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与生活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气象与生活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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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生物科学素养；文献检索

高中生物学教学使用的教材以及生物科技书籍与生物科技新进展存在较大的时差，将生物科技论文中的新观点、新作法，以及相关的新知识、新成果和新应用传播给学生，可促进学生对不断发展的生物科学及其研究的理解和应用，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提高生物学学习能力和生物科学素养。

一、科技论文的概述

所谓科技论文是指论证、描述运用科学技术，开展科学研究，获得一定科研成果的学术性文章。中国国家标准GB7713-87明确指出：“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做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科技论文能体现最新的科技成果及科技发展，科技成果已广泛运用于生产、生活。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有效地运用科技论文，能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促进学生对生物学的认识，提高生物科学素养。

二、科技论文的选择

应选择近期发表的较高水平的科技论文，注意选择研究角度新颖、涉及生物学热点话题的研究文章。如学习有关育种知识时，介绍有关华中农业大学科研人员克隆出控制水稻光敏感核不育的基因pms3，该科研成果可加速水稻“两系”不育系培育，促进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引导学生由此相关信息为主题，检索有关科技论文，让学生获取科学性、权威性的基因工程育种的最新科学进展。

还应注意选择有关促进社会、生产、生活等方面研究的科技论文。例如，在学习“生态环境的保护”时，根据不断加剧的“雾霾”天气，引导学生学习《北京一次持续性雾霾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及影响因子分析》，帮助学生了解北京地区持续性雾霾天气过程中的气象因素和气溶胶演变特征。学生结合“雾霾”天气亲身体验，加深了对“雾霾”天气的了解，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有利于学生掌握生物科学知识，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许多实验验证性的科技论文包含有实验材料、实验方法、实验结果、讨论和结论，不仅具有科学的、最新的实验技术和方法，还有翔实的实验数据，让学生易于理解实验过程、实验数据和结论之间的关系，体现科技论文的应用价值与社会意义。

三、科技论文的教学应用

首先在课堂上为每位学生提供一份论文，要求学生围绕“文章的研究的目、研究的对象、研究的结论或结果、研究的问题对社会或研究领域有什么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阅读，培养学生快速地获取有关信息的 能力。

然后指导学生罗列论文中相关的生物学概念和难理解的专业名词，并尝试理清生物学概念与难理解的专业名词之间的关系，通过新情境的构建，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分析、应用等迁移能力，为理解实验和科学进展打下良好基础。

科技论文表述的实验原理和步骤等具有前瞻性，专业性比较强，学生难以理解。课堂教学时教师应简要地解释实验过程，引导学生理解新的实验方法和实验设计，尝试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简化复杂的实验条件和方法，设计相关类似的实验，提高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

四、科技论文的教育价值

1.促进学生学会文献检索

指导学生从公共媒体如报纸、公共科学杂志，比如《新科学家》《科学新闻》或者中国知网等相关网站，采用“文献检索方法”“数据库检索方法”“出版物检索方法”，使用关键词搜索，在论文期刊上网站上或搜寻合适的论文，比如早期原创性研究论文，进行对比阅读，培养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学习，掌握认识世界的工具、学会最迅速、最有效地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和运用信息的能力。

2.促进学生对生物学核心概念的掌握

高中生物核心概念是建立在一般概念、原理和规律之上的对生物学核心问题认识和理解，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生命的本质，有利于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生物学主干知识。在有关“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核心概念学习中，以关键词“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影响光合作用、呼吸作用速率等”检索到《不同营养条件对金鱼藻净化作用及其生理生态的影响》《静止和充气培养条件下光强对龙须菜光合生理效应的影响》等科技论文，通过学习，拓宽视野，加深对光合作用速率、光合效率、净光合作用速率等生物学核心概念理解和掌握。

3.提高学生图文转换和图表处理能力

生物科学经常以生物绘图或图表方式呈现科学研究方法或成果，在教学中尝试将论文的数据用简化的图表进行特殊处理，剔除冗余信息，并将图表与文字相结合，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习惯，提高图文转换和图表处理能力，加深对新的科学实验的理解。

4.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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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生产；应用；气象信息服务

中图分类号：S165 文献标识码：A

1 气象信息服务的概述

传统气象信息服务主要为社会大众提供相应的气象信息服务产品，在操作上较为简单，这一类型的用户一般对气象需求相对较小。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在B/S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气象信息服务站，该网站可为用户提供一种图文并茂的气象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气象服务的水平以及质量，尤其是随着GIS系统的引入，推出了更为个性化且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基于GIS这一系统的支持，不仅能够使气象信息和有关地理信息有效地融合，同时还可为用户提供一种可视化服务。

2 在农业生产中气象信息服务的应用作用

2.1 抗旱保障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天气变化的异常，使得一些极端旱灾时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各地农作物生长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鉴于此，气象台和政府联合成立了相应的抗旱指挥部，通过气象台对近期天气形势的分析，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此使经济损失可降到最低。同时，气象信息服务还借助于卫星云图与天气雷达，进行人工降雨，使得旱情得到了有效地缓解，在挽救农民经济损失的同时，也为农业生产稳定实施提供了更为可靠且全面的保障。

2.2 防汛保障

强降水天气预报与服务措施，借助于气象部门所有的这一健全网络系统，把暴雨天气预警信息及时发送出去，使人们能够及早做好准备工作，继而降低财产的损失，避免发生意外的安全伤亡事故。

2.3 利用网络把气象信息和农业信息有机结合

通过2者的结合，拓宽气象信息和农业信息的传播渠道，以此为农民及时带去相应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农业生产技术信息以及防雷减灾等相关知识，为农业生产提供更为全面且系统的服务。

3 在农业生产中气象信息服务的应用所存问题

从近几年，气象信息服务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情况来看，尽管其所获得的成效较为显著，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的及时性较差，且准度较低。如在应用过程中，对于龙卷风、雷电或者冰雹等一些较为严重的气象灾害，其预警时间相对有限；气象信息的针对性较低。就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来看，所的这些气象信息基本均为常规性，大多数为拷贝版本，未从当地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出发，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服务，而这一问题也使得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气象信息服务所具备的这一指导被弱化。

4 提升气象信息服务水平的相关策略

树立一种正确且科学的服务理念，加大农业生产特点的研究，基于不同农作物对于气象条件的具体要求，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将农业发展、粮食安全的保障以及农民增收作为核心内容，把关键时期农作物生产与防灾减灾作为服务的重点，逐步完善其服务体系。还应根据当地农业的实际发展情况，提供具有特色的气象信息服务。

积极研发新的气象预报模式，将近年来我国所储存的这些气象历史资源作为研究素材，把现代MICAPS综合型处理技术与ArcGIS地理技术作为研究的方式与手段，利用现有的高级编程语言以及现代化的数据库技术，构建各种关于农业生产的数据库，并将这些数据库实施整合，使其成为全面且系统的农业生产气象信息系统。

尽管当前我国信息传播技术也十分的发达，但因各地区经济的差异与主流媒体分配情况的不同等，使得气象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容易受到影响和干扰。鉴于这一情况，在今后气象信息服务的应用过程中，必须要加强气象信息最终传递这一环节的管控工作，在最终传递过程中，可适当地加大其传递的次数或者频率，又或者细分各地区，采取细分化信息传递方式，尽量使气象信息能够传递至每个人。此外，气象部门在传播相关气象灾害信息的同时，还应把和农业生产有关的大气压强、光照、湿度以及温度等信息传递至人们，以此使人们能够基于天气变化的实际情况，开展相应的农业生产活动。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可视化、互联网以及移动通讯等各项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气象信息服务技术水平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要想使气象信息服务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更好地为社会所服务，就必须要充分利用当前现有的这些通讯技术以及网络技术，基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提供优质且具有针对性的服务，继而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翟国芳.农业生产中气象信息服务的应用探讨[J].农业与技术，2012，32（06）：130.

[2] 陈燕，陈建新，易伟霞，等.新农村气象信息服务现状及发展对策[C].2011年第二十八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论文集.2011：1-4.

[3] 周立清，唐小清，张瑞，等.浅谈气象信息服务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J].安徽农学通报，2010，16（12）：2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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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生态建筑设计

中图分类号: TU2文献标识码：A

一、生态建筑的特性

生态建筑在重新审视人和自然关系的前提之上提出, 生态建筑在设计、建设及运用的进程中详细地斟酌了人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间的关系,以便可以连续发展为指点理论, 综合使用科学技术、生态学、建筑学等理论,就建筑设计、建设以及运用中的各个环节, 进行合理科学计划的整体设计, 达到建筑环境的生态平衡、舒适健康；达到建筑的运用中高效、无污染、低耗等。它是以自然为根基, 增加以科学合理的人工创造, 创建统一与谐的环境, 达到人、建筑、自然的生态平衡。

因地制宜在建设进程中使用生态建筑的地区性很显明。这种地区性表示为以下层面：

1）生态建筑和气象、地理等实体要素的统一；

2）生态建筑和人文、历史等抽象要素的统一。

生态建筑其本身即实体元素, 达到建筑正常功效的根本请求是生态建筑和当地的地理、气象等地区自然要素特点相适应, 同时建筑也是人类文明的体现部分与参与部分, 必定请求和地区历史、人文要素特点要相互适应。在建筑设计中生态建筑理论的运用, 请求设计要尊敬地区特点,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建筑生态理论的很好实践, 这个进程也赋予了生态建筑的一定地区特点。[1]

二、生态建设的设计原则

2.1设计科学，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应该是设计的基本原则，这因人是社会的主体，寻求高效勤俭不能以下降生活质量，捐躯人的健康与舒适性为代价。在前面设计的一睦太阳能建筑中，有较小部分是服务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其室内热适度较低，没有认真达到合理设计与以人为本，伴随着我们生活水准的不断进步，这种标准的“绿色生态”建筑很难再发展，也必将被社会所淘汰。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与国家宏风请求也相符。

2.2从实际出发，不照搬盲目从

绿色生态建筑应该着重强调的是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能照搬盲目从，国内的绿色彩生态住宅设计存在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很多设计者喜欢照搬西方的现成设计，认为西文的就是好的。并且未知，西文发达国家和国内的建筑模式不同，其次，绿色生态建筑设计应讲究地区性特性，建筑设计应充足联合当地的气象特性以及其他地区条件，最大限度地应用自然采风，自然通风，被动式集热与制冷，从而缩小因采光、通风、供暖、空调所导致的能耗与污染。

2.3讲求勤俭能源

绿色生态建筑，最主要的是要遵守节能原则，也是勤俭能源、资源、无害化、无污染、可循环、建筑材料运用应该尽可能应用可降解，可再生的资源，同时还要严厉达到建材的无害化。绿色生态建筑的设计，请求应用各种手法来创造一个利于我们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达到向自然索取和回报平衡，构建一个与谐高效应用资源的生存环境。[2]

三、生态建筑的发展

跟国外相比，国内的生态建筑起步比较晚，还须要进一步地完美与发展。因为国内环境与其它发达国家的环境不同，所以在建筑节能方面，与同地形同气象的国家相比，国内要运用的建筑材料大约是其他国家的几倍左右；在绿色设计上、可再生能源应用、绿色环保建材等技术研究方面，国内也须要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

生态建筑在能源的运用上，要充足地应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再生资源，要安装太阳能热水体系、太阳能空调及雨水收集体系，在资源应用上达到全方位的节能减排。在建筑材料上，达到建筑材料的循环应用，大量采用再生材料，如再生混凝土、再生石膏墙、再生骨料、工业废渣等；达到生态建筑的智能化，最近几年在我国也涌现出了不少生态型建筑的典范，例如国内著名的皖南民居，宁波五龙潭山野间的山居酒店，上海的佘山国家旅游公园，上海的手动生态样板楼等等，这些生态建筑很好的与当地生态环境相联合，达到了建筑的生态化。再如新疆昌吉世纪花园，它是集生态、环保、高科技、人性化、智能化于一体的“世纪花园”，广泛采用国内领先水平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计划设计超前性、先导性与高起点、高标准相联合，充足体现面向21世纪住宅建设“以人为本”的创新理念，它在具备了节能减排与新能源运用技术的同时，与新疆特有的地形与地貌有机地联合起来，为居民创造了一个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也大大提升了生活品质。[3]

四、生态建筑景观设计

对于生态景观设计是建筑环境创造不能少的主要部分。在进行建筑景观设计进程中，应该把景观看作是自然生态体系与人工生态体系的复合体，通过借助生态学的原理与方式来进行处理，使其在满足人类须要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满足自然生态的须要，并尽可能恢复已毁坏的生态体系，成为注重生态的景观。传统景观设计的首要内容都是环境要素的视觉质量，而“生态景观设计”是通过兼顾环境视觉质量与生态效果的综合设计。其中的操作要素与传统景观设计类似，但设计中既要斟酌当地水体、气象、地形、地貌、植物、野生动物等比较大范畴的环境现状与条件，同时也须要兼顾场地日照、通风、地形等具体条件与需求。可以说，建筑景观生态问题的妥善解决，有赖于对景观生态体系更加深入而体系的科学研究，有赖于更先进与可靠的地理信息体系与分析技术及其与景观生态计划的联合。(目前景观生态学定量分析根基上的景观计划还远没有成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景观生态计划还刚刚开始)，更有赖于一种新的生态景观计划与建设理念及思路的形成，即注重景观的整体个态效应，同时将人类视为影响景观的主要因素，从整体上协调人与环境、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从而最终达到建筑生态景观的保护与可连续发展。[4]

五、生态建筑的节能分析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建筑就像有机生命体―样，是须要不断输入能量并进行能量消耗而得以生存与运行的，在其整个生命周期进程中，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建筑从其周边环境中获得能源的能力及对能源的有效应用水平是体现建筑生态性的主要方向。如何在满足我们生理、心理须要的同时，使建筑有效应用能源，将建筑能耗降至最低，从而不但勤俭能源同时又能缩小对环境的污染与毁坏，是生态建筑所关注与探寻的主要内容。

建筑能耗通过生产能耗、运输能耗及其建造能耗所组成，在各种能耗中，狭义的建筑能耗一般是指建筑运行能耗。显然在绿色生态建筑的理念下，对于建筑被运用的全进程中，应该充足而有效地运用各种能源。其可以通过三个层面来说，即场地选择及其计划节能、建筑设计节能及其辅助设备体系的节能。对于建筑护结构是建筑能量消散经过的主要部件，外窗、外墙及其屋面保温隔热与防热对于达到建筑的热工节能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于外窗的的热工节能来讲，有以下一些主要技术措施，即控制各朝向窗墙面积比，进步窗的气密性，进步窗玻璃、窗扇与窗框的保温隔热能力，用活动装置保温隔热；窗的日照涉及房间在冬季应用太阳能采暖，而窗的遮阳与通风是达到房间夏季防热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于外墙的热工节能来讲，在北方寒冷地区，建筑保温尤其主要；在南方炎热地区，建筑防热尤其主要。外墙保温隔热主要采取外保温隔热、内保温隔热与单一材料承重保温隔热。而对于外墙的遮阳与通风是南方炎热地区防热的主要途径之一，各种通风墙或防晒墙可以起到较好的防热作用，其中应用植被对外墙进行遮阳防热效果很好。对于屋面的热工节能技术，北方地区寒冷，采取倒置屋面是目前较为先进的一种做法；而针对南力地区炎热，在屋顶设置通风间层、运用植被绿化遮阳、应用屋面蓄水及被动蒸发冷却，都可达到屋面防热的目的。充足应用自然光是达到照明节能的关键。

六、结语

生态住宅是多种技术集成的结果，它须要科学技术的进步，理乐能离开在政府相关政策法规的鼓励与正确引导，只有在设计进程中各专业人员的相互合作与共同努力，综合运用当代建筑学，建筑技术科学，生态学及其它科学技术的成果，从技术，经济，环境，能源及社会等角度出发体系地评价与设计住区的室内外环境，才会有更多更好的生态住宅问题。

参考文献

[1]朱奎．绿色生态住宅室内微环境建筑设计研究[D]．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谷云峰.环保生态住宅的设计与建设探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0，9（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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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小组合作；分层教学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22-0-01

《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小学科学课程是以培养科学素养为宗旨的科学启蒙课程。科学课程的评价既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又要关注他们学习的过程。根据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差异，我们把每个班的学生分为三层：优秀学生、发展中学生（良好）、待发展学生（后进生），根据学生的分层，我们也尝试进行了分层教学。包括：教学目标的分层、教学策略的分层（提问的策略、小组合作探究）及课外实践的分层。在实施分层教学过程中，依据学生的种种行为及结果进行分层评价，通过近一年的教学实践，体验到了分层教学与分层评价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

在小组合作探究的方式上，我们也尝试改变以往异质分组的办法，进行同质分组，也就是让同基础的学生自动分成一组。因为以往让不同层次的学生组成一组，目的是让好学生帮助后进生，但时间长了发现一个问题，好学生不但未帮助下游学生，反而替代了一切，结果造成后进生懒于动手、动脑、动嘴的不良习惯。后来我们尝试将同层次的学生组成一组，基础好的学生争强好胜自然都能积极参与到实验当中，而基础最差的小组，他们没有了依靠，为了能和别的小组一样完成实验操作，也只能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去积极地探究。然后针对每组实验设计三种不同层次的实验报告单。

总之，评价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短时间的实践并不能解决科学课程评价所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需要不断深入探究、反复实践，才能求得真谛。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探索实践，定能开创小学科学课评价新的局面，实现科学课程追求的价值与理想。

例如：我们根据年龄的层次分别确定了几个主题活动：我们对三年级学生提出的一级创造目标是：①小制作：利用学具袋中使用过的材料，或者生活中废旧物品亲自动手制作一份精美的工艺品；②阅读科普故事，制作科学读书卡。对四年级学生提出的二级创造目标是：①小创意：留心观察生活，改进你认为给我校的生活带来不便的产品，写出你的创意即可；②撰写调查报告：通过调查、研究校园植物生态系统，了解它们的生长习性等特点。对五年级学生提出的三级创造目标是：①小发明：改造生活中某个使用不方便的产品，改造后的产品要方便、实用，并画出产品改进后的示意图；②撰写科技小论文：观察、探究自己喜欢的事物（包括动、植物，社会的现象等），然后通过查资料等形式撰写出小论文。孩子们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选择完成一项到两项，如果实在没能力的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实践作业去完成。看来我们的担心是有些多余，大多数的孩子不仅完了，而且完成的很好，部分作品：小制作、小发明、小论文曾获区市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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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课改背景；高中数学研究性学习；应用 

研究性学习是在高中数学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产生的新型学习模式，该种学习模式对于提升学生的创造能力、学习能力与实践能力有着良好的优势.但是，在高中数学研究性学习中还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旨在对高中数学研究性学习模式的应用进行分析，并探究如何利用探究性学习来提升我们的综合能力. 

一、研究性学习的概念与特点 

（一）研究性学习的概念 

研究性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进行探究，在已经知识基础上进行同化、探究和组合，从而获取到新的能力与态度，提升自己的创新性素质.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核心即素质教育，关键就是改变自己传统的学习模式，推广研究性学习可以改变以往单纯的知识获取方式，让我们可以在开放的环境中涉猎知识，并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活动中，从而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二）研究性学习的特征 

1.开放性 

在研究性学习中，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媒体与书刊来收集相关的知识，进行筛选，实施社会调研，利用针对性的研究方法来得出结论，从而提升自己的科学精神、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研究性学习的内容是非常开放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可以作为学习内容，这无疑让我们的学习更加具有趣味性.研究性学习要求学生在确定课题后，通过媒体、网络、书刊、日常生活等多个渠道，收集信息，加以筛选，开展社会调研，选用合理的研究方法，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科学精神和实践能力. 

2.探究性 

在探究性学习模式中，我们需要探究的主题多为自己确定，学习方式是主动的，积极的，一般不需要教师进行全程指导，只要进行归纳和总结即可.在提出探究性主题之后，可以在相应的情境与背景下进行学习，由我们自主来发现其中的问题，归纳出问题的解决方案. 

3.实践性 

研究性学习这种模式强调理论与生活、科学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更加强调关注现实问题，在学习过程中，我们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这既能够让自己对数学知识产生兴趣，还可以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 

二、新课改背景下开展高中数学探究性学习的策略 

（一）在日常课堂中开展研究性学习 

在目前的高中数学教学中，课堂依然是我们学习的主要阵地，研究性学习的开展也要立足于数学课堂，深入挖掘教材中的内容.对于我们而言，求知欲望是我们分析问题的主要动力，如果我们对一项事物产生求知欲，这种欲望就会支持我们孜孜不倦的去探索问题，找寻到问题的答案.在日常学习中，我们可以主动的进行讨论，与其他的同学一起来分析问题，让数学课堂气氛变得更加活跃，帮助自己走出思维上的分水岭.实际上，在高中数学教材中，大量的公式和定理本身就是实施探究性学习的重要材料，如对数的性质、椭圆方程、双曲线方程、抛物线方程等等，这都可以让我们利用其进行探究. 

（二）利用数学开放题开展探究性学习 

开放性题目是高中数学中的新题型，与传统封闭性题型不同，开放性题目更加注重数学问题的研究性，强调我们从多个角度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开放性题目中，我们可以发现新的问题.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常常会给我们布置大量的开放性问题，如这个问题：“在一块正方形草地上，想要开辟中一个花坛，花坛面积为正方形草地的一半，那么应该怎样设计呢？”这道问题是典型的几何图形问题，在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后，我们就可以采用研究性学习的模式进行探究，大家一起进行讨论，得出问题的答案. 

（三）利用生活实践来实施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注重数学理论与生活实际、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之间的联系，数学源自于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有大量的数学知识，因此，我们要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在数学研究性学习中，社会实践是重要的获取信息和研究素材的渠道，学生通过对事物的观察、了解并亲身参与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可以用所学的数学知识予以解决.以下的问题均可作为数学研究性问题来进行讨论，如购房贷款决策问题、商品营销策略问题、气象学中的数学问题和拍照取景角最大问题等. 

三、结语 

研究性学习作为课程的新事物，还处于初创探索阶段，还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传统的数学教学应注入研究性学习的时代活水是不容置疑的.笔者认为，学生必须深刻理研究性学习的内涵，真正确立以自己发展为本的理念，改变过去陈旧的传统学习观念，逐步培养我们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第一论 文 网专业教育教学论文和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参考文献】 

[1]高桂清.善于发现，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学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案例[J].新课程（中学版）.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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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活力 学生 课堂 特色

在偏远农村学校，诸多不利因素让学校的发展面临严峻的现实，如何提升办学层次？怎样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只有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推进活力课堂，发展学校特色”为目标，努力创新，走出一条农村特色办学的新路。

偏远农村学校必须落实“活力课堂”，激发学生“生命活力”。给予学生更多的主动学习、完善自我的机会，给学生更多表现自我、展示自我的机会，给学生更多合作交流、发展自我的机会，从而真正激发孩子身上的“生命活力”。

一、文化立校，扎实特色根基

办学特色必须以学校文化为根基，在校园环境文化建设中力求贴近学生生活，选择内容丰富、色彩鲜明的，以学习与生活为主。“让每一块标牌说话，每一面墙壁展示”是我校环境文化建设的亮丽的风景。我们充分利用教室板报及走廊墙壁，通过学生“自己构思、自己设计”，进而“小组合作，团队完成”这一过程，让孩子们学会团队合作。

贴满学生作品的墙壁、橱窗，各种专题板块为学生提供展示平台，图片呈现的楼层文化，明晰易懂的文字诠释，使文化浸润学生的精神世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关注时事”、“社会聚焦”、“校园气象站”、由校园、家乡、中国放眼到世界，涵盖万千；“我的最爱”、“才艺比拼”、“风采青春”让学生充分展示自我；教室内的“先贤寄语”、“心语心愿”、“竞争舞台”，让不同水平的学生知晓先贤的寄语，放飞自己的理想。黑板上贴着：快乐课堂我作主，我参与我快乐；我的未来我创造，智慧在这里升华。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力。最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公示栏中的“校园之星”的评比。“明星榜”从不同角度，为每个孩子确立了可以达到的目标，从而真正起到“激励”作用，使每个孩子都获得成功的体验。

二、开展“活力教研”，提高教师教研能力

教师既是课堂的主导，又是教研的主体，是建设特色的主要力量。通过“活力教研”，有效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从而迅速适应“活力课堂”的要求。

1.“活力课堂”激发了教师参与教研的自觉性

我校教师为了尽快适应活力课堂，呈现出积极工作唯恐落后的态势，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言行统一到学校要求上来。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标准要求自己。开展“活力――探究课堂”课改活动以来，我校师资有了较大的提升，中学高级教师六人，市、县学科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学能手多人，县乡优秀教师占60%。可以说，有了这样一支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学生的成长、学校的发展都充满了勃勃的生机。

2.改变教研模式，灵活开展活动

为让“活力课堂”高效高质，学校每月第一周为大组活动，其余三次为教研组活动。教研活动主要围绕对教育教学理论的探讨，学习名师优质课，全力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日常教研做到有安排、有计划、有措施，在“研”字上做文章，让教研工作落到实处，有听评课，有专题讨论，做到一研一得。

在“活力课堂”备课中，要求设置的问题，切忌偏易和过难，由浅入深，问题都要有针对性，要有层次性。

在开展“活力课堂”的三年中，我校二十多人展示了市级公开课，成就了多名骨干教师，教师和获省市论文奖达三十多篇。我们各学科老师的课堂从时间上说是现在向过去、将来辐射，从空间上说是课内向校内外、家庭、社会辐射，从内容上说是从书本向生活辐射，打破“求同”，敢于“求异”；不受定式的影响，不受传统的束缚；思考、解决问题多角度、多因果、多方位。

三、发挥特色优势，进行“活力活动”

充分发挥体育特色优势，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坚持开展乒乓球、篮球、排球等活动项目，每年举行冬季三项比赛，确保学生茁壮成长。真正做好“体艺2+1”的工作，以“活力教育”为蓝本，精心组建了“兴趣活动小组”。聘请专职教师，力争达到人人都有健身本领，一项艺术才能。

发挥省、市“德育先进校”的优势，开展系列“德育活动”。如“红歌唱响校园”，庆国庆“爱我祖国”演讲比赛，秋季运动会，还有元旦汇演，“迈好青春第一步”班队活动。语文组组织“读名著、写感想”比赛，又如“爱护校园环境，保护公共设施”签名等系列活动，形成丰富的德育内涵；在学生中开展的“礼仪之星、进步之星、守纪之星、勤学之星、节约之星、特长之星”等星级评比，实施多元评价，让学生都有追求，都能享受校园生活的乐趣、成长的快乐。作为学校“活力活动”的特色载体，“体艺”和“德育”将学生、教师与“活力教育”思想和谐融为一体，这也是为活力课堂主体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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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在于为每一个学生的美好未来和幸福人生奠定扎实的基础。金堂县实验小学现有少先队大队1个，中队34个，小队130余个，少先队员2086名，设专职大队辅导员1名，兼职中队辅导员34名。我们紧紧围绕学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办学理念，以红领巾系起来、红领巾正起来、红领巾飘起来“三步曲”为抓手，贯穿于少先队精品打造和德育作用补充发挥的全过程，努力实现少先队文化与生命教育思想的有效结合，全覆盖培养“立于矩，勤于业，敏于行”的优秀少先队员。

一、红领巾系起来――健全少先队组织

首先，抓好少先队自身建设，夯实基础工作。比如，队干部改选制度，队干部培训例会制度，队干部加分奖励制度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学期结束时我们会根据以上三项得分的高低评选出十位“十佳大队干部”和若干名优秀大队干部，并由校领导亲自为他们颁发奖状和奖品。

其次，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发挥人才优势。比如，健全少先队辅导员的选聘制度，综合素质高、责任感强的优秀教师聘为学校辅导员，为少先队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强化少先队辅导员的培训工作。每次学习后都会进行二级培训，将学习的内容、精神传递给所有辅导员，促使学校辅导员队伍共同成长。加强少先队辅导员的团队力量。成立了少先队辅导员研修团队，定期召开团队工作会议，促使辅导员解放思想、开阔眼界、创新方法。

二、红领巾正起来――夯实少先队阵地

（一）“明星走廊”

为进一步激励全体少年队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育学生健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从下夯实人生发展之基，我们在每层楼道上方悬挂各中队推选出最有素养的榜样少年为学校明星人物，一张张可爱、灿烂的笑脸旁边是他们的座右铭及扫描的亲笔签名，整个楼道在他们的装扮下显得格外的闪亮。同时也让队员们明白了其实明星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只要用心发现明星的身影就在我们身边。

（二）升旗台――勤敏少年风采秀

在传统的升旗仪式后增设了“勤敏少年风采秀”专栏，由值周中队的少先队集体或个人进行国旗下“每月一事”主题讲话、演唱、舞蹈等才艺表演。由于中央电视台《朗读者》栏目深受师生的喜爱，我们就精心选材增加加了朗读者一项。无论是国旗下讲话、诵读、朗读，还是舞蹈、乐器演奏等表演，都充分展示着金堂实小红领巾的自信、健康与快乐。

三、红领巾飘起来――丰富少先队活动

（一）“我文明我优雅”好习惯养成教育活动

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学校开展以全体师生和家长共同参与，编写《十大好习惯拍手歌》，编印了《十大好习惯手册》。同时，我们确定“每月一事”主题，根据主题开展“336”系列活动（即学校层面做3件事，教师层面做3件事，学生层面做6件事）。随后评选“实小之星”并颁发胸章及奖状，在橱窗里刊登他们的风采。如：“安全之星、节俭之星、科创之星”等。

（二）“我展示我创造”人文校园文化建设活动

1.别样的开学典礼

每学期开学，学校根据不同主题进行别开生面的典礼，如《践行核心价值观，争做勤敏实小娃》、《弘扬精神美我勤敏少年》、《践行“三爱三节”，争做勤敏少年》等开学典礼，为新学期敲响新节奏，展示新形象，注入新动力，带来新希望……

2.多彩的节日活动

①极具特色的“主题月”活动

3月举办科技节活动，孩子们读科技书籍，看科普展览，看科普电影，画科幻画，写科技小论文，开展“小发明，小制作，小实验，小种植，小养殖”，最后进行科技展活动。少先队员们在科技的海洋中尽情的遨游……5月举行艺术节活动，为孩子们提供舞蹈、曲艺、合唱、诵读、书法、绘画等多个展示平台。在最后的庆典中，十二个年级和艺术社团精心准备的大型节目以及艺术节中脱颖而出的单项节目精彩呈现，孩子们的心像怒放的花朵，荡起一片欢乐的海洋。

10月举办读书节活动，师、生和家长三级联动，开展好书推介、自制书签、读书卡，读写绘创作、撰写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征文、师生共读、亲子共读等系列活动。最后在读书节闭幕式上，呈现集体诵读、童话剧表演、国学诵读表演等读书节成果，表彰阅读之星、书香家庭、书香班级。11月（或4月）举办体育节，这是上个月才进行的体育足球节和运动会，少先队员尽情展示个体英姿，团结协作，最后，我们为队员们颁发了冠亚季军的奖牌，一块块沉甸甸的奖牌是对他们的激励与肯定，他们运动着、他们快乐着、他们成长着。

②难以忘怀的传统节日、纪念日活动

结合传统节日、纪念日活动，适时开展丰富的主题教育活动。如：10月13日建队日，开展以《星星火炬 代代相传》、《学精神 做红色传人》等为主题的建队活动，活动中家长为队员佩戴红领巾、赠送祝福语，少先队员用铮铮誓词响亮提出要做一名优秀少先队员、优秀实小学子的目标。

我们还开展了“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的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三・八”节感恩活动、“我们的节日・清明节”主题系列活动；“闹元宵，学雷锋，争做勤敏实小娃”主题班会活动；“我们的节日――小报创编”等活动。

（三）“我参与我成长”红领巾假日小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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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可持续发展；生态足迹；生态环境承载力；生态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识码：A

生态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不破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前提下，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活动的强度，是对资源开发强度与环境承载力之间是否协调进行判断的一个重要判据 [1-3]。为了深入了解神木县可持续发展问题，本研究采用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理论，以神木县社会经济和环境现状为背景综合计算县域可持续发展水平，分析生态脆弱性成因，为神木县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以及生态环境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1 研究区概况

神木县位于陕西省北部，属黄土高原腹地与毛乌素沙漠过渡地带，以黄土梁峁、沙漠滩地、以及剥蚀地为主；县域属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冬春干旱少雨雪，夏秋炎热干燥。由于区域特定的自然条件，加之蒸发强烈，致使大部分地段水资源缺乏。

神木县煤炭资源最为丰富，已形成以煤炭为龙头，电力、化工、建材为骨干的地方工业体系，带动了全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全县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带来了严重的、持续的生态环境问题。

2 研究方法

2.1 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是指能够持续地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即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EF）。

2.2 生态承载力

生态承载力是指在一定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下，一个区域能够提供给人类标准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的总和称为生态承载力（EC）[4]。

3计算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足迹

根据《神木县统计年鉴》[5]整理出2010年神木县生物资源生产量，计算出各类生物资源的生态足迹，如表1。

根据《神木县统计年鉴》[5]，统计出2010年神木县能源消费量。采用Wackernagel等人确定的世界单位化石能源土地面积的平均发热量为标准[6]，将当地能源消费量通过折算之后得到能源资源生态足迹，如表2。

由表1和表2得到神木县2010年各类土地生态足迹，通过总人口以及均衡因子进行调整，得到人均生态足迹，如表3。

3.2 生态承载力

根据《神木县统计年鉴》[5]统计出2010年神木县各类土地生态生产性面积，计算出各类土地类型的生态承载力，如表4。

3.3 生态盈余/赤字

生态赤字（EC-EF）可以用来表征区域可持续发展程度，生态赤字0表示区域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神木县生态盈余赤字情况如表5。

3.4 结果分析

3.4.1 生态足迹结构分析

由表3可知，神木县2010年人均生态足迹达到27.6hm2/人，其中化石能源用地占到全部用地需求的90.36%，而在化石能源用地中原煤占97.10%，说明神木县域对于能源的消耗量较大。

3.4.2 生态承载力结构分析

由表4可知，2010年神木县人均生态承载力结构中，耕地最大，占总面积的64.2%，高于生物资源生态足迹比例的44.4%，这与我国传统土地利用结构相符合；牧草地仅占总面积的4.72%，与牧草地55.4% 的生物资源生态足迹相差甚远；水域人均承载力最小，占总面积的0.51%，这是由于神木县干旱的气候以及水资源匮乏、分布不均等特征决定的。

3.4.3 生态盈余/赤字分析

由表5可知，神木县人均生态赤字比较严重，达到了25.964 hm2/人，其中化石能源用地生态赤字就达到了24.944 hm2/人，其次牧草地赤字1.315hm2/人，耕地赤字0.063 hm2/人，建筑用地赤字0.016 hm2/人；而林地盈余0.365 hm2/人，水域盈余0.008 hm2/人。

3.4.4 生态脆弱性成因分析

3.4.4.1自然因素 神木县滑坡、崩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是导致生态环境状况迅速变化的原因之一；复杂的地形地貌容易产生水土流失；干旱、大风，沙尘暴、干热等气象灾害易加剧生态环境脆弱性；水资源时空分配不均将导致植被稀疏，环境恶化。

3.4.4.2人为因素 人类生产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生态环境的变化。神木县生态环境压力主要是由工业能源消耗造成的，随着煤、电等工业产品的输出，神木县自身将承载着巨大的生态负担，这种不合理的资源利用结构将导致未来县域资源耗竭，从而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破坏。

4 结论

4.1近几年神 木县生态赤字严重，煤炭资源过度开发是造成神木县生态赤字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生态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当地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都将受到严重影响。

4.2为保证神 木县生态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提高生态修复能力，逐步降低生态环境脆弱性，促进生态环境向着稳定方向演替。

4.3在随后延 伸的神木县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将重点对生态脆弱性程度及其所面临的生态约束进行分析，为神木县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利用、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相关政策的合理制定以及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杜新波，秦静.基于生态足迹的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J].资源与产业，2010，12（5）：56-60.

[2]方恺，沈万斌，郑沁敏等.化石能源地生态承载力研究[J]. 环境科学与技术，2011，34（12）：201-205.

[3]刘，解建仓，张建龙.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生态脆弱性评价[J]. 黑龙江大学工程学报，2012，3（1）：61-64.

[4]刘某承，李文华.基于净初级生产力的中国各地生态足迹均衡因子测算[J].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10，26 （5）：4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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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史学 思想框架 研究思路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生态史（或称环境史）[1]研究如新笋破土、蓬勃向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史学的一个崭新分支——生态史学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应当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样的中国生态史学？生态史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学体系中给予它以合理的学科定位？它与中国史学的其它分支、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学者时或言之，专门系统的论述则未尝见，故笔者草成本文，陈述几点初步想法，期以抛砖引玉。

一、中国生态史学的本土渊源

从世界范围来说，生态环境史研究大约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题目上标注“生态环境”一词的史学论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逐渐成为热门课题，一些学者相继呼吁建立中国环境史学，笔者甚为赞同，但更愿意称之为“中国生态史学”。

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外环境史学的影响，这一点毋须讳言。近三十余年来，欧美国家的环境史研究不断发展，新论迭出，渐成热门之学，并且有的外国学者还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2]，令国内学者闻风耸动。不过，根据笔者的观察，直至今日，除台湾学者之外，国内对西方环境史学的了解仍然很少，有关方面的理论方法尚处于初步引进的阶段[3]。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国内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上并未受到欧美环境史学的显著影响，而主要是依凭本国的学术基础。换言之，由于“欧风美雨”的刺激，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较短时间里快速兴起，以致最近若干年来标榜“环境史”或“生态史”的研究课题日益增多，但无论就问题意识还是就理论方法来说，它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本土性”[4]，可从上个世纪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中找出它的学术渊源和轨迹。只不过早先的相关研究是在不同学科中分头进行的，显得非常零散，也没有明确打出“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的旗号。笔者以为：构建中国生态史学，固须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国内学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一番认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国生态史学方能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更好地结合本国实际开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郸学步”之讥。为此，笔者先对大陆学者以往的相关研究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1.考古学和古生物学者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最早关注历史生态环境的是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向以历史早期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遗存时，除了关心人体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业场所等）之外，也注意动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壳等。出土动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壳，指示着远古时代各地动植物种类的构成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构造。上个世纪前期，当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遗骨和古文字学家从甲骨文中发现“获象”、“来象”之类的记载时，学者逐渐认识到这种动物曾在华北地区栖息，也很自然地想象当地古今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其它多种喜温动植物遗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遗骸、水蕨孢子等）亦在华北各地不断出土，学者做出了远古中国气候和动植物构成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判断[5]。

上世纪末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受到社会的普遍关切，考古学者也深受震撼，在国外考古学的影响下，大陆和台湾都有一批学者积极着手建立中国的环境（生态）考古学，试图对远古人类聚落的生态环境进行某种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因素对远古社会组织、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此同时，古生物学家也不再孤立地认识某些野生动植物，而是逐渐采用生态变迁的大视野，根据动物和植物考古资料，考察某个区域动植物区系和物种构成和特定动植物种类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及其原因。应该说，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所开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为我们长时段地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和古今对比强烈的历史信息。

2.历史地理学和气候史学者的相关研究

历史地理学以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为主要研究内容，致力于探讨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与生态环境史研究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由于特殊的专业优势，历史地理学者具有令人赞叹的广阔思维空间，他们不仅注意到了历史上的森林破坏、河湖变迁、沙漠扩张和一些珍稀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也注意到了历史上聚落、城市及经济产业的分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虽然他们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历史地理学的，但前辈学者如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文焕然、何业恒等人的不少论著实堪称生态史研究的经典。

气候史方面，早在民国时期，竺可桢就已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冷暖变迁问题。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论文，对中国东部气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动进行了系统论述，成为学者引用频率最高的史学论文。继他之后，有一批学者先后在这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论著[5]。

从最近10多年的成果来看，历史地理学者显然不再满足于考察和描绘某些自然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而是日益关注自然现象与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彼此联系，在人口与环境、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与环境、社会变动与气候变迁、疾疫和灾害与环境、民俗与环境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绩的探讨；一些研究其实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课题了[6]。假如它们仍然必须被称为历史地理学的话，那么只能说生态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即有很大的重叠，两者间的界线事实上非常模糊，几乎无法断然划清。直到目前，我们所进行的许多生态史课题，往往是由历史地理学者提出并率先开展研究的。如果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中生长出来的，也不算言过其实。我们要想特别标立一种与历史地理学相区别的生态史学，必须从学理上进行认真辨别，对两者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农牧林业史学者的研究

农业、牧业和林业的本质，是充分利用各种自然条件如水、土、光、热和物种资源，干预动植物的生命过程，促进那些经济动物和经济植物的再生产，获得以衣食原料为主的各种产品。任何一个类型的农牧林业生产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生态环境，它们的历史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农牧林业史家比较早地关注到历史生态环境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国农牧林业史家关注生态环境，大约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8]。在此之前，个别学者已发表过若干相关论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9]，根据古书记载概述华北气候的变迁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但并未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学术倾向。20世纪80年代前后，东西方农业科学界都在反思“石油农业”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危害，提倡所谓“有机农业”（后来又提出“生态农业”，再往后则是“可持续农业”；日本则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谓“自然农法”），不少中外农学家称赞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方法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使中国农史学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开始论说传统农作方式对维持生态平衡的积极作用，比如重视水土保持和积肥施肥、实行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种植与饲养相结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对促进有机物质循环和保持农业生态平衡的作用和意义，试图阐发传统农学的现代价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被赋予了典范意义。农田水利作为农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向来受到重视，有大量的论著发表，学者很早就关注农田水利建设对水资源调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农业生态环境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与考古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相比，农牧林业史家对历史生态问题的论说显得更加专业，这一方面由于他们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基础，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态学（特别是农业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运用。

90年代以后，农牧林业史家的研究思路渐趋开阔，对于中国历史上农牧林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渐渐不再只是强调好的一面，而是开始反思传统的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态恶果，例如关于黄土高原过度开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宋代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围湖造田和明清以来山区垦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学者从农业史和经济史入手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也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10]。尽管农林牧业史学者的研究范围大抵局限于对产业内部历史问题的探讨，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直到上个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此前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实也主要表现在农牧林业生产方面，离开了这些方面的基础研究，想要真正认清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殆无可能。事实上，自谭其骧、史念海以来，历史地理学家探讨中国古代生态环境问题，亦主要从农、林、牧业入手。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与生态环境史有关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前期，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进一步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我们着手建立中国生态史学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构成中国生态史学。首先，以往相关探讨大抵只是考古学、古生物学、历史地理学和农牧林业史等学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统绘制中国历史生态环境图像为学术指归。研究者对生态历史问题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专业，并没有凸现出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生态环境、最终对之进行某种程度的系统重建的意向，更没有从开始生态环境出发对社会历史运动进行系统解释的努力，这就造成相关研究与主流史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学著述所吸收；其次，尽管以往已经探讨了许多重要论题，在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上也作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为中国生态史学的建立准备了一些重要的构件。但是，这些论题、思路和技术方法显得相当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间互不关联，尚不足以构成学术界域分明、结构层次清晰并具有内在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生态史学框架；其三，由于“自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以往对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着不容回避的严重偏差：人们普遍将它视为社会历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传统史学一向重人事、轻自然，对自然的历史用力甚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生态环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矫枉未免过正，早先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明显偏重对自然层面的考察，社会层面的问题则被严重忽视了，从而造成了新的偏颇，以致许多人以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目标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环境之变；其四、与以上几个方面相联系，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了开展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实际介入这一领域者亦已不可谓少，但极少有人对这一新研究进行学理上的论说。迄今为止，国内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探研，附属在不同的相关学科之下，如果上升到“专门之学”这个层次加以考量，则仍存在着严重的学科理论缺失。正因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态环境史研究只不过是探讨一些边边角角的历史问题，算不上什么专门的学问，至多只能充当历史著述的“缘饰”和“花边”，难登史学的大雅之堂。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1] “生态史”又称“环境史”，中外学者都往往混用，但“环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个人认为：这一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应是生态学，因此更愿采用“生态史”一词。另外，“环境史”仍有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人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张的生态史学中，两者是一个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协同演变的整体，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应被视为地球生态大系统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著名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开始了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对洱海、巢湖、杭州湾、近代结核病与环境等问题的专门研究。伊氏曾与台湾学者刘翠溶合作主编会议论文集——《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与中文版所收论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却：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为题，对中国环境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3] 近年来，一些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国荣等做了不少这方面的译介工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学术信息，令人钦佩。

[4] 笔者这里使用“本土性”一词意在说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导源于近30年来在国外兴起的环境史学，而是基于本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前期研究。请切勿作过分宽泛的理解。

[5] 例如关于远古动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题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的长文[1]（pp.51~71)，根据殷墟出土甲骨卜辞中“获象”、“来象”之文，参以其它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对商代河南产象及象之南迁事实进行了论述。其后，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等人又先后，对殷墟出土哺乳动物群进行了系统研究[2][3]。这些均可视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先声。

[6] 例如青年历史地理学者王建革关于华北平原和内蒙古草原生态、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系列论文，其实更多地采用了生态学而非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大异其趣，可为显著的例证。

[7] 关于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同行学者时有议论，但对两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见。个人认为：环境史（生态史）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它的主要着眼点是“生命系统”，重在考察生物（特别是人类）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历史关系；历史地理学虽然一向强调人地关系，但其理论基础是地理学，主要着眼点是“空间构造”和“空间运动”。因此，历史地理学并不能包办环境史学的研究工作。

[8]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和《农业考古》等几家农业史刊物，均陆续刊载有题目上出现“生态”一词的论文。在同一时期的农业史著作中，更时常见有“生态农业”、“生态平衡”、“生态破坏”等词句，有关论述也不断增多。

[9] 该文收入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0]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中，“风土”和天、地、人“三才”观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先后有不少论著发表。1999年12月，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 学术讨论会，分别从天人哲学、农林牧业生产实践、资源保护等多方面探讨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会议论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结集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中国生态史学

诚然，从不同学科出发考察历史生态环境的具体问题，是非常有意义、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关研究必须加以有机整合。若欲改变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开展全面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以获得对环境历史变迁的贯通认识，并由此取得对社会历史的更加透彻的理解，就必须建立一种专门之学——生态史学，使之成为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

毫无疑问，生态环境史研究要想提升为一个专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必须具备独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论方法。然而，完成生态史学框架体系的构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学者已就“什么是环境史”、“环境史主要研究什么”这些基本问题讨论了数十年，并提出了多种定义和构想，但各家的意见并不是很一致的；国内虽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设想[1]，但事实上还没有人真正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在此，笔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点粗浅见解。

我们认为：生态史学作为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其新颖和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首先（应当）体现在它将现代生态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以生态学以及它的分支学科——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等，作为观察和解释历史的思想导引和分析工具。简要地说，生态史学是运用生态学理论方法来处理史料、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既包括自然现象和自然运动，也包括社会现象和社会运动）的一种新史学。它的基本学术指向是采用广泛联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化的生态系统思想，陈述和剖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变迁的历史经验事实，并就如何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的观察视野不局限于社会和人事，而是将目光较多地投向人类的生物属性和与人类社会活动发生过种种联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现象；但生态史学又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实上只着眼于自然界（特别是地球生物圈）中与人类活动发生过关联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说，生态史学的学科特点表现在研究对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的中间界面开展学术探讨，对于这个中间界面，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天人之际”一词加以概括。[2]在生态史学者看来，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乃是一个彼此影响、互动作用、协同演变的统一整体，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彼此施加于对方的历史作用，人们对这种彼此作用的认识和反应，以及这些认识和反应的道德、价值、符号、组织、制度和各种行为体现，都是生态史研究者理应探讨的内容。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面貌和变迁过程，固然是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考察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作用下的社会文化运动亦应作为它的基本任务之一，而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和过程，则是这一新兴学科的最高追求[3]。

很显然，生态史学虽然看起来应当集中考察历史“自然”问题（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错觉，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结果），事实上却坚决反对将社会和文化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不过，生态史学者之关注社会和文化，与一般历史学者关注社会和文化相比，在视角上有较大区别——生态史学强调人类的生物属性，以及社会现象与环境因素的历史关联，文化则被视为人类这种特殊生物同周遭环境（在这里，“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体系。也许可以不甚恰当地说，生态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将人类还原为一种动物——同其它动物一样需要空气、食物、水和各种其它资源，人类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维持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等，同样深受特定生态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不同的是，人类具有创造、学习和传承文化的能力，在应对环境的过程中，构建了复杂的工具、技术、组织、规范、价值观念和意义象征体系，而一般动物只是浑浑噩噩的寄居者；人类依靠其所创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动物只是凭着本能而已。

在生态史学看来：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离不开特定的环境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种种生态因素的影响，如将生态环境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就难以全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体（而非抽象）、实证（而非玄学化）地考察生态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影响，理应成为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一般历史学相比，生态史学不但有其特定的观察视野和理论方法，而且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它特别强调：无论文明怎样发达、社会如何进步，人类始终都是动物界中的一员，人类的历史始终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统流转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种因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和时代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一样，人类社会和文化亦因所处环境的地域和时代不同而千差万别。因此，社会和文化的许多历史变异和差别，不但需从其自身的发生、演化过程中寻找答案，而且应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求索根源。生态史学将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区域，社会文化如何受到各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在这些影响之下不断发展演变？

另一方面，与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虽然重视考察各种历史自然现象，但时空界域圈定在人类诞生以来、与人类活动发生了关联的那些部分。而在这一时空界域内的生态环境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人类的各种活动及其方式和结果，都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和表现。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活动在生态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生态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标，就是要弄清生态环境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人类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事实上想要搞清楚：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断发生改变的？这些改变又如何对社会产生反馈作用，影响人类的继续生存和发展？

要之，在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中，环境是有人类的环境，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促发和推动因素；社会是一定生态条件下的社会，许多生态因素都是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参与要素——从总体上说，人类社会文化系统是地球生态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我们既可侧重探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环境变迁，亦可侧重考察环境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两个侧重构成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学术指向，但两者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史学。

根据以上想法，我们对自己所设想的中国生态史学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几点归纳：

一、生态史学作为一种新史学，并非刻意抛弃传统的史学理论、方法和命题，而是要在历史观察中引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强化对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历史探讨；

二、生态史学摈弃“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及其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被视为地球大生态系统演变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不是简单地主张“生态中心主义”，虽然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对生态环境的历史进行系统描述和某种程度的“重建”，但人类活动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关键的位置。因此，生态史学的历史观既非“文化决定论”，亦非“环境决定论”，而是“人类——环境互动论”；

三、生态史学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中间界面寻找和选择论题，它的基本内容（根据侧重点不同）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面貌及其在人为作用下所发生的种种变迁；二是在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及其诸要素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4]；

四、生态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探索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系统地描绘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和协同变迁的历史图式。

显而易见，生态史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仅仅是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也不仅仅是自然现象和环境因素，并且也不是两者的简单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众多现象和因素之间的有机、互动的历史关系与过程。

毫无疑问，开展生态史学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备复杂、综合和广泛联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最好兼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的训练，并且需要具备超越于两个学科领域之上的进行综合、整体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学科划分和教学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国学者在知识结构和思维训练上都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和不足。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越来越热门，已经触及了非常广泛的问题，但就所见的成果来看，多数论著的学术水平并不很高，总体上说，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5]。我们注意到：一般历史学者的相关论著中时或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而由具备不同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专业领域，彼此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结和贯通，未能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历史认识。要想很好地开展这一研究，不仅需要有丰富的知识贮备、系统的理论方法训练，而且要求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密切交流、通力协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设想。

[2] 之所以特别指出“借用”，是因为笔者并不认为“天人之际”的历史含义并非今天所说的“人类与自然之间”。一些学者将“天”理解为“自然”，将“天人之际”、“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是很不恰当的。但从历史文献中，我们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简约的词汇来表达这种关系，只好暂且借用。

[3]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6]一文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显然，在景先生看来，环境史所关注的“环境”并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与人类发生了关系的自然环境。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虽然他所主张的环境史研究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观察的重点仍在于“环境”，而笔者所主张的生态史学是从生态学立场出发的，更强调人类与环境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不仅为了理解环境的历史，同时更是为了理解人类和社会的历史。

[4]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应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第二要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三，要研究探索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环境史研究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二是探讨社会经济领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环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关于人类的环境意识，即人类概述周围的世界及其自然资源的思想史[7]（pp.10~11）。尽管他们都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但基本学术指向仍是理解“环境”，仍不能包容我们所设想的生态史学。

[5] 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论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刘翠溶主编论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导论》之外，设立了《比较的观点》、《对自然环境的诠解》、《人类的聚落》、《边疆地区》、《水文与水利》、《气候》、《疾病》、《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环境的形象-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台湾和日本》等栏目，一些论文视角之新颖、论说之深入十分值得赞叹。 三、中国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

如上所言，我们所主张的生态史学，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视为统一的整体，致力于探索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际”的历史问题。这就决定了它既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只重视历史上的社会和人事，曾被严重忽视的自然历史变动将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关研究那样只对自然层面的问题情有独钟，众多的社会历史问题同样需要认真加以考察，传统史学所探讨的诸多重要问题，仍将成为生态史学的重要论题，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变换了论说的角度。换句话说，生态史学研究的对象，既包括自然历史现象和问题，也包括社会现象和问题，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是一种典型的交叉学科。

与多数成熟的史学分支相比，生态史学具有显著的“边缘学科”性质。然而，在这里，“边缘”意指它的思想空间是在多个多科领域的联结和交汇部分，而不是说它应该被定位在历史学科的边缘位置——尽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尴尬地被视为一种边角的学问。事实上，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学术究竟属于“主流”还是“边缘”，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决于相关成果的积累，更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学术兴奋点——而学术的兴奋点总是与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密切关联。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的改变，曾经的主流学术可能被边缘化，边缘学术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为显学。笔者大胆预测：生态环境史研究将逐渐登上中国史学的大堂正殿[1]。

当然，这仍需生态环境史学者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开展更扎实系统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努力改变研究理路，具体来说，需要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的历史，从生态史学的立场出发切入主流史学所长期关注的那些相关历史命题，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学、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靠拢。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学术地位的“技巧”，同时也是推进社会历史认识的需要——观察社会历史运动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即是生态史学的“应有之义”，只是路径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顾过去一个时期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我们不难注意到：不论从学术动机还是从实际研究情况来看，两者之间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来，情况才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两种分途发展的学术研究逐渐出现了互相交融、彼此会通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努力推进的学术走向，向来重人事、轻自然和将自然与社会相分离的史学传统，将可能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应该说，互相沟通和彼此联结乃是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而产生的共同学术诉求。

试细言之。

按照先前的观念，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目标是认识自然环境、而非社会文化的历史。如前所述，中国学者早先的相关研究，正集中于历史上的气候、森林、野生动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变迁和农业生态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学背景，如气象学、地理学、农（牧、林）学、文水（水利）学等等[2]。欧美早期的生态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虽然早期的研究已多与环保、边疆和拓殖的历史相联系，但重点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这一领域的权威杂志——《环境史》是由美国环境史学会与森林史学会合办的。但是，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学者日益意识到：生态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至少自农业时代以来，生态环境的诸多变迁与种种人为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视人类活动的影响，就无法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正因为如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生态环境的历史著述愈来愈重视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美国“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史与社会史合流成为一种趋势，性别、种族都被纳入环境史的研究内容。”[4]欧洲的环境史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扩展，从欧洲环境史学会网所刊1976-2004年间的相关论著目录看，虽然近年的论著从数量上说仍以讨论气候、水源、森林、景观、污染、灾害疾病等问题者居多，但经济、社会和文化与环境的历史关系愈来愈受到重视[5]。在我国，关于近一万年来（农业起源以来）生态环境变迁是否主要由于人类活动所致，学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态破坏的社会原因日益受到重点关注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谭其骧、史念海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其实已经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开创性研究[6]。

社会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群体（即社会）发展的既往经历，理所当然应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为鹄的。然而，单纯从社会来解释社会、或者仅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发展的“背景”，显然无法对众多社会历史现象做出圆融的解释[7]。从年鉴学派开始，法国的社会史家逐渐不再只是在理论上承认环境对社会的影响，而是将生态环境视为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构性要素，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其影响的具体机制，成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视角，并对欧美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最近若干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者特别是地域社会史、灾害疾病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者，也开始将生态环境作为能动因素纳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围[8]；在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学术趋向。

虽然国内迄今仍无人对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专门系统的探讨，但在我们看来，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发生关联，互相对话、借取和观照，走向汇流融通，却是一种必然的学术发展走向和趋势。这既是两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径，更是生态史学研究应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学的立场，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态史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究竟有何意义？最容易得到认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认识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这样的回答自然并没有错，但从生态史学的立场来看，则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颇的。这是因为，在生态史学观念中，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动参与因素。对生态史研究进行合理的学术定位并与社会史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全可能为深化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更多贡献，而不仅仅是为演绎社会历史戏剧铺设一个“自然的布景”。

笔者曾经指出：生态史与社会史研究互相渗透和结合，可能导致新的学科交叉，根据侧重点不同，形成两个学术分支：一是生态社会史，二是社会生态史[8]。前者的目标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但与某些生态史研究相比，它特别强调并具体论证生态变迁过程中人类活动和社会（及其文化）因素的影响；后者则试图采用生态学理论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强调自然环境因素的能动作用和影响，以期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演变，目的在于理解社会的历史运动。简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类活动作用下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后者则是研究生态环境参与下的人类社会的历史。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们的想法，且将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不恰当地浓缩为一个童话式的简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丛林，林中有一个小村，村里居住着几户人家。村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和生息……。”生态社会史家主要讲述这片丛林的故事，谈论这片丛林曾经有多大，生长过哪些树木，栖息过哪些动物？进一步，会谈论这片丛林逐步缩小、或至消失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原因，如由于村庄的人口不断增长，需要开垦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树木因此不断遭到砍伐，丛林面积逐渐缩小，原先栖息在这片丛林中的许多动物，也因无处藏匿和觅食逐渐逃逸、终至绝迹……等等；社会生态史家则主要讲述这个村庄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这几户人家所组成的社会的历史，谈论诸如村落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婚姻风俗、文化娱乐、生老病死……等等问题。如果想把故事说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进一步谈论丛林和丛林中其它物种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村民的谋生方式、利益分配、权力结构、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娱乐活动，乃至信息交流、观念情感等各个方面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和影响。很显然，由于历史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可能分别做出不同的历史叙述。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丛林与村庄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互为变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变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发生改变的能动因素。

侧重“自然”一面的生态社会史研究，基于这样一个预设：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至少从农业时代以来就是生态变迁的主因之一。因此，有关研究虽然着眼于生态环境变迁，但强调人类活动的影响，对生态变迁的讨论不是从生态环境到生态环境，而是将人口、技术、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意识形态等等社会性因素，与水、土、光、热、生物、矿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视为参与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乃至整个生态系统演变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视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历史变量。沿着这种思路所展开的生态史研究，实际上差不多是考察人类改变生态环境的历史。

社会生态史研究，则将人类社会视为地球生物圈内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它一方面承认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具有极为特殊的智能，即创造、传播、积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认由于这种能力，人类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它同时认为：人类必须服从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关系(包括经过自己改造的生态环境)的过程——技术体系的进步、生业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的变迁，乃至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嬗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对生态变迁的适应性调整，或者间接地跟从于这些调整；经济类型、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风貌等等许多方面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环境差异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同样导致上述方面发生种种改变。正由于人类社会在地球生态大系统中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存在着采用生态学理论方法加以认识的可能性。

社会生态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历史上形形的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流转不息的生命运动。但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相比，它更侧重探讨社会现象的生物性质和自然基础，致力于寻找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社会因子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里，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诸如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婚姻、生育、疾病、死亡、迁徙、社交、娱乐、战争等等，以及因之所产生的技术、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习俗、思想意识，就不单纯地被理解为“社会的”或者“文化的”，同时还被理解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态”影响下产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应只是被理解为社会的单元或聚落，同时还是大小不同的生态单位或系统，可以采用生态学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会生态史学者承认文化因素的生衍变异和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但却不认为它们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闭、自限和自我决定的过程，而是与生态环境及其众多因素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过程。

这样一来，生态史学研究就有了两个侧重点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态社会史和社会生态史研究。如果选取前者，即使在具体实践中十分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作用，也仍然属于社会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它的学术目标是系统地描绘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的历史图像，当然客观上也可为讲述人类社会的历史故事增添一个“布景”和“底图”；如果选取后一种理路，则不仅是生态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视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的思想框架。这种新的思想框架，将社会及其所处的环境视作一个有机、统一和整体的生命系统纳入考察范围，不仅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将各种生态因素视为重要的参与变量，从而呈显出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文化）——生态史观”。一旦采用了这种新的框架，史家对“丛林中的村落社会”的观察，既可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对一些老问题的认识也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在叙述故事时简单地添加一些在过去看来无关紧要的内容。生态史家有信心为社会历史观察提供新的视角、问题意识、解释途径乃至新的历史观念，并对推进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独特的贡献。

从生态史学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历史可能会提出哪些新的论题，现在还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会提出并讨论许多从前不曾思考的历史问题；以往曾经探讨的不少论题，包括一些长期争辩的重大问题，亦完全可以、而且应当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释。事实上，已经有些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关于历史上中国南北文明进程的差异、胡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经济重心的转移、水利与专制政体的关系[9]等等，已陆续出现了一些结合生态环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论。还有不少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何以历史上汉文化不断成功地向南扩张却难以向长城以北推进？……等等，亦都可从人类——环境的互动关系和过程中重新求索。微观层面上的许多历史问题，同样可以采用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当我们全面考察某个地域社会的历史时，决不能置当地的山川形势、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别是经济动、植物）构成乃至矿产资源于不顾，因为当地社会在生产模式、饮食结构、服饰式样、居处方式、交通设施、疾病、灾害以及娱乐、信仰、知识等众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地方特色，都毫无疑问是根植于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举例来说，一个地方的水资源环境，必然要影响当地的生产结构和生活习惯，迫使人们围绕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灾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甚至进一步影响到当地民众的心态，形成某些特殊巫术、禁忌和神灵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态环境因素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许多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历史现象都将无法得到合理圆融的解释。

当然，笔者也曾指出：采用社会生态史的框架来认识社会，只是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特殊途径，不能期望所有问题都能由此得到圆满的回答。这是因为，社会生态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会史研究，有些社会历史问题并不在它的观察范围；更重要的是，现代生态学毕竟导源于生物学，而人类不仅具有生物属性，同时还具有文化属性（特别强调一点：文化具有自我演绎性），拥有复杂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类毕竟不同于其它动物，人类社会系统与其它生命系统的差距很大，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与运行机制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它任何生命系统，在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方面，现有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解释力仍然有所不足，对于现代生态学概念、术语和技术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适用程度，不能期望过高，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而应在认真披拣、选择和改造其适用部分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论方法体系[8]。如果将人类社会简单类同于一般动物系统，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参考文献：

[1]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J].北京: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12号第1期)，1936.

[3]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J].北京:中国考古学报(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三第4册)，1949.

[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北京: 考古学报，1972，(1).

[5]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J].北京:历史研究，2002，(3).

[6]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J].开封:史学月刊，2004，(3).

[7]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华.社会生态史——一个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会史研究通讯（内部交流刊），2000，(3).

[1] 这一点可由《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权威学术期刊频繁刊载有关方面的学术论文可以看出。

[2] 关于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情况，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别作了较系统的回顾；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可参阅。

[3]关于西方环境史学的发展，曾华壁《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湾《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及《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及其学术意义》（收入氏著《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别有所介绍，可参阅。

[4]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中华文史网”2004年9月22日刊发）。对于这一转变，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载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兹据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专门的论述。

[5] 由于笔者不懂英语以外的其它西方语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据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网“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读者若欲了解详细，请登录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为经典之作。

[7]尽管中国史家早就注意到自然对人事具有重要历史影响（例如司马迁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视为史家的基本任务，至少隐含了关注自然环境影响社会人事的思想倾向），近代以来中外史学家都曾就“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展开过热烈讨论，但自然环境（中国古人多称“风土”）在传统史学中曾长期被视为一种恒久不变的客观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究天人之际”并未真正付诸实证性的学术实践。

篇10

关键词： 标志设计 传统与现代 创意性 民族性 国际性

一、历史文化元素在图像传承中的衍生与嬗变

中国古代先民具有丰富的暗示力和象征力，他们把似真似梦的境界与无形无迹却又无往不在的虚空融为一体，超脱、浑厚而又空灵，借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与梦想憧憬。从远古崇拜的图腾直到明清产生的吉祥符号，都体现了这种独特的宇宙观与生命情调的认知，并在绘画与艺术设计等领域中表现其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美学价值。如何运用中国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为现代设计服务，使传统文化的深刻意蕴为现代标志设计服务，这是值得探讨的伟大工程。

华夏民族历来自古崇尚自然，无论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还是南方的农耕民族，他们对自然的顶礼膜拜，其最终形式是投身自然，与自然融合为一，即所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既是道家的思想，又是儒家追求的境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把自然的地位放得如此重要。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的中国北方由于富裕而辽阔，人们生活在山泽原野之中，与宇宙天地及自然界奇禽异兽的活泼生命相接触，接受自然的感应，加上自身的顿悟，于是，他们用丰富的暗示力和象征力代替对形象的实际摹写，把似真似梦的情景与无形无迹却又无往不在的虚空融为一体，从而形成流传数千年深入炎黄骨髓的传统元素。

可以说，传统元素是民族文化观念的物化形式和传播载体，具有特定的内涵和约定俗成的信息传播功能，先人把特定情感和观念与物的形式相联系，借物抒情，以形写意，形的背后往往蕴藏着深层的象征寓意。譬如太极图形由黑白两个鱼形纹组成，俗称阴阳鱼，形象化地表达了阴阳轮转，相反相成是万物生成变化根源的哲理，且不论它的深刻含义，单从图形设计的巧妙性来说，成功地运用了图底反转，对比强烈却又融汇合一。太极思想，折射出中国人的哲学观，也阐述了中国人对万事万物存在的解释。中国人习惯用动态变化来理解事物，万事万物都有两面，阴晴圆缺、忧欢祸福、天地乾坤、水火、生死、冷暖、动静、吉凶……太极图形由黑白相生、首尾相连的阴阳鱼构成，寄寓着东方式的阴阳哲学。太极构图给人的感觉是动态中的平衡，是东方文化的一种视觉特征与记忆符号。太极图本身是具有生命力的，那些以此为构图模式设计的标志图形，同样延续着这种动态平衡的力量和美态。如香港著名设计师陈幼坚为香港西武百货公司设计的标志将双鱼符号与西武百货公司英文名字“SEIBU”的首写字母“S”同构，象征着企业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同时“鱼”与“余”同音，又蕴含着“年年有余”之吉祥意蕴，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不单单是像太极的阴阳鱼图形这一类构图，共用的构图方式也常常出现在中国民间吉祥图形与文字中，犹如信手拈来的游戏，折射出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衍生的有趣思维方式。在这种文化心理的指引下，中国传统艺术中产生了丰富的图形、文字、符号，比如：香港平面设计师靳埭强设计“中国银行”标志，以古铜钱与“中”字相结合，以常见的图形传达深刻的寓意；又如“三兔三耳”“三鱼共一头”“招财进宝”等构思。当这些符号与现代标志设计所需求的信息传播、文化心理等因素相契合时，它们的丰富寓意便会在现代设计中重新释放，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中国传统符号因其丰富的造型和吉祥寓意，早已根植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审美文化，沉淀为民族审美心理图景，其在当下商业文化传播中展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恒久的审美魅力，经过现代设计手法的演绎，焕发出神奇的魅力。诸如中国联通、北京申奥标志等一批兼具民族文化魅力和现代审美时尚的新形象，也是为大家所认同和推崇的标志设计的精品佳作。

二、民俗文化的在传统标志中的深厚积淀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民间的文化艺术形式犹如一颗颗珍珠散落在其中。民俗图形其实是古代先民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和理想憧憬的一种形象表达，专门为营造吉祥而创造的装饰艺术造型设计，它的形成不是一个偶然艺术现象，是中国民间、民族艺术和民俗文化千百年来的深厚沉淀，是广大劳动人民集体的智慧与创造。中国传统图形资源极为丰富，在其自身的发展和演变中，既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又有多姿多彩的风貌；既有多样而统一的格调，又有独特、深厚、富有魅力的民族个性和民族意蕴。这些图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演变而不断沉淀、延伸、发展，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造型体系，它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也体现出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艺术精神。

在民间风俗文化中能找寻到许多现代标志设计的图形元素，结合数字化时代的处理方式，向世界展示出中国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设计之风。我国图形艺术源远流长，民族元素符号具有多样的形式、丰富的内容、深邃的含义，且富有极其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

譬如，最常见的龙凤，就是我们先祖想象出来的吉祥动物，是一种预示祥瑞的征象，是幸运福祉的象征。龙能治水，预示龙能带来风调雨顺；凤是百鸟之王，凤鸟和鸣是太平气象，是老百姓所期盼的。对农耕民族来说，最关心的是天文气象。据专家考证，《周易》的河图洛书就是天文和气象图。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将龙代表帝王的权威，而民间则用作美好的象征。中华民族被喻为“龙的传人”，故而，在国际上，“龙”被认为是中国符号。

花卉也是中国传统艺术中常用的题材，许多花都象征了美好的寓意。莲花清雅脱俗，是佛教的专用花卉；牡丹国色天香，象征荣华富贵；梅花傲雪犹香，象征气节不屈；桂花与“贵”字谐音，寓意富贵临门。如云南白药的标志采用的就是宝相花和葫芦作为元素，宝相花是人们吸取诸多花美的特征，想象创造出来的一种富有装饰性的富丽花形。好比中国的龙，是动物的结合体，宝相花也是花卉的结合体，集百花美之典型，寓意吉祥美满。而葫芦通常代表珍贵宝物的收藏器具，它又与“药”有联系，民间有谚语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通过这个标志云南白药很明显地体现了企业性质和行业特征。

三、传统图形的几何构成及其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原始先民在最早的彩陶器皿上，进行装饰性描述，逐渐开始掌握抽象几何的艺术形式，并学会了直线与曲线的妙用。如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中的人面鱼纹，生活在西安半坡的氏族以渔猎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久而久之，人面鱼纹就成为半坡氏族的主图腾，它以太阳与鱼复合为人面祖先像，以双鱼作双耳，以鱼尾作人面唇须与头徽，相辅相成，同时具有“黑白”的双关效果。又如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中象牙雕刻上的双凤朝阳纹，太阳与鸟是河姆渡文化先民的祖先崇拜物，以两只鸟形与一个日形共用，组成一个左右对称的图徽，取得均衡稳定的视觉效果。最巧妙的要数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徽”，即神面像，其最上端为一弓形冠，冠下为一倒梯形人脸，冠顶饰放射状羽毛纹，兽面眉脊与鼻下为血盆大口，人的腿呈盘膝状置于兽嘴下，兽耳同是人臂，人足同是兽须，人面与兽面又是人体与兽头的搭配，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是远古图徽共用形的绝妙实例。

在这之后，人类开始了抽象的几何纹样的研究和使用。在今天的标志设计中，抽象的中国几何纹样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寓意，它是现代设计创意的重要元素。

方胜、万字符、如意、双钱、盘长等几何纹样都广泛地被运用在当今标志设计中。盘长，佛家说盘长包含“回环贯彻、一切通明”之意，盘长图形，无头无尾，象征连绵不断之意。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联通的标志。还有云纹、涡纹、火纹、鱼纹……设计师对原形不断分解、转变和重构的衍生形融合到标志的设计之中。这样设计出来的标志，不仅能够保留传统艺术的神韵，而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还能充分地表达标志所蕴含的理念与个性。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原企业标志就是根据吉祥纹样的“回纹”造型变化而来的。将约定俗成，并已经在中国民众心中达成共识的传统图形的“形”和“意”，沿用到标志所属公司的固有的内涵之中，从而延展出更新、更高层次的理念精神，使其具有鲜明的文化性与民族性，是中国现代标志设计走向成熟的必然趋势。

传统符号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是我们探索现代设计民族性的重要资源和基础，任何“新的创造、现代创造”都不可能切断与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的关联。在世界日趋全球化的今天，西方文化也时刻影响着我们的设计观念，设计教育和设计评价也有盲从西方的趋向，中西设计交流活动中因为中国设计师本元文化的缺失，屡屡受到西方同仁的质疑和批评。我深信，中国设计师在历史转型中感受到的这种“话语失落”的痛苦，根源在于我们对本土深厚的历史文化继承的缺失，这就造成我们对标志设计所秉承的理念的盲从和失落。毋庸置疑，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必要的，任何纯西方化或极端民族化的观点都是失之偏颇的，传统不应该被湮没抑或僵化，它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但脱离了国际视野和现实环境探讨现代设计的民族性，也不过是犬儒的观点，都是短视和狭隘的表现。正如鲁迅所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根植于民族文化与时代气息的创造和弘扬，才能赋予标志设计艺术恒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