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汇率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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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升值马克思

一、汇率波动的原因

马克思认为，正如一般商品的价格与价值并不一致，而总是围绕着价值波动一样，汇率在通常情况下也与货币平价并不一致，它也是围绕着货币平价波动。这种波动受外汇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外汇供求关系又以一定时间内的国际收支状况为转移。马克思指出，“外汇率可以由于以下原因而发生变化:(1)一时的支付差额。不管造成这种差额的是什么原因———纯粹商业的原因，国外投资，或国家支出，如战时的支出等等，只要由此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2)一国货币的贬值。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一样”。此外，马克思还认为，人们的心理信任因素也会影响到汇率。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影响汇率波动的原因主要有：外汇供求状况、国际收支差额、心理预期因素,以及两国货币所具有的或代表的价值量的相对变动。

二、用的汇率理论分析我国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至今，我国人民币对美元的一直处于升值状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2007年升值接近7%，涨幅为2006年的两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06年年底的7.8087上涨到07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7.3041，在此前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创出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接近央行规定的波动上限。

我国人民币升值成为汇率制度改革之后的热点，下面就用的汇率波动理论来分析一下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1.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一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数据显示，2007年全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4619亿美元，同比多增2144亿美元，平均每月增加约385亿美元。其中12月份外汇储备增加313亿美元，同比多增38亿美元。2007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2005年增长34.3%，2006年增长30.22%。2006年2月底，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

如此惊人的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造成外汇的供大于求，结合马克思的汇率波动原因来看，汇率围绕着货币平价上下波动，受外汇供大于求关系的影响，在我国，外汇必然贬值，即我国人民币升值。

2.中国国际收支保持“双顺差”。2005年贸易顺差达到1018亿美元，首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该值就达到了1776亿美元。报告说，2006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2499亿美元。其中，按照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计算，货物项目顺差2177亿美元，服务项目逆差88亿美元，收益项目顺差118亿美元，经常转移顺差292亿美元。2006年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00亿美元。其中，资本项目净流入40亿美元，直接投资净流入603亿美元，证券投资净流出676亿美元，其他投资净流入133亿美元。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首次突破2600亿美元大关，我国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到21738亿美元。

因为我国一直保持双顺差，所以才有如此大的外汇储备。所以国际收支顺差是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

3.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是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之一。这两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让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币升值充满了预期，对中国政府充满信心，那么就会采取一些措施迎接人民币升值，如提前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反而加速了人民币的升值。

不过目前来看，预期说人民币升值，不如说美元贬值。因为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的，但是对欧元等货币是贬值的，相对而言，美观对欧元等货币也是贬值的，是美元的贬值造成周围货币的升值。

4.人民币与外汇所具有的或代表的价值量的相对变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科技也跟着迅猛发展，很多机器代替了人力劳动，收入也随之增加，这样无形中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结合马克思汇率，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越多，花费的时间越少，那么单位商品的价值量越小，一单位人民币所代表的价值量也就越少，在其他一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不变的情况下，则人民币是升值的。例如：在2005年我国汇率改制以前，1美元=8.2RMB，这说明如果生产相同价值量的商品，美国只需要花1美元，而中国需要8.2元人民币；现在，随着我国生产率的提高，科学技术进步，我国仍然生产相同价值量的该商品只需要7.063元，假设美国生产率没有提高或者没有我国提高的快，那么生产相同价值量的该商品，美国仍他需要1美元，此时，1美元=7.063RMB，相比而言，人民币是升值的。

因而，从长期来看，一国货币的价值高低，在一个开放的国家中，是由该国生产物质的能力决定的。而在自然资源不可改变的条件下，决定一国物质财富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由此可见：要提高一国的货币价值，增强该国货币的强势态势，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创新能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1978年到2000年，我国经济总量翻一番，GDP平均每年增长9.5%。和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相比，我国的增长速度要高出近3倍。2005年我国GDP增长9.9%，GDP总值达2.2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与此同时，我国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6.6%。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我国实际物质财富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决定了人民币的价值已经稳步上升，并将继续走强。

参考文献：

[1]汪争平:《国际金融管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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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近年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在各种场合敦促中国对人民币汇率重新估值。由于受中国出口产品冲击，一些欧美国家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阵营。今年9月初，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并在泰国出席APEC财长会议，围绕人民币汇率的辩论达到了。

其实，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人民币是否应当重估，即它的短期升降与否，而是人民币汇率制度应采取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换言之，汇率水平只是最终的结果，形成汇率的机制才是问题的关键。斯诺认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确保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最佳选择。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两种汇率制度利弊的比较

1.固定汇率制

固定汇率制的优点在于较为固定的汇率有利于投资者核算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或者说，国外流入资金的风险贴水较低，从而有利于吸引外资。

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是不能灵活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的市场性丧失或削弱；汇率市场性的丧失或削弱又使其不能反过来调节外汇的供求关系，自动调节功能大大降低，因而只能由政府调节。但政府确定汇率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受到主观影响，如果政府调控能力不强还会出现重大失误；二是受到客观因素的牵制，汇率的确定和变动涉及到各方面利益，政府不得不充分考虑；三是受不同政策目标的牵制，汇率目标可能和其他目标相冲突，若汇率水平脱节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蒙代尔三角”理论认为，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三者不可能兼顾，只能牺牲其中之一而保证实现另外二者。因为假如在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利率会上升，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利率的上升带来对本国投资收益的增加，大量的外国资本会流入，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为维持汇率的固定水平，政府要卖出本币买入外币进行干预，这样紧缩的货币又被扩张了，货币政策无效。因此，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坚持固定汇率就要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固定汇率制都曾发挥过它的积极作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质就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度，对于战后各国经济复苏和建立稳定的经济贸易联系，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我国以前的情况来看，资本自由流动不存在，通过政府调整可使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固定汇率制的利大于弊。亚洲国家高速发展的90年代，固定汇率制对于稳定投资者预期也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如果经济泡沫膨胀，经济增长减慢，贸易赤字上升，投机资本冲击的情况出现，此时固定汇率制的不利影响就远远超出了它的有利方面。

2.浮动汇率制

浮动汇率制能够克服固定汇率制的不足，一方面，它能够灵活的反映外汇供求关系，使汇率更具有市场性，从而反过来自动调节外汇供求；另一方面，浮动汇率不存在“蒙代尔三角”的困扰，能够使货币政策更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但是，浮动汇率制不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盈利预期，从而不利于外资的引进；同时，浮动的汇率容易导致价格的波动，给抑制通货膨胀造成困难。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条件

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是国际金融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汇率制度的选择是由一系列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同的汇率制度适合于不同的国家，这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外部环境、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从总体上看，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1.国家的大小和经济实力的强弱

这里的国家大小是指以GDP衡量的国家大小。大国、强国的经济实力强，防范和抗拒金融风险能力强，汇率波动在一般情况下不强，适宜实行浮动汇率制。例如美国，是最典型的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但是由于技术革命的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快，经济基本面好，国际竞争力强，因此浮动汇率并未带来不利影响，相反，美国是全球外资引进最多的国家。这类国家通常对货币政策的依赖性较大。

小国、弱国经济实力弱，宏观调控能力弱，受外部影响大，抗风险能力低，国际竞争力不强，汇率波动性大，若实行浮动汇率，则其负面影响将超过有利影响，造成投资预期差、通货膨胀无法控制的局面。由于这类国家外部均衡实现难度更大，因此更需发挥汇率政策的调节作用，所以更适宜实行干预程度较大的汇率制度，如固定汇率制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2.经济基本面的健康情况，外汇储备充分与否，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经济基本面健康，外汇储备充分，国际竞争力强，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的国家更宜实行浮动汇率制。相反，经济基本面不好，或外汇储备不充分，或国际竞争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几者不能同时满足，则宜实行固定汇率制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我国为例，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比较好，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外汇储备比较多；但是国际竞争力较弱，特别是金融体系不够健全，金融监督机制不完善，因此更宜实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

3.资本的流动性

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易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在资本流动受到管制的条件下，固定的汇率不会发生大的危险，并且，由于资本流动受到管制，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之间便不再矛盾，例如我国就是如此。

4.通货膨胀水平

通胀率高，汇率水平对物价总水平影响较大的国家适宜实行固定汇率制，等以后通胀情况有所好转时，可调整汇制，以避免固定汇率的负面影响。相反，通胀率不高的国家可以实行浮动汇率制。

以上这些条件都不能单独决定采取何种汇率制度，而应看一定时期的条件组合。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是固定不变的，汇制的选择要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定。

三、中国目前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的条件

1.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监管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沉重包袱，资本市场不完善，中小金融机构规模小、竞争能力弱，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不完备，市场不规范，监管体制不健全等问题都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一旦汇率完全放开，国际游资的冲击有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将可能重演。

2.从自由化的次序看，从一个完全管制型的经济向完全自由化的经济过渡时，其合理的过渡路径应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化之后，才能实行浮动汇率制（李杨、殷剑锋，2000）。因为只有在金融市场是有效的且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情况下，无抵补的利率平价的假设才可能成立。这时汇市才可能具有有效性，能实现汇率的均衡。一国经济才能在经历真实、金融冲击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利率是汇率变动的平衡器、缓冲器，其变动方向和汇率是相反的，因此可以减小利率浮动造成的冲击。目前虽然人民银行已明确表示要在3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在制定利率政策时也更多地考虑市场因素，但毕竟还受许多关键问题制约，短期难以实现。至于有效的金融市场，也因人们投资理念的培育、熟练专业人才的培养、金融法规的健全、金融产品的丰富等都需要在进一步开放中完善，难以一步到位。所以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的汇率更易于波动。这时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就等于是本末倒置。印尼就是一个实例。

3.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实行浮动汇率的前提条件，否则，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必要性不大，且可行性也有置疑。虽然加入WTO以来，我国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加速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放松外汇管制，但是距离完全意义上的开放和资本自由流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还未得到加强的条件下，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都必须谨慎为之。

4.无论是在影响汇率波动的预期方面，还是在汇率的调节机制方面，我国当前都存在诱发汇率不稳定的因素。一是我国还处于转轨阶段，结构调整尚未完成，各项市场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未来的经济状况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的银行业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同时又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很多人对中国的金融业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对汇率波动的预期始终未能消除。二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价格调整具有严重的不均衡性。我国商品市场分割程度较高、信息流动不充分，商品的异质性导致商品流动速度较慢，商品价格调整具有粘性。相反，我国金融市场的生成和发育较为规范，资本的单一性和同质性使资本能够低成本地快速流动，市场价格调整具有弹性，更易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商品、金融市场价格调整的差异性造成金融市场的均衡实现快于商品市场，根据多恩布什的“汇率超调理论”，这会加剧我国汇率的过度波动。

总之，我国目前乃至一定时期内不宜采取完全浮动汇率制，央行难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完全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样从逻辑上讲，中国汇率制度的设计应当考虑介于固定制与浮动制之间的有管理的浮动制。

四、汇率制度的长期选择

虽然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将不利于实现国家内外部均衡的目标。

1.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将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实际上有着维持币值稳定的双重目标，对内维持物价的稳定，对外维持汇率的稳定。我国内外均衡的目标常常发生冲突，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就常常顾此失彼。为维系固定平价，央行有义务按市场要求被动地买入和卖出外汇，这使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性大为削弱了，同时外汇储备也被动地受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具体到我国实际，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连年顺差，1994年到2001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由1994年的516亿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2174亿美元(数据来源，中经网)，增长了3倍，外汇储备总额仅次于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强制结汇制下，央行相当于在购买外汇的同时，被迫投入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加之我国目前缺少一个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便于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国债市场，无法通过在公开市场上的反向操作，来实现冲销的目的，即卖出国债，买入人民币，以此来抵消大量收购外汇而多投放的人民币，稳定货币供应量，所以给货币调控带来很大影响。

而且，外汇占款作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本身也存在很大限制：（1）央行的行为受制与外汇的供求状况，不能自主决定基础货币投放和回笼规模。（2）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具有结构偏差，在地区上流向外汇供求顺差地区，在行业上主要流向出口部门，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改变，这给货币政策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

2．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下，我国财政政策较为有限。为了面对世界市场日益严峻和国内市场内需不足的局面，同时也为了弥补货币政策效应的不足，我国连续多年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外贸中大范围地提高了出口退税率，以增强出口商品竞争力，对内扩大政府投资支出，以启动内需。然而，目前财政政策的可延续性令人怀疑：（1）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固定汇率制下的国内财政政策对外国经济有正的溢出效应。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大，国内的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将有越来越多的外资公司的参与，大批的原材料和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很大的一部分财政支出转化为了进口需求，对国内经济的刺激效应逐渐减弱。（2）在我国，国债主要是由社会公众和企业或金融机构购买的，大举借债，其结果直接减少企业投资和私人消费。随着国有资本的大量进入，中国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有数据表明，2001年，民间投资再次减速，集体和个人投资分别增长8.1％和12.7％，仍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民间富余的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统计表明中国民间储蓄已逾7万多亿，却大部分没有进入投资领域。即使民间投资相对活跃的浙江，目前仍有3500亿元民间资金闲置。（3）目前，我国已出现了财政赤字，再大规模举债，将导致财政负担越来越大。经过连续数年的增发国债，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由1998年的10％上升到2002年的18.3％，已逼近国际公认的20％的警戒线。正是基于已上，中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将在今后逐步淡出。超级秘书网

3．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无法使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目标。在运用政策搭配以实现内外均衡的方案中，斯旺提出以财政货币支出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部均衡目标，运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然而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无法从对汇率政策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并与财政政策搭配实现经济的内部均衡。而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实际来说，要保证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以现阶段有效需求的扩大为基础，而这正需要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搭配，在实行扩张性政策，刺激需求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小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正如在第1点和第2点所述的那样，现行汇率制度的安排，使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而财政政策今后将逐步淡出，内部目标的实现在今后形势严峻。

由此可见，从长期来看，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汇率制度将不利于我国内外部均衡的实现，当我国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具备之后，汇率制度将必然变为浮动汇率制，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

主要参考文献：

1.多恩•布什等.宏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王世文.郑海青.进一步开放经济中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J].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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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贸易收支；实证分析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同时，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高涨的投资率、快速的技术进步，汇率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变量，逐渐确立了在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也伴随着汇率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汇率的调整就和贸易收支联系起来了。首先是1981年，也就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之时，汇率的调整就和进出口联系起来了。接着就是1994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实现了官方牌价与外汇调剂价格的统一并轨，从而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在1996年12月我国外汇体制更是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2005年7月21日更是实施了人民币汇率的重大改革：即时起人民币对汇率升值到8.11元水平；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水平进行调整。这样，人民币汇率和贸易收支的联系变得就更加紧密了。

本文在构建新的实际有效汇率后，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汇率变动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定量分析方法采取的是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ADF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和最小二乘法。本文首先介绍国内外汇率变动对对外贸易影响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为本文的核心内容，首先计算出了1986-2002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然后展开实证分析。本文最后得出结论。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研究始终是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特定的经济环境为前提来进行。各项研究对于其限定时期内的汇率变动与对外贸易的相关关系做出了较为详尽准确的描述，并得出不同的结论，各自产生不同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和数据选取上的差异，例如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决定因素的改变，都会使得前期的研究成功在解释当前问题时受到局限。

对于该问题的分析，最为著名的就是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法”。这类分析的重点在于国际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对相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更具体地说，就是贬值能否改善国际贸易收支。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当进口价格弹性和出口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时，本币贬值有利于改善贸易收支。在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基础上，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得出的主张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马歇尔—勒纳条件通常不成立，另一派认为马歇尔—勒纳条件可以成立。学者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以多恩布什(Dornbush,1976),Bahmani-Oskooee(1985,1989),JaimeMarquez(1990),MohsenBahmani-Oskooe和TaggertJ.Brooks(1999)等学者为代表“弹性悲观派(elasticitypessimists)”。经济学家认为对外贸易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之和趋向于小于1,即本国货币贬值不利于贸易收支的改善。“弹性乐观派”(elasticityoptimists)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对外贸易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趋向于大于1。主要由Gylfason,Thorvalur和OleRisager(1984),Marquez(1990),MohsenBahmaniOskooe(1998)等学者,通过建立包括行为方程和结构方程在内的宏观经济模型,运用协整分析方法等实证分析方法,证明了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贸易收支。

近年来，国内有关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第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的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严重不足。这一位着汇率贬值非但不能改善贸易收支，反而会导致进出口状况的恶化，因而汇率贬值政策将带来负效果。如厉以宁教授（1991）对我国1970年-1983年的数据分析后认为，我国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分别只有0.6871和0.0506。谢建国、陈漓高（2002）采用1978年-2000年的数据，利用双边分析法（美国、日本、欧盟）通过实证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改善并没有明显影响，中国贸易收支的进出口弹性仅为0.089，中国贸易收支短期主要取决于国内需求状况，而长期取决于国内供给状况。

第二种看法是我国的进出口弹性出于临界值，因而汇率变化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影响不是很明显。如陈彪如教授（1992）运用外经贸部统计的1980-1989年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量指数进行回归后得到以下结果：我国的进口需求价格为0.3007，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为0.7241.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之和为1.0248，说明人民币贬值或升值对改善贸易收支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经济总体增长能够使贸易收支改善。据高盛公司做出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出口的汇率弹性系数约为0.2，如果以贸易额加权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下降1%的话；中国的出口额可望增长0.2%，因此实际上，汇率的浮动对目前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找论文，上论文114。

第三种看法就是汇率贬值能够改善贸易收支。戴祖祥（1997）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两个时间段。第一个研究的时间段为1981年-1995年，该阶段出口价格弹性为-1.0331，加上根据IMF（1994）的统计分析得出的我国的进口需求弹性为-0.3，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为-1.3331，说明我国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第二个研究的时间段为1985年-1995年，该阶段出口价格弹性为-1.1234，同样加上IMF(1994)的统计分析得出的我国的进口需求弹性-0.3，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为-1.4331，认为汇率贬值有利于贸易收支改善。谢智勇、徐璋等8人（1999年研究得出结论：通过实际汇率所测定的我国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之和为9.2523，远大于马歇尔—勒纳条件中的临界值1，说明我国的进出口商品完全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有影响。朱真丽、宁妮（2002）对我国贸易1981年-2000年的多边和双边价格弹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对象为美、日、香港，进出口价格弹性之和为-2.71，货币贬值能够改善贸易收支。以上研究得出的结论之所以不很一致，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基于不同的研究时间、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从时间上看，他们分别研究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比较结论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外贸易价格弹性逐步增大，这与经济不断发展、对外开放力度加强的基本宏观经济情况是相适应的。

三、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选用贸易份额权重，计算1986至2002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1、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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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经济增长失业率

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汇率即是指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的兑换比例，也可以说是用一种货币表示的另一种货币的价格。汇率的变动即是指因一国货币价值变动或两国货币价值同时变动，所引起的汇兑比价的波动，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合作却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失业率是指一国劳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想就业但是未能找到工作的人口所占整个劳动力人口的比重。

在今天这个开放性较强的社会，大国货币汇率的稍稍变动就有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经济的不小动荡。宏观经济学理论说明，政府使本币贬值，将促使出口扩大，进而缓和本国失业率。因此，在不同现实和客观的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汇率和失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缓和本国失业率和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都有很大的作用。

1．2相关领域研究现状与评述

著名经济学家Faria，Jo?觔oRicardo，León-Ledesma，MiguelA.指出，在引入长期真实汇率RERt、真实工资率的对数、真实利率与长期就业率Lt之间呈线性相关的关系。作为对汇率和就业之间相关关系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从长期角度来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这种类型国家汇率和就业之间的相关性。但是这种理论只是从长期角度进行分析，没有分析短期内的汇率和就业之间的相关性如何。本文试图从中短期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汇率的变动与失业之间的互动关系。

2汇率变动与失业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新加坡、中国香港、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国的汇率与失业率(1997~2004年数据，其中德国是1999~2004年数据，汇率是指的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之间的SPSS线性回归分析（见表1、表2）。

（1）分析新加坡元汇率X与失业率Y（%）之间的关系，有：

Y=-5.878+5.658*X

(2.293)(1.374)

该式表示的汇率和失业之间所呈现的并不是负的线性相关的关系，而是正的线性相关的关系。当汇率上升一个单位时，失业率就增加5.658%；汇率下降一个单位时，失业就减少5.658%,即有新加坡元贬值一个单位时，就业则增加5.658%。因为新加坡作为贸易中转站的作用，可以看出它与日本经济的差异，日本是直接进行海外出口的那种，而新加坡作为贸易中转港口，它本身并没有生产很多的产品来出口，而是有很多国家通过它向第三国出口产品，所以自身汇率的变动应该是一种正的线性相关的关系，即当汇率下降的时候有更多的外贸中转业务，可以增加国内的就业。

（2）分析中国香港港币汇率X与失业率Y（%）之间的关系，有

Y=-384.743+50.246*X

(134.429)(17.302)

该式表示的不是汇率和失业率之间所呈现的负的线性相关关系，而是正的线性相关关系，当汇率上升一个单位时，失业相应增加50.246%；汇率下降一个单位时，失业就相应减少50.246%。这种关系说明港币汇率与香港就业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正的线性相关的关系。这种情况有点类似新加坡的经济情况。

（3）分析加拿大元汇率X与失业率Y（%）之间的线性关系，有

Y=10.472-1.096*X

(5.117)(3.498)

可以看出,汇率在上升的同时，失业率在不断的降低。在加拿大，汇率与失业之间是负的线性关系，当汇率上升时，就有失业的下降；汇率下降时，就有失业的上升。该方程式表示的是汇率与失业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即汇率每上升一个单位的时候，失业率就下降1.096%。

（4）分析日元汇率X与失业率Y（%）之间的关系，有

Y=6.450-0.015*X

(3.391)(0.033)

同理，该式也表示出，汇率和失业之间是负的线形相关，汇率上升一个单位，失业率下降0.015%。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汇率和失业呈负的线性相关的关系。（5）分析德国欧元汇率X与失业率Y（%）之间的情况，有

Y=14.653-6.071*X

（1.579）（1.596）

此数据计算的是德国自1999年加入欧元区之后的欧元汇率与德国失业之间的关系。依据表中分析，该数据反映的是汇率和失业之间呈负的线性相关关系，当汇率上升一个单位的时候，失业就要下降6.071%。

3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进行全面规范分析

通过以上中短期分析可以发现，在5个经济地区中，有香港和新加坡的失业率和汇率之间是呈正的线性相关，也即是有汇率的上升则有失业的上升，汇率的下降则有失业率的下降。而加拿大、日本、德国的失业率和汇率之间是一种负的线性相关的关系。依据这种短期分析可以看出，各国汇率与失业之间通常情况下是那种线性相关的关系，但是依据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可以是正的线性相关也可以是负的线性相关的关系，这要依据各个国家的自身情况、对外贸的依存度，以及自身贸易发展的类型，是直接出口贸易，还是发展的转口贸易。

当然经济本身也有些例外的因素，由于经济的时滞性作用，一个政策可能并不会很快产生那种政策效果，而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的原来状态，比如汇率的上升，由于经济整体本身也具有惯性，它会维持它原来的经济运行状态，所以它也不能马上起到预定的作用，只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才会有经济形势的转化。

除了时滞性之外，还有贬值所能改善国际收支的必要条件。马歇尔和勒那曾经发现了著名的“马歇尔——勒那定理”，即在总收入不变、贸易商品的供给具有完全弹性的条件下，货币贬值能够改善国际收支的必要条件是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依据这个定理，要货币贬值改善国际收支，则要有该国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大于1。更进一步，这种国际收支的改变能否对就业起到真正的作用呢，或者说国际收支有改善，那么就业问题就是真地好转了吗？通常情况下是国际收支的好转，有经常账户下或资本和金融账户下的好转，如果只是某一个账户下的好转，而另一个账户没有变化或者恶化，那么就不能断定就业情况就一定得到了缓解。如果是外资的涌入造成的国际收支的好转，就要进一步分析国内的这种投资环境的好处，不能马上就此断定外资进入对于国家的就业问题是一个好转，外资可以投入生产性行业也可以投入金融性的服务类行业，或者采取间接投资的办法，这些客观上会对就业产生良好的影响，社会的就业率应该会随着这种外资的大量涌入开始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必须进一步看到，是不是就业率真的很有持续性呢？未必。因为外资在一般情况下是比较有技术要求的产业，或者是比较追逐利润的行业部门，他们很重视个人的绩效，很讲求先进技术的巨大生产性作用，所以在外资进入的开始阶段，可能会有就业的上升，但是持续一段时间后很有可能因为技术的要求，或者是该国居民的素质因素，就不会给就业施加正面的影响，相反会使得就业率下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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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国兴，徐剑刚.现代汇率理论及模型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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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中国国内，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也一直是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关注的热点。国内有很多学者认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根据“蒙代尔三角”，在允许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与灵活的货币政策是无法同时兼得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驾御全球经济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结合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政府理应做出的合理选择。事实真的如此吗？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乃至资本账户的开放，自然也不例外。从相对固定的盯住汇率制度到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中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过去10多年中，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货币危机，通常都是与过快的汇率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东亚、南美、俄罗斯，都曾遭遇这样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经验。所以，渐进的改革和开放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判断。但是，对于汇率制度改革这样的重大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仅有一些初步的、直观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直观的经验和感觉无法支撑理论观点和政策选择。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我们既要从理论上探讨当前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发展方向；又要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状况，分析不同汇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来的走向。

汇率制度的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汇率形成和调整过程的复杂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不再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国际货币领域进入一个“无本位”、“无秩序”的时代。自此，货币在国际上就变成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其价值没有任何明确的实物商品作为支撑。无论是购买力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不能为评判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量化的标准。

离开这一基础，可能出现的是两种情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受制于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战略，是依靠政府力量来设定和维持的；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对比所主导。就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我们知道，能够对市场供求产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资、生产、GDP或经济增长率这些可以观察的经济力量，甚至还有各种无形的心理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进而影响汇率的形成和变动，使得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波动无常。

在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中，预期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热点，也是市场实践中人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羊群效应”、“汇率超调”以及“市场心理”或“市场情绪”等词汇，经常会出现于有关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行情的研究报告中。这都是和预期因素相关的。预期影响汇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所谓的“比索问题”（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时，发现墨西哥的平均资产收益率持续高于美国的同类资产，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墨西哥比索在未来贬值的预期。因为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比索的币值被高估了，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预期比索在未来的某一天必定要贬值。贬值意味着所持有的比索资产在未来只能换回更少的外国货币。

所以，他们在当时只愿意支付较小价格来购买比索资产，故而比索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较高。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比索问题”。后来，“比索问题”被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灾害性事件预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说，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人们总会预测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出现某种不利的意外事件。当这种意外事件能够带来极大的损失时，人们在当前就会要求有某种保险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如战争险、意外伤残险等；或者要求在现在的交易行为中直接得到补偿，如上面所说的压低现在的资产价格。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被推广为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件的预期。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灾害性事件预期的影响会进一步扩散和自我强化。在上面所说的比索问题中，币值高估使人们预期货币在未来会贬值，导致资产收益率提高；这会引起更多的外资流入，进而推动比索的汇率进一步上升；人们更加相信比索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贬值，而且贬值幅度将更大；这就要求比索资产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样的循环会将汇率推到一个不可维持的高水平上，资本市场无法提供外资所要求的高收益率，进而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的现象，货币急剧贬值。在这个过程中，贬值的预期得到了自我实现。

在理论上，预期的影响或者“比索问题”，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经济现象。这也是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遇到的一个现实困境。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本币汇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比索问题”既具备了产生的条件，也具备了扩散和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条件。

具体到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论逻辑能否同样适用呢？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呈现顺差，这也是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理由。从这一点出发，人民币似乎应该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似乎并不会遇到上述的那个困境。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尚处于改革和发展之中的国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整体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这种结构性调整任务加大了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抵消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后者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被释放，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收支状况必定要重新调整。在此以后，市场上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人们的贬值预期。发展到这一步，人民币将遭遇“比索问题”，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也同样要面临那个现实困境。

上面的理论逻辑支持了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反过来说，当前中国合理的选择仍然是联系汇率制度。接下来就必须说明在当前现实的条件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整个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作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首先，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其盯住对象可以调整，而且，还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过去，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资金和贸易往来对象。基于这样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以美元为盯住对象。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国与亚洲、欧洲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人民币的汇率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日元、欧元等国际上主要的货币。其中各种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随着对外贸易和外资结构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而且，在设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之间的汇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上资金的相对供求状况。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调整的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同样也要面临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机制的自发作用也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但是它对于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无效的。所以，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调整过程中，必须更多地体现政府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自觉性。

其次，必须协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浮动汇率制度不是中国的合理选择。只有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避免“比索问题”带来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应该先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需要大量的外资，这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前，国际收支的顺差可以抑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维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有助于把外资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国资本市场能够提供的程度之内。这对于吸引外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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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汇率风险，外汇资产，外汇业务，偿付能力，资金运用

目前保险业有超过10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主要来源于保险公司海外上市融资，外汇保单业务收入，少量外资、合资保险公司的资本金和外汇运营资金，以及中资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造中吸收的外资股份等，其中以人保财险、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三大公司的海外融资为主。自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保险公司外汇资产面临严重的汇率风险。至2005年末，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了2.5%，由此造成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和中国平安13.6亿元人民币的汇兑损失。在人民币预期升值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损失还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尽快提高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已成为各保险公司的当务之急。特别是保险公司海外投资政策的放开，对保险公司的汇率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保险公司汇率风险的类型及特点

汇率风险，又称外汇风险，是指经济主体在涉外业务中因汇率波动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保险公司所面临的汇率风险通常是由于汇率波动的时间差、地区差以及币种和期限结构不匹配等因素造成的。汇率变动带给保险公司的风险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和经济风险。其中，交易风险是指以外汇计价成交的交易因汇率波动而引起收益或亏损的可能性；折算风险是指公司为了编制财务报表，将以外汇表示的资产和负债换算成本币表示的资产和负债时所面临的风险，它会影响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开财务报表的结果；经济风险是指由于意料之外的外汇汇率变化而导致公司未来经营收益增减的不确定性。

以上三类外汇风险的不同特点，见表1。

由于持有外汇负债、存在对外支付需求以及经营外汇相关业务的要求等方面的考虑，保险公司需持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同时，由于保险公司所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数量是动态变化的，因此，保险公司所面临的汇率风险既包括编制财务报表时面临的折算风险、汇兑交易时面临的交易风险，也包括潜在不确定性导致的经济风险。

二、汇率风险对保险公司造成的潜在影响

在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汇率风险对保险公司的外汇资产和负债、外汇业务、偿付能力以及投融资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形成潜在威胁。

(一)在外汇资产和负债方面

汇率变动对保险公司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外币净敞口是在资产方还是在负债方，主要体现为外币资产和负债不匹配带来的重估风险。

一方面，保险公司所持有的外汇资本金会因为汇率的变动而影响其实际价值。人民币升值会给持有美元资产的保险公司带来负的财富效应，导致以本币计算的外汇资本金缩水。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的预测，2006年人民币可能升值3%-4%，摩根士坦利则认为，到2006年底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将达到7.5。分析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走势(见图1)发现，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人民币将继续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而且这一趋势将持续较长时期。如果不采取汇率风险防范措施，保险业现在所持有的外汇资产将遭受更大损失。

另一方面，对外汇负债来说，保险公司的外汇负债主要是应付外汇赔款。人民币升值将使保险公司在支付等额的外币赔款时所对应的人民币实际价值降低。

总之，如果外币资产多于外币负债，净敞口在资产方，人民币升值虽然会导致外币资产和负债在折算成人民币时都有所减少，但资产减少的更多，从而对保险公司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外币净敞口在负债方，人民币升值则会带来正面影响。

(二)在外汇业务方面

汇率变化对保险公司业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影响外币保单的实际人民币收入。外币保单与国内一般保单最大的差异，是外币保单是以外币定价。保户用外币缴纳保险费，保险公司在给付满期金或理赔金时，也依保户指定的外币支付。人民币升值将使保险公司外币保单的实际人民币收入下降。

2.影响保险公司的再保经营。由于保险公司的直保业务通常是用人民币计价，如果在再保业务中再保摊回赔款以美元计价，那么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再保实际摊回赔款的人民币价值将会下降，保险公司所承担的实际自负赔款额度上升，从而增加了保险公司的业务经营风险。

3.影响保险外汇业务需求。长期持有外币资产的民众在汇率风险意识提高后，会主动寻求规避汇率风险和分散投资风险的措施，从而大大增加对长期型的外币保单，如外汇储蓄类保险(外币的教育金保险)、外币投资类保险等投资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的需求，这将为保险公司拓展保险业务创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尽管当前外汇保险业务范围，仅限于人身意外险和财产险等短期险种，不包括投资理财性质的保险产品和长期寿险，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境内居民购买外汇人身保险的限制将会逐步放宽，境内保险公司将逐渐可以经营长期型外币保单、甚至是投资理财类外币保单业务。

(三)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方面

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影响公司经营的最重要因素。影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因素主要有资本金、准备金和公积金、业务规模及保险费率。除此之外，保险资金的运用、再保险业务等情况也会对偿付能力产生影响。

人民币升值会引起保险公司外汇资本金的实际人民币价值贬值，也会给公司的业务经营带来重大影响，进而，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在外汇资金投资方面，由于政策的限制，中资保险公司不能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这使得保险公司无法利用金融衍生产品作为对冲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在保险外汇资金投资收益不高的情况下，如果未来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将无法弥补汇率变动所带来的损失，也会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带来一定影响。

(四)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方面

汇率变动也会对国际商业资本的进入产生影响。从积极因素看，对于已进人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其利润汇出因人民币升值而实实在在地获得增加，其所获得的人民币收益的国际购买力也得到了提高，汇兑收益将促进已进入外资的扩张。在此示范效应下，如果海外预期人民币继续升值，将有利于增强我国保险公司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时的谈判地位；

从消极方面看，初始资本门槛提高将对新资本的进入产生抑制作用。一国货币升值后，就会使该国成为更昂贵的投资地。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五)在海外并购方面

海外并购是我国保险公司实现国际化的主要途径。汇率变动会影响国内保险企业的并购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保险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时，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兑换的外币数量就会相应增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中国保险企业的海外扩张欲望。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后，保险公司外债本息还付压力减小，可以在外国向当地金融机构贷款，适时进行海外并购。

三、保险公司汇率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随着国家外汇政策的逐步开放，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和投资领域也在逐步扩大，这对保险公司汇率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险公司应增强紧迫感，学习运用先进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和方法，尽快提高汇率风险管理水平。

(一)树立汇率风险防范意识

长期以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保持相对稳定，这使得一些保险公司的汇率风险意识较弱，把为防范汇率风险所付出的成本看作是额外负担。现在随着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的逐渐增大，各保险公司必须要增强汇率风险意识。保险公司必须要在公司内树立全面、全员、全过程的风险管理意识，培育公司统一的风险管理文化，依靠最高管理者到基层员工各个层次的相互配合，把风险管理贯穿到业务的每个环节。

(二)完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

为了更加系统、有效地管理汇率风险，保险公司要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建立分工合理、职责明确、关系清晰的组织体系，制定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相关制度，为汇率风险的有效控制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应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风险调整后的绩效考核标准和激励制度，激励经营管理人员不断提升汇率风险的管理水平。要建立风险责任制度和检查制度，明确各岗位的义务和职责，并通过风险管理部门、合规部门和审计部门的监督，促进汇率风险管理相关制度的有效执行。

(三)加强保险外汇资金运用管理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加强保险外汇资金的运用管理，提高保险外汇资金的经营效率等途径，减弱甚至抵消汇率浮动带来的损失。

1.加强资产负债管理

加强外汇资金的资产负债管理是加强外汇资金运用管理的前提。保险公司应在充分考虑外汇资产和负债特征的基础上，制定外汇资金投资策略，使不同的外汇资产和负债在数额、期限、性质、成本收益上相匹配，以便有效控制汇率风险。

2.扩大保险外汇资金运用规模

某保险集团公司海外投资收益率扣除汇兑损失后，依然高于国内投资，从一个侧面说明扩大保险外汇资金的运用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汇率损失。因此，保险公司和监管机构应共同努力，扩大外汇资金运用规模，实现外汇资金有效益的流动，以收益冲抵汇率风险带来的损失。

3.提高保险外汇资金投资绩效

即使在人民币存在预期升值的情况下，选择适当的投资渠道、提高保险外汇资金的投资绩效依然有可能抵消汇兑损失的影响。根据《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保险公司的外汇资金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外国债券、银行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以及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股票等投资工具。但目前，保险外汇资金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境内银行存款，投资品种比较单一，收益局限性较大。因此，保险公司应拓展外汇资金的投资渠道，优化投资组合，以提高外汇资金的投资收益，减弱汇率风险的消极影响。

4.充分利用专业投资管理公司

根据规定，保险外汇资金的境外运用应该实行托管制，并委托境内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或境外专业投资管理机构管理。同时，由于各保险公司单独进行外汇资金投资的成本较高，因此可以选择委托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的方式，通过外汇资金投资专业化来提高投资绩效、降低汇率风险带来的损失。

(四)使用金融产品交易

管理汇率风险是保险公司面临的严峻挑战，这有赖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完善，尤其是外汇衍生品的丰富。对远期、掉期业务等金融工具的有效使用有助于保险公司防范汇率风险。由于目前市场上缺乏人民币汇率衍生工具，所以，通过资金管理的方式，即资产负债方式来管理汇率风险比较适合保险公司。保险监管机构应逐步放宽避险工具的使用，切实做好对冲方面的制度安排，并取消对保险资金投资金融衍生品部分限制，以便保险公司能够更好地规避风险。

(五)合理配置外汇资产币种

由于外汇市场上，各外汇对人民币的汇率波动情况不一样，为分散外汇波动风险，可以考虑对外汇资产的币种及相应的持有量进行调整，使一币种外汇资产升值所带来的影响与另一币种外汇资产贬值所带来的影响产生抵消效应，从而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汇率风险，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例如，在当前时期内，根据汇率走势，可以适当减少美元资产持有量、增加欧元资产持有量。但是，由于各外币之间以及外币与人民币之间存在多重关系，影响汇率波动的因素增多、也更加复杂，所面临的风险也相对较大，因此，现阶段不宜过多进行外币间的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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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的交易过程不难看出,远期外汇交易的实质是外贸企业将汇率波动的风险转嫁给银行。所以银行除向企业收取手续费外,还要向企业收取风险保险费,即防范风险的成本。这一成本一般是以成交日的远期汇率与交割日的即期汇率之间的差额来表示。但因交割日的即期汇率很难确定,所以便用成交日的即期汇率来代替,即假使成交日的即期汇率等于交割日的即期汇率。

运用远期外汇交易来防范汇率的风险已被国内外众多企业证明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但也有较明显的缺点。采用这种交易方式,要求外贸企业在签订外汇买卖合同时,必须确定企业未来收付的外汇金额,收付期限和交割日等。因为合同一旦签定,就需按时按量进行交割,这也是远期外汇交易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侧重契约的商业行为。但对外贸企业来说,外汇收付期限和交割日一般很难确定,为了避免远期外汇交易的这一弊端,外贸企业可利用由远期外汇交易所派生出来的择期外汇交易来回避汇率风险。

择期外汇交易,就是在外汇买卖合同中不规定固定的交割日期,而只规定一个交割的时间范围,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某日办理交割。这种交易方式与远期外汇交易方式相比大大方便了外贸企业,增加了企业的活动余地,但在采用这一方式进行交易时,企业应注意国内外各银行对择期的时间范围的不同规定。如果中国银行开办的择期外汇交易时间范围是3个月,则在成交后的第三天起到3个月的到期日止的任何一天,客户都有权要求银行进行交割,但必须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银行。

外汇期货交易是指协约双方同意在未来某一日期按约定的汇率买卖一定数量外币的交易。它与远期外汇交易相比,具有三个优点:(1)投资者范围扩大。在外汇期货市场上,只要按规定缴纳了保证金,任何投资者(不论大企业、小企业或个人)均可通过经纪人进行外汇期货交易。但是在远期外汇交易中,投资者的范围则比较小,一般是与银行有良好业务关系的大企业和信誉良好的证券交易商才有资格。(2)市场流动性大,市场效率比较高。在外汇期货市场上有大量的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存在,所以外汇期货市场上的流动性比较大。(3)外汇期货契约是标准化的合约,交易的货币也仅限于少数币种,所以外汇期货合约比较容易转手和结算。

外汇期货交易是于1972年5月16日在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国际货币市场上首先出现的。经过多年发展,成为当前外贸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主要手段。

外汇期货交易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套期保值,二是投机。从外贸企业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外贸企业做期货交易大多是为了套期保值,从而避免或减少企业的货币损失。

由于外汇期货套期保值交易在汇率变动不利于进口企业的情况下,可以使进口企业少损失一些外汇,但当汇率变动有利于进口企业时,它又要使进口企业的外汇盈余少一些,这就是外汇期货套期保值的特点。1982年,费城股票交易所最先开始了外汇期权交易。1984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的国际货币市场也开始了外汇期权的业务。外汇期权交易与期货交易一样,具有严格的合同要求,它所买卖的货币,一般都是可自由兑换的硬通货,汇率采用浮动制。期权的到期日与外汇期货市场的交货期完全相同。其特殊性仅仅表现在外汇期权的最后交易日是到期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三之前的星期五。

外汇期权交易除具备上面所提到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1)外汇期权交易可固定保值成本,使其仅限于期权费;(2)外汇期权交易可对未来发生与否的不确定的外汇交易进行风险管理,因为期权交易获得的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外汇期权的执行与否,必须视约定价格的计价货币是升值还是贬值而定。

在进出口贸易中,如果进口商事先采用的是外汇期权交易,那么在汇率变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就可能通过放弃履行期权,而使其损失仅限于其所预付的期权费。但如果采取外汇期货交易,那么到期时就必须实际履行期货交易业务。如果外汇期货发生亏损,也就必须用现货的盈利来弥补这种亏损,这样套期保值的作用便大打折扣了。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近年来,外汇期权交易发展很快。投资者为了更好地回避汇率风险,大多采取外汇期权与外汇期货混合操作的方法,从而为汇率风险的回避提供了更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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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末以来，在美、日等国以及IMF等国际组织言论的引导下，人民币汇率水平问题又一次成为了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次不再是讨论人民币是否应该贬值的问题，而是聚焦于人民币目前面临的升值压力。国内学者就此问题的看法基本分为两类：一种认为目前人民币汇率确实被低估了，应该（小幅）升值；另一种则认为应该继续维持目前的汇率水平。可见即便是最为保守的观点也不再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贬值的可能，贬值之音似乎已经销声匿迹。

汇率是两国货币的比价。因此本文试图把人民币汇率问题回归到其货币问题的本质，在区分短期汇率决定和长期汇率决定的基础上，侧重于从货币供应量和物价趋势的角度，探讨人民币汇率水平由短期升值压力和长期贬值压力所构成的困境。

一、人民币短期汇率面临的升值压力

短期汇率水平是由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的。由于我国至今实行的是对贸易的强制结售汇制和对银行外汇头寸的额度管理，因此非政府部门对外汇保有量的调节余地不大，致使国际收支的差额基本上都被反映到了外汇市场的供求量上。又由于我国自1994年起就进入经常项目、金融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仅1998年例外），因此在国内外汇市场上，外汇的供给远大于外汇的需求，使得央行不得不大量买人外汇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致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可见，从市场实际外汇供求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在一段时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升值的巨大压力，完全依靠着央行在汇市单方面的买汇干预才避免了汇率升值的发生。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也正是国际舆论攻击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低估币值的主要理由之一。

所以，目前人民币确实面临着短期升值的巨大压力。

二、人民币长期汇率面临潜在的贬值趋势

（一）购买力平价模型是对当前均衡汇率水平的测定

较多的经济学家认同购买力平价模型是信用本位制下寻求均衡汇率水平的基石。尽管对模型中使用的物价概念，如商品范围、权重等因素的处理各有不同，但无论是国际金融机构、国外学者，还是国内专家，在近期计算得到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水平都远低于目前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的市场汇率水平。正是根据这一研究结果，许多中外学者认同当前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

绝对购买力平价模型关注的是某一时点上中外的物价水平，相对购买力平价模型关注的是至某一时点止的过去一段时期内发生的相对物价的变化，可见购买力平价模型是通过对至今为止的物价的计算，求得当前均衡汇率的理论值。

沿用相对购买力平价的思路，如果要预测未来均衡汇率的变化趋势，就应该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物价变化。在这方面，货币模型有其独到之处。

（二）货币模型与长期汇率趋势

货币模型通过物价变动这个变量，将货币供应量与长期均衡汇率水平联系在一起，具体的传导机制是，在产出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一国货币供应量相对于他国更快的增长，将引起该国相对物价水平的上升，进而导致其汇率的贬值；在潜在产出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如果一国货币供应量相对于其产出的增长速度快于他国，则该国的相对物价水平将上升，进而导致其汇率的贬值。

然而货币供应量相对于产出的更快扩张未必立即引起物价水平的上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因此，已经发生的货币扩张未必立即在汇率上得到反应。但是，作为一种存量，货币供应量的不断超额累积则预示着通账风险的集聚，若不加以控制，终将在某些因素的促发下，点燃通胀的导火索，进而对本币汇率产生贬值的压力，所以，货币供应量相对于产出更快的扩张，对未来的汇率趋势是有着预示作用的。

（三）潜在的通胀压力与人民币长期汇率趋势

根据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其中P代表物价水平、M代表货币供应量、V代表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流通速度、T代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实际交易量，有dP／P＝dM／M+dV／V-dT／T.由于V在短时期内可以因多种因素发生变化，但在长时期内，V主要取决于支付制度和人们的支付习惯，故可以合理地假定为不变，即有dV／V＝0，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M的增速长期高于T的增速，即倘若dM／M>dT／T，则终将引发物价的上涨，即dP／P>0.也就是说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大量货币追逐少量商品是发生通货膨胀的根源。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上式可以推得-dV／V＝dM／M-d（PT）／（PT），因此，如果货币供应量M相对于名义交易量PT有更快的增长，即倘若dM／M>d（PT）／（PT），则意味着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V的暂时下降（即dV／V<0），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从长期来看，随着V的回升，通胀压力必将随之释放。由于dM／M>d（PT）／（PT）也意味着M／PT这一比例的不断攀升，因此，后者也是衡量通胀潜在压力的指标。

由于一定时期内的实际交易量T难以测量，因此，在假定经济货币化程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常使用同时期最终商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实际GDP）来代替T，用名义GDP来代替PT.又由于M1是交易的媒介，能够直接形成购买力，而准货币则能较为容易地转化为M1，是潜在的购买力，所以通常以M1／GDP和M2／GDP这两个指标来对货币与商品的名义相对量进行衡量，再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预示通胀的潜在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M1、M2）每年的增长速度几乎都远快于同期实际GDP增速与物价涨幅之和。1978年到2002年，我国名义GDP的年均增速为14.94%，而同期M1和M2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2.29%和24.96%，比GDP增速高出50%左右。货币供应量更快的增长使得MI／GDP和M2／GDP这两个比例迅速彪升，至2002年，已分别高达70.96%和182.42%，这不仅已远高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显著地高于韩国、印度等周边发展中国家

2.印度是2001年的数据。

作为一个逐步走向市场化的国家，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是80年代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速长期高于名义GDP增速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如今出现的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现象则已经超出了经济货币化可以解释的范畴，只能说明目前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确实已经下降到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极低水平。

我国经济自1998年起陷入通货紧缩后，在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基本保持在同期名义GDP增速的近2.5倍的高水平，但与此同时，由物价水平负增长所造成的通货紧缩预期却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而各项改革的推进又增添了人们对未来收支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持币观望、储币预防的心态，致使新增货币被大量沉淀下来。因而在我国，具有价值贮藏功能、体现预防性动机的准货币占GDP的比例也较表1.中的所有其他国家（地区）要明显高出许多。

尽管近年来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暂时遏制了高货币存量向通货膨胀方向的演变，但是倘若出现某些因素促使人们消除对通货紧缩的预期、继而产生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则随着沉淀的货币投入周转，大量货币追逐少量商品的局面将成为现实。而且在通胀预期下，人们急于将手中的货币兑换成商品，可能使货币流通速度回升至高于其长期水平的状态，从而加剧物价上涨的势头，因此，不排除形成严重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可能。

可见，过[来

高的货币存量所形成的潜在的恶性通胀压力预示着未来人民币汇率存在贬值的可能。

（四）通货膨胀的导火索

现实的物价上涨是改变人们长期形成的通缩预期的主要诱因，而在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这种初始的物价上涨则大多是由外生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造成的。

200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物价环境已悄然出现了变化。受政府换届的影响，各地政府投资冲动高涨，推动了投资需求的扩张，继而带动了生产资料价格的回升。同时，受海湾局势不稳定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带动了国内油价的不断攀高。部分受此影响，从2003年1月起，居民消费价格也一改长期下跌的态势，出现微幅的回升。

特别值得引起重视的是，2003年国庆后的短短数周，在粮食价格上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农副产品价格突然出现大面积的快速上涨，一些价格在一两周内的涨幅竟高达20%.据国内粮食问题专家称，从今年开始恰逢我国粮食生产自然遵循的短周期的谷底与长周期的谷度相叠加的阶段，加之近几年粮食播种面积的不断减少、种植结构的调整以及今年入秋以来水灾严重，国内粮食将连续数年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与此同时，因美澳等主要产区受灾减产，国际粮价节节走高，从而限制了我国从国际市场的大量进口。因而，国内粮食价格在供给冲击下快速上涨。由于粮食是其他农副产品的原料或饲料，也是诸多工业的原材料，因此，粮价的上涨必会对其他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形成刚性的推动；加之农副产品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2002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分别高达37.7%和46.2%，说明食品消费在居民支出结构中仍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因此，农副产品的突然涨价将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并严重影响人们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促使通胀预期的形成。考虑到国内粮食储备的逐年减少以及粮食生产形成新增供给能力的周期较长这两个因素，对于此次农产品价格上涨将对整个物价水平造成的后续影响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

在外生性供求冲击的影响下，国内物价回升迹象明显，并由此逐步改变着人们对未来物价趋势的预期，进而可能促使巨额的货币存量转变为实际购买力，形成供给推动型通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胀的交互作用，共同引导通货膨胀时代的到来。

三、汇率趋势相悖造成的困境

（一）汇率政策面临的困境

由近期国际收支大幅顺差所造成的人民币短期汇率的升值趋势，和由过高的货币存量所集聚的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所造成的人民币汇率长期的贬值趋势，构成了目前人民币汇率升值不妥、贬值亦不妥的困境。而且，一旦处置不当，将给国际国内游资提供巨大的套汇空间，进而引发金融动荡，并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尽管出现一定的通货膨胀能推高国内物价，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进而减轻人民币短期升值的压力，从而缓解长短期汇率趋势的困境，但在目前极低的利率环境下，即使是出现温和的通胀也会给利率政策的操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二）利率政策面临的困境

在货币存量业已过量累积的背景下，由外生性冲击造成的轻微通胀是否会一发不可收，这关键取决于人们对物价前景的预期。人们对于未来物价将上涨的预期是不断推动实际物价水平螺旋式攀升的内在动力。

所以，在通胀初露端倪之际，就立即小幅提升利率，将通胀萌芽彻底遏制，有助于人们维持对于物价稳定的预期，阻断物价内生性攀升的路径，因此是控制通胀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是，立即提升利率的做法虽能防治通胀，却提高了国内外（实际）利差的水平，反而会增添眼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剧汇率水平面临的困境。

如果容忍物价水平的上涨，在目前极低的存款利率水平下，即便是出现每年2—3个百分点的温和通胀，就会令一年期、甚至五年期的定期存款陷入实际利率为负的境地，加之实际物价水平的提高会形成对未来物价继续上涨的预期，这将导致人们把存款大量提现，购买实物以期保值，从而引发一定程度的抢购风潮，推动物价更快地上涨。为了稳定人们对储蓄的信心、抑制抢购，央行将被迫提高存款利率，而且提高幅度必须较为可观才能收到实效。在目前的利率体系下，作为基准利率的法定存款利率出现可观的提升必然带动市场利率的普遍攀升，导致固定收益率证券的价格大幅下跌。

在近几年低利率的环境下，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已经发行了大量中长期、低固定票面利率的国债和金融债，其中的大部分被这些年资金宽裕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持有。利率上升导致国债价格的暴跌将迫使这些金融机构大量计提减值准备，削弱其赢利能力，这对于寄希望于在人世缓冲期内尽快消化不良资产的中国银行业不啻为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还会危及一些寿险公司未来的偿付能力。

尽管可以通过对国债施行保值贴补来保证金融机构的利益，但由于每一个百分点的保值贴补率将使中央财政每年多支出超过300亿元，这对于财政赤字业已庞大、尚有近3000亿元出口退税欠款未偿的中央财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目前并不具备对固息国债实施保值贴补的经济条件。

四、突破困境之路

（一）平衡贸易收支，化解短期升值压力

1.继续降低出口退税率

我国自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退税率几经起落，至1999年，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的严峻挑战，一举将平均退税率调高至15.11%的水平。但目前出口退税欠税的问题却相当严重。据统计，截至2002年末，累计出口退税欠款已达2477亿元，预计2003年底将超过3000亿元。巨额的出口退税已令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在高比例退税支持下的贸易顺差是被扭曲了的、是缺乏可持续性的。2003年10月13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拉开了降低出口退税平均水平的序幕。

通过在适当时机进一步降低出口退税率，减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不仅能使贸易顺差合理减少、减轻人民币短期面临的升值压力，还能起到减轻财政的负担、优化出口结构的功效。

2.加快履行入世承诺

根据入世协议的规定，我国的平均进口关税在5年入世缓冲期内将逐步降低。面对目前由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升值压力，我国可以加快履行入世承诺的步伐，提前降低关税等进口障碍，同时增加战略性物资储备的进口，这样，通过增加进口，不仅能缓解短期升值的压力，还能为我国在世贸组织赢得良好的声誉，更能为未来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储备。

（二）疏导通胀压力，削弱长期贬值倾向

1.维护物价稳定的预期

鉴于预期在通胀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使人们确立未来物价将保持稳定的看法在防治通胀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在90年代初期成功治理通胀所赢得的声誉，在舆论导向上倡导零通胀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抑制“搞一点通胀也无妨”之类言论的蔓延，促使人们形成政府将有效抑制通胀发生的预期，从而对未来物价环境的稳定抱有信心；另一方面，对于外生性的冲击，政府应动用储备予以遏制，并协调相关物资的生产和进口计划，缩小未来的供求缺口，特别是对于粮价等牵涉城乡平衡发展大计、应该合理回升的因素，应通过库存储备和产量计划的调节，使其价格保持每年稳中略升的态势，杜绝因供求缺口过大以致价格突然暴涨现象的发生，以免引发恐慌，进而对物价预期造成冲击。

2.降低货币供应增速

在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复苏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不必再延续前几年通过货币供应量的超高增长来诱导经济回升的策略，而应该将货币政策的重心转移到维持经济在低通胀下的健康成长上来。因此，需要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使其与名义GDP的增速保持恰当比例，从

而减少超额货币的积累，以免进一步加大通胀的压力。

3.拓展多层次市场，吸纳货币存量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若要控制物价上涨，一是收缩货币供应，二是将货币引导到商品劳务市场以外其他市场。前者将引起市场利率的上扬，后者可能引发其他市场泡沫的积累。这些举措对于目前我国的经济来说均不可取。

篇9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由于两国统计方面的技术原因和方法误差导致统计数字差别巨大。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在中美贸易中，1979年、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而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表明，在从1979年-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双方数据都表明，中美之间贸易逆差增长速度惊人。1993年，中方统计数据表明中美贸易逆差仅为63亿美元，美方数据也仅为228亿美元。2004年，中美贸易逆差中国数据达到586亿美元，美国数据更为1620亿美元。与1993年相比，增长幅度分别为830%和611%。中美贸易逆差如此之大，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最大的经济问题。

中美贸易失衡不仅表现在绝对量上，而且也表现在相对量上，这一比例在1990年为21%，2004年达到了35%，中国因此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赤字国家，超过了欧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贸易失衡也表现在进出口的产品结构变化。中国不仅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率不断上升，近年来相对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先进产品，占其进口技术产品总额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据美国统计数据，2002年这一比重为10%，到2004年9月上升为18%。而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03年1~8月，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620.83亿美元，同比增长55.86%；其中美国是第一大市场，148.58亿美元，同比增长69.56%，高出对全球出口增长速度13.7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比重23.9%。由于输往香港的产品大部分最终输往美国，美国市场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点。

二、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实证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贸易逆差持续已久，中美贸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各个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国贸易逆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我们不由得质疑，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有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吗?我们认为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

为说明这一观点，我们选取中美的贸易数据和汇率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在中美贸易关系实证时段选择上，研究数据选取1990年-2004年的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和贸易差额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人民币实际汇率是根据官方统计的名义汇率扣除中美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为了处理数据方便，我们将1990年定为基期。中美进出口数据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义汇率源于《99年世行发展指标》，物价指数选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减指数。所有数据处理都用统计软件Eviews5.0完成。

我们试图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汇率变动和进出口贸易额变动之间的内生关系进行检验，汇率变动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样，进口变动率REM和出口变动率REP分别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计算得到。贸易余额的变动率B用(b-b(-1))/b(-1)计算得来。

Granger因果关系是基于系统的向量自回归(VAR)来定义(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结识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就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因，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Granger1980)其双变量回归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则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则Y不是X的Granger因。这样，使用F检验

即可实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中，RSSR和RSSu分别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约束和无约束的残差平方和，J和K则分别表示约束个数和回归因子的个数。

但是上述检验从理论上要求残差具有独立同分布性质，这就导致了实证研究中如何确定滞后阶的问题。(本文首先通过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确定滞后阶，然后再检验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实施因果检验的路径是：第一步，选取初步的滞后阶，估计VAR；第二步，对残差进行诊断检验，据此调整滞后阶；第三步，对最终估计得VAR进行参数约束检验，由此确定变量之间是否成立因果关系。(Grangerl987)

首先，对变量BRERREMREP进行数据图分析，具体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中，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四个变量的数据轨迹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随机游走，所以我们在设定VAR模型时，省略掉截据项，经过反复试验，我们初步选取滞后阶为2，对应的VAR(2)的估计：

对上述估计的VAR(2)，按照方程(3)的变量顺序，方程(4)(5)(6)省去了对因果关系不重要的项。我们以下对其残差进行诊断。

对方程(3)的残差s11所计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别为

S=0.42，k=0.78

所以，检验其为正态分布的Jarque-Bera统计量值为

N(2)=3.05

显著水平为0.05且自由度为2的X2的临界值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设，即ε1t服从正态分布，且服从正态分布的概率为0.65。进一步，由于所计算的检验ε1t为独立同分布的统计量及其对应的概率值分别为

Q(3)=4.88，P=O.18

故在显著水平为0.05时，ε1t具有独立性。

对其他3个残差，我们做类似的诊断，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残差在0.05的水平上服从正态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相关性。但是由于其3阶自相关仅为-0.04，这是个可忽略的数值，我们将视其为无自相关即不严格的独立性。所以从总体上说，残差通过诊断检验，因此，以下我们可基于VAR(2)作因果关系检验。

按照方程(3)的顺序，记相应的变量系数为θi，其中i=1,2,3,4,5,6，则贸易差额变动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为H01：θ1=θ2=0，对这一原假设的检验即计算前面所定义的F值，其结果为

F=1.71，P=0.24

F值显然小于对应的临界值，接受原假设。贸易差额的变动率B不是汇率变动率RER的因。对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可类似地实现，其结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结论是基于显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原假设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原假设“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统计量均小于临界水平，汇率的变动RER和贸易余额B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单纯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对中美之间贸易差额的影响不大。同时我们注意到，对于原假设7的拒绝，表明在我国出口的变动是造成进口变动的一个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进口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原因。而对于原假设3的拒绝，表明出口变动是贸易余额的成因。这说明我国存在着一些促进出口的因素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的加剧。正如下文分析可知，这些因素主要是两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和储蓄方面的差距，而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汇率的波动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国方面，相对于支出的较低的国民储蓄率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导致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下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国方面，我国的汇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内经济的失衡对于中美贸易失衡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1.中美储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储蓄和投资的差额都等于该国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公式为：

S-I=X-M

公式的左边表示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右边表示出口与进口的差额。一国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就会大于进口，从而在贸易上就会出现顺差，而当国内投资大于储蓄，进口就会大于出口，从而表现在贸易上就表现为逆差。

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储蓄相对于投资太低。自从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赤字以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供小于求。应该说从1990年以来，美国储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递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储蓄占GDP的比重为15.4%，到2001年储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达到18.2%，但是与储蓄相比，美国的投资率却表现出强劲的势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投资率节节高升，从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达38.6%，较高的投资占有率而较低的储蓄占有率使得美国储蓄占有率与投资率占有率之差为负值，形成严重储蓄投资的缺口，这在贸易收支中表现为进口大于出口，贸易逆差。

与美国相反，由于发展经济的需要，我国的投资支出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资占有率为38.1%，特别是在1993年投资占有率曾达到43.3%。相对于投资而言，我国由于传统习惯、经济体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国民储蓄率。1990-2001年平均储蓄占有率为40.4%，1995年储蓄占有率更是达到43.1%。较高的储蓄而相对较低的投资使得储蓄和投资占有率之差为正值，这在国际收支上就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贸易顺差。

2.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劳动生产率一般可以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或者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导致产品成本和价格的实际降低，另一方面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而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出口的增加。

我们主要比较中美之间制造业和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等非贸易品部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内外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就相当大了(光，2005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制造业和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我国正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阶段，工资成本较低，而美国劳动力工资成本相对较高，从而中美之间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为例，按照现行汇率计算，美国制造业工资是中国的29.2倍，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9.2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工资增长率，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我国都明显高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国分别提高了1.04倍和1.29倍。虽然两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均快于工资增长率，但是中国的速度明显快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中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更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从而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产品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现行的中美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就会增加，从而表现出贸易顺差，而美国则是贸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间贸易具有互补性、以及美国的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制度安排也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大多数都是美国经济发展所需要而美国本土产量很低或不愿意生产的；而美国对向中国所需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实行严格的限制，导致相当一部分中国愿意进口的产品无法从美国进口。由于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中国所需要大量的机器设备和中间投入品在美国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也减少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

四、对策和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美贸易的失衡与人民币的币值是否被低估没有直接关系。即使中国大幅提高汇率，能改变的，也只是由中美贸易失衡转为东南亚其他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失衡。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储蓄相对于投资来说太低了，而中美之间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也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篇10

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后，按照货币当局的说法，我国实行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名义安排。在这种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的生成机制是：外汇指定银行根据每个营业日企业在银行的结售汇状况，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对其核定的结售汇周转头寸限额，确定每天需要买入或卖出的外汇金额，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交易网络，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外汇，平补头寸，形成国内外汇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人民币对美元、日元和港元的汇率就是由这一市场中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前一营业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形成的这三种货币对人民币的加权平均价（以每笔交易的金额为权重），确定并公布当天美元、日元和港元对人民币的基准汇率。各银行根据这一基准汇率，确定本行对客户买卖这三种货币的挂牌汇价，并参照人民币兑美元的基准汇率和国际市场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行情，确定并公布人民币对这三种货币以外的其他主要货币的挂牌价。

按照IMF新的汇率制度分类（见表1），中国属于打住单一外币的固定钉住制。

根据现行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由银行间外汇市场供求决定，只要结售汇存在顺差（逆差），人民币汇率就有升值（贬值）压力，而不管结售汇差额的取得是否有经济的基本面和其他影响汇率的因素支撑。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影响我国实际汇率变化的主要因素很多，包括：进出口的变动、国内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工资性支出变化的因素、进出口税率、国内外通货膨胀的相对变化等。同时，政府的政策参数通过影响外汇市场的供求，一定程度地影响汇率水平。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的干预，基本上保证了名义汇率的稳定；但是，人民银行无法直接控制上述影响实际汇率的其他因素的变动。从人民币名义汇率看，从1990～1994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呈现贬值趋势；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名义汇率维持在8.3元续元左右的水平，基本保持稳定。但从按物价指数调整的人民币实际汇率看，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化并非完全一致，从总体上看，由于国内物价上涨较快，人民币实际汇率比名义汇率贬值少些，特别是1994年汇率并轨时，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为20.6％，比名义汇率贬值为33.1％的幅度小得多。从1994年开始，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变化幅度不大，但实际汇率具有升值和贬值的波动幅度比名义汇率略微明显，从1995一1998年实际汇率（直接标价）先降后升，而名义汇率比较稳定。

根据上述汇率安排，对利率差十分敏感的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的作用很小，因为在资本项目下的外汇兑换都需要得到外汇管理部门的审批，即便允许境内居民个人参与B股交易，境内居民个人也不可以用人民币购汇投资B股，不可以将投资B股所得外汇收入汇出境外，同时境外投资者仍不可以投资境内A股市场。我国资本的转移受到资本流动和货币可兑换程度的制约，同时外资对于国内证券的投资受到严格限制，外资进入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资。对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的管制，使得我国外汇市场的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不反映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供求的变化。

二、中国资本项目管制及其对汇率的影响

（一）近年来中国资本管制情况。

从1994一1997年，为了维持名义汇率的稳定，中国外汇储备（由相当于5.8倍进口额猛增到相当于11倍的进口额）。国际收支的平衡削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使中国能够保持币值稳定。这种成就是在中国金融体系还相当脆弱，国际贸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取得的（尽管1996年中国接受了IMF协定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中国封闭的资本账户使其在1997～1998年的困难时期，维持了稳定的汇率。

中国对短期资本流入的控制比对长期资本流入的控制严格。从1990一1996年，金融账户上反映的外国直接投资占资本净流入的98％。截止1998年底，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的35％。对长期资本的偏好、比较大的国内市场、金融体系限制投机行为等体制和经济因素增强了经济体系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但与此同时，由于受人民币币值低估和国内外利差减少的影响，1997年末和1998年初，资本外流问题日益严重。尽管经常账户保持盈余，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增加，但资本账户迅速恶化，平衡表上的误差和遗漏还很高，国际收支盈余从1997年的360亿美元降为1998年的60亿美元。

为扭转局面，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了汇兑和资本管制。主要采取加强经常项目下汇兑真实性的审核、加强外债管理、提高国际收支统计质量等措施以防止以合法的经常项目交易为名进行虚假的资本账户交易，这些措施的实行既要防止经常账户的可转变性又要履行IMF协议第八条的规定，其目的是阻止非法的资本外流，并最终保持稳定的汇率。尽管这些措施减少了套汇、骗汇、逃汇等非法活动，但也使合法交易受到一定的影响。此外1999年6月，通过禁止国内银行接受国内人民币汇款限制海外交易。

为了减少金融风险，营造合理的商业环境，有关部门还积极采取措施使汇兑管制更有效率，包括增加交易规则的透明度、采用外商分类制度、建立计算机网络加快进口审核、对欺诈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等。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减少因更加严格的汇兑控制而给外贸企业带来的负担。尽管短期内引起外国投资者的不满，但多数人相信，从长远看这些措施将有利于改善商业环境。由于这些措施的实行，外汇储备在1998年下半年有所增加，但目前对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

（二）长期的资本管制和固定汇率制度导致人民币汇率的扭曲。

由于我国长期资本管制，使汇率决定与资本流动关系基本割裂，汇率上升或下降的压力主要来自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在经济生活中，汇率实际上是一种价格信号，传递着不同货币之间兑换比例的信息，人们可以根据汇率的变动预测未来并作出决策。所以，汇率的变动往往会引起资源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均衡汇率反映外汇市场真实的供求情况，能够引导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促使一国产业布局符合国际分工的要求，发挥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扭曲的汇率不能反映外汇市场真实的供求，传递着失真的信号，使国际货物交易的价格与真实价值发生背离，在微观层次上可能导致企业的利润损失；在宏观层面上则可能导致资源的非合理流动和产业结构的失调。而由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所决定的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不反映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供求的变化。这种汇率决定机制，必然造成汇率的简单决定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所发挥和需要承担的重要作用发生矛盾。

事实上，即便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减少资本流入和流出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一国可以主观地继续采取加强资本管制的措施，但必须认识到，随着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尤其是证券投资的急剧增加（在一些国家证券投资已经超过直接资本流动而占主导地位），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这可以从我国国际收支中的净误差和遗漏的规模中反映出来。在汇率高估或低估的情况下，如果不能避免资本地下流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会比取消管制大得多。

对我国而言，亚洲金融危机对外贸出口影响非常大，使得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受到沉重打击，有一些是因为产品本身问题使然，有些则是汇率不合理导致的。对于后者，人民币汇率所传递的失真信号，有可能使得一部分在均衡汇率下效益良好的企业退出所在行业，还可能导致本来有意愿进入该行业的资源转向其他行业，进而导致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的不合理。另外，从我国资本管制的实践来看，由于资本流动途径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远远超过资[

本管制措施所及，所以资本管制控制资本外逃的有效性日益削弱，这成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新的制约因素。

三、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影响

（一）资本项目可兑换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

目前，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国际上尚无统一定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指消除对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账户下各项交易的外汇管制，如数量限制、课税及补贴。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所列的有关主要项目，资本项目可兑换应该包括：消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汇兑限制、消除对外商投资证券市场的限制、取消国内企业向境内外资银行融资的限制、取消对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汇兑限制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和数量都发生很大的变化，速度加快。数量增加的趋势明显，并进一步带动全球货币可兑换进程的加快。到1995年6月，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均实现了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取消了部分外汇管制。在1990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55个成员国中，有72个国家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到1998年182个成员国中，有144个国家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货币资本项目的开放，是一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必然进程，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体现。可以说，资本项目放松管制成为金融全球化的重要内容。

我国人民币在1996年12月1日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已经开始了向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过渡的进程。随着中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将日益开放并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要求外汇管理逐步与国际接轨，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一种趋势。尽管目前我国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还不具备，但逐步放松资本管制，并探索资本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却是可能的。

从国际经验看，采用渐进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的策略是比较通用的，但对于取消具体资本管制的内容上各国有所不同。一般是首先放开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动的限制，然后放开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限制，最后放开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促进资金流入方面，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可逐渐实行外国直接投资的汇兑自由；可逐步适当放宽外国投资者在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加大证券资本的流入；逐步放松国内企业向境内外资银行融资的限制。在对待资本流出方面，应放松境内居民、机构对海外投资的限制；允许境内居民有限制的海外投资；适当允许境内金融机构向非居民融资；谨慎对待非居民金融机构在我国境内筹资。

（二）人民币资本项目有条件开放对我国汇率制度的影响。

随着资本项目的开放，资本流出流入对汇率制度的影响越来越大。分析资本流动对汇率制度本身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在资本流入的条件下，继续保持目前钉位名义汇率的政策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当然，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只是一种理论的假设，假使存在一波程度的资本管制，在资本市场开放和金融创新不断进行的情况下，任何管制措施总是显得有些跟不上形势的变化，资本的自由流动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

2.如果要继续保持名义汇率的稳定，除了受到中央银行动用外汇储备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能力的制约外，即便采取干预措施稳定汇率，也必然带来汇率高估或低估的风险，如果汇率被低估，可能导致外国资产价值的高估，使国内资产蒙受损失，本国经济可能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3.在完善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企业制度等条件具备之前，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目标很难实现。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汇率形成机制将逐步由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向有限定区间的弹性汇率制过渡，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将逐步提高。实行限定区间的浮动汇率制，汇率的浮动范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4.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实现资本项目有条件开放下经济内外均衡的关键。理论上看，在资本流动条件下，浮动汇率有助于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固定汇率则削弱了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的自主性。从我国国情来看，我国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选定有区间的浮动汇率制度条件下，中央银行虽然可以执行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但由于其具有维持外汇市场平衡从而保持汇率在一定区间内浮动的职能，经常要被动干预，必然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可见，汇率制度、汇率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矛盾，汇率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二者之间的权衡。

（三）人民币资本项目有条件开放和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

在取消固定汇率，采取有限定区间的浮动汇率制度的情况下，汇率的短期均衡点应该取决于外汇市场的供求或国际收支差额。国际收支逆差则贬值，顺差则升值。由于贸易收支在国际收支中比例的下降，将使资本账户对国际收支和汇率的影响加大。按照资本项目开放内容，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是最先开放的资本项目，他们对汇率形成机制的影响如下：

1.外商直接投资。从目前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是最主要的资本项目，国际收支平衡表所显示的顺差主要来自外商直接投资。但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完全来自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的结汇是负数。这是因为，我国引进的主要是外国真实资本即设备、技术、管理和贸易网络，而不是货币资本。直接投资兼有投资和贸易性质，同一笔外资进入，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同时计入经常项目的资产方和资本项目负债方。随着放松资本管制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汇兑限制的取消，外汇储备将增加，给人民币以升值的压力。

2.证券投资。目前，B股市场的开放只是给境内居民合法持有的外币提供投资渠道，并不涉及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兑换，境内居民个人不可以用人民币购汇投资B股，也不可以将投资B股所得外汇收入汇出境外，同时境外投资者仍不可以投资境内A股市场。所以对人民币汇率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逐步取消对外资投资中国证券市场（A股）的本外币兑换限制也是一种趋势。但由于证券市场资本流动性强，易于产生冲击效果以及中国的证券市场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等原因，放开外资投资中国证券市场的限制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QFII（合格外国投资者）市场准入制度，严格控制外资在证券总量中的比例。证券投资增加，事实上将给现行汇率制度造成很大压力，一方面，资本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将对利率产生直接影响，利率将对资本的流向产生作用，如果取消外国投资者的汇兑限制，投机资本的流动不仅影响利率水平而且将使汇率水平发生较大波动，如果货币当局试图维持稳定的汇率，将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政治或经济的原因，在有大量外商投资者投资A股市场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集中兑付的情况，对国家的外汇管理制度造成致命的打击。

人民币逐步开放的内容：逐渐实行外国直接投资的汇兑自由、放宽私人企业境外发行证券融资的汇兑限制、适当放宽外国投资者在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放松国内企业向境内外资银行融资的限制。放松对外资企业清算结业后分得的人民币购汇的限制、应放松境内居民机构对海外投资的汇兑限制。

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具体步骤及其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见表2.

可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后，资本流入和流出总量一般会大幅度增加。从资本流入方面看：由于中国具有最大的潜在市场，国外资本为寻找利润空间必然大量涌入，国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将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放开资本管制后，国内居民和非居民由于外汇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

必然借此时机调整资产组合，资本净流动规模取决于居民和非居民调整资产组合的方向和规模；取消管制后，私人企业境外发行证券融资将增长较快，成为资本流入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国内外利率水平差也将成为影响资本流入的因素。但由于实行资本项目有条件开放，资本流人不会达到势不可挡的地步。主要原因是：债务融资受到规模的控制；直接投资仍然是资本流入的主要方式，在基本面没有大的变化时，增长具有稳定性；对证券市场的外资流入可加以规模限制等。

根据近两年我国资本管制的重点之一是限制资本大量外逃的经验推断，放松境内居民机构对海外投资的汇兑限制后，居民海外证券投资和境外直接投资等资本流出也将稳定增长。而保留对外资企业清算结业后分得的人民币购汇限制实际上也有利于留住外汇资金。所以在开放资本账户步骤的设计上，可以将这两项放到较后的阶段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