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个人简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上市公司个人简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金融投资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概念，它是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投资概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实物投资的基础上形成的，并逐步成为比实物投资更受人们关注和重视的投资行为。

今天小编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金融投资员个人求职简历表格范本; 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姓名1年以上工作经验 | 男 | 25岁（1986年11月1日）

居住地：广州

电　话：

E-mail：最近工作[ 2年2个月 ]公　司：中国xx证券投资银行部

行　业：金融

职　位：投资员最高学历

学　历：本科

专　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学　校：广州科技职业学院自我评价非常热爱市场销售工作，有着十分饱满的创业激情。在两年从事陶瓷市场销售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客户资源。与省内主要的二十多家陶瓷经销商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并在行业中拥有广泛的业务关系。在去年某省的陶瓷博览会上为公司首次签定了海外的定单。能团结自己的同事一起取得优异的销售业绩。求职意向工作性质： 全职

希望行业： 销售

目标地点： 广州

期望月薪： 面议

目标职能： 销售总监工作经验#FormatImgID_3#2009/2--至今：中国xx证券投资银行部[ 1年2个月]所属行业： 金融

投资部 投资员xx公司投资银行部15个实习生唯一一名本科生协助分析中国银行上市（IPO）项目的市场背景，涵盖了64个上市公司的资料，为亚洲发展银行调研了国内债券市场的情况，并翻译了其证券圈套项目建议书， 学习到了大量有关会计、投资银行、信息搜集以及与人协作的能力 .

2008/09 – 2008/10: 中央电视台X台[ 1个月]所属行业： 媒体

XX栏目组 业务助理负责在校园内物色联系潜在外籍演员并进行初级遴选，作为嘉宾参加其中一期“XX”节目，锻炼了自己与人沟通的能力，尤其是与外国朋友们的有效交流2008/5--2008/9：在xx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同处实习[ 4个月]所属行业： 市政府

篇2

[关键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F235.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8-0154-02

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必须公开披露的信息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等。

（一）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上市公司要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其完整的会计报告，具体内容包括：该公司的简介、会计报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已经发行的股票及股权比例的变化等。需在会计年度结束后的4个月内编制完成年度会计报告，并且经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方可进行披露。财务会计数据有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四张财务主表及其会计报表附注、附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二）临时报告。公司发生重大事件时向投资者和社会披露的公告，这里所说的重大事件是指可能对公司的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所有事件。比如，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出现重大变化、公司出现重大亏损或重大损失等。

（三）招股说明书。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除了要有发起人制定的公司章程之外，同时还要说明公司近三年经营业绩、发行股票的类型、筹资总金额、每股价格、发行方式、发行期、盈利预测和股利分配的政策等。

（四）上市公告书。批准上市的公司通过指定的报刊向公众公布的说明材料。上市公告书的内容应包括：1.获准在交易所交易的时间和批准文号；2.股票发行情况；3.股东同意在交易所交易的决定；4.董事、监事、高管个人简历；5.公司近三年的经营结果；6.股东持股情况等。

二、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信息披露不真实。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虚假记载、误导或欺诈，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做出错误的决策，从而损害其利益。比如：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利润、虚假收入或费用等。

（二）信息披露不完整。会计信息披露不完整主要体现在：有些上市公司对有利于公司的财务信息进行大量披露，对不利的则披露不足；还有的采取避重就轻、断章取义的手法，故意隐瞒部分与公司发展有关的事实。

（三）信息披露不及时。在股票市场上，信息披露的及时，可以使投资者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准确的判断，帮助投资者做出正确的决策；相反，则无异于为内部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创造机会，降低了信息的使用价值。

（四）信息披露不正当。现在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仍存在很多违反规定现象、随意性较强。诸如报喜不报忧；随意调整报告利润分配；对财务报告中对期初、期末变化较大的数据不加以详细说明，并且披露时间随意，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缺乏严肃性。

三、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一）更多的利益诱惑。有些上市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股票市场上募集到更多的资金，采用非法手段，捏造虚假会计信息；而有的中介机构、管理部门为了从中得到好处，在虚假会计信息生成和传播过程中营私舞弊。

（二）违规成本较低。每天上市公司都有大量的信息披露出来。虚假信息被发现和揭发的概率很小；并且即便被揭发出来，逞罚的力度不够大，违反法律的机会成本很小。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造假行为处罚过轻，其罚款与上市公司获得的非法利益相比微不足道。往往公司会计信息弄虚作假，涉及到部分单位和执法人员不认真执法，而与公司串通一气、合伙作弊，增加了对造假信息查处的难度。

（三）政出多门导致会计信息披露不规范。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在证券市场的立法上表现得尤其显著。由于我国制定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法规有关的机构很多，导致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困难，权责界定不清，不能有效监督上市公司的行为。

四、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未来发展趋势

（一）同步披露历史信息与预测信息。投资者不仅关注上市公司过去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信息，更关注公司未来的发展，因为它直接决定着投资者的利得和损失。历史信息是投资者判断公司未来发展的基础，能准确地反映公司的基本情况；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才能真正看清公司的未来发展。但是从会计信息的特性出发，预测信息比历史信息更能满足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因此，会计报告在披露历史信息的同时，还应披露预测信息。

篇3

【关键词】 独立董事制度； 人力资本特征； 盈余质量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7-0036-04

一、引言

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旨在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声誉和质量，规范会计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我国于2001年正式设立独立董事制度，以期能解决“内部人控制”“一股独大”等问题，规范完善上市公司运作。但实践中，由于没有配套的市场选择机制、利益激励和声誉机制，独立董事很难发挥有效的监督职责。因此，独立董事制度愈加重要并亟待完善，实务界、学术界也愈发关注独立董事制度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倾向独立董事占比、薪酬机制方面的研究，人力资本特征（如性别、年龄、专业、受教育程度）的研究并不是很多。独立董事人力资本特征和盈余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丰富现有理论研究成果，并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遴选提供参考，对于独立董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或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Fama and Jensen[1]认为独立董事制度对上市公司能起到正面帮助，例如提高业绩、盈余信息的投资参考价值，独立董事制度是内部治理中较为合理的一种设置和安排。Peasnell et al.[2]的研究结果显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与管理层企图提高收入粉饰报表的可能性呈负相关。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对独立董事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的绩效、盈余管理与独立董事组成、报酬因素的关系上[3]。对独立董事人力资本特征的研究并不多，实证分析其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文献则更少，在当前独立董事的选出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对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特征的研究有利于完善独立董事遴选机制，完善和合理化董事会组成结构，提高会计盈余质量，因此对人力资本特征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年龄与盈余质量

年龄与人的阅历、精力、学习能力相对应。高龄的管理者，虽然有丰富的管理经验、社会阅历，但受到年龄、身体状况的限制，整合处理信息的能力相对年龄小的管理者较弱，决策多依赖以往自身的成功经验，对于新鲜事物理解较慢，有时甚至会对改革、新的事物有所抵触[4]。孔翔[5]研究认为35岁至55岁是独立董事最佳的任职年龄，过小过大都不是最适宜的。故本文提出H1。

H1：独立董事平均年龄越大，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越低。

（二）性别与盈余质量

多数研究都表明，男性和女性在思维、行为和感觉上存在着差异。Bin et al.[6]研究表明，女性董事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女性董事更可能独立思考，减少信息不对称[7]，有助于加强公司的战略管理和完善公司经营，她们更难容忍机会主义的盈余管理，更容易发现财务报表编制、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提高盈余质量。故本文提出H2。

H2：女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越高。

（三）任职时间与盈余质量

理论上，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的契约关系越长，对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信息和所处行业愈加了解，更容易发现潜在风险、盈余管理问题。但实际上，因为时间越长，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者管理层形成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就越大，容易危害到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故本文提出H3。

H3：独立董事任职时间越长，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越高。

（四）教育背景与盈余质量

教育水映独立董事的专业水平、学习能力和判断能力，而学历是教育水平的最直接体现，因此学历水平是评估独立董事的潜在生产效率的信号。唐雪松和马畅[8]发现，独立董事知识储备越多，越能更好地帮助公司作出科学的决策，发现公司治理经营存在的问题，有利于盈余质量。具有海外经历的独立董事相对其他董事更加了解国际市场的走势、规则和法律，并能够更好地发挥其监督职能。魏刚和肖泽忠[9]研究发现独立董事中的“海归”越多，公司业绩往往表现得更加令人满意。故本文提出H4、H5。

H4：独立董事教育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越高。

H5：具有海外学习、生活、工作背景的独立董事越多，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越高。

（五）职业背景与盈余质量

Sanjai et al.[10]研究认为职业特征越强，独立董事就愈容易察觉公司存在问题，提出有针对性、专业性和有价值的建议。学术型独立董事具有扎实且丰富的理论知识，能够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Mohammed et al.[11]研究认为，政治型独立董事会给盈余质量带来负面影响，来自政府部门的独立董事越多，公司与政府部门沟通得也就越好，但可能会对盈余质量把控不严格。银行型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甚至低于其他独立董事的表现。由此，本文提出H6―H8。

H6：具有学术、事务所背景的独立董事越多，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越高。

H7：具有政府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越多，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越低。

H8：具有银行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越多，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为全面反映沪深市场整体走势，本文选取2012―2014年跨市场指数“沪深300”（000300）的300家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总样本，剔除异常值公司，最终得到可观测的样本总计148家上市公司，样本选自沪深两个证券市场，覆盖了大部分流通市值，成分股为市场中市场代表性好、流动性高、交易活跃的主流投资股票，能够反映市场主流特征，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和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采用Excel软件对数据以及文字信息进行处理加工，回归分析采用SPSS 22.0软件。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目前理论界关于盈余质量的计量模型主要有三种：第一是Jones[12]模型及其修正模型；第二是Patricia et al.[13]所开发的营运资本应计项目模型及其修正模型；第三是基于盈余反应系数（ERC）的“盈余―回报模型”。然而，利用Jones模型进行研究时，均隐含一个假设，即非操纵性应计项目是由一些会计要素组成的，而这些会计要素是没有纵的。为了避免这一假设带来的不利影响，Patricia et al.提出了估计盈余质量的新模型。随着研究的深入，Ball et al.[14]以Patricia et al.的基本DD模型为基础，对模型做了适当修正，提出了分段非线性盈余质量计量模型，即修正的DD模型。修正的DD模型弥补了传统线性模型未能确认会计应计程序的非线性属性这一缺陷。相对于基本DD模型，修正DD模型的解释力大大提高。目前，利用修正的DD模型衡量公司盈余质量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因此，本文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水平，用修正截面DD模型的残差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的指标，残差越小，盈余质量越高。

2.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依据研究假设，选择8个解释变量以及4个控制变量，其名称、替代符号和相关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根据上文中的残差、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本文建立以下回归分析模型，以检验假设。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沪深300样本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年龄、任职时间、学历和职业背景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各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各不相同，从0.001到0.979，但基本符合正态分布；独立董事年龄主要集中在50―60岁之间；女性独立董事平均所占比例（11.5%）远不及总人数五分之一；独立董事大多是硕士及以上层次；独立董事任职时间大多平均在三年左右；独立董事的背景情况中，学术或者有事务所背景的占比超过了一半（52.5%），其次是政府背景（37.8%）。

（二）回归分析

本文以残差的绝对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表3和表4分别可见对模型的基本描述和方差分析结果，模型的R2为0.375，F检验方程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说明方程是有意义的。

从表5中可见，自变量的VIF分布在1―2之间，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其中Sig值小于0.1说明对应的变量对残差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独立董事年龄、政府背景、银行背景与盈余质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H1、H7和H8通过检验。这说明独立董事的年龄越高，曾在政府部门或者银行工作过的独立董事越多，盈余质量越低。学术或事务所背景与盈余质量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说明具有学术或者事务所背景独立董事越多，越能很好地提高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与H6相符。而女性董事所占比例、教育程度、任职时间和海外背景与盈余质量之间存在负相关，但不显著。这表明董事的性别、受教育程度、任职时间和海外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盈余管理，提高盈余质量，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回归方程如下：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了独立董事人力资本特征与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关系，并由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当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平均年龄相对较小时盈余质量较高。第二，具有学术或者事务所背景的独立董事越多，该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则表现较高。此类独立董事大多是会计师、经济师、财会专业的教授，具有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和职业敏感性，能更好地发现财务报表中针对盈余存在的问题，特别当公司股东或管理层做出有损盈余的行为，能够及时且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第三，当上市公司具有较多的政府背景或银行背景的独立董事时，其盈余质量相对较低。此类董事能为上市公司了解政策走势或者融资规则方面带来帮助，其社会关系也能为上市公司带来一定的优势，但公司也容易因此忽视了盈余质量的把控。

根据上述的分析和结论，本文针对独立董事遴选标准提出建议：第一，设立标准。独立董事的特征多元化，能够为上市公司带来各行业、领域的信息、技术和资深人士的观点，因此，针对某一类的人力资本特征时，应该设置相应的比例，不致使某一类独立董事数量较多。第二，建立独立董事数据库。可由证监会或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等第三方组织筛选、建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数据库，从而在独立董事来源上控制其独立性，并规定上市公司只能在该数据库中遴选，上市公司也可向数据库管理组织推荐候选人。第三，完善独立董事档案、诚信机制。证监部门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的公开信息，方便公众查阅，包括独立董事的个人简历、历任公司、与会情况、发表意见情况、处分情况等。第四，可以借鉴美国FASB的组织结构，各家上市公司缴纳一定比例的会费给一个类似独立董事协会的组织，由该组织考核独立董事的履职和绩效情况，并发放工资，将独立董事的经济利益与公司独立开来。

【参考文献】

[1] FAMA E F，JENSEN M C.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1983，26（2）：301-325.

[2] PEASNELL K V，et al. Accrual Management to Meet Earnings Targets： U.K. Evidence Pre- and Post-Cadbury[J].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2000，32（4）：415-446.

[3] BENJAMIN E H，et al. Boards of Directors as an Endogenously Determined Institution： A Survey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J]. Economic Policy Review，2003，9（1）：102-119.

[4] RENEE B A，et al. The Role of Boards of Director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Survey[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0，48（1）：58-107.

[5] 孔翔. 中外独立董事制度比较研究[J]. 管理世界，2002（8）： 88-104.

[6] BIN S，et al. Female Directors and Earnings Quality[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1， 28（5）： 1610-1644.

[7] ROSE C. Does female board representation influence firm performance？ The Danish evidence[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2007，15（2）：404-413.

[8] 唐雪松，马畅. 独立董事背景特征、辞职行为与企业价值[J].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12，26（4）：3-13.

[9] 魏刚，肖泽忠.独立董事背景与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7（3）：92-105.

[10] SANJAI B，et al. The Un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Composi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J].Business Lawyer，2010，54（3）：921-963.

[11] MOHAMMED D，et al. Strategic manoeuvring in simultaneous discussions[C].2011：78-85.

[12] JONES J J. 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1，29（2）：193-228.

篇4

关键词：政府干预 政治关联 过度投资 投资不足

一、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企业投资的效率问题，然而中国企业的投资效率不容乐观：在Gugler等（2004）研究的61个样本国家中，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排倒数第5位[1]；辛清泉等（2006）的研究表明，1999-2004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率仅为2.6％，远低于当时5％左右的银行贷款利率[2]；徐玉德和周玮(2009)则测度了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8年的投资效率，发现其投资收益仅为投资成本的一半左右[3]；张功富和宋献中（2009）的实证研究发现，近40％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幅度为期初固定资产净值的24.7％，60％的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幅度为期初固定资产净值的13.1％[4]。是什么导致了中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如此低下呢？

研究者从股权结构（张翼和李辰，2005）[5]、债务的治理功能（童盼和陆正飞，2005）[6]、预算软约束（朱等，2006）[7]、经理人薪酬（辛清泉等，2007）[8]、管理者背景特征（姜付秀等，2009a）[9]以及管理者过度自信（姜付秀等，2009b）[10]等多个角度对企业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这些因素对于企业投资行为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在研究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时，仅仅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中国转型经济这一特殊制度背景的影响, 这种制度背景的最明显表现就是“政府干预”。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从政府干预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企业投资行为。例如，杨华军和胡奕明（2007）以沪深交易所的非金融类企业2000~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地方政府干预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干预显著地加剧了过度投资[11]。梅丹（2009）的研究表明，直接的政府干预是导致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直接成因[12]。张洪辉和王宗军（2010）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干预程度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正相关，而且，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是由政府将其公共目标内部化到其控制的企业的结果[13]。Chen等（2010）以2001－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投资支出对投资机会的敏感度更弱，政治关联更显著地降低了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14] 。但是，这些文献只研究了政府干预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没有考察政府干预对企业投资不足的影响，而且，他们没有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终极控制人控制的企业非效率投资受政府干预影响的差异。同时，他们也没有研究在我国法律保护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具有政治关联是否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一种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免受政府的掠夺。

根据樊纲等（2010）的研究，我国不同省份之间的政府对企业干预的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15]。政府干预是否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呢？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终极控制人控制的企业间是否存在差异呢？企业是否会寻求政治关联来减轻政府干预对企业投资的负面影响呢？本文以2004－2009年间沪深70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干预一方面加剧了有自由现金流量企业的过度投资，另一方面则缓解了融资约束企业的投资不足；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受政府干预的影响显著更强，但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受政府干预的影响显著更弱；政治关联与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均显著负相关，在非国有企业样本组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这表明，政府干预不只是“掠夺之手”，还可能是“援助之手”。

本文的主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⑴为政府“两手论”均提供了新的证据。政府“两手论”认为，政府干预企业的这只“看得见的手”既可能是一只“帮助之手”，也可能是一只“掠夺之手”(Shleifer和Vishny,1998)[16]。本文的研究表明，一方面，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策性负担和政治晋升目标会干预有自由现金流量的企业过度投资，另一方面，对于有投资机会但资金不足的企业，政府干预则有助于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⑵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视角丰富了关于政治关联作用的相关研究。本文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干预对企业过度投资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加强政府干预对企业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因此政治关联是企业在我国法律保护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作为法律保护的一种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免受政府的掠夺并为企业谋取利益。

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实证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的结果及分析；最后一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干预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解决自然性垄断、公共物品以及外部性问题，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关于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作用，存在“帮助之手”（helping hand）和“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两种假说。前者认为，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其活动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逐利性，政府的主动干预可以矫正企业的错误行为，从而起到了扶持企业发展的作用。后者则认为，政治家们的目标可能并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运用他们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将资源配置给自己的政治支持者,打击政敌,中饱私囊,以牺牲公共福利为代价。由于政府对于其所辖企业同时具有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索求，可能通过政治干预的掠夺之手和监督经理及优惠待遇的帮助之手来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因此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既可能是“帮助之手”，也可能是“掠夺之手”(Shleifer和Vishny,1994a)[17]。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相比，中国地方政府有更强的动机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尤其是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干预，这是因为：首先，地方政府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改善社会福利及维持社会稳定的现实任务。就短期而言，企业新增投资无论是否有效益，均可以有效地增加地方GDP、财政收入（主要是流转税收入）以及就业，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从而有利于地方政府实现其政治目标。其次，地方政府官员有其个人利益，还有其政治晋升诉求。由于中央政府考核其政绩的重要指标就是GDP和财政收入(周黎安,2004; Li和Zhou,2005)[18, 19]，为在激烈的晋升博弈中胜出，地方政府官员有强烈的动机干预所辖企业扩大投资来增加地方GDP和财政收入。

同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相比，中国地方政府有强的能力干预企业的投资行为。首先，各级政府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对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以大股东的身份直接控制企业的重大决策，当然包括投资决策；其次，在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实施之前，我国的投资项目管理是以立项审批为核心，任何投资项目，不分资金来源、不分项目性质，都一律按投资规模大小分别由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先批准立项后方可实施。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制为政府干预企业投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政府部门可以从政府利益的角度支持或阻挠企业的投资。2004年的投资体制改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政府干预企业投资的能力，但由于其它政府改革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又缺乏将政策落到实处的具体手段， 加之地方政府对资本、土地等重要资源还拥有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 企业的投资决策过程仍然会受到地方政府很大的影响(田伟,2007)[20]。第三，即使对于非国有企业，政府依然有能力干预企业的投资活动，因为政府可以利用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创造投资项目产品的市场需求，缓和市场竞争带来的经营风险，或利用行政权力直接为企业提供资金补贴或融资便利，降低企业融资的财务风险及资金成本。

由于扩大投资无论对于地方政府的政治目标还是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私利都是有利的，因此，我们预期，对于拥有自由现金流量的企业，地方政府干预会加剧其过度投资，而对于拥有投资机会但又缺乏资金的企业，地方政府会通过干预银行贷款、提供财政补贴、优惠提供土地等措施缓解融资约束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帮助企业扩大投资。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政府干预程度会与企业过度投资正相关，与企业投资不足负相关。

然而，对于不同终极控制人控制的企业而言，其投资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影响也应存在一定差异。政府是国有企业的股东，可以通过国有企业的股东大会控制企业的重大投资决策，政府还掌握着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任免权，因此，可以预期，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受政府干预的影响程度更大。由于企业扩大投资总是有利于政府的目标，因此，可以预期，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政府干预会导致国有企业更严重的过度投资，更少的投资不足。

同为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的投资行为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影响也应存在差异。尽管地方政府并不是中央企业的“顶头上司”，然而，由于地方政府掌握着土地等投资所需的重要资源，况且中央企业毕竟生活在“人家的地盘上”，因此，中央企业的投资行为也会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间接的，因为作为地方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人，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投资活动有着充足的影响力。可以预期，与中央企业相比，地方政府干预会导致地方国企更严重的过度投资，更少的投资不足。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政府干预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与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具有更强的负相关关系。

假设3：与中央国有企业相比，政府干预与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与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具有更强的负相关关系。

（二）政治关联与企业非效率投资

企业高管通常会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以减少政府干预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为私人或企业谋得利益。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表明，政治关联确实可以给相关企业带来很多好处。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而言,政治关联公司有更高的银行贷款率、更优惠的利率和税率、更高的市场占有率(Faccio,2006)[21],更长的债务期限结构(Fan等,2007)[22]，面临更少的管制障碍(Desai和Olofsgard,2008)[23]，可以获得更高的股票发行价格，更低的抑价，更低的发行成本(Francis等,2009)[24]，更多的财政补贴，从而使企业有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和更充足的资金，显然，这些均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然而，由于过度投资会损害企业价值，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高管会尽量避免政府干预导致的过度投资，融资约束企业高管则会利用政治关系为企业争取更多、更优惠的贷款、财政补贴等资金以缓解企业投资不足。因此，提出假设4：

假设4：政治关联与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均负相关。

不同性质的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是不同的，因此，政治关联对不同终极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的投资行为也应有不同的影响。由于非国有企业的问题相对更小，因此，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建立政治关联更多地是为了给企业谋取利益，而较少为了高管个人私利。我们可以预期，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可以使其减轻政府干预导致的过度投资，更大程度地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

与中央企业相比，地方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使企业可能更多地受政府干预的影响。对于有自由现金流量的企业而言，有政治关联的地方国有企业被要求更多地投资以实现政府目标；对于融资约束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则能帮助其争取到更多、更优惠的贷款和再融资便利，从而可以有效地缓解其投资不足。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与中央企业相比，地方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将减少过度投资，缓解投资不足。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建立的政治关联可以更有效地抑制政府干预导致的企业过度投资，同时可以强化政府干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的积极作用。

假设6：与中央企业相比，地方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加剧了政府干预导致的企业过度投资，同时可以强化政府干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的积极作用。

四、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为检验上述假设，本文以2001年以前上市的沪深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按以下标准进行筛选：⑴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⑵剔除样本期间被ST、PT等的公司；⑶剔除数据异常和相关指标缺失的公司。经过筛选，本文最终样本为701家公司在2004－2009年间的4206个观测值。

之所以选择2004年－2009年作为研究期间，主要是因为中国证监会于2004 年12 月13 日“关于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通知(2004)”，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主要工作经历和在除股东单位外的其他单位的任职或兼职情况”。2004 年之前的年度，公司对高管简历往往披露语焉不详、缺失甚多，难以确保政治联系的数据质量。选择2001年以前上市的公司是为了避免IPO募集资金对企业投资行为的非正常影响。

本文所使用的公司财务数据全部来源于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CSMAR）。所有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工作均在Excel2003和Stata11.0统计分析软件中进行。

（二）主要变量设计及其数据来源

1.企业非效率投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变量设计

Hayashi(1982)在完美资本市场假设下证明了最优投资率是边际Q（投资机会变量）的函数，即投资机会是投资率唯一的决定因素[24]。然而，现实的资本市场并不完美，问题和信息不对称分别使得企业可能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基于此，我们曾(张功富和宋献中,2009)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了一个衡量偏误更小的投资机会变量――边际Q，并以模型(1)对沪深工业类上市公司2001－2006年间的非效率投资程度进行了实证度量，可靠性检验结果表明，该度量结果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程度[3]。

其中，Iit为投资支出，FQ为反映企业投资机会的边际Q。模型回归得到的因变量（Iit）的预测值为最优投资率，而模型回归后得到的正残差则表明实际投资超出最优投资的部分，即过度投资；负残差则表明实际投资低于最优投资的部分，即投资不足。

本文也将采用该方法以模型(1)对样本公司分年度分行业回归后得到的正负残差作为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变量值。

2.政府干预变量的设计

概括起来，现有文献用来衡量政府干预的变量有以下六个：⑴樊纲等（2010）编制的我国各地区“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得分指标[14]；⑵企业是否为政府直接控股；⑶实际控制企业的政府的行政级别；⑷地方财政状况和失业率水平；⑸世界银行（2007）基于对企业主要管理者花在与政府部门和人员打交道的时间占其工作时间比重的调查数据编制的“四家主要政府机构对企业的干预时间” [25]；⑹企业所在行业是否为管制行业。

上述替代变量中，⑵、⑶、⑷和⑹均只从某一个方面衡量政府干预，不够全面和综合，只有⑴和⑸比较全面、综合地衡量政府的干预水平，但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仅为2005年的数据，只有樊纲等编制的地方政府干预指数具有多年连续数据。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为面板数据，因此，采用樊纲等（2010）编制的各地区“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指标作为政府干预的替代变量[15]。由于樊纲等（2010）尚未公布2008－2009年的数据，因此，这两年的数据以2007年数据为基础，按前五年的变化趋势进行调整[15]。为了使政府干预指数大小与政府干预强度呈正向关系, 有利于检验结果的表述，将“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得分乘以－1后作为政府干预变量（Gov），因此，Gov越大，政府干预越严重。

3.政治关联变量的设计

关于政治关联，学术界目前并无一致的替代变量, Faccio（2006）认为只要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高管是国会议员或某位高管与政党有紧密联系就认为公司具有政治关联[21]。Fan等（2007）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则根据公司CEO是否曾在中央或各级地方政府或军队等其他部门任职来判断存在政治关联与否[22]。吴文锋等（2008）还考虑了董事长的任职情况[27]。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除了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外,民营企业高管还可以通过进入人大、政协等方式获取政治资源,因此,本文认为若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现在或曾经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部门、军队任职,或现在或曾经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认为公司具有政治关联关系。

这些有关政治关联的信息来自于CSMAR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的公司高管个人资料数据库，包括企业自上市以来的历任董事长、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成员的个人简历及其他相关信息。首先查找公司该年度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然后阅读他们的简历，查找在当年或以前年度他们是否担任了政府或军队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通过手工整理和判断过程，得到企业政治关联的数据。

（三）模型构建

除前述假设中所涉及的政府干预、政治关联、政府控制外，根据有关文献，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四大类：⑴经理与股东之间的冲突，主要用企业管理费用率（AC）来衡量；⑵大小股东之间的冲突，主要以大股东资金占用（OR）来衡量；⑶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主要以增加贷款的可能性（DLT-Loan）、经营现金净流量（OCF）、现金持有量（Cash）、规模（Size）衡量；⑷其他，主要是行业差异和时间差异以及金融危机对企业投资的影响（Cris）。

基于上述分析，为检验前述假设，本文建立以下基本的计量模型：

其中：OI为过度投资，UI为投资不足；Firm为根据企业终极控制性质或层级对企业的分类，包括是否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SOE）以及是否地方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Local）。

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见表1。

（四）回归方法

为充分利用时间序列和截面两方面的数据特征，在估计时采用平行面板数据模型，其优点在于可通过一定的估计方法，克服两种数据中容易出现的异方差、多重共线性、序列相关和自相关性，使估计结果更有效。在回归时本文采用了一种既可以控制异方差和自相关，又可以控制固定效应、适用于“大N小T”型面板数据的截面相关稳健标准误方法（SCC） 。为缓解离群值对参数估计的影响，对属于连续型的解释变量在其分布的第1及99百分位上的观察值进行缩尾调整（Winsorize）处理。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根据表2提供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知，样本期间上市公司投资率平均为期初固定资产净值的7％，除2007年有所反弹外，基本上呈逐年下降趋势，尤其是2008年以后下降幅度更大，这主要是受爆发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我们此前（张功富，2010）的发现一致[29]。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平均分别为期初固定资产净额的12％和6％，2008年以前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过度投资减少了，投资不足也得到了缓解，后者可能是得益于中央政府4万亿的扩大投资政策。政府干预变量Gov逐年减小，表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在逐年下降，这可能是近几年国家推行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所致。平均有31.7％的企业高管具有政治联系， 其中具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比例（32％）略高于非国有企业（30.2％），而具有政治关联的地方国有企业比例（36％）显著高于中央国有企业（23％）。

为进一步考察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分别按政府干预程度、所有权性质、国有企业控制人层级、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等标准将样本分组，并分别进行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的组间均值差异检验。根据表3可知，政府干预严重地区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显著大于政府干预程度较轻地区的上市公司，而投资不足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政府干预程度严重地区的上市公司投资不足更少，假设1得到了初步证实。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更为严重，但投资不足显著更少；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程度较中央企业更严重。过度投资程度在有、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有政治关联企业的投资不足程度较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显著更严重，这与预期不一致，但这种差异可能是由包括政治关联在内的多种因素导致的，因此关政治关联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方向与程度的准确结论需参考多元回归结果确定。

（二）回归结果分析

1.政府干预、政府控制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5列示了基本计量模型⑵的回归结果。以过度投资（OI）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2.1～2.3的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干预变量Gov的系数为负，其中在模型2.1和2.3中的系数的显著水平为1％，这表明，政府干预越严重，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越多。以投资不足（UI）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2.4～2.6的回归结果显示，Gov的系数为负，其中在模型2.4和2.5中的系数的显著水平分别为1％和5％，这表明，政府干预越严重，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程度越轻。因此，假设1得到了证实：对于有自由现金流量的企业，政府干预企业过度投资，表现为“掠夺之手”；对于融资约束企业，政府干预则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表现为“帮助之手”。

在以OI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2.2中，是否为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SOE及其与政府干预变量Gov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更为严重，同时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也更为显著。在以UI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2.5中，SO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程度较非国有企业更轻；Gov及其与SOE的交乘项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政府干预缓解国有企业投资不足的作用更大。因此，假设2得到了证实：政府干预的“两手”性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

模型2.3的回归结果显示，是否为地方企业的虚拟变量Local回归为正但不显著，而Gov及其与Local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与中央企业相比，政府干预会导致地方企业过度投资更少，这与假设3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在政府干预更严重的地区，地方国有企业可能承担更多的社会性负担（如超额雇员等），减少了企业可用于过度投资的自由现金流量。模型2.6的回归结果显示，Local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与中央企业相比，地方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情况更为严重。Gov及其与Local交乘项系数均为负且不显著，这表明，与中央企业相比，政府干预对地方企业的投资不足没有更显著的缓解作用。因此，假设3没有得到证实。

主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预期或现有文献的发现基本一致。经理与股东之间的冲突变量AC与投资不足正相关，表明企业经理的在职消费减少了企业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是导致企业投资不足的原因之一。大股东资金占用OR与OI负相关，与UI正相关，表明大股东资金占用一方面减少了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从而抑制了其过度投资；另一方面减少了企业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从而加剧了其投资不足。银行贷款的增加∆Loan与OI正相关，与UI负相关，表明一些企业向银行取得的贷款用于过度投资，而融资约束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则缓解了其投资不足，由此可知，就企业而言，银行贷款只起到了融资的功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公司治理功能。金融危机变量Cris与OI显著负相关，表明金融危机的爆发减少了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从而导致企业过度投资幅度下降。

2.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回归结果分析

表6列示了政治关联与企业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的回归结果。在以OI或UI为因变量的全部模型中，政治关联变量PC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多数样本组的显著性水平在10％以下，这表明，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相比，政治关联企业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程度均更轻。因此，假设4得到了证实。在因变量为OI的模型3.1中Gov与PC交乘项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就全部上市公司而言，政治关联对于抑制政府干预导致的企业过度投资作用不明显。在因变量为UI的模型2.6中，Gov及其与PC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整体而言，政治关联可以强化政府干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的作用。

模型2.2和2.3中Gov与PC交乘项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无法有效地抑制政府干预导致的企业过度投资；模型2.7中Gov与PC交乘项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但模型2.8中这一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国有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对于强化政府干预缓解投资不足的作用并不明显，但非国有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则可以显著地强化这一作用。因此，假设5基本得到了证实。

模型2.4中Gov与PC交乘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但模型2.5中这一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对于中央国有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可以有效地抑制政府干预导致的企业过度投资，但对于地方国企而言，政治关联的这种作用并不明显。模型2.9中Gov与PC交乘项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但模型2.10中这一系数不显著，这表明，与地方国企相比，中央企业建立政治关联可以更好地强化政府干预缓解投资不足的作用。这与假设6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在政府干预严重的地区，有政治关联的中央企业能争取到更多的资金，从而可以更好地缓解企业投资不足。因此假设6没有得到证实。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上与预期相同，其中有一些有意义的发现，如国有样本组中OR与OI显著负相关，但在非国有样本组中，OR与OI正相关，表明大股东资金占用减少了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但对于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没有明显的效果。金融危机变量在全部10个模型中的9个模型回归系数为负，唯有模型⑻显著正相关，这表明，金融危机爆发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更加严重，这与现实中观察到的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外资企业撤离现象是一致的。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以俞红海等（2010）采用的企业投资变量“（-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总资产”替代本文因变量后进行全部回归，发现回归结果与前述回归结果基本一致[31]。为检验研究结果是否对非效率投资度量结果敏感，以Richardson(2006)模型分行业分年度回归后得到本文样本公司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数据，再重做上述回归后，发现回归结果与前述结果基本一致[32]。此外，为考察本文研究结果是否对政府干预变量稳健，我们还以世界银行（2007）编制的“四家主要政府机构对企业的干预时间”作为政府干预的替代变量重做上述全部回归后，发现基本结论和表5、表6一致，进一步证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26]。限于篇幅，本文未列表报告全部稳健性检验结果。

六、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4―2009年间沪深70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地方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我们认为,由于地方政府承担了较多的政策性负担,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目标,地方政府有动机和能力干预所辖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企业实际投资偏离企业最优投资水平。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以上分析：对于有自由现金流量的上市公司,政府干预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而对于融资约束上市公司，政府干预则缓解了其投资不足。因此，本文同时为Shleifer 和Vishny（1994b;1998）提出的政府“掠夺之手”和“支持之手”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16, 33]。

另外，我们还发现：对于有自由现金流量的非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政治关联可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对于融资约束的非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可以缓解其投资不足。这表明,当地方政府进行负面干预时,政治关联可以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来保护企业的产权免受政府的掠夺。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地方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于企业非效率投资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与非国有企业“刻意追求”的政治关联相比，地方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更可能是“被动”的，即地方政府将政府官员被任命至其所控制的企业担任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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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 翻译公司 网站调查 商务英语口译 岗位研究

1.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社会对口译人才尤其是商务口译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口译不能被狭义理解为仅仅是一种语言技能，更应该被看成一种发展迅速，对人类工作、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职业。国内学者对口译及口译职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李波［1］指出翻译的职业化对译员的语言能力、专业知识翻译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明确的规范。杨焱［2］认为口译人才选拔及培训中须对非智力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赵恒、高忻［3］认为口译人员的中外语言水平、反应能力，现场情景和气氛的把握能力等非常重要。胡振东［4］认为口译人员在临场翻译之前要尽可能做一些语言上、技术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张捷、宋立明［5］认为笔译与口译存在着不同的标准、模式。吴佳［6］认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是任何外语教学中都不能忽视的重要教学内容。李紫凌［7］认为一名优秀的口译员必须具备基本的译员素质、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基本功、良好的心理素质、高度的责任感、保密意识、合作精神等。韩红［8］认为合格的口译员应该具备扎实的语言知识、敏锐的听力能力、明确的表达能力、宽广的知识面、娴熟的口译技巧、良好的心理素质、综合记忆能力。高怡松［9］分析了外事翻译所应具备的素质和技巧，包括外事翻译的标准和要求、互联网在翻译方面的应用等问题。杨焱［10］指出性格也是口译潜能的影响因素。张海霞［11］指出同传意愿应该具备敏捷的思维、出色的记忆力、良好的心理素质、强健的身体、敏捷的应变能力。任文［12］指出译员都很难在交际过程中保持一贯的中立立场。国内学者对口译分类、口译标准、口译译员素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口译职业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大多属于定性研究，缺乏统计数据。为了丰富口译职业研究，有必要对翻译公司进行深入调查，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充分了解口译服务领域、薪资水平、译员岗位能力，以及素质要求。

2.网上调研

为了切实提高商务英语口译教学质量，真正培养能够娴熟运用英汉两种语言、具备良好职业素质、在商务工作领域中顺利完成口译任务的应用型英语人才，我于2011年6月至9月对本课题组成员在众多翻译公司网站中随机选取了120家翻译公司并进行了调查，其中上海40家、北京35家、广州21家、南京24家。这些公司包括上海语翼英语翻译公司、上海宇译翻译有限公司、上海欧得宝翻译公司、北京奥体汇友翻译公司、北京信德雅同声翻译、广州全意翻译公司、广州粤神翻译有限公司、南京雅博翻译公司、南京新世界翻译公司等。

3.调查结果及分析

3.1口译服务领域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往日益频繁。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更好地服务翻译客户，翻译公司往往都在网站上单独开辟“翻译服务领域”这一栏目。口译是翻译的一类，是口头形式的翻译，因此翻译服务领域与口译服务领域完全吻合。一般来说，翻译服务领域主要包括以下12类。第一，商贸类，主要包括商业信函、合同、企划、邀请函、简报、公司简介、产品目录、产品手册、营销资料。第二，科技类，主要包括科技文献、技术规范、安装手册、网站及网页翻译。第三，法律类，主要法律法规、条例、判决书、政府公文、管理规定、章程。第四，理工类，主要包括机械、通信、电子、电机等。第五，社会文学类，主要包括著作剧本、影视对白、新闻、散文、诗歌、广告、小说、音乐、录像带、录音带、教育。第六，城市建筑类，主要包括建筑、交通、土木工程、用地及都市规划。第七，财经类，主要包括金融、保险、财务报告、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投融资协议、上市公司年报等。第八，工业工程，主要包括工程标书、技术标书、商业标书、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产品说明书。第九，生化类，主要包括环保、医药、食品营养、农业、染整等。第十，学术类，主要包括论文、参考文献、评论。第十一，个人资料，包括个人简历、入学申请、求职申请、户口本、推荐信、委托书。第十二，证件、证书类，包括学历证明、结婚证、营业执照、出生证明、身份证、执照。在广泛搜集翻译网站中关于翻译服务领域介绍的基础上，我进行了统计，具体情况如下表。

商务类口译可以从两个层次上进行理解。商务类口译狭义上指商贸类口译，包括商业信函、合同、企划、邀请函、简报、公司简介、产品目录、产品手册、营销资料等。广义上指泛商务类口译，包括商务活动中涉及的各种材料类型，主要涵盖商贸、科技、法律、理工、社会文学、城市建筑、财经、工业工程、生化类等领域。一般来说，口译译员面对的材料题材广泛，如果在平时教学和训练中局限于商贸类口译实践，译员一旦遇到其他领域的材料时就会束手无策。基于上表数据，我认为在商务英语口译教材的编写和口译课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增加泛商务类材料的口译练习，通过长期的训练培养学生上述各领域的口译实践能力。

3.2口译种类及译员薪资水平

3.2.1口译种类

翻译主要包括口译与笔译。我们根据所调查的网站中大部分网站的分类方法，把口译分为英汉口译、同声传译（简称同传），以及本地化翻译。英汉口译包括陪同口译（一般活动口译）及交替传译。交替传译包括技术交流（商务谈判）、中型会议口译、大型国际会议口译。交替传译，又称连续翻译、连续传译，简称交传，即讲话的人讲几句话停顿一下，译员开始翻译，译员翻译完了之后再继续讲。同声传译也叫同步翻译、即时翻译，指口译员利用专门的同声传译设备，坐在隔音的同传翻译间里，一面通过耳机收听源语发言人的讲话，一面几乎同步地把讲话人所表达的信息准确、完整地传译成目的语，通过传译设备送出。本地化翻译包括软件本地化、多语桌面排版DTP、网站本地化翻译、音频视频翻译。

3.2.2口译译员薪资水平

我对标明英汉口译价格的59家翻译公司价格进行了统计，发现陪同口译（一般活动口译）的价格为747元/人/天，技术交流（商务谈判）口译的价格为1154元/人/天，中型会议口译价格为1696元/人/天，大型国际会议口译价格为2887元/人/天。以上数据足以证明英汉口译为高薪职业。我对明确标明同传价格的52家翻译公司价格进行了统计，英汉同传价格为8763元/人/天，极高的薪酬反映出同传的工作难度，口译业内视同传为“金字塔”的塔尖，同声传译也常常被称为英语专业的最高境界。

3.3商务口译译员能力与素质要求

41家在译员招聘广告中明确提出了对商务口译人员的要求。我对翻译公司针对译员语言技能、行业知识、工作经验、口译职业资格证书、责任心、兴趣、心理素质、沟通能力、职业道德、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的要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调查发现绝大部分翻译（82.93%）公司要求口译人员具备一定的翻译工作经验。由此可见口译是技能型较强的一种职业，口译的熟练程度与质量与译员的实践经验密切相关。口译技能的提高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因此在高职口译教学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技能训练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加强学生的练习，切不可把重点放在理论分析上。除了课堂上帮助学生进行正规训练外，口译教师还应该建立口译测试库、试题库，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材料，一起制订学习计划，口译不应被狭义地理解为一门课程，而应该被看成学生尤其是英语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的终生技能和一种职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理应成为口译课程教学的重点之一。53.65%的翻译公司认为口译人员须具备相关的行业知识。要想成为合格的口译员，就必须对其服务领域，如：商贸、科技、法律、理工、社会文学、城市建筑、财经等有所了解。另外，一些翻译公司对译员双语的驾驭能力、口译职业资格证书、责任心、兴趣、心理素质、沟通能力、职业道德、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要求。

4.结语

本文对商务英语口译岗位的服务领域、口译译员的薪资水平、商务英语口译译员的能力，以及素质要求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研究表明，商务英语口译主要涉及商贸、科技、法律、理工、社会文学、城市建筑、财经、工业工程、生化类等服务领域。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皆为高薪岗位。合格的口译译员必须精通来源语和目标语、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口译工作经验。此外，译员对口译工作要有很强的责任心和浓厚的兴趣。为了出色地完成口译任务，口译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与人沟通能力、口头表达能力、高尚的职业道德、很强的团队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此次调研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口译行业及商务英语口译岗位的认识，为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商务英语口译课程标准、整体设计，编写符合职业岗位需求的口译教材，改革和创新口译教学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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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百慕大;投资基金;监管;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9）-0012-06

百慕大（Bermuda）又称百慕大群岛，旧称萨默斯岛，于1609年变为英国殖民地，现在是英国海外属地，实行内部自治。百慕大实行独立立法，有自己的高等法院，终审法院是伦敦枢密院。百慕大政治稳定，国际金融服务业是其主要产业，法定货币为百慕大元，与美元等值，两种货币同时使用。由于百慕大法律体系完善，现已成为世界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之一，百慕大公司更成为全球公认的股票交易所认可的上市壳公司。世界大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信托公司在百慕大均设有办事机构。除银行、保险、信托外，投资基金也是百慕大的一大重要金融业务，投资基金监管是百慕大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百慕大投资基金法律环境的调查和研究，对百慕大投资基金监管法律制度进行解析，以供业界参考。

一、百慕大投资基金及其监管概述

百慕大是众多对冲基金1、私募股权基金、信托基金和共同基金的理想设立地，根据2013年7月百慕大金融管理局2的数据，百慕大共有762只基金，代表净资产1904亿美元。

（一）投资基金概述

典型的百慕大投资基金结构包括单一基金（single fund）、基金的基金（fund of funds）和主从结构基金（master feeder fund），其中主从结构基金一般采用离岸从基金和百慕大境内主基金的结构。根据百慕大《投资基金法》（Investment Funds Act 2006）的规定，在《投资基金法》调整范围内的投资基金（investment fund）应当遵守百慕大法律，受百慕大监管。《投资基金法》规定，投资基金是指一种财产安排，其中的财产多种多样，包括货币，投资基金的作用或目的在于使人们能够参与其中，从而获取收益3。投资基金的基本特点和规则是基金份额持有人一般无需对基金事务亲自进行日常管理，也不再持有基金财产，并且有权根据基金文件申请份额赎回。

（二）投资基金监管机构和法规

百慕大基金业由BMA负责监管，BMA是根据百慕大《金融监管局法》（Monetary Authority Act 1969）设立的，由董事会负责管理并有一名首席执行官。BMA还负责对依据百慕大法律设立的基金行政管理人（administrator）、银行、托管人、经纪商和投资经理人进行授牌和监管，所谓“行政管理人”，与一般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主体”等概念不同，是指某一领域的经营人或管理人，可以是营利领域也可以是公共领域。

百慕大法律体系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包括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百慕大投资基金监管的成文法健全，在法律层面，除上述《金融监管局法》和《投资基金法》以及与投资基金组织结构相关的《公司法》（Companies Act 1981）、《有限合伙企业法》（Limited Partnership Act 1883）、《豁免合伙企业法》（Exempted Partnerships Act 1992）和《合伙企业法》（Partnership Act 1902）等法律及其修正案4外，还有《基金规则》（Fund Rules 2007）、《基金发行章程规则》（Fund Prospectus Rules 2007）和《投资基金诉讼条例》（Investment Funds Appeal Tribunal Regulations 2012）等规范性法律文件。

二、百慕大投资基金组织形式

一般来说，投资基金的主要组织形式包括公司型、合伙型和信托型，此外百慕大境内的投资基金也有采用其他类型的，这是对上述三种传统类型的创新。投资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一般要考虑下列因素：一是税收因素;二是责任限制因素;三是市场因素;四是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限制因素。不同的投资基金组织形式对于基金的后期管理也有很大影响。

（一）公司型

所谓公司型基金，是指基金采用共同基金公司的形式。设立共同基金公司，需要向BMA提出申请，同时需要提交一些法定表格。另外，还需要提交有关基金发起人和管理公司的详细信息。如果发起人或管理公司是被认可的机构或其分支机构，则还应当提交有关该机构的摘要，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还需要提交最近的年报。如果发起人具有私人性，则还应当提交关于其投资经验的详细信息及其简历。BMA对共同基金公司设立申请的审查时限一般为一至两天。共同基金公司成立后，只有在符合百慕大金融监管和投资基金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才可以开始经营和发行份额。

共同基金公司由董事会负责管理，但是如果该共同基金公司任命了管理公司，则一般是由该管理公司负责投资交易和日常管理。该管理公司还可以将投资顾问职能分包出去，接受分包的投资顾问既可以是在百慕大境内也可以是在其他法域。基金的行政管理职能一般是由董事会委托给共同基金公司的行政管理人行使。根据百慕大的法律，管理公司5和共同基金公司的董事对股东并不负有直接的合同义务。共同基金公司的董事义务在于为共同基金公司的利益最大化服务。大多数董事的管理职责一般会委任给管理公司行使，而管理公司便会对共同基金公司负有合同义务，在具体的协议中，双方可以约定具体的免责事由。管理公司和董事，要对面向公众的发行文件存在陈述错误等情形承担责任。

（二）合伙型

百慕大的合伙既包括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还包括由百慕大居民组成并在百慕大当地进行经营的合伙，以及主要由非百慕大居民组成并在百慕大境外进行经营的合伙，后者又称豁免合伙（exempted partnership）。豁免合伙既可以是普通合伙也可以是有限合伙，由于豁免合伙便于在境外市场设立和发行豁免基金，因此豁免合伙应用广泛。设立合伙基金，需要向BMA提出申请，并向BMA提交法定表格和普通合伙人的详细信息。普通合伙人是法人的，如果是上市公司，还应当提交年报;普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还应当提交个人简历和投资经历。合伙基金的设立时限一般为一至三天。

合伙型基金以合伙协议为基础，合伙协议一般由管理公司和有限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可以规定合伙企业的管理方式，合伙人的权利，管理人和普通合伙人的职责、任命和解任，投融资权限，合伙基金的终止和清算等事项。基金财产一般委托给保管人进行保管，而净资产值的记账和计算以及投资一般由普通合伙人或管理公司负责。在合伙基金中，合伙事务的管理虽然由普通合伙人负责，但是可以将普通合伙人的管理职责委任给管理公司。普通合伙人对其他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具体包括提供合伙经营的账目和信息，不得谋私利，不得从事与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等。但是根据合伙协议的具体内容，上述义务也会有所不同。

（三）单位信托

信托有民事信托和商事信托之分，单位信托是典型的商事信托。单位信托型基金是以信托合同为基础的，而信托合同一般由管理公司和受托人订立。信托合同可以规定单位信托基金的管理方式，持有人的权利，管理人和受托人的职责、任命和解任，投融资权限，终止和清算等事项。基金财产的保管，净资产值的记账和计算一般由受托人负责，但如果是在百慕大境内提供服务，则该受托人应当具有持牌行政管理人资格。管理公司一般负责代表单位信托基金进行投资。

单位信托基金主要表现为一种信托或契约安排，与共同基金公司不同，单位信托基金不具有独立的法人主体资格。单位信托基金的设立并不需要政府的批准，而信托合同才是单位信托基金设立的依据。单位信托基金设立后，只有在符合百慕大金融监管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才可以发行份额。在单位信托基金中，信托事务的管理由受托人和管理公司共同承担。受托人作为信托财产的保管人，对持有人负有信义义务，但是在实践中，当事人可以对受托人的报酬、补偿以及免责事由等进行具体的约定。

（四）其他类型

根据百慕大《独立账户公司法》（Segregated Accounts Companies Act 2000）的规定，共同基金公司可以注册为独立账户公司，该独立账户公司可以有不同的种类股，不同的种类股代表独立的资产组合并且彼此责任独立，各自具有独立的账户，而且独立账户还可以投资于同一公司的其他独立账户。因此，独立账户公司十分特殊并具有风险隔离的作用。独立账户公司的注册要经百慕大金融部（Minister of Finance）同意，实际上，在设立共同基金公司时可以同时申请注册独立账户公司。独立账户公司必须有一名独立账户并由其负责报告义务，包括任何独立账户或基金总账户的亏损，独立账户公司还应当保存各独立账户的会计记录，并为各独立账户准备财务报告。另外，在不违反信托合同规定的前提下，单位信托基金也可以设立独立账户或子信托。

三、百慕大受监管投资基金主要种类

作为百慕大投资基金的核心法律，《投资基金法》规定了投资基金的排除适用、豁免适用以及有关授权，包括投资基金的成立、运作和份额发行等。投资基金只有得到《投资基金法》的豁免或授权，才可以在百慕大境内从事业务6。但是对于被认定为属于私人（private）基金的投资基金，则有关授权或豁免规定不适用于该投资基金，私人基金的认定标准包括：投资者被限制在20人及以下，对投资基金的募集有所限制，不向公众募集等。

（一）A级豁免基金

百慕大对于A级豁免基金提供了快速通道程序，无需得到BMA的批准。A级豁免基金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只面向合格投资者

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等，属于合格投资者：第一，自然人：前两年收入均超过20万美元，或者与配偶合计超过30万美元，并且在今后的收入也会维持在适当的水平;第二，自然人：净值或与配偶的合计净值在购买投资基金时超过100万美元;第三，自然人：具有金融和商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对投资的风险有着充分的认识;第四，法人：总资产不低于500万美元;第五，非法人组织、合伙或信托：总资产不低于500万美元;第六，法人：股东至少要符合第一至第八中的一项;第七，合伙：合伙人至少要符合第一至第八中的一项;第八，信托：受益人至少要符合第一至第八中的一项。

2、具有投资经理

基金的投资经理必须符合下列要求：第一，根据《投资法》（Investment Business Act 2003）持牌;或者经BMA认可的境外监管机构授权或授牌，例如美国证监会（SEC）;或者在百慕大境内从事业务，或者在BMA认可的法域从事业务。第二，所管理的总资产超过1亿美元，包括投资经理团队所管理的总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情形。第三，有在百慕大定居的人担任职员、受托人和代表，并且要确保基金的账簿和记录可查。第四，任命审计师、基金行政管理人、登记人、受托人和主经纪人。第五，财务报表符合要求。

（二）B级豁免基金

不符合A级豁免基金条件的，可以申请B级豁免基金，B级豁免基金必须符合下列条件：第一，只面向合格投资者;第二，有在百慕大定居的人担任职员、受托人和代表，并且要确保基金的账簿和记录可查;第三，任命审计师、投资经理、基金行政管理人、登记人、托管人和主经纪人，并且上述人员可以胜任自己的职务;第四，财务报表符合要求。

（三）机构基金、管理基金和指定法域基金

百慕大投资基金市场比较成熟，除了上述豁免基金外，《投资基金法》还规定了另外几种授权基金，具体包括：第一，机构基金（institutional fund），该基金要求只面向合格投资者或要求投资者的最低投资额度为10万美元，要求有在百慕大定居的人担任职员、受托人和代表，并且要确保基金的账簿和记录可查;第二，管理基金（administered fund），该基金要求必须具有根据《投资基金法》持牌的行政管理人，并且投资者的最低投资额度为5万美元或者在BMA认可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第三，指定法域基金（specified jurisdiction fund），该基金是指包含指定法域法律的基金，该法域必须得到百慕大的认可。

（四）标准基金

除上述基金外，百慕大还存在标准基金（standard fund），标准基金属于投资基金，但是并不属于上述机构基金、管理基金和指定法域基金或不符合其资格条件。标准基金的监管制度比较灵活和特殊，例如自证制度等，其投资者范围广泛，还可以包括散户投资者。标准基金的授权程序，发行备忘录的内容，服务提供商，董事等方面的监管要求与机构基金类似。标准基金的持牌申请需要向BMA提交发行文件，同时在发行文件中要披露服务提供商并经BMA批准。与其他基金不同，标准基金的投资者需要得到更多的保护，因此BMA的审批期限也会略长。标准基金也没有法定投资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基金规则》只适用于标准基金。根据《基金规则》的规定，标准基金的托管人要求是百慕大境内的金融机构或其分支机构。如果标准基金允许保留非百慕大境内金融机构作为托管人，则BMA会要求该基金的行政管理人实际上在百慕大境内，从而使BMA便于获取该基金的有关记录。但是BMA有权豁免标准基金的上述义务。百慕大境内标准基金的审计师也同样没有要求必须是当地的审计师，因此百慕大基金的运作成本较低，不过审计师必须独立于基金的营运人。

四、百慕大投资基金申请

对于百慕大投资基金的申请要求，主要包括依法向授权机构提出申请和基金发行章程内容符合要求等。

（一）向授权机构提出申请

公司型基金和合伙型基金涉及到公司和合伙企业的设立，需要向公司注册机构和BMA提出申请，公司注册机构和BMA对此拥有自由裁量权。公司注册机构和BMA并不负责单位信托基金的成立工作，但是单位信托基金仍然需要向BMA申请授权或豁免。

在开始经营之前，A级豁免基金的营运人，必须通过电子系统向BMA提供自己符合A级豁免基金条件的证据，同时营运人还必须提供基金发行章程副本。申请B级豁免基金的，也必须向BMA提供证据，同时提供基金发行章程。为获得授权，投资基金必须准备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已任命或者经授权会任命投资经理、审计师和行政管理人，保证投资基金的财产是由《投资基金法》授牌或监管的、独立的托管人托管。BMA还会考虑投资基金的服务提供商和营运人是否符合适当性（fit and proper）要求，其中包括对相关知识和经验的考虑。BMA会严格按照时限要求进行工作，成立共同基金公司或合伙基金一般需要一至两天，其他事宜，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是三至六天。

（二）发行章程内容符合要求

根据《投资基金法》等的规定，投资基金的发行章程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基金名称，注册地址或主要办事处地址;基金是否已注册或持牌;基金成立日期;上市或交易市场;董事、职员、当地代表、审计师、基金行政管理人、托管人、登记人、发起人、法律顾问、投资经理以及与基金事务有重要关系的其他人员的姓名、地址以及其他重要信息;基金投资目标，包括财务目标，投资策略和投资限制，以及投资技术和投资工具，融资策略;基金的重大风险，特别是关于分离账户方面的风险披露;基金的资本信息;持有人的权利及其限制;收益分配方法;发行、份额的条件和程序;赎回和销售的条件和程序;发行和赎回价格的确定方法;基金资产的估值基础和频率;为基金提供服务的重要条款，包括董事、受托人、合伙人和服务提供商等的报酬问题;基金与其董事、受托人、合伙人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等等。此外，管理基金（administered fund）还需要遵守证券交易所对发行章程的要求，百慕大证券交易所（BSX）对此均有规定。

根据发行章程的完整和适当披露（full and proper disclosure）规则，如果投资基金的负责人具有适当的经验和声誉，则潜在的投资者应当能够作出相应的明智决定，对于投资的对象和杠杆额度等，并没有法定限制。

五、百慕大投资基金相关当事人

虽然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无论选择何种类型，基金的内部管理和对外投资都需要相应的人员和机构来完成，投资基金法律关系复杂，当事人众多，对投资基金的监管包括对基金有关当事人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管。

（一）服务提供商的监管要求

百慕大投资基金的主要服务提供商包括投资经理、托管人、主经纪人、基金行政管理人、登记人和审计师。BMA认为，如果主要服务提供商以受管制的机构或公司实体而在百慕大存在的，则可以很好地保证其为基金提供服务，从而使基金运作符合《投资基金法》的规定。百慕大的政策倾向于要求主要服务提供商具有必备的经历和经验来履行其职责，并且要确保基金的账簿和记录可查。根据百慕大的监管要求，每只授权基金都必须任命一个登记人，登记人主要负责百慕大境内设立和投资者名册维护工作。百慕大境内的一些银行和基金服务公司可以为注册和过户提供计算机系统支持，对此可加以利用。另外，也可以在其他法域任命分支登记人或过户，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但是如果涉及到其他法域的，应当对当地的税收等政策有充分的了解。A级豁免基金和B级豁免基金必须有居住在百慕大境内的职员、受托人或代表，并且要确保基金的账簿和记录可查。行政管理基金（administered fund）需要任命持牌基金行政管理人。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要求任命百慕大当地的审计师。此外，百慕大的法律对于任命非当地服务提供商并没有施加特殊的义务。

（二）董事的监管要求

如果百慕大投资基金采用共同基金公司的组织形式，则董事会成员应当包含具有相应投资经验的董事。同时共同基金公司还必须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并达到相应的业务标准，以满足投资者保护的必要条件。只有当投资基金的职员和董事符合适当性要求时，才有可能得到BMA的认可。另外，百慕大的法律并没有要求董事会成员必须包含有在百慕大境内定居的董事。如果投资基金采用合伙的组织形式，则百慕大的有限合伙企业和豁免合伙企业立法并没有要求合伙人必须是百慕大实体。在合伙型投资基金中，基金的管理一般由合伙协议约定，但是合伙协议的内容也要符合百慕大法律的规定。如果投资基金采用单位信托的组织形式，也同样没有要求受托人必须是百慕大境内的居民。由于信托并不是一个法人实体，因此在认定一个信托是否是百慕大境内的信托从而适用百慕大法律时，一般要求受托人是持牌的百慕大信托公司，从而受BMA监管。

六、投资基金其他监管要求

除上述投资基金监管法律制度外，百慕大投资基金还要符合持续性监管要求，同时百慕大作为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必然会对境外投资基金有一定监管要求。

（一）持续性符合监管要求

为满足持续性监管要求，A级豁免基金每年必须向BMA进行年度认证，并声明其持续符合豁免要求。除了认证外，还要提交经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报告，基金的发行章程有重大变化的，也要提交相应的说明。B级豁免基金也需要提交上述材料，在事先未向BMA提出书面申请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B级豁免基金不能任命服务提供商或董事。所有授权基金必须准备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但是经申请，BMA可以将此义务豁免。授权基金每年必须向BMA提交其持续符合《投资基金法》的证明材料，如果存在违反《投资基金法》的情形的，则要披露具体情况。如果服务提供商知道授权基金存在违反《投资基金法》情形的，也应当向BMA报告。

（二）境外投资基金监管要求

根据百慕大的法律，境外投资基金应当符合下列监管要求：第一，在百慕大境内举行董事会会议的要求。如果符合相应的入境管理规定，则可以在百慕大境内自由举行董事会会议，并无限制。第二，任命当地服务提供商的持牌要求。境外基金任命百慕大的服务提供商，如果无其他情形的，则并无特殊的持牌要求。第三，在市场上出售基金权益的限制。在百慕大境内，在市场上出售基金权益的，不得构成在百慕大境内经营（carry on business）。在市场上出售基金权益的，必须要遵守百慕大《公司法》的规定。另外，主动访问百慕大境内的潜在投资者，一般也是禁止的。

七、结语

随着金融市场国际化及一体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基金市场除境内基金外还会有境外基金，即注册在境外的基金，此类基金又称离岸基金。实际上，境内与境外，在岸与离岸都是相对而言的，虽然目前对于离岸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离岸的特征之一在于其适应能力。因此，离岸对于我们并不遥远，百慕大离岸金融中心的成功与其灵活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法律环境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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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Bermuda’s Legal Regime of the

Regulation on the Investment Funds

CONG Yanguo

（School of Law，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