并作为制定税收政策的依据。

税收政策主要通过税种的设置、税率的高低、税基的扩减来调节和优化产业经济结构，调节社会生产，平衡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们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应根据各个时期的特点和经济政治任务要求，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有目的有侧重地使其发挥作用，以达到促进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标。

二、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及税收政策的相应调整

当前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可以概括为“增长较快、效益较好、价格平稳、活力增强”。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3．93万亿元，企业利润与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较大。税收的持续性增长使得国家财政实力明显增强，政府管理能力大大提高，有能力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同样存在问题和社会矛盾。短期内，从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增长过快、货币与信贷投放过多、对外贸易顺差过大等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推动，相互作用，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隐患；从中长期角度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对五大突出矛盾：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矛盾、人们对公共服务迅速增加的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改革开放所遇到的深层次矛盾。

面对这些宏观经济发展的障碍，政府如何充分运用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节，引导经济全面、健康、协调发展是今后一个时期应该予以重视的问题，也是本文重点讨论的问题。

(一)刺激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

200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出2007年的主要任务时，强调指出，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我国的投资率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约20％，而消费率却低约20％。投资偏热、消费不振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加剧了国内的产能过剩，同时也加大了出口扩张的动力，造成了贸易顺差迅猛增长。所以，当前扩大内需的内涵可以更明确地定位为扩大消费需求，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要注意的是，扩大消费需求并不意味着要限制投资，而是把投资增长的速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拉近二者的缺口。

要想扩大消费需求，而又不进一步刺激投资，如果采用有选择的、结构性的降低税率的方法，在当前财政收入连年高增长的前提下，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但这种调整应该限于财政收入足够应付财政支出的前提下。此外还需要保证必要的公共产品供给和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补贴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以转移支付等手段扶持落后地区、困难行业发展。税收调节可以从以下两方面人手：

(1)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庞大的农民群体的增收对于拉动消费需求的作用不可忽视。2006年1月1日，我国全面取消了实行两千多年的农业税，从政策意义上来说，它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的实际收入。这对减轻农民负担意义重大，但农民并非从此全无负担。例如，由于税收的减少，农村基层财力不足，正常运转受到一定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进一步凸显，这种收支不平衡的压力极有可能导致乱集资乱摊派，金额甚至高于税收减少的部分，从而加重农民负担。因此，必须合理确定基层财政收支范围，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管理，使农民的实际税负得到切实降低；增值税方面，虽然对农民购买的部分农业生产资料国家减免了税收，但近年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水涨船高，农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因此，国家可以对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农民直接给予补贴，保障其消费和生产的积极性；当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尚不到位，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应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在内的各种制度，使农民逐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水平的社会保障待遇，免除其后顾之忧，以提高其消费意愿。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在税收政策上可对林、牧、水产养殖业等给予税收优惠，鼓励其采取企业化、产业化经营的方式，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可以从发展核心区域的周边城镇人手，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非农岗位和灵活就业岗位。

(2)对营业税进行改革。营业税的征税范围主要涉及第三产业，对于不同的行业应区别对待，制定合理税率。如商业、旅游业、金融保险业、居民服务业、餐饮业等要大力发展，对这些行业的营业税税率要适当降低，以降低成本价格，进一步刺激消费；但对高档娱乐业(如高尔夫球俱乐部、夜总会)、部分服务业(如高档洗浴、美容)应实行较高的税率，正确引导消费。降低某些税种的名义税率固然会降低税收总量，但从严征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的流失，提高税收质量。同时应改进税收管理，建立税收收入增长的长效工作机制，加大征管力度，全面实施税源精细化管理。因此，做到“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也可以保证税收收入的持续性增长。

(二)缩小贫富差距的税收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出现了顶尖底宽的“金字塔”型结构。贫富差距过大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国际上公认基尼系数为0．3是比较理想的收入分配状况，但200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已达到0．47(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这表明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处于不和谐状态。

个人根据自己的偏好分配所得，通常进行消费、储蓄、投资，进行资产转让、赠与，等等，在这些收入分配的环节上设置合理的税种和税率，将会提高税收的调控力度。但我国现行税制结构的制度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因此，应逐步确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两翼，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税收调控体系，使税收调控覆盖全过程，发挥各税种的互补作用，确保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

在这个税收调控体系中，个人所得税是最核心的税种。我国的个税改革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内容：一是将现行分类税制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将连续性、经营性收入列入综合征收项目，实行累进税率；对其他所得仍按比例税率分项征收。二是优化税率结构，合理调整税率级距和税负水平，适当降低边际税率，对低收入者免税、对中高收入者适度重税。三是规范减免税政策，调整减免税标准，取消不当减免税政策，除抚恤金、救济金、离退休工资、见义勇为奖励金等少数列举的收入给予免税外，其余各种收入如各类奖金、补贴等都应列入征收范围。四是要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建立个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代扣代缴明细账制度、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与社会各部门配合的协税护税制度，建立个人所得税管理信息系统，利用信息化手段，逐步实现对个人收入的全员全额管理、对高收入者的重点管理、对税源的源头管理。

在国外，物业税(也称财产税)是一个很普遍的税种。目前我国社会财富总量中的不动产、特别是房产比重在不断上升，所以，通过开征物业税调节收入差距是必然趋势。但在开征之前必须对其进行深入论证，明晰产权，整顿评估中介市场，清理房地产税费，为物业税的开征做好准备。

在对高收入者进行税收调节的同时，也应注重对低收入者的扶持，开征社会保障税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可以先将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纳入征税范围，将城镇企业和个人作为征税对象，再过渡到其他保险项目和全体公民。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预算体系，专款专用，允许社保资金投资，保证社保收入稳定增长，切实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

对消费税进行改革。消费税也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可以调节贫富差距，引导合理消费。我国现行的消费税制在征税范围、税目、税率的规定方面还不尽合理，可以进行以下调整：第一，调整征税范围，将高档家电、电子产品、装饰材料、裘皮制品、工艺美术品等高档品、非必需品纳入其中，将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某些消费品从消费税应税税目中取消。第二，对烟、酒等市场需求量大，国家限制生产，又不提倡消费的消费品以及对各种高档娱乐消费行为开征的消费税，或适当提高税率，或在多重环节征税。这都有利于扩大税基，增加税收收入。

(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

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的过程，当一个产业的市场需求达到饱和时，增长速度就会下降。我国传统产业产能巨大，但生产手段落后，产品质量较低，已基本处于市场饱和阶段，经济效益不高，只有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第三产业就业容量大，安置成本低，比较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第三产业约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的39．5％，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三，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比重约为60％～75％，发展中国家平均在5l％。这表明，伴随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因此，通过税收减免等办法对那些有劳动力需求、就业容量较大而利润率较低的行业给予支持十分必要，同时应对于某些垄断行业课以较高税率，以利于公平竞争；可以通过税收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某些地区的发展；对服务业如零售业、餐饮业、社区服务业等给予倾斜政策，鼓励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具有灵活多样、制约因素少、准入门槛较低的就业机会，帮助下岗失业者再就业；政府可以放宽从事社区服务的政策限制，放手让从事社区服务的民间资本进入，鼓励人们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创业，给予一定时期免缴营业税、所得税等优惠条件；另外，对与科技进步相关的新兴行业，如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等，实行定期免征所得税的特别优惠措施，吸引高素质劳动力向这方面转移。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创新应发挥一种基础性的激励作用，但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只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一是税收优惠政策重点是对科技创新成果、产业规模化进行激励，无法鼓励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和进行自主创新，今后应加大对科技研究和开发方面的税收优惠，如增加R&D费用扣除、加速折旧、提取科技开发基金、税收抵免等都是可采用的方法，同时应对风险基金的经营者和投资者实行优惠，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二是税收优惠政策偏重于新建高科技企业，而忽略了传统企业的技术改造与更新，使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成为空中楼阁，今后应增加技术改造方面的优惠政策，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节约投资成本。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日益面临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方面的严峻问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走循环经济之路。我们可以通过改革现行税制、开征生态新税、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全社会合理利用资源，促进环保产业、低耗能产业的发展。

三、小结

税收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对经济和谐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税收政策的作用在于通过中性的税收政策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经济主体的．市场选择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并且引导经济主体实施合理的经济行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在制定税收政策时，一方面要考虑税收对经济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政策运行所需要的成本和对经济或社会所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同时，运用税收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需要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我们要正确认识税收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注意其他宏观调控措施的配套作用，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大明，廖强．进一步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1)：72—78．

[2]丁淑芬．我国税制结构的优化与完善[J]．宏观经济研究，2004，(10)：17—20．

[3]夏杰长．稳定与微调：中国税收政策的现实选择[J]．经济世界，2003，(8)：18—20．

[4]马金华．和谐社会视角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2)：18—22．

篇8

一增值税的类型及其根本区别

从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增值税来看，以法定扣除项目为标准来划分，分为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三种类型增值税的根本区别在于课征增值税时，对企业当年购入的固定资产价值如何进行税务处理。国际上通行的规定是：对购入的固定资产价值不作任何扣除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按折旧方法对固定资产价值逐年扣除的是收入型增值税；对购入的固定资产价值当年一次性扣除的是消费型增值税。显然这三种对固定资产价值扣除的不同处理方法，使三种不同类型增值税税基所包括的范围大不一样，生产型增值税税基最大，收入型增值税次之，消费型增值税最小。从不同类型增值税税基可以看出，生产型增值税对购入的固定资产价值不作任何扣除，实质上是对生产过程的固定资产耗费支出部分进行了重复课征，虽保证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及时取得，但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课税，导致抑制投资的现象。收入型增值税允许将购入固定资产所含税额分次扣除，每次扣除额与其折旧额相配比。它能够避免重复课税，符合增值税的理论要求，但是增值税分子扣除额统一计算，而且收入型增值税不能以发票抵扣制度管理结合。消费型增值税明细表将购入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一次扣除，搬迁避免了重复课税，有利于鼓励厂商投资，因而备受西欧各国推崇，但它容易导致在投资高峰期因税款抵扣量大而致使财政收入锐减。

二生产型增值税是我国增值税类型的现实选择

（一）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原因

虽然生产型增值税整体上不如消费型增值税优越，但为什么我国对其如此器重，虽倍受指责仍不改初衷呢？笔者认为这与我国90年代的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模式是分不开的，同时，在短时间内我国尚不具备把生产型增值税转换为收入型和消费型增值税的条件。

1生产型增值税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由于外购固定资产已纳增值税不允许抵扣，其课征基数包括了各种耐用的资本货物和用于消费的货物。从整个社会来看，这部分用于课税的基础价值大体上相当于按产品流量法计算的一国生产的最终产品流量的货物总价值，或者大体上能相当于按所得或成本法计算的生产要素所得的总和。这样便使生产型增值税具有抵扣额小、税基宽的特点，在同样的税率条件下可以取得较多的税收收入，或者说同量的税收收入可以在较低的税率条件下取得，从而保证了财政收入的稳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从1979年的31％下降到1993年的13％，年均下降1.2％。同期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不断下滑，1993年仅为33.7%。中央财力非常有限，相伴而来的是中央财政赤字压力陡增，国债规模不断扩大，1996年国债发行额达到1967.4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21.32%，占中央财政支出额的55.61％，致使中央宏观调控能力非常有限，这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显得非常突出。为此，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提高“两个比重”。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而生产型增值税正是为达到该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之一。在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采用消费型增值税显然难以达到上述目的。据测算，如果我国采用消费型增值税，1995年因提高固定资产所含税额2825.4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6187.7亿元的45.6％，即使允许抵扣1/3，也足以使当年国债发行额翻一番，这是我国现有经济形势所不能承受的。

2生产型增值税有利于消除投资恶性膨胀，抑制非理性投资。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已纳增值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课税，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这是它的主要缺陷。但是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却成为它的优点，在投资领域，我国历来存在普遍的软预算约束，它常常引发投资规模恶性膨胀，并且伴之以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调和重复投资。这种投资膨胀又常常成为我国通货膨胀的先导，即构成所谓的“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针对这种经济过热，过去我国通常采用“一刀切”的办法，经济膨胀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硬着陆”，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和浪费。近年来我国投资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推行了诸如项目资本金制度、项目备案登记制度等一系列新举措，但是，说根本改变了投资软约束的状况还为时过早。因而与软约束投资机制相伴而生的“投资饥渴症”及非理性投资还将长期存在。90年代中期，我国新一轮经济过热兴起，抑制投资膨胀成为经济生活的重点。在这个背景下，1994年税制改革果断选择了生产型增值税，从而为我国实现经济“软着陆”打下了良好的制度性基础。

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持续走软。受此影响，我国出口增长速度明显回落，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为此，中央政府增加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拟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生产型增值税对此是否有所影响呢？首先，政府这次投资的重点集中在基础产业，如交通运输、电力、邮电通讯、勘探采矿等。这些产业大多不在现行增值税征管范围之内，若非扩大征税范围，采纳生产型还是消费型增值税对其影响不大。其次，这次政府扩大投资有一部分发生在制造业领域内，生产型增值税对其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它影响的并非有效投资，相反，它阻止了非理性投资，从而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最后，从税务筹划方面看，生产型增值税促使企业多搞更新改造，少搞基本建设，真正转变观念，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彻底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

3生产型增值税有利于扩大就业。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下岗”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我国失业率迅速爬升，1996年失业率为6％，一九九七年失业率为7％，而1998年将有更大的突破。据我国著名劳动力专家冯兰瑞预测，目前我国社会综合失业率已高达22％，当然这包括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于是“再就业”成为1998年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时下，生产型增值税对扩大就业是大有作为的。它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从而限制了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产业发展，有利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产业迅速扩张，从而便于扩大就业。从目前的再就业工程看，下岗人员除从事餐饮、商业、家政服务等第三产业来，大多进入了私营企业及其它中小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大都是资本、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可见，生产型增值税为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制度性保证，无疑是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

4选择生产型增值税是由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水平决定的。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征管采用政治动员的方法，辅之以专管员管户的落后模式，征管效率非常低下。近年来我们对征管体制进行了改革，加强税务干部培训，注重提高税务人员素质，购置了一批较先进的征管设备，征管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是由

于征管体制改革不彻底，征管模式比较落后，相关配套措施跟不上，征管水平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改观。同时中国经济小规模化运营也是税务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中国国有企业上万个，其他企业更是数不胜数，但是单个企业规模极不经济，效益低下，税务机关面对如此众多的经济核算主体显得无能为力。特别是很多企业会计核算不健全，纳税意识淡薄，更增加了征管难度。选择消费型、收入型增值税，税款抵扣业务相当复杂，再面对如此众多的纳税人，我国现有征管水平难以应付。

1994年以来我国在部分城市进行了申报、、稽查三位一体征管模式的试点，试图提高我国低下的征管效率。但是由于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税务中介素质不高、稽核能力有限而陷入困境。其一，居民纳税意识淡薄。建国后我国流行的非税论及长期实行的低工资制，使居民对税收非常陌生；同时税法宣传也明显不足。其二，现行税务中介素质欠佳。现在我国主要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为税务机构，其执业人员大都持有相关专业资格证书，但由于缺乏健全的再教育机制，职业人员专业知识更新慢，很难跟上经济形势发展需要。其职业道德素质也令人担忧，全国现有上述三类事务所上万家，行业内竞争基本呈现无序化状况。某些事务所及其执业人员拉到并笼络客户，违规操作，按照客户要求审核帐表，从而使虚假会计信息合法化。税务师大多为前税务官员，他们深知税制的缺陷、税务征管及稽核的漏洞，在税务过程中为客户大肆偷漏税款。其三，税务稽核能力明显不足。由于税务监管人员素质不高，稽核水平上不去，同时由于地区封锁，难以实现信息共享，全面税务稽查也就成为空谈。以这种征管模式应付生产型增值税尚且不足，则更难以适应收入型和消费型增值税。

总之，在短时间内，我国应继续沿用生产型增值税，这符合我国的国情。但这并不是说我国现有增值税制是完美无缺的。相反，我国现有生产型增值税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以适应我国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

（二）对推崇在我国现阶段采用消费型增值税观点的看法

一些作者推崇在我国立即采用消费型增值税，颇有代表性的论据就是世界上实行增值税的大部分国家诸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韩国、秘鲁、墨西哥等国均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只有少数国家实行收入型和生产型增值税，并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副部长爱伦·泰特所说的“凡是不彻底的增值税都会产生问题”作为否定我国现阶段采用生产型增值税的依据，似乎只要实现了消费型增值税，我国增值税制就完美无缺了。笔者认为，这种论据是缺乏说服力的。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采用何种经济政策、实行何种税收方式，最重要、最根本的依据就是本国的国情和政府财力。时下，财政状况拮据，经济状况、经济结构不佳，这就决定了别的体制改革方案多为用钱的方案，用钱去换取一个结构合理，用钱去换取一个社会稳定。相比之下，税制改革方案只能是增收的方案，任何减收的方案都是不切实际的，注定行不通的。增值税转型问题也是如此，税制改革效果如何，收入是第一个衡量标准。一切从国情出发，这是增值税转型、完善面临的最大国情。至于别国如何如何，我们只能借鉴，不能照搬。如果按照某些作者的这种观念，美国这一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至今未实行增值税，岂不是经济上落后于美国的其他国家实行增值税均是不合适的了。中国经济就象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其航向的调整及航速的加快，不是可以一步到位的，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过渡期；这一过渡期不是几个月，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需要较长时期，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立即采用消费型增值税是不现实的。

（三）对采用收入型增值税的利弊分析

增值税由生产型一步转向消费型，难度很大。有的作者提出可先由生产型过渡为收入型，最终转为消费型，并认为这才是积极稳妥的办法。有的作者干脆提出收入型增值税是我国理想的增值税类型。其论据大致有：实行收入型增值税将会刺激投资、鼓励新技术的使用、有利于保持税收的“中性原则”，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这种观点确有可取之处，从理论上可以消除增值税的重复课税问题，但从技术操作上分析，并不科学严谨，是不可取的。

收入型增值税允许外购固定资产分期扣税，或按折旧额扣税。实际上折旧额的计算和扣除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难以严格控管。其一，企业固定资产形态各不相同，有的是作为生产用购进的，有的则是用于消费和福利，后者显然不属于增值税的抵扣范围之内。实际工作中不少时候，生产用固定资产和非生产用固定资产，无论是实物形态上或是价值形态上都是难以严格区分的。就是生产用固定资产有时也同时为多家纳税人共同使用，在股份制大面积推行，核算单位划小的情况下出现的更多。其二，固定资产使用年限长短不一，折旧率高低不等，折旧方法也不相同。《企业财务通则》规定，企业可以按照规定选择具体折旧方法和确定加速折旧的幅度。这种情况下要准确、快捷的计算折旧额，公平企业间的税负十分困难。

收入型增值税为现代税收的简便原则、效率原则所不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增值税的三种类型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更不存在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必须经过收入型这一过渡期。主张增值税分步转型并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其在技术上和操作上增加了增值税规范的难度。对这个问题必须澄清，否则，增值税的转型问题要走弯路，国际上实行增值税的国家很多，计有110个，但采用收入型的很少，其中原因就在于此。

三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生产型增值税，以利于由生产型到消费型的过渡。

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有待完善，其缺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型增值税固有的缺陷，如重复课税、抑制投资等：另一方面是我国增值税制度运行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征税范围狭窄、纳税人划分对经济运行的干扰等。当前，我们应当进一步完善现行税制，强化税收征管；同时要大力发展经济，硬化投资约束，为生产型增值税过渡到消费型增值税创造条件。

1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首先是要扩大征税范围。从国际上一些国家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来看，大部分国家实行的增值税是比较彻底的，如韩国把农、林、渔业，房地产业，建筑业，餐饮业，旅游业，运输、仓储、交通业，租赁业、业、中介和委托服务业及其他服务业均列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又如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就把劳务服务全部列入增值税征税范围。我国能否把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全部列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至少应该考虑把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劳务服务业（相当一部分是为生产服务的）列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全面实行增值税的好处是有利于增值税制的推行和税务管理，有利于制止逃税行为的发生，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有利于克服重复征税的行为，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其次，是要合理界定并规范小规模纳税人的行为。小规模纳税人的问题已经干扰了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世界上实行增值税的国家对小企业大多都采用了简易的办法征税。但由于中国经济小规模化运行，按现有标准划分的小规模纳税人众多，其经济总量相对较大。而且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已视同于税率（增值税相当于销售税），税率的不同，产生了增值税不含税价格的扭曲，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相对较重，这致使他们

逆增值税设计思想而行，这样，增值税的有效运行自然就变的困难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税率，减轻税收歧视，引导他们按增值税的设计思路办事；二是要加强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管理，规范其帐务处理，使其逐步转化为一般纳税人，如有必要，可以采取会计代办与税务相结合的办法，规范其行为。小规模纳税人问题的处理，不是一定要消灭小规模纳税人，而是要将其活动限制在不影响增值税制正常运行的范围内。

2强化税收征管。由于征管水平的限制，我国目前被迫采用了生产型增值税；同样是由于征管水平的问题，致使我国增值税制在运行中漏洞百出。要实现现有增值税的正常运转，要实现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过渡，我们必须加强税收征管，切实提高征管水平。

3实现全面的增值税管理。国际增值税专家认为，增值税发票虽然是增值税制度的核心、是税务机关管理增值税的重要工具，但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增值税的管理，不能仅靠一张发票，必须进行全面的管理与控制，即要对纳税人的资格认定，税务登记，、日常购销状况的会计帐簿、资金往来帐户、发票开具、纳税申报、税款缴纳、税务审计、税务稽查等环节进行把关。毫无疑问，我国应将增值税征管的重点放在掌握纳税人的各种税收信息、摸清税源等方面，而不是过多去查验增值税发票。查验增值税发票虽然很重要，也很有效，但关键是应有的放矢，即查验增值税发票应在充分掌握了有关税收信息，觉得存在可疑之处的情况下进行。搞“张张验审，票票过关”，看来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总而言之，我国的增值税的征管应实现由“治标”到“治本”、由被动到主动、由以“管票”为主到以“管户”、“管税基”为主的转变。

4充分发挥银行、税务等机构的作用。一个简便、高效而又严密的增值税制度应建立在比较完备的银行结算体系和较为发达的税务社会服务网络等基础之上。增值税的国际实践表明，委托银行征税增值税及通过税务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办理增值税纳税事务，将是十分简便、有效和成功的做法。银行作为专门货币收付业务的职能部门，在税款的征集、储存、解交等方面较税务机关更为简捷、便利、更具优势；而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咨询、税务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在办理增值税等税收事务性工作则比纳税人更为专业、熟练、更具效率。我国也应该且又可能将纳税申报、税款缴纳等大量的事务性税收工作，纳入银行及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工作范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1）方便纳税人及税务机关双方，节省纳税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2）保证国家税款及时入库；（3）税务机关能将主要的工作精力放在强化税收管理、严格税务稽核监控、堵塞税收漏洞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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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

优惠政策

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换代、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一、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国际借鉴

（一）实施低税负，鼓励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在处理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问题上，欧美等许多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从事着轻税的税制改革，它们通过实施减税让利给纳税人，鼓励社会创办更多的企业，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员，直到现在这种减税风潮仍余波未尽。如2000年以来oecd 多数成员国实施了减税的税收政策，2003年就有16个国家总体税率出现下降。欧盟有15个国家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其中还有12个国家降低了主要税种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二）实施差别税率，扶持发展中小企业，鼓励全民创业

中小企业作为活跃市场的基本力量，吸纳了社会上大多数就业人员，成为就业主阵地。在美国，2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8.8％，创造了全国5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提供的就业机会占到了服务业的60％，制造业50％和工业的70％，产品的出口额也占到总出口额的30％。在日本，企业总数的99％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数的78％，产值占gdp的比例达到50％以上。在欧盟，中小企业的数量已占到了99.82％，创造的就业机会和产值也分别达到了70％ 和55％，中小企业被誉为“创造就业岗位的机器”。

为了鼓励发展中小企业，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行差别税率：一是在所得税上根据纳税人的效益规模或者企业规模实施不同的税率，规模大的适用高税率，规模小的适用低税率或者零税率；二是实施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对企业利润水平低的实施较低的税率；三是规定起征点，对所得税或者流转税规定起征点，在起征点以下的不征税；四是在流转税方面按企业的规模实行差别税率，规模小的实行较低的税率。

（三）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国民经济结构变动和发展过程中，各国税收政策调整取向比较注重发展包括通讯、金融、咨询、旅游等行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进入20世纪90年代，西欧各国伴随着结构调整，就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三产业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力产业。瑞士、丹麦、比利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达70％左右。西班牙原来的失业率较高，90年代中期之后，通过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就业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宽，每年创造的就业岗位近300万个，大大缓解了就业压力。

（四）给予农业和农产品一定的优惠政策

国际上一些国家的通行做法是在农业政策上体现对农业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场主和产业工人的税收照顾。如欧洲大部分国家对农产品征收的增值税实行低税率，意大利按4％ 征税，法国对食品按7％征税，荷兰对谷物按6％的低档税率征税；法国对于年纳税收入在一定金额以下的农业纳税人，规定其可以自行选择缴纳增值税或是免于缴纳增值税。大多数国家将农业所得并到经营所得，如美国将农业所得归入经营所得，日本将农业所得归入营业所得；美国允许农业生产者个人和农业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时选择现金收付记账法，防止因为赊销过多而影响农业生产者的资金流动性。

（五）对安置就业人员的企业实行税收特惠

对安置就业人员的企业实行税收特惠，支持社会闲散人员创办企业，支持企业组织社会闲散人员就业。如美国联邦属地波多黎各1998年在《波多黎各税收优惠法》及其修改法中就规定：对安置社会待业人员就业，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及项目，可由pridco认定为核心首创工业项目，被认定为该项目的公司其所得税税率即降为0或2％。并且对其实现的利润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全部给予免税。为了不至于影响企业雇员规模，法国政府把创造就业机会与减免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金挂钩，规定保证就业岗位的企业可免缴其相当于最低工资标准1.1倍的职工家庭补贴保险费；对以实行非全日工作来保证就业岗位的企业，给予免缴半日工30％医疗保险费的奖励；对新办的企业，特别是由失业人员创办的企业，实行减免社会保险费的优惠政策。

（六）降低纳税人的奉行成本

西方国家对纳税人奉行成本非常重视。如法国税务当局规定，年交易额在50万法郎以下的纳税人适用核定征收方式，年交易额在50万～300万法郎之间的纳税人按简化的据实征收方法；对小企业在营业的前4年不是故意偷逃税的漏税行为，可减轻税收处罚并给予支付的时间；对小企业的税务检查时间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否则企业的纳税义务将自动得到免除。俄罗斯政府2001年制定了减少行政对企业干预的一揽子法案，包括简化企业登记注册手续、减少经济活动的许可证种类、减少对企业的各类检查等。英国2004年起提高了企业年度审计的起点，使更多中小企业免于年度审计。

（七）给予城市化建设一定的财力支持，促进老工业区的改造

国外政府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都给予了灵活多样的财政税收支持。如法国为扶持老工业区发展，设立了地区开发奖金、特别基金、工业现代化基金等多种形式以支持资源型地区的发展；另外还通过对行业税、劳工税、不动产转让税、公司税、所得税等税收不同程度和时间的优惠吸引外来企业进入老工业区；为促进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日本通过地域振兴整顿公团，对进入产煤地域的企业设有长期低息的设备资金融资和长期运转资金融资等优惠，另外减免地方税，减收额的80％由国家补贴。

（八）促进多种就业模式发展，大力推广非正规就业和弹性就业

近10 年来，各国的就业方式呈多样化发展趋势，灵活就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出现了非全日制就业、短期就业、季节性就业、家庭就业、派遣就业、远程就业、自营就业、临时就业等多种就业形式，这些灵活就业方式还得到承认和保护。欧盟明确规定，非全日制雇员与全日制雇员如从事同样的工作应得到同样的小时工资，并在病假、生育工资、职业年金等方面获得平等待遇。英国、日本等国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1999年分别达到23％ 和22.2％。灵活就业扩大了就业空间，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为一些就业困难群体提供了就业机会。

（九）为弱势群体就业提供优惠保障

一是对就业困难群体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美国政府规定，应对严重缺乏就业能力并失去工作的青年提供培训，改善他们的就业能力。英国政府持续实施“青年培训计划”，对16岁左右的中等毕业生和青年进行职业培训。二是实施特殊措施帮助残疾人就业。西方许多国家实行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政策，规定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雇佣残疾人的比例应占雇佣总人数的1.5％～2％。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公约规定，残疾人享有就业训练、帮助就业、保持工作和获得保障的权利。三是有些国家通过财政补贴鼓励雇主雇佣困难群体就业。

在国外众多的劳动力专项补贴的建议中，多数主张对非熟练劳动力减征社会保障税，并按照企业吸收劳动力的数量给予补贴，如根据劳动力密集程度的增加，而相应降低其公司所得税等。还有一种主张是使投资免税期或其他对投资的税收鼓励措施随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变动而相应增减，以促使劳动力与资本的比率相对提高。菲律宾曾规定，如企业的直接劳动力成本增加，达到出口收入的25％时，可自应税所得中增列一笔专项扣除。

二、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调整思路

作为经济杠杆的税收政策，在促进就业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不断产生，对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文认为，现行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应充分体现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健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长效机制。具体建议如下：

（一）调整和完善现行税收政策，直接鼓励增加就业岗位

目前，政府应按照促进就业与实现经济增长的战略要求对现有的政策措施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直接鼓励增加就业岗位的税收优惠可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1.调整和完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

近期，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偏重于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对于诸如大学生自主创业和其他新增劳动力中的自谋职业者、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等问题的解决力度不足。笔者认为，制定政策应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大局考虑，首先，对凡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企业，不分所有制、行业和产业，都应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优惠。对现实中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的非全日制就业、临时性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也应给予税收减免优惠，以体现税收对各种就业形式的支持；其次，取消新办企业和现有企业在适用税收政策上的区别与比例限制，统一适用条件，最大限度创造再就业岗位，提高再就业比例。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1）扩大优惠政策的适用对象。凡从事创业的行为均给予税收优惠。目前，我国的富余劳动力主要集中于16周岁以上的初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失地农民和农闲富余农民、城镇下岗或分流失业人员、退伍复员军人、“两劳”人员、“四残”人员等。对以上人员在从事个体经营或创办企业时，应给予一定期限的免税或减税的直接支持，使其积累一定的经济实力，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力；对个体工商户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在起征点以下的，不仅免征增值税（或营业税），还应当免征个人所得税，这有利于提高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的资本积累能力，同时也便于税收征管。

（2）扩大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由新办企业扩大到所有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企业，给予各类不同性质企业以同等待遇。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各种投资主体、多种经济形式逐渐成长与壮大，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钟点工、弹性工作等各种就业形式迅速兴起，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因而，国家应不分企业经济类型、不分行政区域、不分产业类别（除国家限制发展的产业外），一律给予安置或吸纳失业人员的企业以同等的税收优惠待遇。

（3）给予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就业的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为了鼓励更多的社会经济力量提供就业岗位，不断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就业，税收要根据企业吸收下岗失业人员数额的多少给予企业一定期限和一定数量的免征和减征优惠，让这些企业得到的实惠大于和绝对大于因吸收非熟练的新工人造成的损失。

（4）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和项目应给予税收优惠。为鼓励社会力量创办更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经营项目，国家可根据企业所容纳的职工人数与年销售收入的比例，或者工资成本与生产成本、销售收入的比例确定其是否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或劳动密集型项目，并根据该比例所反映的劳动密集程度确定税收优惠的程度。

（5）对劳动工资低的企业应给予税收优惠。企业吸收弱智低能人员就业和到环境差的地区经营必然会出现低效率问题，而这些企业投资者要实现相对的高效益，也必然会用低工资成本来弥补。对低劳动工资企业实施税收优惠并非鼓励企业压低职工工资，而是鼓励企业多层次、多方位地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具体税收优惠政策，可以采取人均工资定额扣除办法，即凡是企业职工人均工资低于一定标准的，企业可按该标准从税前补充提取工资费用，而对进入成本的工资大于实发工资的部分，可作为企业留利，以此来增强企业的实力，提高企业吸收弱势群体就业和到边远地区经营的积极性。

2.加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管理。

在促进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管理方面，本文认为可以引入公示制度和信息共享制度。对申请享受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人实行公示制度，有助于利用社会力量对那些试图利用现行政策进行涉税违法活动的行为进行监督。针对目前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就业管理工作的现状，如何实现各职能部门所掌握的信息共享，这对做好就业税收管理工作十分重要。本文认为应着重加强与工商、劳动保障等部门的联系和信息共享，确保政策的落实到位。首先，工商管理部门应严格个体工商户的认定，对经营规模较大的，达到企业标准的经营户，不能认定为个体工商户。其次，劳动保障部门应严格把关，不能在《再就业优惠证》发放环节上有漏洞。最后，税务机关对申请下岗再就业税收减免的纳税人应该严格审查，要加大税务机关协查的力度，同城不同辖区的税务机关对持有《再就业优惠证》的新开业户实行联查联控，防止跨区域重新办理税务登记，骗取税收优惠。对持有外地《再就业优惠证》的，要与外地税务机关取得联系，协查清楚。同时，将再就业税收政策落实情况作为执法责任制的重要内容，明确职责，严格监督考核，对故意或怠于不落实政策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二）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增加就业岗位的能力

解决就业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岗位。通过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由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在解决失业问题时所采取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笔者认为，现行税收政策的取向应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1.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2003年为29.3％）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60％～75％）的水平，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30％～45％）的平均水平。这表明，伴随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由于第三产业中相当一部分行业（如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收益率太低，不具有投资诱惑力，而那些投资收益率较高的行业又是一些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的行业或垄断性的行业，如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现代服务业，为鼓励投资收益率偏低的第三产业吸纳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给予税收上的扶持是十分必要的。建议：（1）通过对第三产业实行差别税率等税收优惠，使它们的利润率不致为负或接均利润率水平，以扶持其发展。差别税率的设计应以资金利润率和资金gdp产出率指标为参照，即如果某一竞争性行业资金利润率很低，甚至为负，但该行业资金的gdp产出率较高，即人工成本较高，或者说安排的就业较多，就应该通过税收政策对这个行业加以扶持，即对该行业实行较低的增值税税率，保证其资金利润率不致为负或不与平均利润率水平差距过大。而对于某些垄断利润较高的行业应课以较高税率，以促进公平竞争。（2）对服务业给予倾斜政策，鼓励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各级政府在促进传统的服务业升级的同时，应提供较为宽松的经营环境，在税收发票的最低营业额、注册资本、资质要求等方面降低进入门槛，让从事社区服务的民间资本进入，特别是对微利服务项目应落实各种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以优化政策环境。如允许经过认定的社区服务社，在3年或5年内免缴营业税、所得税等地方税，并免缴除法定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费（税）以外其他各类社会性缴费。（3）对从事就业介绍、劳动者岗位能力培训的中介机构给予税收减免和政府资金支持，给予对外劳务输出的中介给予税收补贴；促进和规范就业服务中介的行为，在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同时，尽早结束农村劳动力转移、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散兵游勇”式的无序状态。

2.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形成新增就业能力。

我国中小企业在解决社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据统计，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超过1000多万家，占全部注册企业总数的99％，安置了75％的职工就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税收收入占相当比重。就江苏而言，非公有制经济贡献的税收占全省税收总收入的比重2002年已达到69.63％，并呈逐年增长趋势。因而发展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不仅要定位于如何保护中小企业的生存，还应定位于如何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优先发展，只有中小企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才能提供稳定或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就要求税收政策应采用多种形式，以适应中小企业主体多元化、经营形式及经营范围多样化和经营水平不同的特点。具体建议：（1）改革和完善增值税制。侧重于：适当提高增值税的起征点；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根据有关比较，适宜将工业企业征收率定在4％，商业企业定位2％，以切实降低其税负；完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管理办法，将建账健制的小规模纳税人纳入一般纳税人管理，允许增值税进行税额抵扣，以扩大其经营交往范畴；适当对中小企业的初始投资和技术投资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允许税前抵扣，鼓励创业投资者和中小企业技术进步。（2）完善所得税制。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设置低税率以体现对中小企业的照顾；允许小企业投资者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选择纳税。为防止大企业利用税收不完善进行“分拆”，应对企业的关联交易实行严格监控，防止骗享税收优惠政策的行为。（3）为了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可以考虑对金融机构向其提供的贷款免征营业税；对社会投资者取得中小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或企业债券）利息所得适当降低所得税税率，以提高社会投资的积极性。（4）实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国民待遇”等政策手段来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强化纳税服务意识，制定出一套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税收征管办法。当然，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必须是必要的、适度的，同时应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3.发展农村经济，改革和完善农业税制，逐步消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应抓好以下重点：一是要正确选择农业生产增长方式，即是走劳动节约型的资本集约之路，还是走土地节约型的技术集约之路，以解决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农业机械化与农村劳动力走向的矛盾、农技推广与农民接受意识的矛盾等，扶持粗放农业进入集约化、规模化生产。二是要以土地稳定农民，着力培植“龙型”经济，抓好“龙头”企业，发展以主要农产品生产、加工为主的支柱项目，带动整个农村经济效益的提升，加快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促进农村产业链的形成和不断壮大，有效地实现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进一步吸引外出人员返乡创业。三是建立正确的利益引导机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稳定和刺激农民发展农业经济的积极性。

农业税制改革的主要思路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废除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扩大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覆盖范围，开征农业所得税，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这一改革有助于改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稳步推进农业产业化。同时，对农业用地征收土地使用税，可以保护稀缺的耕地资源，调节优劣土地的税负，促进土地使用者合理使用土地。二是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不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有效安置农村季节性“闲置”人员，减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压力。（1）凡地点设在农村，直接方便农村劳动力进工厂的加工企业，应实行税收优惠，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2）凡是从事对当地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与精加工的项目，应实行税收优惠，以刺激农产品的商品化和不断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档次，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3）凡是为“三农”直接服务的项目，如农业技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服务、农村劳务输出服务、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培训服务等，都应给予税收优惠；（4）对直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农村副业的项目，应给予税收优惠。

4.改革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

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取向上，对在国际范围内的劳动力竞争要有充分的应对措施。如在出口退税政策方面，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适度利用出口税率结构，调高部分企业出口退税率，支持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的生产，从而改善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为体现公平竞争，鼓励中小企业出口，在出口退税上，应不分企业类型，采用统一方法计算退税，对企业出口不分自产还是收购出口，全部实行出口退税；在出口退税管理方面，建议取消对中小企业和新发生业务的出口企业限制性规定，对不同规模的出口企业采取一视同仁的管理办法。鼓励外资的优惠政策应倾向于产品出口的外向型企业、技术先进的高新技术企业、市场补缺的互补型企业等，一旦外资企业产生了竞争中的市场就业的内耗，则税收上的超国民待遇应相应地减少直至取消。加入wto的中国经济发展，已脱离了改革初期的窘迫局面，应当更多地用国民待遇原则和有利于本地企业发展的原则引进和发展外向型经济。

5.改革财税分配体制，促进城市化建设。

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有助于促进城市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一是城市化建设促进了社区服务业发展；二是城市化建设带动餐饮业的发展；三是城市美化带动城市及周边旅游业的发展；四是大城市辐射加快周边“卫星城”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更加关注、更加重视发展工业和非农产业的问题，更加重视这些产业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收入和就业问题，使这些行业所能提供的就业迅速增加。这样，部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才会成为可能，才能真正走上城市化道路。总之，调整社会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当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城市化建设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所以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应按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隶属于中央或地方的税种，或者将一部分收入稳定、收益较高的税种划归地方，或者提高增值税的分成比例等，发挥税收在以大城市为依托、建立卫星城市和新兴城市，特别是促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这一城市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为确保新型财政分配体制下财力效用，应理顺财政部门与政府其他部门特别是国、地税部门的关系，减少机构设置不合理带来的职能交叉重复、互相扯皮等弊病，降低机构运行成本，在机构设置上保证城市化建设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龚莉《发达国家两大难题：就业和社会保障》，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2）刘广洋《论税收对就业的影响》，《税务研究》2003年第1期。

（3）李　文《税收政策与降低产业退出壁垒》，《税务研究》2003年第5期。

（4）韦　华　肖红武《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亟待完善》，《涉外税务》2003年第4期。

（5）李志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税务与经济》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