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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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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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篇2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篇3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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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受众本位与传播者本位不同，传播者在参与传播过程中主要根据受众的需要来确定传播的目的、步骤以及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并以受众受传的实际状况作为评价传播得失的标准。在以受众为本位的传播关系中，受众是传播者服务的对象。”

二、受众的变化，引导新闻传播学转向思考

新闻平民化提倡“平民视角”，由于很多媒体都没能真正领会其含义，并在新闻平民化这个过程中，过度寻求娱乐价值和利益，因此产生了种种弊端。怎样赢得受众、赢得市场，这是新闻媒体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环境的时思考的问题。媒体受众的核心，说到底，是在市场竞争中对资源的竞争内容所吸引的。新闻的内容及其发展、创新的深度决定了在竞争中是否能赢得先机。在我国新闻的深度报道，通常指的是客观地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及是发现的本质和核心等等。在美国和日本及西方国家，深度报道最常见的形式是解释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占布局和服务的50％。深度解释社会现象，在引导舆论，促进主流价值观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由于广播传播特性的限制，不适宜做宏大叙事的报道深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广播不要深度报道，如果具有广泛覆盖优势的广播，去和 “报纸”等平面媒体比拼深度报道，将不具优势，并会给听众造成收听疲劳。

根据广播媒体的平民化走势角度来看，新闻内容的传播其特点符合平民的，深层次的挖掘趋势和贴近人们的生活中普及，人们的生活，为人们的其他方面来解决问题，是广播媒体的受众形成一种固定的重要途径。在对广播媒体的节目挖掘时，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关注广播媒体特性的研究和探索，以满足广播听众的需求，避免广播媒体和其他媒体的同质化倾向。

三、新闻的“平民化”发展要求

平民化诉求，在报道内容上主要是体现人文意识，满足百姓的多样化需求。从人文角度出发，新闻媒体的关怀对象显然应该是人的价值、尊严和人生的意义，特别是重视对普通人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关注。新闻传播学增强人文意识，既是广播媒体追求高起点高品位的需要，也为寻求广大听众更多的认同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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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静距离》是安徽卫视的一档娱乐访谈节目，每天23点首播，每期节目主要是邀请各类领域的明星来接受主持人近距离访问，是一档具有李静个人鲜明特色的深度访谈节目，下面我们以《非常静距离》为例，来分析接受美学在电视节目中的应用。

（一）节目选材贴近受众

首先，在嘉宾选择上，《非常静距离》中每期的嘉宾有影视的、体育的、话题的，还有歌唱界的；在年龄上，更是参差不齐，有老一代的前辈，又有最新的小童星；在节目访谈中，主持人采访的嘉宾大多是时下很出名的明星，该节目在这个时间段播放节目也会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其次，在节目形态上，先是对嘉宾进行短片介绍，或有配以DJ形式来引出嘉宾，这种新颖的形式在中国内地的访谈节目中是独有的，可在第一时间抓住受众眼球，而且DJ形式又是吸引年轻人的制胜法宝，从一亮相，节目给人的感觉便是轻松愉快的，也正与主持人李静的风格趋于一致。与此同时，主持人在访谈中的问题大多是广大受众所关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主持人担当的角色可以说是广大受众的代言人，因此毋庸置疑会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可和响应。

（二）诙谐幽默的节目语言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天天为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奔跑，在闲暇时间，人们希望在电视上看一些轻松、幽默的话题，《非常静距离》正是抓住了受众这一心理。例如，在2013-03-06《王珞丹在质疑中成长》这期节目中，当王珞丹的恩师霍老师被邀请到现场后，李静向霍老师问道“：刚才王珞丹说您把她比喻成一张白纸，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当时您是如何拥有慧眼就看上这史上最黑的——王珞丹了呢？”现场笑声一片。另外在2012-03-12《林心如格格变皇妃》中，林心如说自己喝醉酒后爱亲人，李静说到“：亲人好，别咬人就行啊！”诸如此类的话语，李静用一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普通语言来进行提问、讲述，大大地迎合了受众的需求。

（三）注重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在节目采访过程中，主持人李静会通过微博、微信好友的留言或问题，通过筛选后对嘉宾进行现场提问，这样不仅让嘉宾感到有更多的人在关注自己，也会让网友对自己的言行产生一种认同感。除了网络互动外，该节目还注重对嘉宾的现场互动。例如，让现场嘉宾下台与观众互动，观众上台表演。此外，在每期节目结束后主持人还会再次强调网友的互动和参与，并通过抽奖、送礼的方式来提高受众积极性。不管是现场的还是网络上的，《非常静距离》都是力求最大程度地与受众交流。尽量避免主持人和嘉宾的封闭交流。一切节目的关注点都在受众身上，这也是接受美学所倡导的。

二、接受美学对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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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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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的基本构成要素包含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反馈。当然，构成和影响传播过程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绝不仅是以上五种，本文力图将借助的模型简洁化，从而更加灵活地指导实践行为。那么，反观实践教学，可以比较清晰地将它的内容划分为以下几类：传播者：动画学院教学办公室受传者：动画学院全体学生讯息：实践教学内容（包括课堂内实践教学和课堂外实践教学）媒介：基于中观上的实践教学条件建设（包括校内和校外）的教学过程中涉及的大众传播系统、互联网络系统、邮政系统、电话系统等反馈：实践教学考核及评价体系以上各要素中涵盖的内容，从人的角度来划分，可以分为人的因素和非人的因素；人的因素中包括传播者和受传者，非人的因素中包含实践教学内容的定位和设计、条件建设、教学手段和方法的选择、制度建设等。

2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专业培养规格定位

基于实践教学体系的要素分析，合理构建实践教学体系的核心环节，首要前提是明确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培养规格定位，其次是要明确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目的和意义。普通高校的学生培养目标与应用型本科教育学生培养目标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服务方向上，应用型本科教育主要面向中小企业、基层单位，而普通高校主要面向科研设计等部门；二是在规格类型上，应用型本科教育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突出学生的动手能力，而普通高校培养的则是偏重于理论型或应用设计型的人才。从具体目标来看，普通高校通常是承担培养继承、发展、传播科学技术、文化理论，实现科技向生产力第一次转化所需的人才；而应用型本科教育更多地是培养从事科技向生产力第二次转化的技术与管理人才，即培养技术型工艺人才，所承担的工作是把成熟的技术规范、管理规程用于现实的生产和工作中，把管理层决策的意图具体贯彻到实际业务工作中。

3应用型办学定位下的实践教学目标的确立

应用型本科教育实践教学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应用能力既不是普通教学的实践能力，也不是学科知识的应用能力，而是从社会应用岗位的需求出发，面向专业应用的能力总和。

4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核心环节

通过以上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实践教学体系要素、前提、目的的分析，其核心环节的设计思路上已经柳暗花明，如何具体地设计出环环相扣的几个环节呢？

4.1师资队伍培养是前提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看，作为传播主体，广泛的师资队伍概念在这种传播形式中处于流程的第一个环节，由学校领导、院系领导、任课教师、管理服务人员、各个岗位上的教职工组成。作为处于教育传播学意义上最优越地位的师资队伍，不但掌握着传播工具和手段，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取舍选择，作为传播过程的控制者发挥着主动的作用。其信誉，包括诚实、客观、公证等品格及专业权威性，即传播者对特定问题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构成了能否成为合格的传播主体的基础。为此，学校要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其师资队伍尤其是任课教师的培养。以黄淮学院动画学院为例，近几年来，学校采取新教师引进、教师进修、企业教师兼职、业内专家聘请、外籍教师引进等措施，努力打造出一支专兼职结合、多元化、动态化的师资队伍。另外，从理念的更新看，必须要明确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实践教学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做到每个人的工作都有标准可依。

4.2实践教学内容精选是关键

作为传播过程中互动的介质，实践教学内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此，精选实践教学内容尤为核心，其直接依据是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践教学目标，其注意事项应该体现在：第一，遵循专业技术和职业能力的形成规律；第二，要符合专业的性质、特点及职业技能规范的要求；第三，要遵循教育教学基本规律；第四，要注意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双向对接。从授课的地点来划分，实践分为课堂内实践教学和课堂外实践教学。以动画专业“3+1”培养方案为例，课堂内实践教学指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培养过程中包含于具体课程（分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专业方向课程、素质拓展课程四个模块）内的实践部分，具体体现在某一具体课程的教学大纲内有专门的实践教学大纲，包含项目实施及考核方式、学时分配等。以动画设计方向为例，目前实践学时比例占到32.5%，实践学分比例占47.9%。以“二维动画软件”为例。课堂外实践教学是围绕总体专业培养目标，从第一年到第四年连续的不断线的实践教学活动设计。结合黄淮学院“3+1”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发展规划，动画学院在2012年12月份之前，已初步构建出“大一（写生、外出考察）大二（二维动画创作）大三（三维动画创作）大四（实训实习、毕业设计）”一套系统的实践教学模式。

4.3实践教学条件建设是基础

实践教学条件是实现整体传播目标的基本平台，基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解、应用、执行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应用型大学实践教学条件的构建应该依托校企合作、学校、地方行业等资源，体现条件建设的立体化和多元化。具体可体现在：第一，加强实验室建设，要建成从基础实验到专业实验、模块实验到综合实验的立体实验教学体系；第二，加强专家工作室建设，为师生提学研结合的活动平台；第三，加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政府机关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项目共担、发展共赢，为学生搭建更广阔的职业技能培训平台；第四，加强职业认证基地建设，建立健全职业资格认证管理制度，规范职业资格认证的培训、考试等环节，为学生提供认证咨询、认证培训、认证考试、证书申领等一站式服务。基于以上立体化、多元化的教学条件建设及教学内容的分类型、分层次的选择，其对应的实践教学形式应该是灵活的。真正的教育面对的不是少部分学生，也不是多部分学生，而是所有学生，如何在固有模式下兼顾到每位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依赖于教师教学方法的灵活性。

4.4规范实践教学管理是保障

以动画学院为例，近几年来，结合培养方案，完善明确了教学大纲中的实践教学环节的项目实施及考核方式；针对专业特殊性，为强化实践教学，使实践教学内容与行业做到科学、规范，有章可依，特制定《动画专业外出考察方案》《动画专业外出写生方案》《黄淮学院动画学院2013届本科毕业设计指导任务书》《黄淮学院动画学院2013届本科生毕业设计工作细则》和《动画学院2013届毕业设计指导教师分配意见》等管理办法；结合“3+1”培养模式，组建集业界名师、行业专家、教研室主任、国内外专业教师、往届优秀毕业生于一体的科学的论证团队，共同研究、制定出《动画专业实训课程大纲》《动画专业实纲》。在上述的方案或细则中，应明确规定各类实践教学活动中涉及的教学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实践教学配套文件、实践教学考核评价等环节，使实践教学内容和标准符合行业技术规范的同时，通过完成专业技术培养的过程和途径、方式和方法，探索更加有效的训练模式，并且严格评价、及时反馈，最终实现实践教学效果整体优化的目标。

5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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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

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使得传统新闻的生产模式受到冲击，并且逐渐形成了依托大数据而存在的数据新闻，新闻的前期搜集与后期整理、制作都围绕着数据的搜集与解释而展开，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的新闻媒体对新闻的垄断与控制，尤其是许多互联网交流平台的开放，使得普通用户也能成为新闻的搜集者，同时新闻的传播也更加的便捷，更具有时效性。

2.新闻报道方式的变革

传统的新闻报道通常都需要依赖电视、报纸等较为固定的传播模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造就了一大批互联网社交新闻媒体，逐渐形成了以全样本、可视性和重质化为报道特征的数据新闻报道模式，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性。

二、大数据时代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

1.新闻传播人才需要丰富的文学知识与扎实的理科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综合素质也在素质不断提高，对于新闻的报道工作早已不是简单的新闻采集工作，更重要的是对已有新闻事件的信息筛选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新闻传播人才具有扎实的理科基础，能够熟练的运用计算机以及数学等理科基础知识，将新闻事件进行简单的处理，同时以一种更加直观的方式展示在人民群众的面前，将新闻的数据信息在最短时间内传达给新闻关注群体。

2.新闻传播人才需要熟练的业务技能与经营管理的能力

随着大数据的飞速发展，新闻传播人员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首先必须要掌握基本的媒体业务技能，这其中包括摄影、录像、编稿、报道等四个方面，同时还需要掌握基本的应用软件的使用方法以及新闻挖掘手段和工具的使用。其次由于目前大数据正在与传统的新闻传播媒介相互融合，互联网的数据新闻传播使得新闻的传播变得方便快捷，也让人们在作为新闻信息传播者的同时也成为了新闻传播的管理者，因此也对新闻媒体人的专业技能以及经营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大数据时代下的谢恩媒体传播人才来说，如若想要更好地实现新闻的价值，则必须要学会要管理新闻传播，制定全面的新闻媒体管理方案。

3.新闻传播者需要基本的数据思维与数據的分析能力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对于新闻传播者需要具备丰富的文学知识，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具备基础的数据思维能力与分析能力正在逐渐成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基本素质要求，因为大数据所造就的数据新闻无时不刻都在运用着数据信息，而对于新闻传播人才来说，面对相同的新闻数据信息，如何将其通过筛选、分析等手段转变成为具有可读性的新闻素材已经成为工作常态。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求新闻传播着具有一定的数据思维能力，不拘泥于传统的新闻分析模式，勇于创新思维、突破局限发掘出可供利用的、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同时面对繁多的新闻数据信息能够精于挑选与分析，从看似普通的新闻数据中破获重要的新闻信息。

三、大数据时代下新闻传播学教学改革

1.打破学科限制，培养复合型人才

大数据时代所带来的新闻传播行业的变革使得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的教学难以适应其发展，同时许多的高校也纷纷开始着手有关于新闻传播学的教学改革，尝试打破关于各学科之间的限制，积极融合各科知识，培养复合型人才，而不是仅仅拘泥于本学科的知识，闭门造车，学生一级教师都应该认识到，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仅仅掌握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是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的。

2.整合师资力量，提高教学的质量

当代对于数据新闻的产生与报道都需要新闻传播学、数据的处理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等多种专业知识和能力，因此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的教师其实也需要与时俱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与专业知识储备，才能向学生传授更优质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培养出更加符合时代需求的综合性素质人才。而在许多的高校内部实则很难做到，许多的高校教师往往只精于本专业的知识，同时大多数的教师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从未接触过社会的新闻工作媒体，本质上是缺少实践经验的，这也极容易导致新闻传播学的课堂教学质量不高同时还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在新闻传播学的教学改革过程中，让教师深入到实际的新闻媒体内部学习，增强实践经验同时清晰地了解社会需求，提高教学质量，推动教学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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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国文学的文学性

文学是一门艺术，一种艺术的门类，外国文学中有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外国文学对世界其它区域的本土文学影响深远。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迅速的吸收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西方文学性很快的被吸收和引进，对本土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文学的很多优秀的文学家，像王小波、余华、莫言等都曾经谈到过自己创作中对西方文学的吸收。外国文学的成果丰富，名作如海，名家如林。创造了很多丰富的文学形象，丰富了文学的世界。出现了很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流派，开创了很多的文学表达形式。意识流、荒诞派、魔幻等很多的文学形式，都在外国文学中得到了孕育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在一定的程度上基于普遍性的心理感受和生命体验，虽然彼此的差别很大，但人主体活动的的感知规律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文学的世界中，创造者、读者直接可以达到精神的相通。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家总是直接的关照人类共同的存在本身，反应人类生存的普遍规律，在文学的世界中，阅读是一种心灵的交流。外国文学的很多作家创造了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它们是人类精神领域的永恒财富。如莎士比亚、狄更斯、海明威等等，他们站在很高平台来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他们创造的作品，在反应当时的社会生活，反应人们生活的状态，从中透露出的人文理念与精神理想，是人类共同的宝藏。体现着民族性又体现着世界性，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充分展示了文学艺术的高度和水平，这也是外国文学作品在今天不断的走向世界的内在原因。

二、对外国文学的文化包容

外国文学由于背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其在其它的地区迅速的传播。外国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外国文学地域的意识形态，带有很强的风俗文化意味。外国文学是一定时期文学作品背后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反应。如今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信息传播变的越来越迅速，世界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彼此之间的吸收和借鉴变得越来越多。对彼此文化包容性也越来越强，文学的交流也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同时，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各个地区文学的发展，为各个地区文学的发展提供很多借鉴的素材。这种相互的融合是一种文化包容的体现，文学这种艺术形式，蕴含着很多的文化因素。在阅读和接受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对文学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意识、价值的思考和了解的过程。外国文学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必然与接受地区的文化因素有很多的不同，世界上每一个现存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国家实现主体文化传承的重要因素。它是构成民族集体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它反应民族心态和民族文化。这必然会产生外国文化接受地区的文化与该地区文化的冲突，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的困惑，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会对外国文化的传播起一定的阻碍作用，接受地区的文化认可过程可能会影响本民族文化的认可。但如今发展的趋势包容和共融的今天，各民族都不断的接受其它地区的文化，这种接受基本以本民族的文化为主体，这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把外国文学转换成翻译地区的文学，这一过程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是基于本土文化的创造。这种借鉴与外国文本的本身是不能分离的，这种影响是深远的。包容和开放的今天，世界上各个地区和民族对外国文化的吸收将不断的深入和增多。在这其中，文化的包容起了很大的作用。未来，世界仍然会沿着包容的和借鉴的路继续前行，外国文学也会在被借鉴中保持不断的生机。

作者：宋阳 单位：吉林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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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通过会话、作出指示、传授知识、分享重要观点等传播行为创造着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并不断地对它进行维系和修正，而却不自知。就像麦克卢汉说的那样:“就像鱼并没有意识到水的存在，媒介构成了我们的环境，并维持着这种环境的存在。”传播通过语言和其他的符号形式，也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周遭环境。

城市文化的传播现状

城市文化的内涵包括了三个层次:一是城市的物质文化，又称表层的城市文化，它是通过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文化，由可感知的有形物质文化组成;二是城市的行为文化，又称中间层文化，它是在法律规章、管理制度、城市形象、行为准则、典礼仪式、组织领导方式以及其他行为方式中所体现的精神因素;三是城市的精神文化，又称深层的城市文化。

然而在城市化及现代化的发展中，许多城市都是以牺牲城市的文化功能为前提条件的。以武汉为例，武汉江汉路的百年老街就因为修建地铁的原因走在了存亡的边缘，这是城市物质文化层面的毁坏。然而，面对快速的城市化建设进程，整个文保系统都显得有心无力，以武汉市为例，几乎所有的古建筑在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被列入到文物行列，而老房子归当地房产局管理，1986年开始，武汉市文化局陆续将一批老建筑列入保护范围，但二十年来也不过只公布了103处具有相当艺术和历史价值的老建筑，仍有大部分不够级别的老建筑散落城区，进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逐渐淹没。更可怕的是，有许多挂牌的文保单位，也依然逃脱不了被拆除的命运，比如2004年市级文保单位武昌鄂园，曾经是来汉住过的地方，依然被拆除，没有人问责。

高度城市化的现代城市也牺牲了城市文化的生态多样性，也就是中层的城市文化。最初的古代城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乡村文化传统仍延续在城市空间中，用芒福德的话来讲就是“城市在联合村庄、城堡、圣祠、市场的同时，还继续依托了村庄的道德基础:在日常的共同任务中愉快劳动、相互协作，以及在饮食、生育、祭祀供奉方面的共同习俗”。而现代城市则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与乡村社会隔离开来，使自身的精神要素与文化生产越来越单调和机械，这是现代大都市人的精神日益麻木、心灵日益空虚的重要原因之一。武汉的民众乐园便是这种文化多样化泯灭的最好注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步伐加快，整个社会都变得浮躁和焦虑，当年民众乐园中戏剧百业花团锦簇般的繁华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商业中心和写字楼，而随之消失的还有那许多代表着武汉城市文化的种种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艺术形式。

城市文化物质层面和行为层面所遭到的破坏，直接影响到了城市的精神文化。城市中的浮躁和焦虑侵蚀了人们的心灵，让人们变得功利和麻木，没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再去谈论文化，正如德国学者乔治•齐美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所说:“它(大都市)把所有的人格与品质都简化成一个问题:‘值多少钱?’”可是，文化尽管不直接创造财富，但由于它直接关涉到人这个根本性的环节，因而不仅是人性最高与最后的目的，同时也是城市文化功能的终极意义所在。由此可知，现代城市的解体与危机，其根源就在于文化灵魂的隐匿;而要拯救当今正在沉溺的城市，真正地实现城市化的内涵，首先需要拯救的也是城市文化。

尽管媒体进入城市研究的领域时间不长，但是在文化研究中，大众媒体从来都不曾缺席，甚至常常站在被众多学者关注的位置。摒弃过去稍显功利和机械的“传递观”，用新的“仪式观”来审视城市文化传播的现状，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城市文化传播方式，让城市化为城市文化的传播铺路，让城市文化的传播对物化的城市化的进程进行补充和丰富，这是需要我们探讨的内容。

用“仪式观”看城市文化的传播

城市文化研究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说过，在经历过各种变化之后，整个城市的环境获得了生机活力:它把整个人类精神世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阶段都连成一气，同时又不丢失城市的总体形式。

这实际上就是传播的“仪式观”所描述的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构建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们行为的文化世界。居住在同一座城市中的人们，分享着相同的城市历史，拥有带着城市传统烙印的多样化行为方式，他们的脑海和心灵中根植着同样的城市精神文化，而城市文化的传播实质上就是一种通过符号来使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过程，是一种分享意义的文化仪式。受众作为旁观者，加入到了媒体所描述的城市文化的场景之中，这样的描述能够为整个城市生活提供整体的形式、秩序和调子，能够保持城市的精神文化发展脉络，不至于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浮躁氛围中丢失了城市的总体形式、破坏了城市的生机和活力。

(一)巩固城市对文化的贮存功能

人类进化要依靠文化积累，而文化手段则首推文字和城市。当我们的城市环境被日益破坏，当城市对历史的延续被打断，媒体，作为城市的记录者，必须利用文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让受众不再和自己城市的历史擦肩而过，而是营造出一种城市历史纵深感，让受众们重新认识并置身于自己城市的历史脉络之中。

以武汉为例，媒体首先要致力于保护武汉的城市物质文化，如古建筑群，老街巷等，用文字、影像等对它们的历史，也是整个城市演进的历史进行记录和讲述;除此之外，媒体自身还必须转变身份，提高自己的都市意识，从记录者和介绍者变成组织者和参与者、从事后的问责变成事前的预警、从被动地记录变成主动地保护，形成一种媒体和舆论的合力，并以此推动城市物质文化的保护。

比如为修地铁拆除江汉路一事，武汉多家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相关报道，引起了广大武汉市民的高度重视，市民们在各种媒体的报道和讲述中重新认识了身边的这条百年老街，真正地融入了街道所代表的城市历史之中，对这条街道，或者说是武汉的城市历史文化产生了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也正是因为此，还建方案迫于压力而作了修改，同意对部分有代表性的建筑物进行原址原貌还建。也许对于拆除整条江汉路来说，这一点点坚守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媒体和文字至少还是一种可以坚守的力量，是一个管道，一种希望。如果武汉的媒体多一些城市文化的意识，多挖掘武汉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遗迹，让武汉市民对自己的城市有更多的了解并且为此而自豪，那么城市对文化的贮存就有了整个社会作为后盾。

(二)恢复城市对文化的流传功能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正在使得现代城市逐渐失去特色，成为钢筋、水泥、大面积玻璃的庞大杂合物，城市之间的相似性越来越大，而市民的“家园”意识越来越小。商业广告催生的消费主义，大众媒体构建的流行文化，极大地破坏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磨平了不同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别，城市化更是加快了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标准化”。

媒体要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去挖掘和关注武汉的人文风俗习惯，从武汉市民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语言方式、娱乐消遣方式等入手，将正在逐渐消失的民间艺术形式、民间习俗、老行当、老一辈的生活娱乐方式、饮食习惯等，重新展现在市民眼前，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并且通过媒体的宣传和挖掘，将他们传承下去。比如武汉的“过早”、轮渡、那些老字号的店铺以及方言等，这些都是构成武汉城市文化的支柱之所在，将他们在媒体上进行充分的挖掘和展现，不仅仅能帮助武汉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保持文化形态和生活行为形态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能够保持武汉自身的人文风俗特点，能够让武汉市民形成文化认同感，不至于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失去前进的方向。

(三)培育充满个性的城市文化，重塑城市文化灵魂

易中天在《读城记》中提到:“武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显，广州便更是特色鲜明，就连一些不怎么样的小城镇也不乏独到之处。请问武汉文化有什么特色?似乎谁也说不出。它‘雅’不够，‘俗’也不够，既不新潮，也不古朴，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点，却又什么味道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