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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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着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德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德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德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德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德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德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 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

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德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德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德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在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心理考评方法。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线.进行品德考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例如,孔子评价“孝道”的基本标准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尽管这一标准在当代看来。显得有些片面、可是如果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道德标准来看。依然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考评方法。概括的说.中国传统品德考评的方法主要有谈话法、观察法和自我评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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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传统教育 文化生态分析 教育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在漫长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古代传统教育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化的载体，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几千年教育史中，有着丰富的传统教育理论，表现在传统教育目的上，主要有“明伦”说、“成人”说、“入仕”说等。这些传统教育目的论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分不开，而与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更是密切相关。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的角度进行分析、理解和探索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不仅可以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本质内涵，也增进我们对当代教育性质的探索与开掘。

古代教育及其文化生态

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传递形式，能够实现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文化的生产尤其是文化的传播、增值有赖于教育这一重要途径，人类的科学与文化正是通过教育这一具有系统性、计划性和制度化特征的形式得以传承和发展。文化对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教育活动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文化状况、文化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教育活动的效果；此外，文化的诸要素都从不同角度对教育产生影响，而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教育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化的价值取向来体现的。

古代教育的文化生态。生态，源于生物学领域，是指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人文过程，如果我们把文化称之为“人化”，教育则是“化人”过程，它是在文化生态这一有机体中发展的。

古代教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本身有一个形成发展环境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总是受到外部和内部双重影响，内部影响是先前的教育传统，外部影响则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因素。在外部影响中，对教育传统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教育是传递、选择、发现和创造文化的重要手段，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都会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换言说，教育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中形成、发展的，带有文化的时代特色。

中国文化的社会存在生态受到其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促生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持久性、多样性、凝重性和伦理型。中国文化生态由三个不可缺少的生态因子组成：文化精神的生长点和归宿；文化精神运作的内在机理；文化精神生长的根本意向。在中国文化的社会存在生态中，人们对情感予以了重视并导致了情感在文化价值中的绝对意义，情理成为中国文化生态的重要结构，血缘本位、情理机制培育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入世意向。因此，血缘、情感、入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生态特征。

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分析

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原则等，是中国文化机制最核心的部分，而中国的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内在机制。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才能充分认识其规律和内涵。用文化的视角从其产生的文化生态入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不仅可以更为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因及趋势，也对当前我们实现传统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教育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受中国文化精神生态的滋养最深，唯有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概有“明伦”说、“成人”说和“入仕”说等，而这些教育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传统教育中的折射。

“明人伦”说的文化生态分析。“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明人伦，即使人明了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之意。孟子认为，人伦有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目的就是使人懂得五伦、懂得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促使大家成为遵纪守“伦”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的和谐。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去分析，“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价值取向无疑受到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精神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系统框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系统体系，所以，在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而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正是理解教育传统中的教育目标的关钮。

因此，正是在这文化的影响下，教育传统的目标不是个体的自我、全面发展，不是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个体也不是为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有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封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培养更多体现在伦理道德培养上，集中在等级、专制、集权等服从大一统价值观念，强调群体价值，这也是与中国文化的宗法集体注意和伦理类型相契合的。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的伦理型文化环境中，传统教育中突出“明人伦”，则为顺理成章之事。

“成人”说的文化生态分析。“成人”说，即立足于“人”的成长，是中国古代关于传统教育目的又一重要论述。百家争鸣时代，儒家以培养“君子”、“圣贤”为目标，道家以培养“真人”、“圣人”、“仙人”为弟子标准，佛家以培养“菩萨”、“佛”这样高境界的人为教育目标；”这些都共同揭示了当时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士”和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的“圣人“；宋代大儒朱熹更是把圣贤作为最终目的，认为凡人必须以圣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智者们所设计的母语教育，都以“君子”“贤人”“圣人”为培养目标。

古代母语教育“成人”目标的设定，同样与古代传统教育的中国文化生态和文化精神相通的。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自然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学说还渗透于其他文化形式中，如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其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中国的文学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即便是古代科技文化，也是先“正德”后“利用、厚生”。

作为中国文化子系统的古代教育，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伦理道德学说的影响，中国伦理型文化具有超越创化生命、超越自我的理想品性，强调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认为人可以而且只能通过存心养性的后天修养达到理想人格，如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肯定凡夫俗子也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而母语作为最普及而基础的教育，自然成为道德涵养和培养人格的途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教育传统中的目标设定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也会引发人格修养上的平等与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的冲突，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造成人的自我贬抑与约束，甚至在封建制度的压制下导致了教育传统的异化，良好的教育目标和理想的人格追求导致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的丧失，对于人的生命的提升变成了对于生命的戕害。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古代传统教育“成人”目标的设定和古代传统教育缺乏学科独立性而服务于伦理和政治，其所提倡的“成人”并不是今天所讲的全面发展，只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单面人。

“入仕”说的文化生态分析。教育大家孔子认为母语教育的核心目的“入仕”，然后才能治人。他认为：“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孔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将古代传统教育的“入仕”理论和实践合二为一的教育大家；综观中国源远流长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孔子的“入仕”思想统治阶级发挥到了极致，最典型的有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这一思想最有力的佐证。几乎在整个中国古代，求学几乎是百姓们跻身上层社会的唯一通路，只有通过考试等途径他们才能获得一官半职。

“入仕”说对中国的古代传统教育有着长远而重大的影响：第一，促进了中国高考录取制度的雏形—科举制度的产生；第二，使读书能做官、走进上层社会，这一观点深入人心，使古代的读书人有共同的目标，形成共同的精神信念，利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入仕”说的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从其文化生态上来看，这一意识形态的产生主要是由政治形态、经济形态以及文化形态三者结合融入的产物，满足了时代环境下人的追求功名利禄的个人需求以及以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阶级为国家长治久安的精神统治需求；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有十分现实性、世俗性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化的伦理特色使中国人和中国教育充满伦理道德色彩，中国文化的入世意向使中国人的世俗文化充满功利主义，加上中国文化的所具有的倾向现实政治色彩，教育入仕的目的得以张扬。而在科举考试等制度的推动下，古代传统教育的“入仕”目的逐渐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当然，从另外的角度去解读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入仕”目的，与积极进取、勇担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亦不无关系。因为在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深沉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热心政治，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结构中，人们常常认为只有“入仕”为官，方能更好地实现人生报复，为民造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是如此。

通揽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出身贫寒的读书人通过读书“入仕“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的。倾向现实政治和入世意向，涵养出古代传统教育中学用一致的作风，但对现实政治的过分依赖，使古代传统教育显示出浓重的功利色彩，甚至失去古代传统教育的独立性而沦为政治的工具。

关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探索，还有其他的诸如“为道”说、“化民成俗”说等，这些学说的产生带有强烈的政治、经济、文化烙印，是在中国古代文化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笼罩下的独特产物。

关于当代传统教育性质问题的思考

伴随现代性弊端的日益暴露和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古代传统的合理内核得到了重新认识和评估。认识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化。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既有矛盾、冲突、对立的一面，又有适应、协调和促进的一面。教育传统受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影响，是在不断变革中形成、发展的，但教育传统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凝固性，甚至落后于时代。教育现代化是优化旧的教育传统和创造新的教育传统的过程。

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有着相区别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教育观念上，如：现代教育要求主动适应社会变革，教育观念是开放、动态的，强调多样性和个性化，具有超前意识，而教育传统则倾向于被动调节，教育观念是自我封闭和墨守陈规的，强调单一性、统一性和标准化，具有滞后性。但教育现代化也不是凭空想象和割裂传统的，教育传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和渊源，因此在当代实现教育现代化，其中重要的任务是实现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对于我们认识古代传统教育，借鉴古代传统教育理论，打开传统教育的新格局，有着深刻的意义。对古代传统教育目的进行文化分析和反思，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代教育的走向，促进古代传统教育现代化。在当代，古代传统教育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赋予其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是我们首要思考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性质和功能界定是模糊的甚至是依附的。单独设科的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教育者对古代传统教育的性质和功能进行过种种探索，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古代传统教育只存在唯一效能，即：它的唯一本质是作为语言交际训练的工具而存在；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唯一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言语交流沟通能力，所以，他们认为古代传统教育是一种语言形式的教育。

第二类观点认为，古代传统教育具有双向功能，即：集作为语言交流的工具性和意识形态的人文性于一体；这一观点强调古代传统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这一派别历史上称为人文思想派。

第三类观点肯定第二类观点中古代传统教育具有双向功能，同时由略微有所区别，他们赞同“文以交际”的观点，且在交际中侧重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交流，同时反对古代传统教育带有人文性的观点，倡导顺势而为对学生进行教育。正是由于对古代传统教育性质和功能的认识庞杂而混淆，导致了令人忧虑的传统教育教学现状，因此，广大传统教育工作者提出“走出误区，探索革新之路”的建议，对传统教育教学“自身”进行再认识，重新确认传统教育的性质、任务，呼唤传统教育教学“个性”的回归。因此对中国传统教育本质的认识，我们要顺应时代的需求，对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既要看到其作为交际工具重要的一方面，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其承载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面，看到二者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总结

应该说，古代传统教育与我们人类的发展关系尤为密切，二者相互想成；首先，它的核心是语言，是人类用以沟通、交际的工具，生活中必不可少；其次，拥有了语言的人，又促进了人类的发展，是人类作为高级动物区别于低等动物的典型标志；所以，对古代的传统教育认知，我们应从客观的角度，对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现象看到本质；这对创新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时代教育，意义深远。对古代传统教育目的进行文化分析和反思，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代教育的走向，促进传统教育现代化。在当代，古代传统教育扮演着很重要的社会功能角色，是集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并指向是人的发展的一种不可替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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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新古典主义油画；传统文化图像；当代艺术创作

一．中国当实油画中新古典主义的积淀与爆发

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前半期，中国油画的发展是在写实主义的单一模式下进行的，油画在中国所表现的是现实主义主流只是在外部体貌，而古典主义油画的观念、技法、形式追求和审美特性等都没有摆脱对于政治的依附。在经历改革开放后，艺术家们对于艺术本体的探讨，关注中国写实主义油画的发展的交流学术氛围日益活跃，使得油画进入了多元格局。新古典主义绘画由此产生。改革开放以后中外艺术交流也日趋频繁，艺术家们接触到国外的优秀艺术作品也成为可能。1986年3月29日到4月20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当代油画展》可以说是新古典主义首次以群体的力量呈现。以靳尚谊、王沂东，孙为民等的作品凸显了其他众多风格的作品不同。其明显带有西方古典主义绘画的外在表现和风格主义的美感追求，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追求，正式登上了中国艺术的舞台。

二．新古典主义油画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汲取

新古典主义油画虽是学习西方古典油画，但不全是一味的照搬。欧洲作为油画的发源地，其渊博的油画艺术文化是有目共睹的，奠定了其成熟的艺术体系。西方古典油画是科学的绘画学科，涉及到造型、色彩、光影等众多的研究。繁琐的创作体系塑造了不同于中国国画的画种。观众能感受到扎实的油画塑造，画面逼真的写实感和作品传递出来鲜明的文化气息，体会到古典油画所宣扬的浓厚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中国艺术家们在如此完善的西方传统绘画的体系下的洗礼，更好领悟到包括油画在内的西方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以西方传统的古典主义绘画为典范。学习西方古典主义绘画中所提倡的崇高美、油画中崇尚古典精神，对“永恒的”、“超时空”的理想化事物的具体描绘。使中国的艺术家们更能保持艺术的“教养”，能更好激发出中国写实油画的深沉积淀。学习西方古典主义的正统的绘画技法，油画的材料和技法的具体环节，表现出艺术家对油画语言关注。他们重新认识西方传统油画，更好的领悟西方绘画文化中的精髓与正确的绘画技法，熏陶个人的艺术修养和绘画创作能力。力图更好创造出中国的古典主义油画。

中国当代新古典主义油画在审美趣味上和中国传统审美积淀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使得它拥有了一个广大的欣赏群。国外传统绘画传入中国，在特定的条件下爆发，在中国的艺术土地上扎根塑发展出其特有的中国文化。80年代的油画家们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问题，即使在前辈的努力的基础上，更深入研究欧洲油画传统，把油画中的造型、色彩等因素更切实的掌握以期待得到纯正的油画语言，在创作实践中，都会改编创作题材来适应对艺术语言纯正性的探索。许多人把目标转向了本土传统文化的理解。艺术家们善于汲取中国的传统文化，把能代表中国文化理念的东西根植于油画中，并运用成为使得中国新古典绘画洋溢着中国文化气息，或含蓄，或理性的艺术表现恰好。使得新古典主义绘画一出现就获得了普通大众的认同，这源自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鸣。

三．新古典主义油画中对传统文化图像的挪用

中国当代新古典主义油画艺术家们会表现出一定的本土意识，对本土情感的真挚投入延伸至对在艺术构思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与图像有意识的挪用，使得他们的一些油画作品中出现中国传统文化图像和文化符号。如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杨飞云，古典屏风、青绿山水、水墨荷花等等富有中国传统意味的视觉图式被频繁的当作女性肖像画或人体的构图成分。这些构图成分作为艺术家古典精神和唯美主义的装饰成分存在，呈现出“中国之美”。另一位杰出的代表画家王沂东，也同样把西方油画的精湛技艺与中华民族审美意蕴相融合，创造出与众不同质朴的艺术世界，他的作品总是围绕着他儿时成长的农村，描绘出质朴的农家场景。他的笔下描绘的女性肖像大多是农村妇女的翻版，她们多穿着传统的花布上衣，头戴着印花头巾，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他的作品《江南女子》，如图1。体现出中国妇女传统的柔美和庄重感。这些艺术家之所以艺术被认可，并不是单纯的把传统文化图像置于画面中，他们是带着思辩的立场去有目的的挪用。如同画家孙为民认为的回归传统决不是“回到古代艺术”中去死搬教条，而是“在深切了解和深得传统精髓的基础上，寻求他所需要的独特思想、技法、趣味，并成功地融合在自己对艺术的悟性中”。 王沂东这类的艺术家在创作中是从艺术的语言和艺术形式出发，源自他们对于生活的深刻感受，才能在他们的作品在形式的背后积淀着浑厚的情感力量，也使他们的艺术从形式出发但不空洞的原因。此外，艺术家们还广泛挖掘和使用中国传统文化图像，从而将一种极有表现性的异质要素置入西方绘画语言浓郁的油画中，这些传统文化图像和艺术表现手段有机融入西方艺术形式的探索，无疑有力的促进中国艺术的文化特性。

四．结语

新古典主义绘画作为一种油画艺术的演进而登上照顾当代画坛的。是一股对文化层次上的把握和理解的艺术现象，其引导了对艺术本体的深入思考。在审美趣味上与传统艺术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并将代表欧洲绘画传统的油画上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并尽可能实现对中西绘画迥异的艺术文化兼容并蓄。引导中国当代油画在中西融合的进程中蓬勃前行。

参考文献：

[1] 余丁.新古典风艺术 [M] .吉林,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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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传统传统文化元素十分广泛，每种文化元素都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以及深刻的历史意义。我国的环境艺术设计事业也在日渐兴起，其中环境艺术涉及建筑、景观、室内外、雕塑等等，在发展的同时也丰富了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我国的传统在建筑构造或造园手法布局与规划上，都十分讲究，深刻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而现代设计正受着全球化影响的今天，或多或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要设计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设计作品，还需吸收历史留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宝贵财富。因此，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运用现代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思想，融入我国传统元素，不仅符合时展趋势，也能体现出悠久的民族的文化底蕴。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环境艺术设计

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涉及多种多样的形式、题材以及内容，各元素独特传统文化内涵，它包含了古代文字、篆刻印章、古典造型、古山水画、园林、中国结、祥云图案、青铜器等等都根深蒂固的诠释着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这是外来文化袭来下不可替代的固有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真正体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与气质，深刻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们生活、思想、行为。当今，如何把多元文化与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使其在现代设计中具有继承性、特色性、发展性、创新性，设计师们需要重新思考，在受到外来文化袭来的影响的今天，如何冷静下来回到本土固有文化中去寻找。我们需要对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从而达到为环境艺术设计运用的目的。通过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元素，才能真正感受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它是民族共识与民族凝聚力的有力表现。

2.环境艺术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是通过艺术的手法加以设计，使得建筑室内外空间得到有效的整合，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工程，它所涉及的学科很广泛，包括美术、雕塑、景观、园林、设计史、环境心理学、材料学、建筑学、建筑装饰、城市规划学、人体工程学、社会学、古学、宗教学、环境生态学、文学、史学、环境行为学等都属于它的范畴。以此来满足人们生活的功能所需以及审美要求。

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1.中国古代文字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古代的文字在中国主要指秦国以前留传下来的篆体，例如甲骨文、金文以及蝌蚪文。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也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例如建筑大师崔恺先生在北京设计的雅昌彩印大厦就运用了中国古代篆体元素，在天井处，篆刻"雅昌彩印"四个字样，光线从顶部透入，使得室内外达到和谐自然统一，与之相呼应的是地面"雅昌彩印"篆刻。

2.中国传统造型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造型是指中国传统塑造物体的特有形象，即传统沿用下来的固有形象。中国传统造型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也逐渐广泛起来。例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其“东方之冠”具有我国的“中国结”的造型元素，对其进行提炼、概括以及创新，使之成为中国当代影响力较大的优秀建筑之一。不仅如此，国家馆的还借鉴了“青铜器”的造型，结合现代设计手法对之进行了提炼、概括出了夏商周时期鼎器造型。四个巨大的柱子象征青铜器的四个脚，起支撑作用，底层也同样似青铜器的架空造型，使之既符合建筑功能，又达现代审美心理，还反应出中国独有的文化。

3.中国古代山水画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古代山水画简称“山水”，主要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的中国画。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开始成为中国画的重要画种，山水画主要强调“平远”、“高远”和“深远”，运用散点透视法。中国古代山水画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运用堪称精悍，例如进入苏州博物馆主庭院中，引入眼帘的犹如一幅巨大的中国石画，由大小不同的石头进行的组合堆砌在水边，白净的墙壁犹如宣纸，构成中国山水画中的“掇山置石”。这是建筑大师贝先生从中国古代山水画中获取灵感的经典之作，贝先生在挑选石材的颜色尺度和肌理也略有讲究，在石材的颜色上由黄色调到灰色调过度，根据中国古代山水画的深远手法，创造出“近实远虚”、“虚实相生”、“若隐若现”的古山水画的纵深意境。以水来阻挡人对石的靠近，“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矣”，这也包含了中国古代山水画的隐喻精髓。因此，中国古代山水画的文化元素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运用堪称精悍。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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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价值取向不明确价值取向问题一直是大学课改以及教师教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根据对“大学课程为谁而设”这一问题而回答将价值取向分为三个方面，即学科本位、社会本位以及个人本位。持“学科本位”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是为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设立的，因而在教学中更加强调知识体系的逻辑性以及科学性，对学术上的要求则为更高；而持有“社会本位”观念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为社会的发展而设立的，强调书本知识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结合，因而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地追求学科的实用性而忽视了学科自身所包含的文学修为，如审美意识等；持“个人本位”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为了学生的发展而设立的，强调学生个体与学科教学之间的联系，通过知识、价值等的传授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进行塑造，从而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人”。不同本位的选择将会造就不同的教学侧重点，因而对学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但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出现了价值取向不明确的现象，从而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明确的向导，降低了该学科的实际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够体现时代性西方著名学者詹姆逊曾经说过：“文学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因而在编著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站在社会的制高点，把握整个社会的经济动脉，以独特的政治视角来看待我国古代文学，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无缝衔接。但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编著更多的是从社会本位出发，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服务。所以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实用性进行了深度挖掘，并没有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过于陈旧，不能够与时代相结合，从而缺乏青春的气息。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针不能够与时代接轨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我国文化的建设以及传承，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在2009年年底，我国教育部门针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新要求；在“十二五规划”的《纲要》中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要求“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其教学方针的制定脱离了时代的发展，缺乏与时俱进的特征。虽然说现在实行的是素质教育，强调对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与培养，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强调对规律性以及共性的掌握；仍然以教师为主体，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缺乏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调动；仍然以分数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忽视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在新形势、新环境以及新要求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针，从而不能够与时代进行很好的结合。

虽然说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汉语语言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但其因为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人文色彩而彰显着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对我国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具体显现，也是对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的综合反映，因而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可以对学生进行无形教育，帮助其形成健全的人格。在学科特征上，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也是“通古察今”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其实，文化的发展不是对各种不同文化进行叠加，而是对过去传统文化的一个重新审视，通过不断的雕琢形成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兴文化形式。因而，应该通过改革创新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时代特征进行紧密结合，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价值。

建立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指出了“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因而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对人民进行有目的的教化作用，以文化为主要核心将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为社会的繁荣创造更多有利的价值。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围绕“为谁而设”这一问题来构建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其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立不是单从一个本位进行思考的，而是汲取三种观念的长处，为学生的成长创造更良好的环境。首先，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让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古代文学知识是这门课程的基础目的；其次，通过文学的熏陶以作品中的优秀人文素养对学生的人格塑造进行辅导作用是该门课程的直接目的；最后，学生将在学习中不断积累的文化素养投身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积极因素。

探索符合时代特征的教材如今使用的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的，其编写的核心思想是社会本位，因而与现代社会需求以及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出入。而教材是一个课程的主干部分，对课程的安排与进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因而探索符合现代时代特征的教材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探索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问题：（1）在对教材进行定位时应该考虑多方面因素首先是时代的需求，应充分体现出“十二五规划”纲要“传承创新”的特点；其次要反映出大学高等教育的特点，在对知识进行积累的同时还需要将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之间的衔接；最后注意选材的延展性，便于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实现与实践。（2）扩展中国古代文学的定义在现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一直以来都将中国古代文学限制在一个狭隘的空间中，没有与其他文学进行有机的融合，从而造成了“闭关锁国”的现状。其实，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应该是相互交融的，它们之间都可以联系在一起，因而应该从一个更为广义的角度看待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用这些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思考当今社会问题，从而发掘出人类的本性。这才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宗旨，也是其最终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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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精神，是人类思想的寄托，更是人类进步的载体！它表现在地区的历史，人文的环境之中，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人们长期生活决定了的历史文化的传统，让我们站在今天回望一下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

一、儒家宗法观念与古代建筑形式

儒家文化在中国一直占主流地位，它提倡以孔子所强调的“仁”和“礼”来治理社会。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为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董仲舒在五伦的基础上又详细论证了“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君臣、父子、夫妇不仅是人伦关系，更是主从关系。对君王的无条件效忠成了绝对的伦理要求和道德命令。这样儒家文化其实是慢慢演变成一套具体实在执着于尊卑等级秩序的宗法轨制。随着历史的推进，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宗法伦理成为居室建筑的表现主题。宫殿是中国发展最为成熟、成就最高、规模也最大的建筑，是中国建筑的最主要的组成，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巩固人间社会政治秩序，特别是强调统治者权威的特色。宫殿是帝王朝会和居住的地方，除了满足帝王的物质生活需要外，更重要是以巍峨壮丽的气势、宏大的规模和严谨的空间格局，给人以强烈的精神感染，突出帝王的权威。为了表达宫殿的尊崇壮丽，很早以来，中国就发展了群体构图的概念；建筑群向横向生长，占据很大一片面积，通过多样化的院落方式，把群中的各种各构图元素有机组合起来，以单体的烘托对比、远道的流通变化、庭院空间和建筑实体之间虚实互映。室内外空间的交融过渡，来达到量的壮丽和形的丰富，从而渲染出强烈的气氛，跟人以深刻感受。它也同时做为一种文化深入到各个领域之中，影响着古代建筑的发展。

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中国古代建筑

中国传统民居的产生和发展为例，它既反映了人们的生产状况，风俗习惯，民族差异，，同时又沉淀着人们的审美取向和社会意识。尤其是宗法伦理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传统民居的平面布局、空间构成与场景处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逐步渗入人类的思维，从而影响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李约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总是与自然调和，而不反大自然”。这种看法 准确地道出了“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审美精神意境。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建筑能形成有别于其它国家民族建筑文化的格局及体系，除受制于地域、 民族、气候、制度及历史等因素外，“天人合一”这个几乎贯穿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之始终的哲学审美观念，则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表明，遵法自然，追求“天、地、人”三者和谐为一，实际上成了古代中国人营构建筑的一种自觉意识和一种理想境界。但同时，另一种文化在社会的进步中相继产生，便有了道家的自然观。

三、道家自然观与中国古代建筑

自然观是人对生活中的可见的天然世界的认识。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而生成万物，亦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同时主张“大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自然者道也”。后来，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从自然为宗，强调无为。他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最美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下，我们看到，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营造活动（特别是园林）时，中国古代呈现出与欧洲迥然两样的设计思想。同为人工的经营，欧洲的主要造园要素时作为人的对立面的自然之物，在中国却包容着更多的甚至作为主题与灵魂的建筑物，欧洲园林程度不同地显示了人工管理、统治的特权的痕迹，而在中国，虽然树木也经过剪裁，却因不露痕迹和合于事物原来的特性与规律而被认为时“自然”的，“虽由人作，宛若天开”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环境追求的意境。可是，历史总要前进，社会总在发展，于是中庸之道走进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

四、中庸之道与中国古代建筑

中国传统思想中，认为任何事都是不偏不倚，即所谓中庸之道。这种机制使得中国建筑在整体上不曾出现欧洲建筑史上那种跌宕起伏的变化，始终沿着渐变的方向走到了近代。表现在建筑形式上，就是居中的思想，正所谓以中为贵。

西汉的长安城，就体现出了居中的思想，在西汉的皇城 里，重要建筑物，建筑群与都城中轴线的关系。汉长安城的中轴线是西安门至横门，再向南穿过南郊礼制建筑，宗庙与社稷分布其东西。都城中轴线的南段在未央宫 上，未央宫是西汉都城中枢，大朝正殿又是未央宫的主体建筑，大朝正殿即未央宫前殿，位于未央宫中央。都城中轴线南段即未央宫中轴线未央宫作为最重要的宫殿 就在其中轴线上。再如唐长安城，更进一步的体现了居中思想，而由于这种中轴线的设计，也使唐长安城达到了一种新境界。以至于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必要 材料。都城的主干道朱雀大街，是其中轴线，朱雀大街宽150米，是当时长安城最宽道路，它处于都城东西居中位置。而自南向北，依次有都城正门明德门，朱雀 门，承天门中轴线北端正对宫城南北排列的三大殿，太极殿，两仪殿，甘泉殿。它不但突出了大朝正殿，宫城正门，皇城正门，郭城正门的突出地位，围绕中轴线， 宫室，官府，宗庙，社稷，市场，里坊对称分布于中轴线东西。并且其每个里坊设计也体现了居中思想。

中国建筑文化源远流长，有丰富深远的文化哲理，重情知礼，以人为本，创作思维上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作为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地区的地理条件，经济技术和建筑文化有明显的地域的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由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具特色的地方建筑文化所组成的。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建筑体系是一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谐调的完备统一的体系，古典建筑体系处处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征，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古典建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因此可得出结论古代建筑体系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对于他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挖掘出两者之间更多深层的联系，以求对比当代社会文化状况，对传统建筑遗存进行理解和取舍；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对我们当代的建筑设计以某种启示，启发我们对于发扬传统建筑风格的精髓，指点我们对未来设计方向的探索。

总结

建筑作为一个文化形态，它既是人类文化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思想息息相关，各种观念，无时不在制约着建筑文化的表达和发展。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社会生活的方式，文化观念，美学观念，价值观念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一个强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科技与人文同步发展的这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建筑文化也呈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建筑要有一个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却是永远的必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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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1]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2]。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3]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4]。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5]“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6]38。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6]39。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7]。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8]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摘要:关于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这个论题,自清末变法修律至80年代法学复苏一直多有争论,但肯定者也极少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在今天制定民法典的征途上,透视传统民法文化的特征,汲取传统文化的积淀,对于制定一部具有真正中国意义的民法典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民法文化;形成原因

参考文献

[1]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法学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80.

[2]孔庆明.中国民法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255.

[3]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82.

[4]大清律例[M].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775.

[5]韩延龙.法律史论集:第2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1.

[6]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述[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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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元素；庭院景观

文化是民族的的根系，是民族生存、延续、发展的重要支柱。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变，各式各样的庭院景观应运而生，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产生新的认知，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庭院景观设计中的渗透与影响愈发明显。如何将传统文化元素合理的运用到现代庭院景观设计，并进行结合，使设计体现独特的民族性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愈发受到大众的关注和讨论。

1.传统文化与现代庭院景观设计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更倾向于对于精神文化的追求，人与自然环境互动性不断增强，庭院在人们生活中的功能愈发放大。在庭院设计中不断强调传统历史与文化的延续性、讲究文脉、赋予景观设计更深的文化内涵，使得传统文化元素在庭院景观设计中的运用更为成熟，既有利于庭院景观设计多样化的发展，同时也能更好的传达和保留传统文化，体现文化的包容性。

1.1传统文化的定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核心、道教、佛教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为主要构成特征。在5000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不断壮大，经历不懈斗争，不断积累，实践和开拓，创造出灿烂光辉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其中既有有形的物质文化，也有无形的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文化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庭院景观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成为十分重要的景观设计元素。

1.2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庭院景观设计的关系

传统文化元素是从传统文化中所提取出的最精粹、最具代表性的元素，它的存在形式和表现都具有特殊的功能价值和精神意义。而庭院作为一种传统的建筑空间，是建筑与景观结合的公共或私人区域，所追求的是观赏性与功能性的统一，完全体现了景观设计中的“场所精神”。设计元素是设计过程中的基本符号，传统文化元素作为庭院景观设计中最基本的符号，将其运用到现代庭院景观设计中，可以使最终设计出来的庭院景观作品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由此可见，它们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3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庭院景观设计中的运用意义

近年来，受到经济、政治、信息全球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大众对于审美认知有了新的提升，同时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也不断增强。艺术与设计的创新源于对传统的深刻认知与传承，将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到庭院景观设计中能够更好的保留和传达传统文化的精髓，更能符合当前市场和人们的价值消费观念，而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能够丰富设计的内涵，提升设计的附加值，在设计中体现出精神线索，有利于促进当代庭院景观设计的发展。

2.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庭院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手法

将传统文化元素应用到庭院景观设计中，大到从整个庭院空间布局框景上的应用，小到铺装小品的样式和装饰纹路的修饰。园林艺术是创造美的手段，更是N近自然的途径，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庭院景观设计中实现了创新和发展。在强调中国特色、市场青睐中式传统的今天，传统文化元素应该如何在庭院景观设计中应用和体现，如何在庭院景观设计中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内涵，受到人们的激烈探讨。

2.1空间布局上的营造

中国传统美学大多认为，和谐统一的整体美才是真的美，在庭院景观设计中吸取传统文化和谐、整体、包容的精神文化内涵。“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园林景观所追求的思想境界，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强调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通过框景、分景、障景、仰景、仿景等传统古典园林手法进行造园，可以巧妙的在有限狭小的空间中，突出以小见大、层次丰富的空间效果。又如苏州中航樾园庭院景观，通过造景，在有限局部的空间营造蜿蜒曲折的水景，意境优美，完美的诠释了“虽为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意境，同时人造溪流也将场地进行了巧妙的划分，也体现了山水文人寓意。

2.2传统符号元素的运用

传统符号元素。传统符号元素是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物体、图案、文字、风水、五行等不同的文化种类进行抽象、简化的处理表达。中华纹样在七千多年中兴衰演变，以图案文字为例，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上各个时期都有其代表性的图案和纹路，仰韶文化的彩陶鱼尾纹、马家窑的回纹、商朝的饕餮纹、龙凤纹、汉代的几何纹等，还有汉字中常用的“福”、“寿”、“孝”、“帧钡取＝这些符号元素进行抽象的简化，融入到庭院景观设计的铺装纹路，小品装饰纹样中，与现代设计造型相结合，既能提高景观小品的文化附加值，又可以传播文化，实现文化应用与传承的巧妙结合。

2.3传统装饰色彩的运用

传统色彩的运用。传统装饰色彩是从中国古代传统常使用的颜色中提取，如中国红、黑色、纯白、青花。色彩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与美感，美的本质是可以直接接触到的，如同中国传统节日悬挂的红灯笼，红色黄色搭配往往寓意着吉祥好运，在庭院景观设计小品灯饰中使用点缀，营造出喜庆、热闹、和谐的氛围。例如中国古典园林中常常使用黑白两色搭配，通过简单的色彩对比，带来静谧典雅的气氛。

2.4传统动植物形象的运用

传统动植物形象的运用是从中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龙虎、龟鱼、狮兽等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动物形象和梅、兰、竹、菊、荷花等人物寓意中进行提取。在中国古代，舞龙、神龟、瑞兽等都是代表性的传统动物形象。例如庭院中的石狮雕塑，既具有装饰观赏价值，同时也起到辟邪的作用。例如庭院景观中的植物搭配，荷花代表出淤泥而不染，梅花代表傲骨坚毅的品格等。面对一些经典元素，人们绝不能只做单纯的加法，而是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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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管理哲学；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文化差异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至今我国企业仍在沿用古代经典管理哲学。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我国与西方各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日益密切，迎来更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更多挑战。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为了应对更加激烈市场环境，我们应适当借鉴西方管理理论中的精华，结合我国古代管理哲学，优势互补，取得更理想的管理成果。

1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

1.1 中西方文化差异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基础是“人本观”，把人放在高于事物的位置，人是管理工作的核心，强调主观能动性，最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则是以物为核心，偏重人与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对工人当成机器一样并实行标准化管理。我国传统文化倡导群体力量，群体利益高于个人，而西方国家则更看重个人主义，崇尚自由，人权高于一切，主张个人英雄主义。我国古代哲学讲求仁郏以道德标准规范人的行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义品德高于利益，坚决反对为了钱财不择手段的行为；而西方的管理理论更加重视利益，追求更高的效率，即尽少的投入成本收获尽可能多的利益，西方历代管理大师诸如亚当・斯密、泰勒乃至各大管理学派无不遵循此道[1]。

1.2 中西方管理体系差异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管理方针是全面、辩证，开展系统、完整的管理，看待事物更加直观、感性，用心和直觉去感知，怀着中庸的态度权衡利弊，保持事物和谐发展。西方管理理论看待、处理事物则更加理性，乐于用逻辑思维思考问题，崇尚科学技术的力量，大量运用论证、实践去解决问题。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在管理主张方面，讲求以修身为起点，先完善自身，然后再由内而外循序渐进，由小及大，从管理个人发展为管理一个整体。西方管理理论将所有员工整齐划一，用统一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以确保集体管理得以机械化的持续运转。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特别重视和气生财，认为“和”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础，人们和谐相处才能确保管理工作的有效运行。西方管理理论则是以各种明文规定、制度条款来明确管理，以效益为核心开展管理活动[2]。

2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优势

中国古代哲学最根本的展现出了管理的本质，具备极强的包容性，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以人文为本，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倡导利民惠民，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辩证思维能够从不同角度去看待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解决方案，更加灵活地应对各种问题，管理团队可以更加持续稳定的发展。推己及人的传统品质能够有效加强管理者的自我约束力，及时发现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仁爱的思想有利于和谐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3]。

西方管理理论的优势则在于：科学、严谨的态度，客观理性的实践精神，避免了人情世故的干扰，可以直接的作出决策。严守规章制度，倡导企业思想和创新意识，善于找抓住机遇和创造商机。能够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高效的解决问题，显著提升了管理技术。提倡法治、人权，完善的规章制度，对于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任务划分，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讲求实用精神，创立了丰富的管理手段如战略模型研究法、针对性管理法和控制方法等。

3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互鉴

3.1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向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借鉴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可以向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借鉴的有：明确的个体利益意识，，加强对于竞争公平性的重视，构建科学、标准的管理体系，强调民主加强法制建设，鼓励创新、积极引导企业及个人加强创新意识、维护创新成果，向西方管理理论学习工商管理领域的先进理念，丰富管理对象并采用层次管理，管理者针对不同的管理对象，采取不同的管理途径，优化管理模式，显著提高管理成果。但是在借鉴过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将西方的管理理论和体系照搬全抄、对传统文化全然不顾，也没有切合考虑本土实际情况，必然难以取得成效。正确做法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优势互补，完善我国企业制度，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促进我国企业经济不断发展[4]。

3.2 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向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借鉴

从管理的价值观来看，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学习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想，以人的需求为发展核心。要理解中国的辩证思维，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更全面透彻的看待问题，要领悟中国的中庸思想，要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矛盾能够更加合理有效的化解，学会“修身”，注重管理者自我素质的不断提升，能够促进管理效果的提升。借鉴中国的文化核心“仁爱”思想，加强道德品质的提升可以丰富管理途经，以德服人往往比以法治人更有效果，这种道德层面的管理在追求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方面具有积极意义[5]。

4 结语

我国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适当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我国本土实际情况，加以优势互补，完善我国企业制度，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确保我国企业经济持续平稳增长。西方也应合理地学习我国经典管理哲学，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房敏，傅树京.西方现代教育管理理论演变的本体论差异及启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03（02）：25-27.

[2]唐建荣，李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及互鉴[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29）：46-53.

[3]唐建荣，陈波，沈星一.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及其根源分析[J].江苏科技信息，2014，18（11）：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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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作为湖北省会，不断探索发展模式，并将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丰富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了以文化旅游为名片的城市旅游特色，受到了众多国内外游客的认可。其中有“天下江山第一楼”美誉的黄鹤楼，蕴藏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在武汉旅游领域，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而今，以 “世界第一秀”闻名的“汉秀”入驻武汉 ，其现代中西艺术文化也将为武汉文化注入新鲜血液。“第一楼”和“第一秀”的碰撞，中国古代文化和现代中西艺术文化的交融，将会给武汉旅游带来什么新面貌呢？

黄鹤楼遇见“汉秀” 武汉又一好去处

黄鹤楼，17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其媲美北京故宫、西安大雁塔等名胜古迹，提及武汉的旅游文化，黄鹤楼早已成为其代名词。但黄鹤楼与现代的经典建筑相比，比高度，远不及东方明珠，比技艺，远不及鸟巢、水立方，直白地说，黄鹤楼无非是青砖红瓦堆积成的普普通通的楼，历经数十次的重修，很有可能已非原貌。但无论多少回“敲打”，也改变不了它的历史沿革和中国古代文化底蕴，这就是黄鹤楼的“魂儿”，这就是黄鹤楼敢称“天下第一”的原因所在。

武汉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它有梦想，有雄心，并不是一座安分守己的城市。《武汉2049》提出了从区域中心到国家中心，再到培育世界城市的“三步走”路线图，计划用36年的时间，将武汉打造成世界级国际大都市。武汉大都市战略，不是“满城挖土，到处盖楼”，而是多元化的发展、吸纳以致融合。相比“硬实力”，武汉的“软实力”更是不固步自封，拥有黄鹤楼的古典精髓，更有国际化的元素和现代文化的注入，正如“汉秀”。

“汉秀”是万达集团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布局，落地武汉，是因为武汉的国际化前景和市场空间。与其说是“汉秀”选择了武汉，莫不如说是武汉选择了“汉秀”，因为随着武汉大都市战略的推进以及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东湖喂鱼、梨园赏花”已让人们没有新鲜感，他们急需有内涵、有深度、有层面的新的旅游项目，需要以“汉秀”为代表的国际化流行元素和世界级技艺。

古今文化碰撞 成就武汉旅游新个性

在武汉，黄鹤楼是不折不扣的古代文化地标，可以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而作为现代中西艺术文化代表的“汉秀”，将会是现代文化地标。

“汉秀”选取中国符号化的红灯笼外形，每逢节日庆典，剧场外立面出现的编钟、凤凰、牡丹、汉字等大图案也紧紧围绕传统文化的精髓呈现。另外，“汉秀”之“汉”即为汉族、楚汉以及武汉之意，在表演安排上也一定会融入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汉秀”的剧场设计、节目编排、舞台设计等来自国外的艺术大师之手，他们将国际流行元素、西方前瞻理念和文化注入其中。世界级水准的现代美学和设计理念与传统文化巧妙结合，形成“1+1>2”的优势文化模式，也就是流行于现代的中西艺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