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案件诉讼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案件诉讼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第一章总则（第1条至第7条）

第二章抗告诉讼

第一节撤销诉讼（第8条至第35条）

第二节其他抗告诉讼（第36条至第38条）

第三章当事人诉讼（第39条至第41条）

第四章民众诉讼及机关诉讼（第42条至第43条）

第五章补则（第44条至46条）

附则

说明：标记为在原条款基础加以修订的条款；标记为新追加的条款

第一章总则

（本法的宗旨）

第1条有关行政案件诉讼，除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以本法规定为依据。

（行政案件诉讼）

第2条本法所称的“行政案件诉讼”，是指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以及机关诉讼。

（抗告诉讼）

第3条本法所称的“抗告诉讼”，是指关于对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不服的诉讼。

2.本法所称的“撤销处分之诉”，是指请求撤销行政机关的处分及其他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次款中规定的裁决、决定等其他行为除外。以下单称为“处分”）的诉讼。

3.本法所称的“撤销裁决之诉”，是指请求撤销行政机关对审查请求[1]、异议申诉[2]，及其他不服申诉（以下单称为“审查请求”）所作出的裁决、决定等行为（以下单称为“裁决”）的诉讼。

4.本法中所称的“确认无效等之诉”，是指请求确认处分或裁决的存在与否或效力的有无的诉讼。

5.本法所称的“确认不作为违法之诉”，是指行政机关对依法令提出的申请，应当在相当期间内作出某种处分或裁决而未作出的，请求确认其违法的诉讼。

6.本法所称“履行之诉”，是指在下述情形中，请求判令行政机关应当作出处分或裁决的诉讼：

（1）行政机关应当作出一定的处分而不作出的（次项情形除外）；

（2）基于法令规定提出申请或审查请求，请求行政机关作出一定处分或裁决的，该行政机关应作出该处分或裁决而未作出的。

7.本法所称的“禁止之诉”，是指在行政机关不应作出而要作出一定的处分或裁决的情况下，请求责令行政机关不准作出该处分或裁决的诉讼。

（当事人诉讼）

第4条本法所称的“当事人诉讼”，是指关于形成或确认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处分或裁决的诉讼，是根据法令的规定以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以及关于公法上的法律关系的确认之诉等有关其他公法上法律关系的诉讼。

（民众诉讼）

第5条本法所称的“民众诉讼”，是指请求纠正国家或公共团体机关的不合法行为的诉讼，是不以选举人资格以及其他涉及个人利益为条件而提起的诉讼。

（机关诉讼）

第6条本法所称的“机关诉讼”，是指关于国家或公共团体的机关相互之间权限存在与否及有关权限行使纷争的诉讼。

（本法无规定事项）

第7条涉及行政案件诉讼，在本法无规定时，遵循民事诉讼之例。

第二章抗告诉讼

第一节撤销诉讼

（撤销处分之诉和审查请求的关系）

第8条撤销处分之诉，即使就该处分可根据法令的规定提出审查请求的情况下，仍可直接提起。但是，在法律规定就该处分不经过对审查请求的裁决，就不能提起撤销处分之诉时，则不得直接提起。

2.即使在前款但书规定的情况下，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经过裁决就能够提起撤销处分之诉：

（1）自有审查请求之日起经过3个月没有裁决的；

（2）为了避免由于处分、执行处分以及程序的继续进行而产生的显著的损害，有紧急的必要的；

（3）有其他不经过裁决径行的正当理由的。

3.在第1款规定的情况下，若就该处分的审查请求正在进行，截止对该审查请求有裁决（自有审查请求之日起经过3个月而无裁决的，则截止这一期间经过），法院可以中止诉讼程序。

（原告适格）

第9条撤销处分之诉及撤销裁决之诉（以下称“撤销诉讼”），限于就请求撤销该处分或裁决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包括处分或裁决的效果由于期间的经过或其他理由丧失后，对处分或裁决的撤销具有应当恢复的法律上的利益者），才能提起。

2.法院在判断处分或裁决的相对人以外的其他人有无前款规定的法律上的利益时，并不是根据该处分或裁决所依据的法令规定的文句内容，而应当考虑该法令的宗旨、目的以及作出处分时应当被考虑的利益的内容及性质。此时，在考虑该法令的宗旨及目的时，应当斟酌与该法令有共同性目的的相关法令的宗旨及目的；在考虑该利益的内容及性质时，应当酌量该处分或裁决所依据的法令被违反时受损害的利益及性质，以及受损害的状态及程度。

（撤销的理由的限制）

第10条撤销诉讼，不能以与自己法律上的利益无关的违法为由而请求撤销。

2.在能够提起撤销处分之诉和撤销驳回关于该处分的审查请求的裁决之诉的情况下，撤销裁决之诉，不能以处分违法为由请求撤销。

（被告适格等）

第11条提起撤销诉讼，若作出处分或裁决的行政机关（有处分或裁决后，该行政机关的权限被其他行政机关承继时，该承继的行政机关。以下同）属于国家或公共团体时，须按照下述诉的区分以各自规定者为被告：

（1）撤销处分之诉，为作出处分的行政机关所属的国家或公共团体；

（2）撤销裁决之诉，为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所属的国家或公共团体。

2.作出处分或裁决的行政机关不属于国家或公共团体时，提起撤销诉讼必须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

3.依前二款规定应当作为被告的国家或公共团体，,以及依第2款规定应当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不存在时，提起撤销诉讼，须以与该处分或裁决相关联事务所归属的国家或公共团体为被告。

4.依第1款和前款规定，以国家或公共团体为被告提起撤销诉讼时，在诉状上，除应记载依民事诉讼之例应当记载的事项外，还应当按下述诉的区分记载各自规定的行政机关：

（1）撤销处分之诉,，为作出该处分的行政机关；

（2）撤销裁决之诉，为作出该裁决的行政机关。

5.依第1款或第3款规定，以国家或公共团体为被告提起撤销诉讼时，被告必须不迟延地向法院按照前款诉的区分，明确各自规定的行政机关。

6.作出处分或裁决的行政机关，当根据与该处分或裁决相关的第1款的规定以国家或公共团体为被告时，就此诉讼，拥有作出审判中一切行为的权限。

（管辖）

第12条撤销诉讼，属于管辖被告的普通审判籍[3]所在地的法院或作出处分或裁决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法院管辖。

2.关于与土地征收！采矿权的设定等其他不动产或特定场所相关的处分或裁决的撤销诉讼，也可以向不动产或场所所在地的法院提起。

3.撤销诉讼，也可以向承担了与该处分或裁决有关事件处理的下级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提起。

4.以国家或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平成11年[4]法律第103号）第2条第1款规定的独立行政法人或附表中的法人为被告的撤销诉讼，也可以向原告的普通审判籍所在地的高等法院所在地的地方法院（次款中称为“特定管辖法院”）提起。

5.根据前款规定,向特定管辖法院提起同款撤销诉讼，当基于事实或法律上的同一原因，与处分或裁决相关的抗告诉讼系属于其他法院时，该特定管辖法院在考量当事人的住所或所在地、应当接受询问的证人的住所、争论点或证据的共同性等其他情事，认为适当时，依据申请或职权，就诉讼的全部或一部，可以移送到其他法院或第1款至第3款规定的法院。

（涉及关联请求的诉讼的移送）

第13条撤销诉讼和有关下列各项请求（（以下称“关联请求”）的诉讼，在系属不同法院时，如认为适当，与关联请求相关的诉讼所系属的法院，可以依申请或职权，将此诉讼移送至撤销诉讼所系属的法院。但是，撤销诉讼或有关联请求的诉讼所系属法院为高等法院时除外。

（1）与该处分或裁决相关联的恢复原状或者损害赔偿请求；

（2）连同该处分构成一个程序的其他处分的撤销请求；

（3）与该处分相关的裁决的撤销请求；

（4）与该裁决相关的处分的撤销请求；

（5）请求撤销该处分或裁决的其他请求；

（6）其他与撤销该处分或裁决的请求相关联的请求。

（期间）

第14条撤销诉讼，自知道有处分或裁决之日起经过6个月，不能提起。但是。有正当理由者除外。

2.撤销诉讼，自处分或裁决之日起经过1年，不能提起“但是,有正当理由者除外。

3.第1款及前款的期间，在对处分或裁决能够进行审查请求、或行政机关错误地教示能够进行审查请求的情况下，当有审查请求时，有关处分或裁决的撤销诉讼，就已提起的审查请求者而言，按照前二款的规定，自知道有对审查请求的裁决之日起经过6个月或自裁决之日起经过1年，不能提起。但是，有正当理由者除外。

（被告错误时的诉的救济）

第15条在撤销诉讼上，并非由于原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造成的被告错误时，法院基于原告的申请，可作出决定允许其变更被告。

2.前款决定，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并须将诉状正送达新的被告。

3.有第1款决定时，就期间的遵守而言，对新被告的诉讼，视为在第一次时即被提起。

4.有第1款决定时，对于以前的被告，视为诉的撤销。

5.对第1款决定，不能申请不服。

篇2

昨天，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1号大法庭内，法官开庭审理该市江夏区农民祝珍珠、倪灯财状告镇政府的行政复议案件。

与往常不同的是，旁听席上满满地坐了约500人。这其中，除了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技术监督局、公安局、城市管理局的执法人员350人，还有来自湖北省委党校厅、市长行政许可法培训班的学员120人。

1999年1月1日，江夏农民祝珍珠、倪灯财依法取得了江夏区湖泗镇新安村三组部分土地30年的承包经营权。后来湖泗镇政府与湖泗镇新安村村委会于2000年7月2日签订土地征用合同后，征用了两人的部分承包土地。祝珍珠、倪灯财因此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于去年10月向江夏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同年12月，区政府认为该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决定终止行政复议。祝珍珠、倪灯财对此决定不服，遂向江夏区法院提起了诉讼。该院于今年2月作出裁定：驳回起诉。

祝珍珠、倪灯财不服，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遂于今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庭审结束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忠梅专就此案向湖北省委党校培训班的120名厅级学员们作了点评。湖北省随州市委副书记樊建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邀请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党政领导干部旁听行政诉讼案的审理，对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对我国行政诉讼的改革将会有重大意义，有利于改善行政诉讼的司法环境。

篇3

提升行政案件的审理级别。行政诉讼制度是一项针对我国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一部法律审查制度,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部以法律方式控制国家权力的制度,所以说加强对法院的独立性就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可以在目前体制的基础上提升行政案件的审理级别,也就是需要增加中级人民法院以及高级人民法院对一审行政案件的管辖,除此之外,还可以将地域管辖的选择范围进一步扩大,可以由行政案件的被告方或者原告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受理,倘若原告方与被告方同在一个法院管辖区的,原告能够向其所在地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申诉制定距离最近的法院进行受理。这一改革方向也是北大版的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对现行行政诉讼法的一大改变,该建议稿的第14条提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这意味着如果该条建议被采纳,基层法院将不再设置行政审判庭。此外,建议稿还明确,对国务院及其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讼的一审行政案件,将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将行政诉讼调解机制引入进来。诉讼调解指的是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采取平等协商的方式,来进行权益争议的解决的一种办法。诉讼调解的作用在于有效的使纠纷得到彻底的解决,能够积极推进人民内部团结以及纠纷诉讼的预防。但是,在我国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除了行政侵权赔偿适用调解以外,其他类型的行政案件都不适用于调解。在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当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或者处罚显失公平的情况下也有进行案件外协调解决的案例。在这里,“协调”在本质上其实就是“调解”,这样能够使行政诉讼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纠纷得到快速解决,极大地提升人民法院的案件审理速度。行政调解将当事人自主意思表示建立在对行政机关正确执法而树立起的权威的服从与信任感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完善社会冲突解决机制体系。所以说,将行政诉讼调解引入到行政案件的审理中,不仅有利于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并且能够缓解政群关系,有利于推进行政审判方式的改革。

增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简易程序是指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简化,是基层人民法院和它的派出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的程序。简易程序能够给诉讼当事人提供便利,能够为人民法院的案件审理提供方便,能够使人力、物力、财力得到节约,极大地减轻当事人的负担,而且还能够使人民法院从众多案件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去审理那些重大的、复杂的案件。

篇4

其实，这部电影有当时《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施行这个背景在里面。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一个个不同历程的“民告官”案件，展示着我国法治进程从“民告官、立案难”到“民告官、不怕难”，再到“民告官、可胜诉”的前进脚步。

立案不再难

去年5月4日早上，成都市武侯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李春绪，作为一桩行政诉讼案被告单位法人代表，坐上了被告席。这是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后，成都市首例行政官员出庭应诉的“民告官”案。

为方便老百姓诉讼，新《行政诉讼法》明确可以口头， 实行登记立案制度，方便当事人。这样的新规定，使过去一年各地的行政诉讼案件都出现了大幅上升的情况。

在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周年这个节点前后，多地法院陆续公布了2015年行政案件审判工作相关情况。如重庆市，全市法院2015年新收一审行政诉讼案件9273件，同比增长85.2%。从去年5月1日到今年4月20日，北京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民告官”案件16281件，同比上升99%。

自去年5月1日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四川省以省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共计132件，而在2013年和2014年，这一数字为“零”。而据来自省法院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省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达到10929件，同比上升82.09%，达到历年最高。

全国数据也相应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全国法院受理一审行政案件22万余件，同比上升59.23%。预计2016年行政案件收案量，将在2015年基础上继续快速增长。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民告官”案件数量的增加，体现了群众维权意识的提高和法治环境的改善，同时也意味着行政案件立案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新《行政诉讼法》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加强行政审判工作，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案件多涉及民生领域

前不久，四川省人民法院公布“民告官”十大案例，包括四川省川粮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德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四川天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诉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陈启明等13人诉峨眉山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行政行为案等，其中4件涉及房屋拆迁。

包括拆迁等在内的民生领域是各地行政诉讼案件的集中领域。如北京有近五成的一审行政案件相对集中于公安、城建、工商、税务、教育、食品药品监督、卫生、社会保障等相关领域。

同时，随着大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各地涉及此领域的行政诉讼案件也在增多。今年3月底，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人民法院环境保护行政案件十大典型案例，案例中的被告包括县环保局、国家环保部等各级环保行政部门。其中，住在江苏沿江高速公路周边的吴某，因不堪噪声污染，将江苏省环保厅告上法庭，要求其履行对噪声的管理和监督义务，南京中院审理后判决吴某胜诉，此案被列为典型案例之首。

我省涉及环境保护的案例同样大幅上升。四川省人民法院6月6日数据，我省2015年共受理环境资源类行政案件1612件，相较于2014年增长93.28%。

此外，在各地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件也较为普遍。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5年全省10件典型行政案例，全都是原告诉讼政府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职责。

让“民告官”步入良性循环

“这起行政诉讼案件影响这么大，为什么县政府只派了一名律师出庭应诉？”6月13日，全国首例市民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案，8年重启诉讼后在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可整个庭审下来，作为被告方的汝城县人民政府，除了委托一位律师参与出庭应诉之外，被告席上没见任何政府人员的身影。作为原告之一的邓柏松非常失望：“民告官为何庭上见官员这么难？”

在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年多的时间里，各地立案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官员不出庭等问题依然存在。在实践中，许多行政机关都以委托律师出庭的形式应诉，引发民众“民告官但难见官”的感慨。

除了官员难见外，在审理结束后，有的行政机关对生效的判决置若罔闻，不落实判决，是民告官案件的又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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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简易程序 价值根基 可行性与必要性 适用范围和条件

    随着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的施行，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正式确立。这同时也标志着国家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行政诉讼一律实行普通程序合议制，即无论是行政案件的审查起诉还是审理，均由合议庭按普通程序办理，而不能由独任审判员按简易程序办理。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行政案件在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初始阶段，由于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的实际经验不足，实行普通程序合议制可以集思广益，同时由于行政案件具有较强的技术性、知识性和专业性，独任制难以胜任等原因显得可行并且必要。但随着行政诉讼制度的逐步发展，这一规定已显得相对滞后和保守。与行政诉讼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我国三大诉讼法中的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均设立了简易程序，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其特殊的价值。因此，在行政诉讼法中缺失简易程序，不仅造成了三大诉讼法立法体系的不统一，而且阻却了诉讼的效率。笔者认为行政诉讼应该设立简易程序，对部分案件由独任审判员按简易程序办理。

    一、行政诉讼设立简易程序的价值根基

    公正与效率是理性化的现代诉讼程序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迟来的正义已非正义。”这句诉讼格言揭示了诉讼制度在时间上的重要特点。一个诉讼制度如果需要当事人支付更大的成本才能获得其应得的权利，那么，即使最终的分配符合“给其所应得”的实体公正要求，从实际效果看，此种分配却已经不再具有正义性了。尤其当面对着现代社会权利救济大众化的趋势及司法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时，效率更成为诉讼程序制度所追求的一大价值目标。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在不损害诉讼公正的前提下，应更多的关注诉讼效率的价值目标，任何理性化的行政诉讼程序的设立和运作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必须遵循成本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大的效益规律，必须重视程序的经济性，不能为追求公正而不计成本、不惜代价。

    行政诉讼设立简易程序，以效率为首要价值目标，兼顾公正，更好地协调了公正与效率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将他们维持在适当平衡状态。通过对诉讼程序的简化，提高诉讼运行机制的效率，快速地解决纠纷。为提高诉讼运行机制的效率，诉讼主体的诉讼权利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公正让步于效率。但它同时也兼顾了公正，它是在确保行政案件公正审理的前提下简化诉讼程序的，并不妨碍诉讼公正的实现。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设立，缩短了诉讼周期，节约了司法资源，也尽可能地减少了原告在人、财、物方面的消耗，诉讼成本的降低将会极大地调动公民发动诉讼程序的积极性，从而获得更多的司法服务。并且它还将使行政机关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行政管理和自身建设中去，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二、行政诉讼设立简易程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行政行为的高效率要求行政诉讼程序体现出效率理念。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行政管理行为必须迅速、及时。对因行政管理行为而引起的行政争议也需要比较简单的纠纷解决机制快速地加以解决，从而更好地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及时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简易程序，顾名思义，其目的在于速审、速结，简化办案程序，提高办案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在行政诉讼中设立简易程序不仅提高了行政诉讼程序运行机制的效率，同时也保证了行政管理行为高效率的实现。

    （二）案件复杂程度差异性的客观规律需要设立简易程序。

    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是根据案件难易程度与审判程序的适应性而采取不同的审判模式，前者是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强调规范和质量，后者是在保证规范和质量的前提下强调效率，只有找准两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才能达到质量效率兼俱的审判效果。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都是有难有易、有繁有简，有的行政案件事实简单清楚、证据确凿、法律关系明确、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从提高效率角度出发需要按简易程序办理，减少当事人讼累，节约司法成本，如一律按普通程序审理，虽有利于保障诉讼公正，却造成了司法机关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司法资源的浪费，这是违背审判规律的。

    （三）行政案件的增多趋势及司法资源的相对稀缺，也需要提高行政诉讼的效率。

    近几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司法制度的逐渐完善，人民法院所受理行政案件数量有明显上升趋势。据相对保守的统计，当前的行政诉讼案件总量已十倍于颁布之初，而与此相对的从事行政审判的人数却并未大幅增加。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数量的增多，与有限司法资源的短缺相冲突，这势必导致行政纠纷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设立简易程序，提高诉讼程序运行机制的效率，才能满足程序公正和社会需求的双重价值目标。

    （四）行政诉讼制度的特殊性为简易裁判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诉讼制度上，行政诉讼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行政诉讼并不涉及原始事实，而只负责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裁判。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只需要对现有的证据材料能否支持特定的行政决定、该行政决定的作出是否合乎法律要求的条件和程序等确定的问题作出判断就可以了。对法律适用问题，无需花费太长的审理时间，而对于事实问题，法院也无需查明原告是否应受行政制裁的全部事实以及对行政决定赖以成立的事实进行全面审查。

    （五）我国有关立法和司法实践为增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创造了条件。

    我国民事、刑事案件都有适用简易程序的立法和规定，且经过实践，这两大诉讼简易程序也已基本成熟和完善，这为增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借鉴。并且随着行政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行政诉讼中的有关问题不断得到补充和细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问题得到相对统一，审理难度有所减轻，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奠定了基础。同时，行政诉讼程序已历经多年实践，人民法院法官队伍的构成和素质也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业务素质和道德水平均有质的提高，从执法层面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实施提供了保障。

    三、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简易程序是解决行政纠纷案件的特别程序，它必须是为某一阶层法院审理特定案件所适用，其适用的范围应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只能由基层人民法院采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理的是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涉及面广的案件以及其他重大复杂的案件，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但是，也并非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所有第一审行政案件均可采取简易程序，对一些较重大而又复杂的案件，必须按照严格、规范的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而对一些基本事实清楚、主要法律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影响面小的行政案件，采取简易程序审理最为适宜。一般来说，适用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应当具备三个条件：（1）案件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基本没有分歧，并能提供确凿的证据，人民法院无需调查收集证据即可认定案件事实。（2）是非明确。案件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容易分清是非过错，谁是义务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受者，清晰明了。（3）双方争议不大。具体行政行为涉及财产标的额较小，或当事人对案件的事实、是非过错、责任承担以及法律适用均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就审判实践而言，以下案件可以尝试实行简易程序：行政处罚中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案件；侵犯个体和农村承包经营自主权的案件；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案件；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案件；县级人民政府各部门以下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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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相混淆。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而因原告或人写成民事诉状就立为民事案件，减少了行政案件受案件数，影响了行政审判工作的开展。例如：乡、村依照《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的规定向村民收取提留、统筹，村民在规定期限内未交纳，让其出具欠条，到期后仍不交纳的，乡、村以村民欠款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法律、法规、规章明文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交纳的各项费用，如不自觉交纳，只能依照规定作出处理（处罚）决定，而不能采取其他方式把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行政职权按民事主体的方式提起诉讼。

（二）审查立案把握不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对原告的起诉进行审查。但有的一审法院没有这样执行，只是由审查立案的人员一人审查把握不准，将行政案件立为民事案件；将具备原告资格的认定为无原告资格；将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的案件而移送其他单位处理等等，减少了行政案件，影响了行政审判工作，没有保护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好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三）立案案由不准确。在实践中，案由确定不准的问题较突出，有的写得不规范，过于笼统或过于狭窄。

（四）没有收集原告的举证材料。原告不服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立案法官没有收集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书，而只有诉状；原告请求国家赔偿的案件，立案法官没有收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原告而造成损害的事实证据；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未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原告应当提供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案件而没有要求原告提供等等。

（五）不符合规范的诉状未责令予以补正。漏列或多列当事人，被告主体不合格，诉讼标的不明确，没有赔偿金额，引用法律无条、款，对不规范的诉状也未及时加以指导，进行补正。

（六）起诉期限掌握不准。法律、法规及规章所规定的起诉期限是不一样的，有十五日、三个月等等。如何确定是否已过起诉期限，要根据其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所规定的期限，无规定的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但在审查中未严格掌握。

（七）未认真审查提起诉讼的日期。起诉日期在前，实际起诉在后，有的在提起诉讼时诉状上的日期已超过7日。如果不注意审查，就可能造成程序违法。法律文书无法表述，给当事人或公民造成不好的印象。公民有可能认为违反程序作出的结论是不公正的。

（八）应该立为两个案件而立为一个案件。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案件中，违背了一事一诉的要求，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不一致，法律文书的表述也比较复杂，同时，又不利于司法统计报表。

审查立案中出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加以认真纠正，势必影响人民法院的严格执法，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

（一）负责审查立案的审判人员要认真学习《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提高审查行政案件立案水平，不能把行政案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与民事案件（平等主体之间）相混淆；不仅要看诉状的名称，更重要的要审查诉状的内容。对符合起诉条件的，予以立案，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不予受理。

（二）必须坚持组成合议庭审查行政起诉状，作好合议笔录附卷。合议庭人员主要对原、被告主体资格，提起诉讼有无行政机关的处理（处罚）决定或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材料、是否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附带赔偿还是单独提起赔偿以及诉讼费收取等方面进行审查，并分别提出自己的意见，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是否立案。认真做好合议笔录，合议庭成员签名后符卷。

（三）必须准确确定案由。行政案件的案由首先要反映出它是一种诉讼行为而非行政行为或复议行为；其次要反映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主体、行为类别和行为性质。因此，以前行政案件的案由形式和结构已不适应法律的要求，不服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是对行政机关而言的，不能真正反映不服处罚而提起诉讼的过程。行政诉讼的行政案由结构是：原告×××诉被告×××（行政主体）×××（行政管理类别）×××（行为种类）一案。为了更加准确确定案由，列举实例说明：1、原告×××诉被告×××公安机关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2、原告×××诉被告×××工商行政管理企业登记行政处罚一案；3、原告×××诉被告×××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一案4、原告×××诉被告×××扣押财产行政强制措施一案；5、原告×××诉被告×××任免决定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一案；6、原告×××诉被告×××解除承包侵犯农村承包经营自主权一案；7、原告×××诉被告×××不予颁发经营许可证一案；8、原告×××诉被告×××不依法保护其人身权法定职责一案；9、原告×××诉被告×××不依法发放伤残抚恤金一案；10、原告×××诉被告×××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决定一案等等。

（四）行政起诉状应予规范。行政起诉状的主要内容是：1、标题，即行政起诉状。2、列原告和被告。原告是公民的，应写明基本情况，即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住址；原告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应写明单位全称和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3、诉讼请求，主要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变更、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如同时请求赔偿，也要写在诉讼请求之中。4、事实根据及理由，主要对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经过叙述清楚，违反了什么法律规定应写明。是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还是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赔偿的金额等，均应叙述清楚。5、写上起诉人姓名及年月日，盖上手印。应当注意的问题：一是诉状中不要写委托人，因为人民法院未立案以前的委托不是诉讼委托，委托人和被委托人未向人民法院提交委托书和委托函，人民法院是不予认可的；二是诉状中不能列第三人。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规定，第三人只能自行申请或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而不是原告起诉第三人参加诉讼。三是诉讼费的负担不能写进诉讼请求，诉讼费的负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由败诉方承担，是由人民法院决定的，不是诉讼请求。

（五）审查立案时，立案人员应告知其提交能证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事实证据。原告单独要求赔偿而不提交行政机关确认决定或逾期不赔偿及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证据；对不作为提起诉讼，原告没有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即原告只有诉状而没有处罚决定或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证据等等，均要告知其补交证据后方可立案。如果原告不再提交证据，但坚持要求法院受理的，可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立案后交行政庭审查。在收到起诉状后的7日内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立案受理，按审判流程规定的时间内交行政庭全面审查，不能长期将卷宗留在立案庭或书记处书记员手中。对诉状不符合格式规范要求和内容欠缺的，应当责令原告补正，不得草率立案。

（六）必须核对起诉状上的日期和实际起诉的日期是否一致。如果发现日期不一致时，应告知原告予以更改，并盖上手印。这样法院才能有充足的时间（7日）审查起诉，不致于在时间上造成审查期限违反程序规定。

篇7

关键词：行政诉讼； 相对集中管辖； 法理分析

中图分类号：DF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2204

收稿日期：2013-10-28

作者简介：曹（1983-），男，安徽亳州人，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法律硕士，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①（2013）3号《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在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试点中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本辖区具体情况，确定2至3个基层人民法院为集中管辖法院，集中管辖辖区内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从2013年6月20日开始实施行政案件的相对集中管辖.

Leg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AO Hong-jun1，Wang Ying2

（1.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Huainan， Anhui Province，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2.China Merchants Bank of Hefei， Hefei 232001，China）

Abstract：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innovation of our country judicial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which objectively exists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he practice proves that its existence helps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political effects， legal effects， social effects”. In view of this new system in the judicial system，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the system value， justice value and procedure value， in order to point out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this system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material for legislation.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jurisdiction； legal analysis

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就是通过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的方式，将部分基层法院一审行政案件的管辖权交由其他基层人民法院集中管辖以实现最大化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一种司法制度。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对管辖制度的变通。从理论上讲这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悖于《行政诉讼法》中有关区域管辖原则相应规定的，但它是合法且客观存在的，是我国司法实践创新的产物。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做法：一是指定辖区某一个法院行使集中管辖案件；另一种方式为上级法院逐案指定的方式。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3年试点“行政诉讼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实践证明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此基础上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3（3）号文件①指定安徽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安徽省唯一一个“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法院”进行试点，全国其他省份也纷纷选择一些城市进行试点。可见，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在我国已经不是一种司法理论的对象物，而是一种司法实践的客观存在。

对于成文法国家而言，任何司法制度或司法行为的解析都必须以成文法条为基础和前提，然后结合法学理论、法律价值、立法目的以及道德规范进一步寻求法律意义上解析的正当性、合理性。因此若要对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这一具体的、试点改革的司法活动进行法理分析，一个基本前提必须在现行《行政诉讼法》框架内，结合社会司法现实的需要，深入分析相对集中管辖这一司法制度的合理性新因素和新内涵，达到遵守现行法律制度这一静态状态下，探求这一制度潜在的动态活力。基于此，笔者在遵守现行《行政诉讼法》条文前提下，以行政诉讼权利本位为价值目标，以司法正义为终极追求，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综合把握法律规范在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法院等多重法律关系中的整体性，继而分析把行政诉讼制度设计、司法运用和程序保障等有机统一起来，探究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理论和司法价值所在。

一、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制度价值分析

法律规范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特征，同时具有价值宣告功能，行政诉讼法律规范也不例外。因此，作为法律规范具有“道德与法律”、“正义与实用”这样的对偶性因素。行政诉讼法律价值亦是人们通过司法实践认识并有实践本身来诠释的关系范畴和过程范畴。正如德国考夫曼先生在《法律哲学》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正义以及还有正确的法是作为法律发现程序的产物来被理解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体现出《行政诉讼法》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作为首要价值。另外行政诉讼被告特定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均体现出该法第1条诉讼价值。《行政诉讼法》第1条是统领性的条文，起着立法目的解释的作用，所有条文的司法实践效果都要为实现第1条立法价值而接受检验，但是，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却事与愿违。这从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非正常的高撤诉率和原告败诉率是可以看出的。浙江省高院课题组在调研文章中写到“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从2000年至2004年，全国行政案件一审判决撤销、变更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总数分别为 16 568件、15 785件、13 637件、12 629件、14 624件，与同期结案总数相比，一审原告方胜诉率分别为 19.69%、17.88%、16.05%、14.34%、15.86%，五年中原告方胜诉率均低于20%。自《行政诉讼法》实施至2004年的15年中，全国行政诉讼一审案件的撤诉率平均为 41.25%。2000年至2004年行政诉讼一审案件的撤诉率分别为37.83%、33.34%、30.67%、31.59%、30.64%，但与同期全国一审民事案

件的撤诉率19.92%、20.09%、19.97%、20.7%、

21.65%相比，仍要高出10%左右。” [2]45浙江省高院课题组调查研究问卷显示：针对当前行政审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设计了四个答案分别为“党政机关的干预”、“法官业务水平跟不上形势要求”、“当事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行政与司法的关系过于密切”，不同主体回答所占的比例为：审判人员答案比例依次为45.8%，34.7%，17.8%，11.8%。而行政诉讼的原告以及与行政诉讼联系密切的人员，回答问题的比例次序为49.4%，27.6%，28.7%，37.2%。可见，与行政诉讼有关的人员与审判人员都认为行政诉讼审判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外部干预，而调研的数据也支持了这种看法[2]44。

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的现实不禁让人思考：如何能使行政司法行为有序的实现《行政诉讼法》第1条立法目的，并让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受到法律立法目的的指引和控制成为摆在广大行政诉讼法官面前的现实性命题，在面对“史上最牛公函”重庆市涪陵区法院收到涪陵区李渡园区管委会所谓的“史上最牛公函”，具体内容为：“一审（法院）不应采信（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错误鉴定结论，应做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如果一审法院不采信我们的意见，而一意孤行或者基于其他原因，硬要依据上述错误鉴定结论作出判决……将会造成原告缠诉或者上访，并且不利于处理另外三户养殖户的诉讼。我们想，这也是一二审法院都不希望发生的后果！”。，老百姓不愿告官，不敢告官，法院不能常态的独立公正审理时，广大法律人不得不正视和反思我国现行的行政司法体制，正如马怀德教授在《行政诉讼原理》一书中所写“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不能被有效地实现以及法律不被正确的实施，最大原因在于行政诉讼体制的制约和限制”[3]。基于此，我们不得不按照常人的思考逻辑对《行政诉讼法》法律目的性规定进行反思：“面对实践难题，在行政诉讼审判中，法院如何规避行政权的锋芒，使原告和被告在一个公正、客观、平等的平台上进行充分的抗衡”；不得不思考在遵守《行政诉讼法》现有规定的前提下，如何合法和合理的处理“司法与行政”、“权利与权力”关系进行试探性实践。浙江台州中院和丽水中院改革经验给了我们创新答案即“用制度保障立法目的的实现”。被行政诉讼实践“逼”出来的“台州经验”驱使迷失立法目的的司法行为向法律价值进行正当地回归。台州中院和丽水中院司法实践经验的“蝴蝶效应”“蝴蝶效应”理论是气象学家洛伦兹 1963 年提出来的，其大意是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两周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说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也将呈现。在当代中国司法体制背景下，我们在司法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如果一味的模仿国外建立专门的行政法院或者提高审级的完全集中管辖模式都不太现实，因为要么是司法成本过高要么是体制障碍，而试点中的行政诉讼相对管辖制度却能够在不触动现行司法体制也无需重构审判组织的情况下，以很小的成本和代价实现静悄悄的革命，进而有效地改变了当前司法困境，并且从制度上保证《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的实现。

二、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司法价值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7条规定了行政诉讼案件一审法院管辖的一般原则（原告就被告）。但我们知道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和法律原理启示我们：无论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是多么的完美，其一般性规定都不可能囊括人们生活的全部社会事例。正如英国著名法学家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所写的：“对法律的解读首先应在遵守规则一般意思和规则权威的前提下研究法律精神，同时要兼顾法律规范中处于边缘地位、不能也不容忽视的一些‘空缺结果’。因为法律规范若想拥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必须有这样一些‘空缺结果’，它可以赋予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填补法律的空缺结构，他们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原被告份量不等的利益之间作出公平、公正的平衡[4]134。行政诉讼实践中受理难、审理难、执行难、以及非常态的高撤诉率和原告败诉率使行政诉讼“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需要“空缺结果”来弥补，表明现行《行政诉讼法》一般性管辖原则在实现其立法目的方面遇到了困难。

事实上，哈特所指的这种"空缺结果"体现在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中。第22条规定了上级人民法院有权指定下级法院因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案件。第23条规定了上级法院可以提审下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法院审判。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赋予了规范以活力与变通力，不会使法律规范变得混乱并丧失权威。正如哈特指出的那样：“法必须主要地（但不能绝对地）指向多类人、多类行为、事物或情况；法对广泛社会领域的成功运作取决于把个别行为、事物和情况认定为法所作的一般分类的实例，这样一种广泛扩散的能力”[4]124。浙江台州和丽水中院的法官们通过司法实践，能动地把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和行政诉讼法律规范巧妙地灵活地结合起来，进而真正发挥了法律规范的基础性作用，最终实现立法目的。

可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2条和第23条立法规定为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调整案件审判管辖权提供了立法依据，最高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更是针对第22条和第23条的立法条文作了进一步细化解释，确认行政诉讼可以指定异地管辖。那么本文讨论的相对集中管辖可以说是指定异地管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完全符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是由我国的特殊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原因引起的管辖权指定，目的是实现司法的公正、独立，进而使人民法院能真正意义上行使管辖权，它的出现是因为行政权干涉、影响、压制司法权的现实导致的。最高人民法院法（2013）3号《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使浙江台州中院和丽水中院的“个别试点行为”演变为“普遍性”。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相对管辖制度，但是渗透着这一制度的因子，因为相对集中管辖实质上是一种指定管辖。由此分析可知，通过建立行政诉讼相对管辖制度对司法来说有着现实的指导价值，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2013年7日1日，淮南市第一起相对集中管辖行政案件（马某诉淮南市公安局某区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案）在淮南市田家庵区法院立案受理，标志着安徽省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正式运转，其司法价值意义更具深远。

三、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程序价值分析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应以公平正义为实质追求，集中表现在认定事实清楚准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公正合法，诉讼程序民主，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参与人的辩论权等合法权益方面，最终体现在诉讼结果的客观公正。实现司法正义就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可见，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是司法正义的内容，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重要保障。公民对个体权利公正的理性感受，是来源于国家在给予权利正义保护的理念评价。一般而言只要公民权利正当行使，国家就会给予正义保护，公民个人就会感受到社会的公正，对社会充分正义的信心。作为社会主体的主观评价而言，如果人们依照法律做了相同的行为会得出同样的结果，人们就会切身感受到司法的公正，感受到社会充满正义，反之就会对社会因缺乏公平正义而失去信心。事实上，司法判决结果的公正更是作为社会是否公正的主要标准，而对于判决结果的公正是如何得出的，即结果公正产生的过程往往受到忽视，这也正是我国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的弊病。从以往司法实践看，所谓结果的实质正义会因为评价主体认知能力的差异以及受到主观期望和对司法结果之间差距程度的影响，相同的判决结果体现的公正感会因人而异。因此，程序正义对于司法实体公正的保障直观重要。在当前我国行政诉讼领域，法院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难以保证结果公正的背景下，程序公正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更是受到行政相对人的热切渴盼。

回避程序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各国立法均把回避原则作为一般性原则在立法中予以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7条规定了回避制度，即授予当事人基于合理理由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人员予以回避的权利。但这种仅针对"审判人员的回避的制度设计"对我国行政诉讼特殊被告（行政主体）而言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回避。"原告就被告"管辖制度的设计不禁让人质问：“对于审理本地同级政府或者是上级政府案件的法院是否也应当回避？如果不回避，则法院是否能公正客观的审理此类特殊被告的案件？”。长期以来，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等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的现实困难问题，从根本原因来讲是法院缺少独立审判的条件所致。可见，现行管辖制度无法有效排除政府对行政审判的干预，对于一个在人事和物质方面都依赖于本地同级政府的法院来讲，人们也无法相信其能公正的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因此，从制度设计层面疏远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密切联系，是能够保障司法的公正审判的。我国地方法院司法实践证明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改革能够较好的解决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问题，能够提高行政审判的公信力。浙江省丽水市中级法院调研显示：“施行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后行政机关被判决败诉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多。2008年丽水市行政诉讼行政机关败诉率为26.9%。2008年和2009年分别集中指定管辖的56件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率分别约为35.7%、17.9%。丽水中院在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调研总结会上听到更多的是各基层法院的院长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肯定”，如审判压力极大地减轻，行政机关不方便“协调”、诉讼压力大大增加，行政的相对人对法院信任度和公信力显著提高等等[5]。因此，在现阶段我国行政诉讼审判中，对于行政机关这一特殊被告主体情况而言，审判机关整体回避能更好地保证审判活动的公正与独立，进而实现保障程序性和实体性公正的目的。例如，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英国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疏远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目的都是追求通过建立一个具有公正性的审判机构，进而保证司法法能够排除行政权干扰以使审判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公正。

对于行政诉讼审判中的现实难题，长期以来，我国行政诉讼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呼吁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从新设计出一种具有公正性、排除行政权干扰的行政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法（2013）3号《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试行的“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正是对现实呼声的回应。“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是被司法实践所证明了的相对有效的整体回避审判制度，它智慧的火花来源于基层一线司法人员的理论和审判实践创新，是被司法现实“逼”出来的司法审判制度，在试点地区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一制度将为实现《行政诉讼法》第1条的立法目的，实现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良性互动，有效发挥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功能，提高行政审判的公信力，使行政诉讼呈现“原告放心、法官安心、律师专心和被告上心”的良好局面终将发挥其应有的司法功能。

参考文献：

[1]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30.

[2]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行政案件管辖制度研究――以浙江省行政案件异地管辖为典型展开[J].法治研究，2007（2）：44-45.

[3]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5.

篇8

检察机关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行政诉讼法已经生效实施五年多时间了,五年的实践表明,正确处理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是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目前,在行政诉讼中实行检察监督仍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理论上不够成熟,实践中仍在试点摸索,因此,有必要重视和加强对行政诉讼检察监督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拟就检察监督的地位、方式、范围及抗诉等问题略陈管见。

一、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关于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法学界和实际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1)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参加行政诉讼处于原告地位;(2)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3)还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具有双重身份,从提讼的角度来看，它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同时,它又行使法律监督者的职能。国外立法对这一问题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英国,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的基本方式是提讼和参加诉讼。法律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参与行政诉讼的情形并规定应有检察长参加的案件，检察长应该参加。英国总检察长提讼或以检察长的名义提讼,都以总检察长作为诉讼形式上的原告人。在英王诉讼中,由有关的部充当原告人或被告人,如果没有这样的部,总检察长充当诉讼中的原告人或被告人〔1〕.在德国,行政法院法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公共利益代表人制度,就是联邦最高检察官作为联邦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州高等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分别作为州和地方公共利益的代表人,他们分别是行政诉讼的参加人。〔2〕可见,在德国,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有自己的特点,它既不代表原告,也不代表政府,而是依法代表公共利益。

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始终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而不等同于一般诉讼当事人,无论是提讼还是参加诉讼,其法律地位只能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这是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我国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的检察机关的任务是“通过行使检察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这是国家干预原则所决定的。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实行干预的目的是保证行政审判机关正确行使审判权,确保行政裁判的公正、合法,保证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实现。检察机关依法对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那些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确保行政诉讼法的顺利实施,这是行政检察监督的重要任务。

第三,这是由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行政诉讼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在参加诉讼时是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在提讼时则处于原告的地位。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提讼时,仍然处于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因为检察机关提讼与当事人提讼不同。检察机关提讼的权力来源于其法律监督的职能,是由其法律监督权派生出来的,因而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既是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又是对行政相对人放弃诉权的行为的监督。因而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不是处于一般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而是处于法律监督者的诉讼地位。

检察机关的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体现在它既享有行政诉讼活动程序意义上的监督权,监督行政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又享有实体意义上的监督权,监督行政裁判是否合法、正确。因此,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应该享有独立的诉讼权利,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诉讼权利主要包括:(1)有权提讼;(2)有权在行政诉讼的任何阶段参加诉讼;(3)有权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4)有权查阅案卷、审查证据;(5)有权参加法庭审理并对案件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下发表意见;(6)有权对行政诉讼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及时制止并提出修改意见;(7)有权对法院违法的一审裁判提出上诉;(8)有权对法院违法的二审裁判提出抗诉。诉讼义务主要包括:(1)严格按照行政诉讼程序办案;(2)不影响行政审判人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3)保持法律监督者的地位,不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之争。〔3〕

二、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

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是指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由此可见,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提出抗诉这种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

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抗诉方式之外,是否还可以采取其他的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如提讼、参加诉讼等,对此,法学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有的肯定,有的否定,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和根据。我们认为,从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出发,根据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地位和目的任务,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应当既包括提讼,又包括参加诉讼,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行政诉讼法在总则中用专门的条文规定,其目的就在于行政检察监督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是实施全面的、完整的法律监督,而不是局部的、有限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不仅要监督审判结果——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而且还要监督诉前的行为和诉讼的全过程。如果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仅限于事后的抗诉监督则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0条的立法精神,在实践中不利于行政检察监督活动的全面开展。

第二,由于行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不平等,在行政相对人不敢或无力提讼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就会被迫放弃诉权或改变自己的诉讼请求,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责任就难以追究。由检察机关提讼,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行政诉权的行使,全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为了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必须实行全面的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不特定群体的合法权益,而出现无人就全部损害提讼的情况。此外,行政机关为了逃避当被告,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降格执法,这种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而且使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在上述这两种情况下,必须对行政诉讼实行全面的行政检察监督。

第四,对行政诉讼实行全面的监督,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需要,由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是基于法律监督权,而不是基于行政诉讼当事人的行政诉权,因而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统一实施所必需。从这一环节开始对行政诉讼实行检察监督,对于保证行政相对人诉权的实现,协助行政审判机关做好审查受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对行政案件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是否对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提讼直接关系到该违法行为是否接受司法审查,因此,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不应该采取消极的态度,在案件受理后再进行监督,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赋予检察机关提讼的权利,对行政诉讼实行事前的监督,以切实保障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实现。

第五,检察机关采取提讼和参加诉讼的方式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是国外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监督方式。在英国,英国的总检察长对公共机构的越权行为,有权向法院提讼,要求法院阻止令或作出确认判决;对于公民的告发，总检察长也可在审查后由公民以总检察长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这方面的诉讼。如前所述,在德国,检察机关有权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提讼等等。1985年9月公布的波兰检察院法第45条规定,检察官要监督行政法律的实施,并要求提起这类案件的诉讼。检察官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参加进去。匈牙利民事诉讼法典第337条第4款规定,如行政机关不同意检察长的抗议,检察长有权从这一决定通知在30天以内向法院提讼并可参加诉讼。〔4〕

除了上述三种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之外,有的同志还提出,检察机关应采取支持方式。我们认为,支持不应成为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支持是指检察机关对行政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的,要支持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讼。采取支持的方式。由检察院支持当事人,实际上是把民事诉讼法第15条确定的支持的原则应用到行政诉讼法中来,支持的实质是一种社会监督的方式,而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既然有权实行提讼和参加诉讼的方式,其效力和作用远远超过了社会监督的方式,因而没有必要采取这种监督方式。〔5〕

三、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

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问题,我国法律未作明确的规定。法学界和实际部门对此认识也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检察机关有权对所有的行政案件实行全面的监督,有的同志则认为只能对一部分行政案件实行重点的监督,但对应当实行检察监督的一部分行政案件如何界定,又存在不同的观点:(1)其中一部分人认为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是“公益性的行政案件”,以及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参与的“重大个人权益的行政案件”;(2)另一部分人认为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应根据诉讼请求来确定,只有在行政相对人不便或不敢并且案情基本清楚的情况下才属于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3)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包括三大类案件:一是行政机关的违法侵权行为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违法行为后果比较严重并且受害人又放弃诉权的行政案件;二是检察机关自己发现并认为应当监督的重大行政案件;三是涉外的行政诉讼案件。〔6〕

在确定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时,我们认为应当注意到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权限问题。我们认为,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职务行为,体现了国家意志,具有国家强制性。因此,它的监督权限是不受限制的,对行政诉讼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有权进行监督。不论行政案件的性质如何,也不论是什么种类的行政案件,检察机关都有权依法自行决定是否实行法律监督,在监督的范围上不受任何限制。

第二,在行政检察监督实践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问题。行政检察监督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目前实践中仍在试点摸索,人员缺乏,经验不足,又缺少成熟的理论指导和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在确定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时应当分阶段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没有必要也没可能将全部的行政案件纳入监督的范围,这是因为:(1)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的范围较为广泛,种类复杂,检察机关如果要对全部的行政案件进行监督显然是不现实的。(2)相当一部分行政案件并没有出现诉讼障碍,诉讼活动进行得较为顺利,没有发生违法行为,因此,检察机关没有实行法律监督的必要。(3)行政诉权是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的权利,是否行使或怎样行使应由行政相对人自行选择,检察机关在进行检察监督时应当尊重行政相对人的选择权和处分权,正确处理国家干预与行政相对人自由选择和处分的关系。

第三,借鉴国外确定行政检察监督范围的立法规定。在英国,法律规定了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检察长在下述情况下参与行政诉讼:(1)凡涉及公共权利和利益的诉讼,并要颁布训戒令或宣言加以保护的,必须有检察长参加;(2)为防止损害公共利益或约束公共机关不致发生违法行为,经检察长许可后,私人和地方机关可以假借检察长的名义提讼;(3)选举法院审理有关选举的案件时,需有公共控诉局长的代表参加,选举法院关于选举中有无不法行为向高级法院的报告,须抄送检察长,以便研究决定是否实行控诉。〔7〕

在现阶段,我们在确定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时,既要注意检察机关有权实行全面的监督,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不受任何限制,同时又要从目前行政检察监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出发,只能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监督,监督范围又是有限制的。我们必须把行政检察监督范围的无限性和有限性结合起来,把应有状态和现有状态结合起来,实行全面监督和重点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并以此来确定我国目前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

目前,从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现实情况出发,考虑到作为监督对象的行政案件的客观情况,如案件的性质、影响、复杂程度等等,将行政检察监督限定在以下范围之内:

(1)涉及到社会公益的行政案件。(2)行政违法后果严重,案情重大,而无人提起的行政案件。这里的案情重大,包括损害严重的案件和情节恶劣的案件。(3)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行政案件。(4)具有涉外因素的行政案件。因为这类案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和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5)行政审判机关或行政诉讼当事人要求检察机关参加,检察机关也认为有必要参加的行政案件。(6)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监督的其他重大的行政案件。主要是检察机关自己发现并认为应当监督的行政案件。

四、行政检察监督中的抗诉问题

行政诉讼法第64条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有权提出抗诉,这是我国目前唯一从立法上予以确认的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为了具体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途径和方式。关于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虽然在立法上有明确规定,是法定的检察监督方式,但是,由于立法规定过于简略,很不完善,致使检察机关在行使抗诉权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我们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64条以及司法解释的精神,从我国行政检察监督的现实出发,应当全面理解和把握抗诉权的立法规定,抗诉权应当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抗诉权;二是在抗诉案件审理中的法律监督权;三是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即包括抗诉案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三种监督权，是三种监督权力的统一体。

(一)提出抗诉权提出抗诉权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应拓宽提出抗诉权的主体范围;二是应确定能够提出抗诉的裁决的种类。

1.关于提出抗诉权的主体范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暂行规定》第2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建议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一规定具体设定了检察机关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权,但是,对抗诉主体的规定有一定的缺陷。《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只有上级检察机关才能成为抗诉主体,而同级检察机关不能行使抗诉权,只享有提出抗诉的建议权,不能直接成为抗诉的主体。这一规定给行政检察监督的实践带来了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其一,抗诉权过于集中,容易造成抗而不决的现象。由于大量生效的行政判决、裁定发生在基层人民法院,抗诉权就会集中在分检、市检以上的检察机关,由于这些机关没有直接参加行政诉讼活动,对案情不熟悉,再加上交通、办案时间和数量条件的限制,因而难以及时发挥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

其二,在监督实践中,抗诉任务将主要集中在省一级检察机关,而省一级检察机关在对全省检察工作进行业务指导的同时,还得应付大量的抗诉案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难以及时和有效地行使抗诉权。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为了确保行政检察监督的顺利进行,应当拓宽行使抗诉权的主体范围,赋予同级检察院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权,使其成为真正的抗诉主体而不是抗诉的建议主体,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切实可行的。在理论上,同级检察院和上级检察院都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赋予同级检察院享有抗诉权只是检察机关内部的职权划分问题。在实践上,同级检察院监督同级法院的行政审判活动案情熟悉并且交通等条件便利,有利于迅速及时地纠正错误的行政裁判。

2关于能够提起抗诉的裁决的种类问题。在行使行政检察监督的抗诉权时,应确定能够提起抗诉的裁决的种类。

行政审判机关作出的行政判决如果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无论是哪一种类的行政判决,都可以成为行政检察监督的对象。而行政裁定的种类较多,情况比较复杂,按照是否涉及行政案件的结论,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对行政案件进行根本性的处理,对行政诉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直接涉及到案件的结论问题,如终止诉讼裁定、不予受理的裁定、准许原告撤诉的裁定等,这三种行政裁定虽然没有直接作出审判结论,但间接确认了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第二类只是涉及诉讼程序或与诉讼有关的具体问题,对案件的结论不发生影响。如中止诉讼裁定、停止具体行政行为执行裁定等。我们认为,在行政裁定的众多种类中,检察机关只能针对第一类行政裁定提起抗诉,不能针对第二类行政裁定提出抗诉。因此,在行使法定的抗诉权时,应当确定能够提起抗诉的裁定种类,这样在实践中才有利于我们有效地行使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8〕

(二)在抗诉案件审理中的法律监督权，抗诉权的行使不仅包括对确有错误的违法的行政裁决有权提出抗诉,而且还包括在抗诉案件审理中的法律监督权。关于在抗诉案件审理中实行法律监督的形式问题,法律未作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暂行规定》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应当派员出席法庭,对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这一规定只是明确了在抗诉案件的审理中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种监督形式,对于其他监督形式未作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在抗诉案件审理实行法律监督的形式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1)在抗诉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派出人员的称谓问题,以及在法庭上的席位设置问题,在开庭时享有哪些具体权利等等。(2)抗诉案件的具体审理方式应如何确定。(3)抗诉案件审理中的一些具体的程序问题,如案卷移送问题、抗诉书的送达及期限问题、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三)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行使的抗诉权应当延续到抗诉案件审结之后,检察机关应依法享有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在实践中,如果检察机关认为抗诉案件审结之后,抗诉案件的再审判决、裁定仍然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能否进行监督,我国现行立法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必须赋予检察机关对抗诉案件审结后的法律监督权,主要理由有:

第一,应当全面完整地理解和把握行政诉讼法第10条的规定,行政检察监督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简单地、孤立和静止地看待某一种监督权力,目前立法所确认的抗诉权应当包括提出抗诉——事前的监督权、在抗诉案件审理中实行法律监督——事中的监督权和在抗诉案件审结后实行法律监督——事后的监督权,我们不能将抗诉权这三方面的内容分割开来。

第二,在审判实践中,对抗诉案件审结之后,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通过行使申诉权要求再一次再审。而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果发现抗诉案件的裁决违法而无权实行监督的话,检察机关在这方面的监督权还不如当事人的申诉权,这样背离了行政检察监督的宗旨和目的,不利于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9〕

注:

〔1〕〔2〕〔4〕〔7〕参见柯汉民主编:《民事行政检察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7～27页。

〔3〕参见王德意等主编:《行政诉讼实务导论》,法律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第207～241页。

篇9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1日召开的纪念行政诉讼法颁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了解到，1989年至2003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913091件，受理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案件16676件。 

“从受案范围来看，行政案件的不同类型已经拓展到50多种，几乎覆盖所有行政管理领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介绍，在已审结的一审行政案件中，原告胜诉率平均占结案数的30％左右。“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理行政案件，对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给予维持和确认，对违法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判决撤销或变更，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社会各界的赞誉。” 

各级法院在行政审判工作中，努力做到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结合，在保证依法公正裁判的同时，力求使绝大多数案件都能在法定审限内结案。在全国各级法院2003年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中，结案率为94.53％，其中在3个月内审结的占99.29％。 

篇10

关键词：行政诉讼费用诉讼成本国家承担诉讼成本追偿对等原则

一、引言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出台，我国民告官的制度──行政诉讼得以确立。《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这是行政诉讼最直接且又最早的法律渊源。与之相对应，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80条、第178条、第190条、第200条之规定，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也随之建立。最高人民法院于1982年、1989年先后两次颁布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①，使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进一步具体化。

行政诉讼收费是指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活动，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和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行政诉讼通行的说法是指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②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审查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显然行政诉讼的时间区域为：从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时起至行政裁判作出时止。行政诉讼收费即当事人在该时间区段应向人民法院所交纳的诉讼费用。根据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一章规定行政诉讼收费分为三类：1、行政诉讼案件受理费和其它诉讼费用；2、行政诉讼案件执行申请费和其它执行费用；3、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申请费和其它执行费用。显然前述行政诉讼收费只包含《人民法院诉讼收收费办法》中的第一类，而不包括后两类收费。实际上，行政诉讼案件执行是指行政诉讼终结后，依国家强制力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及其它法律文书，按其内容和要求加以实现的活动；非诉讼行政案件执行是依国家强制力将没有经过行政诉讼程序，但已发生效力的行政法律文书的内容和要求加以实现的活动。可见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是三个不同的，有着质的区别，又相联系的概念。三个概念，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一章将上述三种收费统一称为行政诉讼收费的作法，很值得商榷，由于不是笔者今天所要讨论的范围，姑且不议。笔者所要讨论的是设立上述三种收费制度的合理性与其改革方向的问题。为了行文方便，本文以《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为准，将上述三类收费统称为行政诉讼收费(广义)，而将第一类收费称为行政诉讼收费(狭义)。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行政诉讼收费均指上述三种收费，即广义上的行政诉讼收费。

在讨论行政诉讼收费时，我们不能考究设立诉讼收费的必要性。概观设立行政诉讼收费的原因，大抵有以下几种：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⒈可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⒉有利于增强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法制观念,防止滥用诉权。⒊有利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⒋有利于体现当事人在在诉讼中法律地位的平等。⒌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和经济利益。但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也严重不符合客观实际。

此外，我国行政诉讼收费的标准，没有考虑行政诉讼本身的特殊性，完全照搬民事诉讼的收费模式，将案件分为财产案件与非财产案件。非财产案件按件征收，财产案件按财产的价值的一定比例征收，数额越大，费用越高。从理论上讲，司法实践中将行政诉讼分为财产案件与非财产案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所有的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均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非象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客件，可分为：财产类客与非财产类客体。因此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须改革。

二、对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质疑

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主要依据是《民事诉讼法(试行)》和依该法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及其补充规定。从《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基本上是民事诉讼收费制度的翻版。由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不仅是量的不同，在质上也有明显区别，故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几点值得商榷。

(一)对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设立原因的质疑。

1、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并不一定会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有人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解决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行政争议，这毕竟是一部份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把少数人花费的诉讼费用由国家包下来，增加了财政支出，从而间接加重了人民群众负担，显然不合理。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则可以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当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为行政主体或作出具体行政作为的行政主体败诉或部分败诉时，并不会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在我国人民法院，行政主体均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属非营利性机构，其经费都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其财产所有权归属国家。此时无论是当事人胜诉还是败诉，还是部分胜诉或部分败诉，其所承担的诉讼费用也必然由国家财政支付。实行行政诉讼收费从表面上看，使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损失的诉讼成本似乎得到了弥补，但实际上由于人民法院与行政主体的经费都来自于国家财政拨付，故行政诉讼成本的最终承担者仍为国家。行政主体向人民法院所交纳的诉讼费用，在国家财政内部，只不过由一帐户转移到另一个帐户上面。同时，这笔诉讼成本也间接转嫁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

2、以防止滥用诉权，作为实行行政诉讼收费的理由，有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嫌。

一些学者认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利于增强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法制观念，防止其滥用诉权。《民事诉讼法（试行）》与《行政诉讼法》均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一方承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这一规定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质，可以对滥用诉讼权的行政相对人在经济上课以一定的约束，这是其一；其二，收取行政诉讼费用还可以促使当事人慎重对待自己的诉权，从而预防纠纷，减少缠诉，防止诉累。但笔者认为，以此作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理由，有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嫌。

第一，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也是我国实行行政诉讼制度，制定《行政诉讼法》的宪法依据之一。可见公民提起行政诉讼是其实现基本权利的一种形式。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基本权利。第二，滥用诉权的标准不清，人民法院在判断何为滥用诉权时主观意向大，具有很强的伸缩性。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懈可击，行政相对人也不会无事生非，将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或稍有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视为滥用诉权的话，恐有失《行政诉讼法》立法本意。事实上，是否实行行政诉讼法收费制度与滥用诉权是两码事。对某些有钱人来讲，行政诉讼是否收费，其仍都可以滥用诉权。第三，提起行政诉讼本来就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体现。以收取诉讼费用作为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很可能导致某些人因无法交纳或暂时无法交纳行政诉讼费用，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院的保护，从而对作出侵犯其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敢怒不敢言”，有冤无处申的尴尬局面。那种认为老百姓是刁民的“防民”思想应当向“为民”观念转变。

3、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与体现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地位平等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人认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收取诉讼费用，反映了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因为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双方当事人的实体地位是不同的。一方为拥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被行政主体管理的相对人，双方属于行政隶属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这样双方在实体法律关系中，是处于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双方当事人。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实行平等的行政诉讼费用原则，显得更为重要。这样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以及保护公民法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立法性质。

然而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并不以是否向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为标准，而以双方在行政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否平等为标准。行政诉讼收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诉讼成本的损失。那种认为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能改变当事人在诉前不对等的法律地位，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笔者认为有失偏颇。以此作为设立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理由实在是牵强附会。

4、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并不一定会使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

收取行政诉讼费用能促使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促进依法行政，一个重要理由是：通过对行政主体课以经济上的约束，以达到依法行政的目的。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一个概念，即行政主体财产所有权究竟归国家还是归该行政主体。如果说行政主体财产归该行政主体所有的话，还有可能够体现行政诉讼收费的惩罚性，促进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如行政主体财产属国家的话，则受到损失的仍旧是国家，即所谓“崽用爷钱不心疼”，因而未必能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职权，依法行政。

5、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与经济利益，是对国家原则的一个误解。

在世界上，一些国家也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进程的加快，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在我国进行行政诉讼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如我国不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则有损于国家与经济利益。这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尊严，因而一些人认为在我国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不仅需要，而且必要。

笔者认为国家是一个国家固有的权利，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表现为对国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对外国的一些做法，应当批判地接受。因为是否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是一个国家份内的事情，是一个国家对内最高权的表现。不能说一个没有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国家就有损于国家。在涉外行政诉讼中我们可以根据对等原则来维护国家与经济利益。

(二)对现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的法律依据和征收标准的合理性质疑。

退一步讲，既便上述理由成立，但现行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也值得商榷。

1、现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法条依据失效，其合法性值得怀疑。

现行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是依据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而制定的。由于该法已经失效。故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法条依据也随之失效，从而使《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根基得到了根本性动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该《办法》的合法性很得推敲。在《行政诉讼法》实施11年和《民事诉讼法》实施10年的今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仍涛声依旧，不能不说是一种人为的遗憾。

2、现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所确的行政诉讼费用征收标准不合理。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将行政诉讼收费与民事诉讼收费合二为一，在费用征收上两者可互相通用。行政诉讼收费和民事诉讼收费一样将案件分为非财产案件与财产案件。非财产案件按件征收；财产案件④，以其所涉金额与价款按比例征收。非财产案件的行政诉讼费用按件征收倒不难理解，但财产案件按比例征收则有点过份附会于民事诉讼收费制度。第一，所有行政诉讼案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非财产问题。行政案件所涉财产的金额或价款只是具体行政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而不是行政诉讼案件所争议问题的本身。因此不能将行政案件当财产案件看待；第二，行政主体有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难以估价或者是金额与价额巨大的，如大片森林、国土、水体、滩涂、珍稀文物等。这些案件如以金额或价款的比例来计算征收行政诉讼费用，其巨额费用无论是相对人还是行政主体都难以承受，特别是行政主体作为国家部门并不是经营性或营利性单位，其单位行政行为的财产也不归其所有。该笔巨额费用的最终承担者仍旧是国家财政，显然这种行政诉讼收费不合理，仍只不过是巨额的行政诉讼费用在国家财政内部由一个帐户转移到另一个帐户。诉讼成本仍间接地转归广大人民群众承担。因而我国的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带有很大的民事诉讼收费性质。行政诉讼收费制度没有体现，行政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公权利的自身特点。

三、改革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初探。

由于我国现行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法条依据已失效。诉讼收费行政、民事不分的办法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行政诉讼收费制度迫在眉睫。如何改革行政诉讼收费制度，笔者曾作如下探讨。

(一)建立诉讼成本国家承担制。

行政诉讼必竟不象民事诉讼那样解决的是平等主体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之争，它所要解决的是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行政法律关系上的权利或义务如何落实的问题，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必有一方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的行政主体。换言之即国家为行政权利、义务的终极享有者或承担者。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起因是因为其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缺陷，是其作为国家的主人参政的一种形式，因而在行政诉讼中产生行政诉讼费用应当由国家承担，实行行政诉讼成本国家承担制度。其次，作为行政诉讼和行政诉讼案件或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的客体所依据的法律源于行政法，而行政法属公法领域，维护的是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等公权利，公法的混乱将会造成整个法律体系的混乱的。故行政法的公法性质也决定行政诉讼收费不宜象民事诉讼那样，实行诉讼成本按过错原则由当事人承担。（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是实行诉讼成本国家承担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可以与相对人行政自诉方式一同构成我的行政诉讼提起方式）。第三，人民法院作审判机关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是其职责所在，即国家机关对国家机关监督，是国家机关内部的事务，诉讼成本理由国家财政支付。如由当事人承担，则不尽合理。只有实行诉讼成本国家承担才能扭转这一不合理体制。

(二)建立行政诉讼成本追偿制度。

行政诉讼成本追偿是指在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或非诉行政案件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诉讼成本损失，国家有权向有关责任人员要求予以赔偿。它包括国家对原告、被告、第三人的行政诉讼成本的追偿。从当事人是否为行政主体为标准。行政诉讼成本追偿可分为对非行政主体的诉讼成本追偿，和对行政主体诉讼成本的追偿。在对非行政主体行政诉讼成本追偿中，诉讼成本由非行政主体承担，在对行政主体的诉讼成本追偿中，则将责任落实到有关直接责任人承担。这样才能够真正减少国家财政开支，减轻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

(三)建立滥用诉权惩罚制度。

提起行政诉讼是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权利不能滥用。为此在行政诉讼中有必要建立滥用诉权惩罚制度。在建立滥用诉权惩罚制度上，可以参考以下因素：一是对滥用诉权的界定。界定时应当考虑到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缺陷，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目的是否出于维权的正当需要。行政案件本身导致金额、价款的有无大小不能作为判定滥用诉权的标准。滥用权诉的具体表现形式应当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不宜给予人民法院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二是对滥用诉权者给以一定的制裁。追究其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造成国家财产损失巨大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于涉外行政诉讼，实行对等原则。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发展进程和我国加入WTO的步伐加快，外国人和外国组织在我国进行行政诉讼的情况会越来越多，是否实行行政诉讼收费制度各国做法不一。对此类行政诉讼，如机械地坚持诉讼成本国家承担，则可能有损我国与经济利益。因而从平等的原则出发，在实行行政诉讼成本国家承担的同时引入对等原则，这样既维护了国家，又避免了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在实行对等原则中应当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诉讼成本的核定；二是该外国对中国公民、法人、其它组织实行行政诉讼权利的限制程度。

注：

①1982年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为试行办法；

②含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下同。

③此处指的是一般情况，因为人民法院诉讼费的免除是有限的，且程序繁索；

④严格地讲为行为后果涉及财产权的行政案件。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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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10月第一版。

3、《行政诉讼法释论》，黄杰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版。

4、《行政诉讼法讲座》，黄杰主编，中国人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6第一版。

5、《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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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际法》，端木正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8、《宪法学》，魏定仁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9、《法学基础理论》，沈宗灵主编，2000年高教自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10、《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综术》──《法学研究》第二十二卷第五期。

11、《民事诉讼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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