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劳动总结范文
时间:2023-03-26 14: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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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自动调节持续气道正压通气; 老年阻塞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临床疗效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syndrome, OSAHS),是临床上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常伴发心脑血管以及肺部等疾病,对于严重患者,可能会使多系统多脏器受到损害,从而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患者的寿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目前对于OSAHS的治疗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是采用持续气道正压通气进行(CPAP)治疗,该方式可以使患者的自觉症状得到明显的改善,同时能够对高血压、心脑血管意外等这些并发症起到预防的作用。本研究采用自动调节持续气道正压通气(Auto-CPAP)对42例OSAHS患者进行治疗,取得满意的临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择2010年2月-2013年2月在本院睡眠呼吸障碍诊治中心通过多导睡眠图(PSG)得到确诊的42例老年中重度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2002年OSAHS诊治指南(草案)作为研究对象的入选标准[1]。所有OSAHS患者年龄54~77岁,平均年龄68.5岁;其中男31例,女11例;身高153~179 cm,平均身高169.5 cm;体重53~113 kg,平均84.6 kg。此外,在文化程度方面,初中以下12例,中专以及高中22例,大专以上8例。所有患者均无慢性阻塞性肺病、脑血管意外、心力衰竭以及精神疾病等并发症。
1.3 疗效评价标准 睡眠呼吸暂停指数(apnnea-hypopnea index, AHI)是指每小时睡眠中平均呼吸暂停次数与低通气次数之和,OSHAS患者AHI每小时≥5次。根据AHI将OSHAS患者的病情分为轻度、中度以及重度3个标准。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SAS 6.13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综合的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字2检验,P
2 结果
3 讨论
OSAHS是临床上一种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疾病,在60岁以上老年人群中发病率大约为20%~40%,是老年人群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而且具有一定潜在危险的疾病。目前认为睡眠期上气道塌陷是其主要的病理生理学特征[4]。此外,咽部肌张力的下降以及神经系统的退行病变可能是引发该疾病的原因[5]。此外,众多研究表明,该类疾病的患者大多数为男性,本研究的42例患者中,男性患者为31例,女患者为11例。
对于老年OSHAS患者,要对其进行及时以及合理的治疗。对于大多数的老年患者,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如其认知功能的减退、口咽肌肉张力的下降、皮肤松弛以及牙齿脱落等各种因素导致了老年患者无法使用CPAP呼吸机对其进行较好的治疗,或者对呼吸机的治疗效果产生影响,从而降低了治疗的依从性。因此对于老年OSHAS患者,需要使用强化治疗来提高治疗的依从性,进而使治疗的效果得到有效的提高。此外,还要用专业的医师对老年患者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和教育,并根据前1天患者具体的治疗情况,对Auto-CPAP呼吸机的参数进行相应的调整。
目前,关于性别这一因素是否会对OSAHS的治疗效果产生影响的相关研究报告非常少[6]。本研究表明,在治疗后,女性患者的AHI比男性患者的AHI降低的更为明显,究其原因,可能除了与女性患者的上气道结构以及功能、体质状态等一些相关的因素有关之外,还可能与男性患者自身的一些因素有关,如男性患者人群具有比较高的吸烟以及喝酒比例,从而导致了患者的上气道黏膜充血水肿会更加的明显,从而对治疗的疗效产生影响。
自动调节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老年阻塞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是临床上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本研究中的42例OSAHS患者,经自动调节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之后,其临床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此外,患者的AHI、夜间的最低血氧饱和度以及全夜小于90%血氧饱和度时间与治疗前相比也得到明显的改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睡眠呼吸障碍学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诊治指南(2011年修订版)[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12,35(1):9-12.
[2]毛洪刚,赵荣娟,陈腊青,等.自动调节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在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治疗中的疗效观察[J].现代实用医学,2010,22(9):1039-1040.
[3]隆玄,励雯静,李善群,等.自动调节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强化治疗对老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通气综合征患者的疗效[J].中华老年医学杂志,2012,31(11):1002-1005.
[4]田攀文,陈亚娟,文富强.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研究进展[J].新医学,2008,39(9):621-623.
[5]刘航,刘建红,雷志坚,等.老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临床分析[J].中国医学文摘,2008,17(3-4):144-148.
篇2
关键词:劳动力;移民流;流动理论
中图分类号:F249.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8-0003-02
一、 从劳动力国际流动现象分析其原因
对于劳动力的国际迁移,大概可以追溯到1600年的强制合同时期,主要指这个时期的移民需要受到合同的约束。此后的1790年到1850年,被称做先驱自由定居者增长期,有大量的移民不受任何约束迁移。而大规模移民发生在1850―1913年。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是亚洲的移民的时代。而在1914―1945年间,劳动力的国际移民受到了战争、萧条和限制的约束。1946年至今,由于各国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移民现象被相对地限制,被称做限制性的移民时期。学者们了解了由古至今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各个时期后,从四个方面对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大量移民流的产生;移民流的波动;大规模(1850―1913年间)的长期移民趋势和近代国际移民趋势。
(一)大量的移民流产生原因分析
大量的移民是由于经济刺激,许多的相关探究都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表明,一战前的大规模移民时代,当时国际移民相对无束缚,经济刺激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去解释那个时期的移民模式。同时,还有研究认为,年轻人和单身更容易去移民。他们可能更爱冒险和有企业家精神,并且继承更少的原始投资特征,所以移民成本较低,他们同时从流动中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年轻一代的移民,他们能够从工作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收获,同时最小化先前的工作搜寻、对目的地的调整适应等成本。作为单身移民,他们也能够减小自身流动的直接费用。并且,年轻人是没有技术或有很少技术和特别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移民,就会很少因此失去附加特殊技术性资源而带来的经济回报。
(二)移民流的波动原因分析
研究显示,20世纪20年代的原因探究主要是受到推拉理论的影响;而20世纪60年代,人们认为这依赖于人们对本国和迁入国的预期收入比较决策,而这由迁入迁出国的工资率差异和在迁入国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两个因素决定;20世纪90年代至今,人们认为,本国和迁入国工资率和就业率都可以决定波动,并且,失业率是短期移民的有力决定因素,而长期趋势主要由工资率决定。
(三)移民的长期趋势原因分析
研究表明,实际工资率必须和移出国适龄和农业劳动人口比重一起,才能决定移民率的变化。另有研究得出:有限的土地所有者带来的人口压力也会产生移出现象,且农村人口的国际流动率相较城市人口较低。此外,如前所述,相关学者又证明了工作搜寻等成本的减少也能带来移民流;同时,若控制好其他依赖变量,10%的流入国资源工资率的增长会带来0.13%的流出国移民。总结各种研究发现:人口量、相对收入、劳动力结构改变、贫困、农业的落后、移民信息的传播等,这些都会对移民趋势大小产生影响;同时,实际工资率和适龄移出人口比例共同决定了移出率的变化,并得出19世纪10%的流入国资源工资率的增长会带来0.13%的流出国移民;此外,大规模的移民趋势和移出率增长需要本国工资和收入增长作为先决条件。
(四) 近代国际移民趋势原因分析
有学者认为,影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移民的是同一个因素。这能解释瞬息万变的当代国际性移民问题――欧洲收入的戏剧性趋同,特别是在南欧,在所谓的黄金时期从1950―1973年,帮助解释欧洲移民到新大陆(美洲)的移民比重的大幅下降,说明本国收入的增长,减弱了欧洲国家的移出率。又有研究显示,政策也是一个影响移民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移民由于限额和规定,被大量地限制。所以,移民压力不能被清晰地观察,移民资源趋势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移民政策。还有一些针对不同国家情况所做的研究。如Germany (1964―1988)、 Karras and Chiswick(1999)证明了德国移民在短期内是由于周期性现象,像失业率影响,而长期因素则是德国和迁出国家的人均收入影响。
二、从劳动力流动理论分析其原因
(一)较早的劳动力流动理论
1.传统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及其发展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1885,1889)的“迁移定律”。认为人们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并对人口迁移的机制、结构、空间特征规律分别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人口经济学家E.S.Lee(1966)在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和博格(Burge)的基础上,在其《迁移理论》一文中系统总结了“推力-拉力”理论。他将影响迁移行为的因素概况为四个方面:与迁入地有关的因素;与迁出地有关的因素;各种中间障碍;个人因素。杨云彦(1994)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这四种因素的内涵,提出迁入地和迁出地因素都包含着推力、拉力以及中性因素,其中中性因素对迁移不起作用,而推力和拉力因素对不同的个体是不同的;中间障碍主要是指移民限制、迁移距离等因素;个人因素则是指个体的年龄、价值观、生活方式、收入水平等,都会影响到个体对外界信息的判断和迁移决定。劳动力是否迁移,取决与他对这些因素的综合权衡和选择。
2.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Neoclassical theory)及其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引入人口迁移的研究中,认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区域差异引起了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的调整,人口迁移是这一调整过程的体现。同时,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个人来说,迁移被视为是一种在个人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这种个人投资可以增强自身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自身的整体生活水平。多数研究表明,人口迁移主要是在市场调节下移民对经济机会的选择。这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发展经济学理论视角的刘易斯(Arthur Lewis)和托达罗模型。它先后经历了刘易斯模型、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 and Fei)的修正模型、托达罗模型修正三个阶段。
3.新经济家庭迁移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个人是迁移过程的最小单位,而在实际研究中,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决策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从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新家庭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决定做出的,迁移(特别是短期迁移)的因素归结为一种最大化经济利益和最小化风险的家庭策略,而周期性往返迁移则是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家庭)资源。人的迁移行为不仅受个人预期收入的影响,更重要的还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该理论对家庭观点较重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
(二)新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发展
1.世界系统理论
主要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认识和解释人口迁移问题(Wallerstein)。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竞争的结果是多数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自身的发展过程被中断,成为部分核心国(发达国家)的附属国。发达国家的资本渗透到发展中国家的各个角落,控制了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于是双向流动不可避免。在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原材料等也向发达国家流动。这种流动不是工资率差异的结果,而是市场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2.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迁移理论(模型)
现有的西方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或因其重要假设不能在中国得到统计验证(如两部门模型),或因其理论未能形成系统体系(如三部门学说),似乎均难以为中国国内现阶段乡-城劳动力迁移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朱镜德于1999年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劳动力迁移理论模型。
三元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可以自由进入、劳动力价格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缺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和不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不可以自由进入、劳动力价格不完全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很高)。两阶段迁移理论是依据乡-城迁移的流向,将整个迁移划分为两阶段。其中,将主要发生在城乡两个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迁移视为迁移的第一阶段,而将此后发生的迁移看作第二阶段,从而解释由于市场开放程度和工资率等因素造成的中国特殊的劳动力迁移现象。
三、总结
通过以上综述不难得出,劳动力国际流动原因分析的研究主要分为政策结构、社会网络框架、新古典、新经济、劳动力结构、人力资本以及全球化等七个方面进行的实证和理论研究。但由于劳动力迁移问题的复杂性和可变性,新的时期,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原因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如迁出国政策而非迁入国政策、政客动机意图、迁移人口年龄等因素也影响劳动力流动,却并未在之前的研究中包括。因此,我们不但需要理清早期对于劳动力国际流动原因的分析情况,也需要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对迁移因素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和研究。如加强理论的综合和包容性研究、加强对相关政策及迁入国政客行为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的研究、加强有针对性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研究等。
参考文献:
[1] Chiswick, Barry 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mmigration: Applic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 in Myron Weiner and Tadashi Hanami, ed. Temporary Workers or Future Citizens? Japanese and U.S. Migration Polic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pp. 177-208.
[2] Chiswick, Barry R., “Are Immigrants Favorably Sel-Selected? An Economic Analysis” in Caroline D.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pp. 61-76.
[3] Winklemann, Rainer,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The Case of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IZA Discussion Paper, 2000, pp.169
[5] Williamson, Jeffrey G., “Globalization, Labor Markets and Policy Backlash in the Pas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 (4) Fall, pp. 51-72.
篇3
**县一中
**
(2019年7月)
按照县脱贫攻坚战中对贫困户“一户一策、责任到人”的帮扶政策,今年上半年我帮扶的贫困户是**村**、**。**家庭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家庭有女儿赡养,已于2016年脱贫。今年以来,严格按照帮扶责任人职责,制定帮扶措施,宣传扶贫政策,竭尽全力帮助贫困户增收脱贫,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基本情况
(一)贫困户属性
**属于低保贫困户,全家2口人。**属于低保贫困户,全家2口人。
(二)家庭成员及基本信息
户主**,男,1939年7月出生。本人无劳动能力,家庭主要因其有大病,其子已去世,女儿已成家;妻子身体不好,无劳动能力,是低保贫困户。
户主**,男,1955年出生,初中文化,患有慢性病。其子已过世,女儿已成家,半劳动能力,在大队工作;妻子身体不好,无劳动能力,是低保贫困户。
(三)家庭生活情况
**家楼房,砖混结构。家有耕地0.6亩,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无农业机械。2018年家庭人均9997.2元,远远超过脱贫标准。
**家有楼房,家有耕地2.6亩,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无农业机械。**两口长年在家单独居住。2018年家庭人均收入11522.6元,远远超过脱贫标准。
二、致贫原因分析
**的儿子十几年前去世,本人有大病,家中无劳动力,导致贫困。**患有慢性病,在村委会工作,半劳动能力,前些年因儿子去世,家中劳动力少,导致贫困,每月有500多元的固定收入。
三、帮扶措施及成效
(一)宣传党的扶贫政策。经常走访,认真校对档卡信息,坚持每周去一次贫困户家里,遇到困难及时帮其解决。认真填写档卡信息,每个数据都要和贫困户核算,确保填写无误。
(二)帮助落实各项政策。针对该户实际情况,对照县里各部门扶贫政策,能享受的列出清单,积极帮助贫困户进行申请落实。目前**已享受金融扶贫,免交各种医疗保险,家中2人均享受低保补助金每月每人195元,老人养老金每人每月103元,享受电费补助每月5.6元,女儿有赡养能力。**已享受金融扶贫项目,到户争收项目,免交各种医疗保险,家中1人享受低保补助金每月215元,享受电费补助每月5.6元,女儿有一定的赡养能力。
篇4
一、指导思想
以积极践行科学发展观、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为纲领,以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为目标,以深入实施“三民工程”和创建“中国幸福乡村”为契机,以市充分就业行政村创建工作实施方案为指导,在全镇深入开展充分就业行政村的创建工作,通过完善镇村两级劳动保障机构、开展就业状况普查、落实就业优惠政策、提升就业服务能力等措施,统筹全镇就业工作,形成“以创业促就业、以政策促就业、以培训促就业、以服务促就业”的良好机制,实现我镇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真正做到谋就业、保民生、促和谐。
二、创建目标
到年底前,全镇70%行政村均达到充分就业行政村标准,年底前全领所有行政村均达到充分就业行政村标准。
三、创建标准
1、行政村法定劳动年龄内(男周岁,女周岁)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劳动力就业率达95%以上。
2、行政村中基本消除“零就业”家庭。
3、行政村中无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有劳动力和就业愿望的失业人员。
4、行政村中未发生过因就业问题而出现的上访事件。
四、创建要求
1、村“两委”中有分管劳动保障工作的领导,有一名以上劳动保障员。
2、全面掌握辖区内用人单位的用工需求情况。
3、全面掌握本村适龄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状况,实名登记,建立台帐。
4、积极开发就业岗位特别是公益性就业岗位,兴办服务实体,组织灵活就业,努力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尤其是“零就业”家庭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五、实施步骤
年度充分就业行政村创建工作从年月起至年月止,分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年月日至年月日),主要任务:
1、建立创建工作机构;
2、拟定创建工作方案;
3、开展创建工作宣传;
4、做好台账资料的前期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创建实施阶段(年月日至年月日),主要任务:
1、组织创建村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2、对行政村内适龄劳动力的就业、失业和技能状况进行分户调查、实名登记、建立台帐,并及时进行数据增减维护,实施动态管理;
3、对行政村内用工单位的用人需求情况进行调查,建立长期联系制度和工作台帐;
4、开发就业岗位,对本村有就业愿望的劳动力特别是就业困难对象和“零就业家庭”开展“131”(提供一次职业指导、三次有效就业信息和一次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援助工作,并建立就业援助服务台帐;
5、定期走访失业人员家庭(每季度不少于一次),建好失业人员基础台帐,实施动态管理;
6、组织失业人员参加就业和创业培训;
7、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对有创业要求的要协调落实创业培训、创业项目服务工作,积极培育创业典型。
第三阶段巩固提高阶段(年月日至年月日),主要任务:
1、按照创建工作目标和要求,对创建工作情况进行评估自查,进一步完善各类台账资料。
2、对创建工作进行分析总结。
第四阶段总结评比阶段(年月日至年月底),主要任务:
镇里组织人员,对照创建标准,对各村创建工作情况进行自评,查漏补缺,做好上级考核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六、组织领导
1、建立组织,加强领导。为切实抓好创建工作,镇里成立以镇长同志为组长,分管领导同志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为成员的创建工作协调小组。各创建村要根据创建要求,配备相应的负责领导和一名以上的劳动保障员,同时要结合本村实际,制定相应的创建方案,并将创建方案报镇里备案。要建立和完善创建工作协调机制,利用每周二干部学习时间及定期召开各村劳动保障员会议,掌握创建进度,交流工作经验。
篇5
关键词 女性劳动力供给 M型 两极分化 角色冲突
中图分类号:D442. 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劳动力中的可测变化引起了诸多经济学家对劳动力供给的研究,特别是女性劳动力供给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男女生理差异、女性生育期以及已婚女性家庭影响等众多因素的存在,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就业歧视有其客观性,也使得女性劳动力供给拥有其自身的特点。
二、 女性劳动力供给特征
研究女性劳动力供给行为,对婚姻、生育、离婚、家庭收入分布和男女工资差异等现象均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国内外学者或通过对截面数据的统计分析,或通过经验分析,或运用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对女性劳动力供给进行了研究。本文综合相关研究,试图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女性劳动力供给特征进行总结。
(一)男性劳动参与率一般高于女性。
女性劳动参与率反映了女性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市场性劳动的程度,是研究女性劳动力就业状态的重要指标。
一般来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要高于女性。表1.1描述的是1948年至2005年间,平均每10年美国各种劳动力的参与情况。由表可见,逐年来随着男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和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二者间的差距在慢慢缩小,但是男性劳动参与率始终高于女性。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前,女性的失业率一直高于男性,20世纪末以来,男女的失业率也在逐渐接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发展,更多的女性走出了家庭、从农村走向城镇。1978年我国女性职工占职工总数的32.9%,到2000年增长为38.0%。虽然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以来一直低于男性,但却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速度非常快的国家和地区(蔡、王美艳,2004)。
虽然从地域上看,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水平较高,但处于黄金年劳动年龄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却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点城市女性表现的更为明显(周庆行、孙慧君,2006)。国家统计局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15-19岁年龄组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较大,25-39岁年龄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但该年龄范围内各年龄组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均下降3%左右,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地区中、高等教育入学率普遍提高,造成了女性就业年龄推后。
(二) “M形”的女性劳动力供给曲线。
蔡,王美艳(2001)认为男女劳动力供给特点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女性劳动力与生育年龄人群重合”,妇女的生育大多发生在她作为劳动力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时期,而生育行为会影响她们的劳动力供给行为。
Bowen和Finegan(1969)将劳动力市场参与方程拟合于1960年微观统计数据进行研究,Mark R. Killingsworth和James J. Heckman(1986)对该研究结果的分析指出,其他条件(如婚姻状况和孩子数目)不变时,女性参与可能性与年龄之间有明显的倒U型关系:对于年轻女性(单身或已婚),其劳动参与率首先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然后随之下降;对于年龄较大的女性,参与率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最后,对于14-54岁之间有配偶的已婚女性来说,拥有孩子(特别是6岁以下的孩子)会降低其劳动参与可能性。
李爱莲(2008)从劳动力参与生命周期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女性劳动力就业呈“M形”。她指出,在女性的生命周期中,15-20岁是其劳动力就业上升阶段,形成第一个峰顶;20岁以后,由于结婚、生育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就业下降,形成一个峰谷;大约在35岁左右,劳动力就业会形成第二个峰顶;50岁以后,劳动力就业再度下降,整个劳动供给曲线呈“M形”,被称为 “M形”就业或“双头”就业。
(三)婚姻、家庭影响女性劳动力供给
家庭效用最大化是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主要的决策依据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尤其是21世纪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已婚女性人数不断攀升(朱嘉蔚,2011)。“回归家庭”逐渐成为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新趋势。李爱莲(2008)认为,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角度看,一般地,女性劳动力供给的替代效应强于收入效应,所以婚后女性相对偏重于家庭。朱嘉蔚(2011)则对情况做出了分类分析:对于自己劳动收入低、文化技能水平不高且配偶有稳定收入的女性,往往会自愿选择“回归家庭”。而收入和综合素质较高的职业女性,一部分会选择继续阶段性就业,即在儿幼时 “回归家庭”,悉心照顾子女与家庭,待孩子成长后重新就业;另一部会一直留在劳动力市场上,但这部分女性多面临职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
在劳动供给时间方面,已婚的职业女性除职业劳动外,还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劳动。据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5%以上的家庭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比男性多2.7小时(李爱莲,2008)。对于雇主来说,雇佣劳动供给时间有折扣的女性劳动力时,要么是给付较低的工资,要么是尽可能减少雇佣(蔡,王美艳,2001)。
(四)就业层次低,女性劳动力内部两极化。
篇6
上半年以来,在局领导的关怀指导下,我们紧紧围绕劳动和社会保障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劳动保障监察的职能作用,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宗旨,以贯彻落实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为重点,积极工作,奋发进取,经过全体劳动保障监察人员的共同努力,在维权、法律法规宣传、劳动用工备案、书面审查工作
、劳动合同签订、专项检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建立健全劳动用工管理长效机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较好成绩。现将上半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
(一)投诉、举报案件 (二)开展劳动用工执法专项检查情况
1.日常巡查
截止5月底,主动检查各类用人单位133户,纠正违法单位数44家,发出询问通知书83份,整改指令书46份。
2.开展用人单位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工作 3.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4.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均能立即赶赴现场,及时予以调查处理。
5.开展养老保险扩面专项执法监察工作 (三)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广泛宣传《禁止使用童工条例》等法律法规,强化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动员全社会进一步关心未成年人,依法打击非法雇用童工的个人和组织,形成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社会氛围,结合开展的清理整顿劳动力市场秩序,全区通过自查、普查、抽查和重点检查,对少数用人单位违反规定的,下达询问通知书,进行调查处理,切实维护我区社会稳定,推动共建和谐社会的步伐,为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工作中采取的措施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劳动关系调整规范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落实相关责任制度和考核办法,加强劳动保障机构队伍建设,制定目标责任制,做到划片责任到人。
2.加大执法力度。认真受理和查处群众举报的案件,通过专项检查和日常巡查,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3.充分发挥网格化监管作用,切实摸清辖区范围内应签订劳动合同的底数,建立健全劳动合同管理台帐。
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部分企业用工不规范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家庭作坊式企业和无明确主管部门的企业,劳动用工不规范,劳资纠纷多,管理难度大。建筑行业的部分企业仍存在着非法承包,工资支付不规范,造成拖欠工资,处理困难。
2.童工问题绝迹难。个别企业、家庭作坊非法使用童工现象仍然屡禁不止,甚至个别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也存在使用童工现象,因此我们在思想上仍要保持高度警惕。
3.有的用人单位对推行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认识不够到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困难。
篇7
【本刊讯】近日,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第十八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首先审议了国家三方会议及办公室组成人员调整建议,同意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担任国家三方会议执行主席的部级领导调整为邱小平副部长。会议听取了国家三方会议2012年工作总结以及小企业劳动合同制度专项行动和集体合同制度彩虹计划实施情况总结的汇报,审议了国家三方会议2013年工作要点。
2013年,国家三方会议将深入贯彻党的十精神,加强对劳动关系形势的分析研判,积极推动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贯彻落实,深入推进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推动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进一步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做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工作,深入开展创建和谐劳动关系活动,加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设,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邱小平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近年来,中国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不断健全,三方合作理念深入人心,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当前,我国处于劳动关系矛盾的多发易发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面临着严峻挑战。国家三方必须进一步明确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的职责任务,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和谐文化建设,相互理解、信任、包容、支持、合作,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共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人社部首次网络创业促进就业报告
【本刊讯】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首次向社会了“网络创业促进就业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我国网络创业就业已累计制造岗位超过1000万个,有力缓解了近几年的就业压力,并日益成为创业就业新的增长点。
人社部此次调查研究的网络创业就业对象包括三种群体:一是创业者,即开办网店的业主及合伙经营者;二是直接从业者,即创业者本人及其雇佣的从业人员;三是间接就业者,即与网商有紧密联系并由其经营链条直接带动的其他行业新增的从业人员。
人社部有关司局和中国就业促进会历经8个多月调研结果显示,从地区分布上看,目前我国网络就业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和地级以上城市,分别占抽样总数的57.4%和85%。
研究报道显示,网络就业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生产业和生活业。职业分布上,主要集中在智力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年龄和性别分布上,年轻人是绝对的主力军,以男性居多,占76.6%;教育背景方面,高中、技校、中专占33.4%,大专占29.2%,大学本科占19.7%;人才需求方面,目前网店对电子商务营销、管理、技术和法律人才的需求迫切,分别占81%、34%、34%和20%。
人社部的研究认为,网络创业增加了就业市场选择的自主性、多样性和个性化,将工作家庭化变为现实,使人们纷纷从工厂和办公室走出来,带来了就业方式的革命。
研究报告提出了推动网络创业就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将现行的积极就业政策和对实体经济的创业扶持政策向网络创业就业延伸。包括放宽经营范围,解决好经营场所问题,允许在家庭住所、租借房、临时商业用房等场所进行网上创业;提供资金、信贷支持政策和税费减免政策,拓宽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金对具有成长潜力的网络创业进行投资,对符合条件的网络创业者提供小额担保贷款、给予税收优惠和社会保险费补贴。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统计数量首次下降
【本刊讯】据近日国家统计局的消息,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过去的一年中出现了相当长时期以来绝对数量的首次下降,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了345万人。
“中国劳动人口的变化与中国人口出生的变化有关系。”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在2030年以前,会稳步、逐步有所减少。
马建堂指出,这一变化是否意味着多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尚存在争论。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2012年中国劳动人口总量是9.37亿人,尽管减少了345万人,但总量依然很大,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资源优势。
马建堂认为,中国人口和劳动力供应格局出现了一些变化。要在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国策的同时,根据新形势的变化,研究适当的、科学的人口政策。
全国医疗生育保险工作座谈会提出八项重点工作
【本刊讯】日前,全国医疗生育保险工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出席会议并讲话。
胡晓义指出,医疗保险工作要认真贯彻党的十精神,着力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努力使制度更加完善、保障更加有力、服务更加健全、资源利用更加有效,为实现全体人民病有所医提供更可靠、更稳健、更公平的制度保障。
会议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健全全民医保的主要任务是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和创新医保管理服务方式,建立健全有利于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机制,强化医疗服务监管,大力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会议提出,2013年医疗保险工作总的要求是巩固成果,稳量求质,理顺体制,创新机制。会议要求着力做好8个方面重点工作:积极推进医疗保险城乡统筹;提高参保和保障质量;扎实做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工作;深化医保门诊统筹机制探索;落实付费总额控制,加强医疗保险服务监管;推进生育保险工作;积极参与医改各项工作。
全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成效显著
【本刊讯】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现场会上,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总结了过去5年来的调解仲裁工作,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安排部署了2013年工作任务。
邱小平指出,5年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制度建设和机构队伍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调解仲裁服务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初步建立了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法律政策体系,强化了调解在争议处理中的基础性、前端性作用,有机整合了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两大系统资源,仲裁机构实体化建设和仲裁员队伍专业化建设显著加强。5年来,全国各级调解仲裁机构共处理争议案件602.3万件,是2003年至2007年处理案件总量146.7万件的4.1倍,涉及劳动者近800万人,仲裁结案率保持在90%以上。实践证明,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作为多元化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邱小平强调,2013年调解仲裁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以提高争议处理效能为工作主线,以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和仲裁院基本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组织机构、人员队伍、制度机制、基础保障建设,进一步增强调解仲裁服务能力和社会公信力,努力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社会稳定。要切实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办案机构实体化、争议预防调解、仲裁办案规范化和信息化、调解仲裁队伍建设、调解仲裁行风建设等几个方面的工作。
全国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就业培训实验班在京结业
【本刊讯】全国自主择业干部就业培训实验班于日前在京举办了结业仪式。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副组长、人社部副部长何宪和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蒋家革出席实验班结业仪式,为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并讲话。
何宪指出,实验班探索了自主择业干部就业培训路子,搭建了就业推介服务平台,扩大了自主择业工作和自主择业干部的社会影响,是对自主择业干部就业培训工作进行的一次有益探索。
蒋家革强调,此次实验班紧密围绕自主择业干部和企业管理的特点,取得了明显成效,充分体现了各级政府对自主择业干部的关心爱护。他希望自主择业干部珍惜机会,珍惜荣誉,在新的岗位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据悉,自2001年国家实施自主择业安置方式以来,全国累计有12万名干部选择了自主择业。参加此次推介会的40名实验班学员,全部是2012年转业的自主择业干部。在实验班培训期间,他们先后参加了24门课程集中培训,到6家企业进行了参观学习,到企业进行了15天实习,分别撰写了培训和实习体会。
北京:人社部门或介入药品采购
【本刊讯】日前,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在北京市“两会”的新闻会上透露,继公立医院试点医药分开后,新医改将专门针对药品流通领域再出大动作。
“今后北京将推进药品流通领域改革,改变以往的药品招标由卫生局主管进行、各医院再分别根据需求和中标目录进行单独采购的局面,探索医院可联合集体团购的方式进行采购,以进一步降低采购成本。”韩晓芳说。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正式启动医药分开改革的公立医院先后包括友谊、朝阳、同仁、天坛、积水潭等5家医院,主要措施是药品零加成并设立医事服务费。医管局内部人士认为,取消药品加成虽然解决了医院和药品之间的利益关系,但仍然没有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而2013年通过推进药品流通领域改革,有望进一步挤出不合理的价格水分。
天津:首期运动员职业转换培训班圆满结束
【本刊讯】由天津市体育局人才交流管理中心举办的首届“优秀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培训班”日前圆满结束。这是天津市体育局首次针对退役运动员开展的专门职业转换培训。据悉,本次培训为期3天,课程设置包括职业转换过渡期政策解读、职业指导、心理调适、运动员职业生涯规划与企业认知等模块,邀请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相关工作负责人、心理学专家及企业培训经理等讲师有针对性地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为运动员讲解政策、调适心理、传授经验、答疑解惑。培训班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天津市退役运动员职业转换培训工作的正式开展,为天津市退役运动员的择业开拓思路,开辟渠道,搭建平台,指引方向。
河北:将对困难群体实施就业援助
【本刊讯】据近日河北省人社厅公布的消息,2013年河北省将对各类困难群体实施积极就业扶持政策,做好困难群众就业援助。各地将按照不低于一般财政收入1%的比例足额安排就业专项资金的规定,落实就业资金预算。
据悉,河北省将对各类困难群体实施5项积极就业扶持政策。一是突出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青年就业工作,集中开展针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援助活动;二是突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组织“春风行动”等有针对性的专项服务活动,与京津加强劳务协作,推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示范县经验,不断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机制,促进农业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返乡创业和有序进城务工;三是突出就业困难群体就业,做好对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的登记认定和一对一帮扶,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并加强管理,落实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等扶持政策;四是有针对性地做好产业调整企业职工安置;五是落实残疾人、妇女等特殊群体就业扶持政策。
辽宁:总工会启动免费技能培训
【本刊讯】日前,由辽宁省总工会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的优质免费技能培训服务第二期开课。据悉,本期包括维修电工plc免费双证培训班、月嫂、育儿嫂、催乳培训等课程,参加培训人员毕业后颁发国家认可的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并免费推荐工作。
四川成都:吸纳应届毕业生就业可享社保补贴
【本刊讯】据近日召开的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消息,2013年成都市将围绕“民生为本、人才优先”出台一系列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更优惠社会保险待遇、更完善工资调整机制。具体政策包括小微企业吸纳应届毕业生就业,可享受一年社保补贴;加强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逐步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正常调整机制;探索建立企业人工成本的宏观监测系统等。
山东青岛:将建养老护理职院年培训4000人次
【本刊讯】在青岛市人社局近日公布的2013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创新青岛颐养护理职业技术学院运行机制,培养更多养老护理人才。
在青岛市人社局2013年工作要点中,促进家庭服务业做大做强是重要的一点。青岛市人社局提出,要完善家庭服务业促进就业政策,对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开办家庭服务机构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小额担保贷款。出台家庭服务从业人员商业综合保险补贴办法,出台示范性家庭服务机构奖励政策,实施“家庭服务素质提升计划”,该计划将年培训4000人次。
河南焦作:增发小额贷款,孵化万名老板
【本刊讯】据河南省焦作市日前召开的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获得的消息,2013年焦作市将加大扶持创业就业力度,包括增发小额贷款、引进千名人才、实施万人创业计划、实施10万人次培训等。此外,焦作市还将加快推进公共就业“一条龙”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加快实现进城务工人员工资实名制“一卡通”,对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支付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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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力宣传《就业促进法》和就业再就业相关政策。
一是组织工作人员实行集中宣传和分散宣传相结合的办法,通过在市劳动力市场设立专门宣传窗口和深入企业、街道、车站和就业困难人员家中走访,向广大求职者和援助对象介绍《就业促进法》和国家就业再就业的相关政策,对求职者和援助对象的疑难问题进行现场解答,免费发放政策宣传资料近3000份。二是通过新闻、报刊等广泛宣传,做到宣传工作横到边,纵到底。利用各种会议、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及街头进行再就业优惠政策宣传,使下岗失业人员较全面地了解各项再就业的优惠政策。
二、扎实开展 “再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等专项活动,帮助困难人员再就业。
年初,社区扎实开展了以“实现就业,稳定就业,我们真情相助”为主题的“再就业援助月”活动。对尚未就业的困难人员,提供及时的公益型岗位援助,并落实各项扶持政策;走访、慰问下岗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众,为他们送温暖,解决他们实际困难;同时,对已经就业的,特别是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跟踪了解其就业状况,探索解决就业不稳定问题。援助活动中,确定援助对象51人,走访下岗失业人员特困家庭26户,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再就业30余人,其中公益性岗位就业4人,组织60人就业困难人员参加了免费技能培训。
三、搭建就业平台,帮扶青壮年快速就业。
长安社区充分利用工业园区这一区位优势,与园区企业加强合作,为社区居民搭建就业平台,为企业搭建服务平台实现了共赢的良好态势。如鸿基水泥和中建集团等这一批企业的到来为长安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同时也为社区就业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在解决居民就业问题的同时,社区也是企业的好帮手,社区联防队积极配合企业做好安全工作,为企业发展解除后顾之忧。
四、免费创业培训,帮助失业人员成功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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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落实《xx省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服务惠民生、托底线、救急难、促公平,帮助各类就业困难人员和残疾登记失业人员实现就业,根据《xx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xx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开展2017年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的通知》(x人社厅函〔2017〕x号)要求,xx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xx市残疾人联合会决定于2017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在全市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就业帮扶 真情相助
二、活动时间
2017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
三、援助对象
(一)大龄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有劳动能力劳动者等各类就业困难人员;
(二)残疾登记失业人员;
(三)去产能中失业人员和长期停产停工企业职工;
(四)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
四、工作目标
以各类就业困难人员,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作为重点,强化宣传引导、全面摸清底数、集中为各类就业援助对象提供就业帮扶,帮助一批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维护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五、活动内容
(一)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各区(县)人社部门、残疾人联合会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开展就业创业、技能培训政策进基层、进社区、进企业活动,依托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及各类招聘会,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结合,通过广播电视、宣传手册、微信微博等方式,大力宣传各项优惠政策,申报流程、办理方法及经办机构等,提高优惠政策的知晓度和覆盖面。
(二)摸清底数,做实登记认定。各区(县)在活动期间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开展走访入户普查,全面摸清辖区内各类就业困难人员底数,对辖区内新增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进行登记认定,准确掌握就业援助对象的就业需求,切实做到走访到户、登记到人、信息入库,并制定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帮扶方案。
(三)依托专项活动,集中实施帮扶
1、各区(县)人社部门要紧紧围绕援助对象的就业需求,组织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组织开展专场招聘活动,集中为有就业需求的援助对象提供合适的岗位信息,(具体安排详见附件3)。同时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张旗鼓、进村入户开展“送岗位、送培训”活动,实行“一对一”、“面对面”的精准就业帮扶。依托就业培训机构组织开展特色培训活动,集中为有技能需求的援助对象进行培训,落实培训补贴;结合落实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政策,组织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或定向招聘。
2、各区(县)人社部门集中时间为符合条件的困难人员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创业补贴等优惠政策。
3、各区(县)残疾人联合会启动残疾人就业帮带活动;组织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或定向招聘;同时要对残疾人专职委员公益性岗位落实情况进行一次检查,调整补充一批公益性岗位,对特别困难的援助对象实行托底安置。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注重分工配合。各区(县)人社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要指导、组织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开展工作,要充分发挥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做到落实责任、真情帮扶、个、精心援助、动态管理,确保就业援助月活动顺利开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残疾人联合会将根据各地招聘会安排,适时对各地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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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家务价值 公平原则 经济补偿适用
一、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现实基础及其价值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又称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简单的说便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承担家务劳动,协助另一方工作上付出义务较多,而在离婚时有权请求另一方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的离婚救济制度。离婚救济的存在是为了给离婚过程中权利受到损害的一方或者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提供一个在法律上能得到救助的途径和手段,是在保障婚姻自由的前提下,使社会正义得到维护和实现。基于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和保护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利益,现行的婚姻法做了许多改进,离婚的救济方式也变得更加完善,增加了有关损害赔偿和经济补偿的条款。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条款却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对其现实性与可操作性的质疑也由此而生。关于离婚的经济补偿制度,其存在的现实性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新的婚姻法颁布实施后,关于此项救济制度的讨论与研究也非常多,对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存在的基础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务劳动分工的存在
家庭是由婚姻为基础产生的社会单位,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说:“婚姻是双方当事人执行直接和隐含责任的一份没有完全定义的合同”。其认为婚姻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如果使具有不同专业化优势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婚姻的形式提供一种机会让双方从劳动和分工的专业化中获得潜在的巨大收益,这便是婚姻存在的真正理由,而家庭则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主体。按上述观点,在一个家庭中,最好的搭配便是具有市场生产相对优势的人与具有家庭生产相对优势的人结婚,如此可以达到较大的家庭产出。这种家庭分工的理论在生活中反映出来的一种普遍情况便是,市场生产率高的一方在外投入大量的工作时间于市场工作创造家庭收入,而相对的另一方,即家庭生产率高的一方则将主要时间用于从事家务劳动。同样根据贝克尔的观点,从生物学意义上看,女性控制了对孩子的再生产过程,即养育胎儿、分娩及喂养婴儿等活动,妇女不仅有生产和喂养孩子的重要义务,而且也有用其他更精妙之法照料孩子的责任,由于男女之间存在比较大的生理差异,故妇女总是把时间花在生儿育女和其他家庭活动上,男性则把时间花在市场活动上,所以便产生了男女之间传统上的社会角色不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古今中外都是最普遍的一种。虽然由于社会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及家庭观发生了转变,很多家庭分工已并不再明显,但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必要性,一方对于家务付出较多义务的情况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城市中已经普遍的双薪家庭中,双方对家务的投入也不可能完全对等,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及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夫妻一方外出务工获得家庭收入,而另一方将全部或大部分时间投入于家事劳动的家庭分工模式依然普遍存在。
(二)家务劳动价值需要认可
首先,家务劳动是每个家庭都必然存在的,虽然家务劳动不直接产生市场化的商品交换式价值,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家务劳动的价值属性。首先,由家庭成员承担了家务劳动,那家庭便无需支付一定的对价以由他人来代为完成这些工作,避免了家庭财富因此而可能产生的支出部分。其次,家务劳动如果由一方全部或者大部分承担,可以为另一方制造条件以尽可能多的为家庭创造财富,该方因不需分心家务劳动而创造的相对财富亦可以视为包含了承担家务劳动义务方的贡献与付出,是其劳动价值的体现。正如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时有经济补偿请求权的情形: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及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便包含了上述两种情形。其实,无论家务劳动的价值以何种形态表现出来,都可以说配偶一方创造的财富中包含了配偶他方的贡献,只不过一方为显性的、有形的,而另外一方为无形的、隐性的而已。男女平等是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一切歧视妇女的传统都是要反对的。而传统上的重男轻女思想产生的一个原因便是,自古以来,男性一直是家庭的主要生产力,男主外女主内是件很自然的事情,男女因生理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从事的工作,经济地位决定了家庭地位。在过往的观点看来,家务劳动的价值远不及创造家庭收入的价值大,有收入才可以使家庭得以维系,才可以改善、提高生活质量,家务劳动是否具有价值都是遭受质疑的。由此衍生而来的便是男女因家庭地位不平等而产生的家庭暴力等问题。在传统上,妇女依靠男人提供食物、住房和保护,男人则依靠妇女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为了生产孩子、食物和其他商品,男女之间就形成了书面的、口头的成习惯的长期契约。婚姻法和契约主要是保护专业化的妇女来反对离婚、遗弃和其他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从保障男女平等,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家务劳动的价值也理应得到认可,其相关权益在离婚时应得到体现与保护。
(三)公平原则于婚姻中的体现
结婚系男女为将来永久共同生活所订定的契约,其因结婚而生的关系,称为婚姻。婚姻系男女间精神与心灵的结合。对外体现于共同生活。正如上文所说,在一个婚姻关系中,双方对将来永久的共同生活是有一个期待性的,彼此间的信赖是婚姻关系得以延续的基本,基于此夫妻双方才会对家庭付出义务。但由于家务分工的存在,双方对家庭的付出是不可能对等的,而对家事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必然会在个人发展上受其影响,由于其大量的家务劳动不能转化为社会上所流通的价值,其个人财富的取得必然少于另一方,在工作能力上得不到锻炼,又使其财富的创造能力落后于另一方,如果婚姻关系破裂,过往的时间是不可追回的,其已经丧失了积累工作经验与提高自己素质的机会,往后的生活中,可能导致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相对的,配偶另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并且锻炼了社会财富创造能力,提高了个人的素质,离婚时明显较分心于家事的一方有利,此时,若不对为家事劳动付出较大义务的一方进行补偿,则会有失公平。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并不十分发达,多数家庭还处在提高收入和积累财富的阶段,男外女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依然十分普遍,因此导致的男女家庭地位差异及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平的情况也是相对存在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是对家事劳动价值的认可,是符合我国婚姻法主张男女平等,反对一切歧视妇女的传统的精神的,该制度对于维护家庭内部的公平正义,保障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作用,它的存在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二、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现状
既然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那在实际发生的离婚诉讼中必然会涉及到该制度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运用。但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能够适用该制度及相关条款的案件并不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仅凭实践中的尴尬境遇而否认该制度的合理性与价值,但是由此暴露出来的问题与不足,还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审视。关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在实践中无法得到广泛、有效适用的原因,笔者将结合现行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不足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一同讨论,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解优先的存在
在我国,大部分的婚姻家庭类案件都是优先适用调解的方式来处理的,调解作为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民族特点的诉讼制度,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具有独特优势。尤其是婚姻家庭类的纠纷,该类案件由于涉及到当事人情感的纠葛,而造成家庭矛盾的原因又错综复杂,许多具体事由是很难查实证明的,调解方式可以有效消除当事人之间的情绪对立,促使双方达成妥协,是从根本上解决纠纷,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调解优先的存在并不是限制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运用,只不过调解是以一种更优的方式化解了双方的矛盾,使双方的意愿尽可能的得到了满足,对于一方的经济补偿或许也已经包含其间。大量案件以调解结案,使得法院无需再以判决的形式解决纠纷,表面上便造成了经济补偿条款极少适用的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不仅仅是帮助一方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其深层次的含义是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和男女平等、公平原则的贯彻。我们发现,在许多调解案件中,一方获得的经济补偿往往是以另一方“自愿”的形式出现,如果是符合经济补偿适用前提的,那么补偿就是必须的,“自愿”虽代表了一个请求和解的态度,可以消解当事人的部分对抗情绪,但是掩盖了经济补偿制度所应发挥的作用,使其消失于无形之中,其包含的内在价值更是无法得到体现。调解也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只不过相比较于其他的纠纷解决机制,调解是一个更加缓和,更容易让双方接受的方式。因此,调解过程对于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律意识的植入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契机,经济补偿制度的内在价值理应在调解过程及结果中得到体现。
(二)适用前提的限制
关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一直是其被人诟病之处。关于该制度的有关法律规定即现行《婚姻法》第四十条: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可以看出,适用该条款的一大前提便是:夫妻间的财产采取书面约定的分别财产制。众所周知,我国法定的夫妻财产制是共同财产制,由于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影响及大众法律意识的不足,我国绝大数的家庭都不会对夫妻财产作出书面的约定。因此,该条款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大范围的援引适用,在我国当前的国情基础上,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适用的范围可以说是被缩小到了一个极小的空间,是否应当区分财产制也成为了对该制度的争议焦点。
基于我国婚姻家庭现状及司法实践情况,笔者认为,婚姻法中关于经济补偿制度的条款在文义上的适用范围确实过于狭小。虽然在适用共同财产制的夫妻关系中,一方在市场活动中创造的财富是与配偶分享的,离婚时双方平等享受所创造的财富,故不存在对另一方的显失公平,一般认为,在共同财产制中也已经体现了对家务劳动价值的承认。但实际上,夫妻共同财产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一般经过投入———获取人力资本———换取财产。当投入———换取人力资本后就离婚,则会出现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权,而无财产可分割的情况。而在实践中,名义上虽为共同财产制,实际上,夫妻双方长期分居,双方的劳动所得各自享受的情况在离婚案件中是非常普遍的。而且由于夫妻分开生活,对于另一方的收入情况及财产状况是很难准确掌握的,至于如何证明夫妻共同财产的存在更是难上加难,也就形成了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权,而无财产可分割的局面,离婚时既不能分割共同财产也无法得到经济补偿,显然对于为家事付出较多义务一方是不公平的。由此可见,《婚姻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文义上适用范围狭窄,确实是一个法律漏洞。
笔者认为,以上两方面便是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在实践中遭遇尴尬的主要成因。调解优先的存在表现出来是积极的一面,如果在调解中能够体现家事劳动价值,既可以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也可以体现该制度的立法目的、内在价值,两者并无冲突。而区分财产制的存在,相对来说限制了该制度的作用,立法虽有一定的前瞻性,但其与我国婚姻家庭现状严重脱节,客观上造成了该制度的适用困难,家事劳动的价值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和保护,对于现行的相关法律应当适当修改。
三、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适用的问题
如上所述,在我国,大多数家庭采取的依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制。在这个前提下,似乎婚姻法的相关条文并不可以被直接援引,那么实际中发生的一方对家事劳动付出义务较多的情况下,该方是否仍然可以以此作出请求并得到补偿呢?以此为引,笔者也提几个关于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问题,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夫妻财产共同制下,经济补偿如何实现
在实践中也有一些案例是在夫妻未书面约定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下,仍然判决给予了一方一定的经济补偿,其理由主要是:在肯定家务劳动价值的基础上,应当对《婚姻法》第四十条作了目的性扩张的解释。笔者认为,该种方法实质上已经扩大了该条款的适用范围,在形式上财产共同,实质上财产分离或者一方明显付出义务较多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但是如果在法律明确规定经济补偿应当在夫妻分别财产制的前提下,将该条款扩展到所有共同财产制的案件中,也并非妥当。
虽然《婚姻法》明确规定的关于经济补偿的条款只有一条,但是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仍可以在均等的原则上允许一定倾斜。如《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八条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均等分割。根据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和财产的来源等情况,具体处理时也可以有所差别。”在现行婚姻法对经济补偿限制范围狭窄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适当的运用上述条款,在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对家庭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以从另一角度得到其应有的补偿。
(二)如何认定一方对家务付出义务较多
婚姻家庭类案件的一大难点便是事实的认定,夫妻间的矛盾纠纷毕竟是双方的家事,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许多情况是无法找到直接证据予以证明的,比如夫妻间的感情破裂的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当然也包括对一方付出家务较多的认定。家务劳动作为家庭活动的一部分,其具体情况只有家庭成员最为清楚,在法院认定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因为家庭活动是需要一定的开支的,同时家事劳动一般来说总是配偶一方或双方亲力亲为的,故在评价双方对家务劳动负担义务多少时,应当从物质投入及精神投入两方面对比考察。在经济投入方面,应当考察双方的投入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例是否明显较多,其次,应当考虑对家庭的经济投入占投入人收入的比例,投入人是否将收入主要投入了家庭活动。在精神投入方面,应当考察当事人在履行家事义务时,是否影响了其个人的职业发展,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等与其个人能够得以生存的关键能力与素质,结合其对抚养子女、照顾老人方面付出的时间等因素综合对比,从而判断其是否为义务付出较多的一方。应当确定的是,如果一方搁置了自己的发展而投入家事较多,相比于仅有经济投入,而对家庭没有履行其他义务的另一方,精神投入的相对义务量应大于经济投入的义务量。
(三)如何确定补偿数额
夫妻离婚时的经济补偿,是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尽较多义务的一种价值化体现,因此,对于经济补偿数额的确定,适用的标准只能是付出义务的多少,家务劳动的付出,由付出家务劳动的时间和家务劳动的繁杂程度决定,一方付出义务的多少,应与家务劳动的劳动量成正比。[5]由此,根据各学者的观点,在确定经济补偿的数额时,一方面可以将家务劳动的劳动量价值化,比如转化为从事相同时长,相同类别的劳动在市场应获取的价值,同时加上相对方因少付出义务而获得的利益来确定一个数额。另一方面,当事人对家庭付出的不仅是体力上的支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付出,由于精神上的付出无法估计价值,该部分的数额可以根据双方具体的财产状况及经济能力,结合本地的生活水平与劳动保障标准,酌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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