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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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工程活动不同于人类一般生活所需求的社会活动，工程活动的定义是人类的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它不旦具有科学内容，同时还具备科学内涵。是为了创造更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新存在物。工程技术的定义指的是运用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如何研发成为有效的生产力做为原则和方法，它是更好的服务于工程活动，把工程和技术的统合为一体。工程与技术都是为了更好的改造世界。这一点看。二者都是都是属于同一实践范畴之内，二者除了相互联系，但也是有所区分的。工程实施过程之中是以改造自然为主要目的，尤其是主要是针对实施一些规模较大、并且非常复杂的组织系统的实践活动。然而，技术也同属实践活动，但一般对于技术活动的规模和形式是没有要求的，而更为看重的是在技术活动中所运用的手段和方法。我们讨论到这里，就形成一条知识链，即“：哲学—科学—技术—工程—生产力”。哲学指导及影响科学，科学推动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实践转化为工程，最终工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几点之中“，科学、技术、工程”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过程，充分体现了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从科学理论到工程技术实践的飞跃，体现了科学理论经过技术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

2.树立正确的工程观

工程活动的辩证内容与自然界的辩证法是不同的，工程活动相比之下更丰富一些，它是以人造物为目地的社会活动过程，它把自然界的辩证法，人的活动的辩证法、科学技术的辩证法、社会辩证法组织一起。理论的角度来说，许多科技工作者都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但对于工程活动和概念的整体理解与本质区别还是掌握欠缺，他们需要对工程哲学深入研究，真正理解工程活动在人、自然与社会这三大体系之中的作者、地位与价值。如今，很多科技工作者在工程实践过程中，会出现各种盲目性或盲从性，主要分析原因就是对工程的理解还停留在经验认识的层面之上，并没有升华到理论认识层面。所以，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要在工程哲学和工程实践过程之中，认真正确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还应该重视工程和审美的研究，工程伦理的研究，这些研究会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当然，还应该讲的一点，工程哲学研究现在已经在独立推进，但是同时也应该关注和工程科学哲学的关系，技术哲学的关系和社会哲学之间的关系要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工程是现实生产力、直接生产力，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工程能力是一种软实力，它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甚至是兴起或衰落。由此可见，工程哲学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深入研究工程哲学是认识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工程实践占据着科学的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地位，工程也被看成是由各种社会要素共同塑造的。整个工程系统都要运用哲学思维来分析、统筹综合，亦达到尽可能接近事物的客观规律，努力与周边环境的生态、与社会和谐相处。

3.结束语

篇2

关键词：过程论;动态过程;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哲学

一、作为动态过程的技术

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区别了四种类型的技术概念,即作为客体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以及作为意志的技术。关于作为过程的技术,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师注重制造的一面,社会科学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传统的人类活动就划分为制造和使用两类。工程师认为技术的基础内容是发明和设计[CD2]制造的原初意识,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是生产和实用,技术的社会应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经把技术理解为包含发明、设计、生产、使用的不同阶段的过程。

东北大学远德玉教授是国内较早探讨技术本质的学者之一,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CD2]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过程论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2］。1983年,远德玉教授又提出,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3］。1984年10月,远德玉教授向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论技术》一书中,他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思想,并把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作了三方面的概括:技术是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是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4］。2003年,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目的性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相应的手段也在变化,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变化［5］。

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在《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本质》一文中,笔者从技术目的实现的过程性与技术形态转化的过程性两个方面作了分析［6］。一方面,目的性是整个技术系统发展的动力,是支配技术各要素的灵魂,技术的目的性指的是人们有意识地把某种自然对象转变为受人影响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对象,使技术成为变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术本身就是目的。在技术逐渐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过程中,技术目的性也逐渐地得到实现,即技术目的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技术目的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技术目的的变化就会导致技术手段的变化,由此产生技术的不同形态。由潜在的知识形态的技术到现实的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转化过程,就是技术的目的性具体化的过程:从抽象的技术目的性转化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进一步转化为符合特定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目的性。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诸如知识形态的技术与物化形态的技术,有形的技术与无形的技术,潜在的技术与现实的技术,一品技术与多品技术,等等。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现实的生产技术。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

［7］。

二、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

从技术动态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完整的技术活动并不仅限于技术发明,它至少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其一是技术发明活动,即技术知识的创造、积累,科学知识的拓展;其二是技术创新活动,即把技术发明活动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技术的目的性。这两部分内容对于技术活动来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实际上,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技术发明的出现,这样的技术发明仍可申请专利,而且其应用于技术创新过程的时滞也许更短,因为这种发明是更加接近和适合市场需要的。因此,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完整地理解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技术。正如英国牛津版《技术史》一书的主编T·I·威廉斯在该书的6、7卷序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把技术的发展与管理部门和工会的作用分割开来。在当代,曼哈顿工程和登上月球的实现,代表了技术发展的顶峰。但是,公正地说,这些成就既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以精湛的技术能力工作的结果,同样也是这些极为复杂的工作的管理者的巨大胜利［8］。

熊彼特最早对“发明”与“创新”进行了区别。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把新发明引入生产系统,创新则是发明的第一次商业化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那么它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实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即创新,是同它的发明完全不同的一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把发明创造同技术创新相区别,被认为是熊彼特的重大贡献之一。日本学者森谷正规认为,创新与发明之所以被大大地混淆,是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技术发展,包含创新与发明两方面的内容。作为这个时期标志的创新是众多发明的产物,一系列革命性的发明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掀起了滔滔不绝的技术创新的洪流［9］。我国理论界也探讨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的区别。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合著的《技术选择论》一书,较早地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他们认为,技术发明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技术创新的全部和实质。技术创新是研究、开发、工程设计、市场分析和管理决策等相互交错的全过程,是把发明应用于生产并实现经济增长的全过程,是过程创新［10］。陈文化教授则把技术发明比喻为“鸡下蛋”,把技术创新比喻为“孵小鸡”,认为技术创新是“孵化企业”的过程,只有不断地孵化出企业,才能实现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相反,如果把创新等同于创造,就是了创新的本质和灵魂,其结果又会退回到科技与经济相分离的老路上去［11］。对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进行的这种区分,其意义在于指出了技术(经济)活动包括的丰富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发明,事实上停留于技术发明的技术活动是不能为一国或一地区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的,技术活动还有其更为重要的一面,即技术创新。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的技术形态转化过程。

就目前所见到的技术史方面的著作来看,重点是研究技术发明,弄清哪些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发明了什么新技术,而且对做出过发明的人物生平进行较为详细的叙述。这种研究是很必要的,因为只有从这些发明家身上总结并吸收更多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有利于我们在今天和未来的实践中做出更多的发明来。然而,仅有这种研究又是不够的。从过程论的角度看,只有深入到技术创新的内部,揭示技术创新活动的规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术过程,因为在当代社会,发明家的创造性成果只有经过技术创新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形成技术商品而直接被最终消费者所使用和体验,技术发明家的目的性以及技术发明物的价值才能得以展现,才能实现技术的现实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技术创新成为唯一能够揭示技术存在的方式,人们正是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每一个阶段或环节的具体把握,才能领会技术的真实含义。不弄清技术创新问题,就谈不上真正理解技术的本质问题;脱离对技术创新过程的理解进行的有关技术本质和意义的探讨,也是缺乏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活力的［12］。

三、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三种创新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和侧重点是不同的。技术的过程创新在创新的开始阶段比较强,随着创新过程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内容呈现弱化趋势,而经济的和管理的过程创新则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13］。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都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中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沿着过程论的思路,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逐步得以形成。这种新范式以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研究、管理学研究、技术学研究、政策学研究等为基础,认为技术创新既不是纯经济学范畴,也不是纯技术学范畴,更不是纯管理学范畴,它是经济与技术相互结合的,既具有经济特征又具有技术特征的技术—经济范畴。在实现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过程中,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从企业来看,技术创新是把发明成果创造性地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使之向产品化、商品化不断逼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函数的多次转移,技术在形态上的多次改变,最终成功地把创新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才是完成了技术创新的一个周期。技术创新一开始就是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与管理实践的三重属性。尽管在整个技术创新实践活动中的不同阶段,上述三者的表现有所不同,但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现实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使技术成果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技术创新的研究需要突破线性思维的误区,需要充分把握技术创新过程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各种途径对已有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必要的认识和总结,从中发现不同创新活动在其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遇到的具体问题,从而根据这些创新活动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预见现实技术创新过程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以便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加以特别注意,减少技术创新活动的盲目性。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刘则渊教授在《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一文中指出,以陈昌曙教授为代表的技术哲学专家在2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他们基于技术本质、特征、体系、结构以及相关范畴的哲学分析,并把这种哲学的分析应用于技术选择的现实活动。其中,技术创新哲学理论是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突出成果,它基于《论技术》中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率先提出“技术形态的过程创新”思路,在技术创新实践中实现技术、经济、管理三方面的过程创新［14］。这种评价从过程论的视角来看,是比较中肯的。

四、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在这里,技术创新哲学并不是从最普遍的哲学或“元哲学”中发展派生出来的,而是从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提出的问题中引导出来的;同样,也不是技术创新研究需要有哲学转向,而是哲学研究需要有技术创新的转向。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哲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探讨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研究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动力机制,以便为技术创新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就国内学术界对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来看,陈其荣教授在对不同的技术创新观点进行归纳、比较后,根据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哲学角度把技术创新界定为“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在创新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而使创新客体转换形态、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并说明了技术创新的五个基本特征,即创新性、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不确定性［15］。肖信华以范式思维方式为研究方法,从技术创新的特点、机制、方法、途径等研究入手,对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三对范畴,即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形式与内容［16］。夏保华教授则呼吁自然辩证法学者应特别着力于进行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并为发展一门技术创新哲学而努力。他还开列了关于技术创新的本质、客体、活动、主体、动机、知识、条件、方法等八组哲理性问题［17］,并探讨了作为哲学范畴的技术创新,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

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18］。宋海龙以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方火药、火器理论及技术的发展为例,讨论了哲学思想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哲学思想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创新题目的选择、创新方法的设计以及创新成果的理论解释等渠道,渗入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在近代史上,西方以实验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对于技术创新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经世致用”、“天人合一”等传统哲学思想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消极影响［19］。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东北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自1993年获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来,远德玉教授和关士续教授就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先后指导完成有关“技术创新主体”、“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产业技术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历史阶段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整合”、“基于信息过程的技术创新研究”、“技术创新的契合模式”、“企业技术创新的多层次分析”、“产业技术范式的演化分析”、“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的历史与实践分析”、“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IT企业的知识管理与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分析”等14篇博士论文,另外陈昌曙教授、陈凡教授和娄成武教授分别指导其博士生完成了技术创新研究方面的7篇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涉及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结构、技术创新组织及其演化、企业孵化器创新功能及其实现机制、企业形象及其创新、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多主体合作及其模式、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模式。这些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完成,均以过程论作为方法论指导,从不同的层面深化了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今,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仍然继续招收“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哲学”方向的博士生,并就高新区自主创新、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技术创新柔性激励机制、技术创新过程的协同创造、技术创新文化等内容展开哲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也是以过程论为方法论的,正如李宏伟博士在自己的学位论文的致谢辞中所说的,过程论思想已经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方法,成为贯穿论文始终的思想基础［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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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菲菲,李兆友.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本质［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10):72－73.

［7］远德玉.产业技术界说［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22－25.

［8］辛格.技术史(第5卷(下))［M］.陈凡,译.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13.

［9］森谷正规.日本的技术［M］.徐鸣,陈慧琴,译.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3.

［10］陈昌曙,远德玉.技术选择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07－108.

［11］陈文化,刘华容.技术认识论:技术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A］.工程·技术·哲学[CD2]2002年卷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年鉴［C］.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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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远德玉.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J］.自然信息,1992,(增刊):3－6.

［14］刘则渊.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A］.工程·技术·哲学[CD2]2001年卷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年鉴［C］.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134－141.[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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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肖信华.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17(7):132－133.

［17］夏保华,陈昌曙.简论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J］z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7(8):18－21.

［18］夏保华.论作为哲学范畴的“技术创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21(11):53－57.

篇3

关键词：信息论；哲学；本体论；自我

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为解决通讯技术中的信息编码问题，提出通讯系统的一般模型，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噪声中的通信》两篇论文，从而奠定了信息论的理论基础。他指出“信息论（狭义的）的基本结果，都是针对某些非常特殊的问题的，它们未必切合像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1]因此，信息论分为广义信息论和狭义信息论。狭义信息论即申农早期的研究成果为主，它以编码理论为中心，主要研究信息系统模型、信息的度量、信息容量、编码理论及噪声理论等。广义信息论又称信息科学，主要研究以计算机处理为中心的信息处理的基本理论，包括评议、文字的处理、图像识别、学习理论及其各种应用。维纳认为“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不懂得它，就不懂得唯物主义。[2]”虽然维纳并没有给出信息的确切定义，但却第一次将信息科学映射到哲学问题上。

此后，信息科学的发展冲击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哲学思想路线，重新开启了对哲学形而上问题的探讨。虽然从物理角度来说，信息是按照一定的方式排列组合起来的信号序列，它借助于某种介质作为通道来传递、加工和贮存。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科学技术建构起了全新的语言环境、精神环境，“把我们从对事物的直接领悟中顺顺当当地推到由逻辑间隔隔开的世界中[3]”，使“知识源保持着一种抽象的控制论意义下的距离[4]”，从而消解了现实中的语言涵义。而现代人类依靠网络空间高速传播的思想，将世界空间缩小，人们凭借大众传播媒介或个人或组织给予的信息来建构起世界的“脑海图景”，并以此来判断世界并给予回应。正如“洞穴”隐喻一般，真实移动的“实体”不再真实，而意识、信息构筑的世界更“实际”，真实的世界成为“符号的宇宙”。哲学家海姆认为虚拟现实表现为七大特征：模拟性、交互作用、人工性、沉浸性、遥在、全身沉浸和网络通信。正统哲学都是基于客观实在现实性范畴框架内的哲学，客体是意识的容器，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具有明显界限，而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化”的语言方式可快捷地扫描人的思想，意识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强化。由此，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信息科学是否揭示并决定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发问方式。

哲学本以人本意识为主，是自觉之自我的最高意识成就，它依赖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康德建立了系统完善的形而上学之后，尼采宣布了“上帝已死”，海德格尔对“自我”“存在”的考证也对人类自身发展做了完备的总结，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仅余下的任务是语言分析！”，似乎哲学没落到只囿于语言这一狭小领域，但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自我、本体等哲学概念提出了重新思考的空间。信息科学在自身运动、发展的进程中，呈现出自身历史的反映、自身性质的规定、自身发展的种种可能性这三种自在、自为、再生的基本形态，这三种关于事物历史、现状、未来的间接存在凝结在一个具有特定结构和状态的直接存在物中，这种直接存在的结构和状态被凝结着它的间接存在所规定。也即是说，自我、本体等概念被信息科学尤指信息技术、互联网这一间接存在所规定。方东美先生认为：“希腊人把时间的体系化成空间的体系，然后再就时间来看，表面上是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实践连续性，而这个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化成现在的影像。换句话说，是把真实现在变成空间化的现在，这样就便于把过去的影像纳入了现在，把未来的影像也以前瞻的方式把它收到现实当中，然后以一个空间化的现在笼罩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5]。这样一种“了解时间的不重要，才是智慧之门[6]”，因此，哲学关于“我”、“本体”、“存在”等概念的思考由时间、空间的三维方向转向一维的趋向。

此外，分析哲学家卡尔纳普对语义信息的关注，将申农的信息论引向人类领域，认为由于人的选择、接受、记忆的选择性存在，信息本身存在着解读的很大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因此有主观与客观、低级与高级、自然与社会信息等之分。生物信息学认为生物信息包括遗传信息、神经――激素信息、代谢信息和人脑信息等多方面。物理学家T.Stonier在《信息物理学》提出的“信息子”认为“有组织就必然有结构，有结构就必然有信息”。在信息N论中，信息不是具有“粒子性”的能够构成世界的“本原”，而是具有演绎性的能够生成世界的“生元”，信息的“生成”特性使世界本体成为一种过程本体，也就成了一个信息集合体。这些在信息论基础上发展起来众多交叉学科，如量子信息学、生物信息学、物理信息学等等，他们都试图从信息主义解释万物缘由的本体论论调，暂且不论对错，但其提供的视角也是一种哲学尝试。虽然信息科学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剥离了对生命的人文关怀，使其变得些许冰冷，但对一些哲学概念的分析给飘散在浩浩荡荡信息长流中的理论派别提供了一种更深层次、更基础的思维范式，从而推及对人类、宇宙的认识。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钟义信.信息科学原理[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26.

[2]N.维纳.控制论[M].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1962，48.

篇4

一、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部分

李约瑟在SCC第一章序言中指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一个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2〕，p．1）科学史的发展既影响文明史的进程，也受文明史的制约。因此它的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具备统观人类文明的广阔视野。这可以说是李约瑟研究科学史的指导思想。

按照英美文化学及科学史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在其广义上可以混用，而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则包含在其中。在文化学方面，泰勒（EdwardBurnettTylor,1832-1917）对“文化”概念作了基础性的开拓。他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的整体。”（〔3〕，p．99）显然，科学作为知识被排到了第一位。这个经典定义在西方具有深远的影响。继泰勒之后，弗雷泽（J.Frazer1854-1941）进一步从进化的角度提出了“巫术——宗教——科学”的发展模式，在西方科学史中引起广泛地共鸣。比如，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主要起源于道教的观点，便与弗雷泽的影响有关。（参见〔4〕，p．304）继弗雷泽之后，马林诺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1884-1942）进一步完成了文化学从古典研究到现代研究的转折，他从泰勒的广义文化着眼，打开了跨学科研究文化动态发展的大门，揭示了文化功能的整体性。精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马林诺斯基对于开拓科学史家的视野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科学史方面，萨顿（GeorgeSarton,1884-1956）的五卷本《科学史导论》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约瑟指出，“它是一部卓越的巨著”，并且“将永远是指引这方面研究的宝库，同时也是提供资料的百科全书。”（〔2〕，p．42）《科学史导论》在内容上包括三大系列：一，总概述（以年代为序）二，不同文明概述（犹太、穆斯林、印度、中国等）三，各门科学发展概述（数、理、化、生等）。显然，这是一个既有“总”又有“分”；既有“块”又有“条”的庞大体系结构。萨顿自称：“我这部《科学史导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人类文明的首次概观”。“我努力勾划出一幅文明图，它尽可能地全面和精确，却又足够简单；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细节，尽量浓缩，而又不有损于全面的看法。”（〔5〕，p．159）在这个设计的背后包含着他的科学史观：“简言之，按照我的理解，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文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6〕，p．29）

李约瑟高度评价萨顿的《科学史导论》还因为：“在一切关于科学史的著作中，它是最先详细地谈到许多中国科学家和他们的成就的。……当然，该书采用的百科全书式的方法无法对世界的这一部分的科学发展给出一个连续的史实。”（〔2〕，p．42）萨顿不能做到的事李约瑟做到了。SCC正是一部专门系统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百科全书。在内容上它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它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语言以及科学文化传播、交流的概况。第二部分，科学思想史。它从哲学的角度概述了各家传统对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第三部分，各门科学史。它按数、理、化、生的顺序依次介绍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成就。第四部分，结论。它集中探讨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看出，前三个部分与萨顿的“三大系列”具有某种对应关系。仿佛李约瑟的SCC是萨顿《科学史导论》的一种缩影。第四部分则表明了，李约瑟在把科学史当作文明史来研究这一点上比萨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写法在某些专业科学史家看来或许太过于广泛。然而李约瑟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在这部交响乐中并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4〕，p．1）这正好表明了其科学史观的人文主义特点。

关于SCC基本设想，李约瑟指出：“它的对象是一切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不是科学家，只要从全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发展史，特别是对欧亚两洲的发展的对比情况感兴趣就行了。因而本书的意图是使内容广泛到不遗漏重大史实的程度。可又并不是象学术杂志上的论文那样详尽无遗，对最细微的情节都详加考证……。”（〔2〕，p．6）这些话就象从萨顿口中说出的一样！这种广而不泛、精而不繁的风格正好能够达到他们把科学史当作文明史来加以阐明的目的。

李约瑟是成功的。SCC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参见〔7〕，p．23～p．24）比如，英国评论家皮肯（LanrencePicken）把它誉为：“由一个人所独立进行的历史综合与沟通各国文化的最伟大的前所未有的举动。”法国科学史家华德（P.Huard）认为：“李约瑟把科学和技术戏剧性地溶化在汉学中……这部书可以说是划时代之作。”德国科学史家卡罗（OttoKarow）指出：“李约瑟在西方科学领域内开创了一个新的至今不为人所知的领域——中国文化史，为此他应得到我们的感谢。”美国著名汉学家富录特（L.CGoodrich）感叹道：“李约瑟的阅历及其思想之透彻，使人对他的研究及其结论产生最大的敬意。正是这样一部书在改变着所有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和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史。”从上述评论可见，SCC的确不是一部通常含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而是一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壮丽史诗！

二、科学史具有沟通文理的两栖特性

李约瑟认为，科学史不仅是文明史的组成部分，也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社会的重要桥梁。因此，科学史的作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良好素养。在这一点上李约瑟本人是非常杰出的：他在剑桥大学先后得到哲学与科学两个博士学位；他在英国先后荣获皇家科学院和文学院两个院士的称号……正如鲁桂珍博士所指出的：“他的特点之一就是‘多面性’，就在于他从不肯从他生活中摈除多种形式的人类经验的任何一个方面。”（〔8〕，p．1）这种难得的“多面性”是其科学史观的心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从个性发生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其科学史观的形成。

斯诺（CharlesPercySnow,1905-1980）在其《两种文化》中指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9〕，p．3～p．4）此说虽然过于极端，但也反映了部分的现实。李约瑟的家庭正好是这样一个缩影。他的父亲专长医学，曾在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任教，后成为一名专职医生。他的母亲善长音乐，特别是作曲，有不少作品在社会上流传，其中有一首（《我的黑玫瑰》）差点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父母性格不同，缺乏共识，管教孩子也没有默契。比如，父亲要李约瑟早认字，母亲为此大发雷霆……类似这样的当面争吵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可见李约瑟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

鲁桂珍博士在《李约瑟的前半生》一文中精辟地分析到：“父母性格的分歧到底对李约瑟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一个敏感的少年的心灵，在力求达到它自己的平衡过程中，可能无意识地从这边吸收一些因素，又从另一边吸收另一些因素，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可以想象，这孩子企图连结这两块陆地的努力，使他的心灵形成了永远是在搭桥的状态之中，永远谋求调和，谋求使分裂的东西结合起来。”（〔8〕，p．13）确实，李约瑟的一生可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搭桥”。

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李约瑟写到：“我自小就继承了一种颇为灵感性的禀赋，即理论与浪漫性的结合。”（参见〔10〕，p．21）开始“我深为父亲的治学精神所感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参见〔1〕，p．563）在父亲的影响下李约瑟考进了剑桥大学，并有幸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霍普金斯（FrederickGowlandHopkins,1861-1947）的学生。在霍普金斯的诱导下，李约瑟改变了原来打算要走的医学道路，转而研究生物化学并取得了成果。在母亲的熏陶下李约瑟多才多艺：背诗、唱歌、跳舞、拉琴……可别以为这只是工作之余的雅兴，其中所包含的审美价值观反过来也影响他的科研风格。即他不满足于象父亲那样在狭窄的领域中埋头钻研，而更喜欢以广阔的视野去思考问题。三卷本的《化学胚胎学》和大部头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明显带有广泛综合的特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搭桥”：前者把化学与胚胎学连结起来开创了新的学科；后者把微观的生化过程与宏观的形态发生连结起来更是生物学中的一大创举。

以广阔的视野看问题，使得李约瑟的科学研究总伴随着哲学的思考。从1925年到1942年，李约瑟编著并出版的哲学著作有：《科学、宗教与现实》、《人，一部机器》、《唯物主义与宗教》、《秩序与生命》。同期撰写并发表的哲学论文有：“生物化学的哲学基础”、“机械论生物学与宗教意识”、“生物学中的有机论”、“生物学哲学的最新发展”、“哲学与胚胎学”、“物质、形态、进化与我们”。从以上论著可见，李约瑟的哲学思想有一个从倾向机械论到倾向有机论的转变。李约瑟在生物与化学之间搭桥，开始受到机械论的驱动，但后来却被有机论所征服。这一转变为他日后“皈依”中国文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以广阔的视野看问题，在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点上，李约瑟步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科学史。在这方面对他帮助最大的是著名科学史家辛格（CharlesSinger1876-1960）。辛格是牛津大学医学、科学和文学三个博士学位的获得者，精通医学史、解剖学史、生物学史和科学通史。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科学史家。李约瑟有幸通过剑桥大学的化学史家帕廷顿（JamesRiddickPartinton,1886-1965）的介绍认识了辛格夫妇，以后便成为辛格家的常客。在那里李约瑟读到了大量的科学史著作，包括丹皮尔（WilliamCecilDampier,1867-1952）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和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在那里李约瑟还同辛格夫妇讨论了许多的问题，他们保持着终生的联系和友谊。

在辛格的帮助下李约瑟开始在科学史方面初露锋芒：从1925年到1942年，先后出版了《插图本生理学与生物化学史》、《胚胎学史》、《近代科学的背景》等专著；先后发表了“生物化学的最新发展”、“从胚胎学史看科学发展的限制因素”、“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等论文。为其日后写作SCC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以上论著可见，李约瑟科学史的兴趣有所改变：即从“专史”到“通史”；从“内史”到“外史”；从“科学与哲学、宗教”到“科学与社会”。其中关键性的影响来自193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李约瑟协助辛格（主席）筹备并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苏联代表的发言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著名物理学家、莫斯科物理研究所所长赫森（BovisHessen）的报告《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开阔了他科学史研究的视野。1937年鲁桂珍等中国留学生的到来，以其毫不逊色的才华使李约瑟为之震动，由此产生了了解中国文化、比较东西方科学发展的念头。1942—1946年的援华之行，使李约瑟有机会与许多中国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深入地接触，从而加速了他科学史观的形成，甚至改变了他后半生的道路。

三、科学史东西方比较的三个问题

在李约瑟看来，科学史不仅是连结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而且也应当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SCC正是这样一座雄伟的桥梁。它充满着东西方比较的色彩，通过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近代科学实际上包含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象江河一样奔向现代科学的大海。”（〔7〕，p．195）具体来说，李约瑟的功绩在于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古代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底有多少贡献？第二，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第三，现代科学革命中的“有机自然观”是否根植于中国？整部SCC正是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而层层展开的。

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李约瑟写作SCC的主要动机，在“本书的计划”中李约瑟强调说：“我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上各个世纪中，中国人对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2〕，p．41）提出这个问题基于这样的现实：一方面以往西方人写的科学史，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而很少提及东方人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人受儒家正统的影响，看重社会伦理，轻视自然科学，因此，不但没有写自己的科学史，而且在正史中也很少记载科学发现的事实。值得一提的是，萨顿虽然承认“光明从东方来。”（〔6〕，p．116）但其所指的却并非远东。而冯友兰对中国的了解虽然透彻，可还是断言“中国没有科学”。（参见〔7〕，p．266）李约瑟竟然不受其影响，也可算是一个奇迹。

李约瑟的最大功绩在于，从大量被儒家学者视为“异端”或“杂著”的文献中；甚至于从人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民谣、诗歌、绘画、雕像等）发现并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它们足以表明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p．1）英国记者坦普尔（RobertTemple）利用李约瑟收集到的资料，并在其指导下写成通俗读物《中国——发现与发明的摇蓝》。其中列举出中国古代科技的“100个世界第一”，让世人能在SCC尚未完成时便得以先睹为快地领略其中的点点滴滴。其实“100”只不过是一个有份量而引人注目的数字，作者的结论是：“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参见〔1〕，p．503）这一点连中国人本身也感到惊讶。

第二个问题的提出以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逻辑前提。即“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执了先鞭呢？”（〔7〕，p．7）李约瑟认为这是“比较科学史的领域中最诱人的一个问题”。也是“文化与文明史中一个最大的问题”。（〔7〕，p．56，p．36）正因为如此，李约瑟在他所有涉及SCC的演讲、报告和著述中不厌其烦地一再发问，而且又常常不急于作答。因为这个问题广泛涉及地理、水文、经济、政治、学术和习俗等众多的相关因素。要理出一个头绪决非易事，恐怕第七卷（结论）的出版也未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被称之为“李约瑟难题”（Needhampuzzl）

或许李约瑟的真正功绩不在于给出一个最终的答案，恰恰在于提出了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吸引着人们不断加入讨论的行列。尽管问题的表述及本身的合理性引起了一些疑议。（参见〔11〕，p．35～p．44）但即使是批评者也还承认：“李氏难题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科学史这门学科的一面号召性的旗帜”，它“日益成为联系多学科学者进行中西科学史比较研究的纽带和桥梁”，并“成为促进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真正了解与沟通的一个文化生长点”。（参见〔11〕，p．35p．43）笔者认为，李约瑟的前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构成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面横扫“欧洲中心论”；另一面直砍“中体西用说”。其结果不仅使西方人，而且使中国人都大开眼界，进一步认识了对方，也反省了自己。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都有关系。李约瑟认为，东方古代科学的繁荣与西方近代科学的腾飞，同两地自然哲学的传统差异有关。具体来说，中国的“有机论”与欧洲的“原子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分别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也各有其发展与传播的过程。问题是这些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如何？李约瑟有如下的概说：“中国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最初以‘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为基础，公元前三世纪已经由道家作出了光辉的论述，又在十二世纪的理学家那里得以系统化。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它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德、斯佩晕、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兹——那时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认识的更多。”（〔4〕，p．538）

李约瑟首次为我们勾划出一条有机自然主义东西接轨而连续发展的线索。其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猜测：“莱布尼兹在哲学史上起了一个桥梁建筑师的作用”，（〔4〕，p．529）应该承认李约瑟的猜测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只不过有机自然主义由东到西的传播未必是一条“单通道”。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李约瑟的这种“寻根意识”在倡导现代观念的科学家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鸣。他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东方以寻求新的灵感和启迪。在国内有人把它称之为“李约瑟现象”。（〔12〕，p．49）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上面三个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都与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密切相连。首先，李约瑟坚信古代科学的发展必然在文化整体中留下痕迹，一种伟大的古老文明中不可能没有科学。问题是怎样把它们挖掘出来？其次，李约瑟坚信近代科学的兴衰必然有其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深入探讨这一背景就不能理解科学发展本身。问题在于怎样从中理出一个头绪？再次，李约瑟坚信现代科学的革命有其古老的思想渊源。任何伟大的自然哲学传统都不会轻易地丧失其生命力。问题是怎样从眼花liáo＠①乱的丛林中寻得其根，从而发扬光大？李约瑟以其卓越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样板。

参考文献

［1］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普出版社，1992年。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编译：《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刘兵等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

［6］萨顿：《科学的生命》，刘jùn＠②jùn＠②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

［7］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

［8］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主编：《中国科技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9］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年。

［10］张孟闻编：《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

篇5

一、科技期刊社会责任的基本内涵

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一个组织基于自身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而具有的相应职责与义务。科技期刊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不仅要对行业、学科、地域特色、主管主办单位等方面的利益负责，而且要对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传播、科技创新、出版环境、受众利益，以及内部员工成长等负责，这些社会责任中既包括大众认可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出版文化责任，也包括新兴的科技创新责任。

一方面，科技期刊作为科技传播媒介，传播科学技术信息、担当科技创新历史责任是其首要的社会责任。从媒介属性来看，科技期刊属于专业性媒介，应承担传播先进科学技术信息的重任，重视社会效益和学术效益的经营。同时，科技期刊又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其社会功能和作用、办刊方针和办刊宗旨决定了科技期刊的办刊原则必须以追求社会效益为基本准则，以宣传党和国家的科技工作方针、引导学术研究方向、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知识创新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基本前提。科技期刊的运营过程中，必须遵守出版行业准则和出版物流所涉及的商业伦理，实现技术与应用的对接，积极倡导科学伦理和构建健康的学术环境，以及发现、培育和促进人才成长等。这是社会在道义上、法律上对科技期刊的要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科技期刊是通过生产流程产生的可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如通过知识的传播、交流、转换、存储等来显示其价值。因此，它具有经营性和赢利性。而且，作为一个经济体，科技期刊最基本的责任是生存和发展，实现履行经济责任，即获取经济利益。可以说，自身发展、获取经济效益既是科技期刊承担社会责任的物质源泉，也是科技期刊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前提。这是因为，科技期刊唯有自身先成长起来，使期刊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最大化，才谈得上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才能实现社会效益和学术效益的最优化。

二、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品牌建设的基石

品牌是科技期刊非常重要的无形资产，品牌是一种观念存储和心理认同的结果，品牌是衡量科技期刊竞争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缔造品牌有很多种方法，但仅靠表面宣传缔造出的“品牌”缺少文化底蕴和社会责任含量，不能长久，只能称之为“知名度”。品牌的“品”字是由三个口字组成的，代表了品牌成长的三个阶段，笔者以为:下面两个“口”代表了品牌建设的初期和中期阶段，即建设“合格品牌”和建设“知名品牌”两个阶段；第三个“口”是品牌建设的高级阶段，即建设“美誉品牌”阶段，这也是品牌建设的最高境界。在品牌建设的三个阶段中，通过品牌背后富含社会责任的期刊文化，赢得读者和作者对品牌的认同，已成为科技期刊一种深层次、高水平和智慧型的竞争选择。

首先，在建设“合格品牌”过程中，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合法生存的依据。将品牌建设的目标定位为“合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时候的科技期刊刚刚创刊，或者说刚刚起步，发行前景还不是很明朗，品牌处于被公众认识和接受的阶段。这时，科技期刊要想生存下去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就必须承担最起码的社会责任，包括保证刊登论文的质量、恪守学术道德底线等基本内容。论文质量是科技期刊品牌的生命，保证刊登论文的质量，才能创造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和强大生命力的品牌。

其次，在建设“知名品牌”阶段。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发展提升的机会。在建设“合格品牌”的阶段，科技期刊承担的社会责任往往与自身的利益直接相关，但是，当品牌建设发展到寻求“知名”的时候，科技期刊则需要承担其他更多的社会责任。在创知名品牌的过程中，社会责任作为科技期刊发展提升的机会，一方面表现为科技期刊在面对社会和学术热点事件时能够抓住机会提升品牌知名度，另一方面表现为科技期刊主动创造机会提升品牌的知名度。例如，在突发事件报道面前，科技期刊虽然时效性弱于新闻媒体，但可以通过向相关专家学者组织系列稿件，对时事热点问题进行深层次探讨，其报道的深度和力度是其它新闻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同时，这种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充分发挥学术导向作用，从而为科技期刊赢得外部良好的评价和树立责任形象。

其三，在建设“美誉品牌”阶段，社会责任是科技期刊永续经营的社会资本。科技期刊的社会资本是指科技期刊通过社会联系获取稀缺市场资源并由此获利的能力。在激烈的品牌竞争中，对科技期刊而言，最典型的稀缺资源，无疑是读者对品牌的信赖和忠诚程度。这种稀缺资源的获得，除了科技期刊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科技信息和服务外，更多的可以靠科技期刊承担社会责任来获取。

三、基于社会责任的科技期刊品牌影响力提升策略

⒈引进来：努力提升论文质量和培育科技创新人才

科技期刊是现代科学技术全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主角就是学术论文。学术论文能起到繁荣学术争鸣、传播科技知识、沉淀科学文化、凝聚专家学者的作用，科技期刊也正是为了满足这样一些需要而诞生、成长、发展起来的。对科技期刊来讲，产品就是学术论文，“文章好是硬道理”，没有具有权威性和创新性的学术论文则不可能给读者提供有用价值，更谈不上塑造读者信赖的期刊品牌。

科技期刊必须要注重引进高质量科技论文，并且在论文审稿过程中，坚持创新性、重要性、关注度和原创性的筛选原则，要会聚行业内最重要的作者、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以及行业关注的热点。一方面，编辑部应有计划、有重点地选题组稿，要尽量增加计划选题的力度，扩大约稿比例，这样就可以在获取优秀稿件方面争取主动性，减少盲目性。编辑要力争到第一线去组稿、约稿，让那些真正代表学术水平的稿件在第一时间发表，从而吸引更多的学者、研究人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投到本刊。另一方面，要重视培育学术新人，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课题的完成都是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大都在科研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研究生的论文也是科技期刊稿件的重要来源，对于提高科技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⒉走出去：搭建科普宣传新平台

多年来，国内科技期刊都希望把“扩大期刊品牌影响力”作为自己始终如一的追求目标，不少期刊也采取了增加发行量、组织学术活动、制作特色封面等措施，但这些传统的方法都不能摆脱科技期刊固有特点的束缚――内容太专、读者面太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大众媒体记者对科技期刊关注度不高，科技期刊的作者和编辑缺乏经验和动力去将“论文”变为“新闻”， 更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科技新闻与获取的公共平台，这使得期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只能停留在专业狭小的圈子内，而不能扩大到广大公众中。直至2007年1月，中国科协率先在国内启动了“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与媒体见面会”制度，为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架起了第一座桥梁，使两种媒体的沟通和科技期刊参与科学知识普及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事实上，世界上主流科技期刊都与大众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且运作模式相当成熟。例如，英国的《Nature》杂志，设有多名专职的新闻官，总在印刷出版前一周进行新闻，有来自全世界4000余名记者在其网站注册以获取新闻。《Nature》杂志刊登的内容都是尖端科研成果，读者基本上是高品位的科学家，但却通过科普化、新闻化，使期刊的品牌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科学家，而是深入到广大普通大众中，为提升自身品牌影响力和普及科学知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对从事科学研究而言，不是终结，发挥效用、惠泽于民才是真正的目的。故期刊编辑不应墨守传统的责任界定，应在办好期刊的前提下，主动走出去，积极参与科技新闻的撰写和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努力促进生产力转化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使科技新闻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⒊转观念：树立“读者本位”思想

科技期刊品牌美誉度依赖于读者对品牌的评价及其忠诚度，品牌影响力最终要影响的对象也是读者。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期刊都非常重视对相关行业的依存关系，强调科技期刊的反映、交流功能，却忽视了其他功能的发挥。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就是为作者服务，很少考虑读者的利益。科技期刊的读者和作者尽管主题上可能重叠，但本质是不同的，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需要。过分强调为作者服务，会失去编辑工作的独立性，使期刊失去持久的受众支持。

从一定程度上讲，一个期刊，首先要对社会有用，有用的标志就是有稳定的读者群，而且读者愿意为此消费。一本优秀的科技期刊，应该引导读者，而不是追随他们。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科技期刊市场还远未形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读者缺乏有效的引导，致使消费群体的大量流失，对学术期刊尤其如此。将办刊思想从为作者服务转到为读者服务，树立“读者本位”的观念，不仅可以改变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而且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以及向社会获得所需要的办刊资源。此外，科技期刊产业化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科技期刊的社会适应性，为读者服务也有利于培育科技期刊市场，在市场竞争中提升品牌影响力。

总之，有责任才有品牌，有责任才有竞争力，有责任才有基业长青。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学术期刊的优势，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不断地提高自身品牌影响力，确实是一个值得科技期刊办刊人深思并付诸实践的问题。

参考文献

*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YBA16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游苏宁：《应重视科技期刊的社会责任》[J]，《编辑学报》，2008，20（6）：471

[2]宋咏堂：《论科技期刊品牌的内涵》[J]，《编辑学报》，2004，16(2):88

篇6

《中国哲学史》杂志主要刊登中国哲学最新研究成果，它顺应时展的要求，与中国哲学一起共同成长发展，见证了中国哲学由偏重儒学研究转向密切关注多种哲学派别、现实社会领域、中西文化交流等的发展态势。中国哲学发展既受外在社会条件的影响又有其内在自身演化的独特逻辑进程。

一、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 [2]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

（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 。[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国哲学史》杂志大力介绍中国哲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2000年04期，介绍了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德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但研究重点为儒学与现代化，中德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第十二界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使中西哲学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对话。《中国哲学史》杂志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报导，足见它的办刊宗旨和发展动向。2007年03期与2007年04期分别开设了“东亚思想中的道学” 和“域外儒学研究”专栏，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在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这些研究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地域界限，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评判中国哲学文化，用一种创新、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孙立真，从三大期刊看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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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谢乾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学院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2006级博士生，云南农业大学教师，北京100083

[中图分类号]T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127―04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 of 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

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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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学术界对某类期刊的定义，一种期刊等级的划分。它的对象是，中文学术期刊。是根据期刊影响因子等诸多因素所划分的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众多学术界权威专家鉴定，目前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从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较权威的一种，是除南大核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按照惯例，北大核心期刊每四年由北大图书馆评定一次，并出版《北大核心期刊目录要览》一书。

从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较权威的一种，是除南大核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按照惯例，北大核心期刊每四年由北大图书馆评定一次，并出版《北大核心期刊目录要览》一书，从2011年更改为每3年一评定。

二、评价方法

核心期刊定量评价，采用了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被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等9个评价指标，选作评价指标统计源的数据库及文摘刊物达60余种，统计文献量达221177余万篇次（2006至2008年），涉及期刊14400余种。本版还加大了专家评审力度，8200多位学科专家参加了核心期刊评审工作。经过定量评价和定性评审，从我国正在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评选出1980余种核心期刊，分属七大编73个学科类目。该书由各学科核心期刊表、核心期刊简介、专业期刊一览表等几部分组成，不仅可以查询学科核心期刊，还可以检索正在出版的学科专业期刊，是图书情报等部门和期刊读者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书。

三、学科类目

一共分为七编：第一编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军事

该书由北京大学图书馆朱强馆长等任主编，北京多所高校图书馆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图书馆等27个相关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和期刊工作者参加了研究。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已于1992、1996、2000、2004、2008及2011年出版过六版，主要是为图书情报部门对中文学术期刊的评估与订购、为读者导读提供参考依据。为了及时反映中文期刊发展变化的新情况，编者开展了新一版核心期刊的研究工作。课题组认真总结了前五版的研制经验，对核心期刊评价的基础理论、评价方法、评价软件、核心期刊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评价方法，使之更加科学合理，力求使评价结果尽可能准确地揭示中文期刊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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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事求是；学术造假；科学研究

实事求是是我们进行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针对目前学术造假的种种行为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准则，是维护学术尊严的重要保障，也是维护人格尊严的重要保障。

1. 学术造假的主要形式

近年来，有关科研工作者学术造假的现象越来越多，某些著名高校的教师也加入了造假者的行列。目前学术造假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三种：

抄袭剽窃别人的成果⑦。大篇幅的抄袭或翻译别人已经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会议报告、著作等；原封不动的采用别人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得到与别人稍微不同的研究结果；把相关内容的数篇文章加以“融合”，或把外文资料中的重要成果或发现翻译成中文变成自己的科研成果。

伪造篡改实验数据⑦。在实验数据、图表分析中，随意编造数据或有选择性地采用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或预测；购买别人现有的原料，伪造成是自己在某些实验条件下设计或制备的；用直尺直接测量别人已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的图表数值，通过修改软件的相关参数模拟仿真出类似的结果。

随意侵占他人科研成果⑦。包括在学术论文被录用或科研成果获奖后修改作者顺序和所属单位顺序⑦；以领导，朋友或同事的关系，在自己并无实际贡献或与自己的研究方向根本不相关的论文或专利中署名，把他人的科研成果据为己有；为增加论文数量，文章作者之间的相互挂名等。

究其学术造假的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在客观方面，在某些科研机构中，学术量化的管理制度为学术造假提供了条件。

第一，在学术奖励、职称评定或申请相关国家级项目或省市级项目的活动中存在注重论文数量的硬性指标，这使得某些学者在得到了一系列完善的实验数据后，但为了追求论文的数量，把这些数据分割在几篇文章中，使得原本清晰的实验过程，却因为实验数据的人为分割，让读者感到迷惑不清，从而使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第二，在招聘新进人员时，往往注重求职者过去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论文数量越大，意味着求职者科研能力越强，因而得到相应职位的概率就越高。

第三，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也成了某些科研机构判定其科研工作者是否合格的硬性指标之一。科研工作者必须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如核心期刊、省级期刊等，发表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学术论文。

第四，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利于申请到考研保送生资格。某些具有考研保送资格的高校，在审核保研生的个人资料时，的数量往往成为能否争取到有限保研名额的“砝码”。

此外，论文数量也成为了不同科研机构之间综合实力比较的“衡量器”。

在主观方面，一些科研工作者的虚荣心理成了造假的内在驱动力。

某些科研工作者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往往过度追求学术论文的数量，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论文的数量是自身科研实力最有力的表征。为了达到追求学术论文数量的目的，他们选择的捷径之一就是学术造假，即通过学术造假在短时间内“制造”出“合格”的学术论文或科研成果。

学术研究功利化是产生学术造假的根本原因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过分地将学术研究、科研成果与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甚至政治权利直接挂钩，导致人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动机异化⑧。例如在某些科研机构中，发表学术论文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奖金，并且论文的影响因子越高，所得到的奖金额度也就越大。在一定程度上，论文的数量与行政职位的升迁也存在某种联系。

2. 学术造假的危害

学术造假是一种学术研究的亵渎行为，它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学术造假严重阻碍了学术事业的发展。学术造假主要是通过粗制滥造、自我重复、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等手段制造出所谓的学术成果⑤,这些仅是在简单重复前人的工作或者在前人或自己的工作基础之上进行合理的数据“改造”。这种行为不仅不能提高学术水平, 反而还会影响或迟滞学术创新成果的出现，甚至可能误导同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此外，学术造假还会使得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研究难以得到全方位的支撑，从而严重阻碍了学术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

学术造假造成某些学者自身研究水平的下降以及道德的沦丧。学术造假所带来的快速科研成果，使得一些人不再愿意从事漫长艰苦的科研工作，而专门走学术造假的捷径，从而造成自身研究水平的下降。同时，学术造假这种最大的不诚信行为, 败坏了学风文风, 导致学术道德的沦丧⑤。

学术造假妨碍了社会的发展，严重制约了科技、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的提升④。学术造假使某些具有真正学术研究价值的专业或领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科技创新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从而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学术造假行为的存在也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至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体系和价值体系④。

3. 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

学术造假的根本问题是不尊重事实, 不实事求是①，而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探求真理应该是每个学者或科研工作者的崇高职责。因此，只有把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贯彻于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才能有效避免学术造假等不端行为的出现，才能维护学术界良好的声誉。

首先，科研工作者要树立求实的态度。科研工作者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赢得别人，尤其是同行的尊重，同时自己的科研成果才能真正的得到广泛应用，学术研究才能真正起到对科学技术的直接作用力。因此，科研工作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道德，在科研工作中，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维护学术尊严，不急于求成，以抄袭、剽窃、伪造数据等学术造假行为为耻。

其次，科研工作者所在的单位要以求实精神综合评价其研究水平。科研机构对科研工作者研究水平的评价不能单以论文的数量为指标，要实事求是的考虑其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的不同，因为不同的研究领域难度不同，尤其涉及到基础性学科或者新的研究领域，这需要科研工作者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因此对科研工作者研究水平的评价，既要考虑实际的研究成果，还要综合考虑与学术研究相关的其他因素，从而建立起合理的综合评价体系。

再次，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要坚持实事求是。学术批评应坚持实事求是、学术为公精神，这是学术批评的生命线⑩。如果不坚持实事求是精神，学术批评就起不到推动学术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⑩。学术评价也应坚持实事求是。学术评价应坚持客观、公正、公开的原则,评价要以学术价值或社会效益为基本标准①。每个科研人员应当高度珍惜自己的信誉，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评价同行的学术成果和课题申请,形成高度自律的科研环境[11]。

最后，建立科学的反学术造假机制。科学完善的反学术造假机制可以有效防止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使妄想学术造假的科研工作者望而却步。建立学术论文验证机制，对学术论文中的实验数据、图表等进行反复论证，以证明结论与原理的正确性或实验的可重复性，以此排除所得到的实验数据并非偶然性结果，从而也有效的遏制了学术造假。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论文反剽窃反抄袭系统，使某些心存侥幸的学者不再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调整语句顺序或者添加英文字母的缩写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求是”装饰成自己的“求是”。

“实事求是”是学术防伪、打假的有力武器，也是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是每一位科研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才能使我国的科研事业稳步前进，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快、更好的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志顺.实事求是乃学术第一要义[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22(1): 177-178.

[2] 王记录.钱大昕“实事求是”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征[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4(3):43-47.

[3] 黄安年.实事求是 学术为公——学术批评的生命线[J].学术界(双月刊),2001,（5）：158-160.

[4] 刘易.论我国科研学术造假的问题及对策——以陈进等事件为例[J]. 实证分析,30.

[5] 唐捷,陈婕,龚云.论我国学术造假的成因及杜绝对策[J].中国集体经济,2007,(11):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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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考察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及其纲领、内涵、意义，分析了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科学发展阶段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引入。结合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内涵及中国的现实谈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利弊，提出应该建设性地引入科学知识社会学。

西方学术发展至今，各种学说流派的更迭步伐很快。上个世纪的后半叶，形形的哲学、史学、社会学理论纷纷粉墨登场，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它对科学采取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立场，对哲学本质主义、形式主义、基础主义和实证主义实行拒斥，它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使人们对知识和科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一段时间以来，解构科学成了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并且这种思潮逐渐蔓延到中国。本文结合科学知识社会学和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谈一下看法。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20世纪，在西方，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迅速和广泛的进步。这些进步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借助于这种信念，科学在现代文化中取得了惟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前苏联提出“科学，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美国总统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提出:“科学，无止境的前沿。"1959年在布拉格举办的纪念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0周年大会上，为表示对科学方法和科学之社会功能的双重敬意，波兰学者倡议用科学方法研究科学，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逐步产生出来，人们开始对科学进行反思。同时在经过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分别被称为化学家之战和物理学家之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生态危机等等之后，人们对科学之剑的双刃性有了足够充分的体会，科学开始成为其它亚文化批判和怀疑的靶子。于是人们改变视角，从新的角度和新的平台反思科学，学者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反思科学，对科学和知识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解构剖析，产生了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形成了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新学科—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成员来自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故被称为爱丁堡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巴恩思和布鲁尔，他们以对科学知识生产和增长的宏观解释策略—强纲领而著称;另外，科林斯则以经验相对主义纲领而闻名;而拉图尔、伍尔加和林奇则主张对实验室的科学生产过程做微观的民族志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中，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称科学知识是一种解释性的事业。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人们建构出来的，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不是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述，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制造出来又通过各种修辞手段将其说成是普遍真理的局域知识，是负荷着科学家的认识和社会利益或者受到特定的社会因素影响而被塑造出来的，是一种地域的文化。象其它任何的知识一样，科学知识实际上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样就以世俗化、平民化的眼光重新展示了科学知识，让人们对科学知识从先前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等信条中解脱出来，给人们抹掉了对科学的神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元科学和社会理论的表述危机。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其研究纲领

把社会建构论引入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分析领域，是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派的主要成就。此学派广泛吸取主观主义解释学及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特别是其中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立场，试图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主要纲领全面推进到自然科学领域。在他们看来，所有知识都不过是人们认为是知识的东西，是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科学知识同样如此。先前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的、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地是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这种建构论解释认为，“科学成果是在特殊背景下建构出来的，负荷着其产生过程的情境权益性和利益结构的印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在什么意义和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有条理地说知识是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将主要探究科学对象是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保存在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中。一些实验室研究甚至用文学铭写的概念，将实验室隐喻成一个专门生产论文的文学装置，暗示客观世界并不对科学起决定作用，科学是人们社会地建构和加工而成的，是人们对世界的一种信念，科学工作主要是一种文学的解释的劝服性活动，科学事实宪全是在一个人工环境中，通过对陈述的操作而被建构、被传播和被评价的。

布鲁尔指出科学知识作为自然现象的知识，它们不是真实的信念而是得到人们集体认可的信念。这些知识的产生和存在是有条件的和有原因的，它的内容经常发生重大的变化。知识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建立因果模型，以说明影响知识分布和变迁的各种因素。知识社会学家的目标和其他科学家并不同，他们所建立的理论也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普遍性要求。为此，他们必须把其理论既运用于真实的信念也运用于虚假的信念，并且要尽可能地在这两种情况下运用同一种类型的说明。社会学所寻求的是人们已经确立的各种信念的理论;伺时为使知识社会学不留死角，其说明模式同样适用于说明自己的信念。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意义

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可以看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任务是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说明，从而达到对科学知识的消解和解构，使人们对科学知识有非权威性和社会性的认识。针对哲学家试图垄断认识论问题和对科学知识本性的解释，或者只让社会学家插手那些其不能用合理性加以说明的剩余物的专业偏见，爱丁堡学派明确说明，所有知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数学，都应当用社会学的眼光，当作社会学需要研究的对象来对待。知识社会学完全可以插手哲学家们对科学知识本性问题的研究领域之中。知识社会学应当而且完全能够代替传统哲学为说明科学知识的本性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哲学问题域中的“有效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科学应当如何持续地接近真理知识”应该在社会学的领域内来考察。“科学家的认识群体科学家的社会群体如何设法建构象事实一样的知识?’，“科学家实际上怎样行动和互动以生产可被社会接受的知识主张?”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在什么意义和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有条理地说知识是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质疑坚持逻辑和证据是科学合法性和科学家理论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科学观。试图将知识与文化及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认为所有知识都不过是人们认为并坚持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他们赞同后库恩科学哲学的一种观点，科学的实在性和真理性并不是因为它与实在相符合，而是科学家贴在其常规地接受的实践和认识上的权宜性标签。科学知识不过是科学家对实在的集体看法，因为正是知识生产者而不是实在本身，选择了关于实在的“真理说明”和“充分描述”。实际上科学知识社会学是相对主义在科学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蔓延，是对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观的一种建构和解构，它打破了人们对传统科学和知识的权威性认可，建立了一个批判性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新的视野。实质上科学家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和发现者，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是受社会所影响的，是社会的人而不是纯研究科学的人。科学知识作为社会人的创造成果当然不可能不带上社会的因素、文化的因素，这些对科学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此这种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传统科学观的建构和批判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这种相对主义对建构论者的科学的社会研究事业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作为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无疑是有力的，但从长远来看，则未免是饮鸿止渴。一方面，相对主义常常从怀疑论开始，到放弃和解构“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倒向虚无主义的泥潭。这正如尼采的推理“有很多双眼睛，斯芬克斯也有双眼睛—因而就有很多真理，因而也就没有了真理”。正如史蒂芬·科尔所批评的:“建构论者在认识论上的这种相对主义立场，实际上阻碍了社会学家去理解科学家的行为，这种立场使我们去否定经验事实的重要性，把所有科学家都看成在其事业的性质上受到了哄骗。在促使社会学考虑社会因素在自然科学知识生产中的重要性方面，相对主义或许是必要的有用的，但当人们想要详细考察社会因素和认识因素究竟如何在评价一项新科学成果中交互作用时，相对主义这一起革命性作用的方法就开始起阻碍作用了。”另一方面，如果要使自己的立场保持一致，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就必须把运用于研究对象身上的解构策略，对称性地运用于它自身。在此问题上，科学知识社会学要么就要彻底放弃为自己的科学地位辩护的权利，要么就得继续独断地对其诉诸的解释性资源持社会实在性的自然态度。可见这种对知识的解构是有其致命的缺陷的.它必须将哲学研究与经验研究区分开来。

四、在中国建设性地解构科学

目前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各种思潮、文化都如潮水般地涌进了中国。中国的科技水平在许多领域也在跟踪世界的领先水平，科学技术为我们展示的力量和前景的魅力是巨大的。当前中国的高层领导大都是学理工科出身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简直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影响国家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几乎达到了统治的地步。

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是放在第一位的，因此解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合时宜.但是引进科学知识社会学可以更好地促进人们去反思当代的科学观，先天下之忧而优。正如库恩说的那样:“在阅读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首先要找到原著中的明显荒谬之处，再问问你自己:一位神志清醒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如果你找到了一种答案，我还要说:有些段落虽然讲通了，但是你会发现还有更多重要的段落，以前你以为懂了，现在意思却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