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分析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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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分析论文

篇1

尽管目前对政策评估的研究很多,但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和普遍认同的定义。

陈振明认为,所谓公共政策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价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收集有关资讯,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又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别对政策评估进行界定,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倾向于这样的界定:公共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过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众回应加以判断,评定并由此决定政策变迁的活动。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

邓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将评估标准分为六类: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我国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在《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评价标准由八个方面:投入工作量、绩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适当性、执行力、社会发展总指标。张国庆在《现代公共政策学导论》中提出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的概念。针对公共政策及其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结果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应该包括下列标准。

1.政策的目标标准

评价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政策执行后能否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其所确定的目标。那么,在评估政策时,把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要达到的标准或目标同在一定时间限度内执行政策所达到的目标相比较来进行评价。如果公共政策在预期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标准一致,那么,很明显这项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反之,没有达到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说明这项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标准

一项政策从提出、列入议事日程、制定、执行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各种资源。这个标准要衡量一项政策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其实质就是从资源投入的角度来衡量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评估的成本问题。因此,投入成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标准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体现。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必须注意通过利益的再分配或补偿等方式给予那些受损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补偿,以体现和照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体现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体现和维护了最大数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标准

经济学上讲究经济效率即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经济效率要求产出必须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标准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费的政策资源的数量,通常体现在政策投入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比率和关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优劣和政策的执行状况。

5.公民参与、回应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公民的参与与回应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参与和回应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一项公共政策不论关系到全体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对象认为满足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对这种政策有着积极的回应。反之,政策的回应程度就低。这也是评价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三、中国特色的评估标准

国内政策学者陈振明归纳出的政策评估的五个标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根据台湾学者吴尧峰先生对生产力评估标准的综合与整理,生产力标准的内涵体现了效率标准和绩效标准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涵盖了政策评估的妥当性和回应度标准,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质功能上看,生产力标准是当今中国公共政策评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标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生产力标准既是评价一个党、国家战略方针的根本标准,也是评估每一项政策的根本标准。一项政策的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进步与落后,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有无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生产力标准最能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从公共政策的实质与功能上看,政府作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据的是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来进行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达到持续不断的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从现代公共政策环境来看,公众要求政府既是廉价的,又是有效的。为解决这一冲突,作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选价值就是提升政府机关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回应公民社会对政府的需求,树立政府在公众之中的良好形象,这就决定了生产力标准在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产力标准也涵盖和统率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其他标准,如绩效标准,如何最有效达到预期政策目标;效率标准,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产出;回应度标准,是否满足政策对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产力标准与公正标准也是统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标准,社会越是公平,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越是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便越高。从而越能促进政府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越符合生产力标准。

【摘要】公共政策的成败要通过公共政策中的政策评估环节检验。公共政策评估要通过一定的标准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公共政策评估环节通过不同的评估标准判断公共政策成效,依据成效来判断公共政策的成败。当今中国生产力评估标准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政策评估标准。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评估标准生产力

参考文献:

[1]严强,王强.公共政策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公司,1995.

[4]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篇2

一、当前地方工业化发展的有利条件及制约因素

当前我国面临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地区相当多的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且从普遍情况看,我国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技术手段落后;另一方面,经济运行中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仍是结构性矛盾,“十五”计划也指明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重点要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全面优化的结构调整。这构成当前地方工业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背景。在这样一个形势下,要促进地方工业化发展,需要对其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有较清晰的认识。

1.加快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具备诸多的有利条件。一是基础设施制约因素的缓解。曾经制约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已从不适应转变为基本适应,并在逐步完善;二是生产要素聚集作用增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资金瓶颈、技术瓶颈和市场瓶颈,完全可以通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三是主导产业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目前,区域性支柱产业地位开始显现,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发展,优势产业正在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吸收外商和民营资本,加快地方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加快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也面临着以下制约因素。一是产业制约。地方经济竞争力的强弱,与该地区的产业聚集规模、产业链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各区域虽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诸如纺织服装、制鞋产业集群,但多数企业尚未形成分工与协作链,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企业运行效率低,运行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二是人才和技术制约。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着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导致企业技术创新力不强,高、尖、新技术企业和高附加值的产业偏少,这已成为扩大开放、吸引国内外资金、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三是市场制约。发达国家工业化面对的是一个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而我国加快地方工业化发展,面临着经济腹地狭小、拓展国内市场难度大以及技术层次低、拓展国际市场难度大的问题。同时,由于某些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的存在,也制约着国内市场的拓展。

因此,面对地方工业化发展的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财政政策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有所作为。

二、地方工业化发展的总体思路

促进地方工业化发展,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进一步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立足地方实际情况,理清思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型发展观,大力实施“四大战略”。

1.工业强省战略。工业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没有工业的发展,农业和服务业就缺少拉动作用,就没有后劲,地方经济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化对工业经济的认识,大力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一是以农业产业化推进工业化。加快工业化进程,农业大省必须立足实际,选准突破口,以农业产业化起步,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催生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催生一批涉农工业,壮大工业群体,才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逐步实现工业化。二是以深化企业改革推进工业化。深化企业改革是发挥自身优势、充分挖掘老企业潜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措施。必须以明晰产权、转换机制为重点,立足企业实际,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加快国有工商企业改制步伐,改出活力,改出效益。三是以重点企业推进工业化。大的骨干企业在地方工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带动作用,是工业税收的主要来源,又是地方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标志,必须给予支持和保护。

2.生态立省战略。我国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都是农业大省,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全力推进生态立省战略。发展生态经济是农业大省应对入世挑战、参与国际竞争的根本出路,是现阶段解决农民生产生活质量不高、增收缓慢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代表着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应当抓住境内污染源较少、自然生态良好的有利条件,做生态文章,求民富省强。

3.科教兴省战略。“五个统筹”这一新的发展观,其基本思想内涵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是经济和社会实践的主体,劳动者素质的高低是科技教育水平的客观反映,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要围绕提高劳动力素质,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因此,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是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选择。农业大省实施科教兴省要突出抓好“一个优先”,即优先发展教育,做好“两个重点”,即科教兴农和科教兴企,完善“三个机制”,即科技推广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和投入保障机制。

4.项目带动战略。保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有足够的投入作保证,项目建设是增加投入的重要载体。因此,必须把项目建设作为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来抓,以项目建设带动经济增长,以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才能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一是扩大开放引项目。实施对外开放是扩大项目投资的战略重点,也是加速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重要途径。必须走好以开放引项目、以项目引资金、以项目换技术、以项目招人才、以项目打市场、以项目促发展之路,扩充项目总量,凝聚发展后劲。二是利用政策争项目。目前,国家产业正由东向西梯次推进,投资继续向农村、向结构调整、向生态农业等方面倾斜,加大基础建设投入,为项目争取提供了政策机遇。因此,地方政府必须立足国家产业政策和当地实际,研究国家投资政策,把握投资方向,拓宽项目渠道,对本地优势资源和项目进行论证立项,加强项目的编制、储备、申报和工作,积极争取专项资金和国家投资项目资金,加快项目建设步伐。三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项目。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多元化的投资作保证。通过发展民营经济,引导民间资本投入项目建设,是扩充项目总量、增加项目投资的重要途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今后,民营经济将是最具活力的增长点。有关研究表明,民营经济所占份额越大的地方,GDP增长越快。因此,在抓好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发挥自身优势,向内挖潜,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项目投资。

三、促进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的若干财政政策选择

促进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必须针对地方工业化发展中的现实状况,合理选择相应的财政政策。

1.精心筛选和确定重点扶持的产品和重点财源建设项目,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对有市场、利税含量高、管理基础好的重点扶持的产品和财源建设项目,继续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启动工业企业的设备投资和技术改造。可考虑从挖潜改造支出总额中单列部分资金或在财源建设项目奖励资金中集中一部分资金来设立工业技改引导贴息基金,支持重点产品和财源建设项目进行技术改造,连续操作几年后,有望使工业产品的水平上一个台阶。

2.介入风险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投入的力度。风险投资被人们誉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地方要实现传统产业和产品的提升、更新换代,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也要依靠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离不开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财政支持高科技风险投资的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通过财政适当投入,创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创造局部优化环境,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综合服务;二是集中财政科技资金和高新技术引导资金大力支持高新技术项目;三是通过适度的财政资金引导,提高民间风险投资者对高科技产业投资的积极性;四是采取财政全额贴息或部分贴息的方式为风险创业企业寻找银行贷款提供支持。

3.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疏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拓宽地方企业融资渠道。改革开放以来,居民一直是资金结余者,而且结余额越来越高。其原因:一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储蓄以备未来生活保障预期的影响;二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因此,财政在这方面应有所作为。一是切实提高财政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尽快改变居民消费预期,从而消除居民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后顾之忧。二是在财政预算中专项列支注入地方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的资本金,提高担保公司的信誉度,通过担保公司的担保或对企业发债利息进行财政补贴等方式,推动产品适销对路、技术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企业的公司债券适量发行。三是对有希望通过股票上市融资的企业,给予更多更大的优惠政策支持,为其创造条件争取早日上市。

4.允许和鼓励地方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多渠道、多方式筹集中小企业改革成本。一方面,允许和鼓励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促进其尽快完成经济寿命周期,并让其提完折旧的固定资产进入资产交易市场进行拍卖、租赁等,以满足企业设备更新和安置下岗职工和富余人员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产权可采取存量转让、长期租赁(30年至50年)和股份重组等方式来加大改革力度,为私人资本直接投资企业开辟多种渠道。从财政在这方面不是直接去操作如何转让重组,而主要是筹集改革成本。财政筹集改革成本可以考虑的渠道有:从财政预算安排中挤出一点;将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纳入到财政管理,建立地方国有经济改制专项资金,把国有股权减持变现收入作为政府支持企业改革的成本;在适当的条件下,把国有股分红收入、财源建设企业地方税收增收部分作为财政的企业改革成本;把经营城市所增加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政府的企业改革成本。

篇3

【关键词】教育福利政策功能价值分析

在我国,很少有学者或官方文件使用“教育福利政策”概念,与此相近的概念主要有教育资助政策、教育救助政策,等等。笔者以为,采用资助或救助的概念表述,强调的往往是经济援助或某一方面的扶持措施,其背后逻辑更多体现为一种救济施舍而非公共教育服务的责任担当,这远远不足以涵盖教育福利的核心要义。

福利经济学派的开创者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福利由效用构成,效用就是满足,人性的本质就是追求最大的满足即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说是追求最大的福利。从经济学视角看,教育本身具备正外部性效用的典型特征,因而与福利密切相关。所谓教育福利,是指以促进和保障教育权利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途径为扶持和发展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从而达到提高国民素质、推动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整体效用。

从功能主义观点出发,有学者将社会福利分为“补救型”的社会福利和“制度型”的社会福利两种类型[①],前者的服务目标主要是针对“弱者”,后者则强调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据此,作为社会福利重要组成的教育福利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普惠型”教育福利,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享有一定年限或某种类型的教育,并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维护其受教育权利或机会,如向适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二是“选择型”教育福利,基于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状态和促进教育的整体效用考虑,倾斜性地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服务,保障其受教育权利落到实处。社会学理论一般认为,所谓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自身障碍或缺乏经济、政治、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多指社会中需要给予特殊关爱和照顾的人群共同体[②]。

与社会政策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③]的根本观点相契合,所谓教育福利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公平问题,为调节和满足社会或特定群体的教育需求,提升其教育福祉,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制定并颁布实施的系列法律、条例、措施和办法的总称。从动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涵盖政策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价的全部过程;从静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特指相关法律、条例和措施等具体表现形式。如前所述,基于政策指向的目标社会群体,教育福利政策可以分为“普惠型”教育福利政策和“选择型”教育福利政策。采用何种教育福利政策,往往与一定的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特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教育福利政策的功能

教育福利政策的宗旨在于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推动社会协调全面发展。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强调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

(一)政治功能:保障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福利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教育福利政策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包括入学机会公平、受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三个层面。与此相呼应需确立三项基本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即不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观点、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家庭背景,所有人均有相同的机会升入教育系统某个特定学习阶段;过程公正原则,即学习者在大致相当的环境和条件下接受教育,并且基于公正的规则要求开展竞争;结果补偿原则,即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受教育群体予以必要支持,保障其平等参与学习和竞争,共享教育发展成果。诚如罗尔斯主张:“为了平等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④]。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已经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受过教育的公民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其个性、尊严和基本需求也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⑤]通过制定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尤其是借助各种途径对教育资源进行调节和再分配,为贫困学生、残疾学生、流动人口、女性群体等常常处于教育困境的人们提供必要补偿,可以有效地维系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公平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比如随着教育主体多元化,公立、私立学校以及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微妙差异,在不同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往往会导致教育福利的待遇迥然,民办学校学生助学贷款难即是一例。从更深层次分析,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后,如何均衡资本逐利本性与教育公益属性二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需要不断完善教育福利政策来加以和统筹发展。

(二)经济功能:提高个人收入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自知识(人力资本),这些知识一方面可以转化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会通过溢出效应增加社会的知识总量,长期推动经济增长。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之间的共变关系越来越密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将直接决定其工作机会的选择和工作报酬的水平。

明瑟收益率是衡量教育与经济收入相关度的重要指标,表示社会成员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在经济收入上提高的百分比。北京大学岳昌军教授基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简单明瑟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而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均教育收益率呈现出明显的递进规律。相对接受小学教育者而言,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依次为3.74%、5.24%、5.40%、6.24%和8.84%[⑥]。通过完善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为人们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有助于缩小社会教育差别,进而弥合日益拉大的社会收入差距。事实上,也惟有均衡发展教育,才能将我国庞大的人口资源转换为人力资源,从而为国民经济的永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支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大高于诸如资本品的其他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形态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⑦]

(三)社会功能:促进社会流动,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体系的核心内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特征:极少数位于塔尖的群体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占据大部分社会资源;大部分群体居于塔基,他们缺乏必要的社会话语权,生活状况常常处于贫困线和温饱水平之间;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层群体只占社会的少数。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与职业选择高度相关。从事较高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从事较低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也较低;不同的职业选择本身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和资源拥有程度。

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前提是有开放的社会空间、合理的社会流动,尤其底层成员能够有机会向上层流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社会化,二是社会选拔。柯林斯曾尖锐地指出:教育是限制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数量的筛选工具,帮助那些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人占据这些职位。[⑧]在现代社会,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在社会差别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如果能赋予处于社会底层而往往成为弱势群体的人们以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必要的救济支持,他们就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顺利流动到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从而改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现状。反之,若缺乏必要的教育福利,贫困家庭“缺乏知识和技能”的素质缺陷就会如同疾病基因一样代际相传,世代沉沦于社会的底层。(四)文化功能:消除“贫困文化”,促进社会融合

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观念认为,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的穷人,会逐渐脱离社会主流文化、不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即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这一“贫困文化”的形成和存续,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穷人的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代际相传。处于“贫困文化”体系保护下的穷人群体,彼此之间维系着简单的人际关系,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半径而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小,社会资本质量低。而且,由于“贫困文化”的阻隔,穷人与主流社会的接触机会很少,无法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贫困文化”现象割裂了社会群体之间的融合,并极有可能造成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与建设和谐文化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哈夫曼和沃尔夫认为,教育具有积极的外溢作用[⑨]:教育可以改善穷人的知识贫困状态,改变观念、行为、意识与精神面貌,增加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意愿和机会,增强社会参与能力,扩大其人际交往的范围,从而提高穷人的社会资本存量,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纽带;教育可以增加医疗卫生知识,改善配偶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减轻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等等。诚如郑杭生教授所主张:“要消灭贫困,首先必须改造贫困文化……而要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就应当增加他们及其后代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及其被主流文化接纳的技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教育,即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⑩]

二、教育

福利政策的价值取向

任何时期的教育福利政策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上世纪70年代,西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下滑,一些所谓的“福利国家”开始更弦易辙,大力削减包括教育在内的庞大公共开支,一些学者也开始鼓吹“高福利的负面效应”和“市场机制的高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垄断,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将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无论从经济从社会还是从教育上看都是失败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的条件。哈耶克则认为片面强调社会正义会促使人们对市场秩序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市场和竞争原则才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并主张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规模完全应由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决定,而一个社会如果要从有限的教育投资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就应该将投资集中于少数尖子的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免费加助学金”的福利教育模式,与西方许多所谓“福利国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性,由此在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当中产生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避免福利化的观点成为共识。基于这一逻辑假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政府一方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则在包括教育福利在内的社会福利领域逐步退隐。“教育不是免费午餐”成为改革时代的流行语。直至上世纪末期,随着社会公平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府渐次认识到公共服务对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大意义,“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关注民生”等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并引领政府职能转变的努力方向。随着政府角色转型趋势的日益显著、迅捷,教育福利政策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演变趋势更加清晰。

(一)从消极走向积极

传统社会福利是以公民的各种权利为理论基础,如社会权或公民权等,福利政策常常被看作是消极的再分配功能,是障碍经济发展效率的因素。近年来,各国政府和社会政策研究者开始重新检视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作用。新福利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劳动力的流动性、家庭生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迫切要求改变旧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教育福利的支出,因为只有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增加个人参与经济机会的可行性。

教育福利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功能,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其社会生存和发展能力,从而减弱对一般性社会福利的依赖。教育福利政策不是简单的社会再分配方案,而是变被动恩惠式福利为主动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偿利为事前预防利,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这也有助于增强整体社会福利政策的可持续性,并推动教育福利政策的关注重点从扶助弱势群体的“选择型”福利逐步拓展到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普惠型”福利。我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渐进路程很好地阐释了这一趋势:由少数贫困地区到中西部农村地区,再到全国农村地区,直至2008年秋季在城市全面铺开,最终实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同在一片蓝天下”。

(二)从济贫走向发展

传统的教育福利政策,关注的往往只是少数贫困特殊群体,以致人们似乎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教育福利是社会的善义之举,仅与救济经济贫困学生相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逐步认识到贫困不只是物质和经济的匮乏,更是一种“能力的剥夺”,“社会排斥”的概念由此开始纳入对贫困的阐释当中,教育福利政策更多地关注通过教育路径促进社会的整合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福利的供给对象开始逐渐覆盖贫困群体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如女性群体、有残障者、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少数民族群体,以及其他在接受教育方面处于劣势的群体。就此而言,教育服务的性质已经具备更多的公共特征,即从基于救济的目标向发展的目标逐步延伸。

教育福利本身即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是教育福利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其身份、地位、家庭出身、财产背景如何,尽量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在接受教育方面的现实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为此,一方面要营造积极的公平教育环境,实现教育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要采取必要的优惠政策和特别保护措施,以弥合现实中存在不同群体间的教育不平等鸿沟。事实上,通过必要的帮扶措施,帮助教育弱势群体及个人走出困境,并使其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共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果,正是暗合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选择。

(三)从单一走向多元

早期的西方国家,教育福利政策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都是政府,尤其在“福利国家”流行时期,政府的角色得到空前强化。国家高度介入教育福利领域,以公共权力干预市场分配不公,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教育服务质量欠佳、效率低下、严重、政府负担过重等问题也沉疴日深,“教育市场化”呼声鹊起,且愈演愈烈,“福利多元主义”日渐占据主流观点:强调教育福利服务可由公共部门、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家庭与社区共同来负担,政府角色逐渐转变为福利服务的规范者、福利服务的购买者、物品管理与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门从事服务供给的角色。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用“国家─单位制”的模式,基本由政府包揽了所有的教育福利内容。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国退民进”的角色变迁过程在教育福利领域同步上演。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在教育福利多元化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角色缺位,一是忽视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一退了之”;二是忽视了对教育福利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培育;三是教育收费制度和准入制度政出多门,缺乏科学统一的规范;四是个人及其家庭负担教育成本比例普遍超出其承受能力范围。但无论如何,我国政府推进教育福利多元化的大方向是清晰的,由“福利国家”逐步演变成“福利社会”是促进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府的教育福利角色从过去的直接提供者变成主导者,但政府依然是教育福利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包括政策的主导决策者、教育福利资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务质量的监控和评估者、教育福利社会组织的扶持者,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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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李永生,高洪源.美国解决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政策与实践[J].基础教育参考,2007年(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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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政策分析教学改革原则技术途径

1.引言

西方理论较多和我国政策实践的封闭系统,造成了部分大学学生和老师的迷惑,怎样学和怎么教授是一个目前仍然没有解决教学难题。公共政策分析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核心教学课程,但受学科发展和教学观念等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无趣、无为的问题,以及师生缺乏互动、教学内容单调、教学目标模糊,未能真正剖析公共政策的本质特点和来龙去脉的问题。我认为,公共政策分析教学的关键在于处理师生、理论与实践、内部与外部关系。提升公共政策分析教学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2.公共政策分析课程教学改革原则分析

2.1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政策科学是一门行动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知识和方法改进政策制定系统而产生的,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应用与发展,它既要指导各项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评估组成的实践活动,又要发现与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实践服务。理论联系实践是教学的基本原则,不仅要联系公共政策的政府制定实践,而且要联系各地的管理实际,联系政策实践中积极方面,更要联系消极与不足方面。尤其对政策消极方面政策,要有正确观念,比如在分析“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公共政策时,既要看到这项公共政策的时代要求和社会文明进步,又要看到其执行的难以操作,需要遵循渐近决策模型的提升完善轨迹,否则学生就会陷入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困境与迷惑中去。

2.2学生主体的原则

在多数公共政策分析教学实践过程中,往往忽视学生参与的主体地位,教师大部分从抽象、宏观、理性方面去详细分析公共政策,很多学生失去学习的热情和动力,缺乏互动与交流。因此在公共政策分析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参与式主体教学不容忽视。为了增强教学效果,让学生成为公共政策分析教学的主人,可以进行教师为主体的讨论式教学,模拟具体公共政策分析情境教学。比如在教授公共政策制定时,可以让学生充当政府发言人,向社会某项政策信息,课后再进行交流,建立非正式互动示范式。

2.3知识与能力同步提高原则

让学生充分了解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监督、评估等管理过程是公共政策分析教学的目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把传授的知识转变为活的知识和能力,是一大难点。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使得学生被迫接受知识,这样的知识实际是死的知识,即使非素质和能力有效提高,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如学生产生逆反学习心理。因此,在公共政策分析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由被动学向主动学转变,以知识为载体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公共政策分析问题的能力。力求大学生学了政策系统后,能够对政策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去分析复杂的政策制定模式和执行复杂系统,为政策科学化民主化提供帮助。

3.增强公共政策教学效果的技术途径分析

3.1构建有序的课堂教学平台

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紧密联系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实现教育方式、途径的立体化和多样化。在教学过程中以此原则为指导,具体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视学生的教学评价机制,做到从评价规程、评价的组织制度、评价人员的行为准则和培训制度评价档案的管理办法、工作制度、评价的监督日常管理管理制度等。评价制度应根据各类型高校自身的实际发展需要确定方向,通过评估制度的确立实施,使得教学评估着眼于发展性评价,形成自我调节、督导体系和自我管理的监控。其次,完善教学计划,按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要求来设置课程、制定和完善教学计划,如增设西方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地方民族政策学、西方行政学说史等补充课程。同时对课程时间也要合理安排。建议把公共政策学放到大四第一学期,因为通过前几年的积累,学生对这门课程有学习兴趣和动机,又有相当综合的知识积累,以及足够的心智去学好。在教学中,高校教师对每学期所设的课程都要有一个基本安排,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难点、教学改革,以及教学评估机制都要以一定形式上交教研室,而教务处要采取措施对教师的教学工作进度和教学行为进行严格的约束和指导,采取相应的激励机制,树立教学典型。最后,改革传统的笔试考试方式,提倡考试方式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要把考试的选择权交给任课老师和院系部门。具体对于公共政策分析的而言说,可以采取以闭卷考试为主导的方式,毕竟笔试是最公平的考试方式,也可以采取口试方式作为补充,口试方式可以使得大学生在具体考试情境中练习、锻炼、学习和提升,进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提高反应能力,也可以采取写学年论文的方式进行公共政策方式考试,每个学期开始就预先把论文内容、规范和所要达到目标告之学生,让学生利用实践教学机会,去政府和公共部门调研,可以抽样调查、访谈等方法完成论文。为了鼓励学生的自主创新和协作意识可以鼓励以小组形式完成论文,可以用公开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取代考试,可以根据不同级别刊物设置相应分数,鼓励学生在公共管理期刊上发表。由于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达到发表文章水平,可以设置一定权重来衡量文章分数。

3.2构建实践教学平台

构建实践教学平台对于公共政策尤为重要,因为公共政策综合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现代科学,需要有综合分析能力和工具作为支撑,以及有特色的公共政策分析案例库。首先着力构建验证型(通过提供高度仿真的情境如视频、案例等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思考、分析,独立作出判断和决策)和探究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讨论、辩论等形式进行探究,达到澄清模糊认识和错误认识、提高学生明辨是非能力的目的)实践教学模式。公共政策分析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绝大多数本科生和少数民族地方院校的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的把握和理解,缺乏对公共部门工作的感性认识,对学习往往茫然,缺乏动机和兴趣,加上公共政策学教学最大的瓶颈在于有特色的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因而各高校要结合地方实际建立有特色的公共政策分析案例库,如在传授政策制定主体时候,可以具体某一地方政府某项具体的计划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对象和范例,归纳和演绎出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利益主题博弈、社会敏感度等知识内容;针对元政策国家宏观的公共政策可以以独特个案为着眼点,建立一个案例库,如在分析社会保障制度政策时,以社会保障中的盲点的福利院具体运作模式分析框架,分析此项公共政策出台的时代背景、意义、问题和对策。当然在建立案例库后,要科学分析具在教学过程中互动的教学方法,把课堂独人教授法、研讨法、小组讨论法、情景模拟法等现代有效互动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把抽象的公共政策理论寓于特色案例情境分析中,从而既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又促进师生相互认可。

3.3构建网络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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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公共政策管理的视角,运用学科前沿理论,在综合分析、评判第三部门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目前第三部门的功能、困境及发展趋势,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第三部门发展的路径选择,特别强调公共政策管理的作用及其体系设计。指出:第一,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政策一方主体,仍需政府的监督、引导和管理;第二,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主体,拥有资源优势,以及坚持公共性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取向,它对暂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政策对象第三部门承担着管理的职责和义务;第三,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管理应符合现实需要,即有度、有序。

本文的研究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是相当有限的,存在着不足,今后将在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第三部门的属性、产权、运作机制和制度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开拓。

关键词:第三部门,政府,公共政策,管理

前言

1.1选题动机与研究价值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民主、法治与开放的社会,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即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和公民共同治理社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地走向深入、社会转型进一步地展开,以及公共管理社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第三部门正在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第三部门问题研究也由此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问题和前沿问题,在我国当前社会,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第三部门,还是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以第三部门为基石的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21世纪的中国来说,第三部门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现代化的进程。

同时,处在社会转型阶段的政府,其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也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点。作为传统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积累了大量有形的和无形的资源,基于这样的资源优势以及它作为权力掌握者的优势地位,政府仍然是现代公共管理的主导力量,这也意味着政府对社会转型负有更多的责任。“一个好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地调整自身的定位,促进社会前进,同时有意识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有计划地培育公民与第三部门的自治能力,并引导、规范社会的自治活动,从而选择性地逐步退出直接控制的社会领域,实现政府有效治理基础上的社会转型。”’

但是事实上,第三部门在繁荣发展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总体呈现弱小态势,真正的职能作用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等,这些问题都跟政府管理上的不到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是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管理缺失,包括信息的缺失,制度体制上的缺陷,以及管理能力的不足等,二是政府管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因此,本论文以第三部门为研究对象,对于正确发挥第三部门的社会功能,预防、缓解、消除各种社会矛盾,进而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对于推进公共管理实现社会化,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等,无疑都是一个极富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同时,政府仍然担负着管理社会,包括对第三部门进行合理有效监管的职责,本文选择了从政府公共政策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第三部门及其治理路径,这对于政府实现与第三部门的互动即以政府改革中进行的角色转换来促进第三部门的成长发育,并以第三部门的良好治理框架来推动政府加快职能的转换,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2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第三部门”的概念是美国学者列维特(Levitt)1973年首先提出来的,尽管从‘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J].管理世界,2002(8):40硕士论文政府对第三部门的公共政策管理研究世界范围来看,第三部门的产生由来已久,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各个国家在对第三部门的称呼、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学者在这类概念上也是见仁见智,他们根据自己的见解和偏好,对此形成了以下一些称呼: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民间组织(CivilGroup)、社会团体、志愿者组织(Vo)、公民社会(eivilSociety)、第三部门(Thirdse。tor),也有称为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汪玉凯等)。

因此,本文之所以选用“第三部门”的称法,一方面也是沿用部分学者的见地,另一方面是因为本文认为单独用“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等来指称这一类部门,都是不太精确的,正如奥斯本所说:“我们没有更好的名字,只好称它们是‘第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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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平性

    1 公共政策的定义

    公共政策的实质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其公共性、权威性及合法性等本质均蕴涵公平理念,要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功能必须以公平为前提。公共政策是以政策问题为起点的,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越明确,就越容易实现公共政策的目的,越有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公平性贯穿每一项公共政策的始终,也是在构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要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务必在构建政策问题这一起始的重要环节就注重公平性的体现。公共政策研究中有许多基本理论,其中之一就是公共政策的定义,国内外绝大多数学者都赞同美国着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观点: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为了对公共政策的定义有更明确的理解,可以把“价值”一词直接改为“利益”,即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公共利益作权威性的分配,而且利益分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时,我们还必须探究何为公共政策的本质,即政府为什么要制定政策与执行政策,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的失灵。因为市场只解决私人产品的供求,不提供公共产品,也不能解决经济中各种外部性问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决定了政府必然要介入。市场立足于效率,那么公共政策就应立足于公平。罗尔斯着名的“正义原则”第二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被调解,使得人们有理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且它们所设置的职务和岗位对所有人开放”,也就是说要求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分配应该对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最有利。这条原则实质是要求国家应对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差别予以调节,

    使之最大限度地改善最差者的地位,也就是说政府最能发挥巨大作用的是在“公平”上。毫无疑问,政府通过政策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分配,这确实是它要承担的一个重要功能。然而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成功应该如何评判;一项公共政策结果的公平是否就等于其过程的公平;一项公共政策符合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却致使一部分人失去了最低的生活保障,那么这项公共政策算是成功的吗?这些不公平现象所产生的问题对我们政府在今后制定政策又有什么启示呢?

    2 关于政策的构建

    构建政策问题是分析人员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所持的相互分歧的意见中连续地、反复地探究问题的阶段。政策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被明确提出的,而是源于一种扩散的忧虑和初始的紧张迹象。这些忧虑和紧张并不是问题,而是由政策分析人员、决策者及其利益相关者感受到的问题情势。这一问题情势是客观的、可以直接观察到的、通过语言描述并能够运用广泛的符号系统表述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客观事实与主观认识相统一的过程。这也是构建政策问题的第一步——问题感知。构建政策问题的第二步——问题搜索。政策问题的存在并不仅仅只需通过决定在特定的情形下有什么样的“事实”而得以建立,不同的政策利害关系方对同样的事实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政策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构建政策问题的第三步——问题界定,即对问题进行特定解释的过程,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对问题从最基本或最一般的方面确定问题,如根据政策问题的性质可以把其界定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根据政策问题的作用范围可以把其界定为全局的、局部的、国际的、国内的、全国性的、地区性的等;根据政策问题的作用方式可以把其界定为指导性的、分配性的、限制性的等。目的是把问题情势转变为实质问题。从实质问题到规范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构建政策问题的最后一步——问题详述。也就是运用可操作性的语言或模型对问题进行明确表述的过程。构建政策问题之所以十分重要,原因首先,问题构建可以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知识。构建问题通过对问题的感知、搜索、界定过程充分掌握问题产生的背景、社会环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意见等资料,这对于公共政策的整个制定过程能够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其次,问题构建从不同的利益相关人的不同观点中界定出政策问题,有助于发现隐含的假设、判断成因、勾画可能的目标、综合冲突的观点以及设计新的政策选择方案。最后,最为重要的一点,构建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政策分析人员的失误似乎更多地来自对错误问题的解决,而非他们对正确的问题找到了错误的解决方案。感知问题时没有选择正确的政治立场,搜索问题时不能完成搜索或过早地停止搜索,界定问题阶段在为问题情势形成概念时,选择了错误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以及在详述问题阶段信息传递失真或选择了错误的模型,以上任何一种情形都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综上所述,政策问题的构建对公共政策来说至关重要,影响政策功能的发挥,直接关系到政策的成败。

    3 构建政策问题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构建政策问题过程中应注意的公平问题公平是人们对待需要与能力,权利与义务,获取与贡献,平等与效率等对应关系的活动中产生的一种均衡状态,是对人与人之间涉及利益分配的社会关系之平等状况所作的肯定性评价。实际上公平蕴涵着一种合理性。从公共政策的视角分析,公平就是分配人们利益要求的价值合理性。是每个社会成员拥有的基本权利,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公平理念来衡量某一公共政策,并根据这种公平要求的满足程度决定对公共政策行为的服从。因此,公平是服务于公共领域的现代公共政策所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决定公共政策具体功能的发挥。在构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大体存在以下不利于实现公共政策公平性的问题:第一,由于在构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政府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容易诱使政府利用其地位优势,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只关心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导致出台的公共政策避重就轻、缺乏实效。第二,现代政府的绝大部分公共政策都是对已经严重到非解决不可的现实公共问题的某种反应。对政策问题严重性的认定及政策决定往往只有法定的公共政策主体根据客观公正的原则才可以作出,并排列出轻重缓急的顺序。第三,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非常快,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表现得复杂多变且相互牵扯,识别起来是有相当难度的。第四,不同社会群体在同一问题认识上常常存在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当这些社会行为主体或者公共权力主体就观点不一的问题向政府提出来、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要求时,政府在构建政策问题时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要求,这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合理性都构成了直接的挑战。第五,在通常情况下,政策问题的提出过程就是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过程。因此,应该表现为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过程,使政府能更多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努力避免凭领导、专家的所谓经验和以个人的利益、价值观念为基础,提出带有主观性的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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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政策学;课堂教学;四步案例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5-0077-02

公共政策学是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要求开设的所有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四大平台课程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在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开设,现有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管理等四个专业,且公共政策课程均已在上述四个专业开设。因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是我校唯一拥有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交叉优势的学院,教学研究覆盖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两大学科,因此本文拟在此学科交叉背景下,针对《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思路进行探讨,以期为公共政策课程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参考。

19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的政策研究还只是附属于经济科学。以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Woddrow Wilson)提交关于行政研究的论文开始,美国公共行政学科方始建立。因此,公共政策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属于新兴学科,也是一门正在不断发展的学科。1951年美国政治学家勒纳和拉斯维尔共同主编《政策科学:视野与方法的近期发展》一书,该书第一次对政策科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进行了论述,被人们认为是公共政策学诞生的标志。中国公共政策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引进西方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已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活力的部分。由于在我国发展较晚,还属于一门新兴学科。总的来看,公共政策教学的专业人才缺口较大,高校教师在公共政策学教学过程中偏重理论,在关注社会公共政策现实、提出政策解决方案等方面较为欠缺,从而使这门课一定程度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在课堂教学上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案例教学和社会现实的结合不够紧密。由于选择合适的案例开展教学,有助于学生从“课堂学习”到“政策实践”的转变与体验,因此案例教学也是公共政策学发源地美国的MPA、MPP教育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特别是,社会科学类课程需要把纸面研究和实践轨迹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便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案例教学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一门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公共政策概论课程中的很多政策热点与问题均与实践紧密相关,其理论是基于实践基础之上而又广泛应用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合适的案例开展教学,有助于学生从“课堂学习”到“政策实践”的转变与体验。案例教学也是公共政策学发源地美国的MPA、MPP教育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一、《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创新原则

结合自己的公共政策学教学实践,笔者总结提出“摸底—点题—仿真—实践”的案例教学思路,经过课堂教学验证,效果良好。现叙述如下。

1.创新原则:以交叉学科为基础,做好顶层设计。一方面,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实行大类招生,学生入校后按照公共管理大类进行培养,第3学期实行专业分流,第4学期开始专业学习。公共政策学既是大类平台课,也是专业必修课,在授课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层次和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发生的诸多公共政策事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根据我国“稳增长、促发展”的指导思想,军事外交均为国家发展服务,总的来看近期出台的公共政策均可以归纳为经济管理领域。所以,以经济、管理两大交叉学科的背景知识为切入点,既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也要具备相应的管理学原理,还要会基础的数据分析方法,从而做好课堂组织和教学环节的顶层设计,充分突出理论知识和社会现实的无缝对接,就显得非常重要。

2.创新流程:构建“摸底—点题—仿真—实践”四步案例教学法。基于上述考虑,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摸底—点题—仿真—实践”四步教学法,凸显政策实践中的理论脉络,注重理论讲解中的实践能力,力图通过“实时新闻、现场分析、政策把关、实践验证”的教学思路来切实提高学生对于公共政策学理论的把握能力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

二、《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创新分析

1.摸底学生情况,准备实施案例教学。公共政策具有强烈的个人理解倾向。不同的学生,对于同一政策理解的角度都大相径庭。为此,在公共政策学第一节课,应摸底学生情况。这里是课程摸底问题清单。

通过摸底,可以了解大家对于这门课程的熟悉情况、希望得到的知识和能力以及与学生交流的方式和应该注意的问题等。从摸底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学生不接受照本宣科式的讲解方法,而希望代之以新鲜的案例分析。这就为顺利实施案例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鉴于公共政策学的社会属性,为启发锻炼公共政策课程必需的思辨能力、协调能力和团队精神,在摸底之后即对全班进行分组,要求同学们自由组队。如2012级行政管理班自由组合为“萝卜开会”、“未来组”、“请门安东回答”和“群英荟萃”四组,每组7人左右,增强了团队归属感,也融洽了班级气氛。

2.点题政策案例,进行理论分析讲解。课堂教学和社会现实结合,是吸引学生兴趣的第一步。在进行公共政策学授课时,应在总结上次授课和课后学生预习的基础上,简单讲授当天要讲述的内容,随即通过笔记本电脑上网,打开当天的新闻网页,浏览实时新闻,并要求学生各自选取热点问题进行小组讨论,准备发言。如2013年3月26日“公共政策导论”课程,2010级城市管理学生分别选取了中国当前三公经费消费、出访身穿中国造、农夫山泉丹江口水源地垃圾遍布、养老金并轨等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国际方面的公共政策问题,由教师给出问题,小组讨论后解答,其他小组质疑或评点,教师最后点评,结合西方和我国的公共政策发展进程讲解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阶段、发展特征等内容。下一步,随着课程深入,教师应逐步将题目选择集中在单一焦点上,以便于学生深入对比分析理论知识和现实案例。

3.仿真现实场景,模拟政策实施情况。在学生逐步熟悉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知识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课堂仿真模拟教学,通过当前我国现实政策问题的模拟和解决,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主动性,模拟现场情况,进行实时点评。如2013年4月1日,2010级城市管理学生模拟“胜利村分地”的政策解决场景。全班同学分为胜利村五个组,由村长和书记主持分地。模拟了初次分地、村民闹事、重新投票等流程。虽然过程相对简单,但对于土地分配这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分地过程中体现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权威性、价值性、动态性等特征,加深了理解。通过教师点评,学生即对“三农”这一现实重大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明白了简单分地过程的公共政策学含义。现实场景模拟极大地调动了课堂气氛,有利于锻炼学生的开拓性和解决临时问题的能力,对于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流程也有很大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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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调基本理论学习的目的是掌握解决实践难题的工具。事实上在前面的部分,“问题导向”教学环节中,已经生动地申明了理论学习的意义,学生已经在期待理论能够成为指导实践的工具。

2结合“问题导向环节”提出的问题来讲解理论。还以前面大气污染为例,课堂上结合北京大气污染的案例,生动讲解“外部性”理论。这样的理论学习,避免了对枯燥理论的宣讲,给学生以兴趣激励,抽象的理论更能被学生关注并吸收。

3从基本理论出发推导出公共事业管理的规范性措施。从“外部性”理论出发,推导出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应该系统性地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环境污染。例如“外部性”理论要求,让排污者承担更多的社会成本,由此推导出采取罚款、税收、排污量限制等政策措施体系。

以案例分析为主体

基本理论规范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案例分析环节是通过大量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例如分析各国应对环境污染的公共政策的成败得失。案例分析环节是沟通理论和实践的桥梁,是综合培养学生理论素养、表达能力和制度设计能力的理想平台,成为课程的主体部分。

1案例分析紧扣理论应用。例如在分析1974年英国为治理“雾都”而出台的《空气污染控制法案》的案例中,以“外部性”等环保的基本理论对该法案的政策进行分析和归类,指出各个政策实证了什么样的理论要求,分析其效果。

2举一反三让学生提出新案例。例如学生应用环保的基本理论,举一反三在课本之外,分析当前环保实践的热点案例,并系统提出政策解决方案。

3对论文撰写进行先期训练。案例讨论和分析课本之外的新案例,采取学生制作PPT登台演讲的方式。这样一方面训练口头表达,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讨论事实上构成了论文撰写的开题工作:选题说明、理论综述和提纲撰写。

以课程论文为考核

课程考核方式是课程学习方式的反映。案例核心模式以问题为导向、以理论为工具、以案例分析为主体,这样的学习模式必然采取论文方式进行考核。

1论文选题需要进行规范开题。学生已经在课堂做了案例讨论并宣讲PPT,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逐一汇报课程论文选题,全班选题不能重复。论文选题的确定程序模仿毕业论文的开题要求。

2论文成绩的评判采取互动式。论文并非一次性决定最终成绩,笔者在实践中采取反复修改的方式,如果学生对成绩不满意,教师指出其论文的问题并提供修改思路,直到师生双方满意为止。这种方式下,论文考核成为教学过程的延续,学生更能直观掌握论文评判标准和写作技巧。

篇9

Abstract: Public policy transfer is a new area in domestic research of public policy. While foreign scholars' research on the transfer of public policy is becoming mature, our scholars' research is just at the beginning stage. However, we still make a lot of achievements,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e cause of public policy transfer, basic features of public policy transfer, essential areas in public policy transfer, strategies to promote public policy transfer etc. Otherwise, we also sum up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of public policy transfer,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value to promote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f public policy transfer.

关键词: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政策转移;政策学习

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public policy;policy transfer;policy study

中图分类号:D52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0-0228-03

0 引言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各国之间交往越来越密切,不仅在经济领域进行着贸易的交换,而且在政治领域进行着政策的转移。政策转移是指在政策活动过程中,“一个政策借用国采纳其他国家的公共政策、行政体制、制度及思想等来解决本国所面临的政策问题”。[1]21世纪的来临加快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渐形成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当前格局,这意味着我国公共政策转移将发生很大变化,过去的政策转移是完全自愿的、主动的、无法律责任约束的,而当前的政策转移是自愿的、主动的、有法律约束的。[2]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政策转移的研究日益增多,为我国政策转移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持,认真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我国的公共政策转移研究与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 公共政策转移的原因

公共政策转移是国家或地区实行相关政策解决紧急问题的有效手段,那么是什么推动了公共政策转移的发生呢?国内有关学者提出了如下看法。

在米(2007)学者看来,有两种原因使政策发生转移:一是对当下的政策不满意或是因为当下的政策无法有效地解决当地问题,从而需要寻求新的政策,这两种情况称为自愿性转移;另外一种原因称为强制性转移,强制性转移又分为直接强制和间接强制两种。一般来说,国家之间的政策转移多是间接强制,比如加拿大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制主要受到来自美国的间接强制性的影响,国家进行直接强制性政策转移相对不常见。[3]

严汇(2007)学者则认为政策转移的连续性指的是政策从自愿性的转移到强制性的转移(自愿――混和――强制)。其中一个极端是单纯的强制性的政策转移,另一个极端是单纯的自愿性的政策转移。介于二者之间的属于混和性的政策转移,该转移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有条件的转移;基于义务的转移;虽然是自愿的,可是出于感知的必要情况下的转移(例如被国际社会接受)。[4]

孟喜悦(2010)学者认为,首先,目前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紧密,政府之间的影响也日益加深。一国合理的政策和成功的治理经验、模式理应成为别国借鉴和仿效的对象。一国的合理政策和成功的治理经验、模式会成为别国借鉴和仿效的模型。其次,政策转移可以降低风险,节约时间和其他资源。最后,各个政府之间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的相似性和类比性越来越高。在全球化浪潮中,各国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或是同质性的问题,这意味着各个国家需要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5]

魏淑艳(2014)学者在研究转型时期中国公共政策的发生机理时更是指出:

①转型时期中国公共政策转移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机缘,其发生机理的辑起点是改革需求,而且贯穿整个转型时期。

②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不可能也无须完全依赖自身去探索,人类的共同智慧成果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

③关键环节是解放思想,大胆学习国外政策经验。

④当国外的政策经验进入决策部门的视野,决策部门一般有两种做法,急需的政策经验迅速采纳,不急需的要对此先进行研究,后确定是否有必要吸取这样的经验。[6]

2 公共政策转移的特点

钟莉(2008)认为政策转移具有以下特点:

①政策转移的发生具有普遍性。由于各国制定的公共政策存在差异,但各国可能遇到相似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政策转移发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②政策转移流向的双向性。政策转移表现为诸多层面,不管其发生在何种层面,其流向皆具有双向性,即由先进的政策源流向后进的政策源,也可能由后进的流向先进的,不过大多是发生在前者。

③政策转移的复杂性。政策转移的复杂性表现在其实践活动上,政策转移与政治权力和政策过程的复杂性有着密切的关系。[7]

俞可平(2008)将公共政策转移的特征概括为:“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8]

魏淑艳(2009)阐述了政策转移的特点是:

①政策转移发生具有普遍性。世界各国公共政策形成于其自身特定的政策环境,这致使政策具有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恰恰决定了政策转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②政策转移的复杂性。尽管政策转移的概念并不复杂,但真正实践起来存在很多困难和挑战,政策转移会受到政治权力和政策过程的复杂性的影响。

③政策转移流向具有单向性。政策转移既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国际组织与民族国家间。[9]

3 促进公共政策转移的建议

在全球化、市场化与信息化发展浪潮的拍打下,政策转移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非凡的意义,也逐渐成为了政策制定的有效策略与工具。为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转移,学者们纷纷提出了他们各自的见解:

严汇(2007)认为:首先,国外的市场转型进行的比较早,例如美国的市场转型的经验对中国的市场转型的任何领域都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地方。因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应该放眼全球,进行有意识的政策转移活动。

其次,要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学术界都靠引进国外的先进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由于国外的这些先进理论的研究对象都是别的国家,这些先进理论应用在我国有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基于此,我国学者应该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在借鉴他国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的理论研究。

最后,在政策转移过程中,不能只是一味的进行政策工具的转移,应深入分析所转移政策的实质和理念,并对其加以创新;要全面分析不同层面的政府的公共政策的所有政治背景;我国和他国在与政策相关的其它多方面都存在不同,比如政治架构、意识形态等,应对比分析两者的不同。[10]

程溪和冯锋(2009)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加强我国的政策学习。因此,他们提出了以下建议:

①要提高政府的政策学习能力。因为提高政府的政策学习能力是政策转移的前提,而要想提高政府政策学习能力,关键是构建学习型政府组织。

②加强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合作。因为加强精英合作是我国政策转移的关键,所以要重视思想库在我国政策转移中发生的作用。

③充分l挥政策实验在政策转移执行阶段的作用。

④减少转移来的政策与本土资源的冲突。[11]

孟喜悦(2010)则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机会日益增多,各国社会问题的相似性高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市场转型的相对成熟,为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借鉴经验。为此,我们需要针对我国在政策转移研究领域的现状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加强我国的政策转移研究,努力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树立政策转移的意识。然后,要加强对公共政策转移的研究。接着,要加强对政策转移的评估。最后,要鼓励政策创新。[12]

刘雪明、钟莉(2011)认为,采取下面几个主要的策略可以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转移,确保公共政策的转移成功:一是构建学习型政府组织,提升政策转移能力;二是树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制定正确的转移战略;三是加强政策转移的宣传,赢得政策对象的支持;四是拓宽信息获取的渠道,确保政策信息的全面性;五是健全制度环境,促进转移政策的本土化;六是强化绩效评估,及时反馈转移政策的运行状况。[13]

陈琳(2011)针对地方间政策转移的研究,提出的有关地方政府政策转移的理性策略是:先对其他地方政府的创新进行观望,待其取得一定成效时再针对自身现状予以跟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地方政府在对他处政策的创新采纳上通常表现得不理性,即在某地的政策创新取得成效后,尤其是当这一政策创新被周边地方政府跟进和采纳时,地方政府通常不考虑政策的创新是否为本地所需、本地是否有实施该政策的基础、条件等就盲目跟进。[14]由地方间政策转移反观到国家间,任何一项政策转移都必须要切合情况所需,不能盲目跟风。

综上所述,要确保政策能够成功转移,首先政策制定者要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尤其对政策的认知能力,不盲目跟风。其次,国家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营造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最后,要积极探索,力求构建一个缜密的公共政策转移的体系,减少政策转移失灵的发生。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综述了21世纪以来学者们在公共政策转移领域的研究成果,希望能为以后的研究者在这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帮助。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政策转移的发生已经有较长的历史,但是我国对于政策转移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并不成熟,这也影响了公共政策转移在我国的实践。

笔者认为,公共政策转移是21世纪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世界各国公共政策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为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转移,笔者建议我国各级政府:

①应该加大在政策研究方面的财政以及人才的投入,使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充分的物质保障和智力支持。

②提高政策转移执行者和决策者的专业素质。

③在政策转移前,应听取各方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利用听证会等方式广纳群众意见,并切合地方实际制定好转移方案。

④政策转移过程中政策主体与政策主体之间要做好沟通协调工作,保证政策的相关信息传达无误。

⑤政府还需完善政策转移所需的配套设施,保证技术的投入,保障政策转移之后的后续工作顺利进行。

在学术研究方面,除了前面综述的那些研究成果,更有魏淑艳和向玉琼两位博士的《转型时期中国公共政策转移研究》、《中国公共政策转移研究》、《中国转型期地方政府政策移植研究》三本专著,已取得相当的水平与成就,但仍存在很大的进一步研究空间。

笔者认为,我国学者以后在公共政策转移方面应该加强以下研究:

①公共政策转移的作用。政策转移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它有什么优势,支撑政策转移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怎样去获取民众的支持与配合,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政策转移的命运。

②公共政策转移失败的原因。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不去反思与总结,当我们找到了当中的原因,我们才能找到规避的方法,从而提高政策转移的成功率。

③公共政策转移发生的领域。开发新领域,试图去寻求一块可行的土地,可能政策转移在某一领域行不通,但它在其他领域却可以找到出路。

④公共政策转移成功的必要条件以及优化的策略。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求我们的研究者不断开拓和推进。

参考文献:

[1]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342.

[2]魏淑艳.转型时期中国公共政策转移的发生机理、结构变量与逻辑[J].上海行政学院报,2014(1):61.

[3]米.公共政策扩散、政策转移与政策W络――整合性分析框架的构建[J].国外社会科学,2007(5):21.

[4]严汇.全球化、政策转移与中国市场转型[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2):28.

[5]孟喜悦.公共政策规划中的政策转移研究[J].传承,2010(1):108-109.

[6]魏淑艳.转型时期中国公共政策转移的发生机理、结构变量与逻辑[J].上海行政学院报,2014(1):61-62.

[7]钟莉.公共政策规划中的政策转移研究述评[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5):72.

[8]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3):15.

[9]魏淑艳.政策转移的若干理论问题探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334-335.

[10]严汇.全球化、政策转移与中国市场转型[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2):30.

[11]程溪,冯锋.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政策转移的反思与建构[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31-37.

[12]孟喜悦.公共政策规划中的政策转移研究[J].传承,2010(1):109,117.

篇10

关键词:绿色建筑;公共政策体系;构建;思考

一、绿色建筑公共政策体系的意义与作用

(一)实用性

构建绿色建筑政策体系,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经济,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质量,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减少污染,节约能源,使人类能够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使全球的社会秩序更加文明、稳定、健康。绿色建筑政策的实用性,同样是体现在民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从类从大自然界中,获取各种所需资源,以供应供应自身的温饱、居住等等,从而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对此,为了保障人与社会、与大自然的平衡,就需要建立绿色建筑公共政策体系,来减少和限制不适当的丛林开采、大气污染、工业废水排放、违规工程建筑等问题。以加强人们对大自然的保护力度,限制、减少错误的建筑方式,提升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及合理开发的觉醒意识。

(二)经济性

绿色建筑政策的经济性,主要体现在节约能源、提升技术规范,加强技术的创新、改革等方面。对于能源消耗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全球不同国家的治理重点,如何促进再生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引进新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提升间民生经济,对此,就需要加强技术支撑,以技术改革为指导基础,建立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绿色建筑公共政策体系。在吉林省,现已在长春、吉林等地区,建立了多家以技术为依托支撑的研究院所,从而为该省多项绿色工程建设任务,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指导基础,为不同的项目投资、工程建筑工作及相关行为,提升了专业的咨询与帮助作用。目前该省的多个高校、企业、科研中心,建立了战略协作关系,利用先进的技术来支撑各种工程建设,从而也间接地促进了该省的经济增长。

(三)惠民性

构建绿色建筑公共政策体系,有利促进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增长。为了响应党“十”关于“建设绿色家园”的号召,吉林省多次制订、颁发新的公共政策体系,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工程的发展,目前同类工程项目,已在吉林省各地区,紧密施和启动,从而使城市和农村的经济,能够稳步共进,减少社会上的贫富悬殊现状。在新型农村的工程建筑方面,省政府不惜加大资金、技术的扶助补贴力度,对促进农村的农业经济、农民收益,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吉林省绿色建筑公共政策体系的新思考

(一)西部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力度

吉林省绿色建筑公共体系的新思路,应根据不同的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发展形态,加以完善和修正,以满足绿色工程建设的需要。在吉林省西部地区,可加大自然生态的改进力度,包括河、湖、绿化森林、湿地公园等工程的改造和建设力度,以减少沙尘、风暴、碱地的扩散,减少对社会的空气污染和环境破坏,彻底根治西部地缺水的“顽疾”。此外,在西部地区,加强畜牧业、绿色养殖业的扶持和建设力工,大力开发、建立绿色工程,种植农业经济性产品,如苹果、梨、茄子、白菜等蔬果类农业产品。加强西部地区的能源项业、新产业任务的开发,利用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建立一个经济性、实用性、生态性作用的新经济区域中心,以平衡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并体现出该地区的先天自然景观优势。

(二)体现综合治理作用

对吉林省而言,由于该省地大物博,人口规模众多,且有先天的地理资源优势,目前该省的产业规模及种类也诸多,包括工业行业、金融行业、建筑行业、机械制造品、农业项目等等。对此,绿色公共建筑政策体系应综合考虑到该省的社会行业及实际现状,加以优化和完善补充,并以加强绿色工程的建筑和体现对环境综合治理的成效为佳。具体包括如下:推进山水林田的生态工程建设;优化长白山生态系统功能;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二期、退耕还林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减少对丛林的破伐,加强动物保护,;支持农业经济项目的开发,改善土壤水资源质量,加大森林的防护和更新力度,减少涝灾、火灾,治理沙漠和荒漠地带;加大湿公园、生态公园、观光景区的开发及建设力度等等。

(三)减少城市工业污染

城市的工业污染,一直以来,是绿色建筑公共政策体系的重点。工业污染包括空气染染、废水污染、有毒物质污染等等,这对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发展,都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影响,也是国家一直严加控制的重点目标。对此,公共政策体系应围绕城市的工业制造行业,如机械制造业、化学制造业、煤矿、燃气生产行业等,这些重度工业污染行业的管制力度,对其日常的生产、废物、废水的排放指标及排放处理方式,定时进行监测抽检;此外,对各江、河流域的垃圾进行清理,加强综合治理,减少对水资源的污染程度。

三、结论

总之言之,绿色环保、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并非仅仅是国家与政府的工作任务,同时也是人人有责,社会上的每个成员都有义务和职责,来保护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和大自然环境。绿色建筑公共政策的出台与实施,虽然是政府在制订和实施,但也需要全体人民的积极参与,需要大家的齐心协力,以此提升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共政策体系体发挥出它的成效。在本文中,主要以我国的吉林省为研究案例,并以该省的公共政策体系为研究思路,来展开本论文的研究,希望能够推动我国绿色工程建筑项目及相关任务的进展,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一些全新的思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