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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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

篇1

关键词:汪曾祺 自我 幽默 语言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 2000年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55页 1999年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篇2

一直都去追寻,一种可以真正寄托心灵的文字,

可能不是那么的华丽,可能不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只是大众化的,让所有人都能感觉到,

我文字里的真诚,我想与你分享的情绪。

一直都在寻觅,一个可以真正可以交流的地方,

可能那里有着许多伤感的故事,可能那里有着许多花开花败的情感,

没有太利益的东西,只是让所有被现实弄疲惫的人们,

聊以慰藉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文字的世外桃源。

一直不愿意去回忆很多不该回忆的往事,一直不愿意去追寻自己想去追寻的轨迹。

可能会怪红尘引路人,把我引领到你的身旁,看你不屑一顾的眼。

可能会怪黄泉路上那块三生石旁,为何会留下痕迹,一辈子都摆脱不掉的纠缠,

当心充斥满满的累,当情感再不堪重负时,

篇3

在搜集中、阅读中,在重新学习中,终于觉得,若要真正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了解汪曾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作家简介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范进中举》;

文集:《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汪曾祺》。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

“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篇4

1、中国经典名著:《老子》《庄子》《论语》《孙子兵法》《史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人间词话》《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李白诗选》《杜甫诗选》《苏轼词选》《西厢记》《世说新语》《浮生六记》等等。

2、新课程标准推荐:《论语》《三国演义》《红楼梦》《呐喊》《女神》《子夜》《家》《雷雨》《围城》《谈美书简》《哈姆莱特》《堂·吉诃德》《歌德谈话录》《巴黎圣母院》《欧也妮·葛朗台》《匹克威克外传》《复活》《普希金诗选》《老人与海》《泰戈尔诗选》。

3、名家名作: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史铁生《我与地坛》;张中行《负暄琐话》;宗白华《美学散步》;朱自清《经典常谈》;朱光潜《谈美》《谈文学》;梁实秋《雅舍小品》;沈从文《边城》《湘行散记》;《雷雨》;张承志《黑骏马》《北方的河》;顾城《顾城的诗》;舒婷《舒婷的诗》;食指《食指的诗》;韩少功《马桥词典》;贾平凹《贾平凹散文选》;周作人《雨天的书》;林雨堂《生活的艺术》;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傅雷《傅雷家书》;余光中《余光中散文》;林清玄《林清玄散文》;曹文轩《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郁达夫《郁达夫散文》;汪曾祺《汪曾祺散文》;巴金《随想录》;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钱钟书《围城》《写在人生边上》;董桥《旧时月色》;张炜《古船》《九月寓言》;王蒙《王蒙散文选》;余华《活着》;苏童《苏童文集》;老舍《茶馆》;杨绛《我们仨》;阿来《尘埃落定》;实《白鹿原》;周涛《周涛散文选》等。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中国人历来信奉“吃”这一字真诀,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说,西方人对待吃,仅把它看成是给机器加油料,而中国人则视之为人生至乐。“吃”字不上桌,中国文化的肚子就会瘪下去,也少了许多色香味。

可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文人说茶,不会油腻了满腹诗书,论及其他就呛了烟火气,吃下去是个好,说出来却是个俗,挺尴尬的。“是真名士自风流”,食物不能闭口不吃,当然也决不能闭口不谈。苏轼被贬黄州时,发明了“东坡肉”,还乐呵呵地向人们传授他的烹调经验,“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既是在做菜,也是在做心境。金圣叹临刑前,悄悄告诉儿子说,“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大灾祸输给了小诙谐,死倒不是个事了。清代袁枚也是个美食家,他曾作了一首诗,名曰《鸡》:“养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主人计固佳,不可使鸡知。”鸡若知道了,当啐他一脸米。近代还有梁实秋,写《雅舍谈吃》,却不怕这“吃”字太过霸道,张着大口把“雅”字饕餮了。而把“吃”写“雅”了,那又是一种境界。

然后,施施然走出来一个汪曾祺。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同时也被誉为“最后一位文人美食家”。他写了许多美食散文,平淡似大碗茶,自然若一茬春韭,家常如小葱拌豆腐,字里行间都能榨出味来,在鼻孔里、心尖上乱挠。谈美食,断不能写成菜谱,白开水一般,香不起来。汪曾祺在做美食散文这盘菜时,暗暗放了一味作料——情,具体来说就是乡土情。他是沈从文的弟子,师徒二人都害了乡土相思病,这一病就入了膏肓,扁鹊也难治。沈从文的乡土散文具有抒情性,汪曾祺则淡化感情,着墨于“记人事,写风景,说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昆虫”,以平淡出之。它不是酱醋,上了色,一眼瞧见端倪;而是化在菜里的盐,欲知滋味,得夹一筷子,慢慢嚼。如《故乡的野菜》一文,他写了好几种故乡的野菜,先用白描,看不出悲喜,但写至灰菜,乡土情再也撇不开、捺不住了,感情逃出了“文字狱”。你终于知道,他最怀念的一种野菜,叫家乡。

《海味·南方》一文中,小作者从大师傅和爷爷的笑中读到了相同的含义——“高兴于他人对自己家乡美味的肯定,感动于他人对自己乡土风情的共鸣”。海味,南方,我的家。

无论是野菜抑或海味,味到浓时即家乡。

篇6

摘 要:新笔记小说是诞生于1980年代初期并持续到1990年代中后期的一种小说文体类型。它一反以往当代小说追求宏大叙事和鲜明政治诉求的趋向,转而开掘独特的人性深处的美感。更为突出的是,新笔记小说自觉借鉴中国古记传统的写作和审美资源,将其融入到当代小说艺术的表达范围以内,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特点。

关键词:新笔记小说 生成机制 概念界定

作者简介:袁晓斌,江苏警官学院管理系,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南京师范大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20-0176-01

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黄金时代,单就小说而言,“伤痕”、“反思”、“寻根”、“先锋”、“新写实”等,这些小说主潮之外,还存在着许多没有在文学史的表述中占有大面积话语或与这些主潮小说存在交叉的小说类型。它们也参与构成了80年代以来小说写作的繁荣。新笔记小说就是这样的一种小说类型。新笔记小说是一种小说类型,而不是一种创作潮流。类型,是针对小说文体的共同写作特征所进行的归类划分,往往最终落实为某一特定的小说文体。新笔记小说并不是紧密围绕着作家创作的特定理念形成的一股强劲的小说创作势头,而是以小说文体为核心,思考小说作为艺术形式的种种建树。从新笔记小说的实际创作情况来看,应该把它界定为一种小说文体类型。

新笔记小说,顾名思义,继承了中国古记传统的美学风范。对于不同作家来说,他们对中国古记传统的汲取是有层次区分的。首先,有一部分作家确实在自己对古记的阅读中受到了启迪,或熏陶出了新鲜的创作方法。汪曾祺说:“我写短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如缕。我爱读宋人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龚定庵的《记王隐君》,我觉得都可以当小说看。”孙犁也说:“我学习小说写作,初以为笔记小说,与这一学问有关。”另外,1980年代的年轻作家中陈军也表示过:“文学观先喜洋玩艺。卡夫卡、加谬及法国新小说,拉美‘爆炸文学’和福克纳等,都看了些,不精。但总觉得洋拳术偷不来,与气脉打不通,才发觉自己的秉性还是黄种的。于是再回老祖宗处请罪,读《诸子集成》,品历记,渐渐地,觉得大小周天似乎有了些气感。于是尝到点文化的醇味,也滋润出小小的野心。”陈军对中国古记的借鉴也与对汪曾祺等作家的阅读有关。他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点出了受到的启发:“而读汪曾祺、老舍、古记则不然,他们懂得‘知白守黑’这画理,作品也似青花瓷器般空灵有后味。”

新笔记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类型,一经树立,就会为其他作家提示一种现存的写作经验,一种小说写作的新的可能性,也会吸引其他作家的兴趣来尝试这种文体。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更多的新笔记小说的作者往往并非专擅这样一种小说文体,而是在许多不同的小说文体上都有所涉足。这些默默写作的新笔记小说的作者们的创作,构成了理论宣讲之外的对新笔记小说强有力的创作支持。作为一种新的小说文体类型,新笔记小说有着自身独特的文体要求。汪曾祺说:“凡是不以情节胜,比较简短,文字淡雅而有意境的小说,不妨都称之为笔记体小说。”其中的“笔记体小说”,就是本文所谈的新笔记小说。汪曾祺的话对新笔记小说的文体要求概括得比较全面,但是还稍有纰漏。笔者认为,新笔记小说的文体要求首先反映在篇幅上。新笔记小说一般不支持短篇以外的创作,所以标以这一名目的作品几乎全是短篇,中篇非常罕见,几乎没有,更不用说长篇了。一般的新笔记小说,字数通常控制在10000字以内。除了篇幅上的要求,新笔记小说的内容往往非常广博,包罗社会历史的时迁,不同地域的风物人情,或志人,或志怪。这一点也恰是汪曾祺没有提及的。广博的内容,有时被作为人物活动的外在环境,但却往往是作者审美观照、审美表现的重点和核心,而不是单纯机械地担当塑造人物、烘托心理的工具,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这种驳杂的内容可能是对某地民俗的静态陈列,也可能追踪某些习俗的动态变迁,但广博多样的背后通常传达了厚重的传统中国的乡土经验。汪曾祺笔下故乡高邮的酱菜园、米铺、得月楼和如意楼、各种家乡小吃,何立伟笔下的偏僻闭塞的小城,林斤澜笔下矮凳桥纽扣市场的人物乡情,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具备了内容上的特征也不一定就是新笔记小说。比如邓友梅的《那五》、冯骥才的《神鞭》之类的作品就很难归于此类。原因在于,新笔记小说不以情节的繁复取胜,往往要求淡化故事的含量,更多地表现出散文化和诗化的追求。它更强调淡化的情节和故事背后的人性张力和文化蕴涵。另外,新笔记小说的语言也颇具特色。尽管不同作家的语言有不同的风格,或简洁明了,如孙犁,或古雅老道,如汪曾祺,或生涩有怪味,如林斤澜,或地域色彩鲜明,如何立伟,总之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对语言逼真描绘功能的要求,追求语言水墨淋漓的写意效果。这四个方面的综合,才构成了新笔记小说作为文体类型的内在要求,也是判断、遴选新笔记小说的标准和依据。

有的论者也提出过新笔记小说与一般短篇小说、小小说等的区别。严格意义上,新笔记小说作为一种小说文体类型,它与短篇小说、小小说等是依据不同的逻辑尺度进行的分类,而不是同一标准下划分出来的不同类属,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不能展开地位对等的区分比较。新笔记小说的划分以小说的文体特征为依据,而短篇小说、小小说等的区分依据主要是小说的篇幅。由于在不同向度上划分类属,因而新笔记小说就会很自然地与短篇小说、小小说存在着广泛的交叉。大多数新笔记小说就是短篇小说,一些文字少、篇幅小的作品就是小小说。而一些与“寻根文学”的观念相呼应或受其影响才应运而生的作品,也就是“寻根小说”。所以,本文将不再对新笔记小说与其他层面上的小说概念之间进行不必要的比较区分。综上所述,新笔记小说是一种诞生于1980年代初期并延续至今的,受到中国古记传统影响的,篇幅短小,内容广博,淡化情节和故事,有着散文化和诗化特征并努力追求写意化语言的小说文体类型。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施叔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贾平凹:《太白山记》,《上海文学》,1989年第8期。

[3] 汪曾祺:《故里杂记》,《北京文学》,1982年第2期。

[4] 冯晖:《汪曾祺:新笔记小说的首先发声者》,《云梦学刊》,2001年第3期。

[5] 孙犁:《谈笔记小说》,《孙犁全集 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6] 陈军:《小说氛围初悟》,《西湖》,1990年第4期。

篇7

摘要:在许多评论家看来,《受戒》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作品,有着世外桃源般的逃避。笔者认为,《受戒》饱含抗争意识,小说表现出对自由向往。

关键词:受戒;沈从文;抗争

《受戒》写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汪曾祺在60岁时的作品,可以说是艺术上的纯属之作。小说沿袭了作者一贯的散文一般的语言,诗一般的意境,向人们讲述一个世外桃源的故事。很多评论家认为《受戒》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作品,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无关。本文认为,汪曾祺是一位关心人的疾苦的作家,《受戒》看似平淡,实则包含着作者对社会的期待。

《受戒》中作者赞颂了对束缚人性的反抗。庵赵庄,从名字就可看出寺庙在这个村庄是不容忽视的。庵本是对尼姑住所的称呼,但是这个庵里居住的却是和尚。在庵赵庄人的眼中,庵与寺也许并无分别。或者他们知道分别,却并不在意。在他们的眼中,和尚和种田、做生意并无分别,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和尚们也俨然把出家当做一种职业。在庵里,方丈不叫方丈,而是叫“当家的”——他也确实干的是当家职务。他屋里摆着账簿和算盘,“经营”着庵里:做法事要收钱,庙产租给人种要收租,还要放债。这些看起来与方丈工作想去甚远,更像是当家的工作。他们并不遵守佛门的种种清规戒律。他们吃荤,最守清规戒律的老和尚普照平日里吃斋,“过年时除外。”他们不戒杀生——“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如此“明目张胆”地杀生,可见佛规并没有束缚住和尚们的心。他们不戒女色:二师父有老婆,三师父有相好的。正像小说中所说的那样——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受戒》中处处显示出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权威的不盲从。明海在当和尚之前读书,“每天写一张仿”。村里人夸明海字写得好——“写得很黑。”这句让人忍俊不禁的话包涵着作者的深意——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稼人”来说,字的内容不是重要的,他们要的只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生活。孟子与他们无关,论语与他们无关,甚至百家姓也与他们无关,他们想要的只是自由地过着他们的生活。庵里的方丈仁山说当一个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自己一个也不符合——黄、胖,打牌老输,整日衣衫不整。

早在“五四”时期,鲁迅曾对佛门禁欲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鲁迅对爱吃荤又不戒色的和尚表现出了极大的好感,避而远之的确是修身禁欲、正襟危坐的大师兄。汪曾祺和鲁迅都不赞成禁欲,主张遵从人性。只不过两个人选择的方式不同而已,一个温和,一个激烈。但是,温和的汪曾祺在小说中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在温和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反抗的姿态,呼唤人性的回归。

篇8

文章一开头,就写了一个教授讲课讲到跑警报结束的故事,还写了一个学生跑警报带上一壶水,夹着温庭筠或者李商隐的诗卷,从容自在地度过一天。

散文不是要抒情的吗?写这样的故事,鸡毛蒜皮的,和空袭警报的紧张环境好像不协调。这是抒的什么情呢?是不是太不严肃了?文章不是要善于剪裁吗?作家为什么不把这些个事情省略掉呢?拉拉杂杂,在文章中有什么价值呢?

读散文,欣赏散文,遇到现成的理论、概念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拘泥于理论和概念,而要从阅读的经验出发,阅读的“实感”,特别重要的是最初的感觉或者叫做“初感”出发。我们读这样的文章最初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不是觉得挺有趣的?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挺有趣。有趣在哪儿?空袭、轰炸、死亡的威胁,不但没有让他们恐惧,相反,他们挺悠闲,挺自在。这样的事情写了一件又一件,全文所写的事情都很有趣。趣味就在这样的空袭中,人们不紧张、不痛苦、不残酷,相反,很好玩。如果不是这样悠闲,不是这样自在,就不好玩,就没有趣味了。

是不是可以说,本文的立意就是要追求一种趣味,一种超越战争环境的严酷性的趣味?按作家的思路,这种趣味首先集中在跑警报的地点上。

在山沟里的古驿道上,有赶马帮的口哨,有风土化的装束,有情歌,有马项上的铃声,“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的—点淡淡的乡愁”。

很显然,趣味里渗透着感情。知识分子对于民俗的欣赏,是情感和趣味的结合,把它叫做“情趣”是不是比较适合呢?

接下去,是“漫山遍野”中的几个“点”。古驿道的一侧,“极舒适”,可以买到小吃,“五味俱全,样样都有”。沟壁上,有一些私人的防空洞。用碎石砌出来的对联是“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还有“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作家对这样的对联的感慨是:“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

“佩服”的对象是“悠闲的情致”,也就是情感和趣味,但这样的情趣和我们通常在抒情散文中感受到的情趣有些不同。这个“佩服”的妙处,在于其中的意思好像不太单纯,不但有赞赏的意思,而且有调侃的意味。这种调侃,让我们感到,这种趣味不同于一般的情趣,而是有点诙谐,应该是另一种趣味,如果把它叫做“谐趣”可能更加贴切。

这里透露出一点信息,作者所追求的,应该不是一般的情趣,而是谐趣。富有谐趣的散文,就不应该属于抒情散文,而是幽默散文。这一点,从文章下面的篇幅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跑警报居然成了“谈恋爱的机会”,男士还带上花生米、宝珠梨等。“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从这一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

人的情感通过和谐的表现容易达到美化、诗化的境界,如若情感和环境的严酷不和谐,明明是血肉横飞的战事,却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情调,这就不和谐了。不和谐的趣味就有点好笑,有点好玩。不把人的情操往诗化、美化的方向去升华,而是相反,往可笑方面去引申,这就是谐趣,就是幽默感。在西方幽默理论中,不和谐构成幽默感是一个基本范畴,英语叫做“incongruity”。

到此为止,我们大概可以假定:这篇散文为幽默散文。接下去,认真检验一番,这个假定在文本中是不是有充分的支持?

警报结束了,回家遇雨,就有一位“侯兄”专门为女同学送伞的故事。作家这样评述:

侯兄送伞,已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

本来,“定例”的指称与一定的规章条例习惯有关,是一种规定、一种约束,有一定强制性,不能不执行的。而这里却是自觉奉献的。至于“贵在有恒”,本来是指以顽强的意志坚定地追求一种学业上、道德上的目标,而这里却是为了讨好女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和谐、怪异,给人以用词不当之感,但是,就在这种用词不当之中,读者和作家心照不宣,领悟了作家对此人的调侃。文章的幽默感随着类似的怪异以及不和谐程度的强化而不断加深。

跑警报的人大都带着贵重的金子。哲学系的某个学生作出这样的逻辑推理:

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这位同学捡到金戒指,是偶然的,但作家却用一种牵强附会的、不和谐的逻辑把它说成是必然的。这里逻辑的不和谐在于:有人丢掉金子必有人捡到金子,这不是必然的。有一种可能是丢掉了,并没有给人捡去,而是失落在某一角落。至于“我是人,故我一定会捡到金子”更是不合逻辑的推理。这条推理要能成立,必须大前提是周延的,也就是没有例外的:所有的人都捡,我是人,故我一定能捡到金子。如果只有个别人能够捡到金子,并不能推出:我是人,就一定能捡到金子。不合逻辑的推演是荒谬的、不和谐的。这明显是一种歪理歪推。因为其理之歪,才显得不和谐、可笑,然而又有事实巧合,就更加可笑了。因而,谐趣在这则故事中显得更浓了,幽默感也更强了。

跑警报,有这么多趣事;不跑警报,也有趣事。一个女同学利用这个机会洗头;一个男同学利用这个机会煮莲子,即使飞机炸了附近什么地方,他仍然怡然自得地享受他的莲子。文章写到这里,几乎全是趣事,轻松无比。忽然笔锋一转,说飞机也炸死过人,田地里死过不少人,但没有太大的伤亡。这一笔,从文章构思上来说,可以叫做补笔。飞机空袭本来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但作家的文风却追求轻松、幽默,一连串写了许多轻松的故事,幽默随着不和谐感的强化而强化。但读者也可能发生疑问:在这样的民族灾难面前,作家怎么能够幽默轻松得起来?作家的这一笔,应该是一个交代。因为没有太大的伤亡,所以才幽默得起来。如果每一次都是血肉横飞,尸横遍野,再这样轻松幽默就是歪曲现实了。鲁迅在世时,对林语堂提倡幽默一直怀着警惕,就是担心把刽子手的凶残化作屠夫的一笑。

汪曾祺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作家,他对这一点是很有警惕的。除了这一笔以外,还有一笔,那是最为重要的一笔: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篇9

汪曾祺是个非常有特色的作家,他的小说笔触清新自然,语言凝练传神,“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散文化的随意叙说的语气,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片断和社会层面溶入自我心境,向读者谈生活,讲风俗,简洁朴拙,娓娓动听”。《珠子灯》的美,就在于自然平淡的叙述笔调下实则暗流汹涌,因为故事越美好,越会让人觉得悲哀;作者叙述越节制,悲剧意蕴越发深沉。

通篇来看,小说中对娘家送灯的风俗花了三大段的笔墨进行了详尽的描写,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江南乡间风俗画,特别是对珠子灯的描写,如梦亦幻;而对人物本身则采用白描手法,对孙小姐和王常生外貌、神态、日常生活均略去不提,只提到孙小姐婚前听从王常生的话放了脚,婚后读书填词,与王常生锦瑟和鸣,是一对幸福眷侣。这样一浓一淡的反向处理,使小说前半部分洋溢着生活的气息和情趣,在喜庆吉祥的大环境中,孙小姐也愈发显得恬淡,静美,而后半部分的悲剧也愈发显得悲凉。

但是,作者自始至终是与小说与读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于孙小姐夫亡后的生活、思想,汪曾祺没有采取是批判还是赞扬的态度,只是平淡地叙说:“她变得有点古怪了,她屋里的东西都不许人动。”“她病了,说不清是什么病。”“她就这么躺着。”“她这样躺了十年。”“她死了。”……这些句子没有一个形容词,全是短句,冷静、客观、简练地叙述了孙小姐由衰而亡的历程,却并未对孙小姐丧夫之痛做正面描述,并未对造成孙小姐悲剧命运的原因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这些汪曾祺都习惯于交给读者自己去创造补充。

小说中留白手法的运用,冲淡了小说的悲剧意识,也解构了那份深沉的悲哀与痛苦,使小说的叙述平静、节制,作者越是不说,我们越是能想象孙小姐如何在孤独、冷清、隐忍中凋谢生命之花,就会对她寄予更深切的同情,在这种眼冷心热的叙事中,小说充满了人性的温情,保证了全文基调的和谐。

难点指津

由于汪曾祺习惯隐藏作品的倾向性和自己的态度,因此,对小说主旨的把握正是本文的难点之一。传统的解读认为,作者通过对孙小姐悲剧命运的叙述,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扼杀和摧残。但是,汪曾祺曾说过,他的作品追求的是和谐、温情、真、善、美、乐观,这也是他回避政治问题的结果,因此,将批判封建礼教作为本文的主题实际上是不太符合汪曾祺的创作理念。其实深入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更深层次的意蕴。首先,我们来仔细看看作者对对珠子灯的描写:“洒下一片淡绿的光,绿光中珠幡的影子轻轻地摇曳,如梦如水,显得异常安静。”这样诗意的语言将珠子灯描写得异常美好,我们仿佛看见摇曳的淡绿灯光下,孙小姐和王常生或深情凝望或娇羞打俏的幸福。而后作者马上说“元宵的灯光扩散着吉祥、幸福和朦胧暧昧的希望”,在人们心中,作者眼里,珠子灯代表着“吉祥”、“幸福”和“希望”,因而并非普遍认为的“因为珠子灯祈求多子而是封建礼教的象征”,相反,珠子灯是孙王夫妻二人幸福和谐的见证。其次,传统地解读认为孙小姐为丈夫守节是受到了封建礼教的毒害和桎梏。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婚前孙小姐为什么会听从王常生的建议放了脚?如果孙小姐的“书香门第”的娘家真的是封建顽固,又为什么会教孙小姐读诗词,读《西厢记》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厢记》是一本教人自由恋爱,勇敢追求爱情的书呢!更何况,孙小姐婚后还读了一些王常生带回的新思想的书,思想自然会受到她所阅读的书籍的影响,因此,说孙小姐受到封建礼教毒害至深才导致了自身的悲惨命运是不妥的。最后,在王常生病逝后,作者对孙小姐的叙述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孙小姐对王常生那深沉的爱。但是孙小姐的希望在时光的流逝中消磨殆尽,眼里看不到爱人,便再也容不下别人,于是她便不再看,只听,听各种声响,风筝响,斑鸠声,麻雀打闹声,大蜻蜓振动翅膀声,老鼠咬啮木器声,还有珠子散落在地的声音。读到这里,凄凉感达到顶峰,让人对她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并且对她对爱情的坚守唏嘘不已。这样看来,在封建礼教尚存的大环境中,守节就一定是件值得批判的事情吗?人性与体制,究竟谁的力量更大?这也许是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

考点训练

1.联系文本,谈谈对这篇小说主题的理解。

2.小说关于珠子灯的描写有什么作用?

附:参考答案

篇10

真正的主角应该是能欣赏更多优秀作品,乃至自己动手创作

的学生!

一、赏析阅读教学的定义

首先,自主欣赏。对于给定的作品,作为读者的学生自主品味,这样的阅读是不带任何先见的,到底是不是佳作,有没有亮点――吸引你眼球的地方;其次,合作分析。将阅读上升到理性的、更高一层的文化内涵上,当然,这种分析的结果是完全可以颠覆最初的阅读感受。而在此期间教师的参与角色显得尤为重要。以至最终达到激发学生的拓展阅读与创作冲动。这样的教学,我称之为“赏析阅读教学”。

二、赏析阅读教学的过程

自主欣赏的环节侧重对文本的最初体验,通过视线扫描和听觉冲击,学生从作者的语言文字中感受到了什么?汲取了什么信息?你喜不喜欢这样的文章?

欣赏的方式有很多,但一定要给足学生时间:默读文章,听范读,自由大声地朗读,各有千秋。我更倾向于自由大声地朗读,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南京师大附中讲授“阅读鲁迅”时曾说:“文学的教育,有时声音极其重要,这声音是对生命的一种触动。文学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所以,读,让学生感动,用心朗读是感受文学的一个重要方式。”

以汪曾祺《端午的鸭蛋》为例,对文章内容的解读并不难,学生能汲取到的信息点有:家乡的习俗――独特,家乡的鸭蛋――有名,端午的鸭蛋――情趣。文章的趣味盎然,从容散淡完全取决于作者对语言的讲究,那么本文欣赏的重点当然放在品味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魅力上。哪些语句是你欣赏的,为什么会喜欢?这种方式需要建立在对学生阅读感受的尊重上,才更容易激起学生的参与性。而对汪氏语言特色的归纳也水到渠成,一节课下来,学生都在兴致勃勃地选读自己喜欢的文句。

合作分析环节是对作者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的探究,包括写作目的、写作背后的文化价值取向。只有深入地理性分析了这些,才算真正读懂了文章,也才能真正“把每个学生都领进书籍的世界,培养起对书的酷爱,使书籍成为智力生活中的指路明星!”

“读,便是体验作者的生活,体验作者从现实社会中抽象出的生活,也是在联系并感受着我们自己的生活。”而这也恰恰成为我们分析作品的切入口。

同样以《端午的鸭蛋》为例,文章如此津津乐道“咸鸭蛋”有意义吗?参考答案说是日常生活富含生活情趣、人生意味。生活中并不总是惊涛骇浪,也未必处处正襟危坐。只有充分感受生活中的种种快乐、悲苦、平淡以及诗意,我们才算真实地体验到生活的滋味。所以,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现情趣、发现诗意,在小小咸鸭蛋里尝出生活的滋味,这就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所在。而当我联系到今年的端午节会让每个中国人感到尴尬,韩国“江陵端午祭”于2005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无形遗产”。发源于中国的传统节日倘若被联合国认定成别国的文化遗产,不得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哀。那么,一个小小的咸鸭蛋牵动的仅仅是作者的思乡情怀吗?它背后所蕴含的传统文化还能再被下一代忽视、淡忘吗?有了这样理性的分析,学生学到的会更多!也许这在当时是作者没法预料的,但又何妨呢?文学与现实的结合,不正体现了分析阅读的价值吗?

三、赏析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

赏析阅读教学对于激发学生阅读体验,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作为初次实验难免遇到不小的阻力,毕竟教学过程是个互动的环节,现将问题提出来期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1.既是完全摆脱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就特别强调学生的配合。如何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仍是我需要努力的方向。

2.大部分同学的赏与析能不谋而合,学生的思维相差也不会太大,但问题在于不知用什么样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每次学生都会无奈地说:“我知道意思,但不会说。”能赏析出作品的味道,说不出来,或许能成为另一个研究课题。

3.合作分析环节,怎样防止走走过场,让学生真正在交流中获

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也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