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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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调查的4个乡镇和3个村都存在规模庞大的债务。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4个乡镇的债务增长速度都很快，到2001年底平均债务余额已高达545.7万元。B乡6年内债务规模增长了3倍，年均增长20.1%；A乡增长了5.4倍，年均增长32.4%；C镇增长了11.6倍，年均增长50.5%。表2显示，1990--2002年，F村和G村借款总额都超过100万元。到2002年底这两个村的借款余额分别为30.4万元和16.5万元，如果加上应付款，债务规模会更大。

调查表明，债务用途对债务规模产生了较大影响。办公场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兴办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量较大，这些项目的兴办一般会急剧增加乡村负债的规模。如C镇1999---2002年债务规模剧增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园区的拆迁与建设，A乡1999年债务规模剧增的原因是修建了宏伟的乡政府办公楼。一般而言，从用途来看，发达地区乡镇的负债主要用于兴办企业，提供投资额较大的公共产品，如C镇所有的债务都用于举办企业和工业园建设，负债额较大。欠发达地区大部分乡村债务用于发工资、上缴税费任务，负债额因而较发达地区低。

二、债务结构

(一)债权人结构

乡村债务的债权主体主要包括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国外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上级财政，单位和私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乡镇干部)等。表3为样本乡镇2001年底的债权人构成表。表4为调查村1990--2001年借款的债权人构成表。

上述情况及我们所掌握的其他地方的材料表明，正规金融机构是乡村债务中最主要的债权人，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基层政府或者组织的重要资金供给者。

对乡镇政府而言，县级财政也是借贷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向县级财政借贷包括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用于弥补预算内资金的不足或者应付突发事件，比如D乡的清盘借款，因为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取缔后，债务必须由乡政府财政兜底，县财政先垫借出来，然后逐年在下拨款里面扣除，年息3%；二是项目贷款，资金跟着项目走，比如B乡的林业开发贷款。

非正规金融组织主要是农村合作基金会。1996--2002年B乡累计从基金会贷款304.9万元，用于发工资、建办公大楼和上缴税费任务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私人成为乡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借贷渠道。私人主要指的是乡村干部、个体工商户。乡村对私人的债务有借款和应付款两种形式，借款包括各种名目的集资、临时周转借款，应付款则是因为拖欠工资和工程建设款而发生。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债权人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发达地区正规金融市场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资金都比较充裕，金融机构和私人成为负债的主要债权人。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除了正规金融机构和私人以外，上级财政以及各种非正规金融组织也是重要的债权人。

实际上，乡村债务正在经历一个由公共债权向私人债权的重大转变。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的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乡村建设等主要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乡村借贷的主渠道是农行和信用社，基本上没有单位和个人债务。1993年开始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实际上加快了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资金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使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业和农村出现了边缘化的现象，乡村获得的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急剧减少。到1998年以后，广大乡村尤其是村级组织几乎不可能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同时，国家财政支农力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以“九五”时期为例，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96年为8.82%，1997年为8.30%，1998年为10.69%，1999年为8.23%，2000年为7.75%。其中1998年的比重有所提高，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特大水灾。这五年中，国家财政收入从1996年的7400亿元增至2000年的16386亿元，增幅达121%；但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只从700亿元增至1231亿元，增幅仅为75%。因此，乡村融资不得不依赖主要由私人组成的民间借贷市场。

(二)债务用途结构

乡村借贷款主要用于兴办乡村集体企业、进行农业综合开发、从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办公设施建设，发工资以及上缴税费任务等。表5为样本乡镇2001年底累计发生债务的用途结构。

从表5可以看出，在2001年D乡的债务余额中，用于兴办企业的债务占总量的35.3%。另据我们调查，从1991年以来C镇发生的5笔借款中有1笔直接用于兴办企业，3笔用于工业园建设，也与兴办企业有关。其他地区的调查也表明，发展乡村集体企业等生产性支出是形成乡村债务的一个主要原因。乡村两级债务的1／3用于生产性支出(云德奎，2000)，河南50%的乡村债务是在兴办乡村集体企业的过程中发生的(河南省财政厅，2001)。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不少兴办乡村集体企业的法律法规，鼓励乃至强制基层政府推动乡村集体企业的发展。在上级政府的强制压力下，集体企业得到了非常规发展。由于自有资金不足，集体企业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农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贷款以及财政优惠资金。D乡兴办的乡村集体企业主要是建一座水电站，项目总投资为337.9万元，其中负债为213.9万元，占到了其债务总余额的1／3。

农业综合开发指的是围绕农业增产增效而开展的各项建设，比如兴国县搞的所谓“三冬一改”和优化种植结构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贷款来源于农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国际农发基金以及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这些资金通常由乡镇政府统一承贷，然后转贷给村级集体组织和农户，或者为他们提供担保。粮食主产区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一般比较大，在其债务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比如D乡，这类用途的负债占到1／3强。不过，“在城市偏向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要求，经常只是为了得到贷款或者援助而表面敷衍，并没有落到实处。”(林毅夫，2002)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也是如此，解决资金紧缺的激励刺激基层政府向国外资本借贷。D乡向国际农发项目贷款218.7万元，借贷时用的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名义，但借款的实际用途并不仅仅是农业开发，这使得农业综合开发大打折扣。

对债务的使用作历史性的考察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乡村负债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从债务的表现形式来说是融资性债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税费任务以及发工资成为乡镇的沉重负担，债务的用途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发生了由生产性负债到非生产性负债或者说由融资性负债到赤字性负债的根本性变化。由于绝大部分乡村集体企业停产、倒闭或者转制，政府从生产竞争性领域退出，转向通过提供优良的投资环境等手段吸引外部资本，推动个体和私人企业的发展，东部地区的负债由生产性投资转向基础设施建设。

表5乡镇政府负债的用途结构(万元，%)

注：用途中的其他主要指的是偿还债务以及乡镇财政周转金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资料整理

(三)期限结构和利率水平

负债的债权人及其用途决定了债务的期限和利率。一般来说，来自金融机构的贷款绝大部分属于一年之内的短期贷款，利率比较确定。4个样本乡镇自1996年以来一共向金融机构贷款16笔，其中只有A乡和D乡各有1笔贷款为长期贷款，其余皆为短期贷款。金融机构的利率由国家规定，由于央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调整银行利率，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变化比较大，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来源于诸如各种基金会等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借款都在一年以内，利率非常高，比如B乡从1996--1998年一共向基金会借款13笔，期限短则3个月，长则1年，月利率高达千分之19.8。

单位和私人的债务由借款和应付款两部分构成。中西部地区的单位和私人的借款绝大多数具有应急性质，比如用于完成税费任务。从期限来看，基本上属于短期借贷，利率比较高。借款期限短则一个星期、半个月，长则6个月。这是因为大部分乡镇的拖欠都是短期性质的，能够周转过来就会结清税费。东部地区的借款则主要以集资的形式发生，用于兴办企业。政府和单位以及私人之间的借贷是借贷关系里面最敏感的话题，利率是借贷的焦点。从样本乡镇以及我们掌握的其他案例来看，单位和私人借款的利率弹性大，低则不用还利，高则成为高利贷，月利率高达千分之30。

从我们所掌握的案例来看，欠发达地区的应付款主要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拖部教师的工资，迫于各种压力，虽然经常发生拖欠现象，但是一般都是短期的，更准确地说是常欠常清。另一部分是拖欠各种工程款。建设款拖欠时间一般都比较长。A乡1998年拖欠工程款45万元，到2003年都没有偿清。发达地区的应付款绝大多数属于工程建设款，拖欠时间也比较长，一般都在3-4年以上。

三、债务变化趋势

对债务的走势做预测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由于数据不足，我们很难运用统计方法，比如时间序列分析法做出定量分析。这里我们只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依据宏观经济走势，定性地对负债增长速度、债权人结构以及用途做一些分析。

乡镇负债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乡镇财政的收支缺口。由于经济增长以及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相对稳定性，故负债增长速度又主要取决于支出的增长速度。欠发达地区乡镇财政支出的主体是干部教师工资，负债增长速度取决于工资增长速度。如果工资增长速度过快，乡镇的债务也增长快，反之亦然。很多地区推行的“工资由县级统筹”的做法缓解了乡镇财政支出的压力，这些地区乡镇债务的很大一部分源头应该可以得到遏制。发达地区乡镇的债务主要是基础设施融资性债务，其增长速度主要由公共产品投资额的增长速度决定。从目前形势来看，雄心勃勃的“东南沿海”工业园区建设、大路大桥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势头正方兴未艾，这可能会刺激债务的增长。发达地区大搞投资环境建设，实行“赶超”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战略，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则普遍推行“赶超”发达地区的战略。在这种战略的主导下，中西部地区乡镇政府被迫效仿发达地区，提供大量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以提高招商引资的竞争力。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高且经济效益见效慢，如果乡镇受到的强制性压力不能够得到减弱，便有可能重蹈覆辙，像20世纪90年代初期兴办乡镇企业一样，导致负债急剧增长。一言以蔽之，“招商引资”的竞争压力有可能刺激乡镇政府(既包括中西部地区的，也包括东部地区的)举债，导致债务规模不断膨胀。

从负债用途来看，短时期内，乡村债务的结构不会改变，即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以完成上级政府规定的税费任务和发工资为主，东部地区的负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不过，正如上面所言，中西部地区的乡村负债用途还涉及一个竞争压力的变量，在强外部压力下，其使用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

从债权人来看，由于国家支农力度的减弱，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乡村的资金将越来越依赖非正式渠道。乡村债务的债权人主体逐渐由银行向私人转变，拥有雄厚资本的个人谈判地位将逐步升高，对社区事务的控制权日益扩大，这是我们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

四、债务风险分析

(一)风险分析指标

由于目前还没有用于乡村债务风险分析的通用指标体系，这里借鉴国债风险分析指标，然后对国债风险分析与乡村债务风险分析之间的差异做出说明。

1.债务依存度。指当年债务收入占财政(财务)支出总量的比重，反映财政(财务)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债务依存度过高，表明财政(财务)支出过分依赖债务收入，财政(财务)处于脆弱的状态，并对财政(财务)的未来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国际上常用这一指标衡量国债规模的合理性，认为债务依存度不能超过20%。

2.债务率。指一定时期内债务余额相对于财政(财务)收入的比例。该指标可以衡量财政(财务)的偿债压力。比例越高，说明乡村的还债压力越大。

3.偿债率。指年度国债还本付息额与当年财政(财务)收入的比率。对于乡镇来说，偿债率等于年度债务还本付息额与财政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对村级组织而言，村偿债率等于当年村级组织还本付息额／该村级组织财务收入总额。

除了借用3个国债指标之外，结合乡村实际，还应该计算农民人均负债额和债务负担率。农民人均负债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乡级或村级债务余额农民人均额；个人债务负担率是指一定时期内乡级或者村级债务余额人均额相对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有学者提出，个人负担率(乡村两级)不宜超过10%(牛竹梅，2002)。

(二)风险分析结果

偿债率是按已支付的还本付息额计算，由于所调查乡镇实际还本付息很少，这个指标对乡镇没有多大意义。本文主要用债务依存度、债务率、农民人均负债额、农民个人负担率分析其债务风险。对村一级还使用偿债率指标。

1.乡村财政(财务)支出，尤其是乡镇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较高，不少年份超出警戒线。根据农业部的调查，1998年乡镇政府债务依存度为10.98%，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还没有超出20%的警戒线。但从我们的调查样本来看，每个乡镇都在一些财政年度超出警戒线。B乡年年都借债，债务依存度总体非常高，平均为39.6%，1996年以来，有4个年度大大超过了警戒线，其中1999年更是高达92.4%，这意味着该年度B乡基本上依靠举债度日。A乡有2个年度的债务依存度大大超出了警戒线。C镇有2个年度超出了警戒线。但是从总体上看，财政收入差的乡镇比财政收入好的乡镇债务依存度高，超出警戒线的年份也多。村级财务的债务依存度有些年份也很高，大大超出了警戒线。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资料计算

2.乡村债务率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债务清偿能力高低不等。欠发达地区乡村的债务率都比较高，尤其是B乡，1999和2000年债务余额连续两年超出财政总收入的2倍。A乡从1996年以来，年年借新债，没有偿还任何债务，债务率逐年上升，4年时间内负债率提高了35倍，年增长143.2%。C镇的债务余额很大，但由于财政收入基数大，收支状况好，故债务率相对较低，有很强的债务清偿能力。依据债务率，我们可以对乡村进行划分，像B乡和F村这样的乡村，债务余额超出年财政(财务)收入数倍的地方，属于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的乡村；C镇和G村债务量虽然大，但是财政(财务)收入基数也大，可以安排债务清偿资金，属于完全有能力偿还所欠债务的乡村；A乡和E村介于两者之间，属于通过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偿还部分债务的乡村。

3.村偿债率反映出欠发达地区村级偿债负担更重。在村偿债率上，除了个别年份，E村和F村两村都要高于G村，近几年更是如此。从实际情况看，G村还款能力强，目前只有16.5万元债务余额，而F村债务余额则高达30.4万元，再加上F村的财务收入仅为C村的1／5-1／4，所以F村的债务负担更重。

4.农民人均负债额和负担率大幅度提高，负担比较重。由于债务增长速度过快，农民人均负债额迅速增加。B乡6年内人均负债额增加了3倍，年均增长20.1%；A乡年均增长39.5%；C镇年均增长57%。由于债务增长速度高于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所调查乡镇农民个人的负担率提高得非常快。A乡在短短4年内，负担率提高了6.5倍，年均增长59.7%。结合其他地方的统计数据，我们有理由认为，乡级财政和村级财务对债务形成了较高的依存度，且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有些乡镇已经到了“不举债难以为继”的地步，称其为“负债财政”或者“讨饭财政”丝毫不为过。在这些地区，债务对乡村组织形成了沉重的负担，迫使乡村负责人纠缠于债务事务当中。乡村债务率呈快速上升的趋势，债务清偿能力有高有低。有些乡村完全没有能力偿还所欠债务，有些乡村通过努力可以偿还部分债务，有些乡村则完全有能力偿还所欠债务。从农民个人负担率来看，总体的负担都较重。这就是说如果债务不能够通过其他渠道化解的话，债务将对社区农民构成严重威胁。从几个指标的发展趋势来看，都呈现出增长态势。这说明，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中西部地区，乡村债务的风险都在增加。债务危机的苗头在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相当一部分年份都已经出现，如果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治理，包括沿海发达地区在内的广大乡村势必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当中，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挑战。这个判断的政策含义是，治理乡村债务迫在眉睫!

根据国债衡量指标，我们对乡村债务的风险做出了上述分析。不过，无论是债务结构还是债务约束，乡村与国家都存在本质的差别，比如：(1)乡镇可以向上级政府转嫁债务。(2)乡村组织有可能找机会和借口逃避债务，而国家一般不能这样做。(3)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银行是乡村债务的主要债权人，而金融部门本身预算软约束以及银行和政府的特殊关系导致银行贷款对乡镇政府部门形成的约束力很弱。调查中发现，很多乡村干部甚至不把金融部门贷款计算在乡级债务之内。所以，债务所产生的压力以及风险都可能要比根据上述指标计算出来的要小。这些差异也为分析乡村债务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即如何确定乡村债务的适度规模，以及建立乡镇(更广泛一点讲是地方)公共债务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五、负债效应分析

现有不少关于债务问题的研究内含了乡村负债都是不良债务的假设，把负债看作是一种导致地方社会福利恶化因而必须加以禁止的现象。但事实上，对负债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分析可能并非那么简单。乡村债务的大量发生与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基层政府推动现代化的责任增大有关。资金稀缺长期以来一直是制约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负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资金不足的困难，成为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融资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加快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仅靠市场的力量已远远不够，尤其像我国这样一个后进的国家，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能和作用，而适度的赤字和债务政策则是政府调节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手段。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不能举债，而是债务必须保持适度规模。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债务规模过大，导致债务风险不断加大。债务依存度太高，表明乡级财政和村级财务的运转越来越依赖负债筹措资金。偿债率和债务率过重，则表明财政的偿还压力太大，影响正常的公共支出活动。农民个人负担率高，会对农民负担构成威胁。沉重的债务压力严重影响了基层政权的顺利运转，减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以及投入。乡村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跑借贷、应付支出，或者被迫用于应付债权人的逼债、告状、上访和打官司，导致公共管理工作投入的减少。同时，由于负债过度，教师、干部的工资难以及时足额发放，影响了广大教师、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这可能会导致乡村公共权力机构或组织的瘫痪。还有，在没有偿还渠道的情况下，负债便对社区农民构成了严重威胁，可能导致农民负担反弹，侵蚀税费改革的成果，或者持续拖欠，导致政府的信用和形象受到严重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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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体育文化是一种具有运动属性的文化，人们在体育实践过程中通过身体的形态和技能展现出来。它可以反映传统的、本民族的体育特征，影响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规范人们的体育行为，并和人们的体育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体育文化的发展还和物质文明及社会文明相关。

二、发展乡村体育文化的意义

伴随着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体育建设已经成为其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方面。体育建设在新农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促进乡村精神文明的建设。体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通过体育锻炼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降低乡村居民的发病率，从而降低医药消费的开支，从而积累社会财富。体育促进乡村的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主要是因为文化是乡村建设的“软实力”。体育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可以提高人们的文明及道德水平。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加强体育文化建设可以直接影响民众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及人际关系，利于转变乡村的落后、不健康的生活观念，阻碍赌、黄、毒等不良文化在乡村中的发展，净化乡村的社会环境，促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向前发展。

三、乡村体育文化的发展现状

体育文化在乡村中发展的直观表现是民众的体育锻炼情况。通过体育锻炼可以看出体育设施的建设情况，分析出体育锻炼的组织形式及参与体育锻炼的民众的体育思想。通过对乡村体育锻炼情况的调查，认识到现在乡村地区体育文化发展的现状。

1、国家政策对乡村体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还相对落后，基本上属于公益事业。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资金支持。所以，要发展乡村的体育事业，离不开政府的政策的引导和资金的支持。国家的相关部门要做好相关的工作，促进乡村体育文化的发展。

2、体育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体育场地是开展体育活动的重要保证，它的建设情况直接关系着体育活动的开展。建设体育场地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民众体育活动参与难的问题。根据调查的结果显示，乡村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体育场地、器材短缺的情况。同时，还存在民众对已有的体育设施、器材利用效果不佳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体育需求和体育输入之间存在矛盾；二是，体育资源建设呈现集中产出的方式。体育需求和体育输入之间存在矛盾主要是因为目前乡村的中青年劳动力大多数外出，村中的中老年及青少年较多。对于中老年和青少年来说，他们对现代竞技体育很陌生，他们参与的大多数是无限制体育项目，他们的运动需求和政府的体育输入之间存在矛盾，同时这也是体育输入和体育需求相融合的主要原因。体育资源建设呈现集中产出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体育设施建设大都围绕学校和村委会中心建设，这种集中式的建设方案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但是限制了体育场地设施的福射功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参与体育活动，因为有的村民离体育场地太远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体育场地资源的闲置，也不利于体育场地的维护与管理。

3、基层体育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充分乡村地区的体育事业的发展，除了依靠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之外，还需要民众自发组织一些体育组织，开展体育活动，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但是，在调查中发现，农村体育组织的数量很少，即便存在体育组织，但是经费是限制体育活动开展的主要问题。开展体育活动，可以有效抑制乡村打麻将的不正之风，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体会到体育锻炼的好处，提高农村的精神面貌，还可以更好的让乡村留守老人摆脱孤独，找到生活的乐趣。

4、体育人力资源不足体育人力资源是指拥有体育技能较高的人群，他们的体育科研能力强，有着突出的体育成绩，并且还具有管理能力和创造能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体育人力资源的概念也在不断的变化，它不仅仅只包括“体育人”，同时还包括能为体育事业服务，奉献知识、智慧、能力的人。农村体育人力资源主要指符合体育人力资源内涵和特点的农村人口，也就是能够为体育发展事业服务，为体育的发展、进步做出贡献的农村人口。具体来说，就是乡村地区的体育指导员、体育活动的组织者或者是带头人。但是，在调查中发现，乡村中的体育人力资源严重不足，人们对体育的发展缺少主观能动性，缺乏优秀的专业人才组织、指导体育活动。

四、乡村体育发展建议

1、加强乡村体育的组织与建设促进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就要健全乡村体育发展的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加大乡村体育人力资源的培养和选拔，从乡村体育教师、体育爱好者、退伍军人、农村体育志愿者当中进行选拔，培养优秀的体育人力资源，满足乡村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促进乡村体育文化的发展。除了培养优秀的体育人力资源，还要创建体育组织。在乡镇体育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乡镇的体育职能部门要从体育需要的实际出发，积极鼓励各类体育爱好者参与体育活动，并组织建立象棋、乒乓球、篮球、足球协会，开展特色体育娱乐活动、组织体育比赛，并以此形成特色体育团队，逐步完善乡村的体育网络，为乡镇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各个体育组织和特色体育团队正常活动之后，等到条件成熟时，乡镇体育部门可以进一步协调将各个体育组织和团队组织起来，成立乡镇体育健身俱乐部，对全镇的体育文化工作进行统筹。成立体育健身俱乐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利用自发的体育组织机构，依托镇体育中心、各村企业等的体育场地及设施，组织广大乡村居民经常开展体育活动，促进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成立的体育健身俱乐部可以在组织体育活动时，协调及利用人脉关系和体育场地设施等，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举办各种综合的体育活动。

2、深层挖掘民族体育文化，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存在传统的体育文化。随着乡村旅游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可以利用体育传统的文化和项目，可以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及体育文化节，将民族的体育文化和旅游相互结合，既可以吸引游客，满足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需要；还可以传承传统的体育文化，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篇3

对584户农户和98位专业人士的问卷分析表明，在问及“是否需要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问题时，有近70％的农户及88％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士回答需要。这一问题同时也被另一问题所佐证，在“您认为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重要吗？”问题中，有近80％的农户和95％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士回答很重要。调研数据表明，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农村土地资产评估的重要性，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已成为时展的潮流。

1．1建立农村土地市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农村土地市场得到逐步发展。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农村土地既是一种资源，又是一种资产，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资源必将进入市场，参与流通和交换；另一方面，国家鼓励农村土地市场建立和发展。2003年3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标志着国家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放开，随后党和国家相继一系列法律政策，鼓励引导农村土地市场的建立。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涉及土地估价的问题越来越多，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让、租赁费用计算，农村土地抵押贷款、耕地复垦价值计算，新农村建设中住房置换价值确定等，使得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变得日益重要。调研数据显示，53．25％的农户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占被调查农户一半以上，表明忠县已存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67．81％的农户愿意流转土地，他们普遍认为，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的条件下，土地流转不仅不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安全，还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具备合理的农村土地价格是确保农村土地合理流转的首要条件。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交易价格混乱，缺乏一个明确、统一的土地评估标准，因而这种市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盲目性，从长远来看，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农村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党的十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土地市场。健全现代土地市场，应加快发展农村土地市场，建立健全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体系，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一方面，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价格是市场的灵魂，按照价值规律建立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体系，有利于促进我国农村土地资产流动，引导土地从低效率经营者流向高效率经营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我国农村土地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城乡土地资产市场的二元特征明显，主要表现为：土地产权城乡二元、土地价格城乡二元、土地市场城乡二元、土地用途城乡二元、土地规划和管理城乡二元。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土地资产评估标准，有利于建立“同地、同权、同价”的城乡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在城乡间的合理、有序流动，促进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发展。

1．2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据调查，63．18％的农户认为我国现行征地制度不合理，73．97％的农户对我国现行征地补偿标准不满意。党的十指出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农村土地是农民发展的经济资源，是农民从事生产与维持生计的固定资产，也是农民最主要的财产。显化农村土地资产、盘活农村集体经济、保障农村土地平等入市、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实现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有效途径，是农民产权权益的经济实现形式。然而，在农村土地资产化过程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07～2011年，农村家庭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最低（表2）。由此可以看出，在农村土地资产化过程中，土地并没有发挥其增收的功能，农民的财产权益受到了侵犯。一方面，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损害了农民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采用“产值倍数法”的计算方式，并且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不得超过该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产值的30倍。这种政府垄断和干预的土地补偿机制并没有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农民缺少话语权，导致土地补偿标准偏低，严重扭曲了土地真实价格，最终损害了农民权益［5，6］。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根据土地市场价格进行补偿，被征地的人员在获得公平交易后自谋生计。结合国际经验及遵循市场主体平等、利益均衡的原则，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是完善我国征地制度的前提条件。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有利于实现“按价征地”和充分保障失地农民权益。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土地交易中，交易价格大多是由双方自行协商或由农村基层组织协商确定的，缺乏科学依据，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引入第三方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对交易土地进行评估，给出独立、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估价格能有效维护农民的权益。

1．3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加强农村土地资产管理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过程必然导致农村土地流转［7］。由于我国农村土地市场发展滞后，缺乏政府的统一管理，土地流转大多是流转双方私下协商交易，导致流转行为不规范，在流转中容易产生欺行霸市、倒买倒卖等投机行为，而土地流转的投机性又导致了农村集体土地资产的流失和农地非农化。加强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有助于确定合理的土地流转价格，建立农村土地市场价格体系，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促进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土地既是一种重要资源，又是一项重要财产，推进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有助于加强国家对土地的宏观管理，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第一，有助于提高耕地保护质量。我国实行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制定了包括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指出“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开展农村土地评估，建立农村土地价格体系是促使我国耕地管理向数量质量双重管理转变的重要依据。第二，有助于加强国家对农村土地的监测。加强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有助于摸清全国各地农村土地生态质量（包括数量和质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测算我国农村包括土地在内不动产的价值总量。第三，有助于指导农村土地开发整理。应用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成果，有助于合理确定土地开发整理的重点区域、区域土地开发整理潜力及应采取的措施，提高农村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编制的科学性。

2推进农村资产评估面临的主要挑战

2．1农村土地制度供给不足通过调研，笔者发现，绝大部分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士认为制约我国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发展最主要的障碍是农村土地制度供给不足。一方面，我国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在国家层面上制度设计较少，又缺少相应层面的法律制度或规章制度，导致土地资产评估缺乏科学性，无法形成正常的市场价格表达机制，造成农村土地资产价格扭曲；另一方面，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农村土地资产的评估。根据地价理论，土地价格是土地所有权垄断而产生地租的资本化。因此，推进我国农村土地资产评估首先应加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建设。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农村土地产权模糊，产权模糊将不利于产权主体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并最终损害了分配机制［8］；第二，农村土地产权不稳定，主要表现为土地承包期及农民对所承包土地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的建立；第三，农村土地产权不完整，土地使用权具有的转让、出租、抵押等权能受到法律法规的限制。正是由于残缺的土地使用权，才导致了土地使用的随意性以及土地流转的困难性。姚洋［9］认为土地使用权的有效转让，能够使得土地使用权具有边际产出拉平效应与交易收益效应，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此外，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市场制度供给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农村土地资产化。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流转主体的障碍、流转权利的限制、流转规则不明。农村土地市场制度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农村土地市场体系不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管理机制缺乏。

2．2评估方法技术体系不健全现代估价方法体系的建立是基于一套固定的政策构架及市场环境假设，其常用的方法包括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和成本核算法。现代评估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市场。一方面，中国农村土地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国家政策对农村土地的收益影响较大，预期收益成为一个难以预期的变量，导致现有估价方法需要重新考虑标准化变量的误差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土地资产独特的产权性质和保障功能决定了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方法设计需要更多的考量。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是指在求取一宗待评估土地的价格时，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土地与较近时期内已经发生交易的类似土地交易实例进行对照比较，并依据后者已知的价格，参照该土地的交易情况、期日、区域以及个别因素等差别，修正得出待估土地的评估日地价的方法［10］。运用市场比较法所求取的价格与市场价格最吻合。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土地市场不健全，流转交易价格不规范，缺乏参照性。因此，在农村土地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不宜采用市场比较法。成本核算法。成本核算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来推算土地价格的方法。成本核算法一般适用于新开发土地的估价，在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中应用范围有限。例如，运用成本核算法对在农村地理条件恶劣地区开垦的一块贫瘠土地估价，由于投入多，估价高，这就与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所评估的结果相差甚远。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是在估算土地在未来每年预期纯收益的基础上，以一定的还原率，将评估对象在未来每年的纯收益折算为评估基准日收益总和的一种方法。目前，学术界大都形成共识，认为收益还原法是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估价中最适宜的方法。但是，收益还原法中待估地的年总收益、还原利率等参数因子很难确定，阻碍了收益还原法在实际中的应用。针对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方法，62％的重庆市资产评估专业人士认为农村土地资产评估的原理和方法可以参照城镇土地资产评估的原理和方法进行。还有部分人士认为，鉴于农村土地的多样性及各种类型土地本身的特性，在开展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时应采取分类评估的方法，建立分类评估技术路线。他们认为，农用地评估可以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法，建设用地评估可以采用市场比较法。此外，沈秀峰等［11］认为，在测算农地价格时应根据农地流转方向进行不同的估价，农地转农地，则只需要测算其经济价值，农地非农化，应测算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而不同价值估价时所选择的评估方法应不同。

2．3土地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完善的市场服务体系是保障我国农村土地资产评估顺利开展的有利外部环境条件。目前，我国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体系尚未建立，配套服务设施不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缺乏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和专业的资产评估人员。以重庆市为例，重庆市国土资源房屋评估和经纪协会是重庆市主要从事土地资产评估的自律组织。通过对该协会及资产评估专业人士调研得知，目前该会从事土地资产评估工作的专业评估机构，其业务范围大多集中于城市土地，很少涉及农村土地，有从事农村土地资产评估的专业人员则更少。在我国被政府认可的具有评估资格的专业人员有注册资产评估师、房地产估价师、土地估价师，国家并没有从法律层面上明确我国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主体。2）缺乏市场中介组织。一方面农民获取资产评估市场信息的渠道较少，中介组织有利于搭建起资产评估需求方与评估方的桥梁，加强评估双方信息互通，促进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工作的开展，进而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对资产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的监督管理，保障需求方利益，保护农民权益。3）缺乏政府对农村土地资产评估的有效管理。由于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处于新生事物发展阶段，政府对其管理处于探索阶段，导致部分地方缺乏有效管理，主要表现为农村土地资产评估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督管理缺失、出现过分干预现象等。

3有序推进农村土地资产评估的政策建议

3．1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土地权益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法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是贯彻落实党的十方针的基本要求。加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保障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根本途径，主要途径有：一是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一方面，通过法律制度的建设，按物权理论规范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赋予农民完整的承包权权能；另一方面丰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地方政府要在不改变农地用途，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各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模式。二是依法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通过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实行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和允许宅基地有条件转让，制定宅基地流转制度，建立合理健康的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彻底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土地利用机制，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依法保障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收益权，保护农民利益。

3．2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健全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体系目前，我国城市已形成比较完备的土地资产评估体系，而农村土地资产评估工作还处于试点阶段，尚未全面开展。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土地资产评估体系，健全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体系，主要措施有：一是培育专业的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保障农村土地价格的科学性、统一性和合理性；二是加快完善农村土地资产评估的基础性工作，尽快建立全国性的农村土地分等定级；三是探索农村土地资产评估方法，建立具有全国性指导意义的评估技术路线；四是建立农村土地资产评估中介机构，建立资产评估信息服务平台和仲裁调解机构；五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资产价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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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双休日的实行，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节假日外出旅游，特别是近年出现的乡村旅游让许多人度过了轻松而有趣的周末。乡村旅游的出现为城里人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不过也出现了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如卫生条件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整体规划、产品形式单一雷同等。要想发展农村旅游经济就必须采取措施，解决乡村旅游出现的问题。如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多渠道筹集旅游发展资金，加强宣传等。

现代旅游最重要的特征是普及性和大众性。所谓的普及性和大众性，实际上就是最大程度按照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来开展旅游活动，旅游业也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尽可能多的人消费自己的产品，使企业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大众旅游兴起以来，经常性的休闲度假已渐渐取代一年一次或几年一次的观光型旅游而成为旅游的主要形式，西欧发达国家每人每年外出旅游3至4次，在英国已占到全国人口的55%，瑞典更高达75%，休闲度假已成为发达国家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现阶段，虽然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多数人的收入仍然十分低下，衣食之外稍有节余却不足以很风光地远行逍遥。而社会时尚的召唤、追求生活质量的意识，促使现今中国平民十分渴望休闲度假。但是，国内旅游业却在一定程度上因盲目、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忽视他们的需求。在我国，因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旅游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依然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大多数人来说，旅游还是奢侈品，只有少数市民节衣缩食一年或几年才能外出旅游一次。这种“打牙祭”式的消费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市民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渴望和高涨的旅游需求。一些主要面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热点，因季节性强、旅游交通拥挤、旺季人满为患和价格上涨、质量不佳而使游客往而却步或扫兴而归。旅游热点的门中门、票套票和部分旅游业的不规范操作行为，也使某些旅游企业声名狼藉，为人诟病。一边是豪华宾馆的冷若闲置、国家财力的耗费，一边是广大工薪阶层因阮囊羞涩而无力消费、望洋兴叹；一边是旅游热点的季节性人口过密，一边是大众化旅游产品的缺少。高涨的旅游需求与旅游产品不如人意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国内旅游市场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空白和广阔的真空地带。在普遍的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休闲度假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几个人自发去郊游，在农家短暂歇脚休息却产生了国内旅游业一个影响深远的新生事物——“乡村旅游”，即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传统的民俗为资源，融观察、考察、学习、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

一、乡村旅游的兴起无疑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

1.吸纳农村多余劳动力，增加农村收入。乡村旅游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就业门路。广东河源市的苏家围景区，自2000年开展乡村旅游以来，当地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从当年的1000多元上升到3000多元。乡村旅游，使祖祖辈辈靠老天吃饭的农民，也享受了经济社会的成果，走上了致富之路。

2.促进农村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在城乡之间架起了文化传播的桥梁，城市居民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风貌，同时传播了城市文明。农民群众在旅游服务实践中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生活方式。

3.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旅游活动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六大主要要素，这使得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和补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乡村旅游出现的诸多问题抑制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

1.各区域“各自为政”，难成规模效益。乡村旅游一般以户为单位，没有统一规划，盲目开发资源，不做切实可行的旅游发展规划，导致农村旅游业不能健康持续发展。

2.缺乏宣传，没有品牌效应。一些乡村旅游经营者市场促销意识不强，缺乏主动宣传和参加集体促销的积极性。

3.乡村旅游开发资金严重不足。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强大的资本做后盾，农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更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撑。农村一直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其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由于乡政府不可能对其旅游发展做大规模投入，加之农民收入有限，因而资金短缺就成为制约农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4.基础设施建设仍需不断加强。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一些乡村旅游点在交通、食宿、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制约着进一步发展。

5.乡村旅游总体水平不高，资源开发力度小、层次低，特色不够明显，内涵不够丰富，缺乏上规模、上档次的名牌拳头产品。尤其是在乡村文化方面的发掘和运用不够。一些乡村旅游点在开发建设上存在追求城市化的趋向，削弱了原汁原味的农家本色。

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1.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资源要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必须实施科学的规划。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大好形势下，乡村旅游必须适应形势，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制定一个科学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旅游发展规划。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突出重点，形成特色，这样才能保障乡村旅游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2.加强宣传,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积极向相关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想办法通过电视台、日报、周刊、广播电台、旅游网等媒体的报道（转载），把一块荒废的沙滩从零开始摇身一变成了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的“宝地”，逐步扩大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做到了“花最小的钱、做较大的宣传”。

3.多渠道筹集旅游发展资金。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旅游开发资金，因此如何筹集资金发展农村旅游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一个难题。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在融资方面要全方位突出，多渠道引资。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发展农村经济的大好时机，抓住政策大力发展农村旅游经济。二是利用各种优惠条件，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各种投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和利用民间资本等多种形式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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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乡村田园观光与乡村休闲旅游的相互促进与融合。调查显示,有3617%的中国游客和高达7011%的外国游客到阳朔观光游览,排在最喜欢的旅游项目之首的是欣赏山水田园风光,高达8617%(中)和9611%(外)。休闲旅游也受到欢迎,有6617%(中)和4515%(外)的游客旅游目的之一是休闲度假,观光与休闲相互融合。中外游客都喜欢踏着自行车感受乡村的田园野趣,或是逛西街购物、怡然自得地与朋友在西街品尝中西食品、喝酒、聊天,或交谈。一是对自然田园风光体验,二是对既有地域文化特色又有现代旅游地特征的西街新文化景观的体验,构成了阳朔乡村旅游观光与休闲的两大主题。在此基础上衍生延展着其他休闲、游乐、求知的项目,如漂流、攀岩、学习与教授外语等。乡村田园观光与乡村休闲旅游的相互促进与融合是阳朔乡村旅游市场的重要持征。

21国际旅游市场对国内旅游市场的影响与带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趋同的影响,经济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强势使西方文化在全球跨文化交流中处于主流的地位,在旅游上的影响也一样。阳朔的国外客源主要为英国、加拿大、西班牙、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旅游者,他们在旅游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上都给当地带来了影响。调查显示,阳朔外国游客自费的有6110%,带薪度假的有3511%;国内游客自费旅游的占8010%,公费旅游仅占117%,带薪度假也占了1813%,出现与国外趋同的现象。像西方游客一样,国内中青年在旅游方式选择上更重视“个论文格式人取向”,自助旅游、自驾车旅游日益流行。阳朔乡村旅游中自驾车国内游客已达到1617%。西方游客在阳朔首先兴起的自行车乡间游、农民导游、攀岩等消费行为影响着国内游客。调查显示,高达4617%的国内游客喜欢在阳朔踏自行车游览,10%的游客喜欢参与攀岩活动。

31旅游吸引物的扩展与目的地居民、旅游者之间关系新载体的形成。阳朔乡村旅游的新现象使旅游出现了新的吸引物,使旅游资源产生了变化。在自然与传统人文景观背景下,新形成的旅游目的地文化不同于原初的地域传统文化,是阳朔的地域文化与西方旅游者所携带的文化相交融形成的新旅游文化形态。带有阳朔特点的各种外文标牌既有西方情调又有当地品味的餐馆、商店以及小街上行走或交谈的中外旅游者所形成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构成了新的文化吸引物,这是由当地居民与中外游客共同缔造的目的地居民与旅游者之间关系的新载体。作为“旅游吸引物”的,不仅仅是西街本身,也包含着在这一氛围下的旅游者。西方游客在这里体验中国文化,中国游客在这里感受西方氛围,使阳朔西街成为体验感受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交融的一块芳草地;成为中国著名的洋人街、最大的外语角,和谐的中西文化结合点。这一新的旅游吸引物对学生影响最大,喜欢在阳朔旅游期间向外国人学外语,或者是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文化的就有2617%和1619%;有2314%的外国游客想在阳朔教英语。在国际旅游研究中,对目的地居民与旅游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前沿课题。菲利普•L•皮尔斯在《全球旅游新论》中就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阳朔乡村旅游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典型案例,从实践的角度为国际旅游研究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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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秀玉 李国良 单位：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现状分析

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河北省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仍然比较落后。从总体上来说，农村面貌没有根本改变。就环保而言，由于城市和农村的主导产业和人口密度、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城乡面临不同的环境问题，农村主要面临的是农业生产和生活所引起的水土流失、生态破坏、乡镇工业污染、地膜白色污染和农药、化肥污染等环境问题。除城乡环境问题的差异之外，不仅城乡环保的制度与政策存在差异，城乡环保资金投入也存在差异，导致城乡环保的成效存在巨大差异，农村的各项环境指标要远远低于城市水平。课题组认为括我省在处理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上，存在工业向农业、城市向农村转嫁外部成本的现象，环保这一公共产品的提供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主要表现为农村环保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损害了社会公平。改变这种差异，明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环保责任，完善环保供给，建设良好的农村环境，正是本课题的初衷。近年来，河北省在农村环保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2009年7月，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河北省落实“以奖促治”政策加快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11年7月1日起，施行国内首部推进污染减排地方性法规———《河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立法建立“生态补偿金制度”等。根据《意见》精神，省环保厅制定了《河北省实施“百乡千村”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优先选择位于环境敏感和重点区域100个乡（镇）的1000个行政村作为试点，以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为主要内容，从2009年开始，连续三年，集中实施“百乡千村”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计划。按照计划，试点村庄村民饮用水合格率要大于90%；污水处理率不低于60%；生活垃圾定点存放清运率达到100%，无害化处理率大于70%[2]。到2011年，试点任务全部完成，1000个试点村庄全部达到规划整治的示范建设要求，并逐步扩大试点效应，在全省建成了一批国家级和省级环境优美乡（城）镇和生态村[3]。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有必要全面地对河北省农村环保现状进行分析。本课题组拟通过河北省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现状进行比较来分析河北省农村环境保护的现状。在指标体系方面，本课题采用的是世界经济合作和开发组织(OECD)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提出的环境指标的“P-S-R”概念模型，即“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模型。在“P-S-R”框架内，某一类环境问题，可以由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指标类型来表达：压力指标反映人类活动给环境造成的负荷；状态指标表征环境质量、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的状况；响应指标表征人类面临环境问题所采取的对策与措施。城乡环境压力指标的比较压力指标反映人类活动给环境造成的负荷。在比较环境压力的城乡差异时，课题组选取了人口数、人均收入水平、文盲率等指标（见附表）[4]。对环境的压力从附表的数据看来，城镇与农村人口数相差并不悬殊，这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然而人口的多寡并不意味着对环境压力的大小。由于城乡分属不同的功能区域，城市人口集中，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农村人口相对分散，以发展农副业为主，因此，城乡面临的是不同的环境压力。在关注城市人口激增给环境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农村人口给环境带来的压力。河北省的耕地面积由于水土流失、荒漠化、污染、城市扩张占地等原因逐年减少，2010年，人均常用耕地减少到了0.09hm2(数据来源：省经济信息中心青年经济问题研究小组研究报告)。耕地面积的减少，必然促使农民或使用能带来更高产量的耕作方式（如地膜等），或施用更多的化肥和农药以取得更高的产量，这些都会给农村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对环境的压力从附表的数据来看，河北省城镇居民201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263.4元，农村居民同期的数据为5958元。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纯收入的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农业政策和农村税费政策的调整带来的农业进步，另一方面，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被视为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典型，但是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在为农民带来更多收入的同时也给农村环境带来了更为巨大的压力。另有数据显示，按照我国2008年底人均年纯收入低于1196元的贫困标准，河北省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3.1%，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农村人口。在落后偏远地区，由于收入水平很低，在生活能源选择方面无法采取沼气、天然气等环保能源，依然使用木柴、秸秆、木炭、煤炭等非环保能源，而这又成为农村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环境的压力分析自1986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来，河北省的义务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够均衡，而且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具体体现在政府的财政投入、师资力量、办学条件、教师收入水平、教学质量、学校布局还有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等各方面[4]。同时，文盲率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居民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河北省总人口2.61%的文盲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地区。另据统计，截至201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其中，河北省网民规模达到2197万人，同比增长19.3%，互联网普及率为31.2%，从城乡互联网的普及率来看，互联网在城镇的普及率是44.6%，在农村仅为15%[5]。农村互联网发展速度慢于城镇发展速度，互联网在城乡的差距在拉大，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有扩大趋势。文化教育水平和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虽然无法准确量化，但是文化教育水平确实影响到居民环保的知识和意识，农民耕种方式的选择，各种农药化肥的使用和发展乡镇企业的思路。在一些文化教育水平落后、与外界信息沟通水平低下的农村地区，甚至还在不停地毁林开荒，滥用农药化肥，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在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河北省农村面临的环境压力正日益增大，而且农村的广大环境是城市环境之源，应对农村环境面临的压力给予足够重视。城乡环境状态指标的比较农村环境污染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由现代化农业生产使用化肥、农药、地膜等造成的各类污染，简称农业污染型；二是由小城镇和农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简称生活污染型；三是由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简称工业污染型。随意焚烧秸秆也成为我省农村空气的一个重要污染源。据统计，2006年河北省秸秆数量在4500万吨左右,其中生活能源仅占比例为22.5%，而每年直接焚烧掉的就有2亿吨，不仅造成能源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还严重地污染了空气[8]。饮用水质量2010年，河北省七大水系总体为中度污染，Ⅰ-Ⅲ类水质比例为47.2%，比2009年提高4.8个百分点，比2005年提高了18.1个百分点[9]。该省各城市地区都在积极实施城市水体改造，城市水体质量不断改善，城市自来水基本普及，饮用水质量不断提高。相比较而言，农村地区的饮用水质量普遍较差。2007年2月河北省水利工作会议确定，将解决200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其中，70%以上的人口要通过推行联村集中供水解决。根据《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我国将用10年时间解决1.6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其中河北省要解决农村1962万人饮水安全问题[10]，任务十分艰巨。据2011年的报道，河北鲍邱河10余年因工业污染从清河变死水[11]，像这样的个案不在少数。绿地面积和水土流失状况据统计，2009年河北省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0%，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全省城市公园绿地面积17000hm2，比上年提高21.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1.2m2，比上年增加1.7m[12]，说明河北省城市绿地有较大增长。相比而言，该省农村地区的情况不容乐观。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广大农村地区。河北省地处干旱、半干旱气候区过渡地带的荒漠化敏感区，长期以来，受自然条件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局部地区土地生产力低下、瘠薄甚至荒芜[13]。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自然植被破坏、风沙肆虐、水土流失、土壤盐渍化、荒漠化现象严重。据统计，2008年河北省共有荒漠化土地2719588.31hm2，占河北省国土总面积的14.49%，居全国第八位。其中，耕地中不同程度荒漠化土地总面积达1831994.76hm2，占全省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67.36%，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21.66%；林地荒漠化土地和草地荒漠化土地分别占全省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16.38%和4.73%，与全省总林地、总草地面积相比，分别占5.95%和22.74%[14]。虽然“十一五”期间，河北省大力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等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完成了京冀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全国防沙治沙示范区建设等造林项目，加大了集中连片、规模化治理力度，局部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但是形势仍不容乐观。农村地区水土流失、绿地面积的减少，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也使耕地减少、土壤沙化、地力快速下降，淤积江河湖泊，形成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环境污染与诱发症在该省城市环境质量日益提高，城市居民健康状况日益改善的时候，一些农村地区，尤其是部分农村地区长期使用含氟（砷）量高的煤炭，引发人们氟（砷）中毒，而得的地方病可预防而不可治，严重侵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另外，农村由于污水灌溉和堆置固体废弃物，大量承受了工业污染的转移，导致了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以及延伸的食品污染。1998年河北省污灌面积约1.598×l04hm2(主要是指利用城市下水道污水、工业废水、排污河污水及超过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纯污灌区和间歇利用地表水灌溉的，并且有一定灌溉设施如水泵、灌渠等的灌区)，占当年全省总耕地面积的2.46%[15]。还有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被占用或毁损的农田面积不断增长。农村环境污染已经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农村有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其中超过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土壤已经受到严重污染，浅层地下水造成污染，对粮食作物及蔬菜的产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影响，对当地居民健康已经产生危害；2007年河北医科大学对污灌区的疾病死亡率进行调查，分析近期污水灌溉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变化。通过调查及分析，污灌区的全死因标化死亡率为：525.78/10万，净灌区标化死亡率为453.14/10万，污灌区标化死亡率比净灌区高[15]；与清灌区对比，污灌区的恶性肿瘤引起的死亡率都要高。这也成为河北省新农村建设不得不可虑的重要省情之一。

河北省城乡环境响应指标的差异

在应对城乡环境问题、提供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产品的时候，河北省与全国情况类似，采取的还是“城市中心主义”的做法，无论是在环境保护的制度与政策上，还是在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上，城市和农村还存在较大的差异。重视程度有差异按照国家环境“九五”、“十五”规划的要求，河北省非常重视城市的环境保护问题。早在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就提出要到2000年使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建成若干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清洁优美、生态良性循环的示范城市和示范地区，到2010年建成一批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清洁优美、生态良性循环的城市和地区，并将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加快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到2000年的环保主要任务之一。“十五”期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各级各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调整产业和能源结构，优化城市工业布局，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省“十一五”环境规划也将城市污水处理、城市垃圾处理、工业污染防治、热煤电厂脱硫等列为环保重点工程。省“十二五”环境规划纲要也指出，要实施城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研究制定城市粉尘污染防治管理条例，实行城市空气质量分级管理。重点开展火电行业和机动车尾气氮氧化物防治，减少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可见，目前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心仍然在广大城市地区，农村环保工作仍然薄弱。保护的制度与政策差异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河北省建立起了城市垃圾处理办法、城市水质日报、城市空气日报等一系列具体制度，城市的环境质量正逐年改善。但是由于河北省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制度和政策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该省的农村环境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这些问题本课题将专文论述。资金投入差异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出一直带有重工轻农倾向。相对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具体到河北省情况，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河北省“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总投入为1600亿元，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约350亿元，现有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约400亿元，新建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约500亿元，生态环境保护投资约330亿元，环境保护能力建设投资约20亿元。直接用于农村环境保护的资金只占很小一部分，与农村广阔的地域面积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现状不成比例。针对河北省农村环境保护的现状，课题组建议将环境保护重点逐步转移，由以城市为重点转化为城市与农村并重，在个别地区以农村为重点，最终将以城市环境保护为重点的环境治理模式逐步向农村转移，促进城乡环境一体化进程，实现城乡环境协调发展。农村地域广阔、类型多样，涉及的领域极其宽泛，农村环境保护需要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技术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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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长大了，有了春愁，在现代社会可以用谈恋爱的方式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但库淑兰生活的时代以及那里的世情村风，不允许男女青年交往，那是一个被恋爱遗忘的角落，姑娘们只能坐在自己的闺房，一边绣花，一边在心里想着自己的“心上人”这里的“送人”的“人”，就指的是不能言，只能想的“心上人”，库淑兰6岁随母亲剪纸，11岁上学读书，15岁迫于催婚弃学为自己备办嫁妆，17岁出嫁，在她的家乡，算得上一个幸运的姑娘，艺术的天赋更助长了她“春愁”的翅膀，对于这一美好时光，60岁后的她时常做着甜蜜的回忆，1982—1983年期间，她创作了《绣姑娘》（见图4），用“甜蜜”的心情记载了自己一生难得的幸福，也记载下了“乡村女子”命运中的甜蜜“春愁”。青年男女的婚事，在库淑兰家乡由“媒人”提起，双方父母定下便是，“媒人”或男或女，不是村上德高望重者，便是热心善于交往者，家庭是否富裕，人是否精干，父母声望如何是，“媒人”着重考虑的条件。在“媒人”面前，家有小伙、姑娘的父母都以谦虚的姿态向对方表示由衷的尊重，以希望给自己的孩子牵条红线，找个好“对象”。库淑兰1985年创作的《门上来了个媒人哥》（见图5）就是根据上面同名歌谣创作的作品。姑娘的父母见了“媒人”，先是请其坐下，然后请其“喝酒”“喝茶”，再向“媒人”谦虚地说着自己女儿才能不大，“提不起钥匙当不了家”，以示对“媒人”的尊重。在一般艺术作品里，经常看到对“媒人”的怨恨与贬低，很难看到库淑兰家乡对“媒人”十分尊重这一习俗的表现，这是库淑兰剪纸艺术生活根基厚实的表现，也是对“乡村女人”命运片段艺术表现的独特一面。

二、婚后生活“三部曲”

姑娘出嫁后，婚后生活要经历“蜜月”“磨合”“认命”三个阶段，我们称其为“三部曲”。第一步曲，蜜月曲。可能因为没有恋爱就有婚姻的缘故，库淑兰家乡的新郎新娘在这一阶段有的只是浪漫，只是欢喜。在深入调查中，当地的老人说这可能是一个插曲，一个把“恋爱”插入婚后生活作为整体的插曲。在库淑兰1982—1990年创作的《江娃拉马梅香骑》（见图6），新郎江娃头戴熨斗幅，穿黑色呢夹袄、蓝士林裤子，拉着小马，新娘梳着当时流行的长辫，扎着最时髦的蝴蝶结骑在马上，俩人可能是去逛庙会，也可能是新郎送新娘回娘家，江娃用鞭子赶马，不小心打在了“梅香”的脚尖上，梅香喊着“我疼哩”。画面醒目处两只“鹐鸨鸨”在花树上戏耍，路边杨柳吐青，、牡丹齐放，这些陪衬把新郎新娘结婚后的浪漫欢喜烘托到了高峰。库淑兰记下了“乡村女人”命运中的蜜月曲，自己喜悦的心情在作品风格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第二步曲，磨合曲。也许不该把“恋爱”与“婚姻”混淆的缘故，库淑兰家乡的女人在这一阶段都特别不幸，都基本经历了家庭暴力的虐待，库淑兰在回忆自己这段生活时，感慨自己“跟上老汉一辈子把打挨扎啦！”[2]原因是自己丈夫孙保印和这里的普通男人一样，信仰的天条是“打到的老婆，揉到的面”。库淑兰1975年创作的《我大我娘心不好》（见图7），以痛苦的心情记录了“乡村女人”命运中的磨合曲。在家庭暴力中，乡村女人只能忍气吞声，不怨天、不怨地，怨只能怨自己的亲爹娘，为什么做主找了这么个“心上人”。在同名歌谣中，乡村女人之痛苦，只字不提挨打受罪，说明在库淑兰家乡的女人心灵深处，丈夫打自己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甚或转移视线，把挨打带来的痛苦发泄在“不务正业”上，这在当地叫“找渣”，即转移话题，说自己有理的事。第三部曲，认命曲。封闭的山区，青年男女不允许私下接触，加上“寡妇门前事非多”的风俗，注定了乡村女人一旦成婚，只能往前走，自己安慰自己，以苦作乐，苦也变乐，因为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当地流传的《五姐妹》和《丈夫出门难留恋》两首歌谣就是“乡村女人”命运中的真实写照。库淑兰1987—1990年创作的《五姐妹》（见图8），1982—1987年创作的《丈夫出门难留恋》（见图9），以平和的心态记录下了“乡村女人”命运中的认命曲。在《五姐妹》系列作品中，人物面容舒展，图案点缀富于生气，“乡村女人”乐于认命的心理状态表现的入木三分。在《丈夫出门难留恋》系列作品中，乡村女人的虔诚、担忧表现的惟妙惟肖，磨合曲中的痛苦一扫而空，一幅夫妻恩爱的冲击力直逼眼前。

三、老来“梦牵”与“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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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一开始就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这是一个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建设的根本要求。发展乡村旅游是我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战略升级的必然途径，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从多个方面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开发乡村旅游市场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可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当下，通过乡村旅游市场开发不仅可以有效整合农村丰富的资源，特别是通过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开发，提升农业资源的利用价值，而且可以有效引导周边城市资金、人才进入农村，逐步实现“城市反哺农村”的发展目标。在乡村旅游市场开发的带动下，农村经济发展方式更加灵活多样，而且更具活力，农村居民的收入自然会有大幅提升，从而为农民主体的自身旅游奠定经济基础，这会反过来促进乡村旅游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第二，可以推动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在开发乡村旅游市场过程中，不管是大型旅游景区，还是以“农家乐”为首的众多小型旅游项目，它们都会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指导下注重整洁卫生环境的营造、特色鲜明景观的打造，不仅可以有效保护农村的原生态资源，体现农业文明的特色，而且可以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促进农村科学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村容整洁”的目标。第三，可以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开发乡村旅游产业的最终落脚点是服务产业和文化产业，因此在乡村旅游市场开发中以农村居民为主体的从业人员会在学习培训中不断提高综合素质，特别是提高其文明礼貌、服务顾客的意识。另外，在与外来游客的交往过程中，农村居民会接触大量外来文化和先进思想，不仅可以转变陈旧落后观念，而且在无形中会促使自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这对于实现“乡风文明”的目标大有裨益。

二、当前乡村旅游市场开发中的问题

虽然乡村旅游市场开发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乡村旅游在我国只有三十多年的发展时间，不光基础较为薄弱，经验也是不足，同时也没有积极吸取发达国家乡村旅游市场开发的成熟经验，再加上我国乡村旅游早期处于基本无规划的自发状态，从而导致乡村旅游市场开发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开发缺乏统筹规划，重复建设严重。在我国当前体制下，乡村旅游开发没有一个明确的管理主体，与旅游、土地规划、农业等部门似乎都有联系，但进行市场开发时这些部门很少针对整体规划进行良好的横向沟通，即使单个部门也鲜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比如对潜在市场、交通设施、接待能力等进行调研，因此很多项目都是散户农民的自主开发，大多都是对时下最赚钱的项目扎堆开发。这样就经常出现项目开发之后，地方交通设施不健全、接待能力不足等问题，从而导致项目“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这样不注重统筹规划的重复开发不仅形不成集群效应，而且也容易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非常不利于乡村旅游的长远发展。第二，经营管理管理落后，营销与服务创新意识不强。首先，乡村旅游经营管理者大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其管理意识和能力相对较低，影响了项目的整体质量；其次，乡村旅游从业者多为开发者或经营者当地的亲戚朋友，自身专业素质相对较低，特别是服务意识亟需提高，这就影响了项目的发展；另外，由于经营者多为散户经营，其资金相对较少，再加上营销意识的欠缺，他们很难对项目进行有效的市场宣传，这就让一些优质的旅游资源湮没在人迹罕至的“深巷”，造成资源的闲置浪费。第三，开发项目特色不够鲜明，文化主题意味不足。在乡村旅游市场开发中，很多项目停留在毫无创意的“吃农家饭，干农家活，睡农家屋”阶段，在全国范围一年四季基本都是这种模式，对各地自身独有的文化资源没有进行深度主题开发，特别是对项目的文化体验性开发不足，导致诸多项目特色不足，缺乏后劲。另外一个不良现象是，开发者以城市文化模式打造项目，比如本应富有乡野特色的“农家乐”项目过度重视外在包装，一方面大量使用高档地板瓷砖、配置高档席梦思床、沙发、电视等，另一方面则把农家菜肴换成精致高档的城市菜肴，俨然把自己装扮成了乡村高档酒店，从而偏离了乡村旅游的本质。第四，生态破坏现象严重，不利于可持续发展。首先，由于缺乏规划以及法律法规的有效监管，开发者为了眼前利益过度开发，致使乡村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其中很多自然人文景观再也无法修复。另外，由于环保意识和能力的欠缺，当地居民随意地丢弃生活废弃物、排放污水等，同时游客也不注意对景区的保护，导致景区的生态不再平衡，使诸多景区留下了“脏、乱、差”的名声，极大阻碍了乡村旅游的长效发展。

三、新农村建设形势下乡村旅游市场开发的对策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乡村旅游市场开发遇到了不少严峻问题，特别是由于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过分看重使开发陷入盲目建设的怪圈，造成资源的大肆浪费，同时由于对人才素质培养的不重视以及缺乏有效监管，使得开发对乡村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空前破坏，这都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从根本上说一定要走可持续发展的开发之路，既要理性开发，又要加强传承保护，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点做起：第一，科学规划布局，以打造精品乡村旅游产品为原则，避免乡村旅游市场的无序竞争，实现乡村旅游市场开发的和谐化发展。各级政府管理机构要协同土地、农业、林业、渔业等部门对本地的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周密勘察，制定出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前景广阔的市场开发计划。开发过程中，要发挥政管理机构的主导作用，各部门通力合作，突出乡村旅游市场开发的最大合力，避免项目建设开发的雷同与重复。同时，政府在乡村旅游市场开发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包括保护政策、投资开发政策、信贷政策、经济扶持政策、税收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开发政策等，从而通过和谐的政策环境吸引更多的民营资本和外来资本投入乡村旅游的建设和发展，发挥资本集中的优势，有效避免散户小规模开发带来的资源配置失衡问题。第二，注入文化元素，突出乡村旅游的主题特色，强化市场宣传。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是开发的根基所在，只有让游客在体验乡村原生态自然景观和别致人文景观的基础上，使其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有了深刻的体验，这个项目开发才算是成功的，因此在乡村旅游市场开发中要在乡村民俗、乡土文化上做好文章，使乡村旅游产品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较浓的艺术格调，要注意保持乡土本色，突出田园特色，避免城市化倾向。乡村旅游的文化羽翼一旦绚丽开屏，与之相应的衍生产品便会大放异彩。在有了广博深厚文化浸润的基础上，要对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市场营销，乡村旅游要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实现联合经营，改变“小、弱、散、差”的局面，各乡村旅游景点可以统一整合产品、统一编排线路、统一包装形象、统一拓展市场，减少重复建设，形成旅游网络，实现市场共享、品牌共享、信息共享、利益共享。第三，加强立法建设，强化执法力度，提升民众的生态意识。健全法制体系是乡村旅游市场开发健康的保障，因此立法部门要从各个层面通过立法建设规范乡村旅游市场开发，特别是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力度，同时执法部门一定要对违规违法现象进行严肃处置，通过违法成本的提高起到警示与震慑作用。另外，要在全社会掀起生态保护运动的，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提高民众的生态意识，从根源上杜绝破坏生态行为的出现。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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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进行的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实现了长期的快速成长，但最近三年来尽管政府采取了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仍然乏力。虽然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但农民的收入却存在下降趋势（长虹针对农村的市场策略的失败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曾经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对经济成长起最重要推动作用的乡镇企业也存在着潜在的危机，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本文想从实证的角度，通过比较乡镇企业的两种发展模式，探讨乡镇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相关政策问题。

一、背景和方法

1980年以前的乡镇企业（1984年前叫乡村企业）多数是1958年工业化冲动失败后的遗产和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衍生物。80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使乡镇企业逐步突破了“三就地”原则和“国民经济补充”地位的桎梏。虽然政策上的突破在1992年之后才真正实现，但政策上对乡镇企业的许多限制在80年代中期就不起作用（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乡镇企业最辉煌的时代正是80年代，因为那时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不到3％上升到超过30％，而在发达地区则接近或超过50％。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江苏的“苏南模式”和浙江的“温州模式”。因为两种模式本身具有历史渊源、典型性和先进性，在当时是乡镇企业成功的代表，同时又受到两地政府和理论界的大力推崇，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就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简单地说，“苏南模式”是指乡镇企业以集体（乡、村一级）企业为主、以中型企业（相对而言）为主、以工业为主、依托大中城市的一种发展模式。而“温州模式”则是一种以非集体（个体、私营或联户）企业为主、多元化发展、专业化市场分工与专业化市场导向为特征的一种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已有众多学者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优势、劣势进行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在此不再赘述。由于缺乏合适的样本和必要的数据，很难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进行直接比较。本文以江苏和浙江省1987－1998年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来代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双方地理位置相近，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比邻上海，自然经济条件优越，历史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双方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基本一致。

2．在我们进行比较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1987年，江苏人口是6438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971亿元，工业产值占80．7％，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6．6％，人均工业产值2505元。同年浙江的人口是4121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078亿元，工业产值占78．9％，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3．2％，人均工业产值2064元。从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来看，两省都比较接近，仅浙江略逊一筹。

3．在1987年以后，两种模式基本已经得到理论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而且有足够的文字资料证明江苏省政府更倾向于肯定和推进“苏南模式”，而浙江省政府更积极推动“温州模式”。

4．有足够详细（按所有制划分）和足够时间段（1987－1998）的可比资料。

由于统计口径上的可能差异，比较时我们只采用《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并尽量只进行横向比较，需要纵向比较的数据也经过处理，以消除价格、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二、基本结果

通过对1987年至1998年12年间的两省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要远快于江苏。我们可以从表1看出：1987年，江苏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企业个数、产值，还是雇佣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浙江，企业人均创产值也略高于浙江。而到了1998年后，除了雇佣人数略占优外，其他几方面都落后于浙江。反映了江苏乡镇企业经过12年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面落后于浙江乡镇企业。

2．整体上，集体企业的发展慢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快于江苏非集体企业的发展。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非集体企业产值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除个别年份（1991）之外，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江苏情况则不同，在1991－1994年这一阶段，集体企业的发展明显快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直到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南模式”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一阶段，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最快，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超过集体企业，非集体企业逐步由经济舞台上配角演变为主角。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1991年宏观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对乡镇企业的影响巨大，而非集体企业更是首当其冲，这也是导致两省非集体企业在1991年相对萎缩的重要原因。另外，1998年江苏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的突破增加主要是由于集体企业改制为非集体企业所致，而不是非集体自我发展的结果。

3．在企业规模方面，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价格变化较快，以产值和收入为指标难以反映企业规模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以企业雇佣人数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到：从企业平均规模来看，江苏变化不显著，浙江则呈下降趋势。江苏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变化不大，浙江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则呈扩大趋势。但整体来看，1994年之后集体企业的规模都呈下降趋势，若将1998年许多小的集体企业转制因素考虑过去，这一趋势就更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集体企业在1994年后就逐步失去活力。由于江苏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浙江，从而导致其在体制改革、经营管理上要比浙江遇到更多的困难。同时两地的非集体企业规模呈明显扩大的趋势，说明非集体企业更具成长动力和潜力。而浙江的非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江苏，因此当集体企业逐步失去活力而非集体企业成为主角之后，浙江乡镇企业就有比江苏更坚实的基础。

4．从乡镇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情况（表4）来看，江苏从1988年开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浙江则在1988年后呈明显增长趋势，但在1994年后处于稳定状态。由于企业个数增加，浙江乡镇企业的规模在缩小。这说明当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存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就会趋于饱和甚至还会释放部分劳动力。浙江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虽呈增长趋势，但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减少，劳动力的吸收主要依靠非集体企业。但现有非集体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也非常有限，而主要依靠新增企业来吸收劳动力，这从1996年后非集体企业规模有缩小趋势可见一斑。同时，无论在江苏还是在浙江，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显著存在，各大中城市的众多温州发廊和裁缝店可资为证。

5．从乡镇企业人均创产值（表5）来看，1987年，江苏略高于浙江，但1998年，浙江的人均创产值比江苏高13％。说明江苏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已落后于浙江。这种差距主要发生在1997年后，也就是在集体企业失去活力之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南模式”的负面影响。若从不同性质企业的情况来看，不同模式的影响就更显著。1987－1998年间江苏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一直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说明江苏集体企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有相对优势，但优势不明显，也没有扩大的趋势。而浙江非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明显高于江苏，而且差距在扩大。同时浙江的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97年超过集体企业，1998年仍然维持这种差距。说明“温州模式”不仅导致非集体总产值超过了集体企业，也导致非集体企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总体上看，两省非集体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集体企业，说明非集体企业更有活力。

三、分析与结论

1．从上述比较结果来看，尽管“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并且江苏的集体企业仍然显著地优于浙江，但“苏南模式”在1994年之后就已经明显地失去了活力，这是导致江苏乡镇企业在1998年落后于浙江的根本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委托一关系问题之外，“苏南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抑制非集体企业的发展，这在1992－1994年间乡镇企业大发展时非常明显：集体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稀缺资源（人才、资金、机会、政府支持等），另一方面，增加了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因此，尽管1996年后江苏有大量的集体企业转制为非集体企业。但并没有改变江苏乡镇企业相对于浙江的颓势。浙江乡镇企业的成功在于集体企业减少时有大量的新的非集体企业产生，而江苏则没有，这是“苏南模式”的弱点。

2．“温州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纵向专业化市场分工和长期形成的市场基础。纵向分工产生了内部专业市场和各种专业村、专业镇，这种模式在初期，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重复建厂、相互模仿、过度竞争、追求短期利润、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等特征。但它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纵向分工导致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很低，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建厂，同时也容易逐渐发展出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企业。内部激烈竞争导致其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从而更有效地占领外部市场。从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集体企业和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江苏非集体企业可以看到，“温州模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更具优势。

3．许多地方政府喜欢上规模。但就上述比较来看，乡镇企业在较低规模水平上时，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超过40人以上后，规模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就没有显著关系，甚至是负相关关系。例如1991－1994年间，江苏的集体企业规模在缩小，而浙江的集体企业规模在显著扩大，但这一阶段江苏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显著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因此规模并不意味着劳动效率。1997年后，浙江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于集体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企业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有其优势，这是“温州模式”的另一大特点。

4．从吸收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会显著减少，甚至出现回流情况。江苏和浙江都是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但江苏自1988年从业人员数达到最高之后，十年间从业人数减少140多万，浙江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在1995年达到高峰之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即使在这样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并没有解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仍在大量无限地流出，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尽管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宁沪杭地区）已经呈现典型的城市化趋势，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因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市场扩张、低进入障碍）已不复存在。农业由于相对过剩，导致与其它部门的交易条件持续恶化，实际上缺乏有效积累的现实条件，因此期望靠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越来越趋于不现实。农村问题只有靠农业本身来解决。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农村的收入水平下降，并制约了与农村进行贸易的产业（如电视机等家电）的发展。

篇10

乡村传统文化对于乡村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功能。梁漱溟认为，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乡村建设理论》，2006）。乡村传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存在的许多合理的传统文化因素，对乡村生产以及乡村生活秩序建构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罗建河、韩迎春，2007）。乡村传统文化氛围对道德意识、风俗习惯、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在我国乡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乡村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节庆、禁忌、游艺、歌舞以及民间口头文学等都能通过榜样、言教和舆论等方式对人进行品德教育，另外，对祖先的崇拜等仪式也会对人的人伦教育起到良好的作用。随着我国乡村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乡村人口迅速向城镇转移，乡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这也使乡村传统文化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乡村传统文化呈现碎片化趋势，乡村文化的主体性逐渐消失，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与文化重构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当我国乡村同时面对传统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时，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将难以实现。因此，延缓乡村的解体，倡导眷恋乡土、重视亲情、恪守乡规民约、勤俭质朴的乡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实现社会和谐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对于当下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功能。总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不仅有利于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作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需要重新认识与深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

2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内容

我国对于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区分不同层面的保护，至少应在非物质层面与物质层面开展保护。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社会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和风俗习惯的总和，是乡村社会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总汇，影响和支配着乡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乡村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非物质形态的（比如，乡规民约、民间故事与传说、乡村文体活动、民间手工艺术、乡土农事活动等），而乡村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物质形态的（比如，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乡土服饰等）。在非物质层面，保护与传承的内容又分为思想层面和行为层面。思想层面包括：乡村生活的独特价值、乡规民约、宗族组织与文化、孝文化、民歌与民谣、民间故事与传说等；行为层面包括：农耕方式、乡土农事活动、民间文体活动、民间手工艺术、传统节庆活动等。在物质层面，保护与传承的内容包括：乡村自然风貌、乡村传统聚落、乡村历史建筑、不同地域的传统乡村服饰和民族服饰等。

3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对策思路

3.1寻求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与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的协调

从经济角度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经济发展关系复杂。在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出于满足生存之需，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往往让位于经济发展；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消费越来越受到重视，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经济价值逐渐展示出来，保护与传承和经济发展之间维系一种互促关系就成为可能。从生态角度看，乡村传统文化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挖掘这些智慧有助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实现乡村绿色发展。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在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等方面具有多重作用，对于美丽乡村建设意义重大。总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乡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但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背景之下，两者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促关系，能实现在乡村经济发展中保护与传承、在保护与传承中促进发展。

3.2探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模式

比较与借鉴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经验，吸收国内不同地域保护与传承乡村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探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科学规律、利益平衡杠杆、有效发展路径和政府承担的角色以及干预的手段等，归纳总结出保护与传承我国乡村传统文化的新模式。具体可以通过选择典型乡村开展案例分析，深入了解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新型模式，以促进我国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

3.3构建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机制

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地加以研究。在探寻保护与传承的新型模式的基础上，还要针对多重目标构建多重机制，并进一步确立政策支持体系和具体政府建议。针对乡村传统文化破碎化和主体性逐渐消失的现状，要构建乡村传统文化认同的重建机制；针对城市文化等外来文化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冲击，要构建乡村文化自信的培育机制；以维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乡村经济发展的互促关系为目标，要构建以乡村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机制；针对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成果会逐渐被周边村镇效仿并分享经济利益的现实，要构建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成果的地域共享机制；针对政府在引导我国乡村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要构建政府在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机制。

3.4提出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