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司马迁写史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全文共4个自然段，可分为四段第一段：写司马迁受父亲影响，努力学习历史；

2、第二段：写司马迁牢记父亲临终前的嘱托，每天认真整理史料；

3、第三段：写横祸降临，司马迁忍辱写史；

4、第四段：写司马迁用毕生的心血写成了辉煌巨著《史记》也可以第一自然段为第一大段，段意：介绍司马迁第二、三自然段为第二大段，段意：司马迁进牢房，受到折磨，几次想撞墙，但又想到了父亲的嘱托，又发愤写《史记》第四自然段为第三大段，段意：司马迁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用生命完成了《史记》。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在和煦的阳光下，细细品味着书中司马迁完成《史记》的艰辛，我心里的感触如江水般连绵不断，思绪不停地缠绕在我心头……

读完了这篇课文，“坚持不懈，发愤图强”这八个字便在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司马迁为了自己儿时的志愿，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即使受了酷刑，他也毫不放弃，坚持写完了这部前无古人的《史记》，他的举动是多么令人震惊啊！

想到这里，无数伟大的壮烈形象又浮现在我眼前：屈原为了国家的利益，尽管遭到了放逐，但还是顽强地写完了《离骚》这部巨著；左丘虽然瞎了眼，失去了光明，但仍越过重重障碍，写出了《左传》；越王勾践每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终于东山再起，复兴了自己的国家……他们都凭着自己的毅力，自己的信念，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篇3

"这句话的注释是"想要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究，推究，研究。天，自然界。人，人类。"我以为这个

注释是错误的，对"天"的注释应当"古代君王"，这样才符合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

关键词:课文注释矛盾疑问探讨商榷

我教授高中语文多年，每讲到第五册书中"司马

迁"单元的《报任安书》一课时，面对着课文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的注释，心里总是疑云一团，蹊

跷再三。

当然如果按照现代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孤立地单

就这一句话解释，那么天是自然界，人是人类，确实能

自圆其说，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放回到司马迁

《报任安书》一文中，立足整体，瞻前顾后，思考教科

书这一句的解释就觉得这条注释有些不尽如人意了。在

《报任安书》里和这句话是一个整体的大句子是"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作者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自己《史记》一书的写作目

的的全面阐述。《史记》是作者司马迁历尽艰辛，耗尽

心血撰写的，记载上起传说中的皇帝，下迄汉武帝太初

四年，共约三千年历史的一步通史；是以记述人事为主

要内容的记传体史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是他阐述

自己写作《史记》之目的的第一句话。而按照教科书中

的解释，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首先是要通过《史

记》一书的写作，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我

觉得这样认为不大合适。依照汉朝当时的自然地理现

象、司马迁的阅历和他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他都不可能

在当时把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看成迫在眉睫

之事，更不可能把它当作自己一生奋斗写作《史记》的

首要目的。《史记》一书作为史书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

功能及涵盖面，凭一部社会科学的著作就能异想天开地

完成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这一原本是自然科

学属性的课题。

我认为首先汉代，人和自然的矛盾还没有形成，或

者说还没显露出来，那时的自然环境不像现在这样，植

被遭到严重破坏，土地沙化范围日益扩大，沙尘暴频频

暴发、侵袭人类。那时还没有因为人为的诸多因素导致

出人类和自然界关系的不协调，也没有像现在那些由现

代工业引发的不可抵御的自然灾害威胁人类的生存，据

史书《汉书・匈奴传》记载，那时我国的大西北，如大

青山一带还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的地方。呼和

浩特蒙古语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的意思是有鹿的地

方。有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直到蒙古人统治这些地方

的时候，我国西部边远的地方，人和自然关系和谐，各

自相安，没有暴露出相互对立的矛盾，自然也就不可能

引起人们的关注，更不可能让司马迁超前客观真实，把

这个尚未形成的自然问题作为自己协作《史记》的第一

目的。

其次，我认为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这

一课题应该是自然科学家的事。尽管汉代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的分野还远不像现代这样清晰，但司马迁毕竟不

是张衡，世人一致认为他是个史学家、文学家，最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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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

CONSTRUCTION

能说是个社会科学家，从他撰写的《史记》一书的具体

内容，也能看出来他在书中对自然现象没有什么描述。

纵观司马迁一生的行迹和《史记》的内容结构，"网罗

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

之纪，上起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

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报任安

书》）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记》是一本主要以人物传

记为载体，以人事为中心内容，来研究人际（君臣）关

系，历史兴替规律为宗旨的书。两肩担道义，铁笔著春

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虔心着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

目，至于自然现象如何、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关系怎

样，书中却从不见其涉笔。我想世称"史圣"的司马迁

该不会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驾权不了笔墨，偏离自

己的写作目的吧，更不要说当时中国通往西亚、欧洲的

丝绸之路远未打通，中国人当时只知道"天圆地方"，

根本就无从知道"人类"――地球上其他洲还有人。

对于司马迁阐述自己写《史记》的目的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中的"天"、"人"到底应作何

解释，我也查过几本字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

社）《汉语大字典》（主编宛志文，四川辞书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没有把"天"解释为自然界把

"人"解释为人类的。与之近似的意思是："天"，指

自然。泛指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汉语

大字典》）"人"，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

工具进行劳动，并能运用语言进行思维的动物。（《辞

海》）但这两个字都分别还有其他的义项。《汉语大字

典》中的"天"字条对"天"解释义项第14则为"古代

指君王；也指人伦中的尊者。"我认为司马迁在这句话

中把"天"和"人"并列对举，"天"之义应该为"古

代君王，人伦中的尊者"，而"人"应为《辞海》中

"人"字条之第②条义项；"泛指民众"。即《书》中

"神人以和"或"敬授人时"中"人"的意思，也就是

"民"、"百姓"。我们如果这样解释，那么就能把司

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和《史记》一书所写的内容统

一起来了，化解了教科书中因解释之误造成的《史记》

写作目的的内容不统一的矛盾。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参照司马迁一生的行径和遭

遇来看司马迁有没有研究国君和人臣之间关系的心结。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及自己的遭遇和写作《史

记》的心愿时说李陵征匈奴兵败被擒，"主上为之食不

甘味"，自己"诚欲效其款款只愚，""推言陵功，欲

于广主上之意"，结果"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

而为李陵游说"，遂遭冤狱，被迫处以宫刑，"重为乡

党戮笑，污辱先人"。而唯有自己写成《史记》，才能

"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或许能够有

力的说明司马迁写《史记》前后耿耿于怀的心结和他自

己所述写《史记》目的中的第一句话的意思。他要以史

为鉴，研究国君与百姓、皇上与臣子之间的关系。惟有

这样理解，才符合《史记》是一部社会科学类巨著的本

质属性，才不至于由于人为的解释不到位而把原本前后

一致，是一个整体的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和《史

记》一书的具体内容弄得支离不堪，前后矛盾。

综上所述，从司马迁所处时代的自然环境，从他

一生的遭遇、心结以及他所写《史记》的实际内容来

看，我认为把《报任安书》中"亦欲以究天人之际"的

"天"解释成"君王"或"人伦中的尊者"妥当，于情

于理于事实都无相悖。如果"天"是"君王"之意，那

么句中和"天"对举的"人"字自然是"人臣"之意，

全句的意思即；"也想通过《史记》写作，研究君王和

人臣的关系，通晓历史从古到今发展演变的规律，成就

篇4

【关键词】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原因

司马迁著作《史记》最初的动机，莫过于接替并守护其父亲司马谈太史公的职责和荣誉。其父亲司马谈一直以一位正统的史官自居。在临终之时，就嘱咐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妆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有此可见，司马迁在一个世世代代以作为一名史官而自豪的家族中成长，他的骨子里也无时无刻也有着一颗振兴太史之家的理想。

史官，最早追溯是夏朝就已经开始出现。其地位特殊性是当今常人无法想象的。在上古神话时期，文字的发明与创造是与神话祭祀相关的。现今出土的金石和甲骨上的文字也多是宗教仪式活动的产物，所以最早能运用文字的人是巫师祭司。由于日后生产方式的进步，从事祭祀的巫师也开始用文字记载日常生活的事件，所以最早的史学的雏形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了。随着商周之际对宗教崇拜的下降，人们更开始重视人事的考究，于是主要记载人言人事的史官也就从巫师祭司的行当中脱离出来，成为了单独的职位。因此，史官在古代，至少是先秦时代以前，都是令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文人对他们也是甚为推崇。西汉汉文帝时，淮南王刘安，在其《淮南子》末篇《要略》中，论述宗周初年以至战国时期的学术，说：“文王四世累善，情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分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尔后另列出孔子、墨子、管子、晏子等七家共八家进行点评。尽管里面的点评有些偏颇，但是将太史引为一家，也足以说明史家在先秦学术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武帝时，当时对于国力已然渐渐强盛的统治者来说，物质文明的建设已经算是顶峰了，而在遭受过战国混战及秦始皇焚书坑儒过后的文化建设上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但是统治者又不想全力复兴春秋战国百家时期的学术自由的环境，毕竟这样对其的统治力是有所冲击的。于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即符合国情的需要，也满足了统治者对权力的掌控。就这样，原本已经受到战乱冲击的史家，在武帝朝又面临了该抉择的十字路口了。不过，也正因为董仲舒的思想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采纳，侧面也成就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作《史记》的成就。

司马迁自小就拜在董仲舒等儒家大师门下，其自身以当时看来可以算是一名儒生了。而对于司马迁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儒家经典《春秋》了。司马谈在就对司马迁说过：“幽厉之後，王道缺，礼乐衰，孔子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也评述过：“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後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对于《春秋》的推崇由此可见，非同凡响。

对于振兴太史之家的司马迁，如今恰好也迎来一个非常巧合的契机。《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过：“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也就是说周公五百年后孔子作《春秋》，现今恰好是孔子去世五百年，是该有继承孔子作《春秋》之意的人了。而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儒家、墨家、法家等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归纳总结，最后发现它们有着许多的共通点，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无非是给予了司马迁一个“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动力和借口。

作为一名史官，司马迁的任务不仅仅只是记言记事，更多的是要立言于世和劝归教化世人。正如孔子作《春秋》是为宣扬礼义一般，劝人从善。但是，如果仅仅是按《春秋》模式去写史，那莫不过于如写《春秋》续作一般，是毫无新意的。更何况，作为儒家经典的《春秋》，内容和主旨都是在围绕着儒家思想来表述的，这对于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来说，就有很大的阻碍了。所以，司马迁在接替其父亲为太史公时，必然就已经准备好作一部旷世奇书，并且为了它哪怕付出所有一切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司马迁做到了。

为何要成一家之言？这就是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探究所在。如果是年轻时的司马迁，那他的答案就是振兴史家，将其家学弘扬光大。这的确是司马迁一生追求所在，因为这是他的父亲，他的祖辈们给予他的寄托。可是，追溯“成一家之言”出处时，我们却发现了历史给我们太多的谜团了。《太史公自序》许多学者认为就是《史记》最后的结语，应该是司马迁晚年所作。而《报任安书》，大胆的学者们更是推断其实就是司马迁的一封绝笔信。《报任安书》中就明确指出《史记》已经成文，而历史上也就司马迁《报任安书》后而消声觅迹，当然对于司马迁之死，学界一直有争议，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报任安书》算是司马迁最后的笔迹了。是什么原因，使得司马迁在著完了一生沥血之作后，甘愿消失于庙堂之上呢？这应该是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后，遭受宫刑后，自感深受奇耻大辱后的自我放逐吧。但是，值得敬佩的是，司马迁是在忍受着心灵和身体上的双从打击之下，忍疼七年，继续创作，完成《史记》。许多学者就探究司马迁在受刑前后的文风变化很大，前期还是延续司马谈的研究经文总结的风格，后期却有着一种愤而不亢的情感色彩，使得《史记》更为的生动有力。或许，正是这种人生的不幸，才使得司马迁更为清醒的认识到了他著作《史记》不仅仅只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他更要做到的是“成一家之言”。

但是阉人的身份，冲击了司马家族世代的荣光。他的语言，他的行为在当时社会已经算是一种弱势群体的表象了。而他天生的傲骨，他从小的理想貌似已经体无完肤，怎么才能重拾昔日的光芒？唯有著书立志，创作举世无双的著作才有可能。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都只是写作手段，唯有“成一家之言”才是司马迁著作《史记》的直接目的，才是能将《史记》推向的捷径。

篇5

据第10册《司马迁发愤写史记》一文，我们能丛冢了解到《史记》是司马迁在监狱里写的．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会入狱呢？原因就是因为李陵事件．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心投入转写史记时，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那年夏天，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率领士兵讨伐匈奴．在对匈奴的作战中，汉武帝用亲戚，擅长于乐器的李广利来担任总指挥．李陵不甘心让这个不学无术的庸才当总指挥，就请求带5000士兵作战．他正苦恼能不能行时，汉武帝居然答应了，太不可思议了！原来汉武帝是这样想的：看你如何残败！

李陵如愿以偿了，他经过八个昼夜昏天黑地的战斗，杀死了10000多匈奴，但是，李广利和他因为汉武帝的原因，本来就有些不和．这一次李陵得不到他的后援，不幸被俘虏了．

李陵打了败仗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本希望他能在这次战争中死亡，但听说他投降于匈奴，十分愤怒．满朝的文武官员察言观色，顺着汉武帝的看法，前几天还称赞着李陵的英勇，今天，却因为怕小命不保而纷纷顺着汉武帝的意指责李陵．汉武帝发现司马迁沉默不语，便询问他对这事件的看法．司马迁一边安慰汉武帝，一边尽全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很孝顺他的母亲，对朋友也很讲信义，对别人也很谦虚礼让，对士兵也很有恩信，国家的大事常常奋不顾身地去努力把它做到最好．他说：＂李陵只率领5000步兵，就能杀死10000多兵，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还奋勇杀敌．他投靠了匈奴，一定是想日后寻找适当的机会报答汉族．＂

他的直言激怒了汉武帝，他认为司马迁是在贬低他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所以他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不久，又有传闻说李陵带匈奴兵来打汉族，昏庸的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替李陵辩护而被判死刑．司马迁因为想到还没有完成史记，才忍辱负重地活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留下了流传至今的著名的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

就这样,司马迁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3年的时间，完成了辉煌的

篇6

关键词： 《史记》 《汉书》 项羽 本纪 合理性

一、聚焦：“本纪”与“列传”的较量

西楚霸王项羽，乃秦汉之间的政权掌握者。然由于非王室正统，羽立楚怀王为义帝，自封为西楚霸王，诚乃效仿东周诸侯也。太史公司马迁将其列为与始皇、高祖并列之“皇亲贵族”，为其立纪。东汉史官班固则认为项羽非正统王室，乃一介“僭盗”，不宜立纪，宜为列传。关于这一争论，后世学者多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下面就先来看看历代学者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一）代表性学者对《项羽本纪》的争论

（二）聚焦学者争论的焦点

纵观刘知几、宴世谢、吴非三者的观点，三人都把反对为项羽立纪的焦点放在了项羽不是出身正统皇族，而是一介“僭盗”上。如刘知几就认为《项羽本纪》不合本纪体裁，除项羽为“僭盗”之外，还因为此纪在写作手法上不像本纪而更像列传。最根本的是刘知几搬出了“闰位”的观点，显然是一种正统史观的表现。同样地，宴世谢也认为项羽充其量仅仅是个诸侯之王，没有资格可以与始皇、高祖平起平坐。而吴非则更是用反诘的方式表达了对司马迁不立义帝而立项羽的不解。

陈汉章、刘咸、钱大昕则否定了前三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是否可以立纪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是“皇亲贵族”，而在于是否在当时掌握了政治力量的中心，而作者为项羽立纪的意旨前三者也没有真正把握。此外，钱大昕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班固作《汉书》抑项羽的原因：“孟坚汉臣，故有意抑项。”

二、解析：“本纪”和“列传”孰是孰非

以上都是旁人对两部著作的看法，然而司马迁为何将项羽列入本纪，班固为何又将项羽列入传记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体例：本纪的立意是什么？

最早明确论《史记》本纪的是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龙雕心》，他在《文龙雕心》中说：“子长继志，甄序帝绩……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候伯，八书以辅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⑦可见刘勰认为本纪就是用来纪皇帝的。而最早关于本纪的概括来源于裴松之在《三国志》中：“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⑧虽然他没有明确说他所指的就是《史记》中的本纪，但他这句话却被后来张守节引用来论证《史记》的本纪，而张守节的这一误用便造就了很多后人对本纪的理解。从后来刘知几等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本纪的看法都来自此两人的说法。由于刘勰是南北朝之人，张守节是唐代开元盛世之人，而刘知几是唐代中后期之人，因此刘的史学思想难免会受到前两者的影响。

那么，本纪的真正立意是什么呢？是不是就用来纪天子的呢？我认为还要回到司马迁的《史记》中去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提要中说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寻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⑨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史记中的本纪更多是在记录“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而未提及到诸如“天子称本纪”之类的字眼。而且在司马迁看来，本纪仅仅是一条主线，是全书的框架。按照司马迁的逻辑，本纪是用来记录政治权力的盛衰兴亡的，那么从秦王子婴身亡到汉高祖称帝，期间没有统治者长达四年，而这个时期的政治权力中心在谁手上？就在“封王侯，号霸王”的项羽手中。如此一来，为什么不可以为项羽立纪呢？如朱东润提出：“项羽自为西楚霸王，霸者伯之借字，伯长也，犹言诸侯之长也。羽既为诸侯长矣，故《本纪・赞》曰：‘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则史迁又安得而不为立本纪哉？”⑩这段话也表明了朱润东先生对司马迁为项羽立纪的肯定。

为何班固的《汉书》将项羽列为传记呢？这跟《汉书》全书的体例有关，《汉书》属于断代史纪传体，它的特点在于将每一个朝代的事写在一块，正统史观非常浓厚。在他看来，纪就是用来以正朔来表示朝代延续中的正统观念。也正因如此，夹在秦汉中间而又没有形成一个朝代的“西楚政权”就被班固忽略不计，而项羽自然而然地也被降格到“列传”当中。因此，项羽在《汉书》中被降格为“传记人物”，与《汉书》的体例有关。而大多数人误解《史记》的症结，就在于以《汉书》的正统义例范围《史记》。魏元旷在《史记达旨》中指出：“《史记》之例，非以本纪当天子，世家当诸侯。以本纪当天子，无论项羽不当立本纪，其舍惠帝而立吕后，尤不可也……盖本纪者，本之以纪事也。秦汉之际，天下之势莫强于项羽，则本项羽以纪；吕后之世，天下之事属之吕后，则本吕后以纪……《汉书》本纪例属天子，名义一定，遂不可干，以视《史记》，盖有同而不同者也。”{11}因此以《汉书》的体例来否定《史记・项羽本纪》的设置，是有失偏颇的。

总之，从体例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将项羽列为本纪更多地是根据他立传记的意图，即根据社会政治力量中心的转移来布局。《汉书》则因其断代史的特性不立《项羽本纪》，而立《项籍列传》。体例上两者就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后人以此来反讽司马迁对史记布局的安排，是有失偏颇的。

（二）史学思想：通变史观与正统史观的较量

司马迁《史记》的史学思想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也就意味着司马迁写史书重点不放在王朝的更迭，而是放在探求社会历史的总体盛衰变化。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即便项羽不是“皇亲贵族”，但作为当时政治力量的中心，还是不妨碍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之中。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12}因此尽管最终项羽自刎于江边，但鉴于项羽之前在秦统治上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还是将其列为本纪。

班固以“综其行事，旁观五经，上下洽通”{13}为著书要旨，其目的是“光扬大汉，轶声前代”，即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提高汉的历史地位。项羽作为汉朝开创者刘邦的劲敌，曾与刘邦争夺天下，可想而知汉朝历代君主对项羽的态度多是贬大于褒，而作为东汉王室的史官，班固自然对项羽也是采取一种“抑”的态度。钱大昕就曾指出：“孟坚汉臣，故有意抑项，然较之史公之直笔，则相去远矣。”{14}由此可见班固“抑项”之心。另外，班固著《汉书》的动力和源头在于其父亲班彪，而班彪从小就给班固灌输正统思想，结果这种思想在班固的著作中表现得一览无遗。例如班固反对将项羽列为本纪的一大理由是认为项羽不是“正统王室”，既不承秦未，又不启汉始。因此在《汉书》当中，班固将其列为“列传”而非“本纪”。

后世之人之所以质疑司马迁作的《项羽本纪》，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正统史观”的影响。那么司马迁的“通变史观”与班固的“正统史观”是否是完全矛盾的呢？其实不然，在有关《史记》记述的范围内，它与正常天子在位、朝廷更迭并不是完全彼此排斥或者互相矛盾的，而是涉及社会历史变化的实际情况基础上，更能体现失误分离与统一的性质。因此，当历史上的朝廷帝王力量强大，足以控制和影响全国局面，承担起政治中心作用的时候，这个时势的主宰者就是帝王、天子；相反则依据历史变化发展趋势，谁在政治风云中起主导作用，司马迁就将谁列入本纪。这表明司马迁所做的本纪，既记载主宰时势的中心人物，又将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主宰时势的力量的形成过程展现出来，以显示出历史的真实变化，而不仅仅顾及帝王、天子的虚名。它并未束缚正统的观念，可以更确切地体现出纲纪天下时势的作用和真实说明历史发展的过程。应该说，司马迁的“通变史观”是对“正统史观”的一种很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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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思想的角度来讲，司马迁的通变史观既包含正统史观，又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而《项羽本纪》作为司马迁通变史观的典型代表，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三）天命观：天人之分与天人感应的对峙

两汉经学的核心为“天人感应”说，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种学说更是风靡一时、定于一尊。经学家认为天人同类，互相感应，人顺天，天就降祥瑞以福佑；人逆天，天就降灾异以惩罚。人世的一切，皆由上天的意志来安排。

司马迁虽也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但其主要倾向还是天人相分，天属自然观象，与人事没有必然联系。如《项羽本纪》驳斥项羽所谓“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为“尚不觉痞而不自责”、“岂不谬哉”。这又反映出司马迁在评论人物时并非一味持“天命决定论”。

班固却恪守天命，迷信谴告，全盘接受了“天人感应”学说。在“传”这一体裁中，班固特地为推阴阳言灾异的人立传，记载并赞赏其学说和奏疏；在“志”中，也详记“五行”。

正因如此，“《史记》探索历史发展不从天命而从人事，总是从人事人谋，从历史人物护具体活动中，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分析历史兴衰成败的原因，总结出有益的历史教训，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正是《史记》一书比较能保证历史科学的科学性的原因;而《汉书》则往往陷入唯心、保守的泥潭，大大防碍了它对历史发眼进程的洞察和揭示”。{15}受“天人之分”的天命观影响，在项羽这一历史人物的评判上，司马迁从项羽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即从他秦朝暴力统治，为汉王朝的建立奠定基础这一角度出发，认为项羽的功绩可与汉高祖齐名。班固则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认为项羽不是天授的君主，而是借着秦王朝衰败而上位的“僭盗”，因此不应该列为本纪，而立为列传。从当今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无疑“天人之分”说更符合史学发展科学性的要求，因此从天命观来看，项羽还是宜列为本纪的。

（四）史料：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的碰撞

司马迁作《史记》，史料来源于以下五个方面：古今典籍、秦代律令图书、汉代档案、朝廷议事记录、亲身闻见。{16}而班固作《汉书》，在史料来源方面与《史记》大部分相同，仅亲身见闻这一方面班固比不上司马迁，而正是这一方面史料的缺失，导致了两者在编撰史书方法上的差异。

司马迁写《史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凭着一种实录精神，去收集史料。就连班固评论《史记》时也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7}这种思想反映到司马迁收集史料上来，就表现为司马迁在民间广泛了解情况，再将这些信息与宫廷史书进行比较，然后得出自己还原出来的历史。而这样收集得到的史料反过来有影响到了司马迁写史的一种思想，即前文所说的“通变史观”。而班固虽然懂得评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却没有学习司马迁在取材上的做法。班固作《汉书》，取材更多来源于官方史料，民间史料基本没有采用。而官方史料渗透得更多是一种正统史观，于是乎在著史的过程中班固原有的正统思想会越加巩固，这种思想也就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影响到班固对项羽作纪的判断。

从民间史料的采用度不同我们可以看出史料对于两位作者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两位作者对项羽作纪还是列传的选择。那么从官方史料来分析呢？我们先看看反对者如刘知几是如何从《史记》的史料来源来抨击《项羽本纪》的不合理性的。刘知几在《史通》中讲道：“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18}这段话中刘知几认为《史记》的史料来源之一是《春秋》，这个不假。但这段话还是有问题的，首先，刘知几讲司马迁“以天子为本纪”，前文已经讲到，在《史记》全篇中都没有一个字眼提及“以天子为本纪”。再者，《春秋》是儒家经典，也是正统史观的力作之一，刘知几讲司马迁效法《春秋》，但刚才第一点已经讲到司马迁从来没有持“以天子为本纪”的正统史观，那么何来的效法？因此刘知几等试图从《史记》的史料来源来攻击《史记》为项羽立本纪的不合理性，也是说不通的。

从史料角度讲，由于《史记》的史料有一大部分来源于民间，因此史记的“正统史观”没有《汉书》那么强。其次《史记》虽有取材于《春秋》，但并未效法《春秋》的史观。而《汉书》取材，有很大一部分还来源于《史记》，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提道：“乃今以《汉书》作比，武帝以前，如《高祖纪》及诸王侯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全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轻议也。”{19}赵翼之言表明了《汉书》在史料采用上对《史记》的依赖性，反驳给自己提供史料的史书，这不等于在否定自己所用史料的合理性吗？所以从史料角度来质疑《史记》为项羽立纪在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

三、拍案：项羽立本纪合情合理

《史记》成书后一百多年，《汉书》面世。自《汉书》面世以来，关于《项羽本纪》的争论就层出不穷。除上文提到的刘知几、宴世谢等人，还有赵翼等人。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写道：“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项羽作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20}就赵翼这一段文字而言，赵翼又犯了与班固、刘知几等人相似的错误，把本纪当成专纪皇亲国戚的体例。正如高国抗在《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中关于《史记》本纪说明所言：“这是按照封建正统观念来解释本纪，并不符合司马迁的本意。项羽不是皇帝，吕雉是个太后，司马迁把他们列在本纪里边，可见《史记》的本纪不一定是‘帝王书’，也没有‘为后代纲纪’的意思。根据封建正统观念把本纪说成‘帝王书’和‘为后代纲纪’，是东汉班固之后的事。后来正式由于正统思想的作怪，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才有许多非议。”{21}这段话表明了司马迁作《史记》中的本纪不是重在正统思想，而追求一种“通变观念。”同样，从作者的史学观点和史料取材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史记》为项羽立“本纪”的合理性。因此，我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合情合理。

注释：

①刘知几.史通（卷二）列传.

②宴世谢.沅湘通艺录（卷二）太史公本纪取式吕览辨.

③吴非.楚汉帝月表・史记不立义帝本纪辨.

④刘咸.史学述林・史体论.

⑤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

⑥陈汉章.缀学堂初稿（卷二）读史记项羽本纪.

⑦刘勰.文龙雕心（卷4）史学.

⑧裴松之.三国志・卷6注.

⑨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956.

⑩朱润东.史记考索.二十世纪国学丛书.1995.12：10-11.

{11}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2.

{12}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347.

{13}班固.汉书・叙传.中华书局，1999.

{1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

{15}参见傅正义.《史记》《汉书》比较简论.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37期.

{16}参见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8-62.

{17}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0.

{18}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87.

{19}赵翼.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08：13.

{20}赵翼.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08：2.

{21}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0.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

［3］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5］赵翼.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08.

［6］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7］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8］刘知几.史通.

［9］吴非.楚汉帝月表・史记不立义帝本纪辨.

［10］宴世谢.沅湘通艺录.

［11］刘咸.史学述林・史体论.

［12］陈汉章.缀学堂初稿.

［1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

［14］刘勰.文心雕龙.

［15］裴松之.三国志.

［16］傅正义.《史记》《汉书》比较简论.渝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第37期.

［17］汪受宽.《史记》《汉书》项羽本传对读记.信阳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VOL29，（1）.

［18］徐家骥.试论赵翼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VOL29，（1）.

［19］张晓松.析《史记》之“本纪”与《汉书》之“本纪”.上饶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3）.

［20］曾小霞，徐中原.近30年《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综述.商丘师范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VOL25，（5）.

篇7

确实，只要稍微读过一点历史，谁不知道两千多年前，西汉有个令匈奴闻名丧胆的飞将军李广？只要稍微吟过几首唐诗，谁不知道王昌龄的名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尽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经成了流传千古的成语，我却仍然不能理解，司马迁的“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的“大”，究竟“喻”的是什么？我只是想，这位从少年时代开始，一生“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李将军，却在六十多岁的迟暮之年，因不愿面对“刀笔之吏”而悲愤自杀；他一生的主要经历，他的赫赫功勋，他的体恤士卒，他的坎坷遭遇，他的凄惨结局，如果没有太史公司马迁，作为后人的我们，究竟能够了解多少呢？

或许有人会说：东汉的班固，不也在《汉书》中为李广立了传吗？然而，班固写《汉书》时，《史记》早已流传百年了，何况凡与《史记》重复的历史人物，《汉书》几乎是全部照抄，李广之《传》自然也不例外。如果没有《史记》，李广究竟会被写成怎样一副面目，就很难说了。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拔高还是贬低，都只会离真实的本人更远，离历史的真实更远。因此，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李广还是非常幸运的。

假如汉武帝的火气再大一点，在听了司马迁替李广之孙李陵的辩护词后，一怒之下，不是将司马迁下入蚕室，施以“腐刑”，而是当场将他绑赴刑场，砍头示众；再派武士抄了司马迁的家，将那部尚未完成、更没来得及“藏之名山”的《太史公书》查抄出来，发现上面有不少“诽谤之言”，一把火烧得“片竹”不存。那么，后人连《史记》也看不到了，哪里还有什么《李将军列传》？

假如司马迁及其父亲司马谈都没能当上太史令一职，根本无法接触被中央政府垄断的、全国唯一的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司马迁如何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尽管司马迁之后，史官出了不少，史学家也不少，仅“正史”就有二十四部，还有说是二十五、二十六部的，可两千多年来，有哪一部能够比得上这部《史记》？有哪一部能够被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不溢美，不讳恶，秉笔直书，即使是大力讴歌的李广，也如实记下了他杀掉八百多降卒及公报私仇杀害霸陵尉的史实。正因为“秉笔直书”，我们面前的李广才有血有肉，才真实可信；正因为“不溢美，不讳恶”，作为私人所撰的《史记》也才成为一部信史，比其他几乎所有官方所修的“正史”都更具“公信力”。

司马迁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修成了《史记》，却只能“藏之于名山”，直到数十年后，由他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杨恽的结局更不妙，由于他最爱发牢骚，对现实不满，被汉武帝的曾孙、英明的“中兴之主”汉宣帝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拉到法场上拦腰剁为两段。假如杨恽在将外祖父的这部书公开之前就伏法了，司马迁的心血多半也会与其外孙一样毁于一旦；又假如《史记》作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又假如司马迁身后不久又遭逢一场史无前例、规模更大的焚书坑儒，那么，李广将军还能伴随着《史记》而流传千古么？

篇8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它成书于公元前91 年，记载了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 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全书共计五十余万字，可谓皇皇巨著矣。据作者司马迁的用意和规划，全书各篇排序依次为：记历代帝王政绩的本纪12 篇;大事和人物年表10 篇;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河渠等典章制度的书8 篇，如二十八宿环北辰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的世家30 篇，如三十辐共一毂，忠信行道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列传70 篇，为无愧于时代立功名于天下的扶义俶傥之士树碑。

司马迁是一位志向高远的旷世奇才，由于他有理想有抱负所以能忍辱负重，在太史公的职位上，担负的不只是一个史官的职责，更是伟大历史学家的使命。他19 岁师从孔安国学《尚书》，师从董仲舒学《春秋》，42 岁写《史记》，历时13 年完成。他继承父亲司马谈的家学传统和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文化宏愿，博览群书、广泛游学、深度考察，纵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要旨利弊，采善贬恶，上明三五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他以创新的精神一改前代史书的编年体和国别体，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新体例纪传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都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并逐渐成为传统。同时，《史记》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人与书俱成楷模，《史记》实乃国之栋梁必读之书。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尽管司马迁不可能具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但是他抓住了人这个历史的根本主体和价值核心。司马迁将人而不是神，放在历史舞台的中心，分类描述和评价其身世、思想、行为、事业、遭遇、抉择等等，在没有现代传媒的时代创造出了一种可以反复回放观览的生动画卷。从

篇9

历代对“吴起列传”的解读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其一：吴起作为一个兵家存在和对他功业的评述，凌濛初在《史记评林》中谈到“通篇以‘兵法’二字作骨”[1]570，张履祥在《杨园先生全集》中也有同样的认识“吴子以‘用兵’二字作骨。”[1]571其二：探析吴起悲剧的一面及其原因，凌雅隆曰：“按吴起在卫则乡党谤之，事鲁则鲁君疑之，将齐则公叔害之，相楚则贵戚射刺之，岂所然哉。观太史公首著其杀妻一节，与鲁人恶起者，则起猜忌之性所如，不足怪也。”彭振人在《吴起悲剧与人才环境》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铸成这一悲剧的，不是吴起自身的‘刻暴少恩’，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扼杀了这一位天才的英雄。”[2]然而学界对《史记》中贯穿吴起这一人物命运始终的主体精神探讨甚少。本文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探究这一人物的性格与精神的本质和本真的一面。 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我们发现“吴起列传”似乎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人物事件的拼接，看似杂乱无章，仅仅是吴起生活片段的剪辑。其实经过细细的剖析，我们会发现这些杂乱的生活事件共同指向了这个人物最本真的一面，更加接近这个人物灵魂的内心深处，这种真实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之上又高于历史真实。吴起的人物精神与个性是统一的，同时司马迁的褒贬，理性与情感的权衡贯穿其中。正如李长之所说：《史记》是一部司马迁个人绝好的传记[3]。《史记》中的人物不仅仅是历史的存在，也深深的打上了司马迁个人的印记，特别是史学家的褒贬与评判。《史记》不是历史的客观再现，而是融入了作者的主观理性评判与情感认识。司马迁著史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通过历史的叙事来“成一家之言”。所以吴起这一人物形象的解读是建立在司马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之上的。同时在在解读吴起时我们不应该孤立看“吴起列传”本传，还应把它放在整部《史记》的大视野下，并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与其他的人物传记相互推求。本文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吴起列传”：其一，从吴起列传本身，通过人物事迹的分析来探析背后贯穿始终的精神。其二，把“吴起列传”放到整个《史记》时空叙事中，与其他历史人物相互推求。其三：我们应从司马迁的创作宗旨和列传人物立传标准等角度来分析。

一、吴起人物精神内涵分析

吴起的一生是追求功名的一生，用《史记》中的原话就是“欲就名”；战国以至秦汉是一个重事功的时代，崇尚积极有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孟子的“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最能说明当时人们积极的人生态度。表现在纵横家身上，是对功名显达的不懈追求；表现在兵家身上，是军事上的战功；表现在儒家身上，由孔子的积极入世转向孟子式的舍我其谁的霸气；表现在法家身上，则是不惜毁掉一切尘俗旧套而建立新的法治。具体到个人身上，是对自我价值的无限渴望与追求，在有限生命之中建立无限之功业。当时的士人高扬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正如《论语》中所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具体到吴起个人，他所展现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对功名、权力狂热的追求者。为了“名”， 可以抛弃一切。功名就是他的生命甚至重于他的生命。

在《史记》中，吴起对功名的急功近利的追求表现的极为深刻。通过一件小事的简单叙事，深刻的刻画出了吴起性格的本质和精神世界。

“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其母死，起终不归。”①（孙子吴起列传）陈恒新 ：《史记》中“吴起”形象探析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4期 第25卷第4期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框架下，家产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一个家庭的生命线。“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在封建宗法制的框架下，宗族的力量对一个人仕途发展提供最有力的支持。同时，“孝”在当时是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孝乃维持家庭和宗族稳定的重要基础。吴起破千金之家，杀乡党三十余人，啮臂而盟，终不归，从而失去了家业和宗族的支持。这一系列举动背后是吴起十分强大和坚忍的心灵的支撑，这背后的支撑是他对功名的坚持。通过这一段的叙述，具体而深刻的揭示了吴起人生的抉择与追求以及吴起的性格本质，深刻影响了吴起的人生走向。

在这种冲破一切束缚建立功名的价值观念指导下，他建立了巨大的功业：在鲁为将，战胜了北边强大的齐国。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当时鲁国是一个没落的国家，而齐国则是新兴的军事强国，国力不可同日而语，弱小的鲁国战胜强大的齐国，吴起在其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在魏国为将，强国富兵，充实国库，西拒强秦。与田文的对话中，吴起表现出对功名的急功近利的追求，从正面写出了吴起的功业以及吴起对功名的渴求。在楚国，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改革家卓越的才能，“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吴起在楚国的功业影响深远。 固然吴起建立了巨大的功业，但是我们通过吴起与田文论功可以看出，田文之功高于吴起，甚至公叔之功也不在吴起之下。而司马迁没有为田文，公叔立传。而是为了一个司马迁心中“刻暴少恩”的一个人的传。司马迁的真精神是无功利，不以成败论英雄。其实，吴起不是一个单纯追求事功的人。不像李斯那样单纯的追求自我功业与利益，丧失自己的独立灵魂。

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孙子吴起列传）

篇10

[关键词]展现;细节;直接引语;动词

《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说其在史学和文学上的地位。而如果从新闻角度来分析，《史记》中的篇章，尤其是本纪、世家、列传部分，对新闻报道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史记》则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在新闻的重要原则——新鲜上，二者截然相反。但二者同是基于事实，刨除时效性这一因素，新闻与史学有许多共通之处，这就使二者具备了比较研究的基础。

为了保证真实性，新闻报道设定了许多写作规则，比如对新闻五要素以及消息来源的交待必须明确清晰等，《史记》并没有遵循这些规则，但司马迁所记叙的事件，他描写的人物，虽历经2000多年却仍然鲜活生动如在眼前，比现今许多标榜“真实”的新闻报道更加可信。这绝不是因为《史记》的“史”字号分类，而是因为司马迁创作态度的严谨、创作手法的高明。这种对事实的艺术表达，值得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学习。

一、要展现，不要讲述

新闻报道实际上是事实的图解过程。事实的图解是指通过记者和信源的叙述，使事实能以图像的形式出现在受众脑海里。新闻作品的价值在于读者是否“相信”作品中图解的事实，记者通过图解事实，使读者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从而影响读者。

司马迁的《史记》，正是通过 “实录”来图解事实的写作方法。它以人物为中心，将有关的历史事件记载到人物传记中，构成一个有始有终的完整的线形故事。如信陵君的传记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记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膑的传记包含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等。

司马迁不是依照一定的程式去写作和塑造人物，也不使用定义的或概念性的语言简单的陈列出来，而是选择历史事件中的关键时刻，以人物为中心，突出描写他们与事件有关的活动，一个矛盾接着一个矛盾地展开，步步紧逼，扣人心弦，历史事件复杂的发展过程就这样生动地、明白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纽约时报》的一位高级主编，曾经告诉后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里克·布拉格：“给我看你所看到的一切，用文字来描绘一幅画面，然后，我就可以跟随你的脚步。”这一点，公元前91年完成的《史记》已经做到了。

二、重视细节

文章因细节而生动，新闻报道中的细节、小插曲、逸事、幽默等可让报道增加可读性，是再现当时情景的一个重要手法。读者读了这种新闻作品，会有一种入其境、见其人的感觉。

如果我们将以下列举的《史记》中的细节描写方法运用于新闻写作中，新闻报道一定更具感染力。

如描写外貌，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使人物形象具有很强的可视性。

描写神情，《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写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又如故事场景的细节描写，著名的“鸿门宴”故事，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座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再如生活细节的描写，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如《李斯列传》中李斯观仓鼠食粟想到 “人之贤不肖，辟如鼠矣，在所自处耳！”，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这些琐事，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是毫无价值的，但正是这些生活细节，让这些历史人物“活“了过来。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与现代记者不同，《史记》虽然以“实录”著称，但司马迁不可能近距离观察那些人物，他笔下的细节描写，必然有虚构成分。但《史记》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却异常地生动逼真，这是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这也提醒了我们的记者，细节的真实性，一是来源于细致的现场观察，另外，也要注意对人性的观察和体悟。

三、多用直接引语，少用间接引语

新闻报道很重视直接引语的运用，除了因为对话的吸引力和表现力外，还因为那些由事件参与者亲口说出的话，能使报道更具真实感。曾获美国芝加哥论坛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汤姆·沃尔夫说过：“逼真的对话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吸引读者。它也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能更快、更有效地表现角色的特点。”

《史记》中直接引语的运用，能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对话”的作用。

刘邦、项羽微时见到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表现了他强悍爽直的性格。

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

当然，记者不是速记员，我们在写作时也不是“有话必录”，把所有新闻源所说的很长的、重复的引语一字不拉地记下来，而是要选择能够体现人物特征，展现事件发展的关键性直接引语。

四、用动词，少用形容词和副词

新闻报道要求记者不应该以任何的方式表现自己的立场，不得感情用事。但感情的流露常常是不自然的和无意识的，避免感情用事的有效方法是少用形容词和副词，多用不带色彩的中性动词。因为动作宜于准确和清晰的描述，而形容词和副词的外延相对较广，不同客体对形容词和副词的感应可能有所不同，容易给人模糊的印象。

《史记》对动词的使用非常到位。比如，《项羽本纪》中写项羽垓下突围一段：

……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乡。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於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此处皆是对话和动作描写，项羽仅率二十八骑，于几千骑兵的围困下，斩将杀兵，瞪瞪眼睛喝叱两句就吓得对方“人马俱惊”，英雄盖世不着一字，而于文中尽显。垓下突围没用“险”字形容，至今读来却仍让人心惊肉跳，由此可见动词的感染力之强。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为了创作史记，曾经游历全国，遍搜各类史料，但无论如何，他不可能起死人于地下进行当面采访，与现代记者相比，他所引用事实的真实性多少要打点折扣。但《史记》通过对事实的艺术表达，弥补了其在真实性上的“误差”。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曾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说明，通过艺术感染，事实可以更加真实。并且，读者在相信“这是事实”的同时，更能体会到艺术的美感。如果新闻作品能达到这样的感染力，将超越“昨日黄花”的水平，成为美的享受。

参考文献：

[1]司马迁. 《史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2]（美）梅尔文·门彻著. 《新闻报道与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