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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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学概论》的学习困难

(一)学生受应试思维影响,学习中缺乏学科意识学生往往把《政治学概论》看作是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延续,在学习思维上也沿用了以往的应试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学生习惯在学习中追求一字不差的唯一标准答案,对教材介绍的同一名词的不同定义,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往往缺乏独立思考,无所适从。甚至要求教师提供练习册,通过题海战术来应对考试复习。这种应试思维严重影响了学生以学科意识来整体把握《政治学概论》课程的内容体系,奠定政治学理论基础和认知框架,造成学习的困难。

(二)学生学习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往往安排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同时,使用的教材大多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对于大学新生来说,学习理解抽象概念和理论会有一些困难和挑战。往往是名词听起来熟悉,但却不能准确表述与理解,如“政治、国家、权力”等。对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特别是某一理论的不同观点,如“民主理论、国家理论”等往往是似是而非,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上用其概念与理论分析现实政治问题。[1]

(三)学生课外阅读政治学经典着作存在困难 阅读经典着作是人文社会学科入门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教学中我们往往会提倡学生不要囿于教材,要阅读经典着作。但政治学经典着作多数来源于西方学者,无论是内容体系还是理论分析逻辑,抑或行文表述都令学生觉得艰涩难懂,难以坚持。例如《政府论》、《学术与政治》,还有马列经典原着等都不是大一新生能够轻松读懂的着作,单纯强调学生阅读经典着作,不仅无助于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反而加深了学生认为政治学是一门枯燥、难懂的课程的刻板印象。[1]

(四)学生自主运用理论分析现实政治现象存在困难

《政治学概论》教材由于内容的相对稳定性,并囿于篇幅,往往限于简单介绍理论的主要观点或是简单得出结论。表现为作者在论证观点时仅仅限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价值判断等传统的规范手段,缺乏以令人信服的事例、数据等事实资料作为观点的支撑,懈于进行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未能及时反映政治生活中的变化。虽然教师常常运用“讨论法”、“案例法”等去弥补教材的不足,但学生往往还是难以信服结论,更难以自主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

二、《政治学概论》的教学建议

上述学生在学习政治学中存在的困难,既涉及到中国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问题,也涉及到政治学的教材建设的问题,但笔者主要就教学中的应对学习困难提出了一些建议。主要是课程讲授中应凸显学科意识与学科研究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一)教学体系安排应凸显学科体系的完整、独立,帮助学生建立学科意识

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庞大丰富,《政治学概论》课程到底应该涵盖哪些基础性政治学知识呢?为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政治学概论》的基本框架及其独立的学科地位,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分类,进而明确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2]而且这不仅仅是在导论课给学生做一次性的介绍,教师应在每一章节的课程讲授中起到“串珠成宝”的作用。以政治内容可分为实体、观念、活动三个方面为线,根据所选教材的分析框架,帮助学生建立起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系统把握政治学概论的课程内容,而不是通过“背多分”的应试方式来获得概念或理论观点。

(二) 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往往是导论中的一节内容,但这远远不能让学生掌握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更不足以让学生自主运用这些学科方法去学习、研究。学者们的理论成果是通过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得出来的,教师进行理论分析也运用了一定的学科研究方法,但是,如果我们疏于介绍与分析方法的使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以接受知识性内容为重,以方法的学习与运用为轻。就如大厨端出美味佳肴,食客能品尝到食材,却不懂炮制方法一样。师生之间的教学,不仅要授之以鱼,亦要授之以渔,因此强调理论教学过程注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绍与分析。如:在讲授历史上“非政治观”的内容时,需要对每一思想家的历史背景、经济地位、阶级地位以及历史地位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不同政治观的合理性、局限性进行辩证分析,作到有理有据、全面客观,可以向学生介绍综合运用到的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

(三)构建互动课堂,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

构建互动课堂的方式,已经有很多学者作了有益尝试,提出了“引导讨论”式、启发式、辩论式、师生角色互换式等,这都值得我们在课堂中学习应用。值得重视的是,构建互动课堂不能仅仅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增加学习的生动性、有趣性,更要立足于培养学生的“述议”能力,提高学生的明辨、批判和创新等思维水平。例如,在介绍了非政治观与政治观之后,可以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政治的概念,可以鼓励学生对不同的界定进行发言,讲出自己赞同或者反对的理由。在涉及到观点评价的讲述时,还可以让多

个同学针对彼此的看法进行发言,以更深入明了观点的逻辑。“述议”能力的锻炼,能够培养学生在表达思想观点时拥有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有力的论据和明确的观点,这十分重要。“凭借这种思维,在了解必要的预备知识后,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热点话题,就能够独立思考并得出正确结论;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争论,也能够给予恰当评价。”[3,4] (四)教师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课堂教学效果的取得与巩固,少不了课外学习的配合。教师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引导、推动学生的课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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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案导学教学模式中，学案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教学，同时也是课本知识的重要载体。教师必须认真备课，设计切实可行的教学学案，保证学案的设计的合理性，保证学案对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在高中政治教研组集体备课的背景下，教师要发扬团队合作精神，采取集体备课的优势和集体智慧，各负其责编写学案导学，保证学案设计的质量和水平。学案设计的基本要求是：首先，学习目标明确。让学生明确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及主攻方向，让学生明确本节课的知识结构。其次，重点和难点突出。

教师要明确教学内容重点，突出知识疑难点，使学生领会重点，化解难点。还有，知识体系合理。教师根据教材的特点、学习的重点和难点，编排出合理的教学知识体系。最后，教学方法灵活。教学过程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采取灵活地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学习效果最大化。人教版经济生活中《神奇的货币》的学案导学设计应符合学案设计的基本要求，突出对商品的含义及基本属性、了解货币的产生、本质及基本职能、掌握纸币的含义、通货膨胀及通货紧缩等概念，同时要设计灵活地教学方法，引发学生学习兴趣，例如：小组讨论、ppt制作等形式。只有设计合理的学案导学才能使课堂教学更合理，调动学生积极性，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有效组织学案实施

学案导学的实施是高中政治学科学案教学的关键环节，也是教师考验教师教学智慧的挑战。学案导学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教学过程，其中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教师展示教学学案。教师采用现代化教学设备，将本节课需要掌握知识点呈现给学生，使学生明白本课的难点和重点。同时教师给学生充足的时间通过查阅教材，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其次，教师组织班级讨论。教师在课堂上留出时间给学生自由讨论，教师也要参与到讨论的规程中。班级讨论时，学生可以各抒己见、互评互议，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加深对问题的思考，同时也能了解别人的思维方法。

通过讨论，学生也锻炼自己语言表达能力和领导能力。通过讨论，能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发表独立见解的勇气，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有，教师要正确解答学生的疑惑。班级讨论后，教师要重新掌握班级主动权、发挥主导作用，对学生仍存在的疑惑进行点拨与启发，使学生的疑惑能在课堂上得到解决。使学生达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学习效果。

通过敬爱偶是的启发与点拨，促使学生的思维活动向积极有效的方面发展。人教版高中政治必修一《多变的价格》的学案实施过程，教师要将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供求对价格的影响等知识点向学生展示，要求学生通过查阅课本的方式解决问题。教师还要有效进行组织讨论，例如：供求关系与价格的关系。最后，教师要对学生的疑惑进行解决，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合理、效果更好。

三、重视学案知识的课后巩固

教师要重视学生课后对学案知识的巩固与提高。采取有效措施使学案学习完整而圆满。高中政治学案要重视知识体系建设，为学生呈现完整而富有逻辑的学案知识体系，深化学生对政治知识的认知、理解、记忆，能够对知识准确判断、灵活运用。教师在学案教学中要引进社会重点、热点问题等材料，运用选择、辨析、分析说明等题型，使学生调动思维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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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气” 维稳的政治学 维稳新思维

分析当前社会稳定问题的新思路

当前的社会稳定问题表现多样，集体上访和是其中一大焦点。学界通常认为，集体上访的起源在于民众群体的物质利益的被侵害。但事实上，民众对于物质利益的被侵害尽管非常敏感，但这种敏感一般不会直接反映为集体上访的出现。在相当多的情形中，民众持续地卷入集体上访常常与被强加的高压、被压抑的情绪、被伤害的情感、被侮辱的人格有关。但值得注意的，集体上访又并不是完全由情绪来主导的。上访者一般在目标上是相对有限的，在手段上是比较理性的。只有在中，我们才看到情绪完全失控的情况。

社会冲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实性冲突，即那些目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或正在失去的目标的冲突；另一种是非现实性冲突，即释放紧张情绪的冲突。①我国当前的集体上访兼有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的特点，人格的冲突、情绪的对抗是集体上访得以发生和持续的关键动力，但其上访目标却往往限定在物质利益上。

我们可以借用中国文化中一个常见的概念——“气”——来把握我国当前集体上访和的发生过程。②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四到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气”的凝聚。我们在这个阶段可以看到民众集体上访起源的累积性特点。由于在市场转型中某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部分民众的权利有时会遭到不同程度的侵害。这些侵害虽然不会都直接引起民众的政治行动，但却不断加大当地的政治气压。

第二阶段：“气”的初始释放。我们在这个阶段可以看到民众集体上访爆发的机缘性特点。不断积累的高气压以集体上访的形式爆发，是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的，包括激起民众不顾一切代价去冒险的情形，以及开展集体上访所需的最基础的资源、传统和人力条件。

第三阶段：“气”的再次加压。这个阶段是集体上访整个持续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当气在前一阶段初始释放出来时，还基本上是在围绕利益展开，事情远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只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某些基层政府对集体上访的积极分子所采取的严厉的、有时甚至是非法的打击，严重侵害了这些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由此，民众和基层政府在物质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平添了人格的冲突和情绪的对抗，并由这种人格的冲突和情绪的对抗统领了物质利益的冲突，从而使集体上访获得了持续的、坚决的动力。这就是一味采取高压手法带来的反面效果。

第四阶段：“气”的导引。尽管集体上访此时因涉及到了人格的冲突和情绪的对抗而具有了顽强性的特点，但这种行动却并不具有激进性的特点，相反地，这种处于高压状态的“气”在被释放时得到了精心的导引，集体上访无论是在具体目标上、还是在手段上都受到了相当的限定。但这种导引并非都能持续下去。因此，民众的这种行动有时还很可能进入第五阶段。

第五阶段：“气”的失控。在集体上访的积极分子被彻底打压下去、而上访者的物质利益问题又未得到真正解决的情况下，群龙无首的民众在行动上可能变得更加激进，有节制的“气”可能演化为失控的气场，这就是迭出的缘故。

我们从“气”演化的这五个阶段可以看到，基层政府的反应在维稳上的确居于关键环节。但是，这绝不是说，基层政府的反应越强硬、越敏感，维稳就越能实现。恰恰相反，目前维稳面临的一个基本困境正来自基层政府的过敏反应。

当群众的“气”因为某些因素进行初始释放时，基层政府的本能反应常常是把集体上访的组织者视为“刁民”或“别有用心者”，常常对他们采取种种严厉的整治措施。然而这种“枪打出头鸟”的做法往往只会激化已有的矛盾。如果是原来的矛盾还只是利益矛盾，而利益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可以谈判、妥协的话，那么，当“气”被再次加压时，上访者的行动重心已经转向了反抗基层政府对他们的整治，这时他们的行动常常被逼入了绝地，坚定了与基层政府抗争到底的决心，哪怕是鱼死网破，也要将整治他们的官员拉下马。因此，基层政府对上访组织者滥施高压，横加打击，本来是为了遏制集体上访的势头，没想到正是这种打击成为集体上访新的动员因素，使这种行动不断再生产出来。

如果基层政府始终坚持对上访组织者实行持续的高压，集体上访的行动的确可能一时被强压下去，但事情可能会出现更坏的结果。因为，在集体上访进行过程中，尽管上访者与基层政府的对抗是持续的，但上访组织者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一般并不主张激烈的、非法的行动。也就是说，上访组织者的存在恰恰使上访行动得到了某些限制，他们往往寻求的是“踩线不越线”的行动效果。但是，当上访组织者被彻底打压下去后，有组织、有节制的集体上访很可能向无组织、无节制的转化。

可以说，集体上访与之间存在着某种消长关系。如果集体上访的渠道是较为畅通的，基层政府的反应是比较积极而宽和的，那么，即使实质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群众的“气”有一个正当的宣泄口，爆发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而1990年代以来，的猛增，特别是无利益相关者的的大量出现，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对集体上访处置失当，导致“气”的持续高压和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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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平等总是动乱的起因”，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向现行政体发难的人们都是在谋求平等”。他不仅指出人们要财富上保持平等，而且在分配政治权利与各种荣誉时也要平等地对待民众。他指出在贵族政体中引起动乱的原因在于“名位仅仅为少数人所占有”。他还指出：在民主的社会里，所有自由的人要求在门第、财富、自由身份与美德等一切要素方面都应该平等，他们把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视为正义。只要人们认为在政府中的地位与他们关于平等和正义的观念不符，他们就要掀起革命，由此导致政治不稳定和政体更迭。从政治秩序建构的方法及原则分析，《论语》主张德治，《政治学》则主张法治。孔子所设计的是圣君贤臣的政治统治模式，正如前述孔子对人性的认识，统治者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依据优良的道德品质治理国家，以优良的道德品质影响民众，就可以获得民众在心理上的支持，使政治共同体具有政治权威，获得统治的合法性。道德是趋于良善的最有效的途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认为刑罚虽然对治理国家具有有效性，但并不能使社会大众达到良善，只能使民众免于无罪。而德治是以“仁礼”为核心来构筑的，“仁”与“礼”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仁”是优良的道德品质，而遵守礼的规范是优良的道德品质在行动方面的表现，所以“仁”的品质是遵守“礼”的前提。没有“仁”的品质，自己的行为就不能符合“礼”之规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然而要达到“天下归仁焉”，还要靠千千万万的“君子”。那么“君子”何以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呢？

君子具有完美的政治人格，君子的存在能使社会安和、人性趋善，正如《论语•里仁》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重“德”懂“礼”，让“仁”、“义”行于天下，天下有“道”，自然秩序井然。《论语》重在扬善，而《政治学》则重在止恶。亚里士多德基于对人性恶的认识，试图用法律来遏制人的贪婪，从而保证城邦达到“至善”。他说：“崇尚法治的人可以说是惟独崇尚神和理智的统治的人，而崇尚人治的人则在其中掺入了几分兽性；因为欲望就带有兽性，而生命激情自会扭曲统治者甚至包括最优秀之人的心灵。法律即是摒绝了欲望的理智”。亚里士多德崇尚法治，并认为“恰当的法律可以拥有最高的权力”，因为“意愿并不是安全可靠的东西”。多数人制定的法律体现着多数人的智慧，他坚信多数人的智慧会比少数人的智慧或一个人更高明，用不带感情的法律可以抵抗常人的偏私、或，从而能够克服人性之恶，能够克服政治腐败的弊端。因此，如果在政治上考虑德性和邪恶，要止恶扬善就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以法治为手段，以防止统治者感情用成文的法规更具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加听任激情的支配。“寻求正义的人即是在寻求中道。约定俗成的法规比成文的法规更具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加重要，所以人治也许比依据成文法的统治更加可靠”，在将成文法作为统治纲领之时，亚里士多德具有明显“中道权衡”的政治取向，这种合乎正义而毫无偏私的政治价值观与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政治哲思如出一辙。如果说《论语》吸收了尧、舜、禹三代及周朝的君主专制文化养分，那么《政治学》则吸收的是古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养分。东西方自然地理、政治文化环境的不同已决定了政治秩序构建结果的分殊。孔子彰人性之善，从亲情伦理关系的角度，看到了家、国、天下的政治关系。他鞭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由“陪臣”执国命的无道社会；他希望通过千千万万的君子，事事讲“礼”，无论是家庭内部的父子、夫妇、兄弟之间，还是君臣之际，从约束个人到约束社会，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他期望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优良秩序，他疾呼“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论是政治权威的塑造还是政治合法性的获得都在这“礼”当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逻辑也似乎在当然之中。

从个人扩展到家人，由家人扩展到国人，再从国人扩展到天下人的社会关系也决定了政治关系的金字塔结构，要求“克己复礼”，遵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礼制规则，从而使得天下有序。亚里士多德以止恶为扬善之本，得出崇尚法治的结论，在原始的自由、平等理念的支撑下寻求自由民的共和政府。因此，他认为“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把全邦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当公民权利平等时，“轮番而治”的制度才是正义的。虽然他与孔子的中庸之德的政治哲思如出一辙，但他调和的并不是一家一姓，他要调和的是构成城邦的阶级，他不希望政治权力过多的掌握少数人手里，他说：“一旦有过多的人被排斥于公职之外，城邦中就会遍地都是仇敌。惟一的解救办法是让他们参与议事和审判事务。所有人聚集到一起时，能够有充分的感知能力，再与较高级的职位相结合，自然有益于城邦，正如不精纯的食物与精纯的食物相混合，整体上就会比少量的精纯食物更加有益于身体；然而分成单独的个人，其判断能力就要大打折扣。”在他看来中产阶级人数最多，比其他阶级更为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使其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又不至因财产太多而引起穷人的觊觎。他们具有中庸之美德，最能顺从理性，不走极端，并且成为贫富两个阶级的仲裁者，以避免纷争，减少内讧。因此，他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共和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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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国高校正面临教学模式的改革，毋庸置疑素质教育便是教学改革的终极目标，然而对于如何培养社会所需要的行政人才，最大限度地提高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的行政职业能力这一重要内容，却并没有引起高校教学部门的足够重视，以行政职业能力为核心的素质教育所要求的培养模式也没有得到构建起相对完善的体系。

一是以“行政职业能力”为核心的培养目标不明确。行政职业能力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特殊能力，目前虽然各大高校都认识到了能力的培养这一教育目标的重要性，但极少从专业角度为行政职业能力设置统一的能力培养目标，统一的培养目标缺失意味着使学生接受系统的行政职业能力实训缺乏理论基础。培养目标的确立关系到行政职业能力培养体系的全局建设，同时与其他专业培养目标相辅相成，在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发展中行政职业能力这一培养目标，应当融于其他培养目标，将行政职业能力培养实训教学与本专业的其它教学活动紧密结合，不断增强专业技能的培养，从而拓宽本专业学生的就业领域。

二是以行政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相关课程体系比较单一培养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科学的课程体系的设置。目前，虽然我国部分高校在教学实践中设置了行政职业能力课程，但课程体系较落后，仅仅参照公务员考试的考试科目来设置如《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此类课程，教学实际效果有限，难以适应行政职业及相关专业领域对于行政职业能力的要求。因此为全面体现行政职业能力的具体要求，在课程设置方面，也应体现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

三是培养行政职业能力的教学方法单一行政职业能力涉及面广，相对的学生素质参差不齐，因而常规的教学方法已不能满足培养行政职业能力教学需要。目前高校当中行政职业能力相关课程的教学方法单一，课堂讲授依然局限于教材，学生学习兴趣低下，思维活跃度受到局限。因此教师在寻求学生行政职业能力培养和提高的过程中，必须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并集思广益，逐步探索更具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在教学实践当中不断改进和更新教学方法，从而使行政职业能力实训达到良好效果。

二、基于就业导向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行政职业能力实训改革路径

首先，明确人才培养定位。当前我国各大高校基本上都将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人才定位为从事管理工作的人才，而没有忽视了从职业分类的角度来明确定位，因而大多数课程与社会要求相脱节，相关课程设置在体系上缺乏科学性和实践性，课程实用性不强，因而影响了能力培养的效果，最终影响就业率和学生就业质量。其次，实现知识灌输与能力培养的共进，突出模块化培养。传授知识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将知识成为进一步促进能力培养的动力，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但从目前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设置上看：当下我国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在学科基本范畴上的模糊不清，造成了政治学类课程和行政学类基本理论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比重偏大。相比之下，行政能力和技术方法方面的课程，如公共关系实务、管理沟通实训、行政公文写作、办公自动化等比例明显偏小。因此适应当前形式所需，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应适应不断创新课程设置模式，突破单一的课程体系模式，体现出灵活性和特色性，使学生既能掌握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又具备公共部门行政和企业行政的双重技能特性，以适应多重需要。再次，突出职业能力实训，创新具体课程体系。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拥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因而培养学生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迫切需要加强实践教学。但是当下大部分高校的实践教学体系不甚完善，存在课堂教学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因而导致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及有针对性的实训效果不佳，影响了本专业毕业生的行政职业能力的培养。

行政职业能力实训的目的在于塑造学生的职业实践能力，真正实现知行合一。首先，必须重视校内实训。以实践课程为平台对学生进行行政职业能力实训，提升学生组织协调能力、沟通应变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等。在我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还探索了设置校外调研，全程由学生自行组织，确定不同主题，深入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综合利用多种调查研究方式进行调查研究，最终形成调研报告，使学生在调研活动中逐步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增强校外实训的实效性。基于改善实践教学的方法与内容的目标，应充分挖掘本地资源，积极联系各级政府及企业等相关部门，与以上各部门形成定期交流与沟通方式，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对口实习提供新模式。使学生在校期间通过在政府工作的机会，熟悉行政部门工作流程，提高学生协调和人际交往能力，并能更早认识社会，促进学生毕业后顺利地实现角色转变；同时也可尝试将实践教学课堂带入企业这一平台，使学生逐渐熟悉企业的工作环境和特点，并对学生进行实际的岗位培训，通过行政职业能力实训突出专业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在准确理解行政职业能力的含义及科学的行政职业能力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可以将具体课程设置为以下几部分：培养听说能力———演讲训练课程、政务礼仪及管理沟通心理等相关课程的设置。

首先，在行政能力实训环节设置演讲与辩论环节，此环节可以在与专业基础理论结合的基础之上，培养学生流畅形成从容的外在言语表达能力，在演讲与辩论赛等具体形式的配合之下进一步促进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的形成，为从事行政职业打下坚实基础。其次，目前学生中普遍存在不良情绪，并且对不良心理的调控能力低下，尤其是在特定场合中面对突发状况、需要解决疑难问题时心态调整能力脆弱。心理学研究已显示不良心理会影响逻辑推理的速度和准确性，会对推理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在培养学生行政职业能力培养过程中不应忽视通过心理学知识推动学生学会有效控制情绪，尤其是在面对突发和疑难状况下调整自己的心态，最终使学生营造保持自信、从容、平和的心境，全面提高逻辑判断力。最后，加强学生对于政务礼仪的学习和了解。因为政务礼仪中，如仪容、仪态、着装、正式与非正式的会议、会见、宴会、会务座次、人际交往和涉外活动等礼仪内容不仅适用于公务人员也适用于企业事业单位的政务工作人员，因此具有较强的迁移性和实用性，最大限度地拓展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更能通过这一实训环节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更好地适应角色的转变。

塑造阅读分析能力———设置速读训练和统计分析相关课程。一方面，公务员考试的《行政职业能力测试》中的简单阅读部分与《申论》中阅读材料进行归纳分析这类题型设置，都是考查读者是否具备对文字材料所呈现的文字信息进行快速而准确地分析和归纳的能力。在行政职业能力实训中，可以探索通过设置速度阅读训练课程，探讨如何提高文字分析并归纳的速度与准确性和概括性等方面技巧，尝试结合公务员考试历年真题讲解，最终实现专业能力与行政职业能力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尝试开设《社会调查统计与方法》这类课程，在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行政工作中，都要求工作人员具备调查研究，根据文字、统计数据和图表信息等提炼数据背后的复杂联系，并准确判断或预测事物变化趋势的能力。因此为适应日后行政工作的需要，就要求学生具备统计学基本知识并掌握和运用基本调查研究的方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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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伊斯顿的系统政治学在西方政治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成功的政治学理论，他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政治学的评价决非夸大之辞。按照我国的目前的系统科学理论，戴维.伊斯顿在几十年前所进行的系统政治学研究只是运用了一小部分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有很多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没有得到解释、说明、阐述或运用。在系统科学已经获得相当发展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来促进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低估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没有理由漠视系统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再对系统科学方法抱有怀疑的或保守的态度。虽然系统法学作为我国法学的一种法学理论还处于探索之中，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对系统科学法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有理由相信系统法学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也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学术目标和理想设定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理想总是把方向指向有可能到达的目标上。戴维.伊斯顿已经到达了系统政治学这个目标，因此，我们也应当向系统法学这个可能到达的目标前进。理想又总是把目标设定在已经前进的方向上。我国法学界已经向系统法学这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的目标前进了20多年，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进行某种跨越式的前进。

第二、系统法学研究需要的什么样的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进行系统政治学研究必须同时具备理论勇气、智慧和毅力，三者缺一不可。戴维.伊斯顿认为：一方面，政治学理论是很廉价的，到处都有；另一方面，政治学理论又稀缺得出奇。[2]看起来我们只能在像系统政治学这样的一些宏观政治学理论和没有政治学理论之间加以选择。在政治学研究中，在系统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总是在未经表达的一系列设想、没有联系起来的若干概念和拙劣整合起来的若干概念之间徘徊流连”，我们应当有勇气毅然决然地去“博取更强烈的理论自我意识，去把握更缜密的理论逻辑”。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政治学的研究“与理解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广泛目标息息相关”，只能“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做出选择。当然，这种事物的内在逻辑只是与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相对而言”。由于政治系统时非常复杂的，解释和描述政治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内在逻辑”，不可能不包括“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的成分。对于个别研究者而言，“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但是如果选用这种方法，“就必须具备卓越超群的理解能力、适用于排解疑难问题的灵活多变的思路以及在茫茫暗夜中为了点燃思想的火炬而艰苦摸索的坚韧毅力等等许多品质”。[3]

实际上，戴维.伊斯顿的很多观点，可以视为对我国法学整体状况的真实评价和真实写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尽管这种评价听起来相当尖锐和刺激，一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就系统法学研究而言，我国法学界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敏锐、勇气、智慧和毅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作为一个“个别”的系统法学研究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研究方法始终就是“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我也只能这样做。戴维.伊斯顿认为这种方法“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我也相信我具备进行系统法学所需要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第三、将系统法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戴维.伊斯顿认为，理论的概括性和连贯性是甄别所有理论的两种特性。理论的概括性是指法学理论所包含的论题的范围，“它们从非常有限的数据到最广泛的数据，各不相同”。理论的连贯性是指构成理论的命题之间的连贯程度。根据这两种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单项概括理论、局部理论和一般理论。单项概括理论的数量是很多的，它们仅仅涉及到一批非常有限的数据，适用于为数甚少的一些事情。在若干单项概括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局部理论。关于政党、组织、利益集团、领导权力、行政行为、联盟等政治学的局部理论，只是研究政治系统的特殊方面或特殊部分，而没有说明这些局部理论自身各自都与一个更大的逻辑、更大的理论整体或更广阔的领域相吻合。这些局部理论之间，也就是“逻辑尚不确定、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就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处女地，“而这正是一般理论帮助测定的区域”。系统政治学就是可以说明各种局部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政治学的一般理论。[4]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学理论的三种划分，与前面所说的刘永佶关于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和学科论述体系的划分，是完全相通的。戴维.伊斯顿将系统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这启发我们也应当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应当尽量概括我国法学已有的单项概括理论或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以及局部理论或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不论它们是共识性的研究成果，还是前沿性的探索。

第四、系统法学是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法学。戴维.伊斯顿认为，很多政治学研究就是选择一些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围绕它建构一批概念和命题。由此获得的一些政治学理论作为局部理论不管如何重要，都必然面临甚为狭窄的前景。我们现在缺乏的是系统阐述政治学理论问题的一种明确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关注特定的政治的价值问题，而是拓展自己的视野，致力于处理各种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永恒问题。物理学中已经有了关于运动的一般理论，生物学中已经有了关于生命的一般理论。与此相应，我们在政治学中也应当有一个论述政治生活中心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系统政治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寻求到一种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综合性的问题，进而在最一般层次上打开政治生活的窗口，了解政治生活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一旦我们确认，形形的政治生活都可能完全变为我们研究的领域，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实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满足于维护某些与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利益相关的中心价值。相反，我们必然会不分时间与空间，不管所研究的政治系统是最民主的还是最专制的，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发达的，是最传统的还是最现代的，只是关注一切政治生活系统所面临的最一般问题。[5]

戴维.伊斯顿所研究的政治生活本身都是涉及价值的，但是，他是以一种价值无涉的系统思想和系统科学方法来分析和描述这些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在我国法学界，人们围绕着多样的法的价值，构建了很多法学理论。只不过有人偏爱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法的价值，有人偏爱秩序和国家统治等法的价值。这些法的理论把研究范围局限在特定的法的现象上，不能说是关于法的现象的一般法学理论。系统法学以价值无涉的系统科学方法来研究涉及价值的法的现象，因而是一种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各种形形的法的现象，都是

系统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在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看来，如何构建系统政治学的论述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戴维.伊斯顿的很多关于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阐释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认为，“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所适用的经验系统行为，完全要看组成这种理论的概念和概括中有多大程度的逻辑连贯性。一个一般理论若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演绎系统，一整套经验上正确的概括便可以按特性递降的顺序，从特定的假设、前提和公理中演绎出来，这个一般理论也就以其理想的和最有力的形式，实现了其最大价值”。戴维.伊斯顿并没有认为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完整地提供了现成的演绎性命题或可以用来进行演绎分析的概念框架，也并没有认为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完全按照演绎分析的方式构建的，是在贫瘠的政治学理论土壤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的一朵“演绎理论之花”。但是他认为系统政治学理论是有可能这样构建起来的，而且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为承认和接受系统政治学研究能够取得的成就“留下余地”。[6]

戴维.伊斯顿在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过程中还发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是间歇式问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太大的兴趣或与其无关。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这种“严重缺乏现成的理论概括”和“缺乏累积性研究”的状况，使得系统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做到“把各方面概括集中成为一个逻辑上松散的一般理论统一体”，而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使理论探究范围限于易驾驭的边界以内”，在“探知一系列演绎性命题”和“寻求以最起码的连贯性摆脱纯粹收集和处理资料水平的、松散关联的一系列该概括”之间求得某种适当的平衡与结合。不论如何，要想使系统政治学研究取得重要而极为有益的进展，“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围绕此框架，渐渐述及更加复杂的理论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中，人们可以发现和确定用来分析政治系统的稳定而明确的分析单元。[7]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论述体系中，一方面有选择地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些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演绎，同时也从大量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中，有选择地提炼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综合性和归纳性的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等，并且尽量使这些概念以及相应的命题与那些演绎性概念和演绎性命题相吻合、协调、一致和相互沟通。在这种论述体系中，政治系统是核心概念，输入、输出、反馈等概念以及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概念是两类主体概念。这两类概念构建了一个高层次的总体概念框架。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之内，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生活作了相当彻底的系统分析与综合，形成了很多新的关于政治系统的分析单元。在这种论述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大量的人们所熟知的传统的主流性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被肢解了，并被整合到一个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概念框架结构中。我认为这种独树一帜的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隐含着政治学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容易也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也就是说不愿看，也看不懂。

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过程中几乎面临着戴维.伊斯顿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演绎、分析与归纳、综合的关系问题。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法学和法的现象的特点，“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系统法学也就向成熟的法学理论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何使我国法学界愿意和容易理解系统法学这个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

参考文献

[1]引自：《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前言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主要趋势回望》，第6-7页。

[2]《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页。

[3]同前，第557-558页。

[4]同前，7-10页。

[5]同前，第15-19页。

篇7

在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这些政治理论就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不仅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在提倡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今天也无法实现。即使那些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们，也没有摆脱价值因素的束缚。

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意识形态的痕迹。比如“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代表者李普塞特，他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对理想的社会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但是到现在这种探索可以停止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即美国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在其代表作《政治人》中，他为了避免价值因素的干扰，他采用“冲突”和“共识”两个变项作为其概念架构的支撑。但是在实际的整个概念架构当中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自由的社会优于压迫的社会，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社会的典范。这样，他企图免除文化的偏见，但最终却陷入了这样一种文化偏见之中。达尔，在他的代表作《现代政治分析》中，强调把“价值偏好”和是非评判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念：即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已经定型，无需争论。在关于多头制与霸权政制的差异的分析中，达尔就极为鲜明的表明了他对西方模式的偏好，甚至认为人类应该以明智的行动来逐步地走向多头制。另外，达尔认为英美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民主的国家，并把这些国家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这就明显的带有价值偏好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二、对政治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评价

1.政治学研究主体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是人，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那么它必然会把它所属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政治倾向和等带入到研究的过程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结果。正如达尔所言“，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政治体系。”所以，生活在不同政治体系当中的人必然会有不同价值观，这必然会对政治研究产生影响。

2.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不仅研究主体难以价值中立，从研究对象上来看，政治学研究也难以实现价值中立。首先，研究对象和价值密切相关。政治学与价值、利益等范畴是有紧密联系的，并且政治利益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利益从本质上看就体现为价值。其次，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包含着人，人的能动性会影响政治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这是因为“人类的行为通常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的愿望相关。人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性使得一个人在描述和总结自己的行为态度时，可能撒谎、出错或自欺欺人。总之，人的行为存在各不相同的内在动因，例如利益动因、权力和权利动因、个人心理动因等。因此，研究者必须进行主观的判断，去分析人类政治行为的真正动因，否则就永远无法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

3.政治学研究结果的倾向性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自然科学揭示的规律可以为不同的国家、民族、阶级所接受和利用，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规律则是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例如，马克思根据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这一观点具有明显的价值性和倾向性，因此也遭到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攻击和谩骂。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必然也带有倾向性。政治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政治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总结政治现象发展的规律，倡导政治生活的理想。正如美国学者伊斯顿指出的那样，“政治研究工作的效用来自这样的事实，即它帮助人们决定采取他们所中意的那种政治体系，并懂得怎样为达到这个目的而着手改变社会政策。”由此可见，政治研究的结果必然会带有某种倾向性，使“价值中立”难以实现。

4.价值中立本身包含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价值中立”本身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祛除”，但是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从而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初衷。尤其是以行为主义政治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学研究者主张“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这些观点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从而说明了意识形态没有终结。并且，行为主义学派的“价值中立”的前提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已经有了理想的社会制度，政治学就不需要去研究什么是好的政治制度的问题，为此各国应该以美国的政治制度为蓝本进行设计。由此可见，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者，没有真正的做到“价值中立”，他们越是强调“价值中立”，就越是否认了“价值中立”，进而陷入了“价值中立”的困境。

篇8

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理论性、现实性和跨学科性。理论性方面，国际政治学理论不仅历史久远，而且历久弥新。源于亚里士多德、格劳秀斯以及康德等名家的国际政治思想源远流长。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理论先后经历了道德与权力、传统与科学、权利与制度以及制度与文化等四次学理论争，[2]并在争论中不断获得发展。现实性方面，理论的产生总是源于现实需要。国际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呼唤理论的指引，另一方面也为国际政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跨学科性方面，如前文所述，该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不仅与国际战略学、外交学联系紧密，也与历史学、法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众多文史类学科颇有渊源。这些特征要求教学方法灵活、生动，才能产生良好引导。其次是教学方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上，教学中的角色定位为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配合为辅。教学过程中，课程往往以概念讲解为起点，基本按照内涵、外延、特征和地位等顺序逐次展开。这样的教学方法优势在于教师很容易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劣势也很明显，对学生而言，积极性却难以的到有效调动，因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并进行知识系统架构的目的并有实现，在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方法愈加显得陈旧。从教学过程来看，科学的教与学的作用应该是，“教为主导，学为主体”，意在“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相结合”。[3]无论是中学教学，还是本科教学，这些结合愈来愈明显。相较而言，案例教学法在处理这种结合作用时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重视学生的主体性，而且重视现代教学技术的应用下教与学的互动等。可见，从学科特征和教学方法主客观两方面来看，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都存在必要性。

一、国际政治学概论课应用案例教学法的可行性

案例教学法与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的结合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存在可行性。一是案例教学法的优势提供了方法基础。如前所述，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逻辑严密，并且理论性强，因此教学上要求通过积极有益的调动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分析综合能力。而改革开放后渐渐流入我国的案例教学法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直观性。具体来看，其关联性表现为注重从案例中分析理论的产生和应用等，有利于构建全面的知识体系，加强理论的基础学习；而直观性表现为将理论通过现实案例表现出来，有助于启迪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分析与综合能力。二是国际政治专业的特点提供了案例教学法应用的专业基础。基于国际政治学学科基础上设立的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无疑同样具有理论性、现实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案例教学法要求所适用的课程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深刻的现实性以及具有综合性的知识网络，这些要求都能从专业的特点中的到满足。理论方面，不仅存在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学派和女权主义等众多流派的交锋，而且与众多学科存在联系；现实方面，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局势变化多端，因而，对此研究表现出紧迫性；跨学科方面，该学科具有较强的包容能力，一方面表现为对学科理论的包容性，如历史学、法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的包容对于国际政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4]另一方面表现为现实的包容性，需将国内外形势变化及学科研究相结合。这些特点体现了该专业深厚的底蕴，能够为该方面的应用提供专业基础。三是教学中的互动为该应用提供了融洽的氛围。案例教学法应用过程中的互动相当重要。总结来看，互动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的互动，即教师与学生的互动，避免单纯填鸭式教授与被填鸭式学习。该课程主要针对本科生群体。从群体知识和能力结构来看，他们已具有了较丰富的基础知识，以及一定层次的科研能力，并且主观上研究兴趣浓烈而且持久。因此，能主动与教师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且往往能进行深层次的探讨。无疑，能够成为案例教学法的应用提供主体。二是物的互动，即运用教学手段将材料与知识点的联系结合起来，避免教学过程中知识点的单一罗列与材料的简单描述。三是人与物的互动，即在物的硬件基础上，师生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开展教学活动。通过以上方面的结合，达到教与学的最佳状态。四是先进教学手段的运用为该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工具主要为课本、讲义、黑板和粉笔。随着现代技术不断发展，更多新颖技术应用到教学中来，如多媒体，网络和操作软件Powerpoint、Photoshop等，由此，单一的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手段发展为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网络多媒体教学。相较而言，后者更为案例教学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学习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一是应用技术来改善教学，如网络的联通可以是国际时事与课堂紧密联系，多媒体能够以更为立体的方式展现历史等；二是网络，如校园网、大量教学数据库等亦应用于教学，[5]能够提供大量的资料和数据支持。可见，先进教学手段能为该应用提供很好的物质基础。

二、案例教学法在国际政治学概论课教学中的应用

国际政治专业教学呼唤案例教学法的应用，而且该方法的应用也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以下分别从内容、手段和形式上探讨如何应用。

1.教学内容上，结合国际政治专业的特点，使教学更趋深刻。该课程理论性强，因此，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引入各大理论，而且要在对西方主流理论的引入的基础上，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并争取特色创新，尤其在中国特色方面下功夫。因此，教学中应注重教学内容的优化。其最优化的步骤可以经过以下努力：教学内容符合教学任务；找出最主要、核心的任务；协调各学科的联系；内容符合于教学时间规定；为不同的学生准备各种区别选择。[6]如前文所述，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理论经历了四次论争。如果与具体的国际环境相结合，设置案例进行讲解，尤其注意选择能突出理论关键点理解的材料，并注意层次上的引导，则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以民族主义为例，民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神权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而不断发展，并在不同历史时期起到不同的作用。根据教学内容优化步骤的要求，教学前可做好如下准备。首先，确定教学任务为讲授“民族主义”，并主要是结合材料进行分析。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问题一：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哪些表现？问题二：当代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泛滥的原因；问题三：民族主义与战争的关系。其次，内容上，根据课程安排（时长为两课时）来进行设定，按照导入功能、分析功能和结论功能的层次循序渐进安排教学材料。比如，根据需要，“民族主义”可以安排以下材料。材料一：巴以问题的由来。简要列举从犹太国的历史、二战的争议到中东战争，以提供思考的历史背景。材料二：巴以问题解决的几个阶段。材料三：巴以问题解决的障碍，此材料为分析性材料。以上三则材料展示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可以提供结论性材料，即材料四：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的定论，如埃沃拉认为民族主义在7种情况下可能引发战争等。再次，以上材料一一展示后，教师可根据讨论情况进行总结，知识点的讲授可以告一段落。在教学过程中有几个方面应当引起注意：一是课堂引导与课后思考相结合。引用的案例往往信息量大，分析只是引用了其中一小部分信息量，因此，可以课后交流的方式，如深度思考问题等，以推进探究程度。二是课堂上应启发学生将了解资料和理顺思维相结合。这也与案例信息量大有关。因此，讨论时，应及时控制主题的进程，以不断深入的问题加以跟进，而不至于讨论白云跑马，无果而终。三是材料描述与理论提炼相结合。材料往往是对事实的描述，与抽象的理论有一定距离。因此，应当及时引导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

2.教学手段上，结合网络多媒体技术，使教学更趋生动。在教育教学中，知识既是目的，也是手段。[7]国际政治学概论课课程的教学要求将大量的理论、史实资料以及国家文化特色相结合，单纯的口授笔传难以全面将这些庞杂的内容有效呈现。相比之下，案例教学法更有优势，不仅可以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并通过设置情境来教学，将知识点或者理论论争得以立体展现，从而生动的还原知识内涵，而且可以借用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通过视频等影音资料展现案例的现实性，更可借助网络技术，收集到丰富的资料，大大提高教学效率。比如，在国际政治的基本形式一章中涉及外交时，可以在课堂上播放有关外交的视频。观影后，就设计的问题，如“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组织进行讨论，可以极大激发学生的兴趣，并培养思维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网络仅是教学的环境下的一个组成部分，教师实施教学时，不仅要依托传统课堂的平台，更要提升运用技术对学习进行检测、管理和指导能力。[8]因此，教师不仅应不断提高驾驭课堂（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的能力，而且在具体技能上，应提高熟悉资料数据库的运用，网络信息的收集以及多媒体设备的运用技巧。

3.教学形式上，结合课程需要以及师生间的知识结构，通过建立学习小组，开展讨论或进行辩论等，使教学更具启发性。传统教学上，主要以教师口述笔授来进行讲解，但在案例教学法中，可以不拘泥于“讲授”这一单一形式。在该教学法中，学生将起到主体作用，教师以引导和辅导的角色来主导教学过程。因此，可以根据课程特点以及知识基础，在学生中建立学习小组，组织讨论或辩论的启发式形式进行教学。学习小组的设立不仅缓解教师的课堂压力，而且能够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以该课程第五章“国际政治的法律规范与国际机制”教学为例，可以将课程中的“民族自决原则”作为案例教学的重点之一，内容上结合冷战后两个著名的案例，即科索沃独立与车臣民族分离主义进行教学，而形式上，组织学生分组进行“高于人权”“人权高于”的主题辩论。关于和人权的地位，中西方学者以至政界皆有不同的论述，总结起来可归纳为两种观点“高于人权”和“人权高于”。根据现有的研究情况，可以发现，两个表述皆有理论和事实论据来支持，也都有不足之处。因此，可以在课堂上采取辩论的形式。学生在准备辩论的过程中，将会充分收集两种观点的支撑材料，并进行分析，因此，不仅为课堂节约了讲授观点的时间，而且也很好的调动乐学习的积极性。对于辩论这种灵活的形式而言，教师的点评显得尤为重要。好的点评能够让课堂在灵活的形式之余锦上添花，拔高思想的层次。

篇9

2．领导班子成员，必须保证每周2小时的政治学习，规定为每周五上午；

3．集中学习，由校长组织，分散学习自觉坚持；

4．学习要联系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走在教师前面，先学一步，从思想上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保持一致；

篇10

首先我们应该反思出现学困生的原因，我总结出以下几方面：

一是父母正常温暖关爱的缺失，导致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初中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受家庭影响很大，父母主导倾向是什么，对孩子期望有何要求，往往是孩子愿不愿意学习和怎么去学习的指示器。没有父母的疼爱、关怀、表扬、鼓励，学生会提不起学习兴趣，成绩、课堂表现对他来说都无所谓。

二是家庭、学校教育方式不当，导致学生对学习产生抵触心理。厌学是一种正常的不良情绪，是常见的消极情绪。产生厌学心态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如家长的逼迫施压、教师的不重视、性格内向不与人交流，等等。

三是课堂学校单调、乏味，导致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学习毕竟是件艰苦的事情，虽然新课标设计得人性化、趣味化、生活化，但它不像童话故事那样有趣，如果感受不到学习的乐趣，就没有学习的兴趣，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找到了学困生身上出现的“病根”就要“对症下药”，从而让学困生健康成长，下面简要总结帮助学困生提高成绩的方法。

一、用“兴趣”创新教法，增强政治学困生的学习愿望。

学习是一件苦事，也是一件乐事，关键在于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及对待学生。有的教师信奉“严师出高徒”，这诚然不错。但如果将“严”理解为“严厉”则不妥，学生只是在外在压力下被动机械地学习，久而久之，就会“厌学”，逐渐沦为学困生。为此，我在转化学困生的过程中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力求有一定的趣味性，寓学习知识于趣味性活动中，把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放在首位。我的做法是：利用课余时间搜集整理政治史料，制作成课件让学生观看，编成故事讲给他们听，既让他们学习知识，又让他们受到理想信念教育，从古人名人身上汲取营养，从而对自己的前途命运具有责任感。带学生到校外亲自实践，让他们开阔视野，注意实践，并在教师的点拨下，独立完成政治学科的学习任务，让他们感受到知识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生活，从而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我还抓住时机，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并定期向我汇报情况。对学生成功的地方给予充分肯定，让他们享受到成功的乐趣。这样便根据学生的特点将他们引进知识的乐园，让他们把学习当做一种心理享受。

二、生活、学习上要给予他们真诚的关心和鼓励。

学困生因为成绩差或者其他缺点，长期不被老师和同学认可，得到表扬的机会少，而得到批评和训斥却很多。因此，他们大多数消极后进，和师生关系很紧张，也不愿意学习，但他们希望被关心和尊重，更渴望鼓励和表扬。对于学困生，首先要解开他们的心“锁”，给他们“偏爱”，使师生关系融洽。

其次，要给他们处理好和同学关系，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得到集体的帮助。

最后，对学困生表扬鼓励之时，也要注意表扬的客观性，符合实际，这样有助于他们的自信心提升。

三、客观评价学生成绩，以情感唤起政治学困生的学习热情。

学困生同样关心自己的成绩，关心自己的分数，但他们基础差、底子薄，尽管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取得进步，但难免在考试和测试中“垫底”。这样的打击大，教师一定在评价时不仅要“偏爱”，还要找出他进步的方面。我班有一个政治成绩很差的学生，刚开学我就笑眯眯地问他：“你希望在期末考试中多少分？”他回答考及格。我就抓住这一点，表扬他有决心，想进步。随即我让他说说以前为什么考不及格，他说出了自己的一些缺点，如上课不专心，怕作业等。我立即表扬他勇于承认缺点，然后问他有没有奋斗目标。他抬起头，看到我充满鼓励的目光，说：“有。”从那以后，他的政治成绩逐渐上去了。由此可见，教师与学生的情感融洽了，学生就会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参与。为了让学困生快乐学习，老师不要吝啬你的一张笑脸，两句鼓励。也许你不经意间的一个微笑，一声表扬，会成为学困生一生的转折点。

四、教师帮扶要持之以恒，方能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