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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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秩序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教育合作与教育竞争教育的发展主要依靠教育合作与教育竞争，在教育合作方面来看，无论是人类教育事业还是社会个体的发展都需要依靠于人类之间的合作，只有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资源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才能够最大化的推动教育的发展。但是如果社会环境中的教育秩序处于失序状态，则会产生教育活动开展混乱的情况，在这种混乱的教育中，教育活动的实施者在合作方面不能得到良好的引导，无论是教育的价值还是社会个体所具有的抱负都将难以得到实现，因此，教育合作的实施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教育秩序之上;从教育竞争方面来看，合理的竞争可以成为教育发展过程以及学生学习过程的动力，但是如果没有对这种竞争做出良好的制约，那么教育活动中的参与主体容易将理性的竞争发展为非理性的竞争，从而导致教育本身以及教育活动的参与者难以得到有效的发展，如在高职院校中，分数是对学生进行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学生开展竞争的重要形式，但是如果欠缺教育秩序的制约，那么就会产生个别学生为了获取较高成绩而进行舞弊的行为，这种行为完全不能够推动学生的发展以及教育的发展，并且会对教育活动的开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教育竞争合理性的实现同样需要建立于良好的教育秩序基础之上。综上所述，高职教育中需要与时俱进的教育秩序，只有重视这一工作的开展，才能够对教育活动中的行为做出引导与制约，从而使教育活动参与者的表现达到预期。

2.教育秩序能够保障教育活动的有序开展教育目标的实现需要教育活动本身所具有的职能得到发挥，教育职能的发挥则需要教育活动中的各个要素能够得到协调，而教育秩序则能够在教育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发挥这种作用。在高职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教育秩序能够通过教育规章制度的形式来对教育活动参与者所具有的权利以及所承担的义务作出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做出规范和联系，因此，教育秩序是否得到良好的构建，不仅直接影响着高职教育活动中的教育成效和教育效率，而且直接决定着教育活动中学生能否得到全面的发展。另外，教育秩序在确保教育活动得以有序开展的同时，能够满足高职教师以及高职学习参与学习活动的需求。从教育需求和教育秩序的关系来看，由于教育秩序经常被当做对教育需求的制约，所以教育需求和教育秩序也经常被对立起来，但是事实上，这种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偏差，事实上，教育秩序不仅不会制约人们本身所具有的教育需求，同时能够确保人们所具有的教育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教育实践表明，在高职教育中只有具备良好的教育秩序，才能够构建科学的规章制度、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推动高职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及师生教育需求的满足。因此，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院校应当将教育秩序的重建放在重要的地位并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通过校际合作、经验借鉴、教师交流与研讨来探索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路径。

二、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

1.构建具有稳定性与预见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教育秩序的稳定性决定着教育活动和教育内容的稳定性。在高职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成效的凸显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因此，重建之后的教育秩序需要具备稳定性的特点，只有如此，才能够确保高职教育的顺利实施。另外，教育秩序只有具有稳定性，才能够让高职教育的参与主体对教育制度等内容做出深入的了解。因此，高职院校在社会发展转型背景下对教育秩序所做出的重建工作，需要以社会发展特点以及高职教育发展需求为依据，从而确保教育秩序对高职教育的适应性。同时教育秩序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种前瞻性是相对于可以预见的高职教育发展趋势而言的，这种前瞻性能够避免教育秩序在短时间内出现较大变化。

2.构建具有调控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教育秩序在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调控作用，这种秩序的存在是为了推动高职教育以及受教育者的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高职教育秩序在重建过程中确保教育秩序能够对高职教育中各类因素做出有效的协调。事实上，高职教育领域涉及到许多教育部门和教育团体，这些教育部门与教育团体在工作任务与工作职责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使不同的教育部门和教育团体在教育制度和教育规则的制定中体现出了不同，因此，不同教育部门和教育团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需要面临着制度差异所产生的制约作用。为了实现各个教育单位之间的协作，教育秩序的重建需要对各个部门的教育资源做出调整与整合。通过这种协调作用的发挥，教育秩序可以对高职教育各个主体以及各类要素之间的关系做出调整，从而形成具有权威性的高职教育体系，并为高职教育以及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3.构建具有开放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高职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教育工作者需要承认学生知识水平和技能的发展是一个动态且开放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学生所具有的不完善性能够得到有效的弥补，从而实现学生的发展。同时高职教育的主要教育目标为培养优秀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而这些人才自身专业素质的提升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社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来看，高职院校所培养的人才不仅需要具备优秀的专业素养，同时要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因此，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有必要体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即推动封闭式教育向开放式教育的转变，在此方面，高职院校需要对学生的学习环境做出优化，从而为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发展创造更好的便利条件。与开放性的教育秩序相对应的是，高职院校还需要从教育制度方面体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即利用制度规章来推动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同时要重视社会企业在高职教育工作中的参与，从而使高职教育工作能够更好地符合社会发展转型背景下社会企业对高职人才培养所提出的需求。

4.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教育秩序重建过程中教育秩序的可操作性关系着教育秩序价值能否得到实现。具有可操作性的高职教育秩序首先应当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的发展现状相适应，并且不能仅仅将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仅仅停留于理论阶段。具体而言，教育秩序的重建不能对社会发展现状进行超越，因为这种超越同样会产生不适应性问题，从而导致难以在教育秩序引导下获得良好的高职教育成效。同时教育秩序的重建更不能止步不前。教育秩序在具备稳定性特点的同时，也要以创新和发展的眼光对细节内容做出不断的改善与优化;其次，教育秩序可以对高职教育行为进行规范，这种规范作用的发挥需要建立在高职教育参与主体了解相关规范的基础之上，其中教育规章制度作为教育秩序中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必须克服变更频繁以及含糊用词的问题，同时要做到严谨简明、易懂明确，从而使高职教育参与者对教育规章制度做出认知，并明确自身的权利、义务和违规后果。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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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公共’原则有着特殊的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内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过程、公平目标及其模型等方面还存在若干违背“公共”原则的现实缺陷。必须使“公共”原则在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上得到反映，主体上得到遵循，公平目标的“立体”性上得到体现，内容上得到落实，才能确保相应的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斯图亚持·尼古认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据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备选的公共政策中确定何种政策将最有效地实现一套既定目标的过程。这一分析过程，是政府“政策主张的先决条件”，亦即政府决策、主张及其实施的前提，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质。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是指既实现人类经济发展的目标，又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并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地发展。笔者认为，尽管不是每个具体而微的政策问题都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关，但至少从宏观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必须遵循“公共”原则，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公共”原则的内涵

我国台湾学者张世贤、陈恒均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也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见，“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则，才能真正体现这一本质属性。这里所谓“公共”原则，

一是指政策问题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原则。公共利益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各利益主体间的此得彼失，影响着公共利益的实现，甚至影响着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机构”，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谋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领域侵犯私权，或为少数人甚至政府自己谋取私利。“公共”原则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为纲领性的政策问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能够更有效地约束、引导各社会主体，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领域内以其秩序化的活动增进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为现实和未来的各社会主体所平等分享。

二是指政策目标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代际目标的实现为原则。从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公共”原则要求，通过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决策得以把政府的行为目标，规范、约束在既立足当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确保未来人可发展的基本条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行为在代际之间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执于当代的自私性、狭隘性。“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当代和未来连续、不间断的发展，即持续发展，才能真正确保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代内和代际的持续发展，是当代人和未来人公共利益的根本体现。因此，从另一角度也同样可以说，以代际目标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样是在公共利益实现意义上的“公共”原则的体现。

三是指政策问题范围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坚持以整个发展系统全面、协调的发展为原则。根据前面的结论，持续发展问题也应该是当代政府纲领性的政策问题。持续发展是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因素的全面、协调发展。目前，全球范围内形成的威胁着持续发展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剧增、生态破坏等严峻问题，正是由于当代政府违背“公共”原则，默许甚至鼓励人们对公共资源“各取所需”式的无节制开采与利用，才造成了发展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尤其是人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失调，使符合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共资源的供给呈现出间隙性，甚至短缺或中断。因此，从政策问题认定的范围来看，“公共”原则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约持续发展的问题，包括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当代人到未来人的各种有关发展问题的有序而系统的解决，既尊重人类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当代人的利益，又着重作为利益主体目前尚还缺位的未来人的利益。

还需提及，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并’原则，实际上已内在地与持续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了。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持续发展的状态，又是当代人类在发展问题上的一种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则之间，是内在相连的。可持续发展理应成为人们透视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共”原则的基本角度。

二、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从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角度看，当代公共政策分析在若干环节上的局限，使公共政策难以真正体现公共利益要求，实现代际发展目标，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偏离甚至违背了“公共”原则。

（一）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个人利益先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政府的决策理念，以致于发展为约瑟夫·雷茨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认为纵使公民的所作所为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所不赞成或违背了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国家也不得干预。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甚至专门论证了“不可能定理”，认为社会一般不可能形成某种一致的选择，或对事物进行一致的优劣排序；即使这里的所谓“一致”仅理解为“多数决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种能够明确定义，在现实中能够实际起作用的公共利益。这种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片面强调国家中立，而不得干预所谓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个人利益的决策理念，无法使公共政策分析体现“公共”原则，必然损害公共利益，当然也影响着体现了公共利益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不少学者认为，“公共物品生产的资源配置问题不能通过经济市场来解决，而要通过政治市场来解决”。因此，当代政府的政策分析过程，多是凭借政治市场进行博奕的过程。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尽管政治市场在起点上具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性，但在终点上受“少数服从多数”的主导，表现出了“多数”强制“少数”的不平等。并且，“国家在过去被看作是大公无私的，现在则被当成参与政治活动者进行交易的市场”。因此，作为有“经济人”特征的选民与政治家，其政治市场上的价值取向，不能不受组织良好或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使政府常常不得不制定有违“公共”原则的政策，把公共资源的利用导向对公共利益的破坏，或者反过来，借公共利益之名，据公共资源为非“公共”之用。另一

方面，受认知能力的局限，当代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按政治市场的要求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公共要求相一致的偏好。这就使政府与其各个部门之间难以获得有效的沟通，形成对公共利益的共识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其结果是，政府及其部门之间政出多门，难以协调发展系统内部诸因素间的矛盾，误导出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社会主体对公共资源的无序利用，最终使发展失去其可利用的资源而被迫中断，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是指“政策执行之后，政策的标的团体，所分配到的社会资源，所享受到的效益，所负担的成本等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平应该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是政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满足社会公共利益要求，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及其政策权威的重要目标。它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判断。从伦理上讲，公平是指未来各代人与当代人分享资源与环境利益的平等权利。然而，当代人的认知局限及其难免的功利主义倾向，使他们难以克服代内公平的目标偏好，很难理性、自觉地从未来人的角度，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能着眼于在代内和代际之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并使之成为其政策诉求的主要取向，谋求从当代指向未来的持续发展。

不仅如此，当代政府还面对着解决有关代内公平的公共问题的现实压力。斯图亚持·尼古认为，“从政治上讲，增加效益也许要比降低成本容易些”，效益的增长意味着政府及其政策“运作得更有效或会得到更高的评价”，“而降低成本或削减项目预算”，“也许会激起人们的反对”，因为这意味着在一定效率的条件下，人们可能获得的效益将下降。因此，当代政府为了实现公平，在“使穷人的境况好起来，而不使富人的境况坏下去”的前提下，其“公共政策只有当它们提高最小人群组的福利时，才应该被采纳执行”。可见，人们要求公共政策实现的代内公平目标，不是靠清教徒式的节俭，而是靠成本投入、靠自然资源利用量的不断增加，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平均效益，并扩大其在穷人当中的得益面与得益程度的。

显然，严峻的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这种公平目标，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它忽视了代际公平而偏于代内公平；并且，在代内公平的现实压力下，难以对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要求进行有效限制，将断送未来人发展的条件，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间隙性。从人类历史的动态过程来看，与其说当代公共政策分析由于公平目标的结构缺陷，不如说由于严重违背了“公共”原则，才使政府的职能范围超出了其广义的公共领域，使人类（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更多地满足了当代人（或政府）的眼前私利，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对“公共”原则的偏离

国内外学者都把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模型概括为多种决策模型。其中一些决策模型的固有局限，决定了相应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原则的倾向。国内也有相关著作对这些决策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最典型的，一是团体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作为政治过程产物的公共政策是利益团体间斗争的产物，并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随着各利益团体力量和影响的消长，公共政策将变得有利于其影响增加的那些利益团体的利益。这就清楚地表明：该决策模型下产生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尽管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无论哪一个利益团体，在法理上，还是能力上，都无法取代政府的主导地位，公共政策不一定就反映影响力最大的利益团体的政策要求，但是，这种模型无视公共利益要求的倾向，无疑将是对政府及其政策背离“公共”原则的某种认可。二是精英决策模型的局限。该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掌握统治权的精英人物决定，并由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付诸实施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偏好、利益和价值选择。很明显，虽然该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议制民主下各国决策实际可能的情形，然而，与团体决策模型相比，该模型更多地强调了居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的利益，更是直接地背离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原则，漠视了公众的公共利益。总之，这些局限，将不同程度地带来了公共政策分析对“公共”原则的偏离，弱化了政府的政策手段对人与公共资源间关系的协调能力，难以实现对公共资源掠夺性利用的控制，破坏了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条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应如何体现“公共”原则

公共政策从本质上是导向未来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体现“公共”原则，就是使公共政策能既立足当代，又面向未来；既面向人类自己，又兼顾资源、生态、环境，维护人（包括当代人和未来人）与自然共有的公共利益。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在自然限度内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并使其利益得到持续实现与尊重，进而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可靠保障。

（一）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须反映“公共”原则

人类的活动在自然界面前不是绝对自由的。为了保护更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必须彻底抛弃视人类为自然界的中心的陈！日理念，形成以保护自然并协调其与人类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新理念，进而“建立一个以自然持续发展为基础、经济持续发展为任务、社会持续发展为目的”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新的发展观。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反映“公共”原则，一方面，就是以新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把人类利用自然的自由，限制在自然界本身作为人类生态体系总体利益中利益主体的一方，使其权利不被侵犯的范围内，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类随意盘剥和利用的对象，而看作是人类生命和价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当代政府必须将其关注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拓展到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变化，无论是否人类活动所致，无论是否对人类有直接利害，都成为公共问题而进人政府的视野，进而进人政策议程。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广的范围内，从根本上协调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系统，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二）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必须遵循“公共”原则

政府是公共政策分析最重要的主体。在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内各因素、各环节的利益要求，包括资源、生态、环境作为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即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既影响着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又造成人们对资源的种种不合理占用，进而使政府面临着能否遵循“公共”原则，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大压力，也就如著名政策科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所说的政策制定中的“逆境”。德罗尔认为，在决策主体处于“重大的两难境地”时，应尽量“将这些政策坚持若干年”，“因为对大多数逆境来说，没有持续和连贯的多年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这就提示人们，着眼于人与自然各自利益及其共同、长远（包括本来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分析主体理应在各种干扰面前“不为所动”，在人与自然组成的公共领域内，坚持“公共”原则，不徇政府私利，力戒价值偏好，协调整个发展系统内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否则，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

需要进一步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工业的盲目增长，已经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系统的失调。如若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所说“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并且这种公共利益是“普遍而又连续不断的为人们共同分享的利益”的话，那么，当代各国政府作为决策主体，就应该遵循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等公共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使全人类“可持续”地享受其应得的公益。可以认为，把利益的可持续性分享看作公共利益的属性，是安德森有关公共决策问题的深刻见解，他实际上已经把公共利益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内在地联系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即可持续发展，就会如德罗尔所说的，将“减少了各个国家政策制定的自主程度”。各国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体，甚至不能因本国的价值偏好而违背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原则，损害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条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标必须体现“立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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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德治，国家管理

 

1.法治与德治的内涵及特点

1.1法治的内涵及其特点

法治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求确认法律在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中的权威性,把法律作为社会调整的基本方式。法治的特点是确立“人民民主”;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的个人平等、自由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政府国家置于人民的有效监督之下并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目标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的解释是:“法治应包括两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通的服从;而大家要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在现代社会,法的普遍性是人们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其实质是法律至上;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自由、民主、公平、人权等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也即法的正义性。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统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规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的实质要件则外化为以下制度和原则,即权力控制与制衡、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同时,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以及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等等。

1.2德治的内涵及其特征

德治是一种对应于法治的社会控制模式。简单地说是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不同于法律,道德主要通过对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动动机的调整来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论文参考网。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论文参考网。道德调整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的基础之上,它主要通过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遣责来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

道德以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实在的道德在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深入到法律所达不到的许多领域。尊敬父母、抚爱孩子、周济贫困者、赞助医院和教育机构、这一切都导源于被广泛承认的社会道德观。实在的道德还起着另一种重要作用,即对走向其反面的法律造成一种压力,这样也许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有影响。它是一个重要的渊源,当司法机关有机会来影响和指导法律时,就可以从这一渊源中取出它的标准来。实行德治首先要求遵守公共道德。公共道德之所以具有优先性是因为违反公共道德会损害多数人的利益。

2.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当我们探索法与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如果历史地来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规则几乎在所有国家中都趋于融为一体。论文参考网。在最早的法典中,我们看到,我们称之为道德的,宗教的和法律的规则都是混在一起的。必须注意的是,在当代许多国家里,道德的,宗教的和法律的义务仍旧混成一片,因为它们没有那种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世俗世界观。

人们的生活总是在法律规则与道德戒律之间摇摆不定。非常明显的是,尤其是在中国,一个仅仅遵守法律的人远远够不上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弊端。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

2.1法治之法应该有道德性

法治是奉行法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但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人们理想社会的实现。这势必牵扯涉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评判,而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一旦法律变成缺德的东西,法治也会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很难想象,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这样的法治无法实现其目标。

2.2道德不可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

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同样的人不同的事、同样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以信仰、意识、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不确定性。凭借舆论和内心,道德虽有一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

2.3道德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

但间接来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良法具有道德性,是从法律角度说的;从道德方面说,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转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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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服务型政府，努力构建和谐雨花

一、选题依据(目的、意义、学术价值、该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本人学术准备情况)

1、选题目的、意义和学术价值：

雨花区是1996年长沙市区划调整成立的新区，它地区长株潭城市群的枢纽位置，武广高铁、京珠高速、绕城高速、机场高速和城际铁路、城市地铁在区内纵横交错，随着城市开发的深入，雨花区在长沙市的“窗口”地位日益凸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构建和谐雨花，这是摆在区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诸多力量中，政府肯定居于主导地位和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只有真正实现从经济建设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才能担当起和谐社会建设的主导者和组织者的任务，才能充分利用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的地位，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我们必须抓住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机遇，加快雨花区的发展步伐，为中部崛起作出应尽的贡献。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对于城市发展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2、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所研究，近年我国这方面的著述也颇多，但专门侧重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角度来研究构建和谐社会的文章比较少。

3、本人学术准备情况：

本人是雨花区政府交通局的副局长，长期从事城市管理、交通监管、社会服务工作，多年的实践，深感政府的服务程度、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极大。在平时的学习中，我有意识地收集相关的领导讲话、调查资料、理论文章百余万字，特别是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资料较多，还在工作之余翻阅了大量的有关服务型政府、和谐社会建设的报刊、杂志、书籍，做了读书笔记，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主要参考资料：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难题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XX年。

2、《推进服务型政府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XX年版。

3、《和谐社会，重在建设》，研究出版社，XX年版。

4、《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中央文献出版社，XX年版。

5、《当代社会问题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XX年版。

6、雨花区XX年工作情况汇报材料，等等。

二、论文结构(提纲)

一、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第一，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在方向和内容上一致

第二，服务型政府主导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三，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相互依存

二、构建和谐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要求

第一，要求政府发扬民主，健全法治

第二，政府要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第四，政府必须维护好社会的安定与有序

三、建设服务型政府、努力构建和谐雨花

第一，坚持抓好经济建设，为构建和谐雨花提供物质条件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为构建和谐雨花打好制度基础

第三，优化雨花区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四，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努力维护雨花区社会稳定

第五，着眼雨花区的社会长远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论文写作安排(进程安排、待解决的问题)

(一)写作进程安排

XX年7~8月，毕业论文选题，收集相关资料。

XX年9月，撰写开题报告和毕业论文提纲。

XX年10~12月，撰写论文初稿。

XX年1~3月，修改论文并定稿。

(二)待解决的问题

主要是工学矛盾，基层工作辛苦、劳累、时间紧张，资料还有待继续的充实。

学员签名：张 敬 XX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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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防行政执法 法制 文明执法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0-0321-01

公安消防机构管辖的范围可谓宽泛，涉及到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消防安全。公共娱乐场所、公众聚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的消防安全。还涉及建筑审核、装修审核、竣工验收等消防监督环节。研究和解决当前消防行政执法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是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迫切需要。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法治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消防行政执法现状

（一）执法环境较差，难以严格执法

少数领导干部法治观念淡薄，以言代法，把自己的话变成法上之法，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消防部队的形象。以权代法，超越规定的职权范围，乱下指示，乱批文件，任意干预行政执法，严重影响消防执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干扰执法，给违法者讲情，说好话，开脱责任，下级执法机关做出的决定经常因上级领导干预而改变，造成执法工作非常被动，使执法人员心灰意冷，不能积极工作。

（二）队伍素质不高，造成执法环节不严

消防行政执法者政治素质不高，消防官兵要有防腐拒腐能力，“打铁先得本身硬”，只有自己“硬”了，才能确保执法严格。目前，一些地方的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从而直接影响到行政执法效果。我国近年来的几场大火后期调查处理时都发现有权钱交易，执法人员收受或索取贿赂就是例证。业务素质不高。一些单位的执法人员是直接从其他岗位调任，他们既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也不懂具体的消防法律法规，如此直接从事消防执法工作。势必造成执法不严的问题。

二、消防监督检查工作自身存在的问题

（一）消防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虽然现行《消防法》对大部分违法行为的处罚取消了前置条件，即公安消防机构发现消防违法行为后，即可进行违法处罚，同时进行责令改正，但对改正的效果没有相应的规定，时常出现消除火灾隐患落实不力等情形，治理火灾隐患陷入了“以罚代改” 、“重罚轻改”或“只罚不改”困难局面。《消防法》虽然规定了除追缴消防罚款以外的公安消防机构处罚决定都可以采取行政强制，但公安消防机关力量和能力不能完全满足对每个行政强制都能执行到底，况且有些消防行政强制国家强制执行机关执行时难度就很大，所以行政强制在实际消防执法存在的问题有待解决。

（二）消防监督人员少，部分人员业务素质不强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规模大、分散广、数量多，但基层消防监督人员编制少，不能较好地开展辖区消防执法工作；加上部分消防监督人员素质不高，有的消防监督人员不熟悉消防技术标准和消防监督程序，缺乏法律知识，不能及时、准确发现火灾隐患等等。此外，受部队编制的约束，消防监督岗位人员变动频繁，导致执法人员的素质参差不一。

（三）个别消防监督人员思想发生蜕变，

少数消防监督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消防监督的特殊职权为个人的后路、退路或所谓的应得利益，广交社会朋友，其目的不是为了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而是搞“感情投资” ，以求回报；有的交酒肉朋友，“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收下两条烟、隐患放一边” ，，执法思想和世界观产生了本质蜕变，已经由执法者沦落为消防事业的“拦路虎”。

（四）公安消防机构的执法受地方“说情风”影响，受制于人受传统旧观念的遗害和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办事、办案说情风盛行，人情高于法，以情代法，很多执法办案中都会遇到人情关系，说情者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同时，消防部队的业务经费由地方保障、消防业务受地方领导，客观上对消防监督执法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一些地方上的领导说清，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执法人员的依法、公正、公平执法。

三、如何在消防行政执法工作中做到文明执法

（一）加强对执法队伍的管理， 切实重视人文关怀

加强对执法队伍的管理，切实重视人文关怀执法队伍是消防执法的主体，也是执法实践活动和谐的重点。因此，加强消防执法队伍的建设，重视人文关怀非常必要。人是管理中的首要因素，在管理活动中必须树立人本的观念，把关心人、尊重人、激励人、发展人放在首要地位。总书记指出：在军队建设中，必须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心系基层、情系官兵，切实维护官兵权益，不断改善官兵物质文化生活条件。

（二）提高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强化“执法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

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在成为消防执法人员之前，必须通过严格考试与筛选，择优上岗，择良而选用。确实把那些政治素质高，精通业务，脚踏实地工作。德才兼备的干部用到执法岗位上来。同时要建立岗位岗前培训、错案责任追究、职业保障等相关制度，用行之有效的制度来约束其执法行为，用制度来不断地改进执法者的自我约束力和道德行为，用制度来规范执法者严格遵守法律的自觉性，从而保障执法工作的公平公正性。

（三）加强消防宣传教育，营造一个全民参与消防的社会氛围

消防各有关单位要履行消防宣传职责，并纳人工作责任制，要以新《消防法》的颁布以及公安部的新颁布的三个令等法律法规制度的实施为契机，使各级领导、各部门、各行各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知晓自己应履行的消防安全职责和义务，积极支持和配合公安消防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形成良好的消防执法环境，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努力的营造一个全民参与消防的社会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1. 陈欢.浅析消防责任事故罪客观要件的瑕疵――对《刑法》第139条的修改建议[期刊论文]-消防科学与技术2008，27（2）

2. 徐强.杨希之.刘福存.消防监督工作应系统抓好"八个环节"[期刊论文]-物流工程与管理2009，31（6）

3. 方升 如何规范消防监督行为初探[会议论文]-2007

4. 张善竹.张金敏.刘福存.消防监督检查应具备的基本功探讨[期刊论文]-商品储运与养护200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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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础课；法治教育；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5-0050-02

一、2013年修订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法律教育部分概述

党的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法治建设做出重大部署。党的十以来，同志多次就法治建设发表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引和思想武器，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法治校园的建设，培养学生成为完整职业人所应具备的法律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倚重于纯粹的“观念意识”的法治教育内容安排不足以应对现实需求。虽然法治教育有思想教育的成分，但法治教育不完全等同于思想教育。面对今天这个高度规则化的社会，必备的法律素质将越来越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就高职教育本身而言，其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学生们的综合职业能力，由于个体性法律素质对综合职业能力的塑造发挥着十分巨大的作用，所以，针对高职学生的法治教育必然是以“法律素质”的培养为中心任务，高职法治教育的内容应从传统型“意识主导”向现代型“素质主导”变革，着重趋向于意识、知识和技能兼容一体的“法律素质”构建，高职院校法治教育应该是一个系统的构建。

新修订的法律基础教育部分最明显特点是增强了法律思想修养和法律意识教育的内容，大量删除了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文，从而使法律部分的内容更具有思想性，使教材内容中的思想道德部分与法律部分有机地融汇为一体。十报告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提出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提出依法行政、文明执法的任务，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出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任务。在“基础”课教学中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角度，深刻认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准确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和形成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帮助大学生形成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自觉维护法律权威。二是进一步突出宪法的内容，强化宪法权威，加强对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和宪法使命的理解。三是帮助学生了解十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目标。十报告提出的20加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基本目标是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四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十明确提出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切实实施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

二、法律教育部分对基础课教师的挑战

上述法律教育部分内容的修订较此前的版本更为科学合理，而且避免了以往非法学专业的基础课教师需要学习庞杂的部门法的问题，但同时面临着新的挑战。思政课教师要将全体大学生培养成法治国家所需的具备基础法律知识和素养的大学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对于法律部分的关注突出地表现在关注实际的具体的法律问题比较多，部分教师遇到学生的课堂或课后咨询具体的法律问题，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部分老师在法律教育相关专题的教学中讲授“法律基础”部分也更多的是法律知识和概念的讲解，很少涉及法治思想和理念方面的知识。法治思想和理念方面对于非专业的教师难度较高，其也不同于以往具体部门法概述的教学，需要教师从更高的层次上去把握和理解，并且能用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学生的语言阐释，借助经典案例或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对法治思想、精神和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对于法学专业的教师，同样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实际的授课中容易陷入法学专业教学的深度。现实教学中出现的是部分法学专业的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按着法学专业教育的方向上走，但对于学生学习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并且不符合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学生容易陷入艰涩理论学习的困惑中。

三、法律教育部分对基础课教师挑战的对策探究

在思政课教学团队中，由于年龄、职称和专业的组成科学、全面和合理的需要，相当部分教师不具备法学专业背景，然而本门课并未要求必须具备法学专业背景，且不影响实际教学，如前文所述，《基础》课的法律教育部分强调的是思想性的教育，教师只需花功夫研习法律部分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理念即可应对教学需要。研习法律部分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理念须始终围绕着培养大学生的良好法律意识这一主线开展，更侧重于培养大学生遵纪守法的观念，增强大学生法制观念和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研习可分为自主学习和其他系统培训，这里主要探讨系统培训的路径。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在理论教学中教师在授课时除了要透彻地分析教材中的规定的重点内容，还要基于学生实际以及学生需要和关注的法律问题进行讲授。除了教材已规定的选取学生关注度高的法律知识进行讲解，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问题；根据不同专业学生关注不同领域的法律知识进行差别讲授，如财经系的大学生更关注经济领域的法律知识，而食品系学生则更关注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规范。这样结合大学生实际，结合生活，有所取舍，有所侧重，既满足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又能解决法律部分意识和理念方面的教育的需求。在讲授相关专业侧重的基础法律知识的同时也可附带理念和精神的教育。

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教育很重要的是通过消极案例中得出积极的引导，从而树立对法治道路的信心。通过对比事例诱导冲突，然后把两者进行比较，从而引出正面教育。法律部分教学的基本特点是，教师授课过程中每个法往往只能简单带过，蜻蜓点水式的面面俱到反而弱化了法律部分应有的教学效果。教师可从民法、刑法、诉讼法等角度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同时多运用一些“情法冲突”、“情理冲突”的典型案例如长沙的哥撞死劫匪案、南京彭宇事件等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分别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作价值判断，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同时法学专业的教师要注意把握理论讲授的度，并且紧密结合高职高专的培养要求，开辟出特色的教学模式及内容。我院也对此有针对我院情况的思考，以下是我院的情况：

1.教学现状。我院的法治教育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法制意识教育，学生对法律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缺乏法律情感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养成，法治教育效果不明显。教育形式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多采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实践教学环节和课后的认知和行为的培养。学生对校园部分法治教育活动了解和参加得较少，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仍需提高层次和水平。

2.教学优势。目前，已经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精品课程较为成熟，同时已开设法律相关的网络公选课，有固定的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和实践教育常规活动，成立法律服务队并进行规模的校内法律宣传活动，已有按照院办宣传科的文件精神开展活动，已开展校园法制节目的拍摄录制尝试，这些活动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果和成效，同时通过这些尝试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以便后续的提升和改进，尤其是通过活动建立法治教育的系统的构建和运行的研究。

3.教学前景。形成地市级的普法品牌活动，提高学生作为完整职业人所必须具备的综合职业素养，为法治校园自下而上的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四、与上述基本状况对应的对策思考

1.课程教学改革。根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授内容和方式的改革，确保培养学生基本意识的主渠道。契合法治教育目的的课程设置上，较为适宜的开设法治教育“活动课程”（《高职学生实用法律知识介绍与体验》）以及其他法律文化和精神类课程，形成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普及模式，即围绕学生实际参与的社会生活来组织课程内容，同时渗透精神和理念层面的教育。

2.社团服务建设。从内容和形式上设计开展既符合学生需求，又与中央精神和主题契合的活动，深化理论学宣讲团（含法律服务队）的建设，提高社团成员的基本素质和服务水平，开展常规模拟法庭活动和主题宣讲活动，录制校园法制节目“不二法门”视频和音频，自行组织（校内和社区）或参与校团委组织的外出法律服务活动，拓展提升学生的理解运用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就近的工业园区以及其他联系的服务点，根据职业院校的特点和特色，以工业园为重点对象进行量身订造的宣传和服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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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②《若干意见》中明确了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即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形成科学先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理念，形成开放多样、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培养造就一批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同时该《若干意见》也将卓越法律人才实行分类培养，即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涉外法律人才和西部基层法律人才三种培养模式。每一种培养模式下所确立的培养目标是不一样的，其中，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应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要求，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化学生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因而此种人才的培养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下，所培养的是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而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是作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的着力点。为适应西部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需要，结合政法人才培养体制改革，面向西部基层政法机关，该种培养模式下所培养的一批具有奉献精神、较强实践能力，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基层法律人才。③此《若干意见》的出台无疑终结了法学界(法律教育界)长期关于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到底是学术型还是应用型之争。④对于那些办学实力雄厚、生源优质和教育资源丰富的法学院系可以采用前两种或全部类型的培养模式来培养法学硕士。⑤考虑到办学时间短、教育资源短缺、生源质量不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问题，绝大部分地方高校尤其是西部地方高校在法学硕士培养模式上应选择西部基层应用型模式，以及在该模式指导下明确自己的培养目标。

二、西部地方高校法学硕士培养标准的变革

考虑到我国法律人才培养缺乏统一的标准，根据我国现行体制和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现实需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以构建西部地方高校法学硕士生的培养标准:

(一)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相适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与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思想和理论成就。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必须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定的信仰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二)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知识法学理论知识是进行法律实践的基础和前提。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首先必须掌握系统的法学理论知识。具体包括:掌握法学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熟悉基本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理解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意识、法律精神和法律价值，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科技、历史、文化、社会、道德、伦理等背景知识。

(三)具有较强的职业技术能力职业技术能力是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的核心能力。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能够获得全国法律职业资格证，能适应西部基层各类法务实践活动，在工作中具有较强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灵活运用法律和相关的理论知识解决实践问题，有较强的调查研究与决策、组织与管理、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的能力;具有独立获取知识、信息处理、终生学习的基本能力;具备较好的谈判、协调能力;具有良好的法律逻辑和法律思维;掌握基本的法律方法;具备较好的诸如法律诠释、推理、论证等能力;具有规范使用法律语言的能力，能熟练掌握法律谈判和法律辩论的基本技巧和方法。

(四)具有相应的社会管理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性思维要求人们能够突破常规，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当前，我国法律实践中的问题层出不穷、千变万化，社会管理模式也急需创新，这种创新离不开在法律框架下的大胆探索和改革。因此，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必须让学生针对法律实践和社会管理实践中的各种问题，找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方法。

(五)具有高尚的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应坚持社会主义法制，实现社会正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忠于事实和法律;严明纪律，保守秘密;互相尊重，互相配合;恪尽职守，勤勉尽责;清正廉洁，遵纪守法;为人表率，注重修养;具有高度的奉献精神、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良好的精神状态，以适应急剧变化的西部落后地区各类工作环境、人际环境、思想环境;自愿扎根西部，促进西部法治事业的发展。

三、西部地方高校法学硕士培养措施的改革

在西部基层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导下，西部地方高校法学硕士培养的措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一)准入与退出机制方面的变革生源质量是法学硕士培养的重要前提，因此西部高校在招录法学硕士时应着重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学生的专业知识、计算机能力、外语、有志于从事西部基层法律职业工作等。为保证学生的质量，学校应严格培养管理制度、学位授予制度，对于不符合授予学位条件的学生暂缓或延期授予，直至不授予学位。在学位论文方面，应建立起严格的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和中期检查制度。完善学位论文评阅和答辩制度，论文至少应有一名校外专家进行“双盲审”评审，实行一票否决制，答辩委员会的组成必须要有校外专家。

(二)培养学制方面的变革法学硕士可实行3－4年的弹性学制。根据其培养目标，3年制法学硕士按照“1．5+0．5+0．5+0．5”模式实施。第1、2个学期为人文素养课和学科基础课的实施阶段，第3个学期为专业课以及学位论文开题实施阶段，第4个学期为在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进行职业技能课程和社会管理创新课程，同时准备毕业论文的选题与开题工作，第5、6个学期为毕业论文设计阶段。

(三)深化“学校+实务部门”的联合培养机制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的教育培养应将高校、实务部门教育资源有效系统融合，实现资源优势互补，条件许可的高校可与实务部门进行订单式或定向人才培养。这就要求西部高校与实务部门共同制定培养目标，共同设计课程体系，共同开发优质教材，共同组织教学团队，共同建设实践创新基地，①建立起常态化、规范化的“高校+实务部门”的联合培养机制和运行模式。在此基础上，深度拓展“学院与司法部门共建”、“学院与企业共建”、“学院与政府部门共建”等的社会合作教学模式。

(四)优化课程体系根据培养标准，要培养出“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基层卓越法律人才，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应设置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笔者认为，西部高校法学硕士的课程体系可从人文素质课程、学科基础课、专业课程、职业技能课程、社会管理创新课程等四个方面构建课程模块。人文素质课程模块可开设《法律职业伦理道德》、《当代中国社会》、《自然科学史》、《人类学概论》等课程。学科基础课模块应以法学方法论、法哲学、法学经典著作研读等课程。专业课程模块应重点突出专业课前沿问题的教学，同时还应考虑到西部地区的特殊性，可增设《民族法学》、《民族法律政策与公共治理》、《区域法治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等选修课。职业技能课程模块可开设《社会调查方法》、《法律诊所》、《法律实务》、《非诉讼纠纷解决》等实践实训课程。社会管理创新课程模块可开设《法律实务与社会管理创新》、《公共政策》、《危机管理》等课程。

(五)革新教学方法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选择研究式教学方法，以拓展学生的思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特别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激发学生发现问题、主动学习的兴趣，以提高学生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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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法治秩序 路径 纠纷解决

如何构建一种符合乡村法治，文明的秩序，是我国许多法学者和司法工作人员都在为之深思问题。将法治理论与乡村实际相结合，去实践，试图找到一种可行的路径，笔者通过对我国西北一偏僻村庄的走访、调查，粗浅谈论自己的一些想法，也许不够深邃、严谨，但希望能对中国乡村法治秩序构建略有启示。

一、走进礼俗化的乡村

（一）纠纷解决的方式

唐家川村人们之间解决纠纷的机制，是多元化的。其中，最主要的，也是人们普遍乐意接受的，有调解与和解两种方式去。就调解而言，通常，在一位村子里德高望重的人或村支书的主持之下，到纠纷双发的其中一人家中，几个人坐在院子的木凳上有针对性的将矛盾化解，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喝酒，以示言和。德高望重的人，将其理解为“长老”，“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教化是有知对无知，如果所传递的文化是有效的，被教的自没有反对的必要；如果所传递的文化已经失效，根本也就失去了教化的意义。‘反对’在这种关系里是不发生的”。对于和解，矛盾双方各自做出一些让步，以表同意，且不需签字，画押。这种调解与和解已经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和文化，以及在那文化中积累起来的人们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和法律观。这些东西，尽管从某种特定的法律定义出发可以否认它是一种法律，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与这种制度和文化有联系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仍深刻地存在于中国社会中，规范着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国家制定的法律的实际运行及其有效性” 。而这种非法律形式被苏力归为“民间法”的范畴。

在调解与和解解决纠纷的情况下，法律几乎没什么实际作用。同时，对结果是否合理，公正，公平已经意义不大，因为矛盾双方都一致愿意去承受这种结果。这种解决纠纷方式的出现，与当事人觉得去告状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村子里会被人说三到四，影响个人，家庭和家族声誉的传统无诉文化有关，而选择自我和解或调解，即使在个人利益让步较大的情况下，大家都觉得是一件光彩的事，这也是我在村子里很少听到有人去法院的原因之一。所以“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国家制定法在某些方面是不完善的，因为保护受害人的法律可能要求受害人付出更大的成本”。

（二）法律的缺失

村民不愿用法律去维护权利，久而久之，势必造成一种思维模式，即抑制法律进入村子，认为法律是无用的，甚至不去遵守它。因此，在村中，法律的缺失是必然的，而代表国家权威的法律，一旦严重缺失，那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失去控制，仅靠道德教化，是不利于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更不利于社会繁荣稳定。

（三）一种变化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村子里人们之间的联系也不像以前那样紧密，邻里之间开始出现雇佣关系，以前无偿帮助的景象日落西山，人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得失。外出务工人员也占到村子里劳动人口三分之二以上，这些人年龄集中在（18-50）岁之间，对外面多元文化复制较快，有些因辛苦了一年的血汗工资得不到，而选择维权之路，在维权过程中，对法律逐渐开始信任、信懒。加之在外求学的学子们，觉得选择法律解决纠纷更理性，更能体现公正，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家庭。选择法律解决纠纷，逐渐被部分村民们接受，但仍然不占主导地位，无诉的传统文化，始终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如何让法律的正义精神与村落传统文化习惯相互结合，协调一致的发挥作用，对推进社会主义农村法治建设至关重要。

二、传统礼俗与现代法律

传统礼俗涉及祭祀、婚嫁、丧葬等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属祭祀，因为它与现代法律的矛盾性最强，因此，笔者此处仅以祭祀为切入点，展开叙论。祭祀分为对神灵的祭祀和对已逝的先祖的祭祀。此处着重论述对神灵的祭祀，在村子里，人们主要以烧香跪拜的方式祭拜神灵，祈愿全家幸福健康，获得好收成。还有就是将自己家的神灵接到家中，请几位邻居（男性）坐在炕上，在一个会诵读经文的人的引领下，有韵律地念经，表示对神灵的无限敬仰，同时杀一只羊或鸡作为祭品，献给神灵，祈愿家中一切平安，孩子考上大学或出外求财顺利。如何让法律在保护这种祭祀的最大自由限度内用法律规则去限制人们无限度浪费，学会节俭，是法律在乡村法治建设中的必然追求。而法律在规范、限制人们的祭祀活动时，必定会与村人之间产生矛盾，一方面，人们会觉得这是对神灵的大不敬；另一方面，那些在村子有影响力德高望重的人会坚决反对，因为那是对他们权威的挑战，所以一旦法律介入，可能会出现暴力冲突，如果这样，法律不但不能实现它的价值，而且还会适得其反。“与一个社会的正当观念或实际要求相抵触的法律，很可能因为人们对它们的消极抵制以及在对它们进行长期监督和约束方面所具有的困难而丧失其效力。”所以为了破除迷信，让人们相信科学，不要为迷信神灵而失去自我，法律最好将农村祭祀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现象用规则规制，与迷信相分离。让村民意识到祭祀仅仅是一种文化习俗，不能一味依赖于它，不能为了得到神灵庇护而倾家荡产。对于这种文化现象，用法律去保护，而不是去破坏；让法律去剔除其中的迷信色彩，而不是一味放任。只有这样，乡村文明秩序构建的步伐才会加快。

三、法律与礼俗融合的路径思考

构建现代乡村文明秩序，祭祀，婚嫁，丧葬等礼俗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如何将法律的理性与这些乡俗习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以理性的法律和良善传的乡俗习惯共同作用，建设乡村文明秩序的二元结构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礼俗的优点和缺陷

在重视传统文化的乡村里，人们尽可能的去用习俗解决一些轻微刑事案件，这样“大事化小，小时化了”的纠纷解决机制非常实用，而且也容易使双方当事人在感情上彼此理解。然而，在一些严重的刑事案件上，如，杀人，放火罪等上，用这种纠纷解决机就受到限制。公权利的介入，礼俗调节机制本身功效的微弱在此时就凸显出来。

（二）法律的有限性和被动性

法律在介入民间纠纷解决时，对于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或人们不愿意用司法途径解决时，法律一方面就会被抑制，作用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也很被动，除过一些重大案件由公检部门立案侦查外，其他的不告即被隐藏于市井之乡，随着乡村道德的释礼，当事人逐渐忘却。

（三）现代法律介入礼俗的路径：法庭的田野司法

笔者通过对T村近些年来村民解决纠纷的实地调查发现，2012年3月到2013年3月间T村（代表唐家川村）基础法院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邻里纠纷的仅2家，且都为暴力伤人。其他诸如宅基地，土地邻接权方面的争议，几乎无人主动去法庭。而基层法官，主动到村宣传法律文件，就地解决民事，轻微刑事案件的事例，一片空白。村民法律意思淡薄，甚至对法律存在抵制心理，这必然不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法律是国家权威的象征，如果广大农村缺少它，仅靠国家政策和道德观念引导约束，势必造成法律普的最大困境。如何突破村民的群属观念，对法律不信任，不想靠近法律的思维，笔者认为，法庭的田野司法非常有必要。基础法庭可以抽出一定人员和时间，定时、定点，比如一月一次，或二月一次，主动和村民沟通，解决他们身边的一些纠纷，同时宣称法律的公平、公正精神。让村民在解决纠纷中感受到法律的春天，相信法律。此办法虽然会破坏村中原有的一些纠纷调解方式，但让法治精神在广大村民灵魂深处扎根，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此法尚可实践。

2.礼俗的法律化

由于我国法律移植西方较多，而本土法律资源尚待挖掘。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转型期，理性认识法律移植是十分有必要的。“在法律移植肯定论当中，绝对论的法律移植观又与法律移植否定论恰成两个极端，只看到了法律本身的移植现象，而对影响法律及其移植的各种非法律因素的作用重视不够或者忽略，这是其缺陷。”农村作为我过新时期建设的重点，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对一些传统优秀文化，应加以利用。在实践中， “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

四、一种关于文明秩序的实践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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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德治 法治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十八届四中全会又重申这一思想。然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并非像依法治国理论那样受到普遍欢迎，至今仍有不少人对此或持谨慎态度。表现为：一是德治法治并举，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控制方式的等同性会不会冲淡法治建设。二是德治法治关系怎样，是否会有滑入人治陷阱之忑。产生疑虑的根源在于望文生义，或是强化思维定势将事物的差异扩大为对立，未清楚“以德治国” 具体的时代内容。

解决疑难的前提在于明晰概念，必须给予以德治国以明晰的解释。粗观学者理论出现了一些认识分歧。有学者认为“德治是一种柔性的治国方略；要靠社会教育、道德榜样感染以及社会成员的自觉和信念加以推行。”亦有观点：“德治表明将道德作为重要执政工具，强调选拔执政者必须坚持德才兼备，执政者应以身作则。”也有学者从传统儒家思想“为政以德”中找共鸣，为政者要加强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观点一表明了道德在社会调整中的作用，侧面展示以德治国的美好前景，却混淆了德治的主体。观点二增加了执政者的“德性”思想，可惜缺乏何谓有“德性”，仅仅靠“以身作则”难免太过虚泛。观点三强调道德作用和统治者德性问题，却忽略了孔子所言的“为政以德”实则为人治基础上的道德至上：即德治优越于法治， 甚至可以仅依靠统治者道德来治理国家的，明显具有历史狭隘性。

“徒善不以为政，徒法不以自行”，应当明确道德对法的创制和实施有重大指导作用，以德治国的核心在于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但法律和道德在社会调控中的作用应如何整合，才能既避免道德的泛化，又防止法律的恶性扩张。因此，实现依法治国充分发挥伦理道德的作用，如何使法律与道德在调控社会过程中形成优势互补。从这一角度而言，学者讨论的德治含义难免缺乏了具体含义。

笔者提出新时代下以德治国思想含义：首先，德治应当是强调是对掌权者的要求，即掌权者应当有“德性”行使权力时应当能够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其次，德治关注的是“德性”问题：诸如仁爱、正义、宽容，往往包含对善的倾向。德治关注的核心不在于人民群众的德性问题，而在于掌权者的德性问题。德弗林（lord devlin）指出，公共道德是每个社会为了维系其自身的存在所必须拥有的一套成员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德治的核心在于掌权者行使权力时能否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强调掌权者的“公共道德”不应一笔带过，更应落实实处。

对于行政机关，其“公共道德”主要体现在合理行政方面。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即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作出行政决定和进行行政裁量，只能考虑符合立法授权目的的各种因素，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坚持比例原则，即行政机关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最后，在建设“法治政府”背景下，行政机关应当坚持“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即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禁止性立法转变为允许性立法：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能做法律法规允许的事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允许的一律视为不允许。

对于司法人员而言，一方面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法律化的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落实到法律实践中；另一方面，法律具有滞后性、时代性和局限性特点，“所形成的一切事值得毁灭的”，完善的法律制度绝不可能毫无遗漏解决现有问题，当法律只有原则性规定甚至无成文法可依循时，司法人员应当发挥其“公共道德”弥补法律空缺，即要统筹法律、伦理和人情的关系，关注普遍法律规则和复杂事实背后的道德伦理因素，使法律实施的结果（ 如法院裁判） 尽可能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评价相一致，至少不与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相冲突。

对于立法人员而言，当现行法律规定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脱离了道德基础时，社会道德评价就会向立法机关发出校正信号，此时立法者的“公共道德”在于社会主义法的创制应当反映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对是非善恶的基本态度，体现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若法律不合理合情其便为“恶法”，此时“恶法”应当被创制、修改和废止。

参考文献

[1] 谢海风，薛Z.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博弈[J].改革与开放，2011（7）.

[2] 吴小评.再议“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J].北方论丛，2004（8）.

[3] 李秋心，陈桂勤.浅析“以德治国”与“为政以德”之异同[J].孔学研究，2002（12）.

[4] 皮胜.“以德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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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依法治校进程的必然选择，也对适应高等教育内部结构治理优化改革、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诉求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从“法制”走向“法治”，不仅仅是概念层面的变化，更体现出中国教育治理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变革[1]，随着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与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要求，也与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不相适应，因此，学界和高校越来越关注和重视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和实践。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主要是按照国家法律调整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用法治的原则，处理学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的各种矛盾，在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上规范化、合法化[2]。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中国颁布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来支持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建设，加之目前高校的法律纠纷问题和侵权问题的不断发生，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学界逐渐认识到，在高校学生教育管理过程中引发的法律纠纷，会对学校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造成

不利影响，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就是必须厘清高校与学生的基本法律关系，认真分析高校学生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提高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法治化水平和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构建高校和谐发展的优良环境，促进学生成长成才[3]。同时也亟需学界针对这一议题进行研究，以提供理论和可行性建议的指导。为此，笔者运用Ciitespace软件对知网数据库中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全面了解当前学界研究状况，展望研究前景和趋势，为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可行性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Citespace简介

美国德雷克赛尔大学陈超美团队开发的Citespace软件，是一款在科学文献中识别与可视化新趋势与新动态的Java应用程序，已成为信息分析领域中影响力较大的信息可视化软件[4]。近几年来，中国学术界逐渐兴起运用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来把握学科的研究前沿和知识基础发展动态。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实现依法治校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我们运用Citespace软件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中的作者、关键词、研究机构、热点以及趋势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显示了国内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历史、现状、研究力量的分布、研究和主要的研究领域，并根据Citespace形成的图谱，对国内学者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热点和现状进行了概括总结。

（二）数据的来源

文献数据分析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检索时间为2015年11月10日，检索文献数据的范围为2000-2015年，以“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为主题词，其他检索条件均不限制。经过检索，得到625条相关文献，再经过人工剔除会议、报纸、辑刊，最终得到593篇文章，将这593篇论文的作者、题目、关键词、主题词、文献的引文等全记录信息导入citespace软件，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年代分布、合作者、学科领域、合作机构、合作国家、期刊共引、作者共引等信息分析，绘制网络可视化图谱。

（三）技术处理

一是数据格式转换。检索到的文献记录以Refworks的格式导出，导出的文献记录中包含的信息有作者、关键词、题名、研究机构、摘要、发表年份、期刊、卷次。选择Citespace3软件中自带的格式转换器，将Refworks格式文件转换为Citespace3可用的download_***.txt格式。

二是Citespace3软件设置。时间分区（Time Slicing）：从2000-2015年，每两年一个分区；术语（Term Type）：突显术语（Burst Term）；节点类型（Node Types）：分别选取作者（Author）、机构（Institution）、关键词（Keyword）。

三是数据可视化。分三次对已有的数据进行可视化，节点类型分别选取作者、机构、关键词，分别得到作者、机构、关键词的可视化图谱。

三、结果分析

（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的作者分析

参数设置中时间跨度设为“2000-2015”，time slice设为2，node type选择author，topN=10，过滤掉每个时间切片中发文量排在10之后的机构与作者，仅使发文量排在前10的机构和作者显示在生成的图谱中，以对网络进行简化。最终得到节点数为183，连线数为24，密度为0.0014的作者分析图谱（图1）。

图1中节点中心代表对应的作者，节点年轮表示发文量随时间变化的分布情况，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发文时间，如深色代表较早的时间，浅色代表最近的时间，年轮厚度与相应时间的发文量成正比，因此节点直径越大，表明发文量越多。按照发文量进行排名的顺序依次为：严彦、吴涛、肖平、许璐璐、游敏惠、陈勇、朱方彬，发文量依次为：3、3、3、3、3、3、3、3。作者之间的连线代表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作者之间有合作关系的分别有：游敏惠―朱方彬、江厚亮―郭玉松―张爱芳、邓珊珊―李文、马晓丽―查志刚、鹿士义―吴缄中、阮方明―刘淑媛、严彦―杨朝晖、颜辉―付伟、翟新明―余广俊、王刚山―王嘎利。作者之间连线颜色代表首次合作时间，连线粗细与合作次数成正比，例如：严彦―杨朝晖在2008-2010年之间进行了首次合作，合作次数较多，翟新明―余广俊在2012-2014年进行了首次合作，合作次数低于严彦―杨朝晖的合作次数。

从图1可以发现，近几年来研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学者越来越多，并且发文量也逐渐增加，如余广俊、严彦、杨朝晖、朱方彬等。此外，与2010年之前相比，近几年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学者们更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研究，例如：翟新明―余广俊、严彦―杨朝晖、马晓丽―查志刚、阮方明―刘淑媛。总而言之，研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学者越来越多，呈逐渐递增的趋势，学者之间相互合作研究将取代早年学者们单兵作战的研究状况。

（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的产出机构分析

参数设置中时间跨度设为“2000-2015”，time slice设为2，node type选择institution，topN=10，过滤掉每个时间切片中发文量排在10之后的机构，仅使发文量排在前10的机构显示在生成的图谱中，以对网络进行简化。最终得到节点数为67，连线数为2，密度为0.000 9的机构分析图谱（图2）。

图2中节点中心代表对应的机构，节点年轮表示发文量随时间的分布情况，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发文时间，如深色代表较早的时间，浅色代表最近的时间，年轮厚度与相应时间的发文量成正比，因此节点直径越大，则表明发文量越多。

从图2可以看出，按照机构发文量进行排序分别为：广东商学院、陕西理工学院、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发文量依次为：4、4、3、3、3。机构之间的连线代表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连线颜色代表首次合作时间，连线粗细与合作次数成正比，例如，成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所在2008-2010年期间首次进行了合作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思政所与华中师范大学法律系在2002-2004年间首次进行了合作研究。根据产出机构引用计数分析，机构引用计数排名分别为：广东商学院―4、陕西理工―4、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3、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3、上海政法学院―2、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湖南科技学院音乐系―2、石油大学―2、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辽东学院―2。

（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分析

参数设置中时间跨度设为“2000-2015”，time slice设为2，node type选择keyword，topN=10，过滤掉每个时间切片中发文量排在10之后的关键词，仅使发文量排在前10的关键词显示在生成的图谱中，以对网络进行简化。最终得到节点数为33，连线数为33，密度为0.625的关键词分析图谱（图3）。

图3中节点中心代表对应的关键词，节点年轮表示发文量随时间的分布情况，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发文时间，如深色代表较早的时间，浅色代表最近的时间，年轮厚度与相应时间的发文量成正比。图3中节点大小的排序依次为：学生管理、法治化、高校、高校学生管理、法治、高等学校、依法治校、学生权利、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关键词之间的连线代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连线粗细与它们综合研究的次数成正比。例如“学生管理”，与学生管理相关的关键词有法治化、高校、高等学校、对策、法制化、管理法治化、法治。节点之间连线颜色代表它们首次综合起来研究的时间，从关键词连线的颜色看，学生管理首先与法治、对策进行了综合研究，然后与高校、高等学校进行了综合研究，最后与管理法治化、法制化、法治化进行了综合研究，其他的关键词节点以此类推。

从图3可以发现，在围绕法治化、学生管理、高校和高校管理这几个热点词为中心，逐渐向管理法治化、学生权利、依法治校、大学生、管理等热点进行扩展延伸，并且热点词之间的联系、综合研究的趋势逐渐凸显。从关键词引用计数分析可以看出，关键词按照引用频次进行排序分别为：学生管理、法治化、高校、高校学生管理、法治、高等学校、依法治校、学生权利、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引用频次分别为：202、201、164、93、59、45、44、27、26、25。关键词按照中心频次排名分别为：管理法治化、学生、法律意识、高校、教育管理、法治、学生管理、依法治校、职能职责、高校学生，中心频次分别为：0.58、0.37、0.35、0.33、0.32、0.27、0.21、0.21、0.21、0.20。

从图4可以看出，从2000-2015年十五年间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热点转换，在2000-2002年间为初步探索阶段，主要以学生管理和对策为中心展开研究；在2002-2004年间依然为初步探索阶段，主要以法治、大学生、学生权利、教育管理、管理法治化等为中心进行研究；在2004-2006年间为蓬勃发展阶段，主要以高校、法治化、依法治校、高等学校、高校管理等为中心进行研究；在2006-2008年间仍为拓展研究领域阶段，主要以高校学生管理和管理为中心展开研究；在2008-2010年间仍为拓展研究领域阶段，主要以法律关系和听证制度为中心展开研究；在2010-2012年仍为拓展研究领域阶段，主要以高校学生和正当程序为中心进行研究；在2012-2014年仍为拓展研究领域阶段，主要以法律思维为中心展开研究。

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关键词分析图谱和关键词中心频词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热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征：第一，研究主题明确。从图谱中可以明显看出学生管理、法治化、高校三个节点比较大，其他的节点（如法律关系、法制化等）较小，节点的大小形成鲜明的对比，节点的大小代表着相关研究文献的多少。第二，混合交叉研究较多。从图3、4可以发现，大节点与大节点之间、小节点与小节点之间、大节点与小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多，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着两个节点的关键词进行过混合研究。第三、研究逐渐呈现多元化，在2000-2006年主要围绕高校管理、依法治校、高校等关键词进行研究，在2006年之后开始逐渐出现了“法律关系、高校学生、法律思维”等新的热点词。与此同时我国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对国外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较少，在图谱中并未见到与国外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的关键词。其次，文献述评是对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总结、评述的一种学术论文，文献综述能反映当前某一领域重要专题的最新进展、新趋势、新动态等，然而关于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文献述评较少。

（四）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相关文献的作者和产出机构混合分析

参数设置中时间跨度设为“2000-2015”，time slice设为2，node type选择author和institution，topN=10，过滤掉每个时间切片中发文量排在10之后的作者和产出机构，仅使发文量排在前10的作者和产出机构显示在生成的图谱中，以对网络进行简化。最终得到节点数为77，连线数为26，密度为0.0089的作者和产出机构混合分析图谱（图5）。

Citespace的统计结果表明，发文量排在前五的产出机构分别有：广东商学院、陕西理工学院、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编辑部、上海政法学院，发文量依次为：4、4、3、3、3。图5节点中心代表对应的作者和机构，节点年轮表示发文量随时间的分布情况，年轮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发文时间，如深色代表较早的时间，浅色代表最近的时间，年轮厚度与相应时间的发文量成正比，因此节点直径越大，则表明发文量越多。作者和机构之间的连线代表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连线颜色代表首次合作时间，连线粗细与合作次数成正比，例如：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它与周禹合作关系较为密切，第一次合作时间在2008-2010年之间，其他的节点依次类推。

四、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现状评述

中国学术界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从2000年以后，国内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领域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在近几年的研究中，研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学者逐渐增多，学者之间相互合作研究的趋势明显增加，并且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在围绕法治化、学生管理、高校和高校管理这几个热点词为中心，逐渐向管理法治化、学生权利、依法治校、大学生、管理等热点进行扩展延伸，并且热点词之间的联系、综合研究的趋势逐渐凸显。总而言之，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正逐渐被更多学者所关注，研究的主题和范围可以归纳为教育法制、学生权利、学生管理法治化、依法治校等内容。

第一，在教育法制方面的研究，劳凯声梳理了改革开放后30年来，教育法制建设的历程和趋势，特别是强调了教育法制和高校管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历经30年的教育法制建设，人们处处都可以感受到法律与教育改革及发展的密切关系，然而要建立完备的法制，实现依法治教的目的，中国的教育法制仍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继续完善教育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立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例如《学校法》《成人教育法》《终身学习法》《考试法》等法律的制定工作仍待进行。另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法律，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其中一些条文已经过时，或者与变革中的新制度设计相抵触，因而面临着适时加以修订的问题[5]。陶林从中国教育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视角出发，认为教育法制的价值取向应当包括保障教育自由、公平与效率并重、体现程序正义、“人本位”四个方面，并通过加强民主，实现对话；融合教育追求与法制目标；提高立法技术，重视话语实践；促进教育法律文化的形成等途径落实教育法制建设[6]。高等教育法制建设进程的深化是推动高等教育法治化变革过程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中国高校走向依法治校、依法执教、依法管理轨道的重要标志。只有不断完善和优化教育法制，才能使得高校学生管理有法可依；只有教育法制建设与时俱进，才能发挥教育法制在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进程中的实效性。

第二，在学生权利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权利救济的角度出发，就权利救济的现状和经验着手，提出中国普通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法治构建应当从明确高校的定位，厘清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出发，构建学生申诉、教育行政复议、教育行政诉讼等救济途径，展开学生管理法治化工作[7]。另一方面是从学校权利和学生权利的角度出发，认为高校学生管理中存在学生受教育权、学生隐私权、学校管理权与学生救济权等矛盾和冲突，而平衡学校权利和学生权利，关键在于建构学校权力运行与学生权利保护的内部和外部的平衡机制[8]。近年来随着高校章程建设的完善，许多学者关注到大学章程对学生权利保障的基本问题，有学者就此指出，在依法治校背景下，基于实际对章程中的学生权利话语体系进行反思性建构，可以从话语语境、话语取向、话语内容、话语思维和话语姿态五个维度去理解和把握[9]。

大部分学者在研究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中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注学校权利和学生权利的定位，一般认为法律虽然赋予高校一定的行政权力，但是没有明文规定高校实施的各种行为中哪些属于行使了学校权利的行为，也没有将师生权益的行为纳入到高校行政权利行为当中；二是对学生法律身份和学生权利的探究，一方面学生作为自然人享受平等、公正、统一的民事权利，另一方面学生享有学习的权利、义务教育无偿化、教育机会公平等方面的受教育权；三是对学校权利和学生权利冲突的分析，主要表现为高校管理权和学生受教育权、隐私权、救济权等学生权利的冲突。

第三，在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中，有学者研究美国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特点，认为法治化管理是其重要的特征，其特点有：学生管理法规制度具有完善性、可操作性、适时调整性；具备严格的学生申诉制度；学生管理机构下设专门而健全的法律咨询机构，以服务学生；管理人员和学生具备强烈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知识，学校重视法律教育；学生管理法治化程序严格[10]。有学者从法治化和程序化的角度出发，认为高校学生管理应当构建一个正当程序体系，包括事前程序（事先通知、告知、给予管理者相对人足够的时间准备辩护）、事中程序（说明理由、听取管理相对人陈述和申辩、听证、做出决定）、事后程序（送达、告知管理相对人救济途径和时效、报教育主管部门报备）[11]。也有学者基于受教育权由他赋向自赋转变的趋势，提出大学生学习权救济机制的构建应该明确学习权的价值位阶，重视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尊重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以及健全校内救济机制（特别是申诉制度）[12]。另有学者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法治化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从权利内容、保障程序、法律救济等角度看，均促进了学生管理法治化进程[13]。学界在学生管理法治化方面的研究，首先厘清的是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具备哪些属性，以此来判断高校的法治化程度；其次着重关注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程序化；并对中国颁布的法律法规进行分析，明晰其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指导意义和作用，以及完善和改进的主要内容。

第四，在依法治校方面的研究，近年来许多学生诉高校的案件中，学校屡屡败诉，有学者就此认为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法治化的缺失是高校承担法律风险的主要原因[9]，依法治校就是把法律作为管理学校的依据和最高权威之意。从具体内容看主要包括教学、管理和服务等方面；从管理空间看包括校园内管理和学校周边环境管理；从管理范围看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在依法治校的背景下，从管理制度的视角出发，高校应当通过确立以人为本、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重新整肃规制，应对新的变化并作出积极的调整[14]。另有学者针对高校依法治校中的问题进行了调研，发现“人治”传统的深刻影响、依法办事观念未能深入人心、高等教育法制的不完善加大了高校依法治校的难度，普法工作力度不够等也是影响高校依法治校的核心因素[15]。学界对依法治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依法治校本身的定义、特征、基本内容、意义和价值等进行论述，以及对依法治校现状和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对策和建议。

综上所述，学界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主题和范围主要涉及到教育法律制度、学生权利、学生管理法治化、依法治校等几个方面。而在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研究内容上体现出了多元化、主体明确、混合交叉研究较多等特征；在研究方法上运用思辨方法者

较多，而运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者较少；在研究取向上更加关注学生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学生管理法治的程序化；在政策规定和现实问题之间的关系方面，更加注重互构关系，注重政策后评估的作用和效果。

五、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趋势展望

从学界研究的现状来看，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和依法治校的深入实践，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的趋势将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高校内部结构治理优化背景下对学生参与权利的研究；第二，法治中国进程推进背景下通过管理法治化对学生法治教育的紧迫性和路径的研究；第三，学生权利救济渠道研究的深化。

首先，高校内部结构治理优化背景下对学生参与权利的研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向。第一个转向是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研究，主要针对提升部门之间的协同治理和发展促进法治化进程、如何建立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对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进程进行监控和调节等问题进行研究；第二个转向是对高校学生治理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共治、以人为本、差异性、新颖性、反思性、过程性等方面的关注和研究；第三个转向是对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研究，主要针对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理论、特征、原则、价值和意义、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

其次，法治中国进程推进背景下通过管理法治化对学生法治教育的紧迫性和路径的研究将会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转向。一方面，对中国教育法制建设和中国社会发展之间关联性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教育法律法规在实践中的适应性和适用性、顶层设计和基层反馈的体系构建、对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后评估。另一方面，学生法治教育与依法治国、依法治校之间的网络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不再单独关注课堂或学校中的法治教育，而是关注国家法治化进程、高校法治化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与大学生的法治教育的关联性以及如何全方位、大视角培养大学生的法治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