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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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引言
巴塞尔协议作为国际银行业重要监管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各国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的广泛认可。次贷危机过后，巴塞尔委员会在总结相关经验并对原有金融监管模式、方法和工具进行讨论和反思的基础上，先后推出一系列监管标准，逐步形成第三版巴塞尔协议。
本文分别从银行业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机构视角，回顾我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进展，进而总结归纳巴塞尔协议实施进程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对信用增进行业风险类型和风险特征的讨论，提出借鉴巴塞尔协议等国际先进监管标准，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合信用增进行业特征的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发展方向，最后分别从风险数据积累、完善内部评级体系、推进资本计量方法的开发和应用等方面提出具体发展建议。
二、巴塞尔协议发展现状及主要内容
巴塞尔委员会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常设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便致力于解决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失问题，先后制定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这些规定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因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得到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监管机构的广泛认可。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银行业监管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业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
次贷危机前，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目标为：加强国际银行系统的安全和稳定，保持资本充足率管理的高度一致，避免国际活跃银行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在此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先后制定了第一版、第二版巴塞尔资本协议。
危机过后，巴塞尔委员会对原有金融监管模式、方法和工具进行讨论和反思，通过总结次贷危机经验，巴塞尔委员会开始对原有监管框架进行改革，进一步强调金融系统稳健性的重要意义，并将其主要目标确定为：提高银行业在各种金融或经济压力状况下吸收损失的能力，从而降低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为此，2008至2010年巴塞尔委员会先后推出一系列监管标准，逐步形成第三版巴塞尔协议。
从特点上看，巴塞尔协议III强调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并重：既强调加强单家银行层面（微观层面）审慎监管，以提高单家银行应对压力的稳健性；同时也注重宏观审慎监管，解决银行业积累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以及由这些风险演化而成的亲周期效应。
从内容上看，巴塞尔协议III是在对金融危机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对巴塞尔协议II内容的传承与改进，而并非颠覆；巴塞尔协议II与III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巴塞尔协议II是III的前提基础。
巴塞尔协议III主要包括以下两大方面：
（一）加强资本监管框架
巴塞尔协议III在巴塞尔协议II三大支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监管资本框架，以增强银行业稳定性。具体包括：一是完善资本的相关定义，提高资本基础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二是扩大风险覆盖范围，加强对交易账户、复杂资产证券化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的资本监管；三是引入杠杆率作为补充风险资本要求；四是缓解亲周期性，提出逆周期超额资本要求；五是提出降低系统重要性银行风险及外部性的其他措施，应对系统性风险和相互关联性。
（二）引入流动性管理标准
在巴塞尔协议III中，作为流动性框架的基础，巴塞尔委员会提供了流动性风险管理和融资流动性风险监管的详细指引。具体包括：一是引入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等两个指标，增强商业银行抵御短期和中长期流动性困难的能力；二是制定一系列内、外部流动性监测工具，加强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控。
三、我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进展分析
巴塞尔协议作为重要的国际监管标准，我国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早在1996年就开始参考其相关规定开展资本管理。2009年随着我国加入G20集团并成为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已进一步成为我国履行承诺、实现国际话语权的必要选择。以下分别从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两个角度分析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进展。
（一）银行业监管机构推进情况
1.巴塞尔协议I和II实施进程。我国监管机构借鉴巴塞尔协议开展资本监管的时间较早，但标准相对宽泛、管理效果相对有限。1995年我国出台的《商业银行法》原则上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1996年央行参考巴塞尔协议I规定，对信用风险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提出具体要求。虽然我国监管机构已初步引入巴塞尔协议I，但在诸多方面放宽标准，导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明显偏低。
2004年随着《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实施，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逐步与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保持一致。该办法借鉴巴塞尔协议I和即将出台的巴塞尔协议II要求商业银行按标准法计量信用和市场风险加权资产。此后，银监会于2007年《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要求商业银行逐步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1}，全面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II。在2007至2010年间，银监会先后17个关于实施巴塞尔协议II指引文件，形成一整套基于巴塞尔协议II的资本监管框架。
2.巴塞尔协议III实施进程。在我国银行业即将进入巴塞尔协议II审批阶段时，2010年底，巴塞尔委员会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中国银监会对此迅速做出反应，并先后出台一系列监管规则和指导意见，积极推进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
2011年4月银监会颁布《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提出“巴塞尔II和巴塞尔III同步推进，第一支柱与第二支柱统筹考虑”的总体要求。此后，银监会根据巴塞尔协议III的相关要求，分别从资本管理、资本工具创新、杠杆率管理、流动性管理以及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等方面一系列监管办法或指引，全面引入巴塞尔协议III监管要求。这些办法和指引作为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于2013年10月通过了巴塞尔委员会的评估。从监管政策体系的角度看，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目前已基本完成巴塞尔协议III监管标准的制定工作。
（二）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实施进展
根据《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相关要求，我国银行业很早就着手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银监会按照分类指导、分批实施的原则，先后批准了两批新资本协议银行，推进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
第一梯队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6家商业银行，于2007年启动预审批。
第二梯队包括浦发银行、广发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等8家商业银行，于2011年启动预审批。
据了解，截至2012年底各主要商业银行已取得较大进展，详见下表：
2013年底，第一梯队银行均按银监会要求披露了《资本充足率报告》，在相关报告中，各家银行均采用资本计量基本方法，包括：信用风险权重法、市场风险标准法和操作风险基本指标法；其他商业银行暂未披露专门的《资本充足率报告》。
2014年4月，银监会核准了工、农、中、建、交和招商等6家第一梯队商业银行实施资本计量高级方法，具体范围包括：公司风险初级内评法、零售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和操作风险标准法。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进展具有如下特点：
优先推进实施信用风险资本计量高级方法，而后依次是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资本计量高级方法；受数据质量、业务开展需求等因素影响，信用风险资本计量方面，优先实施公司客户风险敞口高级方法，而后是零售客户风险敞口；我国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基本完成了资本计量高级法开发和相关管理体系建设工作，6家银行在部分风险敞口方面获监管机构核准正式实施；尚无商业银行通过监管机构核准实施信用风险高级内评法和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
四、信用增进行业资本管理发展启示
（一）信用增进行业资本管理重要性
信用增进是一种管理信用风险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制度和工具，其本质与信用风险分散分担密不可分；信用增进机构作为完善债券市场信用风险分散分担机制的重要基础设施，在做好“服务金融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如何全方位管理其自身承担的各类风险、保障企业稳健运营，如何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向风险管理要效益，已经逐渐成为信用增进行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资本管理作为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之一，一方面，确保全面覆盖各类风险，保障机构稳健经营；另一方面，为准确衡量风险收益匹配程度提供重要参考指标。回顾银行业资本监管的发展经验以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体系建设情况，商业银行始终将资本管理体系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并不断地投入人力、物力对其发展完善。
信用增进机构在所承担的风险类型和风险特征方面与银行业具有一定相似之外，参考银行业近百年来发展历程以及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构建经验，充分借鉴巴塞尔协议等国际先进监管标准，逐步建立适合信用增进行业特征的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或将是信用增进行业下一阶段风险管理发展的合理选择。
（二）信用增进行业资本管理发展建议
1.构建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信用增进机构应进一步强化资本稀缺性的理念，加强对资本使用的预期规划和管理，体现信用增进机构的风险偏好水平。在风险偏好、业务策略、项目准入和定价、绩效考核等方面，全面引入资本管理概念和指标，并将其从风险监测指标全面上升为平衡风险与收益的管理性指标。
2.重视业务数据积累，构建适合行业特征的内部评级体系。从巴塞尔协议框架来看，对信用风险的衡量和管理是建立在大量数据基础上的{2}。信用增进行业因出现时间相对较晚，业务数据积累相对有限。因此，信用增进机构在开展业务的同时，应重视业务数据的积累，丰富数据类型。除积累客户自身的财务、非财务数据外，还应逐步积累行业风险、区域风险和交叉风险等方面的宏观风险数据。在充足的数据积累基础上，根据巴塞尔相关原则，构建适合信用增进行业特征的内部评级体系。
3.有序推进实施高级资本计量方法。在资本计量方法方面，信用增进机构应结合实际业务开展情况，并借鉴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进程特点，分步骤有序推进资本计量方法的开发和应用：
第一阶段，可以参考巴塞尔协议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经验，采用标准法计量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资本要求，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求。
第二阶段，结合信用风险数据积累，不断完善信用风险内评体系和市场风险内部模型体系，逐步推进全面实施信用风险初级内评法和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
第三阶段，随着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推进实施信用风险高级内评法和操作风险标准法或高级计量法。
4.研究制定杠杆率行业约束标准。巴塞尔协议III中提出杠杆率指标，并规定杠杆率不得低于3%，银监会2011年《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规定我国商业银行杠杆率不得低于4%，银监会规定担保公司融资性担保业务杠杆倍数不得高于10倍，即杠杆率不得低于10%。
信用增进行业尚没有杠杆率监管指标，考虑到信用增进行业风险类型和风险特征与商业银行较为相似，建议参考我国商业银行4%杠杆率水平，并结合市场对信用增进机构增信能力的认可程度，研究制定适合于信用增进行业的杠杆率管理指标，并进一步确立为行业监管标准。
5.完善流动性风险监控管理体系。流动性状况不仅关系信用增进机构的稳健运营，更直接影响其增信责任履约能力。信用增进机构应根据巴塞尔协议相关规定，逐步建立并完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其在市场流动性紧张时能平稳运营并具备履行信用增进责任的能力。首先，可以引入巴塞尔协议中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等资产流动性限额指标，建立优质资产流动性储备；其次，建立相关的内、外部流动性监测工具，加强流动性风险监控；再次，还应定期开展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制定应急资金计划等。
五、总结
本文以次贷危机过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最新发展方向为切入点，重点讨论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协议的进展以及基本规律。结合信用增进行业的风险类型和风险特征，本文提出借鉴巴塞尔协议等国际先进监管标准，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合信用增进行业特征的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发展方向，最后提出五点具体发展建议，期待为信用增进行业资本管理发展提供一些启发。
注释
{1}在资本计量方面要求对信用风险采用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采用内部模型法，操作风险采用标准法或高级计量法。
{2}商业银行实施初级内评法，要收集和保存客户至少5年的经营管理、财务数据和违约纪录；实施高级内评法，需要至少7年的数据积累。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2003.
[2]巴曙松，邢V静，朱元倩等.金融危机中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挑战与改进.2010.
[3]巴曙松，朱元倩等.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研究.2011.
[4]巴曙松，金玲玲等.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实施：基于金融结构的视角.2014.
[5]范荣.巴塞尔协议Ⅲ最新实施进展及评估.连线华尔街第四十八期内部交流纪要.2014.
篇2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
一、《巴塞尔协议Ⅲ》产生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的兴起，银行间竞争加剧，衍生工具的发展，银行的国际化等都加剧了银行风险。为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在1988年7月公布了《巴塞尔协议Ⅰ》，随后在2004年6月又公布了新巴塞尔协议，即《巴塞尔协议Ⅱ》。虽然这两版巴塞尔协议在监管理念、方法和手段上都有了大幅进步。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是暴露出了监管体系上的重大漏洞。因此，为改善银行的风险管理，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巴塞尔委员会对全球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框架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并最终于2010年12月16日公布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更具稳健性的银行和银行体系的全球监管框架》和《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巴塞尔协议Ⅲ》确立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两个层面的金融监管新模式，提高了银行资本监管要求，建立全球统一的流动性监管标准，将对商业银行风险监管乃至实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二、《巴塞尔协议Ⅲ》关于资本充足率的内容
《巴塞尔协议Ⅲ》主要是从银行个体和金融系统两方面加强对全球金融风险的监管。在微观审慎层面，主要包括对原有资本监管框架的完善，扩大资本风险覆盖范围（提升资本质量、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和流动性标准的建立（引入杠杆率作为风险资本的补充、流动性风险监管）。在宏观审慎层面，主要是在资本框架中加入逆周期机制（逆周期资本缓释和留存资本缓释）和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及其相关的监管。本文主要探讨与资本充足率相关的内容。
1、提升资本质量
《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更加强调对资本的计量，对现有的银行资本构成进行了修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在资本结构上重新界定，将银行资本分为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其次，制定了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提高一级资本工具吸收损失的能力。再次，在全球范围内统一了资本扣减项目，统一在普通股层面上实施扣除。最后，改进了资本工具的透明度，监管资本所有要素都要披露，并且与会计报表相一致。
2、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在提升银行资本质量的同时，巴塞尔委员会也重新审视了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标准。各类资本经监管调整后，应满足以下比例要求：任何时候，核心一级资本不得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4.5%，一级资本不得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6.0%，总资本（一级资本与二级资本之和）不得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8.0%。
3、加入逆周期资本缓释和留存资本缓释
为弥补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逆周期资本缓释和留存资本缓释。逆周期资本缓释是指监管当局在经济向好时提高对银行的资本要求，增加超额资本，用于弥补经济衰退期损失，以保证商业银行能够持续达到最低资本要求，维护其信贷供给能力。逆周期缓释资本范围在风险加权资产的0%～2.5%之间浮动。
留存资本缓释旨在确保银行在非压力时间建立超额资本用于吸收意外损失。资本留存缓冲要求为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并建立在最低资本要求之上。这意味着银行在满足核心一级资本4.5%、一级资本6%、总资本8%最低要求的基础上，还要预留2.5%的核心资本作为留存缓释。
4、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
为了解决重要性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问题，《巴塞尔协议Ⅲ》提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增加额外资本要求、或有资本和自救债务等要求。但到目前为止，具体的内容还在协商之中，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标准尚未明确。
三、《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目前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状况要好于欧美等国，但是由于我国银行业的资本结构和盈利模式与国外银行业大有不同，而且现有的资本充足状况也与前期的不良资产剥离等政策措施密切相关，因此《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依旧不可小觑。
《巴塞尔协议Ⅲ》改革方案核心是改革资本充足率标准。在《巴塞尔协议III》框架下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如表1所示。
根据2009年银监会颁布的资本监管要求，我国对国内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为11.5%，核心资本充足率底线为7%；对中小银行资本要求为10%。从我国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10年末，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12.2%，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1%，从短期来看，我国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大部分银行已经满足了《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要求。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良好的资本水平主要得益于前期资产剥离和我国高利差的政策，但这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我国银行资本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一级资本几乎都是普通股构成，虽然具有较强的吸收损失的能力，但是高成本的缺点将使得在统一监管标准下的中国银行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为资本补充带来了一定难度。
从资本定义和结构角度看，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债务资本工具不合格、股权处理方法不严格、扣减项目不全、二级资本（次级债和一般准备）占总资本比例很低且并未对一般准备的计入设定上限，这些都会对资本充足率的计算产生影响。在《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重新定义下，不仅会使商业银行面临更高的资本充足要求，还使得可选补充资本减少，银行不得不将资本补充的压力推向资本市场，影响资本市场价格波动，提高监管机构的监管难度，加大外源融资渠道资本扩充的成本。
四、《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的启示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非常注重资本数量要求，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但是对资本质量关注不够，银行资本构成中存在滥竽充数的情况。《巴塞尔协议Ⅲ》不仅重新界定了资本结构，还规定了更为严格的资本计提标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渠道是通过股东注资和内部留存收益，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简单的增发、配股已经很难得到股东的青睐，因此我国银行业要积极探索新的资本补充机制，改善资本结构，转变经营模式，加强风险管理，注重银行资本数量和质量的统筹兼顾。通过加大对股东的回报力度获得投资，以求得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之间更好的平衡。
总之，《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对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应该借鉴《巴塞尔协议Ⅲ》在银行监管上的新要求，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完善我国银行业监管规则，加强对银行资本的质量要求，不断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探索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机构的改革方案，使我国商业银行在《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更具竞争力。（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第三版巴塞尔协议[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
[2] 巴曙松，朱元倩等.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
[3] 蒋媛.巴塞尔协议Ⅲ下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探究[J].经营管理者，2011，（2）.
[4] 孙冲.探析框架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J].经济研究导刊，2011，（23）.
篇3
关键词：资本监管改革、商业银行、政策建议
2010 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银行体系监管的改革方案，并于2010年11月12日经G20首尔峰会审议通过，即《巴塞尔协议Ⅲ》。这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总结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后，提出的新一代全球银行业监管框架。从《巴塞尔协议Ⅰ》到《巴塞尔协议Ⅲ》，纵观巴塞尔协议的改革进程，尽管监管框架都有所调整，但是，资本监管始终处于银行风险监管框架中的核心地位。不论是1988年第一代协议中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还是第二代协议中将最低资本要求作为三大支柱之一，此次，第三代协议又对全球银行业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资本监管要求，作为金融危机后的直接产物，其目的在于提高全球银行资本的总体水平和质量，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一、《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监管改革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有着较高资本充足率的银行仍然面临倒闭风险，暴露出银行体系在危机中缓冲风险、维持正常运营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缺陷。因此，提高监管资本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成为了第三代协议最突出的任务。下面，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巴塞尔协议Ⅲ》在资本监管方面的改革：
1、完善资本定义。新的巴塞尔协议将资本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这两级资本均应是能够在持续经营下吸收损失的资本和在破产清算时吸收损失的资本，并且取消了二级资本的子类和专门用于吸收市场风险的三级资本。对于股份公司制的银行，一级资本的主要形式应为普通股和留存收益，并且对普通股设立了监管措施。而所有二级资本要满足的基本标准包括：受偿顺序次级于存款和一般债务，原始期限至少5年。
2、最低资本要求的提高。根据巴塞尔协议Ⅲ，普通股最低要求，即资本结构中吸收损失的最高要素，将从当前的2提升至4.5。一级资本金（包括普通股和其他符合要求的资本）比率将在同一时间从4提升至6。
3、资本留存缓冲。巴塞尔协议Ⅲ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由扣除递延税项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权益组成，这一留存缓冲的目的在于确保银行持有缓冲资金用于在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期“吸收”损失。
4、逆周期缓冲资本。所谓逆周期资本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在经济上升期提高对银行资本的要求，增加超额资本储备，在总体信贷投放过量时加强对银行部门保护，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区间为 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具体可以按各国的具体情况来实施。
5、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1的附加资本要求，降低“大而不能倒”带来的道德风险。同时，巴塞尔委员会与金融稳定局正在研究一项针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综合方案。
6、杠杆率。由于本轮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银行体系表内外杠杆率的过度累积，因而巴塞尔委员会引进杠杆率作为新资本协议风险资本框架的补充措施。2010年7月，各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高级代表集团达成一致，将在并行期按照 3的最低一级资本杠杆率进行测试。
表1 巴Ⅱ和巴Ⅲ关于资本充足率指标的对比 单位：
二、资本监管改革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我国本来处于《巴塞尔协议Ⅱ》各项目标的完成中，《巴塞尔协议Ⅲ》的提出给了我国与国际银行并行的机会，而协议Ⅲ中的资本监管目标也对我国商业银行产生了深远影响。
1、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的长期影响显著。2011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71，同比上升0.55个百分点，390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8。从短期来看，资本管理办法对我国银行影响不大；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经济增长带动信贷需求增加，银行不可避免将面临增资需求，因此未来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强资本约束。
2、资本缓冲要求挤压了银行的盈利空间。我国商业银行主要还是依靠利差来盈利，若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缓冲资本，将使银行不得不准备更多的资金，造成资金闲置，减少银行信贷规模，并最终阻碍经济的发展。虽然普通股权益拥有最强的吸收风险损失的能力，但是其高成本的特点将使得在统一监管标准下的中国银行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3、杠杆率指标的引入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短期来看，杠杆率指标对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影响不大；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贷款需求的增长，以及近几年银行表外业务的快速发展，未来商业银行在杠杆率指标方面仍将面临较大压力。
4、促进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变。《巴塞尔协议Ⅲ》对资本监管的改革不仅反映在资本的数量上，也反映在对资本质量的严格要求。这使得商业银行在提高资金准备的同时，对其盈利模式和资产的风险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
三、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环境的新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应该深入分析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演变趋势，立足中国的金融市场现实状况，清醒把握中国银行业监管与欧美银行的差距，将中国特色的银行业经营模式充分体现到国际监管准则中。
1、加强资本管理。针对《巴塞尔协议Ⅲ》的推出，各商业银行应根据本行业务发展的特色，提前制定策略和目标。要建立起健全风险和资产负债管理体系，树立资本约束的经营发展理念，可以考虑设定一个由专人负责并且由董事会参与的资本管理机构，定期审核全行资本消耗、资本预算完成等情况，做好记录，并且对于异常情况及时予以回馈，还要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
2、对表内资产业务结构进行调整，加大表外产品创新力度，扩充资本补充渠道，保证资本供给充足。商业银行在保持中大型客户贷款需求的同时，应该加大力度发展低资本消耗型产品，如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贷款等。还要积极推动金融产品创新，特别是信贷业务创新，如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消化企业贷款需求，以求不占用或少占用银行的资本，保证资本来源的安全。
3、转变经营模式。商业银行应该使其业务多样化，如发展中间业务，降低盈利模式对资本的依赖，并且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发展零售业务，提高资本利用效率。还要提高信息数据的质量、提高系统整合度，积累数据，跟踪客户信息，搭建信息分析系统，消除我国商业银行推进资本监管中内部评级法形成的阻碍。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金玲玲. 《巴塞尔协议Ⅲ》下的资本监管进程及其影响.西部论丛，2010，（10）：50-53.
篇4
摘要：《巴塞尔协议Ⅲ》是美国金融危机后银行监管领域最重要的改革方案之一，其核心内容在于重新制定了资本性指标、流动性指标以及杠杆率指标等方面的监管要求。《巴塞尔协议Ⅲ》必将对我国银行业产生深远影响。我国的银行业在监管不断趋紧的政策环境中，最优的策略就是注重资本质量，向“轻资本”模式靠拢，走特色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Ⅲ》；资本充足率；资本质量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3－0123－03
一、关于《巴塞尔协议III》的简要介绍
（一）新协议出台背景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业界与学术界主要就两大问题进行集中探讨，即国际货币体系及金融监管改革。监管滞后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诱因之一。面对快速发展的全球金融市场、机构及产品，金融监管显得力不从心，主要体现在力度不强、方法落后以及监管真空等，比如过度强调微观审慎监管而忽略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等。众所周知，巴塞尔协议是当前全球银行业监管的统一标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质上反映了该协议所存在的问题，比如资本顺周期、流动性、杠杆率以及宏观审慎等。《巴塞尔协议Ⅲ》也就是基于此而诞生的。
（二）《巴塞尔协议Ⅲ》之内容简介
新协议在现有规约的基础之上，对银行业资本的要求更加全面和严格，不仅上调了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指标，新增了资本缓冲要求，更注重银行资本的质量，并配合以流动性约束。《巴塞尔协议Ⅲ》出台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银行经营的稳健性，进而保障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对其大致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剖析。
1.资本性指标
（1）关于银行资本监管“量”的变化：加强银行资本监管已成为国际共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确定了3个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即普通股充足率为4.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6%，总资本充足率为8%。同时，在最低资本要求得额基础上，计提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不高于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另外，《巴塞尔协议Ⅲ》对系统性重要银行提出了更高要求，即系统性重要银行还要追加1%的附加性资本要求，以应对“大而不倒”带来的道德风险。这些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加强资本监管的共识和决心，也反映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自营交易、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等银行活动提出更高资本要求的态度。巴塞尔委员希望借此增强银行对抗日常运行各种风险以及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的能力。
（2）关于银行资本监管“质”的变化：《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业资本的质量同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巴塞尔协议Ⅱ》中的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被重新界定并区分为核心一级资本（主要包括普通股及留存收益）、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并建立严格的合格标准。②核心资本要求被大大提升，原来的附属资本概念被弱化。③《巴塞尔协议Ⅲ》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资本扣减规定，所有的资本扣减项全部从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
（3）关于银行资本监管思路的变化：《巴塞尔协议Ⅱ》重点强调了对分母即风险资产的计量，以反映风险变化的敏感性。但是，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得《巴塞尔协议Ⅱ》以风险识别为基础的银行管理与监管框架暴露出很大的漏洞。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塞尔协议Ⅲ》更加强调对分子即资本的计量，直接表现就是诸多条款的核心要求便是增加资本，提高资本的充足率。
2.流动性指标
《巴塞尔协议Ⅲ》引入流动性覆盖比率（LCR）①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PR），②以加强对银行流动性的监管。其中，流动性覆盖比率（LCR）用来确定在短期极端压力情境下，银行所持有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的流动性资产的数量，以便应对此种情境下的资金净流出，该指标的最低标准是100%；而净稳定融资比率（NSPR）用于确保各项资产和业务融资，至少具有与它们流动性风险相匹配的满足最低限额的稳定资金来源，该指标的最低标准也是100%。
3.杠杆率指标
《巴塞尔协议Ⅲ》规定了3%的最低杠杆比率③以及100%的流动杠杆比率和净稳定资金来源比率指标。要求各国对3%的杠杆比率在同一时期进行平行测试，基于平行期的测试结果，于2017年进行最终调整，并希望在2018年1月1日进入新协议的第一支柱部分。杠杆率指标的引入旨在防止银行系统构建过度的杠杆，《巴塞尔协议Ⅲ》还引入额外的保障措施应对模型风险和度量错误，从而降低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巴塞尔协议Ⅲ》相对之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变化，但强调资本监管的本质却没有发生变化。其出台意味着在经历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全球银行业的监管迎来了新的时代。《巴塞尔协议Ⅲ》最显著的特征是，在银行业监管的核心价值观选择上，安全已经远远超越了效率，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银行业注重效率原则的一次重大转变。
二、《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巴塞尔协议Ⅲ》的签订，使得全球的银行业面临巨大的融资缺口，其中欧洲的银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至于我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监管政策的趋严，尤其是逆周期资本调控和动态拨备的实施，使得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短期内比较乐观。但是，考虑到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和《巴塞尔协议Ⅲ》整体监管思路的变化，《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依旧不可忽视。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正常情况下，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制定的监管标准对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方面的影响不大。④截至2010年末，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2.2%，核心资本充足率也达到了10.1%，符合《巴塞尔协议Ⅲ》正常情况下的监管要求。但是，如果考虑到逆周期资本缓冲和系统性重要银行1%的附加性资本要求，以及我国银行监管层可能更为审慎的监管原则，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仍有提高的必要。
其次，《巴塞尔协议Ⅲ》将促进我国银行业的盈利模式的改变。《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银行业信贷规模的扩张，我国银行业现阶段的高资本消耗模式也将得到一定改变。商业银行在每一次信贷扩张后，为满足监管当局对资本缺口的要求，必须进行再融资。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越高，再融资的需求就越大。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往简单的圈钱模式已经越来越不受欢迎。在这种境况下，银行只有改进盈利模式，增强盈利能力，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再次， 中国银行业可能将面临更为严格的资本管制。《巴塞尔协议Ⅲ》同前两个协议一样，都是金融危机的产物，本质上都是一种被动的、事后救济式的风险应对措施。它们通常都是事后的经验总结，而不是超前的规则设计。而鉴于中国银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的地位以及监管层日益审慎的态度，为保证银行业和整个金融系统分的稳定，我国的银行业监管势必会更加的严厉，对银行业的资本管制也同样会更加严格。这从2010年监管当局时隔多年重新启用存贷比调控工具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银行业的长期影响要远远大于短期影响，宏观层面的影响要大于微观层面的影响。它对中国银行业成长和发展的影响，将是持续性层层推进的。
三、我国银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探析
《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使得银行业监管的关注焦点由20世纪70年代后的“效率至上”让位给“安全优先”，“安全”重新取代“效率”，成为银行业发展新的原则。虽然，《巴塞尔协议Ⅲ》目前还只是一个大体的轮廓，具体的细节并没有出台，但是，它至少指明了未来银行业监管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以平滑经济周期中不同时期银行业起伏很大的信贷投放规模，就很好地避免了以往监管措施中以静态思维监管的套路和模式。
可以预见，面临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日益严格的监管措施，我国银行业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未来一段时期，我国银行业必须通过调整思维，理顺思路，防范风险的同时积极开展创新业务，才能求得生存和进一步的发展。概括来讲，我国银行业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如下。
首先，银行业要更加注重资本的质量。以往不论是银行业本身，还是监管当局，都非常注重资本的数量，对资本的质量关注不够，造成银行业资本构成中存在滥竽充数的情况。《巴塞尔协议Ⅲ》更加注重资本的质量，不仅重新界定了《巴塞尔协议Ⅱ》中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的范围，还规定了更为严格的资本扣减原则。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银行业尤其是上市银行要积极探索和创新资本的补充工具和渠道，强化核心资本的概念。目前，常用的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渠道是通过股东注资和内部留存收益，但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简单的增发扩股、配股等方式已经很难得到股东的青睐，通过这些方式融资，银行本身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银行业可以通过加大对股东的回报力度，以求得留存收益和融券融资之间更好的平衡，也即在自身利润可预测的情况下，通过高红利回报，获得股东的认可，进而获得杠杆化的股权再融资。①
其次，银行业要主动调整业务模式，弃除高资本消耗业务模式，建立收益风险相匹配的“轻资本”模式。我国的商业银行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存在着严重的依靠存贷款利差的局面，这一方面束缚了银行的创新能力，一方面又增加了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虽然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加息周期，“高息差”仍旧会持续一段时期，但是，未来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必将逐步走向集约化经营。因为，信贷规模在未来更加严格的资本约束下，不可能保持前几年那样高速的增长，缺少了信贷规模的支撑，“高息差”也不能带来业绩的持续增长。因此，从中长期看，我们银行业应该主动调整业务模式，改善收入结构，强调业绩的健康增长和持续增长。
调整业务模式，一是通过强化风险因素定价，精化资本成本管理，加快现有业务的资源整合，提高资本综合的使用效率；二是业务创新，虽然金融创新是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针对中国银行业净利息收入占比仍旧高位的情况，还必须勇于创新，不能够因噎废食。当然，创新业务的同时，注意控制风险，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并严格贯彻实施。
客观地说，近几年，我国银行业业已认识到，仅依靠息差收入，只能做大，不能做强。随着国内居民投资者理财意识的增强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银行基金、理财、托管等中间业务会有一个加速发展的良机，这也给银行业业务模式转型提供了便利。因此，可以预见，未来几年，我国银行业的业务模式将会向着一个更加平衡、合理的方向发展。
再次，银行业发展将迎来一个竞争分化、特色鲜明的时代。目前，国内银行银行业发展同质化严重，国有大中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追求规模的扩增，业务设置上也几近相同。甚至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制定的发展规划也是跨区域经营和全国布局。《巴塞尔协议Ⅲ》区分了系统性重要银行和系统性非重要银行，对不同性质的银行设置的监管底线也有所差别。③这必将影响不同类别银行的业务发展模式，进而形成特色鲜明、竞争差异化的发展态势。
总之，我国银行业发展已经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我们应该借鉴《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思路，遵循资本监管的国际趋势，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我国银行业发展新的规划和目标。注重资本的质量，积极探索新的经营模式和利润增长点，形成各具特色、层次鲜明的竞争格局，必定是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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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1 巴塞尔协议Ⅲ的研究
1.1 巴塞尔协议Ⅲ的解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际经济形势急速下滑，造成了诸如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迟缓、市场资金价格不稳定等经济问题的出现，全球银行业面对这一世界难题，需要积极寻求相应的对策以尽量减少自身受到金融危机的摧残。2010年9月12日，以巴塞尔协议Ⅲ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针对本次金融危机提出了一系列的监管要求、监管理念和监管方法，在巴塞尔协议Ⅱ的基础上，巴塞尔协议Ⅲ强化了资本定义，明确了储备资本和逆周期资本，提高了损失吸收的能力，同时提出了杠杆率作为资本的补充，扩大了风险覆盖的范围，补充了流动性监管要求，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巴塞尔协议Ⅲ的诞生为金融危机暴露的问题提出了有效的应对方法，保障了银行的风险管理有序进行，在全球银行业的发展历程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1.2 巴塞尔协议Ⅲ在全球的实施
目前，巴塞尔协议Ⅲ中资本充足率改革框架已经于2011年，并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和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资本框架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计划从2016年1月开始实施，并在2013年7月，了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更新后的评估方法和对其更高的损失吸收要求；巴塞尔委员会已于2013年1月6日通过并了最终的流动性覆盖率标准，并计划在2015年1月开始实施。巴塞尔委员会还在积极推动巴塞尔协议Ⅲ中其他关键指标标准的制定，其中交易账户资本要求和资产证券化的相关标准正在制定中，计划于2014年基本完成；杠杆率标准计划于2015年开始披露，并将在2018年纳入第一支柱实施；净稳定资金比例标准正在制定中，计划于2018年正式。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全球各成员国应于2013年开始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Ⅲ，并在2019年1月1日之前完成。目前，全球各成员国已经开始了对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各国因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或遇到的某些问题，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进度有所差异。例如在风险资本管理上，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瑞士、中国等11个成员国或地区已经颁布了最终的实施方案并进入了实施阶段；美国、俄罗斯、阿根廷、韩国等14个成员国公布了最终的实施方案却还未实施。对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目前仅有瑞士和加拿大已公布最终实施方案并实施；有包括南非和欧盟在内的10个成员国已公布最终实施方案但未完全实施；有15个成员国还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在流动性覆盖率实施方面，截至2013年8月，还没有成员国已公布最终实施方案并实施；但有包括南非、瑞士和欧盟在内的11个成员国或地区已公布最终实施方案但未实施；有澳大利亚、印度、土耳其和中国香港共计4个成员国已实施草案。
整体上来看，全球各个成员国都在努力推进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但仍有国家和地区因为遭受经济危机的创伤过大，危害仍未完全消除，导致巴塞尔协议Ⅲ在该国家的实施进度有所延迟。
1.3 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的启示
由于巴塞尔协议Ⅲ是针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而制定和实施的，其政策无论在理念、制定、实施和评估方面都更加适合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巴塞尔协议Ⅲ带来了不适应性，甚至会阻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健康发展。尤其是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衍生品交易市场，如果是针对金融体系较为完善、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成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强衍生品交易监管力度和措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发展中国家的衍生品交易市场大部分还处在起步阶段，一些交易政策还处在商议之中，如果过早地被监管起来，便会将衍生品交易扼杀在摇篮中，不利于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因此，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来看，巴塞尔委员会在某些方面实施的较为严厉的监管措施并不完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考量。
中国当前的经济还处在崛起阶段的飞速发展过程中，银行、保险、证券等业务交叉进行，为了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发展，提高中国金融经济的抗风险性，中国的银行业应当建立在监管引导下的适合国情的差异化竞争上，以发挥监管协议对中国银行体系稳健发展的最大效用。
2 银行风险管理研究
2.1 银行风险的定义
风险是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承担的不确定后果，风险管理是对波动性的期望结果进行预测与判断并提出相应对策以引导结果向好的方面发展。银行业通过从客户手中募集存款资金而后进行放贷挣取差额盈利的经营方式，进行货币资本的交易，完成资金在各行各业的流通。银行业因其本身的特殊性使银行的风险涉及面更为广泛，可以说，只要涉及货币资金的行业，银行的风险就无时无刻不存在着。
2.2 银行风险的因素
由于银行风险存在于各行各业中，任何一个行业经济链出现断裂，都有可能加大银行的风险。一般来说，影响银行风险的因素有国家经济形势、市场价格、金融管制、社会信用度等，具体的因素又可分为汇率、股票、商品价格、金融创新等。无论是银行的对外经营还是内部管理，任何可能涉及的因素都会影响到银行的风险存在。当然，银行的风险虽然具有不可预知性，但如果仔细研究与分析影响风险的因素和原因，是可以做到有效预防和控制风险的发生，从而保证银行经济的稳定发展。
2.3 银行风险管理理论概述
银行风险管理是针对存在于银行内部、影响和调控风险的一种管理手段，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的多样化、复杂化发展，银行风险管理更加适用于当下的经济社会。银行风险管理理论主要有资产风险管理、负债风险管理、资产负债风险管理、金融工程理论和全面风险管理。
资产风险管理是银行在发展初期为了避免因外借大量贷款收不回而导致的资金周转困难，对其资产业务需要进行严格看管，避免坏账损失的风险。负债风险管理是在资产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提倡多出去争取更多的存款业务，为进行更多的放贷储备资金，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资产负债风险管理是同时并行资产风险管理和负债风险管理两大理论，在保证银行对外放贷的盈利性和揽储的流动性的同时，通过调整银行的资产结构和负债结构，将银行的风险调控到最小值。金融工程理论是一种创新的银行风险管理模式，通过发行债券、期货等衍生产品，增加了金融的交易性，使金融制度发挥其内在潜力，保证了银行的盈利。全面风险管理是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而逐步在银行业中推广而来，这种风险管理模式力争以最少的经营成本来获取最大的收益，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全面风险管理还需要再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3 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银行风险管理的改革
3.1 资本管理
有效管理和合理运用银行的资本，不仅可以在银行初创和发展时期提供运营资本，保证银行业务的有序进行，而且在银行盈利或亏损时能够给予客户一定的保障，不至于债权人得不到相应的利息或补偿；同时，对银行的资本进行合理的规划和投资可以实现股东盈利的最大化目标，满足银行本身的业务发展需要。从金融秩序的角度考虑，银行资本管理能有效约束和限制银行的无限膨胀，使银行内部的资产得到控制性的发展，防范或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在巴塞尔协议Ⅲ市场风险监管框架的基础上，2012年5月巴塞尔委员会了《交易账户基础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市场风险监管体系的全面改革方向，并对内部模型法和标准法的计量体系提出改革方案。在市场风险监管体系的改革方面，首先是重新划分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的边界，在确定账户划分不可取消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交易证据和基于估值两种可选的重新划分账户属性的方法；二是改革了计量方法，使用预期损失法替换VaR指标；三是全面反映市场流动性风险来调整VaR模型；四是对冲和风险分散化效应的处理；五是强化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的联系。在内部模型法计量体系的改进上，通过评估交易账户模型法的适用性、建立与自身组织结构和交易管理等基础条件相匹配的交易柜台、对交易柜台可建模型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三个方面来提高内部模型法的审慎应用。在标准法计量体系的改进问题中，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部分风险因素法和全面风险因素两种新的、与模型法更为有效接轨的改进方案。
3.2 流动性风险监管
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中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新规正式运营；2013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推出了修订版的巴塞尔协议Ⅲ监管规则；2013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又公布了《流动性覆盖率披露标准（征求意见稿）》，体现了巴塞尔协议Ⅲ在流动性风险监管方面的不断创新与改革。巴塞尔协议Ⅲ的短期监管指标为流动性覆盖率，流动性覆盖率能够从短期内衡量一个机构应对流动性风险的能力。掌握银行业的流动性覆盖率，确保机构拥有足够的流动性资源来应对短期的流动性风险，并得到迅速的恢复，是流动性风险监管的目的。巴塞尔协议Ⅲ的长期监管指标为净稳定资金比例，作为流动性覆盖率指标的一个补充，净稳定资金比例要求银行在长期的经济压力环境下仍然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用来持续经营和生存1年以上。这个监管指标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让银行找到长久持续发展的融资渠道，确保拥有大于100%的稳定资金比例来应对流动性风险。无论是短期监管指标还是长期监管指标，两者在时间维度、分析角度和监管目标上都存在差异性，但二者互相补充，共同支起了巴塞尔协议Ⅲ流动性风险的核心框架。
巴塞尔协议Ⅲ流动性监管的新规从实质上来说是降低了监管的标准和要求，使金融机构能更加灵活地应对市场，给银行业一个缓冲和休整的机会。修订过的巴塞尔协议Ⅲ流动性风险监管规则有助于减少银行对中央银行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政府杠杆和银行杠杆的关联，有助于银行建立更稳健的流动缓冲，促进证券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完善多元化融资机构，同时有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
3.3 信用风险的度量
贷款是银行业的主要业务，也是银行获取盈利性收入的重要渠道，贷款业务的存在让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信用风险大大增加，这种风险不仅存在于银行账户，也有可能存在于交易账户。信用风险往往与市场的波动是紧密相连的，因此，防范信用风险，对存在于交易中的风险进行监管和审慎，是巴塞尔协议Ⅲ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2013年，巴塞尔委员会首次采用非内部模型法来计算交易头寸的违约风险暴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期风险暴露法不能区分保证金、不能反映压力条件下的监管附加因子波动水平和处理冲和净额结算过于简单的不足之处。非内部模型法相较于现期风险暴露法和标准法来说，充分考虑了抵押品和保证金的影响，并且采用了更为精密的对冲规则和选择了更为审慎的尺度乘数。为了避免信用风险的出现，应提高对信用风险的警惕，采取限额管理和签订主协议、提高抵押品和保证金管理水平、使用交易压缩和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等措施，进一步加强信用风险的管控。
3.4 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
资产证券化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将缺乏流动性却能产生未来收益的资产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资产池，然后以资产池的收益来保证被发行的资产证券。多年来，银行作为证券化运行过程中的发起、投资和承销机构，在面对资产证券化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承担着资产证券化带来的风险。因此，银行需要计提一定的资本来抵御相关风险的爆发。巴塞尔协议Ⅲ采用了单独的框架度量证券化风险暴露，运用评级法、监管公式法、内部评估法、集中度比率法和支撑集中度比率法来计算其资本要求，以防范预期损失和“尾部”风险导致的非预期损失。由于新的证券化监管体系和风险计量方法还在初步的实践运用中，针对模型的不足，还需要在实际操作中反馈意见，提出修改策略。
3.5 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
重要性金融机构是指机构本身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市场，并在全球金融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其本身的发展足以影响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和结构变化。这类机构在自身利益的获得上面一般能做出较为明智的抉择，但很少站在全球金融的角度上去考虑，因此，为了机构本身的顺利经营和全球系统的有序发展，需要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建立风险管控，尽可能地遏制危机的出现。金融稳定理事会在巴塞尔协议Ⅲ的基础上，先后公布了《评估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系统重要性的指导原则》等一系列管控重要性机构的文件和制度。2013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更新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方法，与此同时，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也公布了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评估方法和政策措施。2013年新版本的评估方法主要从样本银行的确定方法、指标的变更、可替代性分类设置、标准化银行分数、后续规划、界限分数和分组门槛、分母频率、披露要求等方面来调整。巴塞尔委员会希望这些评估方法能够基于公开可得的信息进行评估，以确保各国在使用评估方法时的应用程序具有一致性。
4 巴塞尔协议Ⅲ在中国的展望
篇6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 商业银行 风险管理 风险分析
一般来说，按照银行风险的性质，商业银行的风险分为五类，分别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2004年的《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商业银行风险与一般的分类有所不同。协议把银行风险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巴塞尔协议中的信用风险与一般分类一致，都是指银行的债务人即借款人由于违约而导致贷款或证券等银行持有的抵押资产不能够收回而造成银行损失的可能性。操作风险也仍然是指银行在运作过程中，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决策失误、营业差错、内部欺诈等给银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但是，《巴塞尔协议》中的市场风险与一般分类有所不同。它不仅仅包括因为利率、汇率等市场要素波动而引起的金融产品价值或收益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即指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交易风险等，它还包括流动性风险，即银行不能到期支付债务或满足临时提取存款的需求而使银行蒙受信誉损失或经济损失，设置被挤兑倒闭的可能性。而法律风险，由于与操作风险有重叠的部分，被《巴塞尔协议》包括在操作风险里一起核算和管理。
所以，《巴塞尔协议》中的银行风险就只分为三类。它们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
一、信用风险
历来，《巴塞尔协议》对银行业监管的要求都是要求银行重视风险资产的管理。而商业银行的对外贷款的确是其资产中的风险资产。而贷款可能损失的风险就是信用风险。我国商业银行在防范信用风险方面已经进步很多，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因为于2006年12月以前要逐步开放中国银行业，中国商业银行在防范信用风险，加强贷款人信用评级，贷款合同的完善，贷款风险的评估上借鉴了许多国际先进银行的管理理念，正在向国际标准，准则靠拢。如，对贷款客户实行实名单制管理。再如，近来我国商业银行主动与国际惯例接轨，已经普遍按五级分类法，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种质量等级。其中正常类指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有充分把握按时足额偿还本息的贷款。关注类指尽管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是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因素的贷款。次级类贷款指的是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了明显问题，依靠其正常收入已经无法保证足额偿还本息的贷款。可疑类贷款是指借款人不能足额偿还本息，即使执行抵押或者担保也肯定要造成一部分损失的贷款。损失类贷款是指银行已经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和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贷款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的贷款。而这五类贷款中，后三类就属于不良资产。这样的分类等级显然可以使银行在评估贷款风险时显得更加理性和合理，而不像使用其他的评判手段时的随意和不统一。新《巴塞尔协议》中，在信用风险的评级方法上，使用了信用风险评估的两种办法，一是标准法，二是IRB法，即内部评级法，这个方法是以银行的内部评级为基础评估信用风险。虽然信用风险的标准法与老协议并没有大的变动，但是新协议的标准法中扩大了银行可以使用的抵押，担保和信用衍生产品的范围，这样就包括了大多数的金融产品，而这类扩大的工具称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新《巴塞尔协议》在信用风险的计算上提出了很多的公式，计算方程，而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技术也是我国现在的技术所不能完成的。想要和国际先进的银行竞争，成为有实力的竞争者，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还有很多不足，还不能在我国的商业银行中推广新《巴塞尔协议》所有的风险评估方法。
二、市场风险
我国商业在面临的市场风险方面，由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加大，以及我国股市的快速发展，银行的经营因为这些市场要素变动的原因要面对和处理的风险越来越大。而新《巴塞尔协议》在市场风险方面并没有专门开辟专题，但是市场风险的防范融入在每一项银行业务的操作中。对贷款的评级，银行人员的管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对银行流动性的警惕。所以，所有的防范措施都是与市场因素联系的，也是对市场风险的关注。
三、操作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虽然经过了不断的金融改革，国有资产正在逐步推出商业银行，但是，银行仍然或多或少的带有行政色彩，信息不公开，普通股东对经理人无法进行有效监督。表面上，四大银行上市，国有资产推出控制，但是上市公司的实质并没有体现出来。各种由于监管不利造成的损失频频发生。
在新《巴塞尔协议》开始对商业银行面临的操作风险关注时，针对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我国银监会也颁布了《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指引》对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的定义、量化、防范等方面进行规范。银监会在该指引中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指引要求，建立与本行的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有效地识别、评估、监测和控制/缓释操作风险。操作风险管理体系的具体形式不要求统一，但至少应包括以下基本要素：一是董事会的监督控制；二是高级管理层的职责；三是适当的组织架构；四是操作风险管理政策、方法和程序；五是计提操作风险所需资本的规定。在此规定中可以看到，银监会的目的在于使我国银行业尽快与国际准则新《巴塞尔协议》接轨，可以尽快用先进的方法量化操作风险。因为在新《巴塞尔协议》中，有如下规定：为具备使用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的资格，银行必须至少符合监管当局以下规定：一是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适当积极参与操作风险管理框架的管理。这符合我国银监会的第一、二条规定，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监督控制职责。二是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概念稳健，执行正确有效。这对应了我国银监会的第三、四条规定。以适当的组织架构，制定管理政策、方法和程序，使得银行对操作风险的监管体系清晰，可执行。三是有充足的资源支持在主要产品线上和控制及审计领域采用该方法。这可以反映在银监会对计提操作风险所需资本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银监会制定的一系列的规定，使得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与国际接轨，可以尽快达到新《巴塞尔协议》这一世界先进银行通行的标准。
参考文献
[1]祁群编著：《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篇7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 银行 混合行业 经营 影响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业发展国际化的快速发展，银行混业经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新巴塞尔协议对于我国银行混业经营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银行监督和检查中的作用尤为突出。
一、新巴塞尔协议和银行混业经营
经济全球化要求下的金融全球化在世界广泛传播，因此，新兴产业在金融合作中不断发展和进步，在这些产业发展中需要与之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约束和政策管理，因此，新的协议就会随之而生。银行混业经营和新巴塞尔协议就是这一事实的体现。
（一）新巴塞尔协议的含义与特征
新巴塞尔协议(New Basel Accord)，是新巴塞尔资本协定的简称，是由国际清算银行下的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促成的，内容针对1988年的旧巴塞尔资本协定做了大幅修改，以期标准化国际上的风险控管制度，提升国际金融服务的风险控管能力，主要包括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对资本充足比率提出最低要求；监察审理程序，和市场制约机能。
新巴塞尔协议突破了传统银行业限制，又涵盖了证券化资产和银行持有证券的资本要求，推广了经典的最低资本比例的适用范围；新巴塞尔协议的规则更加灵活、更加动态化，允许银行实行内部评级方法，使新的监管规则有一定的灵活性，鼓励银行在具备充分数据的条件下，采用高级的内部评级方法；新巴塞尔协议重视定性和定量的结合，定量的方面更加精细化，将定量和定性方面进行结合，采用多变量计算，将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引入到风险测量之中，更加符合实际，促进了银行混业经营和资产证券化等新型业务的发展，使银行朝向多服务、精确化发展。
（二）混业经营的含义及其作用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金融自由化的高速发展，金融服务的项目相互交融，产生了很多新型服务，在这些服务中混业经营则占据着关键性的优势，并且逐步在全球内产生了剧烈的影响，所谓混业经营主要是指商业银行业务（吸收存款合法放贷款）与投资银行业务（发行，包销，销售和兑换公司证券、自营或经纪证券、交易和企业重组等）的结合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之间业务的交叉和融合。
混业经营对于发展商业性银行具有重大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混业经营有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混业经营可以协调银行中的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利益关系和收支关系。具体地说，在某一个商业性银行中若有某个部门亏损后，可以用其他部门的收入补偿这一部门的损失。第二，混业经营可以增强银行的竞争力。银行可以在市场调节中不断地转变自身的发展方式，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完全迎合市场的需求，这样可以增加银行的自主经营和自主管理。同时，还可以为顾客提供更加全面和周到的服务，为客户的储蓄、理财和生活等方面提供便捷服务，从而也可以通过这种调整推出一些优惠服务，促进企业的发展同时，塑造企业文化，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第三，混业经营可以建立良好的客户管理网络，规范客户的使用细则，促使消费者健康消费，从而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的风险。
二、新巴塞尔协议对银行混业经营的影响
混业经营在推动银行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提高了金融体系风险，加大了银行业的监管难度，削弱了银行业监管的力度。但是新巴塞尔协议对于加强银行业的监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一）新巴塞尔协议使银行混业经营处于较为公开的经营环境中，降低了监管难度
新巴塞尔协议可以采用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模型法和操作风险高级度量法等方法对银行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风险和利率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这些分析需要很多充分的证据进行论证，并且需要向有关部门进行公开。这些举动都就大大降低了银行业监管的难度，同时也使投资者对于行业中的行情具有一定的了解，加入监管队伍中去。
（二）新巴塞尔协议促进我国金融业不断与国际趋于一致
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金融行业的发展直接制约着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制度建设和法律建设，尤其是在金融立法方面的成效越来越显著。在我国，新巴塞尔协议对金融业的管理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在于风险问题、风险权重问题、监管对象的单一性问题等等。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需要建立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督和管理制度，同时还要健全法律制度、加大执法体系的建设，不断学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不断促使我国的商业银行改革和发展向国际水平发展，与国际中的发达国家一致。从而促进我国的金融行业的发展。
（三）利用新巴塞尔协议，发展我国的银行混业经营发展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银行混业经营是具有重要作用的，但是需要我国的相关部门能够逐步建立其与之相适应的发展制度和实施措施，最为关键的还是监管部门的权力问题。新巴塞尔协议本身就是一个国际上约定的具有法律效率的文件，这对于我国进行银行业监管具有指导作用。因此，我国法律部门应该根据相关的精神制定出与我国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行业规范。在新巴塞尔协议中就明确指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对各国银行业监管当局的具体要求，允许银行实行内部评级方法，鼓励银行运用内部模型来全面衡量风险。这对于监管当局来说就扩大了自，同时降低了利率风险的管理难度，体现出了监管机构的责任和风险。这就要求监管机构要加大对于信用风险的控制和防范，不断创新出新的解决方案和革新解决方法。
总之，通过新巴塞尔协议作为国际上较为权威的银行监管方面的指导性文件，对于提高我国银行控制各种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也是这一协议的核心内容。将这一协议作为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重要指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还是促进我国不断与世界金融和银行业接轨的重要指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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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巴塞尔协议； 商业银行； 公允价值会计； 金融危机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拟定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巴塞尔协议III，并最终于2010年9月正式提出，核心内容在于提高了全球银行业的最低资本监管标准，主要的变化如下：第一，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到4.5%。新的一级资本规定在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间执行。总资本充足率要求在2016年以前仍为8%。第二，增设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的“资本防护缓冲资金”，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之间分阶段执行。此后，“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总资本充足率分别提升至7.0%、8.5%和10.5%。第三，提出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区间，由各国根据情况自行安排，未明确具体实施安排。
在巴塞尔协议III提出前后，中国银监会也提出了被外界称为“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的讨论稿。2011年2月，银监会申请通过包括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流动性在内的四大监管新工具，与讨论稿相比，四大监管工具较原方案明显放宽。而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等要求低于预期，执行过渡期也比预期的更长。这套包括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要求的新监管框架的出台将意味着2009年下半年开始的监管转型的结束。在2011年3月31日之前，中国监管层要求各银行根据现金流对利率和本金偿付的覆盖水平来计算风险权重。新的监管框架要求核心一级资本金比率为5%（原方案为6%），一级资本金比率为6%（原方案为8%），资本充足率为8%（原方案为10%），而逆周期资本缓冲为2.5%（原方案为0%~4%）。
关于金融危机后的银行监管讨论一直在持续，而本文的焦点集中在公允价值会计上，特别是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体现的问题以及巴塞尔委员会的相应意见。
二、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性与巴塞尔协议
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损失，许多美国大型金融机构指责公允价值会计强迫确认永远不会实现的损失，扭曲了财务报告、动摇了投资者信心，是导致危机恶化和蔓延的重要原因。同时商业银行的挤兑与破产现象使得人们对巴塞尔协议的争论更加激烈，这主要集中在协议的监管框架具有亲周期性和新协议缺乏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
关于公允价值的同周期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并行不悖地进行，并且相互作用加速了顺周期性效应，第一，各金融机构因为持有大量抵押类证券，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出现了大量未实现且未涉及现金流量的损失。这些损失在证券未出售前仅仅是会计上的损失，但由于会计报表显示出的利润亏损，使得这种“账面损失”扭曲了投资者的预期，严重时会发展为“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提取拨备―恐慌性抛售―资本金折损―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第二，缺乏在非活跃市场运用公允价值的指引加剧了市场的动荡。从公允价值的定义来看，有序交易是其运用的一个前提，但在危机中，大量机构被迫变现资产，形成的价格并不符合公允价值的前提，但会计准则中缺乏对此类情况的具体指引，使得会计主体不得不按照不合理的估计市场价格进行公允价值计量，进一步增加了账面损失，加剧了这种恶性循环。
（一）公允价值的度量与建模
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了原先的估值方法面临较大困难，市场流动性的变化进一步加大公允价值估计的波动性。基于此，巴塞尔委员会于2008年6月出台了《公允价值的度量与建模》，指出了公允价值评估有待提高的四个方面：管理与控制过程、风险管理与度量、价值调整、财务报告。第一，应当建立起银行在市场条件恶化、市场价格变化无法预测情况下的应急计划，并对复杂金融产品的风险管理分配更为充足的资源。第二，银行在风险与价值评估过程中不应过多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信息来源应该多样化，稳健的内部评价方法尤其重要。第三，由于财务报告和风险管理目标角度的差异，前者的价值评估反映会计准则范围内的风险因素，后者的价值评估着重反映价值不确定性，银行应该妥善处理这些存在差异的目标，并进行相应的价值调整。第四，当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银行对金融产品的估值应该更加依赖于模型。而为了提高价值评估的透明度，巴塞尔委员会努力发展用于评估银行估值过程稳健性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指引。同时，与会计和审计标准的制定者、审计人等角色进行合作，以提高公允价值的正确性和透明度。
（二）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
当市场流动性急剧恶化时，公允价值失去了计量基础，不仅增加了流动性风险，进一步导致了金融产品的价格下跌，为了提升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和全球监管能力，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流动性缺失时的恢复能力，2008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出台了《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全面识别、衡量各种流动性风险；第二，加强压力测试，强调了对整个市场范围内压力因素的测试，以及在紧急时期融资能力的压力测试；第三，发挥监督者的作用，强调了各监督人在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过程中的沟通与协作；第四，加强对国内与跨境支付、结算所产生的当日流动性风险的管理。
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性引起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监管顺周期性的关注，巴塞尔协议III中提出的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区间也是基于银行监管的顺周期考虑，但是这种修正更多是停留在资本充足率层面的修正，而不是将公允价值会计纳入巴塞尔协议的三个层面，巴塞尔协议III也没有提及关于市场流动性不足时，流动性风险通过恶性循环加倍影响流动性风险储备资本。巴塞尔协议III依然专注于会计数据，而不关注金融市场精炼出来的信息，后者能表明投资者评价银行的风险是否过高。当美联银行在2008年年底被富国银行收购时，美联银行监管资本（regulatory capital）的状况一直很好，但是，市场并不相信这一点。所以银行监管应该综合考虑市场流动性以及市场投资者的评价，而不是仅仅关注会计数据，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关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问题，因为投资者仅仅通过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并不信任商业银行。
三、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与巴塞尔协议
在巴塞尔协议III中，关于第三支柱的信息披露要求指出：信息披露是市场约束机制的核心内容；共同的披露框架是将银行风险暴露告知市场的有效途径，并为增强可比性提供了一致、合理的披露标准。信息披露包括核心信息的披露和附加信息的披露。而这次金融危机中关于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存在着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投资者试图去发现金融机构持有的衍生品的信息，却发现企业财务报表中很少披露这部分内容，而且这部分衍生品非常复杂，超过了投资者应有的投资知识技能。前FASB咨询委员会委员Young指出：在贝尔斯登的两支基金陷入困境之后，“债务抵押债券”（CDOs）的不确定性充分暴露，投资者竭尽全力搜寻CDOs资产价值和现金流量方面的详细信息，但这些产品的复杂性使投资者无从获得相关财务数据。
第二，没有区分流动性缺失条件下的信用损失及流动性导致的价格下跌，公允价值计量了信用损失及公允价值的其他变动（包括流动性贴现），并且未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这两部分信息，使得投资者对于金融产品价格的下跌作出了错误的投资决策，这在金融市场恐慌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加之信息真空，使得投资者的情绪更加悲观。
市场透明度是市场信心的关键因素之一，巴塞尔协议应该制定规则关于金融机构应当继续加大风险暴露与价值评估的信息披露，包括对结构化产品和资产负债表外投资工具的风险披露，不仅如此，在特殊的市场环境下，关于价值评估方法、价值评估前提假定以及价值变化动因等方面内容都应该制定信息披露方法。
四、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启示
单一的资本充足率并不能完全抑制银行的冒险之举，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只能达到金融监管的部分目的，并不能根除高风险业务追逐的动机。公允价值的运用提高了金融工具信息的相关性，但同时可能加剧银行体系的波动。关于这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会计对银行监管所产生的影响，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不仅限于巴塞尔委员会出台的关于公允价值计量以及流动性风险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监管而言，首先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由于巴塞尔协议要求商业银行增加资本，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并放弃那些高风险业，银行不得不将更多盈利留作储备，银行的利润空间势必受到压缩，而对于处在快速发展的我国经济，商业银行的信用支持又是经济增长的保障，所以银行监管需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风险监管之间的矛盾，比如金融危机中的2009年，我国面临GDP增长率8%的目标，新增贷款规模达到10万亿元，但是这其中也出现了很多呆坏账的风险，放大了商业银行在2009年后可能面临的风险。
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银行在经济景气时建立资本缓冲以便经济条件恶化时使用，以降低其顺周期性的效果，这可能会束缚经济景气时银行资产的增长，但在经济不景气时，银行不必为维持资本充足率而被迫削减贷款，从而避免或减轻经济在不景气时遭受的打击，虽然资本缓冲金可能会降低经济的增长速度，但相比于经济不景气时商业银行可能面临的破产危机，这是值得的。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在处理公允价值会计问题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市场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金融危机表明，信息披露不完善和市场透明度缺乏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国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做得依然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市场风险、利率风险、衍生工具风险等方面的披露。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强银行业信息披露的管理规定。
第二，重视压力测试的作用，并将应急资本纳入资本金要求中。经济的周期性使得银行监管存在周期性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重要的是如何预防这种顺周期性给银行监管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时单纯依靠资本充足率并不能满足监管要求，辅助于压力测试才能更好地避免在经济不景气时商业银行遭受的危机。
【参考文献】
［1］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市值会计研究――遵照《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第133节的报告和建议［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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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监管机构前所未有地推出大量监管新规，鼓励银行更审慎地承担风险，建立资本和流动性缓冲，并制定应急计划以确保银行在未来能够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与以往不同，本轮监管改革浪潮的特点在于，国际社会在制定和落实监管标准方面所表现出的精诚合作精神。
各国相信，要维护全球金融的稳定，单靠金融危机重灾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复苏和市场秩序恢复是不够的，全球各主要参与者(尤其是中国等重要经济体)必须同心协力落实相同的措施，令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资金和流动能力，以及监管水平等能同时在全球每一个主要市场得到提高。
过去几年中，中国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即包含第二版和第2.5版《巴塞尔协议》在内的协议内容）国际准则为指引，以提高银行业整体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水平为目标，逐步推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中国的实施。
在推行的过程中，中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始终秉承着审慎监管的宗旨，确保银行在风险管理领域提升水平的同时，也能够持续不断地为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资金和金融服务。
本次金融危机之后，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危机暴露出的资本监管框架的不足，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作出了重大修订。
2010年末颁布的《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正式确立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金融监管新模式，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建立了全球统一的流动性监管量化标准，并要求各成员国经济体于2019年前全面达标。
在《第三版巴塞尔协议》颁布之后，中国银监会整合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监管要求，于2011年4月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银监发 [2011] 44号)（下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与原先监管框架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将监管适用范围推广到整个银行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要求大型商业银行施行。
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中国内地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 (包括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 都必须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资本管理和压力测试的一系列监管要求，进行全面的差距分析；在此基础上编制影响分析报告，分析未来三年至五年间的风险资产、资本以及流动性是否能够达到监管要求；并编制一份切实可行的实施规划，列出各类监管指标的达标时间表和阶段性目标。
中国银行业挑战
新规的颁布为监管机构和银行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于大型商业银行而言，由于它们起步较早，所以基本上已经具备落实《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平台。
但是，对于许多中型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来说，它们的风险管理基础相对薄弱，同时实施《第二版巴塞尔协议》和《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意味着较大的挑战。
我们可以根据银行的不同类型，来对国内银行实施新监管要求的现状进行仔细分析。
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它们的进步已经非常明显。这些银行已经实施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开始使用高级的计量方法来计量信用风险，并正在运用高级的计量方法以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这些银行大致上能够符合《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中有关资本水平的新要求。
但是，由于《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中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与中国银行业的现行管理模式不尽相同，前者的管理框架是基于对现金流的管理而搭建的，而中国的银行在流动性风险管理上还需要提高。
一些银行业人士认为，在监管机构推行改革，要求提高资本充足水平的情况下，有些银行可能由于资产规模迅速扩大，在三年至四年内可能出现资本短缺的问题。如果缺乏在资本市场筹集巨额资金的能力，银行需要另外考虑解决之道。
其中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就是鼓励发展资产证券化，让银行能够产生新的资产而不需要在资产负债表内持有这些项目。但鉴于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资产证券化的重新发展不可能没有阻力。
对于中小型银行而言，尤其是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
虽然这些银行可以选择采用较为简单的方法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但由于本身基础薄弱，即便是实施简单方法对它们来说仍然意味着相当大地挑战。
这些银行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投入大量精力，才能在风险的计量、管理以及公司治理方面达到监管要求。
中小型银行的发展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类银行机构的蓬勃发展，能够为经济发展中最富创造力和灵活性的民营经济提供良好的资金支持。
这类银行机构一般以特定类型的企业 (如中小型企业) 或地区作为重点服务对象。这类企业或地区是否能获得充分的资金供应，这些银行将起到关键作用。
在中国设立的外资银行也存在其本身独特的问题。它们需要努力兼顾母国和中国监管机构在监管要求和重点关注事项上的差异。即使它们在满足新的资本监管要求方面可能没有问题，但部分已进行影响分析的外资银行显示它们面临另一潜在问题，即中期流动性(或资金)紧张。这反映出对位于中国内地的外资银行来说，目前的融资选择相当有限。
在《指导意见》推出以后，中国银监会于2011年8月推出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新监管框架下的一系列管理细则，明确和细化了监管要求，为银行提供了具体的合规指引。
但迄今为止，管理办法的正式文件尚未颁布。
监管机构再平衡
一个经常被提及且颇有些争议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要施行《巴塞尔协议》？对于一个经济和金融体系仍然主要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这些监管措施是否全部必要，是否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呢？
不同人士对中国是否应推行银行监管改革，有着不同的见解。
由于中国在国际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采用国际准则并与国际社会共同携手，全力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已经不再是可选择的――而是必须进行的工作。
如果中国的监管制度和银行的合规标准与最新的国际标准接轨，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望和地位，拓展其影响力。这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正积极走出国门，寻求在国际市场拓展新的业务空间，并视其为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
资本管理办法的最终稿迟迟未能正式颁布，也引发了人们的猜测――中国是否将放缓实施《巴塞尔协议》的步伐。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原来的观点认为，至少中国最大型的银行会选择尽早实施《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但由于目前全球经济仍未恢复元气，国际以及亚洲的一些监管机构对于是否继续大力推进金融监管改革持谨慎态度。中国监管机构对此也必然有所考虑。
最终监管机构的目标将致力于寻求平衡，即一方面推动监管新规的实施；另一方面尽量降低监管新规对借贷和其他银行服务所造成的潜在阻碍，确保银行业能够持续提供资金以推动经济发展，服务大众。
监管机构在考虑国际实施新规大环境的同时，还要小心衡量所选择的实施方案对中国和国际社会带来的利弊影响。
中国在计划实行《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时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中国银行已经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G-SIFI)，需要遵守额外的监管要求，例如制订复原及解体计划 (RRP)，并加快实施步伐。
中国监管机构有可能要求国家层面系统重要性银行 (D-SIFIs) 参照执行这些额外监管要求，以此打造公平的经营环境。
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着各国实行《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进度。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国在推进落实《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同时，还要同时推进《第二版巴塞尔协议》的全面实施。银行仍有许多需要开展的工作，包括流动性风险管理领域。
由于国际监管新规是以发达市场的具体情况为基础制定而成，而中国市场处于十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的监管机构需要在流动性领域仔细衡量国际监管新规是否适用于中国市场，特别是如果中国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则需要将重点放在维持市场稳定上，所选择的流动性监管和控制手段可能会与已全面实现自由化的成熟市场有所不同。
总体而言，中国在实行监管新规方面已取得良好的进展，包括已经就资本和流动性的主要领域了多个监管指引草案，领先于许多国家。中国国内大多数大型商业银行已经基本达到了比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资本质量标准。
但是，中国银行业仍然需要加强综合风险管理实力，积累在市场化条件下的管理经验，并提升全体人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将其融入自身企业文化，这是一个必须长期为之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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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以及风险管理能力为目的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资本协议》)实施在即。虽然《新资本协议》仍维持银行资本充足率8%、核心资本充足率4%的要求,但近来许多市场人士透露,境内监管层将根据银行经营情况在8%之上设置更多达标等级。
国际银行业的“神圣公约”
《巴塞尔协议》被称为国际银行业的“神圣公约”,20世纪末,全世界有超过130个国家采纳了这一“神圣公约”。
1974年9月,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在瑞士巴塞尔市召开会议,倡议成立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次年,巴塞尔委员会通过了第一个国际银行监管协议――《巴塞尔协议》。第一个协议很简单,主要强调加强各国的银行监管合作,划分监管责任。
1988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了具有标志性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协议规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4%,总资本(核心资本+附属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8%。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
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在国际银行监管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协议统一了国际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助于消除各国银行间的不平等竞争,成为各国银行监管的统一准则。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于2006年开始首先在十国集团中实施。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再仅仅限于将信用风险与资本充足率挂钩,而是把风险扩大到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方面,要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应该与银行面临的各种风险结合起来。同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还提出了银行监管的“三个支柱”。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比旧《巴塞尔协议》前进了一大步,对银行风险的控制有了更严格的要求。
第一支柱: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新协议仍然要求核心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4%,总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8%,但对风险资产的计算更加严格和准确。
第二支柱:监管当局的检查监督。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最低资本规定和市场纪律的重要补充。
第三支柱:市场纪律。市场纪律有助于提高银行体系的安全。银行应当定期向公众披露风险状况、资本构成、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的信息。
监管层力促境内银行达标
这里说的《新资本协议》,是相对于旧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而言的。由于《新资本协议》下的银行业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到国际银行间市场的各项业务中来,同时获得与外资银行的竞争机会,因此这些银行资本金是否充足成为它们过关的通行证。
《新资本协议》从制定到修改经历了很长时间,虽然协议中并未要求世界各国银行与银行监管业必须加入,但我国银行监管层始终跟随协议的推进脚步,力促境内银行早日达标。
资料显示,银监会于2008年10月正式实施银行业《新资本协议》首批监管规章,其中包括《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系统监管指引》、《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缓释监管资本计量指引》等。此后银监会消息称,按照规定,银监会从2010年初开始接受新资本协议银行的申请,商业银行至少提前半年向银监会提出申请。
不仅如此,今年以来随着信贷规模的扩大,各银行均面临严峻的资本金压力。为此,银监会多次提示信贷风险,要求银行谨慎做好贷后审查工作。
“监管层的意图非常清晰,意在2010年国内所有能够达标的银行全部达标,早日与世界顶级银行业运行标准接轨。”对此,某银行业内部人士表示。
资金缺口导致银行大圈钱
监管层的“心愿”在银行看来并不容易实现。事实上,7.4万亿元的大规模放贷过后,很多银行资本充足率出现大幅下滑。虽然市场对信贷资金的需求依然迫切,但银行业为了稳住自己的资本金生命线,在下半年普遍采取了慢贷、停贷的做法。
与此同时,为了将此前出现的资金缺口堵住,不少银行采取包括发次级债、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法。在发行次级债方面,虽然银监会规定银行相互持有的新增次级债将分年从持有方附属资本中扣除,但在没有找到更好出路的背景下,很多银行没有放弃这条路。以兴业银行为代表的部分银行在下半年率先向监管层提出了次级债发放申请,意图补充附属资本充足率。以光大银行为代表的未上市银行采取了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方式,意图补充核心资本充足率。
还有一些缺钱的上市银行,为了尽早获得《新资本协议》的资格,不得不对资本市场“狮子大开口”。9月18日,浦发银行宣布了一度令市场恐慌的中长期资本规划。规划显示,该行计划通过发行股票、次级债、可转换债券等多种产品,采取定向增发、海外上市、创新一级资本等多种渠道补充资本,在2010年将核心资本提升至715亿元以上,总资本提升至1150亿元以上,补充资本后2010年核心资本充足率高于7%,总资本充足率高于10%。截至今年6月底,该行资本充足率仅为8.11%,核心资本充足率为4.68%,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在不少分析师眼中,这样的资本规划显然是银行冲刺《新资本协议》的体现。
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是出路
“如果不将银行现有的盈利模式转变,这样的大圈钱运动会时时上演。”对此问题,东北证券银行业分析师唐亚韵这样表示。
唐亚韵认为,目前银行业务结构存在问题,中间业务利润占比很少,绝大多数的利润来自贷款利息收入。因此在宽松的信贷政策下,银行肯定会出现资本充足率下滑的现象。这与市场有很大关系,跟银行的自身管理没有任何关系。
目前,银监会要求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10%,对于这些银行来说是很大的难题。“什么时候银行利润不再单纯依靠资产负债表内业务收入完成,而是依靠表外收入完成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就有所保障了。”唐亚韵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