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体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项有关中国大学毕业生求职意向的调查表明,中国移动、中国石化、国家电网等进入世界500强的体制内央企异军突起,和微软、IBM、宝洁等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同时出现在“最理想的雇主”前十名之列。这充分表明,在利益面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不要说大学毕业生了,一位美国咨询公司部门总监曾透露过消息给我,说正在犹疑是否要考虑一家央企的年薪80万的高管职位。顾虑有二:一,作为猎头找来的外来管理人员,他没有编制和根基,是否影响将来的立足?二,作为长期在体制外工作的人,能否适应体制内企业氛围?后来他最终没有去,当然他不会告诉我原因。但我猜很可能是他的学历不够。听一位在中石化集团工作的人说,大学生入职他们基本只要硕士以上的,至于主任一级,更是海归博士比比皆是。因此这位体制内有识之士也赶紧在业余读了一个博士学位出来。虽然没正式上过几天课,他也拿到了学位证书,而且还是中国名校的。因为这样的博士太多,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不把这“荣誉”印在名片上。在满大街是外国人的今天,倒显得那些郑重其事把“博士”印在名片上的老外过于高调了。

好的体制内企业不仅薪水开得可以与跨国企业媲美,甚至更高,听说还可以合法避税,这一直让我十分羡慕。为什么我们的薪水不能够被分为基本工资加上汽油费加上营养费加上电器费加上旅行费再加上随便什么名头的其它费用呢?如果在少交税的喜悦和满世界找发票的苦恼中二选一,我应该还是更倾向于前者吧,毕竟是自己的真金白银啊!

更不要提另外一些福利了。最近我与一位在北京市级垄断企业担任副处级级别的同学进行了一番长谈。他开着公司配的车,汽油费停车费保险费养路费全报。而据我所知,大多数跨国企业,就算亚太区总裁也未必有这个待遇。

因为在美国读过硕士,他的国际视野让他比一些同事多了许多忧虑。忧虑所在单位的垄断地位能维持多久,忧虑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忧虑万一垄断地位丧失,自己能否胜任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之所以还留在这里,是因为他感觉这种垄断局面至少在25年内,也就是他退休之前应该不会变。但显然连他都无法确信这个判断,因此很是恐慌。相比之下,虽然我也担心养老问题,总的来说好像没他的忧虑多,算是开不上公司配车的小小补偿吧。

“体制内”的畸形

看了“朝九晚五”专栏的《“体制内”值多少钱?》一文,感触颇深。

我进入“体制内”的企业已经一年有余,2007年毕业,在“体制内”的一年工作经验,近乎是我所有工作经验的一半。

这一年有余的时间,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体制内”的企业文化――喝酒、开会、报销三大特色。

或许在体制外的人看来,体制内工作是一件削尖脑袋也要挤进来的事。但我实地观察,更多的体制内的人,心态都是奇怪的。

一方面,在利益的驱使下,乐呵呵地数着体制内滋生的人民币;另一方面,在错综复杂的关系面前,数落着张三李四的背景后台;

一方面,在同仁面前,漫骂着赵钱孙李厚颜的马屁行径;另一方面,在领导面前,阿谀奉承地说着让自己也觉得恶心的话。

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在尝试着学学当下数量庞大的“裸官”。海外置业、移民准备……为自己的N年之后的前途找个好的归宿。

深信终有一天这个体制会变革。而在这个体制还未改变之时,自己本身作为构成体制的一个部分,大肆地为自己计划的好归宿做着充分准备。

这,或许就是在这些体制内的人们心里的畸形。我,或许也是这个畸形群体的一员。相信,很多人,也是在这个“体制内”被畸形的群体之一。

所以,回头看看您提到的“体制内”值多少钱?我想,毋庸置疑,值很多钱,它支撑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经济起飞。

但,它燃烧了太多燃料。太多、太多、太多。

悲哀的是,这个“体制”,让这些在“体制内”的人不用为了这些燃料买单。

篇2

【论文摘要】当今，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资本的全球化自由流动趋势继续加强，金融业国际化的迅猛发展对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跨国银行作为金融全球化的中坚力量，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与市场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指为了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跨国银行的活动依法进行必要的监督与管制的组织机构及权限划分。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市场经济管制的制度安排，是金融监管体制的核心，是银行监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基本可以将跨国银行的监管体制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型，即一元监管体制与多元监管体制。一元监管体制是指由国家的一个法定机构专享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并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监管政策，统一进行监管活动，其中，英国是推选一元监管体制最为典型的国家。英国《银行法》将银行监管权高度集中在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多元制是指两个以上的机构享有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共同执行监管政策。

就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而言，属于一元监管体制。2003年，我国成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如前所述，从整体上看，一元监管体制需要较好的运行环境，即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市场体系比较完善统一；(2)经济发展比较平衡；(3)居民人口不太多；(4)监管人员素质比较高。与上述条件相比，我国是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不完善，不适合实行单一监管体制。然而，我国却采用了单一监管体制。看起来，我国的银行监管体制实践与理论并不完全吻合。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几个方面理解：首先，我国是个单一制国家，在跨国银行监管上，只能实行一级监管体制，而不可能实行两级监管。这是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要求。其次，我国是个大国，市场体制尚不健全，统一监管是银行业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因此，一元监管体制有利于维护银行业的秩序，而且所产生的体制成本相对较低。第三，虽然我国实行一元监管体制，但中央监管机构下设了众多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根据其授权委托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监管，满足了人口大国对银行监管的需求。从总体上讲，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基本上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在新形势下，我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从世界跨国银行监管体制的发展经验及趋势来看，我国应就以下方面改革与完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首先，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建立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协调机制，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业采用的是分业经营，因此我们先后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分别对证券业、保险业及银行业负责监管。但从世界金融发展趋势来看，金融综合化、混业经营己成为一种潮流，而且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银行业市场会进一步开放，更多的跨国银行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且多数国家的银行己经开始混业经营，这给我们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借鉴综合监管体制的经验，对于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的国情和现实使我们不能冲破现有的体制框架，只能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协调，建立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以克服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关于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中央银行的协调机制，即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协调下，银监会负责银行业监管，并与证监会、保监会保持密切的协作监管，并统一向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第二监管机构间的监管信息及时交流机制。第三监管机构间的联合调查及采取行动的机制。第四与国际间银行监管机构的合作机制。

其次，完善有关银行监管体制的法律问题。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和《商业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银行监督管理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外资银行监管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这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对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与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造就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律平台，但不能断言我国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己无完善必要。实际上我国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根据我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从法律上对下列制度进行完善：(1)分业经营虽然有利于金融业的稳定，但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全能银行(混业经营)己经成为世界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商业银行法适当取消或弱化对分业经营的限制。(2)在取消分业经营限制的基础上，必须从法律上建立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协调机制与综合监管机制。例如，证监会是否有权对银行的行为进行调查等问题，法律应当明确规定。(3)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弱化其国家机关的性质，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提高其监管协调效率。(4)完善银行监管的法律程序。程序是体制运行的基本保障，监管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程序所构成的监督与管制过程。可以说，没有适当的程序，就没有适当的监管。目前，中国跨国银行监管程序总的来说比较粗糙。例如，银监会对外资银行的调查权有哪些及行使程序如何，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导致调查权的界限及其行使程序的边界模糊，大大降低了监管的透明度，这与WTO的透明原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从法律上进一步具体规定监管的程序及提高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政策的透明度，将成为中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与完善的重要议程。

第三，应当加强银行业的自律管理。虽然自律管理不是监管体制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自律组织是监管的传导机构和监管运行的协助机构，自律管理不但可以减轻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监管压力，弥补监管的不足，而且可以对银行业稳定发挥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监管无法实现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自律性约束是金融风险监管成败的关键。目前我国银行自律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两个银行法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自律制度不仅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且急需进一步完善。中国加强银行业自律有两个突出的现实意义：(1)在市场经济中，主体自治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银行业的自律是实现银行业市场自治的重要路径；(2)加强银行内部监管是当前银行监管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加强自律则是加强银行内部监管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强自律应当是中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关于加强自律的路径选择问题，应当考虑三个制度上的措施：一是为银行业自律提供更高层次的制度安排，用法律形式将银行自我约束机制确定下来，将其纳入正式监管制度的范畴；二是适当参照香港的做法，考虑赋予银行自律组织适当的自治性监管职能，如调查会员间的纠纷等；三是提高银行自律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其在监管体系中真正发挥正式监管主体之外的补充作用。

参考文献：

[1]胡定核.英国金融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金融参考，2000，7.

篇3

百年奥运显沧桑，不同时间的人们对于奖牌荣辱观的认识程度不同，其背后的支撑体制也大相径庭。首位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刘长春单刀赴会，在那个风雨飘摇、饱受欺凌的时代背景下，民众越加期望民族英雄的出现，对于奖牌的渴望无需多言。然而积贫积弱的国度却无法支撑起有效的训练机制、后勤保障，参赛的各种费用也大多由民众筹资。

即便时过境迁，同样的窘境也依旧存在于一些团体及国度，诸如此次里约奥运会上代表全球2000多万难民的难民代表团。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如何能够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撑，在缺衣少食的情况下又如何能有相应的体制保障，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于荣誉的渴望并不会因此而褪色半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在国家积弱的情况下，民间资助、强烈的奖牌渴望成为这些运动员的时代备注。

当国家处于百废待兴中，精神鼓舞往往成为一种有效选择。但不完善的体育市场机制、不成熟的培养体系、不雄厚的体育基础，决定其复兴周期未免过于长远，此时通过集中人力物力式的培养往往成为不二之选，这种方式无疑有益于短期内爆发。但这种摘顶式的机制，一者对于金字塔底的运动员未免过于残酷，二者对于退役人员缺乏必要的后续关怀。

同样情形并不止于新兴国度，一些老牌国家也将奖牌数量视为国家复兴标志中的重要环节。在这种背景下，诸如英国也奉行起“唯奖牌论”，从1997年其“世界级表现投资”启动以来，其投资额节节攀升，到里约奥运会周期投资高达3.87亿英镑。根据英国《卫报》统计，每个奖牌大约花费了英国550万英镑。相关投资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其奖牌数量也屡创新高，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15枚奖牌、奖牌榜第36名，升至此届奥运会的66枚奖牌、奖牌榜第2名。不管是新兴国度一鼓作气，还是复兴国度为了荣誉，均体现出国家高资助、奖牌强渴望的特征。

职业化、市场化是相对更成熟的路径，其价值在于可以夯实民间基础，强化人员流动，提高竞技的交流水平，更在于能节约国家层面的投资，避免陷入举国体制的“包养”弊病。在体育文化足够浓郁的国家，相关项目的市场化和职业化水平日趋完善，高层次竞技水平让运动员缺乏挑战感，而更高的职业收益则让运动员无需依赖于奖牌奖励，运动员夺冠后的“冷漠脸”、“霸气范”就不难理解。同样也正是这种获奖常态化，民众心中早有金牌归属感，金牌荣辱观的弱化也就自然而然。

这并不意味着职业化、市场化就是包治百病的良药。一方面，对于缺乏民间追逐的小众项目来说，职业化难以普及，完全依赖于市场化难以提升，对此种运动而言，俱乐部式的小众筹资与适当的公共资金扶助显得尤为必要；另一方面，基于逐利性而言，伤病、年老或者处于竞技下坡期的运动员往往处于被遗弃边缘，种种不人性的做法实则有违体育精神，由此构建相应的医疗保障、人员分流等配套机制势在必行。

金字塔的美丽，不仅在于塔尖的光彩夺目，更在于整体的大气磅礴。竞技并获得奖牌的结果值得敬佩，但拼搏进取的奋进过程更彰显出体育真谛。与运动员同悲喜、淡名利，民众更具有宽容而博爱的精神；少些官本位，多些真性情，映射出人本主义于国家层面的回归；有初心、必竭力，为家国情怀注入更多人文温度。

这种进步，源于国民体育素质的全面提升，源于体育训练更专业化和国际化，也源于更自然、更健康的竞技心态。一如我们所看到的国民“体质综合指数”的整体提升，各项目所引进的名教及更专业的训练、康复体系，还有我们所见运动员的强大自信与笑容。

篇4

在中国尚未引进营销体制之前，全国保费规模财险占四分之三，寿险占四分之一，各家公司将主要精力用在财险上。另外，寿险业务当中95％是团险。这种业务结构受政策的影响很大，保费能不能进入企业成本，是不是要有奖励资金，只要财政部一有文件，保险业务就有波动。

正是个人营销体制把中国寿险的保费结构彻底翻转过来了。现在，个人业务已经占到整个寿险公司保费规模的80％。可以说，中国保险业尤其是寿险业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个人营销体制功不可没。

“大进大出”弊端渐显

保险界所称“130万营销员”只是一个习惯性的虚数。目前取得人资格并留在保险公司展业的共有70万人，至于没有取得资格证书仍在展业的人数则很难统计。

每年招很多人进来，同时又有很多人离开，这一现象可以用“大进大出”高度概括。我们调研发现，以一年为单位，招进来的人满一年以后，能留在公司的平均是20％左右，好的公司是30％。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人员，并不算保险公司的正式员工，享受不到各种保障，这必然导致营销员失去归属感，对自己的工作没有长远打算，而这恰恰与寿险公司的发展战略相对立。所以，现在营销员包括公司的经营出了很多问题，从根本上说，就出在这个体制上。如果维持现状的话，必然与寿险业进一步发展迎头相撞。这些问题，如不从体制上解决，自然会出现现在的误导消费者问题，将来还可能出现其他问题。

职业化与专业化共荣

对于营销员体制，寿险公司表示，其存在具有合理性，至少成本最低。营销员做到业务保险公司就发佣金，做不到就不存在固定开支。

相比公司内部人士，外部人士改革寿险营销体制的呼声更急，他们不仅包括人，也有消费者和业界专家。虽然在具体解决的办法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总体思路上，我认为必须要达到两点：未来的中国营销员体制应该是职业化与专业化共荣。

所谓职业化，是不管保险公司采取何种形式，营销队伍应是以寿险销售或者保险销售作为终身职业，而不是做短期行为。所谓专业化，是指营销员提供的应是一种专业化的服务，如果营销员能够提供高水平的专业化服务，自然可以像律师、注册会计师一样获得社会的尊重与认可。

中国保监会对此并不会设定一个固定的模式，各家公司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大胆地试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公司最终会受到市场的惩罚。

借鉴国际经验

目前我国的保险人制度是西欧、美国、日本等国家30年前盛行的营销方式，后经台湾、香港传入大陆。我国现在营销员体制所出现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也都曾经出现过。

篇5

文化发展体制机制是关键

云南省围绕健全机制、建立体系，以推动文化发展，抓住了关键。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改革创新文化体制机制，激活发展内在动力；通过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牢发展基础；通过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提升发展内在实力。

强动力、打基础、升实力，定能实现云南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文化强省的目标，让广大人民真正得到文化实惠。

党的十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为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指明了方向。云南省结合实际，进一步树立文化自觉，提升文化自信，努力推动云南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走出一条具有云南特色的文化自强之路。

实现文化自强，就是对文化强国目标的不懈追求，表现为实干兴文的全部实践活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云南文化发展的灵魂自强。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坚持不懈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使之成为各族群众自觉遵守奉行的价值理念。

改革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实现云南文化发展的动力自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加快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深化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强化服务功能，增强发展活力。大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大力推进文化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创新，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样式，增强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感染力。

篇6

一、收支范围的划分

(一)收入。

1．收入范围。扣除上缴中央、省级收入后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和牌照税、资源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列入乡（镇）、场收入范围。

国有资产经营收益、海域场地矿区使用费收入、排污费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城市水资源收入、矿产资源补偿费收入和池开发区、统一马口铁企业、后电石厂税收收入，不列入乡镇、场收入范围。

2．收入解缴。乡（镇）、场收入范围内的各项税收直接缴入市级国库，市财政按支出预算序时进度核拨经费，年终通过上下级财政结算。

3．执行中由于政策的变化涉及收入项目和企业单位的调整变动，由市财政局另行通知。

(二)支出。

除乡（镇）、场自收自支人员外，乡（镇）、场全额拨款在册人员工资、公用经费、医保资金和住房公积金由市级财政列入预算。

二、收入基数的核定

(一)收入基数：年地方级税收（耕地占用税、契税单列考核）以年实际完成数作为收入基数，年、2012年类推按环比计算核定基数。

(二)支出基数：人员工资由市级国库统一支付，公用经费、医疗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按标准列入市级财政预算。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按政综号文下达的补助数执行。即村级组织运转支出补助和乡镇级机构运转支出补助，不含五保户补助及乡村两级办学补助。

三、增量税收分成

以年为基年，年增量税收（不含耕地占用税、契税）地方级留成部分除市与石码镇“八、二”分成外、其他乡（镇）、场实行“六、四”分成。分成资金于下一年第一季度安排兑现；未能完成基数的乡镇按相同比例扣减补助经费。

四、其他有关规定

(一)加强专项经费管理。上级下达的专项补助经费须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首先要确保计生经费和优抚经费的开支。

(二)对困难乡（镇）场实行政策倾斜。对隆教乡实现的税收地方留成年增量部分全额返还，对东泗乡、双弟农场实现的地方级税收全额返还，用于弥补经费不足。

以上的优惠政策均不含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收入以及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税收收入。

(三)对石码、榜山、海澄、紫泥四个镇在市区规划范围内和港尾镇靠疏港公路两侧经营性土地以及由市政府投建的道路两侧的土地按政府收益金（扣除税费、基金、成本后，下同），市政府与乡镇实行“八、二”分成，其他乡镇按“七、三”分成。

(四)进一步扶持九湖、东园工业园区的发展，经营性土地出让金（扣除税费、基金、成本后）实行市与九湖、东园工业园区“二、八”分成。

(五)为鼓励乡（镇）场招商引资积极性，从今年开始，实行耕地占用税奖励政策。即耕地占用税收入扣除征收经费和手续费后按实征数的20%给予奖励，奖励金必须在项目落地投产并有税收收入时给予兑现。

(六)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实现的地方级税收，根据市人民政府政综[]171号文的通知，应全额返还给市专项用于各工程项目的还本付息，新一轮的财政体制只作为乡（镇）场、开发区的收入，但不列入计算乡镇的超收分成。

篇7

四类主体功能区的生态保护区,特别是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的生态保护区,其主要功能是推进生态建设,修复和保护生态。在生态保护区内,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居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受到制约,这就需要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解决生态保护区内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矛盾,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

生态保护区的现实难题

1.“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两难抉择

四类功能区的生态保护区,特别是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生态保护区,大多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一方面要保护环境,另一方面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问题,面临着“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两难困境。这些地区群众致富自然要利用本地资源优势,但“限制与禁止开发”使得“靠山吃山”和“靠水吃水”的居民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2.以GDP为政绩指标,忽略环境保护

以GDP作为考核地方领导的指标,处于生态保护区内的地方政府必然追求GDP,纷纷设立开发区,竞相提供优惠条件,招商引资。在环保方面,地方政府往往对于引进的企业放宽环保要求,从而导致引资门槛降低,一批产业层次低、高消耗、高污染的项目在经济欠发达的生态保护区落户。

3.生态补偿主体单一

中央政府是补偿主体。从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看,纵向转移支付占绝对主导地位,即以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缺乏横向转移补偿机制。我国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大多集中在西部,而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大多集中在东中部,生态服务提供者和受益者在地理范围上的不对应,导致西部生态服务提供者无法得到合理补偿,形成“少数人负担,多数人受益”,“上游地区负担,下游地区受益”,“贫困地区负担,富裕地区受益”的不合理局面。区域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微乎其微。

4.生态补偿管理部门多且效率低下

生态补偿体制部门色彩强烈,补偿管理部门多元化。生态保护管理分别涉及林业、农业、水利、国土、环保等部门,这些部门主导着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生态补偿实际上成为以“部门主导”的补偿。以部门为主导的生态补偿,责任主体不明确,缺乏明确的分工,管理职责交叉,在监督管理、整治项目、资金投入上难以形成合力,资金使用不到位,生态保护效率低,造成生态保护与受益脱节的“三多三少”现象:一是部门补偿多,生态保护区农牧民得到补偿少;二是物资、资金补偿多,扶持生态保护区产业、生产方式转换补偿少,输血多,造血功能弱;三是直接向生态建设补偿多,支持经济发展、扶贫补偿少。

建立多种机制

1.实施分类政绩考核机制

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中央政府对不同功能区确定有差别的政绩指标体系。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实行生态保护和修复优先的绩效评价,主要评价水质、水土流失、森林覆盖率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环保指标等,少考核或不考核GDP指标。对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要建立以市场价值为导向的国土资源评估、考核管理系统,改变GDP崇拜的单一指标的绩效考核办法,形成以国土资源利用率为核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系。

2.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让生态保护区居民分享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培育生态保护区的造血功能,在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构建和谐社会。

1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财政转移支付项目中增加给生态保护区的补偿科目,用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生态功能区的建设补偿、对西部生态退化严重区域恢复补偿等。

2国家对生态保护省份实行政策倾斜,增加对生态保护省份环境治理和保护的专项财政拨款,以及财政贴息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对因保护生态环境而造成的财政减收,应作为计算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3逐步构建以政府财政为主导,社会捐助、市场运作为辅助的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4开征生态保护税,保证生态补偿资金有长期稳定的来源。开征新的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税,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同时,完善现行保护环境的税收支出政策。征收“碳税”,通过转移支付将碳税转移给生态保护区。

3.将财政转移支付横向补偿纵向化

建立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根据“提供者收费,受益者付费”的原则,明确四类功能区的定位、保护的责任和补偿的义务。让生态受益的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政府向提供生态保护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以横向财政转移改变四大功能区之间既得利益格局,实现区际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缩小四大功能之间经济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

在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初期,需要横向补偿纵向化。就现在行政管理体制而言,财政资金横向转移补偿机制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由于每个功能区都可能涵盖多个同一级别的政府,每个同一级别的政府又下辖多个层级的政府,因此,政府之间的财政资金横向转移将形成一个极为复杂的网络,政府行政级别越低,网络越复杂。这样导致转移支付标准、数量都难以确定。

横向补偿纵向化,是在中央确定横向补偿标准后,将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向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补偿资金统一上缴给中央政府,由中央财政通过纵向转移支付将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拨付给限制和禁止开发区政府。

调整行政规划

1.以生态保护区为中心设置新的市

现在生态保护区大都由多个县市政府共管,在彻落实中央环保政策、制定和执行地方环保政策的过程中,市县政府之间、各县政府之间协调工作量大、协调工作困难。

以生态保护区为中心设新的市,将生态保护区内原分属不同地市县划归新设立的市。由新设立的市履行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职能,可以有效地改变政出多门、交叉、扯皮、行政效率低下等现象,缩小同层级和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制定、执行环保政策的差异,减少不同属地政府之间执行环保政策的摩擦,有利于生态保护区统一执行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环保政策,显著地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的行政管理效率和环保资金使用效率。

2.改变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撤市改局

对地广人稀的生态保护区,撤市改局由新设立的“局”统筹生态保护区的生态保护、自然资源保护、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提供公共服务等职能。

“局”的资金来源是中央的纵向转移支付、横向转移纵向化的转移支付和省级财政直接拨款,有稳定的财政资金支持其履行职能,从源头上清除了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导致的环境污染,也消除了产业层次低、高消耗、高污染的项目在生态保护区落户的现象,彻底改变生态保护区面临的“要温饱与环保”两难选择和追求财政增收的压力。

篇8

然而,近期有关税改的一系列政策构想,却开始在公众中产生较强的逆反心理。比如正在征求意见的《车船税法》,拟为了节能减排而大幅提高车船税征收标准;房产税、物业税将提高公众房产保有环节的税负;环境税开征也已渐渐浮出水面……

有关中国人税负有多重的讨论此起彼伏,财政收入连年超GDP增长令人侧目,上述酝酿登场的新税更容易让民众产生疑问:政府不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吗?为什么还在持续增加税负,从老百姓兜里掏钱?

事实上,世界各国因为国情不同,税负高低各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以北欧国家为例,其税负在全球居高位,但其民众并不会因此而有很多抱怨。原因在于,在其税制结构中,直接税为主体,有利于国民收入分配调节;政府财政大比例通过公共支出的方式转移给民众,提供更加完善、均衡的公共服务,建立高福利国家。

问题的核心不在政府收了多少税,而在于税制结构是否合理,在于收上来的税是否真正公平、合理地用在了公众身上,用在以人为本、实现全民可持续健康发展上。

以此为标的,中国的财税体制显然有加速调整、改革的必要。

从财政收入方面来看,中国现有税制重间接税、轻直接税的结构显然不利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调节。

1994年税制改革,中国确定的目标是实现间接税、直接税双头并重的税制格局。时至今日,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为主的间接税仍然占大头,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比重仍然偏低。

间接税与直接税相比较,前者主要产生于生产环节,更易于征收,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较弱,后者主要产生于消费环节,对征管水平要求较高,但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则更显著。

同时,由于增值税环环紧扣的链条特征,更容易刺激地方政府尽最大可能拉长工业产业链,事实上刺激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大搞投资拉动的积极性,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的一大病根所在。

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公众希望知道,各级地方政府收上来的税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是否实实在在用到了公众身上?用了多少?怎样具体分配的?哪些是有效的,哪些被浪费?用来大酱油的钱是否被拿去买了醋?⋯⋯

现行财政体制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加之民众日益觉醒的纳税人意识,使得公众对政府财政收支的不信任感难以被真正消解,反而在一定的情形下被越发强化,即便有益的改革都可能被误读而无法真正顺利实现。

因之,我们有必要对财政体制调整改革做整体的把握、清晰细致的路径设计。

其中的关键点应该是,从税制结构来看,必须要下决心真正扭转间接税独大的局面,切实在不断提高税收征管水平的情况下,降低间接税在整个税收中的比重,加大更具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直接税在税收中的比重。首当其冲的,个人所得税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应该尽快推进,而不是停留在小打小闹的起征点问题的纠缠上。

从财政支出方面看,则必须要加快政府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转轨,使得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能够用在公众真正需要的地方,最合理有效地发挥其功能。

“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2008年3月18日,总理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的这番言论令人记忆犹新。

篇9

2005年以前，爱尔兰一直采取的是由十家互无关联的地区性医疗委员会向450万国民提供医疗服务的方式。当时，政界人员是这些委员会强有力的代言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决心维持其所在地区的医疗服务，哪怕这样做并不符合患者的最大利益。

2005年，爱尔兰政府着手改革这种医疗服务的方式，将这些委员会合并成一个独立的机构，即健康服务署（HSE，以下简称健康署），并将基本医疗、住院治疗和公共卫生合并到健康署中，从而使医政分离。成立之初，健康署就和爱尔兰卫生与儿童事务部签订了一项服务合同，后者每年向健康署拨款150亿欧元。该合同明确规定，健康署的首席执行官要对每年的预算情况负责。虽然健康署很多医疗改革措施最初遇到了很强的阻力，也饱受爱尔兰政界和媒体的批评，不过它还是显著改善了爱尔兰的医疗服务。通过几年的改革，爱尔兰医院内候诊人数大为减少，更多患者享受到了高质量的基本医疗服务，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都明显改进。

建立综合的基本医疗团队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医疗系统的基本问题是资金和医疗资源的短缺。在这种环境下，患者把得到临床医生的诊治看成是一种优待。因此，尽管患者作为纳税人支付着医疗费用，但还是不愿意抱怨。临床医生从患者那里听到的大多是溢美之词，因此他们也缺乏改进的动力。”刚从健康服务管理署卸任的第一任首席执行官Brendan Drumm博士介绍了健康服务管理署成立之初，爱尔兰医疗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健康署开始向临床医生灌输这样一个观点，即爱尔兰的医疗体系需要的不仅是资金，而是必须对医疗服务的组织方式和护理服务提供方式进行重大变革。

“只有改变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才能在离人们的住宅更近的地方提供更多的基本医疗服务，甚至到他们家中服务，而且这些医疗服务的质量和价值更高，也更方便且容易获取。这意味着很多提供社区服务和医院服务的独立机构将停止运作，我们需要一个单一的管理结构来负责处理这种医疗环境下的预算、人员、质量和绩效。此外，我们还必须解决患者和临床医生之间交流不畅的问题。因此，我们的第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就是将基于社区的专业医疗人员转变为基本医疗团队。”Brendan Drumm博士指出了建立基本医疗团队的初衷。

通过在各个社区建立综合基本医疗团队，健康署重新配置了医院服务，以便在最有效的医疗环境中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此外，所有的医疗服务必须实现一体化，这样无论患者接受多少临床医生的诊治，都可以获得流畅的医疗服务。”Brendan Drumm博士强调道。

在建立基础医疗团队的过程中，健康署以患者的需求作为起点，每一支团队都为约1万名爱尔兰人提供服务。这种方法让全科医生、社区卫生服务站护士等基于社区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参与其中，使他们改变了过去患者信息交流不畅的状况，可以根据患者的需求将医疗资源有效调动起来。截止到目前，爱尔兰大约有300支基础医疗团队为爱尔兰50%以上的人口提供医疗服务。据了解，到2013年爱尔兰有望实现组建500支基本医疗团队的目标，其中有很多团队在运营时会使用最先进的设备。

重新配置医院服务

爱尔兰大约有50家急诊医院，规模分为大、中、小三类。在大约40年的时间里，爱尔兰政界的压力使这些医院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式难以进行变革。这导致很多从医疗质量和安全角度来看应该废止的一些做法不得不延续，比如很多小型医院并没有多少手术要做，但还是配备了完整的手术团队随时待命。“这些规模非常小的医院不但使患者置身于医疗风险中，而且医疗成本高昂，使我们无法向大型医院投入足够的资源。”Brendan Drumm博士介绍道。

爱尔兰重新配置医院的第一步是将许多复杂的医疗服务从小型医院转移到大型医疗机构。为了使这项工作顺利开展，健康署先在一个地区对医疗服务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了解哪些措施的效果更为出色，然后将这个计划扩展到其他地区。

“最初，医院资源的重新配置遭到了政界人士和公众的抵制。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临床医务部门领导者的支持。他们游说地方和全国的政界人士，痛陈变革的必要性，并帮助我们向公众开展宣传，他们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Brendan Drumm博士谈到。

争取临床医生的支持

一开始，爱尔兰的临床医生对医疗系统的改革也持怀疑态度。“很多临床医生对我们的改革措施甚至是冷嘲热讽。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认为对医院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是必要的，但是并不愿认同改革计划。在健康署成立前，临床医生和医疗系统管理者间可谓泾渭分明，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建设性的关系。”Brendan Drumm博士回忆道。

为了说服临床医生认可改革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实现的，健康署决定让一小部分已经接受医疗系统需要改革的临床医生参与到变革中。为了使这些临床医生从他们同事那里争取到更广泛的支持，健康署与培养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和其他专业医疗人员的研究生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组成了一个名为“爱尔兰研究生医疗培训机构论坛”的新组织。在该论坛的支持下，健康署向爱尔兰的临床医生介绍了临床部门领导者的观念及其在改进医疗服务方面的重要性，使更多临床医生认可并支持医疗改革，并使临床医生和临床医务管理者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工作关系。

“在争取临床医生支持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虽然临床医生的广泛支持很重要，不过临床部门领导者的实际人数也应该保持在相对较小的数量，以提高他们的可信度和权威性。要让临床领导者在发展一体化医疗系统方面卓有成效，采取跨部门的方法也很重要。我们的临床领导者不仅是外科、医药或儿科部门的临床主管，他们还负责医院中提供的所有临床服务。”Brendan Drumm博士总结道。

推进绩效管理

健康署成立之初，爱尔兰医疗系统没有与医院和临床医生相关的绩效数据。而对医院和临床医生建立全面的绩效衡量体系又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成为健康署早期的工作重点。

借鉴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用来提高当地政府绩效的方法，健康署制定了一套反映爱尔兰医疗系统绩效的指标。其中，医院的绩效衡量指标包括急诊部和非急需手术的等候时间、每日病例处理速度、专科医生的新门诊患者接待人数、医护人员数量以及病例组合。社区卫生服务保健机构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儿童疫苗接种率、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团队每月接待的新家庭数量等。

健康署研发了一个名为HealthStat的应用程序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并定期与医院管理人员和资深临床医生开会讨论这套绩效管理的成效。因为这两个群体要负责制定行动方案以改进绩效不佳的领域。借助HealthStat系统，医院管理人员可以将自己的绩效与爱尔兰其他地区医疗机构的绩效进行直接比较。“我们发现，大多数医院管理人员和临床医生都乐于了解他们的绩效结果，也愿意看到相关的绩效报告。因为他们都希望自己所在的医疗机构取得成功，知道这种成功将会得到认可和表扬。”Brendan Drumm博士指出。

此外，健康署每月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医院和临床医生考核的绩效，以供公众查阅。“不过，到目前为止，公众还没有开始使用这些信息来确定要选择哪家医疗服务机构就诊，也还没有充分利用HealthStat系统来了解不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绩效情况。一切还有待时间的检验。”Brendan Drumm博士对绩效考核的未来充满信心。

篇10

这个冬天，撩动中国足球脆弱神经的既不是孙继海久违的“间接助攻”，也不是郑智不俗的老特拉福德首演，而是一群承载着北京奥运之梦的年轻人在欧洲巡演的“中国功夫争霸战”。无论与女王公园巡游者那场惊天之战究竟要打谁的屁股，但在球场上打架毕竟是不对的，更有趣的是，最新的斗争动向指向了“精神压抑论”，看来，国奥队员一个月内连斗数场，不是看《亮剑》的后果，而是长期集训导致的精神压抑症，甚至连国奥主帅杜伊也表示：“我的队员不应该只顾着踢球，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不应该实行军事化管理。”于是，和以往每次一样，体制又成为万众的标靶，体制似乎成了中国足球的桎梏，人人都可以来批一把。

那边厢，“Fight goes on”，《泰晤士报》血淋淋的报道标题仿佛是给这团无名怒火助燃的新汽油。QPR的球员不懂人情世故、轻重缓急，在和中国人斗殴后两日，在与绍森德联队的英冠联赛中，他们再度出手，这更给了中国网络上自诩为民族主义的捍卫者绝好的借口，有至少超过一百个不知大脑为何物的狂傲分子在我的博客里叫喧要对英国开战，要去伦敦再会女王公园巡游者。

中国足球真是荒诞剧的优良土壤。某件具体的事件总会在莫名其妙的激动情绪中被上升到关乎国家尊严、民族大义的高度。这不是足球疯狂分子们第一次要征服英国了，还记得当年罗恩・阿特金森的故事吗？历史如此诡异，又如此相似。

所有人都在说足球不是战争，足球只是一场游戏。但对不起，中国足球例外。在新年前夕，网络疯狂分子一直沉浸在非理性的癫狂之中，中国足协让郜林道歉的指令更像一根鱼刺，刺痛了他们的喉咙，无数人在虚拟的空间里嗷嗷叫着奋勇争先，而他们，在虚拟的热情与气节感染下，个个都成了肩负拯救中国足球于水火重任的“五四青年”。

在一个广场暴民时代，常识被忽略了。足球终是要靠脚来解决问题的，球场外的归球场外，但球场内有球场内的解决方式。如果被侵犯或骚扰就要动拳头，那么以后拳击和足球就可以合并了。马拉多纳会用气枪打记者，但马拉多纳在球场上无论被搞翻多少次，他惟一的反击方式就是进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