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生态观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2 1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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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生态文明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 自然规律
党的十报告独立成篇、系统论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次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主体布局,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承与创新,是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还严峻的形势下做出的科学判断和重大抉择。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可以理解为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是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的更高阶段的文明形态。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在应对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的基础上,不断概括、总结和完善而逐步形成的理论体系,是在哲学的普遍真理指导下逐步形成的理论体系,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形成具有独特的哲学基础。
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是在长期对我国生态演变自然规律的自觉认识和尊重的基础上,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提出的。尊重自然,就是强调自然与人处于对等的地位,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不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不能够违背自然规律,也不能无限夸大自然对人的控制性,认为自然规律是神秘的、不可认识和利用的。而是以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为前提,尊重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所谓世界观,是人们对于自身、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看法或根本观点。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作用的一个统一体。建设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必须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国情,既不照搬照抄西方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也不脱离中国实际,打造“空中楼阁”,要辩证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既要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又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在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按客观规律办事,又要尊重自然,要对自然有敬畏之心、感恩之心:要用全面和系统的眼光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系列科学方法。
人民对生态文明理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对自然规律由自发到自觉认识、由被动适应到自动利用的认识过程。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人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完全依赖自然,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只停留在直观、经验的程度,盲目崇拜自然,敬畏自然,机械地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虽然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开始了大面积开荒屯田等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引l了自然界以干旱、涝灾、山洪、风沙等形式对人类进行的回馈,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对人类生活生产造成严重影响。这个阶段,只是人对自然规律的自发认识和运用阶段,人们处于只是被动地依赖自然、畏惧自然、受自然规律支配的自发阶段。在这个时期,人们对自然的破坏非常微弱,处于能够顺应自然、但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解放都处于萌芽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肯定阶段。在工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巨大解放,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被迅速释放,极大地刺激了人征服自然的欲望,扩张了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人开始对自然资源、能源过度性地开发。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创造和增加,人的能力和作用被无限膨胀,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征服自然,甚至认为可以利用各种科技手段来改变自然规律,达到任意支配自然的目的。这个阶段是人片面夸大自身能力、违背自然规律的阶段,成为人类征服自然、背离自然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阶段。
哲学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经过否定实现的。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经过两次否定,即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事物的这种运动就表现为一个周期。否定之否定阶段既是前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一个周期的起点,事物的发展是不断地从肯定到否定,又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生态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地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充分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遵循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以尊重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阶段,处于人们对自然规律认识的自觉时期,要求适应自然,保护自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实现了对自然规律由自觉到自觉到自觉认识,由被动适应到主动利用的质的飞跃。
哲学认为,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过程,是以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为前提的。对事物的认识,尽管曲折、反复,如果认识主体尊重实践的检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还是可以逐步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认识论的指导。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为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提供了认识论的指导。认识论揭示了认识和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认识和实践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各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把它们的不同作用片面地夸大,使之绝对化,是不正确的。不管是在农业文明时期,还是在工业文明时期,认识与实践相背离,认识严重脱离实践,导致人在自然面前要么妄自菲薄,要么妄自尊大。生态文明理论则要求把认识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要求顺应自然,一方面强调人类在活动中要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人在按照自然规律办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达到认识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任何实践都是在既有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人类社会之所以高于自然界,是因为人类具有在认识指导下的实践能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当人们的认识水平还很低下时,实践活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而当人们的视野扩大、认识水平提高、逐步深入并理解了更多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之后,实践活动也就大大地提高了它的科学性和水平。工业文明时期,由于人们片面夸大人在自然和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产生了严重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和人口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这是由于认识与实践出现了严重偏差,出现了片面追求局部利益、忽视整体利益,片面追求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的发展造成的,导致目前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面对这样的形势,只有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才能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明确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到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再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表明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因此,在生态问题上,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正确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
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是建立在价值观和道德观基础上的。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价值由事物所具有的客观属性和人们对事物的主观需要两个因素构成。前者是构成价值的客观基础,后者是构成价值的主体条件。价值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体性。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抽掉了价值的客观基础,把价值的主体方面无限夸大,使之绝对化,这是完全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把人视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把人的利益和需求作为衡量自然万物的根本价值尺度,疯狂地进行毁灭性的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人类对自然破坏能力的逐步加,对大自然不计后果的开发和掠夺,导致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引发严重的生态问题。
篇2
本文围绕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角度、选题、素材、写作套路和后期修改这五个方面提出小论文写作的指导策略,用“多”“亮”“实”“顺”“美”等美妙的“音符”,谱写政治小论文的华美乐章!
一、提供撰写角度,突显一个“多”
同一个主题,同一份素材,进行广度拓展和深度挖掘,有助于多角度呈现立意。
1. 政治学科角度
小论文的撰写要始终紧扣教材知识,思想政治学科的教材知识是写好政治小论文的理论基础。通过课堂教学,学生已了解并掌握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生活与哲学》《文化生活》等相关知识,由此构成一个学科体系。在学科理论观点的指引下选择小论文撰写角度,有助于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使文章更具有严谨性、科学性和说服力。
例如,笔者指导学生撰写的《天蓝了 水清了——记马渚镇沿山村生态村建设》《朗霞裘服的“春天”来了》和《光耀杭州湾 照亮全世界——来自梁弄镇灯具产业的报告》三篇文章曾获余姚市高中学生政治小论文评比一等奖。三篇论文的共同点是:立足于教材,充分调动了《经济生活》中的相关知识,如科学发展观中涉及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市场经济中涉及的宏观调控等知识,对素材的解读回归于课本,避免了空洞说理,因此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2. 时政性角度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提出,坚持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统一……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充实和调整教学内容,体现当今世界和我国发展的时代特征,显示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角度也应适应时代要求,密切联系国际社会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直面高中生思想上的现实问题。如笔者指导学生撰写的《盗版的世界“学问”大》《绿色奥运 绿色希望》和《似曾相识燕归来——小手机折射出大道理》等小论文,以盗版、北京奥运会和手机等当年的热点问题为载体,不仅引发了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的写作热情。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在课堂教学时要注重课本知识与时政热点相结合,把新闻引入课堂,让学生逐渐积累撰写政治小论文的新鲜素材。
3. 地方人文角度
政治小论文的撰写要具有地方色彩,体现政治学科的独特性,富有研究价值。笔者发现,近几年获得一等奖的小论文一般都有一股浓郁的家乡味道。如本校学生所撰写的《姚剧——姚江文明的瑰宝艺术》和《名邦之奇葩 余姚之骄傲》两篇小论文,挖掘了余姚地方传统文化——姚剧这个文化资源,从姚剧的起源和发展为主线进行阐述,使人们重新认识了本土文化的价值;《菜,榨出道理来》和《小杨梅 大道理》两篇小论文,选择闻名中外的榨菜和杨梅两种余姚特产,从它们的起源、现状和未来展望等角度进行撰写,让读者深深体会到余姚本土产品的魅力;《光耀杭州湾 照亮全世界——来自梁弄镇灯具产业的报告》《同样的土地 不同的财富》《朗霞裘服的“春天”来了》《四明山经济发展的“春天”——论四明山“农家乐”》和《白色珍珠——余姚的摇钱树》等小论文,以余姚的梁弄灯具、朗霞裘皮、四明山的“农家乐”和塑料为撰写角度,告诉人们这些产业是如何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插上腾飞翅膀的。由于学生对自己的家乡非常熟悉,站在地方人文角度撰写政治小论文,得心应手、有话可说。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以本土资源为素材,倡导“生活化”教学,达到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知行的辩证统一。
二、帮助学生选题,突出一个“亮”
帮助学生选好题目,是教师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的重要一环。小论文的题目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用最简洁、最准确和最新颖的文字告诉读者本篇文章将要阐述的问题,使人阅读之后一目了然、过目不忘。由于高中生的知识面、理解力和概括能力都有限,课余阅读报纸杂志和上网了解时事资讯的时间并不多,教师可结合政治学科实际、社会现实问题、地方人文特色和学生个人的兴趣爱好等方面来为学生选题提供素材,力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不落俗套,注意“亮”度。题目是文章的“眼睛”,为文章选择一个好题目,可以对整篇文章起到点睛的作用。政治小论文的“眼”,应该明亮而富有生命力,一般为20字左右。若学生以提炼小论文的观点作为标题,应该注意以下三点:第一,仔细研究背景材料,认真领会材料要说明的中心思想;第二,联系材料,找出其中心思想与教材知识的结合点;第三,将材料中心思想上升到一定高度形成小论文的观点,确定标题。例如,本校一位学生以余姚特产——杨梅为主题,立题为《小杨梅 大道理》,一小一大,对比鲜明,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深刻印象,在省高中生政治小论文评比中获了奖。
三、指导学生搜集和整理素材,彰显一个“实”
题目确定好之后,紧接着下一步,教师应指导学生搜集、整理相关材料。小论文虽小,材料也不可少,充分占有材料是写好小论文的前提。教师在辅导中要注意提醒学生:题目不同,搜集资料的范围、重点和途径也不一样。一般说来,可让学生从以下两个途径搜集和占有材料。
篇3
综观2005年国外的研究,其主要研究热点仍集中于西方和后的研究。具体而言,其特征表现如下:一是继续追踪和深化西方的有关人物和问题的研究,如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列斐伏尔等;二是扩展并加强了对某些西方流派的深度挖掘;三是对后或后现代的哲学研究取得明显的进展。
一、西方代表人物和流派的研究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景观,以及国内哲学创新的迫切性,国外的西方研究似有重“热”之趋向。因此,整理并发掘已有的史料,立足于新的视野,重新研究西方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就成为一项摆在面前的重要工作。就过去的一年看,西方的研究覆盖了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列斐伏尔和阿尔都塞等人,也包括了各个思想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西方国家理论、英国的等。既有新译著的面世,也有立足新角度的深入挖掘。
1.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中,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晚期列斐伏尔等人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首先要提及的是卢卡奇的一本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于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从意识形态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做了“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作者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追溯到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学说,对自20世纪起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流、演变和社会后果等做了系统的考察和批判。作者认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承担了不可推卸的“思想责任”。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此书的出版为国内的卢卡奇研究提供了另一新的材料来源。另外,其他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卢卡奇的思想做了分析。张亮对卢卡奇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在对卢卡奇自传文献产生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其政治辩护的本质和自我遮蔽的不良后果,并为国内研究走出卢卡奇晚年自传的阴影提供了建设性的向度。张双利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一文中阐释了早年卢卡奇思想向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转变的内在历程,以此为基础,作者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重新阐释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理论和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末世论的洞见,它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预示了末日之后灾难重生的光明道路,唤起了理论中革命的阶级意识。张秀芹以“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为题,仔细地考察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卢卡奇作为西方的鼻祖,虽然国内对其研究较多,但对有关其意识形态理论则关注不够;而且卢卡奇本人可能也没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述,所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卢卡奇,不失为一个较好视野。
2005年有关葛兰西的研究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葛兰西是西方的重要代表,而且还因为葛兰西的理论,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和“霸权”(也有译为“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等)理论与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内学界对后研究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国内近年来后研究的兴起,葛兰西思想与后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理解和翻译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葛兰西思想的不同取向和视野。因此,对葛兰西的思想及其影响给予格外的关注,自有其合理性。周凡和杨海锋都对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做了辨析。周凡在《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文中,从"hegemony"的译名,即目前国内将之翻译为“霸权”、“文化霸权”、“领导权”和“主导权”等数种译名出发,结合葛兰西对"hegemony"的使用及其理论扩展,详细考察了葛兰西的"hegemony"一词的意义及其演变。他认为,"hegemony"描述的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地服从并自动融入到该社会集团的权利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葛兰西的"hegemony"的产生既表现为一个负责的历史综合,也表现为一种意义的把握和延伸,而其理论内涵在市民社会、完整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阐发中得到了深度而充分的展现。因而,将"hegemony"译为“霸权”是恰当的。杨海锋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一文中也比较详细地考察了"hegemony"一词的含义及其延伸意义。此两篇文章都与国内对"hegemony"一词的多种译名有关,也与葛兰西理论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关。杨海锋还在《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一文中就葛兰西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关系做了探讨。他认为,葛兰西批判地改造了克罗齐的哲学,而克罗齐的哲学则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2005年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诞辰120周年。布洛赫的思想研究,是中国的西方研究的相对薄弱环节。有学者发表多篇文章,对布洛赫思想加以评述。梦海发表《思想就意味着超越》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等文,对布洛赫的思想予以评论。他认为,布洛赫著作是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哲学的贫乏时代,布洛赫通过《希望的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使形而上学重新成为真理与现实。20世纪西方世界是人性严重扭曲、精神普遍衰退的世纪。与听天由命、悲观绝望和虚无主义相反,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富于挑战的思想。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思想远远超出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史。此外,夏凡对布洛赫哲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做了概述和评论。他认为国内外的主流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意见是把布洛赫当做一位乌托邦的者,第二种是把布洛赫哲学看做与犹太—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的结合。夏凡则倾向于把布洛赫哲学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伦理学。他在总结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布洛赫思想渊源的“五基音”说,认为布洛赫哲学是由基督教伦理、古典人本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人本主义共同谱写而成的交响曲。
列斐伏尔是西方的重要代表,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消费社会的研究者鲍德里亚的导师,其日常生活理论与当今世界的消费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研究不够,而对其晚期思想研究,国内学界更是缺乏应有的重视。刘怀玉近年来一直在对这位西方学者进行研究。他强调了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指出其意义在于它是列斐伏尔一生中惟一一卷将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畴进行周密而系统地阐述的著作。刘怀玉还对晚期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思想进行了评介,指出晚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包含着更深层的逻辑分歧,而晚期列斐伏尔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的左右客串和摇摆对这种分歧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他还在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视域中介绍了列斐伏尔引发的消费社会批判思潮,并把它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公共生活领域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当然,关于2005年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绝不止上述几位,诸如对阿尔都塞、柯尔施和柯亨等人的思想的研究。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其研究重心基本转移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国内学界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有关这一理论及其影响,仍需给予更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来看,2005年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并未超越张一兵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所涵盖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排除在阿尔都塞研究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早期政治哲学论文集《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已由南京大学唐正东等人翻译出版,它为阿尔都塞的早期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献资料。此外,“西方”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和西方的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的思想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注意。
2.西方流派的研究
(1)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多年来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诸如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2005年,仍有不少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倾注了心血。如张亮从历史的视角,对阿多诺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历史缘起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批判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评判。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目前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哈贝马斯的其他思想,诸如有关精神分析理论与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有关科学技术(特别是有关基因技术)的论述,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并可能成为未来关注的热点。另外,在已有多本哈贝马斯研究专著的基础之上,2005年我们又看到了有关哈贝马斯的另一本研究专著。贺翠香的《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一书于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如何重建的,他重建的怎样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讨论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及其不足。本年度,除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外,也还有相关的译著面世。马尔库塞弟子,现已移居到加拿大的芬伯格教授的技术批判理论综合了技术建构论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观点。芬伯格的研究路径和观点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已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也于2005年由韩连庆等人翻译出版,这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近年来,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诸如哈贝马斯的学生韦默尔和霍耐特等学者的身上。必须承认,法兰克福第三代学人所面临的是不同于早期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理论语境和和社会实践背景。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西方社会物质匮乏的消失、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都向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论家提出了更多理论挑战。韦默尔和霍耐特二人虽然都是哈贝马斯的弟子,但二人与哈贝马斯的思想的远近却并不等同。相比较而言,韦默尔更多地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新启蒙和新理性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目标仍是建立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批判地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而霍耐特则试图另立门户,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仅仅刚刚开始。近年来,学界对韦默尔的思想已有所关注和研究,如在《现代性的现象学》一书中就有专章介绍,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思想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可喜的是,这一状况将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得到改观,因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已普遍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2)生态研究。生态学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2005年,学界对生态学有较多的关注,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着现代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对生态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王雨辰对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分析了奥康纳与其他生态学理论家在理论上的异同及其理论得失。郭剑仁则对以福斯特、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考察,指出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王建辉认为生态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其整体性方法。陈食霖针对部分论者将生态学看做是后思潮或后现代哲学思潮,指出应当在西方论域中认识生态学。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一文中概述了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以来,北美的生态学比欧洲的理论更活跃。
(3)西方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R·米利班德等人围绕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展开长时期的争论。可以说,西方理论家在这一领域已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因此,加强对这一领域的追踪研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就国内目前已有的文献和已发表的论文看,有关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对这一课题不断地进行追踪研究。2005年南丽军、尹树广以“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为题介绍了雅索普的国家理论。他们认为,雅索普在综合了制度主义、西方的话语分析理论、自组织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西方的国家理论。在国家的方法论层次上,雅索普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强调国家、经济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雅索普认为,虽然国家自身的规定性建立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化分离的基础之上,但其分离的界限则是复杂多变的,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策略选择能力的前提。
(4)英国的研究。英国的研究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学界左右两翼围绕着展开长期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传入英国之后,又引发了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及其他研究派别的争论。综合国内近年来的研究,可以说,英国的,特别是文化学派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总的来说,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乔瑞金、师文兵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一文中,对英国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的发展做了追踪考察。他们认为,自20世纪中期后,英国出现了一批新者,也形成了许多新学派,其中历史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两个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历史主义学派包括M·多布、E·霍布斯鲍姆、C·希尔、R·希尔顿和E·P·汤普森等。汤普森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之一。而结构主义的学派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由P·安德森、T·奈恩和布莱克伯恩等人组成,安德森是其领军人物。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这两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尤其以汤普森和安德森的长期论战最为突出。汤普森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安德森则对来自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法国的结构主义方法特别关注,并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乔瑞金、师文兵从这两个学派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方法的对立出发,具体分析了两派争论的焦点、实质和目的,并对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区别及其特征做了对比分析,认为双方虽然在研究中各有重点,但并非是拒绝相互借鉴和吸收。英国历史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历史主义方法,而结构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他们常常是二者的相互结合,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其侧重点不同。这可能是关于这两个学派研究中应该予以注意的。
二、后的研究
2005年,后研究逐渐成为国外研究的一个热点,并迅速地扩张其研究领地。涉入到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尽管对“后”这一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但这不并妨碍对这一最新的国外思潮的研究和挖掘。事实上,如同“西方”这一概念已经存在的歧义和争议一样,笔者以为,有关“后”这一称谓,最终也不可能取得一个完全一致的规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当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关“后”这一术语的探讨和争论,会有助于该概念的澄清。
1.拉克劳、墨菲与后
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后的代表人物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周凡分别以《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等文,对后的源流和概念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考察。他认为,后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外的一种新思潮,其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后解构了古典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的重建。正由于此,后自从它一出现起,就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和来自不同方向的理论回应。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标榜“后”而闻名的拉克劳、墨菲只能算是后的旗手,而不能被视为后的鼻祖。因为在其之前的70年代,就既有英国的赫斯特和辛达思这样的后的先行者,也有50年代末的波兰尼和70年代的D·贝尔等西方学者。而围绕后的有关争论,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大了拉克劳、墨菲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和知名度。付文忠在《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一文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墨菲的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认为,作为后的重要代表人物,墨菲在后期介入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政治自由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墨菲拓展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有关“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强调冲突和对抗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政治竞争的对手不是有待消灭的敌人;现代民主的整个问题均与多元主义有关,并力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力图超越二者之间的争论,等等。孔明安在《“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等文中对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的观点做了评述。他认为,“社会对抗”学说构成了后的核心概念,它是拉克劳、墨菲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阿尔都塞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基础上精心构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拉克劳、墨菲在构建后理论方面的苦心孤诣,也是后理论区别于其他流派学说的关键。而且,“社会对抗”概念使拉克劳、墨菲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沟通了起来,并通向其所主张的“多元、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这一学说使拉克劳、墨菲成为后政治学说的核心,并使其区别于当今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流派。因此,对“后”的政治哲学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马克思的幽灵》与广义的后研究
从广义上而言,后当然绝不仅限于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也可以被纳入到后的行列之中来。就此点而论,南京大学早在本世纪之初,已率先对该流派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2005年,张一兵在以往构建的全新理论平台的基础上对该领域个案人物拉康、德波和德里达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学解读。他系统地对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本专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他还解读了德波的《景观社会》的一些重要章节,发表了相关的系列文章。同时,张一兵近年来在完成了对阿尔都塞的研究之后,开始关注德里达。虽然德里达在国内的影响颇大,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也早已翻译出版,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的幽灵》的系统解读也只能说刚起步不久。围绕着德里达的思想,张一兵在《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一文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理论逻辑基础,并阐释了德里达试图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的真实含义。尚杰多年从事德里达研究,近来他也开始涉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他在《“看不见的现象”暨“没有宗教的宗教”——再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一文,试图把《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德里达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联系起来。他认为,德里达隐晦哲学的思想并非无“规律”可寻,但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对德里达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德里达的主要哲学贡献不是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和颠覆,而是揭示出哲学从未有过的新面貌,即事物如何出场和如何传播;德里达正是根据这样的思路来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而这样的阅读同时也是对《资本论》中“看不见的现象”的阅读,是对书中“幽灵性”的阅读,这一态度,表明了德里达所持的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的立场。杨生平则从一种通常的视角来解读隐晦哲学家德里达。他认为,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主义精神,德里达所提倡的马克思的解放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延异精神。因此,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不是为了发展,而是借马克思的文本进一步完善解构主义,使解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而始终未得到系统表达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展开。《马克思的幽灵》抓住的至多只是马克思的“幽灵”,丢失的却是马克思的“灵魂”。
当然,有关国外的研究,绝不止上面所述。2005年有关研究还涉及到当代的一些西方学者,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吉登斯、德里克,以及日渐走红的齐泽克等。另外,还召开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学术会议。如2005年4月由南京大学召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暨第二届广松涉与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1月,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和复旦大学当代国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马克思哲学与现时代”的国际会议;2005年12月由中国当代国外研究会、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了西方专题研讨会。
另一方面,就问题而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似也应纳入到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革命与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形式、社会分配、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调整与改革,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政治民主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扩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21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关系及其变化的新课题,等等。这些都是国外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国内哲学工作者今后必须加以追踪和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目前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和研究专著面世,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是一个艰深的理论课题,需要更多的哲学工作者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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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付文忠:《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
[21]孔明安:《“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哲学动态》2005年第1期;《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篇4
论文内容摘要:在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等重要。创新精神的培养,离不开对知识的广泛接纳和吸收,离不开创造性思维的训练。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在当今大多重技能、轻理论的情况下,加强对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投入,是一项艰巨而又意义深远的工程。
我国1998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五条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当前高校艺术设计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设计人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中“道”是无形的、本源的物质本身所遵照的运动规律;“器”是有形的、现象的技能、技法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关系犹如“道”和“器”,创新精神是实践能力的根本、源泉。创新精神从何而来?它来自于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培养。
一、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任务
1.艺术设计理论概述
艺术设计理论是一门对艺术设计的基础知识、基本问题和基本原理做专门综合探讨的知识体系,主要包含艺术设计史的研究、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的研究、设计批评、艺术设计实践理论的研究等内容。艺术设计史的研究包括:通史通论——中外设计史、中外美术史等,专史专论——中外广告史、中外服装史、中外陶瓷史、平面设计史、工业设计史等。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设计概论、艺术概论、设计心理学、设计方法学、设计文化学、设计美学、艺术美学、艺术心理学、设计艺术原理等。设计批评是对与设计相关的对象的评价和判断。艺术设计实践理论是针对每一门具体设计专业的专业理论,这种理论不是简单的对技法和工艺的概述,而是对技法和工艺一般规律的总结,是对技法和工艺本质及外延的研究。艺术设计理论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边缘学科,其知识体系涵盖了哲学、美学、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生态学、仿生学、人体工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因而,艺术设计理论课程的开设,是拓宽学生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指导学生设计实践的重要途径。
2.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任务
①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
李砚祖先生认为艺术设计是“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造物活动,是人为实现实用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物化劳动形态。这种造物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因而是一种艺术质的造物”。①诸葛凯先生也认为艺术设计的本质是“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的艺术”。②从以上的观点中可以分析出艺术设计的两大要素:“造物”体现的科学精神,造物之“美”蕴含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艺术设计实用功能性决定了它必须要遵循一定的科学原理进行造物,因而科学精神是艺术设计的内涵之一。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价值的维护、追求,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珍视。艺术设计具有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体现了其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重视。若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很好地融入到艺术设计中、渗透到设计人员的设计理念中,需要合理解决科技发展与文化心理之间的矛盾,需要学习生态学、仿生学、人体工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需要研究历史、哲学、美学、艺术学、社会学、心理学、民族民俗学等相关内容。艺术设计理论知识体系涵盖了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方方面面,因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树立、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是使艺术设计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重要渠道。
②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基础
当今时代,一方面人们对艺术设计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越来越多样,另一方面,艺术设计已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多种风格与流派并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若想设计出既符合大众需要又与众不同的艺术作品,需要的是创新精神。创新需要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艺术设计理论包含艺术设计史知识、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知识、设计批评、艺术设计实践理论知识等内容——知识体系庞大而丰富,所以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扩大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理论修养的根本途径。
艺术设计教育不是培养技术工人,而是培养具有理论修养,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艺术设计教育不应只传授技法、技能,同时也应传授“道”(即技法之外的艺术设计创新的本质、内涵),重在授之以“渔”而非“鱼”。 艺术设计理论揭示艺术设计的客观运行规律、总结艺术设计现象背后的本质,因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指导设计实践的基础。
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现状
1.对待艺术设计理论不够重视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甚至是一部分老师,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重要性,认为理论可有可无。这与有些人的浮躁、急功近利思想分不开。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活动中,学生更偏爱能够迅速带来设计成果的设计实践课,而艺术设计理论课相对枯燥乏味,不能立即物化出设计成果,较少受到学生的喜欢、重视。事实上,没有艺术理论知识做支撑的艺术设计作品,不过是没有灵魂的视觉元素的简单组合。艺术设计教育,不是仅仅教会学生能创作成果,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掌握创作成果的方式、方法、规律和内涵等本质性的东西。艺术设计实践课程是教学的显性课程,教给学生的是“形而下”的“器”;艺术设计理论课程培养的是设计师的气质、创造意识和设计的综合素质,教给学生的是“形而上”的“道”,所以应加强学生的理论意识。同时,教师的艺术设计理论意识也有待提高。教师在进行艺术设计实践课程的教学时,可用相关理论知识来指导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充实教学内容,授技的同时,也要传“道”,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学生对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重视。
2.艺术设计理论课程设置不大科学
目前高校的艺术设计理论课程体系不够完善,理论课程开设参差不齐,有的高校只开设了设计史、设计概论和中国工艺美术史。科学的艺术设计理论课程体系应该包括:基础理论课,如设计概论、设计心理学、设计美学、设计方法学等;艺术设计史论课,包括通史通论(如中外设计史)和专史专论(如工业设计史、平面设计史);相关的设计批评课程和艺术设计实践理论课程等。
3.授课方法单调
传统的艺术设计理论课一般都是教师讲解,学生听,教学效果较差。现在多媒体引入教学,但是教学方式依然是灌输式的,多媒体成了第二黑板。这一方面是因为教师没有充分利用多媒体的声、光、色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因为理论课往往是以合班形式的大班上课,听课人数众多,限制了互动式、灵活式教学手段的实施。另外,多媒体教学依然局限于狭小的教室空间,学生缺乏消化理论知识的身临其境的客观环境条件。
三、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改革措施
1.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艺术设计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因此艺术设计理论教育对教师综合素养的要求就相当高。不仅仅是艺术设计理论课教师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艺术设计实践课老师也同样要具备。由于艺术设计理论教育必须紧密联系设计实践,所以对教师的要求就是双重的:既要懂设计理论知识,又要会从事设计实践活动。专职的艺术设计理论课教师,在专心研究、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了解相关的艺术设计实践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深入到艺术设计理论研究的本质问题,避免纸上谈兵的尴尬。专职的艺术设计实践课老师,在掌握和教授设计技能、技法的同时,也要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不仅仅包括设计实践课的专业理论,也包括基础理论、艺术设计史论及设计批评等。教师队伍是培养人才的核心,只有教师的全面发展,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提高教师素质、建设教师队伍是教育的大计。
2.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改革
艺术设计理论课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都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所以理论课教学在形式上要更为开放与自由,使学生由以前被动的听课变为主动的参与课堂。教学不应只局限于教室范围,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安排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学习,针对现成作品进行理论讲解和分析;也可以针对某一艺术设计理论观点,进行课堂辩论或讨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为理论而理论,艺术设计理论知识要和艺术设计实践紧密结合,要提炼出设计观、美学思想及其对现代设计实践的影响与实用价值,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体会到理论课程的实用性和指导性。
3.考核方式的改革
艺术设计理论课程最终的考核方式一般是写论文或闭卷笔试。写论文并不能检验学生真正的学习效果,因为历年来的学生论文抄袭现象较严重,很多学生的论文都没有实质性内容;试卷考核方式考查的只是学生的死记硬背能力。所以艺术设计理论课的考核方式需要改革,可以以论文加设计作品或试题加设计作品的方式来考核。论文加设计作品,是在写论文的同时,要学生根据所写论文的论点,设计出能反映论点思想或与论点思想相关的作品,并把作品附在论文后面;试题加设计作品,就是把传统的题型变化一下,把纯文字型的试题,改为根据已知理论来设计相应作品的画图题或者是分析图片作品的分析题。这样,才能真正考核出学生理解、分析、应用理论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在运用理论知识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价值。
结语
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综合素质的培养,而综合素质中很大一块是艺术设计理论修养。设计师不可能都是设计理论家,但只要是在专业设计上有一定成就的设计师,就一定是具备相当理论素养的人。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应抛弃重技能、轻理论的思想,应加强对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重视和投入。
注释:
①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13.
②诸葛铠.图案设计原理[M].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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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环境伦理观;生态地理教学;构建
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社会和经济的进步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对自然的恣意索取和排放造成了臭氧层空洞、酸雨、土地的不断沙漠化,严重的水土流失,矿产资源的日益枯竭和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不断加深,最终导致生态与环境严重失调,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种盲目的杀鸡取卵的近利行为,从人们的认识上来说是缺乏环境伦理道德与意识。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较工业文明更先进、更高级、更伟大的文明[1]。它倡导把保护自然环境作为伦理道德的首要准则。生态文明的环境伦理道德是以维护自然环境系统正常运转,保持自然生态平衡为准则的。人类的一切行为必须是在服从这一准则的前提下进行,增强人们的生态环境道德意识,树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伦理观,使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道德是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所应履行的道德义务。
一、环境伦理观
环境伦理观主要以保护地球资源和确保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在生产生活中坚持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减少污染排放、循环使用资源等环保理念[2]。环境伦理观主张地球的唯一性与资源承载量的有限性;生命的平等性;人类的自然属性;人类自身的公平性;环境问题的世界性等[3]。生态文明是以环境哲学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因此在地理教学中把环境伦理观作者简介:刘丽华(1983-),女,山西人,滇西科技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经济与旅游地理作为学生改造自然意识与行为上的制约机制与理念,树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环境伦理观是推进生态地理教学的哲学之源与理论之基。而地理学科以其时代性、独特性、形象性、统一性的特征,例如人地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又有助于环境伦理观的渗透。二者具有相通之处。
二、生态地理教学构建目标
生态地理教学构建的终极目标在于,在地理教学中渗透环境伦理观能够使学生塑造环境伦理道德,使使他们具有正确的环境态度和价值观,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以此能做出理想的环境行为。
1、培养学生的环境伦理意识
在地理教学过程中,要大力宣扬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威胁,使学生认识到任何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的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以此唤起学生的危机和急迫意识。
2、形成正确的环境伦理观
由于环境资源的有用性有限性与稀缺性等,环境资源也是有价值的。正确的环境伦理价值观要求在自然本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建立起一种合理性,一种生态平衡,并用这种合理性来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3、使学生形成绿色消费观
在教学过程中,应倡导学生在消费资源时要适度消费,以求资源的永续利用,例如倡导珍惜粮食,节约用水等。
三、生态地理教学构建途径
1、地理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环境伦理道德的有效空间
教师可采用渗透式讲授法、辩论法、讨论法、演示法、材料阅读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设计教案,对环境伦理观从知识、技能、情感等多方面进行讲解与传授。
2、课外活动是培养学生环境伦理道德的重要阵地
教师可以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校外去考察、调查,让学生写出总结或调查报告,提出自己的建议,使学生直接接触环境,获得正确、鲜明、真实的印象。
3、重视乡土地理教学对环境伦理意识的培养
乡土地理教学是从学生身边的地理事物和现象人手进行教学的,比较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学生对周围的地理事物和现象比较熟悉。
四、生态地理教学评价
1、对学生的评价
对学生的评价可通过撰写环境伦理调查报告或环境伦理小论文等进行量化的评价。考核采用优秀、良好、中三个等级。
2、对教师的评价
1)教学目标评价教学目标是否符合地理学科的特点和环境伦理教育的特点是否在完成地理教学目标的同时,强调学生对环境伦理的理解,培养正确的对待环境的态度,并鼓励学生的参与是否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可操作性。2)教学内容评价教学内容是否将本书内容与学生身边的、当地的和日常的生活环境、生活经验与环境伦理问题联系起来;教师是否鼓励学生在学习中调查不同的环境伦理问题,并把这些环境伦理问题与全球的环境伦理问题联系起来。3)教学方法评价教师是否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这些方法是否适应学生的需要;教师是否采用了相应的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的措施,建立了相应的对学生进行过程性评价的学生档案教师是否将评价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教师是否提供足够的机会,让学生在现实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感知、体验和思考。生态地理教学的构建,以环境伦理观的形成为主要线索,从构建目标、途径以及到生态地理教学的评价都以环境伦理观教育为主,以此来实现地理教学的生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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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曾永成在《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十年》一文中指出院“从1981年到2011年整整30个年头,是我真正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的30年,也是我从运用系统原理到运用生态哲学研究审美,最后走进了人本生态美学的过程。”围绕《以美育美》《感应与生成》等所论述的以“节律感应”为核心范畴的感应论审美观,以《文艺的绿色之思要要要文艺生态学引论》等为中心主张的文艺生态学思维,以及《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中对哲学、文艺学原典的新解读,可以看作曾永成理论研究走向人本生态美学的三部曲,同时也是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过程中极富个性特征的代表性著作。作为当代学者的雅范,他在三十多年间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的著作,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审美文化精神嬗变的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艺思想研究的时代风貌和精神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史意义。
2005年12月,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要要要文艺新解读》出版。他在书中立足于当代语境,摆脱已有的流行性阐述,从实践论人类学对原典进行全新解读,推动了对哲学的重新认知,为文艺理论界提供新的哲学思路与研究视角。
21世纪以来,整体性的人类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受到普遍质疑,市场经济与网络技术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带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失衡以及深刻的精神危机。在新形势下,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警惕狭隘化、片面化甚至歪曲化的阐释倾向。这就需要从当今语境出发,立足于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实际,对及其文艺学原典进行深入解读,与时俱进地加深对原典的认识。只有如此,才能适合新的现实要求,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就是从根本上调整对文艺学哲学基础的认识。曾永成关注早期作品中关于人类学的论述,并以之为理论起点,在“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的基础上,认识到实践和人的“类本质”生成的独特重要性与整合效用,从而阐发其“实践论人类学”内涵,以此作为对哲学原生整体形态的重新认识。“实践论人类学”契合了世界本体的生成论与生态属性,消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绝对割裂,表现出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以实践论人类学为文艺学理论基础,可以有效避免对原典内容的屏蔽以及某些原则性的误解,更能够接近马克思原典的本意;可以帮助的哲学和文艺学顺利找到进入21世纪现实语境的切入点与适应性,推动对其学理阐释的与时俱进,充分发挥其时代功用;有利于文艺学理论基础的人类学回归,使其以一种更具包容性与整合力、更有价值导向意义的阐释模式展示原典中更加广阔深邃的内在含义。
回归实践论人类学,可以对哲学和文艺学进行“绿色解读”。长期以来,对文艺学的传统阐释大多都从意识形态性开始,很少从人类生命根基的角度阐明文艺需要这一文艺活动的出发点,文艺的功能问题探讨难以深入。曾永成以这个根本问题为切入点,本着实践论人类学的整体精神,对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进行学理分析,再回归到基于两者统一的实践论人类学解读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内涵。他回归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并将其最终落脚在文艺理论的生态学化建设上,在生态思维中建构具有实践论人类学精神的文艺学新形态,将生态论文艺学作为文艺学建设的当代课题。
曾永成以“走向类的融通”为题,论述了文艺学跨越中西文化的思维优势。他指出,文艺学融合中西方文化的思维优势走向类的融通,不仅表现在“艺术掌握方式”论、“更加莎士比亚化”的自然性精神和“性格”与“意境”的类意识通观等具体问题上,也体现在关于文艺需要和功能这个文艺人类学思维和生态思维的核心问题上。由此,文艺学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就从原典出发被揭示出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最好的思想基础还是的实践论人类学及其文艺思想,这为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的世界图景、最根本的价值观念以及最开放的思维空间。如高云涌在对《回归实践论人类学》的评论中所说院“在由于生态危机而使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今天,这种基于“返本”进而“开新”的解读,无疑有助于激活哲学和文艺学的内在基因所固有的生命力,有助于使其更加深入而且有力地介入21世纪人类创建生态文明的历史性实践。”
曾永成所著《回归实践论人类学》一书,整体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在以往对生成本体论的阐释的基础上,从实践论人类学对之加以更加深入的考察,明确提出对哲学本体论的新理解,即“生成本体论”说,而鲜明地区别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
首先,曾永成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与流行的实践本体论不同,认为不仅要如以往的权威性解读一样,强调人与自然通过实践发生的共时态联系,更需要创新性地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实践对于审美活动的意义不在于其是美与审美得以产生的根源,而在于将其从动物的对象性联系提升为主体性的关系。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这种生物性活动提升为主体性活动,并将主体性建立在对象性的基础之上,以此说明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历时性的生成关系。而这种联系先于实践,修正了以往实践是审美产生的内在根源的误读。
其次,实践本体论对旧唯物主义合理内涵简单摒弃,对这些已经融入哲学并具有重要理论内涵的观点不予理睬,不可避免地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片面化。而生成本体论重新唤起对马克和恩格斯的自然史观的关注,纠正了实践本体论的这个思维误区,不仅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成性联系,更高度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观点,形成“自然要人”大系统的整体观念。
再次,曾永成从原典出发,对“自然向人生成”进行科学解读,立足于整体性观点形成“生成本体论”主张,对自然本体论、人本体论、精神本体论以及实践本体论等本体论观点加以序化综合,将世界本体解读为不同形态内在联系的生成过程。对哲学本体论的这种生成本体论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而深邃的视域,既将传统意义上的实践本体论纳入其中,又避免了它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并有利于真正吸收其合理内核和美学上的积极成果。
最后,在生成本体论的整体格局中,实践从审美根源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充当自然、人、精神和历史等诸种形态间能动综合的中介。这打破了长期以来审美本体论所默认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虚妄,体现出自然生态规律对于人类实践的深刻制约性。在生成本体论中考察实践,对于今天的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极为重要。
以曾永成所理解的的实践论人类学作为思维框架进行考察,实践本体论所秉承的可贵的生态关怀与其基本理论内核之间的内在矛盾显露无疑。实践本体论美学追求表达人与自然发展和谐统一,较早意识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表达了生态关怀理念。而实践本体论的基本观点是强调从实践中寻求美和审美的本质和根源,这种片面高扬主体性的实践正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本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把实践本体论回归到生成本体论,回归到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相融合统一的人本生态观,在实践论人类学中对其加以科学的阐释,乃是实践本体论美学克服其生态关怀与基本学理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出路。
篇7
音乐教育哲学问题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继2009年11月在广州大学举办的首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之后,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次会议除了延续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讨论,还提出了“传统音乐教育”这一近年我国音乐教育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论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进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的基础,也是探索传统音乐文化当代传承的路径。将音乐教育哲学与传统音乐教育结合进行探讨,是大会主办者探索本土音乐文化教育模式的有益尝试。
两天的会议议程包括:专家主旨发言、圆桌会议、博士论坛、研究生论坛四项内容。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
一、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为背景的多元社会环境下,中国的音乐教育者应该怎样看待音乐教育所具有的新的意义?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玛丽・麦卡锡(Marie McCarthy)教授为与会者介绍了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在其主旨报告《变迁世界中的音乐教育哲学:新视野与未来发展的方向》中麦卡锡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音乐教育哲学成为音乐教育的宣传、政策的主要知识来源。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础已经得到扩展,一些学者开始从多元学科来寻找理论的支持,这些理论包括了心理学、女性主义、音乐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流行音乐的研究。针对这种新的研究趋势,麦卡锡提出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要研究的五个问题:(1)音乐教育者怎样理解音乐的意义?(2)“认知”音乐意味着什么?(3)今天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是如何被重视、被宣传、被倡导的?它们的基础是什么?(4)全球化背景下学校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到底是“谁”的音乐?(5)从伦理的角度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教育才是“好的”音乐教育?以此提醒当代音乐教育者将他们听赏和看待音乐的方式重新概念化并考虑音乐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性。麦卡锡所介绍的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新趋势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音乐教育无疑具有启示的意义。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研究与探索
音乐教育哲学作为本研讨会的主旨议题之一,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参会代表们从音乐教育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对基于中国音乐教育实际情况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
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理论化、系统化认识的总结,是特定社会和历史中的产物。西方的音乐教育哲学与中国传统的“乐教”哲学的关系何在?中国传统“乐教”哲学对于今天的音乐教育有何启示意义?如何在音乐教育实践中贯通中西?这些问题正是探索本土音乐教育模式的关键,也是本次会议的目的所在。管建华《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一文以社会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哲学为基础来探讨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的关系;该文尝试汇通中西哲学,提出建立中国文化哲学为基础的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周凯模《中土“乐教”哲学与民间音乐传承》提出中国自古就有基于中土宇宙论的乐教哲学体制,在近代引进西方教育分科体制后,中土“通才式”的教育体制断裂,中土优秀的乐教思想被忘却。而在民间“乐教”思想中,却依然坚守着中土“天人合一”的哲学精髓,是对古代优秀乐教思想的延续,因此对于中国民间乐教传统的丰富资源的调查研究任重道远。代百生《音乐美育: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发展主线》中认为以“美育”为发展主线的中国音乐教育思想既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审美”与“美育”观念的吸收,也体现了中国儒家礼乐思想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提出正确认识音乐美育的内涵,将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
在该论题中,“审美”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与中国音乐教育实践的关系尤其受关注。覃江梅《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邓兰《实践还是审美――“二元对立”批判范式下中国音乐教育的困惑》、王州《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刘倩男《“审美”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现实指向》等文章,都以中国音乐教育实践为现实背景,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审美”和“实践”两种范式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外,从哲学层面进行理论研究的还有张业茂《“音乐教育”的语形、语义与语用――对“音乐教育”的语言分析》、朱玉江《从交往理论看音乐教育实践哲学》、韩忠岭《两种哲学视阈下音乐教育的哲学诉求》、柳良《对美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若干思考》、姬晨《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从课标修订管窥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哲学观》等文,这些探讨对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三、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代表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分别从学校音乐教育和民间音乐传承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以及传统音乐民间活态传承的方式等问题。
学校作为专门、系统的教育机构,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教育是传承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当下学校中的传统音乐教育处于何种地位?如何推进传统音乐在当代音乐教育中的实践?本次会议的代表们分别就不同层次学校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樊祖荫《音乐艺术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及思考》提出了当前音乐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为重视与衰减并存。提出今后应重点加强本科阶段的传统音乐学习,同时各院校应展开与传统音乐教育相关的学术活动,营造浓郁的传统音乐教育氛围,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的感情与学习兴趣,把传统音乐教育从技能、音乐理论的学习提升到文化的层面。谢嘉幸《传统音乐教育――从理论思考到实践探索》以自己亲身的实践与研究“教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为例,提出建立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既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音乐多样化的保护与开发,又有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学校教学资源,同时有助于沟通多种类型的音乐教育。陈雅先《校园文化生态与岭南传统音乐的高校传承》提出营造良好的高校校园文化生态对于岭南传统音乐在高校传承的重要性在于:调节、维持高校音乐活动主体的群际关系,促进校园岭南传统音乐活动正常开展,并提出营造校园文化生态的具体途径。刘瑾《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性与国际性关系的梳理与思考》认为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只有尊重民族和文化的个性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交往,才能生成国际性。
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传承的手段,是延续地方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载体。如何推进传统音乐的活态传承?并在音乐教育中延续民族精神?围绕民间音乐传承主体在地方文化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以及民间音乐传承的方式对于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代表们各抒己见。马达《民间学术团体在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以广东省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为例》论述了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在当地广东汉乐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并以实地田野工作考察资料的论证,指出在当今市场经济时期发挥民间学术团体的作用是保护和传承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策略之一。郭大烈、黄琳娜《利用儿歌民谣教学传承纳西族语言文化》论述了面对纳西族语言和传统东巴文化面临消亡危机,自1999年以来,两位作者在家乡古城丽江创办东巴文化传习所的经历,他们用自己的租屋建盖传习所校舍,利用纳西族传统儿歌、民谣在小学里进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教学,传承优秀东巴文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张天彤《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模式研究――以少数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传承为例》根据其多年来的田野工作实践,总结出5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渠道、两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方式、4种民间音乐传承人。
此类的文章还有袁静静《文化转型下潮州大锣鼓的变迁与发展――潮州大锣鼓的田野考察与分析》、曾璐莹《大埔广东汉乐的活态存在与传承中的文化自觉》、焦皓华《广东汉乐声音景观评价与大埔汉乐文化区域的形成》、邹)姣《景观生态学视野下的潮州大锣鼓声音景观研究》等。
四、从不同视角关注中国音乐教育与
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
除以上论题,参会代表还从不同视角对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与问题给予关注。如李岩《淬本而新――文化退潮现象研究》中,从近代史研究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近代诸方家如康有为、梁启超、曾志、李叔同、沈心工、王光祈等人与此相关的音乐言行,提出这些人物的所谓“落后言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潘妍娜《建国初期至“”前(1949―1966)潮州大锣鼓的发展与变迁》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以潮州市民间乐团为个案,叙述了潮州大锣鼓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与变迁。仲立斌《广州粤剧传承与现状调查――以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通过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生长在广州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语境城市中的传统乐种粤剧进行了考察。柳进军《在田野与乐谱间踱步》以一位作曲家的视角,讲述了其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改编与创作的心路历程。
此次会议对于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问题的探讨,有益于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方面,能够客观地关照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当今音乐教育的现状,批判性地思考西方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同时对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进行了思考。在传统音乐教育研究方面,对从社会渠道的传承到学校渠道的传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归纳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方法,同时从理论层面对传统音乐教育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进行了思考和论证。
本次研讨会意义深远,相信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会促进我国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篇8
作者简介:顾泽慧、梁锡祥、王倩、田飞,东南大学2011级法学院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6-187-03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发达的物质文明。但随着高科技引发的食品安全、能源、环境、交通、网络等问题的出现,科技道德问题的日益凸显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大学生作为人才储备和国家发展的希望所在,对大学生科技伦理状况的研究愈发受到重视。然而现实是当今大学生在学术伦理道德的认知上存在很大的缺陷,许多大学生在论文写作、科研项目上存在严重的抄袭、作弊、造假等现象。同时,大学生对科技伦理效应的关注相对欠缺,其认知亟待提高。
一、科技伦理道德内涵
科技伦理道德是指人们在从事科技创新活动时对于社会、自然关系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动中所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科技是人类探索世界客观规律过程中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科技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然而科学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如何使用,由何人来掌控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所以需要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新时期下,大学生的科技伦理道德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学术规范的了解以及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认识;二是对科技社会效应的认知即目前高技术引发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能源、交通、网络等科技伦理问题的关注状况。
二、调查设计
(一)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
为了全面了解我国大学生科技伦理的现状,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个案采访为辅的方式,在导师指导下自行设计问卷。通过实地发放问卷,再利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个案采访则更深入了解被调查者对科技伦理的态度与认知。
问卷设计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被调查者自然情况,据以分析不同的因素对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的影响程度。二是学术伦理,了解被调查者本人对其自身及周围学术道德失范的态度与认知。三是被调查者对科技社会效应的认知,了解大学生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效应的关心程度和对待科技伦理的态度。
(二)研究样本说明
本项目以江苏省普通公立全日制大学和独立设置学院的本科生为调查对象。以方便和随机的方式选取8所学校,每所学校发放100份问卷。在发放问卷时尽可把握性别和年级的比例。其中研究生比例设置为30%,但由于部分学校无研究生,所以在最终数据有所差异。另外每所学校专业调查对象至少包含3个学科。问卷发放于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进行,共计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79份,有效回收率97.4%。
调查对象中,女生占50.6%。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占数据总数的12.5%、67.9%、19.6%。其中专科一至三年级的比例分别是1.0%、7.2%、4.3%;本科一至五年级的比例分别是19.1%、21.4%、16.4%、10.2%、0.8%;研究生一至三年级的比例分别是9.1%、5.8%、4.7%。调查对象涉及10个主干及部分其他学科:哲学(1.5%)、经济学(8.6%)、法学(4.7%)、教育学(2.4%)、文学(6.8%)、理学(9.4%)、工学(42.7%)、医学(10.5%)、管理学(9.6%)、艺术学(2.6%)、其他(1.0%)。
三、调查结果
(一)大学生学术伦理道德状况
对大学生学术伦理道德状况的探究,问卷主要从大学生对学术规范的认识以及对学术不端的认知这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1.大学生对学术规范的认识
问卷通过调查大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情况来初步了解大学生对于学术规范的了解程度。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8.7%的大学生用规范格式写过学术论文。在论文格式上,有47.8%的大学生使用过中英文摘要,关键字的使用比例为67.1%,参考文献86.5%,脚注33%,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号只有15.5%。从结果可以看出,过半数的大学生没有用规范的格式写过学术论文。在论文必备的格式要件中,参考文献和关键字的使用程度较高,而中英文摘要、脚注以及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号较少被使用。这反映出当下大学生对于学术规范认识不足。
问卷还对老师和学校对大学生学术规范的教授和培养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12.8%的学生曾听老师详细讲解过学术论文规范写作的相关知识,大致讲解过的有37.6%,只是提到过的有29.8%,从没讲过的占19.8%(下图1);在学校是否开设学术论文规范写作的课程、讲座等相关活动上,经常举办的占9.9%,偶尔举办的有41.1%,从未有过的是10%,而学生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的占到39%(下图2)。由此可以看出学校提供给大学生学习学术规范的资源较少,对学生学术规范意识的培养不够重视。同时学生了解学术规范的途径少,自我学习的意识不强。
2.大学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认知
首先,我们通过调查大学生身边学术不端现象的存在情况来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整体把握。调查的结果显示,有25%的学生认为身边学术不端现象较为普遍,62.8%的学生认为存在一些,11.2%的学生觉得很少存在, 1%的认为身边不存在学术不端现象。再具体涉及到大学生学科竞赛、课题研究、等学术研究中的挂名现象,25.9%的学生认为存在并且很多,67.1%的认为存在但是少数,6.9%的认为不存在。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同学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在大学生中广泛存在。这提醒我们要重视对大学生学术伦理道德观念的培养,尽量预防大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
其次,在大学生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危害的认识方面。有52.2%的大学生认为学术不端行为会浪费公共资源,损害公共利益,有81.4%的大学生认为会造成不正当竞争,有70.2%大学生认为会败坏科学界的声誉,阻碍科学进步。79.5%的大学生认为会造成学术虚假繁荣。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于学术不端现象的危害有着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 再次,面对身边存在的学术不端现象,大学生如何对待?我们首先通过问卷调查了大学生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关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学术不端行为,16.4%的学生平时较为关注,46.6%的很少关注,35.6%的只是听说过,而1.4%的没有听说过。在对考试抄袭和作弊的态度上,40.8%的大学生是坚决抵制, 48.5%的大学生表示可以容忍但自己不作弊,10.7%的大学生持无所谓的态度。这样的结果让人担忧,大学生普遍不关注身边的学术不端行为,对于身边考试抄袭和作弊也是一个平和的态度。这样的结果和对于学术不端的危害的认识上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深刻的意识到了学术不端的危害,另一方面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既不关注也不抵制。这表明我们需要推动大学将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来抵制学术不端,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最后,问卷从大学生对学术不端行为出现的主要原因以及减少学术不端的措施的认知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原因选项中,63.3%的大学生选择了“评价制度等有不合理的地方”,68.9%选择了“人们为获得利益而置道德、规范于不顾”,74.8%的选择了“人们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意识不强”,45.1%选择了“相应的法律的惩罚措施不够”。措施选项中,75.4%的学生选择了“完善的人才评价制度”,66.1%的选择了“用教育来提高学术道德和强化学术规范意识”,55.6%选择了“加强社会舆论监督”,64.4%的选择了“完善相应的法律惩治措施”。这样的结果也说明了大学生普遍赞同学术不端出现的原因是因为评价制度等有不合理的地方、人们为获得利益而置道德、规范于不顾、人们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意识不强、相应的法律的惩罚措施不够。要解决这种情况,需要完善的人才评价制度、用教育来提高学术道德和强化学术规范意识、加强社会舆论监督以及完善相应的法律惩治措施。
(二)大学生科技社会效应认知
下面将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分析当代大学生对科技社会效应认知的现状。
1.大学生科技社会效应认知的整体状况
关于大学生科技社会效应认知的整体状况,问卷中采取了相对简明的问题设计,从大学生对科技伦理的了解程度以及重视程度入手。调查结果显示,52.1%的被调查大学生不了解科技伦理,46.7%的大学生表示只是听说过,只有1.2%的大学生对科技伦理很了解。另外,96.7%的大学生认为科技伦理对于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创新活动以及社会的作用很重要。由此可知,虽然绝大多数的大学生不了解科技伦理,但是他们心里还是有相对明确的价值判断,认为科技伦理对于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创新活动以及社会的作用很重要。
2.大学生对科技伦理具体问题的认知状况
我们从现实生活出发,从生态伦理和信息伦理的角度,了解大学生对身边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关注程度和引起这些生态问题原因的分析,以及大学生对高科技引发的网络安全、道德问题的关注程度和认知。调查结果(如图3)所示,59.2%的大学生表示经常关注身边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36.2%的被调查者只是偶尔听说,只有4.6%的被调查者不太关注。对于环境污染的诱发因素,19.8%的被调查者认为人们的环保意识差, 14.6%的被调查者认为企业只重视自身发展忽略环保,31.8%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对环境问题重视不够,54.4%的被调查者认为人口膨胀,54.4%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还有2.6%的被调查者认为还有其他因素,如法制不健全,惩罚力度不够等。
对于高科技引发的网络安全、道德问题,39.9%的被调查大学生表示经常关注,54.2%的被调查者只是偶尔听说,5.9%的被调查者不太关注。关于沉溺网络社交以及身份虚拟化对人道德、情感的影响,50.2%的被调查者赞成网络让人肆无忌惮,逃避现实,49.8%的被调查者则认为网络社交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如图4)
由以上的调查数据可知,大学生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较高。在导致生态问题的诸多因素中,过半数的大学生认为人口膨胀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是主要原因。与生态伦理相比,人们对信息伦理的关注程度要低一些,当问及网络社交与道德情感的关系时,被调查者则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赞同与否定的观点各占一半左右。
四、总结与对策
篇9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写作教学内容 知识多元化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强调多元、崇尚差异、主张开放等,它推崇创造、否定中心和等级,去掉本质和必然。写作教学内容是写作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共同作用的对象,是联系写作教学中教与学双方的中介和纽带。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课程的哲学观、主体观、知识观、课程观都发生了变化。写作教学内容从知识到经验再到活动,逐步摆脱现论对人的异化,走向后现代化。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表现为追求知识多元化;依赖于学生经验和生活的总和;强调学生在写作学习活动中的生成与创造等几个方面。
一、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追求知识多元化
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独立于人类经验之外,是被赋予的、归属性的,因此也是客观的、普遍的、绝对的和永恒的。而后现代主义在知识观上,反对现代元叙事,强调知识的个人化、境域化、建构性;在课程观上,认为课程是提供给学生的现实机遇,是学生的生成与创造过程,强调开放性、多元性、内在性。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追求知识的多元化。
首先,是写作题材知识的多元化。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生活日益变得丰富和多姿多彩。中学生在学校可以感受到不同老师给自己带来了不同的知识面。在家里可以感受到不同家庭给自己带来的刺激。在社会,各种报刊杂志各种电影电视以及网络,完全把中学生卷入一个无所不及的信息圈。中学生已变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因此,中学生作文题材变得异常丰富。试看以下一些作文题就可略知一二:《网为何物,恐龙飞舞》、《向前看向钱看》、《搞笑课堂One And Two》、《老师们的兵器谱》、《老鼠夫妇西行记》、《一个太空人的遭遇》。成长中的中学生往往对各种事物都充满着好奇,他们尽可能接触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他们的某些见识甚至超过教师和家长。因此,作文教学中题材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
其次,是写作语言知识多元化。后现代主义力图对基础主义的颠覆,对主流话语的颠覆。这一颠覆解放了边缘的、被压倒的话语,使“他者”走上了舞台,后现代主义话语中,德里达主张“撒播”和“延异”,利奥塔高呼“向统一性开战”。后现代主义主张一切人的声音。后现代主义对话语霸权的颠覆,形成写作语言知识的多元化。当前中学生对生活广泛关注,对知识不断获取,加之电影电视的广泛普及和网络的普遍运用,社会上产生了许多新语言。中学生迫不急待地应用到作文中来。如“美眉”“菜鸟”、“大虾”、“灌水”、“顶”、“7456”,等等。这种网络语言经常性被学生应用到作文中来,虽然遭到老师的批评,但作文中依然屡见不鲜。再加作文中英语语言的夹杂,文言文语言的夹杂,中学生作文语言自然地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
二、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重视学生经验和生活的总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国、各地区推出的适应新世纪挑战的课程改革举措中,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倡导课程向儿童经验和生活回归,追求课程内容的综合化、生态化。杜威把教育看做经验的不断改造,认为经验是人类存在的基础,经验充满思考,能够产生智慧。因此,课程的全部内容都包含在学生在校的经验之中。泰勒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对所处的环境作出的反应而产生的。” “学习经验”是指学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学习是学生通过主动行动而发生的,学生的学习取决于他自己做了什么,而不是教师做了什么。泰勒认为,教师需要建构多方面的情境,以便学生能够通过主动与情境发生交互作用而获得教师所期望的那类经验。后现代主义课程认为学生个人的写作学习经验是复杂的,不可控制的。
首先,学生的经验不仅仅是外显的行动,更多的是内心的体验;不仅仅是理性化的智力,也是非理性化的情感、意志等因素,具有主动性、多样化的特征。
其次,经验产生于生态化的背景,这些生态化的背景,尤其是校外的因素,是很难控制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隐蔽课程的影响。因此,经验的产生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混沌”的状态,其规律是深层次的、不可预测的。
再次,相对于既定目标而言,经验可能是负向的,它会抵制目标的贯彻。在后现代社会,社会民主化,开放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学生作文立意表现得越来越多样化。如常见的议论文中,学生反其意而行之的大有人在。如“近墨者未必黑”,学生认为自己身正,近墨也没什么了不起。“弄斧到班门”,学生认为到鲁班门前弄大斧,才算真正找到了行家,才可增长自己的见识,砥砺自己的行为,提高自己的修养。学生们在作文中思古抒怀,品评古人,点拨名人。这些都是产生于学生的内心体验,是深层次的,不可预测的;学生任由自己的思维奔驰在写作内容的原野上。
三、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强调学生在写作学习活动中的生成与创造
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认为,课程内容是由学生在学校所从事的各种学习活动所构成的,学习者通过与活动对象的相互作用实现自身各方面的发展。活动课程内容具有如下特点:强调学习者是课程的主体以及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以学习者的兴趣、需要、能力、经验为中介实施课程;强调活动的完整性,突出课程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反对过于详细的分析;强调活动是人的心理发生、发展的基础,重视学习活动的水平、结构、方式,特别是学习者与课程各因素的关系。
学生在写作活动中往往容易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和发现写作相关的知识、感受了生活意义,由此引起他们对生活的反思与体验,达到写作经验的生成。写作活动是激发学生创造性的最好方式。学生在写作活动中往往能够心驰神游,思想自由,获得写作的最佳灵感。写作活动中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师生之间的交流,也往往给学生个体带来写作上的启发,客观上促使了写作内容的生成。
总之,后现代主义写作教学内容强调差异、多元、以及创造性、开放性等,打破了传统写作教学中教师绝对权威、学生被动、统一接受、课堂中心、书本中心等现状,在知识、经验、活动等方面显示出了自己的个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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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如果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和读者不熟悉汉斯·约纳斯,那倒是情有可原,因为他的代表作《责任原理》在1989年才获得国际和平图书奖,并被舆论界赞为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他本人也由此获得“智慧的大师、忧虑的告诫者、伟大的思想家”的称号。但恩斯特·布洛赫在我国哲学界所遭到的冷遇则令人不解,因为从其思想来说,他无疑是最重要的西方代表人物之一,从其风格来说,他可以算得上是本世纪独领的几位哲学大师之一。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曾将他称作是“一位的谢林”、“一位思辨的唯物主义者”,也有人说他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
我对布洛赫的关注最初是在1985年刚到联邦德国之后,首先因为是几位学哲学的德国同行用布洛赫的名字和著作将我问倒,然后是因为一位学教育学的邻居将一套《希望原理》半卖半送给我。一年后回国探亲,在系资料室发现了此书的北图影印本,方知国内哲学界已有人对其注意。但看一看国内对西方的种种介绍,竟找不到布洛赫的大名。这一状况也许与英美哲学界对布洛赫的态度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我读到过两本国内出版的关于西方的介绍,一部是英国人麦克莱尔写的《马克思以后的》(东方版,1986年),另一部是加拿大人阿格尔写的《西方马克思概论》(中国人大版,1991年)。这两部著作都将布洛赫放在一边,置而不论。
布洛赫于1885年8月7日出生在德国路德维希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在大学学的是哲学和物理学。毕业后作为自由作家生活在慕尼黑、伯尔尼和柏林。1933年纳粹上台。布洛赫作为犹太学者开始流亡生涯。他先到瑞士,然后一路辗转,从维也纳、巴黎到布拉格,最后于1938年流亡到美国。1949年布洛赫与一批流亡的哲学家一起又回到欧洲。他有意识地选择了当时的民主德国作为落脚点,接受了莱比锡大学哲学正教授的聘书,在那里工作直至1957年。在此期间,东德政府的政治和政策使他感到失望,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冲突不断产生。于是,在1961年东德政府筑建柏林墙之前,他又“流亡”到了联邦德国。在图宾根大学哲学系的首次讲座中他带着切身感受声言:“希望会变成失望吗?当然会!而且会变成那样深痛的失望!”这个真理对于布洛赫在西德所度过的余生也是有效的。直到1977年8月4日布洛赫逝世之前,他也不曾认为在西德的生活可以算得上称心如意。
《希望原理》写于布洛赫在美国流亡期间,从1938年到1947年整整用了10年时间。他在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中心命题可以概括为:对更好的生活的向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首要驱动力。因此,人类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人类学核心特征就在于希望。只要人还活着,他也就在希望着。希望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布洛赫的这个中心命题得到了各方面的论证:从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诗歌,到童话、电影、旅游、时装、橱窗陈列、舞蹈;从宗教、神话、文学,到节日、假期、集市……通过对这些丰富多彩的人类现象的研究,布洛赫证明,这些现象都是人类希望在社会与政治关系中的各种表达形式。可以说,人类的每一种希望都代表着世界和社会发展的具体趋向。而希望一般则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变本质。“在乌托邦的方向上所表露出来的各种面孔在每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相反,乌托邦的整个方向则始终是相近的,并且在这个方向中所隐含的目标也始终是相同的:这似乎是在历史中唯一不变的东西。”而“在历史的动力结构中的最终基因”在布洛赫看来则是“由经济利益所构成的”。换言之,人类最根本的希望是与物质欲望密切相关的。
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主张是在经过一定的修正之后才被布洛赫所接受。除此之外,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布洛赫的哲学也是一门博大的哲学人类学学说。所以,人们今天将《希望原理》称之为“人类希望的大百科全书”,布洛赫的哲学思想也因此书而获得“希望哲学”的称号
希望总是对一种尚未实现、尚未成为现实的东西的期待。布洛赫认为,只要乌托邦还是一种尚未的存在(Noch-nicht-Sein),那么希望就是人类的本质。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真正的人类历史应当开始于乌托邦与存在完全同一之时。当乌托邦不再是虚无时,真正的人类历史也就开始了。有人也将这种“真正的人”等同于尼采所说的“超人”’。由此可见,在布洛赫那里,真正的人类精神的建立最终是以人类希望的极大满足为前提的,而希望的满足又与物质利益的满足紧密联系在一起。
时隔二十年,《希望原理》找到了真正的对手。这对手就是汉斯约纳斯撰写的《责任原理》。从这部书的书名便可以看出,《责任原理》是针对《希望原理》而做的一个伦理学原则上的变革尝试。
约纳斯出生于1903年5月10日。与布洛赫一样,约纳斯也具有犹太人的血统。他的家乡是德国中部的一个小城明兴—格拉德巴赫。他14岁时正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有一次,他的老师在上课前十分自豪地报告说,一艘英国运兵船被德国潜艇击沉,他希望英国人死得越多越好,这时,十四岁的约纳斯反驳道,人不可以做这样的期望,这是“非人性的”。可以看出,他当时就反对在政治上划分朋友—敌人这种思维方式,而实际上这就是他以后发表的最重要著作、两卷本的《责任原理》所要陈述的基本思想之一。
自1921年夏开始,约纳斯在弗莱堡大学作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学习哲学。1922年,海德格尔去马堡大学任教。两年后,约纳斯也到马堡去听海德格尔的课。1928年,约纳斯以《灵知与后古代精神》为题在海德格尔和神学家R·布尔特曼那里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这篇论文分两部分在1934年和1954年发表,布尔特曼为这部著作作序并给予此书以高度的评价。但约纳斯在1934年第一部发表时已经流亡英国,而后又转到巴勒斯坦。据约纳斯自己说,在修改他的博士论文时,他已经意识到,一个有尊严的犹太人此时不应生活在德国。可以看出,约纳斯的政治意识是相当敏锐的。在这方面,约纳斯与布洛赫的经历有许多相同之处。在巴勒斯坦住了几年之后,约纳斯于1938年应聘去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作为同盟国的宣传员在1940年至1945年期间加入到英国军队中。战后,他又在反阿拉伯的自卫队中担任两年以色列军官。这些看来与哲学反思大相径庭的生活经历却使约纳斯获得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向:当他在战争期间随时面临危险的时候,他感到海德格尔的意识哲学十分抽象和远离世界。于是他为自己提出一个目标:建立一门“有机体的哲学”或“哲学的生物学”,这门学说要填补在对物理状况的自然科学描述和哲学反思之间的空白。他认为,从这里出发可以找到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中介,由此而避免我们的“理性文化”分裂的危险。他的这一思想在当时无疑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关于人类理性文化分裂成“两种文化”的问题,在1959年才由英国的查理士·斯诺提出后才引起学术界广泛的讨论,这比约纳斯在这方面的意图实际上要晚了10多年。
1948年,约纳斯受他一位朋友的推荐来到加拿大的一所大学任教,这时他已45岁了。在加拿大的几所大学陆续地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后,他于1955年来到美国,在纽约的“新社会研究院”任职。这所研究院是由一批具有自由派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在1919年创建的,在这里安置了许多流亡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与流亡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看法相反,他认为北美的大学教育制度对精神科学的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这也许是他在战后没有象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那样回到欧洲,而是留在了美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其思想发展来看,约纳斯的《责任原理》反映了他始终坚持的一个信念:伦理学不应只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应同时讨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的这部著作是对伦理学理论传统的一个变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对伦理学领域中一块“无人区”的开拓。
我们只要稍稍回顾一下本世纪的思想史便可以看到:实际上,施本格勒早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以《西方的没落》为题对科学技术的无限制发展做了批判。他认为,在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文明”无非只是一种对“舒适生活”的理解。而“文化”已经逐渐降低为“文明”并因此而开始走向“没落”。“文明”一词自斯本格勒始而带有了贬义的色彩。此后,胡塞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曾严肃地警告人们注意“欧洲人和欧洲科学的危机”(1935年)。海德格尔也试图解答“技术问题”(1954年),哈贝马斯和卢曼则要人们在“社会理论还是社会技术论”(1971年)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还可以列举出一大批这样的命题。可以说,人类近代史上的每一次生存危机、每一次利益压迫总会导致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绝对有用性的反思。
当今较为成熟、较为严肃的生态哲学思想,代表作就是约纳斯的两卷本《责任原理》。约纳斯认为,布洛赫的希望原理在今天看来只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式目标,因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从两方面看都不存在:一方面,从主观上或从人的本性上说,人的希望是无限的,换言之,人的物质利益是永远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的,它是一个无限大;另一方面,从客观上或从自然的本性上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最大限度实现人类希望的物质条件不存在。因此,通过希望的满足来建立真正的人,这一想法既不具备主观可能性,也不具备客观可能性。在约纳斯看来,新的伦理学原理的提出并不是因为旧原理的不可行性。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人应当“根据责任的原理而不是根据利益的压迫”来改变自己的种类。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在自然界中适者生存,不适者遭淘汰的事实。人类现在便面临着这个问题。如果要继续生存,就必须改造自己的种类,作出人类的一次“有意识的进化”。但是人类之所以要进行这种改造和进化,不仅仅是因为人类社会遇到了生存的危机,经验了利益的压迫,意识到乌托邦和存在的不等性;而且,我们所以这样做,更主要原因是来自一种原理:责任的原理——对自己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对他人负责、对自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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