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创作基本技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小说创作基本技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白先勇；文学批评；风格特色；艺术技巧；“创作室批评”

白先勇以小说创作著名，但在小说创作之余，亦写有不少批评文章。尽管他声称其评论性的文章，只是对几位作家“作品所下的一个注解，不能算为深入研究……”“对文学的一些看法，全凭创作时的亲身体验，及阅读小说的一点心得”。

但在事实的层面上，这些并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批评的价值所在。自1979年以来，大陆的白先勇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但成就主要局限在他的小说创作领域，而在某些方面还尚处在拓荒阶段(如对白先勇散文的研究)，对于他的文学批评的考察更是少人问津。毫无疑问，白先勇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对其研究我们应呼唤整体性、全面性的研究视阈，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上早巳成为司空见惯的事。鉴于此，本文试图以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作为考察对象，就它的批评对象、批评特点以及与作家文学创作的关系、意义等作出尝试性的论述。

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主要收录在他的散文集《蓦然回首》和《白先勇文集》第四卷的“文艺评论”辑中。这些批评文章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1)绝大多数是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和自己阅读作品的读后感；(2)在不同场合就小说艺术与别人的对谈；(3)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论文如《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等。白先勇所评论的作家，多为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如施叔青、丛、欧阳子、琦君、马森、王祯和、杜国清、林幸谦、荆棘等，显示了他对某一特定地域作家群体的关注。与此同时，他的文学批评也表现出视野的广阔性，在一些文章中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国作家作品以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发表了深刻独到的见解就其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来说，文体是多样化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无不涉及，当然评论最多的还是小说，这自然与他的文学创作本身情况有关。

与当下一些文学批评中颇为盛行的硬套理论的做法截然不同，白先勇的批评文章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感性领悟，带鉴费l生，体式自成一格。这特别表现在他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及读后感之类的文章中。在这类文章中，他往往在开头或结尾以一种散文化的语言概括出某一作家作品的特色风貌。虽然白先勇对这种风格特色的把握还谈不上具有“历史定位”的性质，但也可成不移之论。例如他评说琦君，开门见山，把琦君笔下所特有的感伤气表达出来：“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像(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幽幽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怆痛。”这种总体风格特色的把握是白先勇文学批评的特点之一，它意在给予读者一开始阅读或阅读后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象，而文章的其余篇幅则引领读者去体味和理解这种印象。这当然可以看成是批评的操作程序问题，但也不失为是一种有特色的批评思维方式。白先勇不乐于使用那些流行的批评概念，诸如内容、形式、主题、思想，等等，这在于他不愿意“把文学一座七宝楼台，拆得不成片断”纷拼。在他看来，小说是文学，是艺术，那么以浑然感悟的方式则更能接近艺术真谛。

对作家作品总体风格特色的把握，白先勇显然继承和借鉴了我国古典批评中感悟印象的方式。他把捉和传达某一部作品和某一位作家的风格特色时，所依赖的主要是直观感性的印象，甚至他在小说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也渗入其中。他在为施叔青《约伯的末裔》所作的序中，对施叔青小说的主题“死亡、性、疯癫”的揭示就完全采用形象画面的方式。鹿港渔港的鱼、腐烂的蟹、猫的尸体、棺材；土寮门口肥大的土；老疯妇为渔郎儿子招魂。三组画面分别对应着施叔青小说的三大主题。这其中没有多少分析性的文，全凭直观的艺术感悟力。我们如果要在白先勇的文学批评中寻找所谓的理论支撑的话，那是徒劳的，但他凭藉着小说家对艺术的灵敏，对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总是能契人到他们的特质之中，并显得不甚有所偏颇。

如前所述，白先勇善于对作家作品的总体风格特色进行把握，意在使读者获得一个较鲜明的印象，其余篇幅则旨在去做引领大家体味和理解这种印象的工作，但在具体如何“引领”的问题上，白先勇在文学批评中却是有所侧重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白先勇十分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在他的很多文学批评文章中，是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的。在为欧阳子的《秋叶》所作的序中，他开宗明义，将欧阳子小说的特质表达出来，认为“欧阳子的小说有两种中国小说传统罕有的特质：一种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之控制，一种是成熟精微的人类心理之分析。前者表诸于她创作的技巧，后者决定她题材的选择。”斟接下来他详细分析了欧阳子是如何做到对小说“形式之控制”的。认为“严简，冷峻的语言”、“单一观点的运用”及“反讽”手法的采用使欧阳子小说的艺术形式造成了奇妙的效果，“欧阳子小说中严谨的形式控制，使她的小说免除了我们中国小说的两种通病：一种是感伤主义，一种是过火的戏剧性。”圈懈从而高度肯定了欧阳子小说的艺术成就。又如为丛小说《秋雾》所作的序，同样以大量笔墨着重丛娃小说艺术表现特点上的分析与概括，从而认为“对小说中的细节有效的控制与巧妙的安排”和“小说文字中比喻的塑造”是丛娃小说的最大艺术特色。可以说，这种偏重于对作品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的文字在他的文学批评文章中是非常常见的，而白先勇文学批评的这一特点，正显示出他对文学艺术本体特征的重视。

白先勇如此重视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与他自己的文学观(小说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完全契合的。他对文学所持的一贯看法是：“小说可以描写政治、哲学、心理种种人生万象，但万变不离其宗，小说既然是文学，其永恒价值仍应以文学标准衡之。”这样，他便首先就确立了“文学首先是文学自身”这一对文学本体特性的认识。由此他论小说艺术，就不惮其烦地讲小说技巧与内容的关系、“观点”的运用、人物的出场和场景、对话的描写等，原因在于他“个人认为小说是，是种艺术，绝对要以艺术形式、技巧来判断是否完整。这个比较靠得住，比较客观的批评方法”。而在《谈小说批评的标准》一文中，他为成功小说批评所归纳的三条标准中，更是将艺术标准列在第一条的位置，认为“作品的文字技巧及形式结构是否成功的表达出作品的内容题材：这大概是小说批评的第一块试金石。”研明乎此，再回头来看他的文学批评文章，其之所以花大力气来做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就显得非常自然和让人理解了。

但是，白先勇重视对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并不意味着他流于技巧“趣味主义”，实际上他也是很注重作品思想成就的。在前面举例到的他对欧阳子小说和丛小说的评论中，就高度肯定了两位作者作品的思想力量。认为欧阳子对人类心理特别是爱情心理的抽丝剥茧则让人获得了“真正的爱情，是永远的痛苦”圈的深刻体认，而丛娃的作品则充溢着“一股对生命渴求的力量”。这表明在小说艺术与思想关系的看法上，白先勇并不趋于极端，他所反对的是将两者割裂开来的做法。在《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这一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作家品评的文章中，他就很显明地表达了这一主张。在这篇文章中，他着重比较分析了鲁迅、茅盾和巴金的创作，高度肯定鲁迅的《呐喊》《彷徨》，对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则持批评态度。原因在于鲁迅作品“冷静客观，不带夹评”的艺术表现使作品“激进叛逆的社会意识”得到了很好的节制；而茅盾《子夜》的人物描写“止于浮面”，巴金《家》的对话是“一种非常不自然，矫揉造作的语言”，虽然社会意识强烈，但艺术描写失败。虽然这种品评仍着重对作品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但其中很明确地体现出了白先勇追求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两相平衡的批评观念，反对那种以“小说中的社会意识是否合于某种社会政治的教条主张作为小说批评的标准的做法”。

白先勇在文学批评中重视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的分析与他的文学观(小说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完全契合的，这其中实际上已显示出他的文学批评带有艾略特“诗人批评

家”的“创作室批评”的特点。因为这一批评观念实质上是白先勇创作经验的归纳与推广，换句话说，即这一批评观念是其创作观念的反映与延伸。

艾略特经常被人看作是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位开山祖师，但艾略特却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文学批评纯粹是属于“诗人批评家”的批评文学，只是一个诗人在从事创作时的一种副产品，因此他又称这种文学批评为“创作室批评”。在《完美的批评家》中，艾略特自报家门，公开承认他是一个诗人批评家。“本文的作者就曾极力主张‘诗人批评家批评诗歌的目的是创作诗歌’。……如果说批评是为了‘创作’或创作为了批评，我现在认为那是愚昧的……但是我还是期望批评家也是作家，作家也是批评家。”因此他只讨论与他自己创作有关的理论，或评论影响过他的作家和作品。这样他所道出的只是一个有创作经验的艺术家的经验之谈，是其创作经验的总结。“当他谈创作理论时，他只把一种经验归纳和推广，当他探讨美学问题时，他就比不上哲学家那样有本事了。……所以简单地说，当诗人批评家论诗时，他的理论见解，应该从他所写的作品来考察。”带着这样的观点来看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我们可以发现白先勇的文学批评和他的文学创作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就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来说，白先勇本身就是一位非常讲究小说技巧的作家。在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程序时说，“多是先有人物。我觉得人物在小说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比故事还要重要。就算有好的故事，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故事再好也没有用。因为人物推动故事，我是先想人物，然后编故事。编故事时，我想主题。有了人物，我常在脑海里转，这个人物有什么意义呢?……”罔这种重视人物的小说观念必然会造成他对茅盾《子夜》中吴荪甫的多次“狞笑”表示不满。至于对话描写，他认为是“小说里很重要的技巧”“写对话绝对是真实生活里面的话”，“不是这样讲的话，你就不要写”。这样，他自然也会对巴金《家》中人物对话的“新文艺腔”加以指责。因此，他在文学批评中注重对艺术技巧的品评完全可以视作工作经验的一种总结和文学见解的一种反映。另外，在他所评论的作家作品中，我们似乎总能发现这些作家作品所渗透的创作情怀在白先勇的创作中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回响，这也可以归于“创作室批评”的只讨论与自己创作有关的理论的批评状态。

在《天天天蓝》这篇散文中，白先勇追忆了自己上世纪80年代与沈从文在美国的会见。在这篇非评论文章中，他认为沈从文最好的几篇小说比鲁迅的《呐喊》《彷徨》“更能超越时空，更具有人类的共性”，他特别提到沈从文小说《生》中玩木偶戏的天桥艺人的丧子之痛是“人类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联系白先勇的创作，这评人之语实在亦是评己之语，因为白先勇作品中弥漫的那种历史沧桑和人生无常之感正是人类的一种亘古以来的悲哀。所以，他评林幸谦的散文，对作者叙写两位残障弟弟的作品倍加推崇。“手足的遭遇，使得林幸谦深切的体验到人世的悲苦，而他对大弟、小弟以及所有弱者的同情，正是构成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赋性。”评杜国清的《心云集》，认为“《心云集》中的爱隋是一种绝望后的激情。……因此，在《心云集》中，我们深深感到的是一种地老天荒无可奈何的万古怅恨”。评奚淞的创作，特别指出奚淞创作对中国神话，尤其是有关生命之谜，之争这个主题的巨大兴趣。评马森的长篇小说《夜游》，特别关注小说将人类关系，异性、同性、双性的爱情观做了各种不同的比较与剖析。评田纳西·威廉斯，认为“他写的却是一些人类最基本的感情，爱情幻灭的痛苦，人生俱来的寂寞，对过去光荣之追念”。如此等等，若与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两相对照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凡是白先勇在自己创作中有兴趣表现的主题以及自己创作中渗透着的精神情怀，他在评论他人与此相关的作品时往往很快地加以捕捉并作充分的评述，原因即在于作家们的这些主题表现和创作情怀正是白先勇自己所高度认同的。在此意义上，白先勇的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其创作的一种延续。

在对一些外国作家和作品进行评论时，白先勇则充分表现出重在评论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作家和作品。“如果要说哪些作家影响我较深，我想是福克纳和杜斯妥也夫斯基。当然，托尔斯泰更伟大了，只是前二者对我个人写作影响较大”。所以，在《联合文学·为大专学生开书目》栏目中，白先勇推荐的

篇2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代表作家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岩野泡鸣、正宗白鸟等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针对“砚友社”的庸俗写实主义而兴起的新文学。自然主义文学揭起了彻底反对旧道德、反对世袭观念的旗帜，主张一切按照事物原样子进行写作；在艺术形式上，他们主张“排除技巧”，在语言上，成功地完成了“言文一致”的革新。

作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岛崎藤村在1906年自费出版了长篇小说《破戒》。对于《破戒》的影响吉田精一说：“可以说反响空前、史无前例。内容新颖、技巧拔群应该是其大受欢迎的第一理由。同时也得天时之助，在需要出现新时代文学以预战后发展轨迹之时，《破戒》不失时机地出现了。

高举自然主义的旗帜，在日本起到法国左拉作用的是田山花袋。他从明治三十年代中期起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在《露骨的描写》中，积极地提倡排除技巧，在创作和评论方面都是推进自然主义的头号人物。短篇小说《棉被》是田山花袋比较有名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其实写的就是作者本人。而其中的女主角则是他的女弟子冈田美知代。在小说中，田山花袋极力避免虚构，直率地表达了一个中年男子对自己喜欢的中年女性的爱慕和，大胆地表露了自己生活中最丑恶的部分，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小说中裸地描写和人物的平面描写也引起了文坛的瞩目。

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接受及突破

可见，没有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打造的牢固基础，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很难有所成就的，甚至不会萌芽。日本是一个极善于学习与模仿的民族，在文学上亦不例外，他们几乎完全接受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理念，在创作技巧等方面也在大肆学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也逐渐融入了许多日本民族本身的特色，从而正式形成了一个独特文学支流，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不灭的痕迹。之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相比产生出很大的差异性，最终发展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自然主义文学——“私小说”。

首先，法国自然主义的诞生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左拉是在19世纪中期，欧洲的自然科学突破发展的科学背景下提出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体系。

其次，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是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抗而提出的文学思潮，与之相反，在日本，两种文学流派相辅相成，完全没有互相拆台的意思。甚至有很多浪漫主义作家都投入了自然主义的阵营。再次，虽然两国自然主义文学在着重点上基本相同，都在描写家庭，但是其体现出的内容以及作家所要表达的思想却完全不同。

篇3

一、学习状景技巧，捋顺故事情节

小说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放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以把握情节与环境是分析人物形象和主题的基础。

1　研究环境描写，学习状景技巧

环境描写是小说的三要素之一，起着渲染气氛，刻画人物心理、揭示主题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是故事中人物活动的背景和场所，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自然环境一般包括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和周边景象等。譬如，鲁迅的《药》一开始就写道：“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来，只剩下乌蓝的天……”，以象征的手法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开始状景，渲染出夏瑜被杀时悲凉、肃杀的气氛。小说的最后还有对坟场的描写，层层叠叠如馒头似的坟冢，可以让人联想到清政府对革命者残酷镇压，揭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社会环境描写除了指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以外，往往还和作者的创作背景有关。如小说《药》里边刑场上士兵号衣上的大白圈和狱中夏瑜说的“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等点明这是清末民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该背景与作者的写作背景密切相关，作者是想借该小说来唤醒愚昧、麻木的劳苦群众，为摧毁腐朽黑暗的封建统治、寻求自由光明的新社会而呐喊。

2　找准发展线索，捋顺故事情节

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是小说永不衰变的魅力，小说教学中我们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阅读小说，走进故事，体验人物情感。高中小说教学不能停留在简单的表面感受情节，要注意借助有趣的故事情节，训练学生的表达和叙事能力以及概括归纳能力，我通常用复述情节和概括故事两个环节来达成。

复述情节，对高中生要强调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和叙述语言的生动性。复述情节要紧抓故事情节的起因、发展、和结果，突出重点，详略得当。学生的叙述语言要做到生动简洁。

概括故事，就是在复述故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故事情节，对高中生要强调情节的重点和语言的简练。抓住情节的重点，就要在理清故事基本情节的基础上，围绕主要人物和人物的主要特点以及初步理解到的小说主题来确定情节重点。

复述情节和概括故事要特别注意找准贯穿故事发展的线索，抓住了线索，就不会偏离大方向。学生在复述情节和概括故事时，往往出现抓不准主要情节或者只看到有趣情节的毛病。

比如，《项链》一文是以“项链”为线索进行故事情节阐述的，莫泊桑以主人公借项链－丢项链－赔项链－发现是假项链来构建主要故事情节。我们复述故事时，可以再丰满和补充该重要情节，着重表现玛帝尔德“借项链”前的苦恼和梦想；她的朋友在借给他这么贵重的项链时那么爽快；舞会上风光无限和丢失项链后的焦急以及赚钱还债的艰苦和辛劳等。

二、分析人物形象，提炼主题思想

分析人物形象，就是把握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特征。通过个性化的人物形象，才能准确理解小说主题。

1　通过故事环境，烘托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的特征，一般需要通过特定的环境和生动的故事情节凸显出来，然后加以外貌描写、行为方式、语言反衬、心理活动等来丰满和完善。因此分析人物形象，我们需要从这几个步骤人手。

(1)通过环境衬托和故事发展，我们可以对人物产生整体和个性特征的认识。在《项链》的情节概述中，我们要紧抓玛帝尔德强烈的虚荣心和勤劳美德的特征。

(2)分别从对人物的外貌、行动、语言、心理描写中归纳出人物在这些方面的特征，形成对人物形象的准确、全面的认识。

例如，《项链》开篇通过大段的心理描写，多次用“梦想”、“痛苦”、“伤心”、“苦恼”等词语来刻画玛蒂尔德的形象，凸显她爱慕虚荣的性格特征。

2　紧抓三个要素，提炼小说主题

主题，即主题思想，是文艺作品所蕴含的中心思想，是作者通过作品想表达的观点。小说的主题主要通过人物、情节和环境表现出来，理解小说的主题，也主要抓住三要素来综合归纳。具体可从写作背景、情节发展、环境描写、人物塑造、语言色彩方面人手。

三、体会语言艺术，培养创新能力

小说是语言艺术，小说的艺术魅力最终要靠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语言来展现。高中小说教学一定要落实到文本阅读和语言鉴赏上，让学生享受到小说语言的艺术魅力，从中学习借鉴有用的语言艺术技巧。

篇4

一、 从文本到荧幕的历程

（一）转换的历程

《法国中尉的女人》在小说出版12年后才被搬上荧幕，并不是其对电影界的吸引力不够，而是因为要将这一后现代风格的元小说改编成剧本再拍成电影的难度极大，之前很多人不乏电影界中的佼佼者面对这种高难度的改编都不得不放弃。小说的作者福尔斯是享誉世界的英国作家，从他本身的创作历程来看，他的作品总是与电影息息相关。在此之前，福尔斯的前四部长篇小说都已经被改编成电影，直到1981年英国著名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和捷克导演卡洛尔・赖兹的共同努力之下，小说终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而《法国中尉的女人》电影的上映再次将福尔斯推向公众的视野。福尔斯本人也承认，在创作之初就已经有将其改编为电影的想法，而小说的颠覆性叙述手法也使他的梦想推迟了十多年才实现。从电影本身的叙述传统来看，改编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小说对于电影原有的叙述方式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虽然在公众看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尤其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后，电影文化在大众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电影的画面感与声音感让大众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故事的内涵，但从大部分改编的小说文本来看，现实主义小说基本上占据了叙事艺术的主要阵地，而在电影的改编史中，对现实主义小说的改编也是最常见的。但随着社会进一步的发展，现实主义的浪潮逐步衰退，而人们对艺术感官的追求却节节高涨，电影界对于自身形式的创新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浪潮，电影改编不再单一注重外在的表象特征，而是更加从宏观转向微观，注重展示人物和情节的内在世界，叙事表达方式也不断创新。《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电影之所以成功地对小说进行了改编，最主要的在于电影在叙事手法上巧妙设置了“戏中戏”的结构，通过这种建构方式才展现出小说内涵与精华。因此，这部电影也获得了第54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项。

（二）电影叙述的主题内涵

对于每一本畅销小说来说，都希望被改编成电影上映，不仅可以扩大小说和作者的影响力，更能够让小说所要表达的内涵更加深刻地展现给观众。《法国中尉的女人》改编自同名小说，叙述了两段分别处于古代与现代的不同的爱情故事，而影片中现代爱情部分是原著中没有的。现代爱情部分中的男女主角虽然相爱，但是双方都已有家室，他们虽然纠结相爱但依然以分手告终。而古代部分中的男女主角，男主角爱上了被称为“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女主角，并且为了她而放弃了本身与自己门当户对的婚约，还因此使自己的名誉受损。故事的尾声虽然女主角不辞而别，但3年后女主角终于再次现身，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也是观众所喜爱的大团圆。从《法国中尉的女人》原著看，小说中的结局设置了三种，这种书写方式颠覆了传统的维多利亚小说故事的单一形式，元叙述的技巧使得小说的故事情节内部有更多的可能性存在。改编成电影后，要想在电影中展现三种结局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电影于原著实际上是有很大改动的。但这种改动是为了更好地凸显故事结局，推动情节发展。从“戏中戏”的手法来看，这种改编无疑非常成功。改编后的电影在主题内涵上同样表现出小说中所反映出对自由的追寻和个人的解放以及爱情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电影的画面处理也是非常成功的，观众还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故事情节的转变，因此也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度。但是电影播放的时间是有限的，叙述的技巧也受到很多主观、客观因素的限制必将会减少传统上叙述视角的功效，因此在故事内涵的展现上电影是远远比不上小说的。

二、 电影与小说的叙事差异

电影与小说是两种表现方式完全不同的艺术展现形式，由于依托和传播的媒介存在差异，小说和电影在情节的展现上会使用不同的叙事手段，以此达到推动情节发展、烘托情感的功效。将小说改编为电影，不仅仅是文本内容的保留与转换，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两种有差异的叙事符号的转换与生成。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电影还是文本，叙述的方式和叙述的内容都显得同等重要，并且很多时候尤其在电影中，叙述的方式更为重要。《法国中尉的女人》这一电影在对原有文本的改编基础之上，除了最基本的尊重小说原著主旨外，又增加了新的情节，并且在叙述技巧上也有了创新，而这些对于我们解读电影背后的主体思想和文化内涵都有更进一步的要求。从传统叙事理论的角度来看，叙事由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两大基本元素构成，因此，叙事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应当是所要反映故事的主要内容，而这所有的一起构成了叙事的基本形态。而从叙事差异的角度来研究《法国中尉的女人》电影和小说的差异，也就需要从这些基本形态的角度来进行深层的挖掘与研究。

（一）戏中戏对元小说的展现

“戏中戏”是现代电影中常常运用的表现手法之一，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套层结构。在《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电影中，“戏中”表现的是小说中查尔斯与萨拉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古典爱情故事，“戏外”则表现的是查尔斯与萨拉的扮演者迈克和安娜的爱情故事。作为主体的古典爱情故事占据了电影半数以上的篇幅，现代的爱情则穿插在故事中呈现，原著中的现代视角叙述者在电影中就是以现代爱情部分的方式呈现。这种呈现方式虽然改变了小说原有情节，但为了使电影更加连贯，这也不失为一种非常巧妙而成功的做法。

同样，情节作为构成电影的重要部分，是一个以不同人物为中心的事件演变过程，具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性。福尔斯构建的是一个看似传统的小说世界，讲述的是在一百多年前贵族查尔斯和富家女斯蒂娜已有婚约，二人在来到莱姆小镇度假的过程中遇见了女人萨拉，萨拉在这个镇子上的名声并不好，还有着“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头衔，因此萨拉也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查尔斯在多次与萨拉的接触中，发现这个女人身上仿佛拥有一种魔力，她并非见识浅薄之人，反而魅力非凡且拥有深刻的思想，因此查尔斯被萨拉深深的吸引了。小说的结局并不确定，引人无限遐想。改编成电影后，电影与小说拥有不同的叙事载体，因此电影相对于原有的小说情节来说作出了相当大的改动。这种情节上的大变动虽然使得电影看上去和小说有了一定的区别，但也让电影内涵得到了更大的升华，使得电影不至于沦为小说的附庸，相得益彰。小说中构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故事，相对电影中则设置了“戏中戏”的构造，这就与原有的古典爱情共同发展，电影中自然而然就出现两种叙事思路。而电影中两种叙事思路也拥有不同的结局，即符合小说中不确定结局的设置，也符合了开放性结局的要旨，即“在一起”和“没有在一起”。

（二）开放性的结局构建

《法国中尉的女人》故事构建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古典爱情故事，在传统的维多利亚小说中单一结局是约定俗成的。但在后现代主义浪潮的影响之下，这种传统固有的结局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法国中尉的女人》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打破了传统维多利亚式的单一结局风格，而是构建了多种结局。在小说中，福尔斯构建了三个结局。影片《法国中尉的女人》在结局处理上为了与小说原著相呼应，在设置戏中戏结构的前提下构建出两条叙事思路，古典与现代爱情互相穿插出现。电影中结局首先是“戏内”的古典爱情以大团圆结局杀青，画面浪漫温馨，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是观众乐于看到的。但在现代爱情中，随着拍摄的结束，迈克与安娜的结局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但结局的基调基本处于忧伤抑郁，仿佛暗示了一个不完整的结局，这种双重结局的模式基本也和原著中的三种结局相呼应。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电影的结局遵从了小说的结局设置，虽然在整个叙事方式上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但仍然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差异性的特质。

（三）人物的塑造差异

由于电影和小说在叙事方面的差异，因此电影中人物的构造也必然和小说中的人物设置有一定的区别。剧本化后的小说，虽然影片和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影片也最终会成为一种与小说存在差异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萨拉在作者的笔下是风格多变的，思想深刻而又十分聪明。但在电影中，由于涉及到“戏中戏”的缘故，角色的塑造相对于原著来说显得略微扁平。同样，在男主人公角色的塑造上也是如此。改编后的电影受到戏中戏结构的影响，同样的人物在戏中戏外的角色不断转换，而这也是影片的精彩之处，这种成功的转换使得影片看上去更加充满魅力，也令影片的情节环环相扣，引人深思。

三、 元小说与电影改编后的双向交流

篇5

关键词：简・奥斯汀 《理智与情感》 写作风格

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汀一生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意识与文学欣赏价值，这些都与作者的艺术创作风格是紧密相连的，尤其是这些作品中贯穿的艺术创作的整体思路，对于整个文学创作与鉴赏都有着重大的作用。其中，《理智与情感》作为简・奥斯汀的第一部作品，通过作者女性独有的视角进行分析，纤细的写作手法和独创的艺术风格，为简・奥斯汀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写作基础和创作脉络，其中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活力的再现等写作手法，具有很大的价值。本文将围绕简・奥斯汀的写作风格与艺术创作魅力进行分析，并简要分析《理智与情感》的文学效应，从多方面探讨《理智与情感》中体现出来的简・奥斯汀的写作风格。

一、简述简・奥斯汀的艺术创作魅力

（一）简・奥斯汀介绍

作为英国著名的女性小说家，简・奥斯汀的文学创作有着相当大的艺术魅力。她的作品主要侧重于关注乡绅家庭中女性的爱情、婚姻与家庭生活，尤其是结合女性独有的视角进行细致的生活观察，将生活中的原生态画卷与故事通过活泼、幽默的文字表达出来，真实地描绘出简・奥斯汀周边的生活天地，彰显出更多的生活细节。但是，从简・奥斯汀的一生来看，这位才高八斗的女性作家，也有着很多曲折故事。简・奥斯汀终身没有婚嫁，一直生活在英国的乡村小镇，其所接触的人物，也都是一些小地主与牧师之类的，过着平淡舒适的田园生活，这些给简・奥斯汀的作品提供了宁静的写作风格，尤其是在社会矛盾的写作方面，没有全面的矛盾冲突，也不是相当激烈的矛盾问题，而是通过小女性的独特视角真实再现简・奥斯汀的生活背景，往往在戏剧性的冲突中能看到爱情、婚姻的影子，给人一种恬静、优雅的享受。

（二）爱情主角戏的概述

在简・奥斯汀的小说中，爱情婚姻一直是主角，尤其是在《情感与理智》对爱情的描述中，简・奥斯汀能从当时不同的文学风格中感受到爱情主题创作的“正能量”，可以说是一种更大的勇气与力量。尤其是在当时“哥特式”悲伤主题影响下，简・奥斯汀给田园风光式的爱情观众注入矛盾的一波三折，将爱情作为写作的主流方向，简・奥斯汀通过喜剧场面的描述，将人情冷暖、愚蠢麻木、自私势利等现象作为弱点描述出来，从女性的视角来解读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可以说，简・奥斯汀的小说创作成为了窥探当时英国社会情感意识、社会生活、矛盾环境等多方面的小镜子，在英国小说的发展历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对于简・奥斯汀本身的爱情来说，曾经有过爱情的感受，这份来自于牧师家庭的经济压力，不得不让简・奥斯汀抓不牢自己的情感，这也是简・奥斯汀小说创作中的主流元素，这种爱情情感创伤并没有带给她更多的心理负担，也没有影响到简・奥斯汀小说创作的喜剧风格，相反，那些纠缠式、悲伤式的爱情微乎其微，简・奥斯汀通过充满讽刺与幽默的艺术风格，将人物对白与动作描述，将农村一幅幅安详、和谐的乡村美景图，并融入形形的人物，将故事整体包裹起来，在字里行间充分表现出另一种独有的艺术魅力，成为了当时最具影响力小说家之一。

（三）艺术创作的源泉沿袭

对简・奥斯汀作品的创作风格进行分析，就要突出对简・奥斯汀一生进行了解，这位有着独特气质与修养的女性作家，也有着一定的理想与追求，只是这种理想停留在狭小的空间中，因此，也就决定了简・奥斯汀的创作风格。其中作为其第一部创作的小说《情感与理智》是简・奥斯汀生活的真实再现，也是简・奥斯汀对生活最深刻、刻画最细致的表现手法，从简・奥斯汀的教育来看，小说对人物性格的分析与把握，将这种狭小的空间用喜剧的手法表达出来，对生活理念的诠释以及生活极其严肃的批评，更加突出人物塑造上的艺术魅力，这也正是简・奥斯汀小说创作的生活源泉。

二、概述《情感与理智》的文学价值

（一）故事情节的巧妙构思

《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处女之作，但是也是一部相当成熟的小说作品。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更多地围绕巧妙的构思展开，在表现因果关系时埋藏着幕后的本质缘故，是一种自然合理的写作方式。其中，通过女主人公在对现象产生合情合理的推测与判断中，就会给读者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和需要，造成出乎意料的喜剧效果。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英国田园特色的情节故事，更多地将故事情节巧妙地串联起来，形成揭示当时英国社会思潮的一种有力方式。

（二）理智情感的矛盾冲突

正如题目而言，理智与情感作为一对矛盾冲突，将社会的种种丑态，包括社会门第、情感砝码等一些利益的影响下，男女平等思想的沟通与影响，社会平等地位的不同，独立观察的角度不同，集中表现出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冲突，以玛丽安为代表的人物是理智不足而感情有余；以约翰・达什伍德夫妇为代表的人物是理智有余而感情不足；而以威洛比为代表的人物在感情上又是十分虚伪，表面上似乎很有情感，实际上却冷漠无情，自私透顶。作者在故事里对珍重感情的人报以赞扬，尽管对这些人在理智方面上的欠缺也不时加以讽刺，然而对缺少感情仅有理智或是在感情上虚伪的人，却表现出了鄙夷的态度。作者最终赞赏的是女主人公埃莉诺，因为她既重感情又有理智。

三、探讨《理智与情感》中简・奥斯汀写作风格的整体表现

（一）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

在简・奥斯汀《情感与理智》的创作中，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一个始终贯穿全文的写作特色之一，在艺术的表现中，这种基于现实表达的写作方式，更好地将生活的原型表达出来。简・奥斯汀就是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采用现实眼光来观察简・奥斯汀周边的生活方式，并通过现实的写作手法，更多的现实笔调，个性化地将当时西方社会文化的与众不同展示出来，尤其是文艺复兴之中各种黑色诠释的写作个性。简・奥斯汀通过清醒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着眼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刻画，跨越了当时风靡英国的感伤主义，成为当时英国现实主义写作的先行者。这种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将当时英国的道德、文明、标准化语言等各方面问题，通过简・奥斯汀女性的视角，将《情感与理智》中的现实环境缩小到简・奥斯汀的生活空间中，将女主人公的故事放在父权制度的背景下将其扩大，并通过对现实的剖析，将情感与理智进行归类，并将多愁善感作为批判对象，如实地、朴素地描写出他们之间的关系，从现实的角度来打动观众，并引起一定的思想意识共鸣。

简・奥斯汀在《理智与情感》中将对上流社会的那种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嘴脸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尤其是简・奥斯汀在写作中，融入清醒的现实主义写法，将对当时的那种男尊女卑的思想进行了委婉的抨击，将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融入在整部作品之中，其中，从当时反对的声音来看，对简・奥斯汀缺乏广度、深度、激情以及节奏感的批判来看，这些也正是简・奥斯汀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的一大表现。

（二）素描与漫画气质的写作风格

在简・奥斯汀的《情感与理智》的创作过程中，她善于运用素描与漫画相结合的写作方式，通过对主人公人物事件的描述，形成一种清晰的画面质感，这种既有色彩又有内容的漫画式写作，成为了其一种重要的写作技巧，通过简单的语言描绘更多地勾勒出整个作品的风格。其中，也有漫画手法的结合运用，形成一种讽刺、夸张的写作风格。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中，对不同人物的主题进行描述，让读者既能感受到其中的故事韵味，又能有一种心寒、心酸的整体感受，通过夸张的艺术表达，更多地融入到小说之中，这种素描与漫画的写作风格，更多地诠释出简・奥斯汀的整体魅力。譬如，作者是这样描写两姐妹的性格的：她（埃莉诺）心地极好，性格可爱，富于情感，但是她懂得怎样克制情感；这是她母亲有待学习而她的一位妹妹执意拒绝学习的一门学问。玛丽安的才能在许多方面都不比姐姐差。她懂事，聪敏，而且无论做什么都专心致志，她伤心或者欢乐都毫无节制。她大方，可爱，讨人欢喜，一切都好，就是不谨慎。在这样明晰的素描中，我们一眼就看到了两位女主人公反差甚大的性格。作者不着痕迹地让读者自动在脑海中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连线搭配：埃莉诺――理智；玛丽安――情感。由此，我们还隐约看到了其中矛盾的端倪。素描所产生的效果是直接的，同时并不排斥一定程度的风趣刻画。这一番描写真可谓淋漓尽致，展现了其成熟的、善辨真伪的认知力，关注、透视人生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艺术技巧。

（三）冷幽默气质的创作

在简・奥斯汀的《情感与理智》的创作中，冷幽默也是一种重要的写作手法，通过渗入幽默风趣的写作手法，在漫画效果的作用下，将表面风光但是本质丑陋的东西展示出来，在幽默风趣的语言组织中，采用调侃、嘲讽的写作风格，不是无聊大笑的简单诠释，也不是发人深省的无厘头，而是能给读者一种冷冷的讽刺感觉，能从作品的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中体会出更大的艺术魅力。没有大喊大叫，在平淡的言语中感受到对社会力量的嘲讽，带给读者更多的理想思考与深思。并且，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素描及漫画的艺术风格相结合，使《情感与理智》经得起时间的湍流，同时具有一定的娱乐性，两者的巧妙结合，产生了冷幽默的效果，这也是简・奥斯汀的《情感与理智》的写作风格。

四、结语

简・奥斯汀的《情感与理智》的写作风格与作者的生活、情感态度等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尤其是在整部作品的描述中，通过幽默风趣的语言表达，艺术魅力更加丰富，加之作者女性视角的独特性，更加鲜明地构成了简・奥斯汀的写作风格，对于英国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海东.从《理智与情感》中欣赏奥斯汀的叙述技巧与语言风格[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03）.

篇6

【关键词】导演思维；创造性；元素训练；名著改编

可以说元素训练是新课，但也不是新课、在传统的短片教学中只是笼统的将元素纳入到了实践创作中，并没有将其拆分出来，所以说其是新课。又因为从短片拍摄、剧本构思到后期制作元素无处不在，它从始至终贯穿于导演思维训练，所以说其不是新课。传统框架下的教学给学生带来了很多困惑，其中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学生毕业作品可低年级创作的作品除了作业长度的要求不同之外，其他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同时也导致了如导演技巧、导演手段不丰富，基础功底不够扎实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运而生的就是元素训练。其课程设置的基础是本科教学大纲，在教学方法和体系上借鉴了欧美影视学院的教学观念，从单元开始一直到综合阶段，操作从易到难，相对来说较为全面完整，促使教学具备了良好的可控性和针对性。通过一系列的实践和探索，元素训练的独特魅力和优势已经逐步显现了出来。

一、元素训练的意义和目的

必须要对导演创作课进行规格化训练。所有元素和语汇的融合组成了电影，如果不通过长期的训练，是没有办法自如且有意识的运用它们的。传情达意需要掌握元素，如果不能掌握所有的元素，那么也就无从谈起了。很多导演专业的学生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只是接受一个又一个的创作课拍摄作业，因为缺乏严格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规格，无法形成阶梯式上升发展，这就造成了在基础阶段没能解决基础知识的问题，导致问题越积累越多，在毕业创作中这些问题全部爆发而出。针对学生各自的特点，将综合训练进行分解，进行有次序分步骤的推进，可以让学生们在艺术创作中逐渐实现思维飞跃，让元素成为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真正支撑点。

二、在短片教学中元素训练的作用和地位

影视导演创作理论与技巧专业主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元素训练。让学生通过一系列的影视技巧的实际操作和学习，构建起导演创作的框架体系和基本思维，以进一步理解影视导演创作的规律，对其有一定的认识和掌握。本课程一般开始于二年级上半学期，到三年级下半学期结束，共两年四个学期的课程。通过综合练习与单元练习等几个步骤，从音响蒙太奇和基础图片蒙太奇开始，一直到完成毕业创作。对于短片的创作课程，在不违背教学大纲的前提下可以做适当的调整，我们可以将重视故事的传统单一综合训练分解成元素训练，这样一来每个单元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独立。把短片创作通过元素训练纳入到一个比较规范的阶梯式教育体系当中，强化教学规格，明确每一个阶段的创作任务与创作目的，让所有学生的成长都有迹可循，创作都能够有的放矢。

三、元素训练的构成、步骤及评估体系

（一）构成及实施步骤

（1）对话训练；（2）音画反差训练；（3）事件和物件；（4）动作训练；（5）音像训练；（6）时空训练。元素训练可分解为以上几个主要部分。在进行元素训练之前，为了帮助学生完成从静态创作到动态创作的过渡，可以安排学生先进行模仿训练。为了学生毕业的创作做准备，在进行元素训练之后可以安排学生进行名著改编等综合训练。

（二）评估体系

分场景本、导演阐述、人员名单、提交剧本梗概、演员资料、分镜头本、堪景图片等，以上几点都包括在短片创作课程的前期任务当中。学生互评、卷面总结、创作阐述以及教师点评，评估阶段可以采取以上四个主要步骤。

四、元素训练的优势

学生互评具有可比性、学生创作具有目的性、教学点评具有针对性，以上三点是元素训练的主要优势。

（一）元素训练更重视将注意力集中在规定创作的导演技巧和导演思维上，可以使学生在对其他同学的作品进行评价时更加客观，有着促进学生分析作品能力的作用。

（二）元素训练明确了教学的目的，规范了教学规格。训练的规范化，可以使学生不会因为不加限制而无从选择，也不会因为不明确的目的而感到无从下手，可以让学生围绕主题有意识地展开联想。

（三）元素训练对提高学生专业水平、指导教学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作业中的优点和缺点，有针对性的教师点评，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这些问题。

五、改编名著

（一）训练目的

为毕业创作的综合实践奠定基础，集中精力以成熟的剧本为基础，进行二度导演创作训练。

（二）作业规格

要求：小说或戏剧原著；长度：一般为二十分钟。

对于一个剧本或者一个角色来说，在不同的人心中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诠释。这就说明了在阐释文本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也说明了这些名著的魅力已经深入人心。通过对名著的改编可以扩展学生的视野，让学生从中汲取营养，对于更深邃的现实问题有所触及。应该用于导演训练的经历和实践，由于在作业中学生不能很好的解决文本，这就造成了无论是导演还是编剧都不够精深的局面。从文本到影片的二度创作是导演思维技巧训练的主体，改编名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环节不精深的尴尬局面，其为学生提供了一片自由想象的空间，也为学生提供了文本基础。在进行名著改变时，选择怎样的文本，现实主义还是风格化，小说还是戏剧，如何将文本转化为视听等等这些都是学生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改变名著可以让学生将所学的元素在作品中进行综合运用，其是一种综合的训练方法，可以为学生毕业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结：以创作为支撑点，在技巧的支撑下拓展学生的想象空间及导演思维，这就是元素训练的根本目的。实践证明，元素训练可以让学生游刃有余的在游戏中进行创作。

参考文献：

[1]潘雨.导演思维的创造性培养――谈元素训练在短片教学中的独特作用[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08）.

篇7

关键词：《左传》；预言；文化背景；类型；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006-02

《左传》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编年体史书，在阅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部历史著作，涉及、运用了大量的预言，这些预言给读者留有深刻印象。所谓预言，是人类凭借自身的经验与已有的认知能力，对将要出现的现象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做出合理的预计、判断，是基于一定认识能力上的思维活动。要正确看待《左传》中的预言现象，首先要明确预言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左传》预言的文化背景

翻阅《左传》，不难发现，预言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作用之大，甚至可以堪称中国史书之最。这些预言充满了敬畏天神的意识，为我们描绘了春秋时代纷繁复杂的信仰世界。卜兆、卦象、星位、梦境等对于人们来说，不但是把握未来的途径，也是沟通天人的方式。这是一种充满神秘和联想的特殊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

预言是神秘思维的产物，它与原始宗教密切相关。夏商以来的上古文化是一种巫祝文化，到了春秋时代，原始宗教并没有消退，人们仍然相信灵异，敬畏天道。春秋时期的文化则是对上古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传统的巫祝文化继续流行，并逐步发展到一个更高级的阶段，方术逐渐取代了巫术，成了神秘主义文化的主流，预测术也迎来了一个急剧发展时期。除了与原始宗教紧密相连的龟卜、筮占、梦占、鬼神等预言之外，又出现了星占、望气、择日术、相术等新的预测门类，预测手段更加丰富。巫祝文化在春秋时代的继承蔓延和发展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春秋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习惯，这也就直接影响到《左传》写作中大量预言的出现。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左传》中的预言并不全是神秘的想象，还有许多来自清醒的判断和冷静的推理。这来源对自我推论的肯定，充满了人文主义色彩。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了解，春秋时代不仅是一个巫祝盛行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文高涨的时代。伴随着人文理性的逐步兴起，人们对历史、对社会有了规律性的认识，判断能力也逐步增强。这时的预言也不再只是鬼神的专利，人们完全可以根据既有的经验或某些规律性知识，对未来作出正确的预测。巫祝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人文理性的兴起高涨，这两种看似悖论的现象共同建构着春秋时代的思想文化。这两种思想文化交错发展，实质上是为预言在春秋时代的大量出现和运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左传》中预言类型

巫祝文化与人文理性对春秋时代思想文化的构建，使得《左传》中大量预言可以按照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划分为“神意类预言”和“人事类预言”两大类。

（一）神意类预言

在《左传》中，所谓神意类预言，《隐公元年》中第一条叙事便是预言:“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清人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在“谣谶”目下将此列为第一条收载。隐公元年这条预言，正是依据文字符号而来。这些与生俱来的文字符号就是神意，预示其人将来的归宿或作为，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这种所谓的“神意预言”，可能是后人因果寻因的附会之作，但其作为春秋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对汉代图谶的产生也有直接影响。

此外，与梦占有关的预言也归为神意预言。如《成公二年》，韩厥梦见先父：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此叙事就是利用梦境中的预言，顺利地帮助自己躲避了灾难。

当然，神意类预言除了文字符号的谶语，梦境，天象之外，还有自然变异，望气种种。这类通过天意神示作出的预言，依据的是与人事无关的以上诸类，其自身都附着了浓厚的神秘意味。这些预言，大多被后来研究者看做是以果觅因的附会之辞，但在某种层面上此类预言却可看成是我国传统神秘文化的开端。

（二）人事类预言

受春秋时期人文理性思想的兴起与高涨，人事类预言在《左传》的大量预言叙事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这类预言是通过考察是否崇尚德信礼义以及政治得失、历史形势、日常行为等方面来全面预测各种战事和人事。

春秋时代，虽然周王朝日益衰落，礼坏乐崩。另一方面，又保持着对道德礼义的尊崇。所谓“礼坏乐崩”主要是就狭义的典礼仪式而言，而《左传》中所推崇的礼即国家政治的礼、人们行为规范的礼。德信礼义与国家、政治关系密切，对这些道德原则的遵从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个人乃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些预言叙事中，在反映作者伦理道德观的同时，德信礼义的重要性也可见一斑。所以这部分人事预言中，将伦理道德作为预测依据还是有一定道理可言。

《左传》中另一些人事预言则是依据一个国家的政策、国君的言行作出的预言。古往今来，一个国家的政治、政策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如《襄公三十一年》宋之盟后，晋随着与楚斗争的缓和，在悼公时已平息的内部斗争又渐起，政权逐步从公室转到强族手中，鲁政治家穆伯据此预言“晋君将失政”，其后数十年晋国政治走向正如其所预见。在专制的社会中，国君的一言一行往往左右着国家的政局变化，国君的贤明与否也常常关系国家的兴衰存亡。

此外，还有一部分预言是通过观察形势、揣测对方的心理，依靠自己的经验得出。综合以上几类人事类预言，这类通过考察人事所作的预言，是预言者对现实人，现实事的分析与推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逻辑判断加上自身的理性思考而得出的结论。这类预言与单纯的神意类预言相比，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观念，在人文理性高涨的影响下，开始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来考察政治，预测得失，对现实有一定指导作用。

三、《左传》预言对后世小说的创作影响

通过以上对《左传》预言的分析与归类探讨，书中大量预言的存在与运用，不但是春秋时代思想文化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一种文学现象的展示，它对于中国的史学和文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文学层面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预言对后世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中。

（一）预言为后世小说提供写作素材，丰富小说内容

谢丹在《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中，曾提到：“史传文学中的神话传说、妖异祯祥以及梦境、占验描写，可以说是志怪小说之嚆失。”在中国古代小说之中有很多神怪描写，《左传》的预言描写可谓开其源头。志怪小说中大量鬼神、怪异形象的出现,他们以预言家的姿态来安排人间的一切，人的生命、仕途、婚姻等都是按照他们所说的来进行，虽然其中必定会有某些曲折，但最终的结果总是与预言家们归于一致，预言最后基本都得到实现。这样就使其带有一定的宿命因果报应思想，小说传承并进而发展了这一思想，小说中最常见的因果报应、宿命的主题，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特征，贯穿于古代小说的发展始终。在《太平广记》的“定命类”、“感应类”中收录了大量的此类作品，其他的作品，如唐传奇中的《霍小玉传》，清代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多多少少地都采用了预言的叙事手法，丰富小说的故事内容，吸引读者的阅读心理，创新小说的写作模式。

（二）预言为后世小说提供人物形象塑造方法

谈到人物形象塑造，涉及到预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一定不陌生。诸葛亮就是运用预言塑造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预言本身就是一种为未来事物的预知，在后世的小说人物塑造中，加上预言的塑造，则更使得这个人物形象笼罩在神秘的光环之下。如今诸葛亮已经成为大智慧的代言人，他的形象是在一系列对于时局、斗争、人物命运的正确预言中展现的。无论是赤壁之战的草船借箭，还是他的智算华容道、智取汉中，都是作为一个智通鬼神、无所不知的政治家、军事家来塑造的。在《三国演义》中，则把他的智慧才能展露地更加淋漓尽致。虽说鲁迅曾评价“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但也正是这些有神秘色彩的神意类预言和人事类预言的描写，才使得诸葛亮完成了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智者形象塑造。

（三）预言为后世小说情节安排提供了写作技巧

我们承认，在《左传》的大量预言中，存在主观附会、迷信的成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些预言在后世小说情节安排上提供了一定的写作技巧。

《左传》是编年体史书，因此在叙述上，时间是关键。但只以顺叙的方式为写作技巧又未免太过单调。所以《左传》在情节安排上，有时以预言的方式预示结局。这样，既打破了既有的时间模式，又把后文要出现的情节预先做铺垫暗示，在随后的叙述中再予以详细描写和前后呼应。这种预示铺垫的方式，增加了创作悬念，诱使读者想要一睹为快，并以此推动下文情节发展，不得不说是高明的写作手法。

在后世的小说创作中，诸多小说都采用这种利用预言埋下伏笔的写作技巧。如《西游记》中常见唐僧历经劫难时，插入“也是唐僧命不该死”的预言，增加了小说的悬念，为后文劫难的出现、发展以及劫难结局埋下了写作伏笔。诸此种种，均展现了预言在后世小说创作技巧上的独特作用，在以预言埋下情节伏笔的同时，吸引了读者的好奇心理，增强了小说自身的可读性，展示了小说与众不同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曲文.论《左传》中的人事预言[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

[2]王有景.论《左传》预言叙事艺术[J].运城学院学报.2006(6).

[3]赵奉蓉.《左传》预言对小说创作的影响[J].胜利油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5).

篇8

[关键词]英语泛读　英文小说　互动式阅读

大学英语泛读是一门需要进行大量阅读实践的课程，也是高职院校英语专业学生的基础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在阅读中，既能比较系统的掌握基本的快速阅读技能，又能通过阅读题材及风格各异的篇章，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丰富语言知识、增强语感，扩大词汇量，增加一定的英美文化背景知识，加深对英语语言特点的理解，提高阅读的速度和理解能力及快速、准确、有效地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英语专业人才。

一、认识泛读教学英文小说阅读的意义

以我校选用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英语泛读教程》为例，书中选摘了大量的英文名篇，如杰克，伦敦的《The Call of The Wild》，海明威的《The Old Man and The Sea》，劳伦斯的《The Rocking―Horse Winner》，此外，英语泛读教学的大纲也要求教师给学生列出一些英文参考书目，供学生在课外阅读。

因此，在英语阅读教学中使用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是能够让学生真正了解英语用法的一个有效途径，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真正的文学作品作为语言教材已经成了一个主流趋势，特别是在泛读教学中，小说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那么，如何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和课后进行英语小说的阅读。成为英语教学的一个关键。

二、英文小说阅读的过程

英文小说阅读不是简单的完成阅读任务的一个过程，它需要具有大量的词汇，还要有必备的语法基础。此外，具有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有利于小说的把握。

1、词汇习得。在阅读过程中，对于已知的词汇，学生会通过重复巩固这些词汇的拼写及使用，并且根据上下文的内容对该词汇的用法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对于未知词汇，学生可以使用查字典或通过上下文提示来猜测未知词汇的大意。

2、语法习得。文章的语法结构对于阅读理解的过程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学生应该通过辨认不同的语法现象，理解小说内容。同时，对一些长句、难句，学生也可以通过上下文内容提示，对其语法结构进行分解，更好的理解文章。

3、文化习得。读者通过小说的描写，可以间接地了解其人文、社会、宗教、科技等一系列的内容，从而扩大读者的知识面，并且通过对其文化的间接接触，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4、评论性思考。阅读是一种积极的互动过程。阅读者的背景知识是受到他所处的人文、社会环境、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和限定的，而且这些因素必然会影响到阅读者对其所读小说的理解，并且在其阅读过程中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此外，阅读过程也是阅读者和文章作者之间的交流。

当前的外语阅读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以基本的阅读理解为基础，发展学生的评论性思考能力能够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其阅读内容、作者写作目的、文章结构等各方面的细节内容，从而使学生不仅可以从更深层次分析文章，而且最终对他们的写作技巧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小说阅读过程中的活动设计

基于上述可以在小说阅读中实现的各种习得，教师可以利用课堂时间组织不同的活动对学生的阅读过程进行引导和检查。根据阅读的性质和自然过程，可以将小说阅读分为三个阶段。

1、阅读前阶段活动(pre―reading activities)。阅读理解的过程就是一个基于读者的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和所读文章之间的互动过程(Interactive process)。因此，调动读者的背景知识是帮助读者从思想上接近其阅读材料的一种有效方法。下面的几种活动可以被应用于阅读前阶段：

(1)在课堂上针对小说的题目进行提问。文学作品的题目往往是对全文内容的高度总结，或者是全文基调的暗示。教师启发学生对文学作品题目的思考，可以帮助学生预测该文学作品的主题，从而调动他们的阅读积极性；

(2)向学生介绍该文学作品的主要人物和他们在该作品中的身份地位；

(3)让学生在课堂上阅读该小说序言部分。然后教师向学生询问该部分的作用。

2、阅读中阶段活动(while―reading activities)

(1)记录阅读中所遇到的生词：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生词库”，但必须提醒学生只需要记录那些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生词，他们有兴趣学习的生词，或者他们觉得值得记忆的生词。

(2)建立“关系树”(relationship tree)

在阅读过程中，梳理小说中人物及其关系。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建立该小说中人物“关系树”的主干或者部分，然后由学生通过他们的阅读理解对该“关系树”进行填充或补全。

3、阅读后阶段活动(after―reading activities)

在该阶段中，教学活动的重点应放在对全文的理解和再创作上。

(1)评价。在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人物都是很重要的部分。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并对人物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进行评价，这样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发生在人物身上的故事。

(2)再创作。该活动以写作为重点。学生通过对所阅读的小说的理解，再创作出一些新的内容。“再创作”活动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或者创作性思考。这个部分可根据学生的水平进行调整。

篇9

关键词　改编，形象，存在，异化

一、从作品改编看文学在影视中的存在

文学(主要是小说)和电影可以说都是叙事艺术的典型。文学就是以语言为物质媒介，以文字为基本载体，反映和表达人们审美感知的语言艺术。电影是以影像为基本叙事单位，通过声画的不同组合来表达主题，阐发思想的。较之干文学的叙事载体的单纯，“电影在表面上要丰富许多，比如它可以借助景别，景深、时空转换、镜头组接，切换、音乐、灯光以及各种蒙太奇手法和以感觉形式呈现的节奏、韵律、影调、色彩等手段组成不同的叙事结构，并且随着高科技的加盟，电影在叙事手法上更加变幻莫测。”两种艺术形式最本质的相似性在于叙事，从美学形态上的相似性来看，电影和文学主要的叙事因素都包含着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叙事手段三个关键元素。它们都是借助与叙事的感性特质虚构或者再造了一个有别于现实真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这个空间是对于现实世界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重现或者补偿。正是二者存在着这种共同性才可能通过“改编”这一桥梁获得一个共通性。

改编也是创作，但它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的创作，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再创作。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又不同于电影对于原先存在的另一部电影的改编(翻拍)，后者相对来说其创造性更多在于技术上的选择与处理，其内容上的创新相对来说偏弱。而前者需要导演、编剧、演员及整个团队的集体智慧创造，这创造首先会基于对原著的理解、接受、认识上。同一部小说或戏剧，在不同的编者的笔下，可以成为风格迥异，甚至连内容都有很大差别的电影作品。正是由于文学和电影都是要求具有丰满情节的叙事艺术，这为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但文学和电影在叙事手法上的截然不同，注定了从一部为文学名著到改编成一部经典影片是一条貌似有章可循实际上却是“改编共性”与“编导个性”互动相生的艺术创造过程。

中外许多影评理论家曾经就文学改编谈到自己的心得与见解，美国电影理论家杰佛里・瓦格纳在他的论文《改编的三种方式》中曾经提出影视改编的三种方法，即移植法、近似法和注释法。移植法是几乎不改变小说原著的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顺序，编导者几乎完全忠实于原著的人、情、事的发展流程，这种方法被他戏称为“把古典小说简化成古典连环画册”，近似法是把原著作为一个宏观的故事框架，而在改编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导演的创意，而使改编后电影的风貌与原著的真实性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也是对于原著的艺术再现，例如布努艾尔的《白昼美人》，罗贝尔・布莱松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白夜》的改编，注释法是电影编导者比较钟爱的一种改编方式，它不像第一种方式那样呆板拘谨，也不像第二种方式那样天马行空，而是运用编导者的个人化风格和文学素养，对于原著中的情节和人物重新进行“电影式”的取舍再现，这包括叙事线索的重排，叙事人物的增删，叙事情节冲突的转换与重构等。在我国第五代导演中张艺谋是成功运用此法的导演之一，对于张艺谋而言。所有的小说只是他电影创作起步的基石，小说于他只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故事框架，作品的真正灵魂是导演所赋予的。所以面对每一部小说，张艺谋几乎都做到了“不忠实”于原著，这不但包括不照搬原著的人物构成和人物发展命运、故事情节和叙事线索，而且更多地体现为不忠实于原著的风格和灵魂。因此他的改编制作总是体现着一个导演个人化的艺术风格，他的“伤筋动骨”的改编使人很少想到被他所用的原著，人们更多地觉得这是一部具有原创意义的艺术作品。张艺谋对莫言小说《红高粱》的改编便是成功运用注释法改编文学作品的案例。1987年张艺谋借用这部小说的故事框架重新构成了一部影片，将原著的故事精神改而化之，原著本来是以抗日为基本主线，“爷爷和奶奶”之间的爱情故事为辅线，在改编时，张艺谋中意于小说中所表现的那种生命的骚动不安，热烈狂放，而提炼出另一个电影故事主题，将故事的讲述偏移到对于爷爷奶奶在爱情过程中表现出的生命力的张扬上，因此一部以表现战争和民族精神为重点的小说在张艺谋的镜头下变成了“一支生命的赞歌”。

当然，也并非说电影的制造都得靠对文学文本的改编得来，早期无声电影《摩登时代》便是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产生的经典影片，直到现在还深为观众们所喜爱。但电影作为一类叙事造型艺术它本身就已经在运用文学的表达思维与技巧了。即使没有剧本我们也仍然可以在电影中见到文学的影子。而当下越来越多作者的“触电”更是将文学直接引入到电影中，这既是电影思想与灵魂得到升华的机会，也是文学借助于另一种全新的艺术得以更为普及大众的机会。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最后成为一部好的影视作品这当然是在视听时代文学与电影的双赢。

二、文学形象在屏幕上的异化

小说中人物的形象、性格是靠读者的想象来完成的，这一点与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一样，直观性是电影的第一要求，通过人物的活动、语言来展示人物形象、性格。电影表演又叫“演戏”，戏剧的“戏”只在舞台上完成，而电影则是在真实或虚拟的拍摄场地完成。戏的决定因素则是人物个性形象的塑造。文学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电影同样需要塑造屏幕上的“典型人物”。中外各类经典电影，都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电影典型人物画廊。所谓典型，就是具有高度概括能力并现实了某类本质性特征的人物形象。从名著改编后依然保持了原著特色，并继续获得成功的电影典型形象很多，我国现代文学著作的典型阿Q、骆驼祥子、繁漪、觉新等在电影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即使非名著改编的电影，一些典型形象也永远根植数代观众的心目中。潘冬子、胡汉三、董永、七仙女等在人们心目中成了永久的艺术典型。电影典型形象的塑造，依然需要在“戏”的典型冲突与典型环境中去展示，去通过一个个独特构思的镜头，从外在与人物内心推动冲突，完成人物个性的典型化。张艺谋的电影典型“我奶奶”、“我爷爷”、“秋菊”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和生活情感体验，是典型环境中真实人物的再现，人物形象与个性非常独特丰满。

“如果说由于媒介的差异，文学作品尚可以用心理描写、外貌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的话，那么影视作品就必须用人物的行动、语言来完成形象的塑造。要想使人的行动，语言符合其性格特征就必须用一个又一个细节来构建起人物形象的血肉，人物形象由细节累积而成。”因此电影对文学作品改编中，首先要注意原著中有关人物描写的细节，在深入理解每一个细节所起的独特作用的基础上 进行屏幕转化，同时也依据人物性格展开丰富的想象，进一步拓展、丰富细节表现，使原著中的人物形象完整地展现在屏幕之上。但是从实践情况来看，屏幕上的人物形象与原著中的人物形象也不可能是完全地吻合，常常会出现比原著更精彩或者更逊色的情况。这种从文学形象到屏幕形象的转化是否成功也许并不能以是否对原著形象的忠实而作标尺。毕竟电影是具有其本身特质的独立艺术形式，它遵循着电影本身的创作规律与法则，在蒙太奇的世界里对人物形象塑造的要求与效果必然也有别于单纯的文字编排。也许通过两个案例的分析我们更能理解这一点。在此笔者特意选择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形象被改编成屏幕形象的案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和《水浒传》中的林冲。这两个人物的屏幕形象都有别于小说中的形象，而观众对他们的评价则是曹操的形象较之小说有更精彩之处，而林冲的屏幕形象则逊色于小说中的形象。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历来被认为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但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形象。罗贯中遵循“拥刘反曹”的历史倾向，按照“七实三虚”的原则，将曹操塑造成为一个“乱世奸雄”的形象。虽然这一形象也不乏英雄的一面，但奸诈成为其性格的主要特点，使这一人物成为奸臣的象征。而电视剧《三国演义》在对小说中曹操形象进行塑造时，一方面遵循了原著对曹操形象的描写，用大量的情节演绎了曹操“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的性格特点，如渲染他杀吕伯奢一家、借粮官王厘之头以稳定军心、杀谋士杨修、梦中杀人等，使曹操的形象符合观众心目中“乱世奸雄”的性格特点；另一方面编者又在曹操形象中注入了新质，这些新质融合了我们对历史人物曹操的新评价，展示了曹操慧眼识英才、统一北方的雄才大略，使这一形象具有封建政治家的品质。这种新的定位使曹操的形象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比如在小说中“祭袁绍”这一节，作者仅用不到二百字进行简单描写，主要回顾了曹操与袁绍的友情，曹操的表现也不过“哭甚哀”而已。编剧对这一段的改编则除了表现曹操对袁绍墓跪拜，又加了两个情节，一是曹操命令：　“将沮授、审配、辛评及河北义士的灵牌摆上”，二是命陈琳在袁绍墓前重读当年袁绍所写的讨曹操檄文。此时众将一起跪下劝阻，曹操却执意要念，陈琳只得在战战兢兢中把檄文读完。在这个细节中，曹操敢于将辱及自己祖、父的檄文重新当众宣读，表现了曹操悼念河北义士的宽广胸襟，体现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安抚人心的高超技巧。体现了其性格复杂性的一面，也改变了原著中曹操形象单一的弊病。

小说《水浒传》对林冲的形象塑造是极为成功一例，作者借情节的波澜起伏，展示其性格的前后变化，摇曳生姿。可惜在电视剧《水浒传》中，由于对林冲这一人物性格特征把握欠准，对有关情节裁剪失当，这些极具艺术魅力之处，没有能够很好地表现出来。

篇1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01

1993年《白鹿原》小说一经出版立刻引发了文坛对于小说的思想性，文化性，社会性，伦理性，民俗型与政治性的热烈讨论，同时小说中的艺术技巧也渐渐地被大家所探讨，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不能改变的是著作者高超的对语言运用能力，无论是其结构还是叙述都在吸引着文坛以及评论界的目光。一方面是作者给我们呈现史诗级的画面质感，而另一方面是作者客观的对于革命背景下普通民众的真实描述，都引来大家的关注。本文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意见。

一、《白鹿原》小说概要

《白鹿原》主要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为背景，生动的为读者呈现了白鹿两个家族，祖孙三代的爱恨情仇。纵观全书可以看到满满的民族历史感，无论是人物的塑造还是语言的作用都给人以真实感。小说的现实主义又与之前的革命现实主义不同，它的革命现实主义更加的偏向于政治观念，更加客观现实地体现出革命背景下普通民众的思想模式，大多数的小说创作偏向于人物的个性化而偏离了生活的原始，但是《白鹿原》给我们展示的却是最原始的生活，最原始的文学，它是在当今社会中鲜少存在的特有的文化属性与规律，用一个个相对于偶然的事件把全体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白鹿原》叙事艺术

《白鹿原》的人物结构无论是在横向还是纵向都完美地体现了小说作者对于小说的整体性平衡，小说情节基本上采取了两条线索共同存在的方式，既有情节的碰撞，又似乎有效的平行，相对于独立的情节元素使得人物感情性格更加的丰满，强弱情节的设置使得文章更加富有节奏感，进而推进情节的不断发展。《白鹿原》叙述顺序呈现出正时序为主，逆时序为辅的特点，而在为数不短的逆时序中又以内在式逆时序为多。这样一来，区别于中国传统的古典小说总体操作模式，《白鹿原》小说比传统小说逆时序比例很大，然而其叙事速度较快，又是相对于传统的部分，所以说《白鹿原》叙事角度的特征依旧是以中国古代话本小说为主要的特征。《白鹿原》中围绕权利的延伸与自限形成小说作者独特的视角，外部聚焦与内部聚焦的整体呈现，对作品形成了干预，无论是评论的转移以及对于现实的讽刺，都形成了其特有的、有益的掩饰。小说即在一定的视角中延续了古典小说的传统框架，又善于利用自己的创新意识，大胆的采取了用外部的聚焦来深化人物的性格悲剧。

作者用极为高超的叙事艺术为我们展现了在很长的时间跨度内的历史画卷，以白鹿原这个故事的发源地上升到了更为广阔的时间空间。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上采取了多线索的方式，多线索相互交叉却又彼此联系，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但是各个线索之间却并不冲突，主线索突出，分线索脉络清晰，以白鹿两家的斗争为主要的发展线索，一方面通过白鹿两家的斗争来展现出白鹿村的家族历史的制度森严，而另一方面呢，白鹿原更是作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用白鹿原来生动的显示我国当时的社会变迁。同时，作者在小说的叙事视角大胆地选用了全景视角，全景视角的好处就在于他没有去只限制于原有的历史观点，也没有一味的跟从自己的想法，而是更多地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站在民间的角度，去以普通人的身份来讲述故事与历史。也正是因为作者的理性客观化，使得大多数的读者可以通过《白鹿原》这部小说中的革命情节，看到了旧中国被压迫下的普通农民对待革命的态度与想法，客观真实了解当时背景下的农村。区别于工人以及知识分子，革命对他们而言是无关痛痒的，他们需要在革命之后继续他们与世无争的生活，在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上继续繁衍生息，一样过着原本的生活， 不夸大，不弱化，作者真实地为我们显示出在革命背景下普通民众的生活现状以及精神面貌，这样相对于客观的民间叙事立场更加接近了大众，生动再现了最底层人民对自由自在生活最原始的渴望，以及内心关于生活，关于生存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