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主与科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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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学语文；新课程改革；民主

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它正引发起着教育的嬗变。随着教育形势的飞速发展，“教育民主化”已成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所有与教育有关的人最关心的问题。要实现我国政府提出的“人人享有均等的教育机会，人人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这一办学目标，就必须实现“教育民主化”。笔者谈谈语文教学中实施“教学民主化”的思考。

1 教学民主化的理论依据

1.1 “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教育理念

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以人为本、尊重学生”这一教育理念在教学实践中便可以从“教学民主化”中得以体现。学校教育应努力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并充分尊重学生，让学生自主确定学习目的，自觉参与学习，实现自我的充分发展。

1.2 “因材施教，面向全体”的教育思想

著名教育家孔子就曾提出“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每一个人由于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影响不同而存在差异，人的生理、心理的发展素质、发展速度都会有所不同。“教学民主化”提倡人人享有均等的教育机会，但并不意味着就是对学生实行“一刀切”式的学，而是承认个体差异。因此贯彻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便是“面向全体思想”的具体“外化”。

1.3 “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育目标

我们的教育观念，尤其是教学观念需要从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中心，转变到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中心上来。这是目前素质教育的重点。马斯洛说过：“人的创造力有两种，一种是有特殊才能的创造力，一种是自我实现的能力。”教育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应同时开发这两种创造力。“教学民主化”的探索目标与素质教育的这一目标是相一致的。

2 课堂教学专制的表现及其危害

现实的语文教学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教学专制的幽灵给我们课堂教学投下了一种阴影，给当代中学生思想发育造成了严重束缚。如果轻视教学专制的严重危害而听任之，可能造成缺乏发散性、创造性思维的精神畸型儿。目前语文课教学专制有下列表现：

2.1 轰炸式

不研究、不尊重学生的学习个性和智趣差异，也不思考、不探讨如何艺术化地、创造性地 落实大纲所规定的教学内容，只是“地毯式”地将教学内容倾泻给学生。课后，也不听取学生的信息反馈，不主动了解他们吸收、消化情况如何。整个教学活动结构呈显出一种单向的三点式循环，即教参黑板学生笔记，结果是“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全忘记”。表面看，这是教学方法的欠当，实质上是教学观念在作祟，即教师中心主义在作祟，将作为教学的接受主体的学生视为容器一类的被动工具。

2.2 训斥式

这主要表现在对学生发言的评价态度上。本来，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自有其思维和表达的个性特点，其发言更不会完善无缺，对此已臻成熟的教师理当积极鼓励和热情引导，以促其踊跃思辨。但有的教师则不然：他们把自身摆在上位，以教训甚至斥责的口吻，居高临下地非难学生的发言，丝毫也不看到他们可取和进步的一面，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炫耀自身“智慧的优越”，客观上凌架于学生的自尊和人格之上。

2.3 压迫式

这是教学专制最典型和最集中的表现。有的教师总是排斥“微笑艺术”，甚至有意识地以阴天式的所谓“严肃”表情给整个课堂笼罩一层森严的氛围，给学生心灵造成沉重的威压。在教学的展开过程中，又冷酷和专横地压制学生的多向和求异思维，拒绝其创造性的发现。尤其讨厌个别智力超常学生的“放肆 ”，不惜以斫杀其思维活力为代价来维持课堂上的所谓良好秩序。

上述各种教学专制的表现，不过是择要例举，它们本质的特点在于：教学双方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人格平等、自然和谐的基础上，缺乏连结心灵的情感纽带，造成人性的扭曲和人伦的异化。从现象看，也许课堂上的气氛是平静的，而实际上师生的心理距离和心理对峙足以随时撕破这种表面的平静。即使教学能够在高压下“安然”维持下去，但这种专制作风给教学造成的巨大损失已无可挽回。作为有机主体的学生，由于受专制作风的沉重压抑，智力的发展受到严酷的束缚，诸如多向的分析、独立的判断、创造性的发现等优异的思维品格都很难发展；不仅如此，各种非智力因素也受到斫伤，主动进取，自觉追求的激情减弱了，带有个性特点的志向和兴趣冷却了，应该受到激励的自主意识被消极、冷漠、少有乐趣的被动学习所取代。久之，作为能动主体的人格力量也削弱了，一切只是围绕教师这个中心旋转。

3 新课改中语文教学民主化的建议

中学语文新课程改革的课程理念是：使每一所学校成功，使每一位学生成功。这是本次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这意味着我国中学教育不是精英教育，而是大众教育。这意味着教育民主是本次课程改革追求的基本精神。那么，中学语文教学应如何践行教育民主这一基本精神呢？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谈点拙见：

3.1 倡导自主和合作学习，发挥整合优势

自主和合作学习，是指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追求学生主动求知，培养个人的独创能力；同时注重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合作，相互促进激活思维，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比如在文言文教学中，改变以往教师“串讲”为主，学生听记的教学模式。首先要求学生结合注释和查阅工具书，自主学习翻译课文，并要求学生养成根据上下文推断文意的能力，碰到疑难之处发挥“合作”学习的优势，师生共同讨论。这样让学生发挥自主和合作学习的优势，突出了学生的自主性。因此教学效果很不错，学生掌握得更清楚、更牢固。

3.2 实施主体性教学，培养创新精神

主体性教学，就是指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与精神，在教师的指导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以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首先，构建学生主体观；其次，树立民主教育观，实施和谐教育和情感教育；第三，重视思维过程，加强学法指导，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第四，重视建立自主性教学模式。把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放在首位，变“封闭式”教学为“开放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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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幼儿 体育 情景 教学

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3-0249-01

情景式教学通过创设生动、活泼、愉快、民主、和谐、融洽的教学气氛，让幼儿身临其境，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形成乐学、爱学、会学的学风，促进幼儿协调发展。近来，这一教学方式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幼儿园的语言教学中，但是在体育教学中却还没有有效普及。在体育活动中有效运用情景式教学会给体育教学活动注入新的生机。

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教育内容与要求中，将健康放在首位，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也提出“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如此看来，健康教育活动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处于重要位置。培养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是幼儿园体育的重要目标，在活动中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组织生动有趣、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

然而，小班幼儿在体育活动中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注意力不集中，参与性不高，规则意识薄弱，理解动作术语能力弱。为此常规的体育教学活动往往使教师觉得不是活动氛围不够，孩子们不积极、不参与；就是孩子们过度兴奋，随意活动，没有规则，无法控制。针对这一现状，我们采用情景式体育教学，创设教学情境，使幼儿根据情景内容，愉快地参与活动，并在活动中促进幼儿增强体质和各方面能力的发展。

1 导入游戏，变枯燥为生动

小班幼儿的动作教学内容较为简单，技能要求不高，以跑、跳、爬为主。为了满足幼儿在体育活动中爱玩的特点，并使他们会玩、玩好，应根据不同年龄幼儿具体、形象、直观的思维方式，选择不同的游戏内容，以不同的角色参与游戏。

例如，小班体育活动《欢乐的小袋鼠》，活动的要求很简单，要幼儿双脚并拢向前跳。如果是就这样练习小朋友肯定也能达到目标的，但整个活动会是非常枯燥、乏味的。所以我们考虑到幼儿的年龄特点，利用小朋友都熟悉的小动物角色――小袋鼠来设计情景：袋鼠妈妈要带宝宝出去玩，可是会经过很多条路，有弯路，有直路，有意识的引导孩子沿直线跳河曲线跳，变化游戏形式，利用多种玩法帮助幼儿练习双脚并拢向前跳这一技能。

又如，体育活动《大熊小熊比高矮》，目的是锻炼幼儿能爬上1米高的凳子。为了使幼儿能很快掌握动作要领，教师请幼儿戴上“熊掌”扮演小熊，提供情景，一只小熊在草地上爬行、另一只爬上凳子，两只小熊比高矮，活动的趣味性一下就提升了。游戏化的情景使孩子们在扮演模仿中很快学会了爬高。

2 融入故事，变被动为主动

在体育教学中融入故事，变换情景，幼儿通过假想的语言、动作、表情来实现情景的转换，表现游戏的主题，而且随着幼儿智力水平的提高，情景转换程序性和连贯性也逐渐增强，主题也更加统一突出。正是这种带有鲜明主题的连续的、持久的、丰富的情景的转换，深深地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力，使他们非常自觉和专注地投入其中，积极主动地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解决游戏中的问题，并从中感受无穷的乐趣。所以，我们在教学活动设计时将故事情景融入其中，在情节发展过程中，贯彻教学要求，使幼儿置身于故事化的情景中，从而使教学目标这一外部要求内化为幼儿行为的愿望和动机，激励幼儿为满足这一愿望或达到这一游戏目标主动付出努力，体验成功后的喜悦。

例如，在体育游戏《黑猫警长》中，幼儿就是在游戏中，根据故事情节的变化、自我角色的参与创编（汤姆、黑猫警长、花猫战士等），通过自己的努力抓住正在干坏事的老鼠，从而真切体验到完成某一件事所带来的成功感。

又如，在体育游戏《小红帽》中，教师将活动贯穿于幼儿穿过森林给奶奶送礼物的故事情景中，教师创设情景，幼儿扮演小红帽，提着食物（沙包），走过独木桥、跳过小河（绳子）、绕过树林（椅子），最后将食物送到奶奶家。这样幼儿很自然的进入活动，并投入的去充当角色并在其中主动锻炼。让幼儿走、跑、跳、绕、提这些动作都得以练习。

3 加入儿歌，变无序为有序

在体育游戏中选择幼儿熟悉的形象，加入节奏韵律感强的儿歌能调动幼儿游戏的兴趣。儿歌为幼儿创设生动的主题情景，调动幼儿的兴趣和想象，使幼儿全身心投入活动之中，运用儿歌提示幼儿掌握动作要领、游戏过程、锻炼方法。

小班幼儿在学习某一技能时反复的练习会使幼儿情绪消极，难以达到活动的目标。儿歌中对体育游戏情景的语言提示指导不仅丰富了幼儿的想象，引起幼儿兴趣，还可以轻松的使幼儿达到预计的目标。

如，体育游戏《小蝌蚪找妈妈》，教师在游戏开始时念儿歌：“小小蝌蚪游游游，圆圆脑袋黑黝黝，细细尾巴扭呀扭，小河里面转圈游。转呀转呀转转转，东边游来西边游，闭上眼睛想一想，妈妈妈妈在哪头？”生动的情景性语言帮助幼儿想象游戏的环境、角色、动作，调动了幼儿的积极性，活跃了气氛。

又如，在体育游戏《我的宝宝在哪里》中，教师创设情景，戴上鸡（或青蛙、鸭子等）妈妈的头饰，念儿歌“小鸡小鸡怎么叫？”幼儿模仿小鸡动作走路，嘴里发出“叽叽叽”的叫声，老师又念“我的宝宝在哪里？”时，鸡宝宝快速送四周跑回到“妈妈”身边。在这个体育活动中，幼儿可以随着儿歌的节奏做相应的动作，同时教师变换角色，让幼儿始终充满兴趣，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中。

情景式体育教学根据幼儿的兴趣，爱好开展活动，教师给予适当的引导与指导，在玩中学，学中玩，使幼儿在愉悦宽松的情景中，充分体验体育活动的乐趣，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吴皑洁.感悟情景 收获精彩――浅谈情景性教学在小班美术活动中的尝试[J].家教世界，2015.18.

[2]包新萍.浅谈在快乐体育活动中如何培养小班幼儿的积极情感[J].成才之路，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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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管理原则导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D.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P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Bertalanffy、TalcottPar-sons和JamesE.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M.Gaus。其追随者FredW.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Gary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创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意义及启示

公共管理流派纷争，其主线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与行政

公共机构的任务，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政治家来完成；而行政者则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即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有学者对于政治与行政是否能分离表示怀疑，但二分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政治条件与政治因素来把握行政的实质与意义，促成了对政治与行政边界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改革发展使得政治与行政的边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采用了众多的组织形式，政治势力日益渗入行政领域。政治与行政界限的模糊导致责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传统的政治价值难以追寻，并产生了许多问题。

（二）公共与私人

在公共部门管理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划界问题”，如何选择属于公共、私人领域抑或公私混合领域，以及如何执行等问题的思考。在现实生活中，纯粹的组织形式是不存在的。既没有纯粹的公共组织，也没有纯粹的私人组织，构成了所谓的“模糊状态”。公共与私人边界移位使我们必须对传统公共部门原则进行重新思考，如公共权力与个人自由，资源配置问题、分配问题、所有制问题、官僚制问题等。公共部门管理创新，运用私人部门管理来提高效率、提高更优质的服务，这样可以减少成本，但也存在公共信任减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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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喜爱物理――乐学

兴趣是最好的导师.在教学中， 我们发现越是学生感兴趣的东西就越乐于自觉主动地去学习、去实践，学得就更深刻、更透彻.因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真正喜爱物理是我们每个物理教师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真喜爱物理，要让学生爱上老师.首先，要和学生建立起学习上的伙伴关系.放下教师的架子，多从学生的角度去考虑其感受，和学生打成一片，取得学生的信赖；其次，要平等地对待学生，多几份赏识.教师的眼光不能总留在好学生身上，总提问、关注成绩好的学生，对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更要倾心关注和悉心指导（如课上让他们回答简单问题、课后帮助辅导、经常表扬他们的闪光点等）；第三，要注重讲课艺术.课堂教学力求生动、幽默，让学生学得轻松，才能增强亲合力；第四，要尽量满足学生的需要.我们要经常找学生谈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学生的需求，真正走进学生的心里.只有让学生赏识你，学生才会走近你、接纳你.让学生由喜欢你的人到喜欢你的课，应该成为我们的追求.

真喜爱物理，要让学生爱上物理本身.首先，要上好初中物理第一课，让学生终身难忘.初中物理第一堂课，千万不能照本宣科，或是讲讲要求，必须让学生体会物理的神奇，进而爱上物理这门课.我们可以精心制作多媒体课件，展示物理自身魅力，也可以做几个新奇实验来抓住学生心魄，如：从倒置的漏斗口向下吹气反能吸住乒乓球、煮不死的鱼等；其次，让学生觉得物理有用，生活中处处皆物理.课堂上要注意引导学生观察生活及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物理现象，以引起对物理知识的渴望，同时要善于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物理知识去解决生活的一个个现象，学生自然会体会到学习物理的乐趣；第三，要做实验而不是讲实验.就目前而言，部分物理老师认为课堂上做实验效率低，而讲实验能解决考试的问题，这是典型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实验结果轻探究过程的做法，长期这样学生就失去了学习物理的兴趣与热情.因此，要让学生喜爱物理，就必须让学生动手实验.

2真主动参与――想学

诱发学生的学习欲望，提高学习兴趣，是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基础.让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学生想学了，才能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2.1课前要适当布置任务

要将物理课堂演绎得生动，必须补充一定的科技信息、小实验.如果这些内容只由老师搜集、制作，再在课堂上传授给学生，就会出现学生被动接受，学习效果就差了.因此我们可以在课前适当布置任务，人人动手动脑准备，利用身边的物品作为课堂教学器材，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校园网络提供的学习资源，让学生去查找相关信息，增添学生学习的责任感，引导学生主动地参与教学.

2.2课堂环境要宽松和谐

教学活动中教师必须善于创设民主平等、和谐宽松的学习环境，尽可能地让所有学生都“动”起来，这就要求教师摆正位置，尊重学生，对学生充满信任和理解.当学生的思维活动和结论偏离教师所设计和期望的轨道时，教师不应强行把学生的思维拉入自己的思维模式之中，更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中断学生的思维.教师要给予学生发表意见的机会，要善于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欢迎学生与教师争论.同时教师还应给学生心理上的支持，特别是基础差、性格内向的学生，要以温和的态度鼓励他们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采取适当的表扬树立他们的自信，这样他们的思维才会更活跃，主动参与课堂学习的热情才更高涨.

2.3情境创设要新奇巧妙

创设情境要从“贴近学生生活、围绕学习目的”的角度来精心设计教学环节，使学生处于一种“心求通而未达，口欲言而未能”的状态，从而激起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自觉主动地参与课堂的学习.创设情境的方法一般有：设疑导入、故事导入、图景导入、实验导入等等.例如，在讲运动的相对性时，可以引用古诗：“满眼风波多闪烁，看山恰似走来迎，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运用多媒体配上画面，引导学生分析出第二句是以船为参照物，第三句是选岸为参照物.这样直观生动、形象化的情景，使学生犹如身临其境，趣味盎然.

3真合作探究――会学

美国华盛顿国立图书馆墙上写有三句话：“我听见了，但可能忘掉；我看见了，就可能记住；我做过了，便真正理解了.”可见，物理课堂必须让每个学生真正“会动手、能探究”.

3.1探究的器材多样性

合作探究学习需要一定客观条件的支撑，教师要提供丰富的实验器材，这样能调动学生的探究欲望，增强主动探究的意识.比如：《压强》一节中，“探究压力作用的效果”提供的实验器材有：用钉子做腿的小桌、海绵、砝码、木板、盛有适量水的矿泉水瓶、装有沙的容器等，各小组自选器材探究，交流后会发现：选择的器材不同，均可以达到探究目的.

3.2探究的内容广泛性

探究活动的内容可以是教材指定的内容，也可以是与教材内容联系紧密的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同时，教师还应该结合本地条件和学生实际设计多种形式的探究活动，例如，调查研究、科学论文、实验制作、信息收集和整理等等.如让学生自己去收集“温室效应、热岛效应”的资料撰写探究小论文，培养学生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科学技术及社会问题.

3.3探究的时间充足性

在整个探究过程中，要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独立、自由地思考，让学生在亲自体验和创新过程中自主探究，体验合作学习的快乐.此外，探究活动还可以从课内延伸到课外，如学过声现象后让学生课后探究怎样减弱学校教学楼周围的噪声.

4真应用生活――享学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物理知识已渗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要善于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解释生活中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从而享受学习的乐趣.

4.1让学生体会到知识来源于生活

教学中应将学生的生活经验与知识学习结合起来，让生活中的物理走进学生的视野，进入我们的课堂，这样的学习就会感到亲切，从而产生强烈的学习兴趣.为此，教师就必须巧妙地运用学生在生活中的感知，注重激发学生生活经验与科学实际的矛盾，让学生在生活中多观察、多思考，使物理学习变得更主动具体、生动直观.

4.2注重学生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

让学生亲身体验和感受生活，在实践中去发现和探究问题，会极大地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教师要充分利用课程资源（如物理教材上的“想想做做”，“动手动脑学物理”， “STS材料”）引导学生制作小发明（如指导他们做水瓶琴、针孔照相机、水果电池、指南针、电动机等），鼓励学生阅读科普读物，这样，既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感受科学的真实性，消除科学的秘密感，又可以激发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情.

4.3试题取材要立足于生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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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教学；同行评价；优势；困境；出路

一、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法国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大师，他的思想和著述在国际学界广受重视。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也被美国学者华康德称为“社会实践理论”。该理论包括场域、惯习、资本等核心概念，这些概念相互联系、制约，交织成一个网络，被广泛用于分析个人或特定群体从事社会实践的机制。

场域（field）是布迪厄探讨社会实践活动的行动主体与社会结构的基本分析单位，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体在场域中实现二者的联接。“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场域是社会实践的空间，但其并非是静态的，而是充盈着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这些力量不断进行着博弈。场域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争斗的场所。每个场域都有其特定的逻辑，表现为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游戏规则。社会空间中存在多样的场域，且各种场域处于不断的分化之中，而场域的分化源于社会分化。场域分化的过程被布迪厄视为场域的自主化过程。自主化是指某个场域从其他场域中分化出来，展现出自身同有的本质，摆脱其它场域的限制和影响，遵循其特定的逻辑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但场域的自主化是相对的，场域分化以后仍会留有其它场域的某些影响，不存在绝对自主的场域。

惯习（habitus）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的又一个重要概念。布迪厄将惯习定义为一个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惯习是稳定性与可变性的统一。惯习是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它既是行动者在场域中进行实践活动的个体化表现，也反映了场域结构的特征。惯习形成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一般通过行动者的潜意识发挥作用。

资本（capital）是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在场域中活跃的力量是那些用来定义各种‘资本’的东西。”场域内存在力量和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既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又是用以竞争的手段。一种特定的资本只能在一定的场域中存在并发挥作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是布迪厄定义的三种资本类型。

总体而言，场域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空间或场所，惯习是行动者在社会实践中的个体化表现，资本是场域中力量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实践活动离不开三者的共同作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分析工具，也曾被布迪厄用来研究教育领域问题。本文尝试运用该理论，对大学教学同行评价进行分析，将其视为一种场域，分析其特有的逻辑以及惯习、资本在该场域的共同作用，或许能为我们理解大学教学同行评价实践活动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框架和操作性范例。

二、作为一种场域的大学教学同行评价

大学教学同行评价是由多个从事某学科或相近学科教学的、具有较高教学水平的教师或专家根据一定的标准来评定大学教师教学能力的一种教学评价方法与教学评价实践。大学教学同行评价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在其特定的场域中进行的，而这一场域的形成是源于场域的分化。

布迪厄曾分析过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社会上诸多子场域。由于他身处科学场域，对科学场域有更深入的研究。布迪厄认为科学场域是一个自主性最强的场域，“科学场域服从于一种不同于政治场域的逻辑”。科学场域自身也是由许多子场域构成的，也处于不断的分化中。由于科研评价的需要，同行评价应运而生。自17世纪时英国皇家学会杂志《哲学学报》以同行评价评审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起，科学场域的一个新的子场域――科研同行评价场域开始形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建设，已经成为较为完善的场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运作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同行评价开始运用于教学评价，教学同行评价场域逐渐从同行评价场域中分化出来。该场域的产生缘于大学教学评价需要多元主体，学生评教、同行评价、校友评价、自我评价等不同评价主体的不同评价方式组成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评价模式，促使教学评价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帮助教师实现专业发展，同时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教学同行评价作为一种分化的场域，有自身的运行逻辑与特点。

篇6

瑞典硬实力并不强悍，在国际事务中几乎无声音可言，但没有人会忽视他的国际影响力。

一位瑞典教授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国家：“只要瑞典科学院不再参与诺贝尔奖，他就可以摆脱所有的批评，但是这样的话，隅居北欧一个黑暗角落的小小瑞典，将会失去与世界科学事务所保持的独特接触。”

一句“独特”似乎能说明所有的问题。每年秋季，世界文学界的目光都会投向这个北欧小国，每年任何一个时段热爱和懂音乐的人都对此地趋之若鹜。但国土面积只有45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950万的瑞典，何以立足世界？何以受世界推崇？

當我们把目光从沃尔沃汽车、爱立信、伊莱克斯电器、ABB、哈苏相机，以及宜家家居、H&M等全世界响當當的品牌中跳跃出来，去审视他的文化、外交以及艺术上的成就，或许我们会找到这个以软实力撑起来的国家是如何发挥着比自身实力比例大得多的国际影响力的答案。

平等的典范

“瑞典”一词来自瑞典语“安宁的王国”的意思，国名来自瑞典的起始地区（今瑞典中部），别称“森林王国”。同很多北欧国家相同，瑞典也是“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他更被视为具有社会自由主义倾向以及极力追求平等的现代化福利社会。

瑞典的安宁首先来自于他的平等。1991年，瑞典完成了与此相关的第一部法案——《平等机会法》，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在世界范围内，瑞典在反对歧视、确保性别平等方面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国家，并被称为“瑞典模式”。对于瑞典文化中的这种平等主义，以研究跨文化心理著称的美国心理学家特里安第斯将其称作为“平面式个人主义”，也就是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他的平等首先在王室继承上得到体现。瑞典历史学家安德松说：“瑞典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帝王史。”这观点即使在瑞典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国王在瑞典历史上，尤其是在中近代历史中曾起过重大，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从1980年起，瑞典开始实行完全的王位同源继承制，也就是王室的第一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是法定的王位继承人。王储维多利亚公主将成为瑞典第70位国王，也是瑞典王国历史上的第三位女王。

瑞典人相信，性别平等就是政治，他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反过来又推进了社会平等、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

1994年，具有高度性别平等敏感的瑞典首相帕尔梅提出了一项新的战略——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一战略随后在1997年被定为联合国的国际战略。1974年，瑞典政府规定所有公民均享有“父母津贴”，在當时的欧洲各国引起很大关注。1999年1月，瑞典政府又引入新法案，给客定罪（最高刑罚为入狱6个月）。这个基于“是对女性有系统的剥削形式之一”的理念制定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法律，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也正是在这种核心文化的影响下，瑞典人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对世界作出了一系列的卓越贡献。一直以来瑞典都是举世公认的在确保男女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国家。1998年，联合国在一次人文调查中把瑞典选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其“参数”主要是在男女平等和穷人富人之间的经济分配两个方面。10年后，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各国性别平等排行榜上，排在最前面的依然是瑞典。这个排行榜的主要依据是4个方面：男女薪酬、教育机会差异、政治代表权差异和包括平均寿命在内的健康差异。世界经济论坛对瑞典的评价是：男女劳动力就业和薪酬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小。

2009年10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盟第八次减少贫困和社会排斥圆桌会议上，欧盟委员会负责就业、社会事务和机会平等的委员弗拉迪米尔·什皮德拉表示，“就业市场歧视仍然是欧洲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欧盟在此领域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反对歧视不能只是一句空话，而要成为现实。”而至于如何让反对歧视、确保平等成为现实，瑞典政府在确保性别平等方面的做法，显然是一个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的成功模式。

文化输出立身

平等是瑞典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也树立了他平等、谦和的国家形象。而每年诺贝尔奖的颁发和瑞典的文化输出是其对外交流的主要窗口。

外人很难想象在寒冷的瑞典，人们对于诺贝尔奖是抱着怎样的激情。每年10月份快到时，甚至计程车司机似乎都会参与到猜测游戏中去。诺贝尔奖是以瑞典著名的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的部分遗产（3100万瑞典克朗）作为基金创立，1901年首次颁发。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为全世界不同文化、肤色的人提供了一次交流的机会，这是瑞典人向世界打开的一扇窗口，他提供了一个外国人看瑞典的视角。带着高贵血统的诺贝尔奖晚宴非常受关注，这一切都能让外界了解瑞典”。瑞典民众如此评判。

虽然到现在人们对诺贝尔奖的设立和评选标准仍褒贬不一，但瑞典借此连接世界的作用显而易见。

除了诺贝尔奖影响，瑞典文学和音乐的输出也是闻名遐迩。

乌普萨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小有名气的文化城市，瑞典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就建于此地。乌普萨拉大学附设众多研究所，其中有享誉世界的地震观测所，乌普萨拉城因此而扬名世界。

瑞典文化生活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小说家兼剧作家斯特林堡、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使瑞典文学充满生机。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世界各大主要语言，对世界文学包括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2004年，中国北斗文学奖就把终生成就奖的荣誉授予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以表彰他对當代诗歌的贡献。这是第一次一个外国诗人获此殊荣。

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第三大音乐输出国，从ABBA到Cardigans，从Emilia到Hives，瑞典流行音乐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吸引着无数世界乐迷的目光。以Max Martin（为后街男孩、小甜甜Britney Spears等制作了许多经典的热门单曲）为代表的瑞典制作人、作曲家，对世界流行音乐排行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瑞典的知名乐队，相信稍微了解一些欧洲音乐的人都会挑起大拇指，瑞典的音乐绝对堪称欧洲最佳之一，例如70年代的ABBA，这个瑞典四人组曾经轰动全世界。

在电影方面，虽然瑞典电影还很小众，但是特色分明。瑞典人自己拍片从1898年开始，1917年，斯约史特洛姆拍摄的故事片《赛尔日·维根》开始了瑞典电影发展的新阶段。在这部影片里，确定了后来被称之为“瑞典古典学派”的一些美学原则。这个学派曾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80年代以后，瑞典每年摄制故事片15～20部。瑞典电影学会从1966年起也摄制影片，该学会是电影情报和科研单位，有自己的电影俱乐部，学会所属斯德哥尔摩电影资料馆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资料馆之一。

对文化的重视也在国王身上得到体现。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对环境问题非常关注，是公认的环境问题专家，曾获得过美国环保署奖等奖项。他每年都会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斯德哥尔摩水周，并亲自颁发水奖。国王也很重视和关注瑞典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譬如向公众开放王宫、展出王室收藏和花园等建议都先后得到落实。

卡尔十六世的祖父、68岁才即位的古斯塔夫六世（1950年～1973在位）是一位热情的中国艺术爱好者和专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1914年在他推动下，瑞典国家博物馆举行了首次从青铜器时期到19世纪的中国艺术展，其中许多展品出自他的个人收藏。

被称作中国境外最大的中国史前文物收藏地的瑞典东方博物馆，就是在他的收藏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如今已经成为欧洲研究东亚和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收藏的中国文物约8万件，时间跨度从史前直到近代。

中立外交艺术

无可置疑，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要想长足发展，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瑞典王国是北欧最大的国家，居欧洲第5位。在17世纪，瑞典长期奉行“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对外政策，近两个世纪没有任何内外战争，在一个世纪里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现代化的福利国家和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强国。

“中立”的外交政策正是瑞典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瑞典国家外交的艺术。

而瑞典的外交也经历了多次转变，1630年，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决定介入欧洲的30年战争，以保护新教、扩大斯德哥尔摩在欧洲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近200年间，瑞典曾热衷于欧洲政治并参与了大陆许许多多的争战，直到1809年被俄罗斯打败并割让一块土地（即如今的芬兰）给后者为止。

这也导致瑞典随即发生了宫廷，并采纳了新宪法。新宪法大大削弱了国王的权力，规定国王与议会分享国家的统治权，不再醉心于征战欧洲大陆，贪图王国的领土扩张。如此一来，瑞典在对外政策的选择上变得更加谨慎，开始权衡各种政策的利弊得失。瑞典最终选择了“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外交取向。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瑞典即退出了欧洲大陆的政治、军事纷争，成功地避免了欧洲的连绵争战。

瑞典采取“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独特外交和安全战略，并不意味着他不介入世界事务，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恰恰相反，他的中立主义是以积极的国际主义外交为补充的。与其有限的国家规模和外交资源相比照，冷战期间瑞典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活跃程度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战后瑞典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其福利制度之完善，即使當时最成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难以企及。一时间，“瑞典模式”成为各国学者和政治家们纷纷研究和关注的焦点，甚至被经合组织誉为“世界的典范”。这一成就给瑞典政府带来的不仅仅是自信，而且使他获得一种道德上的优越地位，加上他不依附美苏集团任何一方的中立主义外交取向，这一切很自然地将他推向“国际主义”外交路线。

然而，德国的统一和冷战的结束，促使瑞典重新审视他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特别是1990年瑞典遭遇50年来最大的经济衰退和社会问题，传统的“瑞典模式”正在走向一个时代的尽头。

瑞典也随之试图通过加入欧共体来缓解国内面临的经济困难。不过，此时欧共体正准备发展成为欧洲联盟，这对瑞典这个最坚定的独立外交维护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与瑞典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不结盟、中立的对外政策格格不入。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瑞典加入欧盟实际上是在进行两种交换，即“以自主换取富有，以换取声音”。

创新推动转型路

當然，对中立瑞典的处国艺术，评判不一而足。而瑞典的发展却有“积极”的一面，科技创新是瑞典由“软”变“硬”的重要途径。

瑞典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之一，拥有众多知名跨国公司，在各自所在领域掌握核心技术。科研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居世界首位，并坚持把有限的资源高度集中到几大支柱性产业，而不是遍地开花。

从瑞典全国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来看，瑞典在世界各国中高居榜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已达3%，比美国高出将近05个百分点。进入21世纪后，瑞典进一步加大了科研投入。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2001年，瑞典科研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一度高达4.3%。

瑞典科技创新机制的一大特色是，企业起到了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绝大部分科研创新成果是企业取得的。约20年前，瑞典企业用于研发的经费就已经占到全国科研发展总经费的2/3，时至今日，其比重进一步增大到3/4，如2007年瑞典全国1100亿瑞典克朗的科研总投入中，企业研发投入占到74%；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投入占21%；政府机构，如备事业署、备省市研发资助机构的研发投入占5%。

瑞典雄厚的科技创新实力还得益于大学和企业的密切合作，知名学府成为企业科研项目“孵化器”。

瑞典企业之所以愿意与大学展开密切合作，是因为瑞典拥有一批世界知名学府，其科研水平也是世界一流的。如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被广泛认为在医学研究上仅次于哈佛大学。此外，已有500多年历史、造就了9位诺贝尔奖得主的乌普萨拉大学，以及皇家理工学院、隆德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查尔摩斯工学院，都是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高等学府。长期以来，瑞典人均发表科学论文数仅次于瑞士，位居世界第二。

篇7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MarcelProust,Alarecherchédutempsperdu）

语言交换--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建立于编码与解码的基础之上，在一定规则或创造力的辅助下的一种交流关系--也是一种经济交换。它形成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或者市场）之间一种特定的象征性权力关系中，其中生产者被赋予了一定的语言资本，而消费者，则有能力获得一定的物质的或象征性的利润。换句话说，言说并不仅仅是需要被理解和破译的符号（除了在特别的情形中）；他们还是财富的符号（signsofwealth），意欲被评价和赞美；也是权威的符号（signsofauthority），意欲被相信和遵从。与文学（尤其是诗歌）中语言的运用大相径庭，在日常生活中语言很少被作为单纯的交流工具。对于信息最大效率的追求仅仅是语言生产的另一个突出目标，并且它所暗示的这种对语言的工具性使用，往往与对象征性利润的下意识追求相冲突。因为除了明确表达出的信息之外，不可避免地，语言实践还在交流着关于交往态度或曰表达风格（expressivestyle）的信息，而这种表达风格，被参照理论的或实践的竞争风格来看待和欣赏，则具有着社会价值和象征的有效性。

资本、市场与价格

言说只有在与市场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及其意义，而这一市场则以特殊的价格形成规律为其特征。言说的价值取决于言说者语言能力之间所固有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既可以理解为他们生成性的能力，也可以理解为他们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换句话说，言说的价值取决于交换关系中所涉及的各不同主体是否具有将最有利于自己的欣赏准则强加于其他主体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语言本身。显然，语言能力（作为被社会界定了的生产能力，它形成了由社会界定的各语言生产集团的特征；而作为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它界定了其自身带有社会烙印的市场）之间的关系，帮助确定了特殊的交换行为中价格的形成规律。但是语言的权力关系并非完全是由占主流地位的语言力量所单独决定的；它还与所讲语言自身的特点、使用这种语言的言说者、各不同集团对该语言的相应掌握水平有关，整个社会结构在此（因而也在言说话语的过程中）相互作用。这正是被相互作用主义者的眼光所忽视了的一点。相互作用主义者把相互作用看成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忘记了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是在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还是在殖民时期的讲法语者与讲阿拉伯语者之间，或者是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发生在前殖民国家的两个成员之间，譬如说一个讲阿拉伯语者和一个讲法语者之间。相互作用主义者的这种看法，从相应的语言或用法，以及讲这些语言的集团之间的客观关系中，推导出了言说的具体形式。对于要回到事物本身，并取得对"事实"更为确切的把握的关注（这一关注常引起对微观社会学项目的研究兴趣），只能使人纯粹而简单地错过"事实"，因为事实常常存在于结构之中，并且这种结构超越了其所揭示的相互作用，因而并不会为直接的直觉让步。于此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由屈尊策略（strategiesofcondescension）所提供的了。一份贝亚恩省(Béarn，法国西南部的一个省)发行的报纸如此写道，波市（Pau）的市长，在一次纪念贝亚恩语诗人的庆典上，对与会的群众用贝亚恩语发表了讲话，"听众被这种细心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要使母语为贝亚恩语的听众感觉市长用贝亚恩语发表讲话是一种细心的举动，大家必须默认，法语是正式场合发表正式讲话的唯一可接受语言。屈尊策略正是从每个人在实践当中所面对的（甚至或尤其是当法语空缺时）客观存在的语言权力关系中，通过象征性地放弃这一权力关系（指语言之间的等级制度与讲这些语?缘娜嗣侵涞牡燃吨贫龋┒竦美螅rofit）。只要在场的人们之间明显的地位差异（或者说是他们社会属性之间的差异）已经为所有人(尤其是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们，包括参与者与旁观者)充分理解和认同，那么象征性地放弃这种等级制度（例如通过使用"能打动一般人的本领"），就能使言说者获得一种来源于未被解除的等级关系以及来源于明确地象征性地放弃这一等级关系的双重利润--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利润是通过加强等级关系获得的，尽管利用这种等级关系与社会认同是相一致的。事实上，贝亚恩人的市长能够取得这种屈尊的效果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大城市的市长，除了他所表现出的从容自信之外，他还具有所需的头衔（他是一位称职的教授）以确保他是理所当然的"高级"语言的"高级"使用者[没有人，尤其不会有省报的记者，会想到要像称赞市长的贝亚恩语一样称赞他的法语；因为依据职权（exofficio），他被认定就应当是一个合格的、被获准的能够讲一口"标准流利"的法语的人]。被称赞为"标准流利的贝亚恩语"，必须是来自合法语言的合法言说者；否则就会被认为完全是毫无价值的--并且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正式场合里这是不可能的--譬如从一个农民口?兴党觯┤缢私馐臀裁淳芩竦昧私洗蠓荻畹难∑保⒉辉蜗氤晌謇锏拇宄ぃ担ㄓ梅ㄓ铮┧?quot;不懂得如何讲话（指法语）"。这就揭示出对于语言能力的定义完全是社会性的。由此还可以看出，在语言场域，要现存的等级制度（在文化场域也是这样），也（also）与屈尊策略相类似，是那些对自己在现存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充分自信的人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否定这种等级制度同时又不会显得无知或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假如贝亚恩语[或者其他如克里奥尔语（Creole）]有一天可以在正式场合讲，那么这也是由于讲支配性语言者的功劳；他们对于语言的合法性有充足的理由（至少在他们的谈话者眼里是这样的），能够避免被怀疑为退回到落后的语言或者缺少更好的东西（fautedemieux）。

由于某些能动者不能够将最有利于自己的准则施加于由他们自己或由别人所提供的语言产品之上，所以这一事实就显现并且被确认了下来，即：在语言市场上所取得的权力关系，其变化决定了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市场上可以获得的价格的变化。这种强加的合法性的影响越大--市场法则就越是有利于由最大语言能力的拥有者所提供的产品--当合法语言的使用更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当场合更加正规时（也就是当情况对那些或多或少有正式发言权的人更有利时），消费者也就对合法语言和合法语言能力给予更加完全的确认（这一确认与其对这种语言的知识相对无关）。换句话说，市场越是正规，其准则在实践上也就越是与合法语言的标准相等同，支配者或曰合法语言能力的所有者，有权发表讲话的权威者，也就越发处于支配性地位。语言能力并不仅仅是技术能力，并且只要它是依靠法定属性[贵人行为理应高尚，（noblesseoblige）]的影响，靠强加法定能力而获得的，那它就是经常与技术能力相伴随的一种法定的能力，而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技术能力是法定能力的基础。合法的语言能力是一个获得了授权的人所具有的获得了法律认可的能力--即一个"权威"在正式场合中使用合法的（或曰正式的）语言的能力。经过授权的、权威性的语言，是为官方所认可的话语，是值得相信的，用一句话来说，是操作性的（performative），是宣称为（并且具有最大的成功可能性）有效的。上述所界定的合法语言能力揭示了操作的有效性，让人可以理解，在社会心理学确定言说有效性的具体实验中，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讲话时的发音（pronunciation）（其次是用词）；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对法定能力的特殊的、可靠的衡量尺度，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的权威性。对于决定了相关市场中通行的价格评估准则的象征性权力关系的估价，仅在它们表达了言说他们的那些人的社会权威和社会能力的范围内，考虑到了话语特殊的语言属性。它们发挥作用的方法与其他非语言的属性--例如声音的特点（鼻音或者喉音）--相同，发音器官的恒久倾向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标志之一，而所有更为外在的社会品质，如贵族或者学术头衔；服饰，尤其是制服和正式服装；某些制度的特征，例如神父的讲坛、教授的讲台、演讲者的演讲坛和麦克风，所有这些都把合法言说者置于一个突出重要的位置，并且通过这种预设的空间结构形成了整体结构的相互作用，并最终建构成一个整体，而语言交换正是在这一整体中发生的。

因此，越是在正规的情况下，支配性语言能力就越是有可能在特定市场中发挥其作为语言资本，强行将最有利于自己产品的价格形成规律施加于市场，并且确保自身获得相应的象征性利润的作用。因为情况越是正规，他也就越发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强加对支配性表达方式的合法性的认同，把作为其特征的可选的诸形式（至少在发音的层次上），转变为不可更改的规则，转变为"礼仪上必要的（derigueur）"（就像正式宴会中的黑领带），从而使这些语言产品的接受者，即使在正规情况的限制之外，也倾向于知晓并且承认这种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换句话说，这些不同的条件越是趋同，这种情况在市场上发生的程度也就越高，在实践当中赋予市场上彼此冲突的语言产品的价值与其在理论上所具有的价值--也即，在假设的统一市场中，它们与其在整个语言风格系统中的位置相对应所具有的价值--也就越是接近。另一方面，随着交换环境正式程度的减弱，以及交换被具有高度权威的人所支配的程度的减弱，价格形成规律对于被支配性语言惯习的产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也就趋向于减弱。

确实，象征性权力关系，作为市场的重要构成要素，其定义可以通过谈判（negotiation）磋商，而且在一定限度内，市场可以被关于话语使用条件的元话语（metadiscourse）所操纵。这包括，例如，用于引入或解释过于随便或者令人吃惊的表达（"您如果允许的话"，"假如我可以这样说"，"您如果原谅我这种说法"，"带着所有的尊敬"，等等）或者是那些强调性的，通过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达，在特殊市场上被欣赏的坦率（"私下说"，"仅限于我们之间"等等）。但有一点是无须说的，就如在屈尊策略中所表现的那样，一个人拥有的资本越多，他就越有能力操纵市场。还有一点也是确定的，即无论市场多么统一完整，都无法阻止被支配个人在私人生活的空间里，在朋友中间，找到一个使正式市场中通行的价格形成规律无法发挥作用的市场。在这些同类伙伴之间的私人交换中，"非法"的语言产品是按照这类标准--即按照他们自己的生产准则调整过的标准--来加以判定的：也就是把他们从必须的、相对的区隔逻辑和价值逻辑中解放出来。尽管如此，正式的规则，只是暂时失灵而非真的被违背了，它仍然是有效的，并且一旦被支配个人离开这些可以畅所欲言的场域（他们有可能在这里度过终生），正式规则就会重新强加到他们身上，就如其在正式场合控制发言人的语言生产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因此，要在这片自由绿洲的语言使用中，找到一种"真正的"通俗语言，将是相当错误的。因为在这里人们有许可(license，一个典型的词典词)，处于朋友之中，不必"管好自己"。这一点也是确实的，即当面对正式的市场，例如由语言测试或者科研调查所形成的市场时，通俗语言的能力往往被摧毁了。语言合法性的事实正在于此：即使被支配个人像韦伯所描述的贼那样，在正式规则所触及不到的地方度过终生，但他们仍旧总是处于正式规则的潜在判决（potentialjurisdiction）之下，所以当一旦被置于正式环境中时，他们就只能像语言调查中所记录的那样，只有沉默或者结结巴巴的话语。

这意味着，相同语言惯习的生产随着市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并且所有对语言的观察都记录了一种话语，而这种话语是语言能力与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的联合产物。由于在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中，价格形成规律与学术市场的价格形成规律紧密相关，因此，在这一市场中紧张程度是非常之高的。要把所有可以解释记录中的这些差异的变量都详细地确定下来的所有努力，都有忽视调查环境本身的风险，而作为一个隐藏的变量，它无疑是不同变量所具有的不同权重的根源(ahiddenvariablewhichisdoubtlessthesourceofthedifferentialweightofdifferentvariables)。那些希望打破语言的抽象性，试图建立对语言能力的社会因素进行考察的统计指标（用这种或那种发音学的、用词学的或者是语法学的指数）的尝试，只是走了一半路：他们事实上忘记了这一点，即在特殊市场环境中所衡量的不同因素--由询问本身所造成的--在不同的环境里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相对权重，因此重要的是确定决定能力的各不?蛩?-即那些决定了能力的解释权重是如何随着市场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因素--（这要求要发展适宜的实验项目）。

象征性资本：一种被认同的权力

如果我们把操作性言说看成是象征性支配--在所有语言交换中都会发生的--的影响的一个特例，那么关于操作性言说的问题将会显得更加清楚。语言的权力关系绝不能仅凭现存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予以界定。不同能动者的重要性还依赖于他们的象征性资本--即他们从集团中所获得的象征性资本--或曰依赖于认同（recognition），无论这种认同是否已经制度化了。象征性强制--这种巫术般的有效性既是命令又是通行密码，而且是要求得以实施的仪式话语或简单的命令，或者甚至是恐吓或侮辱--只有同社会条件相吻合时才能发挥作用，而社会条件与话语的严格语言逻辑是大相迥异的。哲学家的语言，若要获得它所宣称的重要性，就必须与社会条件相吻合，以确保他人对之（指哲学语言赋予自己的重要性）给予相应的认同；同等的，仪式交换的设立，就如同众多事物中的弥撒，以下面所述为前提条件：即所有社会条件都已经确立好，而这些社会条件正是为了确保已经在彼此内部取得一致的、合适的发出者与合适的接收者的语言生产获得应有的效果所必需的。理所当然，当能够确保这种认同关系再生产的机制，也就是作为权威基础的机制，停止运作时，宗教语言的象征有效性就将受到威胁?U庖坏阍谌魏蜗笳餍郧恐频墓叵抵卸际钦返模词乖谑褂靡蟊惶印⒈幌嘈挪⑶冶蛔袷氐暮戏ㄓ镅允保彩侨绱耍挥性谏厦娣治龅乃斜Vち酥湫杂镅约捌浜戏ㄐ匀贤乃忱偕幕贫加行保拍芊⒒悠涮厥獾挠行浴H嗣腔蛘呖梢运潮阕⒁獾剑魏斡墒褂煤戏ㄓ镅运竦玫亩捞匦岳蟮脑慈既∽陨缁崾澜绲恼澹约案秤杵浣峁沟闹涔叵担苷庖焕蟮淖钪匾刂凰坪醯サセ诟萌说母鋈似分省?nbsp;

奥斯汀关于操作性言说的记述并非仅仅局限于语言的范围。这些制度行为（actsofinstitution）的巫术般的有效性，是与制度的存在分不开的，而正是这种制度，界定了巫术话语发挥效力所必需的条件（关于参与者、时间或地点等等）。正如奥斯汀所分析的案例中所表明的，这些"恰当性条件"是社会条件，当某人希望恰当地(felicitously)进行为船舶命名或为人洗礼的仪式时，他必须是有资格（entitled）这样做的，这与命令时必须具有为命令接受者所认同的权威是相同的。确实，语言学家已经纷纷在奥斯汀对操作性的断断续续的定义中，发现了一个驳回奥斯汀所提问题的借口，并且以此试图忽视市场效果而回到狭义的语言学定义上来。他们正是通过在明确的操作性--即其自身就表征了某个动作的完成，因而是自我检验的表达--与含义更广泛地、意味着一个动作被完成所需要的陈述、而不仅仅是为了说些什么的操作性之间做出区分，或者更简单点说，在严格的语言行为（例如宣布一个会议开始了）与超语言行为（通过宣布会议开始来开始这一会议）之间做出区分来做到这一点的。通过这一方法，他们认为，自己反对任何分析操作性言说得以运作的社会?跫男形钦返摹R蛭滤雇∷致鄣那〉碧跫簧婕俺镅孕形恢挥形擞行У乜家桓龌嵋椋判枰皇谌ㄕ庋觯魏稳硕伎梢孕蓟嵋榭迹词顾男际峭耆扌У摹?nbsp;

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只为了去发现我所做的必须是我所说的，是否有必要？但是通过把语言与超语言之间区隔的推论推进到一个极限--语用学正是意欲以这一极限作为其自治的基础（与社会学相关时更是如此）--语用学通过归谬法（reductioadabsurdum）证明，像奥斯汀所描绘的那种非语言风格行为（illocutionaryact），如果其背后不具有某种社会秩序，那它就只能是无法获得认可的制度行为。"很显然，鉴于一个人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开始会议，但并非处于较高职位才能下达命令，因此一个战士可以对他的长官下达命令，尽管他的命令几乎没有被遵从的可能"。或者还有："要有效地召开一场会议，并非所有人，而只有一个人是必须由相应的制度所授权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权说完一句类似于命令的话，因此所有人都有权完成这样的语言动作。"这种由明确的操作性所表征的"纯"操作性的建构，具有能够通过对立推理（acontrario）带出关于普通操作性表达的前提条件的优点，而这则暗示着与其成功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关联。从严格的语言学角度看，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话，一个列兵可以命令他的上尉去"清扫厕所"，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事实上这正是奥斯汀考察恰当条件的问题时所采用的角度），很明显并非任何人可以宣布任何事，或者只能冒着风险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共场所高叫，"我命令全民总动员"，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权威，这不能成其为"行动"，这样一种言说仅仅是言语而已；它将自身降格为无用的吵闹，孩子气，或者疯狂。将语言行为与其实现条件分离开的逻辑实验，通过这一抽象行为所引发的荒唐，显示出，操作性言说作为一种制度行为,从社会学角度看，不能脱离给予其存在的理由或目的（raisond’être）的制度而独立存在；假如它不顾一切地产生了，那么它将失去任何社会意义。由于一项命令或者甚至仅仅是一个通行口令，都只能在事物的一定秩序的情况下发挥功效，因此，其成功取决于所有构成社会秩序的各种规则的关系。如他们所说，一个人如果在不具备恰当条件的情况下梦想命令，将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对恰当条件的预期，通过仔细考虑并感受言说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将有助于确定言说。只有一个无望的战士（或者一个"纯的""语言者"）才会想象到要给他的长官下达命令。操作性言说暗示着对拥有这种或那种权力的公开要求，一种或多或少被认同因此也或多或少为社会所批准的要求。这一要求，通过词语而作用于社会世界，即巫术一般地，其或多或少的疯狂或者合理取决于它有多少社会客观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对比两种巫术般的命名行为，这两种行为具有完全不等的社会保证性：缺乏授权的侮辱（"你只不过是一个教授"），冒着被反击的危险；与官方命名或曰"任命"（"我任命你为教授"），带着由集团所赋予的所有强有力的权威，并且能够授予被命名者以一个合法的、也即被广泛认同的身份。

关于操作性言说的限制的例子，是法律行为--当它按照规定，为有相应权力的人说出，也即由代表整个群体的能动者所说出时--能够以语言代替行动，如他们所说，是具有效力的：法官只需要说"我认定你有罪"，因为有一系列的人和制度去保证判决的实施。对于话语中"非语言风格力量"背后的具体语言规则的研究，此时就要让步于对何等条件下个人及其言语才能具有这样的权力的明显社会学研究。操作性言说具有如此魔力的真实源泉，就在于职责的秘密，或曰由于委任的特点使一个人--国王、教士或发言人--获得了代替一个集团讲话并且行动的授权，因此，魔力就在他身上得以建构并且由他来建构了。更准确地说，它存在于职责制度（institution）的社会条件之中；而正是这种职责制度，通过授命人作为集团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媒介，把合法的代表建构成了能够通过言语作用于社会世界的能动者；并且它是通过以特殊的符号和徽章来表明这一事实--即他并非以自己的名义和以自己的权威的名义在行动--而做到这一点的。

所有的象征性权力都来自于对权力的象征。象征性特征--在权杖（skeptron）的例证以及在对非法穿着制服者的制裁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是一种公开的表现，并且是委任和约的一种官方化：标志着法官职位和贵族身份的貂皮长袍和医生的大褂，表明了法官或医生是被认为具有正当理由（在集体的认同之下）宣称自己是法官或医生的，他的冒名顶替--从他外表表现出来的装扮来看--是合法的。能力，尤其是语言能力--医生们所讲的拉丁语或者是发言人的雄辩--从有权讲话并且通过讲话而行使权力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能力的表现。权威语言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修辞、句法、词汇甚至是发音，都仅仅是为了强调其作者的权威以及他所要求获得的信任的。在这一方面，风格只是机制（mechanism）的一个元素，从帕斯卡式的（Pascalian）意义上来说，语言通过这一机制，达到了生产和强加其自身重要性的表征的目标，并且达到了帮助确保其可信性的目标。权威话语的象征有效性总是部分地依赖于言说者的语言能力的。当然，如果讲话者的权威没有被明确的授权，那么这一点就将更为正确。依此类推，象征性权力的实施与对话语形式（form）的注重是相伴的，在古代社会中诗人的例子已经充分证明，对话语形式的注重具有展现言说者的掌握能力，并且为其获取集团的认同的目标。[这一逻辑在流行的挖苦技巧中也可以见到，它通过夸张的言谈和对仪式程序的有规则扭曲，产生了一种表达效果，即允许人"让人们同他一起嘲笑"]

这样，正如在陈述性的例子中与市场的关系界定了被接受的可能性，并且由此界定了话语的形式，在操作性言说的例子中，与可能性--由特定市场所提供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恰当性的条件。我们必须因此而断言，与所有明显的语言秩序的自治形式相反，所有的言语都是由市场生产也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并且正是市场决定了言语的存在及其最为具体的属性。利润预期

既然话语只能在其存在的形式中存在，只要它不单单是语法上正确的，并且最重要的，还具有社会可接受性，即能够被听到、被相信，并且在既定的生产和流通关系的状态中是有效的，那么依此类推，对于话语的科学分析，就必须要考虑到作为相关市场之特征的价格形成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要考虑到界定了话语可接受性的社会条件（包括具体语言学的语法规则）。在现实中，所面对的接受条件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而对市场裁决的预期，则有助于决定话语的生产。这一预期，与有意识地计算毫无相似之处，是语言惯习的一个方面，作为与特定市场规律延长的、初始关系的产物，它倾向于作为对可接受性的实践感觉和对自身语言生产的可能价值的实践感觉，以及其他语言生产在不同市场上的可能价值的实践感觉，而发挥作用。正是这种对可接受性的感觉，而非其他形式的源自对象征性利润最大化的理智计算，鼓励人们在生产话语的过程中，把话语的可能价值考虑在内，从而决定了修正和其他形式的自我审查制度--个人通过接受使自己在社会中被接受这一事实，而对社会世界所做的让步。

由于语言符号也是商品，也注定了要被能够提供信用的权力（随其所在市场的不同规律而不同）给定一个价格，因此，语言生产不可避免地要受对市场裁决的预期的影响：所有动作性的表达--无论是朋友之间的言语交换，官方授权发言人的言辞或者是科学论文的学术话语--都以可接受条件为标志，并且其属性的一部分（即使从语法层次讲）要依存于这一事实，即，在对相关市场规律的预期的基础上，其作者经常不明智地、无意识地这样做，试图将其从实践--而实践，不可分割地，是为了交流而定位的，并且需要被估价--中可获得的象征性利润最大化。这意味着市场决定了语言产品的价格和性质，因此也决定了它的客观价值；而对这一价格的实践性预期也有助于此；并且这还意味着与市场的实践关系（从容，羞怯，紧张，尴尬，沉默，等等）有助于确定市场裁决，因此也为部分地促使这种关系产生的裁决提供了一个明显合理的理由。

在象征性生产的例子中，由市场通过对可能利润的预期所施加的限制很自然地采取了对审查制度(censorship)的预期的形式，这种预期是一种自我审查制度，它不仅决定了说话的方式，即语言的选择--在双语情况下的"符码转换"--或者语言的"水平"，而且决定了哪些东西是可以说的，哪些东西是不可以说的。

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中，所有事件的发生好像都是这样的，即语言规范（价格形成规律）是由最接近合法语言能力的能力拥有者所施加的，或曰，是由相互作用中的支配性言说者所施加的，并且正规程度（在公共场合，正式场合，等等）越高，情况就越是如此。看来似乎是这样的：当不同种类资本之间的差距越大时，即使所有的其他情况都不变，施加于被支配言说者身上的审查制度对他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采取合法表达方式[在讲方言土语（patois）的言说者的例子中即法语]的必要性，也将更强大--然而这种限制在相同的象征性资本和语言资本的所有者之间，例如在农民之间，是不存在的。从特殊语言资本和其他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的角度来看，使用两种语言的情况，能够使人准实验性地观察到，语言的使用是如何随着言说者之间的关系和他们所掌握的表达工具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样，在1963年贝亚恩省的一个城镇中观察到的一系列相互作用中，同一个人（住在附近村庄的一位老妇人）先是在城里用一种"方言土语的法语"同一位年轻的商店女老板讲话，这位女老板来自贝亚恩省另外一个较大的城市（并且，作为一个更加的"城市人"，她或许听不懂贝亚恩语，或者会装作听不懂）。然后，她用贝亚恩语同一位居住在城里，年纪与她差不多，但来自农村的老妇人讲话；然后她用认真"修正过的"法语同一位城市小官员讲话；最后，她用贝亚恩语同一位来自农村、年纪与她相仿的城市修路工讲话。非常明显，调查者，作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只能遇到认真修正的法语或者沉默；假如他自己使用贝亚恩语，这或许会缓和交换中的紧张，但是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都会如屈尊策略一样，可能造成一种不亚于最初关系的虚假局面。

对于市场所固有的规律以及体现市场规律的裁决的认识和认同，决定了对话语的策略性调整，决定了在合法发音的代表在场时，他们是否注重"修正"自己的低级发音，并且更为普遍的，决定了所有的修正--即通过更为准确地使用可利用资源，以倾向于维持自己语言产品的修正--或者，决定了一种相反的趋势，即为了生产适应特殊市场需求的产品，退而使用较为简单的句法以及短语的趋势。社会心理学家在成年人对孩子说话时经常观察到这种趋势。对于"讲好"和"讲话得体"的关注，总是使话语从一定程度上更加接近于委婉语（euphemisms）；它们是妥协的形式compromiseformations)，是表达利益（所说的内容）与特定语言的生产关系中（不管是语言相互作用的结构还是特殊场域的结构）所固有的审查制度--即一种强加于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能力的言说者或者写作者之上的审查制度，或曰，一种存在于这些象征性权力关系之上的具有或多或少重要性的象征性权力--相互交易的结果。

话语形式（form）的区别，更准确地说是其在形式上[正式性的（formal）]被控制主宰和推敲提炼的程度，因此一方面就取决于市场的客观紧张程度（objectivetension），即环境的正式程度，以及在相互作用的情形中，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在语言及其他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上）或者是他们各自所属的相应集团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言说者对这种紧张程度及其所暗示的审查制度的"敏感性"，同时还在于言说者对高度紧张做出高度控制的、由此也是非常委婉的表达反应的紧密相关的自然倾向。换句话说，话语的形式和内容取决于惯习（它本身也是具有一定水平紧张度的市场裁决的产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市场由或多或少被强化了的一定水平的紧张度所界定，由此也是由它对那些对"正确性"和正式用法所要求的"形式的强加"未给予充分重视者所施加的惩罚的严厉程度所界定的。

因此，我们还无法弄清，一个人除了从市场紧张程度的变化的角度之外，还能够如何理解风格的变化(stylisticvariations)呢？于此，巴利(Bally)用一系列都可引致同样的实践结果，因而看似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表达方式，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用相近的英语同义词来表示）："来！"，"一定来！"，"你不愿意来吗？"，"你会来的，不是吗？"，"说你一定会来"，"如果你来了呢？"，"你应该来"，"来这儿"，"这儿"--对此还可以再加上"你来吗？"，"你会来的"，"你来多好啊"，"你肯赏光来吗？"，"是哥们儿就来"，"请光临！"，"来吧，我求你"，"我希望你会来"，"我盼望你……"诸如此类数不清的（adinfinitum）例子。虽然这些措辞从理论上来说是等同的，但是在实践中却并不等同。其中任何一个，当被恰当地运用时，都能通过对可利用资源最大限度的使用，取得表达意图--在这一例子中，坚持要求冒着看来似乎是无理侵犯或者不被接?艿难沽Φ姆缦?-与多少有些不对等的社会关系中所固有的审查制度之间妥协的最适度形式，无论它们是否已经像礼貌措辞一样被客观化和程式化了，或者仍然以事实上的状态存在。这里坚持的程度与个人"允许自己"所使用的程度相一致，只要遵奉了"形式"。在"您如果赏脸光临"比较合适的场合，"你必须来"就完全不合适，因为太简慢；而"你来吗？"则明显"粗鲁"了。在社会形式主义中，与在巫术的形式主义中一样，在每个实例中只有一种惯用语"有效"。如果一个人对市场情况具有完全的把握，那么所有为了尽可能地达到完美的惯用语句的礼貌努力都将立即不言而喻。

形式以及与之相伴的信息，浓缩并且象征了整个社会关系的结构，而且它们正是在此得以存在并且获得其有效性（即著名的"非语言风格的力量"）的。所谓的策略或者技巧，就在于考虑到发出者与接收者在不同种类资本的等级制度中的相对位置，以及性别和年龄，还有这种关系中所固有的限制，并且当有必要时，通过委婉的手法仪式性地超越它们。命令口吻的缓和，在"这儿"，"来"，或"来这儿"中降低为零，而在"如果您能赏光从这边儿来"中则非常明显。通常用来中和"不礼貌"的形式可以是一个简单疑问句（"你来吗？"），或者是考虑到了被拒绝的可能性的倍加微妙的否定问句（"你不愿意来吗？"），这或许已经成为坚持的一种程式了，通过宣称被拒绝的可能性和妥协的价值而装做不坚持。在这一例子中，采取一种口语的形式，可能在同龄者中较为合适（"赏脸来"），一种"呆板做作"的形式（"你能赏脸来吗"），甚至是一种谄媚奉承的形式（"如果你赏光来"）；或者还可以是对问句本身的合法性提出疑问的玄妙语言学的形式（"我可以请求你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