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诉讼法范文
时间：2023-04-10 16: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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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小额诉讼；程序简化；司法权威；公平正义。
民事诉讼法中的小额诉讼制度是司法大众化的制度抉择，也是司法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小额诉讼制度源于美国，价值追求在于以较少的花费解决纠纷，从而吸引民众亲近司法，以高效率速裁特性保证程序正义不受诉讼延迟的损害，我国增设了这一制度。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构建小额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仍需不断完善和健全。
一、民事诉讼法中小额诉讼制度的重要作用
（一）小额诉讼制度能够切实保障国民诉权
小额诉讼制度将民事纠纷进行分流，引入特有的程序，有需要的国民能够及时简便的诉诸法律，科学高效地化解矛盾，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体系也能充满活力而不失司法权威性。民事诉讼一方面需要具备处理大规模且复杂事件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又需要处理零星细小的事件。不平衡、繁杂的程序，造成了法院躲避小额诉讼的现象，对此应采取防止的措施。对于小额诉讼的悉心照顾，可使国民与司法在真诚的意义上相互联系，培养国民的司法根基。[1]这就为司法大众化提供了重要通道，促进形成知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小额诉讼制度为解决以往看来都是所谓“鸡毛蒜皮”之事，提供了新渠道，在培养国民法律意识的同时，也明显增强了法律维权的观念，法律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形成司法为民、便民、亲民的良好风气，营造和谐的法治环境。试图通过小额程序来接近市民，并经常为市民所利用，进而达到法院亲近市民之目的。[2]小额诉讼制度大大降低了由于诉讼程序繁琐、专业知识缺乏、诉讼费用繁重而阻碍诉诸法律的几率，保障国民诉讼权利。
（二）小额诉讼制度能够有效缓解法院负担
小额诉讼制度是一项不同于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诉讼程序，小额诉讼制度的天性规定其倾向于程序效益最大化，以高效简便、灵活有效的优势存在于诉讼程序中。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一般国民普遍能够得到具体的有程序保障的司法服务。[3]小额诉讼制度将简单案件从繁琐的程序中分离出来，以其特殊的程序迅速裁判，既节约了当事人诉讼成本，又使国家司法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切实保障诉讼经济，减轻法院因繁琐程序而引起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的负担，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三）小额诉讼制度能够较好维护公平正义
小额诉讼制度直接将简单案件纳入诉讼程序，减少其他途径的适用，有利于纠纷通过法律途径有效解决。并且，小额诉讼减少了繁琐的程序和手续，能够保证诉讼效率，一定程度彰显程序正义，避免“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对双方当事人而言，法律工具才是最公正合理的手段，小额诉讼正是把握了这一点，避免因纠纷过于简单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法律手段更是明确规定各种制度以保障裁判的实现，较好地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民事诉讼法中小额诉讼制度的主要问题
（一）过分注重程序简化引起滥发诉讼
小额诉讼制度的生命在于为当事人提供简捷且低成本的诉讼途径，通过快速裁判解决迅速纠纷，保障当事人权利。这一方面能够增强法律维权意识，凡事诉诸法律，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定的问题。小额诉讼制度的优势是导致公民不分争议的大小紧迫与否遇事皆由法院裁判的重要原因，过分追求程序的简化从而出现滥诉现象，只能是“二流的正义”，反而加重了法院的负担，不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
（二）过分强化法官职权缺乏制约机制
小额诉讼制度是在法院本位主义基础上的以法官职权主义为背景的制度设计，法官对程序和实体具有决定作用，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被忽视甚至抛弃。对于小额诉讼来说，一般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制度设计之一就是保证当事人享有在少额诉讼程序与普通诉讼程序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这种机会的提供意味着少额诉讼制度仍然必须以存在着普通诉讼慎重的程序保障作为前提，当事人可以在自己希望实现的诉讼权利与打算付出的成本之间，以及可能获得的程序保障与简易、迅速、低廉的纠纷处理之间进行衡量，并对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4]然而，这种制度设计忽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程序选择，法官权力扩张，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出现不仅仅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现象。
（三）过分追求诉讼效率忽视司法公平
小额诉讼制度高效便捷的特性体现在程序简化，而简化程序必然限制或者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我国现行法律中的小额诉讼制度来看，就含有压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空间的成分。所有上诉的理由都在于人类的认识可能发生错误。每一个裁判都可能不正确，或者大多被败诉方认为不正确。因此，上诉是为了维护当事人通过对他们更有利的裁判取代对他们不利的裁判的合法利益。[5]并且，保障当事人的诉权是民事诉讼法的重要使命。诉讼权利包括权和上诉权，小额诉讼制度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权，但是却忽视了上诉权，笼统规定一审终审，没有当事人不服裁判的规定，无法保障整体的公平。社会每个角落能否都得到适当救济，正义的总量―也称整体主义，是否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标准，才是衡量一国司法水准高低的真正尺度。[6]项制度显然倾向于保护原告权利，而被告却要承担更多不利因素，限制了诉讼对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
（四）配套制度单一未能形成完整体系
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对于小额诉讼制度的规定甚少，与国外具有成熟的小额诉讼制度的国家相比，我国小额诉讼制度刚刚起步，还未能形成一套独立的制度体系，并且对于小额诉讼的对象以简单的数额为标准，显得合理。法律是有尊严的，并不是按照金钱的多少来衡量的。[7]并且，规定在简单程序之下，钱少的案件未必就简单，加之未能与法院调解制度等经过实践检验的高效便民的制度较好的结合形成制度体系，中间缺乏程序转换机制，无法做到程序间的机动灵活，影响裁判结果的公正性。
三、民事诉讼法中小额诉讼制度改进的具体举措
（一）正确处理法律移植与本土建设的关系
法律只有具有本土特色才会施展制度活力和发挥有效的规制作用，任何法律的移植也只有与本土性相结合才能形成独特的有效的法律制度，从而展现重塑社会秩序的积极职能。民族的共同意识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8]在小额诉讼制度的移植过程中，应当审慎分析原有特性并结合我国特殊环境，吸收创新，植入我国法治土壤之中，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的特殊制度，抑制传统司法中存在的诉讼痼疾，正常发挥效用，避免水土不服而有悖初衷。
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在化解基层纠纷中起了重要作用，小额诉讼的对象主要是这类争议，若将二者重合部分有机结合，发挥“调审合一”的优越性，更好地实现司法便民。再者，将其与巡回审判等司法实践经验相结合，形成解决此类纠纷的网状架构。只有加快构建速裁制度、快速执行制度与调解等制度紧密结合的制度体系，方能发挥最大功效。
（二）正确处理法官职权与诉讼权利的关系
审判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的裁判活动，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过程。因此，审判无法做到尽善尽美，难免带有主观色彩，需要一种监督纠错程序予以保障，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诉讼中存在运行成本和错误成本两种成本，运行成本就是在诉讼程序中所需要的成本，而小额诉讼制度就很好地处理了这一方面，但对于错误成本却没有充分照顾，几乎被法官职权架空。为此，需要对法官职权适当限制，增加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是否适用该程序需要结合案情以及当事人意愿而定，并且增加当事人诉讼权利，将上诉的条件放宽，做好后期保障工作，保持法官职权与当事人诉讼权利动态平衡，保障司法和谐运行。
（三）正确处理程序简化与司法权威的关系
小额诉讼制度注重程序简化，将对原程序作实质改动，引起国民对司法权威的质疑。况且小额诉讼刚刚建立，缺乏专业法官，无法保证审判结果的正义和权威。结果是否真正合乎客观真实无从检验，只能由程序的正确来间接地支持结果的妥当性。[9]结合司法实践对程序进行完善，重点在于强化执行力度。比如借鉴美国相关制度经验，在小额诉讼程序中，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可以建议双方认真考虑调解的好处，也可以规定参加过调解之后才决定开庭审理日期。[10]这既有利于程序公开合理，也能保证裁判结果的执行力度，维持司法权威和程序简化的平衡。
（四）正确处理公平正义与诉讼效率的关系
公平正义是法律制度的最高价值追求，公平正义的标准为最低程序公正，也是程序设计的底线要求。一种裁判制度不管多么公正且富有效率，但只要判决执行存在着难点，这一制度本身就不能说是合格的。[11]小额诉讼制度在程序设计上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因此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必要也必须对其程序进行整体考量，对审判各个环节都有程序保障，尤其完善执行制度，将公正与效率控制在一定幅度内浮动，提高法官素质和业务水平的培训，强化公正意识，保障二者良性互动。
小额诉讼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新型制度，还有很多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更加深入研究相关理论，不断完善该项制度。正义所关注的是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中的价值。[12]在移植的同时，特别注重本土化建设，完善民事司法制度，形成公正高效的司法制度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化解矛盾和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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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字]市民社会；刑事；诉讼法；精神
一、前言
法治社会中，市民社会必须要与法治存在共同的理论基础。很显然，市民社会必然依赖于法治的管理。国家以及社会必须通过法制管理来完成分类。没有法治的存在，市民社会将会难以完善并不断发展，法治市民社会存在的前提。然而我们通过分析现代化发展与市民社会两者之间的联系来看，很多学者指出，现代化发展的历程是市民社会诞生之母，与此同时，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还需要现代化的支持。由此我们清楚的认识到，现代化刑法法治就是市民社会存在的条件，市民社会与刑法治理现代化的精神应该相互协调，达到统一性。
二、我国市民社会和刑事的诉讼法两者间的理性以及精神
市民社会的法制本身就可作为自身的理性精神的独立主体性，这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不理外界的控制以及约束。什么是理性呢？它告诉我们人类脱离了迷信以及盲目信从，开始对传统的教条主义，某些宗教的信仰摆脱了，人类认真审视将理性科学精神以及实践法治并当作了解实质的内容。虽然我们的刑事的诉讼法在看待理性科学问题与精神上已经有很大程度的表现，可是它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我国刑事的诉讼法与社会实践不仅要在理性科学上目前必须尽快做的就是稳定确立刑事的诉讼法威严，而且还要求科学的精神方面，必须协调好立法的根本原则，法律内部的框架以及其法治实践，达成统一性。
（一）市民社会与刑事诉讼的理性精神
首先，在市民社会中，能够很好地将市民社会以及国家社会的关联管理由法治法律来体现是一项非常基础的要。但是我们要很好的用法治来管理协调市民社会关系必须要求刑法法律在人们的意识中具有威严的重要地位。而刑事的诉讼法囊括于我国共法当中，我们唯有通过高效的方法来发挥刑法的作用，才能够有力的约束国家机关人员权力，我们通过这个来组爱人和的统治。这样才会在市民社会当中形成完善健全的法律体系。
（二）我国刑事的诉讼法具有的科学精神
我国刑事的诉讼法应该并朝着这样的科学精神努力：首先我们要不断探究以及确切具有我国独特特点的法治制度的精神。第二，我们必须拥有诉因的制度项目，主要是针对改变指控的罪名的程序上详细的做出规定的独立精神。第三，我们要向审判的监督提出疑问，必须要求把检察院的抗诉作为前提条件，严禁法院做主提起申诉，必须阻碍法院替代控诉[1]。第四，严格健全出庭作证的法治保护制度。最后就是要切实确定的一本主义精神。
三、市民社会和刑事的诉讼法间的公平正义及效率的精神
在我国的市民社会以及刑事诉讼法无不追求渗进公平正义的精神，同时刑事司法还不断提高自身效率精神，为市民社会的高效健步发展做出努力。
（一）我国市民社会以及刑事的诉讼之公平正义精神
在我国的市民社会当中，都能具有独立支配的平等权利。市民自己的思维意识，自己的价值目标在现代社会中有着关键性的决策。正是因为我们市民都拥有公平公正的自由选择权利，因此市民社会的公平正义精神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准则。与此同时，公平正义精神也是人们价值取向的一项最基本的追求，更是刑事诉讼的精华。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领域，公正公平的理念精神更应该凸显其独特的要求及特性[2]。长久以来，公平正义的科学精神一直是人类社会追随的精神美德，与此同时，刑事的诉讼法把公正放在首要位置追求。我国的市民社会以及刑事诉讼法应该要时刻渗透着公平正义的精神。
（二）我国市民社会以及刑事的诉讼法中的效率精神
高效率以及明智的知识产权是市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效率的提高是经济速度增长的关键因素，市民社会的产权结构也在刑法的保护下才得以稳步高效发展。市民社会追求经济高效的发展精神，其中通过社会的资源合理配置是提高市场经济显著的办法，有了资源的配制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好资源，避免铺张浪费，反过来有促进持续高效发展。我国刑事的诉讼中的效率，即是司法机构办案量的效率，我们通过刑事的诉讼来进行对市民社会进行各项活动的秩序维护。试想，倘若没有了刑法的维护，我们市民社会还会有人权的存在吗？还能谈得上经济交易的高效发展吗？我们司法实践把办案的效率提高，我们市民社会的就越安稳，市民进行各项活动就越奏效。公平正义以及效率精神都是我国现代市民社会以及刑法共有的价值取向。
四、我国市民社会以及刑事的诉讼法中的民主与自由之精神
刑事司法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分野同时也有密切联系。刑事法律在实践操作中不可避免的影响到市民社会各个成员利益冲突，所以我们需要用恰当的形式让市民社会参与到国家刑法的运作，进而保护市民的民主自由。
（一）我国市民社会以及刑事的诉讼法之民主
市民社会里面的民主治理的重要因素就是参与其中，市民社会里的每个成员都应该自觉地参与设计自身利益的实践决策。要实现民主精神，让民主活在市民社会中，从根本就要做到市民对政府的约束。众所周知，我国目前社会有着某部分人来操作掌管日常事务是改变不了的事实，然而我们要从保护社会的全体公民程艳的利益作为出发点，这就要求我们市民社会成员有民主自由权利，国家机构更应该约束掌权者的某些权利。
在我国的陪审法规中，公平公正以及公民民主自由的思维意思和个人权利观念的意识体现在陪审制度中，这对市民社会中民主精神起到积极作用。我们市民社会的每一成员无一不追求尊重个人权利的独立主体性，无一不追求自由民主的政治法治。因此，我们应当为陪审制运作留出一条绿色通道，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满足公民的自由民利，同时也能捍卫我国民主法治，司法机构民主崇高精神。然而公开审判的原则不但符合公民陪审制度，而且对刑事诉讼的操作程序起到了指导作用。我们应该在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司法法治实践活动，这样我们就能够保证市民社会的民利，有促进我国司法的逐步完善发展[3]。
（二）我国市民社会以及刑事的诉讼法间之自由精神
在市民社会的个人或团体中，自主和平等精神是市民社会的追求，在市民社会中各个成员都具有自己的特性，更渴望在社会中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力。过去的传统社会中，人民的集体精神非常强烈，成员的思维发展往往受到抑制，不能够在社会中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然而现代化的市民社会中，人民的集体思维意识从性质和内容上均发生了变化，已经由传统社会的固定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的意识，慢慢演变具有理性的和科学的意识，不仅变成崇敬的集体而且又尊崇成员的精神品质，这样在市民社会中就达到了共同的价值取向[4]。在我国的市民社会中，每个社会个体都具有很大的不同个性，我们不能按照传统的方式划分人格的模式，而应该要依据多姿多彩的特点独自个性的模式来进行当代市民社会的成员划分。我们唯有在按照社会根本的价值取向来尊重人类的平等自由，充分发挥市民社会中群体的个体自由发展。综上所诉，自由平等的权利不单单是我们人类本能的需要，同时也是我们的市民社会应该最求的理性目的。自由精神应该要时刻深化到市民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上。
五、总结
我国的市民社会以及刑事的诉讼法间应该互相协调好，互相促进，共同稳步的发展。通过上文的探析，我们也清楚了解当代市民社会与刑法间应该具有理性科学的，公正高效的，民主自由的精神。两者的精神相互渗进，为我国司法稳步前进做贡献，同时也推进市民社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邓正来.市民社会与国家[A].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C].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23-24
篇3
民事诉讼法修订;程序本位主义理念;程序主体自治性理念;程序契约化理念;程序协同主义理念
放眼全球的法律实践,不难看出司法改革乃是各国法制变革运动中的核心内容,司法改革成为21世纪各国法制建设的普遍性话语,也是表现于上层建筑层面的重中之重。司法改革之所以在世纪之交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普适性课题,其缘由是错综复杂的,各国所表现出来的改革势头和方向以及由此所出现的难易程度也是不尽一致的。但在此过程中,有一点是各国所相同的或者是不谋而合的,这就是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摒弃了本国中心主义的思想,甚至不惜与传统的法律思维发生根本性的分道扬镳,而谦和地审视表现于异域中的法制建设经验,以法律移植或法制借鉴为思维的中介,力图全面地了解他国法制特质和优势,并由此缕析其可汲取之处,为本国的立法和司法所用,从而较大幅度地改善本国的法治环境和司法实践,提升本国法治的现代化水准,强化其适用价值和前瞻意义。在此过程中,一个很难避开的法制改革内容,便是对本国民事诉讼法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订和完善;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成为各国司法改革战役中的主战场之一,其司法改革的效果如何,主要在包括民事诉讼法在内的诉讼法制中映现出来,民事诉讼法成为各国司法改革是否获得预期效果的晴雨表。
撇开清末变法时期产生而未及生效的民事诉讼法以及民国时期的短暂的民事诉讼法不论,我国法典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问世的,在此之前,我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法院审判所依循的程序乃是司法解释性质的规则汇编,且“”中司法机关不复存在。1982年出台的民事诉讼法深受前苏联立法的影响,其只能存活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育成熟和定型,该部以“试行法”名义出现的民事诉讼法便不得不改弦更张,以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提升和充实为主旨而进行了修订。1991年修订后的现行民事诉讼法于是出台,尽管该法在弱化法官职权、提升当事人诉权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并增加了若干适应纠纷解决所需求的程序制度,但总体上说,该法的修订是有局限性的,未能触动固有的立法构架,强势职权主义的诉讼体制未能从根本上改观。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也不依民事诉讼法的滞后性为转移,民事司法的实践逻辑自然为自身的合理运行开辟道路,从始,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频频推出新举措、新程序和新制度,掀起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层层浪潮。立法依然故我,民事诉讼法的文本没有改变,但是作为民事诉讼法作用对象的实践性程序,却与文本上所设定的程序产生了距离,这种距离越来越大,以致人们惊呼,民事诉讼法被抽空了。民事诉讼法确实成了具文,它所依然有生命力的部分,乃是不具伦理色彩的技术性规范,如期日的计算、送达的方式等等。
然而,在现代法治的理念普照下,“无法司法”的状态究非长远之计,“二元司法”在实践中遭遇到的冲突也并非鲜见,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由此受到极大影响,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已经到了非尽快进行不可的地步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成为一项紧迫的立法任务,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乃是,此次修改民事诉讼法绝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而是一项极其艰难的系统的法制建设工程。其缘故在于,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面临着诸多新型的挑战,如全球化的挑战、社会化的挑战、民主化的挑战、科技化的挑战等等;需要解决好诸多矛盾关系,如民事诉讼法的法律移植和本土化的关系问题、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和维护我国政治体制的关系问题、民事诉讼法的自身完善和系统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关系问题、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水平与统一司法之间的关系、地方保护利益的排除与司法的地方化需求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是需从全局平衡、妥善处理的难题。
这些问题不处理妥当,欲修改制定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民事诉讼法是难乎其难的。在这其中,用以指导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理念最为关键。民事诉讼法的理念是民事诉讼法内容的最高抽象,民事诉讼法修改若小而言之,则固有的理念未必发生变化;然而若大而言之,局部的修改累积到一定程度,则必致理念的整体变迁。我们可以说,较之1982年试行民事诉讼法而言, 1991年修改而成的民事诉讼法在理念上则基本一致,虽稍有变动(如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限缩法官的职权领域),但根本的理念并未发生变化,尤其是作为塑构民事诉讼新体制的理念体系,并未发生变动。正是在此意义上,方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依然是传统民事诉讼法的延伸或沿袭,而没有根本性的突破。我们这次讨论的民事诉讼法修改,主要的或者说是首要的变化,乃是集中在赖以指导民事诉讼法修改、贯彻于民事诉讼法全部领域的精神层面的变化,也就是民事诉讼法的理念的变化。民事诉讼法的崭新理念的体系化出现,确证了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同时也蕴含了民事诉讼修改所可能展开过来的全部新型内涵,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所出现的全部新型内容,均可以在逻辑上回溯至民事诉讼法的新理念预设。笔者认为,指导我国民事诉讼修改的理念范畴主要有这样几个:第一,程序的本位主义理念;第二,程序的主体自治理念;第三,程序的契约化理念;第四,程序的协同主义理念。
一、程序本位主义理念程序本位主义是一个新型概念,它是在法律本位论的讨论中,并受它的启发,同时受西方程序正义论的影响,而逐步形成并广为使用的。顾名思义,程序本位主义是一种偏重、强调程序独立价值的程序哲学观,认为诉讼程序具有不依赖于实体法的独立价值,如人格、尊严、公正、效益等等,而将真实、正确适用法律等价值视为外在价值、工具价值或附随的价值。程序本位主义的含义集中表现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关系中。在此项关系范畴中,程序本位主义认为,是程序正义决定着实体正义,而不是实体正义决定着程序正义。其原因乃在于,实体正义不具有可以明确把握的特质,具有概括性、模糊性和任意性,很难寻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的化解冲突的答案,因此所谓的实体正义乃是不可靠的正义观,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正义观,为此而进行的司法,必然陷于权力之争的泥潭之中,同时必然导致程序的虚无主义现象,其结果,最终必然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与之有别,程序正义却是可以把握的、刚性的、可理解的,因之也可以通过人们的理性运用而加以妥当的设计
和规制,因此程序正义是眼前的正义、是可靠的正义、是可以依赖的正义,是优先于实体正义,并说明、解释和决定实体正义的正义。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过于偏重实体正义的追求,而轻忽程序正义的构筑,由此导致了实体本位主义的泛滥,并同时导致了程序虚无主义的横行。 其结果,监督主体多头出现,司法的独立性难以扞卫,司法体制向横向发展,而缺乏向纵深发展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司法的地方化、司法的庸俗化、司法监督主体的宽泛化便成为一个必然的现象。于是产生了极其矛盾的悖论:市场经济越发展,司法的权威性越低。这个悖论深刻地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必须要以程序本位主义为切入口,强化纠纷解决过程的自身正义性,并以此为契机和内在指针,指导和进行我们的司法改革。可以说,程序本位主义的理念既是指导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哲学指针,也是指导我国宏观司法改革的哲学指南,我国宏观的司法改革,一定要依循程序本位主义的内在诉求和发展规律,以司法的过程正义性和正当性为核心和中轴,演绎出具体的改革内容和举措。
民事诉讼法修改中高高树起程序本位主义的旗帜,具有极为重要的立法指导价值,该指导价值表现在程序本位主义的内涵构成之中:其一,程序本位主义首先要求承认诉讼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所谓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是指诉讼程序赖以体现人权的内在价值和固有价值,这种价值不以实体法的内容或精神为转移。无论实体法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构架如何,这些独立的价值都是要体现出来的。比如说,当事人的人格尊严要受到肯认和尊重,当事人的诉讼自由权要受到认可,当事人的诉讼话语权要受到保障,当事人的在场见证权要得到体现,当事人的申诉控告权以及程序救济权要受到重视,当事人的宪法性权利不因诉讼的实施而受到负面的实质性影响,当事人的隐私权受到充分保障,等等,这些价值都要得到充分的落实和体现。可见,程序本位主义是诉讼文明的体现,是人类诉讼文化的进步的表征。
其二,程序本位主义要求所设定的程序制度必须是科学的、正当的、合理的,因而是正义的程序。程序正义既然要决定和规制实体正义,则必然要有优越于实体正义的内在品格。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要充分考虑程序自身的正义性诉求。
其三,程序本位主义要求纠纷的解决者和程序的参与者,都要充分尊重程序法的明文规定性,包括审判行为在内的任何诉讼活动,均要体现出严格的法定性。正义的程序必须得到正当的实现,惟其如此,事先所设定的正义的程序方能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否则程序的正义性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的文本抽象,而不具有实定的意义。由此所派生,程序本位主义内在地呼唤程序主持者和参与者的独立性。
其四,程序本位主义要求极度重视程序所产生的结果。公正的程序在严格执法的保障下必然产生公正的结果,这个结果的公正性是毋庸置疑的,是由程序的正义性和执法的严格性所规定了的;任何人要怀疑这个结果的正当性或正义性,就必须回溯性地质疑程序的正当性以及执法的严格性。否则,由公正程序所产生的实体结果,就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就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不可动摇性,就必然要得到完全的实现。程序本位主义的这层含义,对反思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以及执行程序是非常具有启发价值的。 二、程序主体的自治性理念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程序主体的自治性理念有别于通常所谓程序自治的概念。所谓程序自治说的是一种法律秩序的型构和生成方式与途径,是指通过包括诉讼程序在内的法律程序来构筑正当的法律秩序。可见,程序自治是一个范围较为宽泛的概念,与程序本位主义的概念处在同一个层面,它映现的是程序与实体的关系模式。我们这里所言的程序主体自治性理念或原则,则是一个含意更加特定的范畴,它是指在程序本位主义的实定化过程中,要充分重视程序主体的自治功能。程序主体在程序过程中要具有高度的自治地位,鲜明的主人翁角色,同时也要体现出充分的责任意识。
总体上说,程序主体的自治性理念要求程序法的塑造者牢牢恪守以当事人为本的理念,当事人是诉讼程序的基本主体、正当主体和权利主体。在所构建的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占据程序的中心位置,其他一切主体,包括法官、诉讼人、诉讼监督者等等在内,都必须围绕着当事人的主体角色和主体职能而配置、而活动。这要求摒弃传统的职权主义的程序构筑思维,而彰显当事人主义的程序构建理念。我们应当以当事人主义为程序基本原理和程序基本体系的最高概括,在程序的各个领域和角落,充分地体现出当事人主义的基本要求和内在规律。凡是与当事人主义合拍的程序制度,我们都要保留和坚持;凡是与当事人主义相冲突或不相和谐的程序制度,我们都要持怀疑态度,并在实证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当事人主义应当成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发展和完善的一根红线,或者说是指南针、方向盘、导航系统。
当事人主义的要旨就在于承认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自治地位,具体而言其含义主要包括:其一,在民事诉讼法的立法视角上,应当以当事人为出发点进行程序规则的构建。我国长期以来视民事诉讼法为法院处理和解决民事案件的操作规程,将“民事诉讼法”简约为“审判法”。这是过度职权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国家本位立法的体现,这种立法视角对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确证和树立是非常不利的,是一种落后的立法视角,应予摒弃。相反,民事诉讼立法应当以当事人作为诉讼舞台上的主角加以规制,应当充分体现出以当事人为本位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倾向性。
对法院行使审判权规则的设定,应当是派生的,它是为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服务的。
其二,在立法本位上,民事诉讼法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本位,而不是以当事人的诉讼义务为本位。民事诉讼立法应当充分体现和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法哲学上一度发生过的关于权利义务何者为本位的争论,在稍晚的时点上于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也发生了,只是相比较而言,并不那么剧烈而已。
稍经争论,人们便认同,民事诉讼法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本位,而诉讼义务仅仅是配合和保障诉讼权利的恰当行使加以设定的,因此它不是本原的,而是派生的;与诉讼权利的普遍性有别,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诉讼义务的设置在数量上仅占少数,尤其是对违法诉讼义务所施加的诉讼责任或诉讼制裁也始终被控制在一定的必要的限度内。在立法方式上,诉讼权利是本原的,因而可以从基本原则上加以推定;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根本渊源,创设和推定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应当成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功能。与之有所不同,民事诉讼的义务或责任由于是派生的,而非本位的,因而必须在立法上有明确的规定性;立法没有明定的,通常应被解释为此种诉讼义务或诉讼责任的不存在。
其三,当事人对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应当具有充分的参与权、控制权、主导权、选择权和变更权。民事诉讼是当事人之间私人纷争的化解过程,其中“私”的色彩极为浓厚。当事人可以自由地行使其充分享有的诉讼权利,根据诉讼中所出现的各种信息,选择相应的诉讼行为,并使之确定地产生预期中的诉讼效果。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调控能力的强化以及对诉讼效果的预测能力的提升,应当成为修改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要指针。这就要我们始终明确,民事诉讼程序是当事人自己的诉讼程序,或者原则上、主要地是属于自己的诉讼程序,他们可以对诉讼程序的全部过程,以理性人的利益衡量,考虑诉讼中和诉讼外的方方面面的利益,进行有效的、具有深度的参与和调控。为此,民事诉讼立法在技术上要大量增加弹性条款,使当事人可以在条款的框架范围内塑构、设定对己最为有利的诉讼程序和诉讼方式,从而产生诉讼活动正面效果的最大化。
其四,当事人的程序自治性理念还包含有一层重要的含义,这就是当事人自我负责的原则。权利义务是相对应的,当事人享有了充分的诉讼权利,由此使得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自由空间和可选择余地都获得了最大化的和最优化的安排,当事人真正成为了诉讼中的主人或主角,那么,作为其对应的逻辑结果,当事人对其行为的诉讼后果应当无条件地全部承担和消受,即便
这种效果对其可能并非理想,甚或事倍功半,其诉讼付出远远大于其诉讼收入。这是非常重要的“自己责任”原则,这个原则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这里所推论出的当事人程序自治理念中的必然含义。这一点其实也是我们通常所谓正当的诉讼程序具有释放当事人抱怨、吸收当事人不满的机能表征。 三、程序的契约化理念诉讼契约化理念是一个新兴的理念。这个理念在传统民事诉讼法中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比如说在我国最早一部民事诉讼法(82年《民诉法》)中,就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用诉讼契约理论来解释和说明的条款,诉讼法的公法特性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强调,诉讼中的强制性条款远远超过任意性条款,即便是任意性条款,也无例外均是指向作为审判者的法院或法官而被适用的。民事诉讼法是如此,刑事诉讼法更加如此。刑事诉讼法将程序法的公法性质推到了极致,刑事诉讼程序被认为是明确无误的工具。
然而随着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诉讼契约化的概念开始在理论上出现,并在修改后的1991年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率先获得体现和确证,此即关于管辖权的协议或者说是协议管辖。协议管辖的出现,无疑表征着诉讼契约理论开始在民事诉讼立法中的运用,诉讼契约理论开始了实定化的步伐。理论研究表明,诉讼契约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以至于以其理念的前瞻性而成为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导向原则之一,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将以大量的条款和篇幅体现和负载诉讼契约论的制度性成果。
民事诉讼程序之所以能够契约化,乃是因为:其一,这是诉讼程序“公法私法化”的实际结果之一。“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业已成为现代社会法制发展的两个交错性命题,也是现代法治国家进行法制建设必须经常注意的重要时代特征。其中公法私法化命题对于我国民事诉讼程序法治的完善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民事诉讼法处在公法领域,国家权力在其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民事诉讼所针对的纠纷对象乃是私权性质的纠纷,这种解决对象的私权特性不能不在实质的层面上影响乃至左右其纠纷解决程序的公法化程度。与刑事诉讼乃至行政诉讼程序相比较,民事诉讼的私法性质无疑是最为明显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民事诉讼法的私法特性乃是其区别于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根本之处;更何况,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哲学背景下,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也都受民事诉讼法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私法化的过程,或者被打上如目前比较成熟的诉讼契约化理论有:仲裁条款或协议;管辖协议;证据交换协议;举证时限协议;普通案件简易程序审理的协议;证据契约;放弃上诉权的契约;陪审员的选择契约;执行契约等等。了私法化的烙印。因此,在公法私法化的法治进程中,民事诉讼的契约化理论有了存活的空间,并由此获得了进一步现代化的不竭的动力。可以说,从立法技术上来说,用私法的原理来改造民事诉讼程序,乃是民事诉讼程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法论,也是收获理论成果的一条捷径。
其二,民事诉讼程序的契约化也是程序正当性原理所必须借助的哲学范畴。程序正当性原理成为民事诉讼法制完善的重要指针,如何使实定的程序正当化起来,乃是程序法治建设者必须要考虑的技术性问题。程序正义论主要解决这个问题。程序正义论解决如何方能使所设定的诉讼程序变成或被评价为正当化的诉讼程序,其要诀乃是:将解决个案的具体程序的设定权下放,使之交由当事人来视具体诉讼情景而加以妥适的安排和设置。在诉讼程序条款中留有空白,大量增设模糊性条款和选择性条款,通过授权性条款和任意性条款的设定,授权和鼓励当事人(往往通过其诉讼人)通过契约化的形式构设具体的最能够适应眼前案件解决需求的诉讼程序。诉讼契约制度就是这种契约型条款的概括性称谓。可以合理地推论,诉讼立法中这种技术运用得越是广泛、其数量越多,则诉讼契约化理论的实定化程度就越高,该部法律的契约化色彩就越浓,同时也表征该部作为公法的程序法便越具有私法的特征,也即公法私法化的步骤就越大。
在民事诉讼领域实现公法私法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程序正当化意义。这集中表现在:通过诉讼契约条款的设定,使当事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充分的构筑具体程序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赋予极大地提升和强化了当事人诉讼程序主人翁的地位和角色,原本被动使用诉讼程序规则的角色在诉讼契约条款的授权和保障下,变成了诉讼程序的双重角色:当事人既是诉讼程序规则的设定者,又是诉讼程序规则的使用者;尤其是这种设定在不违反强制性条款的前提下还对行使审判权的法院或法官具有拘束力。这就使当事人与诉讼程序规则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甚至变成了“零距离”。这种与诉讼程序规则之间的近距离或零距离所造成的一个自然结果便是当事人被其所适用的诉讼规则内在化了。当事人不仅创设了重要的诉讼规则,同时还直接使用这些规则来追逐对己有利的诉讼效果。这既增强了当事人的诉讼动力,又强化了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认同感,这种动力机制和认同感的同时增强,便意味着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得到了同步的提升。可见,诉讼契约化既是公法私法化的一个要求和体现,同时也是诉讼程序获得正当性的重要举措和中介。
四、程序的协同化理念程序的协同化理念是在后现代哲学背景下提出来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其含义基本的就在于参与程序的各方主体都应该被调动出最大化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并在诚信和善意的基础上竭诚合作,取得共赢的程序效果。这个概念首先在经济领域企业管理中被运用,后来发展到包括程序法治建设在内的其他社会领域,到如今,程序的协同主义或协同原则或协同理念,业已毫无疑义地成为诉讼法治建构的重要因素或指针。在诉讼法中,程序的协同化理念有特定的内涵所指,这就是在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传统诉讼模式的两个对极之间,求得一个适中的或中庸的兼有二者优势的综合型诉讼体制,这种诉讼体制被称为“协同主义的诉讼模式”。利用协同性理念来构建诉讼模式,其结果自然会出现一个既有别于大陆法国家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又相异于英美法国家的当事人主义的第三种诉讼模式,即协同主义的诉讼模式。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在理论上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此次修改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的现行民事诉讼模式在理论研究的范式中被归类于超职权主义的范畴,其含义是指较之德国等大陆法国家的传统职权主义而言,我国的职权主义色彩要浓之又浓,强之又强,甚至已超出应有的法治限度了;正因如此,方有学者称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为强势职权主义的模式或超职权主义的模式。然而这仅仅是对现实的刻画和描述;我们讨论的问题还不能停留于此,而要进一步设问:我国此次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在模式论的概括和标签中,究竟应定位于何者?
是恪守传统还是皈依大陆法模式,抑或依归于英美模式,还是最终要跟上世界最先进的发展潮流,跨越卡夫丁大峡谷,而径直构建一个协同性的诉讼体制?这个问题摆在面前,无法跳跃。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我国学理界的另一个类似的话语体系:这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此次修改究竟是大改、小改还是中改?小改的观点基本上是恪守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制框架,在超职权主义的道路上修修补补;这种修修补补,其结果充其量只是软化一些职权主义的要素,而究竟未能从根本上使新制度与旧制度脱钩,也就是难以型构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纵深发展需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事诉讼体制。中改的观点大体上同于如现在广为讨论的刑事和解、
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原则等等,就是公法私法化的结果。小改,意思是说,职权主义的诉讼体制不必要变更,所需要变更的部分乃是增加一些新的程序制度,加大民事诉讼法的篇幅。笔者认为,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首先要达成的一个目标,也是一个基本的目标,乃是诉讼体制或诉讼模式的转变。笔者提出的一个总体思路乃是:我们要摒弃超职权主义,越过职权主义,迈向当事人主义,兼顾协同主义。最没有争议的可能是摒弃超职权主义和迈向当事人主义,需要解释的是协同主义的兼顾,会引发争论的恐怕要数“越过职权主义”的提法。 超职权主义必须要被抛弃,其原因简单地在于这种高度职权化的诉讼模式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院或法官对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大规模的职权干预乃至权力干涉,不仅会遭遇到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各种有关主体的抵制,甚至对法院或法官本身而论也失却了往日实施干预的必要性和热情。超职权主义看来已经到了必须被抛入历史垃圾堆的时候了;这次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一个基本的历史使命乃是与这种长期盘踞于我国民事司法舞台的超职权主义彻底脱钩。
摒弃超职权主义的当然底蕴和天然凭籍,便是迈向当事人主义;当事人主义的基本原理应当成为我国此次修改民事诉讼法的体系化的指导思想。通常可以断言,利用当事人主义的要素和精神来改造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从宏观到微观,基本上不会发生方向性的错误或偏差。当然,在此过程中要防止对西方民事诉讼法制尤其是英美式的法制的全盘照抄,在这里提一下法理学中讨论的“法治建设与本土资源”,还是有必要的。对国情的尊重是我们学习借鉴西方法制的底线,也是一根红线。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赞同另一种观点:这就是,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应当向大陆法系国家学习,采用其“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因为大陆法国家的职权主义原本也是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体制下逐步演化而来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制度构建的原点或出发点,此后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以及诉讼效率的目标追求,其中不断增加职权主义的因素,以至演变至今,形成了与同出一源的英美体制大异其趣的独特诉讼体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大陆法国家,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职权主义模式还处在不断[:请记住我站域名/]的强化之中。我国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显然不能受此影响而以一种逆向的思维,实施所谓的变革:在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的因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被掩盖在职权主义的阴影之中了,作为以当事人主义为导向而实施程序变革的我国来说,在葱茏的职权主义因素之堆中寻求当事人主义的因素无疑是困难重重,乃至误解重重的。英美的当事人主义是非常纯粹的,其后来虽然增加了若干职权主义的因素,但依然是少数,并且是可以辨认的,因此我们以英美的当事人主义为鹄的,用以作为我们实施程序改革的重要借鉴,是一个事半功倍的较佳选择。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民事诉讼法制的发展目前处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之中,而究非可以孤立封闭式地进行,相反,其改革步骤必然经常地观照世界范围内民事诉讼法发展的主流倾向,这个主流倾向就是强调诉讼中的多方主体的合作主义或协同主义,注意多种诉讼模式或诉讼体制的相融相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兼顾协同主义”。
综合起来说,便是:我们的民事诉讼法改革,应当以当事人主义为主,兼顾协同主义的某些因素或精神。具体而论,协同主义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主要体现应在以下方面:其一,在立法中明确规定诚信原则和当事人的真实义务以及合作义务。现代社会的民事诉讼活动乃是奠立在真实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型的特殊社会活动,惟其如此,民事诉讼的过程方能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和诉讼效率的价值,并同时兼顾社会利益的合理需求。协同主义的此一要求乃是对古典当事人主义的辩证扬弃:当事人之间既要竞争,也要合作,合作的基础便是诚信和真实。
其二,民事诉讼立法要大量增加诉讼制裁的条款,以确保当事人及其诉讼人能够在诚信与真实的基础上展开公平竞争。诉讼是当事人追逐有利结果的角力场,虽然规定诚信原则和真实义务,也不能确保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者能够始终恪守此项原则,相反,其行为背离此项原则要求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为此就需要立法加大诉讼制裁的力度,惩罚和制裁违反诉讼诚信原则和真实义务的行为,并由此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为构建诚信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其三,重视和解、调解以及其诉讼代替性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运用。协同主义为诉讼当事人由诉讼对抗主义转向诉讼合作主义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确保诉讼合作性的诉讼文化氛围和诉讼条件。当事人之间依然存在着对抗,但对抗主要是面向事实的,而更多的则是合作,合作是对相互间法律关系的重新安排。无论在当事人主义抑或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和解、调解等裁判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受到程序结构的巨大制约,而难以发挥大的作用。与之形成对照,在以当事人平等对话和理性沟通为基础的诉讼环境中,论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理念 /:请记住我站域名/ 和解与调解等裁判外的解纷机制,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运用。与此同时,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传统壁垒或制度鸿沟也由此得到极大弥合,使二者间得到了高度契合、兼容乃至交错。
篇4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修改；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
一、明确民事检察监督范围
民事诉讼法（下文称民诉法）关于民事检察监督范围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扩大监督范围已是大势所趋。
（一）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
民诉法第14条规定的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为民事审判活动应改为民事诉讼活动，即将民事执行监督纳入民事检察监督范围内。民事审判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民事审判是指民事案件从开庭到宣判这一阶段，而广义的民事审判则涵盖了民事案件从到执行整个过程，体现了完整的诉讼过程。现行民诉法中的民事审判实质是广义概念，为消除争议应直接改为民事诉讼活动。
（二）对一审生效判决、裁定的抗诉
近期“两高”会签的《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中将一审生效判决、裁定的抗诉进行了限制，要求当事人说明一审未上诉的正当理由，否则不予受理，对此本人持肯定态度，但需要进一步明确何为“正当理由”。具体应当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因不可抗力未能在上诉期内上诉；（2）上诉期后发现新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3）法院未履行告知义务，使当事人不知有上诉权的存在；（4）其他使当事人不知或者不能在上诉期上诉的情形。
（三）调解案件的检察监督
两高会签的文件已经将调解案件纳入到了检察监督的范围之内，具有进步的意义，民诉法应该借鉴。调解书较判决、裁定具有其特殊性，即当事人意思自治。当事人申请检察院抗诉的理由，除了存在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之外，应当包括以下情形：（1）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2）当事人恶意串通而造成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调解协议；（3）有充分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或利用优势地位影响他方当事人做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调解协议。对调解协议的监督方法可以比照对生效判决、裁定的监督方法进行。
二、确立民事检察监督方法
民诉法中抗诉权是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唯一法定方法，其已经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有必要吸取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的“多元”监督方法。
（一）引进“多元化”检察监督方法
以再审检察建议为例，200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942件，2010年增加到11290件，上升了283.75%，可见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所占比重逐年增大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得到了社会认可。近期“两高”会签的《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充分肯定了检察机关多年来探索的有效监督模式。主要包括：（1）再审检察建议；（2）检察建议；（3）检察和解；（4）发出纠正违法通知等。此外，督促、支持工作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也几近成熟。对此民诉法修改中有必要吸收这些民事监督方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相应规定，使多种监督方式有机配合形成完整体系。
（二）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结合模式
由于民诉法只规定了抗诉一种监督模式，所以各种监督方式之间不存在配合。引进再审检察建议后，将之与抗诉相结合形成一种递进的抗诉模式，有利于解决检察机关对同级法院无法形成制约、案件数量“倒三角”、抗诉模式缺乏弹性等问题。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结合模式具体表现为：（1）实行“同申同建”模式，即凡当事人对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不服时，向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同级人民检察院决定抗诉的，应首先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2）实行“下提上抗”模式，即同级人民法院对检察院提出的再审检察建议不予接受或者接受后再审维持原裁判的，若当事人坚持其抗诉申请，该人民检察院则应向其上一级检察院提请抗诉，由该上级检察院审查决定是否提出抗诉。此模式不仅显现了检察监督锋芒的张弛有度，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反复抗诉，反复维持”僵局的形成，有助于协调审判权与监督权之间的关系，实现案件的公正审理。
三、民事公益诉讼
与国外发达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相比，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几近空白，大多法律只有概括性的规定，而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据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黄金荣对2000年以来媒体广泛报道过的42起公益诉讼进行的分析，取得全面或部分胜诉的案件只占17.5%。司法实践中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不少但是胜诉率却如此低的原因主要就是缺乏立法的保障，有必要在民诉法修改中明确公益诉讼相关制度。
（一）主体考量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存在诉讼保障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为保护国家财产、维护公共利益，运用司法手段提起民事公诉，应视为与本案诉讼标的有直接的、特殊的利害关系，其代表国家利益以原告身份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立法精神。”[1]
（二）范围确定
公益诉讼的范围直接决定了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诉讼原告的资格问题。结合国外的相关规定和我国国情，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可通过列举加开放式兜底条款的模式加以规定。具体有：（1）国有资产流失案件；（2）环境污染案件；（3）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4）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案件；（5）其他有损公共利益的案件。
（三）启动条件
在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需遵循穷尽救济原则。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前，应当通过检察建议书、督促书等方式先行敦促、支持和建议其他适格主体提讼，只有再穷尽其他司法途径的情形下，检察机关才可作为诉讼主体提讼。前置程序使检察机关的民事诉权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后堡垒。
四、执行监督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行”。[2]执行监督乃检察监督的重要部分需在民诉法中加以明确，同时还需进一步完善法院执行相关立法，这样才能使检察机关在具体执行监督工作中有法可依。“两高”会签的《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就执行监督的部分相关问题达成了共识，这是“两高”对多年来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探索工作的肯定，部分弥补了现行法律的不足。但是通过立法对该文件部分内容加以肯定的同时，还需补充的内容有：
（一）明确检察机关执行监督范围和方式
检察机关执行监督的范围和对应的方式应包括：(1)对错误的执行裁定有提出抗诉或者检察建议的权利；(2)对违法执行行为有提出检察建议的权利；（3）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有派员现场监督的权利；（4）对执行人员涉及职务犯罪的有立案查处的权利。
（二）明确违法执行行为的范围
违法执行行为具体包括：（1）超期返还款物；（2）超期裁定；（3）超期执行；（4）超额查封、扣押；（5）违法追加、变更被执行人；（6）违规拍卖、变卖；（7）其他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三）明确执行相关期限
明确执行后返还款物、作出裁定等相关执行期限，避免“合理时间”“规定期限”等不确定性规定，便于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防止法院在执行中以各种理由拖延返还、裁定等。
（四）明确、统一执行结案标准
为防止执行结案率虚高而执行数额偏低的情形，有必要科学的设定法院执行结案的标准。一方面，防止法院在执行结案标准上做文章；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法院为了提高执行结案率而存在“见难执行就不受理”违法行为的出现。
（五）建立特殊案件报备制度
建立特殊案件报备制度，有利于检察机关对特殊案件的监督。这里的特殊案件应该包括：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案件；变更被执行人案件；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执行案件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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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据收集；文书提出命令；秘密特权
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证据的收集则是证据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手段不完备，法院就难以对争议的事实作出正确的认定，进而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因此，为当事人收集证据提供程序保障，使当事人能够从相对方或第三人手中收集到相关的信息和证据，成为确保审判正当性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将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弱化甚至取消法院的职权证据调查作为改革的重点之一，近年来陆续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亦体现了这一重点。①
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应当以为当事人收集证据提供程序保障为前提，而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此却语焉不详。②近年来学界与实务界对证据制度的改革倾注了相当的热情，就证据收集制度而言，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无论是学者的改革设想，还是实务部门的多种尝试，均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证据开示制度的烙印，而对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的相关制度却少有论及。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断言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应划归大陆法系模式，但至少接近大陆法系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了解大陆法系证据收集制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对于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建构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证据收集制度的法理透视
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国家不存在以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当事人直接获取对方当事人及诉讼外第三人处的相关证据的证据开示制度。虽然基于辩论主义，提出证据属当事人的责任，当事人不能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将导致败诉的后果，但这种证据提出责任是通过向法院提出证据申请的方式加以实现的。除当事人将自己掌握的有利于己的证据向法院提出外，如果证据为对方当事人或诉讼外第三人所有，当事人只需向法院提出证据申请即完成证据提出责任，法院通过文书提出命令等方式实施证据的收集。这种证据收集机制的形成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密切相关，正是断续开庭的审理方式、法官即负责事实认定又负责法律适用及以法官询问为主的证据调查模式等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其与英美法系证据收集机制的重大差异。[1]与英美法相比，这样一种证据收集机制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有利于使当事人提出的证据限定在法院认为解决争议所必要的范围内，能够避免英美法由当事人控制的证据开示可能导致的诉讼的延迟和费用的高昂。
但是，与英美法广泛的证据提供义务相比，长期以来，受大陆法系传统诉讼理念的影响，对方当事人与诉讼外第三人提供证据义务的范围相当有限。支配大陆法系证据收集的传统理念认为，依据辩论主义，当事人具有主张责任，为了证明有利于己的事实必须提供证据。为此，就有利于己的事实进行主张，举证的当事人在查明事实中必须努力，相对方对查明事实没有协助的义务。而且，利害关系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更容易为发现真实而努力。这一传统理念在大陆法系各国非常普遍。在这一理念支配下，大陆法系强制性的证据收集方法仅仅限于诸如文书提出命令等，而且其范围也相当狭窄。可以说，在大陆法系各国，立法上并没有准备援助当事人积极收集证据的制度。[2]不过，近年来，随着对集中审理的重视和证据法领域的武器对等原则的强调，大陆法系各国日趋重视证据收集的重要作用。为弥补证据收集手段的不足，学理与判例创制了支配证据收集制度的法理，主要包括证明妨害法理、协作查明事实义务以及真实陈述与完全陈述义务等。
在德国，为了弥补现行法的不足，实务通过判例创造了证明妨害法理。所谓证明妨害，是指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因妨害对方利用证据而导致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陷入证明困难时，对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做出不利的事实认定。关于证明妨害法理的根据，存在着实体法上的违反证据保存义务说；违反诉讼上的协力义务说及违反诚信原则说的对立。通说以当事人之间的诚信原则为根据，主张综合考量妨害行为的样态、证据的价值、其他证据的有无、归责的程度等因素，通过法官自由心证，对妨害人给予某种不利的判断。③近年来德国呈现不断扩大证明妨害范围的趋势，不论证明妨害发生在诉讼中或诉讼之前，也不论妨害者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且证明妨害适用于所有证据方法而不限于书证。[3]由此，不仅补充了有限的文书提出义务，也成为支配证据收集的一般法理。
作为确保当事人实质性平等的手段，在德国，近年来，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协助说明义务颇受瞩目。对于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而言，在证据缺失而不能进行充分的主张、举证时，只要能出示其主张大致合理的线索即可，在一定条件下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则要承担有关案情的说明义务。协助说明义务的要件包括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就自己权利主张的合理基础提供了明确的线索；客观上存在无法查明事实的状况；事实的解明不存在非难性以及相对方容易说明等。[4]该义务的意义在于，与证明责任的分配无关，在一定条件下要求不负证明责任的相对方进行一定程度的事实说明，而强制其收集、提出证据，从而修正了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观念。当然，由于协助说明义务与辩论主义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遭到部分学者的反对，判例也未完全予以肯定。针对否定协助说明义务的批评之声，有学者从宪法上的要求及民事诉讼发现真实之目的出发为协助说明义务寻找依据。还有学者建议修改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从立法上增加协助说明义务的一般规定。
除证明妨害及协助说明义务外，德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真实义务与完全陈述义务也发挥了信息开示与证据收集的功能。这两项义务要求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就事实状况为真实而完全的陈述，它意味着当事人对于事实与证据资料的处分自由受置于真实陈述的限制。通过当事人的真实与完全陈述，尤其是在诉讼早期诉讼文件的交换，从中发现证据线索，开示相关信息；也使当事人与法院三方之间能够尽早就案件争议的状况形成共通的认识，有利于集中审理与促进诉讼。在日本，新民事诉讼法课以当事人诚实实施诉讼行为的义务，体现在证据收集层面，当事人的真实义务与协助查明事实义务得到立法的认可。协作查明事实义务为宪法保障下的裁判请求权的附随义务，即国民在利用作为国家制度的诉讼之际，与国家保障国民裁判请求权相关，国民也负有对公正、迅速地裁判进行协助的义务。[5]
二、证据收集的方法
与英美法系相比，大陆法系各国证据收集的方法极其有限，主要包括文书提出命令与证据保全等。此外，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也是帮助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方法之一。
（一）文书提出命令
在大陆法系国家，作为向对方当事人或诉讼外第三人收集证据的最主要手段，是文书提出命令制度。在大陆法系，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程度不同地规定了当事人和法官享有要求或命令提出文书的权限，虽然它是作为程序初期阶段证据调查的一环来加以规定的，但可以认为它与英美法系广泛存在的证据开示程序功能相同。[6]
在德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文书提出义务所涉及的文书范围相当狭小，仅限于当事人在诉讼中引用过的文书。而实务中大量文书的强制提出主要依据实体法的资讯请求权。在德国的民事实体法中，有很多条款规定民事主体在发生争议时有权要求相对方提供与争议相关的文书，据此，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可申请法院命令，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有关文书；而对诉讼外第三人掌握的相关文书，通过单独提起请求交付文书的诉讼获得。这一制度弥补了德国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所涉及的文书范围过于狭小的缺陷，使当事人广泛收集证据变得更加容易，也体现了德国证据收集制度程序法与实体法并存的特征。德国近年来通过在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半导体保护法以及环境责任法中创设新的资讯请求权，使资讯请求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值得提及的是，于2002年开始施行的德国民事诉讼修正法明确了对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与诉讼外第三人课以诉讼法上的文书提出义务的规定，④从而使文书提出义务摆脱了实体法的束缚。
日本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构与德国相似，收集证据的手段也是极其有限。为了充实审理，促进诉讼，实现以争点为中心的审理，1990年修改民事诉讼法的重点之一即为扩充证据收集手段。在修改的过程中，引进英美法证据开示制度的主张在一些学者中引发共鸣，不过立法并没有完全引进证据开示。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对美国证据开示需要花费庞大的费用和时间，而且至今也未找到抑制其滥用的有效措施的担忧。尤其是日本并不实行律师强制制度，基础制度的不充分，抑制了证据开示制度的导入。[7]最终新法只是在旧法的延长线上，充实了证据收集方法。而最重大的变革就是扩大了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凡是当事人或诉讼外第三人所持有的与诉讼相关的不属于秘密特权或专为持有人使用的文书，持有人均负提出义务，从而使文书提出义务如同证人作证义务一样，成为文书持有人的一般义务。
（二）证据保全
大陆法系各国证据收集的另一重要方法是证据保全。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制度类似，证据保全是在证据有可能灭失或使用困难时预先对证据进行调查的制度。证据保全制度本来的功能在于保全证据。不过，由于在起诉前也可以进行证据保全，这些事实以文书的形式被固定并得到确认。加之通过证据保全，收集没能掌握的证据方法，从中了解新的事实，也起到了将相对方所掌握的信息向举证人开示的作用。这种确认事实和证据开示功能成为证据保全的派生功能并受到重视。在德国，1990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扩大了证据保全的范围，放宽了申请的条件。诉前证据保全的广泛适用既发挥了保全证据的功能，也使避免诉讼成为可能。
日本旧法中的证据保全，至少从条文上看仅具有保全证据的功能，但审判实务承认证据保全的证据开示功能。学说对证据保全的证据开示功能也给予积极的评价，并认为其具有预防诉讼、促进和解和简化争点的优点。虽然新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证据保全的规定作实质性的变更，但新法修改的目标之一就是扩充证据收集程序，在围绕争点的集中审理的程序构造中，保障当事人享有充分的主张、举证权利乃是程序保障的重要内容。基于此，学者主张作为程序法上能够进一步获取相关信息的手段，应认可证据保全的开示功能。[8]
（三）主张与证据的审前交换
如果说前述两种方法是当事人取得证据的方法，那么通过记载主张与证据的准备书状的审前交换则具有自主开示证据的意味。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2条第2款规定，声明以及攻击防御方法，如果对方当事人不预先了解就无从对之有所陈述时，应该在言词辩论前，以准备书状通知对方当事人，使对方当事人能得到必要的了解。日本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的民事诉讼规则规定当事人应在口头辩论日前交换详细记载主张与证据方法的准备书状。当然，这里的开示与英美法中的自主开示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开示的范围还包括不利于己的证据，而且开示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收集证据。而准备书状的交换所开示的证据是将在法庭上提交的有利于己的证据，开示的目的在于为口头辩论作准备，侧重于从程序上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9]不过，主张与证据的交换能够为当事人提供进一步收集证据的线索，从这一点上说，也可以肯认其作为证据收集的方法之一。
前述证据方法的交换，在德国，通常仅限于书证的交换。日本民事诉讼法也规定是重要的书证复印件的交换。但在日本的实务中，将证人的陈述内容预先记载于书面，作为书证向法院提出，并在当事人之间交换的方式被广为使用。陈述书的功能包括代替主询问的功能、证据开示功能、促进事前准备的功能和固定主张的功能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前两种功能。[10]代替主询问的功能体现在由于事先了解主询问的内容，能够确保询问围绕真正的争点来进行，缩短了主询问的时间，使反对询问能够充分进行。而证据开示功能体现在通过当事人将自己所了解的信息在诉讼早期的自主开示，使法院与对方当事人更容易了解案情，从而有助于争点的整理。与代替主询问功能相比，陈述书的证据开示功能更受瞩目。陈述书的广泛利用被期待能够发挥早期收集信息的作用。与此相伴，陈述书也要求能够尽早提出。
为使当事人能够尽早提出主张与证据，做好准备，在日本，新民事诉讼法参考了美国证据开示制度中的质问书制度，创设了通过书面方式要求当事人回答有关问题的当事人照会制度。它打破了日本旧民事诉讼法收集证据须经法院的传统做法，开辟了当事人之间直接收集证据和信息的新途径。但由于没有规定不回答的后果，该制度的实效性还有待观察。新民事诉讼法施行后来自实务的调查表明，在对方当事人拒绝回答时，当事人习惯于向法院提出请求，通过法院要求相对方作出解释与说明使问题得到解答。[11]
（四）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
大陆法系各国虽然在诉讼资料的收集层面坚守辩论主义，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调查收集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证据，但该原则在大陆法系并不绝对，各国均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在德国，法院的职权证据调查广泛存在，除证人必须由当事人提出，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调查当事人未提出的证人外，其他的证据方法法院均可依职权进行调查。⑤不过，即使法院通过证据调查收集到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也不能依此作为裁判的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以德国法为范本，在许多方面都留下了德国法的痕迹，法院的职权证据调查也是如此。虽然1948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取消了职权证据调查的规定，但涉及公益事项或调查具有紧迫性、补充性时，也不排除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⑥当然，在以辩论主义为基调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职权证据调查仅仅处于补充性的地位，作为与辩论主义下当事人提出证据相配套的证据获得手段，职权证据调查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各种证据调查手段的采取，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在增强法官认知事实的能力与不得损害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之间寻求平衡。而在实务中，大陆法系的法官更是非常节省地行使着这一权力。比如，在日本，这种职权证据调查在实务中很少进行，甚至有关职权探知的事项，也往往是法官通过行使释明权促使当事人举证。
三、证据收集的重要限制———秘密特权
事实的认定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和基础，为此，不遗余力地收集证据以求得胜诉的结果便成为当事人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但如果因证据的收集可能侵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就要受到秘密特权的限制。所谓秘密特权，是指基于维护特定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以及个人隐私和公共利益等的需要，允许有关人员拒绝提供证言和文书的权利。秘密特权范围的设定取决于通过秘密特权所要保护的利益与发现真实之间的价值衡量。在大陆法系，秘密特权主要表现为证人的证言拒绝权。不过随着文书提出义务范围的不断扩大，秘密特权的限制也包括书证的收集。如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220条第4款规定文书符合证言拒绝权的情形时，持有人不负提出文书的义务。
与英美法系相比，大陆法系各国立法对秘密特权的范围规定得比较宽泛，涉及因身份关系、职业关系而产生的特权；公务秘密特权以及企业秘密特权等多方面的内容。广泛的秘密特权的限制其实质是为了对法官在证据收集层面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3条、第384条就证人的证言拒绝权作出规定。日本有关证言拒绝权的规定与德国大致相同，不过也存在若干差别，主要表现在所规定的情形更为具体，享有证言拒绝权的主体较德国更为广泛。对于证人是否应享有证言拒绝权，法院有自由裁量权。关于裁量的基准，日本的判例、学说认为应对秘密特权所保护的关系人的利益与发现真实的要求进行比较衡量，并参考该证据的重要性、必要性、其他证据代替的可能性以及审理对象、秘密的种类等经综合考量作出最终的判断。[12]
除日本和德国外，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也都有证言拒绝权的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06条，意大利民事诉讼法第247条都规定证人就涉及直系血亲、姻亲者的询问可以拒绝提供证言。
四、证据收集制度的发展趋势
篇6
德意志帝国于1877 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典》( CPO， 1879 年10 月1 日施行) 虽然沿袭了日耳曼法的传统。在接下来的一百二十年里，法律的修改始终保持着加强法官能动性的主线。1976 年在《简化附律》中，扩大了法官对诉讼权利的实体指挥，2001 年《民事诉讼改革法》是法官的实质性指导诉讼义务，在《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这一法条被学者誉为民诉法中的大，由此就可以看出它的重要地位。
从1887 年到2001 年德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改革中，其不变的核心就是对法官诉讼指挥义务的不断完善和强化。日本学界的观点就是反应了德国的实质指挥，法官仅负协助责任，并缺限定于帮助阐明事实的范围内，但是法官并不得依职权将新的事实引入诉讼，只是提醒当事人忽略观点防止突袭裁判，对事实阐明首要负责人仍是当事人。
总之，对诉讼本质的判断不是对当事人的命令义务，法官不控制诉讼而与当事人是对话伙伴关系，在对话中，积极的活动和指挥被视为他的义务和责任。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权限分配的混乱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虽然也有关于辩论主义的规定，但我国法律中的辩论主义与德国的实质完全不一样。其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二款明确规定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或者案件审理需要证据的，法院可以通过参考收集，那么也就是说，当事人的申请不是启动这一程序的必要条件。《证据规定》的新发展: 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普遍建立了法官解释，促使当事人适当的证明义务和诚信义务，而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将法官的晓谕义务拓展至告知变更诉讼请求这一领域。但《证据规定》第十五条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限定为两类，一类是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另一类是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显然，这一限缩性解释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本意。作为司法解释，《证据规定》显然不能违反《民事诉讼法》。因此在《证据规定》等没有明确禁止法院作为当事人的事实的基础上对本次辩论的判决不能彻底。
透过上述规定，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我国也在建设类似德国的指挥系统的实质性的诉讼义务，但相关规定仍分散不够，没有形成一个系统，采用标准的概念不统一。
三、实质指挥义务对我国改革的借鉴
从国体、政体和立法背景上来说，虽然我国和德国不同，但是，德国法官的探讨义务、发问义务和晓谕义务还是值得我国借鉴的。这对分配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十分重要。
篇7
公益诉讼是法律监督的一种形式，是法律监督职能的延伸；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检察机关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其社会收益是大于诉讼成本的，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公益诉讼制度的每一项机制必须从诉讼成本与社会收益角度予以全面的权衡,才可使公益诉讼制度的预期价值得到较好的实现。
关键词：公益诉讼制度；法律经济学；诉讼成本；诉讼收益
近年来，随着国有资产流失、环境公害事件、产品质量责任等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日趋严重，在这些领域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也对此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使公益诉讼制度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基础。同时，也应看到，一项法律制度的设立与执行，要考虑如何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法律经济学就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制度的效益与价值的学说。本文拟以经济学中的成本与收益理论做为切入点，以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和阐述公益诉讼制度在若干领域的构建，以期对该制度的建立聊尽绵薄之力。
一、 公益诉讼制度的成本分析
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指经济主体为了达到预期的特定目标而必须付出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时间代价等相关耗费，不仅指可用货币衡量的商品和劳务等有形物，还包括占用的时间、消耗的精力乃至放弃的机会等等。成本可分为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现实成本指的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所实际支付的代价，包括货币、物资、人力等有形物和付出的时间、精力等无形物。现实成本具有可感知性，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即使是时间、精力、感情等无形物，也可以体会与计量，是真实的存在。机会成本又称选择性成本，是指在做出一项决策时所放弃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或可能性。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没有成为客观事实，因而是隐性的、观念上的东西。机会成本的存在归因于人类社会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社会的资源总是有限的 ，一定量的资源如果用于甲用途，就不能用于乙用途，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是时常存在的。人们在决策时总是追求机会成本的最小化，力求使现行的选择最大限度地优于所放弃的另一种选择。
法律经济学的成本理论主张，诉讼也是一种投入和产出并存的类经济活动，为了追求核心目标――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诉讼也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诉讼成本指国家和诉讼参与人为了实现一定的诉讼目的，在实施诉讼行为的过程中所支出的各种损耗的总和。诉讼成本也包括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诉讼现实成本体现在国家对诉讼活动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投入，以及当事人参加诉讼所付出的费用、时间、精力和感情等等，总之，包括了国家、社会与个人为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实现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与消耗；诉讼的机会成本则更多地体现在各种诉讼制度设立时的权衡与取舍上，即当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面临多种选择时，如何优中选优，从而将一项司法制度的机会成本降到最低。公益诉讼成本，即在实施公益诉讼行为的过程中所支出的各种损耗的总和。下面就对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三个领域的公益诉讼成本分别做出具体的分析。
（一）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的成本
在国有资产产权变更、国有企业改制日益频繁的今天，因企业内外部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大量涌现，有统计资料反映，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中小型企业所有者权益损失十分严重，国有大、中、小型企业损失占净资产比重分别高达15.2%,59.4%,和52.8%，［1］建立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调查取证与出庭诉讼需要付出成本。国有资产流失是因行为人的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的，渠道复杂，形式多样，且行为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专业技术性，因此，对国有资产流失开展调查取证的成本是很高的，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和经验知识；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一般很复杂，需要经历较繁复的诉讼环节与较长的诉讼时间，会牵涉到诉讼人很多的精力、财力和时间。其次，诉讼费用的支付需要付出成本。国有资产流失诉讼行为需要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大多数诉讼人要聘请律师，而且要交纳诉讼费。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标的金额，按照一定的比例累计交纳。国有资产流失的数额一般较为巨大，如果按照现行规定诉讼费用会很高。再次，还有诉讼风险成本。侵犯国有资产的行为人大多身居要职，手握重金，有些甚至与黑恶势力相勾结，举报人、诉讼人有时要面临被打击报复的风险。
（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成本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诸多的环境问题直接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可持续发展。环境公共利益是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环境侵权现象增加的情况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必然的选择。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成本包括：第一，查明危害发生机制所需要的支出。环境公害事件发生时，需要查明危害发生机制以便做为证据使用，而此项工作是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要求调查者拥有相应的技术条件、专业知识和进行各种鉴定的资金。第二，诉讼费用的支出。这项费用包括原告人在庭前预先交纳的诉讼费和双方当事人为应诉而付出的各种开支。由于环境侵权案件大多较为复杂，涉案金额巨大，诉讼环节较多，因此诉讼费用一般很高昂。第三，可能出现的滥诉导致成本增加。我国司法资源是有限的，提起公益诉讼的个人动机有时是复杂的，并不排除功利及追求新闻炒作效应的初始动机。我国没有滥用诉权的相关规定，被告一方可能被一个莫名其妙的案由拖入诉讼中，花费了人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后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因此必须建立起相应的制度，防止诉权的滥用。
（三）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的成本
当前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消费生活得到不断丰富的同时，由于受法律、信息和专业知识的限制，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几率也会增加。在消费品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并未根除，有缺陷产品给消费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情况经常发生;在商品销售和服务行业中，欺诈行为仍很严重;在医疗及电信服务领域，消费者遭受损害后往往难以获得公正、合理的赔偿;在缺乏竞争的、垄断性的行业和领域，损害社会公众权益的现象尤其突出。建立起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对于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2］近十年来，消费者个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在不断增加，从福建龙岩市邱建东辞职专打标的为1.2元的电信资费官司，到南北律师状告铁道部春运期间涨价违反程序；从河南农民葛锐因0.3元入厕费与郑州铁路分局打了2年多的官司，到贵州游客米龙告世博园票价歧视……消费者公益诉讼在我国可以说是方兴未艾。［3］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成本的特点在于：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案件中，对于单个利益受侵犯者而言，其诉讼成本往往高于其预期判决价值。在消费者侵权纠纷当中，那些涉及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较大财产损失的事件所占比重并不是很大，数额不大的消费侵权纠纷却在日常生活当中屡见不鲜。受侵犯者提讼必然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与金钱，这使得消费者对是否诉诸法院感到难以选择，这种局面在小额纠纷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比如，小商品的制造商们联合起来实行价格垄断，使数百万的消费者利益受损，但是每个受损的消费者又意识到用诉讼的方式来索回一件小商品的差价，将使成本大于所获的收益，因而大多会选择放弃诉讼。因此，原告是否提讼取决于预期诉讼成本。当某类案件的参与费用高于预期判决价值的时候，原告就不会提讼。然而，如果把这些消费者的权利请求聚合成为一个整体的集团诉讼，其诉讼标的会足以支付诉讼成本。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无疑能够承担起这一任务，它正是“通过若干小的权利请求聚合成一个足以使诉讼成本合理化的权利请求方法――换句话说，即实现诉讼的规模经
济。”［4］
二、 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分析
与成本理论相对应，经济学中的收益理论也是另一重要的组成部分。收益又称为“损益”，指的是经济主体在一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成本的投入下所实现的经营成果。其主要特征是：1、客观性。收益的计算是建立在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基础之上的实际获得的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收入，并不是存在于观念之中的预测与推断的产物。［5］2、相对性。收益是与成本相对应的概念。它是以成本为基础和前提的，依赖于成本的存在。现实生活中偶然发生的无成本的得利，不具备经济学上的意义，因此不能归入“收益”的范围。
收益也可区分为现实收益与机会收益。现实收益既包括以货币、物资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利润与收入等有形物，也包括精神世界的享受与满足等无形的感受，总之都可以被人们所感知。机会收益指的是只有通过放弃其它某种收益才能取得的收益，其理念来源于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即企业或个人为了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好实现，他们会以最大的努力去采取最能增进其利益的战略，只要存在能增进其利益的较好的办法，他们主观上决不会放弃较好的战略而去选择较差的战略。［6］
诉讼是一种成本与收益并存的类经济活动。诉讼活动的收益存在层次性，可分为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显性收益是从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等层次上讲的，诉讼可使已被扭曲了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加害人受到惩罚，被害人得到经济或精神上的抚慰，社会秩序从而恢复常态，有利于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对损害国家、集体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则能够更加直接地挽回国家、集体、社会所承受的经济损失，使诉讼的经济收益得到完美的体现；隐性收益是从诉讼的核心目标层次上讲的，该收益体现在不可用货币衡量的权利保障、公民自由、司法公正等价值追求上，是更高层面的诉讼收益。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符合法律经济学中的效益要求，是实现诉讼收益最大化的必然需要。下面就对几种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加以评析。
（一）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
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表现为：（1）通过公益诉讼，可以为国家和集体挽回巨额经济损失，使相关责任人受到法律追究，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力保障，可以实现非常可观的经济价值。如《检察日报》2001年10月21日头版张仁平、苏晖报道：福建霞浦县检察院以原告的身份直接提起民事诉讼，状告该县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法院判决转让合同无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70万元；（2）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承认和确认了公民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权利，是宪法原则和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我国的国有资产归全体人民所有，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使用自然是人民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国有资产受到不法侵害时，实质上也侵犯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人民群众就有权通过提讼的形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确保了人民群众对国家财产的管理权；（3）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除了能带来现实的显性收益外，还具有潜在的隐性收益。做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利保护方式，做为公民的一种道德义务，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制度能够增强公民做为国家主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树立和维护“公共利益不容侵犯”的公平正义理念，让每一位公民都认识到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树立起权利意识、责任意识、义务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自己对国家制度的认知与情感，对国家与宪法的认同以及对国家的忠诚与信心。［7］
（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表现在：（1）环境保护方面的收益。通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止了危害环境的行为，追究了破坏环境者的法律责任，起到了良好的预防与警示作用，从而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如2003年，四川省阆中市检察机关对违规超标排放噪声、烟雾、粉尘等物质的骨粉厂侵害环境一案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检察院胜诉，被告阆中市群发骨粉厂立即停止对环境的侵害，排除妨害，在一个月内对现有生产机械设备和工艺流程进行更换和改进，直到其排出的烟尘、总悬浮颗粒物、噪声等污染物小于国家规定的浓度限值标准为止；（2）公民权益保护方面的收益。环境公害事件是对不特定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侵害。环境公益诉讼不仅维护了环境公益,而且赋予了公民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诉权,使得环境公共利益在遭受潜在的或现实的损害时,公民可以经济便利地提讼,来维护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体现了人民民主参与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隐性收益体现在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上。在环境行政管理活动中,有时存在着行政权的滥用和膨胀行为,其中以的情形居多。司法权是一种中立性的权力，将的行政行为交由司法权来制约,以修正行政权的不良运作，就成为必然趋势。环境公益诉讼中，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为提讼，正是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从而达到法治的最佳途径。［8］
（三）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
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的收益包括：（1）有利于实现对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保护，实现社会正义。当代社会，从总体上来讲，消费者由于信息、资金等方面的不对称，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就是从法律制度上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进行倾斜，以诉讼的形式帮助受害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2）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可以遏制市场经营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保证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经营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其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很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或有特殊地位的企业采取各种形式的垄断来限制市场的竞争, 因此,有必要引入公益诉讼制度,来保证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竞争秩序能够良性的运行。（3）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的隐性收益体现在：建立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有利于构建消费和谐的社会。消费者权益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是检验市场经济是不是成熟、社会是不是和谐的一个重要标准。建立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制度，强调经营者、消费者、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消费和谐”的市场环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最大多数的消费者的利益，缓解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矛盾，预防冲突的发生，也有利于社会的和
谐。［9］
三、 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经济学对成本与收益的关系进行探讨，实质目标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众所周知，利润=收益―成本，要获得高额利润，就必然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而在法律经济学领域中，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并不是单纯地以利润为衡量依据的，因为两者除了具备经济因素之外，还都有着隐含的社会效应，这种社会效应不会通过量化的利润体现出来，也难以简单地用诉讼收益减去诉讼成本来计算。这些都决定了诉讼不能单纯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应该是以最合理的成本换取最佳的收益，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对我国来说，公益诉讼制度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在确立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我国现有的法治基础和特殊的国情，运用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方法，在原告资格范围、举证责任、诉讼费用等方面都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一定的实践探索。以下结合学界的观点，从主体和举证责任的角度，对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谈一谈个人拙见:
（一）公益诉讼制度原告主体问题
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首要问题是启动诉讼的主体――原告资格问题。综观国外立法，在古罗马法中，任何古罗马市民均可代表国家提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美国1986年《反欺骗政府法》第二次修正案规定，任何个人或公司发现有人欺骗政府、索取钱财后，有权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控告违法的一方。［10］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对涉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可以提起民事诉讼。［11］可见，在国外，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是相当宽泛的，除了国家机关，不特定的公民个人也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然而，我们认为，从诉讼成本与收益的角度考虑，现阶段我国国有资产公益诉讼宜统一由检察机关提起。首先，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监督全社会是否遵守法律的职责，当国有资产因各种原因流失而且诉讼主体缺位时，检察机关有义务对此情况进行监督，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补救，体现了国家干预的原则，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其次，由检察机关提起国有资产公益诉讼有着其自身的优势。与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个人相比，检察机关拥有成熟的司法追究制度，具备专业化的人员和丰富的办案经验，无论调查取证还是出庭支持，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些都会减少公益诉讼中的成本消耗；再次，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讼的权，是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与补充，有利于减低行政成本。当前，由于部门利益的驱动，一些有利可图的领域成为诸多行政权力竞相追逐的对象，而对于那些无利可图的诸如国有资产公益诉讼等领域，有时却关注不够，甚至消极不作为。因此，在行政救济缺位的情况下，由检察机关做为最后的保障，承担起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是非常必要的。［12］最后，如前所述，公民个人诉讼能力相对不足，可能出现滥诉的情况，因此在现阶段如果采取公民均享有国有资产公益诉权的做法，从成本意义上来说尚不适宜。
（二）公益诉讼制度的举证责任
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对等的，谁主张谁举证；在行政诉讼中，被告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在公益诉讼中，其举证责任必须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专门研究。如前文所述，企业国有资产流失是行为人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的，渠道复杂，形式多样，行为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从近年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重大案例情况看，在国有资产管理、经营的各个环节都有所表现，许多活动是借国企改制、产权转让、资产重组等经济改革过程的一些环节进行的。企业国有资产运营决策权、财务的管理权一般控制在高管人员手中，具有隐蔽性，局外人很难测定。如果完全由检察机关进行取证，从诉讼成本上讲是非常不经济的，法律应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一方降低举证责任要求。［13］检察机关只要能证明国有资产利益遭受或者可能遭受损害的事实存在，只需提出国有资产受侵害行为的初步证据，证明需要司法途径的合理性、迫切性，即可以获得请求支持。至于侵害事实的进一步认定，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责任说明等应倒置给被告承担。在环境侵害案件中，原告对违法行为人在环境侵权中的主观过错、行为违法性、因果关系方面的事实很难举出确实充分的证据。因此，多数国家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都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产品质量责任、市场垄断等违法行为中，受害人一般缺乏收集证据的技术手段，并且由于科技、文化水平的限制，一般消费者难以知道某种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专有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复杂性和保密性，也使受害人难以对违法行为举证。
所以在消费公益纠纷案件中，如果按照普通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方往往只能证明自己受到了损害，而对侵权人的主观过错、行为违法性、因果关系方面的事实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举证，势必使诉讼成本过高，而诉讼收益则不会很理想。
综上，在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中，举证责任的承担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使方的举证责任得到减轻，使诉讼成本在原告与被告之间做出合理的分配。
注释：
［1］李文龙、魏国辰：《国有小企业改革实务》，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2］韩晓波：《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3］莫小春：《和谐社会视野下构建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对策》，载于《商场现代化》2007年12月
［4］［美］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页。
［5］周虎全：《收益计量之我见》，载于《内蒙古统计》1999年第2期，第45页。
［6］郭正模：《对退休等经济行为的“机会收益”分析》，载于《天府新论》2007年第6期，第40页。
［7］谢胜利、陈少岩：《论构建和谐社会与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载于《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27页。
［8］刘晓军：《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研究》，载于《晋中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4页。
［9］莫小春：《和谐社会视野下构建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对策》，载于《商场现代化》2007年12月（上旬刊）总第523期，第302页。
［10］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法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2页。
［11］何勤华：《德国法律发展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2页。
［12］欧阳婧：《公益诉讼及其“外部性”的经济学简析》，载于《阴山学刊》第20卷第4期，第4页。
篇8
[论文关键词]民事诉讼法修改；民事证据制度；完善措施
一、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意义和概念
（一）意义
民事诉讼证据是整个民事诉讼的重心，与之相关的程序包括证据收集、取证、查证、举证和作证等等。因此，民事诉讼的所有步骤都和民事证据密不可分。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之一，自然而然为民事法律奠定着基础，也是保障诉讼程序正当性和民事司法权威性的前提。证据制度是否健全完善，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诉讼制度的先进性和公正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国家的文明程度。因而，立法机关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必然会先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修订以及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入手。
（二）概念
所谓证据，实质上就是对案件真实性起证明作用的具体事实，也是司法机关在裁定争议案件时运用到的事实根据，应当同时满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种特性。其中，客观性即是指证据事实的客观存在；关联性，即是要求证据与证明对象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而合法性，即是指证据要以法律为前提，不能违背法律。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其中，有关民事诉讼证据的一系列规定和规范的总和，即通过证据规定、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及证据运用等手段来证明案件事实时，涉及到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就属于广义的范围。而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狭义定义就是指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类型。
二、民事诉讼法修改的背景和现状
证据在民事案件中，是承办法官用以认定案件事实和确定法律适用范围的主要依据。然而，现行民事证据制度在我国社会及经济条件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已经显得滞后。因此，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实用性强的证据制度体系迫在眉睫。具体来说，亟须改善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现行民事证据制度立法水平不够
我国没有对民事证据进行专门立法，民事证据制度的相关法律规范通常只有在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才能看见。而且，由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还在完善之中，关注点往往集中在程序建构是否合理这一方面，因此民事证据制度的相关规定就呈现出原则化和简单化倾向。
一方面，就条文数量而言，在我国以往的民事诉讼法共270条中，“证据”章只占了12条，而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和法国，则分别达到了113条、95条以及251条。此外，属于英美法系的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还专门制定了自己的判例法和成文法。
另一方面，就条文的内容来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事证据制度做出了发展和补充，但由于司法解释针对的通常是诉讼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其法律效力显得相对不足，在审判实践中的实用程度也较低。有些证据制度的条款规定要么背离了证据规则的本质内涵和科学属性；要么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职权主义思想，并没有显现出民事诉讼特有的内在规律性。因此，我国现行的民事证据制度立法水平仍有待提高。
（二）证据规则不够完备
证据规则作为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着证据资格和效力等内容的相关原则。证据规则系统的完备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承办法官在案件证明时对象的确定。此外，它还能够帮助各诉讼主体对证据的证明力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对案件结果进行预测。
此外，由于在实践中要满足职权主义和客观真实的要求，当前我国立法中民事诉讼证据的相关规定显得简单粗糙。法院对于调查证据的权力和范围并没有给予太多限制，而对证据规则中证据可采性、证明力、质证或是认证等方面也没有进行明确的指导。一些立法上关于某些证据的证据价值运用规则和尝试既非常有限，也不够全面和详细。一些诸如证据交换规则、举证时限规则、拒证特权规则这样很重要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就没有专门作出规定。
（三）未建立当事人取证的保障制度
虽然在举证责任问题上，法律通过“谁主张、谁举证” 的分担原则进行了明确规定，对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也作出了具体说明，但却对于当事人是否拥有收集其所需要的证据的权力、收集证据的方式以及取证困难这一类的情况缺乏充分的考虑。而这些只有在当事人取证程序的保障机制得到建立并切实实施后才可能得到改善。
三、对民事诉讼法修改中证据制度完善的分析
证据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心，证据制度的完善将对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和质量、调动当事人行使诉权的积极性以及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2012年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内容即是证据制度和证人制度的完善，以下将对修改内容分别进行分析。
（一）证据种类的增加
修正案中明确将电子数据作为新增的证据类型。所谓电子数据，就是指通过电子技术生成、存在于磁盘等载体上的数据。由于其内容可与载体分离并且可以在不同载体间相互复制，从而能够用以证明案件事实，常见有的电子发票、电子邮件等。实际上，虽然民诉法中没有明确归类，但由于电子数据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其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早已大量地在诉讼中使用。将电子数据作为一种证据而明确规定下来，既是对电子证据重要性的肯定，也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使用、审查和判断电子数据。
（二）对举证时限制度做出明确规定
以往的《民事诉讼法》在立法上通常被认为奉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立场。这尽管是出于保障当事人能够在诉讼中充分提出证据的权利，但由于对新的证据界定模糊，这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反而会对民事诉讼造成极大损害。在民事诉讼实践中常常出现的突然提出证据或是故意延迟提供证据的现象，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严重干扰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既使得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增加，也造成了审判资源的浪费，降低了审判的效率。
因此，修正案中对举证时效进行了规定。举证时效即是对当事人的举证期限进行限定。当由于客观原因导致举证超过期限时，应当在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延期；对超过举证期限的情况，人民法院将不予采信。这样一来，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通过对时限内的法律效果进行强化和对“新的证据”做出清晰解释，尽力对“随时提出主义”所产生的弊病进行改进，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杜绝诉讼突袭现象的发生，使“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证据适时推出主义”转变。
（三）对证人出庭以及费用负担做出保障
长期以来，证人出庭作证难都是证人作证的实践问题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个中因素固然比较复杂，但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问题是最为常见的。这主要是因为，只有在保障证人安全和对证人因出庭作证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做出补偿的前提下，才能够使证人免除作证时的顾虑。如果想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证人作证的费用问题。对此，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有了相应的举措。首先，对于威胁、阻碍证人作证以及对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等行为进行严厉处罚，保障证人不受伤害，使证人敢于作证。其次，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补偿制度，对于证人在履行出庭作证义务时的支出以及损失，在证人作证的申请由当事人提出时，由该当事人先行垫付；在当事人没有申请而由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作证的， 由人民法院先行垫付，最后由败诉一方的当事人来负担，这样就能够避免因费用问题而降低证人出庭的积极性。
（四）鉴定制度的完善
民事诉讼法在鉴定制度方面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例如鉴定程序的启动、鉴定人的确定、法院的职权鉴定、鉴定人出庭义务和不出庭的法律效果以及专家的参考意见等。修正案提出以“鉴定意见”来代替原来的“鉴定结论”，不仅仅只是文字表述的准确化，也是对鉴定结果定性的准确化。由此一来，鉴定结果只能作为意见证据，而不是法官做出最终判断时的依据；只能作为一种专业意见而为法官提供参考，而不能取代法官的自由裁量和独立判断。此外，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当事人以启动鉴定程序的申请权，防止少数法官在应当鉴定时没有鉴定，从而造成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被剥夺和裁判不公的现象。
（五）证据签收制度规范化
民事诉讼法在修改的过程中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内容进行了参考，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签收并出具收据，最后再由经办人员签名或盖章。这不仅有利于证据材料的保存，也避免了因证据材料出现问题而导致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争端。为了进一步规范证据交付的行为，对因丢失证据或疏忽大意损毁证据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审判人员，应当追究违法审判责任。
（六）为诉前和仲裁前证据提供了保全制度
民事证据是民事诉讼的核心，一旦出现意外状况，不仅会危害当事人的权益，也阻碍了诉讼活动的正常开展。以往对证据保存方面并没有给予特别说明。而这次的民事诉讼法修改中，明确指出在证据灭失或者难以取得时，利害关系人可以视具体情况提起诉讼，或是在申请仲裁前向人民法院提出保全证据的申请，这无疑是证据保全制度的一大进步。
篇9
附带民事诉讼在程序上虽然属刑事诉讼，受刑事诉讼制约，但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是民法上的一种损害赔偿之债，即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破坏和损害，并且使被害人遭受了物质损失的时候，则不仅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且还要让其承担民事责任，赔偿经济损失。从“赔偿经济损失”概念本身的法律属性来看，虽然刑法规定了应判处赔偿经济损失，但“赔偿经济损失”不包括在刑法规定的刑种之内，不属于刑法制裁方法，而是民法上的制裁方法。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既有作为民事诉讼的一般特征，又具有必须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依附于刑事诉讼的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有特征。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刑、民法律规范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关于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诉讼时效等问题上存在根本性法律冲突，导致各地司法机关在司法裁量上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执行标准，即破坏了法制的统一性，又影响了刑事案件审理的社会效果。
冲突一、刑事被害人民事诉请先行审判的问题。
“刑事优先民事”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刑事诉讼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先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再解决其民事责任，是一种国际惯例。在处理刑事诉讼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民事诉讼的关系上，世界各国有三种立法方式：1、交由刑事诉讼程序附带予以解决，这是法国、德国的现代意义上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解决方式，（但法国在公诉未启动前可单独进行民事诉讼）。2、是允许在一定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诉讼程序附带予以解决而在其余情况下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或其它单独诉讼程序予以解决，这是英国的“混合式”解决方式。3、把它完全交由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这是美国和日本现行立法的解决方式。①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由此可见，我国的刑事犯罪引发的民事诉讼进行的前提是：一、要在刑事诉讼启动后才能进行；二、要与刑事审判一并进行，例外的才能在刑事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
民事诉讼只要原告起诉与法院受理即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经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①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②有明确的被告；③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④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111条“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起诉，必须受理”。
将上述两种程序启动的条件作一对比，不难发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程序的启动要比民事诉讼严格得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制度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其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不利于实现效率优先原则等诸多弊端，但最大的弊端是在刑事案件中，当刑事审判程序的启动条件尚不成熟时，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条件可能已全部具备，但刑事被害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却无法就民事侵权赔偿先行诉请。
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理念是当公权与私权并存时，强调公权优先于私权。当犯罪行为与民事侵权并存时，强调被害人首先要无条件服从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刑事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是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民事审判程序的启动仅需要原告起诉-法院受理即可，且民事原告所诉的其权益受到侵害是拟制性的，即该侵害中只是民事原告自己的一种认识，其权益是否实际受到不法侵害，是否应由法院予以司法保护，都必须通过诉讼才能得到确认。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往往因受“先刑后民”的定式思维的制约和支配，在对犯罪事实没有依法进行确认的情况下，法院对被害人的民事请求可以拒绝审判，犯罪嫌疑人的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问题便被无限期的搁置。此时，被害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消极、被动的等待司法机关司法活动的进展。其次，启动刑事审判程序必须以被告人在案候审为先决条件，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尚无缺席审判制度。但民事审判程序在被告人耒到庭是不影响审判正常进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在被告下落不明，有意回避法律审判或经传唤而拒不到庭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通过公告传唤并缺席裁决，以确保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的司法救济，在诉讼过程中，可以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以确保生效的裁判得以执行。
综上所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民事诉请先行审判作了否定性规定，不能及时、有效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立法机关有必要启动修改程序，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在强调刑事诉讼公权优先的情形下，对被害人某些要求先行救济的主张应于一定范围保障，例外地应给予民事法律所保护私权的适度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将该权利予以固定。在修改法律时可建议对符合下列情形的，应当允许人民法院对被害人民事诉请进行先行审判：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可责令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1条-第14条规定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的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根据《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应由其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被害人具有将刑事被告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监护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法院亦可据此作出恰当的司法裁量。
2、取保候审期间被保证人逃匿的，可由其保证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根据案情需要已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如果被保证人在取保候审期间逃匿的，经查实如果保证人与被保证人串通，协助其逃匿以及明知藏匿地点而描绘向司法机关提供的，则保证人不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73条的精神，如果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同时也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保证人还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应当以其保证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的诉讼请示数额为限。
3、执行职务时犯罪致人损害的，可由犯罪人所在单位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它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在执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被告人不论是否在案候审，被害人均可以该企业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提起民事诉讼，以实现司法救济。
4、犯罪嫌疑人已潜逃并已过一定时间，使侦查工作处于停滞状态，被害人根据已有侦查的证据具备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
冲突二、诉讼时效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四章第八节只规定了司法机关依法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即追诉时效。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时效这一实体问题，在作为实体法的《刑法》中未作任何立法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解释》中。《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解释》第84条：“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89条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第90条规定：“在侦查、预审、审查起诉阶段，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要求，已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记录在案的，刑事案件起诉后，人民法院应当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受理；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调解，当事人对双方达成协议并已给付，被害人又坚持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可以受理”。对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作归纳性理解，可以知悉我国附带民事诉讼时效有以下方式：①由被害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中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要求，经记录在案后由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按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受理，此种诉讼时效一经提起并经司法机关记录在案则具有永久性；②由被害人在一审判决宣告前提起，如逾期未提起则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我国民事法律从保护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举证困难的角度考虑，对于因侵权行为造成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适用特别（短期）诉讼时效期间。《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项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计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计算”。上述法律明确规定，被害人应于受伤害之日起或伤势确诊之日一年内行使要求致害人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权，逾期则尚失起诉权。
刑、民法律规范在诉讼时效上的冲突导致了在司法裁量上存在一定的偏差，虽然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本意从保护被害人的角度给予了适度倾斜，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从公安机关在追诉时效内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需要经过一套严密的司法程序，而完成这套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特别是对因犯罪牵涉面广，取证困难或流窜作案等重大复杂案件而无法在短时间内侦查终结，致使刑事案件不能迅速移交审判，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在这一时间段内被害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将以犯罪事实未查清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之规定不予受理；虽然《解释》第89条赋于被害人具有选择在一审判决宣告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是在判决生效后直接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但因该司法解释未能充分贯彻《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37条的立法原则和精神，并且对《民法通则》相关条文作了修改性解释，不符合司法解释“合法性原则”，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司法解释与法律发生冲突并适用司法解释的尴尬状况；而另一方面被害人因客观原因（如司法机关未告之其诉权、被害人担心“罚而不判”等）未在一审判决宣告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在一审判决生效后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法院经审查后以其超过《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37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为由而不予保护其胜诉权，有悖于法律保护被害人民事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
解决上述司法裁量问题，必须在现行法律中寻找支持。我国法律对附带民事诉讼中因被告人未到案、治疗尚未终结等特殊原因而超出《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的，在时效期间的延长上从该法中亦能找到法律支持。《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须注意的是，法院对于决定时效期间是否延长，有完全的裁量权。法律上的用语是“可以”延长，而不是“必须或应当”延长。依法律的本意，系将决定是否延长的裁量权委托法院行使，以便更充分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委托法院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所提出的客观情况是否属于“特殊情况”作出裁量，及就该特殊情况下是否延长时效期间作出裁量。延长的事由是特殊情况，法律未对所谓“特殊情况”作出明确规定。当然，法院也不能随意地延长，该特殊情况应是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客观障碍。对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对其诉讼时效应进行实体审查，如确系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客观障碍而致使其无法在法定诉讼时效内行使实体上请求权，则可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作为特殊情况，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冲突三、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现行刑事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有如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2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30次会议通过了法释[2002]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的范畴仅限于因犯罪活动造成的物质损失（财产损失或经济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条文的形式明文将精神损害赔偿排斥在外，该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为各地人民法院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直接参照引用，成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精神损害赔偿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这一规定虽然对涉及“四权”方面的精神赔偿予以确认，但范围过窄。为此，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从这次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司法解释来看，民事审判领域中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有扩大之势。
对比上述法律条文中，不难看出，刑、民两种法律规范对于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态度是迥异的。这种由于法律规范对立而引起冲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造成以上困境的，恰恰是我国法律、司法解释方面的漏洞。不同的法律、司法解释对于同样的侵权行为规定了不同的赔偿标准，这本身有违法律的基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以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精神损失赔偿而而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没有法律依据及刑事犯罪与民事侵权在责任承担方面的不同和我国国情的考虑而排斥精神损害赔偿，笔者认为有其欠妥之处，其理由是：
第一、根据我国《刑法》第36条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活动在实质上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应是民事赔偿责任问题，因而在实体法上的法律适用应当规定受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这是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其实质是一种民事诉讼，只是在形式上附着于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同步进行而已。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虽然只有一个，但其侵害的是双重法律关系，一方面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意义上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具有了社会危害性，应受到刑罚的处罚，另一方面侵犯的民法所保护的个人意义上的人身和财产权利，由民法来规范和调整，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也存在着双重性，既是被害人又是附带民事案件的原告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当被侵害的个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达到了刑事违法性时，刑法才对其进行惩罚，这种惩罚超越对个人的保护，具有了社会性。因此，刑事附带的民事部分实质是对个人的民事保护，属于民法所调整的对象。
第二、人民法院对于受害人要求精神赔偿一律不予受理不符合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原则。在《刑法》、《刑事诉讼法》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受理进行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按照《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据此，《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亦应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第三、附带民事诉讼排除精神损害赔偿不符合民事法律的公平原则。公民在其人身权遭受不法侵害时，对其非财产上损失即精神损失有权要求经济赔偿，这是民法通则明文规定的权利。当这种不法侵害上升到刑事犯罪的程度时，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权利却被限制在物质损失之内，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如毁人容貌的故意伤害、、侮辱、诽谤等，物质损失却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只赔偿物质损失，对被害人遭受的巨大精神损失视而不见，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和人文精神。
第四、附带民事诉讼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破坏了法律之间的和谐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4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我国各部门法在各自的范围内各司其职，但在一些交叉领域，解决同一法律问题，则不管适用何种法律，得出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是民事诉讼，是由民事诉讼派生出来的，只是侵权行为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为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打击犯罪，提高办案效率，才与刑事案件一并解决。如果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有违法律的统一和尊严。
第五、从我国现实及综合国情的考虑不能作为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西方国家中，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大部分国家将精神损害赔偿作为受案范围，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2款规定：“一切就追诉对象的犯罪事实所造成的损失而提起的诉讼，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损害均应受理”。②我国在加入WTO后，在日趋融入国际化的背景下将精神损害赔偿排斥在外亦不利于国际交往。
第六、《批复》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对是否受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作为司法解释，应当贯彻立法的原则和精神，在内容和形式上不能与立法的规定相抵触，如存在抵触，该司法解释即无效。《批复》即是在该背景下出台的，即必须在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范围内作出，不能脱离现行上述法律而作扩大性解释。关于这一点，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李洪江所著《<批复>的理解与适用》中作了明文说明。
综上，民事诉讼请求保护的范围不应拘限于物质损害赔偿，对于被害人的精神损失同样应予以保护。当前立法机关有必要启动修改程序，对我国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制定新的司法解释，对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问题重新作出新的规定。即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又能体现民法上的公平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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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定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一种诉讼活动，是民事诉讼中一项基础性诉讼制度，也是法院一项根本的诉讼活动，贯穿民事诉讼的始终，影响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不仅关系到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实现，也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民事裁判的质量和效率
【关键词】概念 送达回证 模式 主体 方式 特征 效力 原则 问题 完善建议 结语
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定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一种诉讼活动，是民事诉讼中一项基础性诉讼制度，也是法院一项根本的诉讼活动，贯穿民事诉讼的始终，影响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不仅关系到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实现，也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民事裁判的质量和效率。但长期以来，由于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民事送达程序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立法虽然规定了一些送达方式，但不够详尽实用，导致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如送达地点过于苛刻、留置送达程序繁琐、公告送达欠缺规范性等的问题。因而，作为保障司法程序公正之一的送达程序在现代司法理念的框架下，显示出其改革的必要性。笔者结合司法审判工作经验、学术理论界主流观点和民事诉讼送达实践现状，于本文仅就民事诉讼送达制度作出系统研究，期作美芹之献，供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参考。
一、送达的概念
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是指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
二、送达回证
送达回证，是人民法院用以证明完成了送达行为的格式化的诉讼文书，其基本内容包括：送达法院的名称，受送达人，送达的诉讼文书的名称，送达的处所和时间，送达的基本情况，受送达人或有关见证人的签名或盖章。
三、送达模式
送达模式可以分为依职权送达、依申请送达和当事人送达。英美法系国家采当事人主义送达模式，诉讼当事人有义务将诉状副本等送达被告。在英、美等国家，当事人无法送达的情况下，可以申请要求法院送达，即为依申请送达。大陆法系国家采职权主义送达模式，法院依职权进行送达，当事人不承担送达义务。我国采取职权主义送达模式。
四、送达主体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机关只有一个即人民法院，对送达人则未予明确，实践中执行送达任务的通常是案件的承办法官和书记员或司法警察。
五、送达方式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送达的方式有以下七种：
（一）直接送达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了直接送达方式。直接送达又称交付送达，是指人民法院派专人将诉讼文书直接交付给受送达人签收的送达方式。直接送达是送达方式中最基本的方式。即是说凡是能够直接送达的，就应当直接送达，以防止拖延诉讼，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在一般情况下，受送达人是公民的，由该公民直接签收。该公民不在时可交由与其同住的成年家属签收。但是，在离婚案件中，本人不在，如果家中没有其他成年家属，只有对方当事人的，不宜采用由对方当事人签收的方法，因为双方有利害关系；受送达人是法人的交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该法人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是其他组织的交由其主要负责人或者该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人的，可以交由其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由代收人签收。但是，根据《民诉意见》第八十四条规定，调解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本人，不适用留置送达因为调解书一经接受，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如果不接受，即视为调解未能成立。但同时规定，当事人本人因故不能签收的，可由其指定的代收人签收。
（二）留置送达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及《民诉意见》第八十一条至八十三条规定了留置送达方式。留置送达，是指受送达人无理拒收诉讼文书时，送达人依法将诉讼文书放置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产生送达的法律效力的送达方式。但是《民诉意见》第八十四条规定，调解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本人，不适用留置送达。
（三）协议送达
协议送达也称"电子送达"。《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了协议送达方式。协议送达就是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的方式。协议送达需要注意：传真、电子邮件等新的送达方式采取的是到达主义，收到方有效，也就是说，采用协议送达方式的，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不得采用协议送达方式。
（四）委托送达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和《民诉意见》第八十六条规定了委托送达方式。委托送达送达，是指负责审理该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时，依法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委托送达与直接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负责审理该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称为委托法院，接受送达任务的法院称为受托法院。委托送达应当出具委托函，并附相关的诉讼文书和送达回证。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五）邮寄送达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和《民诉意见》第八十六条规定了邮寄送达，是指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将所送达的文书通过邮局并用挂号信寄给受送达人的方式。实践表明，法院采用邮寄送达通常是受送达人住地离法院路途较远，直接送达有困难时所采用的一种送达方式。根据《意见》第八十六条的规定，邮寄送达，应当附有送达回证。挂 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与送达回证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不一致的，或者送达回证没有寄回的，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六）转交送达
《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民诉意见》第八十七条规定了转交送达方式。转交送达，是指人民法院将诉讼文书送交受送达人所在单位代收，然后转交给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转交送达有三种情况：1、受送人是军人，通过其所在部队团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转交；2、受送达人被监禁的，通过其所在监所转交；3、受送达人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通过其所在强制性教育机构转交。代为转交的机关、监所、机构收到诉讼文书后，必须立即交受送达人签收，并以其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时间为送达日期。
（七）公告送达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民诉意见》第八十九条规定了公告送达方式。公告送达，是指法院以张贴公告、登报等办法将诉讼文书公诸于众，经过一定时间，法律上即视为送达的送达方式。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用公告送达必须是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前五种方式无法送达时，才能适用的送达方式。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公告期满，视为送达。《民诉意见》第九十条，人民法院在定期宣判时，当事人拒不签收判决、裁定书的，应视为送达，并在宣判笔录中说明。
六、送达的特征
（一）送达是法院的职权行为。因此，当事人向法院送交诉讼文书的行为不是送达。
（二）送达应当依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未按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送达不产生送达的法律后果。
（三）送达的对象是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递交的是诉讼文书和法律文书。
七、送达的效力
送达的效力是指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送达后所产生的法律效果。送达的效力因所送达的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的内容不同，而有不同的体现。送达的效力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一）判决书、调解书的效力开始发生。比如，二审判决书，一审、二审的调解书送达后，判决书、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
（二）有关的诉讼期限开始计算。例如，一审判决书送达后，当事人上诉期限从送达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三）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知晓时参加某一诉讼活动，若不参加，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例如，被告接到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法院可缺席判决；被告必须到庭的，可强制其到庭。
（四）标志着有关诉讼法律关系的产生或消灭。比如，法院向被告送达书副本，标志着法院与被告产生了诉讼上的法律关系；法院向当事人送达了二审判决，标志着人民法院与当事人诉讼上的法律关系消灭。
八、民事诉讼送达制度的三大原则
（一）正当程序原则
正当程序原则在美英等西方国家是一条宪法原则，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这条规定保护全体公民的既得权利，并且使这些权利和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理论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免为立法机关所侵犯的自然权利。正当程序应成为民事送达制度的主要指导原则。
（二）参与原则
民事诉讼的参与原则是正当程序的基本要素之一。参与原则是指当事人能够富有影响地参与法院解决争执的活动。其核心思想是，那些权益可能受到裁决影响的人，应有充分的机会参与法庭裁判的形成过程，并能以自己的行为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积极而有效的影响和作用。当一个人在可能对自己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裁判形成过程，不能对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不能向裁决者展开充分和富有意义的论证、说服和交涉，就不会认为这个对自己不利的裁决是公正的，就会有一种被欺辱的感觉。诉讼文书送达制度就是为了保障当事人以程序主体的身份充分参与诉讼活动，使受送达的人有一个公正的机会对受送达的信息及时和充分地了解。因此，送达是诉讼参与的必然要求。
（三）充分、合理性原则
这是送达诉讼文书的具体标准。也就是说法律规定了适当的送达形式，应被适当地加以利用，依照法定的程序和要求对当事人进行送达以通知其诉讼，以使当事人尽可能地得到诉讼通知。比如：公告送达的效力。以美国为例。其最高法院认为，在确定登报公告是否符合充分通知要求时应考虑邮寄通知的费用、原告是否掌握受益人的姓名和地址等因素。对银行已掌握姓名和地址的受益人来讲，用登报公告送达通知是不充分的;而对银行未掌握姓名地址的受益人来讲，登报公告则是合理的方式。
九、我国民事诉讼送达制度存在的问题
或许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与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规定相比较，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给予送达程序足够的重视，从而在实践中引发了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院审判的顺利进行，亟待进行完善。
(一)对于送达地点的规定过于苛刻
一方当事人即原告在人民法院立案后，法院应当向另一方当事人即被告送达诉讼文书。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以受送达人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在实践中，受送达人的住所地往往是由原告提供，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流动频繁，一旦原告提供的住所地地址有误或者不明确，法院在其他地点向受送达人送达就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二)诉讼文书签收人的范围过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应该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或其他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人的，可以送交其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该规定将诉讼文书的签收人限制为三类：一是受送达人，二是同住成年家属、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三是法人或其他组织负责收件的人。这一范围将签收人的范围限制的过于严苛。实践中，送达人按照原告提供的地址找到被告后，被告却避而不见，而上述签收人也拒绝签收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使得送达工作也受到限制，给当事人规避法律留下了空子。
(三)留置送达的条件过于繁琐
对于留置送达，法律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受送达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二条对留置送达又做了补充规定："受送达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这些规定提出了适用留置送达的三个前提：一是受送达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拒不签收;其二，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其三，留置地点限于当事人的住所。
在这些条件下，留置送达可能产生以下障碍：第一，见证人被限定为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如果送达人对可能涉及的基层组织办公场所不熟悉或者路途遥远，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难以找到的情况下，送达人就无法找其他人作为见证人。第二，规定"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就将邀请见证人 作为送达人的一项义务，但是法律却并未明确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的到场见证义务和相关法律责任。这样的规定，本身随意性就很大，是否到场见证完全取决于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相关人员的自觉性和法律意识。
但一般情况下，有关基层组织或单位代表往往害怕承担责任，不愿惹麻烦，或者害怕当事人无理责难，影响邻里关系而拒绝见证，不愿意配合法院的送达工作，借故推辞，或者即使到场，也不愿意在送达回证上签字。事实上，法院依法将诉讼文书送达受送达人是对其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受送达人拒不签收，本身就是对司法机关及其职能活动的藐视，受送达人的消极不合作行为却让法院承担证明责任，这有损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指挥地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将留置送达的适用作了些微调整，但其仅免除了送达人员在见证人拒绝于送达回证上签章情形下的不利后果责任，其仍要求送达人员必须邀请见证人到场见证。由此可见，司法解释亦未能对留置送达的顽疾进行根治，留置送达的弊端仍旧存在。
(四)公告送达的规定较为模糊
公告，是人民法院就某些诉讼活动或者特定的人和事，依法向社会公开和张贴的告示性司法文书。公告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以公告的方式，将需要送达的诉讼文书的有关内容告知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八条规定了公告送达的方式："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对公告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按要求的方式进行公告。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目前，公告送达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如下：
一是选择公告载体的随意性过大。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公告送达既可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又可在报纸上张贴公告。这种公告载体规定的可选择性使得法院为了省事一律选择报纸公告，在受送达人无义务看报的情况下，就事实而言，受送达人实际了解公告内容的概率极低，仅存在可能性和偶然性。
二是六十天的公告期间过长，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事实上，公告在更大程度上是程序意义而非实体意义，大多数当事人并不一定能看到公告，公告时间过长并没有实际效果，只会致使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严重阻碍了原告民事权益的恢复或实现，也降低了审判效率，对法院的公信力造成很大的损害;同时，审判期限过长，当事人诉讼成本，如律师费、耗费的时间成本等会相应提高，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因此，如何在缩短公告周期与强化公告效果之间求得平衡，是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十、我国民事诉讼送达程序的完善建议
民事送达程序中出现的问题，妨碍了人民法院诉讼程序的进行，不利于法院及时公正的审理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针对这些实际问题，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一)放宽对送达地点的限制
为了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不应对送达地点限制的过死，除了当事人的住所外，当事人的居所、工作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所、事务所都可以成为送达地点，即以能找到当事人的场所为标准规定送达地点。另外，笔者建议通过立法确立随时送达制度，即除了上述场所，随时遇见受送达人的地方都可以成为送达地点。
(二)适当扩大签收人的范围
对于公民的送达，如果在住所地不能遇见受送达人的，可以交给有相当识别能力的同居人或其雇用的人签收。另外，在征得受送达人的邻居、房主或出租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由他们签收，同时制作送达通知粘贴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地，告知受送达人文书已经送交的情况、文书的性质、文书所交之人的有关情况，送达的法律效果等等，并在送达回证中记明。对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送达，除了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以及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外，可以由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签收。
(三)简化留置送达的条件
针对我国现行留置送达的弊端，笔者提出如下两种改进意见：
意见一：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送达方法，取消要求人民法院必须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的规定，考虑将留置送达简易化。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656条规定："如没有任何人可以或愿意接收文书的副本，经执达员查询受送达人的地址准确，并在送达文书上记明查询事宜后，已进行的送达视为向住所或居所送达"。结合我国实际，只要受送达人无理拒绝接收的，送达人员应当向当事人讲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详细的经过，通过拍摄送达现场的照片、录音录像资料作为证据，将文书留置在应送达场所即可视为送达。因为在留置送达中，是以拒收为条件的，受送达人不可能不知道有送达的事实，根本没必要邀请其他见证人到场见证。这种做法实践中已有采用，只需进一步通过法律来明确。
意见二：在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规定送达人邀请见证人的义务的同时，进一步通过立法明确有关基层组织或者单位法定的见证义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规定中明确法院可要求基层组织、所在单位代收，其代收后于一定期限转交给被送达人，若不转交或拖延不转交，由立法授权法院可对基层组织、所在单位及直接责任人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以保证法院工作的严肃性和送达的有效性。
(四)细化公告送达程序
前文已述，公告送达的规定过于模糊，公告的载体随意性太大且公告时间较长，不利于审判的进行。完善公告送达程序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固定选择公告的媒体。对于在法院公告栏、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的方式规定的过于形式，当事人几乎没有看到送达内容的可能性。因此，可以取消在法院公告栏内张贴的送达形式，而直接将公告刊登在报纸上进行送达。在实践中，大多数法院也都选择在报纸上进行公告送达，对于报纸的选择，也不能过于随意，现在主要集中在《人民法院报》上进行刊登，但是《人民法院报》的专业性太强，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大多数当事人也不可能看到这类专业性太强的报纸。因此，可以考虑以地(市)级以上公开发行的报纸为辅的公告送达媒体。
2. 缩短公告送达的时间。在信息高速发达的今天，公告时间的过长对增进送达效果也无多大用处，能否有效送达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送达的方式是否合适是否到位，只要送达方式合理送达到位，就能有效地送达，并可以有效地提高诉讼的效率。反观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公告送达，自根据本法前条规定开始告示之日起两周即产生效力。"台湾地区的民诉法第152条就规定："公示送达，自将公告或通知书粘贴牌示处之日起，其登载公报或新闻报纸，自最后登载之日起，经20日发生效力。"因此，建议我国立法也应相应减少公告时间，考虑到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作法，将我国公告送达的公告期缩短为30日为宜。
(五)拓展新型、现代化的送达方式
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的巨大进步，我国原有的送达方式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不能满足提高司法效率的要求。目前，由于科技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话、传真、计算机网络已日益普及，采用现代化送达方式已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电话送达。这种方式成本低、效率高。电话通知后，可将电话录音或者通话记录作为送达证明记录在卷即可完成送达;又如电子邮件送达。法院可以通过网络以邮件的形式向当事人的邮箱发送诉讼文书的电子版，当事人接收后再通过电子邮件将送达回证发回即可完成一次送达。在我国，司法实践已在部分领域进行了有益尝试，20__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5条指出："其他适当方式包括传真、电子邮件(包括受送达人的专门网址)等送达方式。通过以上方式送达的，应确认受送达人确已收悉。"20__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原告后，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双方当事人、证人。"因此，民事诉讼法立法应当适应新 形势的需要，赋予各种新型送达方式以合法地位。
十一、结语
综上所述，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定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一种诉讼活动，是民事诉讼中一项基础性诉讼制度，也是法院一项根本的诉讼活动，贯穿民事诉讼的始终，影响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不仅关系到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实现，也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民事裁判的质量和效率。目前我国法律对民事诉讼送达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不规范的送达，以致影响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同时有损法律的尊严，然而，确立科学合理的送达机制，对于保证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呼吁给予民事诉讼送达制度更多的关注，根据实践现状和形势发展需要，期望有关部门对民事诉讼送达制度作出更详细统一的规定，以期推动民事诉讼活动得以正常、有序、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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