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随笔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清明随笔，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清明节自己能干什么的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也是有个期待吧，我们清明节的话这边的志愿活动也是很多，比如说扫墓啊计划啊什么的，但是因为我都很多都是在今天就必须去完成了之后，很多都是提前完成到清明节那一天的话，大家也有自己的事情做，所以就只能去安排出现假的时间去完成那一些志愿活动吧，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满课吗，有课比较多排不出来时间，虽然说晚上也是可以去做的，但是因为你好像找不到时机，最后就只能是不了了之，自己的朋友他也有在抱怨说为什么我们的课就这么忙呢？在今天到其实自己现在想一想就会觉得他虽然说口头上说很积极很向上的，希望说可以去做更多积极向上的事情，但是其实等他真正有机会去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又行动不起来，反正他现在就给我这种感觉，但是自己又觉得还是比较幸运的。找他口头上还是比较积极的，这也是能够从侧面去推动自己过更加积极向上的生活。

但是他也确实是很忙的，就本来我们星期六也是要去做志愿活动的，那是因为我们最后他因为要开会嘛，很多时候就是自己现在都属于那种比较闲的状态，但是他就因为部门上的事情啊以及加入的那一些活动，就她也加了一个潮剧，就我们那边的本来也是自己要加入的，可能是因为自己错过了报名的时间，但也觉得还行吧，就虽然说错过了，但是自己就也因此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毕竟他现在很多时间都花在这件事情上了，虽然说最后也有搞头，但是自己也觉得他其实确实是有从这件事情中得以成长吧，但也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了。

但只要他乐在其中就行了，就是他要是没有太多抱怨的话，那也行也没有关系的，只要他觉得做这件事情她有所收获，然后他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浪费了他太多的时间，那其实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浪费再多的时间也是有意义的吧，反正自己是有这么去想的，就一个方面是替他觉得不值得，但是另一方面又为她感到感悟性，所以自己又觉得自己也应该是去找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去做吧，毕竟大家的日子都那么有规律的进行着，就只有自己的日子是那么的想吗？然后毫无计划，一天天的也不知道究竟完成了哪一些事情，虽然说自己也很享受这样子的生活，就你不需要去计划说需要去完成一些什么事情，但每一天又好像有一些小成就感，自己也很喜欢这一种状态的，但是又觉得看着大家都是这么过日子的，自己又觉得不甘心，自己就这么散漫的过日子。

篇2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杜牧《清明》。

又到了一年一次的清明节,这这个隆重的传统节日里,大家都是非常注重的。除了中小学生和一些在职的人员可以拥有假期外,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清明节扫墓了。我还记得小时候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留给我的印象都是下雨的,古人那句“清明时节雨纷纷”很是应景。后来呀！我们远离了家乡故土,在外面求学、工作,一年四季很少回到家乡。每次踏上这片故土的时候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因为那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一回到这,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温暖。

今年因为我还在上大学的原因,放的假期只有短短的三天,来回一趟家就要花费两天的时间,所以我就没有回家扫墓。自然而然的今年特殊原因,父亲的工作不忙,就打算回家帮忙扫墓。我问他清明节是不是要回家扫墓,他笑着跟我说“是的，回家扫墓的时候会让祖宗保佑我们学习进步,未来的生活红红火火的。”听到这我的眼睛不争气的红了,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回忆终究还是小时候在家里面无忧无虑的生活着,没有现在那么多的烦恼和忧愁。我也很想回家,去给祖宗们磕个头,烧个香,保佑家人身体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工作和学习都天天向上。这就是我此刻最大的心愿。

篇3

一、立足农村生活，写真事抒真情

应要求学生坚持一个原则即“非熟悉的不写”。农村作文教学只有立足于农村，让学生描写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才能走出困境。因此，农村初中学生应多留心自己所处的环境，应多观察自己身边的独具特色的人、事、物，随时随地积累写作素材。

1. 做农村山水田园风光的主人

农村孩子他们从小频繁地接触大自然，对大自然有着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深厚的感情。蓝天白云、落日晚霞、青山绿水、村落炊烟、花草野果……这一切无不烙上了农村的印记，又无不给农村孩子以美的熏陶，只要认真观察，这些就为他们描写田园生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源泉，奠定了抒写真善美的基础。

2. 从农村朴素的语言文化中领略人民的智慧

“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春分瓜，清明麻”这是农村一年四季种植农作物所特有的谚语；又如“清明谷雨，冷死老鼠”，“朝雨晚晴，晚雨落到天明”，这些谚语就指出了季节气温和雨水的特点，对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都有科学的指导价值。学生通过收集、交流这些丰富的农村语言，既能积累写作素材，又能提高作文的“科技含量”，可谓一举两得。

3. 在日常家务劳动中体验“实践出真知”的道理

农村学生在节假日常要帮家长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或农活，这正是他们体验农村生活，积累写作素材的大好机会。因此，在教学中，语文教师应鼓励学生把做家务、干农活的过程写下来，把观察到的有意义的场面描写下来，把自己的所感所悟记录下来。例如种稻谷，指导学生观察什么时间播种，什么时间除草，施肥，收获，并且把观察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又如很多学生都亲身参加过收割稻谷或摘采荔枝龙眼的劳动，在教学中语文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讨论：在劳动中，你是怎么做的？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讨论之后指导学生写出文章，这样既学到农技知识，又扩大了写作范围。

二、倡导写随笔，重视生活体验

随笔的特点是自由真实，较少拘束。坚持一段时间，学生就会发现随笔的真谛――随笔就是抒写自己的真实感受；写随笔的奥秘就是亲身体验，真实感受，表现自我；随笔就像日记，可以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写下来。这样一来，学生的生活体验有了，真情也就跟着流露出来了。当然，教师在随笔教学中也要作一定的指导。为了更好地突出随笔在作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笔者把常规性的作文教学与随笔教学进行了对比：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写作随笔的教学优势明显大于常规性作文教学，既然省时省力，又能有效地引导学生关注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自我，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由写作、自然流露的空间，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篇4

说来，天气也是极好的。阳光温洁而细润，流风徐徐，别开眼眸，陡然间催醒了思绪。海的上空，密密麻麻的飞起了风筝，点点如墨，却更似斑斓的画。岸上游人若织，看上去每个人都是衣着光鲜，或休闲或俏丽，每个人身上都洋溢着春归偶得的欢跃。孩子，父母和老人，呼喊声、嬉笑声、打闹声百态千姿，任然随意而又自成一家，想来却是忍俊不禁。

抛旧日烦扰吧，只这一时；忘却积郁的伤痛吧，仅这一刻。虽不奢侈，但总归难逢，难得。只需看一看他们所有人的笑容，听一听他们重复了千百次的欢语，猜一猜他们的家庭、学历和职业，这些流于表象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塑造他们的外在东西，观望一下属于他们大声歌唱的明媚脸容，最近距离的触摸芸芸众生参差各异的生活样法……

这时，不同角度的观望里，背着阳光，秉着心神，码着文字，你会开心的笑出声来。春天在笑，阳光在笑，千百万人都在笑，你为什么不呢？

清明节，故人已殁，逝者魂归。对于我们有幸、有心力，有勇气活下来的人来说，我们则更当以安然的欢乐和明亮的幸福，以慰逝者，以飨盛景。在这每年遭遇的春光里，最大限度的去融入，去包容，去安享，做到不放纵，不错失，不奢望，也不辜负，我想这恐怕对我们不论生存还是生活都算得上是最优美的姿态吧。是么？

很多天前，在随笔里写了祭奠青春的几行字。寥寥数语，难陈心迹，却也似十八岁时撰书纪念诔文时所抱着的境遇，拥着的心神。迷离的阴雨，淅淅沥沥，在那些天格外的苦涩。

但请告诉我，总会有晴天的，是吧。虽然那一夏连日苦雨，如梅酸涩，但思来，谁又能规定幸福不是要依傍在期冀中姗姗来迟呢？就像《青春万岁》的序诗里所写的：是转眼过去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日子，连同欢笑，总是属于我们的。

篇5

摘要 宋代画家张择端创作的长卷《清明上河图》选择了清明时节这样一个具体的时空,以全景式的形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北宋多彩的街市生活。作品以写真的方法表现汴梁城繁华景象,运用“散点透视法”,打破时空界线,将景物自然、有机地组织到一个画面里。构图上充分体现“近看小节目,远看大片段”的传统表现手法,是“三远法”展示空间的典范。它对于研究古代世俗生活场面具有很大的历史认识意义。

关键词:状物抒情 写实风格 造景细致。

中图分类号:J222.2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的稀世奇珍,画之瑰宝。作品以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密,构图起伏有序,其笔墨技巧,兼工带写,活泼简练,人物生动传神,牲畜形态,房舍、舟车、城郭、桥梁,树木、河流无一不至臻至妙,称得上妙笔神工。《清明上河图》是画家张择端唯一的传世真迹,也是中国十大名画之一,其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里程碑式的画作。

中国画将宏观与微观称为“远望”与“近看”,“远取其势,近取其质”。面对博大的自然物象,必须远近结合,从远处整体上把握整体的气势和大体的结构特征,从近处具体入微的观察与深入的分析。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其取势的视角来说,气势博大,一览数十里。但画面中人物眉目清晰,表情生动,甚至连远处铺子里的摆放都画得清清楚楚。这种画面效果只有在中国画“天人合一”的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才能得以实现。宋朝陆九渊在《杂说》中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体现了宏观与微观变化统一的相对关系,更体现了大千世界,尽收眼底,与无限的宇宙精神合而为一的博怀。

二 丰富的艺术内容

《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北宋晚期宣和年间汴京的繁荣景象,画面无作者的名款及年月,此画于北宋灭亡后即流入金,为北宋晚期所作。从金代以来,对“上河”一词曾有过争论,一些人认为“上”字应作动词解释,即在清明节那天,东京“士庶”上(到)去冶春的意思。另一些人认为应作名词解释,“上河”就是上方之河,(上含有“御”字之义),是指汴河而言。

“清明”一词,最早见于金人张著的跋文,说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与《西湖争标图》,这样名称才开始定下来。另外,画作中有宋徽宗的题诗、题签、盖印,题诗中有“如在上河春”这样的诗句,这样画作描绘的是春天就无疑了。

作者选择了清明时节这样一个具体时空,以全景式的形式,以散点和焦点透视互用手法,生动细致地刻画了汴河两岸宏大的社会生活画面,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北宋多彩的街市生活。画卷以春季郊外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作为开始:河道岸边,商船码头,热闹忙碌;虹桥城门,商贩云集;街市茶坊、酒店,桌椅明净、少有坐客……从画面看,作者十分忠实地描绘了汴梁城繁华景象。从风景中上看,有汴河、树木、菜园水井、城楼建筑、农舍土墙……;从人物上看,仕、农、商、医、僧、妇女……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从图中的情节看,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骑马……,内容繁杂,人物形象迥异。图中既有大小街道、百肆杂陈,也有河港池沼、船只往来和官府第宅:茅屋村舍,整幅画卷如市民文学一样丰富,对于今人了解古人的生活场景有很大的认识意义。而作品物象结构严瑾、有条不紊,节奏起伏舒适,内容情节安排铺垫,紧张有序,画面中近八百个人物的体貌、衣着饰物、行为举止、都表现得一丝不苟,呼之欲出。除了人物身份多层次、多个性,多角度的复杂多变也超出了此前所有中国人物画作品。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景的关系,人与道具的关系,千变万化,匪夷所思,令人叹为观止。

宋代的绘画风格是一种“无我之境”,比较注重物象的真实,审美情趣多,侧重于对客观对象真实生动的再现,“写其真,得其神”是衡量作品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标准,宋画通过真景和笔墨的结合来创造意境,严格精细观察自然的审美心态,体现了受宋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对物理,物情,物态具体把握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清明上河图》中多处出现了扇子,其种类有方扇、羽扇、团扇、腰扇而无折扇,折扇为朝鲜国的使臣带到中国,当时北宋还未在民间流行。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扇子本来有“便面”的作用,但大多用于上层人士,图中第一个拿扇子的,是一个光脚、赤膊追赶奔跑马匹的人;接着在虹桥附近熙攘的地方,出现了许多拿扇子的人:有戴草帽骑马的官员,有听说评词的老人,有逛游市廛的老人,后跟随着腰插扇子小童,有腰插扇子看河水的……总计不下十把。草帽、竹笠也出现多处,戴这些草帽、竹笠的人有骑马、骑驴的官员、士绅,有在桥上的扶着栏杆看水的闲人,有拉纤的劳工。此时无雨,草帽、竹笠多是用来遮阳的,这也从侧面点出了画中的季节。作者以冷静的思维,周密的刻画表现了客观物象的全部面貌。

在人物造型与构图设计上,画家将杂乱无章的人群分组合成有魅力的艺术形象,将世俗的生活提炼概括富有诗意化,笔墨技巧精炼,干湿笔顺势皴擦,工笔意笔间用,浓淡墨互相衬托,表现出衣纹健劲、树干的扭曲、水纹的轻柔回旋、桥梁的坚硬、城楼的挺拔。这些不同特点的笔法,形成丰富多变的和谐画面。

《清明上河图》景物繁多,巨细无遗,却并不显得琐碎繁缛,表现出画家对大场面宏观把握的能力,以及于真放中见精微的绘画境界,令人无法不钦佩其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生动传神的表现力。

三 散点透视与构图的运用

中国画散点透视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透视法,它是由“三远法”构成,即:自山下而仰视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清明上河图》构图上,“三远法”运用得颇为成功。

所谓的中国画透视法是指从世外鸟瞰的立场关照全整体律动的大自然,它的空间立场是在时间中移动,游目周览,集合数层与多方的视点谱成一幅诗情画境。而西洋画中焦点透视,是指作者视点固定、作画者位置固定、被画物体固定,与作者眼睛同样高的一条水平线,叫视平线。除俯视与仰视,地平线就是视平线。近大远小的消失关系都集中于作画者眼睛正对着的一点,在视平线以上的物体的变线(与画面不平行、在透视方向上会发生变化的线,称为变线,相互平行的变线,都向一个点的方向集中、消失)都是近高远低,而视平线以下的物体变线,则是近低远高。西画焦点透视主要有平行透视与成角透视,平行透视中物体的水平线与视平线平行,而成角透视的物体边线与视平线成斜线消失于视平线的余点上。

在《清明上河图》中,中国画散点透视中的平视、俯视和西洋画中的焦点透视,运用得非常巧妙,画面交替地体现了这两种透视的不同方法,使得合理、合谐。西洋画焦点透视方法在文艺复兴时期才有,而当时的中国则不可能有西洋画焦点透视方法的传入,但在八百年多年前的宋朝却有了近大远小的透视变化。也许是画理相通之故,在《清明上河图》中到处可见极其科学的焦点透视方法:房屋的远近透视,货船的首尾透视,船队的前后透视,店铺门面与堂舍的内外透视,甚至街边摊床遮阳伞的摆排透视,一切都在自远而近,自略而详的表现中,都符合近大远小的透视变化规律。这些局部的变化都是采取焦点透视方法,而全画总的透视却采用了平远透视法则,遵循着中国画传统的透视方法。全图为中景,没有最近景和最远的景,一般这样人物众多,场面丰富的画,构图上容易形成一字排列。但是这幅长约5米多的狭长画面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平板。“广阔而不粗疏,缜密而不琐碎”。长而不沉,繁而不乱,作者将建筑,舟车,人物,树林,牛马,虹桥等景物安排巧妙,角度灵活多变,道路、村庄、街道、船只,有的平列,有的纵置,空间感明确,引人入胜。不仅体现了作者的高度概括的组织才能,而且还巧妙地运用了透视的能力。特别是画作中的那座庞大的虹桥,如果不运用焦点透视方法,是无法纵向地横跨画面,更不用谈将众多的拥挤桥上的人物与繁忙而紧张的漕运码头展开和连接了。

《清明上河图》在构图采取了水平移动视点的观察法,这样作者不仅可以上下左右的安排景物,还能把前后的空间关系,城里城外统一布局连接起来,并起承转合形成有整体感,有立体感的多视点,多角度,多曲折和富于层次感的杰出作品。

《清明上河图》对后代人物画家的影响深远,其中的笔墨线描技法,人物神态动作的刻画,景物的组合关系,内容情节的合理安排,无不成为后来画者的摹本和典藏。作者对人物用写趣的手法,对景物用写实的方法,“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相互运用,更是将中国人物造型技术推向了极致。

四 精湛的笔墨技巧效果

北宋画家张择端运用天生的悟性,天赋的感知能力,对客观对象进行无限联想,从而化为可视性的艺术造型形象,并用巧妙的技法表现出来。笔墨技法是绘画的父母,艺术必须要有技术。在中国画这个范围里,笔墨高度由功夫成就,中国画家训练毛笔的点画,把“平、留、圆、重”作为用功方法,使运笔如“屋漏痕”、“折钗股”、“锥画沙”,这是长久实践的结晶。

《清明上河图》在用笔用墨中表现出极大的机遇性:偶然出现的笔墨效果,解动画家情感,产生一种新奇的造型。潘天寿在《听天阁画谈随笔》说:“无灵感,即无创造,无技巧,即无绘画,故灵感为绘画之灵魂,技巧为绘画之父母。”其论述把绘画中,灵感对技巧的作用阐明得无比准确。画家要不断地修炼自己,认识灵感的机缘,不断地使自己的灵感在绘画实践中显现出来。这种带有特殊本领去实践特殊笔墨形式表现的能力,是在多年的磨炼中积累中产生的。只有在实践中积累大量经验,运用笔墨的技巧表现的内容,并从前人作画的经验继承,启发出有用的方法,才能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

中国宋元文人画兴起,借物抒情,略形重意,重视画家主观个性内心的表达而忽视对客观物象的写生刻画,导致清代之后的人物画甚无进展。几百年来,中国多少画家苦心在“墨分五色”上以法至法,其结果只是在小圈子跳动,在固化的程式中摆动。北宋画家张择端以写实的手法将社会生活反映到作品中,创造了高水平的人物画长卷,写实的绘画为什么具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视觉力量,是因为绝大多数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是直接来源于生活之中,在生活的体验中所产生的感情冲动是画家能够进入创作最佳境界的主因。

五 结语

张择端的长卷《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古代风俗画的杰出代表。它的产生是由于北宋晚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农业生产发展与商业流通渠道拓宽,工商业者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市民阶层的生活得以改善的结果。它的价值不仅表现在画面人物的众多,景象的宏伟丰富以及表现技巧的生动完美,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即作品以严谨的写实的手法表现了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超时代的先进理念。作品既刻画了船夫及其它苦力的艰辛劳动,体现了广大工商业者及小市民的忙碌欢乐,又对当时的风俗特征,如上坟、探亲,轿上插杨柳枝等社会生活内容,做了细致生动的描摹,突破了汉唐以来以宗教、礼教和贵族官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人物画传统,具有多方面的历史价值。

回顾历史是事物发展永恒的规律与需要。《清明上河图》的艺术成就在于它是源于生活,观察体验生活、真实反映生活的结果。也正因如此,《清明上河图》才被人们代代相传,历经千年而艺术魅力不减。

参考文献:

[1] 孔宪易:《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凝》,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

[2] 陈绶祥:《中国画透视刍议》,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

[3] 张安治、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

[4] 中国画研究院:《李可染论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5] 丁羲元:《任伯年》,河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

篇6

【关键词】诗教 诵读 知人论世 意象 格律 文采 丰收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1-0031-01

吾国诗教，源远流长。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自周秦至清末，一脉承之。古时童子入学，即习对句联语，及其长成，出口成章，援笔为翰，。自五四白话文兴，此传统遂渐废焉。近年以来，国势昌盛，民族自信之心高涨，遂有复兴传统文化之呼声。其中，大国学家范曾、诗词名家叶嘉莹以卓绝之才，身体力行，作赋吟诗，使今日国人，再睹文言风华，复领诗词魅力。诗词为古典文化之精华，经数千年文学宗匠之创造，已达语言文学之化境，世界文坛上独领。我于少时即诵诗词，熟背如流，受益匪浅。后又习唐诗宋词，转益多师，深感诗词之教，不独于学生之文采，即对于学生文化人格之养成，气质之陶冶，亦功莫大焉。初中学生，年龄尚小，智识已开，倘能教法得当，引领有术，必使其获益无穷，奠定一生根基。语文教师，其责尤大。今整理我几年来教学实践，撰成一文，冀专家同仁之指正。

一、注重诵读，于琅琅诵读中让学生体味古诗词语言的曼妙

我在教学古诗词时，首重诵读。六七年级时下力尤甚。我以为古诗词教学不止是让学生背会写对而已，培养学生对于语言文字的美感尤为重要。因此，我不仅注重教材中诗词的学习，而且选择一定数量的唐诗宋词，自编教材。例如我曾选李白的《把酒问月》《上李邕》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苏轼的《赤壁怀古》柳永的《雨霖铃》……或印发，或抄写，让学生熟读背诵。这些经典诗词，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对诗词的学习兴趣。为此，我曾在教学随笔中以诗记其事： 晨曦一抹映明窗，课堂书声已琅琅。莫看童子年龄小，其实肚内有文章。在我执教2008―2012这届学生时，曾以极大精力，抄写辑印多首古诗词作为补充教材，拓展学生的知识空间，丰富了他们的文学底蕴，为他们以后的写作夯实了基础。

二、知人论世，激发学生深入研习古诗词的兴趣

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一向讲究知人论世，其影响至于今天。孟子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因此，知人论世学习法一向受国人之重视。我在教学古诗词时，注重作家身世的介绍对于学生的感染力量。例如我在指导学生学习柳永名篇《雨霖铃》时，曾这样介绍柳永：“‘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由此可知柳永在当时产生的深远影响。柳永，字耆卿，号三变。青年时因作词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在参加科举考试时，被宋仁宗批到：‘何要浮名，且去填词。’因此更名为‘奉旨填词柳三变。’后又更名参加科举，终官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一生落拓潦倒，以词著称于世。柳词内容多写羁旅行役和离情别绪，音律谐婉，雅俗共赏，据说他死时一贫如洗，谢玉英、陈诗诗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与痴情，集资将他埋葬。出殡时，东京满城名妓都来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每年的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会’亦称为‘群妓合金吊柳七’。”这样的介绍学生不仅爱听，而且引发了他们对这些诗词名家的无限敬仰。我曾以小诗一首记其事：知人论世谈词章，自古教学有定方。趣说诗人平生事，能使学生兴味长。

三、注重分析诗词意象，使学生通过意象的分析领悟诗情意境和哲理

古诗词尤重诗歌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造，经千余年诗人的研习实践，其艺术水平臻于化境。我在教学古典诗词时，注重引领学生通过诗词意象的分析，进而探究诗词的情韵主旨。

例如，在教学范仲淹《渔家傲》一词时，我抓住南归的大雁，四面的边声，千嶂，落日孤城这些意象，分析上片词浓重的悲怆氛围，展现出一幅充满肃杀之气的战地风光画面，而孤城闭又依稀透露出宋朝守军力量的薄弱，因而不等到傍晚就紧闭城门的严峻形势。分析下片时，我抓住悠悠的羌管，满地的白霜这些意象来分析。深夜里传来悲凉抑扬的羌笛声，大地铺满白霜，如此凄冷寒夜，更令满腔爱国激情和浓重相思的词人思潮翻滚，怎堪入眠。最后总括主题：由于这首词能抓住这些典型景物，摹边塞风光，写亲身经历，抒爱国热情，因而情调苍凉悲壮，感情沉挚抑郁，一扫花间词柔弱无骨之词风，开豪放词派之先河。

我在教学随笔中记有诗云：论诗必将意象谈，非此千篇亦枉然。抓住意象析诗旨，提纲挈领解佳篇。

篇7

清明时节，学生在日记随笔中这样叙述他们的扫墓经历―

我们全家人像以前一样来到公墓，那里人山人海，来来往往的人手上拿着一些鲜花、水果，还有的拿着饭盒到里面去祭拜。……过了一会儿，就要去烧纸，还要拜头，轮到我了，我先跪下来，再拜了拜，这样就好了。我们又到了另一个地方，又像刚才那样拜了三拜。（学生小杰）

……妈妈则是用竹子把烧了的“假钞”压住，不让风给吹走。爸爸在那不停地咳嗽，眼睛也变红了，眼泪似乎将要夺眶而出。不知什么时候，爸爸从屋里冲了出来，深吸了一口气。一阵微风吹过，爸爸似乎轻松了许多。唉，现在的习俗也要改了，不然一代一代传下去，又损人的身体，又浪费这些纸。（学生小敏）

孩子们是天真的，他们在大人的带领下感受着清明时节，朦胧地建立着与祖先的联系。但透过文字可以发现，这种联系越来越疏淡，前景并不乐观。针对学生对祭奠祖先表露出来的疏淡和陌生现象，我陷入了沉思：何以至此？何以改变？我发现，学生的反应其实是现代社会家族亲情疏离的一种表现，根源在于传统文化教育的式微。如何引导学生找到家族的归属感，进而增强民族凝聚力？

我通过一个综合性学习专题，引导学生尝试编制简单的家谱，踏上寻根之旅和未来展望之路。课上，我给孩子们介绍家谱的有关知识，如世系及家传（家族人物小传），并提示呈现的方法。那几天的家庭作业为访谈亲人，了解和记录自己祖先的故事，并整理世系。从中，学生获得了丰富的体验，不少学生为断裂的家族之链而遗憾。

小昊写道：“我知道我爸、我爷爷的姓名，至于我爷爷的老爸，我的老爷爷之姓名，我早已无从考证，因为唯一知情的爷爷在一年前就去世了。”

学生陈燕采访了爸爸关于祖先的事情。她这样回忆道：“我认真地听着、记着，仿佛走进了他们曾经历的风风雨雨，以及他们那时的光荣与梦想。我深深地记住了他们―我的祖先，这也让我因生为陈家的一个人而自豪。我一定不会辜负爸妈对我的期望，一定要做一个值得我的后代骄傲、自豪的陈家人。”

学生蔡从爸爸那里了解关于祖先的事情，采访结束了，他也被深深的震撼了，表示“我的祖宗用一生的勤劳节俭，甚至生命为后人铺垫了无价的致富之路，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条道路，让他在我的心里永不消失，也要铭刻在我后代的心上”。

潘杰经过一番打听，当得知自己的祖辈乐善好施时，心中的自豪感无以言表。想起制作家谱的过程，他感慨万千：“追溯到自己的根本，真好！”

学生何烨能在访谈笔记中写道：“……就在这时，一种归属感油然而生，虽然他们比较平凡，但他们还是伟大的，因为他们还让这个家族一直延续了下来。我已经被深深感动，暗下决心，一定得好好学习，不愧对他们……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名字会永远留在我心中。第二天，我做出了一个打算，为了让我的子孙后代也找到一种归属感，我得把这个家谱一直传下去！”

当学生用关心祖先的方式走向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乃至其他亲人的时候，更多的人卷入了一场亲情的寻访之旅。于是，感动的潮汐浸染了其中的每一个人。

家谱的制作就在这样的步骤下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学生从对祖先知之甚少，到有些朦胧的记忆，再到渐渐确立自己在整个家族之链中的位置，以及由此而培植起来的亲情责任感，都让我们的身心经历一次洗礼和远游，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追怀过去，思索未来；在实践的层面我们锻造成长毅力，设计未来……

编写家谱，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访问、探究、查找……许多相关的人因为这次活动被串联起来，他们的生活因为这件事而留下特别的记忆。虽然，学生的家谱编写不能像往古的宗族编修家谱那样庄严讲究，但这种参与至少使他们有机会“与祖先精神相遇”，从而对学生的现实生活一种富有品位的优化和引领。因为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被感知或理解，更在于参与其建构与创造。

篇8

王素柳

1980出生于浙江文成，1998年考入温州师范学院美术系，2002年毕业留校任职，2005年考上中国美术院国画系山水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林海钟教授。现为温州大学教师，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国画作品多次参加省市级展览，书法作品曾获第四届全浙展题名奖，参加第三届浙江省中青书法篆刻展。

1、心的陶养。

《宣和画谱》卷十一北宋范宽云：

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

山水画创作在取自客观之实以后，要重新加以熔铸、创造，而在许多经历中作精粹的选择、经营，乃是创造的主要关键。因为选择是人主观的活动，有了外师造化，还要有中得心源，注重内在精神的陶养。郭熙云：

“世人止知吾落笔作画，却不知画非易事。庄子说画史‘解衣盘礴’，此真得画家之法。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如所谓易直子谅，油然之心生，则人之笑啼情状，物之尖斜偃侧，自然布列于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晋人顾恺之必构层楼以为画所，此真古之达士!不然，则志意已抑郁沈滞，局在一曲，如何得写貌物情，摅发人思哉！假如工人斫琴得峄阳孤桐，巧手妙意洞然于中，则朴材在地，枝叶未披，而雷氏成琴，晓然已在于目。其意烦悖体，拙鲁闷嘿之人，见凿利刀，不知下手之处，焉得焦尾五声扬音于清风流水哉!更如前人言‘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哲人多谈此言，吾人所师。余因暇日阅晋唐古今诗什，其中佳句有道尽人腹中之事，有装出目前之景，然不因静居燕坐，明窗净几，一炷炉香，万虑消沉，则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即画之主意亦岂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原。世人将就率意，触情草草便得。” (《林泉高致・画意》)

按郭熙这里所说的，与《庄子・达生篇》“梓庆为镰，必斋以静心”，“然后成见镰”，在精神上是完全相通的。“万虑消沉”，即斋以静心。能万虑消沉，然后能“胸中宽快”；宽快即“虚静”的另一表诠。能“胸中宽快”，然后能“人之啼笑情状，物之尖斜偃侧，自然列布于心中”。一切的艺术表现，都应当是由艺术家的精神中涌现而出；所以能“自然列布于心中”，然后“不觉见之于笔下”。此一创造过程，正是由庄子再三提出，而郭熙在实践中得到与他相冥合的证明。

从“外师造化”到“中得心源”的这个过程，就是由“可见”的物质世界转入到“不可见”的内心世界――使艺术家之意向转入心灵空间的最为内在的不可见上去。能够妙赏自然，必须先要调理性情，即审美心境的达到必须是在作为生命主体的人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之后，即在澄化了自己的意志之后才能达到。方士庶在《天慵庵随笔》中说：

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衡是非，定工拙矣……故古人笔墨具见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或率意挥洒，亦皆炼金成液，弃滓存精，曲尽蹈虚揖影之妙。

每一幅山水画中总是蕴含这画家之人格与境界，即所谓“丘壑内营”。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亦说道：

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每朝起看云气变幻，绝近画中山。山行时近奇树，须四面取之……看得熟，自然传神。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神之所托也。

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

郭熙除主张“身即山川而取之”以外，并主张取法古人。但“必兼收并览，广议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此即是在传承中的创造。又主张取资于“晋唐古今诗什”，以为浚发心灵，开辟意境之助。也正如张彦远云：“是知书画之艺，皆须意气而后成”。可见，画家首重的是精神陶养，重艺术气质的锻炼和文学修养的提高。而如何能如此?无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了万卷书之养再加上“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才能“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磊磊落落，沓沓漠漠”而出之。

2、“远”的自觉

以上说到了心的陶养，这不免要关系到“心远”一说。在山水画创作中，远的意义不难理解。山水画的“远”对于人生境界却有更大的意义。高远、深远、平远，其作用皆把人的视力和思想引向远处，或远至灵霄，或远至天际。总之，要远离尘俗和烦嚣，而随着山的远把人带到远的境界，使人生被凡俗尘嚣所污黩了的心灵，得以暂时的清洗、更换。山水画如果没有“远”的自觉，而仅仅在于几块山石，几片林木，它往往给人们带来了局限性，影响人的视觉，约束人的精神，阻碍人的思想进入超迈尘俗的境界。郭熙云：

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其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淡。明了者不短，细碎者不长，冲淡者不大，此三远也。(《山水训》)

篇9

对这些现象作深层次的分析后，发现其背后的原因如下：其一，多年的应试教育的影响。老师们为了提高升学率，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没有真正重视作文教学，没有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发散性的启迪和训练，而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做应付考试的标准化练习题上。其二，缺少足够的课外阅读。为了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学生自觉不自觉地远离了课外的文学读物。许多家长和老师把课外阅读当成是看闲书，真正支持者少，甚至千方百计地严令禁止。这样，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听老师繁琐枯燥的分析，真正能起到文学熏陶的东西接触过少，可以说成了文学的“贫血儿”。第三，生活的单调。农村中学学生本来应该比城镇学生活动的范围要大得多，但为了和兄弟学校竞争，学生每天除了吃饭就是上课、自习，学生的活动范围自然就被缩小了。试想，一个没有生活感知的中学生，怎么能写出具有真情实感的文章呢？第四，教学观念落后。由于信息交流和教学条件的限制，许多老师的作文的观念陈旧，几十年一贯制的教学方法严重地制约了作文教学的更新和思考。

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出台，预示着语文教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了，作为农村中学的语文老师，我们应审时度势，更新观念，大胆创新，努力走出一条行之有效的作文教学之路。

首先，把扩大阅读量作为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重要手段

语文教师应当明确教育学生向课外拓展的重要性，想方设法鼓励和指导学生广泛阅读。在课内，老师要敢于放手让学生自读，要充分相信自己的学生有能力读懂课文或课外书，让他们学会学习。在学生充分自读的基础上，老师再因势利导，适当点拨引导，对学生进行美感熏陶、情感激发；同时，老师要积极鼓励和指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广泛阅读有益身心健康的各类图书。在学校图书室藏书有限的情况下，要动员学生主动去买课外书、或网上阅读、或开设班级图书角。在提倡“学会学习”“终生学习”的今天，让学生学会看书无疑是非常值得推广的。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写作时才不会有“难为无米之炊”的难堪。

其次，从培养写作兴趣入手，把加大写作量作为提高写作水平的根本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国老一辈语文教育家魏书生对于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和动机有过大量精彩的论述。顺乎自然，让学生写自己喜欢的东西，学生会乐于去写。我们农村有许多活动，像清明节扫墓、钓龙虾、收割庄稼等，老师可引导学生就地取材。

要想写出好文章，就必须多动笔、多动脑筋。至于怎么写，那就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老师既要利用每周作文课时间让学生写一些贴近他们实际的作文，更要鼓励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写随笔，还可以通过指导写日记，办手抄报、黑板报，向校刊和校外投稿等形式来练习写作，培养其写作兴趣。同时，对学生作文不可求全责备，要多鼓励，以免挫伤其写作积极性。

第三，鼓励学生多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汲取写作的不竭源泉

农村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大课堂，更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百科全书。尽管现在农村学生学习负担很重，很少有机会参加劳动，但是周末和寒暑假，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可供自由支配的。每到养蚕季节，可以叫学生去帮父母采桑叶、喂蚕宝宝；一到农忙时节，老师要建议家长们让他们的孩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体会田间劳动的甘苦。当然，老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注意观察事物，细心体会万事万物丰富而细致的情感，启发学生善于站在一草一木、一石一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感受生活的真谛。这样，学生的思维就开阔了，想象力就丰富了，他们的创作欲望必定会增强，何愁学生写不出具有真情实感的文章呢？

第四，改革传统的批改方法

篇10

随着讨论的深入，就有人指出：“于丹的要害不在知识，而在思想。”（吴迪《笑谈于丹》，《中国方域》2007年第2期）也就是说，于丹通过她对《论语》的讲解，要向中国的普通观众、读者普及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而这样的思想灌输在当今中国的现实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这才是关键所在。于是，就注意到了于丹对《论语》的一个总体性的理解和评介：“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大概也是她的《〈论语〉心得》的主旨所在。

她要宣扬什么样的快乐观、幸福观呢？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如一位批评者所说：“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政府的清明与腐败无关”，“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李木生《往哪里去？！》，《书屋》2007年第5期）。可惜，于丹的幸福说教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据零点公司调查，“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有学者指出，“国民幸福总值由六类要素――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构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所有这些更带根本性的，本应由政府承担、提供的幸福指标，现在都被于丹一句“与内心相连”轻而易举地消解了。

还有，她要劝说人们怎样去“适应”她所说的“日常秩序”，找到怎样的“个人坐标”呢？于丹说：“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怎样改变？于丹说，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切不可抱怨，“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平静应对”现实一切社会不公和处世艰难，那就是真正的“良民”了，这也正是于丹为中国老百姓设计的“个人坐标”。――这又是怎样一种“秩序”呢？这正是鲁迅早已描述过的“好地狱’：“一切鬼魂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这样，一切烦恼都自动地在内心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也竭力“克制”，于是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也就无反抗的四无“太平”世界。这正是要害所在。于丹的《〈论语〉心得》，其实就是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所说的“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却偏要向民众灌输，其作用就是“叫卖精神安慰剂”（吴迪《笑谈于丹》）。而且在为当权者着想的程度和力度上，是超过了孔夫子的。如一位学者所说，孔夫子虽也为统治者着想，但他的立足点，是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让步，行仁政，因此，他的言论的重心是向统治者施加压力，时有尖锐的批评，他之所以不为各国统治者所容，最后成为“丧家狗”，原因就在于此。而于丹的《〈论语〉心得》，却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支持现状”的。这样，于丹的解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把《论语》“去政治化”，但“她的阐释并非像表面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贝淡宁《〈论语〉的去政治化》），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因此，“于丹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化现象，也不单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而同时具有尖锐的政治性，也就是说，这是通过媒体的操作，实现的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就媒体的操作而言，又是“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入，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因此，于丹的“大红大紫”，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只是红极于媒体，具有更多的商业化色彩；以后，就逐渐为各级政府所关注，也就是逐渐政治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