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汇率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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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升值马克思

一、汇率波动的原因

马克思认为，正如一般商品的价格与价值并不一致，而总是围绕着价值波动一样，汇率在通常情况下也与货币平价并不一致，它也是围绕着货币平价波动。这种波动受外汇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外汇供求关系又以一定时间内的国际收支状况为转移。马克思指出，“外汇率可以由于以下原因而发生变化:(1)一时的支付差额。不管造成这种差额的是什么原因———纯粹商业的原因，国外投资，或国家支出，如战时的支出等等，只要由此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2)一国货币的贬值。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一样”。此外，马克思还认为，人们的心理信任因素也会影响到汇率。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影响汇率波动的原因主要有：外汇供求状况、国际收支差额、心理预期因素,以及两国货币所具有的或代表的价值量的相对变动。

二、用的汇率理论分析我国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至今，我国人民币对美元的一直处于升值状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2007年升值接近7%，涨幅为2006年的两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06年年底的7.8087上涨到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7.3041，在此前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创出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接近央行规定的波动上限。

我国人民币升值成为汇率制度改革之后的热点，下面就用的汇率波动理论来分析一下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1.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一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数据显示，2007年全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4619亿美元，同比多增2144亿美元，平均每月增加约385亿美元。其中12月份外汇储备增加313亿美元，同比多增38亿美元。2007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2005年增长34.3%，2006年增长30.22%。2006年2月底，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

如此惊人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造成外汇的供大于求，结合马克思的汇率波动原因来看，汇率围绕着货币平价上下波动，受外汇供大于求关系的影响，在我国，外汇必然贬值，即我国人民币升值。

2.中国国际收支保持“双顺差”。2005年贸易顺差达到1018亿美元，首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该值就达到了1776亿美元。报告说，2006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2499亿美元。其中，按照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计算，货物项目顺差2177亿美元，服务项目逆差88亿美元，收益项目顺差118亿美元，经常转移顺差292亿美元。2006年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00亿美元。其中，资本项目净流入40亿美元，直接投资净流入603亿美元，证券投资净流出676亿美元，其他投资净流入133亿美元。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首次突破2600亿美元大关，我国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到21738亿美元。

因为我国一直保持双顺差，所以才有如此大的外汇储备。所以国际收支顺差是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

3.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是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之一。这两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让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币升值充满了预期，对中国政府充满信心，那么就会采取一些措施迎接人民币升值，如提前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反而加速了人民币的升值。

不过目前来看，预期说人民币升值，不如说美元贬值。因为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的，但是对欧元等货币是贬值的，相对而言，美观对欧元等货币也是贬值的，是美元的贬值造成周围货币的升值。

4.人民币与外汇所具有的或代表的价值量的相对变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科技也跟着迅猛发展，很多机器代替了人力劳动，收入也随之增加，这样无形中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结合马克思汇率，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越多，花费的时间越少，那么单位商品的价值量越小，一单位人民币所代表的价值量也就越少，在其他一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不变的情况下，则人民币是升值的。例如：在2005年我国汇率改制以前，1美元=8.2RMB，这说明如果生产相同价值量的商品，美国只需要花1美元，而中国需要8.2元人民币；现在，随着我国生产率的提高，科学技术进步，我国仍然生产相同价值量的该商品只需要7.063元，假设美国生产率没有提高或者没有我国提高的快，那么生产相同价值量的该商品，美国仍他需要1美元，此时，1美元=7.063RMB，相比而言，人民币是升值的。

因而，从长期来看，一国货币的价值高低，在一个开放的国家中，是由该国生产物质的能力决定的。而在自然资源不可改变的条件下，决定一国物质财富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由此可见：要提高一国的货币价值，增强该国货币的强势态势，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创新能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1978年到2000年，我国经济总量翻一番，GDP平均每年增长9.5%。和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相比，我国的增长速度要高出近3倍。2005年我国GDP增长9.9%，GDP总值达2.2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与此同时，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6.6%。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我国实际物质财富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决定了人民币的价值已经稳步上升，并将继续走强。

参考文献：

[1]汪争平:《国际金融管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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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近年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在各种场合敦促中国对人民币汇率重新估值。由于受中国出口产品冲击，一些欧美国家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阵营。今年9月初，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并在泰国出席APEC财长会议，围绕人民币汇率的辩论达到了。

其实，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人民币是否应当重估，即它的短期升降与否，而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应采取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换言之，汇率水平只是最终的结果，形成汇率的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斯诺认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确保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最佳选择。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两种汇率制度利弊的比较

1.固定汇率制

固定汇率制的优点在于较为固定的汇率有利于投资者核算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或者说，国外流入资金的风险贴水较低，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

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是不能灵活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的市场性丧失或削弱；汇率市场性的丧失或削弱又使其不能反过来调节外汇的供求关系，自动调节功能大大降低，因而只能由政府调节。但政府确定汇率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受到主观影响，如果政府调控能力不强还会出现重大失误；二是受到客观因素的牵制，汇率的确定和变动涉及到各方面利益，政府不得不充分考虑；三是受不同政策目标的牵制，汇率目标可能和其他目标相冲突，若汇率水平脱节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蒙代尔三角”理论认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三者不可能兼顾，只能牺牲其中之一而保证实现另外二者。因为假如在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利率会上升，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利率的上升带来对本国投资收益的增加，大量的外国资本会流入，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为维持汇率的固定水平，政府要卖出本币买入外币进行干预，这样紧缩的货币又被扩张了，货币政策无效。因此，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坚持固定汇率就要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固定汇率制都曾发挥过它的积极作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质就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度，对于战后各国经济复苏和建立稳定的经济贸易联系，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我国以前的情况来看，资本自由流动不存在，通过政府调整可使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固定汇率制的利大于弊。亚洲国家高速发展的90年代，固定汇率制对于稳定投资者预期也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如果经济泡沫膨胀，经济增长减慢，贸易赤字上升，投机资本冲击的情况出现，此时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就远远超出了它的有利方面。

2.浮动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能够克服固定汇率制的不足，一方面，它能够灵活的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更具有市场性，从而反过来自动调节外汇供求；另一方面，浮动汇率不存在“蒙代尔三角”的困扰，能够使货币政策更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但是，浮动汇率制不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从而不利于外资的引进；同时，浮动的汇率容易导致价格的波动，给抑制通货膨胀造成困难。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条件

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是国际金融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汇率制度的选择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同的汇率制度适合于不同的国家，这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外部环境、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从总体上看，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1.国家的大小和经济实力的强弱

这里的国家大小是指以GDP衡量的国家大小。大国、强国的经济实力强，防范和抗拒金融风险能力强，汇率波动在一般情况下不强，适宜实行浮动汇率制。例如美国，是最典型的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但是由于技术革命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快，经济基本面好，国际竞争力强，因此浮动汇率并未带来不利影响，相反，美国是全球外资引进最多的国家。这类国家通常对货币政策的依赖性较大。

小国、弱国经济实力弱，宏观调控能力弱，受外部影响大，抗风险能力低，国际竞争力不强，汇率波动性大，若实行浮动汇率，则其负面影响将超过有利影响，造成投资预期差、通货膨胀无法控制的局面。由于这类国家外部均衡实现难度更大，因此更需发挥汇率政策的调节作用，所以更适宜实行干预程度较大的汇率制度，如固定汇率制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2.经济基本面的健康情况，外汇储备充分与否，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经济基本面健康，外汇储备充分，国际竞争力强，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的国家更宜实行浮动汇率制。相反，经济基本面不好，或外汇储备不充分，或国际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几者不能同时满足，则宜实行固定汇率制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我国为例，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比较好，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外汇储备比较多；但是国际竞争力较弱，特别是金融体系不够健全，金融监督机制不完善，因此更宜实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

3.资本的流动性

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易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在资本流动受到管制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不会发生大的危险，并且，由于资本流动受到管制，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间便不再矛盾，例如我国就是如此。

4.通货膨胀水平

通胀率高，汇率水平对物价总水平影响较大的国家适宜实行固定汇率制，等以后通胀情况有所好转时，可调整汇制，以避免固定汇率的负面影响。相反，通胀率不高的国家可以实行浮动汇率制。

以上这些条件都不能单独决定采取何种汇率制度，而应看一定时期的条件组合。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是固定不变的，汇制的选择要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定。

三、中国目前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的条件

1.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监管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沉重包袱，资本市场不完善，中小金融机构规模小、竞争能力弱，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不完备，市场不规范，监管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都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一旦汇率完全放开，国际游资的冲击有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将可能重演。

2.从自由化的次序看，从一个完全管制型的经济向完全自由化的经济过渡时，其合理的过渡路径应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化之后，才能实行浮动汇率制（李杨、殷剑锋，2000）。因为只有在金融市场是有效的且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情况下，无抵补的利率平价的假设才可能成立。这时汇市才可能具有有效性，能实现汇率的均衡。一国经济才能在经历真实、金融冲击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利率是汇率变动的平衡器、缓冲器，其变动方向和汇率是相反的，因此可以减小利率浮动造成的冲击。目前虽然人民银行已明确表示要在3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在制定利率政策时也更多地考虑市场因素，但毕竟还受许多关键问题制约，短期难以实现。至于有效的金融市场，也因人们投资理念的培育、熟练专业人才的培养、金融法规的健全、金融产品的丰富等都需要在进一步开放中完善，难以一步到位。所以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汇率更易于波动。这时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就等于是本末倒置。印尼就是一个实例。

3.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实行浮动汇率的前提条件，否则，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必要性不大，且可行性也有置疑。虽然加入WTO以来，我国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加速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放松外汇管制，但是距离完全意义上的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还未得到加强的条件下，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都必须谨慎为之。

4.无论是在影响汇率波动的预期方面，还是在汇率的调节机制方面，我国当前都存在诱发汇率不稳定的因素。一是我国还处于转轨阶段，结构调整尚未完成，各项市场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未来的经济状况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的银行业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同时又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很多人对中国的金融业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对汇率波动的预期始终未能消除。二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价格调整具有严重的不均衡性。我国商品市场分割程度较高、信息流动不充分，商品的异质性导致商品流动速度较慢，商品价格调整具有粘性。相反，我国金融市场的生成和发育较为规范，资本的单一性和同质性使资本能够低成本地快速流动，市场价格调整具有弹性，更易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商品、金融市场价格调整的差异性造成金融市场的均衡实现快于商品市场，根据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理论”，这会加剧我国汇率的过度波动。

总之，我国目前乃至一定时期内不宜采取完全浮动汇率制，央行难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完全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样从逻辑上讲，中国汇率制度的设计应当考虑介于固定制与浮动制之间的有管理的浮动制。

四、汇率制度的长期选择

虽然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将不利于实现国家内外部均衡的目标。

1.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将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实际上有着维持币值稳定的双重目标，对内维持物价的稳定，对外维持汇率的稳定。我国内外均衡的目标常常发生冲突，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就常常顾此失彼。为维系固定平价，央行有义务按市场要求被动地买入和卖出外汇，这使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性大为削弱了，同时外汇储备也被动地受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具体到我国实际，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连年顺差，1994年到2001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由1994年的516亿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2174亿美元(数据来源，中经网)，增长了3倍，外汇储备总额仅次于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强制结汇制下，央行相当于在购买外汇的同时，被迫投入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加之我国目前缺少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便于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国债市场，无法通过在公开市场上的反向操作，来实现冲销的目的，即卖出国债，买入人民币，以此来抵消大量收购外汇而多投放的人民币，稳定货币供应量，所以给货币调控带来很大影响。

而且，外汇占款作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本身也存在很大限制：（1）央行的行为受制与外汇的供求状况，不能自主决定基础货币投放和回笼规模。（2）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具有结构偏差，在地区上流向外汇供求顺差地区，在行业上主要流向出口部门，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改变，这给货币政策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

2．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下，我国财政政策较为有限。为了面对世界市场日益严峻和国内市场内需不足的局面，同时也为了弥补货币政策效应的不足，我国连续多年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外贸中大范围地提高了出口退税率，以增强出口商品竞争力，对内扩大政府投资支出，以启动内需。然而，目前财政政策的可延续性令人怀疑：（1）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固定汇率制下的国内财政政策对外国经济有正的溢出效应。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大，国内的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将有越来越多的外资公司的参与，大批的原材料和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很大的一部分财政支出转化为了进口需求，对国内经济的刺激效应逐渐减弱。（2）在我国，国债主要是由社会公众和企业或金融机构购买的，大举借债，其结果直接减少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随着国有资本的大量进入，中国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有数据表明，2001年，民间投资再次减速，集体和个人投资分别增长8.1％和12.7％，仍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民间富余的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统计表明中国民间储蓄已逾7万多亿，却大部分没有进入投资领域。即使民间投资相对活跃的浙江，目前仍有3500亿元民间资金闲置。（3）目前，我国已出现了财政赤字，再大规模举债，将导致财政负担越来越大。经过连续数年的增发国债，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10％上升到2002年的18.3％，已逼近国际公认的20％的警戒线。正是基于已上，中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将在今后逐步淡出。超级秘书网

3．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无法使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目标。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斯旺提出以财政货币支出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部均衡目标，运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然而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无法从对汇率政策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并与财政政策搭配实现经济的内部均衡。而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实际来说，要保证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以现阶段有效需求的扩大为基础，而这正需要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搭配，在实行扩张性政策，刺激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小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正如在第1点和第2点所述的那样，现行汇率制度的安排，使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而财政政策今后将逐步淡出，内部目标的实现在今后形势严峻。

由此可见，从长期来看，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将不利于我国内外部均衡的实现，当我国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具备之后，汇率制度将必然变为浮动汇率制，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

主要参考文献：

1.多恩•布什等.宏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王世文.郑海青.进一步开放经济中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J].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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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贸易收支；实证分析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同时，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高涨的投资率、快速的技术进步，汇率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变量，逐渐确立了在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也伴随着汇率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汇率的调整就和贸易收支联系起来了。首先是1981年，也就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之时，汇率的调整就和进出口联系起来了。接着就是1994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实现了官方牌价与外汇调剂价格的统一并轨，从而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在1996年12月我国外汇体制更是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2005年7月21日更是实施了人民币汇率的重大改革：即时起人民币对汇率升值到8.11元水平；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水平进行调整。这样，人民币汇率和贸易收支的联系变得就更加紧密了。

本文在构建新的实际有效汇率后，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汇率变动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定量分析方法采取的是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ADF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和最小二乘法。本文首先介绍国内外汇率变动对对外贸易影响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为本文的核心内容，首先计算出了1986-2002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然后展开实证分析。本文最后得出结论。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研究始终是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特定的经济环境为前提来进行。各项研究对于其限定时期内的汇率变动与对外贸易的相关关系做出了较为详尽准确的描述，并得出不同的结论，各自产生不同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和数据选取上的差异，例如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决定因素的改变，都会使得前期的研究成功在解释当前问题时受到局限。

对于该问题的分析，最为著名的就是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法”。这类分析的重点在于国际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对相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更具体地说，就是贬值能否改善国际贸易收支。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当进口价格弹性和出口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时，本币贬值有利于改善贸易收支。在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基础上，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得出的主张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马歇尔—勒纳条件通常不成立，另一派认为马歇尔—勒纳条件可以成立。学者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以多恩布什(Dornbush,1976),Bahmani-Oskooee(1985,1989),JaimeMarquez(1990),MohsenBahmani-Oskooe和TaggertJ.Brooks(1999)等学者为代表“弹性悲观派(elasticitypessimists)”。经济学家认为对外贸易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之和趋向于小于1,即本国货币贬值不利于贸易收支的改善。“弹性乐观派”(elasticityoptimists)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对外贸易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趋向于大于1。主要由Gylfason,Thorvalur和OleRisager(1984),Marquez(1990),MohsenBahmaniOskooe(1998)等学者,通过建立包括行为方程和结构方程在内的宏观经济模型,运用协整分析方法等实证分析方法,证明了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贸易收支。

近年来，国内有关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第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的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严重不足。这一位着汇率贬值非但不能改善贸易收支，反而会导致进出口状况的恶化，因而汇率贬值政策将带来负效果。如厉以宁教授（1991）对我国1970年-1983年的数据分析后认为，我国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分别只有0.6871和0.0506。谢建国、陈漓高（2002）采用1978年-2000年的数据，利用双边分析法（美国、日本、欧盟）通过实证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改善并没有明显影响，中国贸易收支的进出口弹性仅为0.089，中国贸易收支短期主要取决于国内需求状况，而长期取决于国内供给状况。

第二种看法是我国的进出口弹性出于临界值，因而汇率变化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影响不是很明显。如陈彪如教授（1992）运用外经贸部统计的1980-1989年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量指数进行回归后得到以下结果：我国的进口需求价格为0.3007，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为0.7241.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之和为1.0248，说明人民币贬值或升值对改善贸易收支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经济总体增长能够使贸易收支改善。据高盛公司做出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出口的汇率弹性系数约为0.2，如果以贸易额加权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下降1%的话；中国的出口额可望增长0.2%，因此实际上，汇率的浮动对目前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找论文，上论文114。

第三种看法就是汇率贬值能够改善贸易收支。戴祖祥（1997）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两个时间段。第一个研究的时间段为1981年-1995年，该阶段出口价格弹性为-1.0331，加上根据IMF（1994）的统计分析得出的我国的进口需求弹性为-0.3，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为-1.3331，说明我国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第二个研究的时间段为1985年-1995年，该阶段出口价格弹性为-1.1234，同样加上IMF(1994)的统计分析得出的我国的进口需求弹性-0.3，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为-1.4331，认为汇率贬值有利于贸易收支改善。谢智勇、徐璋等8人（1999年研究得出结论：通过实际汇率所测定的我国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之和为9.2523，远大于马歇尔—勒纳条件中的临界值1，说明我国的进出口商品完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有影响。朱真丽、宁妮（2002）对我国贸易1981年-2000年的多边和双边价格弹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对象为美、日、香港，进出口价格弹性之和为-2.71，货币贬值能够改善贸易收支。以上研究得出的结论之所以不很一致，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基于不同的研究时间、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从时间上看，他们分别研究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比较结论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外贸易价格弹性逐步增大，这与经济不断发展、对外开放力度加强的基本宏观经济情况是相适应的。

三、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选用贸易份额权重，计算1986至2002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1、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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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经济增长失业率

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汇率即是指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的兑换比例，也可以说是用一种货币表示的另一种货币的价格。汇率的变动即是指因一国货币价值变动或两国货币价值同时变动，所引起的汇兑比价的波动，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合作却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失业率是指一国劳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想就业但是未能找到工作的人口所占整个劳动力人口的比重。

在今天这个开放性较强的社会，大国货币汇率的稍稍变动就有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经济的不小动荡。宏观经济学理论说明，政府使本币贬值，将促使出口扩大，进而缓和本国失业率。因此，在不同现实和客观的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汇率和失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缓和本国失业率和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都有很大的作用。

1．2相关领域研究现状与评述

著名经济学家Faria，Jo?觔oRicardo，León-Ledesma，MiguelA.指出，在引入长期真实汇率RERt、真实工资率的对数、真实利率与长期就业率Lt之间呈线性相关的关系。作为对汇率和就业之间相关关系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从长期角度来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这种类型国家汇率和就业之间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理论只是从长期角度进行分析，没有分析短期内的汇率和就业之间的相关性如何。本文试图从中短期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汇率的变动与失业之间的互动关系。

2汇率变动与失业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新加坡、中国香港、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国的汇率与失业率(1997~2004年数据，其中德国是1999~2004年数据，汇率是指的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之间的SPSS线性回归分析（见表1、表2）。

（1）分析新加坡元汇率X与失业率Y（%）之间的关系，有：

Y=-5.878+5.658*X

(2.293)(1.374)

该式表示的汇率和失业之间所呈现的并不是负的线性相关的关系，而是正的线性相关的关系。当汇率上升一个单位时，失业率就增加5.658%；汇率下降一个单位时，失业就减少5.658%,即有新加坡元贬值一个单位时，就业则增加5.658%。因为新加坡作为贸易中转站的作用，可以看出它与日本经济的差异，日本是直接进行海外出口的那种，而新加坡作为贸易中转港口，它本身并没有生产很多的产品来出口，而是有很多国家通过它向第三国出口产品，所以自身汇率的变动应该是一种正的线性相关的关系，即当汇率下降的时候有更多的外贸中转业务，可以增加国内的就业。

（2）分析中国香港港币汇率X与失业率Y（%）之间的关系，有

Y=-384.743+50.246*X

(134.429)(17.302)

该式表示的不是汇率和失业率之间所呈现的负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正的线性相关关系，当汇率上升一个单位时，失业相应增加50.246%；汇率下降一个单位时，失业就相应减少50.246%。这种关系说明港币汇率与香港就业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正的线性相关的关系。这种情况有点类似新加坡的经济情况。

（3）分析加拿大元汇率X与失业率Y（%）之间的线性关系，有

Y=10.472-1.096*X

(5.117)(3.498)

可以看出,汇率在上升的同时，失业率在不断的降低。在加拿大，汇率与失业之间是负的线性关系，当汇率上升时，就有失业的下降；汇率下降时，就有失业的上升。该方程式表示的是汇率与失业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即汇率每上升一个单位的时候，失业率就下降1.096%。

（4）分析日元汇率X与失业率Y（%）之间的关系，有

Y=6.450-0.015*X

(3.391)(0.033)

同理，该式也表示出，汇率和失业之间是负的线形相关，汇率上升一个单位，失业率下降0.015%。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汇率和失业呈负的线性相关的关系。（5）分析德国欧元汇率X与失业率Y（%）之间的情况，有

Y=14.653-6.071*X

（1.579）（1.596）

此数据计算的是德国自1999年加入欧元区之后的欧元汇率与德国失业之间的关系。依据表中分析，该数据反映的是汇率和失业之间呈负的线性相关关系，当汇率上升一个单位的时候，失业就要下降6.071%。

3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进行全面规范分析

通过以上中短期分析可以发现，在5个经济地区中，有香港和新加坡的失业率和汇率之间是呈正的线性相关，也即是有汇率的上升则有失业的上升，汇率的下降则有失业率的下降。而加拿大、日本、德国的失业率和汇率之间是一种负的线性相关的关系。依据这种短期分析可以看出，各国汇率与失业之间通常情况下是那种线性相关的关系，但是依据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可以是正的线性相关也可以是负的线性相关的关系，这要依据各个国家的自身情况、对外贸的依存度，以及自身贸易发展的类型，是直接出口贸易，还是发展的转口贸易。

当然经济本身也有些例外的因素，由于经济的时滞性作用，一个政策可能并不会很快产生那种政策效果，而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的原来状态，比如汇率的上升，由于经济整体本身也具有惯性，它会维持它原来的经济运行状态，所以它也不能马上起到预定的作用，只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才会有经济形势的转化。

除了时滞性之外，还有贬值所能改善国际收支的必要条件。马歇尔和勒那曾经发现了著名的“马歇尔——勒那定理”，即在总收入不变、贸易商品的供给具有完全弹性的条件下，货币贬值能够改善国际收支的必要条件是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依据这个定理，要货币贬值改善国际收支，则要有该国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大于1。更进一步，这种国际收支的改变能否对就业起到真正的作用呢，或者说国际收支有改善，那么就业问题就是真地好转了吗？通常情况下是国际收支的好转，有经常账户下或资本和金融账户下的好转，如果只是某一个账户下的好转，而另一个账户没有变化或者恶化，那么就不能断定就业情况就一定得到了缓解。如果是外资的涌入造成的国际收支的好转，就要进一步分析国内的这种投资环境的好处，不能马上就此断定外资进入对于国家的就业问题是一个好转，外资可以投入生产性行业也可以投入金融性的服务类行业，或者采取间接投资的办法，这些客观上会对就业产生良好的影响，社会的就业率应该会随着这种外资的大量涌入开始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必须进一步看到，是不是就业率真的很有持续性呢？未必。因为外资在一般情况下是比较有技术要求的产业，或者是比较追逐利润的行业部门，他们很重视个人的绩效，很讲求先进技术的巨大生产性作用，所以在外资进入的开始阶段，可能会有就业的上升，但是持续一段时间后很有可能因为技术的要求，或者是该国居民的素质因素，就不会给就业施加正面的影响，相反会使得就业率下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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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孟修.现代西方汇率决定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罗伯特·M·索洛，约翰·B·泰勒，本杰明·M·弗里得曼著.张小晶，李永军译.通货膨胀、失业与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唐国兴，徐剑刚.现代汇率理论及模型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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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人民币升值;汇率形成机制

一､汇率调整义务的触发机制:全球经济失衡

2005年全球经济面临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逆差,从2000年的4160亿美元飚升至2005年的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经常账户大量顺差,对美贸易顺差,2005年达到了3500多亿美元｡而美国的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达2016亿美元,因此当今世界的经济失衡与中美两国高度相关｡中国汇率改革在这种形势推动下展开,2005年7月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之路,确定以市场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实现更加平衡的经济发展｡

经济失衡美国方面原因:(1)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过度消费､储蓄不足,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美国的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2)投资储蓄战略的变化,经济快速增长刺激了投资支出扩张,收入与资产价值快速增长扩大了消费,减少了储蓄,引起了储蓄与投资状况的关系恶化;(3)美国以货币资金为基础的储蓄战略向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战略转移,促进了经常项目赤字扩大与储蓄率的下降｡

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仅是汇率的问题,且包含其他多种成因:(1)对投资的过分依赖,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动性弱;(2)对出口的过分依赖,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国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较慢;(3)缺乏可持续性,经济增长一直是靠高投入､高能耗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与质量较差,消费增长慢,一直在生产的体内循环｡而且非科学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

分析中美贸易失衡,发现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具有长期性,且取决于世界经济与货币制度的演进趋向,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对于世界经济的冲击具有短期性与非制度性的特征,因为其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制度的接受者而非领导者｡2006年基金组织提出解决世界不平衡问题的“联合战略”,要求美国压缩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储蓄,日本和欧元区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和扩大国内需求｡

二､内生性的汇率调整义务

(一)汇率正常化

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影响外汇供求关系及汇率变动,具有推动本国货币汇率走强的效应,但外汇储备的增长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与汇率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决定一国货币汇率的基础是两种货币购买力或两国物价水平,即购买力平价理论｡我国经济的一个悖论是经常账户顺差与FDI持续流入的长期并存,表明本国储蓄相对于投资是过剩的,即应输出储蓄,同时吸引大量的FDI｡意味着在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融资时又将国内高收益率的投资机会提供给了国际资本｡RMB低估是一个重要原因,抑制了对进口品消费,增加对FDI诱惑｡RMB价值回归,是实现以本国储蓄为基础发展经济,替代依靠外资发展经济的关键｡

RMB相对低估源于美元的贬值,不是RMB汇率的主观操纵,体现了钉住汇率机制的内生性不足｡国际大循环中,汇率不仅是体现为直接的两国关系,也间接反映一国货币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元的贬值不应是RMB贬值的免责理由｡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影响也越来越大,应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的努力中承担相应的义务｡事实上我国的汇率改革也伴生着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央行维持名义汇率稳定的可信度下降之风险｡RMB汇率的让步,对世界经济的稳定有积极的意义｡

(二)汇率稳定性

《基金协定》赋予了成员国对于自己已确定的货币平价予以改变的权利,附录C第6段规定:“成员国除非为了纠正或防止出现基本的不平衡,不应提出改变其货币平价”｡成员国从事的影响外汇汇率的行为目的不是调节国际收支才是被允许的｡但成员国建立平价制度要有共同的标准,不能以黄金或任何一种货币为实行或恢复外汇固定平价制度的共同标准｡成员国在改变平价制度外汇汇率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其唯一的约束条件是为了维持国际金融制度,特别是汇率制度的稳定｡另外赋予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制度中央货币的职能,势必使该货币发行国取得优于其他国家的地位,等于从法律上认可了该国货币的特权及其与他国货币的不平等竞争,承认了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金融政策联系在一起,这不符合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及各国平等发展的国际义务要求[1]｡

美国早就坚持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并非稳定的汇率制度,而是汇率的稳定制度,它指出浮动汇率可以是稳定的,特别是在汇率变动和汇率危机频繁发生的情形下更是如此｡

三､外生性的汇率调整义务

(一)汇率调整与可持续发展

汇率体现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同时还是一种经济杠杆,不但能改变我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国内外价格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汇率低估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但不利于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汇率高估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抑制作用,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有刺激作用｡所以汇率政策本质上是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与长期的经济增长质量之间进行权衡,阶段不同,汇率政策的选择不同｡目前国内资源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需求已捉襟见肘,为解决经济发展的困境,需发挥汇率的杠杆作用,汇率改革的目标是改善贸易条件,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

(二)汇率调整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行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创造外汇的制造业快速发展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不能创造外汇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而汇率实质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价值之比｡如果缺乏汇率价格杠杆的调节以及税收､用地等方面对制造业政策倾斜的纠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不平衡发展格局反映到外汇市场上是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的增长｡进入90年代中期后,新增就业机会多源于服务业,在两者不平衡的格局下,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能力受到了遏制,恶化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同时通过就业方面作用传导对于消费能力产生了消极作用｡所以汇率调整有利于遏制经济过热现象,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汇率适当提高有助于服务业发展｡

(三)汇率调整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1993年我国的汇率为5.762,RMB汇率处于市场高估的状态,当时出于对汇率稳定的追求,使汇率作为政策工具的外部经济平衡作用基本缺失,也干扰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负面效应是:(1)央行调控货币供给量主动性下降,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困难加大｡(2)以外汇占款为主渠道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及收回再贷款的冲销方式给国内造成资金供给的结构性失衡,给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困难｡

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发展:(1)可防止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游资对硬货币的冲击;(2)可防止某些国家外汇储备货币的流失,浮动汇率制度下,国家是没有义务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用外汇储备货币去买进被抛售的本国货币,不会出现国家外汇储备货币大量流失｡

1994—1997年从央行干预实证可看出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联度并不大,没有完善与健全的汇率与利率调节机制,成为利用利率手段调节货币市场进而调节外汇市场的严重阻碍｡国内短期资本流动是政府最难控制的,尤其是在政策限制了汇率灵活性的场合,此问题解决须依赖于财会政策的紧缩和增长汇率的灵活性,须利率市场化与汇率的弹性化,真正实现利率变动—资本流动—汇率变动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四)汇率调整与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的内涵包括了静态金融资本的国际流动与动态金融风险发生效应机制的同化｡全球化进程中,要求各国尽量实现货币的自由流动,但实现货币的自由汇兑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国家要具有有效而灵活的调控国内国际平衡的能力,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合理的汇率机制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汇率的市场化更能体现实际的汇率趋向,应建立RMB的实际汇率政策,以银行与企业之间通过竞价形成市场汇率为基础建构汇率形成机制｡

固定汇率制与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这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而现实是这一矛盾已经使很多国家放弃了单一的固定汇率制｡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促进储备的更为有效的全球分配,有助于资本的最有效益的使用,激励经济增长和福利实施｡因此我国应加快汇率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

篇6

[关键词]汇率风险，外汇资产，外汇业务，偿付能力，资金运用

目前保险业有超过10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主要来源于保险公司海外上市融资，外汇保单业务收入，少量外资、合资保险公司的资本金和外汇运营资金，以及中资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造中吸收的外资股份等，其中以人保财险、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三大公司的海外融资为主。自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保险公司外汇资产面临严重的汇率风险。至2005年末，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了2.5%，由此造成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和中国平安13.6亿元人民币的汇兑损失。在人民币预期升值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损失还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尽快提高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已成为各保险公司的当务之急。特别是保险公司海外投资政策的放开，对保险公司的汇率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保险公司汇率风险的类型及特点

汇率风险，又称外汇风险，是指经济主体在涉外业务中因汇率波动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保险公司所面临的汇率风险通常是由于汇率波动的时间差、地区差以及币种和期限结构不匹配等因素造成的。汇率变动带给保险公司的风险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和经济风险。其中，交易风险是指以外汇计价成交的交易因汇率波动而引起收益或亏损的可能性；折算风险是指公司为了编制财务报表，将以外汇表示的资产和负债换算成本币表示的资产和负债时所面临的风险，它会影响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开财务报表的结果；经济风险是指由于意料之外的外汇汇率变化而导致公司未来经营收益增减的不确定性。

以上三类外汇风险的不同特点，见表1。

由于持有外汇负债、存在对外支付需求以及经营外汇相关业务的要求等方面的考虑，保险公司需持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同时，由于保险公司所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数量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保险公司所面临的汇率风险既包括编制财务报表时面临的折算风险、汇兑交易时面临的交易风险，也包括潜在不确定性导致的经济风险。

二、汇率风险对保险公司造成的潜在影响

在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汇率风险对保险公司的外汇资产和负债、外汇业务、偿付能力以及投融资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形成潜在威胁。

(一)在外汇资产和负债方面

汇率变动对保险公司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外币净敞口是在资产方还是在负债方，主要体现为外币资产和负债不匹配带来的重估风险。

一方面，保险公司所持有的外汇资本金会因为汇率的变动而影响其实际价值。人民币升值会给持有美元资产的保险公司带来负的财富效应，导致以本币计算的外汇资本金缩水。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的预测，2006年人民币可能升值3%-4%，摩根士坦利则认为，到2006年底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达到7.5。分析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走势(见图1)发现，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人民币将继续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而且这一趋势将持续较长时期。如果不采取汇率风险防范措施，保险业现在所持有的外汇资产将遭受更大损失。

另一方面，对外汇负债来说，保险公司的外汇负债主要是应付外汇赔款。人民币升值将使保险公司在支付等额的外币赔款时所对应的人民币实际价值降低。

总之，如果外币资产多于外币负债，净敞口在资产方，人民币升值虽然会导致外币资产和负债在折算成人民币时都有所减少，但资产减少的更多，从而对保险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外币净敞口在负债方，人民币升值则会带来正面影响。

(二)在外汇业务方面

汇率变化对保险公司业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影响外币保单的实际人民币收入。外币保单与国内一般保单最大的差异，是外币保单是以外币定价。保户用外币缴纳保险费，保险公司在给付满期金或理赔金时，也依保户指定的外币支付。人民币升值将使保险公司外币保单的实际人民币收入下降。

2.影响保险公司的再保经营。由于保险公司的直保业务通常是用人民币计价，如果在再保业务中再保摊回赔款以美元计价，那么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再保实际摊回赔款的人民币价值将会下降，保险公司所承担的实际自负赔款额度上升，从而增加了保险公司的业务经营风险。

3.影响保险外汇业务需求。长期持有外币资产的民众在汇率风险意识提高后，会主动寻求规避汇率风险和分散投资风险的措施，从而大大增加对长期型的外币保单，如外汇储蓄类保险(外币的教育金保险)、外币投资类保险等投资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的需求，这将为保险公司拓展保险业务创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尽管当前外汇保险业务范围，仅限于人身意外险和财产险等短期险种，不包括投资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和长期寿险，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境内居民购买外汇人身保险的限制将会逐步放宽，境内保险公司将逐渐可以经营长期型外币保单、甚至是投资理财类外币保单业务。

(三)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方面

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影响公司经营的最重要因素。影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因素主要有资本金、准备金和公积金、业务规模及保险费率。除此之外，保险资金的运用、再保险业务等情况也会对偿付能力产生影响。

人民币升值会引起保险公司外汇资本金的实际人民币价值贬值，也会给公司的业务经营带来重大影响，进而，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在外汇资金投资方面，由于政策的限制，中资保险公司不能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这使得保险公司无法利用金融衍生产品作为对冲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在保险外汇资金投资收益不高的情况下，如果未来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将无法弥补汇率变动所带来的损失，也会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带来一定影响。

(四)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方面

汇率变动也会对国际商业资本的进入产生影响。从积极因素看，对于已进人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其利润汇出因人民币升值而实实在在地获得增加，其所获得的人民币收益的国际购买力也得到了提高，汇兑收益将促进已进入外资的扩张。在此示范效应下，如果海外预期人民币继续升值，将有利于增强我国保险公司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的谈判地位；

从消极方面看，初始资本门槛提高将对新资本的进入产生抑制作用。一国货币升值后，就会使该国成为更昂贵的投资地。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五)在海外并购方面

海外并购是我国保险公司实现国际化的主要途径。汇率变动会影响国内保险企业的并购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保险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时，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兑换的外币数量就会相应增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中国保险企业的海外扩张欲望。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后，保险公司外债本息还付压力减小，可以在外国向当地金融机构贷款，适时进行海外并购。

三、保险公司汇率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随着国家外汇政策的逐步开放，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和投资领域也在逐步扩大，这对保险公司汇率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险公司应增强紧迫感，学习运用先进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和方法，尽快提高汇率风险管理水平。

(一)树立汇率风险防范意识

长期以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保持相对稳定，这使得一些保险公司的汇率风险意识较弱，把为防范汇率风险所付出的成本看作是额外负担。现在随着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的逐渐增大，各保险公司必须要增强汇率风险意识。保险公司必须要在公司内树立全面、全员、全过程的风险管理意识，培育公司统一的风险管理文化，依靠最高管理者到基层员工各个层次的相互配合，把风险管理贯穿到业务的每个环节。

(二)完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

为了更加系统、有效地管理汇率风险，保险公司要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建立分工合理、职责明确、关系清晰的组织体系，制定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相关制度，为汇率风险的有效控制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应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风险调整后的绩效考核标准和激励制度，激励经营管理人员不断提升汇率风险的管理水平。要建立风险责任制度和检查制度，明确各岗位的义务和职责，并通过风险管理部门、合规部门和审计部门的监督，促进汇率风险管理相关制度的有效执行。

(三)加强保险外汇资金运用管理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加强保险外汇资金的运用管理，提高保险外汇资金的经营效率等途径，减弱甚至抵消汇率浮动带来的损失。

1.加强资产负债管理

加强外汇资金的资产负债管理是加强外汇资金运用管理的前提。保险公司应在充分考虑外汇资产和负债特征的基础上，制定外汇资金投资策略，使不同的外汇资产和负债在数额、期限、性质、成本收益上相匹配，以便有效控制汇率风险。

2.扩大保险外汇资金运用规模

某保险集团公司海外投资收益率扣除汇兑损失后，依然高于国内投资，从一个侧面说明扩大保险外汇资金的运用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汇率损失。因此，保险公司和监管机构应共同努力，扩大外汇资金运用规模，实现外汇资金有效益的流动，以收益冲抵汇率风险带来的损失。

3.提高保险外汇资金投资绩效

即使在人民币存在预期升值的情况下，选择适当的投资渠道、提高保险外汇资金的投资绩效依然有可能抵消汇兑损失的影响。根据《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保险公司的外汇资金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外国债券、银行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以及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股票等投资工具。但目前，保险外汇资金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境内银行存款，投资品种比较单一，收益局限性较大。因此，保险公司应拓展外汇资金的投资渠道，优化投资组合，以提高外汇资金的投资收益，减弱汇率风险的消极影响。

4.充分利用专业投资管理公司

根据规定，保险外汇资金的境外运用应该实行托管制，并委托境内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或境外专业投资管理机构管理。同时，由于各保险公司单独进行外汇资金投资的成本较高，因此可以选择委托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的方式，通过外汇资金投资专业化来提高投资绩效、降低汇率风险带来的损失。

(四)使用金融产品交易

管理汇率风险是保险公司面临的严峻挑战，这有赖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完善，尤其是外汇衍生品的丰富。对远期、掉期业务等金融工具的有效使用有助于保险公司防范汇率风险。由于目前市场上缺乏人民币汇率衍生工具，所以，通过资金管理的方式，即资产负债方式来管理汇率风险比较适合保险公司。保险监管机构应逐步放宽避险工具的使用，切实做好对冲方面的制度安排，并取消对保险资金投资金融衍生品部分限制，以便保险公司能够更好地规避风险。

(五)合理配置外汇资产币种

由于外汇市场上，各外汇对人民币的汇率波动情况不一样，为分散外汇波动风险，可以考虑对外汇资产的币种及相应的持有量进行调整，使一币种外汇资产升值所带来的影响与另一币种外汇资产贬值所带来的影响产生抵消效应，从而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汇率风险，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例如，在当前时期内，根据汇率走势，可以适当减少美元资产持有量、增加欧元资产持有量。但是，由于各外币之间以及外币与人民币之间存在多重关系，影响汇率波动的因素增多、也更加复杂，所面临的风险也相对较大，因此，现阶段不宜过多进行外币间的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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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的交易过程不难看出,远期外汇交易的实质是外贸企业将汇率波动的风险转嫁给银行。所以银行除向企业收取手续费外,还要向企业收取风险保险费,即防范风险的成本。这一成本一般是以成交日的远期汇率与交割日的即期汇率之间的差额来表示。但因交割日的即期汇率很难确定,所以便用成交日的即期汇率来代替,即假使成交日的即期汇率等于交割日的即期汇率。

运用远期外汇交易来防范汇率的风险已被国内外众多企业证明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但也有较明显的缺点。采用这种交易方式,要求外贸企业在签订外汇买卖合同时,必须确定企业未来收付的外汇金额,收付期限和交割日等。因为合同一旦签定,就需按时按量进行交割,这也是远期外汇交易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侧重契约的商业行为。但对外贸企业来说,外汇收付期限和交割日一般很难确定,为了避免远期外汇交易的这一弊端,外贸企业可利用由远期外汇交易所派生出来的择期外汇交易来回避汇率风险。

择期外汇交易,就是在外汇买卖合同中不规定固定的交割日期,而只规定一个交割的时间范围,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某日办理交割。这种交易方式与远期外汇交易方式相比大大方便了外贸企业,增加了企业的活动余地,但在采用这一方式进行交易时,企业应注意国内外各银行对择期的时间范围的不同规定。如果中国银行开办的择期外汇交易时间范围是3个月,则在成交后的第三天起到3个月的到期日止的任何一天,客户都有权要求银行进行交割,但必须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银行。

外汇期货交易是指协约双方同意在未来某一日期按约定的汇率买卖一定数量外币的交易。它与远期外汇交易相比,具有三个优点:(1)投资者范围扩大。在外汇期货市场上,只要按规定缴纳了保证金,任何投资者(不论大企业、小企业或个人)均可通过经纪人进行外汇期货交易。但是在远期外汇交易中,投资者的范围则比较小,一般是与银行有良好业务关系的大企业和信誉良好的证券交易商才有资格。(2)市场流动性大,市场效率比较高。在外汇期货市场上有大量的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存在,所以外汇期货市场上的流动性比较大。(3)外汇期货契约是标准化的合约,交易的货币也仅限于少数币种,所以外汇期货合约比较容易转手和结算。

外汇期货交易是于1972年5月16日在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国际货币市场上首先出现的。经过多年发展,成为当前外贸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主要手段。

外汇期货交易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套期保值,二是投机。从外贸企业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外贸企业做期货交易大多是为了套期保值,从而避免或减少企业的货币损失。

由于外汇期货套期保值交易在汇率变动不利于进口企业的情况下,可以使进口企业少损失一些外汇,但当汇率变动有利于进口企业时,它又要使进口企业的外汇盈余少一些,这就是外汇期货套期保值的特点。1982年,费城股票交易所最先开始了外汇期权交易。1984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的国际货币市场也开始了外汇期权的业务。外汇期权交易与期货交易一样,具有严格的合同要求,它所买卖的货币,一般都是可自由兑换的硬通货,汇率采用浮动制。期权的到期日与外汇期货市场的交货期完全相同。其特殊性仅仅表现在外汇期权的最后交易日是到期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三之前的星期五。

外汇期权交易除具备上面所提到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1)外汇期权交易可固定保值成本,使其仅限于期权费;(2)外汇期权交易可对未来发生与否的不确定的外汇交易进行风险管理,因为期权交易获得的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外汇期权的执行与否,必须视约定价格的计价货币是升值还是贬值而定。

在进出口贸易中,如果进口商事先采用的是外汇期权交易,那么在汇率变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就可能通过放弃履行期权,而使其损失仅限于其所预付的期权费。但如果采取外汇期货交易,那么到期时就必须实际履行期货交易业务。如果外汇期货发生亏损,也就必须用现货的盈利来弥补这种亏损,这样套期保值的作用便大打折扣了。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近年来,外汇期权交易发展很快。投资者为了更好地回避汇率风险,大多采取外汇期权与外汇期货混合操作的方法,从而为汇率风险的回避提供了更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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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认为在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流动和固定汇率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能同时实现。但该模型的假设并不符合我国目前利率管制和资本管制的经济现实，本文通过改进的M-F模型分析我国的利率汇率传导机制。

一、经典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经典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货币自由兑换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

一国货币当局企图通过增减货币量来影响国内利率的努力是徒劳的，国内市场上的利率是由国际利率水平和外汇汇率的预期变动率决定的；国内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正是在这一利率水平的自发作用下实现均衡的。

经典的M-F模型认为，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之所以无效，是由于在这种制度下。当央行企图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使得LM曲线从LM1向LM2方向右移的方式来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时，本国利率水平下一旦下降到CM曲线之下，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会引起资本外流，并对外汇汇率产生升值压力。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央行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会被迫向外汇市场卖出外汇，买入本币。这会使货币供应量减少，使LM曲线反过来向左上方位移，并返回其初始位置，从而使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增加产出的努力发生逆转，并最终失败。因此，在固定汇率下，货币当局不能自主决定货币供应量和LM曲线的位置，也不能有效地影响利率水平，所以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二、符合我国实际的M-F模型

尽管目前我国在实践中选择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但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环境并不满足经典的M-F模型的假设：

1.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很低，存在着严格的利率管制，包括存贷款利率在内仍然由货币当局直接制定。

2.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仍不可自由兑换，资本的跨国流动仍然受到严格的管制。

因为在我国，国内外利率不满足利率平价关系，利率变动也不会引起套利活动和资本流动。这种利率既是法定利率，也是市场实际借贷利率，它既可以高于也可以低于国际利率水平。所以我国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正是在这种管制利率的强制作用下被动地实现均衡的。可用管制利率曲线i=i*取代CM曲线。则我国货币市场实现均衡的均衡点必定位于管制利率曲线上。

下面分析人民币降息对货币市场的影响。如图

i1*下调到i2*时，意愿投资是利率投资的减函数，因此管制利率曲线的向下位移会使IS曲线从1点向2点方向移动，即从Y1增加到Y2。从货币市场的角度看，管制利率的下降会使企业和居民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需求和投机需求也会随之增加，这促使银行体系增加对信贷资金和货币的供给，从而使LM曲线发生适应性右移，例如从LM1右移到LM2，最终使IS、LM曲线及管制利率曲线的交点从点1右移到点2，从而使总需求及收入从Y1增加到Y2。

可见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之下，利率下调不会引起国际间的套利活动和资本外流，因此不会对外汇汇率产生升值压力，央行不需要为稳定汇率而卖出外汇、买入本币、减少货币供给量，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不过这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即1点和2点的水平距离，取决于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IS曲线斜率越大，LM曲线斜率越小，利率下调的引起的总需求和收入水平的增加幅度越大，从而货币政策越有效。

尽管根据改进的M-F模型得出我国现行的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有效的结论，但是这一结论是在严格的外汇管制和利率管制的条件下取得的。实际上利率变化常常会带来非法的将资本项目混入经常项目结售汇来实现资本流入流出，所以现实中利率的变化会对资本流动产生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受到影响。

三、带来的思考

篇9

【关键词】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正文】

近年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在各种场合敦促中国对人民币汇率重新估值。由于受中国出口产品冲击，一些欧美国家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阵营。今年9月初，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并在泰国出席APEC财长会议，围绕人民币汇率的辩论达到了。

其实，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人民币是否应当重估，即它的短期升降与否，而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应采取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换言之，汇率水平只是最终的结果，形成汇率的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斯诺认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确保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最佳选择。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两种汇率制度利弊的比较

1.固定汇率制

固定汇率制的优点在于较为固定的汇率有利于投资者核算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或者说，国外流入资金的风险贴水较低，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

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是不能灵活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的市场性丧失或削弱；汇率市场性的丧失或削弱又使其不能反过来调节外汇的供求关系，自动调节功能大大降低，因而只能由政府调节。但政府确定汇率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受到主观影响，如果政府调控能力不强还会出现重大失误；二是受到客观因素的牵制，汇率的确定和变动涉及到各方面利益，政府不得不充分考虑；三是受不同政策目标的牵制，汇率目标可能和其他目标相冲突，若汇率水平脱节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蒙代尔三角”理论认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三者不可能兼顾，只能牺牲其中之一而保证实现另外二者。因为假如在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利率会上升，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利率的上升带来对本国投资收益的增加，大量的外国资本会流入，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为维持汇率的固定水平，政府要卖出本币买入外币进行干预，这样紧缩的货币又被扩张了，货币政策无效。因此，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坚持固定汇率就要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固定汇率制都曾发挥过它的积极作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质就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度，对于战后各国经济复苏和建立稳定的经济贸易联系，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我国以前的情况来看，资本自由流动不存在，通过政府调整可使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固定汇率制的利大于弊。亚洲国家高速发展的90年代，固定汇率制对于稳定投资者预期也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如果经济泡沫膨胀，经济增长减慢，贸易赤字上升，投机资本冲击的情况出现，此时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就远远超出了它的有利方面。

2.浮动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能够克服固定汇率制的不足，一方面，它能够灵活的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更具有市场性，从而反过来自动调节外汇供求；另一方面，浮动汇率不存在“蒙代尔三角”的困扰，能够使货币政策更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但是，浮动汇率制不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从而不利于外资的引进；同时，浮动的汇率容易导致价格的波动，给抑制通货膨胀造成困难。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条件

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是国际金融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汇率制度的选择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同的汇率制度适合于不同的国家，这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外部环境、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从总体上看，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1.国家的大小和经济实力的强弱

这里的国家大小是指以GDP衡量的国家大小。大国、强国的经济实力强，防范和抗拒金融风险能力强，汇率波动在一般情况下不强，适宜实行浮动汇率制。例如美国，是最典型的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但是由于技术革命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快，经济基本面好，国际竞争力强，因此浮动汇率并未带来不利影响，相反，美国是全球外资引进最多的国家。这类国家通常对货币政策的依赖性较大。

小国、弱国经济实力弱，宏观调控能力弱，受外部影响大，抗风险能力低，国际竞争力不强，汇率波动性大，若实行浮动汇率，则其负面影响将超过有利影响，造成投资预期差、通货膨胀无法控制的局面。由于这类国家外部均衡实现难度更大，因此更需发挥汇率政策的调节作用，所以更适宜实行干预程度较大的汇率制度，如固定汇率制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2.经济基本面的健康情况，外汇储备充分与否，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经济基本面健康，外汇储备充分，国际竞争力强，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的国家更宜实行浮动汇率制。相反，经济基本面不好，或外汇储备不充分，或国际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几者不能同时满足，则宜实行固定汇率制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我国为例，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比较好，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外汇储备比较多；但是国际竞争力较弱，特别是金融体系不够健全，金融监督机制不完善，因此更宜实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

3.资本的流动性

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易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在资本流动受到管制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不会发生大的危险，并且，由于资本流动受到管制，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间便不再矛盾，例如我国就是如此。

4.通货膨胀水平

通胀率高，汇率水平对物价总水平影响较大的国家适宜实行固定汇率制，等以后通胀情况有所好转时，可调整汇制，以避免固定汇率的负面影响。相反，通胀率不高的国家可以实行浮动汇率制。

以上这些条件都不能单独决定采取何种汇率制度，而应看一定时期的条件组合。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是固定不变的，汇制的选择要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定。

三、中国目前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的条件

1.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监管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沉重包袱，资本市场不完善，中小金融机构规模小、竞争能力弱，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不完备，市场不规范，监管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都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一旦汇率完全放开，国际游资的冲击有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将可能重演。

2.从自由化的次序看，从一个完全管制型的经济向完全自由化的经济过渡时，其合理的过渡路径应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化之后，才能实行浮动汇率制（李杨、殷剑锋，2000）。因为只有在金融市场是有效的且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情况下，无抵补的利率平价的假设才可能成立。这时汇市才可能具有有效性，能实现汇率的均衡。一国经济才能在经历真实、金融冲击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利率是汇率变动的平衡器、缓冲器，其变动方向和汇率是相反的，因此可以减小利率浮动造成的冲击。目前虽然人民银行已明确表示要在3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在制定利率政策时也更多地考虑市场因素，但毕竟还受许多关键问题制约，短期难以实现。至于有效的金融市场，也因人们投资理念的培育、熟练专业人才的培养、金融法规的健全、金融产品的丰富等都需要在进一步开放中完善，难以一步到位。所以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汇率更易于波动。这时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就等于是本末倒置。印尼就是一个实例。

3.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实行浮动汇率的前提条件，否则，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必要性不大，且可行性也有置疑。虽然加入WTO以来，我国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加速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放松外汇管制，但是距离完全意义上的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还未得到加强的条件下，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都必须谨慎为之。

4.无论是在影响汇率波动的预期方面，还是在汇率的调节机制方面，我国当前都存在诱发汇率不稳定的因素。一是我国还处于转轨阶段，结构调整尚未完成，各项市场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未来的经济状况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的银行业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同时又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很多人对中国的金融业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对汇率波动的预期始终未能消除。二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价格调整具有严重的不均衡性。我国商品市场分割程度较高、信息流动不充分，商品的异质性导致商品流动速度较慢，商品价格调整具有粘性。相反，我国金融市场的生成和发育较为规范，资本的单一性和同质性使资本能够低成本地快速流动，市场价格调整具有弹性，更易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商品、金融市场价格调整的差异性造成金融市场的均衡实现快于商品市场，根据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理论”，这会加剧我国汇率的过度波动。

总之，我国目前乃至一定时期内不宜采取完全浮动汇率制，央行难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完全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样从逻辑上讲，中国汇率制度的设计应当考虑介于固定制与浮动制之间的有管理的浮动制。

四、汇率制度的长期选择

虽然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将不利于实现国家内外部均衡的目标。

1.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将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实际上有着维持币值稳定的双重目标，对内维持物价的稳定，对外维持汇率的稳定。我国内外均衡的目标常常发生冲突，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就常常顾此失彼。为维系固定平价，央行有义务按市场要求被动地买入和卖出外汇，这使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性大为削弱了，同时外汇储备也被动地受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具体到我国实际，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连年顺差，1994年到2001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由1994年的516亿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2174亿美元(数据来源，中经网)，增长了3倍，外汇储备总额仅次于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强制结汇制下，央行相当于在购买外汇的同时，被迫投入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加之我国目前缺少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便于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国债市场，无法通过在公开市场上的反向操作，来实现冲销的目的，即卖出国债，买入人民币，以此来抵消大量收购外汇而多投放的人民币，稳定货币供应量，所以给货币调控带来很大影响。

而且，外汇占款作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本身也存在很大限制：（1）央行的行为受制与外汇的供求状况，不能自主决定基础货币投放和回笼规模。（2）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具有结构偏差，在地区上流向外汇供求顺差地区，在行业上主要流向出口部门，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改变，这给货币政策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

2．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下，我国财政政策较为有限。为了面对世界市场日益严峻和国内市场内需不足的局面，同时也为了弥补货币政策效应的不足，我国连续多年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外贸中大范围地提高了出口退税率，以增强出口商品竞争力，对内扩大政府投资支出，以启动内需。然而，目前财政政策的可延续性令人怀疑：（1）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固定汇率制下的国内财政政策对外国经济有正的溢出效应。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大，国内的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将有越来越多的外资公司的参与，大批的原材料和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很大的一部分财政支出转化为了进口需求，对国内经济的刺激效应逐渐减弱。（2）在我国，国债主要是由社会公众和企业或金融机构购买的，大举借债，其结果直接减少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随着国有资本的大量进入，中国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有数据表明，2001年，民间投资再次减速，集体和个人投资分别增长8.1％和12.7％，仍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民间富余的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统计表明中国民间储蓄已逾7万多亿，却大部分没有进入投资领域。即使民间投资相对活跃的浙江，目前仍有3500亿元民间资金闲置。（3）目前，我国已出现了财政赤字，再大规模举债，将导致财政负担越来越大。经过连续数年的增发国债，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10％上升到2002年的18.3％，已逼近国际公认的20％的警戒线。正是基于已上，中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将在今后逐步淡出。

篇10

每个国家都会面临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汇率制度的选择一直是而且还将可能是国际金融领域中最重要与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有关的理论文献开始是集中于讨论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间的优劣问题，随着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的不断发生，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关注重点也转向每种汇率安排在防范风险的能力方面，讨论集中于哪一种汇率制度更适合应付日益增长的国际资本流动性与世界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而且经济学家还开始对不同汇率制下的经济绩效进行比较研究，想知道是不是会有一种汇率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要好于其它制度。因此有关汇率制度的讨论以及相关的政策观点都是随着时间演进的，它们很少独立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特征之外的。本文第一部分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争论进行回顾；第二部分考察汇率制度的分类方法及其演进，看能不能够从中发现汇率制度发展的长期趋势；第三部分集中介绍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结论。

一、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争论

阿利伯（Aliber，2000）将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主要问题归纳为：“固定还是不固定”和“实行还是不实行最优通货区”。对这两个问题的最古典的回答是始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由于实行的金本位制，那时的答案就是将货币固定于黄金，这是一种内生的固定汇率制度。凯恩斯（Keynes1923）将“内部稳定”（一个稳定的价格水平）和“外部稳定”（一个稳定的汇率和国际收支的平衡）严格的区分开来。在国内价格名义刚性的情况下，Keynes更倾向于保持国内稳定，从而也就提倡浮动汇率制度。但在那个时代，许多的经济学家都是浮动汇率制的怀疑论者。最有名的是Nurkse（1944），他认为1922年到1926年法国法郎的经历证明在浮动汇率制下，投机在总体上是非稳定性的。随着196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世界经济选择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它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过程中，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出现了，这两种观点也成为以后分析汇率制度的理论基础。以弗里德曼（Friedman，1953）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浮动汇率在吸收外部冲击方面可能的优点，因此极力主张浮动汇率制；而以蒙代尔·Mundell，1991）为首的另一批经济学家反驳了这一观点，他们指出，根据经济条件的不同，一些经济体维持固定汇率可能会更好。众所周知的“最优通货区理论”（Optimalcurrencyareastheo-ry）是他们的主要观点。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除了欧洲货币体系（EMS）之外，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选择了浮动汇率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逐渐从固定汇率体系转向浮动汇率体系，而这种转变通常是在经历了货币危机之后。因此这一时期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是与货币危机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克鲁格曼（Krugman，1979）的第一代与Obsfeld（1994）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克鲁格曼研究了固定汇率制下国际收支危机的模型，认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和固定汇率制不相容的货币、财政政策。他指出国内信贷超过货币需求的过度增长，将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损失，而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是有限的，在投机的冲击下，固定汇率制最终将崩溃。而Obsfeld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强调危机的出现与基本经济因素无关，而是由预期因素导致的，危机本身导致政策变动，促使危机自动实现。这两种理论分析了货币危机产生的两种不同原因，前一理论强调的是货币危机的政策根源，而后一理论关注的则是固定汇率制这一制度本身的某些缺陷，而现实中的货币危机常常是这两者的结合，即不合理的经济政策与存在某种缺点的汇率制度相结合，是导致货币危机发生的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原因。

从1990年开始，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转向实行资本自由流动，而根据以上的货币危机理论的分析，固定汇率制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其维持成本是相当高的，因此有经济学家提出“固定汇率已死”（Themirageoffixedexchangerateregime）的假设（Obsffeld&Ro—goff，1995），因此他们建议一国应该开始转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但另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固定钉住制的崩溃，许多国家并没有转向浮动汇率，而是采取了相反的道路，比如欧洲大多数国家选择了货币联盟，而另一些国家（如厄瓜多尔）则选择了单边美元化。而在一些声称允许其货币自由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却在外汇市场上积极的干预汇率，以将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的一个狭小的幅度内，这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大规模的汇率波动存在一种长期的害怕。这就是所谓的“害怕浮动论”（Fearoffloatinghypothesis），它是由Calvo和Reinhart（2000）提出的。“害怕浮动”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些国家，贬值有紧缩效应，而这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长期缺乏公信力（Credibility）有关。害怕浮动论因此主张，由于新兴经济体有结构性的不适于浮动的理由，故这些国家应该实行完全美元化。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发生了一系列的货币危机，比如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东南亚、1998年的俄罗斯和1999年的巴西以及2000年的阿根廷。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学术界开始从可持续性和危机预防角度，重新研究国际资本高度流动条件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问题。例如Summers（2000）指出以上这些危机的根源是严重的银行和金融部门的脆弱性，以及短期资本的流入。日益增长的资本流动性，使政府对汇率的承诺变得十分脆弱。也就是说，由于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软”的钉住汇率制变得不可行。Summers其实是在用“不可能三角理论”（Theimpossibletrinity）来解释中间汇率制的不可维持性。这一理论认为：开放经济不可能同时拥有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严格的钉住制和浮动汇率制是最适合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从这一理论中导出的结论就是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中的“两极论”（Bipolarview）。这一理论首先由Eichengreen（1994，1998）指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唯一可能持久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制或具有非常强硬的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如货币联盟和货币局制），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所有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s），包括“软”的钉住汇率制度如可调节的钉住、爬行钉住、目标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制，都正在或应该消失。因此，未来的汇率制度只剩下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和“硬”的钉住汇率制这两极。由于中间制度消失，形成所谓“空缺的中部”（Thehollowmiddle）。因而这一理论又被称为“中间制度消失论”（Thehypothesisofthevanishingintermediateregime）或“中空汇率制度理论”（Hollowingouttheoryofexchangerateregime）。

金融危机中钉住汇率制度的崩溃，使一国面临退出现行汇率制度，选择采用另一种与本国经济更适合的汇率制度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形成了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中的“退出战略”（ExitStrategies）理论。关于“退出战略”的研究，首先要考察的是退出的[来

动机。一国退出钉住汇率制的动机主要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虑。钉住汇率制的收益是引入汇率名义锚效应，对一国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效果十分明显；但其成本是缺乏调节弹性，久而久之其维持成本会相当高，最终一国将不得不退出固定汇率制。研究表明，最佳的退出战略，是在估计出钉住汇率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时间点上退出（Edwards，2000）。另外，对于经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在实行钉住汇率制后不久，便应考虑采用较有弹性的制度（Dombusch，1997；Tomell和Vevlasco，1998）；其次，“退出战略”还研究了退出的时机与退出的步骤问题。在退出的时机选择上，一国应该选择外汇市场相对平静的时期，或是其货币趋于升值时，特别是当有大量资本内流时。就退出的步骤而言，如果退出发生在外汇市场平静和汇率升值时，可采取缓慢的步骤，逐渐推进到新的较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如在危机情况下被迫退出的话，则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同时还需要采取一些搭配政策，如紧缩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及执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政策，来防止“过度贬值”和轮番贬值。最后，“退出战略”还研究了退向何处的问题。一般而言，对大部分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弹性较大的汇率制度是有利的，但具体来说，一国从钉住汇率制退出来以后要采取何种汇率制度，应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Eichengreen和Masson，1998）。

从以上的理论回顾可以看，对于汇率制度的讨论以及相应的政策观点都是随着时间演进的，它们很少独立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特征之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资本市场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外部冲击相对也是无关紧要的，而且许多国家都在与通货膨胀作斗争，因此这个年代的经济学家集中于研究汇率制度作为稳定工具的作用。而进入九十年代后，资本流动性的加强使理论文献所强调的问题也相应改变，讨论主要集中于不同的汇率制度在吸收外部冲击或预防风险方面的作用。但争论的结果是没有一致意见的。

二、汇率制度的分类及其发展趋势

对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在理论上是没有一致意见的，现实经济中汇率制度的复杂多变性也与理论分析相符。整个二十世纪就几乎将所有的汇率制度都演绎了一遍。从1914年前的古典黄金本位制开始，接下来是一战后的短暂的自由浮动制时期。然后就又恢复了金本位制（称之为金汇兑本位制），这一制度在1930年初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崩溃，随之诞生的货币集团并存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全球建立起了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70年初。在这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一个多种汇率制度并存的混合汇率制度时期，我们也将其称为牙买加体系时期。二十世纪国际汇率制度的演进可以用下表来描绘。

汇率制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汇率制度发生了出入意料的变化，这更让人们在面对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时感到迷惑，到底哪种汇率制度是最好的？汇率制度的长期发展趋势是什么？下面我们根据现在流行的几种汇率制度的分类方法来考察一下汇率制度的发展趋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它的《汇率安排和汇率管制》和《国际金融统计》（IFS）中是根据成员国报告的汇率制度对汇率进行分类的。这些汇率安排的分类（2001年3月31日上）可以归纳为8种汇率制度：1.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39个国家），2.货币局制，度（8个国家），3.盯住一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4个国家），4.水平带内钉住制（6个国家，5.爬行钉住（4个国家）；6.爬行带内浮动（5个国家）；7.不事先公布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制（33个国家）；8.单独浮动（47个国家）。（资科来源：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n-tem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2001，pp·124—125）。

Fischer（2001）将以上的汇率安排归纳为三组：“硬”的钉住制（包括1和2，共有47个成员），中间汇率制度（包括3—6，有59个成员），和浮动汇率制度（包括7和8，有78个成员）。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到2001年3月底，世界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经济体，这其中大多是发展中经济，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Fischer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硬”的钉住制和浮动汇率制在比例上超过“软”钉住制，中间汇率制度正在逐步消失（见图1，在1991年实行硬钉住制的国家有25个，占16％，而到1999年则上升到45个国家，占24％；同样，在1991年，实行中间汇率制的国家有98个，比例为62％，而到1999年数目下降到63个国家，比例为34％；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数量在1991年为36个，比例为23％，到1999年的数量则为77国，占42％）。他预期“两极论”将适用于新兴市场经济。而在硬钉住制与浮动汇率制之间的选择则根据经济体的特征，特别是他们的通货膨胀历史而定。硬的钉住制对于有长期的货币不稳定历史的经济体或者对在资本与经常帐户交易几乎与其它经济体实现了一体化的经济体适用。Summers（2000）的研究也发现最近的货币危机的根源不是财政赤字和经常帐户危机，而是银行和金融部门严重的脆弱性和短期资本的流入。他指出在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他认为选择正确的汇率制度就意味着“从可调整的钉住汇率这样的中间汇率向两极汇率制度（浮动和固定汇率制），如果必要的话可通过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来支持”。

但也有人反对以上的“两极论”观点，因为两极论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分类标准来进行研究的，但是基金组织的分类方法，特别是1998年以前的分类方法，可能只简单的反映了成员国汇报的法定汇率制度。然而，基于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变量实际运行的事实上的汇率制度可能更准确。一些经济学家就是根据事实上的汇率制度研究来反对“两极论”的。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根据汇率波动率（以一年中名义汇率平均每月的绝对变动百分比计算）、汇率变动的标准差（以汇率每月变动率的标准差计算）、以及外汇储备的波动率（以国际储备相对前一月的货币基础的每月平均变动率计算）这三个宏观经济变量，将经济中的汇率制度分为四类：浮动汇率制、中间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和其他汇率制。这一分类方法又称为LYS分类方法。按照他们的分析，归为“中间汇率制度”的经济体的数量仍然超过所有经济体的四分之一。Masson（2001）还指出中间汇率制度还将继续构成实际汇率制度一个可观的部分。另外，Frankel（1999）也强调，两极汇率并不是对所有国家普遍适用的，它只在一定时间内对某些国家适用。

三、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

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上，理论界是没有一致意见的，而研究汇率制度理论就是为了给现实经济选择汇率制度提供指导。汇率制度对现实经济有没有影响？是不是不同的汇率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都是一样的？有没有一种汇率制度的表现要好于其它的制度？这些就是汇率制度和经济绩效所要研究的问题。关于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传统的研究集中于关注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这两项指标，提出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替代关系，即固定汇率制可以有较好的通货膨胀率，但是以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为代价的。而新近的研究则在两个方面做出了进展。首先是根据各国事实上汇率制度，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记录的法定制度来进行相关研究。第二是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了汇率制度与金融体系的关系上（张志超，2002）。下面我们从汇率制度与汇率的表现、汇率制度与价格（通货膨胀）的表现、汇率制度与真实经济变量的表现以及汇率制度与银行危机的关系等方面来分析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首先我们考察不同汇率制度下的汇率的表现。研究这一关系的最好时期是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间，因为这一时期有三种主要的汇率制度：1919-1925年的自由浮动制，1926—1931年的金汇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制和1931—1939年的货币集团间的管理浮动制。正如所料的，这时期第一阶段的汇率波动是最剧烈的，以标准差计算，欧洲十国和美国在1920年的自由浮动汇率制下的名义汇率波动率是1930年的管理浮动汇率制下的四倍（Eichengreen1998）。而且1920年的前半叶的汇率波动比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1970年的汇率波动还要大（DeGmuwe，JanssensandLeliaert1985）。事实上，这一阶段的汇率是整个二十世纪中波动最大，也是汇率偏离购买力平价最远的时期。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段时期之外，汇率（名义和实际上的）最稳定的时期是金本位时期，其次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而且这两个时期也是汇率变动的离差率最小的时期。

其次，就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价格表现而言，固定汇率制下的表现最好。古典的金本位制，虽然也有短期或中期的价格变动，但它的通货膨胀率是所有汇率制度中最低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通货膨胀虽然经常有但没有趋势性，而且平均来说，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要大大低于1973年之后的有管理浮动时期。另外，在古典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通货膨胀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多变的汇率制度时期以及1973年之后的混合汇率制度时期相比，有一个更明显的收敛趋势（Bordo和Schwartz，1996）；Ghosh等人（1997，1998，2000）的研究也发现，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国家，通货膨胀率要低得多，其波动性也较小；实行货币局制度的国家，其通货膨胀表现要优于实行“软”钉住汇率制的国家。这说明，固定汇率制，特别是比较“硬”的钉住汇率制度对于反通货膨胀是有积极成效的。

虽然汇率和价格表现在固定汇率制下比浮动汇率制下要好，但就真实经济变量而言这种地位就不是那么明显了。特别是在金本位制下，其真实人均经济增长率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低，而且增长率的波动也很大。这就是，纯粹的金本位制虽然对汇率和价格的稳定有利，但却是以经济增长和就业为代价的。毫无疑问，这也是许多国家不愿意维持金本位制的原因（Nugent，1973）。而相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汇率制度下最高的收入增长率和就业率（BordoandJonung，1996）。虽然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世界许多地方的经济增长率开始放慢，但没有证据证明真实经济变量的变动（除了汇率的变动）与汇率制度系统相关。Baxter和Stockman（1989）对49个样本国家的研究发现，汇率制度的选择（浮动，钉住，合作）在解释1973年之前和1973年之后的经济变量的差异性方面没有什么显著性。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利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74—1999年）154个国家的数据建立了LYS数据库，并根据事实的分类法，而不是IMF所提供的法定分类法来研究汇率制度对通货膨胀、名义货币增长、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而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实行“长期”钉住制度（即连续五年或更长时间的钉住汇率制）比浮动汇率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率，但是以更低的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在“硬”钉住制（即货币局制或无独立货币的国家）下也存在这种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替代关系。但它的经济增长表现与传统的钉住制并没有明显差别。而相反，“短期”钉住制（少于五年的钉住汇率制）明显要比浮动汇率差，因为它的经济增长要慢于浮动汇率制，而在通货膨胀指标上却又没有任何优势。综合以上研究，我们似乎可以说，在长期中，实际经济绩效可能并不与汇率制度系统相关。

新近的研究将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这两项指标转向了汇率制度与金融体系的稳定之间关系的研究上。Eichengreen和Hausmann（1999），Eichengreen和Rose（1998），以及Hausmann等（1999）主要在理论方面研究了汇率制度与金融稳定性之间的潜在联系。在实证方面，Eichengreen和Rose（1999）利用发展中国家1975—1992年间的数据来集中研究外部因素（外国利率和OECD国家增长率）在导致银行危机方面的作用。Eichengreen和Arteta（2000）基于发展中国家1975—1997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汇率制度、金融自由化和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的影响。这两个研究都得出汇率制度对银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Domae和Peria（2000）的最新研究是利用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过去二十年（1980—1997）的数据来考察汇率制度的选择与银行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银行危机的成本、以及银行危机持续的时间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宏观经济和外部因素之后。固定汇率制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发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但如果一国发生了银行危机的话，则按所损失的产出增长来衡量，实行较僵硬汇率制度的国家要承受较高的危机成本。而且，那些在危机之前经历过高通货膨胀率以及有较高银行信贷与GDP比率的国家，在危机期间有可能要承受更大的产出损失。不过，没有证据显示汇率制度对银行危机的财政成本有影响。至于银行危机的持续时间，主要是和危机前信贷繁荣的程度有关，汇率制度弹性程度的大小，未发现对此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