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医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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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 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远古时代，随着类人猿共同生活及集体狩猎的需要，经过了千百万的锤炼，他们的口、舌、喉相互配合，渐渐地学会了利用简单的音符表达情感；利用大声吼叫传递信息，以此达到某种目的，当然也收获着由于语言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喜悦。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不仅创造了语言，也创造了人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以及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人类的语言也逐渐从简单的发音传递信息、到结绳记事，进而发展为今天能表达内心情感及复杂心理活动的完整的语言文字体系，成为“人类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列宁语录)。可以说，语言文字的发展对于推动全世界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各个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也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技术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承载工具，这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力地推动着各民族自身独特文化的发展。

除了语言文字的发展外，另一种与人类起源一样久远的文明是医药学。在与大自然长期漫长的艰苦斗争中，远古人类在面对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时，逐步学会了从最初的被动祈天拜神等精神活动外，到偶然发现一些具有药用价值的矿植物，并主动寻找利用它们来疗伤治病的实践活动。随着斗转星移、年轮的增加和实践经验的提高、传承和积累，世界许多民族都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原始医药学。不难想象，语言文字和医学的发展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远古的口耳相传，到中古的一代一代的著书传播知识，以至到今天的医学的高度发展，语言文字的发明、利用和提高，无疑对人类医药学的传承、交流和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青藏高原是人类文明产生较早的地区之一。根据近百年考古发现和历史学家研究，从阿里地区到康藏地区都已经发现了万年以上的石器遗迹。由此判断出，在距今5万年左右就有人类生活在这些地区。古代藏族人民不仅创造、发展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在与自然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是药三分毒，有毒必有药”的说法，充分说明藏民族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原始的医疗，并且掌握了一定的药物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肯定地说，藏医学是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长期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逐渐形成的。虽然目前我们仍无法明确指出藏医学问世的具体年代，但据藏医学最早的文献―苯波教《大藏经》中顿巴・辛饶米沃切(公元前1917年)所著的医典《蹦耶》的资料显示，原始藏医学的萌芽距今已有三千九百多年历史了！在近四千年的藏医学的发展历史中，藏语言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特别是藏语文字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原始藏医学的萌生和发展。以后，随着藏语、汉语、维吾尔语和蒙古语等多种语言在藏区的使用，藏医通过与内地和其他国家医学的交流，使藏医药文化不断发展，也使之成为中华传统医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2 纵观历史，藏医从最初的萌芽状态发展到今天具有完整体系的医药学，其中藏语言和文字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公元7世纪，藏文字的出现为藏医药的诞生和建立奠定了基础；公元11世纪以后，广泛的交流以及藏医药学校的成立，推动了藏医学人才和藏医药体系的逐步完善；20世纪中叶，和平解放以后，藏医药学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2．1 藏语文的发明促进了原始藏医的脱胎换骨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着分化、统一的过程，而社会的统一总是要求语言的统一。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一定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步伐发生变化。当人类社会发展到新石器时代，随着人们日常交流的深入，刻字等符号已经不能满足人们保留思想意识的需求，因此逐渐发明了文字。在原始宗教―苯教的文献记载中，公元7世纪以前，苯教创始人顿巴・辛饶米沃切曾经使用一种“象雄文字”。这种文字并不完备，流行地区和使用范围也不广，主要是巫师、苯教徒用以书符、画咒、记述教义。当时在藏区，除了相当蒙昧的原始医学之外，相传在吐蕃第一任藏王拉妥妥日年赞时期，就有来自印度的吾西嘎西及其后裔的行医活动。

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法律的颁布及文化交流活动的需求，创立藏语文的需求迫在眉睫。于是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吞弥・桑布扎去天竺学习梵文，并结合藏语言的特点创造了藏族拼音文字。藏文拼音文字的出现是吐蕃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藏语拼音文字的优点在于简便性和普及性，以30个字母为基础的藏文文字，经过以后若干年的修订、完善逐渐的能够表达藏民族生产生活的内容。藏文文字的发明，使得藏民族以前口耳相传的原始文化得以记录下来，实现了文明的积累和传承，便利了文化的交流和传递，极大地促进了藏族其他文化的发展。除外，藏文的发明也为后来藏医学与周边民族的医学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时，为了巩固吐蕃王朝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关系，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尔的赤尊公主与唐朝的文成公主，她们带来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包括医学及其他方面的经典，其中有中医医典《医疗大全》、《头伤医治简述》，以及印度医生带来的《布夏母本、子本》等，还从邻国特别是从天竺迎请博学多识的专家、译师，极力翻译、整理佛学、医药书籍等。此外，天竺医生巴热达札，汉地医生韩维康(又称韩文海―笔者注)、大食国医生嘎林诺三人总结和借鉴三国医学精髓后，合编了七卷本的《无畏武器》。到了吐蕃第三十八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他还邀请汉地、天竺等九位知名医生，与当地众多藏医进行了广泛的医学研讨，并将多个民族的医学著作译成藏文，还设立了藏医学校。8世纪金城公主入藏后，又带来了《月王药诊》，由天竺翻译家摩哈衍那和比如扎那在藏族医生和翻译家的帮助下翻译成为藏文，该书无疑对藏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2 各民族医学的交流催生了独特的藏医学，并形成完整的医学体系 随着藏文的不断完善，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医学的交流。这一时期，藏王广泛地邀请汉地、天竺、尼婆罗、克什米尔等国在当时医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医药学者来访，藏族医学家同他们一起就医药学方法与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讨，使得藏族医学家能够广泛吸收印度、中国各地的医学精华，为以后研究医学和著书立说、进一步丰富与发展藏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藏医药学在其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曾涌现出了许多才华横溢，著书立说的杰出人物。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药王”的玉妥・云丹贡布(708年出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辞艰辛，为了发展藏医学，曾赴天竺等国三次，汉地五台山一次进行医学交流。他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天竺、汉族等医药学理论，吸收其有利的医学精华，在与著名印度翻译家比如扎那共同探讨、翻译并传授释迦牟尼佛所讲授《四部医典》精华的基础上，编写了举世闻名的藏医学巨著―《四部医典》。《四部医典》有一百五十六个章节，涉及到生理解剖、病因病理，临床各科、诊断治疗、药材方剂、手术器械以及医学伦理等内容，是对藏医药学基本理论和具体临床实践的完整总结，标志着完整藏医学体系的形成。其中详细阐述了与西医的细菌学、胚胎学相近的论述，可见当时的藏医学已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先进学术之一。这部藏医学的经典著作至今在国内外仍有较大影响，目前已有汉译全本和俄、英文译本，《四部医典》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医学财富。

吐蕃时期的藏医学文化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交流进入了空前盛世，为促进藏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藏王松赞干布时期创造的藏语言文字作为基础，藏医学的发展在当时决不会有如此的成果，许多藏族医学家在有关藏医药方面的著述立说也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造诣。

到了公元11世纪，在医学史上被视为第二药佛的新玉妥・云丹贡布翻译、借鉴并吸收了从汉地传来的《月王药诊》之精华，以及《月光》、《八支医要》等医著，结合地势气候，对《四部医典》作了大胆的补充、修订和整理，使得其内容进一步充实完善。此外，他还著有《大小八支医要集》等重要的藏医学历史巨著。公元17世纪，即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时期，为推进藏医学文化，在药王山设立了藏医学校，召集全藏知名医生，对于《四部医典》进行编撰、校订。当时的藏文典籍文献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浩如烟海，功绩非凡，是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幅员辽阔，是一个方言很多的地区，如果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支持，《四部医典》的校订工作必然有很大的难度，由此可见，藏医学的发展与语言的铺垫作用密不可分。

2．3 和平解放极大推动了藏医学走出 自和平解放以来，藏医学与内地乃至世界的交流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藏医学的长足发展，为藏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

1989年，大学藏医系与自治区藏医学校合并建立了藏医学院，成为独立设置的藏医药高等院校，有来自四川、云南、青海、甘肃、内蒙等地的学生来学习，为了帮助学生的藏医专业的学习，学校还专门开设了藏语、汉语和英语课程。1990年9月1日，拉萨市藏医院扩建为自治区藏医院的成立是藏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又一标志。

2000年，自治区党委五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将藏医药列为自治区重点发展的六大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同年，在拉萨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来自德、美、法、俄、日等国的18名专家和中国国内包括台湾、香港地区的58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500多篇，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藏医药学术会研讨了藏药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促进了藏医药学术的交流和繁荣,扩大了藏医药在国内外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多国的医学专家对藏医擅长治疗的脑神经系统疾病、溃疡病、胃炎、心脑血管病、高血压、风湿和风湿性关节炎、肝炎等都有严谨的科学报告,标志藏医药的临床研究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本次大会上藏语、汉语、英语、德语、日语等语言都被频繁应用到，这次医学交流会是一次多语言的文化交流会，大会的圆满成功，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语言文化的交流对于推动藏医学走向世界的桥梁作用。

2．4 如何借助语言文字，扩大交流，推动藏医药学走向世界

21世纪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交流化、知识多元化、全球同步化和市场经济化。但是，许多农产品商人和药品制造商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大量的使用化学成分较多的饲料和药品，给人类健康带来了危害。因此，人们对于传统医学、绿色食品和绿色药材的需求和青睐越来越迫切，人类健康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主题，这为藏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给传统藏医学走向世界，为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提供了绝好的发展平台。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借助语言工具将藏医药发扬光大,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的健康事业,是藏医药发展的新课题。

藏医首先是文化，然后才是医学；自古以来，藏医药学为藏族人民的防病治病，以及整个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现代医学已经进入以信息工程、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发展阶段，但是，具有3800多年悠久历史的藏医药依然魅力不减，受到越来越多海内外人士的青睐。在现代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藏医学的独特优势正引起医学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正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藏医学走向世界，一方面需要更好的发掘原有的药材、药方，确认有用成分，减少有毒副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加强与世界医学的交流与学习。这一切都离不开语言这一辅助工具。

1959年民主改革后，特别是党的以来，藏医药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进一步重视与大力支持，使其在、青海、四川、甘肃等各藏族聚居地区都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祖国内地也得到广泛的应用。近年来，一些与藏医药相关的典籍正被翻译成英、日、俄等多种文字，对推动藏医药学在全世界传播并得到世界的认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至今为止，一直没有全面系统地组织过相关的翻译工作。

总之，随着每一次科技进步，人类的语言都会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而任何文化的发展又都需要语言作为其交流工具；语言文字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藏医药的发展也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也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藏医药学文献的英语翻译工作，促使她走出中国，更广泛地在国际上传播，从而提升民族医学以及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这一工作具有以下重要的意义：第一、可以促进藏医药学在世界范围传播，提升藏医学的国际影响；第二、通过系统翻译藏医学著作，可以使国际医学界更加了解和重视藏医学，促进未来合作、发展现代藏医学；第三、可以有效反驳西方编造的“文化毁灭论”。目前系统翻译经典藏医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迫切性。因此，我们要积极利用语言文字这一人类交流的主要工具，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继承、发扬、光大藏医学的理论精髓和实践经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参考文献

1 桑吉东珠・昂巴.《浅说藏医药学的兴起与发展》.

2 第司・桑吉嘉措.《蓝琉璃》.(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91-93.

3 达莫・洛桑却扎.《色金》(手抄本).自治区藏医院图书馆，6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