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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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

科学合理性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正如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所言，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科学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也有对科学合理性极为重视的类似表达。同时，科学合理性理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中众说纷纭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内容。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哲学家们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此时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当以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标准科学合理性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为典范，该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规则，例如：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以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为代表人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观察看作是不可怀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单靠经验可决定理论真伪，通过制定对应的规则来检验定理，进而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正如赖欣巴哈所言：“哲学不过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归纳逻辑应当是科学知识合理性的根据，理论之被接受……是以事实到理论的推论为基础；这个推论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所给予的是观察材料，观察材料构成确定的知识，理论是通过确定的知识被证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注重把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作为科学合理性标准，并没有考虑科学发现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因素。紧随其后，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随者虽然在划界标准、科学逻辑的性质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有着严重分歧，对他们的意义标准并无兴趣，排斥归纳逻辑，但他们的科学方法论仍然是科学逻辑，只不过是比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更强的演绎逻辑而已。同样，他们也没考虑科学发现范围内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哲学的首要原则就是选择一些方法论原则，以构成全部科学研究的说明性工作的框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可以把科学展示成具体体现这种科学哲学的各种原理，并且是根据它的教诲而发展的某种过程。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表明科学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确立在科学方法论原理上的工作称为“合理性重建”或“内在的历史”。同时，拉卡托斯认为给社会学家预留了一个角色，让他们以“外在的社会史”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说明的非理性的残余物。拉卡托斯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内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学发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对于外在史来说，内在史具有一种重要的优越地位，外史不过弥补了存在于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属于“病态”社会学研究，亦即科学方法无法充分说明的所有问题，就移交给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进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说明。拉卡托斯说：认为科学的内在的历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历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在的历史界定的。外在的历史要么对速度、位置、选择性等以及对人们根据内在的历史解释的各种历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说明；要么在历史与人们对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时，提出对这种不同之发生原因的经验性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们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中，把科学合理性与进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科学进步则表现在一个理论总体解题效力的提高，即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同时尽量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同时，劳丹对“认知社会学”提出了警告：“我们若要研究科学的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230在他看来，科学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强纲领SSK的原则不能界定一个值得承认的科学实践方式(即知识社会学)，它对科学实践的说明也不能用于说明它自身。劳丹希望社会学家扮演着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与思想史和认识论完全不相干的科学的非认识的社会学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划界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进入认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建议社会学家遵循一种“外理性原则”。按照这种方法论的约定，“当且仅当那些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能参与对信念的解释。”[2]217这种思想史家与知识社会学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顿·史密斯[3]的支持。牛顿·史密斯认为，至少存在关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说明，可以用来决定一个确定的信念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数科学哲学是“内在”于科学的认识论之中，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学内部，由罗伯特·默顿所确立的规范的社会学传统，目前仍然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但坚持科学制度与规范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拒绝社会学介入科学知识的成功内容。默顿学派一直关心的是科学工作是怎么样在制度化与文化中体现出来，恰当地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脱离了已有的社会规范。

面对着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务，布鲁尔与巴恩斯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对知识内容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强烈不满。为此布鲁尔提出了对称性原则。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强纲领的核心[4]，其具体内容是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对称性原则坚持，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观点还是不合理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就全部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探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获得解释。这就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理性模式，为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求合法依据。布鲁尔曾经多次举一个例子[5]来说明这种对称性。考虑两种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人们传统的信念，以及人们普遍接受的被认为比其他理由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词汇。面临着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与另一个部落文化信念之间进行选择时，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人来说，这些文化传统将会提供可用来对信念的选择进行证明的或辩护的规范与标准。关键在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他们的选择与评价像这两个部落的成员的选择及评价一样，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并不存在着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并且“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种环境中可算作是某种信念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被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它所关注的恰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原因”的理由。坚持知识与信仰是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够依赖于其部落的传统信念来对真理与谬误做出“直接”的肯定。社会建构在社会语境下对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消除了科学合理性的客观理性基础。正如马丁·霍利斯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所言，“强纲领的目的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之理性基础”[6]。

布鲁尔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劳丹与他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劳丹认为，不论科学研究的个体还是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构成对称性主题。首先，就科学研究的个体而言，他在采纳某种理论信念之前，必须具体说明该理论信念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基础，用因果关系解释理论信念，通过逻辑推论过程完成因果解释，这样就可成为保证其理性信念的原因。与此相对的，对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释却需要极为不同的解释，因为它们是“由社会和心理行为的直接行为导致的信念”[7]59。劳丹曾举例说：“如果接受某种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结果，那么认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引起的就毫无道理了。对信念Y和Z的接受当然也可能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对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会境况的间接结果。但是这并不能用来反驳以下说法：对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说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与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关，那么对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说明看来应该根据理性之外的因素来作出，例如该信仰者社会(或心理)的状况。”[2]207其次，就科学研究的群体而言，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产生的条件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社会存在两个群体：一个是非理性社会，另一个是理性社会。在理性社会中，人们只能在仔细怀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动者(指理性社会群体)自我意识到与自然相关部分的因果联系后才会采纳信仰，这些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理性行动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会里，即允许存在认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可以采用独立于任何公共的认知政策的信仰。每个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没有；每个人可以有信仰的证据，也可以没有等等。”[7]62理性社会和非理性社会的信念形成社会机制完全不同，两种不同信念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基础，这直接驳斥了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

对上述劳丹论证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观点，布鲁尔予以激烈的批评和反驳。布鲁尔认为，劳丹的理性解释模式实际就是“手段—目的计算模型”，该模型不论用于科学研究个体还是群体都缺乏说服力，更无法否定对称性。他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贬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经历恐吓、贿赂、洗脑或者损伤后的头脑内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产生真的不同吗?布鲁尔认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比不过是表明了“大脑是一个计算的机器”，“理性”表明机器处于运行状态，“非理性”是表明机器中断和失控的标签[8]。机器的运行和中断不过是装置的两种可能的物理状态，这种状态不需要任何先验的评价，“运行”和“中断”的语言体现了对称性原则。布鲁尔还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把对称性理解为“完全因果同质”即同种原因只能产生同种结果。而实际上，同种原因完全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总之，劳丹在这争论中始终坚持外理性原则，坚定地捍卫科学合理性理论。而布鲁尔则一直坚持要用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张对所有的信念进行社会因素解释。劳丹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知识，而且还强调了知识是真实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像劳丹那样要求把产生真实信念的机制与产生错误虚假机制区分开来的做法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借助了自然来进行的辩护机制。但如果强调的是“制造过程”，那么要求解释产生信念的机制，而不问其认识论地位如何，同样也是合理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布鲁尔认为除非社会约定，否则不会存在着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区分出真与假的信念，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

社会建构与科学哲学之争的关键还在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之争。科学或更为一般的经验探索，就是利用种种手段去发现世界可能是如何，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出现，得服从具有权威的哲学判断，以确保是合理的知识。科学哲学本身就具有某些毫无疑问的评价标准，如一套先验的逻辑范畴，无论是在康德意义上，还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这套规范都是无时间性的。

社会建构主义关键点在于拒斥这种“第一哲学”，他们认为，首先，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的区分是非常难以进行的；其次，有关劳动分工的问题，也即科学家的工作在前，哲学家的工作在后。这特别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工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们趋向于把科学哲学视为一种在时间上后继，是寻求对“完成了的”陈述系统的永恒的评价标准。再次，它还会产生出科学家自己在评价他们工作的角色与权利的问题，因为它同样把评价权威置于科学家之上，以致蔑视实际的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决定权。

社会建构主义还认为，作为一种合理的论证的辩护模式，消除了科学研究实际上所涉及的艰苦工作。在具有逻辑重构特征的论证被形成之前，(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几乎所有的艰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哲学家来说，论证是很有规则的，它并不会显现科学家实际上所显现的工作步骤。这种重构或许可能表明我们外行人能够接受的科学结论，但这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理想化了认知活动的概念。如果认为这种重构代表着科学家在制造知识过程中的实际推理，那么这与科学家的实践的认知活动无关。

这种区分还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发现的(逻辑)理性的明确拒斥。逻辑实证主义视发现的过程为随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运的。因此，科学哲学倾向于放弃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说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进行研究的实际场所的混沌状态的语境。获取带有真理主张的理论的科学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中获取了他们带有机遇与幸运的成果，但科学哲学家总是要施展他们的想像力、理论与实验方法的严格性来制止这类混乱的语境，他们所制造的理论能够被合法化与建构为真理的命题，他们为科学家制造了带有彻底简明与确定特性的逻辑的评价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发现的语境，就像语境自身一样，是不能被化为经验的。但对辩护语境的分析却给形式逻辑以特权。“赖欣巴哈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的要点在于有关科学数据产生的信息是无关于对这些数据的评价的。”[9]还有另外一种区分，即“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被确定为逻辑的，而外部被认为是经验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突破点就在于寻求发现中逻辑的作用，寻求辩护中的科学合理性的产生的社会致因。这样，逻辑在发现中就具有作用，社会与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价值”在辩护中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价值”一词的引入，两种语境的区分中的问题最终显露出来：传统的科学哲学所持有的发现的与辩护的区分，目的在于强调上述“价值”对理论的评价(规范标准)的无关性。规范并不是来自于经验的结果：两者间有着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线。两种语境的区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教条。社会建构主义否认这种鸿沟的存在。因此，从一开始，强纲领SSK与科学哲学的对抗，甚至超过了它与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的对抗。强纲领SSK要求用社会学来取代科学哲学，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尔不断地把传统哲学及其‘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目标。强纲领的整个事业就是特别关注于用社会学来取代所有的传统的认识论，继承了被称之为哲学的所有主题”[10]。

科学哲学家认为观察与推理对辩护是关键的。社会建构主义声称，当他们把观察与推理置于其真实的语境之中时，这些实践看起来并不像是哲学家所归属的辩护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家不仅是在观察；他们在特殊的场所，为特殊的目的而设计与操作特殊的实验，他们用特殊的测量仪器来计算特殊的样本，他们为特殊的田野研究选择特殊的场所。科学家并不理性；他们解释观察与实验，他们支持或批评猜测或假说，他们推理出结果，他们把模式扩展到新领域。在他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过程中，他们有着多种理由来进行一种特殊的选择与决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应用、审美价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费者的利益、对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就是包含在“社会”大伞下的各种因素。社会学家主张知识生产就体现在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着这样的实际实践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脱离了在哲学描述中的理想，知识并不具有传统哲学所描述的那种优越性。

三、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在波普看来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并且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科学方法论中寻求答案，因为，方法论可以解释科学在提供有关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识方面的优越性。在波普以前，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通过经验积累的经验证据来为理论做出辩护，科学家运用确定的事实来证实理论，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科学就在向真理迈进。波普意识到，这种实证主义的策略会因为归纳问题而搁浅。因此，他更偏向于证伪而不是证实，用猜想代替了确定的真理。科学通过大胆的猜想与严厉的批判而走向真理。科学家从问题出发，走向逻辑概括与基本语句，这些理论概括与基本语句在原则上都是可反驳的。猜想越大胆，科学(客观知识)进步的速度就越快。科学必须接受严厉的判决性实验的检验，尽最大的努力去反驳理论。没有什么理论能够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学不是证实的游戏(寻求与普遍的理论相吻合的证据)，而是反驳的游戏(寻求证据来反驳它)，科学理论不是确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胆的猜测。波普的证伪主义为区分科学语句与非科学语句提供了一个划界标准。对波普的划界标准，柯林斯认为其问题集中在证伪性的经验证据是否具有可重复性这一点上。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作为一个逻辑条件，而证实与证伪却是实际的观察与实验的过程，波普与柯林斯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证伪是用直白而清晰证据去反驳理论，还是说证伪过程具有解释的模糊性，只有通过复杂的社会磋商来解决。此时，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谓的“实验者回归”的问题：最著名的论证出现在其《改变秩序》一书所讨论的韦伯对引力波探测的实验中。最初的发现刺激了大量在实验上“重复验证”的努力，包括许多物理学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测器”。结果是一组类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测实验，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结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引力波是否已经被探测到的问题同样也是实验是否有能力的问题，什么样的探测器被正确地设计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样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能说什么样的实验是有能力的，什么样的探测器是好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实验是能胜任的，我们就能说引力波是什么样的。这样，在柯林斯看来，并不存在严格的标准来判断一种合理的实验结果或者一种好的实验仪器，所有评价仪器的标准依赖于仪器在实验中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就导致一种实验的循环：好的实验仪器只有通过其获得的正确结果来定义，而正确的结果只有用好的仪器才能获得。柯林斯坚持认为这种不正常的循环总是要困扰任何实验者。这就是“实验者回归”。在实践中，这种回归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谈判来解决的，并且这种谈判并不依赖于任何认识论的标准，而是靠解释学的力量来解决的，特别是由参与这场争论的科学家盟友与其敌人所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过程。“核心群”成员的活动，是运用“磋商策略”来打破实验者的回归，其结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满意的“适当的科学知识”。正是“核心群赋予社会偶然性以方法论的正当性”[11]。这就不仅对实验证据的确定性，而且对其合理性也产生了怀疑。因此，实验并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础。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正是科学家之间的谈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决定着什么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实验，决定着什么才能算作实验结果，因此，这项研究对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提出了挑战。确定某些实验是否重复、是否可信，这仅是权力的显现，是一种文化与修辞的游戏，结果，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就成为科学家之间磋商的产物，也就是一种社会建构。

总之，20世纪70年代布鲁尔提出了强纲领之后，标志着科学哲学出现了社会学转向，传统的科学哲学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应该承认强纲领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这主要因为它突破了传统哲学预设的自然科学知识内容不可被社会学家碰的，打开了科学知识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科学知识的广阔的社会与文化的分析语境，正确地看到了社会与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社会因素是首要并且是决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借助于权力与修辞手段社会性建构出来的；在这建构过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贬低甚至完全忽视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断了知识与物理世界的联系，显然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也没有给科学的内在逻辑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样：“在对科学知识的实际产生和演化过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状态的基本作用被社会语境所取代(在这种社会语境中研究资源以一种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认识论术语，诸如实在论和相对主义，应该相应地用社会术语所取代(诸如由某些研究资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证据等)。而这必然导致去消解科学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学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与揭示自然奥秘联系在一起。”[12]因此，对科学哲学中传统问题的探讨，我们不光要重视社会维度，也要更重视自然维度，不能顾此失彼。当然，我们也不赞同科学哲学中的反映论传统，我们应该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表征走向干预。这种实践的科学观它包容了诸如自然与社会、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等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实践范畴因而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过程客观性。科学实践中所融入的所有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性地注入科学实践的过程，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制造出科学。这一过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强行地化归为单一要素(如化归为自然，或化归为社会)，而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科学是在各种异质性要素的辩证的综合的语境之中突现出来的。

摘要：社会建构主义以其激进的姿态向科学哲学提出了挑战，目的是要用社会实在论来取代自然实在论。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关键词：社会建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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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里·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方在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3]SMITHWN.Therationalityofscience[M].Boston：Routledge&KeganPaul，1981：238-257.

[4]大卫·布鲁尔.知识与社会意象[M].艾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7.

[5]BARNESB，BLOORD.Relativism，rationalismandthesociologyofknowledge[M]//HOLLISM，LUKESS.Rationalityandrelativism.Oxford：BlackwellPress，1983：29-30.

[6]HOLLISM.Thesocialdestructionofreality[M]//HOLLISM，LUKESS.Rationalityandrelativism.Oxford：BlackwellPress，1982：69.

[7]LAUDANL.Thepeudoscienceofscience[M]//BROWNJR.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Holand：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

[8]BLOORD.Thestrengthofthestrongprogramme[M]//BROWNJR.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Holand：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84.

[9]SEAGELH.Justification，discoveryandthenaturalizingofepistemology[J].PhilosophyofScience，1980，47：297-332.

[10]SLEZAKP.Bloor''''sBluff[J].InternationalStudi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1991，5(3)：241-256.

篇2

尽管本刊采取了有力措施加强校对工作，但迄今仍未能彻底杜绝文章中的极少错别字。我们一直都非常欢迎读者朋友在阅读本刊过程中，随时挑出错别字，以净化作品。现特在本版设“除芜”小栏目，请将您挑出来的错别字随时通过电子信箱或信函告知，我们将视实际情况刊登并寄致样刊。

另，从今年起，欢迎各位对本刊各期封面评头品足，我们将择优刊发在本版“面谭”小栏内，并致样刊、稿酬。

・感悟・

朱铁志先生从医院收费制度“忽发奇想”到编辑也可以照此规矩“创收”。受此启发，我作为教育工作者，照葫芦画瓢为学校“创收”：学生每天入校门先登记，收费五元，这是“挂号”；想听高级教师讲课，收费一百元，这叫“专家会诊”；进入教室听教师讲课，各科收费不等，一般每节课一百元左右，这叫“全方位检查”； 具体项目另行收费，如物理做实验当然要另行收费，一百或二百不等，这相当于“仪器检查”，类似于心电、B超、CT等；体育、音乐、美术等专业化程度较高，收费要多一些，当然可以自愿选择，不过建议检查的你不检查，后果自负；如语文，学会一个生字交五元，学会一个生词交十元，学会一个句式交三十元，这是“用药”；英语是进口的，成本太大，收费自然更高一些，相信大家都能理解；至于有在学校住宿的、吃饭的、喝水的、上厕所的，当然是按规定各交各的费了，为了方便学习嘛，相当于“住院治疗”，路途远的总不能天天来回跑吧？

（读2010年12月[中]《忽发奇想》）

赵玄静（黑龙江）

读罢《赵作海案善后官员的精神暴力》一文，很有感触。在权力泛滥的社会，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需要患者用红包感谢；警察保一方平安的责任，需要居民拿锦旗感谢；勇夺金牌为国争光，要先谢国家，后谢父母；领导下乡送温暖，被温暖者要流着泪感恩戴德；见义勇为牺牲者的家属，接受采访时要说“十分安慰和自豪”……权力导演下裸的精神暴力，就这样淋漓尽致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唯有将权力关进牢笼，让每个人的权利都能得到宪法的保障，让所有人都有尊严的活着，才能彻底消除权力的精神暴力。也唯有如此，构建服务型公民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

（读2010年11月[中]《赵作海案善后官员的精神暴力》）

胡齐明（广东）

您好！

我酷爱读书写作。我写杂文和评论，也写散文和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在写作中，我坚持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考，坚持提升文章的哲理意义，坚持文艺的美和感情，也坚持自己独立的风格。自上个月以来，我已完成了十篇杂文和评论，两篇散文，两篇论文。不过，投出去的文章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我向你们也投过稿）。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才能获得编辑的青睐？要如何才能打动编辑？为何投稿后音信全无？

我认为杂文应当有如下性格：同情痛苦，仇恨侵害，批判媚俗，蕴含哲理。

渴望交流，敬请赐教！希望这次不让我失望。

祝工作顺利！

蒋用成（四川）

蒋先生：您好！

正如您所说，写作贵在“坚持”。每个人在初涉文学殿堂的时候，都会如您一样遇到一些挫折。在此，我们希望您不要灰心，建议您多多阅读名家名作，从他们那里汲取文学养分，提升写作素养；同时，自己也要不断尝试，坚持经常动笔，积累创作经验。

篇3

关键词：教育服务贸易；贸易逆差；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92（2008）08-0023-04

一､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表现

（一）我国接受外国留学生与派出留学生的比例严重失调

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对境外消费未作任何限制，对过境交付未作承诺，允许具有一定资格的境外教育服务提供者来华工作。由于以上承诺，加入WTO后，我国赴外留学人数增长迅速，吸收国外来华留学人数有所增长，但远赶不上前者的增长势头，因而我国的教育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从表1可以看出，从2000年以来，我国大多数年份出国留学的人数要大于来华留学的人数，呈现“逆差”状态。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经达2000万，居世界第一。以OECD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外国留学生占本国在校大学生人数3%标准计算，我国每年招收的留学生可以达到60万人之多。即便是招收留学生最多的2006年，也仅仅达到了此标准的27.12%，可见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差距。

（二）我国教育服务贸易中的外汇流入与外汇流出也存在巨额逆差

除了人员“流出”与“流入”的“逆差”外，从资金的流向上来看，我国赴外留学的费用要高于来华留学的费用。虽然近几年来华留学人数，特别是自费来华留学人数的增加给我国教育市场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与我国留学生付给其他国家的费用相比，差距很大。我国1997年修订的《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为：以人民币计算，文科类专业：（1）本科大学生：14000―26000元/学年；（2）硕士研究生：18000―30000元/学年；（3）博士研究生：22000―34000元/学年；（4）短期生，学习时间约为一个月的，3000―4800元；学习时间约为三个月的，8000―10000元。（5）理科和工科类专业比照文科相应类别学费标准上浮10%―30%；（6）医学､艺术､体育类专业比照文科相应类别学费标准上浮50%―100%。专科生和普通进修生比照本科生标准收费；高级进修生比照硕士研究生标准收费；研究学者比照博士研究生标准收费。加上生活费､旅游费和其他费用，每个留学生每年大约花费5―6万元人民币，以年均10万在华自费留学生的高限计算，由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带来的外汇收入也仅为每年50―60亿人民币。

而在欧美，留学生的学费是本国学生的2―4倍，普遍在15000-25000美元/学年之间，哈佛大学更是高达30000美元/学年。从我国各类留学咨询机构了解的情况来看，以人民币计算，自费留学去英国需要8―18万/年，去加拿大需要12―15万元/年，去澳大利亚､新西兰需要8―10万元/年，去日本需要14―17万元/年，去美国每年需要20万元以上。而且近年来各国学费标准还有上涨的趋势，按照每人每年12―18万人民币的低限来计算，我国平均每年有近10亿人民币的教育资金流向国外。

二､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一）制度性原因

1.我国现有的留学生激励制度不完善。一是我国现有的留学生奖学金种类及金额较少。纵观教育服务贸易发达国家的做法，奖学金是吸引外国留学生的一种重要杠杆。发达国家为了扩大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额，纷纷设立各种奖学金来吸引留学生。美国的奖学金有联邦奖学金､私人基金奖学金､学院内奖学金､系科奖学金､假期奖学金等种类，而且金额和享受奖学金的人数比例也较高。目前，我国的留学生奖学金主要由政府提供。主要有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长城奖学金､HSK奖学金､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外国汉语教师短期研修奖学金等几种。金额低，种类少，覆盖范围小。只有少量公费留学生可以获得政府奖学金，对高达90%的自费留学生则很少有相应的激励手段。而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及民间团体､企业由于缺乏相应知识，很少为外国留学生提供专项奖学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留学生规模的扩大。二是相关规定缺乏弹性。通常来说，能享受到各类奖学金的留学生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留学生需要边打工边筹措学习费用。但我国相关法律却对外国留学生打工进行了严格限制。2000年国家教委颁布的《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第六章第三十六条规定：“外国留学生在校学间不得就业､经商､或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这一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费留学生的进入。而教育服务发学生合法打工。如法国为了解决留学生打工难的问题，内政部和就业部于2002年1月两条政令，允许外国留学生在学业中进行半日打工，学业结束后，只要提供雇用证明，就可变学习居留为工作居留。德国政府修改后的《外国人法管理条例》也允许外国留学生勤工俭学，给每年在本州毕业的约11000名外国留学生中的前1000名以无限制的工作和居留许可。

2.招收外国留学生主体资格的缺失。目前，我国只有500多所经教育部批准的实施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具有招收外国留学生的资格。民办教育机构均被拒之门外。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与需求是不相适应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留学教育服务出口规模的扩大。以汉语教学为例，目前全球共有2500万外国人学习汉语，而我国却仅有400多家从事留学生短期汉语教学的教育机构。一些民办教育机构由于政策的限制，无法开展对外汉语培训，从而影响了留学生招生规模的扩大，造成了我国具备招收外国留学生资格的教育机构性质过于单一，数量过少，制约了教育服务贸易的扩张。

3.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对于没有收入或收入微的外国留学生而言，教育服务出口国能否提供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也是决定其选择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许多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系统己比较成熟，如在英国，只要留学超过六个月，就可以享受国家健康体系的免费服务，无需购买医疗保险。日本国际教育交流协会设立了“外国留学生医疗补助制度”，留学生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可持医疗费收据与国民健康保险证到留学生科申请补助，将会获得个人支付医疗费80%的补助。而我国教育部从2000年起才开始为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来华留学生购买医疗保险，对自费留学生只是规定其可在任何一家保险公司购买保险。这种做法显然对大多数自费留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二）微观原因

1.我国高等教育相对规模较小，导致教育服务贸易出口规模远低于发达国家。一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越大，所能吸收的外国留学生的绝对人数也就越多。我国虽然在2003年就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但由于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为美国的5―6倍，因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教育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接受高等教育对大多数青年人来说仍属于奢侈品。这种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教育服务出口比较优势的形成，形成了进口大于出口的贸易态势。我国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已经进入了买方市场，但高等教育仍处于卖方市场。同时，随着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多，对高等层次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在国内高等教育资源不能满足其需求的情况下，很多人宁愿花费较大的代价到国外去接受优质的高层次的教育，这就引发了出国留学的人数快速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社会地位和国际知名度己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但还不具各大规模招收留学生所需的资源，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接受留学生的数量和规模，也是我国在教育服务中处于逆差地位的重要原因。

2.我国高等教育总体质量不高，国际化程度低。一国的总体教育质量是服务贸易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国内一流高校还未能挤身世界一流高校之列，这自然制约了来华留学的高质生源的数量。从我国科学论文在国际三大权威索引（SCI）､工程文献索5l（El）和国际科技会议论文索引（lSTP）所占总数的世界排名来看，近年来我国的排名在稳步上升。2005年科学引文索引（SCl）､工程文献索引（El）和国际科技会议论文索引（ISTP）分别排世界第五位､第五位和第二位（见表2）。尽管中国近年来科研产出数量增加很快，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占世界科学知识生产数量的比重仍然很小。从占世界SCl论文的比例来看，美国基本上稳定在30%左右，英国在8%左右，日本､德国也在7%左右，而中国仅占5%左右（见表3）。从在国际上的引用率来看，我国与美､英､德､日等国的差距较大，只与中国台湾和韩国接近。

据相关资料统计，世界一流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已占到学校总人数的15%以上，如斯坦福大学为21.8%，哈佛大学为20%，麻省理工大学为21.7%，牛津大学为22.5%，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生部外国留学生所占比例更是高达60%之多。而我国留学生人数只占高等学校在籍人数的0.5%左右。即便是招收留学生最多的北京大学也仅为10%，清华大学为5%。

3.专业学科要素票赋和优势分布不均衡。我国针对外国留学生开设的专业较少，且主要局限于汉语言､中医､戏曲等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专业，理､工､艺术､体育等专业相对还较少，商业和新兴技术学科还很薄弱。而美国各大学针对留学生设置的专业高达5000多种，日本也有3000多种，英国更是高达8000多种。

三､改善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对策建议

（一）宏观方面的对策

1.进行制度创新，有效解决留学生的学习费用问题。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我们可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进一步拓宽筹资渠道，扩大留学生获得奖学金的额度，提高资助额度，在现有的以国家拨款为主的留学生奖学金制度的基础上，各省级财政也可拿出一部分资金设立“基地”奖学金，同时鼓励民间团体､企业设立面向外国留学生专项奖学金。

即便是扩大奖学金的覆盖范围后，能获得各类奖学金的留学生也只是少数。大多数留学生仍需要通过课外打工来筹措学习费用。近年来，我国每年有在读外国留学生己经超过10万人，面对如此丰富的人力资源，建议对有关法律做一些适应性的修正。可以考虑允许在我国进行全日制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和进修学者兼任一定的劳务，允许外国留学生经过合法的申请程序在我国的产业､经济､文教等部门做一些兼职。这样一方面可以部分解决在华留学生的学习费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一些企业和事业单位对具有一定的语言技能和工作经验的外国人的临时需要，节约了成本。

2.放宽对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鼓励优秀民办高校参与招收留学生。根据波特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本地竞争会迫使厂商降低成本，改善品质和服务，并创造新的产品和工艺。为促进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可以考虑适当放宽对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允许一些实力强､质量好､口碑好的民办高校招收留学生，扩大高校之间约有序竞争，通过竞争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如果允许民办高校每年招收1―2万留学生，将会拉动近百亿的教育消费。

3.完善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医疗保险制度。2003年，教育部与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综合保险的合作协议》，规定教育部将在未来5年每年为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来华留学生投保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来华留学生综合保险（团体险）”，最高赔付金额高达51万元人民币。该协议在完善来华留学生医疗保险制度万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其对象只是针对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如前所述，来华留学生中90%以上是自费留学生。目前我们应完善针对来华留学生的具有社会保险性质的医疗保险制度，随着外国留学生医疗保险体系的完善，可在适当的时机把参加医疗保险作为外国留学生入学的一项必备条件，为更多的自费留学生提供这万面的服务和保障。

（二）微观主体对策

1.整合高等教育资源，发挥联合办学的放大和汇聚作用。要素票赋理论，国家所拥有的要素票赋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一国如果能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中多使用其充裕的便宜的生产要素，就会在该商品上拥有比较优势。适用于教育服务贸易领域，一国能否提高其在国际教育服务市场上的份额并从中获益，不仅取决于该国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而且取决于其提供教育服务的生产要素组合是否具有竞争力。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我国共有500所左右高校可以自主招收留学生，但目前存在着留学生云集少数名校，发展严重不均衡的现象。为了避免名校效应带来的消极影响，可以考虑区域内高校联合招生的模式，把各大高校的力量集合在一起，按学科和专业来联合培养留学生，实现优势互补，创造“1+1>2”的效果。各高校可以从联合办学中获取比其单独活动大得多的利益，从而形成资源共享，利益共享的良性合作模式，有效扩大我国留学生的整体招生规模。

2.加快教育品牌建设，走教育服务品牌特色化道路。品牌是市场发展的产物，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发展趋势下，消费者对品牌的认识甚至多过对产品或服务本身的认识，这就使得品牌成为市场竞争中的有效工具。对教育服务贸易而言，由于教育产品的无形性特征，使得消费者对教育服务的质量很难进行衡量，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也就显示出了教育品牌的重要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我国的教育服务竞争力较弱，但在提供教育服务的资源禀赋方面也有一走的优势。目前我国在教育服务贸易领域的优势项目一是汉语言文化教育，汉语言文化教育在我国有着绝无仅有的资源优势，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的需求日益高涨，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将在中国举办给我们提供了汉语言文化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绝佳时机。我国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这一领域的优势，创设名牌课程来吸引更多的留学生。二是中医药学教育。据统计，多年来，来华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人数一直居自然科学中留学人数的首位。国外高等中医药教育虽然起步晚，但在管理模式､教学方法､产学研万面有许多我们应该借鉴的地方，我国应该学习其精华，为我所用，提升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办学水平，同时通过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与形式多样的合作办学，打响中医药教育品牌，从而扩大我国的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份额。

参考文献：

[1]王亚飞，《论“后过渡期”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6（1）：10-14。

[2]茹宗志､朱苏飞，《论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及对策》[J]，《现代大学教育》.2005（5）：49-53。

[3]陈文芳，《发展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思考》[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2）：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