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法律的意义范文
时间:2023-04-07 10: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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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高职学生 法律意识 理念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9(a)-0149-02
沂蒙山区作为在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前列的革命老区,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通过调查沂蒙山区的唯一一所医学院校医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分析医学生形成法律意识的影响因素,提出提高学生法律意识的措施。以此推动医学院校卫生法学的教学,加强学生依法行医的理念。
1 调查基本情况
1.1 调查对象
考虑到研究对象需要具备代表性、综合性和可行性等条件,所以在做研究时选取大一200名学生,大二200名学生,大三100学生,涉及护理学、临床医学、检验、药学四个专业。
1.2 调查方法
文献理论研究法:查阅国内外与高职医学生法律意识相关的书籍和文章,并以此为理论参考,进行对比梳理分析,争取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
问卷调查法:根据高职医学生法律意识的不同特点,自行编制《高职医学生法律意识调查问卷》,问卷调查采取随机抽样。
(1)问卷收况。
本次共下发问卷500份,回收495份,回收率99%,其中无效问卷3份,有效问卷492份,有效率98.3%。回收率和有效率都较高。
(2)问卷对象的分布情况。
本高职医学院学生以护理和临床两个专业学生居多,选取的学生这两个专业占了大部分:大一200名学生中,护理专业100人,临床专业60人,检验20人,药学20人,大二200名学生各专业学生和大一人数相同,大三在外地实习医院进行实习的学生较多,所以选取的数量少些,100人中,护理专业60人,临床20人,检验10人,药学10人。500名学生中,由于护理专业学生中女生较多,所以总数中女生346人,占到69.2%,男生154人,占31.8%。
数据统计方法:问卷回收后工作人员将所有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录入,用Excel等工作软件建立相关数据库,运用相关软件对数据库进行分析。
1.3 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
(1)对法律一般常识的掌握情况,对现有法律体系的认知。(2)法律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的认识。(3)对于医事法律法规的认识情况。
2 调查结果
2.1 学生对法律常识的掌握情况和对法律权威的认同程度
(1)对法律常识的掌握情况。
从调查问卷分析,大部分学生对法律常识的掌握情况不容乐观。问卷题目“我国的根本法是哪部法律”是最基本的常识问题,回答正确只有率69.1%,在回答“我国的最高立法机关是哪个机关”这一问题是,答出的只有42.3%,“你能说出我国的政党制度吗”这一问题能够回答出来的只有26.4%,随着问题的稍稍加深,能够回答出来的学生比例大大降低,而问卷中的问题同属于最应该掌握的法律常识。由此可以看出,高职医学生普遍重视专业课的学习,但忽略了基础课,特别是法律基础课的学习。
(2)对法律权威的认可程度。
个体对法律权威的认可程度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对其实生活的影响程度,一个人只有从内心信仰法律,才能自觉的去学习法律、宣传法律、应用法律。本调查将认可程度分为四个层面:完全认可、基本认可、不予评价、完全不认可,调查情况见表1。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我国大学生对我国现有法律体制的运行总体评价是良好的,但确实也有部分学生认为法律在保障公平方面还需要加强力度,大学生在遇到麻烦时有半数以上的同学认为自己能够遵守法律,运用法律理性解决问题,不会超越法律允许的范围而知法犯法。体现了难能可贵的对自己做守法公民的信心。
2.2 大学生获得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和学习法律的兴趣
针对“你认为大学生如何获得法律知识”这一问题调查结果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大学生掌握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课堂上老师的言传身教,课堂教学在加强学生法律意识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绝对不容忽视。网络媒体作为大学生接触多,又比较喜欢的一种传播媒介在习得法律方面显示的作用没有多少优势,也就是大学生上网并没有特别留意自己法律素质的提高。
在调查中,当问及你认为在学校里掌握法律知识对你将来的就业生活有帮助吗?有65%以上的同学选择非常有帮助,只有2%的同学认为意义不大,在回答“你希望学校多安排一些法律课程吗”?有52%的同学选择非常希望。当问到“你最想学习哪些法律方面的课程?”有23.6%的同学选择劳动法等跟就业相关的法律,有62.8%的同学选择医事法律,有11%的同学选择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事刑事法律,只有2.6%同学选择不清楚。由此可以看出医学高职生对于学习法律表现出来浓厚的学习兴趣,特别是对于专业相关的卫生法律法规和就业相关的劳动法律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学习要求。调查数据还显示,男、女生在对法律学习兴趣方面无明显差异,但大一学生对法律的学习兴趣明显高于大二和大三学生。
2.3 对卫生法律法规的掌握程度
为了对高职医学生掌握卫生法律法规的程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设计了6道和医学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让学生作答,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到,6道题目都是要求将来作为医务工作者必须要掌握的法规,有些甚至关系到作为医生对自己权利的保护,但除了一道题答对率超过50%,其他的均未超过半数,由此可以得出高职医学生对卫生法律法规的掌握程度不深,有待进一步提高。
2.4 对和医事法律相关的社会热点、伦理难点问题的把握
能够站在专业角度结合所掌握的医事法律法规,对社会热点事件和热门问题表达中肯的观点,这体现了高职医学生良好的专业素质和法律修养,在回答“你认为当前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15.7%的同学认为是“患方的无理取闹”,有21.2%的人认为“医务人员医德不高,责任心不强”,44.2%的同学认为是“媒体报道不实过度渲染,激化医患矛盾”,有18.9%的人认为是“医事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对于“安乐死”的讨论在民间和学术界一直持续不断,高职医学生也比较关注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在被问及“你认为阻止‘安乐死’实施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时,有44.6%人选择“安乐死尚未立法”,有20.4%的同学选择“安乐死中的自愿动机值得怀疑”,有24.1%的同学选择“实施安乐死有可能给社会带来难以预料的消极后果”,有10.9%的人选择“违背了传统的血缘亲情观念”。
1997年克隆绵羊Dolly诞生,这标志着高等生命所遵循的有性生殖被打破,生命可以通过无性生殖繁殖和“复制”。在被问及“人类能否克隆人?”这一问题时76.2%的同学持反对观点。当问及“你反对允许克隆人主要理由是什么?”有46%的人选择“克隆人会引起家庭伦理关系的混乱”,21.5%的人选择“有可能导致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有6.74%的人选择“技术发展还不够成熟”,25.76%的人选择“会造成在法律认定上自然人和克隆人难以区分”。
3 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3.1 高职医学生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
(1)法律基础知识储备不足。
尽管学生掌握的法律常识大部分都是来自学校,但由于中学阶段对法律的学习是分散的,不像语文、数学、历史等这些课程学习非常系统化,法律没有在一个时期进行集中系统的训练,学生掌握的知识也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学习的知识少、记忆不深容易忘记。和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接触的机会更少,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几近于空白。进入大学阶段的学习,70%以上的学生表现出对法律的学习兴趣,但从讲授卫生法学老师的座谈中了解,大部分学生仅限于关注现实生活中发生案例的来龙去脉,比如,2007年轰动一时的“北京孕妇李丽云死亡事件”,教师在讲这个案例时学生对案件的细节极为关注,但在对事件背后的深层次的法律问题进行讨论时,学生的兴趣锐减。对卫生法律事件只止于现象,未触及事件的本质,这和学生对相关的知识背景一无所知有很大关系。
(2)重理轻文,忽视人文知识的学习。
医学即人学,医学和伦理学、法学密不可分,大医精诚说的就是作为苍生大医需要医生有精湛的医疗技术,又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医生在人文修养方面除了加强道德修养,必须同时关注法律素质的提高,惟其如此才能为病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一些学生,甚至是实习医院的带教老师,认为只要自己不主动违法犯罪,学法律没什么用,一个好医生给病人看好病是主要的,这就使得我们的一些法律课程形同虚设,大部分是应付考试“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考完了也就丢到一边去了。
(3)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未能适应学生就业要求。
我们无法按照法律专业人才的标准来要求医学生研修法律,但从教育规律来讲,每一门课程的学校都是由浅入深,大学一年级开始接触《法律基础》掌握基本法理,在大二以后可以陆续开设《卫生法学》《医患纠纷与医疗事故的处理》等课程。再针对不同专业学生侧重一两个部门法律的学习,比如,临床医学的学生可以重点学习《执业医师法》,药学专业的学生侧重于药事相关法律的学习,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构建比较完整的法律知识体系。但是我们现在高职医学院校大部分只在大一阶段讲授《法律基础》,这还是国家教育部门安排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一部分,没有安排专业法律法规的学习。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医院、大专院校等事业单位的招聘考试,试卷内容有一部分就是考的医事法律法规,学生对这部分内容根本没有接触过,无所适从。
3.2 建议
(1)发挥课堂主阵地作用,系统开设医学相关医事法律法规课。
法律意识的培养不能是空中楼阁,必须有所依附,高职医学院校让这些课程进入课本走进学生的课堂,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学理论,领会法的基本精神,再从深层次上学习和自己专业密切相关的医事法律法规,逐步学会运用专业法律指导工作、保护自己的权利。高职医学院校往往缺乏教授法律的师资,笔者建议可以从当地的综合性大学特别是法学院聘请理论素质较高的老师讲授,更好的选择是由当地的律师协会推荐,聘请名气较大的从事医疗卫生诉讼的专业律师,这些人专门从事法律实践,接触的案例多,讲起课来既有理论又有生动活泼的案例,效果会更好。
(2)创造一切条件让学生在医学实践当中提升法律素质。
法律知识仅仅进课本、进课堂还远远不够,医学科学说到底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医学生法律素质的提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提升。开设模拟法庭、到法院旁听审判过程等都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
医学教育有个最大不同,学生实习时间长,高职医学三年有一年在医院实习,学校可以在学生进入实习医院前由实习医院定期派人进行指导,使其明确作为实习医生的权利和义务,实习期间学生更要深刻领会课堂上学到的医务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程序,学习从法律角度如何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维护患者的利益。学习如何在工作当中注意证据的留存比如病例的书写规范。真正深刻领会医疗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加重医生责任的含义。
(3)大胆引进医学前沿法律问题,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知识面。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有些医学科技成果不断被引入到法律法规当中比如《婚姻法》对近亲结婚的规定,《食品卫生法》第七条“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必须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营养、卫生标准”等。一些医疗技术不仅在伦理学层面引起广泛讨论,也为法学的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课题,比如,堕胎、母亲、克隆技术、器官移植、安乐死,有些在国外已有立法,但国内立法条件尚不成熟。
教学过程中将这些前沿问题介绍给学生,让学生理解医学发展面临的许多法律问题迫切需要卫生法学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更好的引导、促进医学发展。对于一些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问题可以展开讨论,比如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的立法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已有30多个国家接受脑死亡标准,我国为什么至今没能通过立法?脑死亡立法能不能一蹴而就?脑死亡立法的意义何在?究竟具备什么条件才能采取这一标准?你支持脑死亡立法吗?理由是什么?随着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学生会对医学和卫生法学的关系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也会对继续深入学习卫生法律法规产生更大兴趣。
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是个体对法律的性质、功能、作用、实现路径等方面的系统化的认识,学习和掌握医事法律知识,增强自己从业的法律意识,绝不能靠一日之功,应做到细水长流逐步提高运用法律的能力,这既是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义务,也需要学校、社会的关注和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1] 李喜.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1-23.
篇2
关键词: 大学教育 法律意识 培养途径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重要方针,旨在党领导着广大人民群众,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和路径积极参与国家的事务管理,以及社会的事务管理包括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事物等。有效保证国家各项事物及工作都依法进行,直至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合法化及制度化。同时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策略,是真正彻底地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保证。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主体,要学会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力、捍卫群众的权利、捍卫国家的权力,知法、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是时代赋予当代大学生的新的挑战,也是时代赋予人民的新的力量。只有大学生真正知法、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才能快速实现依法治国。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
我国在校大学生犯罪案例占青少年犯罪的比重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调查数据显示,1965年大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的比例约为1.12%,近几年有剧增的趋势,已然增加到17.23%。据统计,2003年到2005年间,全国在校大学生的犯罪率平均每年上升速度为120%左右。很多大学生犯罪的案例显示,大多数大学生并不是真的想伤害他人,更多的是由于对方言语过激,而犯案者比较冲动,并没有思考这种伤害他人行为的后果。他们表示,平时对法律知识不过是一知半解,并不真正懂法。一般而言,法律意识由法律观念、法律观点组成,普遍大学生由于过于看重学分、忽视实效,除部分法律专业的学生外,基本不热爱法律知识,也不关注法律教育节目,导致自身法律知识水平有限,对于法律较容易产生错误的观点且法制观念淡薄。曾经有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对于法律的公正公平性,只有约25.7%的大学生表示有信心,35.3%的大学生则表明不太有信心,剩余其中有约39%的受调查者表示没有信心。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法律的公正公平性,很大比重的学生并没有信心。大部分大学生表示当遇到不公正待遇时不会选择利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力。对于一些常见的刑事犯罪罪状,例挪用资金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票据诈骗罪,虚报注册资本罪等,一些学生表示不太了解。
二、大学生犯罪的特征及因素探究
导致当代大学生犯罪的可能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个人心理发展不够成熟,这属于主观因素,由于社会的高速发展,信息社会时代的信息爆炸,以及网络监管不力,大量暴力视频等不健康因素容易混淆青少年的是非观,甚至埋下诱导大学生用暴力解决事情的种子。自身法律知识不足,无法及时地明辨是非,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冷静的、正确的认识。
2.家庭因素。一些孩子自幼生活在家庭暴力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潜意识认为暴力能够解决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发生争执后没办法调节心理平衡等。有些家长由于受文化程度限制的因素影响,仍然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等观念,经常对孩子实施“棍棒教育”,导致进一步加剧孩子的叛逆心理。或者,现在我国大多为独生子女家庭,很多家长对孩子更是百般溺爱,导致一些孩子树立了心高气傲、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良价值观。
3.学校因素。大学校园包含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由于各地的文化背景不同,处事方式不同,甚至因为不够了解触碰了某些宗教信徒的信条而导致矛盾的激化。
4.社会因素。目前我国贫富差距大,导致某些学生有仇富心理,甚至极度拜金、唯利是图,甚至为了金钱做出违法犯罪行为等。
三、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途径研究
通过对大学生犯罪现状的分析,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显得尤为重要。根据以上对大学生犯罪诱导因素探究,对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主要有以下途径。
1.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帮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目前,我国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主要安排在晚自习,课时较短,一般为1到16周,每周一节大课。在普遍重视学分,忽略实效的大环境下,部分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因此,学校首先要加大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力度,提高心理学考试难度及掌握要求,改开卷考试为闭卷考试。强制性地要求大学生进行心理咨询测试,对于有暴力倾向或者内心比较封闭的学生,心理咨询老师应着重与其交流沟通,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家长积极主动给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家庭间每个成员都有可能产生摩擦,那么此时,家长应该尽量不要在孩子在场的时候发生正面冲突,创造温暖的成长环境。同时,每个家长要用心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不能一味地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为孩子树立正面的榜样。除此之外,家长还应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经常给孩子读一些有关法律的新闻,鼓励孩子收听法律知识型电视节目,并与孩子一起讨论,当他遇到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处理办法是什么。定期给孩子购买一些基础性的法律知识的书籍,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
3.学校应加强对大学生法律知识的教授。学校要加大宣传力度,强调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重要性。其次,定期举办法律讲堂、法律知识竞赛、趣味性法律情景模拟等活动,尽量吸引大学生主动参与,更好地了解法律。同时,学校要适当进行强制性的法律学习活动,提升大学生法律知识水平,并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帮助心理上有缺陷或者有困惑的同学解决心理问题,帮助其确定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有效降低大学生犯罪率。
四、结语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大学招收的人数逐年剧增,但同时,由于师资力量有限,一些大学生在心理出现问题时得不到及时的注意和解决,从而滋生更多的大学生犯罪案件。大学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新力量,是我国未来发展的脊梁,只有重视大学生法律知识的培养,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这一重要国策。
参考文献:
[1]杨锐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缺失及培养模式研究[J].管理观察,2015.02.25.
[2]杨锐荣.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谈大学生法律意识[J].管理观察,2015.02.05.
篇3
关键词:中职学生 培养 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建构法治国家的灵魂,是人们综合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中职生而言,法律意识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
一、中职学校学生法律意识现状
第一,中职学校以技术教育为主,法律教育只是作为公共课程来开设,且课时量小,决定了对学生的法律教育无法深入。因此,中职学校法律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第二,中职学校学生守法的自觉性低。此类学生虽然对法律也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但他们不愿自觉遵守法律。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教育的缺失。不良的社会环境影响了中职学生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他们会模仿一些不自觉守法的行为,加上学校法律教育的不到位,他们的那点法律意识逐渐淡薄,对违法犯罪存在侥幸心理。
基于以上分析,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加之学校法律教育的缺失,中职学校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堪忧。
二、中职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重要性
第一,中职生是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有其特殊性,如年龄小、阅历浅、经历不丰富,加之没有经过系统科学的法制教育,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还不到位,不仅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不懂得如何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观察,有些学生在毕业时甚至不知道怎么与用人单位签订协议,还有的学生购物时不知道索要发票与凭证。基于此,笔者认为更需要加强对中职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第二,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中职学生就业早,因此他们的法律思想和意识必定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如果他们的法律意识淡薄,必将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但如果中职生经过系统科学的法律知识教育,在步入工作岗位后给社会带来的必定是正面的影响。因此,培养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是实现依法治国的百年大计。
三、中职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途径
1.完善中职生法律课程的设置
虽然职业院校均开设有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但是课程安排的课时非常少,而且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考察局限于开卷考试。结果是学生只注重专业课的学习,而对法律课程的学习流于形式。学生因缺乏法律意识而走上歧途的事件屡屡发生。因此,学校教育作为学生接受知识,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最主要途径,应该而且必须把法律课程作为一门必修课来进行教学。除此之外,对学生掌握法律知识的情况可采取多种方法进行考察,如调查法、问卷法、抽查法等。
2.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
对法律课程而言,采用生动具体的案例教学法比起传统的讲解法也许更有效果。第一,案例应该选取有代表性且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一些典型事例。这样更能够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第二,模拟法庭训练,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原告”“被告”“证人”等这些对学生来说是很遥远、很陌生的词语。学生自己扮演这些角色,亲自体验法律程序,能够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力,体会到法律的权威、尊严和公正。
3.教师与家长应共同努力
一方面,教师的话语和行为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德育课教师必须加强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法律意识。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法律知识和思想的灌输,让学生从内心深处意识到一旦触犯了法律就要为此承担责任,并接受法律的制裁。
另一方面,家庭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场所,对学生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学生多为独生子女,家长往往溺爱或者放纵不管。这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是极为不利的。家庭教育在学生的青少年期其实可以起到法律潜意识的导向作用。因此,家长应该加强与学校的联系和沟通,及时了解子女的思想动态,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其以积极的心态和极强的法律意识迎接人生的挑战。
4.开设心理咨询室
中职校学生年龄偏小,模仿性、好奇心强,易冲动,辨别是非和抵御外界影响的能力较差,极易误入歧途。因此,学校可以开设心理咨询室,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在学生中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通过黑板报等宣传媒介向学生传播心理卫生知识。在宣传中让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的标准、一些主要心理障碍及心理疾病的症状、心理咨询的作用与意义等知识。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全体学生了解心理健康的知识,认识学校心理咨询室的职能;另一方面,便于有心理障碍者被及时发现、识别自己的问题,主动前来咨询,间接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篇4
一、西安开展入境修学旅游的优势和条件
1、深厚的历史基础
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的都城。悠久的历史给西安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秦兵马俑、黄帝陵、法门寺、碑林、明城墙、钟鼓楼、大小雁塔、72座帝王陵墓等人类文明殿堂中的瑰宝,使西安成为跨越五千年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天然历史博物馆"。
2、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
千年历史不但造就了西安历史博物馆的美誉,而且给西安留下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和人文旅游资源。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物质资源基础、别具一格的烹饪技巧形成了西安历史悠久兼容并蓄的饮食文化;剪纸、皮影、吹糖人、木版画、怪等各种民俗文化异彩纷呈,《长恨歌》、《大唐乐舞》、埙等舞蹈艺术和器乐演奏凸显高雅格调,城墙根下、公园深处就地书画的老人彰显人文魅力。
3、丰富的院校资源
作为国家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 西安是中国高等院校 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是中国高等教育第三城。据统计,西安现有普通高等院校37所,民办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36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都是国内的一流高等院校,学校历史文化悠久,独具专业特色。除此之外,西安还有许多发展入境修学旅游的中小学资源,高新一中、西工大附中、后宰门小学等以其开放的教学理念、特色鲜明的教学方式而在西安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二、西安在开展入境修学旅游方面的问题
1、各部门对入境修学旅游的认识不足
入境修学旅游是一个涉及到多环节的、专业性更强的旅游产品,其发展需要出入境部门、旅行社、景区、学校、学生等多个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但很多部门都认识不到入境修学旅游对本部门发展的意义,或不能给予更方便的政策,或没有更专业的设计和讲解,或因为本位主义不予配合。比如在很多高校和中小学校都是封闭式管理,因而屡屡出现入境修学旅游团被拒的情况。而一些大学甚至是一些知名高校,不考虑外国学生的需求,只是按照自己的安排走,一起踢个球、吃个饭而已,这些都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修学旅游的发展。
2、入境修学旅游产品没有特色
综观西安市各大旅行社开发的入境修学产品,和针对普通游客的旅游产品几乎没有区别,都是当地著名景点的参观游览,至多也就是增加了参观高校的项目,这些产品主题特色不明显,参与体验度不强,吸引力不够,并且在有限的时间内安排的景点和参观的项目过多,这种走马观花的旅游不仅不能满足入境修学旅游主体深度了解当地文化特色的心理需求,而且不利于提高西安入境修学旅游市场的重游率。
3、入境修学旅游的宣传推广力度不够
与欧美日韩国家相比,我国整体的修学旅游起步比较晚,发展程度不深,因而在世界范围内的认知度也比较低。西安作为我国的一个二线城市,虽然其历史文化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作为修学旅游的目的地,还缺乏相应的宣传和推广。同时,西安因为地处西北内陆地区,由于交通和意识观念的问题,让国外游客会产生一定的实际和心理距离阻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入境修学旅游的发展。
三、西安开发入境修学旅游的建议和对策
1、各部门转变观念,支持和协助入境修学旅游的发展
作为旅游主管部门、企业以及有关高校,要认识到发展入境修学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旅游主管部门和企业来说,针对境外市场的国内修学旅游产品多集中在寒暑假。而境外许多学校的假期都集中在复活节、圣诞节前后,这段时间与国内旅游高峰正好可以形成错峰,既可以使旅游效果更好,也可以解决淡季旅游市场的低迷问题。对于高校和中小学校来说,打开大门,让本校学生和境外学生进行交流,可以扩展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和沟通交流能力。因此,大力发展入境修学旅游对于西安经济的发展,城市形象的塑造都是有益的。所以要以这个理念来协助和支持入境修学旅游市场的发展,旅游主管部门要为入境旅游制定颁布更为便捷的入境签证政策,景区景点可以在门票价格、景区讲解等方面提供更为优惠、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服务,各个开发入境修学旅游的企业要设计更有针对性、专业性的旅游产品,而各高校和中小学校要在保证日常教学秩序的同时,以开放地心态开辟出特定的时间和区域接待入境修学旅游团体。
2、开发更具有特色的修学旅游产品
入境修学旅游的主体是13岁到20岁的初高中以及大学的学生,独特的年龄结构及生理和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的旅游需求和成人及普通的游客有着明显的区别。尤其是主要的客源群体日本、英国及澳大利亚的学生,其成长环境和教育经历使得他们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鉴别性。他们希望获得内容更丰富,形式多样化,又独具特色的修学旅游产品,因此,西安市要针对主要入境修学旅游市场开发更具专业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修学旅游产品,比如历史文化游、饮食文化游、民俗文化游、学习观摩游。另外,要针对国外孩子主动参与性要求更高的特点,要设计更多让这些修学旅游主体可以亲自动手操作的产品形式,比如在饮食文化游中,可以让游客动手和面、擀面、包饺子,亲自体验劳动的乐趣;在历史文化游中,可以让游客动手制作陶佣,临摹名家书法,亲身感受西安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高校观摩学习游中,可以组织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进行交流,共同排演话剧,邀请外国学生到中国学生家里做客等。
篇5
论文关键词:高职学生;顶岗实习;法律关系
顶岗实习是高职院学生在校内完成了一定的学业之后,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运用于真实的工作岗位上,以提高实际操作能力的一种实践教育方式。顶岗实习以其实习任务的真实性、实习内容的综合性和较长的实习时间在高职教育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教育部的相关文件也明确要求高职院校应保证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时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进行顶岗实习。然而,近年来顶岗实习中时有发生的劳动、人身等方面的安全事故对相关各方的合作产生了不利影响。由于人们对于顶岗实习中的各方法律关系缺乏全面且准确的认识,从而导致各方对自身权利和义务认识不清,发生安全事故后也难以对事故责任进行准确的认定。为此,本文试图厘清顶岗实习中所涉及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内容,以期为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提供分析工具,促进高职顶岗实习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实习学生与高职院法律关系界定
顶岗实习是高职院对学生的一种教育教学手段与方式,是学校教育的延伸,本质上仍然属于学校教育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一般意义上的大学生和高校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仍然适用于顶岗实习中学生与高职院的关系界定。在我国,对于大学生与高校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历来有不同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观点:一是民事法律关系说;二是行政法律关系说;三是双重法律关系说;四是特别权力关系说;五是教育管理法律关系说。
可见,关于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究竟是何种法律关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每种观点似乎都有充分的依据,以至于又有学者提出了复杂法律关系说,试图综合各种观点,这种做法看似全面,但并无实质性的理论推进。本文无意于从整体上探讨大学生和高校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是要在高职学生顶岗实习这一具体情境中去界定二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果仅仅讨论二者是何种法律关系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法律关系背后所蕴含的权利义务内容。从整体上看,二者之间应该是一种教育服务与管理法律关系。具体到顶岗实习中,不同情况下又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例如,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延伸,学校有义务按照教育服务合同为实习学生提供实习的场所和条件,尽管这一合同通常并不表现为书面合同的形式,但这种关系事实上是存在的,在日本称之为公法契约关系。高职院应该对学生的顶岗实习进行全过程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如果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违反学校或实习单位的实习管理规定,将会受到校纪处分,这时就表现为法人内部的行政管理关系。如果学生不实习或实习成绩不合格,学校不予颁发学历证书,这时则表现为教育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因此,顶岗实习中学生和高职院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内容需要我们在具体情境中及动态意义上予以全面把握。
二、高职院与实习单位法律关系界定
目前,关于顶岗实习中高职院和实习单位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学界一般认为是一种民事合同关系。至于到底为何种合同关系,很少有人论及。有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实习是教学活动,实习单位是学校教学场所的延伸,学生根据教学计划到实习单位去实习,实际上是学校的委托。”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其原因是,我国《合同法》第396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高职院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为学生实习提供真实的工作岗位,通过与企事业单位签订委托协议,委托企事业单位提供学生实习岗位,并对学生进行日常管理和考核。高职院与实习单位分别成为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形成了委托合同法律关系。这种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性质可能有多种表现形式,双方可以是签订了专门的顶岗实习协议;如果是学校集中安排的实习岗位,学校和单位之间往往有合作关系,委托可能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如果企事业单位本来是学校的实习实训基地,委托可能在实习实训基地共建协议中约定;委托和受托行为也可能是默示的。例如,在分散实习中,实习单位是学生自己联系的,此时高职院与实习单位之间并无书面的相关协议,但在实习学生表明自己的身份,向实习单位提交了实习报告、实习周志等学校有关顶岗实习的教学管理文件,并要求实习单位给予考核评价情况下,实习单位同意接受顶岗实习学生,则意味着在高职院和实习单位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
从内容上看,委托的事项应该主要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来决定,且应尽可能的详细和具体,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此外,委托协议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实践中如果原来双方有合作关系或受托方是实习基地,往往是无偿的。即使是没有合作关系,实习单位收取报酬的情况也不多。有偿还是无偿将影响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内容以及发生纠纷时法律责任的归结。根据《合同法》第406条规定,如果是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如果是无偿的委托合同,只有在受托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才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如果实习单位没有收取顶岗实习的培训和管理费用,且在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给高职院的教育教学工作带来损害,作为受托人的实习单位是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反之,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实习单位因实习学生的不当工作,或者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因其他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学校要求赔偿损失。
三、实习学生与实习单位法律关系界定
由于顶岗实习任务的真实性和较长的工作时间,实习单位和实习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很容易让人想到劳动关系。那么,双方之间是否形成了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目前学界大多持否定的观点,且主要是从实习目的、报酬性质和档案关系等方面加以论证,认为实习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学校的教学目的,提高实践技能;实习学生并未和实习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其档案关系仍然在学校;即使实习单位发给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也非工资,而是生活费补贴,实践中有的单位甚至还向高职院或学生收取一定的实习费用。也有人持相反观点,认为虽然实习单位和实习学生并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理论上的分歧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部分印证,法院一般不将顶岗实习中学生受到的伤害作为工伤处理,但也有个别法院判决支持工伤赔偿请求。笔者同意否定论观点。除上述原因外,从法律关系的本质看,劳动关系难以成立。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一方有偿提供劳动力,由另一方用于同其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是人身关系属性与财产关系属性相结合的社会关系,其兼具平等性和隶属性。劳动关系中,劳动者隶属于用人单位,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具有一定人身依附性;同时,劳动者将其劳动力和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以劳动力换取劳动报酬,具有财产属性。而顶岗实习中学生和实习单位之间显然并不具备这种人身和财产关系属性。
二者之间不是劳动关系,那么,应该是何种法律关系?有观点认为是实习合同关系,其主体是实习单位和实习学生,在实习协议签订后,实习活动开始时产生,至约定实习期满,实习活动结束时终止。这种观点看似简单明了,但由于只笼统地说明了合同的主体和履行期限,我们无法确证这个合同关系的存在,也无法知道其性质和内容,以及这个合同与学校和实习单位之间的顶岗实习协议是什么关系,因而这种观点缺乏解释力。 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以实习合同为依托的教育管理关系。实习单位是学校教学场所的转移,实习单位作为实习学生的接收者,对自己所接纳的实习学生有管理职责,实习生与实习单位的关系如同与学校的关系一样,也是一种教育管理关系,只不过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实习生所在学校与实习单位签订的实习合同基础之上的。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解释了实习生和实习单位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基础,其权利义务关系是明确和具体的。但是,也有其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首先,仅将二者关系界定为教育管理关系难以揭示二者法律关系的全貌,因为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学生仅是作为合同关系人而非独立的合同当事人而存在的,而学生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除了作为教育管理的对象外,实践中也可能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与实习单位发生法律关系。其次,这种培训与管理法律关系的基础还应该包括实习学生和高职院的教育服务与管理法律关系。再次,该观点认为教育管理关系是一种公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但依据法理,公法关系的转移必须有法律明确的规定才能成立,而学校在没有得到教育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况下,是无权将这种公法关系转移给第三方的。因此,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作更为全面的界定。
笔者认为,实习单位与实习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通常情况下表现为一种培训与管理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高职院与学生之间的教育服务与管理关系以及高职院与实习单位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这两个法律关系基础上的,这两个法律关系相互之间产生的联系成为实习学生和实习单位之间产生培训管理关系的前提条件。实习学生是高职院的学生,存在人身隶属性;高职院通过委托合同将对学生的一部分教学任务委托给实习单位来完成,同时,把部分教育管理权授权给用人单位来行使。最终,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和委托合同的履行者,和实习单位形成了培训与管理关系。从性质上讲,这是一种私法关系而非公法关系,因为它基于高职院与实习单位之间的委托合同而产生,不依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仅依据私法性质的委托合同是无法直接产生公法性质的教育管理关系的。高职院所授之权从本质上看仅是一种法人内部的教育管理权,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教育管理权,实习单位并不能依此而获得颁发学历证书或开除学籍等权力,甚至就是法人内部的教育管理权也是部分的,实习单位也无法不依靠学校直接对学生进行正式意义上的警告、记过等行政处分,而只能向学校提出处分建议或解除实习合同关系。
此外,实习学生和实习单位之间还可能产生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例如,实践中有的实习单位发给学生一定的生活补贴,而高职院与实习单位之间的委托合同并未就此作出约定。对此,只要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再如,实践中有的实习单位认可实习学生的工作能力,与实习学生约定,顶岗实习期等同于员工的实习期,实习学生的待遇适用试用期员工的待遇,顶岗实习期满学生取得毕业证书双方将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同样,这一合同关系的内容也超出了高职院与实习单位之间委托合同的涵盖范围,从而在实习学生和实习单位之间形成了直接的合同关系。当然,二者之间签订的超出委托合同范围的合同并非都是合法有效的。例如,实践中有实习单位认可了学生的工作能力,与实习学生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所用的合同文本甚至就是单位与正式员工所签的劳动合同的格式文本。那么,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因为如前所述,此时学生并不具备劳动合同所要求的主体资格,不具备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劳动者所必须具备的相应的行为能力。
四、实习学生知情权与参与权的保护:多边法律关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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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远程法律教育 独立学院法学教育 利益相关者
根据《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独立学院属于本科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办学的新力量。远程法律教育,是指使用电视及互联网等手段在高校开展法律教育的教学模式,它打破了传统坐堂教学上时间和空间的界线。远程法律教育为推动我国法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使更多的人能够享有优秀的法律教育。为了解远程法律教育在独立学院中运行的模式与效果,笔者于2011年1月至4月,分别对广西九所独立学院中开设法学专业的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以下分别简称为相思湖学院、行健文理学院、漓江学院)这三所独立学院进行调查,结合与这三所独立学院教研室的交流,了解到如下情况:
一、远程法律教育集中在司法考试领域
广西的独立学院目前没有开设函授课程,也不能招收自考和在职的考生,只能通过高考招收本科生,因此独立学院并没有开展对外远程法律教育的动力。根据调查,广立学院还没有主动制作远程法律教育课程的计划,还处于接受远程法律教育的阶段。广立学院接受的远程法律教育主要是司法考试培训,其运营的模式也有自身特点。
(一)远程法律教育在独立学院开展的目的是为了补充独立学院法律职业教育方面的不足,培训的内容集中在司法考试领域
司法考试是我国统一组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从事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应当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司法考试作为唯一国家承认的法律职业准入资格,将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连接了起来,成为法律职业教育与本科法学教育合作的重点,学生也非常渴望获得相应的辅导。故,虽然当前大学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间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两者在司法考试上产生了明显的交集。
(二)远程法律教育在独立学院中运营的模式有自身特点
司法考试培训机构授权本地的商,商在学内进行宣传,并通过与独立学院的合作,让学校推荐学生参加辅导班,学生则享受相对低的报名费,同时对学校进行反点。在管理上,由司法考试培训结构授权当地的人会将辅导材料发到学生手中,并组织学员学习集中上课,时间一般在星期六、星期天。远程教育开展的时间集中在大三下学期。司法考试培训的远程教学方式能够在全国被广泛地采用,其原因在于其“权威性”。司法考试培训中,真正吸引考生的是司法考试辅导方面的权威老师,这些老师长期从事司法考试辅导,有良好的教学经验、解题经验并且对出题老师有相当的了解,他们是司法考试辅导班真正的卖点。这些老师基本集中在北京等大城市的辅导学校,如果按照传统的面授方式,学生则必须到北京等地上课,学费高达数万。当然也有的曾经尝试在本地进行面授,但是因为成本过高,结果大多数都没有能经营下去。与传统的面授教学相比较,远程教学方式更容易操作,商只需要租借有多媒体设备的场地,有一个人管理播放即可,在人力和设备投入非常低。相对的,远程教育收费往往只有一千多元,学生往往也比较容易接受。
二、远程法律教育在独立学院中开展的模式及利益相关者分析
根据米切尔评分法,要确认利益相关者首先要确认谁是利益相关者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特征,并将特征分成主动性、重要性和紧急性。在此基础,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决定型的利益相关者、预期型的利益相关者和潜在型的利益相关者。通过米切尔评分法分析,首先可以发现学生和司法考试培训机构属于决定型的利益相关者,它们同时拥有对合作问题的主动性、重要性和紧急性。他们对远程教育的生存和发展有非常强烈的欲望,也是利益的最直接相关者。其次,学校属于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它具备合重要性和紧急性。在合作中学校虽然拥有影响合作的地位和手段、并且学校的需求在合作中也必然受到相应关注。但是,司法考试辅导本质上还是培训机构和学生的民事合同,学校的道义上和法律上的直接索取权是较低的。最后,在司法考试远程教育中还存在一个被人忽视的潜在的利益相关者,那就是教师。当前在司法考试领域开展的合作对学生、学校和司法考试培训机构有利,对教师无直接利益。
(一)从司法考试辅导机构的角度,合作有利于获得客源
司法考试难度大,通过率低,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大量的知识学习,复习压力大。相应的这一块的市场也很大,每年有近30万的考生参加考试,司法考试培训学校应允而生,它们针对司法考试的特点和每年的变化制定相应复习方案和复习资料。当前司法考试辅导领域的竞争已经属于商业上的红海,各地不同机构的商对客源非常的渴求。通过三者的合作,表面看起来可能收费变低,但是学校推荐学生报名往往人数众多,可以保证充足的客源摊平成本进而形成雪球效应,这是司法考试培训机构非常愿意的。
(二)从学生的角度,选择专业的辅导有利于通过考试,并且远程教育的费用更低,更容易接受
根据调查,75%的学院多数学生愿意获得专业的机构在专业问题,18%的观望,只有7%的表示不需要的帮助。学生看到了本科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的差别,期望获得更专业的帮助,以增加自己的综合竞争力。另外,学校统一组织报名,往往报名费会比社会上低不少,在享受相同服务的情况下,能少花钱是最能打动学生的。
(三)从独立学院的角度,选择合作既可以相对提高竞争力又可以有一定经济收入
据调查,广立学院办学时间最长的也只在十年左右,还处于发展阶段,其教学培养模式很大程度上模仿母体学校。但是独立学院与一本、二本类高校相比,独立学院在生源、办学经验、科研力量等方面都处于下风。为了扬长避短,独立学院都往往将人才培养方案定义为“应用型实践型”,作为职业准入资格的司法考试合格证件就自然成为了独立学院极的重要目标。相思湖学院、行健文理学院、漓江学院与社会上的不同司法考试培训机构都进行过合作。这样,学院避免了准备司法考试的工作,还可以收取一定的管理费。
(四)教师并不在合作的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中,远程教育对教师具有潜在的利益,但是教师对远程教育没有直接利益诉求教师是大学教学任务的承担者,如果激励得当,他们可以对远程教育的开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远程法律教育存在问题
(一)独立学院远程教育开展的效果不理想,司法考试通过率不高
司法考试的全国通过率在近几年基本都超过20%。本科生通过司法考试后根据不同考分可申请A证或C证(C证要求学生户籍在国家规定的地区方可),要求分数为360分和315分。广立学院的生源大量来自国家照顾的地区,大量的学生只要拿到315分就可申请C证,在通过率上有优势。但是,实际情况是广立学院司法考试通过率都不理想。以漓江学院为例,06级法学(62人)得到司法考试A证的只有2人,07级法学(87人)得到司法考试A证的有4人,加上可申请C证的人数后,总体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两所独立学院的通过率与漓江学院类似。
(二)远程教学的过程中缺乏外部监控
司法考试的远程学习采取的是播放视频,学生按照培训机构制定好的学习计划进行学习,按照这些培训机构的宣传,感觉是类似正常学校的授课教学方式。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般学校的教学是典型的外部控制教学,学习监控由教师来完成,教师通过不同的教学手段监控学生的学习。但是经过调查发现,当前远程教育的外部监控形同虚设。学习监控是指为了保证学习的成功、提高学习效果和质量、达到学习的目的,而对学习活动进行的计划、检查、评价、反馈、控制和调节的一系列过程。没有学习监控,学生往往就容易松懈,曾经出现一个班50个同学报名参加同一个辅导班,最后只有10个同学能坚持下来的情况。通过对参加过司法考试的同学进行调查,过半数的同学认为教学的监控是最重要的。外部监控的缺乏等于将教学监控全部交给学生,在面对高难度和高强度的司法考试时候,一些学生本身就容易气馁和松懈,这时候没有人督促和打气,这些学生往往就会失去对自己控制。
(三)远程视频教学交流的单向性弊端难以解决
网络教学本身最大的特征是能够保证同步交流,但是当前的远程视频教学和网络教学都是单向的。在实践中,教与学之间的交流,信息的相互交换是完成教学设计的保证。但是在当前的司法考试远程教育中,学生只能听和看,但是却不能与老师进行交流,至多能在网上提问,沟通有限。在远程学习过程中,信息交互是促进学生产生概念交互,进而实现学习目标的重要环节。信息交流的阻断,使教学交流留于表面,因材施教难以实现。
四、根本原因在于利益相关者诉求不一致
在校大学生刚刚进行了几年的法律学习,有暑假充足的时间进行复习,又有专门的辅导班,其通过率应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什么反而会不高了?教学监控不力和学生本身素质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学校、司法考试培训机构、学生和教师利益诉求的不一致也是导致这一情况的重要内因。
(一)司法考试培训机构的商更注重短期利益和降低成本
司法考试培训学校一般会通过授权的方式在全国各地找商,这些商通过支付加盟费的方式获得权,支付费的方式为每年支付一次。在此情况下,商为降低成本和获取更高利润,普遍采取雇佣在校学生负责播放视频的方式。因为,如果要进行教学监控必定要雇佣专门的法律老师,则必然要大幅提高人力成本,这是商难以接受的。更有甚者,有的辅导班直接让听课的学生负责,学生负责的代价仅仅是不收取个人的报名费。教学的监控需要聘请教师,这样又会增加成本,商当然不会主动聘请。
(二)学生需要的不仅是司法考试复习资料,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监控
不少学生都是首次参加司法考试,对相关的辅导班都只是道听途说,缺乏相应的认识和了解。在司法考试培训机构天花乱坠的广告和学校的大力推荐下,其选择缺乏自我判断。无论是学习目标的确定与修改、学习材料的选择与组织、操作加工策略的采用和改变、产品结果的检查与反馈,都需要监控系统综合各个方面的信息分析与判定,发出协调与行动的指令。学习活动监控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成分就是自我监控。在当前司法考试复习中,学习的效果主要还是看学生自我监控的力度。要通过司法考试,考生就在必须一定时间内进行海量知识的记忆和突破,复习的状态类似高考,可是在几年的大学生活后,学生的学习态度已经很松散了,要完成自我监控,需要教师指导鼓励、辅导班的监督考核等进行帮助。学生需要一种合理的外部监控以推动自我监控的完成。遗憾的是学生的这种核心诉求往往自己都意识不到,当然也就得不到满足。
(三)虽然合作对学校有利,但是独立学院本身并没有主动开展远程法律职业教育的动力
一方面,独立学院不能开设函授课程,不能招收自考和在职的考生,没有校外的学生使独立学院没有开展远程教育的动力。另一方面,独立学院的本质是民办教育,投资人出资办学的目的有强烈的逐利性。同时,独立学院没有公立学校那样的财政拨款作为办学支持,所有的办学经费都需要自筹自资,使得一些独立学院在成本计算上不得不有所考虑。在开展本科教育时,如果要购买远程教育就必然要花钱,这样就增加了办学的成本,这是投资方往往不愿意接受的。只是由于司法考试的存在和法学就业的压力,使得独立学院法学教育不得不寻找司法考试培训机构的帮助。这就解释了,独立学院只是坐等司法考试培训机构与其联系,在将学生送到培训机构后也极少管理的原因。
(四)教师作为教育的媒介,利益诉求无法得到体现
司法考试的复习一般从当年的三月开始,至同年九月结束,复习的时间一般在半年左右。要保证在半年中学习的热情,是需要外部的激励与老师的辅导。一方面,司法考试培训机构并不会专门聘请教师,导致远程教育中没有教师的辅导,使得学生感觉不到自己受到重视,努力得不得相应的承认,学习的激情逐渐减退。另一方面,独立学院教师的精力无法集中到法律职业教育上。独立学院的法学教师多是年轻教师,正处在忙于搞项目、发文章、提职称的阶段。在没有额外收益的情况下,调动教师们的积极性并不容易。基于以上原因,造成了教师在远程教育中的缺席。
五、提高独立学院法律远程教育效率的措施
任何经营管理活动要兼顾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任何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或参与,行业的发展应该以追求各个利益相关者整体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局限于满足某一利益主体利益;应该追求长远的利益而不是短期的利益,它体现了行业发展的效率和公平的原则。
(一)独立学院需要对利益的平衡起到更大作用
独立学院是预期利益相关者,在当前的情况下对学生和司法考试培训机构都能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法律远程教育的顺利开展符合学校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远程教育本质是由学生和司法考试培训机构担当了本应学校承担的法律职业教育的责任和成本。同时,法律远程教育也符合学院的长期利益,因为它增强了学生就业的能力并提高学院名声。如果放任学生和司法考试培训机构双方博弈,就会因为双方实力的不平等,而导致培训机构不负责任的行为。独立学院应当为远程教学提供相应的人力和物力帮助,引导合作取得成功。
(二)教学监控的成本,需要多方共同承担
首先,独立学校可代表学生的利益与司法考试培训机构进行交涉,要求司法考试培训学校提供相应的教学辅导和教学监督。同时,独立学院也应当将日常教学进行改革与法律职业教育接轨。其次,司法考试培训机构和它的商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学院应当让司法考试培训机构了解商的短视行为,必将危及其长远发展,短期利益应当与长期利益平衡,与学校共同承担教学监控应当是双赢的选择。再次,应当考虑商的利益,为其分担成本。独立学院应该担起属于它的教育责任,与培训机构共同承担监控的成本。良好的监控才能有良好的通过率,良好的通过率会扩大市场,这符合商的短期利益。最后,学生应当认识到司法考试复习中自我监控的重要意义,加强自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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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学生,存在焦虑,自我同一性。
分类号 C443
1 问题提出
存在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对焦虑本体论的一种定义。它是指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在面临自身存在困境时的一种情绪状态,它具有普遍性、根本性和弥漫性。一般认为,本体论焦虑体现为个体存在受威胁时的反应,表现为人的基本价值受到威胁时的反应,也表现为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内部冲突的反应。美国神学家、哲学家TIlich把存在焦虑分为三部分:对死亡和命运的焦虑,对无意义和空虚的焦虑。对谴责和内疚的焦虑。存在主义心理学家Bugental在Tjllich三维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存在焦虑四维度理论,即增加了对疏离和孤独的焦虑这一维度,
存在焦虑是人类存在和人类境况的伴生物,是人存在的标志之一。因此,每个人都无法避免存在焦虑。死亡认知、个体自由、孤独感、生命意义感、责任感等都可能会影响存在焦虑的水平。BugentaI发现,存在焦虑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密切,如果面对存在焦虑时,采用不适当的方式,个体就会产生病理性焦虑。实证研究发现,高水平存在焦虑与诸多心理问题相关。例如,Good等人发现,大学生的存在焦虑与考试焦虑水平显著相关,Hullen发现,高水平存在焦虑的个体,在生活中感觉到更高水平的抑郁。同时,存在焦虑水平还与成就动机显著负相关。还有研究发现,存在焦虑还影响个体的防御方式。研究者认为,存在焦虑之所以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是因为高水平存在焦虑导致个人对自我、世界和未来产生负面认知,这种负面认知又导致焦虑和抑郁等负性情绪,最终影响个体心理健康。
自我同一性是ErikSOil人格发展的同一性渐成理论的核心概念㈣。形成自我同一性是青少年期的发展任务。如果不能形成自我同一性,个体将无法整合自我概念,无法统合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将使个体丧失生活价值感和意义感,从而产生心理问题,甚至可能形成人格障碍等严重的心理疾病。国内外研究均发现,同一性完成情况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从内容上看,存在焦虑与自我同一性有相似之处,即都涉及人类死亡、命运及人生意义等存在性问题。因此,内容的契合使研究者一开始就十分关注两者关系的研究。Westman发现。存在焦虑水平高的大学生有如下特点:自我同一性混乱,感到要对别人负责但又恐惧与别人建立密切关系,认为别人与自己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在工作中无法投入。Weems等人研究表明,存在焦虑水平高的大学生,其相应的同一性问题带来的痛苦水平也高。研究者还发现,在寻找生活角色、生活目标和价值过程中的过分担心将会导致对死亡及生活意义的焦虑,但是对未来的承诺水平将有助于降低存在焦虑水平㈣。
目前针对存在焦虑和自我同一性的关系研究刚刚开始。一方面,实证研究少,所得研究结果尚需后续研究的检验,特别是需要跨文化和跨群体研究的验证:另一方面,国外研究不够深入 ,没有对存在焦虑和自我同一性关系的深层机制进行考察。鉴于我国存在焦虑的研究现状,本研究尝试以中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利用自编的大学生存焦虑量表,考察中国大学生存在焦虑和自我同一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丰富国外学术界存在焦虑领域研究,填补国内空白。另一方面通过提示两者之间影响机制,为改善大学生存在焦虑,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一条新的工作思路。这对于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根据分层抽样的方法,从福建省5所高校抽取830名大学生为被试,回收问卷782份,回收率为94.2%,剔除无效问卷52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730份,有效率为88.0%。其中男生371人,女生359人:文科326人,理科404人;大一131人,大二200人,大三306人,大四93人。
2.2 研究工具
2.3.1 大学生存在焦虑量表
自编大学生存在焦虑量表。该量表是根据布根塔尔的存在焦虑四维度理论,借鉴Good等人的存在焦虑量表(EAS)、Weems等人的存在焦虑问卷(EAp),并结合对中国大学生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的结果编制而成。这是首个建立在四维度理论基础之上的存在焦虑量表。因素分析结果,得出27道题,共四个维度和八个因素。各维度说明如下:死亡与命运焦虑,指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无意义与空虚焦虑,指对生命本质无意义的担扰以及对生活空虚、无所事事的害怕;谴责与内疚焦虑,指在过去、现在或未来因没有达到外界或自身的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愧疚和难受;疏离与孤独焦虑,指个体感到虽然生活在群体之中,但仍与别人相互区别和疏离,由此产生一种不安情绪。每个大维度又各自分为两个因素,共八个因素,即死亡焦虑(3题),命运焦虑(3题),无意义焦虑(4题),空虚焦虑(4题),谴责焦虑(3题),内疚焦虑(3题),疏离焦虑(3题)及孤独焦虑(4题),符合布根塔尔理论构想。经检验,该量表的Cronbach α 系数为0.818。各分量表Cronbach。系数在0.602-0.766之间,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与SLC-90中的焦虑分量表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566。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相容效度。量表采用4点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1分)到完全符合(4分),得分越高,说明存在焦虑水平越高。
2.3.2 自我同一性地位测定量表旧
采用日本心理学家加藤厚1983年编制,北京师范大学张日异教授1989年修订的自我同一性地位测定量表。量表共计12个项目,测查项目由“过去危机”、 “现在投入”、 “将来投入愿望”三个分量表组成。过去危机,是指对于各种与己密切相关的问题,诸如社会角色、职业、理想、政治信念等是否有过茫然或迷惑不解的时期。现在投入,是指为认识自己、实现自我并达到某一目标而倾注全力。将来投入愿望,指对未来方向积极思考以及愿意为将来的目标进行投入。根据一定标准,测算各量表得分,最终决定了六种同一性地位: “同一性完成型(A地位)”、“同一性完成一早闭型(A-F地位)”,“同一性早闭型(F地位)”、 “同一性延缓型(M地
位)”、“同一性扩散一延缓型(D-M地位)”、“同一性扩散型(D地位)”。量表采用6点计分法。全量表折半信度为0.88-0.91(p
2.3.3 人口统计学信息调查表
搜集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年龄、年级、性别、学科等。
2.4 施测程序
由主试向学生辅导员解释问卷各个部分构成,答题的注意事项并使其熟悉指导语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问卷由辅导员统一发放,统一回收。
2.5 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使用SPSSl1.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3结果与分析
3.1 自我同一性地位各维度与存在焦虑的相关性
同一性地位分为三个维度:过去的危机,现在的投入和将来投入愿望。这三个维度与存在焦虑及各维度表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表1显示,过去危机与存在焦虑无显著相关,但和死亡与命运焦虑、疏离与孤独焦虑显著相关:现在的投入与存在焦虑及各维度均呈显著性负相关:将来投入愿望与存在焦虑及死亡与命运焦虑、无意义与空虚焦虑、疏离与孤独焦虑呈显著性负相关。
3.2 不同类型的同一性地位大学生的存在焦虑的差异比较
不同类型同一性地位的大学生的存在焦虑总分及各维度得分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
表2显示,不同类型同一性地位大学生的存在焦虑呈现显著性差异。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同一性扩散型大学生的存在焦虑最高(M=67.37),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同一性地位大学生:存在焦虑最低的是同一性早闭型(M=57.39),显著性低于完成型、扩散一延缓型、延缓型和扩散型。
表2还显示,在各维度水平上,不同类型同一性地位大学生除了在谴责与内疚焦虑上差异不显著,在其他三个维度上均出现显著性差异。事后多重比较分析显示,在死亡与命运焦虑、无意义与空虚焦虑及疏离与孤独焦虑得分上,都是扩散型最高。早闭型最低。
3.3 同一性地位各因子对存在焦虑及其各维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同一性地位三因子过去危机、现在投入、将来投入愿望为预测变量,以存在焦虑总分及各维度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使用逐步进入法,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同一性地位三因子全部进入存在焦虑的回归方程,按预测力大小依次为现在投入、将来投入愿望、过去危机,三因子总共解释存在焦虑总变异量的16%。其中现在投入的预测力最大,为11%,远远大于其他两个因子的预测力。
表3同时显示。相对于其他三个维度,在无意义和空虚焦虑的回归方程中,现在投入、过去危机和将来投入愿望三个因子的解释力最大,达到12%。现在投入的预测力达到9%。其他三维度的回归方程中,三因子总解释率在3%。8%之间,预测力偏低。从三因子在四维度的回归方程中的解释力比较看,现在投入的预测力都远大于其他两个因子,
4 讨论
4.1 关于自我同一性各维度与存在焦虑关系
自我同一性各维度与存在焦虑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大学生对现在的投入和将来的投入愿望越多,其存在焦虑水平就越低。这结论与国外研究一致。青少年现在投入或将来投入愿望高,则说明青少年拥有了奋斗目的,并树立了较为稳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可能性就大,就越可能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感。同时他们已经投入到生活或学习的实践之中,这种行动可能会降低空虚感和孤独感,从而导致存在焦虑水平下降。反之则说明这类青少年正处于人生迷茫阶段,不知未来的方向,命运的不确定感和生命的无意义感有可能增强,相应的存在焦虑水平也可能会上升。
自我同一性各因子对存在焦虑及各维度的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现在投入较其他因子而言,对于存在焦虑有较大的负向预测力。这一结果可能说明,是现在的行动,而不是对过去或是将来的思考,在降低存在焦虑中发挥主要作用。存在焦虑来源自于存在主义学说,故可以在存在主义那里找到上述这一结果的答案。如萨特认为, “希望只存在于他的行动之中,只有行动才能使人的生活得有意义”,即他认为,现时的行动才是治疗无意义焦虑的良药。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过程中, “采取行动”是治疗的关键步骤。 “病人被治愈,不是在他们开始接受某种特定的文化标准的时候。而是在他们趋向于采取行动来实现其独特存在的时候”。在格拉塞创立的现实疗法中,形成负责任的行为是治疗的核心目标,强调制订行动计划并实施行动计划㈣。因此,本研究的结果是对上述哲学家或心理学家观点的有力支持。
本研究还发现,相较于存在焦虑其他维度,自我同一性各因子对无意义与空虚焦虑的预测力最大。这可能是由于自我同一性更多解决的是生活意义和目标的问题,因此自我同一性的完成能较好地解决大学生生活意义方面的困惑及由此产生的心理问题,从而间接有利于大学生存在焦虑水平下降。
4.2 关于不同自我同一性地位的存在焦虑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类型同一性地位的大学生的存在焦虑呈现显著性差异。这与国外研究基本一致,Weems等人采用了Balistreri等人编制的自我同一性过程量表(EIPO)研究过美国高中生存在焦虑与自我同一性的关系。结果发现,同一性延缓性高中生的存在焦虑显著高于同一性早闭型高中生,但延缓型与除早闭型之外其他类型的同一性地位的大学生相比,存在焦虑水平均未出现显著性差异。而本研究结果显示,同一性扩散性大学生的存在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延缓型和延缓一扩散型大学生。这可能是由于采用了不一样的量表(EIPO)将自我同一性地位分为早闭型、扩散型、延缓型和成就(四个类型)及不同的被试样本,其中真正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予以澄清。然而。两个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即同一性延缓型的个体存在焦虑水平高于同一性早闭型个体,早闭型个体的存在焦虑水平最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同一性早闭型的个体存在焦虑最低,扩散型最高。这可能是早闭型及扩散型个体的特点有关。同一性早闭型个体的自我投入目标、采取的价值观只不过反映了重要他人的影响。因此,他们不需要对存在性问题进行思考,当然不会产生由此带来的焦虑情绪体验。但由于他们没有过这类自主思考与选择,因此这类青少年在未来的生活中极可能会遇到麻烦。同一性扩散的青少年既无经历危机,也无准备投入或只进行低水平的现在投入,则会出现回避选择的麻痹状态、与他人的距离失调、时间前景的扩散、勤奋感的扩散和否定同一性的选择等一系列症状,这些症状体现出个体对命运、对无意义和空虚、对孤独的高焦虑情绪。这一研究结果显示,存在焦虑的最低和最高水平对应着两种不成功的同一性类型,即同一性早闭型和同一性扩散型。说明个体保持一定程度的存在焦虑是有利于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一定水平的存在焦虑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动力,能促进个体去积极地适应环境。太低的存在焦虑水平无法提供足够的前进动力,阻碍个体的发展:而太高的存在焦虑则使个体无法面对,最终使存在焦虑转化为神经症性焦虑或病理性焦虑,影响心理健康水平。
篇8
关键词:大学生;安全事故;法律意识淡薄;违法;犯罪
一、法律意识淡薄易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近年来,高校频频发生大学生由于触犯法律引发安全事故。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有10大类400多个罪名,而目前大学生犯罪已涉及5类共10个罪名。如杀人、伤害、抢劫、诈骗、绑架、、盗窃等[1]。下面就大学生因法律意识淡薄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行为类型进行分析。
1、对法律处罚的误解走上犯罪道路
由于部分大学生没有系统认真地学习法律,他们对一些常见到法律处罚内容的了解来自于生活,对其法律处罚的精神并不了解。近年来,发生了很多由于不了解一些基本法律知识及法律精神的案件。如,2004年马加爵杀人案;2007年中国矿大常某对三名同学投毒案;2012年安徽医科大学图书馆砍杀案;2013年复旦大学林某投毒杀黄某案。这类事故不仅影响了大学生自身的健康成长,同时也影响了校园安全稳定和社会的和谐。上述案件的当事人实施犯罪有着多重因素,其中有一点就是对法律认识不够清楚准确,明知杀人是犯法的,但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认为学生触犯法律受到处罚时会特殊对待。我国《刑法》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第17条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第62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的限度以内判处刑罚",没有规定某种职业或身份触犯法律可以免受处罚或减轻处罚。因此,大学生应该对我国法律处罚精神有深入的了解认识,避免凭感觉认为法律会对学生犯罪宽大处理走上犯罪道路。
2、对部分法律知识的盲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最易触犯的是《刑法》第15条规定的"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如,大学校宿舍里违规适用违章电器的行为,如果未发生事故,学校发现了给个小处分或批评教育;但如果因此引起火灾,造成人员和财产的巨大的损失,就涉及到了法律处罚的问题,不仅承担民事责任赔偿经济损失,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就是疏忽大意或是轻信能够避免,具体属于哪种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这只是一个具体的案件,没有一一例举穷尽概括。包庇罪也是大学生易触犯的法律,部分大学生随意留宿校外人员,包括亲戚、朋友、同学,这些人员中如若有违法乱纪的人员,很多大学生迫于亲情友情要么留宿要么给与经济资助。但是《刑法》第3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很多国外的一些机构借助资助贫困生或其他一些方式渗透到校园,学生很容易被他们的"善行"、谎言所蒙蔽欺骗,被利用来从事非法传教活动、向境外提供国内的情报等。
3、对某些行为的误解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这类行为如大学生校园盗窃、学术剽窃、侵犯隐私权、醉酒滋事、打架斗殴等行为。目前,由于现在我国人们的知识产权意识不是很强,所以学术剽窃案在我国很少将此类纠纷提讼的。随着我国法制的越来越健全,该类案件将是我国大学生安全事故的一大隐患。校园盗窃事件应该是我国高校发生最多的案件,这其中不免有的案件是学生的盗窃行为。但很多大学生认为校园盗窃行为只是一种不道德、不良好的行为,没有认识到是违法行为。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500元只1000元)或者多次盗窃(1年内3次以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醉酒滋事、打架斗殴等行为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是要受到法律处罚的。部分大学生认为中学阶段打架闹事就没见同学受到过法律处罚。殊不知可能是由于当时年纪还没达到法律规定的处罚年龄。大学生基本都已满十八周岁,法律规定应该负法律责任了。还有的认为酒后意识不清醒犯罪可以免除处罚,但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5条规定"醉酒的人违法治安管理的,应当给予处罚"。学生会有上述认识与大多数学校将此类案件当成违反校纪校规处理不无关系,学生更确信此类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高智能化"手段犯罪也是其中一类。主要类型有:编制、传播计算机病毒,制作、传播音像物品,利用生化知识研制。[2]但是很多大学生没有把这类行为和犯罪联系在一块儿,他们把此类行为当成是对自己学习成果检验或是炫耀自己能力的方式。此外,当下流行的微博、微信,如果主人备注不得转载图片、文字,未经他人同意随意转载会涉嫌侵犯隐私权问题,或是转发一些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这是一类新型的典型案例。
二、法律意识淡薄易使自身利益受损
1、不懂合同法使自己利益被侵害
毕业生就业协议一经签订就会受到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协议的内容履行自己的义务。很多大学生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大学生违约成了近年来社会关注的话题。此类行为不仅让学生付出了高额的违约赔偿金,也影响今后用人单位来学校招聘,进而影响学校的就业。此外,很多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找兼职,在此过程中有的被老板以各种理由拖延和扣发工资,更有甚者在找兼职过程中被骗钱骗色,但由于法律意识淡薄眼看着自身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却无能为力。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如果不签订合同权益受损是不受《劳动法》保护的。所以,大学生外出兼职打工要注意。首先应确认用工单位是否具有法人资格,是否有招工权,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到招工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其次,即使短期打工,也要与用人单位或个人签订劳动合同(法律规定是"可以"不签,但没有规定"不可以"签),将工作时间、工资报酬、支付方式、劳动保障等在合同上写清楚,这是维护合法权益的证据。
2、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被骗
大多数大学生不懂得保护个人信息,随意暴露自己和家人的信息,给不法分创造了实施骗局的机会。如邀请大一新生被选中代表某地区某专业新生参加某协会后骗财或以老师、同学名义骗取家长钱财等。如在教实践中能力某机构获得某同学的信息后,以该机构能提高该生综合素质能力骗取钱财,而且该生是在该机构工作人员的怂恿下向机构工作人员借卡刷钱交费,并让学生写下欠条,随后还款时间到了以后以各种方式威胁学生还款。从该案中可以看出,该生若不轻易暴露自己的信息,并稍微有一点法律意识就不会轻易向别人写欠条借钱。诸如此类事件还很多,学生在网上兼职替客户垫钱被骗、学生家长子女出事急需用钱为由被骗子等。上述被骗事件有缺乏生活警惕的原因,但和缺乏法律意识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篇9
关键词:生物医学;研究工具;专利许可协议;延展许可;政策建议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章编号:1009-2374(2017)03-0186-03 DOI:10.13535/ki.11-4406/n.2017.03.084
1 生物医学研究工具概述
1.1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定义
研究工具包括了许多在实验研究中有用的组合物,装置和方法。在生物医学研究的背景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工作组将研究工具广泛地定义为包括细胞系、单克隆抗体、试剂、动物模型、生长因子、组合化学库、药物和药物目标、克隆和克隆工具、方法,实验室设备和机器、数据库和计算软件。
1.2 一些学者的定义
在制药行业,研究工具专利无处不在,它们能为研发者节省大量时间和金钱。过去20年间,生物技术行业十分兴旺,当前研究工具已经成为医药研究、开发和测试的核心基础。这些研究工具发明包括被授予专利的试验方法(patented assays and procedures)、细胞系、重组的DNA、用于药物筛选的DNA微阵列、实验动物、生物信息学工具、DNA、蛋白质和化合物数据库、试剂、药物和药物靶标以及其他器械。
2 研究工具延展许可的历史回顾
从历史上看,研究工具在学院之间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传播。科学家们往往叫他们在其他机构的同事发送给他们各种对研究有帮助的试剂。
同样在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其目的是为了让以政府的资金资助产生发明申请专利。于是,大学开始在研究工具许可中利用延展许可费。如此一来,它使得科学家们获得的研究工具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科学家们为了得到一个在同事之间自由交易的试剂而不得不进入许可协议。此外,医药行业对于学者的态度也从良性转变为视他们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这往往导致旷日持久的谈判和经常拒绝转让技术,这进一步降低了科学知识的传播。虽然拜杜法案的目的是允许发明人得到联邦资金支持的发明申请专利,从而促进发明的广泛运用,但是有些人认为这其实是限制了这些发明的广泛应用。问题之一是,拜杜法案并不区分接近商业化的发明(下游发明)和上游发明,因为上游发明不一定会被最终生产为市场产品。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商务部是有权在杜拜法案之下颁布关于许可法规的机构,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对于研究工具是否受专利保护这一问题只拥有很小的权利。迄今为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来没有试图行使这些权利。相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发出指南,他要求凡是接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受资助者都应该传播他们的研究工具。这些指导方针虽然是拜杜法案所允许的,但几乎和拜杜法案有着截然相反的目的。拜杜法案的目的是促进政府资金资助的专利申请许可,同时限制机构缩减专利的能力,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指南寻求遏制专利、排他性许可和延展许可的使用,以努力增加自由传播的资源,从而增加创新。目前有一些担忧认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通过这些准则,其行为已超越其自身的职权范围。虽然这些指南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获资助者必须同意遵守这个指南以此作为资金的条件。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指南固有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不具有法律效力。商务部负责在拜杜法案之下法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确实有权利通过未来拒绝发放资金的方式来制裁违反指南的行为,然而他们很少这样做。事实上,虽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有制裁或限制发放资金的能力,为了实施制裁而进行的具体的程序却很难被理解。有一些人担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可能不会对所有接受资助的人进行平等的制裁,这可能是由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缺乏调查违规的资源。
3 研究工具相关的不同主体之间的竞争利益
3.1 大型制药公司的利益
拥有研究工具专利的大型制药公司认为延展许可费是有利的,因为他们能够从其他实验室的花费中获利,同时也能从把药物放在市场上来获益。然而,大多数的制药公司主要集中在药物发现,而不是研究工具的推销,所以任何研究工具只是他们生产药品工程中的一个过程,同时生产出终端产品。制药公司不太希望许可一个研究工具,因为大型制药公司不愿意将自己的研究工具授权给那些他们认为和自己在类似项目上有竞争的对手。这样一来,他们对于研究工具的市场化通常没什么兴趣,因此制药公司失去了许多获得延展许可使用费的机会。
当谈论到从另一个主体(通常是大学或者其他生物技术公司)许可研究工具@,制药公司会在任何时候都尽量避免延展许可的规定。制药公司的收入主要来自药品的商业化,因为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开发新的药物,他们不希望和研究工具的提供者分享实验室的开发成果,研究工具的提供者除了提供研究工具对成果的研发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当人们考虑到丰厚的利益时,这样的想法就会被激化。因为药物的开发和商业化需要多种工具,如果一个公司不得不为了使用研究工具而支付许可费,公司的利润将受到严重削弱。制药企业往往认为,一个更好的衡量研究工具价值的办法是计算开发这个研究工具专利所花费的金钱数量。因此,他们往往愿意支付前期许可费,将金额分解而不必对未来的发现支付专利费。
由于制药公司从研究工具许可获利的可能性最小,最有可能因为支付延展许可费而受到损失,因为他们对于延展许可费最为敌对,同时也是最支持用法律限制研究工具延展许可使用的群体。
3.2 大学和非营利性机构的利益
当大学许可研究工具时,他们往往有利益冲突。一方面,他们不介意延展许可费的规定,因为他们可以为学术目的而使用研究工具,而不必担心高昂的授权费用,因为产品销售并非历来学术界的目标;另一方面,一般来讲,他们不喜欢为研究工具付出代价,因为研究工具有可能非常廉价的被交换。由于大学开始追求工业利益,他们作为政府资助的机构必须共享与私营公司的利润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通过对研究工具许可专利并且因此获得利益,这样的一种观点促使大学签订不合理的许可协议,这样的协议阻碍研究工具大范围的传播并且降低创新。鉴于此,1999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出了对于利用其财政资助而发现的研究工具限制使用的规定,比如延展许可费。
3.3 小型和新兴生物技术公司的利益
小型生物技术公司的利益和大型制药公司以及大学的利益都不同,因为其混杂了两者的属性。虽然他们从事生物医学研究为私人营利的企业,他们通常是学术科学家创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财务关系,并依靠政府拨款资助。此外,他们是研究工具商业化的主要来源,所以在延展许可费的争议中,他们有最大的利害关系。
作为研究工具专利持有人寻求许可他人使用其产品,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享受着延展许可费规定的好处。因为这样的企业拥有的资源有限,它们无法完成药物研发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必须与大型制药公司合作,才能看到他们利用研究工具开发的终端产品。延展许可费提供给这些生物技术公司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因为他们能够因为药物的开发成功而分得相应的利益,而不必花费一切必要的发展资源。
但是希望利用延展许可的规定进行工具许可的生物技术初创企业面临三个问题:一是许多初创公司依靠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这些授权给那些从事生物医学研究,其目的是将任何发现商业化。这些赠款对许多初创企业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允许企业从事创新和有时有风险的研究,这些有风险的研究是不被更保守的风险资金投资所允许的。需要说明的是,1999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指南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在许可协议中那些收到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财政资助的研究工具收取延展许可费。这意味着初创企业必须要么放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要么放弃研究工具延展许可费;二是初创企业希望授权工具许可的大型制药企业之间不平等的议价能力。这个问题是应用延展许可费的公司不愿意进入协议而造成的。在谈判中,凭借其在使用工具中的相当大的优势,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可能并不总是能协商他们的工具的全部价值;三是这些大型制药公司可能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说服美国商务部或美国国会颁布法规或法规进一步限制延展许可费的使用。
3.4 政府的利益
联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可以被描述为两个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1980年拜杜法案的通过对于加大自主创新,允许政府资助的受助于专利和商业化其发明的结果。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认为拜杜法案已经失去了对当前局面的控制,科学发现日趋商业化使得创新实际上在减少。因此,越来越难看到一种实现政府最终目标的方式,这个最终目标应该是有利于美国人民的关于生物医学研究工具的传播政策。目前有学者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消除目前的准则并且通过商务部以及拜杜法案的相关负责机构颁布法规。这些规定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运行:鼓励大学对研究工具自由传播,同时允许小型生物技术公司更自由地使用许可规定(包括延展许可费),无论其是否接受政府资助。此外,国会针对生物医学研究工具制定一个正式的验例外规定,这将有助于增加科学知识,同时也是对在大学和私企之间不同待遇科研的团体的一种补偿。
4 对我国的政策建议
4.1 不同相关利益主体区别对待
对于设计生物医学研究工具延展许可的相关利益方,应当进行区别对待,这里所说的主题主要是指小型和新兴生物技术公司、大学和非营利性组织。
允许小企业使用延展许可费,同时限制大学和非营利性组织使用延展许可费。可以颁布相关的法律使得这样的建议具有法律效力,并且有法律强制力使其得到公平的执行。大学虽然不能够如己所愿的自由谈判尽可能多的独家许可协议,但是实际上通过确保研究工具和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并增加了被执行的许可协议的数量,从而也增加了获取利益的机会。
4.2 建立实验使用豁免制度
通过颁布法律的形式在生物专利领域确定实验使用豁免生制度。这种豁免权类似于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原则。这种豁免将有助于促进研究工具的自由传播,从而实现国家的公共利益。根据这样的做法,使用研究工具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如果销售的产品使用该工具被发现后,将向研究工具的专利权人支付许可费。侵权损害可以通过延展许可进行评估,如果这种方法不可行,还可以设定法定赔偿制度作为赔偿。
参考文献
[1] 周慧菁,曲三强.研究工具专利的前景分析――兼评
专利权实验例外制度[J].知识产权,2011,(6).
[2] Jahn R.Experimental Use Exceptions: Changes in
Research Tool Patent Prot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Comparison to Japan[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5.
[3] Stafford K A.Reach-through Royaltie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Tool Patent Licensing:Implications of NIH
Guidelines on Small Biotechnology Firms[J].Lewis &
Clark L.rev,2005.
[4] Stimson M J.Damages for Infringement of Research Tool
Patents:The Reasonableness of Reach Through Royalties
[J].Stanford Technology Law Review,2003,(12).
[5] Richard Li-dar Wang.Biomedical Upstream Patent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The Case for Compulsory
Licenses Bearing Reach-Through Royalties[J].Yale J.l.
& Tech,2008,(10).
[6] Hagan P.Reach through Royalties as a Workaround for
Patent Exhaustion[J].Hastings Sci. & Tech.l.j,2010.
[7] Michael S.Mireles Jr.An Examination of Patents,
Licensing,Research Tools,and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in Biotechnology Innovation[J].Social
篇10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道德;法律意识;路径分析
[引言]随着我国国民经济与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社会需要的不单单是科学技术人才,往往更需要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过硬的综合性人才,但是由于我国近些年来才开始重视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教育的研究,导致我国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教育发展缓慢。因此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教育就变成了重中之重。
1.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教育存在的问题
1.1部分大学生社会道德意识缺失。虽然大学生普遍受过良好的思想道德教育与法律意识教育,但是并不能说所有的大学生都已经形成了健全的道德意识与法律意识。现如今仍存在着部分大学生把自己的私欲放在首位,缺乏责任意识和基本的社会担当。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冲突时往往选择个人利益的保全。这是整个社会所摒弃的
1.2 部分大学生往往只享受权利,而忽视义务,无法承担社会责任。要知道,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建设的主力军。但是不少大学生现如今对公民概念理解十分模糊,重公民权利而忽视公民意识,法制意识不强,公民意识缺失。众所周知,权利与义务是不可区分的。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四有”新人目标,但是当代大学生往往忽视这一点。明确国家与公民的血肉组织联系,重中之重。
1.3 部分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出现“法盲”。现如今很多大学生在面临权利侵害时都能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但是往往有一些大学生常常冲动支配了一切,不但没有积极的用法律解决问题,往往还走上了不归路。大学生犯罪率居高不下,甚至成为了犯罪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药家鑫案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从根本上反映了我国现在对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力度不够。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提高大学生法律修养,迫在眉睫。
2.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教育的方法
2.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切忌空谈理论。理论学习只有联系实际,才能生动并且具体。这就要求大学生在提高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的同时,注重密切联系我国现如今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切记不要脱离社会空谈教育,只有密切联系实际,才能真正领会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方法,才能积极主动的投身于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意识之中,才能根本上提高我国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教育。
2.2 注重师资力量与教学方法革新。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加入新鲜的师资力量是我国现如今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兴趣,使得学生自主参与学习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之中,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教师的授课兴趣,使得课堂变得丰富有趣,从而大大加强了课堂的多面性和灵活性。
2.3 注重学习科学理论与掌握思想道德与法律修养的基本知识。当代大学生应该基本掌握基本理论并运用这些知识充分的加强自我修养,提高思想境界,培养法律素养。在学习基本知识的同时,大学生要广泛学习其他方面的知识,扩展自己的知识的领域,最终达到提高自身思想水平的最终目的。
3.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教育的重要意义
3.1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教育有助于大学生自身的健康发展。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明确自身身处社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成为国家,社会和人民需要的栋梁之才。与此同时,对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要影响,要知道三观的养成对于以后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最后,促使自己德与才全面发展,不断的加强思想道德与法律修养,从各个方面完善自己,最终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
3.2 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教育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反思我国社会的基本情况,道德滑坡,责任感缺失,法律意识淡薄,这一切都与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教育密切相关。大学生要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积极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在保障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时,积极保障国家的权益,政府的权力行使等等。只有大学生都能积极的投身于社会建设中来,社会才会真正的和谐,人们也才能真正的走入“小康社会”。
3.3 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教育有助于促进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教育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重中之重,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要想富强民主,就要大力发展教育,促进教育改革。对于现如今我国的教育制度而言,还存在些许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改善,而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教育就有助于我国教育改革者们认识到教育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改革,最终才能促进全中国教育水平的发展,是我国教育水平整体达到质的飞跃。
[结束语]随着社会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与法律意识教育的问题的关注,作为当代大学生也应该结合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审时度势,定位自身。教育家们也应该积极改革教育制度,使大学生不但成为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还能通过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何佳蓉 法制视野下大学生思想道德问题探究 渤海大学 硕士 2012-04-01
[2] 朱宏伟 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对策研究 西北工业大学 硕士 2004-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