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事故赔偿协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工伤事故赔偿协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当下社会，大家逐渐认识到协议的重要性，协议协调着人与人，人与事之间的关系。一起来参考协议是怎么写的吧，为了让您在写的过程中更加简单方便，一起来参考是怎么写的吧!下面给大家分享关于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欢迎阅读!

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1甲方：

乙方：

经双方协商一致，现 (甲方)与 (乙方)就此事赔偿事宜，本着平等、自愿、公平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愿一次性赔偿给乙方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抚慰金等合计人民币____元。

二、付款时间及办法(含有关条件)：

三、上述费用支付给乙方后，由乙方自行安排处理，其安排处理的方式及后果不再与甲方有任何关系。

四、甲方 履行赔偿义务后，乙方 保证就此事不再以任何形式和任何理由向甲方 提出其他任何赔偿费用要求。

五、甲方 履行赔偿义务后，就此事处理即告终结，甲乙双方之间不再有任何权利、义务。以后因这次赔偿事故的结果亦由乙方 自行承担，甲方对此不再承担任何责任。

六、本协议为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之结果，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公平、合理。

七、本协议内容甲乙双方已经全文阅读并理解无误，甲乙双方明白违反本协议所涉及后果，甲乙双方对此协议处理结果完全满意。

八、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本协议书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签字或捺指印后生效，双方当事人各应以此为据，全面切实履行本协议，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纠缠。

九、乙方 今后身体或精神出现任何问题均与甲方 无关。

十、其它：

甲方： (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

见证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2甲方(用人单位)

乙方(工人)____，男，____岁，身份证号：________

乙方于年月日在__区施工工地施工时不慎发生伤害事故，左手腕骨骨裂。事后，甲方立即将乙方送往医院抢治，经治疗后复查，现无大碍，为妥善解决乙方受伤事宜，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谅互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自乙方受伤之日起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所实际发生的和其它应当由甲方支付的医疗费、交通费等各项费，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已由甲方全部付清，协议签订之后乙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主张前述期间发生的任何费用。

2、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再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伤残待遇、一次性医疗补助金、误工费用等依法应由甲方支付的全部费用(以下合并简称“一次性补助金”)，合计人民币5000元(大写：伍仟元整)，由甲方在协议双方签字时一次性付完。

3、乙方收到一次性补助金后，应当合理分配、处理，自觉留足可能发生的后续治疗、康复、生活等费用。

乙方分配、处理前述费用的方式由乙方自行决定，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4、甲乙双方签署本协议后，终止双方的权利和责任。

乙方承诺不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就与劳动有关的事宜向甲方要求其他任何费用或承担任何责任。

5、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6、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双方当事人应以此为断，全面切实履行合同，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纠缠。

乙方今后身体或精神出现任何问题均与甲方无关。

甲方(负责人)签字： 乙方签字：

日期： 日期：

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3甲方(单位)：

乙方(雇员)： 身份证号：

乙方于20__年10 月在工作期间不慎发生伤害事故，脚部受伤。事后，甲方立即将乙方送往医院治疗，并妥善处理与解决乙方受伤事宜。20__年3 月28日，经乙方主动提出，要求甲方给予一次性赔偿伤害费用，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友好协商一致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1、甲乙双方此日签订的赔偿协议。

2、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同意，甲方向乙方一次性办结和赔偿一次性医疗补助金、误工费、营养费等费用，由甲方给予乙方的全部费用(以下合并简称“一次性补助金”)，合计人民币60000

元(大写： 陆万元整 )，由甲方在协议双方签字时一次性付完。

4、乙方收到一次性补助金后，应当合理分配、处理，自觉留足可能发生的后续治疗、康复、生活等费用。

乙方分配、处理前述费用的方式由乙方自行决定，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5、甲乙双方签署本协议后，终止双方的权利和责任。

乙方承诺不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就与劳动、伤害有关的事宜向甲方要求其他任何费用或承担任何责任。

6、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与中间人各执一份，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7、本协议为一次性终结处理协议，双方当事人应均以此为断，全面切实履行所有约定项目与内容，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纠缠。

乙方今后身体或精神出现任何问题均与甲方无关。

甲方(手印)签字： 乙方(手印)签字：

中间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4协议人(以下简称甲方)：_____厂

协议人(以下简称乙方)：___

乙方于____年被甲方聘为该厂工人。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乙方在工作时，不慎 受伤。事发后，甲方将乙方送到医院进行治疗日，并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____年____月____日，乙方再次到医院做后续医疗手术，现已痊愈。为解决乙方工伤事宜，甲、乙双方方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由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医疗费、工伤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和就业补助业、工伤期间工资、护理费、伙食费、交通费、经济补偿等各项费用共计 元整(￥：元);

二、乙方领取上述各项费用后，双方劳动关系立刻解除;

三、乙方领取上述各项费用后，乙方自愿放弃赔偿差额权利;

四、乙方自愿放弃基于双方劳动关系发生及解除所产生的各项权利;

五、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乙方：

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年____月____日

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书5甲方：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系受害人父亲，身份证号：_____)

_____(系受害人妻子，身份证号：_____)

受害人_____，姓别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生，身份证号：__________，其于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在甲方单位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伤害，经甲方全力抢救，及时送往_____医院因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现乙方受受害人供养的全体亲属委托(特别授权)处理王建明死亡的相关善后事宜，与甲方本着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

一、本次事件

就乙方亲属王建明的死亡后果，甲方愿意承担工亡赔偿责任。

二、赔偿对象(供养亲属)：

父亲：_____，出生日期_____，职业，家庭住址_____，身份证号：_____

母亲：_____，出生日期_____，职业，家庭住址_____，身份证号：_____

妻子：_____，出生日期_____，职业，家庭住址_____，身份证号：_____

女儿：_____，出生日期_____，职业，家庭住址_____，身份证号：_____

儿子：_____，出生日期_____，职业，家庭住址_____，身份证号：_____

乙方承诺已得到所有王建明供养亲属的特别授权及认可，保证具有代表所有赔偿权利主体的资格签订本协议。乙方已清楚了解自己在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已就协议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及其他问题咨询相关专业人士，并清楚明白，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本协议。

三、赔偿金额

甲方向乙方支付各项赔偿金共计人民币大写壹佰零柒万伍仟元整元(小写1075000元)，该费用包含《工伤保险条例》甲方依法应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以及死者家属处理后事的食宿、交通以及死者亲属困难抚慰等全部费用。

除上述费用外，甲方不再支付任何其他费用。其他在殡仪馆所产生的诸如为死者穿衣服、烧纸，化妆、运尸以及处理后事过程中因民间习俗产生的全部费用，均有乙方自行承担。

四、付款方式及期限

本协议签订后次日内，由甲方一次性将上述赔偿金打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账号为_____。

五、赔偿效果

1、乙方自行负责赔偿款项在供养亲属间依法合理分配，如由此引发争议，概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甲方亦无权干涉。

2、乙方承诺同意代表受害人王建明所有供养亲属接受本起工亡赔偿事宜为一次性了结，排除其他权利主体的存在。

甲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赔偿义务后，乙方及其近亲属不得再就工伤赔偿事宜向甲方提出仲裁、诉讼等任何形式的赔偿要求;不再以任何理由，通过任何渠道再次重复主张赔偿要求或至甲方处闹事或向有关媒体、网络、政府部门投诉本事件或有任何异议。

3、乙方需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两日内负责消除记者因不实报道导致的不良影响。

4、受害人王建明尸体的搬运、迁移、火化等善后处理概由乙方负责。

六、违约责任

1、甲方迟延付款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一次性支付余款。

乙方违约的`，除需返还已付赔偿款外，还需向甲方支付人民币伍拾万元整作为违约金。

2、因任何一方违约而导致仲裁、诉讼或申请强制执行的，应当向对方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取证费、交通费、通讯费、诉讼费、律师费等。

七、陈述与保证

1、乙方需向甲方提供证明自己身份及与死者关系的有效身份证件及身份证明(身份证、户口本、户籍证明、公安机关的证明等)，并需在甲方将原件及复印件核对无异后在复印件上注明为乙方提供，并保证其真实性。

2、本协议条款是在甲乙双方充分考虑到对方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形成的，各个条款均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背法律规定的情形，同时，双方对本协议条款不存在文字理解上的歧义。

八、其他

1、甲、乙双方如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本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并不得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

2、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变更、解除。

篇2

【关键词】农民工 工伤事故 救济途径 公力救济 自力救济

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普通劳动者，以提供劳动力为生，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危险系数较高，容易发生工伤事故。工伤事故发生后，农民工往往陷入茫然之中，不仅维权无从下手，而且维权道路上充满荆棘。通过对农民工工伤事故救济途径的分类及归纳对比，提出关于完善农民工工伤事故救济途径的新构想，从而为农民工维权指明方向，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切实实现社会公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农民工工伤事故救济途径的分类

在具体研究农民工工伤事故救济途径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工伤事故”及“工伤事故的责任认定”的概念。工伤事故包括两个方面，即突发性伤害事故和职业病。而工伤事故的责任认定是确定赔偿主体的重要依据，只有该事故被认定为工伤事故，那么单位才有可能成为赔偿主体，否则只能由责任人自身承担责任。构成工伤事故责任的要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其一，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必须存在劳动关系；其二，职工必须有人身损害事实；其三，职工的损害必须在其履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发生；其四，事故与职工受到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其五，事故不是由于职工自身故意造成的。

公力救济。农民工的工伤事故的救济途径主要分为两类，公力救济和自力救济。公力救济主要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由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予以保护。尽管公力救济是由国家的不同机关对权利的不同程度的保护，但工伤事故发生后最为常用的是司法救济。

公力救济的具体途径如下：第一步，进行工伤认定，这是开启工伤事故赔偿大门的钥匙；第二步，进行伤残鉴定，这是确定用人单位赔偿责任大小的依据；第三步，落实工伤保险待遇；第四步，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经过仲裁如果仍不能得到合理的赔偿，便进入诉讼途径，由人民法院进行终局裁判。

自力救济。自力救济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自己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其权利。通俗地讲就是“私了”。发生工伤私了的事情，一般都由两方面造成：一是用人单位为了逃避安全责任和工伤保险责任，因为如果到劳动部门去“公办”，就必定追究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并责令按照国家规定保障工伤职工的待遇；二是工伤职工不了解工伤保险规定和自己的权益。而农民工面临的经济压力也是有目共睹的，由于从事的工作性质特殊、工资结算的方式特殊，工资往往在工作结束后统一结算。一旦突发工伤事故，经济压力便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主要压力。首先是筹集医疗费用，其次才是赔偿问题。这便给“私了”充分的契机，用人单位经常以签订“私了协议”作为提前支付治疗费用的筹码，农民工只能被动接受这种“一竿子”的协议。

关于农民工工伤事故救济途径的反思

与自力救济相比，公力救济最显著的特征是保障性，它是农民工维权途径的最后一道有力屏障，处理结果较为公正，补偿范围也较为全面，赔偿金额相对合理。对于各方利益权衡作了十分中肯的估计，既考虑日后农民工生活中更换残疾器具及靠农民工抚养的家庭成员的利益，也考虑用人单位的营业持续性。公力救济重视程序，而严格的程序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保证了审判结果的公平与公正，另一个方面使得当事人必然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索赔过程。相比较而言，自力救济灵活性更明显，确保当事人能够迅速获得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防止伤情进一步扩大。但它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不能公正解决纠纷，以牺牲农民工一方长远利益为代价，埋下了不能充分解决纠纷的导火索。用人单位仅花费了非常少的费用，将本该由其承担的责任转归农民工及其家庭来负担。综上，公力救济对于工伤事故的处理是一种迟来的正义，而自力救济则是表面的正义。

关于农民工工伤事故救济的构想

近几年，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来务工人员也不断增多，农民工正是他们之中的主力军，农民工遭遇工伤事故得不到合理赔偿的情形在各城市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象。农民工在工伤事故维权中主要面临两大窘境，一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不仅要承受高额的医疗费用，还需承受维权过程中所必须支出的鉴定费用，交通食宿费用等等；二是对于维权途径的盲区，要么没有维权意识，要么不知怎样维权，要么不知应该得到哪些合理的赔偿。法律设定的本义是为专门从事的法律相关工作的人参考并适用，普通人不能理出头绪、自如地加以运用十分正常，而农民工囿于文化知识及法制意识的限制，更不可能对求偿途径中法律所规定的各个环节十分熟络，但是由于经济原因的限制他们无力聘请律师，因此尽管法律法规始终致力于从各个角度对劳动者权益进行保护，但是当农民工运用法律武器时，仍遭遇了许多两难的局面。因此，构建专门的用于保障农民工工伤事故的救济途径十分必要。

联合办公，为农民工工伤求偿安排专人进行指导。由于普通人并不熟悉工伤事故救济的环节，必须依赖律师的参与，但是律师的参与对于农民工濒临崩溃的经济无疑又是一层负累，因此，联合办公可以使得工伤事故救济途径明晰且简便。联合办公是指将工伤认定及伤残等级鉴定的部门集中在一个地点办公，并设置咨询台，委派专人为维权农民工提供救济途径指引。联合办公不仅大大缓解农民工来回奔波造成的经济损失，而且缩短认定及鉴定的时间，切实对工伤事故索赔的程序进行了简化，也推迟了律师介入的时间，进一步减轻了维权农民工的经济压力。

简化程序，缩短工伤认定异议的时间。公力救济途径对程序要求十分严苛，为此设定了许多异议程序，它们使得公力救济的结果变成迟来的正义。《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受理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在15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该条规定取消了工伤认定争议中的行政复议前置程序，缩短了处理争议的程序和时间，这为农民工赢得工伤赔偿进一步争取了时间。

加强对农民工职业病认定、救治及赔偿方面的有关措施。农民工是一群特殊的劳动群体，农忙时节需回到土地上进行耕作，很难形成固定的劳动关系。不仅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而且由于职业病自身具备一定的累积性和潜伏性，这些都为寻找真正的责任主体造成阻碍。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工在罹患职业病后都异常平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不去寻求救济，因为无法寻求救济。因此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对于农民工职业病救济方面意义重大，规定举证责任由处于强势地位的企业来承担，一旦不能举证该农民工从未在该处工作过，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外，社会有必要提供专门的农民工职业病救治专项基金，这样方能充分显示社会公平。

开辟农民工“绿色通道”，安排专门的法律顾问为农民工工伤求偿案件进行。由于劳动仲裁制度的设置使得用人单位更易取得有利裁决，因此农民工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多数只能希求通过诉讼途径得到较为公正的判决。正是因为公正性强，因此诉讼程序将最终拿到赔偿的时间战线拉得极长。为了保证受伤农民工及时得到救治，家庭成员能够得到供养，应当尽量缩短诉讼时间。因此，针对农民工工伤事故索赔案件，应开辟专门的“绿色通道”，快速审结案件。另外，为了减轻农民工在工伤索赔案件中的经济压力，在案件审理时，最好由法院指派专门的法律顾问来帮助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进一步缓解农民工维权的经济负担。

篇3

私自生火取暖，一氧化碳中毒送命

2011年1月9日，大雪纷飞。大兴区黄村镇生物医药基地德通化纤厂的保安岗亭门窗紧闭。一大早，两名来换班的保安王某和陈某敲了半天门，也不见有人答应，就用备用钥匙打开了岗亭的门，阵阵令人晕眩的煤气味扑面而来。“不好，有人中毒！”两人赶忙打电话报警，并叫来了救护车。果然，正在亭内值班的路波和崔刚两人已经不省人事，屋内一氧化碳严重超标。据查，由于岗亭内暖气不足，路、崔二人私自生煤气炉取暖。煤气炉虽然有通往窗外的管道，当晚却发生了故障，因此一氧化碳无法排出屋外。两人皮肤发红，神智不清，送至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消息传出，两人的家属马上赶到了北京。崔刚的父亲崔大伟老年丧子，悲不自制。路波的妻子刘莉莉悲痛欲绝，这个意外使两家人陷入了绝境之中。为了尽早“息事宁人”，负责小区物业的达莱物业服务中心（下简称“达莱物业”）打算和死者家属签订《死亡赔偿和解协议》。由于崔、路二人是由北京兴卫保安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下简称“兴卫公司”）派遣到达莱物业的，达莱物业找到兴卫公司，商量共同赔偿事宜。

1月19日，这两家公司和死者家属达成了共识。当天，达莱物业、兴卫公司和路波的妻子刘莉莉达成《死亡赔偿和解协议书》。协议约定达莱物业和兴卫公司共同一次性赔偿死亡补助、抚恤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相关费用共计56万元。协议签订生效后，全部赔偿款项一次性支付给刘莉莉。刘莉莉领取上述赔偿款后，自愿放弃其他各项权利及索赔，并且保证今后如果再有任何人以路波亲属名义向达莱物业和兴卫公司提出索赔主张的，她将承担一切责任，赔偿因此给两家公司造成的损失。

共同赔偿，责任分担语焉不详

与此同时，达莱物业和兴卫公司达成了一份协议 ，协议约定达莱物业和兴卫公司对路波妻子刘莉莉提出56万元的赔偿总额无任何异议，双方愿共同承担上述赔偿款。但对此事故的赔偿究竟由哪一方承担以及责任的大小如何确定，都交由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执行。这份协议表面上对赔偿达成了共识，实际上却搁置了争议的关键环节：即这起事故的法律责任由谁承担。协议约定最终责任根据法院的判决决定，实际上将皮球踢给了法院。如果双方均不执行赔偿，那么死者家属只有等待法院的判决生效，才可能获得赔偿。

可以想象，死者家属向两家公司施加了相当的压力。最终，由于兴卫公司暂无资金支付赔偿款，达莱物业先行垫付赔偿款56万元。双方约定待人民法院的裁决生效后，兴卫公司再按判决书认定的相应责任进行实际的数额给付，这项给付在判决生效后的十日内完成，不得拖延。刘莉莉签字画押后，拿着达莱物业先行支付的56万元回了家。第二天，两家公司又转做崔刚父母的工作。1月22日，达莱物业和兴卫公司与崔刚父母达成了相似的《死亡赔偿和解协议书》，同样是56万元，崔刚父母在协议书中自愿放弃其他各项权利及索赔。这56万元也是由达莱物业先行垫付的。

谁也没想到，三个多月后的一天。崔刚的父亲和路波的哥哥路有才又接到了兴卫公司的电话。在兴卫公司律师的“建议”下，崔大伟和路有才做出了这样的证词：“崔、路二人的事故是工伤，是在给达莱物业打工时发生的，而不是给兴卫公司打工时发生的，二人直接受雇于达莱物业。虽然他们没有签劳务合同，但事实上的雇佣关系是确定无疑的。”

派遣合同时间成疑，到底谁提供了伪证

匆忙签订的共同赔偿协议，对于赔偿责任如何分配这一关键问题没有明确。这果然埋下了隐患。死者家属走后，达莱物业多次和兴卫公司商量责任的认定问题，但均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达莱物业认为崔、路二人是与兴卫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被派遣到物业工作，与他们没有劳动合同关系。物业只是向兴卫公司支付劳务费用，不应承担工伤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但兴卫公司拿出当时签订的那份赔偿协议，提出责任认定要由法院来判决，法院没有判决之前，他们拒绝支付赔偿。

达莱物业只得于5月12日向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讼。法庭上，达莱物业向法庭出示了一份《保安服务合同》。根据这份签订于1月7日的合同，达莱物业支付保安服务费，兴卫公司指派保安为其提供服务，并负责支付保安的工资及福利待遇。这份合同中第22条明确约定：兴卫公司派遣的保安人员如果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全部赔偿费用由兴卫公司承担。凭借这份合同，达莱物业感觉胜券在握，向法庭提出了三项诉讼请求：第一，由被告兴卫公司支付本应由其全部承担的工伤事故赔偿费112万元；第二，由被告支付这笔赔偿费四个月的利息，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约2万元；第三，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然而，兴卫公司的出庭证词让此案变得复杂起来。兴卫公司称这份《保安劳务合同》并不是在1月7日签订的，而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为了“处理善后事宜”才于1月9日当天补签的。虽然合同内写着“甲方（达莱物业）聘用乙方（兴卫公司）保安员共4名；服务期限半年，自2011年1月7日至2011年7月6日止。”但实际上，这份合同并不是真实有效的，是兴卫公司迫于情势紧急才补签的。这份合同不能反映真实的意思表示，应该归于自始无效。因此，兴卫公司主张这份合同中第22条约定的“工伤事故赔偿责任全部由兴卫公司承担”这一条款，是根本无效的。而且，这份合同虽然有兴卫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云飞的签名，却没有公司的公章和骑缝章，在形式上也是无效的。兴卫公司的律师更是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死者家属证词：“既然我们和原告之间没有劳务派遣关系，那么，崔刚和路波这两位年轻人就不是在和我方的劳务关系中遭遇不幸的。根据这份死者家属提供的证词，崔刚和路波两人是在为原告工作期间遇难的。他们和原告之间是事实上的劳务关系，应该由原告来承担工伤事故的赔偿责任。”兴卫公司甚至提出，鉴于达莱公司向法庭提供伪证、干扰法庭公正审理的行为，应该给予其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无论是原告达莱公司还是法庭，对局势的突然变化都没有充足的准备，审判进入了僵局。

重新鉴定取证，法庭最终认定责任归属

根据双方的请求，法庭重新对案件进行了取证。法官亲自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治安支队，调取事发后治安支队与各方当事人第一时间的谈话笔录和尸体鉴定书等材料。经过两次开庭，法庭最终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达莱物业和被告兴卫公司之间，存在确实的劳务派遣服务关系。四名保安虽在派遣过程中，但仍是兴卫公司的员工，其劳动关系没有因为派遣而发生改变。根据双方签订的保安服务合同，被告兴卫公司的员工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均应由兴卫公司承担。

虽然被告兴卫公司对于此份合同的签订时间和有效性提出质疑，但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合同虽未加盖公章，但兴卫公司对于法定代表人李云飞在合同上的签字以及李云飞在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治安支队的谈话笔录未加异议。从谈话笔录来看，李云飞承认兴卫公司和达莱物业之间的派遣劳务关系，也认可了《保安劳务合同》的有效性。至于兴卫公司提出的“物业公司擅自在合同上添加条款”的抗辩意见，经过法庭委托的司法鉴定专家认定，该条款系合同签订时已打印于合同文本之上，而非事后添加，因而不予采纳。至于死者家属崔大伟和路有才的证词，一则是在律师引导下作出，二则对于本案的实质法律关系没有影响。因此，被告兴卫公司的这一抗辩意见法院也不予采纳。

与此同时，法院认定根据《保安劳务合同》的约定，物业公司应该向派驻的保安人员提供免费住宿、必要的执勤装备和安全装备。对于保安人员的执勤活动，物业公司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监管责任和辅助义务。因而达莱物业公司对于事故的发生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于2011年12月7日作出判决，判定原告达莱物业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责任，被告兴卫公司承担90%的赔偿责任。因而兴卫公司应向达莱物业支付100.省略

法博士点评

这是一起典型的劳务派遣工伤案件。尽管涉及合同条款真假、合同倒签等案情细节，但其核心的法律关系仍然是劳务派遣关系。

劳务派遣的典型特征是，劳动力雇佣与劳动力使用相分离，形成“有关系没劳动，有劳动没关系”的特殊形态。

篇4

那么，受害人在依《工伤保险条例》、商业保险合同等主张工伤赔偿、商业保险赔偿的同时，可否依据《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司法解释）等民事法律法规来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呢？

本文从工伤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竞合的案例入手，分析了工伤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两类性质不同的赔偿方式，同时结合我国审判实践及现有规定，对工伤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竞合情况下的处理，提出了个人观点。

案情简介

2008年1月底，某A电子科技公司张某在晚上加班下班途中被何某驾驶机动车撞死。某A电子科技公司未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但该公司为每位职工购买了5万元的人身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部分认定何某与张某承担同等责任，后何某与张某的家属经公安交警部门调解达成协议，一次性赔偿张某家属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12万元。在张某家属的要求下，某A电子科技公司将保险公司赔付的5万元也支付给了张某的家属。当张某的家属进而向某A电子科技公司要求张某的工伤赔偿时，被该公司以已经为职工购买了人身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并已经将保险赔偿支付给张某家属为由拒绝进一步赔偿。双方就此工伤赔付问题未达成共识，张某家属将某A电子科技公司告上法庭。

处理过程及处理结果

该案经过工伤认定、仲裁、一审、二审等程序，法院终审认为道路交通事故、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法律性质不同，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而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性保险，并不能以为职工购买了商业保险而免除其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也并不能以张某的家属得到交通事故赔偿与商业保险赔偿而免除某A电子科技公司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赔偿的义务，判决支持张某家属的诉讼请求。

案例评析

本案争执的焦点是：第三方人身损害赔偿后是否可以免除用人单位工伤责任赔偿。对此争执，现实中法律及司法解释亦未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对法律理解的不同，各地的做法也大不相同。

对于工伤损害赔偿与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在进行法律适用时所存在的理论纷争主要是：依据原劳动部1996年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工伤办法）。该办法确立了工伤保险与交通事故竞合时，工伤保险实行差额赔偿的原则。其中第二十八条对因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的保险待遇支付问题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的部分，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而且规定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先期垫付有关费用的，职工或其亲属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但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

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并没有排除劳动者“双重受益”的权利，即当工伤事故赔偿与第三人侵权赔偿发生竞合，工伤赔偿的主体与人身损害赔偿的主体是不同一的侵权主体时，允许劳动者分别请求工伤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该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工伤保险赔偿是根据《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规定行使的一种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该种请求权是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主张的，其本质是国家对劳动者劳动权益的社会保障措施，目的是将损害负担社会化，实现对劳动者利益的充分保护和快速补偿。而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是基于侵权行为引起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具有社会属性，其法律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道路交通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原劳动部制定的《工伤办法》属于部门规章，而且只是试行办法，而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当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对职工工伤保险做出规定时，作为效力较高的《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后，自然就取代了原来的《工伤办法》，所以原《工伤办法》已不具有法律效力了。

遗憾的是，很多专业人士包括一些法学专家及法律工作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仍沿袭旧的《工伤办法》的做法，认为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职工不能获得双重赔偿。

篇5

本期特邀嘉宾

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 HR Business Partner 周 霞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人力资源管理员 宣佳妮

麦迪森厨房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行政经理 倪 玮

上海贝特机电安装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经理 吴 丹

点评专家

劳达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 石先广

案例一：

2011年11月，63岁的黄某受聘入职某建筑公司，任汽车司机一职。双方在聘用协议中约定，工作期间黄某不享受年休假待遇、工伤待遇等劳动关系下其他劳动者可以享受的待遇。2012年9月，黄某在执行工作任务时，因个人违章超车发生交通事故。经交管部门认定，黄某应承担全部事故责任。

事后，黄某认为自己的情形属于工伤，要求享受工伤待遇。公司则认为双方在聘用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其无权享受工伤待遇，而且在本次交通事故中黄某负全责，所以公司没有义务给予工伤待遇。为此，双方产生纠纷。

话题一：“特殊员工”工伤怎么办

倪玮：在全日制劳动关系下，员工发生事故的，企业自然要承担一定责任，不论该员工是否有过错，该认定为工伤的还是要认定的。但一般而言，即便是劳务人员（如退休返聘）发生伤害事故，也应该参照劳动合同制员工进行工伤认定。此外，工伤与年龄段没有关系，只要是用人单位聘用的员工，一旦发生工伤，企业就要承担相关责任。因此，就本案例来说，我认为企业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周霞：对于“退休返聘”，我们一般会与员工签订劳务协议，在该协议中一般也会涉及到类似公司不承担员工的社保缴纳义务等条款，但是一旦发生事故，应由公司方承担的责任我们还是会主动承担的。

吴丹：我觉得本案例对交通事故的描述其实迷惑了大家，因为交通事故中跟工伤认定挂钩的是“上下班途中”，而非“工作期间”。本案中的黄某已经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即此时构成的是一种劳务关系，并非劳动关系，所以我觉得黄某的这种情形不能算是工伤，但是公司还是要参照工伤待遇的标准承担责任，应该按不低于工伤标准进行赔偿。

石先广：员工发生工伤事故对于很多生产制造型企

业来说，是比较常见的。在工伤事故处理中，不论什么类型的企业，即使是保险业等职业危险性很低的行业，都存在发生工伤的可能。由于工伤发生具有普遍性，一旦发生后，摆在企业面前的第一关就是如何对伤害事故进行定性，即初步判断是否属于工伤，这是我们处理此类事件首先要做的。如何来定性工伤呢？这里跟大家分享工伤事故定性中需要把握的四个关键点：第一点，员工发生伤害事故，被认定为工伤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受伤人员与用人单位之间必须存在劳动关系；第二点，判断是否符合“三工”要素，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第三点，适用无过错原则，即一般的工伤认定是不考虑员工本人是否有过错的（上下班交通事故的工伤等特殊情况除外）；第四点，在实际处理中，工伤的举证责任是倒置的，即用人单位认为不是工伤的，需要为此举证。

就本案例而言，从上述四个要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本案的焦点是黄某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即企业雇佣63岁的员工，双方是否建立了劳动关系。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对一些特殊人员的雇佣进行了定性，用人单位雇佣内退、下岗待岗人员，双方建立的是劳动关系。那么对于退休返聘的人员呢？根据该司法解释，如果该人员是依法领取退休养老金的，那么双方建立的是劳务关系。反观本案，发生在2011年，黄某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就要看黄某当时是否已经依法领取养老金。如果已正常领取，那么双方的关系就属于劳务关系，也就不存在认定工伤一说。如果未领取，那么就构成劳动关系，此时就将产生后续的工伤认定问题。在上海、广东基本采用的是“司法解释三”的精神，以领取养老金为限。但是在有些省市并非如此操作，比如江苏、浙江等地，是以退休年龄为限的。所以在这些省市，黄某的情形是不能被认定为工伤的。若该事故属于工伤，那么就需要按照工伤的待遇进行理赔。但假设该事件发生在浙江等地，此时就不能认定为工伤，那么企业是否该进行理赔？实际上，即便不能认定为工伤，企业仍要承担相应责任。原因是此时的用工属于民事雇佣。在民事雇佣关系中，雇员发生伤害事故的，雇主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这是依据最高院在2001年出台的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因此无论员工是否属于工伤，企业都有赔偿责任，但两者的赔偿标准是不一致的。如果是工伤的，就应按照工伤的标准进行理赔；如果不是，则应根据具体的伤残级别以及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进行赔付。

案例二：

刘某系某公司车间主任，负责流水线生产管理工作。2012年12月，刘某在未经公司领导许可的前提下，擅自提前下班，导致公司的一条生产线停工数小时，造成近10万元的经济损失。而在提前下班回家途中，刘某被一汽车撞伤。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对该交通事故进行责任划分，认定刘某对该事故不负责任。

此后，刘某要求公司为其提供工伤待遇，公司则认为刘某的情形并不符合正常上下班途中的工伤情形，因此不能享有工伤待遇。此外公司以刘某擅离职守，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并给公司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并向刘某主张因生产线停工而导致的损失赔偿，双方为此发生纠纷。

话题二：“上下班途中”的概念有多大

倪玮：我觉得刘某还是应该被认定为工伤的，而他个人的违纪赔偿公司也可追偿，这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事件。刘某提前下班，虽然存在违纪，属于早退，但毕竟也属于“下班时间”，所以其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应该被认定为工伤。至于刘某的违纪行为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公司要进行相应索赔，这可能需要另案处理。对于公司能否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我认为这要根据刘某的工伤等级进行判断，如果刘某工

伤的等级构成是属于必须保留劳动关系范畴，那么公司此时是不能解雇刘某的。

周霞：我觉得刘某这种情形不属于正常的下班时间，所以不能算是工伤。该公司向刘某主张损失赔偿是合理的，因为公司的损失是基于刘某提前下班，且是未经许可擅离岗位导致的。所以本案中公司对刘某进行处理是可行的。

吴丹：首先，我认为工伤是可以认定的，不管其下班是否构成违纪，这次伤害事故发生在其下班途中，且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所以工伤肯定是要认定下来的。而因刘某的擅离职守给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公司是可以向刘某主张赔偿的。就本案来说，个人认为，一旦刘某被认定为工伤，该公司以严重违纪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就必须谨慎为之。那么此时要怎么平衡呢？

石先广：员工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引发工伤，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本案而言，交通事故是否负主要责任可以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确定。关于“上下班途中”的界定，虽然《工伤保险条例》没有强调规定的时间和必经的路线，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曾做出过批复，要求“合理的时间”和“合理的路线”。所以本案能否被认定工伤，需要界定事故发生的时间和路线。上下班时间可以分为常态的和非常态的。常态的是指按照公司考勤制度规定的上下班时间；非常态的包括迟到、早退等。本案涉及的正是非常态的（早退），但并不影响工伤的认定，因为工伤适用无过错原则。换言之，如果公司要排除工伤，需要证明事故发生的时间不是合理的下班时间；另一个就是员工提前下班并不是为了回家而是办私事。如不能举证，则基本是会被认定为工伤的。所以，本案例被认定工伤的可能性较大。

对于员工的早退以及擅离职守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这两个违纪行为的处理问题。首先，单就一次早退行为，就解雇该员工显然不合理。那么针对这个早退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此时解雇是否可行，还需要看该公司的规章制度是否对此有明确规定。如果有，此时进行解雇操作才可行。工伤和违纪是两码事，应该区别处理，工伤认定下来的，该赔付的就赔付；对于违纪行为，也要按规章制度进行处理。

如果工伤员工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可行？从法律层面来讲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因为对于工伤等“特殊员工”（《劳动合同法》四十二条规定的几种情形），企业解雇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不能根据《劳动合同法》四十条（医疗期满的解除、不胜任的解除、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的解除）、四十一条（经济性裁员）进行解雇，但是严重违纪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并不受第四十二条的限制。所以说，如果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员工确实构成严重违纪，根据规章制度进行解除劳动关系处理，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有一个基础障碍，那就是一旦劳动关系解除，社会保险就会停缴，过了一两年，工伤认定下来，有些省市的社保部门将不给予理赔，此时理赔就成为一大问题。所以对于工伤员工，按照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关系的，在法律上可行，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理赔问题上会遇到麻烦。

因此，建议企业在解雇工伤员工前要慎重，可在解雇前先与社保部门进行沟通。另外，如果工伤员工被鉴定为一到四级伤害的，即使是严重违纪也是没有办法解除的，因为员工没有劳动能力了。如果此时就解除劳动关系，即便法律上没有障碍，在实际仲裁诉讼中，公司败诉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如果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七到十级的，公司在理赔后解雇该员工，则没有大的风险。

案例三：

徐某是一名技术工人，从1999年到2005年期间，先后在A、B两家公司从事风钻工作。从事风钻工作不可避免地长期大量接触粉尘，2005年下半年，徐某开始感觉身体不适，B公司因此让其离开了公司。

2012年，徐某因病住院，家人怀疑其在B公司工作期间患上了职业病。同年12月，当地职业病防治院诊断徐某为矽肺。2013年6月，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鉴定给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徐某的情形属于工伤。于是徐某的家人与B公司进行交涉，要求给予其工伤待遇的赔偿。但B公司认为，徐某是在离职后发生工伤的，且徐某之前在A公司从事相同的工作，直接要自己支付所有的工伤待遇赔偿金显然不合理，于是双方发生纠纷。

话题三：职业病又该如何处理

倪玮：员工出现职业病的情形一般很少碰到，像我们公司就没有遇到类似情况。我认为，对A公司来说，既然这个岗位存在职业病风险，那么在员工离职

时就应该为其做一次离职医疗检查。所以就本案例来说，员工在主张赔偿的时候，应该是两家公司一起承担。

吴丹：因为员工先在A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在B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那么可否有一个鉴定来划分一下员工职业病因素中A、B两家公司的责任，从而来界定双方理赔比例。

石先广：职业病鉴定并不涉及在哪家公司得的职业病。假设本案中员工工伤鉴定下来属六级，那么此时的理赔怎么进行？是A、B两公司各承担50%吗？这并不好界定。一般来说，肯定是由最后一家用人单位来买单。除非B公司能够证明员工的职业病是在A公司工作时得的。

职业病，在我们国家属于工伤的一种。在《工伤保险条例》中明确了属于工伤的七大类，其中第四类就是职业病，但是职业病相较于工伤更为复杂。所以就工伤而言，我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伤”，另一类是“病”。“伤”是指外伤（看得见的伤害），如骨折、扭伤等；“病”则是限于职业病。

对于职业病的处理，在流程上比较复杂。首先要到专门的职业病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即是否属于职业病要先有一个准确的权威诊断；其次，在鉴定为职业病之后，就要去申请工伤认定，确定属不属于工伤；最后，在工伤认定以后，进行工伤等级鉴定和劳动能力鉴定。

篇6

车轮滚滚带动经济发展，同时也酿就事故频频。伴随着一起又一起交通事故，用人单位与职工因工伤赔付与人身损害赔偿之间的竟合而争议不断。北京燕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燕华公司”）与职工罗某关于医疗费支出一事产生的争执，即是新近发生的又一起以工伤为诱因并引发诉讼的典型案例。

伤残指数百分百 协议赔付三缺二

2004年8月5日早上，罗某驾驶燕华公司一辆小型客车，沿江苏省太仓市某公路由南向北行驶。在经过一个交叉路口时，与张家港市燃气总公司司机王某驾驶的一辆重型罐装货车相撞，罗某身受重伤。经行脑外伤双侧开颅术、脑积水腹腔分流术和气管切开术后，罗某呈植物生存状态。45岁即变成一个会吃会喝但不懂感情、不能动弹、不会交流的植物人。

法医给出的伤残评定结论是：罗某的伤残赔偿指数是100%。交通警察则认定王某在这次事故中负主要责任，罗某负次要责任。由于在太仓市医院及北京市房山医院花费了巨额医疗费，罗某认为王某作为本案肇事者，应对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张家港市燃气总公司及肇事车辆保险人也应承担赔偿责任，要求三方赔付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884970.51元。后续医疗费、护理费参照法医鉴定再行确定。

罗某受伤后及治疗期间，燕华公司急罗某之所急，先期垫付了683184.5元医疗、护理等费用。2006年1月25日，肇事方及罗某在太仓市法院主持下协商解决纠纷，由肇事单位及其车辆保险公司共同赔付罗某医疗费和今后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住宿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97万元。此款虽然只及罗某要求的三分之一，但罗某同意这样一次性解决双方间的纠纷，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追讨垫资引争议 职工单位都有理

年纪轻轻就常年卧病在床，吃喝拉撒全靠他人护理，照料罗某的日常生活成为他家人的沉重负担。虽然不能再为家里创造财富了，但近百万元的事故赔偿款，以及罗某每月3400多元的伤残津贴、护理费用，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感情上，都使家里人觉得即使抽出专人，专门照料其生活也是值得的。然而，这种平静的心态很快被打破了。

燕华公司在事故处理完毕后提出，罗某应归还公司先期垫付的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如果扣除这笔费用，罗某得到的事故赔偿费尚不足30万元，这令罗某非常失望，并为今后的生活感到担忧。然而，燕华公司的要求于法有据，无可挑剔。由于肇事方已经赔付了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补助金等费用，依据原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28条规定：交通事故已给付上述费用的，企业或者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应待遇。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先期垫付有关费用的，职工或家属获得事故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

罗某认为燕华公司所说的费用不能看作是为其先期垫支的医护费用。因为，他本人并非单位的专职司机，而单位却派他开车长途出差，单位由于此过错应对事故的发生担负一定的责任。据此，单位支付部分医护费用也是其自身主动承担责任的一种体现。即使不是这样，单位在他转院到北京治疗后，一开始承诺要承担相应的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等费用，但没有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单位支出的上列费用可以算作道义上的赠与，既是赠与就不能撤销。另外，单位自2006年开始即扣留了他的工伤证，不予发放伤残津贴、护理费、工资等，他要求单位立即给付。

对罗某的说法，燕华公司感到特别委屈。事故发生后，单位派人出车出人前后奔波，帮助罗某讨回了点儿补偿，没想到事情会在今天变成这样。公司一位负责人说，那么多的医疗费用，罗某当时肯定拿不出来，单位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预先垫支了这部分钱，最终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今后公司还敢为突然出事的职工垫钱吗？这位负责人坦承公司没有为罗某发放伤残津贴、护理费和工资，是其家属不与单位见面协商、不归还垫付款造成的，等双方把账目算清楚了，会一分不少地把该给他的钱还给他。

政策法规并行不悖 工伤损害赔偿有别

燕华公司与罗某之争从表面看是单纯的工伤待遇之争，其背后却是比较复杂的政策与法规之间的博弈。第一个层面，燕公司认为其为罗某治病先期支付医疗费，纯粹是一种经济救济行为，这些款项在罗某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依法立即归还，否则，就属于不当得利，是罗某对公司的一种经济侵权行为。持这种观点的政策依据是原劳动部1996年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由于该办法至2007年11月9日才废止，因此用它来处理与罗某的经济纠纷是合适的，合法的。

罗某认为燕华公司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单位的垫支行为毕竟是由工伤引起的，与工伤撇不开关系，双方之间的争议应按2004年1月1日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及《北京市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执行。这实质上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因为上述“条例”实施后，原劳动部的“办法”是否有效就成了新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原劳动部的“办法”继续有效，不然，原劳动部何必在此之后又要明令取消呢？罗某的工伤恰好在这个时间段上，到底该执行哪个政策法规？罗某认为应执行国家“大法”，既然国务院、北京市已经做出了明文规定，原劳动部及北京市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自然应该执行这些政策法规，原“办法”就该废止。依这样的观点，罗某觉得自己勿需再归还单位的这笔垫支款项。

事实果真如罗某想象的吗？北京兆泰律师事务所陈君玉律师说，不是。按照《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事故具有社会保险性质，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另外，因工伤事故是职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伤害，所以按《民法通则》之规定，发生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或责任人应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主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不能获得双重赔偿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原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该办法第28条对因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的保险待遇支付问题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的部分，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但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本案中，罗某获得的经济赔偿虽没细分费用种类，但远远高于其应享受的5652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所以，工伤保险不再补差。

篇7

本文首先概述了目前我国大学生实习现状及对意外伤害的权利救济状况，提出对于实学生权益进行法律救济的必要性。接着从分析实习期间产生的法律关系着手，进一步明确各个权利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完善大学生实习期间人身意外伤害的权利救济提供法理依据。

然后分析目前我国对于实学生权利救济存在的问题，可以分为法律救济的不周和社会救助的乏力，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大学生实习期间人身伤害事故法律救济与社会救助双管齐下的处理机制。

关键词：大学生；实习；意外伤害；处理机制

1 目前实学生意外伤害权利救济面临的困境

1.1 实习立法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适用于大学生实习期间人身意外伤害权利救济相关的法律法规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

高校学生校外实习伤害事故首先属于民事法律事实，受害的权利要获得救济首先应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若干问题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调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高校组织学生校外实习，往往和实习单位签订了实习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只要双方在平等自愿遵守相关法律基础上达成有关学生校外实习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承担实习协议，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的法律原则，该约定就是合法的、有效的。

3.《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大学生基本都已成年，但实习活动中若学校未尽到适当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4.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

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关于大学生实习的专门的法律法规，而主要是通过援引其它法律予以适用，这就导致关于实学生人身损害赔偿只能适用过于原则和粗疏的条款，甚至有些条款已经过时，对实习生权利保护无特别之处。

1.2 工伤救济之路不通

2003年4月27日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取消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61条第1款可以参照工伤保险的有关待遇标准之规定，且对此没有替代性的处理规则。此后大多地方性法规对此问题也没有作出专门的规定，于是对于实学生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的处理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规定，各地的司法实践也极不一致，此问题也就变得相当的棘手。

1.3 民法救济之途不畅

实践中，受害大学生依据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救济其受损权利的路径亦不是一帆风顺的。

1.合同法救济的局限

现实生活中劳动合同签订就非易事，从实践层面看，这一救济路径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意义。

2.侵权责任法救济的局限

目前我国侵权责任法大学生校园侵权是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上实习“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实习作为课堂教学的域外延伸，司法实践中通常比照适用该规定。然而当实习单位与高校否认其过错的情况下，要求处于弱势群体的学生对它们的过错进行举证是相当困难的，一旦学生举证不力无疑使其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这对实学生未免不公平。

1.4 社会承担机制尚未形成

我国目前关于实习生伤害事故的责任承担尚无一个公平合理、充分平衡各方利益的社会参与承担的方式，突出表现在我国实习责任保险发展滞后，一方面我国学校和实习单位甚至大学生本人保险意识普遍不强，这种现象在经济社会落后地区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即使参与了商业保险公司的意外伤害险，根据保险赔偿标准，保险公司所提供的一般意外伤害险最高额大多为人民币2万元，远远无法满足实学生的赔偿需要，且一些保险公司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设置繁琐的手续，学生获得合理救济更是y上加难。

2 实学生意外伤害权利救济的完善对策

2.1 完善相关立法，为权利救济提供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关于大学实习生伤害事故权利救济的立法尚处于缺位状态，这也造成司法实践中权利保护的不利。为此，完善救济，必须制度先行。

1.制定专门的实习法规

当下较为可行的路径是，由我国教育部根据《教育法》、《劳动法》、《职业教育法》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及国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出台《学生实习条例》，在这部行政规章中应该对学生实习管理部门、实习劳动环境、实习报酬的给付、实习安全教育、实习期间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特别是对安全事故的责任承担以及实习责任险作出详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同时应该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接收学生实习应该与学校和实习学生签订书面的实习合同”，以期解决学生实习时合同签订难的问题，畅通合同救济的途径。

2.修改《工伤保险条例》，将实习伤害纳入工伤保险覆盖范围

众所周知，在目前实学生与实习单位和所在院校利益博弈中无疑处于双重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形下，法律赋予弱势地位下的实学生特殊的利益倾斜和保护，构建一种有效地利益调节机制，也是为了追求实质公平的要求。

张新宝教授曾在分析工伤保险制度发展渊源时指出：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弥补原有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原有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就是工伤保险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工伤事故保险相对于侵权损害赔偿而言，具有如下优点：一是有利于保护受害人；二是有利于企业免责和分散经营风险；三是有利于劳资关系的和谐；四是节约社会成本。所以，将大学生实习生事故纳入工伤保险保护范围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2.2 穷尽民法救济路途。

1.畅通合同法救济途径

笔者认为若实习单位未订立可以参照适用未订立劳动合同的条款来处理。要积极推行统一实习协议书的做法，明确实学生与实习单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既有利于规范实习事务的行政监管，又有利于加强学生的权利的保障，极大地畅通了合同救济之路。

2.完善侵权责任法救济途径

由于过错责任导致实学生举证相当困难，所以应该改为实行过错责任推定原则，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有过错的，应该承担侵权责任。过错推定责任要求行为人就其不存在过错承担责任，即由实习单位与高校就其不存在过错负担举证责任，否则就推定其存在过错，承担相应责任。若实习单位与高校存在共同过错，则责令承担连带的事故损害赔偿责任，这样有助于实现实质公平。

在此值得说明的是，我国现行立法框架下，采用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和采用普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其所获得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我国应该在立法上进行适当调整，使得民事损害赔偿水平与工伤保险赔偿水平趋向一致。

2.3 构建社会承担机制

大学生实习作为一项关系民生问题的社会事业，社会救济方式势在必行，理应构建社会承担之道，扩大责任承担主体，如此才能实现对学生权益的全方位维护。

1.政府应建立实习专项基金

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实习制度功能的发挥，可以通过财政划拨设立专门的实习基金，用于对较好落实实习工作的实习单位的奖励与对学生实习期间必要费用如交通费的必要补助。更重要的是，要在实习基金中预留一部分作为学生遭受人身意外伤害的补偿，这样有利于避免因赔偿主体因责任能力的有限导致的学生权益维护不充分的问题。

2.推行学生实习责任保险

现代侵权责任法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完全依靠侵权责任法民法救济方法不能有效解决所有的问题，是有局限性的。推行大学生实习责任险，由实习单位、学校和保险公司共同编织一张实习生权利保障网，转嫁事故风险，使赔偿问题社会化，无疑是解决学生实习伤害事故赔偿的一剂良方。

教育行政部门可以与学校和保险公司进行协商，设立专门的学生人身伤害保险项目，学生作为保险受益人，实习单位与学校作为保险人。当大学实习生在执行实习任务的实习过程中若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就依法由保险公司作为理赔人，负责损害赔偿的责任保险。并以此为筹码争取较高的保险费率，且可以协商免去过于繁琐的手续。而该种类的保险项目又具有某些福利性质，保险公司可以争取一些税收上的优惠。如此有利于实现事故责任承担的社会化，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承担之道。

参考文献

[1]黎建飞.劳动与社会保障法[D].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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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程颖.工伤事故救济法律制度问题研究[D].西南大学，2008（8）.

篇8

关键词:返聘人员;用人单位;工伤保险;选择权

针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已经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受聘至他人单位或其原来单位工作(以下统称为“返聘人员”)，其与用人单位的工作关系属性及工伤保险关系，《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作出了相应规定。但返聘人员与用人单位形成的劳务关系是否能够成为认定工伤的基础关系，用人单位是否有为其返聘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选择权，返聘人员是否有自愿参加或者不参加工伤保险的选择权，应当作统一理解。下面着重从上述三个方面探讨返聘人员与用人单位依法享有的工伤保险选择权问题。

一、劳动关系不是认定工伤的唯一基础关系

(一)返聘人员与用人单位形成的是劳务关系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1］7可见，无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期限是否届满，只要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均终止。前一种情形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后一情形是行政法规的补充规定。因此，对于认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劳动合同可不终止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作这种理解，有架空行政法规的嫌疑。劳动合同终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便不复存在。况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第八条规定: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动关系处理。”［2］429《解释(三)》未明文规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开始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人员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是按劳务关系处理还是按劳动关系处理，但上述司法解释第八条明确规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与新的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根据反向思维逻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与新的用人单位形成的关系就不再是劳动关系，发生用工争议应当按照劳务关系处理。原劳动部的《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十三条规定，“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离退休人员被再次聘用时，用人单位应与其签订书面协议，但与劳动合同应有所差别，如双方发生纠纷，其性质亦应按雇佣关系处理，而不能按劳动合同关系处理”［2］155。由此得出结论，返聘人员与用人单位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

(二)劳务关系也可作为工伤认定的基础关系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3］4雇工与个体工商户形成的既可能是劳务关系也可能是劳动关系，“个体工商户是指雇佣2至7名学徒或者帮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登记的自然人”［3］7。即使帮工或学徒与个体工商户形成的是劳务关系，缴纳工伤保险费也是个体工商户的法定义务。如果有法定强制缴纳工伤保险费义务的用人单位没有为其职工或雇工缴纳工伤保险，则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自其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并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3］126。反之，只要用人单位为其职工或雇工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则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就可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工伤认定。认定工伤并不一定要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基础。《工伤认定办法》第六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劳动、聘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的其他证明材料”［3］151。这里提交的劳动关系证明材料是要证明发生工伤事故的当事人与用人单位存在用工关系，而非是认定工伤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的，应当提交用人单位签发的工作证、出入证、上岗证，与用人单位签订的聘书、协议书，以及工资报酬的领取证明、工友同事的书面证明等其他证明材料”［3］152。由此可见，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务关系的返聘人员发生工伤事故后，只要用人单位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就可申请工伤认定。认定工伤后，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返聘人员与用人单位形成的劳务关系也可成为工伤认定的基础关系。

二、用人单位有权选择是否为返聘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

(一)用人单位可以选择不为其返聘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

依照《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可以依法终止与返聘人员的劳动合同关系，而形成新的劳务关系。“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人事部、科技部、劳动保障部、总政治部、中国科协《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意见》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受聘工作期间，因工作发生职业伤害的，应由聘用单位参照工伤保险的相关待遇标准妥善处理;因工作发生职业伤害与聘用单位发生争议的，可通过民事诉讼处理;有条件的聘用单位在符合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可为聘请的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购买聘期内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1］7－8用人单位如果选择不为其返聘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而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则受到事故伤害的返聘人员可以获得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赔偿。如果用人单位既没有为其返聘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又没有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则需参照工伤保险的相关待遇标准对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的返聘人员承担赔偿责任。出现上述两种情形，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都不能对没有为其返聘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采取追缴和罚款措施。而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明确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3］209。这里规定的是用人单位没有为其返聘人员继续缴纳工伤保险费，返聘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则用人单位要参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标准对受到事故伤害的返聘人员承担赔偿责任。但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对没有为其返聘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采取追缴和罚款措施。如果用人单位继续为其返聘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则受到事故伤害的返聘人员可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可见，用人单位享有不为其返聘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选择权。

(二)用人单位也可以选择为其返聘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已经达到、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或已经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在用工期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如招用单位已按项目参保等方式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3］209也就是说，用人单位无论是以项目参保方式还是以其他参保方式，只要为其返聘人员缴纳了工伤保险费的，一旦返聘人员发生工伤事故，则可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否则，用人单位要参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标准对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的返聘人员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用人单位选择为其返聘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则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必须接受，不能以返聘人员已经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或者已经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为由予以拒绝;如果用人单位选择不为其返聘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则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也不能对用人单位采取追缴和罚款措施。

三、返聘人员有放弃参加工伤保险的权利

(一)返聘人员可以选择不要用人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

返聘人员可以与用人单位约定由用人单位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而不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人单位同意不为其返聘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对用人单位采取追缴和罚款措施。发生伤害事故后，返聘人员将只能按照商业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的约定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而无法按《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返聘人员不能与用人单位约定无需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也不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而是由用人单位额外支付一笔资金作为补偿，发生伤害事故后，返聘人员自行承担相应后果。返聘人员与用人单位作出的后果自负约定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

(二)返聘人员也可以要求用人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

返聘人员依据退休制度可以获得养老保险待遇，依据《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劳动者开始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劳动合同终止。已经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职工不再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保护范围，而受到社会保障法的保护”［1］300－301。返聘人员享受《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是一项涉及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的基本人权。如果返聘人员选择参加工伤保险，要求用人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则用人单位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都不得拒绝，这是用人单位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一项法定义务。如果用人单位拒绝为其返聘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则返聘人员可以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用人单位可以采取追缴和罚款措施。一旦发生工伤事故，用人单位还要参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标准对其返聘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受到的人身伤害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拒绝返聘人员继续参加工伤保险的要求，则用人单位或返聘人员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综上所述，对于达到或超过退休年龄或者已经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被他人单位或者其原来单位返聘，其工伤保险的相关事宜，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已经作出了规定。返聘人员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务关系，只要符合工伤认定的其他要件，也可以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有选择是否为其返聘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权利;返聘人员也有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工伤保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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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申请工伤认定，超过一年无法认定：60天内，就超过索赔时效：胜诉后，道路更加漫长，要拿索赔，经过一审、二审和执行，可能耗时1000多天。对一些受伤农民工来说，工伤索赔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虽然，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规定，不为农民工缴工伤保险将责令停工，在实际操作中，非法用工屡禁不止，不法老板“拖、赖、骗、吓”，劳动执法步履艰难，诸多因素造成了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尴尬现状：一方面，发生工伤的农民工被挡在工伤认定的大门外，流血以后继续流泪；另一方面，上亿工伤保险基金无用武之地，只能躺在银行保险柜里“睡大觉”。

“马拉松”式工伤维权

48岁的张卫红是幸运的，虽然他经过“马拉松”式工伤认定，劳动部门还是还了他一个公道，说起工伤认定的经过．张卫红的感觉就是一个字：“难”。

张卫红2004年受聘于哈密庄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爆破工。在事故中他失去两个大拇指，由于公司法定代表人“失踪”，他开始了艰难的单方申请工伤认定。

由于程序较为繁琐，直到2005年11月7日，哈密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张卫红为工伤，2006年4月5日，张卫红拿到了久违的裁决，这时距张卫红受伤整整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乌市水磨沟区法院法官高庆山介绍，根据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一个工伤农民工获得工伤赔偿最多需要经过11道法律程序。这些程序少则两年，多则四五年才能走完。由于劳动争议案件特有的“一裁二审”程序，尤其在发生工伤事故后农民工讨要工伤赔偿时间十分漫长。

据了解，工伤维权步骤可能要经过的程序有：一是确认劳动关系，包括劳动仲裁、民事一审和二审；二是工伤认定结论作出后，如用人单位不服可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和二审，直至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三是劳动能力鉴定部门作出伤残等级鉴定，如用人单位不服，可申请再次鉴定；四是工伤待遇索赔，程序包括劳动仲裁、民事一审、二审。经过所有程序，最短也需要3年9个月。

首府法律援助中心李姓律师告诉记者，如此漫长繁琐的维权过程，使本来因为工伤就已经受到身心伤害的农民工很难有决心和毅力坚持下来，即使勉强坚持到底，最终也可能会精疲力尽，并严重拖累家庭其他成员。如果遭受工伤事故的农民工要等到这时才拿到赔偿金进行医治，恐怕早已失去治疗最佳时机，甚至失去了生命!

谁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

2005年9月30日上午10点左右，付孝孝的厄运更变了一家人的生活：他再不能过像以前那样的平静生活。

付孝孝在工地从事外墙保温工程。工作时由于脚下支架不稳连人带支架一起从四楼掉入地面。新疆建工医院诊断为腰椎体爆裂性骨折。截瘫术后，老板“失踪”，医院多次停药，付孝孝的家人开始申请工伤认定。由于没有劳动合同，家人只好找工友证明存在劳动关系，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证明，他的工伤认定之事就此搁置下来。

而在几天前，四川民工薛群和丈夫在医院里收拾他们的行装，无奈出院。薛群夫妻二人在乌鲁木齐一建筑工地当涂料工，为了省钱，他们平时就住在工地。去年6月下班后，薛群从二楼工地脚手架上一个漏洞掉了下去，大约是二楼的高度，她摔成腰椎爆裂性骨折和骨盆粉碎性骨折，医院3次下了病危通知。因为下班时间摔伤，建筑公司说其不是工伤。劳动部门介入调查后，也很为难，虽然他们很同情薛的遭遇，但是，要将这种情况认定为工伤，似乎找不到法律依据。

在花费五万多元医疗费，欠下三万元债务之后，薛群因无钱治疗被迫提前出院，医生告诉她的丈夫，为此她可能永远瘫痪。

据新疆国治法律事务所马艳介绍，“工伤认定难，最难的就是没法证明劳动关系”。实践中工伤争议案件，绝大多数发生在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单位，其中又以农民工居多。发生工伤后，一些用人单位为推卸责任往往拒不申请、拒不配合工伤认定。而按法规规定，劳动者自己申请工伤认定，必须提供相关资料用以证明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这对于劳动者来说是相当困难的。用人单位的手法，主要是不为劳动者提供申请工伤认定必备的手续；拒不在工伤认定法律文书上盖章，拒不提供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拒不提供工资关系证明。面对同事发生的工伤事件，一些员工怕得罪老板砸“饭碗”，不敢、不愿出证，有的甚至被单位买通作假证、伪证。

难以情愿的“调解书”

家住南湖的老杨一直在华凌市场从事板材装卸工作，他没有工作单位，工作性质为谁家有活就过来叫他。今年2月，老杨承接了一项板材装卸业务，但在卸板材过程中老杨由于不慎被板材砸断了腿。老板将其送到医院后便置之不理，老杨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劳动部门查实雇佣老杨的老板没有营业执照，据此，劳动部门认为不属于工伤，属人身伤害，驳回老杨的认定请求。

老杨只好向法院，庭审中，对方只愿意承担医疗费，至于伤残补助费，对方坚决不承担，反过来，老板以老杨违反安全操作为名，要求他赔付损坏板材。最后在法院的调解下，老杨流着泪水在调解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承办此案的郭律师告诉记者：由于工伤和人身损害适用的法律不同，在算法上也存在着区别，赔偿数额也就不同，认定工伤的补助金应该是对农民工最合理的补偿，但现实中，许多农民工都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言巧语下时效已过

年仅20岁的郑小姐是首府某酒店的采购员，公司没有与她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办理社会保险。

今年三月，郑小姐在上班时不慎摔伤，股骨和颈骨折断。事故发生后，公司为郑小姐赔付了医疗费，并与郑小姐达成了一份赔偿协议，承诺治疗终结后，继续让其在公司上班，给予相应的工伤待遇。郑小姐认为公司待她不错，就没有申请工伤认定。但是一年过后，郑小姐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再站起来，而且伤情复发需要再治疗。当郑小姐再次与公司交涉时，公司的态度与当初的承诺相差悬殊，拒不承认一切责任。

于是，郑小姐申请法律援助，但此时离她受伤之日已有一年多时间，超过了申请工伤认定的法定时间。于是向法院，但因为没有进行工伤认定，法院不能赢接判决公司赔偿损害。直到现在，法院还在努力地进行调解。

除了申请工伤认定有一年的时效外，提起工伤索赔诉讼也有时效，这个时效更短，只有60天。许多农民工法律意识淡漠，对此时限没有概念，以至于错过了维权机会。更有甚者发生工伤事故后，或与用人单位私了；或一拖再拖，延误了工伤认定的时机；或为了保住工作，选择忍气吞声。结果是便宜了单位，害苦了自己。

工伤认定何时不再艰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工伤并不仅仅是建筑、劳动密集型企业等体力劳动者的“专利”，服务、贸易行业积劳成疾、工作压力过大猝死、长期处于辐射环境工作等“隐性工伤”现象同样不容忽视。如首府乌鲁木齐前两年发生的“的哥”疲劳过度猝死案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伤事故和工伤种类不断增多，“隐性工伤”现象被长期忽略。新疆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曾组织人员讨论认为，现有法律法规对工伤的规定过于粗糙，工伤认定缺乏可操作性，往往外伤才是伤，内伤没人管。而由工伤鉴定难直接引发的便是赔偿难，势必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细化工作已迫在眉睫。

篇10

丙方：××，身份证号码：……

甲方李××之妻王××系乙方工人，因工作原因于 年 月 日发生工伤事故，因医治无效于 年 月日死亡。为妥善解决王**死亡善后事宜，甲、乙、丙三方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丧葬事宜： 甲、乙、丙三方共同配合，及时处理死者丧葬事宜。所需丧葬费用由乙方支付。（全部救治费用已由乙方支付。）

二、赔偿金额：乙方向甲方之张××支付赔偿金壹万元；向甲方之李××、李××支付赔偿金******元。除承担上述费用外，甲方不得再向乙方主张任何费用。

三、付款期限： 年 月 日前支付张××全部赔偿金壹万元，支付李××、李××部分赔偿金伍万元； 年 月日前支付李××、李××剩余全部赔偿金*****元。

五、担保条款： 丙方为乙方全面实际地履行赔偿义务而向甲方提供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