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科技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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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以对称性取代合理性
科学合理性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正如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所言,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科学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也有对科学合理性极为重视的类似表达。同时,科学合理性理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中众说纷纭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内容。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哲学家们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此时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当以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标准科学合理性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为典范,该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规则,例如: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以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为代表人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观察看作是不可怀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单靠经验可决定理论真伪,通过制定对应的规则来检验定理,进而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正如赖欣巴哈所言:“哲学不过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归纳逻辑应当是科学知识合理性的根据,理论之被接受……是以事实到理论的推论为基础;这个推论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所给予的是观察材料,观察材料构成确定的知识,理论是通过确定的知识被证为有效的。”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注重把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作为科学合理性标准,并没有考虑科学发现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因素。紧随其后,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随者虽然在划界标准、科学逻辑的性质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有着严重分歧,对他们的意义标准并无兴趣,排斥归纳逻辑,但他们的科学方法论仍然是科学逻辑,只不过是比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更强的演绎逻辑而已。同样,他们也没考虑科学发现范围内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哲学的首要原则就是选择一些方法论原则,以构成全部科学研究的说明性工作的框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可以把科学展示成具体体现这种科学哲学的各种原理,并且是根据它的教诲而发展的某种过程。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表明科学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确立在科学方法论原理上的工作称为“合理性重建”或“内在的历史”。同时,拉卡托斯认为给社会学家预留了一个角色,让他们以“外在的社会史”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说明的非理性的残余物。拉卡托斯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内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学发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对于外在史来说,内在史具有一种重要的优越地位,外史不过弥补了存在于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属于“病态”社会学研究,亦即科学方法无法充分说明的所有问题,就移交给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进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说明。拉卡托斯说:认为科学的内在的历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历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在的历史界定的。外在的历史要么对速度、位置、选择性等以及对人们根据内在的历史解释的各种历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说明;要么在历史与人们对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时,提出对这种不同之发生原因的经验性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们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中,把科学合理性与进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科学进步则表现在一个理论总体解题效力的提高,即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同时尽量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同时,劳丹对“认知社会学”提出了警告:“我们若要研究科学的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30在他看来,科学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强纲领SSK的原则不能界定一个值得承认的科学实践方式(即知识社会学),它对科学实践的说明也不能用于说明它自身。劳丹希望社会学家扮演着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与思想史和认识论完全不相干的科学的非认识的社会学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划界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进入认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建议社会学家遵循一种“外理性原则”。按照这种方法论的约定,“当且仅当那些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能参与对信念的解释。”217这种思想史家与知识社会学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顿·史密斯的支持。牛顿·史密斯认为,至少存在关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说明,可以用来决定一个确定的信念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数科学哲学是“内在”于科学的认识论之中,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学内部,由罗伯特·默顿所确立的规范的社会学传统,目前仍然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但坚持科学制度与规范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拒绝社会学介入科学知识的成功内容。默顿学派一直关心的是科学工作是怎么样在制度化与文化中体现出来,恰当地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脱离了已有的社会规范。
面对着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务,布鲁尔与巴恩斯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对知识内容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强烈不满。为此布鲁尔提出了对称性原则。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强纲领的核心,其具体内容是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对称性原则坚持,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观点还是不合理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就全部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探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获得解释。这就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理性模式,为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求合法依据。布鲁尔曾经多次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对称性。考虑两种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人们传统的信念,以及人们普遍接受的被认为比其他理由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词汇。面临着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与另一个部落文化信念之间进行选择时,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人来说,这些文化传统将会提供可用来对信念的选择进行证明的或辩护的规范与标准。关键在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他们的选择与评价像这两个部落的成员的选择及评价一样,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并不存在着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并且“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种环境中可算作是某种信念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被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它所关注的恰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原因”的理由。坚持知识与信仰是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够依赖于其部落的传统信念来对真理与谬误做出“直接”的肯定。社会建构在社会语境下对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消除了科学合理性的客观理性基础。正如马丁·霍利斯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所言,“强纲领的目的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之理性基础”。
布鲁尔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劳丹与他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劳丹认为,不论科学研究的个体还是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构成对称性主题。首先,就科学研究的个体而言,他在采纳某种理论信念之前,必须具体说明该理论信念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基础,用因果关系解释理论信念,通过逻辑推论过程完成因果解释,这样就可成为保证其理性信念的原因。与此相对的,对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释却需要极为不同的解释,因为它们是“由社会和心理行为的直接行为导致的信念”59。劳丹曾举例说:“如果接受某种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结果,那么认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引起的就毫无道理了。对信念Y和Z的接受当然也可能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对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会境况的间接结果。但是这并不能用来反驳以下说法:对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说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与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关,那么对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说明看来应该根据理性之外的因素来作出,例如该信仰者社会(或心理)的状况。”207其次,就科学研究的群体而言,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产生的条件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社会存在两个群体:一个是非理性社会,另一个是理性社会。在理性社会中,人们只能在仔细怀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动者(指理性社会群体)自我意识到与自然相关部分的因果联系后才会采纳信仰,这些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理性行动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会里,即允许存在认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可以采用独立于任何公共的认知政策的信仰。每个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没有;每个人可以有信仰的证据,也可以没有等等。”62理性社会和非理性社会的信念形成社会机制完全不同,两种不同信念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基础,这直接驳斥了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
对上述劳丹论证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观点,布鲁尔予以激烈的批评和反驳。布鲁尔认为,劳丹的理性解释模式实际就是“手段—目的计算模型”,该模型不论用于科学研究个体还是群体都缺乏说服力,更无法否定对称性。他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贬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经历恐吓、贿赂、洗脑或者损伤后的头脑内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产生真的不同吗?布鲁尔认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比不过是表明了“大脑是一个计算的机器”,“理性”表明机器处于运行状态,“非理性”是表明机器中断和失控的标签。机器的运行和中断不过是装置的两种可能的物理状态,这种状态不需要任何先验的评价,“运行”和“中断”的语言体现了对称性原则。布鲁尔还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把对称性理解为“完全因果同质”即同种原因只能产生同种结果。而实际上,同种原因完全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总之,劳丹在这争论中始终坚持外理性原则,坚定地捍卫科学合理性理论。而布鲁尔则一直坚持要用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张对所有的信念进行社会因素解释。劳丹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知识,而且还强调了知识是真实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像劳丹那样要求把产生真实信念的机制与产生错误虚假机制区分开来的做法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借助了自然来进行的辩护机制。但如果强调的是“制造过程”,那么要求解释产生信念的机制,而不问其认识论地位如何,同样也是合理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布鲁尔认为除非社会约定,否则不会存在着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区分出真与假的信念,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
社会建构与科学哲学之争的关键还在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之争。科学或更为一般的经验探索,就是利用种种手段去发现世界可能是如何,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出现,得服从具有权威的哲学判断,以确保是合理的知识。科学哲学本身就具有某些毫无疑问的评价标准,如一套先验的逻辑范畴,无论是在康德意义上,还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这套规范都是无时间性的。
社会建构主义关键点在于拒斥这种“第一哲学”,他们认为,首先,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的区分是非常难以进行的;其次,有关劳动分工的问题,也即科学家的工作在前,哲学家的工作在后。这特别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工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们趋向于把科学哲学视为一种在时间上后继,是寻求对“完成了的”陈述系统的永恒的评价标准。再次,它还会产生出科学家自己在评价他们工作的角色与权利的问题,因为它同样把评价权威置于科学家之上,以致蔑视实际的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决定权。
社会建构主义还认为,作为一种合理的论证的辩护模式,消除了科学研究实际上所涉及的艰苦工作。在具有逻辑重构特征的论证被形成之前,(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几乎所有的艰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哲学家来说,论证是很有规则的,它并不会显现科学家实际上所显现的工作步骤。这种重构或许可能表明我们外行人能够接受的科学结论,但这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理想化了认知活动的概念。如果认为这种重构代表着科学家在制造知识过程中的实际推理,那么这与科学家的实践的认知活动无关。
这种区分还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发现的(逻辑)理性的明确拒斥。逻辑实证主义视发现的过程为随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运的。因此,科学哲学倾向于放弃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说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进行研究的实际场所的混沌状态的语境。获取带有真理主张的理论的科学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中获取了他们带有机遇与幸运的成果,但科学哲学家总是要施展他们的想像力、理论与实验方法的严格性来制止这类混乱的语境,他们所制造的理论能够被合法化与建构为真理的命题,他们为科学家制造了带有彻底简明与确定特性的逻辑的评价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发现的语境,就像语境自身一样,是不能被化为经验的。但对辩护语境的分析却给形式逻辑以特权。“赖欣巴哈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的要点在于有关科学数据产生的信息是无关于对这些数据的评价的。”还有另外一种区分,即“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被确定为逻辑的,而外部被认为是经验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突破点就在于寻求发现中逻辑的作用,寻求辩护中的科学合理性的产生的社会致因。这样,逻辑在发现中就具有作用,社会与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价值”在辩护中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价值”一词的引入,两种语境的区分中的问题最终显露出来:传统的科学哲学所持有的发现的与辩护的区分,目的在于强调上述“价值”对理论的评价(规范标准)的无关性。规范并不是来自于经验的结果:两者间有着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线。两种语境的区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教条。社会建构主义否认这种鸿沟的存在。因此,从一开始,强纲领SSK与科学哲学的对抗,甚至超过了它与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的对抗。强纲领SSK要求用社会学来取代科学哲学,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尔不断地把传统哲学及其‘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目标。强纲领的整个事业就是特别关注于用社会学来取代所有的传统的认识论,继承了被称之为哲学的所有主题”。
科学哲学家认为观察与推理对辩护是关键的。社会建构主义声称,当他们把观察与推理置于其真实的语境之中时,这些实践看起来并不像是哲学家所归属的辩护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家不仅是在观察;他们在特殊的场所,为特殊的目的而设计与操作特殊的实验,他们用特殊的测量仪器来计算特殊的样本,他们为特殊的田野研究选择特殊的场所。科学家并不理性;他们解释观察与实验,他们支持或批评猜测或假说,他们推理出结果,他们把模式扩展到新领域。在他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过程中,他们有着多种理由来进行一种特殊的选择与决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应用、审美价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费者的利益、对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就是包含在“社会”大伞下的各种因素。社会学家主张知识生产就体现在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着这样的实际实践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脱离了在哲学描述中的理想,知识并不具有传统哲学所描述的那种优越性。
三、以建构论取代实在论
篇2
【正文】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2]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4]。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5]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7]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8]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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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简介
(一)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DFD)收录了从1999年到现在为止我国357家具有博士培养资质单位的博士学位论文,累积博士学位论文文献7.3万多篇。由相应的数据库服务中心实行每日更新。学科范围包含并且涉及基础科学、农业科技、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工程科技(Ⅰ,Ⅱ)、医药卫生科技、社会科学(Ⅰ,Ⅱ)、哲学与人文科学等学科。
(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MFD)是我国现阶段资源最完整,质同时连续更新最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文献。学科包含了基础科学、工程科技(Ⅰ,Ⅱ)、信息科技、医药卫生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社会科学(Ⅰ,Ⅱ)、哲学与人文科学等学科,它收录了自1999年至2007年12月31日所累积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文献54万多篇,这些文献都来自于全国460家具有硕士培养资质单位的硕士学位论文。在更新频率上:CNKI中心网站及数据库交换服务中心每日更新。
(三)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CDMD)(清华同方),收录了1999-2006年全国300家具有博士培养资质单位所刊发的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近22万篇。这些论文的收录范围包括理工A,B,C、文哲史、经济政治与法律、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教育与社会科学等学科。
(四)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CPCD)》(CNKI)收录了我国2000至今以来国家二级以上学会、协会、研究会、科研院所、高校、政府举办的重要学术会议在国内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发表的文献92万余篇。收录范围涉及基础科学、医药卫生科技、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科学、信息科技、农业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等学科。
二、不同数据库作用分析
(一)获取论文全文的作用
1.获取论文原文:撰写新论文的关键是要首先寻找并且阅读相关文献,然后将要所攥写论文的文献数据和已经发表的论文进行对比并且分析。并且用表格、图形或文字方式将文献的结论、成果、工艺等和查新课题进行比较,提到和查新课题创新有关的数据。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独特性的结论,而只找出相关的题录或文摘作结论是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的。
2.通过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DDBFT)进行学科主题浏览、个性化检索、组合检索等方式,然后再进行二次链接(可以查到同一关键词以及同一作者的所有论文)。在检索结果中可以看到相关的论文题目,点击所要找的论文,可以得到论文的全文信息。
3.通过对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CDMD)进行简单检索、高级检索等检索方式,可以在检索结果中发现论文题目、学位授予单位、提交日期等相关信息。
(二)同类数据库联合使用
任何一种数据库或者刊物均不可能收录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全部文献,在项目查新咨询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只有将多种同类数据库联合起来,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从而避免出现漏检现象。现就上述论文全文数据库在科技项目查新咨询中的作用作一论述。
1.学位论文作为特种文献之一,它的数量也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的增加。学位论文本身和常规文献-- 图书、期刊等有着各自不同的信息价值,同时也受到了教学、研究、等领域研究人员的关注。
2.科技查新和一般的文献检索的目的不同,它不是以寻找相关文献目录为目的。而是以数据库的高水平检索手段为基础,然后利用各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找到其独特性和新颖性为目的,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在在查准的基础上达到查全,避免出现漏检的现象。将多种数据库的联合应用起来,可以有效的达到这样的作用,特别是在做一些边缘学科或者交叉科学的项目时,可以发挥其良好的效果。不仅提高了科技项目查新中的查全率和查准率,同时也提高了内容的准确性、扩展性、全面性等。
3.根据科技查新咨询实践可以发现,部分科研人员在选题时,仍然按照过去的经验来检索文献资料,对学位论文数据库的强大功能不够重视。在查新过程中一些科研人员根据自己掌握的不全面的信息,就开始进行选题或开题。在准备申报科研项目或成果,需要查新机构进行科技查新时,才发现已经有了相同或类似的研究成果。科技项目查新咨询工作是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科学性,对提高科技管理与决策规水平,减少和减低科研项目低水平重复率和科技成果评审失准方面,同时增加科技投资效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科研人员不仅要充分利用专题数据库成果数据库、国内外期刊数据库、专利数据库,也要充分的利用会议论全文数据库、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资料,为科研选题科技查新做好服务工作。
篇4
如何确认某种中文期刊是核心刊?目前国内核心期刊目录以那种为准?答:目前国内出版核心期刊目录的主要有四个机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
(1)《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由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资助,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核心库的来源期刊经过严格的评选,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扩展库的来源期刊也经过大范围的遴选,是我国各学科领域较优秀的期刊。学科范围:理、工、农、林、医及管理科学。来源期刊表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核心库期刊:645种(以*号为标记);扩展库期刊:351种。该库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推选人、自然基金委资助项目后期绩效评估等指定查询库;自然基金委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查询库。
(2)《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主办。收录中文科技核心期刊1200多种。学科范围:自然科学领域各个专业。该数据中心每年根据数据库论文收录数量国内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各单位、各部门科技排名情况。我校科技处公布的“北京交通大学论文分类标准”中理工类中文期刊即参考了该数据库收录核心刊情况。
(3)《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主持编纂。收录中文核心期刊1571种。学科范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专业领域,分属七大编75个学科类目:第一编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第二编经济第;三编文化、教育;第四编自然科学;第五编医药、卫生;第六编农业科学;第七编工业技术。每种核心期刊均有详细的书目信息和对期刊内容的简单介绍。该“核心刊目录”综合性强,在高校范围内影响很广泛。
(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办。2000、2001年度收录中文期刊共419种,另加海外华文期刊16种。我校科技处公布的“北京交通大学论文分类标准”中社科类中文期刊即参考了该数据库收录核心刊情况。以上四种核心刊目录1、2以理工类为主,4为社会科学类,3是各学科综合性目录。读者可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核心刊目录浏览检索。
篇5
他极少就自身而接受媒体的采访,半个多世纪以来却一直执着、敬业,全身心的投入科学与教育事业。他自己做了很多很多,但这远远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科学目标。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然满怀信心地把一生科学创新思维的积累,继续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去做贡献,实现他对“科学人生”的感悟与理想。他就是一个情操高尚、淡泊名利的科学人,一个勤勤恳恳为祖国科教事业竭尽全力踏踏实实培养硕士、博士与博士后的导师,我国著名水文水资源学家、工程模糊数学家陈守煜教授。
纵横岁月五十八载
演绎水文与水资源
20世纪50年代,不满而立之年的他已在水利学报等权威刊物发表“水库调洪”学术论文。70年代,知天命之年的他参加长江水利规划委员会主持的水能利用计算机应用研究,建立了水能水利计算数值解法新途径。1980年发表在水利学报上的后续论文《水库调洪数值解法及其程序》,与国际上同类成果相比,比其早发表了12年,这一成果如今已广泛地用于水库防洪调度生产实践,并取得重大的防洪效益。在1995年的《光明日报》上这样记载:陈守煜一科研成果获防洪减灾效益4.7亿元。80年代,不惑之年的他从唯物辩证法哲学的高度和我国几千年来国学《易学》中的辩证思维出发,率先认识到水文水资源学科中现象及概念中存在的模糊性。1987年在我国西安、1990年在波兰华沙的学术会议上,他提出创建新的水文分支学科――模糊水文学,后拓展为模糊水文水资源学科,该项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成果:水资源与防洪系统多目标模糊优化(优选)理论与模型,模糊模式识别理论与模型,半结构决策理论与模型,模糊聚类、识别、决策、评价统一的理论与模型,模糊优选动态规划理论与模型等。他的这些理论、模型与方法,已成功地应用于1998年由国家防洪抗旱总指挥部组织的大连理工大学水资源与防洪研究所负责完成的我国72座大中型水库防洪调度决策支持系统,取得了重大防洪减灾效益。这些成果得到了同行专家的普遍认可与高度评价。2002年权威杂志“水科学进展”在《水文科学研究的世纪回眸与展望》一文中评价:“水文现象的模糊性一般不易被人们所认识……中国大连理工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综合运用系统的成因分析,逐步形成了模糊水文水资源学这一新兴的分支,目前还在发展。”
创建可变模糊集理论
推导出质量互变定理
20世纪90年代,花甲之年的他创造性地提出“相对隶属函数”的动态模糊集概念。1994、1998年的专著《系统模糊决策理论与应用》,《工程模糊集理论与应用》是突破传统静态模糊集概念与理论的经典之作。前者获1995年中国第九届图书奖,后者被权威信息文献《2009年版中国期刊高被引指数》一书统计排序为全国2008年水利工程高被引图书第3位。该文献同时列出全国2008年数学学科、水利工程学科高被引论文排序前20的作者名录,他均榜上有名。
21世纪伊始,古稀之年的他在工程模糊集理论基础上创建可变模糊集理论,第一次推导出数学定理――质量互变定理,用严密的数学方法表达了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之一的质量互变规律。这一成果不仅对静态、经典模糊集概念的重要突破,更对数学思维辩证化与哲学规律数学化的重要突破,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2009年他发表的专著《可变模糊集理论与模型及其应用》对沟通数学与哲学两大学科的联系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实用意义。书中他用客观事物变化前后相对差异函数的乘积:
D(u)・D(C(u))
表示事物的渐变式质变、突变式质变,
D(u)・D(C(u))>0
表示事物的量变,
D(u)・D(C(u))=0
表示事物的动态平衡或质变临界点。他用最简洁的数学语言,表达了客观世界最复杂的哲学规律:质量互变规律。他用数学美诠释了哲学美。数学美,美在简,哲学美,美在变。他的这一原创性研究成果,将铭刻在科学历史上。
毕生科研教育
满园春色桃李
作为一名知名学者,耄耋之年的他可称桃李满天下,在学术上具有一丝不苟的风格和求实索源的创新精神。他思维敏捷,善于发现问题,坚持、维护科学的真理性,十分重视学风建设与学术道德品质教育,在严格要求学生的同时,他自己以身作则,为了让博士生们能够理解并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他每周一至两次面对面的来指导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详细的数学推理,风趣的言谈,浅显易懂的比喻,使学生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学术风格上都能受到良好的熏陶。作为一名导师,他谦逊随和、深具长者之风,在将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的同时,还时常与学生们共同探讨前沿的理论与科研成果。他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以及求实创新的作风,为年轻一代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2009年9月,陈守煜教授在为他八十岁生日举办学术报告会而撰写的专著《可变模糊集理论与模型及其应用》中,赋“科学人生”诗一首:
科技创新路无尽
学崖高峻破云天
人杰志壮勇攀顶
生命真谛蕴含中
莫道七十古来稀
而今八十不算奇
耕耘九十桃李满
常乐百岁又迎春
篇6
一、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现状
“科学引文索引”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当时,西方学术研究已经发展了一套较为完整稳定的体系和科学研究范式,学者们普遍遵守这一规则。学术研究是通过论文之间的引证和被引证关系,反映出学科发展的脉络和知识积累情况,发现科研成果之间的关系。我国学术期刊的评价因整体学术研发发展较晚而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的期刊评价研究得以起步,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我国期刊评价的开始。在学术研究迅速发展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承担了更加重要的责任,这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载体,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价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发展具有着重大意义。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学科规范程度较低,在期刊评价时存在更大的争议。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评价时有其特殊性:首先,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大部分均为综合性期刊,即期刊并不针对某一两个细分领域,而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大多会按一级学科进行分类,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其次,国内自然科学研究具有规范程度高标准统一的特点,在评价时,会有高度统一的学科基础,更易于用定量指标进行测算,因此自然科学的期刊评价认可度较高,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并未发展成熟。和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并不适合完全的定量评价,而是应以定性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为辅。
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介绍
国内较为知名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编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以下简称社科院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北大核心)、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编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下简称CSSCI)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以下简称《RCCSE期刊评价报告》)在我国发挥着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作用,其中北大核心和《RCCSE期刊评价报告》为综合性的,但包括了对人文社科类期刊的评价。
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是由南京大学于1997年提出开发设想,1998年作为南京大学重大项目正式立项,1999年被教育部列为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其宗旨在于为科研管理提供参考、服务学术。这个项目首次在国内构建了CSSCI引文数据库,并推出CSSCI数据库网络版和光盘版。CSSCI的期刊覆盖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其中,经济学期刊数占比最大。在评价方法上,CSSCI按照文献计量学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进行评价,从而选出影响力大、发展潜力强、编辑规范的作为其来源期刊。到2015年年底,CSSCI经过(1998~2015年)18年数据影响力十分广泛。目前,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已将CSSCI数据作为评估人才、项目完成情况、评奖的重要指标。
2.《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北大核心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期刊工作研究会共同对国内期刊根据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进行鉴定的,其目的是优化图书馆的馆藏、为读者提供导读服务。北大核心学科分为24个专业大类和综合类,是对期刊进行登记划分,评定核心期刊的标准也是由大学图书馆制定的,采取的是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在定量评价方面,采用的是多指标的评价体系,从多角度对期刊进行综合性的评价,1992年开发之初采用的是载文量、文摘量、被引量等指标,发展到2008年以后,共有9个指标,新增系统收录、Web下载量等指标,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运用指标定量评审的同时,北大核心的评审建立了专家评审机制。目前,北大核心已不仅是图书情报部门购买储藏期刊的参考,同时也为高校职称评定和学术走向提供了引导,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3.《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社科院核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根据各界对学术期刊评价的实际需求,确定了核心期刊484种,牵头完成的评价报告。该评价较为注重被学科论文引用,期刊的整体评价会以期刊的整体被引用即学科被引用程度为评价导向,在具体评价指标的设置方面,主要以期刊的总被引、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即年影响因子等指标来衡量。社科院核心的学科共分为24个专业大类和综合类,其中,收录的刊物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类似《新华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文摘类期刊,另一类是知名度高、具有较高地位的报纸理论版和核心期刊的转摘文章以及部分高校收藏的核心资料等,第三类是指其他途径获取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文章。总的来说,社科院核心是以“期刊在学科中的影响力统计”为主要导向,同时注重核心期刊的学理性和原创性,评选出的核心期刊少而精,体现了评价的自身特点。
4.《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
《RCCSE期刊评价报告》是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在2009年的评价报告,之后每1~2年都会一期,到目前为止共4期。《RCCSE期刊评价报告》从学术期刊的信息征集、评价对象筛定、学科分类、评价指标和权重研究着手,以定量的方式计算出期刊的排名和分级,采用6个评价指标,分别为即年下载率、总被引频次、基金论文比、影响因子、二次文献转载或收录、专家定性评价。在此基础上,以计算机系统设计出一套专家—学者—办刊人共同参与的定性调查,这种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最终随着系统的运行自动生成期刊评价结果,产生期刊排序、分级报告等。《RCCSE期刊评价报告》在其不断的评价过程中对支撑其评价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信息征集系统”和“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不断优化,充分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使评价更加便利化和精准化。
5.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特点
国内期刊评价发展至今,被赋予强大的评价功能,可以直接影响学术评价。其中,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一般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式,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多样性,导致学者们很难用某几项定量指标对其进行很准确的评价,专家们进行定性的评价将对定量评价起到弥补的作用,将一些无法定量处理的元素加入,使得期刊评价更符合实际也更符合趋势发展。其次,哲学社会科学在对期刊进行评价时需要确定某一主题或导向进行评价,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其应用范围更广,它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为企业构建管理体系提供管理咨询、为激励员工提供举措,为人类自我认识做出共享等。因为应用范围广泛,若不对评价确定导向,将导致评价因素过多,无法识别重点,最终无法形成报告,因此,在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进行评价时,对自身的定位十分重要。最后,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中高校的参与度远高于自然科学期刊的评价。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相对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有更高比例的高校研究人员,而自然科学可能存在更多企业或者行业协会等团体进行研究,研究者在制定过程中有更高的参与度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提供帮助。
三、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发展上面临瓶颈,陷入困局。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期刊评价主体官方背景较为浓厚,以高校科研院所承担项目的形式较多,而欧美部分学术发展较为靠前的国家已形成了成熟的市场机制,由企业进行期刊评价且进行商业化模式的运作。当前我国的行政权力机构掌握了大多数学术资源,而他们的分配依据也大多来自排名数据,环环相扣,构成了当今最重要的学术评价机制。现有的评价主体大多依附于科研院所,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这也使得期刊评价本身难以具有公正的独立第三方地位。以1988~2011年CSSCI收录的期刊评价研究论文为例,受到各类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有139篇,占比接近总数的1/3。事实上,期刊服务的主体应当是学术界的用户而不是行政机构,现实未免本末倒置。虽然有关行政部门的评价服务必不可少,但还应以服务基层学术圈为主。二是模式仍然较为单一,主要还是采取收录论文、对期刊评级等方式,对于论文、期刊等相关信息的深度挖掘少,期刊评价的附加值不高,相关产品较少。例如汤森路透除每年出具期刊引用报告外,还有技术预测、人才推荐、促进相关领域技术合作等多种业务,既可以开拓自身产业链获取更多经济收益,又能从多视角多层次给期刊编辑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国内期刊评价最终给出的数据统计和排名,信息量单一,难以给期刊编辑提供更多有效的相关信息。三是评价方式较为单一,缺乏多样化审评过程。大部分评价方式仍以德尔菲法进行固定权重的设置进行评价,期刊评价重复度较高,评价指标体系不完备。衡量指标也多以被引次数为指标,对于非引文类的影响力缺乏准确的测量方式。2004年,CSSCI来源期刊共有418种,其中自引率超过50%以上的期刊有27种,30%以上的有94种。CSSCI选刊曾一度弃用被引数量,直至2007年才重新增加这一指标。然而,2008年,依然有近120种期刊自引率超过30%。期刊评价时单纯使用影响因子选刊还可能使得一些刊文较多的期刊占据劣势(计算影响因子时的分母变大)。这种简单的期刊评价方式同时变相激励了部分期刊和机构采取不端行为刷高影响因子。例如,通过互引联盟刷高双方期刊的被引次数,一些高校甚至强行要求师生在发文中必须引用学报内容。定量评价虽然缺点明显,但如果单独使用定性评价则更难以让人信服。个人对信息的了解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专家评审也难免有失偏颇。四是评价结果缺乏针对性,较少根据期刊类别、科目的不同对其进行分行业、分学科的更具针对性的评价。在面对重点高校教师、职业教育教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企业研发人员等不同受众也缺乏更具针对性、层次性的评价。虽然近年来也产生了分目核心评价体系,但各个评价系统之间盘根错节、自我标榜,导致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现象严重,难以作为权威评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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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为季刊,是由江苏省教育厅主管、南京林业大学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旨在反映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体现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研究特色,促进校内外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本刊2012年起重点开设“国外环境哲学前沿”、“环境伦理学研究”、“环境社会学研究”、“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美学研究”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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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为双月刊,大16 开本,120 页左右,单月月底出版。国内由南京市报刊发行局总发行,全国各地邮局收订。如当地邮局订阅不便或错过征订时间,也可直接汇款向 该刊编辑部订阅。每期定价20 元,全年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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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晓涛,男,汉族,河南商丘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化产业与金融价格方向博士生导师,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文化产业方向博士后,曾先后获天津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维也纳大学访问学习,2012年度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最受关注的十大名师学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文化产业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北京邮电大学兼职教授,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国家艺术类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评委。曾任辽宁师范大学、中南大学等多所高校教授,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做过多次文化产业专题讲座培训。兼职北京领识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深圳创意文化科学院院长,广东创意文化产权交易中心主任,中华书画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人类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理事,光明日报社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顾问,光彩集团文化事业部部长,哈尔滨马迭尔集团顾问,青岛保税港区顾问,伊春市人民政府顾问。
二、研究领域
皇甫晓涛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新、文化资本与资本理论研究工作,具体研究方向与学科背景为管理科学与规划科学,鉴识科学与认知科学,文化产业与文化金融,城市文化与文化治理,文化教育与教育科学,人类学与文化科学,美学与文化哲学,传播学与新媒体研究,信息科学与生态科学,并为跨部委、跨区域政府做多方面规划、咨询、智库研究。
三、研究成果
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发表CSSCI论文30余篇,其中CSSCI检索论文20余篇,被中国期刊数据库引用50余篇。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项,主持教育部、建设部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项。撰写著作16部,参编教材两部,获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与优秀著作奖多项,并全国青年社科优秀成果奖,20世纪中华英才奖,博鳌论坛国家生态理论贡献奖,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银奖,辽宁师大等高校多项优秀教师奖及北京交通大学、辽宁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社科优秀成果与科技成果一、二、三等奖十余项。
皇甫晓涛研究成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基于跨部委国家科研项目的文化、文化产业、产业经济学与金融、管理科学与文化管理、生态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学术与学科建设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创新研究;第二,基于跨区域、领域的政府、企业创新研发与规划、智库研究;第三,文学、美学、比较文学、哲学、史学、传播学、人类学、教育学人文科学与文化科学、认知科学与教育科学的学术、理论研究。
四、主要论著
1、开放的本土性与重写的现代性,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
2、中华性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1日。
3、文化产业研究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构,清华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
4、国家文化体制改革创新体制研究,远东经贸评论,2006年第2期。
5、文化产业要重视内容生产,光明日报,2006年3月18日。
6、文化创新与产权市场,文艺报,2006年12月12日,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
7、城市文化与产业哲学,人大复印期刊文化研究,2007年第9期。
8、关于文化产业与文化资本创新问题的思考,光明日报理论版,2009年4月28日。
9、让版权实现价值,光明日报,2010年4月15日。
10、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重构,学术月刊,2010年第8期;人大复印期刊文化创意产业,2010年第6期。
11、城市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城市化的自主创新基础,北大文化产业论坛,2011年下卷。
12、关于文化产权交易的理论思考,中国美术,2011年第6期。
13、如何确立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路径与规范标准——中国工艺文化城的文化启示(下),光明日报理论版经济部内参专题,总第280期,光明日报总编办,2011年8月29日。
14、泛媒介革命的内容生产与新媒体的文化创新,文化产业研究,第五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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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者须符合《*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第七条前三项基本条件:(1)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事业心强,作风正派,治学严谨;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相应的组织协调能力;(2)多年从事科研工作,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并受聘担任副高级及其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自然科学领域申请者年龄一般不超过40岁(*年1月1日以后出生,特别优秀的可放宽到*年1月1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申请者年龄不超过45岁(*年1月1日以后出生),身体健康;(3)基础理论扎实,知识面广,对本学科某些领域具有较深入的研究,对学科发展有较强的预见性,能够准确把握学科发展方向。
根据我省高校实际情况,经研究将第四项修改为:4、近5年取得较好的科研业绩,同时具备以下条款中的两个条款:(1)主持国家级项目1项或主持省级项目2项。(2)在本领域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第一作者),其中自然科学论文被SCI、EI收录3篇以上;人文社会科学在本学科领域的权威性期刊发表3篇以上。(3)出版一部学术著作(第一作者)(4)获省部级二等奖以上奖励,其中国家级奖(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前5名;省级一等奖的前3名、二等奖的前2名。(5)发明专利的第一发明人或审定品种的第一主持人。
2、申请者所在学校必须承诺匹配所要求的资助经费(不低于1:0.5)。
3、各单位要坚持公开遴选、择优推荐的原则,坚持人才、平台(基地)和项目的有机衔接,适当向重点建设的创新平台(基地)倾斜。
4、申请者限于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已获得“燕赵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首批“*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者不得再申请本计划。
二、申报领域
自然科学按照如下19个领域归口申报:
1.数学;2.物理;3.化学;4.化工;5.农业;6.林业;7.电子科学技术;8.计算机与通讯;9.生物与基础医学;10.医疗卫生与临床;11.药学;12.中医药;13.能源;14.资源;15.环境;16.传统材料;17.新材料;18.先进制造。
哲学社会科学类按以下8个领域归口申报:
1.哲学、、思想政治理论教育;2.经济学;3.法学;4.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5.教育学、心理学;6.语言学、文学、新闻传播;7.历史学;8.艺术学、体育学;9.管理科学与工程。
三、评审名额及方式
第二批“*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拟资助50人,其中自然科学35名、人文社会科学15名。省教育厅聘请相关领域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遴选评审工作,设评审办公室挂在省教育厅科技处。评审工作按照学校推荐申报、评审办公室形式审查、学科组初评推荐、评委会评议投票、省教育厅审定等程序进行。
四、申报方式及要求
1、以学校公函的形式统一申报,不受理个人的申报。
2、申请人在认真阅读《*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的基础上,如实填写《“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申请书》,一式6份(A4纸型),申请书和附件均加盖所在学校公章。申请材料必须突出重点,简明扼要,双面打印,不得超过40个页码。
篇10
【摘要题】理论探索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邹志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2000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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