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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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存在着三个本质性的差别，即决策机制不同、协调机制不同和激励机制不同。决策机制不同是指计划经济的选择或资源配置是由至高无上的政府机构做出的，而市场经济的选择或资源配置则是由成千上万的个人分散地独立做出的。协调机制不同是指计划经济的存在与运行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自上而下以一种命令的方式来贯彻落实，而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由一个统一的价格来调节千千万万的分散个体，使它们达到一致。激励机制不同是指计划经济是以集体利益为中心的，强调“大河没水小河干”，而市场经济却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强调“小河有水大河满”。例如处理同一件事情，采取计划经济和采取市场经济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同是医院专家门诊挂号价钱的问题，如果采取计划经济，即政府做出规定：为了使经济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看得起专家门诊，医院的专家门诊挂号费不得多于14元。这样，无论大病小病，人们都想去看专家门诊，而专家的看病热情则急剧减小，就出现了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处理这种情况，政府可采取三种不同的手段方法。一、采取分给指，由挂号处人员决定将票号分给谁，但是在此过程中，会出现挂号处人员受贿的现象，损坏的还是人民的利益。二、采取排队制，即按次序挂号，每天售出一定量的票号，直至售尽为止，，这样，人们便都不去工作，来到医院排队挂号，浪费了时间和大量的人力资源。三、会出现“黑市”，不法分子将14元的票号以100元的高价卖给看病的人，从中获取高额利润。但如果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放手不管，医院会自己制定出一个合理的价格，如果供给大于需求，医院便会迅速降价，而一旦供给小于需求，医院又会相对的提升价格，在此过程中，医院不断地在寻求一个经济平衡点，直至供求相等，便实现了经济最大化。原来存在的种种问题，便自动消失了。

经济制度是一种根本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总体方向，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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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识”(BeijingConsensus)。2004年，时任高盛公司高级顾问的乔舒亚•库珀(JoshuaCooper)在向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提交的一份调查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的表述。其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创新经济理论。即将创新视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②经济指标多元化。即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再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分配公平问题亦更为重要。③经济安全理论。即国家经济秩序的维护依赖于独立的政策决定权和金融自。

既然我国采取渐进式的经济转型模式，那么我国的经济转型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一方面，从宏观上讲，我国经济转型大致经历了两次历史选择。第一次是由旧中国脆弱落后的市场经济向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型，从而奠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工业基础。

第二次是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而在国际化、现代化的浪潮下，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并兼顾着本国的实际。同时，从经济转型的绩效上看，中国没有走苏联的老路，而是逐渐摸索并探索出了一套特有的经济转型模式。事实上，“中国模式”也好，“北京共识”也罢，问题的关键便在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没有受到西方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扎扎实实地建立一套可行的经济转型模式。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仅仅彰显了本土特色，还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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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的农业经济市场化

农业经济市场化，就是利用市场机制组织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使市场的作用在农业生产和经营中持续增大，转变农业的生产方式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

我国是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后来的计划经济对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伴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和深入，原先由政府统一定价统一分配的农业的生产资料和各种相关商品逐渐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和生产资料与商品的流向，自产自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要素和生产结果，逐渐转变为在市场流通的商品。

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国家计划指挥和引导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分配，行政命令高于市场，一段时间以后，生产资料流向固定，市场僵化，不科学的行政指标造成了很多重复建设、资源的浪费，地区发展不平衡，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为主体，在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下利用市场的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调节和组织生产资料的流动和使用，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优胜略汰。农业经济市场化后，农业主体的价值取向由自给自足向商品市场转变，原先分散、“小而全”的农业生产转向专业化、规模化生产，极大的改变了农村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产观念。农业经济市场化是解开困扰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钥匙，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保障了前提、带来了动力，是应对WTO，应对农业市场国际化，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是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业进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向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和必由之路。

二、我国农业经济市场化面临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农业经济市场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比如，我国农业经济中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基本得到确立，其以土地为主的农业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支配、经营成果的处置等权利得打了保障，并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自主决定经营项目、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等，自负盈亏；农户的市场行为得到加强。的实行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发展和经营方式的转型。农村的市场体系初具规模并不断深化和推进，农产品的价格基本由市场决定，农业的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生产以及农产品贸易得到了很大发展并保持良好势头。

但是，站我国经济发展的绝大部分的我国农村经济，其市场化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首先，农业市场化的发展很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发展差异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孕育和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东部；然后，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的产业化分工、产业化程度也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具有极大的先进性和优越性的农业生产流通联合体和具有专业分工功能的各种经济组织率先在东部地区出现并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专业分工水平较低，各种有利于农业经济专业化的协会、组织发展水平较低且发展缓慢，有的地区并未真正进入农业经济的市场化。

三、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市场化的主要原因

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却自然资源紧缺，人均耕地面积少等客观上难以改变的因素，我国的农业经济市场化还受到很多限制。（1）农业自身的弱势。业是周期性、季节性、分散性强的对自然地理条件和以土地为主体的生产资料依赖性较高的活动，所以天生具有一些弱势，风险较高；（2）农产品流通市场不健全。农产品的市场体系不健造成了结构性商品问题突出，区域性明显，农产品的市场扩张存在较高难度。农产品流通市场的薄弱体现在几个方面：①市场中介发育晚、发展缓慢，规模小，以户为单位进行的农产品商品市场依然占很大部分，导致农产品销售的成本高、效率低，流通风险高；②基础设施不完善；③整个农产品流通体系、市场机制、市场规则、市场组织、市场管理方面不健全，具有代表性的批发市场大多还停留在政府兴办、行政管理上；④配套服务不完善，比如农业生产资料供销、种子质检、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检测、合同管理、金融财务、保险等相关的配套设施与服务还很缺乏；（3）农民的经营水平较落后。目前，我国农民在适应市场化的过程中适应能力较低，市场意识不强，缺乏市场的灵敏度，生产经营的盲目性和滞后性较明显，而且劳动力的综合科技水平较低，综合素质还有待提高。

综上所述，我国的农业市场化水平仍处于初级水平，还需要大力加强市场化建设。

四、发展农业经济市场化必须依托农村合作社

农村合作社是合作社在农村市场上的应用，合作社是指“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需要与抱负的自治联合体”（国际联盟的定义），是建立在个人财产所有权基础上的，实行自愿、开放、经济共赢、民主管理、服务和利润返还原则的特殊经济组织形式。组织上，农村合作社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经济体，农民占总人数的80%以上；在所有制上，我国的农村合作社是建立在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和资本的联合体；收益分配上，合作社以增加成员收益为主要目标；农村合作社的管理实行资源加入，退社自由、民主选举、民族决策等原则。由此可见，农村合作社是平等、民主、公正的社會组织形式。

农村合作社是现代农业发展、农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农村产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农村经济市场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出路。农业经济本身的弱点和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会带来农业市场的恶意竞争和资源掠夺，导致垄断产生，滞后的市场信息会造成盲目的组织生产和经营，导致市场调节的供需极度不平衡，产生很多问题，所以，农业经济市场化既需要竞争，也需要合作，二者并不矛盾。农村合作社是农民之间进行合作的一种体现，合作社之间共享市场信息、销售、加工、储藏、流通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和统一管理，可以极大的克服农业经济分散的弱点，也减少市场调节本身存在的缺陷带来的农业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降低风险，防止垄断，取得规模效益和综合效益。农村合作社是有利于农民团结和共享市场成果，提高综合利益的有效组织形式，势农业经济市场化必不可少的载体，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提高农村合作社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市场化

农业经济市场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针对现今存在的市场化问题，针对影响因素对症下药。其中，利用农村合作社，提高农村合作社水平是积极有效的方式。

（一）加强农村合作社的推广和普及

2006年，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村合作社在广大农村逐步开展开来，很多地区和农村建立了农村合作社，为农村经济市场化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很多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的偏遠农村地区，还没有农村合作社，或者有农村合作社却没有发挥真正作用，所以，国家应加大农村合作社的整体建设质量，大力宣传推广和普及，使得农村合作社最大限度的为农民的产业经营的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生产和经营、加工、运输、贮藏、销售、农业技术信息、市场信息共享、金融、保险等有关的活动提供帮助。

（二）加强农村合作社中的政府引导

农村合作社虽然是自愿参与、自主管理的特殊经济形式，但是，农业比起其他产业相对特殊，农村合作社应加强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从资金、农业生产技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信息共享、农业服务设施、劳动力教育培训等等多方面加强对农村合作社的支持与帮助，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农村合作社，更好的开展项目开发、扶贫工作、农业技术推广、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各项国家重大项目和重大计划，使农村合作社真正成为利国利民的特殊经济组织，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综合建设。

（三）加强对农村合作社的管理监督

农村合作社实行村民自由选举、自主管理模式，主要社会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组成，理事会实行农村合作社日常的管理事宜，监事会负责机构的监督。但是，在现实的执行中，监事会的权利时常难以发挥或是被弱化，理事会成员膨胀、腐败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农村合作社的内部管理必须加强社员大会的监督力量，依靠更广大的社会群众力量，使合作社的管理工作更公开透明。

六、结语

实行农村经济市场化是发展我国农村经济，促进农业长远发展的必要举措，然而我国的农业经济市场化道路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文章进行了分析。在众多推动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措施中，以农村合作社为依托，加强农村合作社建设以服务和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市场化是必要举措，具有中亚意义，是农业经济和市场化的必然选择，文章对此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促进农村合作社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对促进我国的农村合作社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市场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作者单位为玉溪市江川区城镇农村经济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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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化；经济发展；谬尔达尔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5－0023－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5.06

一、理论简述

缪尔达尔效应特指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所提出的“循环累积性因果效应”，该效应的理论解释被称为循环累积性因果原理，是缪尔达尔对制度经济学的一项最重要的贡献。缪尔达尔认为,社会经济的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最初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动会引起具有强化作用的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引申变动,而这一级的变动会使社会经济过程按最初变动方面作进一步的发展[1]。同时，该过程从最初的变动、强化的引申变动及向上的累积过程都不是一个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均衡与非均衡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累积的过程，且互为因果关系[2]。缪尔达尔进一步将这个循环累积运动分为上升和下降两种,即“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3]。前者指某一地区由于某种启动因素逐步形成了一个经济中心,它的发展促进了周围地区的发展并使其附近地区的消费品生产不断增加，从而逐步走出“均衡陷阱”；后者是指某一地区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引起别的地区的衰落。根据该理论缪尔达尔指出，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分，即形成“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

深圳经济特区是我国市场经济的“试验场”,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引发深圳发展的重要启动因素。一方面,在我国诸城市中深圳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最早、最明显且市场化程度最高;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实行为深圳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奇迹”。故本文选取深圳数据实证研究。那么市场化跟深圳经济发展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市场化作为特区发展的引申因素是否给深圳带来了“向上”的缪尔达尔运动？如何得出具有循环累积属性的运算变量？如何引入模型加以论证？以上问题是本文实证的主要部分，也是需要实证回答的问题。

二、参数设定与模型选择

特区以至全国之所以实行市场化改革，本身蕴含着一个先验理论假设，即市场化能促进经济发展。由于市场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制度和行为的变迁过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实行“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是市场化的根本途径，而对外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同时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则是按照市场化的发展要求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变更以及新制度的设计与构造，故需要设定市场化指数和经济发展的程度系数。

关于市场化指数，学术界具有不同的测量方式。何一鸣（2007）用投资市场化率、非国有化率以及地方政府市场化程度三个指数加权，从而得到市场化指数[4]。樊纲（2004）则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构筑一个复杂的市场化测量指标[5]。为了简化和数据获取的方便，本文将参照以上两种方法将市场化简化为对外开放和市场主体的培育，即从开放程度（KFCD）和市场主体多元化程度（ZTDY）两个方面进行市场化程度的测量。其中开放程度系数（KFCD）由历年的外贸依存度来替代，市场主体多元化程度（ZTDY）则由历年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非国有资产投资的比重替代。

以深圳为例，用E-Mi表示i年进出口总量（万美元），ri表示当年汇率，从而有KFCDi=(EMi*ri)/GDPi。以TI、SO、CO、OT、HMT和FF分别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国有投资、集体投资、其它投资、港澳台投资和外国投资，则：

ZTDYi=(COi+OTi+HMTi+FFi)/TIi=1-SOi/TIi

另设历年市场化系数SCHDi=KFCDi/max(KFCD)+ZT

DYi/max(ZTDY)。同时，鉴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化进程越高，故用Mri表示市场化进程，则：

Mri=SCHDi+Mri-1,i=1981……2006，其中Mr1980=SCHD1980

为了判断历年市场化程度，定义市场化程度指数MDi?缀[0,1]，当MDi=0时表示经济体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MDi=1则说明经济体已成功实现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已经建立。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当i

另假设经济发展度Eri=GDPi+Ert-1，其中Er1980=GDP1980。同理经济发展程度系数EDi=Eri/max(Er2006)。从而分别得出各年份的ED和MD，从而得出具有循环累积属性的变量ED和MD。

三、模型检验

由散点图知，深圳经济特区自成立以来，市场化程度系数（MD）都领先于经济发展程度系数（ED）。故可初步证明深圳特区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尤其是对外开放驱动的特征。但ED和MD并不是简单的线形关系，故考虑分别对其取自然对数。从Ln(ED）与Ln（MD）的散点图可见，二者存在明显的线形关系。为了检验与是否存在稳定明显的线形关系，首先需要对时间序列稳定性检验，检验方法为ADF检验法，检验结果见表1。

根据ADF检验结果表明，按AIC和SC最小原则Ln(ED)和Ln(MD)原时间序列在1%显著水平上具有不稳定性，存在一个单位根。从一阶差分序列来看，Ln(ED)和Ln(MD)的ADF(c,t,o)绝对值都大于临界值（1%显著水平下的Test critical values）绝对值，从而不拒绝有一个单位根的假设，故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为此，可通过建立Ln(ED)和Ln(MD)的回归方程作进一步的协整检验。

通过方程回归和Cochrane-Orcutt法修正的一阶迭代处理后，得到各项参数均良好。

log(ED)=2.712796462log(MD)-0.3692499922+[ar(1)=0.6976614667]

t=(14.90605)(-2.380352)(8.436085)

R2=0.996318 ；D.W=1.618424； F-statistic=3111.674

由上式可见，该回归方程的各项检测参数和方程都较为显著，且拟合度高，经过一阶迭代后方程亦不存在自相关，D.W良好，回归方程通过检验，但需进一步判断回归方程的残差是否平稳。通过对该回归方程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ADF（c,t,o)检验下的t-Statistic 为-4.813518，p为0.0008（〈1%），协整检验通过，故可以认为Ln(ED)和Ln(MD)序列是平稳的，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函数关系。

四、结论

由以上的模型检验可知Ln(ED)和Ln(MD)存在协整关系，从而具备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的条件，检验结果见表2。

由于P值均小于5%，由格兰因因果检验可知Ln(ED)与Ln(MD)互为因果，且Ln(MD)对Ln(ED)的解释力更强。由此可证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是基于以对外开放为主的市场化过程，对外开放对深圳特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作用[6]。同时经济发展反过来强化和加快了市场化即加速了转型进程，也加速了对外开放进程。可见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互为因果，从而证明了转型的渐进和诱致型特征，即不断循环累积的谬尔达尔过程，而且是“向上”的谬尔达尔过程。

参考文献：

[1]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10.

[2]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32.

[3]李增刚.缪尔达尔的制度经济思想及其比较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5）.

[4]何一鸣.转轨时期珠江三角洲经济制度变迁研究[D].广州：广东商学院硕士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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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市场化 制度规制 改革

引言

体育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正越来越体现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体系的传播。与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总要求和目标相一致，我国体育领域也正亟待制度改革、路径创新，体育市场化是建设体育强国，放大体育关联效应的根本改革方向，也符合我国确定的发挥市场关键性作用的基本改革方向，这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当前我国的体育发展正处于从计划模式（举国体育）向市场化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在满足基本体育公共服务需求的同时，如何实现市场化、实现“行政管体育”与“市场办体育”的分离成为体育改革的突出难题和重点。

我国体育制度演变、特征及体育发展空间

（一） 我国体育制度阶段性演变及特点

建国以来，我国的体育制度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滕占强，2013）。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国家施行计划经济体制，统揽体育资源分配，地方政府被动接受中央政府统一计划安排，“举国体育”是其根本特点，较少考虑体育投入产出问题。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指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底初，我国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育改革有所进展，体育部门明确提出“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改革方向，体育事业也有了突破性进展。第三个阶段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改革，以“体制改革与机制转换为核心”为目标，更加明确体育的主要任务，体育组织架构更加完善，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当前，体育领域即将面临第四个改革阶段，以发挥市场的关键作用为基本导向，进一步改革体制机制。随着时间变化，我国体育制度演变与体育发展效率也有显著提升（见表1）。

（二）我国未来体育发展潜力与空间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显著增强，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体育需求更加多元，迎来巨大发展空间。一方面是体育市场潜力巨大。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二五”体育产业增加值以平均每年15%以上的速度增长，到“十二五”末期，体育产业增加值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0.7%，从业人员超过400万，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另一方面是增强我国体育国际话语体系空间巨大。当前国际体育主要是西方话语体系，多民族、多元化的体育生态趋向单一化，而这显然不符合体育发展客观规律，多元化发展是体育发展的最终状态。我国体育话语体系正在逐步树立中，且我国体育发展特征与西方大有不同，能够融合多元体育文化，在体育大国的基础上，未来增强体育国际话语权，促进国际体育多元化发展存在巨大空间。

然而，与巨大的体育市场发展前景相比，我国当前仍然突出以行政主导，政府管体育、政府办体育的模式与改革要求是不相互适应的，尽管已采取多种措施，但效果甚微，这就要求分析当前体育发展模式的弊端和未来改革的路径，本文即试图从政府制度规制视角探讨这一问题。

政府体育制度规制现状及特点的理论分析

（一）体育行政审批权未充分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体育局保留9项行政审批权，但仍然保留大型赛事审批权。该项权力直接涉及深度市场化，影响甚大。首先，政府以“看得见的手”影响本可以由市场来调配的资源配置，在制度上形成垄断和办赛“门槛”。在体育赛事需求迅速扩张的条件下，抑制了市场主体的办赛可能性，使得体育消费呈现“哑铃”型，即一端是成本较高的大型职业赛事，一端是完全免费的群体活动。大量中小型成本的赛事由于办赛“门槛”被放弃，而这正是体育产业中实际参与人群最广泛的领域。其次，围绕体育赛事审批而引发的管理费或审批费的收取和使用容易成为“寻租”空间，赛事管理缺乏规范和透明度，随意性较大。

（二）体育资源资产经营及再资本化未充分改革

政府对体育资产包括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国家投入培养的运动员、体育项目品牌等有形与无形资产拥有产权。在传统体育资产产权制度下，行政权与所有权合一，从而体育资产权属缺乏人格主体，体育资产如何保值增值成为沉重问题，如体育场馆经营、体育品牌经营、体育明星经营等资产无法保值增值甚至亏损（成会君，2005）。一方面，体育资产与其他类型国有资产一样，政府部门是把国有资产当做实物形态来保护它、维护它，注重实物形态，控制资产本身，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思维模式，而忽略了市场经济注重价值形态，调节资本的巨大效应，因为只有资本的运动及其扩张而不是实物形态的规模扩张，才能实现价值保值增值（文宗瑜，1996）。另一方面，按照资本效率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的要求，在国有体育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落实明确的投资主体，建立更为有效的委托--关系，从而盘活国有体育资产，使体育资产存量以资本形式流通起来，实现国有资产再资本化，这在我国体育资源资产经营中还少有尝试。

（三） 地方政府竞争影响市场秩序构建

地方政府竞争对市场秩序构建至关重要，本身也构成参与市场的一个重要主体，同时其行为通过影响要素流动及相关市场主体的行为来介入市场活动（周业安等，2004）。在体育市场的竞争中，政府竞争反映在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上下级政府之间等横向和纵向竞争。特别是在纵向竞争中，上级政府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赛事资源、体育人才和设施资源等相关资源分配来调控地方政府的行为，另一方面设置一系列绩效考评制度来约束地方决策。地方政府为达成目标 ， 一则通过和上级讨价还价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政策，二则通过各种手段和其他地方政府竞争，以获取更多的资源流入。如果地方政府技术、制度安排面对市场的能力有限，在上级资源一定的条件下，就可能采取非市场竞争手段（如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可能采取违法违规的手段；以及对上级政府进行欺骗。这些手段显然会扰乱整个市场秩序。另外，政府拥有的体育资源、行政资源相对较多，还可能通过行政手段等直接限制或打击民间的竞争对手。

（四）体育行政管理与监管机制缺失

首先是政府行政管理权限缺乏监管机制，各级体育组织权责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当前的体育管理具有较强的行政垄断特点，体育部门同时承担了审批、执行、监督、评价职能，决策权力集中而缺乏监督，如我国的体育行业协会只是行政机关的下属事业单位，在运动员资质管理、决定权、违规违纪处罚权、赛事的组织、管理权、联赛的所有权及收益权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排他性特征，与国际体育行业协会有着明显不同。运动员、俱乐部、企业主体等基本没有话语权。其次是体育管理法规和制度不健全（刘志民等，2009）。我国体育领域中利用的法规很少，主要有《宪法》、《体育法》等相关条文以及行业管理法规、制度条例共同组成，多为行政法规范畴，监管力度有限，而民事、刑事法规中的相关法律条款在体育领域中应用还不广泛，从而在调节行政办体育、管体育，社会办体育的各种矛盾中缺乏有效监管。

体育市场化改革路径的建议

（一）试点审批权限下放，由点至面探索改革

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有利于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调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双方积极性，更加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主体活力。可以先行试点下放审批权限，渐进式推动市场化改革。体育系统相对于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在结构上和管理上有着明显的单一性和相对的封闭性，有利于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对其他领域的影响较小。可考虑将办赛审批权限、运动员和体育资产管理与经营权限在一定层度和部分领域率先下放，积累经验，科学评估，成熟一批推出一批。

（二）率先放开中心城市改革，由发达至欠发达区域逐层改革

市场化改革要落实到具体区域，首先可落实至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城市，特别是作为第一梯队的国家中心城市。东部地区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经济中心区域，居民收入水平、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都相对较高，人口众多，市场空间大。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区体育市场已经较为发达，在多个体育领域和项目上已经逐步与国际接轨，改革的成本相对较小。而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还较弱，对于支撑体育发展的保障能力等方面还不足，且市场活力、商业化需求较东部地区滞后。因而，率先放开中心城市特别是国家中心城市的市场化改革，再逐步推向中西部地区可能是适合的改革路径。

（三）率先推动优质体育竞技资源的全面市场化、职业化，释放辐射能力

当前，体育各细分领域全面市场化的条件还不成熟，可以率先推动能够获得丰厚市场回报的竞技体育领域，如大型赛事足球、篮球、网球等主流项目改革，以职业化、商业化、市场化为主要目标，减少政府及相关机构的行政干预，赋予社会组织充分的组织权限和规则制定权限，以职业赛事、国际赛事为纽带，吸引国际高端体育要素如人才、中介经纪企业、营销机构等广泛参与，释放竞技体育的辐射能力。

（四）主动培育市场主体，由行政约束转向政策制度激励

未来应着重转换观念，积极扶持和培育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体育市场开发和经营，要重点培育体育实体机构如职业俱乐部、单项赛事组织。搭建与国际接轨的国际体育营销网络，培育体育中介、体育经纪、体育科研等主体。重视新媒体时代的体育全媒体体系的构建，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平台作用，提高我国体育的话语权和舆论主导劝。

（五）推动经营模式转变，实现市场化运作

一方面，要改变传统经营模式，盘活资产效率，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要摈弃传统的政府投资、经营、管理的“一条龙”模式，大力推进政府为辅、社会为主的开发运营模式如BT、BOT、BOOT等，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另一方面，促进体育资产资源的再资本化。摈弃只限于做大规模、做强形态的实体体育资产经营模式，以市场为导向，促进体育资产的货币化、证券化、股份化、资本化，组建体育市场相关公司化运营机构和集团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杠杆效应。

参考文献：

1.滕占强.论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嬗变[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

2.何玲等.浅谈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趋势[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4）

3.吴周礼.政府职能与体育市场化问题分析[J].浙江体育科学，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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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R].2011.4

6.《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体育强国战略研究[M].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

7.成会君等.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中的制度约束与制度创新[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1）

8.文宗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再资本化[J].经济研究，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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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产业市场；经济环境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52-0014-02

1 体育产业市场

1.1 体育产业的形成

体育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具体到从产生包括居民或学校、社区等组织对体育产业及其产品的需求，和以此供应为生的人群等形成的简单的供需关系，发展为需求者的逐渐壮大成群体性和所需产品的类别的丰富，从而形成规模化，也就是体育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形成市场，以体育活动为主或密切围绕体育而开展经济活动并不断地形成相应的企业、公司、俱乐部等经营实体，这些生产体育产品或提供体育服务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各类行业就是体育产业。体育产业是指为社会提供体育产品的同一类经济活动的集合以及同类经济部门的总和。由这些体育产业所形成的以体育商品、劳务供给和需求及其相互作用实现的商品流通总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育产业市场。

1.2 体育产业发展的现状

体育产业的发展与其自身的规模、结构和体制是否完善，体育企业市场化程度的高低有关。如果缺乏竞争力的体育企业或企业集团，体育行业由体育用品产业化到体育产业规模化的转变将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被压制或者是被淘汰掉；体育产业区域发展是否平衡，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带动了周边体育产业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分支，加快体育社会化、产业化的进程,大力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整合体育资源,实现体育企业的资产重组；加强体育产业与资本市场的互动,拓宽体育产业的融资渠道，把体育产业培养成经济增长中的新亮点；体育本体产业在整个体育产业中所占应是主体地位，高于其他尤其是体育用品产业，这涉及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体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行业的运行与发展。

2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必要性

2.1 提高体育消费质量的需要

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体育健身、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也在大幅提高，所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的需要，同时也为体育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体育产业包括所有与体育相关的经济活动，与其他产业类似，体育产业也有其产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育商品，例如服装、器材、食品等，体育商品具有鲜明的文化商品的特点，它不仅是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也是提高生活质量，满足更高层次生活的需求，这使得体育产品和服务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体育产业从最开始的分散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和规范的市场，到逐步以市场为核心，消费为主体的产业化发展，是随着市场的壮大而壮大的，市场存在着供需关系，竞争关系等经济领域的关系法则，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势必对所需商品质量的好坏产生影响。因此，体育产业在这种需求和竞争的环境中，必须整合资源，调整自身管理和运营机制，降低成本，更大地、更高质量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这就使得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成为必然。

2.2 体育产业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

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是同一属性的企业集合，其目的就是在某种市场中，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市场则是指一切商品交换活动的总和，或者说，是商品供给和商品需求及其相互作用所实现的商品流通的总和。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产物，社会分工越细，商品经济越发达，市场规模与范围就越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产业市场是实现体育商品和体育劳务价值、实现体育产业积累从而最终实现体育再生产的关键。由于体育产业市场的不断变化，它又不断从外部造成一定压力，促使体育商品、体育劳务生产者和提供者不断改进生产、经营和管理，推动体育商品生产和劳务不断创新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体育产业自身为了生存、发展需要进行整合、扩充，在合理调配资源的前提下，完善体制机制，形成规模化、集约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2.3 体育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体育产业化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显示出其经济方面的优势，而体育产业又带动许多相关产业，促进了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在引导社会消费、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潜力，体育消费正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加入体育产业。将体育资源与相关行业整合，以产品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建设体育产业市场,繁荣体育经济。因此,要努力开发体育市场,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增强体育市场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高效率的体育产业与地区经济综合体的良性互动,使体育产业市场朝着多元化、市场化方向发展。体育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规模化的整合,从整体上提升体育产业的竞争力，推进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 经济环境与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

经济环境是指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外部条件，包括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程度,还指可治理的环境,如经济体制、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状态及社会通货水平和经济发展的秩序等。经济环境的优劣主要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能否保持大体的平衡,通货膨胀是否得到治理,经济秩序是否建立并完善,以及能否建立和健全有效配置资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这些是指经济环境的特点。经济环境作为一种抽象的名词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它与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1 经济环境的特点决定了体育产业市场发展的规模

经济环境对体育运动改革与发展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体育运动的改革与发展,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来确立体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也就是体育产业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些发展是受经济环境所制约和影响的。经济环境受地区发展状况的影响，不同地区经济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体育产业市场发展状况就不同。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慢，经济发展水平低。因此，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低，可支配收入比例小，其用于体育消费的支出较少，决定了西部地区体育产业市场发展的规模相对较小。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高，用于体育消费的支出相对较多，对体育产品质量要求高，因此推动了体育产业市场的发展规模。

3.2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对经济环境的需求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出现，人们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开，体育消费的层次性逐渐显现，根据人们对体育消费的不同要求，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势在必行。体育市场的需求是拉动体育消费的动力，体育市场规模化发展是沟通体育服务生产和

体育消费之间的桥梁。体育市场规模化，可以通过国家投入、体育部门自筹和社会集资等多渠道的形式建设一批能举办比赛，又能向社会开放供群众活动的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体育场馆，并加以市场化运作。又可以通过外商独资，中外合资或个人投资兴办的以体育服务为内容的盈利性体育企业，从而发展和扩大体育市场规模。

3.3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对经济环境的适应性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应与经济环境相适应。体育运动项目的开发须符合地域文化特征；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应与区域经济相协调；经济发达地区体育的发展应以信息、高技术为主发展体育产品，建立社区俱乐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应以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的发展；经济不发达地区竞技体育方面应以民族传统体育为主，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大众化，体育用品业的生产则应以生产少数民族体育用品业为主，在社区体育方面，应采取百花齐放的方针。根据消费者对体育产品需求的不同，体育产业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应因地因时制宜，确定其发展规模和方向。

4 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体育投资和体育消费主要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人均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制约。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同时须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调整行业布局，优化资源配置，使体育产业的增长转移到依靠本体产业轨道上来，才能提高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程度，不会产生市场的无序、盲目发展以致资源浪费，加大成本，导致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的发展走弯路。体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体育消费的增长，从而优化人们的生活消费结构。从发展的角度看，对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的经济环境分析和研究，为体育产业经营者和相关管理决策者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和参考，减少和规避体育产业经营与投资的风险，使体育产业保持健康、快速、持续的发展。从而为体育产业市场规模化发展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骆秉全.简编体育市场营销学[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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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视域；国际市场营销；策略

一、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网络信息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迅速成长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网络信息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为每个国家的交流往来架起了一座桥梁，这大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与生活的方式，社会企业也在此基础上立足全球，形成新的发展策略，找到新的发展出路。另一方面促使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为全球的科技进步做了很大的贡献，也为经济全球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出现了众多的跨国企业和公司，并因此形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也于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这些组织都为经济全球化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信息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愈加频繁，跨国企业的规模、质量也在逐渐加大和加强。

二、国际市场营销概述

国际市场营销是指越过本国，企业在超过两个国家以上的国境进行的生产营销活动，利用全球的资源整合，优化资源，以发展国际化企业为目标，在全世界的经济活动中经营产品、技术、服务和信誉的营销活动。国际市场营销主要有四个基本特征：（1）把对外发展为手段变为以企业的管理为主，并用全球性的营销管理理念进行管理；（2）营销对象不再简单停留在商品的大量输出，其中还应该包括各国之间的资本和技术输出；（3）不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应该列入国际营销的范围内，实现开放式合作；（4）认真分清各个渠道的产品输出和输入，将每个领域实现功能系统化。而在经济全球化市场下，积极发展国际市场营销，可以让各国之间的不同企业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企业种类，改进产品的生产技术以及企业的管理水平，这样，就能在国际的大舞台上面对更多强劲的对手，自己也能够取得一席之地。在国际竞争的大潮中，各个企业将会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自己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发展国际市场营销，能够加快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科技水平，还能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偌大的国际市场为许多资源匮乏的国家提供了资源，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科技水平去换取自己所需的资源，来提高自己国家的经济水平，推动经济的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视域下的国际市场营销环境

（一）经济环境

目前全世界大体分为两种经济体制，分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一般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较为常用这种体制，他们比较注重于个人家庭的发展，希望通过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将本国或者个人产品打入外国市场，这些行为都是与国际市场营销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的。其中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结构基础都能够体现这个国家的经济环境，资源匮乏和分布不均会使这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出口量从根基上大大减少，加上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都跟不上国际经济发展的形式，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是很难开展好国际营销活动的。

（二）政治环境

一个国家政局的稳定以及一个政府决策，都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有些国家喜欢国际贸易，对于进出口贸易和跨国公司的合作持大力支持的态度，愿意提供一个宽松的国际经济环境；而有些国家则相反，对于在世界性的贸易市场上进行交易，他们显得谨慎小心，不愿意展现更多的经济条件在这个世界大舞台上，因此，在国际营销策略的制定方面，规则过死，缺乏弹性，具有一种狭隘的民族工业意识形态，过于保护本国贸易使得国外资本流通不进来，自己的产品走不出去，整个国家经济陷入一潭死水。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制定了利于国际经济发展的《反垄断法》和《防止不公平竞争法》。

（三）社会文化环境

国际市场营销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一个国家能否跨越异国的社会文化障碍，把国家企业文化融入外国文化。而各国消费者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购买方式和消费偏好。比如，如今在中国盛行的韩流文化，很多企业致力打造与韩国文化一致的一些品牌产品，以此来拉动国家的经济。而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与语言也对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市场营销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教育水平低下的地方，企业采用书面化文字式的营销策略不容易获得成功，而且，教育水平低下意味着人才缺失，当全世界经济形成了一个整体，那么企业对于市场营销人才的选择要求就会提高。经济全球化下的企业人才要求市场营销专员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掌握一门流利的第二或者是第三语言，不仅对个人，对于企业的发展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竞争优势，这样，才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站稳脚跟。

四、经济全球化视域下的国际市场营销策略

（一）正确划分国际市场并选择正确的目标市场

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来进行营销活动，必须将这个混杂的国际大市场进行划分，从而寻找出属于自己产品的目标市场进行投放。因为在国际市场上，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都适合你去做营销，也不是每一个市场都值得你进入和能够进入的。有些市场可能只是西方国家的市场，有些市场是亚洲国家的市场，又或者某些市场是根据消费者的爱好和购买偏好来决定的，所以企业在进行具体的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消费群体以及地域限制，正确选择好自己的目标市场。在吴健安主编的市场营销学精要当中，他将国际市场进行了不同的划分，分别从社会制度（分为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商品性质（产业用品市场、消费品市场以及服务市场）、消费者性别以及地域来划分，地域划分为北美市场、欧盟市场、拉美市场以及亚洲市场。综合考虑本国企业在外国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市场，那么在进入这个国际市场的时候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看到企业发展的长远目标，维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后期的国际经济大舞台上才会获得较高的企业回报率和长期的国际市场的利益。

（二）走产品营销的道路

在走国际化市场营销的时候，企业一定要事先想好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产品形式为主导，打入国际市场，是销售与国内一样的产品还是需要转变产品战略，生产出适合国外而不同于国内的新型产品。两种道路都有可取之处。如果采用国内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营销，那么企业就可以利用一些产品品牌效应，建立相同的品牌形象，比如麦当劳、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之类的，这种营销策略能够大大地降低产品的开发成本，而且还能获得较高的市场信誉形象和品牌形象；当然，有些产品是不能采用这种品牌延伸的营销策略的，企业必须根据国际市场上某些国家的地域特色和消费者偏好去改造产品或者创造出新的产品，以适应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消费者需求，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不被挤兑出去。比如一些石油公司生产的石油可以根据世界各地不同气候进行调节，而雀巢咖啡口味的改变也是为了能够迎合广大的国际消费群体，再一个，不同国家生活方式的不同促使企业将要对自己的产品加以改造，比如自行车。自行车在发达国家一般是用来运动的，而在发展中国家只是作为交通工具而出现，因此，在向外营销类似于自行车这一产品的时候，企业一定要对这一产品进行质量改造，或者就是开发新的产品去适应国际市场上一些目标客户的需求，比如现在很多人崇尚的绿色消费，企业可以根据这一点来开发新的绿色产品。当然，这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国际营销策略，但是一旦成功，带来的企业利润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也能为企业树立一个经典且独一无二的形象。

（三）采用分渠道营销和的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视域下国际市场营销中的渠道营销有两种分法，一种分为窄渠道营销和宽渠道营销，另一种分为长渠道营销和短渠道营销。窄渠道营销主要是采用独家销售和独家的方法企业双方达成一致的交易条件，一国企业将自己的产品全权交给某一个公司或者某一个商来全权进行销售，其中所面对的国际金融风险，商是不予以承担的；宽渠道营销恰好与此相反，企业在推广自己的产品的时候，会尽可能地选择一大批的中间商来将自己的产品进行分销，使之进入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与长渠道分销策略的特点是一样，都是将商品打入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形成某种商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在增加销售成本的同时能够促使价格上涨。短渠道的分销策略则是企业将商品跨过中间商直接投入到一些大型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以及大型连锁商店，这样的分销方式容易受到地域人力和物力财力的限制，以至于提不起商品价格，还有可能造成亏本。

（四）商品定价和宣传策略

身处国际市场的商品定格是一门很讲究的学问，因为在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价格构成是复杂的，它包括进出口的关税、国际中间商所需的成本和商品的运输保险费用以及国家之间的汇率变动。虽然大部分国家的关税和商品运输费用是长期稳定不变的，但是汇率的波动以及企业在将商品分销到不同渠道进行销售的这个时间过程，无形当中会影响到一个企业的盈亏。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企业选择一个正确的商品计价货币是十分重要的，并且企业还必须与引进商品的国家签订一定的贸易条约，规定商品使用的货币币种，企业要根据国际市场的不同风向，制定好国际转移定价策略，这样，在某些国家发生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企业才有余地抽身出来，将企业利益风险降至最低。而一个国家的商品想要响亮打入国际市场就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宣传，包括广告宣传、企业人员宣传、公共关系以及国家政府之间的宣传。其中人员宣传是最难解决的，因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原因，很多企业销售人员会受到目标市场的社会文化和语言因素的影响，导致宣传不到位和不正确的行为发生。外国消费者不理解你的产品，自然不会接受，所以在做广告宣传的时候，广告的内容也应该体现目标国家的一些人文情况，增加消费者认同感才能加快产品的促销。或者在国际市场上的两国政府也可以形成政府之间的企业合作，相互为本国提供目标市场的一些相关信息，建立海外贸易中心，制定一系列有利于本国开拓外国市场的政策，以一个国家的形象为企业塑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视域下的国际市场营销策略一定要划分选择好目标市场，细分消费者结构和外国不同地域的消费偏好，克服异国的社会文化语言障碍，创造或改造出新的能够迎合国际大众的产品品牌，为产品找准市场定位，那么，企业才能顺应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并且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占领一席之地。

作者:赵言 单位: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胡辉.国际贸易背景下的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J].国际商贸，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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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工势场法 路径规划 小车机器人

中图分类号：TP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03-025-02

1 引言

让机器人能够智能识别外界的环境，并能按人开发设计的意愿去工作， 必然需要各种传感器在机器人各个部位、各种方面的合理应用。而机器人要按人的要求去进行相应的工作，必然就要进行相应的运动，而运动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碰到一些障碍物，而机器人要完成工作就必须要绕开相应的障碍物，这就要解决机器人的绕障规划设计问题。而一套完善的规划设计方案，不但能有效的提高机器人的工作效率，而且还可以避免因机器人碰撞而产生的高额维修费用。机器人运行路径的规划设计是当今机器人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本文基于实验室自主研发的一款爬行机器人――焊接小车机器人的避障路径规划问题来进行研究。

图1 焊接小车机器人

2 人工势场法

Khatib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人工势场法，最早应用于机械臂在工作空间中的实时避障路径规划。人工势场法具有构造简单、计算量小、使用方便、便于底层的实时控制等特点，因此常用于移动机器人的局部在线避碰。在传统的人工势场方法中，假设机器人为一质点，机器人在工作空间中的位置信息表示为qrobot=[x，y]，目标的位置信息表示为qgoal=[xgoal，ygoal]，障碍物的位置信息表示为qobs（i）=[xobs（i），yobs（i）]，则机器人的势场函数可以采用如下方程式来进行描述：

（1）

图2 传统人工势场法受力示意图

引力势场被定义为抛物线函数如表达式（2）所示：

（2）

机器人所受引力定义为式（2）的负梯度，如式（3）所示：

（3）

传统斥力场函数的公式定义如（4）表达式：

（4）

斥力函数的计算公式为：

（5）

其中：katt、krep分别表示引力函数比例系数和斥力函数比例系数；p（q）表示障碍物与机器人之间的最小距离；p0表示障碍物的占用空间。在机器人碰到有障碍物的情况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katt、krep、p0来获取比较理想的前进路径。

3 数学模型的建立

本文所研究的机器人的绕障路径规划设计是在实验室模拟出来的小车机器人工作运动环境中得到的。机器人要绕开障碍物，依赖的是机器人的外部传感器对周围环境的探测并反馈给机器人的中央信息处理系统，再由中央信息处理系统经过相应的路径规划设计算法，运算后规划出一条合理的路径。对于静止的障碍物，在模拟环境中我们采用的是多面模型表示法。该方法计算简单，只需记录模拟环境中各个障碍物外部轮廓的最突出点，然后把各个最突出点相连即得到障碍物的二维形状，即机器人需要绕障（不可穿越障碍物）的范围。为了便于环境建模以及简化机器人的绕障路径规划算法，我们把机器人的尺寸缩为一个质点，将机器人的尺寸补偿到障碍物形状尺寸中去。例如，假设机器人的二维建模轮廓是边长为k的正方形，原先静止的障碍物的外部尺寸为L，则经过补偿放大后的障碍物的外部尺寸为 L+k，此尺寸即为质点机器人所需要绕开的障碍物区域范围。

4 仿真实验

当小车机器人运动的时候，传感器不断地实时检测机器人、障碍物和目标点的位置，并判断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时路径规划。PC端控制界面中的多情形避障路径规划设计仿真实验的具体流程图如图3。

图3 路径规划仿真实验流程图

利用C语言编写的仿真软件如图4所示。点击和，可以在仿真区域中模拟出起点和终点位置，进行机器人避障路径的规划设计仿真实验。且无需退出仿真实验系统，可以随机改变起点和目标终点位置，在同一个模拟环境中反复进行实验。

图4 仿真实验软件界面

图5显示了路径规划仿真实验的结果。图中黄色的原点表示起点，绿色的原点表示终点位置，黑色的模块是任意设置的各种障碍物，红色线段为最后规划设计出来的运动轨迹线。从图5（a）―（d）中可以看出，不管如何随机放置仿真的起点和终点，机器人都能够根据实时环境规划设计出可以避开障碍物的前进路线，顺利到达目标终点。

5 结论

本文研究了人工势场算法，用C语言开发了焊接小车机器人的避障路径规划设计系统，仿真实验结果表明避障路径规划设计效果良好。

参考文献：

[1] 罗胜华.未知环境下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研究[D].湘潭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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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一百多年来，重庆又经历了因商而兴、内迁而盛、改革腾飞的发展道路。从一个古代军事要隘，发展成为开放的、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从古代的区域商贸中心，发展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从十九世纪的单一型转口贸易城市，成长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多功能的现代工商业城市；从位居四川盆地东部的港口城市，发展成为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洲四海的中央直辖市。

九八年国家将重庆定位为：中国西部的三中心（商贸、金融、科教），二枢纽（交通、通信），一基地（产业化基地）。首先就是要将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商贸中心，利用区位优势，南达云贵、东承武汉、西撑成都、北抵西安，在国家开发大西北战略中，起到承上起下的枢纽作用。

那么，重庆市场对于美容化妆品的经营者又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呢？

重庆的经济与零售业特点

近20来，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飞速的发展，形成了现代化的海陆空交通网，彻底改变了“蜀道难”状况，带动了地方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零售业。近10年来，重庆不仅吸引了包括沃尔玛、家乐福、百安居、麦德隆、易初莲花以及台资的太平洋百货等国际零售巨头到重庆圈地开店，还引得本土的王府井百货、北京华联、深圳茂业百货、铜锣湾百货驻扎重庆。预计到2010年，华联综超要在重庆新开7家1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市，初步选址包括南岸、大渡口等区，明年年初还要在重庆建采购中心，负责西南大区超市的采购。其它巨头们均有类似举措。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消费对重庆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50%左右。直辖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96年的445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955亿元，年均增长10%。特别是1999年以来，市民消费从百元级向千元级、万元级升级，结构高级化推进了消费总量的扩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呈7.7%、7.9%、8.7%、9.1%、9.5%、14.3%的递增趋势。

去年1-9月，重庆市新增连锁店326个，累计达8215个，实现连锁经营194.5亿元，占社零总额的24.7%，居全国领先水平。重庆连锁经营的快速崛起，得益于商贸流通产业改革和组建大公司大集团的战略部署。近年来，重庆市先后组建了商社集团、商务集团、粮油集团、新华书店集团、医药股份、新合集团、物流集团等大型流通企业集团，形成了推动流通现代化的骨干力量。

去年1-9月，全市货运总量达28651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2.9%；全市电子商务网上交易额实现43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15%。目前全市流通业就业人员达到210万人，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总人数的11.7%，在非农行业中居第一位。重庆市还积极推进社区商业建设，规范完善了37个社区商业服务中心。去年在农村实施乡镇建连锁超市、村社建放心商店的“双建工程”中，已建成115个乡镇连锁超市、691个村社放心商店，促进了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去年出台的一系列新农业政策，即中央1号文件，减免两税、实施三项补贴、四项基本保障等，都将在今年见到明显的成效。目前正在召开的“两会”再次将“三农”问题作为讨论的核心焦点，对农民的帮扶政策必然进一步大幅增加，巨大的消费力，将会从三、四级市场逐步爆发出来。

商品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形成了遍布城乡的市场网络和以零售、批发销售为经营主体的市场流通格局，一批在西部乃至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辐射力、带动作用的大型专业、批发市场已成为商贸流通发展的重要支撑。含有强大的日化批发功能的朝天门综合批发市场，交易额已突破100亿元大关，商品辐射周边10多个省区、200个县市，成为西部最大的综合交易市场。

2005年，重庆GDP突破3000亿元，2006年1-2月重庆市工业生产增速达23.1%，2006年重庆市出口目标30亿美元。据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分析，未来两年内，重庆对外资企业投资的吸引力将超广州和深圳。

重庆美容化妆品的消费特点

巨大的本地人口量和持续大规模建设吸引的外地人口、便捷的交通条件、经济快速发展、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对外出口，以及大量资金的不断投入，必将带来消费力和消费的快速成长，也必将随即带动美容化妆品消费的快速成长。国外研究表明：越认为自己美的人，对化妆品的投入越多。而国人皆知，重庆是出美女的地方。

以日化品消费为例，崇尚健康、追求年轻化已成为时尚，化妆品消费群体日渐壮大，从过去的年轻女士扩展到年轻男士和中老年人，甚至是青少年和婴幼儿。同时也带动了农村化妆品市场的销售，尤其是中低档化妆品销路看好，受到农村女青年的青睐。过去国内化妆品消费的主导地区以东部为首，而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3年我国东部地区化妆品类零售额146.2亿元，与上年比增长15.6%；而中、西部地区零售额分别比去年增长22.9%和25.4%，大大高于东部地区，所占比重也均比去年略有提高，显示出中、西地区化妆品市场的消费潜力。

商界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界定，衡量一个商场档次有多高，就要看这个商场一楼能引进多少国际一线化妆品品牌。对于商场而言，化妆品品牌是龙头，只有当顶级化妆品进驻后，真正顶级的男装和女装才能随之而来，商场也才能真正实现“提档升级”。

过去，重庆这个内陆城市高档化妆品一直“匮乏”，商界人士自嘲，对于国际品牌而言，重庆这个直辖市只能算三线城市。然而，国际高档化妆品对重庆商家的态度近年来转变巨大，国际一、二线化妆品品牌，如兰蔻、雅诗兰黛、资生堂、迪奥、香奈尔、倩碧、SK－II、碧欧泉、赫莲娜、伊丽沙白.雅顿、娇韵诗、娇兰、希西黎、欧珀莱、兰芝、伊夫 圣罗兰、安娜苏、Hugo Boss、水芝澳、高丝、嘉娜宝等等，陆续登陆重庆市场。业内统计，2005年国际高端化妆品在重庆的销售专柜至少扩大3倍。去年，顶级的奢侈类化妆品品牌：美国Z.Bigatti（哲・碧卡狄），也进驻重庆，并取得不俗业绩。

重庆女性对世界知名化妆品的热情令业界巨头们惊喜不已。兰寇曾创造过单日售卖70余万的绝佳成绩，平均月销售额都不低于400万元，还不算那些通过非正规渠道销售的。日本知名品牌SK-Ⅱ的“神仙水”单品，尽管经历了消费者状告风波，其销售在短暂疲软后仍是一路高歌。高级个性化彩妆――Anna Sui在去年正式进入后，月销售额也保持在五、六十万左右，并逐步被更多的人认同。

重庆这个美女云集的城市，在“美丽经济”中占主流的化妆品消费，不可遏止的呈上升态势。从目前化妆品市场销售情况看，档次高、质量好、对身体健康无副作用的国产名牌、中外合资名牌和进口名牌化妆品的品牌效应，在重庆消费者心目中日渐显现，成为主宰当前市场的主要增长点。特别是延缓皮肤衰老，防止皱纹出现，促进血液循环，美白皮肤，让肌肤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各种系列名牌产品，受到广泛欢迎。

太平洋百货化妆品专区负责人认为，近两年国内奢侈品市场汹涌增长，国际品牌改变“品牌策略”，将扩张目标从国内一线城市转移到二三线城市。2006年国家将对化妆品高额关税逐渐下调至发展中国家水平，在这之前抢占国内有利地盘，成为国际大牌化妆品的最佳时机。对于现在国内任何城市而言，商业最稀缺的资源就是店面资源，只有以最快的速度抢占优势商场中的优势位置，才能在未来崛起的市场中挖到更多的“蛋糕”。

重庆这个拥有三千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还包含了大量的农村人口。除了少部分人的奢侈消费外，更大的消费人群是大众型的、平价型的。在中央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指引下，重庆市正在逐渐实施“村村通公路，人人逛超市”的发展战略。届时，由于惠农政策的实施，大量城镇和农村的购买力将被释放出来，得以通过增加的现金收入、便利的零售网络和美容院的服务实现。更多的二、三级品牌因质量有保证，价格相对适中，而深受大多数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同。

据调查：从春节过后至今，仅在重庆渝北区的同兴镇（距离重庆环城高速公路2公里处），就有至少三家日化品生产厂家直接去做周末大型促销，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捧（因为当地至今还没有一家化妆品专营店），日销售额达到5000元以上。而这样的镇，在重庆的环城高速公路周围，比比皆是，只待开发。

由此可见，重庆这个沉睡的商业巨人正在觉醒，三千万人口的购买力正期待着日益完善的零售网络和多样化的业态。据“两会”传来的最新消息：中央财政将增加对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地区的转移支付和建设资金投入，同时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和外资参与西部开发和建设。三峡工程、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节水和开发水资源等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工程为今后几年投资需求的增长拓展了空间。这不仅会提高我市经济发展水平，也会为扩大内需发挥重要作用，并将会有效地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重庆――古老的巴国、年轻的直辖市，正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千多万名重庆美女，必将掀起新的一轮美容化妆品购买、消费高峰。

第98届中国化妆洗涤美容美发商品交易会的新机会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特别支持，由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和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由中百会展公司和重庆渝都百货集团共同承办的第98届中国化妆洗涤美容美发商品交易会，将于2006年秋季在重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中国化妆洗涤美容美发商品交易会是国家商务部重点扶持的全国性品牌展会之一。50余年的发展史，50余年的客户网络，铸就了无数知名品牌、知名企业，铸就了国内化妆洗涤美容美发行业最具权威、最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

篇10

关键词 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土地违法；行为主体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8-0048-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8008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土地供需矛盾逐步凸显，违法用地形势也日益严峻，并呈现出区域蔓延的趋势[1]。从土地违法案件发生的2003年开始，中央政府不仅每年都出台一系列的条例、法规，试图通过严肃执法来约束各地土地违法行为，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2]。大量的土地违法行为已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3]。对此，研究如何有效遏制土地违法行为的扩大已成为当务之急。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深入了解当前土地违法行为背后的动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已有不少学者就中国土地违法行为的成因（或影响因素）开展了诸多探讨。Tang等和Wang等分别通过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村和海南省海口市一个村庄的违法用地案例分析指出，地方追求经济增长和土地出让收入，以及农民热衷非农就业等是推动当地土地违法行为产生的主要因素[4-5]；王磊荣基于对中国农村土地违法案件现状和特点的分析，从立法和执法的角度探讨了农村土地违法案件产生的原因[6]；李全庆等[7]、刘法威[8]和龙开胜等[9]分别通过构建和运行计量经济模型，探讨了经济增长因素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梁若冰的实证研究指出，与土地违法显著相关的因素主要包括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和地方土地部门的部门利益[2]；而陶坤玉等人则研究了不同的土地出让方式对土地违法案件的影响，并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土地出让方式会对违法案件的数量和涉案面积构成正向的影响，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土地出让方式则有助于遏制土地违法案件的发生[10]。不难看出，已有的研究对影响土地违法行为的相关主要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强调了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尽管如此，仅通过宏观尺度的分析就简单地判断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与土地违法间的关系是不够全面的。目前，中国的土地违法行为已涉及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个人和农村集体组织（以下简称“村集体”）等多个主体。由于不同主体的行为模式存在差异，且受环境和政策的影响也会不同，因此其土地违法行为受到经济增长和土地市场化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存在相应差别。对此，目前较少有学者做出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就试图在前人的相关研究基础上，从不同主体行为差异的角度，初步探讨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改革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并结合对全国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相关理论。从而为制定有效的管控措施、减少土地违法行为提供理论和实证基础。

1 理论框架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是主旋律，而随着经济增长和土地市场的完善，其对土地违法的影响也日趋明显。从已有的证据来看，经济增长无疑已经成为导致土地违法行为增加和违法用地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这主要是由于土地利用比较效益的存在，使得土地从农业用途向非农用途转变将产生巨大的经济回报，为追求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违法用地行为就难以避免。而随着土地市场的完善，特别是受土地市场运行更为公开、出让方式更为公平的影响，研究者普遍认为其会对违法用地行为产生显著的遏制作用。事实上，由于土地违法行为的不同主体存在差异，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并不一定遵循上述论断。

为从理论上对不同主体的土地违法行为有一深入认识，这里将从不同主体的差异角度分别探讨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目前中国的土地违法行为主体涉及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个人和村集体。从这些主体的行为决策模式来看，基本可以概括为政府和企业两大类。其中，省、市、县、乡各级政府的决策主要遵循政府的行为模式；而企事业单位、个人和村集体的决策则更趋近于企业的行为逻辑。确切地，企事业单位、个人和村集体往往会从节约用地成本和增加土地收益的角度出发实施违法行为。例如，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土地价格的升高，城镇居民因无力购买商品房，可能会到城乡结合部的村庄购买土地自行建房或购买“小产权房”；村集体或农民为了防止土地被征收（这样只能一次性获得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往往会通过“以租代征”等违法方式出租土地，或是抢占土地非法搭建、扩建、翻建房屋，以赚取租金；而对于用地企业，采取违法用地行为不仅可以规避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限制，免除繁琐的土地征收审批手续，以更快捷便利地取得建设项目用地，而且还不用一次性支付巨额地价款，降低企业成本[11]。为简化理论和深化分析，下面将基于政府和企业两类行为主体，分别探讨其在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影响下的土地违法行为。

1.1 经济增长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

经济增长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主要受用地需求变化的间接驱动。众所周知，土地作为基础性的生产要素，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看，快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土地、资金等的大量投入。然而，受土地利用规划和计划的制约，土地的供给规模是相对稳定的。随着土地供需矛盾的加剧，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将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铤而走险违法开发利用土地（见图1）。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其违法用地行为受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十分明显。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对用地需求的增加，地方政府会想尽办法出让更多的土地，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这主要是由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层层向上集中，事权层层向下转移，地方政府为投资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只能依赖土地的出让收入[12]。另一方面，由于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过于偏重经济发展指标，这也使得地方官员为了职位晋升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只要是能拉动GDP增长的项目，即使是低水平重复投资都会尽量满足用地需求。因此，为达到上述目标，地方政府往往会向中央政府争取更多的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但在合法渠道不能满足用地需求的情况下，就会采取违法行为增加土地供给[13]。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无疑将提供大量投资机会和盈利空间，从而促使企业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进行投资，企业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也会因此而大幅增加。由于各地的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都很有限，当合法的用地计划无法满足企业的大量用地需求时，必然致使企业违法用地行为的增加：一部分企业会背着政府违法占用土地，而另一部分企业则会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违法用地。

图1 经济增长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illegal land use

1.2 土地市场发展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

中国土地市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近年来国有土地出让行为的日益公开公平，特别是“招拍挂”出让（即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比重的大幅提升。随着土地市场的发展完善，其对政府和企业的土地违法行为可能存在正反两方面影响（图2）。

一方面，在国有土地出让市场中，随着更具透明度和竞争性的“招拍挂”方式比重日益增加（国有土地的出让，一般针对于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其中协议出让的透明度和竞争性较低，而“招拍挂”则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和竞争性），土地市场环境将更为公开公平[14-15]，这将有助于减少土地违法行为（已有研究指出，土地市场不完善使得合法途径下获取土地的成本高于违法途径所得，导致违法用地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16]）。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日益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和严格的市场交易规则将有效制约政府的寻租和腐败行为，并进一步弱化政府在土地流转阶段之前违法违规行为的激励，从而可能减少土地违法案件（特别是非法批地和未经批准占地）的发生[10]。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土地市场的公开透明也为其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部分企业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满足其用地需求，而无需通过与政府暗箱操作或是直接违法获取土地（后者往往需要企业承担更多的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随着“招拍挂”逐步成为土地市场的主要出让方式，国有土地资产应有的市场价值得以充分显现，企业获取土地的成本随之大幅提高。这会促使一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为节约生产成本而绕过土地市场，违法占用土地。一般而言，当企业违法用地所需付出的成本（因被查处或买通政府所付出的代价）低于其违法行为所获收益时，企业就会选择违法用地。对于政府而言，市场发展所导致的土地出让价格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增加。为此，以追求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地方政府会有足够的激励突破国家的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甚至违法违规批地占地，通过在市场上出让更多的土地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

总体来看，图1和图2分别反映了在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政府和企业实施违法用地行为的响应机理。当然，从政府和企业内部的各类不同主体来看，无论是省、市、县、乡各级政府，还是企事业单位、个人和村集体，其在实施具体的土地利用决策时往往会受其职能和地位的影响，并综合考虑项目的成本收益以及违法的风险等因素，做出可能不同的违法行为，这方面的差异将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予以分析。

2 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2.1 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以下所示的计量经济模型，以验证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对不同主体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

ln ILU=c+a1*ln LMR+a2*lnEGR+a3*LSS+ε

其中，ILU（illegal land use）为反映土地违法行为的变量（以土地违法的案件数或面积衡量）；LMR（land marketization reform）为反映土地市场化改革的变量（以国有土地出让中招拍挂出让面积所占比重衡量）；EGR（economic growth rate）为反映经济增长的变量（以GDP的增长率衡量）；LSS（land supervision system）为反映土地执法督察的虚拟变量（以土地督察制度设立的2006年为界线，2006年至今赋值为1，以前年份赋值为0）；a1、a2、a3为对应变量的系数；c和ε分别为模型的常数项和随机扰动项。

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在因变量的选择上，本文主要选择了不同主体的土地违法案件数和面积两项指标。其中，土地违法案件数的多少能够较好地反映违法行为的频率；而土地违法面积的大小则能够较好地反映违法用地的规模（也即违法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对土地违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不同主体的行为变化体现出来的，而不同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做出是否违法的行为决策时，还会考虑其行为是否会被查处（以及查处的后果）。因此，为优化实证分析模型，本文在引入经济增长和市场化发展这两项自变量的基础上，还加入了一个反映土地执法督察的控制变量，以修正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对不同主体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

2.2 数据描述

上述模型运行所需的数据主要来源于1999-2010年间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国土资源部提供的年度统计数据。具体地：ILU的数据（包括土地违法行为的案件数和面积数）直接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5-2011）；LMR的数据直接通过《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5-2011）中提供的国有土地出让面积和招拍挂出让面积计算获得；EGR的数据（以不变价表示）直接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LSS的数据由直接赋值得到。

表1主要反映了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以及政府（将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和企业（将企事业单位、个人和村集体作为一个整体）土地违法行为和规模的相关描述性统计指标。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年来政府的土地违法案件数和违法用地规模均要小于企业；但政府违法案件的平均规模则要远大于企业。在政府的违法案件中，平均每件涉案面积为2.13 hm2；而在企业的违法案件中，平均每件涉案面积仅为0.40 hm2，不到政府的20%。

3 计量结果分析

3.1 基准模型：政府与企业的差异

表2所示为政府模型（将省、市、县、乡各级政府看作一个整体）和企业模型（将企事业单位、个人和村集体看作一个整体）的估计结果。从表中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因素对政府和企业的违法用地规模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土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则对抑制政府和企业的违法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具体地，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和企业的土地违法面积都显著增加。确切地说，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政府和企业的土地违法面积分别扩大1.56%和2.07%。但经济增长对政府和企业土地违法案件数的影响却不同。从表中所示结果来看，经济增长对政府土地违法案件数的影响为负，说明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会小一些，并且考虑到中央政府的严格监管以及规避因违法用地可能导致的社会矛盾和生态退化等问题，土地违法的规模会有所控制；而经济增长对企业土地违法案件数的影响为正，尽管统计上并不显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市场上的投资空间和盈利机会会更多，从而可能导致企业为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而扩大土地违法行为。

另一方面，随着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政府和企业的土地违法案件数都显著减少。确切地说，土地招拍挂出让比重每提高1%，政府和企业的土地违法案件数分别减少0.96%和0.95%。这也正说明了当前的土地市场化发展不仅营造了良好的竞争环境，也有效地规范了政府的相关行为。但土地市场发展对政府和企业土地违法面积的影响却不尽相同。尽管统计上并不显著，但从表2的结果来看，土地市场发展对政府土地违法面积的影响为负，说明土地市场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遏制政府土地违法面积扩大的作用；而土地市场发展对企业土地违法面积的影响则为正，反映出土地市场发展反而会导致企业土地违法面积的扩大。这可能只是局部现象，特别是对于一些中小企业，市场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土地成本上升可能超过了这些企业的承受能力，因此会致使其实施违法用地行为。

3.2 政府模型

表3所示为政府模型（分别考察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对省级、市级、县级和乡级政府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的估计结果。从表中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因素主要对省级以下政府的违法用地规模扩张具有较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土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则主要对遏制省级以下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之所以省级政府的违法用地行为受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的影响较小，可能是由于省级政府直接主导的用地项目相对较少，而且省级政府往往也能够通过其行政权力优先、合法地保障其主导项目的用地需求。

具体地，一方面，经济增长对于遏制市、县、乡级政府土地违法行为的频率都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相比之下，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市、县、乡级政府的违法用地面积却呈显著的增长态势。即经济增长速度每提高1%，市、县、乡级政府的违法用地面积分别增加2.43%、1.35%和1.86%。这说明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

时候，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以土地违法案件数反映）确实会在有所收敛，但受巨大的土地财政收入和政绩考核的驱动，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的违法用地动力依然存在，土地违法面积也就不会减少。

另一方面，土地市场的发展对于遏制市、县、乡级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土地市场化程度每提高1%，市、县、乡级政府的土地违法案件数分别减少1.40%、0.64%和1.05%。而从土地违法面积的变化情况来看，土地市场的发展也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尽管如此，这足以说明随着土地市场运行的逐步公开公正，加上上级政府对市场监管的日益加强，即使违法用地的利益诱惑很大，地方政府可以实施违法行为的空间也已大大减小。

3.3 企业模型

表4所示为企业模型（分别考察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对企事业单位、个人和村集体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的运行结果。从表中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因素主要对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土地违法行为和违法用地规模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效应；而土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则主要对遏制个人和村集体的土地违法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具体地，一方面，从经济增长与土地违法案件数变化的关系来看，其主要对企事业单位土地违法行为的增加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即经济增长速度每提高1%，企事业

单位的土地违法案件数增长1.56%；个人和村集体的土地违法案件数受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并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个人和村集体的用地行为受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小（他们不会轻易增加新的投资项目），而企事业单位时刻关注经济发展动态，随时会不惜增加违法用地行为以把握经济增长带来的获益机会。当然，只要能够规避处罚，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违法用地规模对企业和个人而言毕竟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从经济增长与违法用地规模变化的关系来看，其对企事业单位、个人和村集体违法用地规模的增长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即经济增长速度每提高1%，企事业单位、个人和村集体的违法用地面积分别增加2.22%、2.24%和1.50%。

另一方面，从土地市场发展与土地违法案件数变化的关系来看，其主要对个人和村集体的土地违法行为起到了显著的遏制作用，即土地市场化程度每提高1%，个人和村集体的土地违法案件数分别下降1.11%和0.74%；企事业单位的土地违法案件数受市场化发展的影响则并不明显。从土地市场发展与违法用地规模变化的关系来看，其对企事业单位、个人和村集体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有所不同的是，土地市场化程度每提高1%，个人和村集体的违法用地面积分别下降了0.45%和0.57%；而企事业单位的违法用地面积却增加了0.62%。这可能与企事业单位的土地违法特征有关。正如梁若冰[2]和陶坤玉等人[10]所提到的，在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会默认企业单位的土地违法行为。因此，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和土地成本的增加，在地方政府的纵容下，企事业单位的违法行为反而会有所增加。

4 结论与启示

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土地市场的发展完善，土地违法案件虽有减少，但违法用地规模却逐步增加，且违法用地主体不仅涉及到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还包括了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以及农村集体组织。为深入了解当前中国土地违法行为背后的动因，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从不同主体行为差异的角度，初步探讨了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改革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并运用全国层面1999-2010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和企业的土地违法面积均显著增加；而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则能有效减少土地违法的案件数。进一步地，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对省、市、县、乡各级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个人和村集体土地违法行为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对省级政府的土地违法行为影响并不显著；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企事业单位的土地违法案件数和违法用地规模都显著增加，而土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不仅对个人和村集体的违法案件数起到了显著的遏制作用，而且也有效减少了个人和村集体的违法用地面积。此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结果是，作为管控违法用地行为的土地督察制度，其并未对土地违法行为产生明显的遏制作用。

当然，通过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也为今后中国政府更好地管控土地违法行为，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持续利用提供了一些启示。首先，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仍是导致相关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和企业）土地违法行为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与土地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性要素和国民财富之源有着密切关联。因此，要在快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有效遏制土地违法规模的扩大，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等途径替代政府和企业对土地的过度依赖。其次，实证分析的结果也显示，随着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无论是政府（主要是省级以下政府）还是个人或村集体，其土地违法行为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减少趋势。可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优化土地市场体系，通过构建更为透明和更具竞争性的土地市场，将有效地遏制土地违法行为的增加。当然，需要关注的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土地市场的发展，企事业单位的土地违法案件数和面积主要表现为逐步扩大的趋势。企事业单位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用地主体，引导其合法有序用地十分重要。然而由于目前缺乏针对企业用地的退出机制，导致一些单位在无法获得新增建设用地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违法占地的方式。因此，建立健全产业用地的退出机制，逐步规范发展国有土地二级市场，对于保障企事业单位发展和缓减违法用地行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考虑到一些特殊企业（如，中小企业等）可能无法承受市场化后的用地成本，因此建立相应的用地保障机制也有助于避免这类企业的违法用地行为。再次，现行的土地督察制度仍需不断完善，要通过严密的监督和严厉的查处，以提高相关主体土地违法行为的发现率和违法用地的风险成本，特别是要对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可能的违法用地行为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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