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散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沈从文散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有的，《边城》是沈从文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

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边城》成书于1931年，那正是沈从情事业双丰收的季节。1931年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总体上还是稍显和平，这个时候中国有良知的文人，都在思考着人性的本质，沈从文自然是走在前沿的，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对湘西的印象，描写了一个近似于桃花源的湘西小城，给都市文明中迷茫的人性指一条明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然的本性。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屈如斌

放“十一“长假，老是个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让我们把鸡蛋包装好，再从三楼丢下来，要让鸡蛋不碎。

我和爸爸开始做实验了，首先，我把一个饮料瓶上半部剪掉，把棉布放在瓶底，再把鸡蛋放进袜子里，把包好的鸡蛋上面铺上碎布，放在瓶子的中心位置，最后封口，就包装好了。我们来到三楼，把瓶子往下一扔，瓶子很快就落地了。我马上跑下去看，打开瓶子一看，发现里面的鸡蛋已经支离破碎了。

篇3

[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语言；独特，艺术美

语言的艺术是心灵的艺术，对于优秀的作家，读者往往可以从他们的语言特色上分辨出其创作的独特性。只有语言艺术出色，作品才能体现出它的文学艺术价值。沈从文崇尚一种恬淡、含蓄的语言美，这是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一直的美学追求。他倾向于表现纯朴、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性，并用最符合人性的自然方式表达美的意境和人生，创作手法独到，极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方式，这在其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中表现突出。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在现代文坛独树一帜，质朴而又含蓄，采用抽象抒情的方式，用富有意味的诗化、散文化叙述形态，融写实、象征于一体，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显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一、用质朴含蓄的语言唯美地表现人性的自然之美

沈从文小说质朴含蓄的语言是他对自然质朴人性的向往和尊重的体现，又成就了沈从文的健康、高雅、优美的艺术追求。可以说沈从文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无处不在地实践着他的艺术美学追求。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小说风格，用最简单的语言打造最美的东西，让最简单的技巧焕发恒久的生命力。

读沈从文的小说，无时无处不让人感觉到他炉火纯青的炼字本领，无论是小说中的背景环境还是人物形象，他都能用最简练的字词语句进行勾勒。这种炼字的能力即使是在繁华极盛的现代文坛上也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背景环境的描述极尽精炼是他小说语言的一个鲜明特点，同时也是他文学艺术美学追求的体现。沈从文的对小说中的背景环境的描述是十分简明的，他通常在描述事件之前用不加任何雕饰的语句先将环境构建清楚，既体现沈从文式的田园牧歌世界，也表现沈从文自然清新质朴含蓄的美学追求。他的短篇小说《柏子》这样写道：“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岸。”这样一句话简洁明了地将读者引入沈从文式的湘西水乡风情中，奠定了全文自然质朴的基调。类似的环境描写沈从文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优美的风景、质朴的心灵、凄美的命运、高贵的人性在这个环境中交融并得到升华，用简单明了的语句表现这样的意境，实现了对质朴的美的含蓄传达。

沈从文无论对人物的整体形象塑造还是对人物语言的描摹都是惜墨如金，在精炼的笔触中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这种简朴刻画人物整体形象的语言，通常是用直接叙述的语气、清新质朴的简洁语言塑造人物形象。《龙朱》中这样描写龙朱这个人物：“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几个简短的比喻，一个完美的龙朱的整体形象就出来了。在人物语言中，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通常仅限一行，但往往是个性化的、人性化的、意在言外的。沈从文对人物语言精练的处理，对于读者了解人物性格，理解人物话语之外的意义有益。这样唯美含蓄的人物对话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比比皆是，连人物的名字也极尽简略之能。通常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连个名字也没有，“妇人”“男子”“兵”“女孩”“绅士太太”，要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他不给人物取名字。即使取名字也都是质朴的不能再质朴的“三三”“翠翠”之类的名字。

沈从文选择用一种含蓄无华的语言把生活和人生中美的部分表现得合人性、把人性中的自然之美唯美地表现出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小说风格，用最简单的语言打造最美的东西，用最简单的技巧焕发恒久的生命力，用最质朴的语言感召最质朴的人性所具有的美好情感，这是沈从文小说语言的高明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简明平实的小说语言风格正是形式服从内容的艺术典范，质朴含蓄的语言也恰好体现了沈从文一生对纯真人性之美的追求。

二、双重思维下的抽象的抒情

抽象的抒情是文学创作的原则之一，它是艺术思维与理性思维的融合，在本质意义上它实现了对自我、现实和人生超越，使文学创作走向自由的广阔空间。沈从文认为生命在发展中，变化、矛盾、毁灭是常态，它需要借助文学艺术将某一种形式或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这种凝固转换生命形式的文学艺术就是一种抽象的抒情。

抽象的抒情是艺术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融合，抒情是属于艺术思维的范畴，抽象是属于理性思维范畴。他的作品呈现出艺术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融合，他的小说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抽象意识，在语言上带有感悟式的哲理意味，给读者以审美愉悦的回响。沈从文抽象思维表现为思想散步和情绪的宣泄，从现实的存在中运用思维的模式将客观赋予人的情感通过人的各种行为呈现出来。但抒情不能只停留在艺术思维的层面，它还必须上升到理性思维的层面，即上升到抽象的抒情层面，才会获得完整的美学意义，只有如此作为重要的创作原则才会显示出它对文学的普遍性价值。因此说，抽象的抒情在创作中是一种极高的美学创作思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浪漫抒情作家，他把对文学虔诚的宗教情绪与对生活热情的浪漫情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情深意切、联想奇特的抒情风格；同时他也是一位理性深沉的作家，以深沉的理性思索将深刻的思想赋予形象的描写之中，向纯生命文学的深层掘进，成就了他小说的抽象抒情风格。就像小说《边城》，二十一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一体，像一首首圆满的散文诗，在结构上不是严谨的而是疏放，风格上不是浓烈的而是清淡，意境上不是现实的而是超脱，气势上不是博大的而是精致。《边城》的语言充满诗意、质感和痛感，如“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做事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蹿过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作者能够真实展示情窦初开的翠翠的美妙情怀，源自作者高超的抽象抒情技巧，使深刻的思想融入形象的描写之中，使他的作品不只停留在思维的层面，而是上升到抽象抒情的层面，呈现出艺术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完美融合，获得了完整的美学意义。

三、富有意味的诗化、散文化叙述形态

沈从文突破传统的小说创作手法，并不着力构筑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而是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中将诗歌的抒情和散文式的叙述导入其中，以清新、自然、隽永的语言创造一种诗意抒情的表达方式，用一种清淡的散文笔调，将浓郁的边地风情和秀丽的山川景物融为一体，实现情感思维的流动，奏出轻柔和谐的田园牧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探索生命、寄寓理想，刻画他所熟悉的性情人格、所默想的人生事理、所企求的理想人生形式，从而在叙述形态上呈现出独特的个性。

沈从文小说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他高度重视情感在 创作中的作用，强调表现作者对人生的诗化感觉，使小说浸透了一种“乡土抒情诗”氛围。他在《边城》《长河》等小说的创作中着意描绘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历史沿革，烘托故事氛围，把自然景物与人物故事联系起来，不仅为人物提供活动背景，且为作者内心情绪表达提供寄托，抒发作者对湘西自然美、人性美、生命美的赞颂之情。用自然流畅的抒情方式，通过描摹、象征、比喻、暗示等方法创造出风格各异的意境，寄寓着人物现实的人生情绪。

沈从文小说富有意味的诗化、散文化叙述形态在语言上还表现为炼字炼句。他的小说读来不失韵味却很少使用过分修饰的语言，写景写人极少用形容词而是较多地使用实词，用最平实的词语描述传达出贴切而富于诗情画意的美感，使读者产生意想不到的艺术美感和阅读。如《边城》中的“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做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整个自然背景描写中仅出现了“静静的”“清澈透明”“慢慢的”三个普通的形容词，更多的是平实的客观词语，以兼具抒情诗和散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小溪边所见到的风物人情。沈从文小说中诗意、散文化的语言对水乡意境的描绘是他艺术美学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成为沈从文小说语言艺术的特色。

四、在象征手法的创新运用中领会永恒的无限意义

在沈从文的语言艺术追求中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他在小说中对于象征手法的创新运用。他在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象征手法的同时大胆地吸取、借鉴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将“象征”这一概念应用于小说的整体，强调读者要通过联想和想象，从作品有限的、瞬间存在的形象中领会永恒的无限的意义。沈从文善于驾驭纷繁复杂的象征表现手法，各种象征手法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沈从文小说的象征手法主要体现在景物象征、生活场景象征和人物形象象征上。凡是沈从文小说中带有象征含义的自然景物，都凝聚着某种人格力量。他让这种人格化的自然景物观照人物命运的发展，使作品的情感蕴含更为深厚。如《八骏图》中的大海显示出一种活力，象征着符合自然、蕴涵了无尽活力的人生；《边城》中的渡口象征着翠翠和老船工的世界，充满了仁爱、幻想和纯真；而《菜园》里的关联着人物的命运，它们都是客观景物的自然存在，但其中蕴涵着深层的寓意，这种自然物一旦成为象征意象就显得特别深远悠长。

沈从文在小说中通过象征使生活场景隐示出一种更为深广的美学意境。在《边城》里，人物活动的环境处于原始民风与封建宗法关系交结的状态。清越的牧歌声里夹朵着不和谐的现代杂音。横在翠翠和摊送之间的那座碾坊，凝聚着封建买卖婚姻关系的本质，人物命运的演变在骨子里反映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现实人际关系。在《牛》中，农民大牛伯和他的小牛之间充满谐趣的友情真挚动人，然而人性的温情只能在和牛的友谊中得到表现和获得满足，更显示出大牛伯处境的可悲和生活的孤苦寂寞。

篇4

从女性形象的塑造看沈从文的女性观

摘要：沈从文一生对人性执着追求，他建造的“希腊小庙”供奉的人性是以真善美为核心的。在沈从文看来，女性是真、善、美的化身，而且男女应该平等。本文从沈从文小说女性形象的塑造入手，结合其散文中的话语分析，探索沈从文与众不同的女性观。

关键词：沈从文女性形象女性观审美救赎

作者简介：朱军明，1980年出生，男，汉族，广东清新人，学士，汉语言文学助理讲师。单位：肇庆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篇5

一、沈从文的小说理论是对传统小说理论的突破，成就了现代小说理论的辉煌

传统观念是轻视小说的，认为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读书人心目中，只有诗、文、词才是正经的“文学艺术”。虽然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提高了小说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地位，但小说在文学上的正宗地位，并没有得以肯定。直到“五四”文学革命倡导时期，小说的文学正宗地位才得以确立。“五四”时期，沈从文和一样，都是将小说视为文学的正宗的，不仅在理论上予以重视，而且用自己的创作来确立小说的文学的正宗地位。他后来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一文中说：“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做个‘抒情诗人’似不如做个写实小说作家工作扎实而具体。因为后者所表现的，不仅情感或观念，将是一系列生动活泼的事件，是一些能够使多数人在另外一时一地，更容易领会共鸣的事件。”[1]这是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出发点。在变幻莫测的小说理论世界，沈从文自始至终都认为艺术应该为人生、应该拥抱人生的宗旨。与当时文坛领军人物鲁迅重视用小说来改造国民精神不同的是，沈从文企图通过对人性的表达和对“生命神性”的探求，来获得“生命的明悟”，以缓解现实的痛苦，从而达到社会重造与生命重造的目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把“人性表达”看得超越于时代，却不脱离现实生活，避开阶级、政治、商业角度单纯刻画人性，这成为沈从文小说人性观的独特之处。

沈从文是个有鲜明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的作家，他在小说创作上勤于学习，勇于探索，从不墨守成规。在传统小说理论的基础上，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抒情小说这一体式，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或诗化抒情小说体。他实际上是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也就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及其审美的功能。他还表示，“将文学限于一种定型格式中，使一般人以为必如此如彼，才叫做小说，叫做散文，叫做诗歌”，这样的习惯观念会束缚住“自己一支笔，无从使用，更使一般人望而却步，不敢用笔，即用笔，写出来和习惯不大相合，也不成功！”短篇创作应当是“揉小说故事散文游记而为一”，“自成一个新的型式”。[2]沈从文是诗化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废名开创的诗化小说的传统，并在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达到大成。沈从文的小说风格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汪曾祺，而汪曾祺的小说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张承志的小说创作。从废名始，这些作家的作品显示了诗化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发展进程。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存在的意义不是对既成现实作出准确的临摹，而是必须对存在作出判断和思考。”他提出了“情绪的体操”与“抽象的抒情”的创作方法，这体现出的是一种生存的焦虑，是作家对我们现实生活处境的深刻洞察，是对生命的诗性关照。

二、沈从文的小说理论大大推进了小说理论的现代化进程

沈从文的小说理论既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某些观念和观点，又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开拓，沈从文虽然没有正式进入大学学过西方文学理论，但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的大量经验和超凡的艺术感悟力，已使他的理论触及到了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浪漫主义小说的某些实质问题，这集中的体现在他声称所受契诃夫和屠格涅夫等作家作品的影响，但他从不拘泥于前人的认识和成果，而是“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6]却又依据自己的文化个性和审美趣味，取其精华，然后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两位作家对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关注与同情，对沈从文的理念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人物塑造上，沈从文主张“表现社会下层人们的生存状态”，要求小说积极反映社会下层现实，关注普通人的命运，这无疑代表了某种现代意识的觉醒，成为“五四”所提倡的通俗、平易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及“社会文学”等观念的先声。屠格涅夫“把人和景物相错综在一起”的叙事方法对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不过沈从文在此基础上作了更深的探索和发掘，从而形成其独特的浪漫理论。他自称是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这种浪漫不同于西方浪漫主义对现实极端不满，在藐视中自觉地疏离现实，而他的小说不仅表现了一种田园牧歌情调，或呈现出诗意的风格，更是充满忧伤和艰辛的人生图景。另一方面，西方浪漫主义秉承希伯来文化的神秘、怪诞 传统，拒绝理性、平凡，强调“真正的诗所唯一承认的东西，是令人惊叹的东西，不可思议的东西，神秘的东西。”[7]而沈从文所向往和一心希望建造的是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种与“人性”关联的其人其事其情并不荒诞也不神秘，都真真切切地来自现实生活，给人们一种亲切感。

三、对中国整个乡土小说创作、小说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当代小说理论的视野来看，沈从文小说理论涉及的方方面面，无不对中国整个乡土小说创作、小说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沈从文在小说题材上主张“乡土生活与民族精神”的结合，着重表现中国乡村恬静和谐的生活与淳朴率真的人性，既反映出东方文化的博大、淡远与时代的空灵和浪漫，又具有历史的悲剧和文化的反思，从而扩展了鲁迅以来乡土小说追求“乡土批判”的内涵。他主张的“乡土”一方面要表现当时乡土小说的一些共同特征，如乡民的生存状态、民情风俗、乡愁情绪等等；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湘西民众生存与异域情调的描述，倾尽全力地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是从来就有的，生生不息的，它融化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了一种人的道德、信念、人情、人性，或者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是边城独有的。在风俗画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就使这风俗画显得余味无穷，也使沈从文的“乡土”观念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从而形成了沈从文独特的现实视象。这对后来的许多作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韩少功、贾平凹为代表的寻根作家都“企图利用神话、传说、梦幻以及风俗为小说的架构，建立一种自己的理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观念”。这种风格的营造不难看出沈从文界定的小说即“人事现象和梦的现象”的混合影子。

沈从文对当代乡土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善于运用非常个性化的方言、土语，精心建造一个神秘莫测的美好的湘西世界，在小说的抒情诗手法和田园诗风格等方面取得了自己独特的成就。他对乡村现实的想象没有流于一般的革命模式，更富有抒情诗意味的地域小说比起吴祖缃、张天翼、沙汀和艾芜等人更具政治教化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给后来年轻一代作家带来了特别大的鼓舞。此后的很多作家诸如萧红等就受他抒情诗手法的影响，其小说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也在以后的文学创作尤其在建国后的寻根文学中得以继承。金介甫曾在《羊城晚报》的访谈录中指出，沈从文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影响很大，包括台湾在内，新时期的年轻作家，像何立伟、古华、韩少功、孙建中、贾平凹、阿城，还有他40年代的学生汪曾祺，直接继承了他的田园牧歌风格。另外，寻根文学在审美上突出“善”和“美”，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其对文化功利性和文学艺术性的自觉追求表现出浪漫主义的风格，细细分析，不难发现这种审美特征受到了沈从文小说理论和创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14.

[2] 钱理群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57.

[3]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2.158.

[4]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5] （美）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虞建华，邵华强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 沈从文.从文自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7] 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30.

【作者简介】

篇6

[关键词]　沈从文 散文 生态意识

20世纪50年代，W地利学者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提出一个颇为自负的观点：“生物学的世界观正在取代物理学的世界观”。他的这一断言竟为后来的时展所充分验证，物理学世界观向着生物学世界观的这一转换还被不少人称作人类文明上的“第二次哥白尼革命”。

的确，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物理学的世界观是一把双刃剑，既让人们享受到科学发展所带来的繁荣和便利，也带来了足以影响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诸如能源的浪费枯竭，生态的破坏以及人的精神上的危机等等。这都需要用生态学的世界观去关注和引导，生态文学批评不仅担当了文学的批评功能，更重要的是通过发掘优秀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来唤起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对文学的重新认识。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沈从文以他作为农民的质朴和对家乡的挚爱，以他对自然对土地对地球上所有生灵的关爱和珍视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乐章。散文作为一种天然倾心于个人性的自由文体，最能折射作者对于宇宙人生的理解和感悟，本文试图通过对沈从文散文的解读尽可能地发掘散落其中的生态意识。

一、自然之爱的张扬

“沈从文也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艺术道路，他为读者构筑的那个美仑美奂的湘西，超越了平常的地域概念，代表作者心目中生活与生存的净土。他的《边城》，他的《凤凰》，他的《湘西》和《雨后》等，”对天人合一宇宙观的认可和凡生皆美的泛神艺术观”以及用湘西这样一个概念试图化解原始与现代、自然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努力，不仅与当代生态美学不谋而合，而且是生态文明的建设方向，是生态批评的宝贵资源。

作为一名从大山中走出的乡下人，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倾注了他对自然的浓烈的感情和依赖，在他的笔下，一切自然界的生灵甚至包括山川、河流、动物植物都被赋予了生命和性灵，人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是那么平和与宁静，是那么和谐与自然。

孕育了自然万物生命的水对沈从文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我的人格的发展，和工作的动力，依然还是和水不可分。”对于普通人熟视无睹的云也被赋予了人性的魅力和关怀。“云有云的地方性：中国北部的云厚重，人也同样那么厚重。南部的云活泼，人也同样那么活泼。海边的云幻异，渤海和南海云各不相同，正如两处海边的人性情不同。河南的云一片黄，抓一把下来似乎就可以作窝窝头，云粗中有细，人亦粗中有细，湖湘的云一片灰，长年挂在天空一片灰，无性格可言，然而桔子、辣子就在这地方大量产生，在这种天气下成熟，却给湖南人增加了生命的发展和进取精神。”作者充分调动自己的感觉听觉味觉触觉来尽情享受大自然所给予人的恩惠，即使尖锐呜咽的唢呐声也没能淹没他聆听新发醋的甜米酒开盖时泡沫泛涌的滋滋声：“新发醋的甜米酒，照规矩连缸抬到客席前，当众揭开盖覆，一阵子向上泛涌泡沫的滋滋细声，即不曾被院坪中尖锐呜咽的唢呐声所淹没。”他是用生命去聆听自然的呼吸，用心灵去感悟自然的律动，从无处不在的生命中体验到永恒的意义。“我努力想来捉捕这个绿芜照眼的光景，和在这个清洁明朗空气相衬，从平田间传来的锄地声，从村落中传来的春米声，从山坡下一角传来的连枷扑击声，以及由于这些声音共同形成的一种特殊静景，手中一支笔，竟若丝毫无可为力。”

从与人类生存生生不息的水、天、云到作者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大自然的静中亦动，动中有静的和谐乐章，带给我们的是对自然的热爱和万物的感动。作者不仅关注自然以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他更关注和谐自然中的人，“弄船人除少数铜仁船水手，此外全是麻阳人，在二百五十里内，这一条河中有多少滩，多少潭，有多少碾房，有多少出名石头，无不清清楚楚。水手们互相谈论争吵的事也常不离这条河流所有的故事。”与物质化欲望化的大都市文化相比，湘西朴实的民风和世世代代形成的与世无争的处世方法在现代社会中显得弥足珍贵，但这种朴实无华中却蕴涵深厚的哲学意蕴。“平常日子特别是隆冬严寒天气，却在这个地方，按照一种分定，很简单的把日子过下去。每日看过往船只摇橹来去，看落日同水鸟。虽然也同样有人事上的得失，到恩怨纠纷成一团时，就陆续发生庆贺或仇杀。然而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人是如何渺小的东西，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哲人。也似乎还更知道的多一些。”

讲究“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强调“人与自然是在同一个浑然和谐的整体系统之中的，自然不在人之外，人也不是自然的主宰，真正的美就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最大的美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那种化出化入、生生不息、浑然不觉、圆通如一的和谐。”

至于作者笔下的无处不神，无物不怪，人神和乐，人神相恋则充满了边区苗乡的异域风情和人民的宗教情绪及浪漫情怀，对于这种现代人看来野蛮迷信的行为作者却保持了原始的崇拜和敬畏。“行巫的本地人称为‘仙娘’。她的职务是‘人鬼之间的媒介’，她的群众是妇人和孩子，她的工作真正意义是她得到社会承认，是神的人后，狂病即不再发。用通常眼光看来，殊不可解，用现代心理学来分析，它的产生同它在社会上的意义，都有它必然的原因。一知半解的读书人，想破除迷信，要打倒它，否认这种‘先知’，正说明另一种人的‘无知’。”

这种回归自然，融入自然感悟自然的心境又和生态批评的核心不谋而和。生态批评的核心就是生态整体观：它强调“自然是个整体，整体内的所有物种休戚相关”“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有着它自己运动演替的方向。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森林、土地，到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有生之物，都拥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都拥有自身存在的权利。”

沈从文自觉地实践着这种对自然的热爱，执拗地守护着自然中的生灵，和他们一同呼吸，一同心跳，一同感受这世界的万物的美丽和葱茏的诗意。

二、真诚温良的救赎

“在所有现代作家中，始终保持着乡下人的意识，拒绝被都市同化，并且有意识地在作品里构筑两个互相参照、互相发现的乡村世界与都市世界，有意识地将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对比，将乡村淳朴、粗狂的人性同扭曲异化了的人性对比，只有沈从文一人。”沈从文醉心于对湘西故乡的回忆和描摹，有很大原因来自于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和现代生活重压之下 人性的委琐，虽然在他生活的年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对物质欲望的追求还远没有达到让人触目惊心的程度，但骨子里对自然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在所谓现代文明侵下人心之不古他是颇有微词的。

“有一回，一个女孩赞美白鹭，本意以为这些俊美生物与田野景致相映成趣。一个习社会学的大学教授，却充满男性的勇敢，向女孩子表示，若有支猎枪，就可把松树顶上这些白鹭一只一只打下来。这一来，白鹭并未打下，倒把结婚打落，于是留下个笑话，仿佛失恋似的走了。”一向温和的沈从文在对物质化欲望化的社会投去了讪笑的嘲讽，对逐渐被腐蚀的人的道德和良心又流露出几分无奈和愤慨。“这是一个古怪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具备，然而乡村本来的素朴单纯，与城市习气作成的贪污复杂，却产生一个强烈鲜明对照，使人痛苦。湖山如此美丽，人事上却常常贫富悬殊到不可想象程度。小小山城中，到处是钞票在膨胀，在活动，大多数人的做人兴趣，即维持在这个钞票数量争夺过程中。钞票来的越多，因之一切责任上的尊严，与做人良心的标尺，都若被压扁扭曲，慢慢失去应有的完整。”与西方某些哲学家甚至文学家所认同的文明的堕落首先是从都市的崛起而开始的观点不谋而合：“本雅明提到大仲马《巴黎的莫希干人》一书，书中的主人翁决定跟随他在空中的纸片去寻求冒险，但在城市之中，无论游手好闲者循何路而行，结果总是被引导着走向犯罪。”“像昆德拉说的一样，土地开始长出了人工建筑，长出了栉比鳞次的大楼，遮住了人远望的目光，拦住了去路，并总把人引导向犯罪。”

作家特有的对社会的责任和救赎的意识使沈从文本能地试图找到一条回归之路，除了上述的对于自然的回归外，他希望借助传统的文化为现代文明开一剂良方，他津津乐道于老绅士的悠然自乐和知足常乐：“至于住城中的几个年高有德的老绅士，那倒正像湘西许多县城里的正经绅士一样，在当地是很有名的，庙宇里照例有这种名人写的屏条，名胜地方照例有他们题的诗词。儿女多受过良好教育，在外做事。家中种植花木，蓄养金鱼和雀鸟，门庭规矩也很好。因为名气大，许多不相干的捐税，不相干的公事，不相干的麻烦，不会上门，乐得在家纳福，不求闻达，所以也不用有什么表现。对于生活劳苦认真，既不如车站边负重妇女，生命活跃，也不如卖菜的周家夭妹，然而日子还是过得很好，这就够了。”他还希望通过唤起原始的野性的为日益衰落的现代文明注入起死回生的血液，因此他不厌其烦地讲述着游侠们的故事，“游侠者行经在当地也另成一种风格，与国内近代化的青红帮稍稍不同。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赌博时用小铜钱三枚跌第，名为‘板三’，看反覆、数目，决定胜负，一反手间即输黄牛一头，银元一百两百，输后不以为意，扬长而去，从无翻悔放赖情事。决斗时两人用分量相等武器，一人对付一个，虽亲兄弟只能袖手旁观，不许帮忙。仇敌受伤倒下后，即不继续填刀，否则就被人笑话，失去英雄本色，虽胜不武。犯条款时自己处罚自己，割手截脚，脸不变色，口不出声。”

他在无声地履行着“李奥波――柯倍德”式的土地美学，他“不只欣赏壮丽、著名的风景，也在毫无人烟的沼泽，沙丘与沙漠中找到荒芜之美；在渺小、细微的景致里发现微物主美。”当梭罗说“野性里蕴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时，或许他正暗示着这一点。

篇7

用历史图景之惨烈衬托人生之悲凉,用人生之悲凉反衬历史图景之惨烈,主要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悲悯情怀。

作品简介:《黔小景》是沈从文写于1931年的短篇小说。作品描绘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统治时期的贵州社会,揭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众苦难的普遍性。小说以散文的形式、写意的笔触,勾勒出1930年代贵州三月深山一幅灰暗的水墨画卷,浸润着浓郁的悲情意味。它是对历史图景惨烈与人生悲凉的双重书写,与此同时,历史图景惨烈与人生悲凉为互文。

作者简介: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本为汉族，早年亦以汉族人自居，晚年时选择了苗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师之一，不少人认为他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来源：文章屋网 ）

篇8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殉情书写，悲剧内涵

提起《边城》的写作动机，来源于一个微小的巧合。“1933年，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任教，他和张兆和去崂山游玩，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穿着白色的孝衣，在黄昏中拜庙进香。在那一刹那，沈从文心中有所触动，他对张兆和说：我能为那个女子写篇小说。”1这便是魅力经久不衰的《边城》。“少女，孝衣，古庙，这些因素似乎没有什么具有特殊意义的逻辑联系，但沈从文却从它们构成的情蕴，气氛中获得了某种启示：那就是生命，死亡与信仰。”2

当荆棘鸟停止歌唱，当鲜血凝固肉体腐烂，死亡便来到眼前。沈从文认为：“所谓知人，并非认识其复杂，只是归纳万汇，把人认为一单纯不过之“生物”而已。极少人能违反生物原则，换言之，便是极少人能避免自然所派定义务，“爱”与“死”。只有理解了死亡，才会真正的理解“爱”3。正是对人类怀有满腔的爱，这才有了这部伟大的作品《边城》。对死亡意象的解读，是介入《边城》悲剧中心，解读“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的一把钥匙。在沈从文的死亡叙述中，有一种死亡被描写的散发出夺目的光辉，这便是殉情之死。殉情本是表现对爱情极端的信仰，在有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中是保留着殉情的习俗。对于一个善于把死亡融入创作中的作家来说，殉情，就成为了沈从文死亡意象之中独特的存在。死亡，是因为勇敢追求爱情，值得永远的流传下去。

一．殉情的哀婉

《边城》是一个钟灵毓秀的地方，在这个美丽的地方滋生着美好的人们。这里的人们用“对歌”来表达对纯洁爱情的追求和歌唱。翠翠的父母就是在传统的对歌之中认识并恋爱的，情歌是感情的真切再现。翠翠的母亲在17年前与一个茶峒屯防兵士相爱之后，有了小孩子之后，结婚不成，逃走的话又不想丢下自己年迈的父亲，兵士也不愿违背自己军人的责任。但是，爱情是无法阻挡的，兵士“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女儿为了自己肚中的孩子，“一面怀着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依旧守在父亲身边。等待腹中小孩生下来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4。沈从文在《龙朱》中写道：“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5翠翠的父母由于爱情而结合，而现实却不能成全这种结合，所以选择了悲壮的死去。情歌是感情的真切在现，它所代表的是感情。翠翠的父母是因对歌相识，相爱，到相死。青年人的相爱是纯洁的，但是依然挡不住爱情成为泡影。无奈的赴死，怎不是一曲悲到极处的哀曲？赴死的无奈，爱情的虚无，这无法调和的矛盾引得两个人只能在死去之后才能在一起？这是在追求爱情莫大的勇气之后的莫大的无奈！

比较起沈从文描写殉情之死的另外一部作品《豹子。媚金与那羊》就可以看出《边城》中的翠翠父母的死亡带有深重的悲剧色彩。豹子和媚金是作为两个作者竭力赞扬的人物来塑造的，他们的殉情充满了画面的美感和史诗般的辉煌，明显的表达出作者对追求美好真挚爱情的主人公的赞扬。但是在《边城》中，翠翠父母的殉情却始终伴随着哀婉的悲剧气氛，翠翠以及祖父在这个故事中回忆着，思索着，痛苦着。让人在对翠翠凄惨身世的同情之中，也增添了对人物的悲剧结局的预设。在这里，牧歌的情调被解构，欢乐乐园被主体瓦解，悲剧色彩无所不在。

二．从“殉情”书写看翠翠的性格悲剧

叔本华认为：“悲剧的使命就是表现人类生活的不幸，可怕的一面，即在我们面前说出人类的痛苦和哀伤，演出无辜之人不可挽救的失败或毁灭。”6父母双双殉情而死的遭遇，为翠翠的身上增加些许的悲情因素。在《边城》之中，翠翠性格天真，貌美忠贞，善良等的品性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代表。翠翠的性格除了自然纯洁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矜持。纵观《边城》中的婚俗，在女孩子15岁就可以成亲，而翠翠在喜欢看新娘子这些方面表现出她对感情并不是懵懂无知，而是内心深藏着一份情感。这份矜持具体表现在对二佬初步的暗生情愫中，“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属于自己不管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当翠翠到了适婚年龄了，爷爷问翠翠，“翠翠，假若大佬要你做媳妇，请人来做媒，你答应不答应？，翠翠心里不高兴，但是却以“爷爷，你疯了，再说我就生气了！”“谁也不稀罕那只鸭子！”为借口来推搪，心思极力的谨慎。对心爱的人表示关注的时候，就以“一家人都好，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这样的隐晦的意思来表示对爱人的感情。当祖父问翠翠心里在想什么的时候，翠翠就说“在看水鸭子打架！”7搪塞过去。翠翠的内心是交织着矜持和浪漫的。而这种血缘上的传递，最终带来的是翠翠人生的悲剧。翠翠的父母，一个是《边城》里地道的女子，一个却是屯防兵士，而这二者结合之后生下了翠翠。文化的不同使得这份本该完美的爱情却以悲剧告终。多元的文化使得翠翠身上有着传统女性对爱情，对婚姻保守忠贞的看法，但是在选择上却受“以歌传情”的影响。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翠翠没有明确的拒绝大佬的求婚，也没有表现出对傩送二佬的爱，而最终使得这份三角恋出现大佬因失意而落水，二佬漂泊远方，翠翠孤独等待的结局。

朱光潜在看过《边城》之后说：“它表达的是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有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深郁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8事实也正是如此，多年之后，沈从文在散文《水云》中把自己创作《边城》的动因说：“将我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的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爱情的憧憬，在这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和弥补。”9沈从文怀着少数民族的一颗敏感的心，感受到那个年代传统文化失落的悲哀。创作出了翠翠这个美好的形象。从父母“殉情”的身世描写来探究翠翠的性格悲剧是符合文化的要求的，也能更深刻的理解翠翠身世的悲剧血液。沈从文怀着对故乡的热爱，怀着对人类的爱，创造出了伟大的《边城》。解读沈从文的作品，犹如进行一次复杂的情绪体验，那些清新和哀鸣，悲伤和快乐总是混杂是给人情绪冲击。透过殉情这个黑色角度，历经几十年之后，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作者深沉的悲切和无奈：时间带走了一切，美好的情感美好的品质也渐渐的在这个社会中失去。（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一友．沈从文现象．吉首大学学报，1989，01

［2］ 杜素娟．孤独的诗性--论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37

［3］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版，91

［4］ ［7］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小说［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259，290

［5］ 沈从文.凤子.沈从文选集第6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195

篇9

让九妹像林徽因那样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沈岳萌上头有一个姐姐、七个哥哥，全家人都把她当个宝贝宠爱着。沈从文在《炉边》里说：“九妹在家中是因了一人独小而得到全家——尤其是母亲加倍的爱怜。”加上九妹的模样好，又聪明伶俐，所以也娇纵、任性。哥哥姐姐都得让着她。作为二哥的沈从文和三哥沈荃要什么夜宵或者听到外面有卖糖的人走过，想要吃时都会通过九妹的嘴向母亲提出来。沈从文特别疼爱他这个九妹。他到北京站稳脚跟后，就迫不及待把母亲和九妹接来。

那一年，九妹才15岁，长得亭亭玉立、娇媚可爱。

他为九妹考虑得很周全。在湘西大山里，一个没读过几年书的女孩子，除了嫁人哪有什么出路？他要让九妹在大都市里念书，将来做一个新女性，像才女林徽因那样名扬全国。

那时，沈从文生活十分拮据。他与胡也频、丁玲创办了一家红黑出版社，还编一本《红黑》杂志。杂志出版了几期总是收不回书款，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兄妹俩租住在一处老弄堂里，下雨天亭子间里到处漏雨。即使如此，沈从文也坚持把铺盖包到脚，坐在桌边教九妹读书。

九妹却不懂二哥的良苦用心，她整天在家睡懒觉，二哥让她写篇小说，她也写不出来。有一次，伏案写作了一宿的沈从文大发雷霆：“我这么辛苦培养你，你就不能像我一样逼自己写，哪怕写一个通宵！”九妹却委屈地哭诉：“我心里很乱，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不能总问人家借，借也借不到。”这倒让沈从文不忍心再训斥下去。

后来，沈从文被聘为上海公学的教师，又同时兼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经济状况得到改善。沈从文在北京，一直生活在有好的教育背景的作家、教授和大学生中间，特别是女性朋友林徽因、凌叔华，又美丽又懂英语又是作家，他想象中九妹将来也应该和她们一样，是一个懂文学又懂外语的人。实际上，他本人也有过去外国读书的梦。他送九妹去中国公学学法语，希望让九妹代圆自己的梦。然而九妹并未像他所预期的那样，熟练自如地掌握法语，因为九妹在生活动荡中没有系统得上过学，沈从文没有考虑到九妹实际的基础，沙滩上建塔，终不能成。他转而又教她写作，她也写过几篇小说与散文，看看还不错，发表后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被宠坏了的大小姐

一晃，九妹二十几岁了，却无处可去，只能跟着二哥。九妹成天夹着一本书在哥哥的朋友中走来走去，俨然一个大学生的样子。她在享受一种虚荣，却没能像哥哥的朋友们一样有苦读的准备和钻研的功夫。可这时二哥沈从文不再是一个人，他成了家，有了妻子张兆和。

二哥从来都是一个单身男子，这么多年来，从北平到青岛，从香港再到上海，从来都是九妹和二哥在一起相依为命，二哥的爱只在她一个人身上。冬天天冷，她也会和二哥睡一个被窝，甚至在他怀里撒娇。

现在，一个陌生女人进了家，她和二哥睡一张床，她和二哥说悄悄话，紧接着，孩子一个个出生。九妹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尽管张兆和是个很好的女人，从来只用C调说话，实在气极了，还会用D调，但九妹还是不能接受。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事无成的九妹变得痛苦、焦虑、茫然。沈从文也替妹妹着急，看着家里出入的编辑记者、青年学生、作家教授，他开始为她物色伴侣。但也许是读了太多英法文学名著，九妹的心劲儿变得高傲，她被生活架空，成了目中无人的理想家，任何世俗的男子都很难入她的眼界。

沈从文曾给九妹介绍了一位先生，是燕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夏云，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夏云向九妹求婚，九妹认为夏云不符合她对爱人的要求，便拒绝了。

这时候一向好脾气的张兆和也忍不住抱怨九妹，你是读过几年书，但是也没有什么成就；你也长得很美，但也就是一个徒具美丽，并无多少真才实学的女子，你这样下去到底怎么办？

沈从文也越来越焦急，他到这时才发现，这些年对九妹的爱，到后来全变成一种害。

没有开花结果的爱

事情在1934年似乎出现了转机。

这一年，一个叫刘祖春的文学青年，成了沈家的常客。他迷恋沈从文的文学风格，又是沈从文的老乡。几乎每个周末，他都到沈家来。

他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当年还在湘西大山时，他偶然看过沈从文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九妹那双美丽而忧伤的眼睛，深深打动了他。他第一次来沈家，觉得九妹比照片上还要漂亮一些。

沈从文看出他的心思，在得知九妹对他印象也不错时，他高兴地撮合了两人。可是，事与愿违，刘祖春与九妹真正独处时，却始终找不到话说，大部分时间都相互沉默无语。刘祖春从北大毕业后，决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分别之时，九妹表明要与他一起去延安，却被他拒绝。刘祖春明白，革命意味着可能会抛头颅洒热血，自己死不足惜，而连累一个思想精神并未做好准备的姑娘，理智告诉他：“我没有这份权利，也没有这份勇气。”

1937年7月27日，他赶到沈家，找张兆和借20元钱作为路费。九妹见到这情形，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她望着刘祖春，脸上有惊慌，有痛苦，有惊疑，有责备。刘祖春能说什么呢？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个人的命运被时代的大力推动着。他从张兆和手里接过钱，匆匆离去，自此便成永别。九妹送刘祖春的一张相片也丢失了，但他从九妹那里借来的《堂吉诃德》英译本还保存着，成为永久的纪念。

他这一走，九妹的精神就垮了。虽然他们之间也许并不算爱情，但这是她第一次以恋爱的名义接触男子，从她的角度来说，她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在痛哭几天后，九妹变成了一个令二哥陌生的神经质女子。她脾气越发古怪，花钱如流水，没有哥哥那样俭省，沈从文第一次发现，九妹成了他的拖累。

也许永远不回来

1938年，九妹跟随沈从文全家来到昆明。沈从文为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找了个差事，然而差事可消磨闲空，却不能慰藉内心的孤独与空虚。九妹就是在这段时间迷上了佛教，许多时候她与教徒们走到一起，施舍或做别的善事。在战时的昆明，沈从文的收入远没有北京那么好，可是到了后来，九妹不仅辞去工作，还专心念经侍佛了，行起善来十分慷慨，家中好多贵重的东西都送出去了。她的阔绰行为让沈从文大为生气。战时的窘迫生活让沈从文的耐心一点点丧失——事实上，他连一家生活都难以应付。

九妹看着一天天变得陌生的二哥，想到自己的辛酸与心灵的疼痛，神情越发恍惚。

终于出事了。

在一次日本飞机轰炸过后，九妹帮别人清理完东西，回到自己的住处，却发现所有贵重物品被小偷洗劫一空，九妹大惊，随之脑子迷糊、错乱了。物件的被盗是一方面，但是那种大龄女孩所有隐私和独有空间及这个空间里的梦和美，被别人侵袭、洗劫，以致亵渎，或者说是一种，对她可能是更致命的击毁。九妹再也无法承受生活的磨难与压力，突然脱掉鞋子，披头散发在大街上奔跑，又哭又笑。

九妹崩溃了，她彻底成了二哥的累赘，沈从文一再写信给几个兄弟，信里说：“九妹完全生活在空想中，还只觉得这里不美、那里不妥，与之谈事实，竟像是全无意义。我们以为最好是换移环境才有希望，正因为若不变更生活，她未必真疯，我却只有气而且急，终至于死！”

在湖南的沈家兄弟才知道，沈从文快被九妹逼疯了。很快，沈荃赶到昆明，将九妹接回了大哥住的沅陵，他们在沅陵江边，给九妹盖了一座漂亮的房子“芸庐”，让她在此休养。湘西美丽的山水并未治好九妹的心病，她总是不分白天黑夜外出，一家人经常要出去找她。终于有一年，九妹失踪了，就像沈从文在他的《边城》结尾写的那样：“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

云泥之别的人生

一直到1984年夏日的一天，一个年近40岁的陌生男子敲开了沈从文的家门。他那双忧郁的眼睛是沈从文似曾相识的。他叫莫自来，正是九妹的儿子。沈从文四年前就与外甥联系上了，只是碍于当时境况不好，未同意外甥前往投靠的要求，但他常给外甥写信、寄钱。

莫自来来到舅舅家，看着大作家沈从文敞亮的大房子，心头有了更大的落差。他以前在信中也跟舅舅诉苦，现在还是不停诉说眼下的穷、眼下的苦，他总希望得到舅舅的援助……他那种潜意识中谈话的神态，总能让沈从文看到九妹的影子。九妹骨子里有些不怎么好说的东西，看来是传给了他的。

沈从文从莫自来的嘴里，也知道了九妹后来的人生轨迹：

疯疯癫癫的九妹后来嫁给了一个相貌粗蛮的泥水匠，她的家是沅陵上的一只破船。

1959年和1960年，湘西一带饿殍载道。整日在乌宿河滩上转悠的九妹，那个当年在北京、上海、昆明都生活过的苗条、俊秀的女子，连美女张兆和嫂子也深赞其美丽的小姑，没有熬过那段日子。没有饭吃，尽吃野菜，先是浮肿，继而是瘦弱，和村里有的人一样，最后是可怜地一病不起。曾经如花似玉的九妹竟是这样一个凄凉的结局，深爱她的沈家哥哥们个个都惊骇住了。

假如九妹当初嫁给了那个文学青年刘祖春，或许后来能成为副部长的妻子；假如当初她默许了哥嫂的建议，那她也许就是燕京大学教授夏云的妻子了；假如……

民间有说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当九妹身穿旗袍，腋下夹一本小说，整天转悠在沈从文朋友圈子里的时候，她有着很好的感觉，似乎飘在了云端之上。但尘埃落定，九妹回到本来的自己的时候，她没有技术，没有学问，只能回到“泥”中，做了泥水匠的老婆。

“云”“泥”之别啊！

微博最IN语

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就放它走。它若能回来找你，就永远属于你；它若不回来，那根本就不是你的。 @懂得安慰自己

1.不要为旧的悲伤而浪费新的眼泪。2.和英俊的男人握握手，和深刻的男人谈谈心，和成功的男人多交流，和普通的男人过日子。3.美丽让男人停下，智慧让男人留下。4.不是生活决定何种品位，而是品位决定何种生活。@给女孩的几句话

一个背包，一台单反，一个会拍照的爱人，一颗说走就走勇敢的心，那便是我认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 @围脖心情心语

篇10

一、《边城》中的文化负载词

由于东西方民族在地理生存环境、历史进程、、民族风情和思维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因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到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便是词汇的使用。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words）是指标志某种文化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相当棘手，如果翻译不当就会出现文化亏损，即误将文化差异当做文化共核，以源语的文化模式来硬套目的语，导致交际失败；或以目的语的文化形象重新取代源语的文化形象，交际成功，可留下的遗憾是源语文化亏损！（李勇，2010）文化负载词通常出现在那些极具民族风情特色的文学作品当中。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本”，“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说中的顶峰之作”，它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作品中有大量反映中国湖南乡下农村传统习俗文化和方言特色的词汇，这些文化负载词增加了翻译的难度。金介甫在翻译的过程中尝试多种方法来再现原文的特色。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概述

生态翻译学是衍生于本土的一门新兴学科，于2001年由胡庚申教授提出来，至今已走过了十多个年头。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它是一种跨学科的、多学科交叉的产物，与时代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方向是相符合的；同时，它也是从新的视角对当代翻译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延伸，反映了译学理论研究由单一学科转向跨学科整合一体的发展趋势。生态翻译学将翻译定义为是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翻译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multi-dimensional adaptation and adaptive selection）。适应选择论的翻译方法，简略地概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三、《边城》中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生态翻译学把翻译的方法简括为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胡庚申，2004）因此翻译不仅仅是文字的翻译，语言符号的对等，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兼顾实现文化内涵和交际意图的传递。

（一）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从功能语言学角度来看，语言维关注的是翻译的文本语言表达。译者对语言形式的适应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基于中西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充分考虑翻译的生态环境，在不同层面上诸如：词汇、语序和句子结构等方面作出转换和选择。金介甫在翻译《边城》的过程中，竭力保留原作田园散文诗般的语言和叙事风格，向西方读者原滋原味地呈现了沈从文笔下湘西语言特色。

例如：

（1）沈从文：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沈从文，2013：7）

Kinkley： Land was scarce， so most people’s houses were “dangling-foot houses，” half on land， half on stilts built over the water.

“吊脚楼”是湖南西部农村特有的建筑物，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大抵不知道其为何物，更不要说西方读者群了。这里，金介甫把它直译为“dangling-foot houses，” 再加上注释来描述吊脚楼的结构和外观特征“the houses are half on land ， half on stilts over the water”。通过考虑整体的翻译环境，这样既保留了“吊脚楼”一词的独特性和文化内涵，又使西方读者知其为何物。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跨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指出：“人类生活中还没有哪一方面是不受文化的影响，不被文化所改变的。”（Hall：1977：16）译语文化的接受状态往往会以不同的程度作用于翻译过程，介入译者的思维判断和语言选择。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还需要特别注意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并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金介甫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保留湘西这个地方的人物风情，民俗和典故，增加了大量的注解和说明，来帮助目标读者很好地领会原文要呈现的湘西风情画卷，既传达了文字信息又保留文化内涵。

（1）例如：沈从文：你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沈从文，2013：27）

Kinkley： Your Cuicui has grown quite beautiful. She's a real Guan Yin.

“观音”是佛教中比较重要的诸佛之一，她外貌慈祥端庄，人有“送子观音”一称。在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盛行，“观音”一词对他们尤为陌生。因此金介甫在翻译的过程中，增加了注释“Guan Yin was the goddess of mercy， a beauty in Buddhist iconography"，使西方读者理解了其外观和内涵，传达了语境中的含义。

（三）交际维的适应选择转换

交际维是指翻译过程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把选择的转换的侧重点房子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任何信息如果不起交际作用，都是毫无用处的：（Nida，1993； 谭载喜，1999；XVIII）

（1）沈从文： 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沈从文，2013：5）

Kinkley： The girl’s mother， the ferryman’s only child， had some fifteen years earlier come to know a soldier from Cha dong through the customary exchange of amorous verses， sung by each in turn across the mountain valley. And that had led to trysts carried on behind the honest ferryman’s back.

“暧昧关系”中文里指的是那女之间一种没有承诺的模糊、不明确的关系。沈从文用了这个很模糊的词暗示了一种隐含的意思，而译者也不应该打破这种模糊的美感。因为“Love affair”这个词包含了男女关系交往不同层面上的关系，因此这个表达也是不合适的。而金介甫用了“tryst”一词，指男女之间的约会、幽会，这个词用得大胆又不是原文的模糊意境美。

四、结语

生态翻译学为翻译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现途径。在《边城》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过程中，译者只有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之间，根据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做出适度的多维度的适应和选择才能完成一个好的翻译作品，达到文化交流和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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