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法规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高等教育法规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关键词：高职教育；教师；立法；教师资格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在逐年递增，促使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在高等职业教育体系诸多环节中，教师是核心之一，如何建立一支优质的师资队伍，已经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对于规范高职教师的法律主要依据是《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这些法律立法时间较早，并没有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订，加上高等职业教育又有别于其他的教育体系，与之配套的制度缺失，可参照的法律显得极不适用，直接导致高等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存在诸多问题，现已成为制约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为此，有必要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整合、修订，并结合我国现有国情，有针对性地借鉴西方的法律制度，建立一部高等职业教育法及其相关的配套制度，明确教师规范，使高等职业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有法可依。

一、高等职业教育师资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有1部教育基本法，6部教育单行法，l6部教育行政法规，加上地方性教育法规、教育部门规章、地方政府教育规章、有关教育的法规性文件，初步构成了我国的教育法规体系。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师资，可依据的立法规范主要散见于《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法律之中。

《教育法》是国家关于教育的基本法律，也是教育工作的根本大法。这部法律1995年9月1日施行以来为全面规范和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是我国重要的教育人事立法，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专门针对从事某一职业的人员制定的单行法，为规范教育队伍建设、完善教育人事制度、提高教师待遇、保障教师权益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高等教育法》是《教育法》的配套法律，着重对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作出补充性的规定，或根据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对《教育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了具体化的规定。

1996年5月15日正式颁布并于同年9月1日开始实施《职业教育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职业教育法。它以《宪法》和《教育法》、《劳动法》为基本依据，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的法律保障，同时也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职业教育配套法规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使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有法可依。

1993颁布的《教师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1995年，国务院颁布《教师资格条例》。2000年，教育部颁发了《(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师资格制度的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形成。2001年，教育部陆续颁发了《关于首次认定教师资格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教师资格证书管理规定》，对教师资格的认定范围、资格申请、认定程序、学历条件、教育教学能力考察等政策作了明确规定和细化，对教师资格证书的法律效用、主要内容、证书格式、证书补换发、证书编号、管理责任等事项也作出明确规定。教师资格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教师管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

二、高等职业教育师资立法缺陷分析

(一)立法不足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高等职业教育法，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教师的管理仍然依据的是《高等教育法》。众所周知，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是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如果继续参照高等教育教师的职业要求，一方面不能够满足职业教育对教师规格的要求，另一方面不利于对高职教师的培养，进而减缓并阻碍职业教育的发展。例如，《高等教育法》中对普通高等教育教师晋升职称的科研能力有明确的规定，而高等职业院校教师晋升职称时仍然依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教师们的精力大多要投放到科研上，忽略了作为高职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实践知识的储备，长期下来必将造成高等职业教育师资水平的滑坡。

1996年颁布并实施的《职业教育法》也是职业教育办学所依据的法律，但其基本上是一部基础性的职业教育法律文件。由于没有进行法律的修订更新，法律的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并不能解决职业教育教师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例如该法第36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将职业教育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工作纳入教师队伍建设规划，保证职业教育教师队伍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可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担任兼职教师。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提供方便。”第37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组织、公民个人，应当加强职业教育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对上岗实习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仅有两条法律明确了职业教育教师的培训及教师来源问题，但在具体的操作上却没有明确的规定。

总之，在高职教育立法方面，尽管可参考借鉴的法律众多，但是能与职业教育相适应的、可依据的法律法规却不足，不利于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相关配套制度缺失

1．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资格认定制度的缺失

教师资格作为一种国家法定的职业资格，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但我国目前的教师资格认定具有非严格性，比较笼统，形成一个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没有兼顾各个教育层面的特殊要求。从制度层面看，我国《教师资格条例》中涉及职业学校教师资格的条款没有很好地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和内涵，造成职业学校教师资格的单独条例缺失。对高职教师的资格认定更多的是参照普通高等教育对教师的要求，导致了高职教师资格认定模糊。例如，高等职业的师资应该包含理论课教师和实践课教师，每种类型的教师应该有不同的标准要求，但事实上却没有严格的规定。从现实层面看，高等职业教育需要更多的双师型教师，但由于《教师资格条例》没有对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作出规定，高等职业专任教师中具备专业技术资格或职业资格的普遍较少，很多教师仍来自普通(师范)高校或职业技术师范学院。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课教师缺少对相关技术与职业的了解，操作实践能力甚至还不如学生。这些问题，仅靠一个全国统一标准的教师资格制度是无法解决的。高职教师资格制度的缺失对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素质在客观上没有强制性保障和促进的作用。

2．高等职业院校教师培训制度的缺失

与德国相比，我国在高职教师的培养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德国法律规定了各类职业教师的任职资格，其中包括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学方面的培训。德国职业学校的理论课教师必须通过两次国家级考试，在第二次国家级考试前，必须在教育学院进行1．52年的教学研讨和实习，反复总结评比，合格后才能上岗。我国的大部分高职教师却是从学校到学校，从课本到课本，不仅不能理论联系实际，而且与社会脱节，知识逐渐老化。多数新教师也是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很少接受心理学、教育学的专门培训。虽然现在也规定新教师上岗前必须经过心理学和教育学等方面的培训和考核，但往往都流于形式，缺乏硬性约束。

3．职称评聘机制缺乏科学性

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教师的职称评聘仍然走高等教育的评定系列，但高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属于不同的分支，对于学生的培养目标不同，高等职业院校主要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因此，教师应当是专业实践的行家，而现行的职称评定标准却是研究型、学术型的，这与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相矛盾。

三、高职教师人事立法规范的完善

(一)完善立法

发达国家普遍重视立法，立法也是各国政府对职业教育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运用法律手段确保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各国对职业教育进行有效宏观控制和管理的成功经验。同时，这些国家十分重视法律的导引作用，每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举措，都以法为先导，通过立法来确定改革、发展的目标与任务。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当前我国亟须做好两件事：

一是颁布一部高等职业教育法。现今的教育法律已经远远不适用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亟须颁布一部高等职业教育法，用法律明确高职教师的规范，提升教师的素质，引导高等职业教育稳步发展。

二是整合现有法律资。高等职业教育法可以借鉴西方的法律，对现有法律进行相应的整合，对于不适用的法律条文进行修订，增补。

(二)健全配套制度

1．建立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资格制度

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实行的一种法定的职业许可制度。国家应该高度重视职业学校教师任职资格和条件的问题，把高职教师的准入制度放在突出位置上，因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仅有教师数量的增加是不够的，需从提高高职教师素质、规范教师资格着手。可以参照《高等教育法》及《教师法》的相关规定，遵循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尽快制定并出台体现高等职业教育内涵与特色的重点突出对高职教师专业技能的要求的高职教师资格制度及实施办法。

2．建立教师培训制度

高等职业教育更加强调教师的技能。教师要不断地更新知识，提高社会实践的能力，培训制度不可或缺，建立高职教师培训制度尤为重要。一方面，可以让教师进行基础理论知识的更新培训，另一方面可以尝试每年教师有23个月的企业实习，学生的实习实训基地同样也安排教师实践，每位教师的实践时间不得低于相当的实习学时，并将其纳入工作量。本着师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培训制度应当法定化。

3．改进职称评定机制

改进高等职业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办法，制定一套适应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实际情况的职称评定标准和办法，单独成立高职教师职称评审机构，与本科院校分开评审。通过职称评定机制的改变，引导教师将研究实践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密切联系起来。

4．其他相应的保障措施

篇2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地位和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教育关系总的可以分为教育民事关系和教育行政关系，现实中出现的许多涉及教育的矛盾和纠纷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找到合适地解决方案，但是最终的解决和政府在教育领域内的角色转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推翻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

因为教师作为专业技术工作者在管理上应当体现更多的自由，使教师和学校能够真正处于平等地位上进行对话，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使之能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篇3

论文摘要：近年来，由于高校传统管理中权力过大而侵害高校学生正当权利的诉讼案屡见报端。如何使高校明确权责，实行以学生为本的管理模式，切实维护学生的正当权利，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今后高校自身改革、自我完善的重点。为此，高校在管理过程中必须通过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完善学生处分申诉制度、严格司法审查制度、保障学生诉讼权利的行使等手段以使矛盾得以解决。

近年来。学生投诉高校的不当处分案不断出现。学生状告学校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社会法制的进步和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学生敢于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学校管理权的强大与学生受教育权保障的软弱无力，两者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

一、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及其原因

(一)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

高等院校在学生管理中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从近几年所产生的高等学校与学生的争议中，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学校对学生具体处罚行为上产生的矛盾

传统管理模式中学校都认为，在校学生应当遵守校规校纪。否则学校就可以按照学校的校规校纪对违纪学生进行相应的处罚，如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但随着就业竞争日趋激烈，一旦学生在校期间受到处分会对其个人的职业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关系到学生的重大利益。因而，高校对学生的处罚越来越受到学生群体的高度关注。随之而来的就是学生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对学校的处罚提出种种质疑，包括学校对其处罚的依据合法性以及程序合法性，甚至出现学生状告母校的情况。

2．学校对学生管理手段上产生的矛盾

学校在行使对学生的管理权时，运用的方式方法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如发生在上海的“教室接吻被录像曝光学生状告校方侵害个人隐私”案所引发的讨论中，关注的焦点是学校出于管理目的在教室安装监控装置监视学生的行为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

3．政府规章与国家法律发生冲突时产生的矛盾

我国正处于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许多法律进行了重新的修订，而大量的政府规章却没有进行相应的修改，关于教育的许多规章就是属于此类情况，造成了学生管理中学校的被动局面。如婚姻自由是《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婚姻法》对这项基本权利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只要男女双方达到法定婚龄，又符合其他法定结婚条件，要求结婚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予登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干预。但是，我国《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对在校期间学生的结婚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是行政规章，从立法层次上来看它是低于《婚姻法》和《宪法》的。很明显，这种规章与法律上的矛盾，必然会带来学生管理中的矛盾。

(二)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原因

1．法律原因

尽管我国现已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却很不完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1)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章程之间没有形成上下有序的体系，下位法与上位法相互冲突的现象屡见不鲜。(2)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于高校学生的权益仅仅有一个原则性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障。合法权益包括哪些内容?高校管理人员不得而知，高校学生也不得而知。(3)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章程内容不完备，缺乏程序性规定。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学生法》、《校园法》来规范学生的行为、保护学生的利益。有学者认为在学校、老师和学生三者中，“尤其是学生的责任和权利不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大学生享有告知权、申辩权、申诉权等程序性权利，“但符合法制精神的申诉程序、调查程序、执行程序等都没有得到规定”。这就成为学生权利被侵犯的另一重要原因。

2．学生维权意识的提高

随着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提高，学生群体的自身维权意识不断加强，尤其是在学校的具体行为对学生个人的身心及个人的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时，学生会判断学校行为的合法性并寻求相应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3．高校在教育市场上的强势地位也是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

教育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计划经济的最后领地，而高校则是教育领域中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最后领域。近几年，我国的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使得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受到极大刺激而膨胀。这种状况下，高等院校的强势地位显而易见。但学校在规章制度的制定中仍然沿用过去计划经济下的一整套思路．以学校为中心而非以学生为中心，导致学校的规章制度重实体、轻程序，缺乏民主性和公正性。学校的校规校纪中大量的原则性条文降低了可操作性，同时以大量的道德判断来代替法律判断，导致学校在学生管理中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二、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关系的定位

(一)高校管理权的权源

1．法律授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规章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教育法和学位条例通过法律授权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学校对学生具有的行政管理权。这样，高等学校就属于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高等学校在学籍管理、学位的授予等方面和学生之间就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

2．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

委托性行政主体行使一定行政职权是基于行政机关的委托，而非法律、法规的授权。因此，它只能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行政权，而且最终由委托机关承担行使行政权的法律后果。在我国，学校的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将本应由其行使的职权授予给学校行使的情况并不多见，授权管理的事项主要集中在卫生防疫和体质检测等方面。

3．学校基于公益性质而生的固有权

由于成文法的局限性，法律既不能穷尽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情况，也不能将学校的职权一一罗列无遗．因此学校在日常管理中为了实现其教育职能并达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必然还享有一些法律规定外的权利或权力，其属学校的固有权，来源于学校作为教育、公益机构的属性。所谓固有权不过是肯定学校在特定情况下具有的一定裁量权。学校的固有权是学校法定职权的补充。

(二)高校学生的权利

高等学校学生除享有《高等教育法》规定的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权、勤工助学权、获得毕业证书权、结社权外．在学生与高校的民事法律关系中，高校处于生产者的地位，学生处于消费者地位，因此，作为教育消费者的学生应享有以下权利：(1)选择权；(2)知情权；(3)人身与财产安全权；(4)获取相应知识与公平评价权；(5)人身自由权；(6)救济权。

(三)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间的法律关系定位

高校作为教育机构，在我国属于事业单位系列。但是由于法律的授权，它承担了某些行政管理的职能。因此，它的某些管理权具有公权力的性质。随着自费求学、自主择业的实行，现在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双重法律关系。一是学校作为教育服务的提供者。与学生形成了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学校和学生是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应该受到民事法律的调整。二是学校根据法律授权对学生管理。履行某些行政管理的职能，因而和学生形成了行政管理的法律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双方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开除学籍及对学生的其他处罚，虽然个别方面涉及双方合同性质关系的内容。但主要是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围。因而，处罚学生是否合法的问题。主要是从学校行使行政授权的角度来理解的。

三、解决方案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普通高校实行并轨招生以后，学校收取费用并为此提供服务。学生与学校之间便含有了某种契约关系。而不再是以前那样一种纵向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正因为如此，管理者的管理活动不能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行为，高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更多的应该是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两者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转变，要求我们转变传统的从严管理的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理念，把学生当作独立、平等的人来对待。尊重学生各项权利。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现行法律对学生权利的规定较为模糊，而对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学生对校方的处分不服时拥有申诉权的法律条文，在目前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难以实行。相反，学校拥有的权力己经在长期的实践中完善。形成相应并受法律保护的管理措施，却忽视了这些具体管理措施可能侵犯学生正当权利。因此，必须完善现行法律和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规，将学生权利明确写入法律，形成有针对性的条文，这是妥善处理高校学生与校方纠纷的根本性措施。

(三)提高管理者的法律素质

高校管理人员是学生管理工作的实施者，他们的法律素质高低决定着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合法性和规范性的程度。“目前各高校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一般都没有系统学习过管理理论和法律知识。存在着先天不足。因此，提高高校管理人员的法律素质迫在眉睫。”学校应组织学生管理人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和学习，使其自身提高认识，加强法律知识，提高自身法律素养和能力，从而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学校的管理工作。

(四)建立正当的管理程序

“正当程序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依法治教、依法治校要求高校建立正当的管理程序，因为没有正当程序，不仅难以在管理工作过程中实现公开和公平，而且事后救济权也得不到保障，从而也就谈不上公正。”有关教育机构在作出不利于学生决定时，应听取相对人的意见，使其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应当按照公开的规则和标准进行，如同法官办案一样其依据的法律必须公之于众，并尽量量化，使之具有操作性和确定性，避免随心所欲的临事议制和暗箱操作。

(五)完善救济机制

1．完善学生申诉制度

现有的申诉制度过于简略、粗要，缺乏可操作性。因此，要对现有法规进行细化，明确受惩戒学生的申诉期限、时效和学校受理申诉的机构、申诉条件及学校行政决定的合理期间。此外，为了确保申诉的公正性，应考虑建立独立的中介机构来处理申诉。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的非行政性中介仲裁咨询性组织的做法，对惩戒权行使的有关纠纷通过中介机构予以调解或仲裁。

篇4

一、产权、教育产权和高校的学生管理

有关产权理论，国内外学者都做了大量探究。《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摘要：“产权也称财产所有权，是指存在于人和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转让权、租借权、用尽权、消费权以及其他和财产有关的权利。”在此基础上，产权探究的视角延伸至各个领域，于是出现了有关教育产权的定义和理论。以往学者在明确教育产权的归属和其定义域的同时，也对其权利束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探究。学者崔玉平认为摘要：“教育领域内的产权都可以成为教育产权。它既包括教育机构的产权，也包括教育的主权和学生的人权等”[1。而在近几年的学术探究中，几乎没有学者将产权的思想延伸至学生的人权方面，尤其是学生的人权等权益保护方面。

二、高校学生的价值实体新问题

在我国，学生起码具备除自身以外的两个价值实体，即公民和消费者。现实中，很少有观点认为学生是消费者，而认为学生是学校管理中的被管理者，这就为学生的权益保护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学生本身的权益和作为消费者的权益都没有受到合理合法的保护，侵犯学生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

（一）从受教育者或者公民的角度

1．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根据《教育法》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应包括听课权、活动权、建议权、考试权、学位权、择业权等。近几年，全国许多高校管理者不恰当行使教育权和惩戒权，在学籍处理、学位授子、后勤管理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现象。

2．侵犯学生的名誉权。很多高校都在学生违纪处理条例中规定，对在校学习期间发生不正当性行为或结婚者给予退学处理或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处分。这种禁止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和结婚的规定和社会发展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某种背离，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值得关注和探索。

3．侵犯学生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和其他公民一样，学生依法享有财产权和人身权。但有些高校为了谋取利益擅自动用或者克扣学生财产，如奖学金、助学金等?鸦还有些高校没有经过物价局等有关部门的批准向学生“乱收费”或私自提高学生的生活、学习用品价格等。

（二）从消费者的角度

以往学者探究的消费者涉及到了读者、妇女、农民等，但却很少将学生列入其中。从消费者角度看，学校向学生收取学费并提供教育服务，学生缴纳学费、接受教育服务并享有各项权利，事实上就是在承担消费者的角色，学校则是作为固定的消费场所和产品、服务的提供者。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消费者有九大权利摘要：平安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得有关知识权、人格尊严和民族习惯受尊重权和监督权等。从消费者角度出发，学生的权益受到侵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摘要：

1．高校侵犯了学生的平安权。在有些高校的后勤管理中，尤其是宿舍的管理存在很多隐患，学生的人身平安或者财产平安受到侵犯。既然高校录取了学生，并收取学费，就应该对其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对学生的平安有一些保障。

2．学生不具备知情权。高校的很多决议，尤其是一些和学生的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密切相关的条例条文的规定，很少征求过学生的建议和意见，管理过程缺乏民主机制。学生拥有的只是事后知情权。

3．自主选择权。学生作为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往往被强制剥夺。例如，苏州某高校在探究生的住宿管理中，强制学生必须统一住宿在校内，学校在贯彻统一管理的“政策”时，其实牺牲的是学生的利益。

作为消费者，学生的很多权益不同程度上受到损害，对于高校的管理者而言，若要做到高校的后勤管理科学化和规范化，如何协调学校和学生权益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值得思索的新问题。 三、理顺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利益关系

（一）明确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有关学校和学生之间存在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摘要：第一，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学校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制定招生计划、进行招生，向学生收取学费并提供教育服务，学生缴纳学费、接受教育服务并享有各项权利，因而两者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平等的民事关系。第二，两者之间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我国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及学位条例通过法律授权的方式，明确规定了学校对学生具有管理权（包括处分权），从而使高等院校成为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于是，高等院校在学籍管理、学位授予等方面和学生之间自然就形成了一种管理和被管理、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从法律上讲即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第三，两者之间是一种准行政关系。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虽然受到国家法律的授权对学生进行某些方面的管理（诸如学籍、学位等），但学校和学生之间仍然不属于纯粹的行政管理关系。同时，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又不能简单从平等民事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究竟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法律授权管理的职能。学校对学生承担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属于一种社会责任，类似于行政管理，即准行政关系[2。

（二）把握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高校是一种教育机构，大学生是受教育者，因而高校和大学生之间是教育和受教育的关系。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于学校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都分别作出了规定，为高校和大学生享有其法定权利、履行法定义务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高校是组织管理系统，学生是该系统中的一个要素，也就是说，高校是组织者，学生是被组织者，因而高校和学生又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特定主体，依法享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非凡权利，《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教育部《规定》对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具体内容作了细化。法律也规定大学生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承担和服从学校管束的义务，否则高校将有权依据自定规则限制甚至剥夺学生的某种法定权利。这样的公法规定和私法约定并存的状态决定了学校和学生的关系既有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又有不平等的行政管理关系。从实际运行的情况来看，学校对学生给予处分、进行学籍管理就属于行政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自愿、平等协商等新问题；而此外的诸如收取学费、提供教学和生活服务、给予人身财产平安保障等就属民事关系。

高校不是纯粹的管理机构，对学生的管理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和服从和被服从的关系，而是在承担一个组织机构和职能行驶机构的角色，这个机构在行驶职能的过程中，无论是制定、修订自己的管理制度，还是具体行使管理权和处分权，都应当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授权范围之内进行。无论是从产权的角度还是消费者的角度，都应该重视学生的权益保护，在管理过程中体现学校管理的科学性和人性化，力争使学校的管理井然有序，并且照顾到个别学生的实际情况，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四、高校学生管理中学生权益保护的策略

首先，从产权理论出发，确立以人为本，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3。遵循产权理论中有关人权的有关内容和要求，尊重学生的人权，维护学生的利益。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个性的健康成长，高校就必须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思想。

其次，完善学校的管理法规和规章制度。学校的规章制度必须和国家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相协调、相衔接，不能和现有的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要保障和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必须从健全制度规范入手，必须以学生是权利的主体、尊重学生的权益、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建立尊重学生权益的规章制度。

最后，强化学生管理，建立布满生气和活力的高校学生管理机制。强化学生管理，实际上就是要转变学生管理理念，变管理为服务。根据消费者理论的有关规定，学生不是简单的被管理者，而是拥有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既然学生是消费者，所以，学校就有责任和义务去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不论是对学生的学习方面还是生活都要力争做到“以消费者为出发点”，建立高校和学生之间融洽和谐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处理高校和学生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在维护学生权益的过程中，无疑高校起到了决定性的功能。高校在统一管理和非凡新问题的处理上，要尽量做到“以人为本”，在“法”的范围内更好地行使高校的职能，促进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摘要：

[1 崔玉平．高等教育制度创新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0．

篇5

关键词：高校自治司法审查公务法人

一、引言：从自治遭遇司法说开去

高校自治，亦称大学自治，高校以自治为宗旨，大学的诞生和成长始终高举自治的旗帜，大学自治是现代高等教育管理中最普遍的价值信念和基本原则。这一传统是基于这样价值取向的：即大学是研究、传播智慧和学问的场所，应让学术专家单独解决知识领域中的问题。因此其应是一个自治性团体，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及如何讲授知识，分配学校的教育资源，决定学位获取的条件等等。此外，基于自治决定校内事务的管理。大学自治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学术上的自由，二是管理上的自主。但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中国，大学自治都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度的。

在高等教育受到普遍重视的现代社会，高校自治也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高校自治权的行使领域受到了司法权的介入。在我国，“田永案”和“刘燕文案”即是例证。在这两个案件中，高校被推至行政诉讼的被告席，大学自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有学者担心司法权力会干预高校自治，并对学术自由和独立产生不良的影响；也有学者质疑，学校的退学决定、学术委员会的论文审查，是可诉讼的行政行为，还是不得司法审查的高校自治行为？

就笔者分析，高校自治权的行使和司法权的介入实质上就是两种权力的博弈。高校自治之所以在自治的领域中遭遇司法审查的干预，不仅仅是高校自治范围的模糊性和司法介入的不确定性所造成，从更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实则是高校的双重性身份的不确定性所致。高校作为事业单位，不仅具有私法上地位，而且由于相关法律的授权或委托亦赋予了其公法地位，这一双重性的身份致使高校所行使的权力从性质上可切分为行政性的权力和非行政性的权力两种。也正是其双重性身份在法律上定性和界分的不明确性，引致了日益增多的性质不定的纠纷。而司法权作为对行政权行使的一种监督性的权力，当有相关合法权益遭受高校所行使的行政管理权力侵害时，司法权力又不得不合法介入予以救济。但如何在高校自治和司法审查之间划分出泾渭分明的界限，以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呢？笔者试图以高校的双重性身份的平衡为切入点，合理剖析当前我国高校的私法与公法的双重地位，借鉴国外的高校自治的研究模式，从而在法律制度上实现双重身份的平衡。并以现行法和理论为依据，并从当前司法审查的现状和趋势为视角，透视高校自治与司法审查之间的平衡点，探寻高校地位明晰化的法律路径。

二、高校自治：高校双重性身份的解读

在我国，按照法人分类的传统理论，“凡是以营利为目的设立的组织属企业法人，而不以营利为目的设立的组织为机关、事业、社团法人。此外,区分企业法人与机关、事业、社团法人的另一重要标准是设立的依据。企业法人依照民商事法律设立，而机关、事业、社团法人依据组织法和行政法律规范设立高校作为承担公共服务的组织,属事业法人。”国《教育法》第25条第2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高校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作为事业单位，高校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这主要体现着在其强烈的自治色彩——从收费到学术研究、管理等，高校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独立于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如果“事业单位”的固有视野，单纯从内部关系进行考察的话，高校可是一个涉及私法与公法双重身份的法人。

就高校自治权的内涵而言，依据《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自主办学是高校的一项法定的权利，亦是本文所称的高校自治权或大学自治权。这是高校作为民事主体所应具有的基本权利。高校自治权在《教育法》通过列举性的方式给予了笼统的规定，《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从现行法的角度，高校自治权的内涵仅限于此，如此模糊和列举性的规定导致高校治理过程当中出现了许多法律纠纷难以定性和解决。从现行法的规定看，它既有民事主体身份，又有近似行政主体的特点。这种双重性的身份导致对高校自治的理解和界分容易出现模糊性，尤其是当高校被当作行政主体卷入行政诉讼接受司法审查时更是难解难分。笔者以为，当下由于其法律地位的复杂性所引致的纠纷日益增多的现实导致高校自治出现严重的危机，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前提应当是：在现行法的框架下合理界分和厘清高校的双重性身份，界定其不同身份下的法律地位：

（1）高校作为民事主体身份的界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可见，从现行法的角度看，高校具有私法地位和民事主体的身份，并且从其性质上看属于事业法人，或者如学者所言，高校是一个“私法人”。而其独立的民事主体身份也就决定其具有相关的自治权利，即高校自，学术或社会将此权利称之为大学自治权，即可以自由决定高校内部事项的权利。高校的民事主体身份主要体现在：

其一，高校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民事关系的形成、变更和消灭是以事业法人的身份出现的，可以签订合同等，双方具有平等性。而尤其是学生之间的教育关系的成立、变更上，高校与学生具有相对平等性。

其二，在责任的承担上，高校具有民事主体地位。如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可以成为民事赔偿的主体。“正是基于这些私法性的因素，梁慧星教授在领衔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新增了“教学培训合同”，以实现二者在民事法律关系上的合同化。”

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相关现行法的规定，高校所具有的自治权的内涵虽然都是列举性的，但由于这些权利性质的模糊性，导致了其身份及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高校在行使何种权利属于私法身份，何种权利属于行政主体的公法身份呢？比如关于“学籍管理、学位证书的颁发”等权利，学界以及司法界就尚无定论。

（2）高校作为行政主体身份的界分

从行政法理论的角度而言，所谓行政主体是指：“以自己名义实施公共行政管理活动，并那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依次定义，行政主体身份的成立应具备以下几个要件：第一，行政主体是组织而非个人，组织法律法规授权的条件下才可以成为行政主体；第二，行政主体应当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或权力；第三，行政主体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公共行政并承担法律责任。

作为事业法人的高校以公益为目的、接受国家的财政拨款，在设立上实行强制主义且行使了部分公共权力，有着浓厚的公法身份的色彩。在高校自治的过程中，其并不单纯为私法关系的主体。依据《教育法》第28条所赋予的“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条款都表明高校的公法地位。依次进路分析，高校虽然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但其依法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履行部分教育行政管理职责的教育机构，其具有行政主体的身份和资格。此种以“授权行政主体理论”为视角分析早已不新鲜，在“田永案”中，法院就是以高校所行使的权力属于法律法规所授予的角度，将高校定性为授权性的行政主体，从而合理的解决了纠纷。

可见，在高校自治的过程中，其权力的性质依其不同的法律身份也具有不同性质。但问题在于：我国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并不明确。依据我国行政主体理论，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何谓“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我国则标准不明，“授权的组织”无法具体确定。而哪些属于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权难以确定，“应该承认,行政法的论著在界定这个概念时，描述性的解释居多，而疏于规范性的解释。许多教材往往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列举一些组织来阐明什么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却很少深入探讨法律、法规所授予的权利为什么是行政权，而不是其他权利。”于是,“当我们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立场出发,力图使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扩张至过去被疏忽的领域时,行政法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一概念正面临挑战。”校身份的双重性决定了概而述之的不可行，也表明高校自治的有限性。在追求高校自治的同时，将之纳入司法审查是有必要的。但现行法律规定的模糊导致了司法的统一可能性的降低，因此明确高校的行政主体的身份和地位是合理界分高校自治和司法审查领域的迫切需要。

三、高校双重性身份的平衡：“公务法人”的引入

正如笔者如上所述，由于高校身份的双重性，引致了高校自治范围的不确定性以及司法权力介入的模糊性。在高校自治的过程中，高校教育、教学管理领域发生的各类纠纷中，人们的种种尴尬处境均与公法和私法之争有关。而在高校自治权的行使侵害相关合法权益时产生纠纷时，人们无法确定，高校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是以行政主体身份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还是以民事主体身份实现民事权利的行为？在将纠纷诉诸法院后，由此而生的诉讼是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这一困惑的产生，主要源于公法与私法的界限不清以及由此引起的作为事业单位的高校的模糊身份。如何定位高校的身份或法律地位，对于合理解决高校自治和司法审查之间的博弈意义重大。

为了合理界分和平衡高校的双重性的法律身份，解决公法规则与私法规则在高校管理中的冲突与适用问题，可以引进公务法人理论，用于确定高校这类特殊组织的地位、性质及其法律身份。行政法学者马怀德教授在其《公务法人问题研究》便从理论的角度提供了论证。所谓公务法人，“它是行政组织的一种，是行政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扩张形态，具备几方面的特征：第一，公务法人是公法人，不同于依私法设立的私法人。第二，公务法人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服务性机构，与作为机关法人的行政机关不同，它担负特定的行政职能，服务于特定的行政目的。第三，公务法人拥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具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及法律人格,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第四，公务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存在丰富而特殊的法律关系，既包括私法关系即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包括公法关系即行政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作为事业单位的高校与法国的公务法人在功能方面有很多类似之处。它们都作为国家依法设立的公益组织，它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教育、教学活动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然而，由于我国不存在公私法之分，无公法人与私法人之别，故而学校等事业单位实际上处于模糊的法律地位。”依此进路分析，高校是公务法人的典型代表。诚如前所述，由于高校自治权力也具有双重性的行使，因此在高校自治权的行使过程中，不仅会产生私法关系，也包括行政法律关系。依公务法人理论，如果将高校从法律上定性为公务法人，在其行使的自治权的性质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性权力时，司法权力就可以合法的介入。可以说公务法人的引入就是平衡高校双重性身份的一个合理选择。

四、结语

篇6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政府；作为；范式

作为范式指的是政府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制定的政策、管理制度等具有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能够得到相关利益体的认同。政府是决定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和态势的关键因素，政府在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中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从各个层面去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又要不过多地干预，从而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本文将从资金投入、法律法规建设、政策引导、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及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等方面来探讨我国政府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作为范式。

一、政府的经费投入作为范式——培育多元化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

职业教育经费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和保障，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在发展中经费支持一直是一个难点问题。职业教育一般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两大部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经费在投入体制上，一方面是国家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缺乏足够的支持，另一方面是企业对于职业教育培训也缺乏积极性。因此职业教育经费问题是一个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积极推进和培育多元化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目前，虽然我国《职业教育法》针对企业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人员实施职业教育和培训有了法律规定，但是对于企业是否对职业学校的教育应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还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经费投入是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方面政府作为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发展，也体现出政府履行职业教育发展职责的实际水平。根据我国现行的财政教育投入机制，应该在明确职业教育义务的基础上，明确各级政府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责任与比例，尤其是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更应该建立科学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要逐渐改变职业教育经费层层下放的方法，做到职业教育经费对号入座，直接针对缺乏教育经费的情况，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专门发放。

我国《职业教育法》对于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问题已经有了一些规定，如“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用于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财政性经费应当逐步增长”，“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本部门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职业学校举办者应当按照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足额拨付职业教育经费”等。但这些教育法律中关于职业教育投入的规定还存在不具体、不系统，可操作性不强，法律责任不明确等缺陷，特别是对于违反法规的处罚问题更是比较笼统，对于职业教育经费逐步增长的理解以及如何保证职业教育经费的增长、如何鼓励企事业单位举办职业教育更是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措施。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的财政法规，促进职业教育投资行为的法制化，并切实保护职业教育投资者和捐赠者的利益。

总之，我国职业教育经费应该在以政府为投入主体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多元化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多方筹资的经费投入体制，从而为职业教育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经费保障。

二、政府的法律作为范式——建立科学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凡是职业技术教育发达的国家都用相同或迥然的文字传递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是否有法可依，能否依法治教，这决定了一个国家职业技术教育的发达程度。我国《职业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普通中学可以因地制宜地开设职业教育的课程，或者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这一条规定了普通中学中可以开展职业教育，固然是普通教育与基础教育相融合的途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条文中，“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需要”等缺乏强制性和明确性的词语表明，职业教育并非一定要与普通教育相融合。现实也表明，由于中等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与普通中学的课程设置有一定差距，职业学校除了学习理论外，更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考更注重理论，这样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在考试中不能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因此，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升入高等学校学习，已经工作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也很难进入普通高等学校深造，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没有很好地沟通与协调发展。因此，可以说，我国《职业教育法》尚未充分解决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融合和相衔接的问题。根据各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可以看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不是完全不相通的教育类型。随着国际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劳动力素质结构正逐步趋于复合型。如何在职业教育中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如何使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相联系，都是我国当前职业教育中需要探讨的问题。我国职业教育由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两大部分构成。职业学校教育包括初等职业学校教育、中等职业学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我国职业学校教育由于与企业联系不紧密，尽管学校职业教育文凭可以终身受用，但是职工转职培训、职业进修的机会却不多。由此可见，在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法》中，对终身化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还任重道远。

为了规范职业教育活动所涉及的各种关系，加强对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管理，保障职业技术教育长期健康地发展，世界各国都很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立法工作。根据各国的共同经验，我国以下法律法规应从速制订与完善：《民办教育法》，对民办教育的界定，如对民办教育的法律地位、产权归属、行政管理权限，以及对不以盈利为目的等问题的重新界定和明确规定；《职业学校法》，明确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的性质、功能、基本权利和义务等；《职业训练法》，推动高等教育结构改革，强调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完善在职训练体制；《职业培训基本法》，使在职培训成为公司企业应承担的义务；《职业培训资金法》，以《职业培训基本法》为依据征收税金，建立职业培训基金，确保职业技术教育长期健康的发展。争取到“十二五”末，形成以《职业教育法》为核心，其它相关法规配套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政策引导作为范式——推进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

1.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体、以资源合理配置为核心、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为目的，全面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要坚持推进职业教育城乡一体化，打破城乡职业教育分割的局面，尽量把农村职业教育与城市职业教育全部纳入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规划之中，制定有关农村职业教育布局的规划。

2.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调整、科学的布局农村职业教育学校布点规划，将农村职业教育纳入到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当中。要继续改善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积极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环境，按照现代职业教育的需要，建设达到职业教育发展要求的环境，配备满足要求的教学设备和仪器，推进教学资源、加大信息网络和信息技术覆盖建设，要让农村职业教育学校的硬件水平达到甚至超过城区水平。

3.继续推进教育经费城乡一体化，要按照“支持城区、补助近郊、扶持远郊”的要求，加大市级财政用于农村职业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和比例，新增职业教育经费优先满足农村需求；推进教师配置城乡一体化。要积极消除城乡、区域之间教师交流体制障碍，积极推进城市与农村职业学校教师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鼓励城市职业学校的教师到县级职业教育学校进行实习锻炼，挂职。

4.推进教育质量城乡一体化。按照健全优质教育资源城乡全覆盖的原则，推动城市有实力的职业院校帮助农村职业学校提升自身的实力与水平，积极推进城乡职业教育互动大联盟，引导城市的职业教育资源向农村职业学校流动。

5.积极大力推进职业教育评估标准城乡一体化。制定城乡职业学校校际均衡发展监测和评估指标体系，建立义务教育校际均衡监测制度。统筹制定市、区（市）县、各级各类职业学校职业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和评估标准，科学设定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实现度、城乡职业教育均衡度、公平度等评估指标，并进行考核。

四、政府宏观调控作为范式——提高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吻合度

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吻合度，是衡量职业教育是否发挥应有作用，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来看，一成不变的规范的职业教育专业结构，是不可取的，专业结构必须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变化和重新构建，这样才能让职业教育保持本身的生命力和活力。由此看来，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既有在一定时期长期合理存在的必要，也有必须结合现实需要进行改革的内在逻辑。如果职业教育不能根据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来及时地进行专业结构的调整，那么职业教育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多困难乃致停滞不前，因此提高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吻合度，将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作用。

政府在引导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吻合上，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提高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与配合。政府应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立法和相关政策，对职业院校片面地追求入学率，努力扩大招生规模进行监督和指导。政府应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状况进行科学的调控，定期对产业需求的变化以及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的应对情况进行检查，按照产业结构的需求，对市场需求量大的专业应鼓励职业院校大量设置，对市场需求量小的专业应该加以限制或取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提前对产业结构的发展有所预测，并作好职业院校专业结构设置指导工作。教育主管部门应为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为职业教育专业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还要组织精干力量，紧密结合地方产业发展的优势与重点，积极开展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研究工作，从宏观和长远两个维度帮助职业院校统筹专业设置和专业建设工作，引导学校根据自身的条件，在办学层次、专业类型、服务方向等根本问题上，正确处理好专业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专业结构，促进职业院校外延和内涵的共同发展。

五、政府的教育资源统筹作为范式——促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

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是教育系统中两大重要的教育形式，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是政府教育管理的重要目标，政府应该统筹教育资源实现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这对于提高我国教育系统的整体效率和质量，服务我国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统筹”，即综观全局、通盘筹划、全面安排之意，它既是一种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事物的思想，也是一种注重整体效益、强调程序优化的处理事物的方法。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统筹发展，就是以这种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综观我国高等教育的全局，着眼全社会的整体效益，通盘筹划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使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两大子系统之间协调互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现其均衡、有序、和谐的发展。统筹行为所包括的是政策、法规、规划、信息和契约等。统筹所要达到的目的最终通过管理体制的宏观调控行为(主要运用法律、经济、信息等间接管理手段)才能实现。因此，统筹往往是一种间接管理行为，它一般不会导致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的丧失，也不会让职业教育回到以前一切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才能运作的老路上去。职业教育作为社会系统工程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良好的宏观调控，就无法取得整体和长远的社会效益。因此加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统筹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教育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体现。

六、政府推进职业教育社会评价作为范式

1.加强立法为社会评价提供法律保障和约束。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带来的多元利益主体和多元权力主体之间常常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为了规范市场秩序，国家需要制定一定的法律规范，以使各种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能够彼此制衡，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履行义务。因此，在推进职业教育社会评价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首先应该表现在制定一定的法律法规，对社会评价者的合法地位予以确认，并且对其行为进行规范。

2.通过财政拨款为社会评价提供资助。社会评价机构是非营利单位，因此社会评价机构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外部的支持。我国教育评价机构的资金主要是政府提供的。另外社会评价机构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咨询和服务来进行收费，从而填补发展资金的空缺。有些学术团体和专业协会的资金运转是靠收取会员费来维持的，因此社会评价机构如果想要提高其评价对象的评价质量，就必须先要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我国政府应为社会评价机构提供资金保障，并且应以政策或者法规的形式来解决社会评价机构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篇7

关键词：高校 教师 学生权利 保障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9-0098-01

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是在依法成立或国家法律认可的高等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按规定条件具有或取得学籍，并在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公民。在这里，学生是高等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施行教育的对象，是教育活动的参与者，他们和教师一样都是教育法律关系的主体，即教育权利的享有者和教育义务的承担者。在教育法律关系中，学生是主体之一，而权利与义务又是法律规范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大量的教育法律法规中都对学生的权利、义务做了规定。而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不但要懂得教书，更要会育人。那么首先要明白学生在法律上所享有的合法权利，并且在教学过程中维护学生的合法权利不受到侵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协调学校和学生、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有利于学校维护和谐的教育教学秩序，教师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关于高校学生的权利，2005年2月4日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进行了完整的表述，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权

这是学生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也是学生受教育权的具体体现。所谓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活动，主要包括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的选课、上课、考试、实验、实习、毕业论文（设计）与答辩、讲座及其他课外活动；所谓教育教学资源，主要包括教室、实验室、图书馆、资料室（电子阅览室）、体育场馆及其他教育教学设备和设施。高等学校的学生通过国家组织的考试，按照一定标准和程序被高校录取，在履行了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等义务之后，理应享有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的权利和使用教学资源的权利。

学生这一权利受到侵犯在我们身边时常发生。例如，某学院有一位年长的教授，他的专业知识扎实，教学中也很受学生欢迎，是一位受教师和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只是在课堂中比较严厉。一次上课，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睡觉，教授严厉地把他赶出了教室，结果这学生跑到校长办公室，状告这位教授侵犯了他的教育权利。刚听到这件事情时，我们老师都感叹现在的学生不得了，不好教，在课堂上犯了错误还不能惩戒，还会找歪理。那么通过学习高校学生的权利，我们明白学生是受教育者，确实是这位教授侵犯了他的教育教学活动权。要理解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并不是管理与服从、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作为高校学生，他本身已经成年，具有一定的思想和自已的思维模式，不能忽视其权利主体的地位。

二、获得学金权

学金包括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其中，奖学金、贷学金制度主要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奖学金制度实质上是对学生的鼓励措施，通过实施奖学金制度，激励学生发奋学习，学成后主动到祖国最需要和最艰苦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这一项权利受到侵犯，主要是在：（1）学校、企业违规收取“保证金”“中介费”等费用；（2）学生在外面勤工助学得不到应有的报酬；（3）学生在创业过程中权利受损。

三、获得公正评价权

高等学校应当本着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按照统一的标准和条件，依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及其表现，对其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受民族、出身、性别以及与评价者远近亲疏等因素的影响。课程学业成绩的评价标准要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确定，品行评价标准要依据《高等学校学生行为规范》和学校的有关规定确定。

公正评价权是学生依法享有的重要权益，但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学生公正评价权利不能充分实现或出现部分缺失。那么高校学生公正评价权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1）学生公正评价权利中自由裁量权过大；（2）学生公正评价权利缺少实际可操作性；（3）学生公正评价监督规则缺失。

四、获得学业证书、学位证书权

学业证书、学位证书是学生达到一定学识水平的证明，是就业或继续深造的重要依据。一般而言，学历证书的获得要符合教育部制定的《规定》中所规定睥条件，以及各类学校依据该规定确定的条件；学们证书的获得，应当符合《学位条例》和《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所规定的条件以及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依据国家规定的条件。凡符合以上规定条件的学生，有权获得相应的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

五、申诉权

申诉权属于第二性权利，即当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学生可以依法向有关部门申请法律救济。（1）申诉权。学生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给予的处分不服或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向主管学校的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说明理由和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在接到学生的申诉后，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调查并作出仲裁。（2）权。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受到学校、教师的严重侵犯后，学生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讼。

而现今我国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1）申诉处理机构和人员的行政色彩过重；（2）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受理范围狭窄；（3）高校学生申诉的诉后救济途径不畅；（4）高校学生申诉的制度缺乏完备的正当程序。

六、组织社团权

学生社团是指高等学校学生中有相同兴趣、爱好者自愿组织的群众性课外活动团体。一般不受年级、学科限制。学生社团活动内容可涉及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体育等各方面，活动方式也多种多样。但学生团体应当在宪法、法律、法规和学校管理制度范围内活动，接受学校的领导和管理。

七、勤工助学权

勤工助学是高等学校鼓励学生参与实践、增长才干、全面发展和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帮助的一项制度。损害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手段和途径主要有：（1）不良中介违规收取中介费；（2）用人单位拖欠工资；（3）广告的诱惑和变相收费。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篇8

    【论文摘要】当前高校在学生管理中与学生间的法律纠纷日趋增多，其原因是高校的法律地位，高校与学生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纠纷的解决方式未护明确，即高校学生管理在行政法上的定位不清，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归宿则是进一步完善高校学生管理的行政立法。

高校是复杂的事业单位，其组织内部具有主体众多、法律关系多样的特点。既有学校与教师间的法律关系、学校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也有教师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既有民事法律关系，也有行政法律关系。这就必然地导致了高校管理的复杂性。总体而言，高校管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高校管理应为高校对国有财产、师生员工的全面管理；而狭义的高校管理是指高校对学生管理，即学生管理。所谓学生管理，“是指对学生入学到毕业在校阶段的管理，是对高等学校学生学习、生活、行为的规范。”本文仅从狭义角度探讨高校学生管理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一、研究的出发点：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中的问题

众所周知，学校是传道授业解惑之所，高等教育更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为己任。为引导学生实现此目的，高校必然要强化对学生的管理，但勿庸置疑，这之中也存在着管理方式简单，甚至不依法管理的情形。同时，当前部分高校中学生问题也多，如学生学风不正，平时懈怠学习，考试时聘“”或夹带作弊；组织纪律涣散，不遵守校规校纪，打架斗殴等违法乱纪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学生抵制学校对自身的管理，对学校管理人员侮辱谩骂甚而暴力相向……这些都说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管理是势所必然。可现实是，诸多高校，包括很多名牌大学在努力加强学生管理、为学生的成才呕心沥血时，却作为被告被自己的学生“无情”地推向法院的大门。这一巨大反差引起了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的深刻关注，高校成为人们关心和研究的热门话题。

然而，当前对高校的研究，“大量的探讨都集中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扩招及学费的提高等热点问题上。相形之下，对高校的角色定位，职能性质，法律责任的承担等问题却很少有人论及。而这些问题却正是近年来刘燕文这类案件在各地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这种状况从近期讲已经损害了高等教育各方的利益和权益，影响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有配置；从远期讲，则有可能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只有完善和加强对高校学生管理的研究，明确高校在学生管理中的法律地位和职能，清晰地把握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等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高校被诉之类问题，才能将高校教育资源发挥到极至。

二、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几个问题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一）高校在学生管理中的职能及法律地位

一般而言，高校的性质为事业法人，属于民事主体。但它又与普通的事业单位有别，在性质上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为它的主要职能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本是一种国家职责，因为各种原因，国家将其交由高校来实施。为达此目的，高校必须依据国家相关法律，制定各项规章制度，独立采取相应的方式方法，对受教育者即学生予以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2条、第28条之规定，高等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权利有：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等。可见，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尤其是学籍管理，学业证书的颁发，是以法律授权为依据，以管理者的身份，单方行使国家职能，对学生进行成才教育，以期实现国家人才培养目标。这类活动理所当然地带有明显的行政管理色彩。高校在行使这些管理职权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是行政行为。

所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对相对人实施管理的行为。高校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或开除学生学籍，完全具备行政行为的性质和特点。按照行政法理论，行政行为的实施者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包括职权行政主体（行政机关）和被授权组织。而授权组织，是指根据特定的规律、法规授权而行使特殊行政职能的非国家行政组织。如上所述，由于高校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但根据教育法的授权又在行使高等教育方面的相关行政职能，因此高校应是被授权组织。

当然，高校作为授权组织，对其行为不能一刀切，不能简单地认为高校的所有行为都是行政行为。因为授权组织在本质上是一般社会组织，是民事主体，因此高校有的行为属于单纯的民事行为，如高校为学生提供衣、食、住、行的服务等。只有高校行使相关法律授予的行政职权时，才能认定该行为是行政行为。

（二）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高校在对学生实施教育行政管理的时候，是授权组织。顾名思义，授权组织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管理权时，是行政主体，因此此时它与学生是一种当然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但是，亦不能因此认定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完全的行政

法律关系。在有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却是民事法律关系。如学校疏于校舍安全管理致使校舍跨塌造成学生人身安全受损。

明确了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后，应进一步了解高校对学生违反教育法律规范以及高校自订的校纪校规后，对学生的处理决定等问题。依照《教育法》的规定，高校享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利。可见，法律赋予了高校对违纪学生的处分权。按原国家教委于1990年1月20日颁布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条之规定，“对犯有错误的学生，学校可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处分分下列六种：（1）警告；（2）严重警告；（3）记过；（5）留校察看；（5）勒令退学；（6）开除学籍1998年3月6日，原国家教委又了《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实施教育处罚的主体一般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可委托符合《行政处罚法》第19条规定的组织实施处罚。由此可见，高校在学生管理中，对违法乱纪学生的处理一般是纪律处分，在得到教育行政部门委托后也可实施行政处罚。

（三）高校学生管理中教育行政纠纷的救济

本文所言的教育行政纠纷，仅指高校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管理职权时，与学生发生的行政争议。即学生对高校对已作出的纪律处分和其他处理决定不服，而在高校与学生间发生的纠纷。按照这类纠纷涉及的内容之不同，高校教育行政纠纷可分为三类：一是学生认为高校侵犯其受教育的权利，如学生对于学校开除学籍、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处分或处理不服；二是学生认为学校给予的处分违法或不当；三是学生认为学校侵犯自己人身权、财产权；如学生认为学校乱收费，乱罚款等。

《教育法》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因此，学生对学校对己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等不服，理所当然可以而且也应该享有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但问题的关键，是学生到底享有哪些方式的法律救济。《教育法》第(!条第(款对此作了迄今最为详细的说明。“（学生有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学生对学校作出的纪律处分不服，一般只有申诉的权利，而不得提起行政诉讼。对学校的老师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既可以提起申诉，也可提起诉讼，至于是提起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不得而知。

从上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今教育方面的法律规范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不具体、不全面的。正如前文所言，学校在对学生管理时，是行使法律授予的行政职权，是行政主体。按照行政法理论，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既可申请复议，也可提起行政诉讼。但《教育法》第42条第4款的规定，显然与该理论是相背的。因此，在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学生对高校的纪律处分不服，是否可提起行政诉讼。“纪律处分是组织内部依照组织章程，决议等作出的。”即，只有社会组织依据其内部章程，决议等对其内部工作人员作出的处理，才能称为纪律处分。纪律处分是否可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皆未说明，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也鲜见。笔者认为，首先，不能将学校对学生的纪律处分等同于行政处分。因行政处分“是国家公务员承担违法责任的主要形式，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行政隶属关系对违法失职的公务员给予的惩戒措施。可见，行政处分之所以不能被提起行政诉讼，是因为被处罚者与处罚者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本质上讲是一种典型的内部行政关系。按照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的原则，所以必定不可诉。而高校对学生的纪律处分中，学生并非学校内部工作人员，而是学校实施行为的直接针对对象，是学校行使行政职权时的相对人，因此具有外部行政行为的特点，因此法律应赋予学生对学校纪律处分不服以行政救济的方式获得救济之权。同时，也不能把学校对学生的纪律处分等同于其他一般的组织对内部职工的处分，因为学校在性质上有特殊性，一般组织对内部职工的处分是依据组织内部的章程，决议而作出的，是一种内部行为，当然不可诉。而学校对学生的纪律处分是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而作出的，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行为。因此，笔者主张，高校依据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职权实施对学生管理时，对违法乱纪学生的纪律处分可提起行政诉讼。现实中也存在这样的司法实践。因这种纪律处分涉及学生的人身、财产及受教育权，几乎等同于一般的行政处罚。

其次，高校能否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有人认为，高校并非一般的行政机关，把学校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并无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但笔者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合法性原则，而合法原则并非要求必须完全死搬法条，而是要求行政行为应遵循法律公平、正义目的。在一个法治国家，当一个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就理应给予其一恰当的说理的地方，法院处于争议双方之外，具有专业水准、应是最好的说理之处。而

且高校在学生管理中与学生的关系并非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行政关系。学校给予学生的各种处理，往往是以单方意志作出的，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学生相对于学校，永远是弱者，如果法院不受理这种行政诉讼，学生将无一事后说理之处。况且，《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得到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因此，当学生认为高校行使法律授予的行政职权，其管理行为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时，完全可以高校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也应受理。

三、完善高校教育行政立法

我国教育方面的立法从总体上说已比较完备，基本形成体系，既有宪法统率之下的法律，也有行政法规和各类规章。但是，由于这些法律规范性文件多是上个世纪$%年代及其以前的产物，仍带有较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滞后性日趋明显。从上述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们之所以对高校学生管理认识不清，对学生状告高校，法院是否应以行政案件受理产生困惑，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方面的立法，尤其是高校学生管理方面的法律完善程度不尽人意。所以，修订完善教育行政立法已刻不容缓，并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明确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职权

《教育法》第28条将学校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等规定为学校的“权利”。笔者主张，这些“权”都属“行政权”，宜改为使用“权力”二字更准确。并应在此基础上将学校的民事权利和行政权力分门别类予以规定。如此，方能实现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有法可依，学生以高校为被告提起诉讼和法院受理有法可据。

2、明确高校在学生管理中，对违法乱纪的学生所作处理的形式，即，哪些处理属处分，哪些属处罚，并明定学生相应的救济途径。

如对《教育法》第42条第4款，就应在原有法条基础上，进一步具体明确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可提出申诉来的期限，向何地、何级、何类具体部门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宜应明定因侵权行为性质不同，可提起民诉或行诉。

3、明确对高校行使行政职权的法律约束高校的行政管理，涉及学生的受教育权、财产权和人身权，它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相关法律不能一味只讲高校的自主权和对其授权。而应增加对其行政行为的法律约束。这方面，除应明确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外，同时还要强调其行政行为的必经法定程序的义务性要求，以及当学校错误，滥用行政权时如何追究其责任、追究何种责任的规定。如是，则可真正实现高校依法管理学生之目标。

我们相信，只要对高校学生管理中上述几个问题完成行政法上的定位，必能明晰当前高校中高校与学生法律纠纷的根源，从而为进一步和谐二者的相互关系打下基础，并迎来新世纪高校学生管理良性发展的新曙光。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4条，国家教委1990.1.20颁行

篇9

论文关键词 高等教育行政纠纷 非诉解决机制 司法审查

近年来，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的维权意识不断觉醒，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争端层出不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社会反响较大的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齐玉苓受教育权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发毕业证、学位证案等。笔者以为，这些案件可归入高校与学生之间教育行政纠纷的范畴。目前，我国解决此类纠纷的基本机制是申诉，此外，行政复议和诉讼也是解决渠道，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干扰，纠纷解决功能的发挥极为有限，从很大程度上阻却了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解决。因此，上述解决机制亟需调整和完善，与此同时，构建以行政诉讼为主，非诉形式为辅的高等教育行政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更显得迫在眉睫。

一、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界定

高等教育行政纠纷是指高校作为行政主体，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职权过程中，直接影响相对人（学生）的合法权益而引起的纠纷形态。

此类纠纷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一是纠纷主体是高校与学生。高校主要是指公立高校，因为现存的大量教育行政纠纷都是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基于教育管理活动而产生的。而学生是指具有高校学籍，在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二是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是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即高校作为重要的行政管理机构单方面在组织、管理、教育学生时形成的法律关系，隶属性、非对等性是这一关系的主要特征。基于教育管理关系产生的纠纷主要来源于违纪处分和学位管理两类，前者是高校与学生教育管理纠纷最为集中的表现形式，例如学生由于考试作弊、打架闹事而被高校勒令退学而引起的纠纷；后者主要是学校基于学生未达到校内规定的学术标准拒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而引起的纠纷，前述“田永案”、“刘燕文案”即为此类。三是纠纷的内容即教育管理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内容。没有权利义务，也就没有争端。教育管理法律关系的内容既包括高校在行使教育管理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也包括学生在被管理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高校设定的是否授予学位证书的条件，奖罚事项的范围，处分的程度、程序，学生的救济途径等。四是解决纠纷的第三方组织或机构，在我国实践中主要有高校内设置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省级教育主管行政部门设立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以及司法机关。

二、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非诉解决机制

（一）教育申诉制度

教育申诉制度是我国教育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一项法定制度。该制度的确立为受处分学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权利救济途径。然而，我国的教育申诉制度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申诉受理机构缺乏中立性。申诉受理机构与高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对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形成实质上的监督。其次，申诉程序设置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缺少回避制度、管辖规则、听证规则等，这不仅仅大大降低了纠纷解决的效率，同时也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影响裁决的公正性。最后，教育申诉后救济渠道具有封闭性。教育申诉不应是唯一和终局的纠纷解决途径，应与其他救济制度复议、诉讼等连接，形成一套良性的运作机制。

（二）教育行政复议

我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8款规定受教育权受到侵犯可通过行政复议获得救济。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中对教育行政复议的适用作出了规定，因此，教育行政复议应当成为学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救济途径。但是，这一规定局限性较大，很难有效的解决教育行政纠纷。首先，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仅将被申请人限定为行政机关，然而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我国高校是行政机关。其次，行政复议机关审查的范围仅包括具体行政行为，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能否属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还有待商榷。若高校不具备行政主体的资格，则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由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行为引起的纠纷只能依法通过申诉途径来获得救济，而无法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获得救济。

（三）教育仲裁制度

教育仲裁制度是指高校、学生将其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提交给依法设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的一种纠纷解决制度，其作为一种具有公正性、专业性和效益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因其成本低廉、程序简便、专业性强而广为世界各国所采用。目前，我国实践中还未采用仲裁程序解决高等教育纠纷，因此，可做如下构想。

1.基本原则。教育仲裁的适用应遵循自愿原则及司法最终审查原则。首先，教育仲裁尊重当事人的自愿选择，但与商事仲裁不同，教育仲裁启动主体主要是在高等教育纠纷中的权益受侵者——学生，即学生可基于单方意愿而启动教育仲裁，而不需要纠纷双方的合意授权。自愿原则保证了学生权益救济途径的多样性，增强了仲裁结果的可执行性。另外，司法审查是法治社会纠纷解决的最终程序。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学生的权益，教育仲裁应允许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时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获得最终的判决结果。

2.教育仲裁机构的设置与组成。教育仲裁机构，即教育仲裁委员会可设置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由后者牵头组织设立，但地位独立，与行政机关不具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组成包括高校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教育、法律领域的专家。受理的范围主要限定在教育领域具有专业性的涉及学生处分、学术争议、学籍管理和学位授予纠纷。

3.教育仲裁程序。教育仲裁程序应包括申请与受理、仲裁前的准备、调解、开庭和裁决。

三、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

司法是确保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法院是人们寻求公正的最后场所，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作为刚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高等教育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功能发挥并不理想，申诉与行政复议存在诸多缺陷，教育仲裁制度在我国尚未确立。为保障学生的正当权益得到充分、完善的救济，将行政诉讼这条司法救济途径引入高校教育管理领域就显得十分必要。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立法中找不到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合法依据。司法实践中的受理状况也很混乱，大部分司法机关都持回避的态度，即使个别司法机关将高校解释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对此类案件进行受理，由于法官认识不同，处理各异。因此，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行政纠纷以期通过诉讼渠道得以化解，有赖于一套成熟、可行的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

（一）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

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取决于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实践中，针对教育管理纠纷，法院有的按民事诉讼处理，有的按行政诉讼处理，原因就是现行法律对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定位模糊。笔者认为，高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行为，明显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具有隶属性。同时，教育管理权是国家依法授予的，从国家行政权中剥离出来的，相对独立的一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性质的社会权力。事实上，在教育管理活动中，高校常常单方面的制定校规校纪、校令、实施惩戒等，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因此，从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来看，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只能是行政诉讼。

（二）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

司法审查可以介入教育管理纠纷，但应是一种有限的介入。即在充分保障大学自治空间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的界定受案范围。笔者认为，司法审查的范围应以高校的教育管理行为对学生权利的影响程度为标准，凡是改变学生受教育者身份，对学生的重大权益产生影响的行为均可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具体来说，在违纪处分类纠纷中，学校认定学生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高校校纪校规，而做出的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使其丧失学籍或影响到学生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的处分；在学位管理类纠纷中，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情形：前者包括高校做出的降留级、取消学籍和强制退学、不予颁发毕业证、不授予学位、取消申请学位资格、取消或者追回已经颁发的毕业证书的决定和已经授予的学位、撤销学位、宣布学位证书无效；后者包括不予颁发、补办学业证书，宣布学业证书无效的行为。

而诸如学校作息时间、课程安排、教师授课、阅卷、或较轻的纪律处分（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因为仅仅涉及学校日常教学、秩序的维护，或者对学生的权益影响较小，因此，不宜纳入受案范围，学生可采取申诉的方式获得救济。

（三）司法审查的强度

高校作为文化知识的传承、培养和传播的机构，享有法律赋予的独立权和自治权，这也是学术自由的必要权利保障。司法权过分的介入可能会侵犯到高校的自治权。那么，如何实现自治权与司法权的动态平衡，需要把握司法审查的强度。“审查强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后，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行政行为进行何种程度的监督和何种方式的审查，法院应当如何看待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作出的行政决定。”1如果说，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是从横向划定了司法权的边界，而审查的强度则是从纵向明确司法权可到达的深度。

笔者认为，司法审查强度应遵循以程序审查为主，事实审查为辅的原则。也就是说，法院主要审查法律问题，即审查作出决定的主体资格、内容、目的和程序等是否合法，对涉及学术、学业的争议，鉴于专业化程度较高，而不便审查。例如在“刘燕文案”中，法院仅仅审查了北大校评审委员会在操作过程中是否符合正当程序，而仍将判断该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平的实质问题交由北大的学位评审委员会来判定。这样司法审查既在程序上保障了学术公正，又充分尊重了高校的自由权和自治权。相比较而言，那些无涉专业学术问题的纠纷，如学校对违反考试纪律、打架斗殴等学生给予的开除学籍、退学等处分，法院可以适当介入展开事实的审查。原因在于，此类纠纷专业性不高，法官在尊重校方的事实判断及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可凭借基本的社会常识进行认定。

篇10

［论文摘要］德国、美国职业教育对两国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职业教育立法是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在研究两国职业教育立法的差异与共性基础上，总结借鉴其经验，为完善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提出参考建议。 

 

德、美两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历史就是一部职业教育法律发展史。两国都在职业教育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获得了丰硕的法制成果。对德、美两国的职业教育法进行比较，并探讨借鉴其做法对促进我国职业教育法制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德美两国的职业教育立法概况 

1.德国的主要职业教育立法。德国众多的职业教育法产生于不同的年代，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职业教育进行保障推进。1869年的《企业章程》，明确企业培训的权利、义务；1969年的《联邦职业教育法》，是职业教育的基本法，首次在联邦的范围内为各州的职业教育确立了广泛而统一的法律基础；1965年的《手工业条例》，规范手工业行业的职业培训；1972年《企业基本法》，规范企业的职业教育；1960年《青年劳动保护法》，规定青年享有接受职业培训权利、完成法律规定的职业教育义务；1972年《工商企业实训教师资格条例》，对企业实训教师资格作了明确规定；1981年的《职业教育促进法》，保证了职业教育在质量和数量的稳定、待续发展，旨在提高就业率、优化就业结构和促使国民经济高速增长；2005年对1965年《职业教育法》进行修订，与1981年《职业教育促进法》合并。 

2.美国的主要职业教育立法。美国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有许多的成文规定。1862年《莫雷尔法案》中联邦以拨地支持农工教育；1917年的《史密斯—休士法》，将职业教育扩展到工、商、家政等领域，奠定美国职业教育制度的基础。1962年的《人力开发和训练法》，规定为失业人员和在业的无技术的工人训练提供资助。1963年的《职业教育法》，强调职业教育面向各个群体、打破职业界限，极大地增加了接受职业教育人员的数量，促进美国形成了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1974年的《生计教育法》，要求学校教育应与受教育者未来所从事的职业联系起来；1984年的《卡尔·波金斯法案》，加强了对困难群体的职业教育。1994年的《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强调为成人教育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改进成人的劳动技能。 

二、德美两国职业教育立法的比较 

在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因两国的法律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职业教育任务不同，使得两者在共同的法治目标追求下展现了不同的立法状况。 

1.影响职业教育的力量不同，但都高度重视法律的调控。职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调动各种社会力量，调节各方面关系，两个资本主义法治国家做了相同的选择，即法律为主要的调控手段。从两国职业教育法律调整的主体来看，所针对的主体有所不同。进入德国职业教育法律视野的除了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等之外，一个很重要的主体是企业，倡导和规范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德国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正是因此德国以“双轨制”为核心的职业教育体制才得以形成。而美国职业教育法调整主体更多表现在联邦政府与各州、职业教育学校和社区学院及普通高中都在其列，形成联邦政府引导、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分级负责、重在地方的管理、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办学的多维交叉的职业教育体系和多元管理体制。虽然参与职业教育的力量不同，作用的发挥各有千秋，但其辉煌的职业教育成就的取得与国家通过法律进行宏观调控，表达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可以看到关乎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在联邦一级法律中都得到了规范。 

2.职业法律体系的构建方式不同，但法律体系完善。因不同的法律传统，德国在职业教育的法律制定中充分表现了大陆法系的特色，构建了以《联邦职业教育法》为基本法，以《企业基本法》《青年劳动保护法》等职业教育法律，《职业培训条例》《实训教师资格条例》等规章和各州的职业教育法组成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该体系层次完整，联邦与各州立法相协调，结构严整，内容完备，表现出德国立法严谨的体系追求。美国的职业教育立法则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色彩，一事一议，就不同的现实问题作不同的法律规定，以法律调整社会发展需求与职业教育的矛盾或以发展职业教育解决社会矛盾。如1944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既解决战后退役军人的安置问题又促进就业。美国已经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律以联邦法律为导引，各州法律相充实，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构成了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但从两国的立法来看，都形成了相当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使得职业教育管理和发展有法可依。 

3.职业教育法制的发展轨迹不同，但注重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改革。美国职业教育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多变。“二战”后为了适应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解决就业、社会福利、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每隔几年就有一部职教法案出台。如在1968年和1976年两次修订《职业教育法》，1974年重新确定职业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制定了《生计教育法》。德国职业教育法律的发展表现出稳扎稳打的态势，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来完善以推进发展，法律的前瞻性、适用性较强，基本较少作法律修订。两国职业教育法制的发展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但并不影响两国法律发展对社会发展需求的回应，“变”是其共性。美国的职业教育法律发展是一个“变中求稳”的过程，表现为前后法案的继承性很强，后法多是前法案的修改或补充，法案的内容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德国的职业教育法律是“稳中渐变”的过程，以不断丰富法律的内容，提高法律的调控力来推进职业教育，适应社会和劳动者发展的要求。 

4.职业教育法律内容不同，但注重保障法律落实。两国的职业教育法律内容丰富，涉及多方的权利义务。两国职业教育情况的不同使其内容有很大差异，但在落实上都有非常周延的法律规定。如教育效果的考核、经费的保障。按法律规定德国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对职业培训的质量检验要全面负责，其检验指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培训人员的检验，通过考试来实现；另一方面是检验企业对受训人员的满意程度，通过对企业的调查来获得。关于经费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在德国无论是接受培训者，还是提供培训的机构、学校都可以从政府得到各种各样的补贴和资助，其中中央基金由国家统一分配和发放。而美国1963年《职业教育法》及1968年、1972年修订案，大幅度增加对职业教育拨款。1990年美国职业教育法规定，联邦政府每年向各州提供16亿美元职业教育专项经费。有效的法律措施保障了职业教育的质量，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德美职业教育立法对我国职业教育立法的启示 

1.重视职业教育，以法治教，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职业教育观念。对一项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一个根本的表征就在于在社会制度构结中是否给予足够的体现，特别是法律制度的构建。正是由于德国将职业培训作为青年走上职业生涯必须经历的法定环节并给以法律的保护，正是由于美国的终生职业培训的法律规定，使得人们对职业教育没有任何偏见和鄙薄；正是两国的职业教育立法和法律的实施，支持和保障了职业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借助法律所具有的普遍约束力和强制力，调整职业教育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明确各参与职业教育单位的责任和义务，保证其合法权益。同时以国家强制力的手段保证其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才能健康发展，为社会发展服务，也才能使得人们对职业教育有高度的认可和信赖。这样职业教育也才能获得在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地位，这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

2.加强职业教育立法，形成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我国历史上《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及《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就职业教育有所规定，但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1996年5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标志着职业教育有了自身的专项法律，迄今已有十多年，由于缺乏足够的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致使这部职业教育基本法贯彻执行起来效力大打折扣。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试行按新的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及《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和各地方制定的职业教育发展法规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总体来看职业教育法存在法律阶位低、单项法不配套、数量少、操作性不强、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起到作用的多是政策和行政规范性文件，权威不足，结构不够严谨。借鉴德、美经验，我国应逐渐形成以《职业教育法》为基础，以职业教育投入法、农业职业教育法、企业培训法、就业与职业培训法、职业资格准入等若干法规为主干，辅以职业教育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构成结构合理、内容完备、协调统一的职业教育法规体系，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法律基础。 

3.职业教育立法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与时俱进。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法应及时反映社会发展的最新需求。我国的职业教育立法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现实和职业教育改革的需要，为此应及时地对职业教育法进行废、立、改。在发展中逐渐完善教育法律体系，调整职业教育中各方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竞争力。 

4.提高立法质量，保证法律权利义务落实到位，注重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立法。保证落实权利义务到位是法律的生命力所在，也是衡量法律质量的尺度。我们要大力提高职业教育立法质量，使职业教育法律结构合理，语言简洁、规范，含义准确，权利义务明确，违规责任与后果确定，增强职业教育法律的操作性。 

发展职业教育的根本在于具备充足的财力保障。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力支持不是很充分、规范，在多数情况下，职业学校要自收自支。我们现行的收费政策，无疑影响了职业教育的生源，也制约了高水平劳动者的培养。因此必须把职业教育资金问题作为立法的重点，使资金筹措的途径、支出的数额和比例、使用的监督等问题的解决法制化。 

 

［参考文献］ 

［1］张建党.美国职业教育立法与职业教育 ［db/ol］.cdmd.cnki.com.cn/ 

article/cdmd-10075-2004109546.htm，2010-03-14. 

［2］梁秀梅.德国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j］.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学报，2004（1）. 

 ［3］彭小燕.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b/ol］. cnki.hljlib.cn/kns50/detail/?filename=2006182808.nh&dbname=cmfd2007，2006-12-06. 

 ［4］刘凤存.国外成人教育的立法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成人高教学刊，2006（4）. 

［5］刘复兴.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