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容斋随笔，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洪迈；容斋随笔；音韵学；文献

《容斋随笔》一书内容丰富，涉及史论、天文律历、典章制度、名物考证、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分为《初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五个序列，共七十四卷，作者洪迈（1123-1202）字景芦，别号野处、容斋，鄱阳人。历任官职，1162年曾受朝廷委派出使金，坚贞不屈，晚年以龙图阁学士退职还乡。本书是关于文学、历史、经学、小学等方面的读书笔记，所记音韵条目虽然不多，但每一条都言之有据，见解精辟，且记录了许多宋代及以前的用韵制度和音韵史料，弥补了史书之缺，这对上古音、中古音以及学术史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为保证引文的准确性，本文参考了全宋笔记本，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再造善本之《容斋续笔》等三个版本。以下将按不同的类别对其所反映的音韵文献、语音史等信息进行解读。

诗词异文

诗词改字，多以同音义近为据。故可根据笔记中的这些异文考察当时之实际语音情况。例如《随笔・卷一》之“青龙寺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宋孝宗乾道四年经筵开讲那天，皇上将白居易的《和钱员外青龙寺上方望旧山》一诗写在扇子上，有意将“使臣”二字写成“侍臣”，然后赐予了洪迈。诗文内容是“旧峰松雪旧溪云，怅望今朝遥属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动《北山文》”。“使”字“士切”属于山母止韵字，“侍”，“时吏切”禅母志韵字，将“使”改为“侍”，则二字除声调外应当声韵俱同。据李新魁和李方桂两位先生的考证，《切韵》系统及宋代韵图、笔记文献中船禅相混，应当合一。而宋代之后庄章合流，故“使”字为审母，“侍”字为床（禅）母。而与此同时，全浊声母已经清化，床（禅）母之塞擦音并入照穿两母，擦音并入审母。这就是使、侍声母趋同的语音史背景。同时，“侍”为之韵去声，“使”为之韵上声，二字韵母同。

又《随笔・卷二》“隔是”一文载曰：“乐天诗云‘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诗云‘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怜君近南往，时得到山行。’‘格’与‘隔’二字义同，‘格是’犹言已是也。”按，“格”与“隔”当时音义同，故可通用，“格”字“古伯切”，属见母陌韵，“隔”字“古核切”，见母麦韵。二字声韵相同，正与《广韵》、《集韵》陌、麦、昔同用之规定相合。白居易（字乐天）（772-846）与元稹（字微之）（779-831）是唐代中晚期诗人，由此则知“陌、麦”同用在唐代中期就已经同用了。

考证古音

最早把上古音作为专题来研究的是南宋的吴，吴中进士时（1124年）洪迈才刚刚出生，当时的古音学研究正在兴起，洪迈的随笔中即录有时人的古音研究情况，如《容斋随笔・卷七》列有“羌庆同音”一条：

王观国彦宾、吴才老有《学林》及《叶韵补注》、《毛诗音》二书，皆云：《诗》、《易》、《太玄》凡用庆字，皆与阳字韵叶，盖羌字也。引萧该《汉书音义》：庆，音羌。又曰：“《汉书》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赋》‘庆未得其云已’，《文选》作羌，而它未有明证。”予按，《扬雄传》所载《反离骚》“庆夭而丧荣”，注云“庆，辞也，读与羌同。”最为切据。

王观国和吴根据《诗经》、《周易》、《太玄》中庆、羌二字叶韵，《汉书音义》中注音“庆，音羌”，《幽通赋》、《文选》中二字异文，证得羌、庆同音。后洪迈以按语的形式引《扬雄传》补充了对二字古音相同的考证：“庆，辞也，读与羌同。”

王观国字彦宾，长沙人，绍兴间官承务郎，知汀州宁化县主管等。著《学林》，考求字音字义，也有一些考释古音读的，考证古今声韵不同，引证材料详实丰富。吴字才老，关于其籍贯问题众说不一，据张民权师之《宋代古音学与吴研究》一书考证，“言才老建安人氏者，著其祖籍而已；言舒州或同安人氏者，著其本人籍贯而已。”在古音研究上，吴有开山之功，南渡之后，他先后著有《诗补音》和《韵补》等书，影响巨大，标志着宋代古音学的建立。古音学自宋代开始建立，而宋代古音学又是受宋人经学疑古思潮的影响进而总结唐人古诗协韵注释建立起来的。前期的宋代古音学“是以吴为代表的以文献考据为主的古音研究，它注重考证某字在历史上有过某种读音，从而说明古韵与今韵的分合关系。”洪迈及其所引王观国和吴的文献考证以求古音的研究方式正说明了这一点。

沈约及其《四声韵》

洪迈考知南北朝文人通行的写作方式是先赋韵后作诗，正因为需要先找到韵脚字的这种写作方式，才得以促使人们将韵同的字汇集成册，以备作诗押韵之用，这也就是韵书的创作缘由。但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史实，仅粗略地指出六朝文人作诗有意识地讲求声律及用韵规范，从而编制了大量韵书。《容斋续笔・卷五・作诗先赋韵》中说：“南朝人作诗多先赋韵，如梁武帝华光殿宴饮连句，沈约赋韵，曹景宗不得韵，启求之，乃得竞、病两字之类是也。予家有《陈后主文集》十卷，载王师献捷，贺乐文思，预席僚各赋一字，乃成韵，上得盛、病、柄、令、横、映、、、镜、庆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掷、斥、坼、哑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谧、一、瑟、毕、讫、橘、质、帙、实十字。如此者凡数十篇，今人无此格也。”这一条笔记就记载了南朝的贵族文人讲求诗律，作诗先赋韵的创作方式。沈约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才思过人，作为景宗之宠臣而常常在宴会上被问之以诗韵。因而，他为了迎合君臣的“雅兴”而编制《四声谱》一书，以四声统系同韵字供押韵只用，是及其顺理成章的。这也就是《四声谱》的创作背景和缘由。

以上仅就诗词异文、考证古音、沈约及其《四声韵》三个方面论及了洪迈《容斋随笔》的音韵学贡献，其更多的学术价值有待我们更深入的挖掘。笔记类文献是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视和利用这些资料，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有据可依，有史可鉴。

参考文献：

[1]李新魁《中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11.

[2]何九盈《上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11.

[4]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学林》，中华书局，1965，6.

篇2

解释：指出卖国家利益谋取个人利益。

出处：洪迈《容斋随笔》。

读音：màiguóqiú róng。

用法：用作贬义。一般作谓语、定语。

近义词：媚外求荣

拼音：mèiwàiqiúróng

解释：媚：谄媚。奉承外国人以谋求个人利益。

出处：清·吴趼人《痛史》第19回：“这是媚外求荣的结局，表过不提。”

篇3

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

苏氏父子积极参与和推进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他们在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来俱被列入“唐宋家”。“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地位。

“老泉”名号之考辩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人。苏家的先人墓茔在故乡的“老翁泉”，苏洵因之以此为号。

南宋郎晔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所附《东坡先生言行》中载：“公名轼，字子瞻，一字和仲，老泉仲子也。”南宋郎晔、吕祖谦收录苏洵文章编集为《老泉先生文集》（十一卷）。学者王应麟的《三字经》曰：“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另据《眉山县志》言，老泉即苏洵，其卷五记载清代眉州知州涂长发诗：“老泉晚学收名远，《辨奸论》似蒲牢吼。”

然而，与“三苏”同时代的欧阳修、曾巩、司马光等流传下来的文字，却没有人称苏洵为“老泉”的。苏洵去世后，“朝野之士为诔者百三十有三人”。今所存者尚有蒲宗孟《老苏先生祭文》：“先生初时，未学弦歌。年二十七，始就琢磨。闭户读书，不知其它。后才数年，连举二科。”另，韩琦《苏员外挽词二首》（见《安阳集》卷四十五）、王《挽霸州文安县主簿苏明允》（见《华阳集》卷五）、刘《挽苏明允二首》（见《彭城集》卷二十二）、陈襄《苏明允府君挽词》（见《古灵集》），以及曾公亮、赵、王拱辰、张焘、郑獬、苏颂、张商英、姚辟等人的《老苏先生挽词》等，这些挽词对苏洵有各式各样的称呼，独无称“老泉”者。

此10多年后，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称苏洵为“文安先生”、“眉山处士苏洵”、“苏君”、“老苏”。特别是与苏轼同时且年齿略小的叶梦得（1077―1148）在《石林燕语》卷十云：“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东坡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云。”

其后辨误之文层出不穷，如元朝王恽《秋涧集》卷九十四《玉堂嘉话》说：“《上清储祥宫碑》墨迹，后书老泉撰。”此碑是苏轼元年间所撰，绝非苏洵所撰，但却“书老泉撰”。明朝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九《辩证类》“老泉为子瞻号”条在引述《石林燕语》后云：“尝闻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东坡画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据此，则老泉又是子瞻号矣，然岂有子犯父号之理？”

明朝娄坚《学古续言》卷二十三《记苏长公二别号》说：“东坡此书古淡遒劲，……又纸尾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印。”明朝黄灿、黄炜《重编嘉佑集纪事》谓亲见苏轼《阳羡帖》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图记。

查阅书籍，北宋时人们一般称苏洵“老苏”，南宋始称“老泉”至今。“老泉”为父之名号，还是子之名号？笔墨官司至今不断，各执一词。笔者从大多学者之说，偏向于“老泉”为苏洵之名号。

“轼”“辙”之名寓意深

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苏洵察觉苏轼、苏辙兄弟从小性格相异，为二人分别取名“轼”和“辙”，并作《名二子说》：“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轼是车上扶手的横木，没有它，不影响车的使用功能，所以对于车来说，轼是外在的、起装饰性作用的东西。辙是车子驶过时碾出的痕迹，它对于车子既无功可言，但也无翻车殃及池鱼之祸，辙可以保全自身。苏洵发现苏轼禀性刚直，锋芒毕露，洒脱不拘，容易为人诟病，招致祸患，所以取名“轼”，希望他像轼之于车一样，有一些外饰的东西，来掩饰他洒脱不羁的本性。苏辙性格冲淡，深沉不露，能远离灾祸，平安一生，苏洵为他取名“辙”，十分符合他的性格。

知子莫若父。苏洵为两个儿子的命名，寄托着一个父亲的希望和担心。而兄弟俩一生的命运恰巧印证了苏洵这段话。苏轼任情率真，嬉笑怒骂皆出于本性自然，毫不虚饰，满腹经纶却又一肚皮不合时宜，晚年更是受党争的牵累，一生功业“苏州、黄州、儋州”。苏辙字子由，性情坦夷，举止不惊，雍容有度，尽管也受党争的影响，遭遇一些坎坷，但总的来说，仕途顺畅，祖上因此受到追封，光耀门楣。

“东坡”名号之由来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坡”。《宋史・坡本传》记载：“(乌台诗案后)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历代学者几乎都认为，这就是“东坡”名号的由来。中学语文课本、教参都持此说，认为这是地缘使然。

然而，历史上，南宋学者洪迈曾有不同看法，他在《容斋随笔》中明确提出：“苏公谪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简而言之，即因情使然。

查考《宋史》和《容斋随笔》，虽有差异，但有一点相同：苏轼是在谪居黄州后才自号“东坡居士”的。《宋史》只记事而不缘情，《容斋随笔》虽缘情而言之不详。

结合史事和白、苏二人的诗文，“东坡”名号由来可概括为结地缘、结天缘、结情缘。苏轼仰慕乐天（白居易字），是内在的原因。

《新唐书》记载：“是时，盗杀武元衡……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追贬江州司马……久之，徙忠州刺史。”在此期间，白居易“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他有《东坡种花》二诗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载。”“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别种东坡花树两绝》其一云：“二年留滞在江城，草树禽鱼尽有情。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长东坡送人，赋得愁》云：“行人南北分征路，流水东西接御沟。终日坡前恨离别，漫名长乐是长愁。”以上全是白居易贬谪忠州刺史时所作。白居易被贬忠州，能随遇而安，寄情于草木虫鱼，自有一番闲适乐趣，但其中也有被人诬陷的苦闷。

苏轼被贬到黄州，也因“乌台诗案”文字狱，“以‘指斥乘舆’、‘讪谤朝廷’而定罪”，受了4个月的牢狱之灾，九死一生，这与白居易被贬忠州何其相似呀！“同是天涯沦落人”，恰巧苏轼在黄州又“筑室于东坡”，真的是天缘巧合，地缘难得。何况苏轼平日就仰慕乐天，《去杭州》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便从洛社休闲去，犹有闲居二十年。”

篇4

我们姑且不去论证这个故事的真假，但古代人把举行婚礼的时候临时搭建的帐篷叫“青庐”，却是千真万确的。

从东汉至唐初，古人都是在青布搭成的帐篷里举行婚礼，“青庐”一般设在住宅西南角的“吉地”上，下轿的新娘从特备的毡席上走过，最后进入青庐。《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 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 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神女》：“公子辞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钩辰，天孙有少女下嫁，吉期也，可备青庐。’”

古人除把“青庐”作为新人结婚用的婚房外，有时也把结婚称为“青庐”，这一点，与我们现在用“洞房花烛”指代结婚是一样的意思。到了近现代，仍有人把“青庐”指代结婚，如郭沫若《卓文君》第二景：“卓翁，你该晓得，司马长卿名扬四海，如今尚未青庐，假使他能得女公子为他的内助，那岂不是天作之合吗？”唐代以前的“洞房”一词又是什么意思呢？

唐以前“洞房”与新婚无关

“洞房”在唐代以前并不是指新婚夫妇的卧房，它是指宫廷中豪华而又幽深的居室。《楚辞·招魂》：“姱容修态，絙洞房些。” 司马相如《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 北周时庾信的《三和咏舞》中虽然让“洞房”与“花烛”携手了，“洞房花烛明，燕馀双舞轻”。但这里的“洞房”依然不是描写新婚之夜的。

篇5

关键词：河南；饮食文化；北宋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3-0070-01

地处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省，沿黄七百余公里，是我国民族饮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河南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可以利用蒸汽把食物蒸熟的炊具——甑，距今已有6000多年了，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可以吃到干饭了。而在四千多年前，大禹之子夏启在今禹县设“钧台之亭”，便是我国最早有记载的宴会。[礼记.王制]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这是我国古老的宴会制度，有虞氏便在河南省的虞城县。出生于河南伊川县一带的商朝开国相伊尹，史载擅烹调，被称作“宰相厨师”，我国最早的烹饪学理论[本味篇]，就是伊尹初见商汤时的谈话内容，他被后代尊称为烹调始祖。

河南作为我国古代中原文化中心,其饮食文化自古就很发达,尤其是北宋时期。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及对外贸易的繁荣，北宋的饮食文化也迎来了它发展的高峰，并在我国饮食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代表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极高成就。

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地处中原，盛产小麦，又在黄河之滨，鱼类丰富，这决定了北宋都城人以面食为主食，以各类肉食和蔬菜为副食的特点。宋朝的面食有很多种，包括面、饼、馒头、包子、饺子和馄饨等。在中国早期的文献中，面食被统称为“饼”，这个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说：“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到唐朝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时行胡饼，俗家皆然”。在宋代，饼已成为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宋代的饼主要是指用面粉做成的食品，烤制而成的叫烧饼。[水浒传]中武大郎在街头叫卖的“炊饼”，在北宋时其实指的是馒头。宋代是面食充分发展的时代，“面”已作为这类食品的名称出现。在[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梁录]等书中记载的面的品种就有百种左右。吴自枚[梦梁录]卷十“面食店”有一条说明：“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饭店），以备江南来往士人，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包子在宋代时已有这个称谓，据[梦梁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包子这时的品种已有十余种。饺子和馄饨也是这时的主要食品了。馄饨的制作工艺以与现代非常相近。宋代的饺子又叫角子或者角儿，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宋代东京，“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常通宵不绝”（[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夜市的繁荣，带动了饮食的发展。[东京梦华录]卷二记载，东京夜市从食丰富，价钱便宜。“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

[论语.乡党]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宋代的茶也已成为居民的主要饮食。东京的市民和我们今天一样，早上习惯喝一种叫“煎点汤茶药”的茶。元代画家赵孟頫的“斗浆图”，画的就是市井贩卖煎点汤茶药的情景。苏轼在东京亲见贵族豪门对茶的珍爱，作诗到：“颇见纨绮中，齿牙厌梁肉。小龙得屡试，粪土视珠玉。团凤与葵花，碔趺杂鱼目。贵人自矜惜，捧玩且缄椟。未数日注卑，定知双井辱。”（[苏轼诗集]）东京茶坊遍布于市，布置高雅，[都城纪胜.茶坊]记载：“大茶坊张挂名人字画……所以消遣久待也。”茶坊还是人们聚会的场所，“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和之类”（[都城纪胜]）。宋代时，我国的酿酒已十分发达，宋代的酒大概有四种：黄酒、果酒、配制酒和白酒。[文昌杂录]卷3中说：“京师贵家多以酿醾，?酒独有芳香而已。”宋代的酒楼壮观而讲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叙到：“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采楼、欢门。维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容斋随笔]：“今都城与郡县酒务……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幅为之。”

作为河南饮食文化代表的豫菜始于夏商，经周、汉、魏晋直至隋唐五代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到北宋时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并具有独特地方风味的重要菜系。北宋初，宋太祖赵匡胤“恩施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东京汴梁城（今开封）即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饭店酒楼遍布大街小巷，大菜小吃的品种品类不胜枚举，有“集天下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之说。而这些为豫菜形成色、香、味、形、器五性具佳的完整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作为豫菜基础和源头的河南民间菜，它的原料取自中原地区历代劳动者培植、饲养、采集、渔猎和不断选优的本地产品；它的烹调方法也不断改进和创新；其特点较为突出，即“色重、味浓、汤满、熟透、热吃”。

此外，河南便利的政治和地理优势也为豫菜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古都，河南便有其四。平王东迁建都洛阳后，宫廷膳食制度进一步建立，设有膳夫、疱人、腊人食医、酒正职等官，专职负责天子的膳食和祭祀供品。历史上有名的“周王八珍”便在此时形成，并对以后豫菜的发展影响较大，经过历代厨师的继承和发展，其内容不断丰富，技巧也更加精益求精。后周武则天临朝称制也定都洛阳，征召附近山区的民间汤菜进贡宫廷，后经御厨高手加工升华，成为著名的定型定制的“洛阳水席”，可谓豫菜中的一朵奇葩。北宋的言、汝、钧、哥、定五大名窑，河南有三。三窑的瓷器，是饮食文化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皿具，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发展了中原地区的饮食文化。[梵天庐丝录]载：“晋、鲁、川、滇、豫、粤、苏、浙等省，食各有味道，菜各有拿手，人各有异，处处不同......”这点出了豫菜菜系的地位。

回顾历史文献中对于河南饮食文化的记载，我们对河南的饮食文化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这些文献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人民的精神风貌，体现了当时中原地区社会的精神文明。作为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饮食文化还有很多路要走，祝愿河南饮食文化在新时期继续创造着自己的辉煌。

作者单位：郑州市第二十中学

参考文献：

[1]郑玄注,孔颖达.礼记.王制[M].

[2]刘熙.释名[M].

[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

[4]周密.武林旧事[M].

[5]吴自牧.梦粱录[M].

[6]耐得翁.都城纪胜.茶坊[M].

篇6

童子军是一个国际范围的青少年组织，在民国元年时开始进入中国。1915年，在上海举行第四届远东运动会，童子军进行了会操表演，并参与维持会场秩序等服务工作，引起当时参加运动会的各省教育界人士的注意，童子军的影响逐渐扩大，开始向全国发展。

中国童子军的宗旨被定为“以发展儿童作事能力，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之青年，以建设之国家，而臻世界于大同”。平时他们做一些社会服务工作，清洁街道、扶老携幼，为一些大的社会活动服务、维持秩序；尤为突出的是，他们还是社会运动、国家号召的积极行动者。1934年，全国许多地方发生灾害，童子军发起捐助运动，以救助灾民，其中，上海童子军沿街募捐总数达16000多元；1936年，广东举行各界民众抗日救国示威巡行，广东童子军整理委员会派出6000多名童子军，到指定地段服务……中，经过训练的童子军，在前线救护伤病、慰问将士、探察敌情、修筑工事，甚至直接参与战斗，在后方收容遣送难民、代收慰劳品、维持秩序等，为作出了贡献。赤子之情，可歌可泣。

“元芳”是谁

“元芳，你怎么看呢？”这句话一夜之间就在各种媒体上火爆起来了，即网络上所谓的“元芳体”。那么“元芳”究竟是谁？

“元芳”，全名“李元芳”，是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在剧中是狄仁杰的保镖，也是其最得力助手。他的身份是狄仁杰的卫队长，武艺过人，性情忠烈，更难得的是思维缜密而细腻，逻辑思维能力超群。在《神探狄仁杰》剧中，狄仁杰碰到案件时，总喜欢问一下副手李元芳：“元芳，此事你怎么看？”此话简直成了狄大人的口头禅，而李元芳的回答也挺固定化：“大人，我觉得此事有蹊跷。”“此事背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2012年10月，这一惯有的句式被网友恶搞，并迅速扩散形成了“元芳体”。查遍《新唐书·狄仁杰传》是没有李元芳这个人的，李元芳不过是编剧杜撰的一个人物而已。

祖宗十八代怎么称呼

祖宗十八代是指自己上下九代的宗族成员。

上按次序称谓：生己者为父母，父之父为祖，祖父之父为曾祖，曾祖之父为高祖，高祖之父为天祖，天祖之父为烈祖，烈祖之父为太祖，太祖之父为远祖，远祖之父为鼻祖。即：父、祖、曾、高、天、烈、太、远、鼻。书中说：因人怀胎，鼻先受形，故鼻祖为始祖。

下按次序称谓：父之子为子，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晜（读kūn）孙，晜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云孙之子为耳孙。即：子、孙、曾、玄、来、晜、仍、云、耳。书中说：耳孙者，谓祖甚远，仅耳闻之也。

“洞房”与新婚无关

“洞房”在唐代以前并不是指新婚夫妇的卧房，它是指宫廷中豪华而又幽深的居室。《楚辞·招魂》：“姱容修态，絙洞房些。”司马相如《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北周时庾信的《三和咏舞》中虽然让“洞房”与“花烛”携手了，“洞房花烛明，燕馀双舞轻”。但这里的“洞房”依然不是描写新婚之夜的。

篇7

端午节每个名称都有它的来历。

天中节 在吴自牧写的《梦梁录》里说道“五月五日天中节”。

浴兰令节 在《梦梁录》中曾记述：“仲夏一日，禁中宰执以下公服罗衫。五日重五节，又曰浴兰令节。”

女儿节 相传汉朝时有位著名的孝女名叫曹娥，在她14岁时，因父溺死于今日浙江省境内的一条江中，尸体沉没于江底，她沿江号哭七日，在极其悲痛的情况下，于农历五月初五日投江而死，其尸负父尸而出。当地人为了永远纪念她，教育人们尊老爱幼，继承和发扬这一美德，便把此江命名为曹娥江，并立碑纪之，把曹娥死的这天，定为女儿节。

端阳节 据《月令广义》载：“五月初五端阳节。”由于“午”时，正值烈日当空，阳光灿烂，故名为“端阳”。

蒲节 《幼学句解》称“端午是为蒲节”。昔日端午节用菖蒲泛酒以辟毒，故云蒲节。

千秋节 在洪迈《容斋随笔》卷一述：“唐玄宗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节。”另据宋《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

午节 按照农历以地支纪月的方式：正月为寅月，二月为卯月，三月为辰月，四月为巳月，五月为午月……因为节日是处在五月，故称“午节”。

重五、重午 端午节这天，正逢月日均为五，“午”与“五”既同音又通用，所以称“重五”或“重午”。

端午、端五 “端”是开始，也可以说是初的意思，“午”是五的顺号，“五”与“午”既同音又通用。所谓端午，也就是初五。《风土记》有云：“仲夏端午，初也。”

在我国民俗中，端午节这一天，人们总习惯吃粽子、饮黄酒、佩戴香包，用艾叶熏房子、插柳、插艾；临河傍水的地方，还举行龙舟竞渡等活动。在这每项活动中，又都有它的含义。

吃粽子、饮黄酒、赛龙舟的习俗据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屈原是楚国的三闾大夫，他为了挽救国家，多次向楚王提出改革内政外交的意见，楚王不但不听，反撤了他的职，并赶他出京城。后来，秦国攻破楚国京城，屈原觉得自己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于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这天，跳进了今日湖南省境内的汨罗江，以身报国。当地人闻讯后，争先恐后划着船去抢救，但迟了一步。人们敬仰和怀念他，便把他投江这天，定为端午节。2 000多年来年年纪念，代代相传，绵绵不息。据传，屈原投江以后，沿江群众把米、粽子和黄酒投洒在江里，一方面祭祀他，一方面喂鱼和蛟龙，希望他们吃米或粽子，不要伤害屈原的尸体。端午节赛龙舟，也是屈原投江后沿袭下来的，意在表达和重现当时人们抢救屈原的情景。

端午节的清晨人们习惯拿上镰刀到野外割艾、割柳条，回来插在自己房檐下或门窗上，有人说，此风俗是为了蒙蔽天官，让他们误认为凡间疾病横行，门上和窗口都长满了野树，便不再打发病魔下凡。

篇8

魏源与邹汉勋的交谊

邹宗德楹联的人文意蕴

论邓显鹤对宝庆文明的弘扬与发展

自然法的寻求——马克思早年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进路探析

自然观的道德意蕴及实践启示

论斯大林模式

新建本科高校大学生党员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以三明学院为例

对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之合理性质疑的回应

高校校园媒体法治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城市房屋拆迁利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论被羁押犯罪嫌疑人之权利保障

农用地非农化利益驱动力及约束机制的实证分析——以合肥市为例

成都统筹城乡改革中的权利倾斜性配置

城市发展规划应兼顾人文历史价值的传统格局——对邵阳市十二五规划市区建设的建议

“准时”和“及时”

高校辅导员在集体场合讲话的修辞形式

创新活动的概念整合分析

BEC交际口语测试探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忧虑——关于《中国结》

《巨人传》与骑士文学

论中国诗歌含有的音乐性

《痴婆子传》的文化内涵

从白居易的闲适诗看其晚年的消极思想

睡梦中的普鲁弗洛克

如何在大学历史教学中贯穿真善美教育

提高《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实效性的理性思考

农村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湘西自治州调查为

小学英语教师培训的有效模式选择——以湖南为例

高校系级动态教务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

试论魏源改革思想引发当代社会思潮的三大前沿学术贡献

鲁迅笔下的三个邵阳人

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论证及其现代意蕴

中国古代德育人际环境思想述

群众路线与当代中国大众化的基本要求

不能超越具体的历史条件侈谈所谓的“普世价值

从经济学角度对大学生校外租房现象的思考

论产品总合同的具体运

论行政合同的正当程序原则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以大学为主导的产学研一体化机制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与对策——以邵阳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为个案

基于就业与需求特征的财经类专业校企合作创新研究

电子商务环境下客户关系管理研究

《幼学琼林》中配对成语分析

汉语成语中“狐狸”文化义生成机制浅析

《容斋随笔》篇章风格论探微

人际元功能在企业简介英译人称系统选择中的实现

耕耘在交叉小径的中国新诗园——曾思艺教授叙事诗、诗剧初论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浅析

论陈霆的“隐逸词”

论音乐主题的分析方法

论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的音乐美流行唱法中的共鸣运用及其训练

父子与德国的恩

美国平民主义运动的核心诉求与大众民主体制的发展

论唐代诗人杜甫的社会责任感——以杜诗为中心

文化变迁与社会结构变迁——透视陕西户县农民画史纽曼自由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论哲学教学中的“四个结合”

篇9

关键词: 《汉书》 校勘 正误

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汉书》是以王先谦《汉书补注》作为底本,参校北宋景v本(简称“景v本”)、明末毛氏汲古阁本(简称“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简称“殿本”)、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整理而成,人们习惯上称之为中华书局点校本。该书征引、吸收杨树达《汉书窥管》等诸家之说,被誉为集以前《汉书》各本之大成。点校本《汉书》自出版之日起便成为人们在学习和研究《汉书》工作中最常用和最权威的本子。然而,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汉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新的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点校本《汉书》中出现的诸如误校、漏校、误排、误标等问题也越来越多,影响了《汉书》的推广及研究。笔者近两年来在校对《汉书》庆元本的过程中略有所得,现摘录几条校勘成果于此,求正于方家,旨在为目前启动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添砖加瓦。其中本文所录《汉书》之卷数、页码、行数等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所采《汉书》其他版本如南宋蔡琪家塾刻本简称“蔡琪本”、元大德九年太平路儒学刊本简称“大德本”。

1.襄公不P,明年齐威死,伐齐丧。……明年齐威死,m庶乱。宋襄公伐齐行伯,卒为楚所败。……五石象齐威卒而五公子作乱,故为明年齐有乱。(卷27/页1519/行3―10)

按:此三处“齐威”均当改作“齐桓”。汲古阁本与此处同作“齐威”;景v本、殿本作“齐桓”;蔡琪本、庆元本、大德本作“齐桓”,其中“桓”字缺最后一笔。据《春秋左氏传・僖公十七年》所载:“冬十二月乙亥,齐桓公卒。”(页375)《春秋左氏传・僖公十八年》:“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诸侯伐齐。”(页377)“夏五月,宋败齐师于[,立孝公而还。”(页378)可知史确有齐桓公卒后宋襄公伐齐之事。齐威即齐威王,乃战国时期齐国之国君。此二者乃不同时期之人,作“齐威”者显然有误。又据史可知,宋钦宗名桓,此处汲古阁本同南宋本作“齐威”,以“威”代“桓”,乃避讳也。《容斋续笔》卷一四云:“绍兴中,分命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板,其两《汉书》内,凡钦宗讳,并小书四字曰‘渊圣御名’,或径易为‘威’字。”(页388)可为明证。而蔡琪本、庆元本、大德本中“桓”字均缺最后一笔,实乃缺笔避讳也,则此处本作“齐桓”无疑。考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卷二十七之相关内容则有:“及齐(威)[桓]死,天下散而从楚。”(页1455)援例亦有校改,上下应当统一,故此三处应改作“齐桓”为是。

2.师古曰:“……《地里志》县有水,北过上林苑入渭,而今之县则无此水。……”(卷57/页2549/行11)

按:景v本与此处同作“里”;而蔡琪本、庆元本及殿本等均作“理”。《汉书・地理志》云:“,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酆水出东南,又有水,皆北过上林苑入渭。”(页1547)与师古所言“县有水,北过上林苑入渭”者同,则《汉书・地理志》中实有此语也。古书中“里”“理”二字虽常通用,然此处“《地里志》”乃特指《汉书》卷二十八之《地理志》也,今之点校本《汉书》中均通用作“《地理志》”无疑。为使前后统一,体例一致,此处应改“里”作“理”更为合适。

3.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东郡溥被灾害,民饿死于道路。(卷74/页3137/行14)

按:汲古阁本、大德本、殿本作“二年”,而景v本、蔡琪本、庆元本等均作“三年”。据《汉书・武帝纪》:“(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十二月……春,起柏梁台。三月,大雨雪。夏,大水,关东饿死者以千数。”(页182)《汉书・五行志》:“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页1424)《两汉纪・孝武皇帝纪》:“(元鼎)二年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春,起柏梁台。三月,大雨雪。……夏,大雨水,关中饿死者以千数。”(页225)关东者,秦汉时期多指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境)、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东南)以东之地。由《汉书・地理志》可知平原郡“属青州”(页1579)、勃海郡“属幽州”(页1578)、太(泰)山郡“属兖州”(页1581)、东郡“属兖州”(页1557)。而青州、幽州、兖州之地大致在今山东、河北、辽宁一带,均属关东也。故此四郡“溥被灾害”之年应为元鼎三年,非元鼎二年也,应据此改“二”作“三”为是。

4.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卷89/页3627/行7)

按:此处“吏”当作“史”。《汉书・百官公卿表》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页742)《后汉书・百官五》:“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其下引《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三月,令郡太守、诸侯相病,丞、长史行事。十四年,罢边郡太守丞,长史领丞职。”(页3621)又《后汉书・百官一》之

注引《汉旧仪》曰:“……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公出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页3561)可见“长史”“守丞”者,皆边郡之官名也,多连用。《汉书》中“史”“吏”二字常相乱,版刻混用甚多。庆元本所录刘校语曰:“长吏守丞,‘吏’当作‘史’。郡使守丞、国使长史皆一物也,故总言郡国上计长史守丞。《后汉书・百官志》诸侯王相如太守,长史如郡丞,又边郡有丞,元有长史,长史上计无疑矣。长史者通于令丞尉之称,与守丞连言之说不可不尔,下言‘长史守丞’同。”刘氏之言甚明,点校本宜从刘说改“吏”作“史”为是。

5.诩子浮建武中贵显,至大司马,司空,封侯。(卷93/页3741/行4)

按:此处衍“司马”二字,宜去。据《后汉书・朱冯虞郑周列传》:“(朱浮)建武二年,封舞阳侯,食三县。”(页1137)“七年,转太仆。”(页1144)“二十年,代窦融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卖弄国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页1145)可知,浮先后任太仆、大司空、新息侯,未尝为大司马。又《后汉书・光武帝纪》:“五月辛亥,大司马吴汉薨。……六月庚寅,广汉太守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司空。壬辰,左中郎将刘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页72)《资治通鉴》卷四十三:“(建武十八年)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奏议……”(页1393)“(建武二十年)五月,辛亥,(吴)汉薨”(页1398)“(建武二十年)六月,庚寅,以广汉太守河内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司空。壬辰,以左中郎将刘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页1399)可为佐证。庆元本刘校语亦曰:“案《后汉书》浮~为大司空,未尝为司马,明多两字。”刘说可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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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固.汉书.宋宁宗庆元元年庆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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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班固.汉书.景v本,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百衲本,1998.

[5]班固.前汉书.乾隆四年武英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缩印《二十五史》本,1986.

[6]班固.汉书.明崇祯十五年汲古阁刻本.

[7]班固.汉书.元大德九年太平路儒学刊本.

[8]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

[9]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荀悦,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

篇10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后辞官归乡，卒，谥文敏。世称“董文敏”、“董香光”。董其昌天才俊逸，又好禅学，早负盛名。工书画，精鉴赏，书画均臻妙境，堪称大家。他的书法初学颜真卿，后来追溯钟繇、王羲之，尤其得力于李邕、徐浩、米芾、杨凝式等。他将绘画的用笔用墨融入书法，以淡墨为主，时出浓墨，笔画的浓淡变化显得非常丰富，使书画的结合达到完美的境地。他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画旨》、《画眼》等。

董其昌书法擅长楷、行、草诸体，字形以欹反正，富于变化，风格上追求平淡天真的境界，所以给人以秀逸空灵、清朗洒脱的感觉。他的传世书迹颇多，楷书有《法华经》、《洛神赋》、《项元汴墓志铭》，行草有《题蜀素帖》、《书李白诗卷》、《琵琶行》、《自书诗卷》等。

邢侗（1551—1612），字子愿，号知吾，临邑县（在今山东）人。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进士，官至陕西太仆寺少卿。工诗文、善书画，书法为海内外所珍视。与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并称“晚明四大家”，又与董其昌并称“北邢南董”。邢侗精于临摹，他曾临摹钟繇、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张旭、怀素、米芾、赵孟兆页 等作品，后自成面目。其书法笔力矫健，古澹圆浑，尤其善写大字，体势开张，雄强奇绝。他的传世书迹有《书客中行》、《临豹奴帖》、《临鹅群帖》等。

米万钟（1570—1628），字仲诏，号石友，又号石隐庵居士，关中（今陕西）人，米芾后裔。徙居燕京（今北京），官太仆寺少卿、江西按察使等职。他工书善画，有好石之癖，善山水、花竹，书法行、草俱佳，既有米南宫笔法，也有章草遗迹。又与董其昌并称“南董北米”。传世书迹有《题菊诗》。

张瑞图（1570—1644），字长公、无画，号二水，别号果亭山人、芥子、白毫庵主、白毫庵主道人等。泉州晋江（今福建晋江）人。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后以礼部尚书入阁，晋建极殿大学士，加少师。曾因依附魏忠贤阉党而下狱，后赎身归里，皈依佛门。他工书擅画，以书法名世，且书法上敢于打破传统笔法而另辟蹊径，峻峭劲利，笔势生动，奇姿横生。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钟齐名，有“南张北董”之号；又擅山水画，效法元代黄公望，苍劲有力，作品传世极希。其行草初学孙过庭《书谱》，后摒却前贤，自出心源，独标气骨，自成一家。他的书法结体遒劲，劲健有力，方折横撑，锋芒外露，不求含蓄。传世书迹有《赤壁赋》、《何年顾虎头诗轴》、《行草书诗轴》等。

明代晚期除了以上四位之外，我们不得不提到徐渭、黄道周、倪元璐等反传统书家，他们在章法上形成了一个共同特色，即行疏、字密，单行之内上下字之间咬合穿插而起伏跌宕，行与行之间宽阔疏远而相互呼应，同时墨色上也注重干湿浓淡的变化，形成强烈的视觉变化，这种长轴大幅式的章法安排是晚明时期书法上的一大特色。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等。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徐渭一生极为坎坷，不仅家庭生活常常处于动荡不幸之中，而且自己的事业前途也极不顺利。他虽然自幼聪明，学识过人，但却始终不能考取功名，终于因为无法承受压力而患精神分裂症，且因杀害自己的妻子而入狱。徐渭的经历是明代文化悲剧的缩影，也彻底激发了他心中潜藏的叛逆桀骜的才情天性，于是他走出了不同于其他文人的艺术道路。他工诗文，擅书画，会骑马、剑术，好音乐、戏曲，爱好颇多。他的书法以行草书著称，初学米芾，用笔纵逸奔腾、飞扬跳宕。用墨一如写意绘画，干湿浓淡并用，淋漓洒脱。结构貌似散乱，或横或纵，虽似不循常规，但是细看又笔笔得法。他的传世书迹有《徐渭草书诗卷》、《草书杜诗轴》、《草书七绝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