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研究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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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关键词 高校 学生 法律援助 诊所教育

一、研究背景

法律援助，是指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广义上的法律援助主体并不限于政府，社会各界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之下均可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国务院于2003年7月2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在经过不断的摸索和总结后，我国已经形成了政府与社会混合型的法律援助运作模式。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晚，援助力量薄弱，法律援助供求严重失衡，因此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支撑。而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出现一方面对于缓解供求矛盾、补充政府法律援助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对于高校的法学教育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可以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实务能力，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然而，在现阶段，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还远不成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障碍，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机制来规范，法律援助的效果也受到影响。但可以预见的是，高校法律援助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让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对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现状

高校的法律援助活动与诊所式法律教育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培养实习医生的形式，由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运用。诊所式法律教育一方面让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服务，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职业责任感；另一方面，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出现和普及也为高校学生开展法律援助铺平了道路。

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的起步则相对较晚，直到21世纪初才引进这种法学教育模式。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并依托其开展法律援助活动。截至2012年12月，我国已有151个高校的法学院或法学系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这为高校学生开展法律援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以武汉地区的高校为例，武汉大学1992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中南民族大学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诊所法律教育中心，并依托该中心开展法律援助活动；华中科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后与社区居委会有机结合，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活动。

（一）武汉大学的法律援助

武汉大学是我国最早一批成立法律援助机构的高校之一，其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自1992年成立以来，不断加强自身发展优势，在武汉群众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二十余年来，中心面向全国为社会弱者义务提供法律服务，许多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而又无法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依法讨回了公道，走出了绝望和无助的困境。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已接待咨询约50000余人次，回复信件近21000余件，电话咨询约38000余次，通过中心的网站提供法律意见1000余次，诉讼案件达18650余起，胜诉率达78%。现在的社会弱者权利与保护中心已经不依托于武汉大学，成为一个独立运作的社会团体，其发展模式在我国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中独具一格，特色鲜明。

（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律援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美国福特基金会、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于2000年5月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作为学校服务社会的窗口，中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为社会提供法律咨询和案件。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共接待来访者9000余人次，回复电话、信件2000余件次，写作法律文书3000余份，各类案件1200余件，其中包括创中国民间法律援助标的额之最的阳新县8岁儿童石某某高压电电击人身损害赔偿案；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湖北某船厂150余名职工房屋纠纷集团诉讼案等重大案件，受益人群遍布全国各省市。中心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实现了尽最大努力，为最需要法律服务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以实现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稳定的目标。

（三）中南民族大学的法律援助

中南民族大学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诊所法律教育中心，它与中南民族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开展法律援助活动。通过法律援助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是中南民族大学法律诊所的特色之一。中心截至2012年12月已接受咨询2000余次，承办案件70余起，到社区服务8次，社会调查2次。其中办理的案件以劳务纠纷、合同纠纷、相邻权纠纷等案件居多。目前，中心已经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洪山区人民法院一起，就“少数民族及其他少数人语言法务翻译诊所援助教学法探索”课题进行调研，并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四）华中科技大学的法律援助

华中科技大学的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起步相对较晚，其最大的特色是依托于社区居委会开展法律服务，服务对象也仅限于该社区居民。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设立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与华中科技大学社区居民委员会相互合作、相互配合，遴选课业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居委会为据点，为寻求法律帮助的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写作法律文书等服务。该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来案件及接受咨询40余次，其中20余起为家庭和财产纠纷。该校法律援助中心运作资金主要是由该校法学院与居委会共同负担。由于资金短缺等限制，该中心遭遇了不能扩大受众、进行更深入的法律援助的尴尬。

三、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存在的问题

尽管高校学生开展法律援助在补充法律援助资源，扶助弱势群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高校援助机构在诉讼中存在局限性

第一，目前我国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为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补充，却没有在立法上得到确认和支持，这一状况使得某些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遭遇诉讼时身份不明的尴尬和运作不畅通等问题。

第二，高校学生在提供法律援助时并不具有律师身份，他们只能是以一般公民的身份来办理具体案件，因此学生的调查取证权受到一定限制。由此可见，提供法律援助的学生，要想像律师一样开展法律实践，无论在法律规定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状况势必会影响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与社会的广泛接触，对法律援助活动的顺利开展形成巨大的障碍。

（二）对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机制不健全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成立具有特殊性，其依托的是高等院校，因而其首先要受高等院校的领导。其次，由于司法行政部门统一领导全国法律援助工作，故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又应受司法行政部门的领导和监督。这种双重管理模式有可能造成因管理权限不明确而带来的管理缺失或管理冲突。其负面效应在于，一方面使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运作缺乏合理规制，导致无序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管理和监督的不明确，会导致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缺乏社会支持，而生存艰难。

（三）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缺乏资金支持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遭遇到的最大问题便是资金不足问题。这一问题在不同的高校存在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高校，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可以获得外来援助，但是相关基金会对于受资助的高校法援组识的审查非常严格，因而获得资助的高校比较少。其他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来源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学校团委、院、系资助（如中南民族大学获得学校专项拨款）；社团会费；商家赞助（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通过拉外援的方式曾得商家赞助）；各种基金会资助；律师事务所资助；社区组织临时性赞助（如华中科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要依托于社区居委会）；律师赞助等等。经费不足使得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负担不起进行案件所需要的各种费用，不得已放弃了一些原本可以办理的援助案件，这直接影响了高校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长足发展。

四、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完善

（一）完善法律援助立法

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建立在完善的制度基础上。就我国目前而言，法律援助缺乏系统明确的法律法规。除《法律援助条例》之外，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一般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相关的法规和行政规章中。尤其是在民间法律援助方面，我国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对民间法律援助组织进行规范。因此，这就需要完善我国法律援助立法，为高校法律援助确立法律依据。

首先，应对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地位予以确认。像武汉大学的社会弱者权利与保护中心这样成功注册的案例并不多见。只有立法确认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合法主体身份，进行统一注册登记管理，才是高校法律援助组织迈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其次，开展法律援助的高校学生的资格问题应当明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从法律职业化教育的角度出发，承认提供法律援助的学生的“准律师”身份，使其在真正地从事法律职业之前，充分地参与法律实践，同时也为法律援助的高效性提供制度保障。

（二）建立高校与司法行政部门双层管理体制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作为高校内设机构，应当在日常工作、人事安排、行政管理等方面接受本校职能部门的领导，以便正常运转，获得支持。作为法律援助制度的一部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与司法行政部门加强沟通，在人员资格、场地、工作范围等问题上服从其管理，接受其业务指导和监督，从而保证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质量，杜绝低质量的法律援助机构出现。

（三）开拓多样化的经费来源

篇2

莫先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知名教授，被公认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老师。我们都知道他是梁思成先生的得力助手。梁先生带着他去寻找并发现了一座座国之瑰宝的古建筑，并教他绘制出一幅幅精美的、文献性的建筑实测图。他是全清华大学唯一不具大学学历的教授！每当莫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古代建筑史课的时候，大家都抢第一排的座位，以便看清他在黑板上飘逸的钩画和用投影仪反射出一幅幅精选的实例图片。例如，在讲苏州园林时，他曾放出一张黑白照片，高高的叠石陡山上矗立着一片雪白的粉墙。他说：“中国古典园林中有各种不同的美。你们看这一景，是不是简洁明快、对比强烈、充满了现代美？”至今这个画面还印在我的脑际，不可磨灭。

我大学毕业时被分在清华的建筑历史及理论教研组当研究生。1961年我这个研究生有幸参与教研组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考察活动。第一次是在北方考察历史遗址、古建、园林，第二次在南方，则主要是园林。两次都由莫宗江先生带队。每到一处都是莫公(当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莫公”)为我们“导读”。他边走、边看、边讲，揭示了许多我们看不出或不懂的美景和典故，特别是点评规划设计的成败，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入情入理。他既要对我们这些晚辈进行教学辅导，还要围绕自己的课题抓紧深入研究、实地拍照，所以总是忙得不亦乐乎。那时正值的困难时期，连香烟也要限量供应，这对劳累不堪而曾是烟不离口的莫公真是相当够呛，可他却每到一处总是神采奕奕。

这两次学术考察使我为中国古典园林倾倒，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古为今用的广阔领域。1962年在我的研究生课题定向时，我竟然没有按照梁思成先生和系里原来希望的那样选宋《营造法式》，而表示想研究中国园林。事后又为此好几天心里忐忑不安。於是我去向梁先生汇报一下我的心思。可喜的是梁先生毫无责怪之意，并尊重我的志愿。他说：“你有志于研究中国园林，这很好。这方面请老莫(即莫宗江先生)指导最合适。他对古典园林研究很深。不但造型、尺度十分精到，而且对这种东方的美有特殊的感受，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亭一阁、一情一景都能讲出许多道理。”从此，我就正式追随莫先生学习中国皇家园林了，一学就是三年。

这时正值、自然灾害之后，全国正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这是风平浪静的三年，清华园洋溢着浓浓的学术氛围。清华建筑系历史教研组在中国古代建筑史方面有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梁思成先生宋《营造法式》研究。一个是莫宗江先生的颐和园研究。莫先生在关于清代北方十大皇家园林，特别是颐和园的来龙去脉、规划布局、景点设计、艺术特色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他曾在教研组小范围内讲过几次《颐和园研究》。他到颐和园进行现场研究有时叫我随同前往。他不时会提出问题要我回答，促我思考。一次，他让我分析一下“意迟云在”、“重翠亭”和“千峰彩翠”这三个处在一条路上的建筑的景观特色。为此，我在这三处转了好几次，画了速写及平面图，后来发现在造景方面除建筑的形式、位置外，道路与建筑的关系起着重要作用。我把这些图和体会向莫公汇报时，他笑着表示满意。然后，他让我接着做一个课题，把昆明湖中的龙王庙这个岛屿作为景点进行研究。对当时的我这就是个大题目了。我学着莫公的工作方法，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弄清沿革，从全园总体布局上进行分析，对岛上建筑群进行测绘并研究，摄影、画图、成文。在此过程中不断受到莫公指点。在他鼓励下，我将这篇文章送交《建筑学报》发表。

这时莫先生给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把研究生论文题目定为《颐和园后山西区若干风景点的园林原状、造景经验与修复改造》。莫公就是这样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一步步引领我进行学术的攀登。他对我们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严格而又慈祥，高深而又浅出。他曾经说要在一场大雨之后带我们年轻人去看香山的瀑布，这是他独到的发现。可惜，时光流逝却始终未能成行。

莫先生在从事课题研究、带研究生、给同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外，还在教研组内部给教师作专题讲座。如：他在教研组内曾系统地讲《中国古代建筑法式制度》，内容丰富，分四次才讲完。有一次我和年轻教师一起带学生测绘古建筑实习之前，莫公专门给我们讲了《清官式的基本作法》。从莫先生那里得来的关于古建筑的系统知识，可以说是我受用终生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回到母校专程拜访莫先生，就唐代建筑问题向他请教。他仍像当年我在校时一样，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解传授唐代建筑之要领，对于我在西安设计新唐风建筑是莫大的鼓励与支持。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莫先生健康每况愈下。1991年7月27日上午我回清华看望莫先生，他七十五岁生日刚过，正值作完第一次癌症手术。罗森教授陪同我前往清华大学校医院探望。手术后的莫公精神很好，很想出去走走。在莫涛陪伴下我们一起在“荒岛”散步并摄影留念。最后一次见到莫先生是在1999年11月。他又一次手术后病危住在北大医院，周围的人都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莫先生则还是很精神地叫师母取出他写的书稿详细提纲，很兴奋地对我说他还要写什么、补充什么。我只好忍着泪水劝他休息、待身体康复后再工作。这是最后的道别。半个月后我在西安获悉莫先生已辞世而去。莫宗江先生在中国建筑界是大师级的人物，是梁思成先生的得力助手，是清华建筑系栋梁之才，作为莫先生的弟子是我一生的幸运和光荣。莫宗江恩师永远留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