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生态保护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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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的确立，是我们期待生态文明型社会“存在着或者能够实现一种有秩序、有效率和公平、正义的理想境界，并相信藉助于法的调整和规范，可以达到或接近于这种目标”。这种对法律理想的追求和对法律信念的坚守即是对法律的信仰。这种信仰会在法律制定、执行和司法过程中帮助人们做出与法律精神相符合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并在人们的价值判断或行为选择发生偏差时起到规制、矫正作用。确立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可以使公众更加深刻地理解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增强其遵守和维护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内驱力。对立法者而言，生态文明意识与法律精神的沟通融合，或者说生态文明意识的法律性内化，会使其更加迫切地追求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立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对执法者和司法者而言，确立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司法理念会促使其在着眼于合法性的同时，自觉关注生态上的合理性，保证生态保护红线相关法律的严格执行。这样在各方的合力下，发挥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积极作用，推动环境正义的实现。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线的法律保障制度体系

1生态保护红线法律保障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第一，保护优先，兼顾发展原则。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我国生态安全的“底线”，必须明确强调保护优先。当开发活动会损害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时，应以生态保护为重，宁可放弃一定的经济利益，也要保障红线区域生态功能的完整与稳定。但不能越生态保护红线的雷池半步，并不意味着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不允许有人类活动，对红线区域的生态功能和性质没有不利影响的开发活动是可以进行的，能够改善生态环境的活动更是应该鼓励和支持。第二，预防与治理并重原则。“预防”是生态保护红线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质，也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治理”则是指如果红线区域划定时已经存在一定的生态破坏或者环境污染，那么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对其进行治理和恢复。环境具有整体性特征，如若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仅仅着眼于预防，忽视红线区域内已经存在的环境问题，就可能造成红线区域环境质量的整体下降，甚至生态功能的丧失，使红线的划定失去意义。第三，科学规划，差异管理原则。我国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差异显著，因此必须科学规划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对不同类型的红线区域采取差异化管理。围绕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思路是科学规划原则的重要体现，既避免了列举式标准面对地区差异时的不适应性，也避免了定义式标准难以操作的问题。同时，科学规划还应注重与已有保护区、地区规划的衔接，重视跨地区协调制度的设计。差异化管理应当以科学规划为基础展开，体现“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的差异化管理思路”。第四，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原则。社会整体理性来源于个体理性的交流、融合与相互矫正，由此产生的理性共识是法律权威的根本源泉。公众参与是法律得以良好制定的基础，也是法律得以有效执行和维护的基础。如果排斥公众参与，即使最为巧妙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必将沦为一纸空文。信息公开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公众参与的基础。只有当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具有充分的了解时，才能真正理性和有效地参与到相关工作之中。第五，权责明确，损害担责原则。权利和义务应当是相对的，有责无权，责任履行将趋于懈怠；有权无责，则容易造成权利滥用。尤其对于行政机关，当政府落实生态保护红线不力，甚至故意违反相关制度时，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权责明确，特别是打破部分政府官员“无为而治”、“刑不上大夫”的侥幸心理，才能从源头上阻断违法行为的积累，避免积重难返进入恶性循环，保障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得到切实推行。

2生态保护红线法律保障的主要制度

第一，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修改与退出制度。划定是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施的基础，主要包括红线布局和范围确定两个方面。对于布局问题，应当首先厘清不同区域的生态功能，在统筹已有规划的基础上加以确定。而范围问题，则应着重考虑生态缓冲区的划定。稳定性是生态保护红线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应当对生态保护红线的修改与退出作严格限制。只有在确需修改或红线区域已彻底丧失生态服务功能时才能进行，且应由统一管理机关审批，并以寻找替代区域、不减损整体生态服务功能为原则。第二，生态保护红线的差异化管理制度。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依照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三种分类进行，明确了不同红线区域生态敏感度和生态服务功能的差异，为分类管理和分级控制提供了依据。在分类划定的基础上，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性质，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生态保护标准和管理措施。尤其是要制定严格的活动准入规则，对于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功能定位的活动，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治理方案，建立健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的限制审批制度。第三，生态保护红线的监测与监管制度。对红线区域生态状况的监管极其复杂，想要准确了解区域生态状况，必须动态掌握水、空气、土壤、生物等诸多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对生态保护红线的监管必须依赖于环境监测。环境监测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测结论的客观准确；环境监管也需要独立性，以保证监管的切实有效；而监测是监管的基础，因此，应当建立监测与监管紧密结合的独立监管平台，形成以技术为支撑、独立性为保障的监测与监管制度。第四，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针对当前地方政府怠于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申请信息公开困难重重的状况，生态保护红线的信息公开制度应当建立对政府信息公开不力的追责机制。对依法应当公开、依法申请公开而不公开的，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并依法代为公开。在此基础上，加强环保法律知识的宣传，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保障公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管理、监管等过程参与的有效性，使公众的意见建议真正对行政机关的决策产生影响。第五，生态保护红线的越线追责制度。生态保护红线一旦划定，就不能任意触碰和僭越。越线者，无论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还是行政机关，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立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相互衔接的法律责任体系。尤其对于另外，为避免“拍脑袋”决策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应当建立终生追责制，使相关责任人承担无限责任，真正起到“不可越雷池一步”的警示作用。发挥环境标准在生态保护红线中的支撑作用生态保护红线需要环境标准的支撑生态保护红线的复杂性。第一，不同于针对单一要素的红线制度，对生态环境状况的评估需要动态考虑空气、水、土壤、生物等环境要素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第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决定了“一刀切”式的环境标准很难适用于所有红线区域；更困难的是调整地区间的利益分配，保障不同红线区生态保护的整体性。总之，生态保护红线兼有要素的复杂性和区域的复杂性，构成了一张横向与纵向、静态与动态相互交织的联系网络，形成了其复杂性的特点。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法律的强制力是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到生态保护红线约束性的转化需借助环境标准完成。因为立法资源有限，法律、行政法规往往只对违法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作出原则性规定，同时授权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制定标准，作为具体明确判别合法与否的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在环境保护领域，这一技术依据和技术方法即为环境标准。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法律需要在环境标准的支撑下实现对行为性质的判断与量度；同时，法律的强制性通过环境标准传递到生态保护红线中，使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性得以实现。

3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现状

41年来，我国环境标准“发展丰富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依据、行为规范和技术方法，在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引领环境乃至经济社会管理，‘倒逼’产业技术进步、结构优化，提供环境监测、评价、监督、管理等工作基础性、技术性工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也存在着滞后性、缺乏系统观念、地区针对性不足等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标准的缺失，使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难以形成有效支撑。滞后性主要体现在滞后于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40多年来，从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从点源控制到综合管理，从污染者付费到肇因者负担，从谁开发谁保护到受益者补偿，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再到全过程控制，理论的更新推动着环境保护法学的不断完善。环境标准作为法律与司法实践的关键连接点，却严重滞后于环保理论的发展。这一情况突出体现在污染物控制上，虽然我国在污染的全过程控制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环境标准对全过程控制的支撑却明显不足，大量环境标准仍停留在末端治理阶段。缺乏系统观念主要体现在管理体制和制定思路两个方面。管理体制上，我国现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复杂，缺乏有效的管理战略和政策系统，导致环境标准之间缺乏协调性，不同类型环境标准常常无法衔接，甚至相互抵触。制定思路上，现行环境标准的制定过于重视技术标准，而忽视对制定目的的考量，“从技术标准为出发点制定而形成的环境标准体系难免顾此失彼，虽然体系庞大但难以有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和灵魂”，造成了环境标准体系的零散，难以发挥体系的合力。地区针对性不足主要体现为地方环境标准制定的不合理性。有限的立法资源决定了国家环境标准必然有其局限性，需要地方环境标准对其进行补充。地方应以国家环境标准为基础，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针对性标准，实现对地区生态的有效保护。但在现实的环境标准制定中，“以GDP论英雄”滋生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常常使地方环境标准表现出一种难以克服的“惰性”——不顾地方实际情况和需要，一味照搬国家标准。生态环境标准的缺失。我国现行环境质量标准主要针对单一环境要素，这种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也存在着忽视生态环境整体性的问题。某一区域水体、空气、噪声、土壤等环境要素质量的达标，并不必然表示该区域生态环境的状况良好。再者，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现行环境标准不可能对影响生态环境的所有环境要素都作出规定，仅通过相互分离的环境要素监测对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估，割裂了要素间的关联性，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

4强化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

第一，体现环境保护理论的发展，支撑综合管理和全过程控制。环境问题的显现、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环保实践的检验推动着环保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同样需要通过环境标准转化为环保工作的真实效能。最新的环保理论认为，环境保护的实质是综合性的环境管理，既包括对污染物排放、开发活动和环境质量的监管，也包括对生态功能的监测与保护，其中对污染物排放的监管应当实行全过程控制。因此，应当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对环境综合管理和污染全过程控制进行支撑，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第二，增强系统观念。管理体制上，对现有生态环境管理部门进行整合，针对环境标准的制定进行统一规划和协调。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标准制定体系，细化部门职能，确立部门间沟通合作机制，最大程度地保证制定体系的高效运转及不同环境标准间的协调一致。制定思路上，在重视技术性的同时，加强对制定目的的考量。以人为本，关注对生命健康权和环境生态功能的保护，以是否会危害人体健康或损害生态功能的完整性作为确立环境标准指标的依据。第三，加强对地方环境标准的规制。要求地方环境标准的制定与当地GDP相挂钩，GDP越高则地方环境标准应当越严格，克服地方环境标准的“惰性”，使地方官员无法以粗放型经济活动、对环境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或对环境生态的破坏来换取GDP的上涨。同时，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及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相配合，更好地发挥地方环境标准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支撑作用。第四，建立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参照我国现行环境标准体系，生态环境标准应包括生态环境质量标准、资源开发生态保护标准、生态环境基础标准和生态监测方法标准，涉及生物量、土壤侵蚀模数、河流泥沙含量、河川径流年内变差等指标，且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具有差异性，因此需要积极推进相关基础研究的发展。生态环境标准注重对区域环境生态功能的考察，可以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生态状况进行动态化评估，同时避免了限定人类活动类型、数量、范围等静态规制方式与环境承载力具有弹性之间的矛盾，因而可以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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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舟山群岛；海岛生态；法律保护

1 我国海岛生态保护的法律机制现状分析

（一）我国海岛生态保护的法律框架

海岛生态保护是海岛生态系统保护的简称，系海岛开发中的首要问题和海岛保护的重点。我国海岛生态保护基本形成了由单行法、与海岛生态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政府文件共同组成的法律体系。

我国现有的海岛保护专门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它是一部以保护海岛生态为目的的海洋行政法律。除此专门法之外，《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土地管理法》、《野生动物法》等单行法也适用于海岛生态环境保护。另外，还有一些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文件，以舟山群岛为例，浙江省司法厅在2011年就颁布的《关于法律服务海洋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法律服务海洋经济”的范围包括推动海岛开发、促进滨海旅游业发展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舟山市政府也先后出台了《舟山生态市建设规划》、《舟山市海洋功能区划》、《舟山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舟山市海洋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等一系列文件。

（二）海岛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第一，立法体系虽已基本形成但尚不完备。建国以来，我国出台了三十余部与海岛生态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海岛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在数量上虽然庞大，但多停留在规章层面。分散的规章制度之间又缺乏统一协调而未能形成完整的保护体系。

第二，海岛管理体制明确性有待加强。海岛资源的多方位性决定了海岛生态保护必然涉及众多的部门。以舟山群岛为例，从横向看，舟山群岛的海岛保护问题涉及渔业资源保护的渔业部门，生态环境保护的环保部门，资源开发方面保护的国土资源部门等。而从纵向看，有舟山地区性部门、浙江省级和国家部门保护的要求。众多横向纵向的管理部门权责交叉，导致缺乏明确的管理体制。

第三，海岛经济发展的差异影响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目前仍然存在甚至将长期存在，对于“靠海吃海”的当地居民来说海岛自然资源是致富原料。我们知道，只有在保障其生存权发展权，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才能落实海岛生态保护相关法律的实施。因此，一味惩治禁止而不疏导的执法模式只是治标不治本。形成完善的立法体系，考虑经济对海岛生态保护的双刃剑效应，是当前舟山群岛生态保护法制完善的重要要求。

2 完善舟山群岛生态保护法律机制的构想

（一）健全海岛立法体系的若干建议

我国海岛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基本框架的构建是我国保护海岛生态环境和科学发展海岛经济的法律基础。健全舟山海岛生态立法体系需要我们在惯彻《宪法》原则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海岛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野生动物法》等多个部门法，做好各善部门法之间的衔接工作，对法律上空缺的部分加以弥补，对各部法律间的冗余加以革除。

（二）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若干建议

要保护海岛生态环境，首先要从环境影响评价制工作出发。建立并完善环评制度与公众参与制度，使建设单位、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普通公民都能够参与到海岛开发的环评活动中，拓展参与对象、推动信息公开、健全反馈机制尤为重要。

（三）完善海岛开发许可制度的若干建议

浙江省在海域使用权申请审批管理中设立了分级审批的制度，但这也为地方政府化整为零，始终将审批权限制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提供了可能。舟山建立海岛开发许可制度在立法上的可行性可以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政府掌握海岛开发许可权力的法律渊源；第二，许可作为一项行政授权，我国的《行政许可法》为海岛开发许可提供了行政法律依据；第三，上文中的环评制度为海岛开发许可法律制度解决了技术层面的问题。国内许多海岛都曾经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对海岛产生巨大危害。因此，保障舟山群岛海岛生态应严格规定开发许可证的申请程序和设置上诉机构，明晰海岛物权和管理权限，理顺各方责、权、利关系，严格限制破坏污染海岛环境的行为。一旦出现问题，就应该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做到有法必依，有责必究。

（四）设立生态自然保护区的若干建议

在脆弱的海岛上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生态恶化并有效可持续开发海岛自然资源的有效举措。纵观国际经验，在海岛自然保护区立法上采取开发模式的不在少数，采取保护模式的也如恒河沙数。为更好地对海岛独特而脆弱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在兼顾的基础上，舟山有必要在海岛生设立自然保护区工作的方面以保护为主。

首先，可以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与《自然保护区条例》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在舟山群岛，尤其是无人区岛屿上设立自然保护区。在保护海岛生态的同时发展生态旅游，建立生态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的共生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其次，在制定海岛自然保护区制度的时候，舟山应当着眼于长远利益，将生态旅游、循环经济的理念上升到法律层面，认识到海岛自然保护区有别于经济价值的生态价值，当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冲突时偏重于生态保护。

最后，加强自然保护区价值的教育宣传也是落实设立海岛生态自然保护区规章制度的重要内容。

（五）生态补偿制度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确立了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如发现海岛开发中出现对海岛生态的严重破坏因素，则有必要提前收回海岛使用权。关于提前收回使用权的补偿问题，在《海域使用管理法》有相关规定，但对于怎样确定补偿标准的问题还未予明确。因此，舟山群岛在任命“岛主”的同时，从保护海岛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应当完善海岛使用押金制度，规范提前收回海岛使用权的生态补偿规章制度。

另外，最高法院曾出台《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法院依法受理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同年，浙江省检察院和环保厅联合出台了《关于积极运用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见》，明确指出各地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要积极探索环境公益诉讼，有条件的县（市、区）可以与当地人民法院协调先行试点。因此，舟山作为浙江省特殊的一个以海岛组成的市，有条件也有必要向浙江省申请设立环境公益诉讼试点，建立有舟山特色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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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哈斯：《中日海岛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大连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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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类为了自己的发展，不惜代价“征服”地球，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极端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森林破坏与生物多样性减少、大气及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有毒化学品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正处于危机之中，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因此，增强民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已刻不容缓。目前，我国对生态环保问题相当重视，《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明确指出：以强化污染防治为重点，加强城市环境保护；以降低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重点，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以防治土壤污染为重点，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重点，强化生态保护；以核设施和放射源监管为重点，确保核与辐射环境安全；以实施国家环保工程为重点，推动解决当前突出的环境问题。《决定》中兼顾到城乡环保协调、区域环保协调和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与辐射环境安全三大环保领域的协调，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已进入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新阶段。作为一名生物学科教学工作者，应该结合学科优势，把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培养、增强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为我国的环保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以生物课堂为渠道，培养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

以生物课堂教学为主要渠道，对学生进行生态环保知识的理论教育，即寓生态环保教育于课堂教学之中。

（一）提高认识，创设情境，激发兴趣，培养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

首先，学校和学科教育工作者必须高度重视生物学科的重要性，必须认真上好课本内有关生态环保方面的知识，决不能拘于形式或让学生自学甚至干脆不讲。由于有些地区的初中生物成绩不计入升学考试总成绩，于是，有些学生认为生物科是“杂科”，可学亦可不学，出现厌学情绪；有些教师也认为这是可教可不教的内容，学生也就顺水推舟，不愿学了。诸如此类的思想认识，严重阻碍了学生生态环保意识的提高。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努力制造“可教时刻”，创设兴趣盎然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学习的精力集中在“愿学时刻”。如，在讲授初中生物七年级上册第5章“绿色开花植物的生活方式――吸收作用中的无土栽培”时，可提问学生：“大家有没有看过没有土壤培植出来的植物呢？”这个问题马上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会很快进入“愿学时刻”，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吃过水里种的豌豆苗”、“我吃过无土番茄”、“我吃过沙里种的豆芽”……教师接着讲述无土栽培的原理和优点，并讲述无土栽培在生态环保中的意义。这样，教师在课堂中有意识地灌输生态环保知识给学生，自然就培养了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

（二）重视教材中与环保有关的“活动”等栏目，培养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

虽然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已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但有部分老师还是摆脱不了传统教学的束缚，对教材中的一些“活动”、“建议活动”等栏目不够重视，栏目内容知识教学有一带而过或只字不提等现象，违背了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作为生物教学工作者，一定要领会好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重视教材中与生态环保有关的每一个活动，用好这些活动栏目，使新课标真正落到实处。比如，在执教“一次性木筷的利弊”讨论活动时，让学生分别扮演木筷加工厂厂长、餐馆经理、餐馆消费者、清洁工、环保人士、林场工人、政府官员等角色，让他们在各自的立场上发表意见。加工厂厂长组代表说：“一次性木筷的好处非常明显：1. 卫生；2. 方便，适应快节奏的生活方式；3. 便宜；4. 易被自然分解，不会造成白色污染等”。餐馆经理组代表说：“我赞成使用一次性木筷，除了加工厂厂长所说的外，还有两点好处：1. 成本低，我们不用雇人洗筷子；2. 卫生，不需要耗电去消毒”。餐馆消费者甲：“一次性木筷卫生、方便、便宜，很好”。消费者乙：“一次性木筷方便、便宜，但是否卫生，我表示怀疑……”清洁工组代表：“一次性木筷不好，筷子用后乱扔，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而且加重了我们的工作负担，为我们的清洁、运输、处理等带来许多不便，这也是现在垃圾量比以前多的原因之一”。环保人士：“树木被砍伐，破坏森林，大量资源的浪费与垃圾的堆积，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经过角色扮演，讨论使用一次性木筷的利弊，使学生认识到虽然一次性木筷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许多方便，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然而代价却是沉重的，让学生分析使用一次性木筷的弊端，把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有机结合起来，最终从保护生态环境、拯救森林的角度思考，通过举手表决，绝大部分同学认为应该禁止使用一次性木筷，从而增强了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

（三）在课堂教学中扩充课外知识，增强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

光靠课本中的生态环保知识照本宣科是不够的。教师应结合实际，搜集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资料进行教学，如，讲授保护我国举世闻名的珍稀植物时，可穿插一些对环境有净化作用并要加以保护的植物进行教学。如，天然解毒机――木槿，粉尘过滤器――榆树，抗污降毒树――夹竹桃，天然吸尘器――泡桐，绿色消声器――珊瑚树，污染监察兵――女贞，常绿净化器――黄杨等等。这些课本外的知识学生非常感兴趣，想不到自己身边的许多植物对人类环境的作用如此巨大，都能意识到要注意保护这些植物，并且要大力宣传生态环保方面的知识。又如，讲到有关益鸟的保护时，除书本介绍的森林医生――啄木鸟外，还介绍其它益虫、益兽、益鸟，如地下耕耘者――蚯蚓，大地清道夫――蜣螂，蚜虫死对头――瓢虫，除害飞行家――蜻蜓，田间卫士――青蛙，壁上小老虎――壁虎，捕鼠能手――猫头鹰，灭鼠益兽――黄鼠狼，灭害功臣――乌鸦等，这些动物也是人类的好帮手，都有其自身价值和生态环保价值。通过课外资料的搜集、讲解，学生在兴趣盎然中增强了生态环保意识。

二、以课外实践为途径，培养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

生物学科是一门实验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有理论而没有实践，就好像纸上谈兵。俗话说：“实践出真知”。通过课外实践培养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组建“环保志愿者”小组，宣传生态环保知识

通过校园广播、校报、黑板报以及在公示栏张贴海报等多种宣传方式，向广大同学宣传生态环保的重要意义及相关知识。动员、组织同学们积极参与“环保志愿者”小组，成为学校第二课堂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浓厚的氛围中，获取课堂中无法获取的知识。“环保志愿者”小组的组建，使学生在有组织的情况下，通过志愿者活动向更多市民广泛宣传生态环保知识，同时，在“环保志愿者”小组的带动下，校园生态环境也大为改观。

（二）让学生收集信息，编辑手抄报，参与生态环保活动

先引导学生在课外阅读《寂静的春天》、《沙乡年鉴》、《环境保护》等科普读物，并让学生根据手抄报的编辑需要到学校图书阅览室查找或上网查找资料，收集各种环保信息。如，有的同学注意到，2001年7月13日，北京奥申委在莫斯科陈述情况后，国际奥委会委员提出“北京如何解决汽车尾气排放污染”的环保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改用天然气作燃料并使用自行车，提出申办“绿色奥运”的理念，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的回答很满意，我国最终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诸如此类的信息编入手抄报，将手抄报办得图文并茂，可读性很强；手抄报的编辑不仅丰富了同学们的知识，还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学生通过动手实践，更深刻地领会了生态环保的重要性。

（三）组织“生态环保”研讨会，激发学生保护环境的责任感

研讨会要在学生掌握一定材料、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后召开。教师可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学生撰写“生态环保”小论文，并提供一些主题，比如“怎样解决白色污染”，“如何提高空气质量”，“怎样建设生态旅游区”等。在小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学生会将他们平时的所见、所闻、所感上升为理论，而且材料颇为真实。在研讨会上，让学生自己宣读论文，发表自己的新观点，然后，同学们发表各自的看法，通过研讨形成研讨会决议，从而激发他们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组织学生参与生态环保实践，增强生态环保意识

学校周边有很多企业、居民点、河流，为学生社会实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通过组织学生利用假期调查小城镇、居民点或河流的生态环境状况，观察生活垃圾随处堆放对水质以及周围空气的污染和蚊蝇的孳生等；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深入调查各乡镇居民对生态环境污染的感受和希望。调查造纸厂、水泥厂、松香厂等企业的污水排放情况，观察污水注入河流后造成的河段环境变化。组织学生参加生态环境保护的公益活动，清理“白色污染”（塑料污染）。要求每一位环保志愿者每年在校园、林场或学校的德育基地种植一定数量的花草树木，并落实种好、管好的责任制。这样，学生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激发了他们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热情，从而培养了他们的生态环保意识。

总之，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生态环境正处于危机时，作为生物教育工作者，应结合学科优势，把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培养、增强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使学生在未来的生活中责无旁贷地保护环境，珍爱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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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殷海成.生物教学渗透生态环保意识教育初探[J].现代教育科学，2010（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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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儒家;生态伦理;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取物有节

为实现人类生活的永久幸福而注重生态的平衡与保护,是当今世界的绿色主题。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儒家思想已关注到了此问题。与历史发展相伴随,儒家生态保护思想逐步实现了逻辑的演进链:即从“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核心的确立,到“仁民爱物”生态保护观的实施,再到“取物有节”生态发展观长效机制的保障。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道德观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天”即自然,“人”即人类。“天人合一”通过赋予天以伦理道德的属性,达到自然与人的和谐的统一。“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这里孔子肯定了天和尧的同样伟大,并认为只有尧才能仿效天,因为尧是人类的最杰出的代表。蕴涵着人与天可以相通,即人与自然可以统一,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还通过对自我一生发展历程的自叙,进一步显示了这一思想。他说:“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

(论语)孔子对他七十年的坎坷人生道路作了总结,其中所包含的“天”或“天命”便是贯穿其一生思想和实践中的灵魂和宗旨。统观全局,“天命”一词在这里虽一偶见,但“知天命”却是孔子一生的追求。正如路德斌指出的“志于学”,‘而立’与‘不惑’,不过是“知天命”的准备阶段,而‘耳顺’和‘纵心所欲,不愈矩’的境界也不外是‘知天命’之延伸。孔子年五十时,对天命还只是“知”,人与天命还被分为两部分,但在知天命之后,自然便是一个如何与之融合,以求达到最高境界的问题。很明显,对于“天命”由“知”至“耳顺”,“纵心所欲,不愈矩”,以至整个身心与“天命”合而为一,这是一个渐进过程。所以当孔子七十时,其境界便升华,进入终极状态。随心所欲而不逾越“天命”(自然规律)之规矩,举手投足,无非天命流行;身心与天命契合无问,融合为一,无内外之分,无天人之别。这无疑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

易传·系辞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很显然,天道,地道是对人而言的。人道指的是社会法则,特别是伦理原则。可见,易传是把自然与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真实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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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程颢说:“须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齐天下,”“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还说:“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程氏遗书》)强调“天”与“人”的同一,即“天地人只是一道也”。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强调说:“圣人尽人之道而合天道,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周易外传)))讲的天的根本性质足“健”,人的生活特点是“动”,人的“动”与天的“健”是一致的。

以上论述不难看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大系统把握的,强调天人的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以对子孙后代极其负责的态度将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已提到了议事日程,正如总书记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讲话中所阐明的那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这一论断的根据之一,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理念。

二“仁民爱物”的生态保护观

孔子以“仁民爱物”的命题作为生态保护的根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孔子心日中的天是有生命的,认为万物随着四季的轮回,在生成,生长,生生不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自然万物既可以渗透人的感情,又可以寄托人的生命与人相互沟通,相互依赖。仁,知之人爱人,也爱物;爱社会,也爱自然。“翼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动物不论其力量的大小,都有情感,语言和意识,也能够成为人类的朋友和助手,值得我们去关爱,理解和尊重。“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植物也有自己的性格品质,可以让人亲近,也可以与人相通,可见,人类与自然山水,动物,植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追求和谐。统一共生的生态关系。“仁,知之人,总是集科学,审美,道德与生态于一身的,不仅追求智慧,欢乐和爱人,而且也非常理解自然万物”。”

孟子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佐证了孔子的“仁民爱物”思想。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从生态学的视野来看,“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有它的内涵。首先,所有的物始终都在生存着,都不断涌现出自己,所有的物都是同源,同生的,在未发状态之中,物我一体,天地人并无差异,不分彼此他已。其次,物的现象存在整体中包含着个体,个体中又能够反映出整体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后来的张载解说:“万物皆备于我’,言万物皆有素于我。”正蒙·正当万物与我都共同具有一种内在化的“素”,由一“素”而可以通达于万物。人性即物性,我的特征就是物的特征。我的存在总可以在物的存在中找到印证。第三,一切经验事物都是可通达的,不存在不可把握的客观对象。至于如何通达,把握于物,孟子主张,主体自我向内关照。世界事物并不在我心之外,我身之外,而始终在我的关照之内。“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人类才可以推己及物。

孟子还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一充满着人性论与生态学又重含义的命题,并以煽情方式引导人们爱物。天地以万物为心,于是,一物即万物,一心即万心,物我相通,天人交感。不仅人有心,物也有心,人与物的心都由天所赋予。透过道德论,人性论的一番言论,孟子要求世人对人对物都应该持有一份“不忍之心”。仁政之德不仅在与施恩于黎民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和谐自得,而且还应该拥有更为博大宽广的泛爱万物的胸怀,“恩,足以及禽兽”(孟子·梁惠王上),使万物在我们共同的世界里和悦共生,协调相处。不但壮丽秀美的山河大地,赏心悦目的花鸟虫鱼可以引发和牵动我们的爱意,而且平凡得不起眼的一粥一饭,一个粉笔头,一枚螺丝钉也值得我们关怀与呵护。所以,儒家的圣人对每一个存在物都能够付出性情,敬重有加。

孟子所理解的仁民爱物,不是机械的,而是有差等的,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君子之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之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尽管在未发之中人与物一样,同为天地之生物,但在现象世界里人与物之间仍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别,并且唯有差别才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仪从道德学上看,孟子之人所强调的只是一种由近及远,爱有差等的施恩行善,仅针对人。但在强调道德仁爱的前提下,孟子也获得了一种搏爱与物的视野,为先秦时代生态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在保持生态平衡,加强环境保护理念的指导下,在学习国外先进治理经验的同时,继承国内优良传统和思想,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和治理措施。如对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的治理;对破坏动植物资源的处罚,对珍惜野生动植物,尤其是濒临灭绝动物的拯救、保护等方面均做了极大的努力。

三“取物有节”的生态发展观

人类社会是在同生态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要开发自然,向自然界索取,但这种索取要适时有节,不能过度,不能肆意掠夺资源。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就是这种适时节用思想。所谓适时,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和动植物的生长特点,去利用自然资源,所谓节用,就是指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要讲究适可和适度。不能毁灭地采伐林木和捕杀动物。必须维持物种的繁荣和生态的平衡。儒家为全面实现“仁民爱物”的长效机制,在制度和道德建设上均有论述。

首先,法律和制度有严格的规定。逸周书记载一道夏代的禁令:“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这些政令措施反映了周代就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遵适时与节用的原则。天官之兽人执掌有关田猎的法规政令。其规定为“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时田则守罟”。地官之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稆,斩季材,以时入之”。这里规定了山林的地界。伐木的时令,类别以及时限等等。

其次,孔子也将爱物作为自身的道德行为规范。孔子说的“钓而不纲,戈不射宿”是说孔子钓鱼,不用系满钓钩的大绳来捕鱼;用带丝绳的箭来射鸟,不射归巢的鸟。这说明孔子具有取物有节,处事有度的自律观念。孟子,苟子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子说:“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苟子说得更具体,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王制)。这就是说,密网不入污池,川泽,砍伐山林以时,促其林木,鱼鳖繁荣,林木就用不完,鱼鳖就吃不完。这就蕴涵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人类的生产活动,要有益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只有如此,自然界生物系统对人类的支持能力、供应能力才能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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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助力草原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天然草原90%以上发生退化，草原生产和生态功能严重下降，草原生物多样性减少，牧草资源亟待保护和开发利用，但草畜矛盾突出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经过认真准备和申报，侯向阳等人于2013年成功获得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的资助，项目名称是“天然草原生产力的调控机制和途径”，这是全唯一一个973项目，标志着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项目瞄准过度放牧下草原生产力衰减的关键机制和草原生产力提高的调控机制与途径两个科学问题开展研究，目标是揭示过度放牧下草原生产力衰减机制，形成适度放牧、土壤保育和植物调节提高草原生产力的综合调控的理论和技术体系，为实现天然草原生产力提高 30%～40%，恢复速度加快30%～50%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已经在草地土壤关键要素对放牧的综合响应、草原植物对放牧的矮小化响应、放牧导致植物矮小化的“胁迫记忆”、放牧造成植物矮小化的生理和分子生物学证据以及草原生产力下降的养分供给非平衡理论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顺利通过国家科技部组织的项目中期评估。

据了解，样带研究是进行全球气候变化及人为驱动因素梯度分析的最有效途径。利用欧亚大陆东缘草原连片分布，南北向土壤和植被类型等相对一致，温度呈梯度分布，草地利用和管理方式存在空间差异的特征，侯向阳研究员率先提出跨越中、俄、蒙的欧亚温带草原东缘生态样带（简称EEST），联合国内相关科研教学单位及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合作单位，开展从中国长城到俄罗斯贝加尔湖的温度和放牧管理对典型草原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收集整理中、俄、蒙近30年气象、经济、植被、土壤、昆虫资源等信息，建立样带综合数据库；建立蒙古国温都尔汗野外观测站，填补了我国草原科学研究在境外无定位监测的空白……，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已发表学术论文45篇，出版专著4部，获得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1项，向有关部门提出6项政策建议，并通过俄罗斯之声报道中俄科学家共同治理草原退化的工作和进展，取得较大社会影响。

另外，侯向阳所长还系统开展了我国北方草原气候变化及适应性管理研究，围绕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北方草原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从区域、县域和牧户等层次入手开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出进展，并60余篇，出版著作3部。

牧户作为草原畜牧生产的最基本单元，是牧区草畜平衡的主要调控者。牧户草畜平衡行为是影响草原生态补奖机制政策失灵的关键因素。针对我国政府在草原地区实施一系列工程和政策措施，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天然草原仍然持续超载和退化，草原生态补奖机制政策实施体现政策失灵的问题，侯向阳团队在内蒙古不同草原类型区及新疆山地草原开展牧户家庭属性和草畜平衡决策行为调研。研究发现，分步减畜更容易被牧户接受，同时牧户之间的自发合作也更能实现牧户生产实践的调整，此种有效合作对优化牧户生产管理方式、推动畜牧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此，提出以分步式、合作式和示范引导式为特征的牧户适应性减畜策略和草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针对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的农牧交错带面临的食物供给和生态保障难以兼顾的两难困境问题，侯向阳所长研究提出应尽快确立以旱作节水栽培草地建设为主的西北绿色草牧业发展战略。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西北地区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正在引起重视，但旱作种草的优势和潜力还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在粮改饲的基础上，立足于高效旱作，种植多年生耐旱牧草或饲料作物，充分提高天然降水利用率，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地下水资源的依赖，这是解决我国旱区优质饲草不足、并兼顾生态保护的有效发展路径。

矢志不渝，为绿色大草原保驾护航

除了在科学引领草原生态保护和治理创新的基础上平衡发展，侯向阳所长勤于思考，勤于笔耕，多年来科研心得付诸笔端，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0篇，其中SCI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15部，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奖励8项。其主编的《中国草原科学》和《蒙古高原草原科学》，系统总结了我国草原科学及蒙古高原草原研究成果，为我国和其他国家从事草原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极好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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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 生态补偿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3.04.002

一、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

生态补偿国内外至今未见明确的定义，目前我国实际工作中的生态补偿，是指为了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或生态价值，针对生态环境进行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等行为，以及基于环境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而对可能因此丧失发展机会区域内的居民承担的给予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政策上的优惠等行为。[1]生态补偿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生态环境受益人、其他组织、国家、社会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是为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和维护、改善或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进行制度安排。

从经济学角度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一是公共产品理论。萨缪尔森公共产品是每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基本特征，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没有排他功能，就会导致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使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到破坏，必须建立一种补偿制度，给与那些为保护生态资源而牺牲自己利益的人们一定的补偿，最终保证全体成员的利益不受损失。二是外部性理论。外部性理论是在生产或消费中对其他人产生额外的成本或效益，即成本或收益被加于其他人身上，然而施加这种影响的人却没有为此而付出代价或得到好处。该理论在生态保护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例如排污收费制度、退耕还林制度等就是对该理论的应用。必须运用外部性理论设计一套较完善、最终实现生态资源的最优配置生态补偿制度。三是生态经济学基础。生态经济学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相互生态经济关系。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基础，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有反馈作用。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正是促进经济和生态环境双向、共同发展。随着对生态补偿认识的全面系统和深入，结合学科研究的进展，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生态补偿，对生态补偿的理解也更有趋同的趋势。自然生态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对于生态补偿的研究共同服务于一个目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2]

二、构建黑龙江省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农业生产和生活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日益严重，需要进行一定的制度设计来解决农业环境受到污染的问题，建立农业生态法律补偿制度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既有生产功能，又有生态功能，然而农业的生态功能不能转化为农业经济效益，也不能转化为农民的收入，而是体现为良好周边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处于农村地区的生态功能区域，为维护其农业生态环境，需要对农业生产活动进行抑止或限制，这是以牺牲农民和农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代价的，对相关的既得利益群体应公平负担这种牺牲。农业生态补偿就是通过对特别牺牲进行补偿，从而彰显社会公平正。所有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上一律平等，保障任何主体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救济，对任何主体违反环境义务的行为都要追究其法律责任。说到底生态补偿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环境公平问题的关键所在。

目前，我国对农业生态补偿已经开展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国家和一些地方政府在宏观方面制定了生态补偿政策和生态补偿资金管理办法。例如国家草拟《生态补偿条例》，首次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还有《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等等。《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生态建设达到新水平，使“十二五”成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时期。资源消耗得到有效降低，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耕地农田得到有效保护，废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耕地保有量保持1160.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47.3%。草原面积得到恢复性增长，“三化”面积下降。

其次，环保部、财政部、发改委推行“以奖促治”政策，加快了农村环境治理步伐。黑龙江省1980年成立农业环境保护监测站，20多年来，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广大环保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省的农业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自建站以来，农业环保机构从无到有，环保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已经建立市（地），县级站68个，四级（省、市、县乡）农业环保监察人员已达1000余人。1993年的旨在保护农业环境，防止农业环境污染《黑龙江省农业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在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农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情况于1993年10月正式实施。条例规定：“农业环境保护，指对农业用地、农业用水、农业生物和大气等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我省境内从事与农业环境有关的生产、建设、开发、科研和其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为落实中央文件，黑龙江省制定了《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在现有基础上，构建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可行的。

三、完善黑龙江省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的法律构想

1.农业生态补偿原则明确化。

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农业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经远远超过农业生态系统所能承载的能力范围，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从实践出发，进行农业生态补偿首先必须确立一定原则。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是指生态利益享受者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方式对补偿者进行补偿，依此原则确立农业生态补偿主体；生态补偿本质上就是为了调整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生态受益者与权益受损者之间的公平，进行立法时确立公平补偿为原则，在整体上实现公平。生态补偿主要是在政府的主持下进行，需要统一的行政管理，实现补偿方式的多元化，注重补偿资金的筹集，确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等，在进行政府补偿的同时注重市场运作实现补偿者与被补偿者之间直接的补偿，使被补偿者、补偿者都能够参与进来，尤其需要关注弱势群体在生态补偿中的参与，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弱势群体的生计对生态环境的依赖作用，充分考虑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3]农业生态补偿主体在程序中的充分参与，既能保证补偿的公平，又能对政府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最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恰当的生态补偿措施。

2.农业生态补偿主体、客体法定化。

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是该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生态补偿的主体问题是生态补偿制度研究的重要范畴，生态补偿主体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构建的出发点和归宿。[4]由于农业生态补偿主体众多，生态补偿主体无法可依，从法律制度的实践理性来看，农业生态补偿主体法定化都具有必然性。应该遵守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对农业生态补偿主体进行类型分析，并按照具体类型予以权利义务配置。法律关系构成中首要强调的是主体要素，生态补偿主体是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点和内核，首先认可和肯定的主体法律地位，主体法律地位的确立使得农业生态法律关系的形成成为可能，明确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企业、基层组织、农户等主体的权限，为各主体提供法制框架和行为边界。由于涉及面广，牵涉主体多，农业生态补偿需要协调多个类型的利益关系，主体法定化是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实践活动的必然要求。

3.建立与专项法协调、配套的法律体系。

目前黑龙江省具体的生态补偿办法、法律缺失，应尽快加强生态补偿的专项立法工作，根据生态补偿的类型及生态补偿的实际需要出台农业生态补偿法，使生态补偿有法可依，从法律上明确各生态补偿主体及其义务、生态补偿责任、补偿形式、补偿标准的制定方法等等，为生态补偿制度的规范化运作提供法律依据。同时，还应与其他环境资源法形成体系，避免单就补偿论补偿，减少各部门法之间的适用冲突。还需要建立一套生态补偿法律与非环境资源法的法律共同形成的法律体系，消除各部门、主体间的利益纷争，实现生态补偿的程序化和法制化，提高政府补偿的效率。该制度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有完善的制度框架，关键还在于能够真正地理解并全面地实施。

4.健全、规范农业生态补偿管理体系。

加强政府协调监督，发挥政府在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中的作用。在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构建及运行中，离不开监督。在黑龙江省应建立农业生态补偿管理部门，下属区县也应设置相应的管理部门，主要进行农业生态补偿项目的审批和对农业生态补偿资金进行管理。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的多元化及复杂化给农业生态补偿制度的有效运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作为政府应根据农业生态补偿的特点，保证主体双方尤其是受偿主体利益的实现。农业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为建立生态补偿关系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正式规则，促进了农业生态补偿法律体系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娟.北京市生态补偿政策体系研究，2007中国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陶建格.生态补偿理论研究现状与进展，《生态环境学报》[J]，2012，21（4）：78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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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山地城市次级河流；河流生态；生态规划；

山地河流因其特殊的生态环境，其河流生态的稳定性远低于同类型的平原河流，特别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大量河流逐步纳入到城市建设范围，因缺乏系统的生态规划策略，造成了河流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如重庆市主城区现有17条次级河流，环境污染严重的有花溪河、梁滩河、清水溪、跳蹬河、朝阳溪、跳墩河六条河流，对城市环境造成的严重的影响。加强对山地河流生态环境特点的理解，并推出其相应的保护、利用策略，是当前河流生态规划的重中之重。

1 山地城市次级河流的特点和环境现状

1.1 山地城市次级河流特征

（1）水文及特征：受山地地形地貌的影响，山地河流具有坡降较大、 断面相对狭窄、 流速快、 汇流历时短而水量集中、流量与水位变幅很大且季节性明显等主要水文特征。其主要形态特征是河道形态蜿蜒多变， 整个流程上河流宽窄深浅不一，河槽不规则等。河流的断面形态往往呈V字形或不完整的U字形，两岸坡度陡峻；河谷内出现一级或多级一般较为狭窄的河流阶地，易引起滑坡、水土流失等灾害。山地河流特殊的水文和形态特征，使河流生态极其敏感、脆弱，给河流生态保护带来很大挑战。

（2）物质特征：由于山地城市地势起伏大，河流水环境中物质的季节差异性比较大。在丰水期，河道的径流量大，河道内污染物浓度比较低，但悬浮物较多；而在枯水期，河道径流量小，河道内污染物浓度相对比较高。当河道内污染物浓度较高时，就会对河流的水环境产生影响，水生生物的种类和数量也会随之减少，影响河流的生态稳定性。这种物质特征客观上需要对河流的合理需水量进行研究，并通过水资源的涵养、引入来改善。

（3）功能特征：山地城市特殊的山城风貌，常具备山、城、水良好的景观生态格局，河流在其中不仅承担了重要的景观功能，还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和社会的双重功能。在生态上山地河流具有净化环境功能，具有废物收纳、降解和更新作用，对维持生物多样性、改善气候、防洪排涝等方面有着基础的作用；在社会文化上，山地河流因其良好的景观条件，具有友好服务功能，承载着城市大众的景观娱乐、旅游休闲、文化教育等活动。

1.2 山地城市次级河流环境现状

山地河流不仅具有极大的景观价值还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功能，但是在开发进程中，由于对河流资源盲目的开发，对自然生态不够尊重的态度，造成了目前河流污染严重、生境破坏的现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人工界面代替原来河流沿岸的透水性界面，自然河道被截弯取直，沿岸景观和植被遭到破坏，城市水系变得支离破碎，环境恶化。设计中刻意追求平面规则美和形态美，讲究人工构图效果而漠视自然形态，河流沿线自然要素的形态和格局被修改，破坏了河流地带生境特点，影响了河流的生态功能。为控制洪水采取裁弯取直、加深河槽并用混凝土加固河堤、筑坝，甚至是对河流的改道等方式，改变了河流的河床形态和水文规律，导致河岸自身的调节功能减弱，反而降低了河道蓄洪排洪功能。因此，河流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被严重削弱，景观价值与生态价值被极大降低，山地城市良好的景观生态格局被严重破坏，影响了城市的人居环境。

2 次级河流生态保护与生态规划策略

2.1 基地概况

苦溪河为长江南岸一级支流，全长约25.17km，发源于巴南区鹿角场，从茶园新区西南入境后转向北穿越茶园新区，在广阳岛附近汇入长江。现状河流呈树枝状分布，以苦溪河为主骨架，有跳蹬河、梨子园河、拦马河三条支流，其上游分别有雷家桥、百步梯、木耳厂等多个水库。

苦溪河所在的茶园新区规划面积约50km2、人口约50 万，位于重庆市南岸区东部，地处铜锣山脉以东，北临长江，南接樵坪山，西邻南山，东靠明月山，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新区基地用地性质以居住用地为主，南面和东面分别有集中的工业用地分布。新区虽然在建设过程中对改道后的河道进行了较为成功的生态恢复，但在系统的规划中，城市用地、道路系统、基础设施等对河道生态的影响比较严重，有待修正和提高。

2.2 苦溪河分段生态分析

苦溪河具有典型的山地河流特征，坡降较大、 断面相对狭窄、河道形态蜿蜒多变， 整个流程上河流宽窄深浅不一，河槽不规则。全河段平均坡降为4.85%，最大坡降为54.76%。最大坡降位于胜利桥段。而根据河段的坡降与周边地形地貌、植被条件，苦溪河河流 生态环境大致可分为上、中、下游三段，其中上游段长6.8km，汇流多且密，洪水易发性高，河道较平直，河面落差约89米，地形局部落差大，但植被覆盖情况较好；中游段全长约6.1km，河道曲折，河床落差在10m左右，水位变化小，全段基本为平流，水体污染多为长生桥居民随意排放的生活污水，而且经过镇中心的河岸多被渠化，割断了河流与岸边的生态交换通道；下游段全长约6.4km，河床落差在30m左右，为典型的弯曲型河流，河床自然蜿蜓曲折，坡降较大，有明显的凹、凸岸之分，岸线以自然驳岸为主，基本没有人工渠化，植被覆盖以自然植被覆盖为主，几乎没有建设用地。

苦溪河总体生态环境较好，但局部由于水质污染、裁弯取直、渠化等原因，生态受到了破坏，在景观规划中，需保留下游良好的生境，恢复和重建上游和中游被破坏的河流生境。

3 基于防灾减灾与雨水利用的景观生态处理方法

3.1 基于防灾减灾的景观生态处理

（1）设计绿色基础设施，合理规划水利设施

城市人工硬质界面雨水渗透性差，在暴雨期无法有效滞留雨水，增大了地表径流，增加河道防洪压力；在干旱期无法涵养水源，导致河道水量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建议沿河道设计绿色基础设施，包括滨河绿地、湿地、雨水花园等，有效管理雨水，减少洪水危害，改善水质，重建湿地生物生境，重塑河流生态环境。同时，在河流上游合理建设水坝、水库、湿地，调蓄水量，减少洪水危害。

（2）根据河道特征不同，采用不同的防洪减灾策略

苦溪河全河段水文特征与河流形态不同，汇水体系与坡降差别较大，水量和水流差别也很大，因此在洪汛期，排洪抗涝的压力也大不相同。对河流进行分段处理，针对每段不同的特征进行景观处理，有的放矢，尽可能减轻甚至消除洪水的不良影响。上游坡降大、易发生洪水，可通过土地利用调整，在洪泛区设计人工湿地，在汛期排涝泄洪，在旱季涵养水源。中游河道曲折，坡降不大，水流较平缓，防洪压力较小。结合现状地形与汇水线，设计人工景观水系。既能服务于周围城市居民，又能成为洪汛期的补充泄洪河道，同时也可以作为雨水收集系统的一部分。下游河道蜿蜒曲折，坡降大，防洪压力较大。在规划中，梳理汇水线，并设计绿地保护汇水线，延缓暴雨汇入主河道时间，减少河道瞬时最高流量，降低洪水灾害的发生。

3.2 基于雨水资源利用的景观处理

从用地不同界面来分，规划区内用地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硬质界面为主的用地，例如道路、立交桥、广场等；第二类是硬质与绿化共存的用地，例如居住区、科技园、商业区等；第三类是绿化为主的用地，例如公园、苗圃、水体等。根据不同界面具有不同的渗透性，采用不同的雨水收集形式，最大限度利用雨水资源与河流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系统。

第一类用地以大面积硬质界面为主，雨水不易渗透性差，地表径流大。为促进雨水下渗， 减少雨水直接排放，应尽可能使用透水地面，道路绿地尽可能设计为下凹绿地， 使周边地表径流雨水首先进入绿地下渗， 不能及时下渗的雨水由设置的溢流雨水口排放，从而减少地表径流。

第二类用地是硬质与绿化共存的用地，既要考虑促进硬质地面雨水的渗透，又可利用绿地进行雨水收集。因此，营造一系列人工水体和湿地形成的“雨水园”，经过“雨水园”的渗滤与收集，解决雨水排放与净化问题。“雨水园”既能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求，又具有良好的生态功能。

第三类用地是绿化为主的用地，渗透性较好，地表径流较小。尽可能保护与优化原有植被与生态环境，增强其净化雨水，涵养水源的能力；同时对生态环境已被破坏的区域进行合理的人工修复，设计滞留池与人工湿地，使其逐渐还原形成自然或半自然的生态环境， 提升其收集雨水，净化雨水的能力。

3.3 构建以河流廊道为骨架的城市开放空间体系

山地河流树枝状的河道分布于城市的各功能区，如能在规划前期阶段就将河道生态绿地与城市开放空间有机结合，对于促进城市生态系统保护和开放体系建设有着积极地意义。构建以河流廊道为骨架的城市开放空间体系，即是以低碳出行网络串接规划区内的绿地及河流，形成完整的绿色休闲空间体系，并使得人们能够尽量主要以步行、自行车、轮滑等低碳出行的方式通往城市各功能区。这种河道生态保护与城市开放空间体系的互动，结合绿色通行系统、城市功能圈、公共设施等三方面的措施，对于重庆市建设生态城市、低碳城市、宜居城市的意义十分重大。

（1）根据山地城市的特点，建立完整的绿色通行系统

完整的绿色通行系统由沿河道串联城市生态绿心的主要道路、城市中心次级绿色便捷通道与居住组团间城市支路相连接形成。它不仅为居民提供便捷的交通，而且通过道路系统的构建，整合区域内的生态资源，形成以河流生境为骨架的良好的城市生态系统。绿色通行系统的主体架构通过沿滨河主要道路的构建，将城市公共服务带、城市重要公园、风景区等城市绿地连接形成。同时，依托河流廊道的生态结构，将河流汇水区绿地、滨水开放空间和生态湿地等城市重要生态绿心整合形成城市景观生态系统的核心，保证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为居民提供休闲度假游憩的场所。城市中心次级便捷通道以城市中心为核心，串联城市中心区公园、休闲商业、商务办公区域的绿地形成，是绿色通行系统的第二级系统，作为城市景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居民提供快速交通，也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以居住组团为单位，通过城市支路串联各个社区绿地及各组团内重要的配套设施附属绿地，形成绿色通行系统的第三级系统，成为城市景观生态系统的重要补充，也为居民提供健身康体的场所，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2）根据河道不同自然水文条件，形成三大“城市功能圈”

河流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水文条件，影响城市功能区的布局。通过分析与整合苦溪河自然环境条件与水文条件，结合城市不同分区的功能需求，设计形成“三大城市功能圈”，形成城市生态安全保障，满足城市居民生活需求。

结合河道下游段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形成城市自然风貌区，作为城市生态中心，设计为自然休闲圈。让人们可以充分享受自然和户外休闲活动，同时也为城市提供了生态保护。

基于河道中游段已形成的城镇聚落与良好的水文条件，形成城市中心，设计为都市活力圈。为城市居民提供各类公共活动的场地和设施，同时展现城市的文化特色，形成了一道舒适休闲的人文风景。

结合河道中上游段良好的自然环境与城镇聚落，形成城市居住组团，设计为社区生活圈。配套建设学校、图书馆、社区公园等基础设施，为居民提供教育、文化娱乐、健身康体活动的场地和设施，并为居民的日常活动提供安全优美的步行空间。

（3）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系统，体现人性化关怀

在以河流廊道为骨架的开放空间体系中，完善的公共服务系统不仅为居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也能满足居民生活与发展的直接需求。根据三个“城市功能圈”不同的功能需求，设置不同公共服务类型：自然休闲圈以提供游憩服务为主，辅助安排餐饮、住宿等服务。都市活力圈，以提供休闲文化娱乐和大型商业服务为主，辅助安排健身康体、餐饮、住宿等服务。社区生活圈以提供居民医疗、教育、健身康体和休闲娱乐服务为主，辅助安排商业服务、餐饮、住宿等服务。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系统，成为绿色通行系统与三大“城市功能圈”的重要补充，让居民在出行、休闲娱乐与日常生活中都能享受人性化的服务，真正实现城市居民乐享生活的愿望。

4 结语

苦溪河生态规划是山地次级河流生态规划的一次探讨和实践，通过融合水利、生态、景观等多学科理论，科学、合理地营造具有城市安全、生态系统连续、景观优美、符合城市发展方向的生态廊道，实现山地城市次级河流的多种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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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姜文超，饶碧华，张智，张勤.山地城市河流健康内涵及评价[J].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2006，6：104-107

[4] 朱颖，王浩，孙新旺. 城市季节性河流湿地景观规划探索――以浙江安吉西港湿地景观带规划为例[J].风景园林，2009，23（4）：133

[5] 李孝坤，三峡库区水环境问题及保护对策[J]. 水资源保护，2005，9：66- 69

[6] 刘滨谊.现代景观规划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篇8

［关键词］生态投资 环保投资 生态补偿

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 生态问题是颇费物力和经历的。建设时不考虑生态问题, 省了小钱, 待日后产生了问题再去治理, 就要花大钱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提高生态投资效益，可以在实现原定生态目标的前提下, 节约生态投资, 腾出更多的资金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也可以用同样多的生态投资, 取得较多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有利于实现生态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各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期望能为生态投资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帮助。

一、国内研究综述

生态投资是生态研究领域内的新课题，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它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但是与生态投资有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关部门和专家对生态投资相关课题发表了一些论著，如张福庆,董唤霞发表了《科学发展观催生生态投资建设理念》，针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建设模式, 提出经济发展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容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 走生态投资建设之路,以实现“五个转变”和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协调统一的本质内涵。该论文侧重于号召有关部门发展常规投资的同时注重生态环保的投资。汤尚颖和徐翔发表了《准确理解生态投资的内涵》，文章指出随着环保投资的界和内涵不断延伸,环保投资的概念也将演变为“生态投资”环保投资及生态投资的内涵。在区分了环保投资和生态投资的内涵之后，指出生态投资从范畴上看应包含: (1) 生态环境保护投入；(2) 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投入；(3) 生态产业投入。马国强发表了《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一文，明确了我国现阶段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 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文中首先分析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承载力，论述了我国目前的生态投资状况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投资模式选择的必然性，之后在对比国外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目前面临的困难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生态投资与生态资源补偿机制的构建的一些建议。牛荣在《论西部生态投资补偿方式》一文中，在分析生态投资补偿的含义和探讨进行西部生态投资补偿必要性的基础上, 提出应以政府补偿为主, 采用多样化的补偿方式, 来解决西部生态建设投资不足的问题。此外，由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公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中也分析了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的诸多现状，提出了增强生态投资的一些途径和具体实施方法。

通过上述有关学者的相关论文和有关部门的官方报告可以得知，目前我国学者对生态投资的研究主要是依附于对环保投资的基础之上，虽然针对有关的生态投资内涵，以及生态投资的补偿机制等有了专门性的论述，但是并没有形成有关生态投资研究的学术体系。大多数研究都只是针对生态投资课题的某一方面，而没有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所以理论研究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并不能满足我国生态投资日益发展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对生态投资课题进行一个系统的综合研究。

二、国外研究综述

由于西方进入现代化比我国要早很多，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早已经历了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并且已经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来加以保护。其中对于生态的投资，也较之我国早了很多。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生态经济学中，已经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如美国的莱斯特•R•布朗在其《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中就在分析了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之后，提出了新型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并最终得出要通过降低生育率以稳定人口、调整经济的手段（包括财政引导、税负转移、补贴转移、许可证交易和对财政调整的支持等）、加速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转变等来改善现在的生态环境，保护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地球。书中其实就涉及到了生态投资的主要议题：生态投资的来源，生态投资的多样性和生态投资的方向。加拿大学者布莱恩•纳特拉斯, 玛丽•奥特梅尔著有《与虎共舞:环保导向带来企业成功》一书，介绍了公司、政府、非营利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如何在满足持续财务绩效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要求的同时，加大对自然生态保护的重视，投资于生态环境，承担更大的社会和环境责任。

而具体的关于生态经济的学说，国外和国内一样，也是从环保投资中引申出了生态投资的概念或是就认为环保投资和生态投资是同一个内涵。如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提出，环保投资包括：（1）环保设备的投入；主要是指“三废”处理和污染控制设备的投入，用于自然保护和提高城市环境舒适性的设施投资；（2）环保服务投入；（3）洁净技术和洁净产品的生产投入。而这三个方面实际上包含于生态投资的诸多领域。西方国家对于生态投资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实践中去体现，发达国家中，瑞士生态环保投资主要由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家庭三部分承担，三者的比例大致相当。在投资方向上，废弃物的管理花费最大，占整个环保投资的1/3 强，空气和水污染的防治费用次之，各占25%左右。而加拿大则设立了环保开支账户(EPEA) 作为环境和资源账户体系(CSERA) 的一个分支，其范围包括发生在污染治理和控制、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栖息地的恢复、环境监视、环境评价和环境审计、土壤改造等方面的费用，但是，提高健康水平、美化环境等方面的费用则不包括在内。其投资的主要方面有：（1）关于环保的家庭开支。家庭环保开支是指居民对控制和减少日常生活对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而支付的费用。（2）政府对环保的现金和资本支出，包括中央政府之间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3）商业资本运营对环保的支出。而意大利对环保投资的分析以账户的形式反映在区域和地方两个层面上并影响着环境政策。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已着手对环境税进行研究和实践。美国生态环保产业通过联邦和州政府的公共财政支持、发行市政债券进行市场融资、企业自筹和公私合作（PPP）模式筹集更多的资金。而日本则通过建立财政投资于贷款项目基金、政府金融机构支持融资、会计预算和非政府组织（NGO）的融资来满足其生态投资的需求。

目前已有的研究认为生态投资概念是由环保投资概念演化而来，在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的新形势下,环保投资的范围界定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忽视了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源开发和保护”活动；忽视了生态产业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难以真实反映生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如何解决我国新时期生态投资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因而，本文的着重点之一就在于剖析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如何扩大生态投资的多元投资体系加以探讨。

从以上国内外环境保护的理论讨论来看，生态投资的范围并不统一，各国的情况各不相同。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视角下,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为了保证我国社会沿着这个方向顺利发展，必须深入对生态投资的研究,进而能够准确反映生态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综合生态投资的研究现状不难看出，关于生态投资的研究开始的时间并不长，对于生态头的定义众说纷纭，还没有统一定论；关于生态投资的研究课题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需求结合不够紧密；国内研究只是单纯的理论研究，缺乏对现实社会指导作用的研究，对于这些都有待更多学者的努力。

参考文献：

[1][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萧琛等译:《经济学》[M] (第16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2]龚玉荣 沈颂东：环保投资现状及问题的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02.2

[3]陈克新：环保投资：筑就金融海啸防波堤[J].中国经济导报. 2009.2.5

篇9

论文摘要:常德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的农业生产也带来了严重的农业生态问题。本文对常德市武陵区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进行了分析，从生态修复的原理出发，论述了农业生态修复在农业生态建设中的作用。根据目前现状，提出了农业环境的保护对策与措施。为促进常德市武陵区生态农业建设，开发绿色产业及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往往都经历了这样的历程。既先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然后又在受环境破坏的惩罚后逐渐认识和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历程。农业生态领域也不例外，土地长期耕作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农业生态问题，工业“三废”排放量不断增加，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使用，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搞好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农业生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危害

常德市武陵区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其中包括水资源、森林草地，耕地水土资源，农用塑料薄膜、化肥、农药、农业废弃物等方面的污染。综合而言，武陵区当前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在：

（一）水土大量流失。由于毁林、毁草、开荒、滥伐等原因，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全区耕地水土流失面积约9.64平方公里，占耕地总面积的34.4％。水土流失破坏了全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导致土壤中氮、磷、钾等养分大量损失，严重影响了本区的农业生产，同时，水土流失使沅江河床抬高，导致水患频繁。

（二）农村淡水生态问题突出。全区农村淡水生态问题突出，呈迅速恶化趋势。例如：地表水体富营养化，地下水质逐渐恶化等。据统计，全区有70％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我国农村50％的饮用水受到有机污染，而且由于农药等化学物质的广泛使用，致使许多地方的地下水不适于饮用，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加速。改革开放以来，常德市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耗能高、污染重的行业或企业有城市向农村转移，未经处理的工业与生活用水经污灌或任意排放进入土壤后，大量的重金属元素可在土壤中富集，从而进入食物链，直接影响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二、生态修复及理论基础

（一）生态修复的涵义

生态修复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它是应用生态系统自组织和自调节能力对生态本身进行修复。为了加速已被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还可以辅以人工措施以加快生态系统恢复的步伐。生态修复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切实遵循自然生态经济规律，充分利用当地的水、土、光、热、生物等自然资源，依靠大自然的循环再生能力和人为干涉快速恢复植被，控制水土流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农业生态环境演变的规律是生态修复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

生态修复的理论基础是农业生态环境发展的自然规律。自然生态环境是包括生物体与环境（气候，水，土等）自然因素组成的一个互相依存与制约、相对稳定的有自组织功能的大系统，该系统具有恢复到接近于原自然生态状况的自我修复功能。建设性的农业生态环境，应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否则，往往事与愿违，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由于人们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局限性与偏差，在我国农业生态建设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教训。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是搞好农业生态修复的保障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面对自然灾害深刻反思后产生的新认识。人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违背生态规律的自然改造，不仅损害了自然生态系统还会造成自然灾害。因此，任何形式的自然改造都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上。要从人口、资源、资源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点出发，开展生态修复，加快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步伐，建立良好的水土保持生态系统。要在实践中不断拓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内涵，保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丰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理论。

（四）农业生态修复的实践方法

农业生态修复是依靠大自然的力量，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实现水土保持目的的措施。其技术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是有“封”、“退”、“造”、“建”，“综合治理”、“结构调整、生态移民”、“突出小流域治理，以小促大”等。

“封”既是“封山禁牧，舍饲养蓄”。要真正做到“封得住、有效果、不反复”，还需要因地制宜、因时施策。“退”即是“退耕还林还草、以粮代赈”。大量事实表明，坡耕地是水土流失的主要产沙区，坡度在!)*以上的坡地必须退耕。如果措施得当，退耕后农民还可增加经济收入。“造”即是“造林”。坡度大于+)*的荒山荒坡、退耕地，以营造水土保持林、薪碳林和用材林为主，强加管护抚育，形成乔、灌、草多层次防护体系，有选择的发展经果林。通过推广节柴灶，沼气池等措施，彻底解决群众的燃料问题，可有效的保护植被。“建”即是“建设一亩高标准农田”。农民在退耕二亩坡地后，在山坡下或沟谷地建设一亩高标准基本农田。

搞好农业生态修复，必须注重水土保持的综合性。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是生态修复的根本措施，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系统的基础。调整结构、生态移民是生态修复的保障措施。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深刻变革。要想使生态修复持续发展，就必须将生态修复与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和生态移民相结合，这样才能使广大农牧民增产增收，植被得到恢复和保护，地区经济得到发展30 %。生态修复作为一项水土保持新举措，需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总结新经验、新方法，丰富和发展其理论与实践。

三、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对策

（一）增加农民的生态意识，提高人们对生态修复的认识水平。各地在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上不断提高认识，积极探索生态修复的技术与方法。在政府的大力宣传和积极引导下，大多数农牧民逐渐接受了这一新的理念，认为生态自我修复是一项让土地休养生息的好办法，是人类实现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大量生产生态绿色环保产品，做好“环保”品牌，让农民从保护生态环境中获得实惠，使他们主动参与到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行动中来.

（二）加强立法，建立和完善农村生态保护、污染治理的筹资机制。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纳入国家法制化管理体系中，加大财政资金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明确保护农村生态、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方式，确保专款专用。

（三）加强农药、化肥和农用地膜控制和替代，不断改善和提高农药使用技术，合理用药，安全用药，确保农产品质量，确保施药人员安全，减轻环境的农药污染。

（四）加强畜禽粪便的综合治理，把粪便治理与提高畜牧业生产水平相结合，与发展绿色食品、安全食品相结合，与美化环境相结合，与发展环保产业相结合

（五）推动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视农村能源合理开发，加强对沼气资源、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做好秸秆气化、沼气发电等新技术的应用推广，引导农户从单一用沼气能源转向沼气综合利用的生态农业建设，积极推广多种能源生态模式，从而缓解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

（六）防治水污染，保护水环境，对地表水实行流域性综合治理，；重点治理污染严重的区域，进一步加大水污染治理力度。

（七）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实施生态修复过程中，各地采取了一系列配套的对策和措施，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调整了农村经济结构，发展了乡村工业和旅游业，显著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生态修复使本区农业由广种薄收、粗放经营向精耕细作、集约经营转变。

（八）增加生态保护投入，完善环境经济政策，要遵循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同步发展的方针，切实增加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开发、建设项目必须制定生态保护和建设、恢复计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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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焦居仁.生态修复的要点与思考[J]中国水土保持，2003.2

篇10

论文摘 要:德育生态与生态德育是当前德育研究过程中两个容易混淆的名词，它们在概念、内涵、实质、依据和意义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区别，必须正确合理使用。

德育生态与生态德育是当前德育研究过程中出现较多的两个新潮名词。在有些研究论文中，存在着混用的现象。同时，德育生态也是“德育工作生态模式研究”课题的核心概念，能否准确把握其概念、内涵与实质，直接影响研究的路径、方向和成果。因此，辨析德育生态与生态德育之间的区别，正确合理使用这两个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认为，德育生态与生态德育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概念不同

生态德育是近年来德育研究的热点之一。人们关于“生态德育”这一概念的解释，尽管表述各异，但并无实质性差别。著名学者刘惊铎等认为，生态德育是指“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和互惠共生的生态观出发，开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更好地享用自然、享用生活，养成关心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思想觉悟和相应的道德文明行为习惯，它要在受教育者思想上树立一种崭新的人生观、自然观，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意识地调控人对自然的盲目行为。”[1]许多研究者指出，生态德育是“一种新型的道德教育活动”，[2]或“一种新型的德育活动”，[3]是“一种新德育观”，[4]或“将一种新的德育观渗透在德育活动中”。[5]生态德育是传统德育在内容上的拓宽，在领域上的延伸，显然属于德育的本体论层次。

目前学术界关于德育生态的研究还不多，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我们认为，所谓德育生态，是指德育工作者从改进德育工作方式，增强德育效果出发，借助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遵循道德品质养成规律，消除德育工作中的各种不和谐因素，创造一个和谐、快乐、自然的德育生态环境，维持德育生态系统的平衡协调，促进学生道德品质的自然生成。德育生态概念的提出是对当前学校德育工作生态失调失衡的反思的结果，是德育方法模式的探索和创新，属于德育方法论层次。德育生态强调，德育工作一定要有生态观、系统观，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主体，遵循学生道德生成的规律，协调好师生关系、家校关系、社校关系，一切为学生的道德成长服务。德育生态重视的是德育的方法，关注的是德育的效果。

2、内涵不同

2.1生态德育的内涵

生态德育作为传统人际德育和社会德育的拓展和扩充，其主要内涵包括生态善恶观、生态平等观、生态正义观、生态义务观四个方面。生态善恶观就是以尊重生命、热爱自然、保护环境为善;反之，就是恶。生态平等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类应该尊重一切生命，即尊重从动物到植物、从有感觉的生命到无感觉的生命。人类必须自觉约束自己干预自然的能力，不能只顾自己不断膨胀的物质需要，而不顾其他生命的生存需要，应该允许各个物种的生存与进化，以保证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生态正义是指个人与社会集团的行为原则符合生态平衡的原则，符合生物多样性的原则，符合世界人民保护环境的愿望和全球意识，符合“只有一个地球”的全球共同利益。生态义务观要求，人是大自然的一员，也应该履行爱护自然、热爱自然的生态义务。人们在占有和享用大自然的同时，还应当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既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6]

2.2德育生态的内涵

有学者提出，德育生态应以提升学生精神生命质量为其时代使命，以学生个体与所在集体的共生为其作用机制，以策略、措施、技术三个层次的工作方法为其整体构建思路。[7]也有学者认为，德育生态主要包括德育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心理生态等方面。[8]他们为德育工作的生态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有价值的探索，对于我们更新德育观念，改进德育方式，提高德育实效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德育生态的主要内涵是:德育是一个具有生态性功能的教育系统，德育生态即德育的生态环境必须有利于学生道德品质的自然生成和自动提升。德育生态环境的建构、德育生态功能的发挥，都要遵从和符合学生道德品质生成的规律，反映和满足学生道德生长的内在心理需要。德育生态环境主要由学校、家庭、社会和网络四大环境构成。就学校德育而言，学校的自然人文环境是德育生态的内环境，家庭、社会、网络环境是其外环境。学生的道德品质是在各种内外环境的相互作用下生成的，要求以学校德育为核心和主轴，家庭德育、社会德育、网络德育积极配合，形成德育的合力，共同营造学生道德发展的生态环境。

3、实质不同

生态德育是传统德育在内容上的拓展和延伸，也是改善人类生态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生态德育的实质就是要求人们以道德理念去自觉维系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和不可再生资源可持续利用。[9]谋求人类自身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统一、人类发展权利与自然生存权利的统一，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10]

德育生态是对传统德育非生态或反生态或生态失调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其实质是借鉴自然生态现象，运用生态学、教育生态学原理，构建德育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树立和强化德育的生态观、系统观，给当前的德育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德育生态，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说，都应该是一种和谐的、人道的、遵从自然规律的生态型的德育方式、德育理念。它突出强调学生只有在快乐学习、快乐生活、快乐活动、快乐成长中才能自觉接受道德信条、道德原则、道德思想，自然生成和主动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实现德育的最终目的，达到德育的最高境界。

4、依据不同

4.1生态德育的理论依据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环境条件，人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和互惠共生的关系。人与自然万物拥有平等的权利，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形式的权利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人类对自然负有尊重和保护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也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然的道德要求。即生态德育是以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为理论依据的。生态学揭示出种群之间存在着“互惠共生”的关系，“一些有关的生物相互协助而彼此都能获得某种利益”，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同样以这种关系生存和发展。生态德育不仅关注人际关系，而且追问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性。美国学者从强调环境伦理的整体观出发，主张扩大道德的范围。索罗、穆尔等认为大自然及其所有存在物都有价值，因而“大自然拥有权利”，人类必须尊重它。摩尔指出，大自然中的“所有存在物不仅拥有平等的权利，而且拥有所有的权利”。

4.2德育生态的理论依据

人的道德的生成与提升正如人的身体成长一样，如自然生物生长一样，也是一个自然的生态的过程，也需要一个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德育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内，有“阳光”、“空气”、“土壤”、“养料”、“水份”……，有“花草树木”，有“虫鱼鸟兽”……，有时“风调雨顺”，有时“旱涝成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经风雨长不成大树，不受百炼出不了好钢。一切违反人的道德生成规律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有害无益。自然万物的生长有其生态环境，人类个体道德的生成也有其生态环境。学校德育必须符合道德生成的规律，构建道德生成的生态环境，促进学生道德的生成和提升。由此可见，生态学、教育生态学原理、和谐教育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德育生态模式的重要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撑点。

5、意义不同

生态德育使传统德育由调节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到进而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了人类道德认识在时空上的提升，是人类道德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德育生态则是对过去德育做法进行深刻反思和反省的结果，是德育方法论的探索和创新，是一种崭新的德育方法论。生态德育表明了人类对自然的关注和尊重、保护，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深层认识，是人类对自身活动造成生态危机的猛然醒悟和深刻反思。而德育生态仅是受自然生态的启发，以自然万物的生态系统为参照，认真研究和遵从学生道德生成的规律，以提升学生的精神生命和道德情操为使命，模仿自然生态系统而构建起来的一种新德育工作模式，一种新思想方法，一种新教育理念。德育生态模式的提出，可以说是德育方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一次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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