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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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分析法的本质之前，作者认为有必要先搞清楚法和法律的区别，这对于认识环境法能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此处所说的法是比法规、规章、条例等更加广义的法，是自然界中的各种法则的总称;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体现阶级意志的规范总和。早期的马克思从自然法学的某些观点中吸取并指出，“法是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而法律则是法的表现”。这里自由无意识的自然规律所指的法是客观存在的法则，而不是主观的认识，法律则是将这种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法规，也就是说法律是立法者通过自己的大脑和笔将自己所认为的法的样子描写了出来，法律的样子就取决于立法者的思想和认识。再后来，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时候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也就说明法的内容都是根据物质条件而变化的，物质条件的改变会引起法的表现形式和体现的意志有所变化，但是这不会改变法的本质，它所改变的都是法的表现形式———法律。

二、法的本质与环境法的本质———内容与形式的体现

作者认为，法的本质是调整关系，调整是促进、抑制、保护、协调等，它有很多种方法;关系有很多种，利益关系、身份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种本质是客观存在的，环境法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些学者提出法的本质是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的核心是利益，法的本质是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同时发生着改变的，作者同样认同法的本质变化的观点，但是这种变化的根据是物质基础，也就是生产力，这是从意识根源到物质根源的转变。法的本质在于调整自然界中各个生物之内和生物之间的法则。法的价值、目的等都是法的本质的体现，以为在不同时期环境条件下，法的这些体现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基础不同，所以体现的内容和形式也就不一样。

三、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宏观方法———公法与私法的重新界定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从古罗马时代就有法学家提出过，他的分类标准是根据法律调整的主体和调整对象是否涉及社会利益。这种划分方法虽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作用，但它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法律公私性质的划分应当是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才能够进行的。例如经济法、社会保障法、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就超出了传统法律公私划分的边界，呈现“法律理论的基础与社会生活的状况极不一致的现象”。作者想指出的是，这种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对法律的划分，不是对法的划分，是对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区分，而不是对法这个客观存在进行的分类。这也就说明，这种叫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公法律和私法律。那么，以类似的标准———调整对象，对法进行分类的话，公法应该是自然之法或宇宙之法，私法应该是人类之法，私法调整人之间以及人组成的社会组织、团体、机关、国家之间的关系，公法调整其他物种之间以及人与它们的关系。

四、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微观方法———人的行为

篇2

论文摘要:本文对师范院校非环境专业开设人与自然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及考试方式的选择进行了探讨，并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初见成效。

目前我国师范类高等院校，为学生提供系统的环境教育训练还不够，尤其是高校的环境伦理教育更加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不同专业方向的未来教师，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接受一种带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环境教育培训，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在总结提高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以生态科学知识为基础，以环境教育理念和方法为主线的教学内容和模式，使学生在学习的同时感受、体验、领悟、渗透其中的环境教育思想和未来可以借鉴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同时帮助他们树立起新型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现，实现大学生环境意识由知到行的转化，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共和谐。

1　教学内容体系

按照教学计划，人与自然课程为36学时。本课程教学内容分为四章。第一章讲述生态系统的概念、组成成分、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熟悉生态系统平衡和失衡的基本特征，掌握生态平衡的定义；第二章讲述污染的概念，环境污染的主要类型以及环境污染产生的根本原因，了解水污染与废水处理的生态对策，大气污染及其防治，固体废物的处理及其资源化；第三章主要介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和作用，提高人们保护自然资源的环境意识，从而使我国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获得人类重视及完善发展；第四章通过前面知识的铺垫，使学生了解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根源就在于人们不正确的人与自然观，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处环境的现状，只有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　讲授方法

人与自然课程尝试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进行讲授，以便在较少的课时中，有效地对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进行人与自然相关内容的介绍。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对某些环境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达到提高其环境道德素质的目的。从各个特殊案例的了解分析中提炼出关于生态问题和人类行为的一般道理，使学生的眼界不至于被局限在具体的生态或环境问题中，这样既可以启发学生思维，增强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记忆，也容易与学生产生互动，使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变为积极的参与者。

例如在美国北部的五大湖区域，也发现了大量鲑鱼和鳟鱼死亡的事件，情况与鳄鱼僵尸十分类似，也是由于脑部的神经元坏死。经过反复的调查和试验，最终调查人员发现，死因是由于鳄鱼体内缺乏一种叫做“硫胺素”的物质，这种物质也叫做“维生素BI”。再次的实验结果表明，正常鳄鱼的内脏器官维生素Bl含量正常，而僵尸鳄鱼内脏器官的维生素Bl含量明显减少。调查终于有所进展。

最终，科学家得出了僵尸鳄鱼出现的原因：格里芬湖风光秀丽——人们移居到此——开垦肥沃的“腐质土农场”——大量化肥流人格里芬湖——格里芬湖水质富营养化——某种藻类大量繁殖——其他鱼类数量大量减少，除了一种叫做“窝斑”的鱼类——“窝斑(鱼祭)”体内有一种“硫胺素酯酶”，可以迅速分解生物体内的硫胺素——鳄鱼只能吃到“窝斑(鱼祭)”——鳄鱼体内缺乏硫胺素——鳄鱼大脑出现病理性损害——鳄鱼反应迟钝，僵尸化——溺水，饥饿等原因死亡。

最终结论：“窝斑(鱼祭)”是凶器，但不是凶手。真正的凶手正是我们——人类!

这样结合实际案例讲解相关概念和知识，就容易让学生理解掌握，从而使他们由被动的接受者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并且层层深入，容易与学生产生互动，启发学生思维，利于学生记忆，最终使学生深刻体会到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地球上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教学手段的选择

由于人与自然课程主要介绍动植物和自然知识，展现自然魅力、伟力和威力以及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探讨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有效途径，从而达到使学生关注生态环境，吸引更多的人学习自然，珍爱自然，感悟自然，享受自然。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特别需要采用一种不同于传统课堂的教学手段一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内容包容量大、效率高而且表现形式生动，许多用语言难以表达的东西用多媒体能够很容易地做到，所以多媒体教学特别适宜作为人与自然课程的教学手段。

4　教学方法以及考试方式

人与自然课程涉及内容广泛，该课程的教学目标即通过介绍动植物和自然知识以及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学生了解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从而培养学生爱护自然、尊重生命的环境保护意识，使学生懂得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人类应与环境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要更好地完成该目标，在教学方法上必须突破习惯思维、转变观念。

人与自然作为一门全校性选修课程，在教学内容上比较灵活，弹性大，我们力图改变传统考试方式，期末采用灵活多样的考查方式以尽量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方法为：70％的成绩由教师给定或学生自选相关感兴趣题目后自主查阅文献或参考书，按照科技论文的写作形式撰写小论文。通过这种方式，不但能开拓学生视野，还能提高学生查阅和整理资料的能力，同时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30％为随堂小测验，这样不仅可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还有助于学风建设。

5　教学实践效果及对今后课程建设的思考

据每学期期中检查和结课前的调查情况来看，自该课程改革以来学生满意度均在85％以上，这将激励我们进一步思考更多的办法来使这门课程适合学生的要求。

在今后教学中，我们将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5.1　编写合适的讲义。目前，人与自然课程可选择的针对性教材很少，上课内容多从众多参考书中筛选出来的，这对学生更好地掌握该课程造成一定的难度。我们目前计划着手编写相应的辅助教材，当然这项工作的完成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

5.2　教学内容上要与时俱进，多联系当前时事来进行。随着科技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人与自然课程涉及的一些教学内容及社会热点问题每年都有变化，因此该课程应根据实际情况不时进行更新，做到与时俱进。

5.3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分层教学。人与自然这门课程涉及内容广，教学内容可深可浅，而且学生基础也参差不齐，如果有必要，可据文理分科教学，教学效果可能将更好。

参考文献：

[1]陶文娣，北京市大学生环境意识调查与分析[J]

[2]朱义年，李湘萍，大学生环境意识的培养与提高[J]

[3]周邦智，师范院校非师范专业环境与健康教学内容及模式的探讨与实践[J]

篇3

关键词：异化，美国梦的幻灭，消费主义

 

美国著名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的代言人”、“爵士乐时代的优秀编年史家”，《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的发表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无论在思想意义还是在艺术水平方面，《了不起的盖茨比》都堪称20年代“美国梦”破灭的一首绝唱。小说以盖茨比和美国上流社会的时髦女郎黛茜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并通过严谨的结构布局和崭新的叙述视角，将“美国梦”的幻灭这一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爵士时代”的一部巨作。而本文认为，作品最动人心弦的力量还在于，小说中揭示了三种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反映出菲兹杰拉德对现代人处于异化状态的关注。

一、异化

关于“异化(alienation)”概念的起源，各位学者的说法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其起源于基督教的《旧约》，也有认为其是源于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还有认为其源于佛教、伊斯兰教的教义等等[1]。本文探讨的异化是在近论框架下所产生的概念。法文“aliener”和“alienation”，现在通译成“异化”(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词)，它的本意是“转让”或者“出卖”。

近代，在社会政治学意义上使用异化一词的是卢梭。，卢梭将异化概念加以普泛化，他认为，异化就是人的不自由的状态，即依附。而德文的“异化”被黑格尔运用于其哲学之中才获得了深刻的哲学意义。黑格尔是经典异化理论的真正创始人。黑格尔认为，异化指的是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分裂出他的对立面的客体，而客体后来反成为支配主体的力量[2]。

异化在人类历史上的表现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分裂。它所反映的实质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迥然相异的诠释。卢梭以“社会契约学说”视之，叔本华以“唯意志论”视之，尼采以“超人哲学”视之，黑格尔以“自我意识论”视之。异化观独得其要，马克思是这样定义异化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 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其异化理论阐述为四个方面: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4] 在哲学视野下，这一理论亦可归化为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并逐步成为贯穿西方文学的基本主题。一些现当代严肃作家的著作中，描绘了一幅幅“社会荒原”的凄凉画面。本文正是采用马克思的异化观，对《伟大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美国梦的幻灭从三个方面，既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异化，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从人的异化到美国梦的幻灭

“美国梦”源起于殖民主义时期，其代表人物为本杰明·弗兰克林，他的一句 “自助者，天助也”概括了美国梦的本质特征。“美国梦”代表着最大化的个人自由，最先进的物质进步和最丰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机会。换句话说，人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个人成功，即获取财富。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爵士时代，经济繁荣，许多投机者一夜暴富，成了众人的榜样，因而也赋予了美国梦前所未有的吸引力。然而，这一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精神堕落和道德沦丧。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生活，享乐主义盛行，财富成为成功的唯一标志。《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向读者展示了荒凉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斥着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并最终导致了盖茨比梦想的幻灭。

人与自我的异化主要体现为：盖茨比梦想的异化。年轻时的盖茨比怀着最为传统的美国梦，以富兰克林为榜样，试图通过自身的勤勉和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他受到了大富翁丹·科迪的影响，开始不择手段的赚钱。上流社会富有而美丽的女子黛西的出现使盖茨比的美国梦有了具体的化身。为了赢回初恋情人黛西的爱，盖茨比通过非法贩卖私酒，一夜暴富，并期望通过财富使自己重拾过去的好时光，运用物质手段去实现精神梦想正标志着盖茨比美国梦的腐败。而“声音中充满着金钱”[5]的黛西，作为盖茨比美国梦的化身，同时也是上流社会虚荣、世故的代表，将车祸嫁祸于盖茨比。硕士论文，消费主义。当他揭开了“梦”的面纱后，才发现它是如此的空洞和虚幻，生命和爱情的失去标志着盖茨比美国梦的彻底破灭。

人与社会的异化体现为：盖茨比借助“炫耀性浪费”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并向上流社会渗透，但是上流社会文化决定了盖茨比最终的失败。硕士论文，消费主义。硕士论文，消费主义。《伟大的盖茨》涉及了“美国梦”主题，美国梦，简而言之就是对成功的追求。硕士论文，消费主义。成功的标志是获得财富和名声，而“到达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便可同时抓住这两者”，因此成功也往往意味着跳脱原有的阶层、跻身于上流社会。硕士论文，消费主义。盖茨比显示了他对上流社会文化的模仿和对自身修养的自卑，而以汤姆为代表的贵族们利用其在教育、教养、审美方面的优势，对欠缺文化修养的暴发户们进行排挤和打击。在当时那个充斥着物质享乐，肤浅和私欲的黑暗世界里，曾经壮志凌云追逐梦想的盖茨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

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关系，毫无道德准则可言。盖茨比以各种手段炫耀财富，因为他相信金钱可以买到爱情，买回黛西。由于她是只重金钱而本身没有实际价值的人，她是“金色的姑娘”，她不可能是幸福和爱情的化身，也不可能给盖茨比的生活带来意义和满足。他建议用金钱来酬谢尼克为他和黛西安排了约会，却对默特尔的惨死无动于衷。而他身边的人更为残酷：黛西，如此“纯洁”、“美丽”的女子，居然在肇事逃跑后毫不愧疚，无视盖茨比的命运，而去与丈夫度假；汤姆在谈笑间就借威尔逊之手除掉情敌盖茨比，毫无道德准则可言。

三、异化原因分析

通过对这些扭曲灵魂的描写，菲茨杰拉德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处于异化状态的担忧。人是不能生活在真空状态的，人必然受到社会影响。在上世纪20年代，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其基本特征是炫耀性、时尚性和挥霍性。消费主义所带来的伦理后果是人类的生存危机、社会的消费不公和人成为物的奴隶。消费主义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丧失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能力。人不仅有物质的需要，而且还有精神的需要; 人不仅应当追求物质的富足，而且应当追求精神的富有。虽然没有物质的满足，人则无以生存，但没有精神的追求，人的生存则无疑是异化的存在。

消费主义者只关注自己眼前的消费和物欲的满足，而没有对未来的长远筹划，更没有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它割断了自身同未来的肯定性关系，“只留下以关心当前的满足来掩盖的自恋人格”，而“当人们随着丧失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也丧失从前对任何传统形式的宗教性信仰时，就会陷人及时行乐的境地”。[6]一旦人们过分地沉溺于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则必然是精神的贫乏和心灵的空虚。在物欲主义的洪流中，人们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问能力，虽然“我是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孤独、冷漠和人类灵魂的失落，却无法使人找回真正的自我。对于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似乎成了人们自我价值确证的惟一形式。硕士论文，消费主义。

总结

综上所述，异化问题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痛苦经历，人的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观和信仰等缺失。盖茨比美国梦的幻灭的直接原因在于他树立了虚妄的爱情理想，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物质成功来赢得爱情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当时那个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充物欲横流的黑暗世界里，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并且产生了三种异化：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使天真浪漫的梦想家盖茨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铸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陆梅林，程代熙编选.异化问题.上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1.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8.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3.

[4]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2.

[5]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巫宁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09.

[6]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

篇4

[关键词]环境史 环境问题 历史研究对象 历史认识论 历史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8-0089-05

在多年的环境史研究和教学实践中，无论是自己的思考，还是同学们的询问，都涉及环境史研究的意义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些心得体会，并通过多种方式，与学生们做过或深或浅的交流。这里，将近年来的一些想法以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思考总结出来，以飨读者。

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当然可以从多种角度去思考和表述，对于不同的受众来说尤其应该如此。对于从事环境史学习和研究的历史学专业的同学来说，笔者重点强调的是，从推动历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具体而言，是从历史研究对象、历史认识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把握。

一

我们知道，史学界已有人认识到，环境史的一个突出的贡献，是使史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时下关注的引起全球变化的环境问题上来，这些问题包括：全球变暖，气候类型的变动，大气污染及对臭氧层的破坏，森林与矿物燃料等自然资源的损耗，核辐射的危险，世界范围的森林滥伐，物种灭绝及其他的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外来物种向远离其起源地的生态系统的入侵，垃圾处理及其他城市环境问题，河流与海洋的污染，荒野的消失及宜人场所的丧失，武装冲突所造成的环境影响，等等。[1] （P2） 上述认识，显然是从历史研究对象的角度对环境史研究意义的一种阐发。简言之，环境史研究大大拓宽了史学的范围，其中一个方面，如上所示，即史学家已经将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环境问题或环境灾害纳入史学的范畴，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这也是对人类历史内容之认识的一个很有意义的突破。关于这个方面，笔者曾结合洛维特的《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中的一个观点，[2] 谈过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洛维特在书的“绪论”中说到：“无论是异教，还是基督教，都不相信那种现代幻想，即历史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发展，这种发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决恶和苦难的问题。”[2] （P7） 针对洛维特的这一说法，笔者不敢肯定异教或基督教是不是“都不相信那种现代幻想”，但笔者认同，世界历史进程的确催生了这样一种现代思维现象，即历史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其中一个衡量标尺，是“我们这一代”比上一代活得更好，而活得更好的体现，则可能是物质的占有量更多，精神的自由度更大。并且，如果将这种“历史不断进步的发展”认识，全然说成是一种“现代幻想”，肯定会惹来众多的非议，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无需用什么深奥的道理，只要列举凭经验就能感知并触摸的诸多事例，就可以指证洛维特的“现代幻想说”的虚妄。

然而，愚见以为，洛维特的上述说法是有着深刻的道理的，因为，时下的环境史研究几乎可以证明的，不是“现代幻想说”的虚妄，而是“那种现代幻想”的虚妄。换言之，环境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历史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发展，这种发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决恶和苦难的问题”确乎是一种现代幻想，因为它可以通过并已通过一个个实证研究，无情地向人们揭示，人类在维系自身存在的同时，很可能打破了神圣的自然秩序，或者说切断了伟大的“存在之链”（The Chain of Being）。这样，不管他如何抗争，到头来未必能逃脱“弑父娶母”的悲惨命运。所以，我们很不情愿地看到，在人类文明史，尤其是近代以来以“现代化”为发展方向的历史进程中，有多少生命、多少存在成为了现代化进程的祭品。可以说，人类在“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决恶和苦难的问题”的同时，也在“自毁长城”――制造了更多、更深的苦难与恶；其中最为深重的，可能莫过于人类自己制造的核弹有可能将人类文明及其赖以支撑的大地炸得粉碎。如今,“生存还是毁灭”，的确成了问题。并且，今天人类的生死之忧，并非只是像哈姆雷特那样对“人”的生生死死这一个体问题的忧虑，而是对生养人类的大地母亲及其养育的无数生命之存亡的整体问题的思索。因为，如果不讳疾忌医的话，我们就应该坦承，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包含着重重悖论。在一定意义上，人类为生存所需，可能有意无意地破坏了“存在之链”。创造即毁灭。人类为改善衣食住行所创造的哪一项物质成就，不是以其他存在的被消耗或死亡为代价的？譬如水泥路面的建造。人们在发明坚固耐久的材料，用它来构筑平整光洁的路面时，也阻塞了地下水源的涵养，干涸了地上、地下生物的生命之泉；更何况，这样的材料可能还是以挖空、炸碎山体而取得的。

的确，环境史家所研究的各类环境问题，是一个事关包括人类自身的整个地球的“生死之忧”的大问题。由此，笔者认为，即使环境史研究停留在这一层面，也足以体现它存在的价值，因为它已惊醒一度沉睡在“发展”、“进步”之春秋大梦中的人类。在人们当下所制定的应对环境问题的各种措施中，不能说没有环境史学家所贡献的智慧。关于这一点，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在《我们为什么需要环境史》一文中作了精辟入理的分析，[3] 其看法颇具代表性。

当然，环境史研究肯定不能也不应停留在为人类文明大唱挽歌的层面，毕竟，人类所拥有的理性“又是一个最坦诚的监督者，会对人类生存的偏颇行为发出调整的信号”。[4] （P431） 其实，理性在“对人类生存的偏颇行为发出调整的信号”时，也不能不受“自然感性”的感召，所以，我们断不能将它们两者割裂开来。实际上，人类也正是在其理性和自然感性的共同催促下，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要求人类自身调整的强烈信号的。梭罗、缪尔、利奥波德、卡逊……无数先贤往圣的言与行，正是他们在面对人类偏颇行为时所发出的这样的信号。我们既然有志于环境史研究，就不仅要学会倾听和接收这样的信号，而且还要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宣扬这类榜样的力量。

从这个方面来说，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一书中，[5] 已经为我们勾勒了如何把握这种“信号”的清晰线索。笔者近几年在这一领域也有所探寻，并拟定了系统研究的计划。目前，已从政府立法和民间环保两大层面着手，指导研究生共同研究。在政府立法方面，已指导同学研究过英国1876年的《河流防污法》和1906年针对空气污染的《碱业法》（制碱业在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被英国人视为污染空气的大户）。[6] 在民间环保方面，我们目前关注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相关内容。譬如：关于美国，有同学研究了以缪尔为首的自然保护主义者和以平肖为代表的资源保护主义者之间的交锋。[7] 关于英国，有同学研究了“国民托管组织”（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的环境保护行动，[8] 有同学梳理了“皇家鸟类保护协会”（The Royal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Birds）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并分析了其活动的意义和影响，[9] 还有同学正在研究和总结“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的历史和成就。关于日本，有一位同学从环境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日本新水俣病问题，探讨水俣病患者与同情他们的人士的维权行为。为此，他去日本留学一年，除了收集文字资料，还作了必要的调研工作，从而将一个普通的日本匠人――旗野秀人在35年里积极支持水俣病患者并倡导地域再生的言行呈现出来。他在毕业论文中，花了一节的篇幅记录了他对旗野秀人的采访。从中可以看出，在一些日本人眼中的这位“怪人”在帮助那些面对死亡和痛苦的患者时，以他自己的人性之美，呼唤着人们对人与自然之爱的追求。[10]

2006年，我们编写了《和平之景――人类社会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一书，[11] 该书分三大部分，主要梳理了20世纪人类社会存在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灾害，人们面对环境问题所作的反思，以及各方面力量针对环境问题所采取的行动。这项工作的开展，从两个方面增进了我们的认识。一方面，我们从学科层面认识到了环境史可以拓展和深化的历史内容，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我们认为，环境史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譬如物质环境史的同时，还可以与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军事史等相结合，从而发展出环境政治史、环境社会史、环境思想史、军事环境史等众多的次分支领域。并且，我们已对其中某些领域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2] 另一方面，我们在思想层面领悟到环境史研究可以揭示出人类所具有的深刻的悲剧精神。自近代以来这种悲剧精神的某种体现，在于哈姆雷特式的形而上沉思始终在与克劳狄斯式的冷静计算相较量。虽然后者可能一时占上风，甚至仍在变本加厉，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人类文明史中，对真实的、有机的“家园”之爱和冥想，一直不曾中断；对自然之内在价值的倡导似乎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强音。①

以上是从历史研究对象的层面来谈环境史研究的意义的。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就历史研究领域和主题的扩大，以及重新探讨与解释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而言，譬如，重新探讨19世纪英国的霍乱，[13] 重新解释近代欧洲国家的殖民活动[14] 等，环境史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

那么，从历史认识论层面，我们又如何把握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呢？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在《世界近现代史基本理论和专题》研究生课程教学中，讲过“环境史：作为一种反思的史学理论”这一专题。在此笔者想同大家一同思考这样的问题，当史学工作者受到当代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而着手研究环境史时，他们看待历史的视角有什么变化？他们对史学作出了什么样的新的思考？为此，笔者从认识对象、认识主体和认识中介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且突出强调，当我们说环境史学工作者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认识历史运动，意识到人与环境的关系自古以来在每一个时期都具有塑造历史的作用时，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并深入研究，环境史到底应如何认识人、认识自然、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于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笔者曾做过专门的分析。[15] 目前笔者正在思考和研究的是环境史对自然、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认识和书写问题。对前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高国荣先生在其博士论文《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中有一章专门谈及，而且谈得比较透彻。笔者认为，环境史研究者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除了要充分揭示各时期各文明（包括各学科）中的人们关于自然的“实然”认识外，还应该进一步挖掘他们针对人类自己、约束人类自己而赋予自然的“应然”蕴涵。在这方面，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无疑是我们从中汲取思想养分的宝库。其中，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大地伦理学、深生态学、自然价值论、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等学说或主张，对于我们如何认识和定位环境史的自然观，可能会很有启发。在笔者看来，生态价值或自然价值本身，不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而是一种信仰，既然是信仰，信以为真即可。谁都能感觉到，人类能存活到今天，全仰赖着大自然的恩泽；迄今，人类也只能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滋养的乳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饶有兴味的是，自然之先在的权利和价值作为不争的事实为何在今天非得经过论证还要大力倡导不可呢？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而纳什在其著作中已为我们勾勒了这一研究的线索。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者在教学中从物质、能量和信息之交换的角度进行了论述，现在看来，我们的认识停留在这一步是很不够的。固然，环境史研究作为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必然要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数据资料，① 乃至范畴和思想，但是它肯定不应满足于对有关事实的陈述和对外在关系的认识。我们不要将环境史局限于专门之学，而要首先将其主张的人与自然互动的核心理念视为一种通识观念，以重新考察人类的历史运动，从而如上文所述，对许多历史现象作出新的解释。其次，还要将环境史的人与自然互动理念内化为一种情感。这样，在涉及人与自然之关系问题时，虽然我们已看到，古人早有“天人交相胜”的论述，其中既有交相利的一面，也有交相害的一面，但是我们仍然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内在的生命关联，人应该践行对自然的无条件之爱，而这种爱是不需要论证和计算的。为此，也需要我们通过研究将历史上本来存在的这类爱与美的言行揭示出来，使其中的思想智慧融入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三

还有，从历史方法论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认识和分析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对此，笔者从治史原则、叙述模式与具体方法等方面，谈过环境史应有的特色及其推动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譬如，关于环境史的治史原则，笔者的看法是“上下左右”，这是从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出发，并结合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原则而生发出来的。具体而言,“上下左右”是对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史的形象概括。其中,“上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中的上层、下层，一是自然中的天上、地下；“左右”主要指人周围的动、植物和其他环境要素。而对上下左右的有机联系及其历史变迁的认识和研究，因将社会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勾连起来，从而与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相比，可能会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或揭示历史的存在。这样，环境史凸现的“上下左右”的原则，即是对传统史学的英雄史观和新史学的“自下而上”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在这里,“继承”可以从人及其社会的角度来认识,“发展”可以从自然的角度来理解。关于环境史的叙述模式，笔者的表述是“天地人生”，这是对环境史叙述的立体抽象。其含义是，环境史的叙述，包含了天、地、人、生物等各种要素，人们通过讲述这些要素之间因相互影响、分合交错而演绎的各种故事，构建了一种立体网络状的历史画面。② 至于环境史研究的具体方法，尤其是跨学科研究，已有不少学者作了论述，③ 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关于环境史研究的意义问题，我们可以从诸多方面加以把握。对于笔者个人来说，从事环境史研究也是自己摆脱环境无意识、增强环境意识的环境启蒙过程。这确实是实情，因为在这之前，笔者从没考虑过自然的意义这类带有哲思的问题，即使对自然有些认识，那也只是人人在与自然打交道时都必然会有的那种朴素的直观的想法。现在，笔者这方面的认识多少有些升华，对自然的爱、对弱者的关怀已内化为自己的心性气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较好地遵循深生态学的理念，俭朴、节制已成为一种自觉意识。这样，笔者从事环境史研究也就能做到更自觉、更积极；不盲从、不懈怠。

如果笔者不研究环境史，就产生不了上述各方面的认识；换个角度说，笔者以前所学习和研究的历史，并没有教给笔者上述那些可能更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史学智慧。此外，对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功用或现实意义，笔者曾用三句话来概括，这就是：环境史研究是认识环境问题的一条路径，是解构有关环境问题之不当论调的一种方法，是增强环境意识的一个措施。而且，为了将这种认识运用到对现实环境问题的理解之中，笔者还于今年4月申报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百人工程”项目，倚重“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的两位朋友，计划对北京市危险生活垃圾的现状展开调查，并从废物流的角度加以分析。我们期望，通过关键问题和关键角度，从一个方面切实深入地把握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以便对危险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置和管理提出具体的建议，并为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特别是分类回收体系的建设提供决策依据。这一调查计划已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并已按计划进行。可以说，这项调查工作的开展，正是环境问题研究者和环境教育宣传者接触现实、了解现实问题的一种方式，也是环境史研究的现实意义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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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论文摘要:后现代生态观对于我们确立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体现了人对生命进化不同方向的智慧选择。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用一种全新的价值观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后现代生态观的定义，起源与演变

    (一)定义

    后现代生态观，顾名思义就是在批判传统哲学理论，批判现代性基础上，以生态学的观点重新定位人类，重新看待人类在世界中的生存位置。认为人只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每一种生物非生物都有其存在的生态理由，并对其他存在产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而生态系统是有其自身的平衡规律与资源限制的。人类当代的经济增长繁荣，实际是以掠夺破坏自然资源，侵害其他物种甚至是人类下一代的生存权利换取，以地球的生态危机为代价的。而最终，将反过来伤害人类自身，导致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地球上灭亡。因此，后现代生态观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用一种全新的价值观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用生态学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生态科学的方法论去观察、评价和调节自然，技术、社会的关系;以寻求人，自然，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二)起源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同时也造成森林资源和野生物种的破坏，带来城市的空气、水源和生活环境的污染。人们开始关注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1933年，德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兹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1949年，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论文集《沙乡年鉴》出版，在该书“大地伦理”一章中，提出，为了保护“生命共同体的稳定、完整和美丽”，需要一种新的大地伦理。在这个生命共同体中，人类只是“普通的成员和公民”

    (三)演变

    20世纪80年代，“地球第一”的概念已经形成，许多哲学家、科学家以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论证自己的环境价值观念，提出自己的环境保护方式，并开始确立起相对稳定和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1981年，斯可利穆卫斯基在伦敦出版了《生态哲学:设计新的生命策略》。1983年，汤姆·雷根出版了在动物权利理论方面的重要著作《动物权利的情形》。罗宾·阿特弗尔德出版了专著《环境问题的伦理学》。生态哲学的突破之代表首数阿伦·奈斯提出的深层生态哲学。深层生态哲学的目的在于克服西方二元论哲学，摧毁西方哲学关于自然的陈旧的思考、范式，变革西方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制度。所以，生态哲学的任务是人们在自然—技术—社会的关联中加强对我们生存基础和我们人类基础的反思。在技术的运用上趋利避害，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重新确立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生活。

    我国学者余谋昌在《生态哲学》一书中对生态哲学的特点作了概括:“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方向。它产生于人们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以及生态学发展的理论概括。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用生态学整体性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它以生态学方式思考，是科学的生态思维。”

    生态哲学家强调人类应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组织方式中违背生态规律之处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深层的改造。如一些生态哲学家指出的，“可持续发展”应以可持续的生态圈为前提。深层生态学从现代生态意识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出发提出的现代环境价值新观念，对社会学来说是富有启迪的。它们从根本上有利于人们转变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对人与自然环境作出新的观照与思考，促进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推动人、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整体性的生态伦理思想

    有机整体观是后现代生态观的一个基本主张，它认为世间万事万物是联结在一起的有机整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整个世界是一个生命整体，人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与其他物种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其他物种的存在状态关乎人类的生存质量。因此，整体的性质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联系才是基本的。有机整体论也被称为新有机论，是一种生态主义世界观。它强调有机创造性、内在联系性，力图克服现代性的机械观和二元论方法，主张内在关系不仅是生命体的基本特征，而且是最基本的物理单位的基本特征。有机整体观承认物种的独特性和价值，但没有将价值总体化和绝对化，与绝对生物中心主义不同的是，它承认人的特殊性并对之有适度的凸显，在这种世界观看来，人类的经验也向这个星球注人了许多据我们所知其他物种所不能有的经验。人际关系和人类的创造力所特有的享乐的特性具有独一无二的内在价值。我们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丝毫不有损于我们已实现的价值的独到之处。

    在生态学中，人的悲剧性的弱点是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恰好相反)，是其征服、人化、驯养、侵害、剥削每一自然事物的强迫症。另一位美国学者查尔斯·詹克斯也于1986年发表《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世界观承认全球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生态学观点。到了1989年，英国学者史蒂文·康纳将生态思想定位为后现代思想:人们已经以各种方式指出，生态学思想是后现代思想，因为它不是要我们将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设想为同一的、附属的或对立的，而是要我们将其设想为动态的、差异的、相互交流的。在同一年里，美国出现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声称:生态学为后现代世界观提供了最基本的要素。

    后现代主义从解构转向建构时，其生态学维度已经逐渐生长起来。生态批评既是这种成长的结果，又是其内在动力。作为聚焦于文学的生态学实践，作为建设性的后现代的一支理论劲旅，它将现代性的思想基础即机械自然观、单一性的男性精神、经济主义意义观等视为现代性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并对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检省。在深人发掘这些作为现代性的深层思想基础的各种理念、因素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同时，它倡导有机自然观、恢复女性的文化象征，标举后现代的生态世界观，提倡后现代的生活方式，从而消除现代性的危机，重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地方的关系。其目的，是想探寻恢复生态、救赎人类的理想之路。

      后现代生态观的批判目标是单一性的现代性世界观。对现代性世界观的深层思想根基的检省和批判，构成了这一思潮的主要内容。生态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性危机尤其是现代精神的危机，与男性精神的单向度膨胀扩张和女性文化精神的缺失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文化维度的缺失引发了严重的结果，造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紧张和恶化，时至今日，这种单面精神仍在继续产生着影响，而且，它在现代大规模破坏性技术中的体现使得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大的破坏性。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大卫·雷·格里芬批评笛卡尔式的自然观说:按这种观念，“在决定对待自然的方式时，人类的欲望及其满足是唯一值得考虑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价值;上帝明确地规定了世界应由我们来统治(实质上是‘掠夺’)。

    后现代主义则倾向于把人类当作自然的一部分，强调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连续性的亲缘关系。生物和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包括生物因素、环境因素及它们的关联性，都是相互依赖的。因而，后现代生态世界观强调自然世界本身的“内在价值”，要求将道德关怀的对象从社会扩展到整个生命和自然世界。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者甚至说宁愿杀死一个人而非一条蛇，也就是说，对于自然生态平衡的维护来说，他们认为某些濒危物种的保护，其意义更有甚于某个社会成员的保护。

    生态伦理学现在已经为许多环境主义者所认可，被当作判断人对环境的行为是否正当的价值基础:如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大地伦理》中所说的，“一件事情当它倾向于保持生物群体的整体性、稳定性和美时就是对的，反之则是错的”。和传统伦理学相比，生态中心伦理学的激进之处表现在它对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激烈批判上。

    由此可见生态中心伦理学和传统伦理学差别之大。生物中心主义者则体现了类似于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以此与形形的人类中心论或人类优越论抗衡。生物中心主义者认为，既然动物赋有与人一样的感觉痛苦与快乐的能力，那么也就理所当然地赋有与人同等的生存权利。英国学者彼得·辛格论证说:“如果一个存在物能够感受苦乐，那么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什么道德上的合理性。不管一个存在物的本性如何，平等原则都要求我们把它的苦乐看得和其他存在物的苦乐同样重要。”

    准确地理解评价国外不同派别的生态学与生态伦理思想对落实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的是以价值论为基础的生态伦理思想

    伦理学的基础是价值论。价值论讲内在价值也讲外在价值。所谓内在价值是说事物x自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无须借助其他尺度来衡量;它自身就是尺度。这种价值显然就是人，也只有人。而外在价值刚好相反，它是指事物y相对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x而具有的意义，或被认为是好的;它的价值是由后者经过评价所赋予的，后者是其价值有无、高低和正负的衡量的尺度。这就涉及到了人在历史性的社会实践中与之相遇的自然界或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价值问题。自然界对人所具有的外在价值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自然界的属人本性”或“自然界的人类性”;这种本性或属性随着人的全面发展也会变得日益丰富，换句话说，外在价值是随着内在价值的提高而不断增值的。环境保护论者说的“大地的价值”、“森林的价值”等等应该指的是森林或土地相对于人(即内在价值)的外在价值。价值论总应是人本主义的，它认为只有人才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这种人类中心论至今没有修正的必要，而且今天西方大多数生态伦理观仍是这个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从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论出发仍然可以持对自然进行保护的态度或立场。它的两个基本方向是:1)属人的自然界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方式。它具有不断增加着的外在价值以及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同时也是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我们应为了自身发展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更好的利用它，保护它。这就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成人与家园的关系。2)属于人的自然在历史和社会中中介着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万事万物的关系实际上都是人与人(现实的他人、他民族、古人与未来的人)的利用关系。因此，应本着尊重基本人权和各民族平等发展权、尊重人类共同文明的原则处理有关自然、生态和环境的问题。这就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也就是所谓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真正含义。

    反之从生物物种的“内在价值”出发的“生态伦理学”在理论上是难以想像的;希望以自然科学为规范构建某种“科学的生态伦理学”，实际得到的只能是这个自相矛盾的术语本身，因为伦理学总是以价值论为基础的而自然科学总是标榜价值中立，于是“科学伦理学”最多是一个总拥有零的分配方案。

篇6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学批评；人类中心主义；基督教；科学技术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面临着空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如果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不远的将来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将有可能从地球上消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生态批评应运而生。生态批评的主要诉求是重审人类文化，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态思想家沃斯特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生态批评以当代生态整体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探讨文学、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雄辩地揭示了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化的危机。反对简单地将生态问题还原成经济问题或技术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仅靠自然科学技术或经济手段远远不够，必须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积极广泛的参与和引导。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打破基于二元论、机械论的传统学科的界限，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对策。

生态批评家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是根植于西方文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所以要想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多视角、深层次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分析和批判。

一、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是工具价值。因此，人类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只能是人的利益。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排除在人的道德关怀范围之外。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和生命伦理相对立。

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是人类中心主义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科学史家林恩·怀特是第一位抨击基督教的生态思想家。1967年，他发表了颇具影响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怀特认为，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技术，赋予人类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掠夺、统治自然的神圣权利。首先，从教义上看，基督教把人看成是上帝创造的最高产物，是自然的绝对主人，对人来说任何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归他统治的。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造人时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的所有动物及地球上的每一个爬行动物。”这段话暗示了人的超自然性。人通过命名所有的动物而确立了对他们的统治。其他生物除为满足人类的目的外没有任何价值。其次，基督教通过摧毁其他宗教的万物有灵论，通过自然的祛神化手段，实现了人类把自然视作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物质而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的目的。人类曾经怀着敬畏之情看待自然，但这种感情遭到基督教的排斥。基督教禁止将自然赋予神性，摧毁了古代宗教的万物有灵论。从此，人类剥削自然的禁令也随之消失了。自然被祛神秘化为以后的科学世界观奠定了基础，科学世界观将自然看作是非神秘性的、消极的，适宜于被人操纵、控制的。可以说，科学技术主宰自然的思想基础就是基督教的祛神化的自然观。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期间，基督教统治自然的思想影响深远，主宰着欧洲与美洲的历史、文化、艺术及科技等方面。人类中心主义，人的优越性，人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是最常见的主题。在欧洲，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活动的目标是征服自然。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现代科技开始壮大。培根的名言“knowledgeispower”，翻译成“知识就是权力”似乎更贴切，其实质是，科学为人类统治自然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成为现代科学基础的笛卡尔哲学。笛卡尔哲学认为，人与其他存在物的区别在于人具有理性和语言能力，人的优越性证明人统治自然的合理性；动物由于缺乏这些品质，只能被看作是自动机器，只有人兼有物质的肉身和理智。笛卡尔凸显人与自然的区别、人对自然的优越，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相吻合，其目的是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提供哲学思想上的依据。在其文章中，怀特还提出了仅靠科学技术解决生态危机的片面性。

西方现代科学源于基督教，其目的是强化人对自然的统治，因此，现代科技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恶化，相反，赋予了人类主宰自然的无穷力量。怀特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办法。一个是跳出基督教的圈子，从其他宗教寻找生态智慧，另一个是挖掘基督教的生态资源，绿化基督教。人类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人必须从主宰地位退出，赋予万物主体性，用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平等的观念代替人对自然的统治的人类中心思想。

二、科学技术——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的根源

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在张扬人性、提倡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影响和推动下，科学技术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反宗教和倡理性的革新进程，赋予科学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重大意义。对很多人来说，科学是现代的宗教，是永远正确的，永不犯错的。但事实是当代科技不仅成为统治自然的工具，而且也变成统治人和社会的工具。科技的发展不仅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造成了严重的人文危机和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技术导致自然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性异化，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从而导致整体生态系统的崩溃。

生态批评家指出：科学不仅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导致生态危机，而且成为统治人、压迫人的工具，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异化。这一切都归因于现代技术的四个特征：技术的齐一化；效率的追求；非人化和技术失控。首先，技术的齐一化，即现代化大生产制造标准化产品，均质化的民族文化，单一二的工业化使得个性丧失，地区差异消失。其次，对效率的追求使得人的价值被忽视，数量替代质的东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另外，技术社会的关系是专业化和功能化，真正的人际关系受到威胁。技术创造各种方法操纵人，人被客体化，人成为物体。最可怕的是技术的失控。当各种技术形成一个复杂、交错的网络时，它们仿佛有了生命，成为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技术最终控制了人与自然，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人文危机。

科学技术造成了人与自然的进一步疏离。由于现代工业的发达，宗教的衰落，人的自然观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人类依靠技术的力量在远离自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人的灵魂似乎达到独立自主的境界，导致人与自然的疏离日益加强，人与自然成为了相互对立的主客体。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变得更加傲慢，认为自己是万能的，凌驾于自然之上，从而忽视了自然之根。但是当人类认为自己已经征服自然，成为大地的主人时，自然却对人类进行了无言的惩罚，生态危机出现了。自称灵魂超越自然的人类，其肉体却不能脱离自然，所以人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人与自然再次发生冲突。

篇7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创新。这种创新既包括生产上的创新,也包括经营理念、经营思想上的创新。因此,企业家应具有丰富的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才干,具有创新意识,要善于制定正确的市场战略,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新产品能够占领市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关键是把握市场的脉搏,依靠不断的科技创新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无论是提高产品质量,还是实行产业升级、培育优势产业,除了要依靠制度创新外,还需要狠抓科技创新。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弱,主要在于产品质量差、技术含量低、新产品开发慢。而这一切的原因又在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滞后。

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

一、我国企业的科技创新

近年来,我国在科学知识生产数量方面增长很快。从科学论文在国际三大权威索引――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文献索引(EI)和国际科技会议论文索引(ISTP)所占总数的世界排序来看,20世纪90年代前5年我国一直在15名左右徘徊,之后稳步上升,到2002年已跃居第6名。从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来看,我国2001年分别达到16万余件和近10万件,分别比1991年增加了263%和364%。近些年来,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相继涌现,如水稻基因组精细图绘制成功、13.1万亿次并行机研制成功,TD-SCDMA被确立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并网发电成功等。这些成就表明,我国在当今国际许多科学前沿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通过技术引进等方式,促进了产业的技术改造,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对外技术依赖的程度较高等问题和矛盾在近年来开始凸现。这种现象不尽快解决,必将使得我国众多企业未来不仅面临发展权问题,还将面临生存权问题。尽管我国近年来科研产出数量增加很快,然而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科学论文产出比较,占世界科学知识生产数量的比重仍然较小。从占世界SCI论文数量的比例上看,美国基本稳定在30%左右,英国、日本也都在8%左右,而我国仅占3%左右。更重要的是,从衡量科学知识生产质量的论文引用率来看,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科学论文的引用次数与美英德日等国相比距离较大,只与我国台湾和韩国接近。按照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与生物医学的不同领域分析各国科学论文的影响力,得出的结论类似。这些数据显示:我国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走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所共同存在问题,即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在关键领域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突出矛盾。

技术知识生产的最重要指标是专利数目及其类型。专利是由各个国家自主授予的,很难进行全世界范围的比较。但我们可以从我国和美国专利申请和授予情况进行比较分析。随着近年来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和专利战略的实施,我国专利申请量从2000年起大幅增加,2001年比1999年增长51%,从1999年的近11万件猛增到2001年的16万余件,在高技术领域内我国机构和个人发明专利的申请尤其活跃。但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发明专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令人满意。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85年我国实施专利法以来,我国企业发明专利累计申请量约为2.2万件,而外国企业申请了14万件,是国内申请量的6.4倍。在目前近5万件我国授权的发明专利中,国外公司占了60%。2001年,外国人在华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占总数的52.5%和66.9%。特别是在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的核心专利上,我国基本上受制于人。

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缺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中以科技立国,实施科技创新战略。要解决这些问题,克服这些困难,只有坚定地切实地实施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科技创新的战略方针,这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克服所有困难的关键。这种战略的实施已经是我们自建国以来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要求,是决定我们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决定我们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的根本。切实实施科学发展、自主创新、科技创新是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实现我们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保证。

二、科技创新的内涵

科技创新是科学原创和技术创新的总称。科学原创是人类在认识自然现象及其运动和发展过程中发现和发明带有规律性的新知识及其所用的器具;技术创新就是人们为了改造自然而进行制造和操作过程中,总结发明或发现的新知识和发明的新技艺。科技创新也就是:科技知识的创新;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的创新;以及人力素质和劳动技能的创新。

科技以知识为本,知识本质上是人的智力活动的成果,人的智能具有汲取原有知识和创新知识的神奇的功能。尽管信息经济时代的智能机也拥有不断增大的知识生产能力,但它永远不能取代人的高级智能功能,和取代人的智力源的地位与作用。可见,知识为本,知识以人力为本,决定了科技创新首要的是掌握科学与技术知识和进行知识创新的智力劳动群体的培育及其积极性的调动。

科技创新,关键在一个“创”字,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以达到另辟蹊径、缩小差距、后来居上的目的。这就是科技创新应遵循的原则。我国的资源有限,事事都创新,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此弄清楚为何创新,怎样创新,创什么新,就显得非常必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需要有明确的政策规范。

科技创新也要有风险意识。有没有风险意识取决人们对事物有多少了解。知道风险有多大,风险在何处,才能决定自己敢不敢冒风险。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家少一点书生气,企业家能多一点书香气,情况就会有一个根本的转变。科技创新不是随心所欲,任何发明创造都是在发掘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我们在进行任何一项科技创新时,首先需要了解前人做了哪些工作。科技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对比、不断修正的过程。

三、企业科技创新的必要性

在发达国家,90%的跨国公司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战略的主体内容,80%建立了研发中心,大多数企业至少把销售额的5%投入到研究开发当中。而在我国,2.8万家大中型企业中,拥有研发机构的仅占25%,超过半数的中央企业科技投入不足主营收入的0.5%,许多企业的核心技术和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另有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全部国有企业和有一定规模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的总和,还不如一个福特汽车公司当年研究开发经费的一半多。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不搞短期行为,不仅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且为满足子孙后代的需求,留下充分的资源、空间和条件,只有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持续优化是基础,经济持续增长是条件,社会持续进步是目的。这三大持续的实现,都离不开科技创新。

我国的科技研发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之间存在一个鸿沟――科技研究与开发与企业联系不紧密:一方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远离企业和市场,研究的许多项目目标不明确,甚至不符合市场需要;另一方面,企业缺乏强有力的研究开发机制。近20年,我国企业的进步非常大,但这个进步基本上是靠引进成果。引进是要受到限制的,靠引进推动我国的科技产业发展,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企业最强的生命力,就在于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层次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自主创新。加快科技创新,增强竞争能力,必须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家思想创新为先导,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构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引导企业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着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产品,实现企业发展由单纯的技术引进、加工组装向自主创新、自主制造转变。

四、企业科技创新的战略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已形成世界性潮流,劳力、土地、资本等传统的生产要素已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知识资源成为科技创新的战略性首要因素,前沿科技成为创新竞争的主要焦点,攻占这些科技高地的竞争已成为创新的主要焦点。科技集成成为创新的常用形式,当前面临的许多科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集成现有的技术加以解决,公司并购成为重组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以“引进”、“跟踪”、“模仿”为主的对策型发展方式,不可能使企业在此创新时代获得必要的竞争优势。科技企业必须根据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制定科学的科技创新战略。

科技创新的战略既要遵循科技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遵循一些创新的逻辑。比如,原创优先问题、常规扩张与突变革命交替发展问题、路径依赖问题、知识的非线性迭加问题,等等。在创新的实践中要有所综合,有所创造,有所集成,有所超越。

加强科技创新,必须大力推进体制上的创新。创新更需要科学的态度。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妄,科技体制的创新和良好科技创新文化氛围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而决不能以创新的名义,行主观意志办事之实,切忌盲目性、随意性和片面性。如果说,“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那么,“科技创新”则是生产力发展,进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生命力所在。

科技创新离不开继承、科技创新离不开坚持、科技创新离不开积累,科技创新离不开借鉴,最重要的是科技创新还离不开落实。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是继承的最终目的。勇于坚持才能有所创新,不能坚持就难以创新。科技创新,谋求的不是表面的华丽,而是一种实质性社会进步与企业发展。

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技价值观,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观念贯彻于科技政策的各个方面。坚持以人为本,主张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倡导天人互惠共生的意识,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规范人与自然关系的科技价值准则,在科技政策中充分体现生态思维互利的科技政策价值取向。

篇8

论文摘要：生态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大量的反映、描绘大自然之美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反现代”的经典艺术作品，为人们提供了摆脱生存环境困扰的宝贵的生态智慧，但生态美学强调自然信仰的“生态整体主义”，并不是对人类自身的否定，而是以生命为基点，重建人与世界的生态审美关系。

生态美学作为门新兴的学科领域，已成为我国当下!学术研讨的焦点和热点。作为一种超出了文学研究的、宏大的跨学科视野的生态美学，它是文学研究与历史学、哲学、心理学、艺术史和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跨学科。

20世纪以来，人们发现“现代性”这把利害并存的“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理性专制、人性淡化、精神空虚、生态灾难等人类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现代病”。“反现代性”的生态美学观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现代社会客观现实的嬗变，反映了人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一一种应然生存状态的价值诉求，是对传统发展观现代性诉求的一种必要的矫正或纠偏，是“在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猛攻之下，针对历史衍生的诸般文化与道德价值所作的意识性防卫”…。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对立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实然生存状态与应然价值诉求之问的矛盾冲突，是人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矛盾的具体体现。

由于生态美学是在现、当代特定的“工业化”和“危机化”背景下诞生，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的生态意识得到唤醒和加强，环境运动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公众文化基础，所以，生态美学更多地体现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现代性”意识的倾向。因此，深入探讨生态美学的“反现代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生态美学的思想渊源

我国生态美学思想源远流长，除了当代生态思潮的直接影响外，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丰富的生态智慧思想、l8—19世纪西方文明中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潮以及2O世纪上半叶的生态伦理思想等都为生态美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道法自然”是老庄哲学思想的核心和精华部分，它要求人顺应自然规律，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现了当代生态美学的审美价值取向。在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庄子在《秋水》篇中以河伯与北海的对话阐述物无贵贱、人是万物之一的道理。他说“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也就是说在宇宙万物之中，人只是其中之一；人在之内，谷食所生之地，舟车所通之处，个人也只是万分之一。在老子看来，人和天地万物都是以“道”为本原的，“道”是自然与人存在的共同基础，也是人与万物的共同本性。人、地、天都要效法“道”；人、地、天效法“道”，最终又等于是效法“自然”。从当代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老子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要求人必须顺应“道”、效法“道”的方法和原则，与当代生态美学要求人们以自然规律为先，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天地自然的原则是一致的。

美国著名的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道教徒的方法是对自然进行最小的干涉：无为，以不为而为之，相信事物会自己照管好自己。如果人类对事物不横加干扰，那么事物就处在自发的自然系统中。”可见，老子和庄子并没有把人视为万物的中心或主宰，而是主张将人与万物平等看待，他们都反对把人与万物分出贵贱。在传统的“人类中心论”自然观向“自然中心论”转型的过程中，老庄的生态自然观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

在生态美学的感召下，“生态美术”的研究也势在必行。生态美术与自然、环境、生态密切相关，它以生态哲学、生态美学为支点，从人类的生命存在和人性生成的视角把握美术的生命意味与生命内涵，以生命生态实现美术的审美作用与社会功效，打造后现代美术的人文立场。它重视美术与自然、环境的互渗与共生，在美术生态化与生态美术化、艺术生活化与生活艺术化等多维结构中寻求美术的泛文化、跨学科的新趋向。生态建筑、生态设计、大地艺术、环境艺术等新的艺术形式之出现，证明了生态美术已成为当代艺术演进过程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环境美学、伦理美学、生态美学等应运而生。这些新型美学派对现代美学的危机进行一种学理内省与人文重建，它重视人——自然——环境的互融、共生，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审美观念和审美存在状态，注重从人类整体文化环境出发，用生态世界观与生态价值观研究人类的文化、艺术与审美等问题，力求人与审美对象、审美环境的共振与互动，反对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审美观，主张生态伦理与美学反思的统一。

当然，生态美学把生态系统作为审美对象，特别侧重于发掘人与自然的紧张、疏离、对立、冲突关系的深层根源，即造成人类征服和掠夺自然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等社会根源。生态文学并不是要鼓励读者在身体上亲近自然环境，而是唤起和增强读者对人类存在的“环境性”意识。

二、生态美学的“生态整体性”

诚然，生态美学不仅要解放大自然，而且还倡导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还人类以自然状态，建设人的精神生态，从而解决人的异化问题，提倡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不仅要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和生活方式，还要建构一种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宗旨的自然的、生态的、绿色的、可持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

生态美学强调自然信仰的精神维度，并不是对人类自身的否定。由于现代文明缺少超越性的精神信仰，人沉溺于碎片式的、当下性的感性生存中，艺术则一直在加重绝望、焦虑和愤世嫉俗的感受。人类文明史上的信仰多种多样，但生态美学要把信仰建立在作为存在本原的自然上面。信仰自然意味着相信在人类文明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古老更永恒的本原的力量，人类要对此生命母体保持敬意，同时对文明的有限性保持清醒的意识。信仰自然还意味着善于向世界敞开身心去感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从而使世俗生活获得一种源于自然的道德律令的指引，使艺术重新表达对高远生存境界的追求。

“在工具理性(物化)肆虐或占统治地位的地方，物的物性是遮蔽的，人与自然是疏离的”，因而“征服了的东西反而疏远”；在工具理性未获充分发展的地方，物的物性亦未完全被遮蔽，因而“征服之后的欣赏仍然是可能的”；在工具理性不见踪迹的地方，物的物性是敞开的，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因而“遥远的东西反而亲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从海德格尔重返马克思的思想：“只有当物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跟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态度对待物。”当然，这种信仰自然的“生态观”决不是回复到人类的蒙昧时期，也不是对于工业革命的全盘否定，而是在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绩之后的当代对于自然的部分“反思”，亦即部分地恢复自然的神圣性、神秘性与潜在的审美性。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生态美学只要建基在一种极端的“生态整体主义”之上，就可以为美学研究提供广阔的前景。“生态整体主义”比“生态中心论”包含着更多合理的东西，但并不是说就不存在问题。“生态中心论”作为和“人类中心论”的直接对抗，它虽然可以有力地打击极端狭隘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但也易于导致对人类自身的过分贬抑，走向以自然的权力反对人类的权力的极端“自然主义”的误区。而极端的“生态整体主义”却往往忽视生态个体的利益和差异，忽视人类这一特殊物种的自由、自觉的主体能动性特质。

三、人与万物的“共生共存性”

人类与动植物共同作为生命，本来息息相通。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作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物，能够成就王阳明所说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大人”(大我)；但人类同时又是一一种有限界的存在物，他不得不以有限的“形骸”间隔区分，成为彼此不同的“小人”(小我)。“大人”之实现，正是以“小人”为起点。因此，儒家既讲“亲民”、“爱人”， 又承认“爱有差等”。王阳明既视“天地万物为一体”，对“草木”、“瓦石”均怀有仁爱之心，同样又认为《大学》中所说的人与自然物的“轻重厚薄”，也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宴宾客，心又忍得。……这是道德理合该如此”，或者说是“天然自有之中”。王阳明这种承认差别有序的、没有完全去除人类中心的、“万物一体”的生态思想，与试图完全抹平人与自然物的差异的极端“生态整体主义”相比，或许不够彻底，但它的确更为可行和合理。

人类的主体意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肆意膨胀，的确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从而把当代人类的生存推向空前危险的境地。但如果因此不加分析地反对主体性、反对人类的实践活动，这就既没有真正认清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也没有真正把人放在自然的进程中、放在生态环链中来理解人这种存在物。人类发展出自我意识，从事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具有了自主选择和自由创造自己生活世界的主体性，这是人类顺应自然的结果，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自然属性，因此它也是人类这种存在物必须承载的历史宿命。否则，人类便无法自存。

当代人类生存的危机，不仅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且来源于对整个生存环境的破坏。人类在宇宙中的霸权已经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强权政治正在使整个世界失去和平与秩序。人类生存的烦恼，不仅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而且由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与隔膜，由于现代社会体制给人的感性与理性、精神与肉体带来的内在分裂和压力。在现代社会中，人不仅对非人类的“外在自然”进行掠夺性破坏，也对人类自身的“内在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

人类的自我意识和实践活动，对确立人的尊严和价值，对促进物质文明的繁荣和进步，具有不可抹杀的重大作用，但它的确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从而把当代人类的生存空前推向危险的境地。这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其他自然生命的关系，也迫使建基于人的整体生存活动之上的美学不能不关注已经危及到人类现实生存的生态问题。

四、生态文化的多元性

美术作为…种视觉审美意识形式，与自然、环境、生态密切相关，只有从生态视角与生态思维去观照美术、研究美术，才能从人类的生命存在和人性生成的根本，把握美术的生命意味与生命内涵，从而以生命生态为基点去实现美术的审美作用与社会功能，再造后现代美术的生态立场。

生态美学超越了“生态学”和“美学”的研究视野。可以说，没有人文科学向自然科学的跨越，没有人文科学的内部的跨越，就不可能有生态美学。我们知道，文化的多元性是生态多样性的物理表现，生态文化多元性必然要求生态批评从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视角去探讨生态问题的复杂多样性及其相关对策。展示不同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关系，研究文化的多元性与生态系统多元性之间的关系，这是生态美学不可回避的问题。

篇9

[关键词]环境法；调整对象；环境理论道德观

前言：法律所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产生和运作的。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就是法的调整对象，他对于确定一个法律部门的调整范围、权利产生的基础以及权利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到环境法，深入理解和认识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对于理解环境法的本质，理解环境法的内部结构。认识环境法上的权利的种类和内容。构建环境权利体系，进而充实、扩展环境法的理论基础都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一、对与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相关观点

我国环境法学界对于环境法调整对象并没有展开专门的研究，几乎没有相关的专著或论文，学者大多是在环境法教科书中论及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的。总体上看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环境法所调整的是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即环境社会关系：近年来也有学者对主流观点提出挑战。认为环境法所调整的不仅是人与人的关系，还调整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两者共同构成环境社会关系。

二、关于法律调整对象的传统理论的分析

(一)对新理论的否定态度

对于近十年来国内外环境法学界提出和发展的“环境法也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观点，我国的传统法学观点大部分持否定态度，其理由主要是：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是一种法律规定了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

1．从环境的角度看。它是一个非人的“物”，没有意思表示和外在的法律行为，不可能对人履行什么对应的义务，也不可能主张什么权利，更不能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2．从人的角度看。人人都保护环境．也就可享受环境法规定的私法益和所反射的非法益性质的生态利益。该私法益与反射利益不是环境给予的而是国家给予的。所以人和环境之间不存在任何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法律是调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社会调节器，因而环境法不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

(二)传统理论的局限性

在法律的调整对象、法律关系等问题上，主流观点认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意志行为，这就是说法律不调整孤立的、不与其他人有关的单个人意志行为，而是调整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即人与人的关系中的意志行为，调整了这种意志行为，实际上也就是调整了这种社会关系。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受者和义务的承担者，主要包括自然人主体、集体主体、国家等。法律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是法学理论之中的基本理论之一，以人或人的集合为主体的法律关系理论是分析，适用法律的重要工具。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环境法的调整对象之中的思路，在上述理论面前遇到了巨大障碍。法律只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论、主流的法律关系理论，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之下、受一定的哲学观的影响而形成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不应将其当作普适的、终极的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理由如下：

1．从法学原理上看。马克思说法律调整人与人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关系，但他并没有明确否认法律不调整人与人关系之外的在历史上形成的包括人与环境关系在内的其他关系。既然如此，法律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并不是法理学所反对的。

2．从法的功能来看。传统的法学者认为的“法调整人与人关于物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法规范人与人关于物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关系，这个“物”是传统意义上的即被传统的物权法和债法规定并被纳入“人”的生产和生活范围了的“物”，它必须有主或能够被人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对于一些有主的环境因素，人与它的关系可以被理解成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关系。对于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无主的环境因素(如大气和流动的海水)，人与环境的关系可以被理解成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占有、使用、收益关系。但是，对于一些已经纳入到人类的环境因素但人类不可能与之发生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关系的外层空间环境，再谈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关系则无实际的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环境法只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关系是难以全部解释所有的环境法学问题的。实际上“法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早就被国内的许多法学者接受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只有环境法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其他部门法也有这个功能和作用，只不过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其调整人与环境关系的力度或程度要比其他部门法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环境法着重或主要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

三、新环境伦理道德观――环境法应调整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理论基础

(一)环境伦理观的转变――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环境问题尚未成为“全球性问题”时，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保护地球环境的重要性．提出保护地球是人类的义务和责任。60年代以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从规范人们的行为人手，为现代人提供适合当代生态文明的环境伦理，更成为学术界和社会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迄今为止，人类从保存和爱护自然环境出发，提出了关于环境伦理学的各种观点，包括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及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

(二)生态文明下的新型环境伦理观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伦理现

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贯穿所有全球问题的轴心。随着一场与“工业革命”意义同样重大的“环境革命”的诞生，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形态――生态文明，是迄今为止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一种新的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它是人类在充分认识自然、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在利用自然造福人类的过程中，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进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文明成果的总和，其全新理念与价值取向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指引下，出现了新的和谐自然观，它是以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为目标，本身包含着对自然、非人类的生命存在形式的尊重，它的法律观应当显现为对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生存和继续存在的权利的认可。

四、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环境法调整对象的意义

环境法不仅调整与环境资源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具有如下意义：

(一)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决定着环境法律部门的基本价值定向

环境法律部门的基本价值应定位于承认环境的价值、尊重大自然的尊严、促进环境正义的实现。如果将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只限定于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则环境法保护环境的目的将成为单纯地保护人的利益，环境法的基本价值将被扭曲为单纯地保护人的价值，自然环境将被降格为供人类生息的客体资料。只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作为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才能使环境法既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也尊重自然环境的价值和尊严，从而促成环境正义的实现。

(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是环境法部门建立的基础

一般法学原理认为，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与调整手段的特殊性是法律部门建立的基础。环境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需要的新的理论作为基础。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环境法部门得以建立并与其它法律部门相区别的重要理论之一。民法、商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是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为主的，而环境法部门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同时也调整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这就使得环境法部门与民法、商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形成明显区别，避免了许多无谓的理论争辩。

五、结论

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的确立是环境法部门法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传统的法律调整对象只限于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论，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受一定的哲学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的，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应成为认识新问题、发展新理论的障碍。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纳入到环境法的调整对象之中，是新的环境伦理道德观念在法律中的反映、是实现环境正义的要求，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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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4,(1)．

篇10

[论文摘要]人的生态性是指人在与其生存环境的互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特性,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决定了人的生态性蕴含着自然生态平衡协调、社会生态和谐有序、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层意思。而其本质就在于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在现实性上，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及自我身心的关系。

一、“生态”的语境学阐释

生态一词的涵义有着多种解释，如英国《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辞典》中将其解释为：“生物体与环境的适应性互动”。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以及人类对自身生存方式、生存状态的反思，“生态”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科术语，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使用，包含了更深层的意思。

（一）“生态”是一种观念。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恶化，进而唤醒了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生态观念已经渗透到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用生态观去思考问题、认识问题，通过生态途径去解决问题。生态观正在成为人类正确认识世界、正确认识自己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

生态观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标志着以研究生物为主体的普通生态学向以研究人为主体的人类生态学的扩展，也预示了哲学范式的转变。人类生态学用生态观观察现实世界、理解现实世界，探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研究人与物理环境、生物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生态”是一种关系。生态作为具有一定组成要素、按照一定规律动态发展的过程与系统，是生物体与生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关于生物生存条件的关系网，其中包括了生物间关系、非生物间关系、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进行，因此又表现出一定的时间关系、空间关系与时空组合关系。概括而言，所有这些关系可以表述为：在空间的整体上把握多样性与稳定性的关系；在时间上把握生物体与其环境动态发展的时变关系；在时空关系上把握物种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种种互动关系。

在生态的各种关系中，对生物体进化和发展极其重要的一种关系就是“适应”。适应是生物体对环境变化产生的一种协调行为，是生物体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一种自我适应能力和机制，是互动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生物体正是在对环境从平衡到不平衡、适应到不适应的动态发展中进化的。适应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另外一种是相对于人类这个特殊生物体而言的，强调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必须充分重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发挥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作用。

二、人的生态性的内涵

人是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意识存在的统一体，其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了人性的系统结构，完整的表征了作为整体存在的人。

人的生态性是指人在与其生存环境的互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特性，其中“生存环境”既包括物理环境、生物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及心理环境，人与这些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性不是先验的、永恒不变的，而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人而发生变化。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范畴的人，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比如人的经济性、政治性、社会性、文化性等等。如今，全球化实践的日趋发展以及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使得人的生态性在人类生态学思维范式下日益彰显。人的生态性既是经济性、政治性、社会性、文化性的基础和前提，又内在地蕴含着各范畴间的相互关系，充分表现了人是由各种外在关系和内在关系组成的复杂的整体。

具体而言，人的生态性主要蕴含两层涵义：1.生命机体的生态性。作为大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与其他生物一样，人的生命机体是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活的生态系统，是由生命因子间动态的、非线性的、永无止境的相互作用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首先，生命机体各组成部分不是松散的联系或同质的单纯集合，而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复杂系统；生命过程是一个整体活动过程，离开整体的结构与活动就不可能对集体组成部分产生完整的理解，分析地、部分地对待生命只能阻碍对人性的理解。其次，生命机体各组成部分的生成和活动是一个动态的、流变的发展过程，不能把它们武断的还原为任何东西，也不能从死物的结构或工具的图像来考察它们，否则将导致工具主义倾向。第三，不能混淆躯体与生命，躯体是生命发展的活的载体，是生命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生命是以躯体为载体，不断汲取能量、信息的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在与环境互动中达到“智力相生”、“情感相生”、“意志相生”，最后提升为“道德相生”。2.社会机体的生态性。社会不是处于所谓“自然状态”中的单个人的机械相加，而是人们有机结合起来的整体，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形式。社会机体的产生、构成、发展等全部内容的有机性，仅仅在于人的有机性，因为人与社会的形成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社会是一个包含着诸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民族关系、家庭关系等各种关系的复杂整体，各种关系之间相互交叉、交相作用。虽然一切社会关系又可以归纳为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组织关系四大类，但其实质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人，就没有一切社会关系；反之，任何生命个体也不可能脱离开各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复杂社会关系而独立生存和发展。人与社会形成的同步性，说明社会机体同生命机体一样，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由此可见，人的发展即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这就要求人的生态性不仅要注重人自身的发展，还要关注人与生存环境的同步发展。也就是说，人的生态性不仅注重人自身需要的满足、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发挥和个性的发展，还必须关注社会关系的和谐、生态系统的平衡，即必须强调作为主体自身与作为客体环境之间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生态性就内在的蕴含着自然生态平衡协调、社会生态和谐有序、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三层意思，而其终极目标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终极关怀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人的主体性增强、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发挥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极大提高的前提下，使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达到完美统一。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持续性的历史过程，需要分阶段逐步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现实关系和过程去理解人的发展。同样，我们也不能脱离人的各种现实关系和过程来理解人的生态性。

三、人的生态性的本质

人的生态性，本质上就是指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在现实性上，人的生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关系：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是自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结果，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永远不能割断自身同自然的联系。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存在物。人的自然存在性，确证着人的自然需要和生命需要的满足离不开自然界。

没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劳动是人类加工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人与自然界相结合才有劳动，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比社会关系更为基本的关系。人把自己的需要和目的通过劳动（实践）对象化给自然，当这种需要和目的不符合自然的本性时，自然就会以报复或危机的形式对人的本质加以否定，生态危机的爆发就是例证。因此，“自然界在人类面前并不完全是一种被动的、任人宰割的形象，它还参与人性的构成，拥有肯定或否定人本质的力量和特征。”因此，人与自然之间必须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二）人与人（社会）的关系。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而且是超自然的存在，是社会性的、实践性的存在。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因此，人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人与人的关系。

首先，社会是人的社会，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形式。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社会并不完全是人与人的联合体，也不单纯是建筑在自然基础之上并彻底超越自然的人类组织，而是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人与自然统一的形态，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必将影响人与人的关系。

其次，人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与他人的合作与交往中，一个人才能最终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离开一定的社会条件，人不可能有语言、思维以及情感和创造，充其量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物。从生存方式讲，人具有群体性，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工与合作；从精神需求上讲，人具有归属感，需要得到他人和一定社会群体的肯定与认可。一个人离开社会群体，断绝与他人的交往，就会陷入孤独、寂寞甚至自闭、疯狂等状态中无法自拔。只有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才能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

（三）人自我身心的关系。人是有意识、有理性、能思维的精神性存在物，这种精神不仅包括“理性”，还包括情感、意志、直觉、欲望等非理性。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大部分来源于对物质需求的满足，正当的、合理的需要获得满足，人们就会体验到幸福与快乐，而当适度的需要演变为过度膨胀的欲望时，人就会成为欲望的奴隶，逐渐使理性被遮蔽，人性被扭曲。一旦人的“需要”演变为“欲望”，就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方面为了满足对物质欲望的追求，对自然进行掠夺性、破坏性的开采，割裂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生态危机；另一方面把对物的无穷无尽的占有和消费当作人生的目的和合乎人性的生活，人性被异化，传统的善恶价值观念完全被颠覆，最终使人身心失衡，导致物质欲望的极大满足与精神世界的极度空虚和失落同时并存，出现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

要化解自我矛盾，实现自我和谐，就是要使一个人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能合理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这就需要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用‘理’来引导‘欲’、提升‘欲’，使二者真正实现相生相继、和谐互补。”只有使个人的“身”“心”处于一种和谐状态，才能使人的心灵归于宁静，进而达到人与自然、与他人的和谐，并最终促成社会的整体和谐。

人的生态性，要求自我与他人、人与外部世界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内在的和谐关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我身心的关系，实现自然生态平衡协调、社会生态和谐有序、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达成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完美统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