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散文范文
时间：2023-04-02 01:52:1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贾平凹散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大散文”如果是一面旗子，应该说是著名作家贾平凹首先举起来的，1992年9月“大散文月刊”——《美文》创刊时，贾平凹作为主编曾旗帜鲜明、笼而统之地喊出了一句口号：大散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大散文”观可以说是呼应声最高的散文理论与实践的倡导口号，尽管这种理念问世以来遭到不少的批驳与质疑[1]，但它还是得到了创作界和评论界的普遍认同和肯定，国内许多杂志相继开办“大散文专栏”，对散文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2年10月，在《美文》的创刊辞之中，贾平凹率先提出了“大散文”理念，这种“大散文”观的提出，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贾平凹在具体、深入地考察了当时散文创作的发展状况后，指出散文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上都逊色太多，仅限于花花草草，借景喻情、喻理，或一人一事的个人抒怀，很狭窄，有种打不开的感觉。他之所以提出“大散文”概念，事实上是在倡导一种风气，一种关注现实社会的大境界，也在于拓宽散文创作的路子，将散文还原到生活中。如果“不了解这个大背景，如果仅从‘大散文’三个字字面上来看，就难以理解我们的用心；”[2]“提出这个观点它是有背景的，1992年我们办这份杂志（指《美文》杂志）时，散文界是沉寂的，充斥在文坛上的散文一部分是老人们的回忆文章，一部分是那些很琐碎很甜腻很矫揉造作的文章，我们的想法是一方面要鼓呼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要有生活实感，境界要大，另一方面鼓呼开拓散文题材的路子”[3]；他还进一步指出“现代汉语散文在建构它的规范的时候，出现了最大的危机是散文不接触现实，制造技巧，而粉墨登场的就以真善美作了脸谱，以致使散文长时期沦为平庸和浮华。我们在反对琐碎、甜腻、精巧、俗气、虚假、无聊的散文倾向时，应该寻着这一切现象的根源”[4]。可以说，“大散文”就是贾平凹及其同仁们为补偏救弊所开出的独特处方。他们力图“还原到散文的本来面目”，“复归生活实感和人之性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5]。
此后，贾平凹一直高调宣扬这一观点，他曾在多种场合屡屡谈及创办《美文》杂志的动念及对“大散文”的理解：
“我们的目的就是倡导散文的真情实感的恢复，呼唤一种大的气象，使散文生动起来，为真正繁荣我国散文创作做出我们的一份努力。”[6]
“‘大散文’概念提出的时候，我们的粗略想法是：①张扬散文的清正之气。写大的境界，追求雄沉，追求博大感情；②拓宽写作范围，让社会生活进来，让历史进来。继承古典散文大而化之的传统，吸收域外散文的哲理和思辩；③发动和扩大写作队伍，视散文是一切文章，以不专写散文的人和不从事写作的人来写，以野莽生动力，来冲击散文的篱笆，影响其日渐靡弱之风”。[7]
“‘大散文’这个词，是我们的共识，也是办刊的宗旨。……‘大散文’一词的提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或要标新立异，它是有背景的。……‘大散文’是一种思维，一个观念，不能简单说成这样写就是大散文，那样写了就是小散文，或别的不大不小的散文。”[8]
“纯以字面上看，‘大散文’这个词似乎不通，但矫枉过正，主要是强烈地表现我们的追求和倡导。具体来讲，一是强调散文的真情，有其生活实感，有史感，有美感。二是强调扩大，或许也是恢复题材面，不能把散文理解为那些咏物抒情式的，要大而化之。”[9]
“‘大散文’讲究的是散文的境界和题材的拓宽，它并不是提倡散文要写大题材，要大篇幅”[10]。
综观贾平凹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对“大散文”的阐述，我们可以大体上看出其“大散文观”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简而言之，他的“大散文观”包含有三个认知向度：其一是要求散文的题材、内容要大，即散文的内容要从狭小的个人情怀中走出来，要关乎时代、社会；其二是主张散文的审美境界要“大”，美学风格上要追求“大境界”、“大气象”；其三是主张散文的文体形式可以“泛化”，也就是贾平凹所说的“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11]。
这种观念曾在散文界引起不小的轰动，也引发了当代散文观的第三次大争论。有赞同者认为，要繁荣散文创作，首先需要的是包容，需要兼容和宽容。散文不能搞成吟花弄月和小摆设之类的东西，而要张扬民族精神，要有黄钟大吕的气概，要关照人情世态，要表现人格精神，而“‘大散文’观念的提出，有助于开拓散文的疆域，有助于开拓作家的眼界”[12]（王愚）；也有学者认为“‘大散文’的提出，是贾平凹对散文对文学以及整个文坛的一种感受。作家提口号，向来不考虑理论上是否规范，他只是对散文创作的萎靡之气感到不满，因而提倡大境界、大气象、大格局、大气魄的散文。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散文’的提法是成立的”[13]（李星）。还有人认为“大散文”这一观念在两个方面有着积极意义，即一是让作家有大视野、大气度、襟。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家本人，只要大起来，作品自然就大；二是在散文领域中不过细切割，有弹性，才有利于散文写作[14]（畅广元）。更有批评家认为“大散文”的提出“是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人们渴望改革散文的美学要求”，“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目标，是呼唤散文大家的一种现代性的诉求”，它“对于推动中国的散文创作和理论建设，具有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并且认为这种“大散文”在本质上、在内在精神上，“主要是指一种观念形态，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由博大的人文情怀和人格智慧孕育出来的大气魄、大格局和大境界。正由于具备了这样的‘内质’，所以‘大散文’拒绝内容上的琐碎平庸，它在思想指向上呈现出文化反思性、现实批判性和思考深刻性的特征；在艺术形式上追求自由优美而不唯美，扬雄沉厚实之声而抑甜腻靡弱之风”，正因“大散文”的倡扬和创作实践，所以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才如此红火，才如此扬眉吐气地成为超越小说诗歌和戏剧的“时代文体”[15]。作家刘成章、叶广岑等人也认为“大散文”这一观念是顺应社会生活发展的，如果坚持下去会对散文的变革产生极大影响。
而对“大散文”观的批评往往只抓住其“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这一点，认为贾平凹的“大散文”观其实并无多少新意，我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认识散文的。比如，多年来致力于散文文体问题研究，力主规范、辨析和净化散文文体，令散文真正“弃类成体”的著名散文理论家刘锡庆教授就认为，“散文就是‘一切文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命题，这样的散文观念实际上又回到了古代。古典散文就是这样。这等于主张题材、范围的‘大’，而不是精神气度的‘大’、深度的‘大’。所以，‘大散文’成了什么人、什么题材都可以写，题材面大了，写作的人的面也非常广了。他希望各行各业的人都来写散文，甚至连个体户、企业家的就职演说等各种形式，均可称为散文，一时间，散文领域变得海阔天空。这是不合适的。”[16]这种观点也代表了为数不少的评论家及读者的意见。
但通过对贾平凹的《美文·发刊辞》、《〈美文〉三年》、《读稿人语》等文章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大散文”观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流行于市面上的那些仅限于花花草草、借景抒情的抒情散文的。也就是说，尽管贾平凹对“大散文”的具体内涵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规范，显得有点笼而统之（对此，贾平凹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就曾明确地指出“口号的提出主要得看它提出的原因和内核，而不在口号本身的严密性。”[17]）但他以一个主编的胆识和智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那种具有大境界、拥有丰富思想、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大散文”的鼓与呼，无疑是当代散文写作突破原有模式、求新求变的催化剂。客观地说，“大散文”观确实鼓励了更多的人拿起笔来书写“美文”，这无疑有利于增加散文作品的数量，也有利于散文表现多层面的生活空间，使散文不再拘泥于狭小的天地和陈旧的格套里，从而失去更旺盛的生命力。这无疑是贾平凹及其同仁们所倡导的“大散文”观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注释：
[1]其中较有反响的理论文章主要有刘锡庆的《当代散文：发展轨迹、分“体”考察和作家特色——兼评“当代文学史”有关散文的表述》（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6期）、《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载《散文百家》1993年第11期）、《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载《美文》1994年第11-12期）、《当代人的“情感史”和“心灵史”——当代散文答客问之一》（载《湖南文学》1995年7-8期合刊）、《当代散文的理论建设——在北京作协召开的“散文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载《报刊之友》1995年第6期）、《弃“类”成“体”是散文发展的当务之急》（载《文学世界》1996年第4期）、《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寻求中国现代化的心灵轨迹——20世纪汉语散文风雨历程之回顾》（见张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秋冬卷》，民族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及《散文：五十年的沉浮与成就》（见《刘锡庆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等一系列论文，另外，于祎的《贾平凹“大散文”观的理论误区与现实意义——再看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散文论争》（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一文也很有见地。
[2]贾平凹：《〈美文〉三年——在编辑部会上的讲话》，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8页。
[3]贾平凹：《中国散文的九个问题》，载《新闻周刊》2002年第14期，第26页。
[4]贾平凹：《〈美文〉四年编辑部午餐桌上的谈话》，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2-13页。
[5]贾平凹：《〈美文〉发刊辞》，载《美文》1992年创刊号，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5页。
[6]贾平凹：《雪窗答问——与海外人士谈大散文》，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4页。
[7]贾平凹：《走向大散文》，载《中华读书报》1994年8月10日，第5版。
[8]贾平凹：《〈美文〉三年——在编辑部会上的讲话》，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7-8页。
[9]贾平凹：《雪窗答问——与海外人士谈大散文》，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4-15页。
[10]贾平凹：《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载《美文》2002年第7期，第8页。
[11]贾平凹：《〈美文〉发刊次辞》，载《美文》1992年创刊号，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2]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3页。
[13]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4页。
[14]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5页。
[15]陈剑晖：《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6-28页。
[16]安裴智整理：《辨误排疑看散文——刘锡庆教授访谈录》，原载《太原日报》1995年5月16日“双塔”副刊，见刘锡庆著《散文新思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299页。
篇2
摘要 贾平凹与张承志用独特的视角将黄土高原的地域环境、淳厚的传统文化、高原民众顽强坚韧的生存精神展示给读者，尤其是对赤子情怀的真实流露、审美意象的苦心营构、诗韵与率性的彰显，更显现出两位作家思想的锋芒和写作才能。
关键词：贾平凹 张承志 散文 创作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贾平凹和张承志是经历了小说创作的成熟期后，将笔触转向散文创作领域的，他们用独特的视角将黄土高原的地域环境、淳厚的传统文化、高原民众顽强坚韧的生存精神展示给读者，使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出现了新气象。可以说，作家对这片土地所保留的生存记忆的开掘和发现，使得他们抛弃了情感表现的虚假做作和思想的空悬浮躁，了解着历史发展进程中黄土高原上每一个生命的艰辛，以一种敬畏感、虔诚感忠诚地描画着高原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和民众内在的粗犷、开阔、勤劳、隐忍等种种特质。正如贾平凹在《商州又录》小序中所写：“之所以我还初录了又录，全凭着一颗拳拳之心。”又如张承志在《心火》中的表述：“还有我生身的这个默默无言的民族。这毕竟是我的根，毕竟是我心灵的一笔财富和欠债，当我愈来愈多地了解她的过去，了解她的牺牲与屈辱，特别是了解了人们对她的无知、不尊重、愚蠢的猜测和议论之后，我开始问自己：哪怕是为了科学吧，难道你有权利对她不负责任吗？”可以说，没有对黄土高原这片土地和民众悠悠不迫的情感体认，是不可能凸现其散文创作的审美效应和文化内涵的。
一 赤子情怀的真实流露
作为20世纪末承上启下的重要散文作家，生长于陕西商州高山厚土之上的贾平凹，虽然后来成为城市中的一员，但他的散文仍然显露着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对乡土的依恋情结，使得他对故乡的山山水水、亲朋乡邻的悲欢苦乐有着更为真实的观察与理解。商州是他在喧嚣城市中经历并目睹了名与利的角逐后心灵的栖息地，因此在创作《商州又录》时，他用一种真挚的态度与这里的一切感应和交流着，并将自己的全部身心融汇在一山一洼、一人一家之中，从中凸显的是创作的灵感和默默的情感倾注。在《商州又录》中，读者能从他最朴素又最精确的对自然和人的描绘中，读出关于生命的本真与人类生存的价值。作家笃信，从商州人普通的生命常态中能获得一种可靠而真实的价值判断，那就是不管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多么平淡、环境多么幽闭，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却给商州人以独有的秉性，健康纯朴、不掺杂世俗虚伪的人性。“无论是山民在艰苦挣扎中的旷达乐观，还是妻子的柔情似水；或者是山中姑娘在鼓曲儿中流露的情爱，还是迎亲队伍引来男女的乐趣与企盼……更无论是采药老者苦草药治病救人，还是新一代山里青年男女情感交流，这些无一不是热诚、质朴的人，表现着一种充满着爱和美的人情世态。”贾平凹通过把诸多这样的生命体验外化为最具个性的艺术形象，温暖着现代人因漠视自己的生存状态而逐渐麻木了的心灵，重新激发起人们对处在自然状态中生命活力的渴望与诉求。如果说这是《商州又录》给读者的第一印象的话，那么他的这篇散文更深层次的内涵就是以高屋建瓴的视域，去体察宇宙中自然与人和人生的关系。“贾平凹在表达对生命的参悟时，往往由物及人，由人及民族，由民族及历史，而且思考更为深邃，能够由表及里地把这种思考提升至文化的层面，这就显现出贾平凹在探索生命意义时所达到的深度”，体现出散文写作中深广的思想与高贵的内核。
张承志是把张扬自己写作的价值与揭示历史上回族民众艰难的生存境遇结合在一起的作家，在表达对西海固回族民众生存状态的感触时，他的散文失去了以往舒缓优美、低回浅唱的风格，取而代之的是真挚的倾诉和沉重的剖析。在《离别西海固》中，作家如是倾诉着：“西海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若不是因为你这约束之地，我怎么可能终于找到了这一滴水般渺小而真纯的意义？”张承志常常沉溺于哲合忍耶以迫害为动力、以牺牲为美的强烈刺激中，他始终处在内心被滚烫的真情所燃烧、思想被激越的理念所冲撞的状态中。因为作家在游历这片荒凉贫瘠的土地后，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哲合忍耶悲怆的历史与西海固回族民众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精神，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使他的身体与心灵最终扑向了和他有着脐血之源的母体。同时，他还向世人倾诉着他的孤独，正如在《生命如流》中所说的：“我们这一类人在茫茫人世中无言但又深怀自尊。我知道我们中的每一个都盼着听见一响回声，都盼着发现一个给自己内心的证明”，“人们之间的相知是困难的。尤其是当滚烫的真情找不到理解的时候，人们会感叹世间有如沙漠”，“他的孤独在于不被理解的悲哀。在堂吉诃德似的长旅中，他饱受赞美与批判，在英雄的荒芜路里，他感受到了最彻底的孤独”。但正是这位孤独者，对母族文化的特性却有着深刻的体认和强烈的情感倾向，面对西海固干旱荒山里的农民“死境中的生存”，作家始终警醒和苛责自己是否真正和他们融为一体。西海固启示着作家用手中的笔去书写回族民众坚韧的品格和绝境中反抗的历史真实，也激发了作家内心对这个民族真诚的奉献感和依赖感，使他迫切渴望着自己能够完全融入这个族群，并获得心灵的皈依，从而使他的精神在文中呈现出一种不断向前跃进却无法到达的焦虑与磨砺中，这一过程所流露出的那种真实的痛苦又成为《离别西海固》这篇散文的一大特色。
二 审美意象的精心营构
贾平凹的《商州又录》中无论体现的是自然美还是人性美，都得益于作家从客观世界中寻找到了与自己的主观意识相契合的一系列审美意象，也得益于他灵敏的艺术触觉和沉潜的思维秉性。贾平凹对审美意象的描摹往往笔墨简洁生动，如中国的水墨画，意在神似，寥寥几笔，却能让读者的审美触觉上升到深邃的艺术境界中。如在散文的开头写道：“最耐得寂寞的，是冬天的山，褪了红，褪了绿，清清奇奇的瘦；像是从皇宫走到民间的女子，沦落或许是沦落了，却还原了本来的面目。石头裸裸的显露，依稀在草木之间。”从他所营造的这种画面感极强的意境中，让读者体悟到的是作家在描摹审美意象时的独特感觉和联想。与众不同的是，他描摹审美意象能紧扣其自然、真实的面貌，抓住审美意象独有的特质，书写出被他人忽略或无法描画出的神韵。在对商州人生活百态的描绘中，没有对审美意象刻意的雕饰，也没有极度的形容铺排，只是用极其简洁的白描和通感的手法悠然写去，却处处透出“天然去雕饰”的美，那些原本司空见惯的审美意象，在其笔下因被地域化而独具艺术魅力。贾平凹散文的审美意象又因语言的独特和活泼显出风格，如：“路是顽皮的，时断时续”、“水只是从山上往下流，人只是牵着路往上走”。可见，作家着力书写的是审美意象的个性特征，传达的是对人与自然交融中的主体感觉与情致，“无论是对地域风情、平凡事物的赞叹，还是对生活哲理的揭示，都渗透着他对纯真之美的一往情深”，使他的《商州又录》显现出一派纯净的原生态韵味，文中造形写意的笔墨卓然，正是其功力之所在。
张承志的《离别西海固》主要运用的是议论兼直接抒情的表现手法，因为“一直以来，张承志坚守精神文化精英立场，具有启蒙者身份的自醒与自觉，他对中国乃至世界越来越物质化、世俗化的现实社会的反拨与批判，最终一步步归结到形而上的宗教关怀”。他书写的目的是反映旅途中主体与客体相互撞击后迸射出的情感激流，这也是强化其散文风格的一种重要手段。他的《离别西海固》中对审美意象营构的目的，只是要让其成为外向的客观世界和作家内部精神世界的媒介，因此审美意象在散文中以略带变化的重复方式强化其情感表达指向。文中描绘的审美意象显得单纯、朴实，作家想要借助单纯朴实的审美意象的象征性达到他与现时代人进行对话，完成他对世界的倾诉。在《离别西海固》中，作者如是写到：“人世间惟有大雪倾泻，如泣如诉，如歌如诗。大雪阻挡中的我更渺小，一刻一刻，我觉得自己深化了，变成了一片雪花，随着前定的风，逐着天命般的神秘舞蹈”，“我迎着高原的寒冷走上山梁，璀璨的星群如同谶语。漆黑的夜色包裹着我，完全把我视为对峙的大人，并不怜悯我的微弱”。文中通过飞舞的“雪花”、黑夜里的“星群”这两个单纯意象的营构，既象征作家发现西海固回族民众历经苦难后心灵的呐喊，又象征着他皈依宗教时的复杂心情。审美意象的象征性提升了作品的艺术张力和审美效应，审美意象的象征性与暗示性，在对历史的追述与现实的描写中交替展现。在他的笔下，自然界中的山水和人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作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为其情感表达服务的，这也使得作品中思绪的书写张弛自如。
三 诗韵与率性的彰显
贾平凹的《商州又录》散发着中国古典诗歌的清雅诗韵，这来自于作者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激赏和心中永恒的诗情。读他的《商州又录》，能处处感受到单纯幽远的意境、通达心底的深邃哲理。可以说，陕西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其散文诗韵萌生的基础，灵敏的艺术触觉是捕捉和提炼诗韵的关键。正是这种诗韵，寄托于书写对象之中，弥漫于字里行间，使其散文的基调总是处在一种和谐宁静、充满诗情画意的氛围之中，其间折射出的是中国道家“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在《商州又录》里，作家极力抹去人工斧凿的痕迹，给我们描摹了多幅大山里人们其乐融融的美景。商州的水土养育着商州的人，他们过着近似于原始的简单但又快乐的生活，喝着洋芋糊汤，吃着野柿子，喝着自酿的烧酒，唱着花鼓戏。这里的人们老实厚道，待人热忱，他们凭山而居，傍水而乐，依靠的是与山水和谐共处的地缘，注重的是简单纯朴的人缘。男人因山而显出健壮，女人因水而透着灵气，天地因人而彰显色彩。人与自然万物经络相通、息息相关，活得舒畅自在。在这些知足并常乐的商州山民生活的描画中，呈现出作家对散文境界的追求，即描摹一种人与物浑然天成的人间仙境，因而，生命和万物的统一而散发出的悠悠诗韵也就成为这篇散文的又一亮点。
张承志的《离别西海固》中表现出的是诗人般的率性，这源于作家鲜明的底层色彩和宗教归属意识。这种诗人的率性蕴含的意义，只有在被世人漠视的贫瘠土地上、在艰难生存的人群中、在作家痛苦的思索下、在抛弃与获得的过程中才得以显现。而诗人般的率性又促成了作家对理想散文境界的执著追求，张承志在散文中的率性还表现出对庸俗世界和某些思想的不合作态度，他以决绝的姿态，打破写作过程中的束缚、假象和陈腐，真实地表达着自己的心声。他知道这种率性而为的写作姿态对自己的心灵是一种残酷的考验，对以往的写作范式也是一种挑战，因此，作家时时处在与原有的写作模式、世俗的价值取向、灵魂挣扎的撕扯搏斗中。他时常感到自身与周围的世界和人群的隔膜，文中坦率地奔涌着不被理解的忧愤与写作的寂寞感：“在雄浑的西北，在大陆的这片大伤疤上，一直延伸到遥遥的北中国，会有一个孤独的魂灵盘旋。”率性成了抒情主体内在的精神需求，使他在文中对内心世界的袒露大大超过了对客观世界的描摹，那种宣泄式的对时势的议论与批评，“不仅更加真切地表达了作家的内心情感和独特的思想哲学的方式，而且通过所表现的情感进一步升华成为一种对他人自身精神的反思”。这种率性带来的深刻而激越的呐喊和真情表白在散文中形成的共鸣，犹如刀锋在肌理之间游走，其冲击力呈现出超越文本的种种范式与规则的钢性，使他的散文散发着生命的血性和硬气。
参考文献：
[1] 康文 ：《贾平凹的散文观及其艺术风格》，《唐都学刊》，2006年第3期。
[2] 孙际垠：《论贾平凹散文中的生命体验》，《求索》，2008年第7期。
[3] 邓秋英：《孤独者的声音——后殖民主义视野下的张承志散文》，《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4] 曹鸿英：《贾平凹散文的归真意识》，《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篇3
近几年，张培合接连出版了《慧思集》《静思集》《微思集》等著作。另外，张培合的新著《广思集》也即将出版。其四部著作的面世，极大地丰富了张培合的思想理论体系，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复兴传统文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张培合作品引热议
在张培合作品《微思集》研讨会上，名流云集。周明、红孩、李炳银、何西来等著名陕籍作家、评论家专程从北京赶来，蒋惠莉、贾平凹、雷涛、李星、冯积岐、孟西安、李勇、吴克敬、雷珍民等文艺界知名人士，以及来自张培合家乡甘肃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上，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张培合的创作成就，认为他的散文作品以生活哲学和社会现象为主题，诠释了人文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现象、企业管理、人生哲理等多个方面，用传统文化解读当代社会现象，用质朴文字传递人生真谛。
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周明评价张培合的3部著作《慧思集》《静思集》《微思集》文风质朴自然，直至心灵，时而像一个故友在坦陈心迹，时而像一个哲人在谈古论今，时而像一个浪漫诗人在低吟浅唱、时而像一个思想者在痛斥时弊……张培合的文字带给读者愉悦、启迪和思想的冲击。
“从培合的三思集中，我联想到法国雕塑家罗丹著名的雕塑《思想者》，一个中年男子坐在那里，一只攥紧的拳头，支着下颌做深邃的深思。在我看来《慧思集》是多想出智慧的意思，即是思想家主体的一种品格，一种素养，也是思考的结果和目的。《静思集》则是思索的一种方式和状态。”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比》的发言中如此说。
陕西省政协常委、文教委主任雷涛说，张培合近年来的散文作品以古都长安为中心，提出了种种文化的叩问，将人文情怀升华，将文化思考上升。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则对张培合奉行“修齐治平”胸怀天下的精神高度称赞，他认为张培合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其核心思想。
而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红孩作为冰心散文奖的负责人之一，认为张培合的作品给他很多想象，他的随笔确定性很强，它接地气，是真正的生活哲学。他的《微思集》荣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堪称实至名归。
另外，来自张培合老家甘肃省宁县政协主席刘政则说：“从散文狭义的观念来说，培合这个散文是靠边的，但是从陕西大散文的观念，按照现代散文的观念，培合的散文则是很好的散文，前面有人评价说是语录体散文，有些老师评价是企业文化性质的散文，有些说是演讲性质的散文，这个用传统的观念来定，可能不属于传统散文，但是以现在观念来看，有突破、有思考、有社会价值，有教育意义，有美感，我认为就是很好的散文。”
人民日报社驻陕西记者站原站长孟西安评价张培合有理想、有梦想，是“商界大儒、文学大家、人生大将”。
而著名作家冯积岐则认为与其说张培合是独立文化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思想者：“他的思考深邃、博大；有力度，有气魄。他的思考纯粹而有力量。”
语录体散文《微思集》
评论家刘宁在研讨会中首次提出张培合作品《微思集》的最大特点是语录体散文，是直接用一种日常白话的口语写作而形成了一种文体形式，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的感悟和思考，由于是采用了这种语录体，在我看来这种文体简约凝练，意在言外。
对此，贾平凹给予肯定：“刘宁讲的好，她里面谈到语录体散文，这个在别的会上还没有人说过这个话，把培合的特点也抓的很准，这个观念我觉得也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冰心散文奖是与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类）、鲁迅文学奖（中、短篇小说）并列的我国文学界散文类最高奖项。贾平凹、吴克敬、陈长吟等陕西作家曾先后获此殊荣。该奖是根据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作家冰心先生生前遗愿并捐资，于2000年设立的，每三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和提携中青年散文作家以及对中国散文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作家、理论家、散文编辑和社会相关人士。
第六届冰心散文奖评奖征稿范围为2012年到2013年在中国大陆正式公开出版发表的散文单篇作品、散文集、散文理论作品。奖项设单篇散文奖15篇，提名5篇；散文集15部，提名5部；散文理论5部（篇）。
篇4
孙犁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他早期从事小说创作，开启了中国“诗化小说”的先河，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晚年创作方向转变为散文，文风质朴平淡中蕴含浓浓真情，作品深受学界推崇，读者青睐。
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在高一必修二选择了孙犁的散文《亡人逸事》，在实际授课中学生由于涉世未深、阅历较浅，再加上长期受“快餐文学”的负面影响，导致很难理解孙犁质朴文风背后的深刻意蕴。就此，我想从自己的实际教学和阅读经历入手，探析《亡人逸事》的教学重难点，试图寻找到帮助学生理解孙犁散文的路径。
一、知人论世，深入挖掘孙犁散文的创作背景。
《亡人逸事》是孙犁怀念亡妻的作品。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形成扁平化的认识“孙犁非常怀念亡妻”，却不愿探究这种怀念是多种情感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情。这时就需要教师把孙犁和妻子相处的生活经历补充给学生，激发学生对文章蕴含情感的体会。孙犁在十七岁还是中学生时与大四岁的妻子结婚，婚前两人仅见过一面，婚后也聚少离多，直到建国后孙犁到天津工作才把妻儿接到身边。孙犁是知识分子出身，妻子却是旧式妇女，连名字“王小立”也是孙犁为她取的。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两人的感情，王小立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女性，善良、孝顺、忠贞、乐观、任劳任怨，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孙犁大病的十年，一直精心照顾孙犁和家庭，开始后又和孙犁一起承担运动带来的苦难，不离不弃直至辞世。孙犁一直感觉妻子因为自己平添了很多苦难，亏欠妻子很多。正如文中所写“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所以当她去世十几年后，孙犁回忆起亡妻总是有幸福与遗憾、感激与悔恨交织的情感。在授课过程中，可以通过投影的方式把相关背景资料补充给学生，营造品味文章情感的氛围，在授课结束前可以用孙犁所写《悼内子》一诗作结，即“一落黄泉两渺茫，魂魄当念旧家乡。三沽烟水笼残梦，廿年嚣尘压素妆。秀质曾同兰菊茂，慧心常映星月光。老屋榆柳今尚在，摇曳秋风遗念长”，加深学生对孙犁真挚的悼亡之情的理解。
二、诵读为先，音声求气，揣摩孙犁淳朴自然的语言所蕴含的真挚情感。
“真”是孙犁散文的显著特征，而要让学生体会到这种真情实感，唯有通过反复诵读的方式。通过诵读，学生能认识到孙犁散文字里行间情感的变化，发现作者遣词造句的精当，揣摩作者深沉厚重的情感。例如在《亡人逸事》第四部分一段：“我衰年多病，实在不愿再去回顾这些。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异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这段由前文的回忆亡妻逸事转到抒发自己悼亡之情，压抑的痛苦之情浸透字里行间，让人对垂暮的老人唏嘘不已。在讲授这一段落时教师不妨采用先范读再学生自读的方式，教师范读时注意语速放缓，语气逐步加重，突出“一别数年”、“老年孤处”、“四壁生寒”等四字短语，指导学生自读时强调对文本情感的把握。通过这样师生互动的诵读，使学生自然而然体会到了文字背后不可言状的深情。
孙犁散文的语言简洁明快，淳朴自然，不饰雕琢，却往往达到返璞归真的效果。例如在《亡人逸事》中写两人初次见面：“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短短几十字，没有任何的修饰，一个“盯”字，一个“跳”字，充分展现了妻子少女时代的爽利泼辣。在授课中引导学生通过出声朗读，发现这样的关键语词，把握人物形象。像这样的例子在孙犁文章中还有很多，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中以诵读为抓手来体会孙犁言简义丰的语言风格。
三、深入探究，创设情境，从风土人情人性角度解读细节描写。
孙犁擅长细节描写，他的细节描写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不像一般散文作者老是把细节嵌入‘我’的叙述流程中，而是运用小说家的笔法将一个个细节从事件陈述中独立出来，扩展为一个个独立可感的形象，令读者身临其境”①。所以孙犁散文的教学，让学生准确把握细节描写的作用，品味其中蕴含的情感自然是课堂设计的重中之重。在我看来，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唯有创设情境，引导学生从传统文化、从人情伦理、从人性角度深入探究不可。例如在《亡人逸事》结尾处写道：孙犁妻子临终前不忘年轻时孙犁把布寄到娘家的小事，当孙犁说出“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时，妻子“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学生很难理解把布寄到娘家如何体现孙犁夫妇间的恩爱，这时不妨引导学生思考：旧时出嫁的女子和公婆一起生活，若是儿子给媳妇寄了一匹布，母亲会怎么想？再者，在旧时观念里更多的是要求妇女恪守妇道、孝敬公婆、勤俭持家，却很少关注她们自己的情感诉求，孙犁的一个小小举动，作为传统妇女的妻子会有什么样的想法？通过这种情景代入式的引导，帮助学生解决了为什么孙犁妻子会为这件小事感到幸福的问题，也使学生从伦理人情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孙犁夫妇的旧式爱情。
孙犁散文往往记录自己生活中琐屑小事或是怀念与自己相交平凡人物，而这些人与事通过他近乎重现的一个个细节描写变得鲜活了起来，展现了他对生命本真、文化内涵的探寻。在实际教学中，只有启发式的引导学生用回归人性本真，回归传统文化内涵的态度去研读细节，加强讨论与交流，才能准确把握孙犁散文的深刻意蕴。
四、比照现实，升华文章文化内涵，达成对学生人格化育的目标。
孙犁的散文之所以直到今天都备受推崇，除了其文字之精、情感之真外，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文章所蕴含的传统人伦之美、文化之美，放到今天格外有警示价值。例如《亡人逸事》所表现的传统举案齐眉、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爱情观，与当下速食爱情、闪婚闪离等不负责任的情感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提醒人们在物质生活改善的今天更该珍视家庭、珍视情感。孙犁在70年代末开始新一轮散文创作时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的文字让我们读到了忧郁甚至是垂暮之气，但他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并不会过时，他的散文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认识生活的文化视角。在课堂教学的最后环节，应把对文章的主旨理解由情感上升到文化领域，引入文化视角的概念，引导学生不脱离文本谈文章的艺术价值，实现人文感知的目标。
著名作家贾平凹这样评价孙犁：“孙犁只是一个孙犁，孙犁是孤家寡人。他的模仿者纵然万千，但模仿者只看到他的风格，看不到他的风格是他生命的外化，只看到他的语言，看不到他的语言有他情操的内涵，便把清误认为了浅，把简误认为了少。”②贾平凹的话提醒我们只有用求真的态度走进孙犁的作品，了解这个人，体会这个人生命旅程中的喜怒哀乐，才能正确的解读他。所以我们语文教师唯有放下浮躁、放下功利，带领学生回归心灵，回归传统的去研读孙犁散文，才能接近抵达孙犁散文的真正内涵，帮学生寻找到观察体味生活的另一种视角。
注释：
①孙文辉《<亡人逸事>细节描写对比赏析》，《语文建设》2012年7-8月刊，96页。
篇5
摘要《秦腔》是一部“反史诗的乡土史诗”,是贾平凹对将要成为绝唱的农村生活作的“挽歌”。在小说中,贾平凹大量使用了陕西方言,使作品体现了个性化、乡土化、民族化的语言特色。同时,作者还采用了象征的手法,通过秦腔的衰败,象征了作家精神家园的颓败和失落,显露了作者写《秦腔》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忘却的记忆,失去根的哀叹,是一次寻根的过程。
关键词:贾平凹 《秦腔》 语言艺术 失落家园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小说的成功显示了贾平凹在艺术追求和精神诉求再一次向故乡家园的回归。
贾平凹曾在多种场合声称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20世纪70年代末初涉文坛的贾平凹带着浓厚的乡恋情结,创造了田园牧歌式的商州乡土文学。90年代,贾平凹小说创作有了显著变化,由乡村创作转向城市书写、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废都》、《白夜》等作品中都透射出作者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可见,贾平凹虽在城市生活多年,俨然已是一个城里人,但他却从未脱胎换骨,骨子里还是一个“乡下人”,他极力嘲讽虚伪、不学无术、惺惺作态的城里现代文明人,热情讴歌自己的故乡和故乡的人。小说《秦腔》开头借乐师口说:“很多城里人,当官的、当教授的,其实都是农民,而有些农民其实都是些艺术家。”在城市里,作家只有困惑、迷茫、痛苦,鲜有快乐。1997年贾平凹回到了阔别已久、朝思暮想的故乡。经历了情感的困惑与悲虑后,作家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灵栖息地,最终他的“乡土情结”和“乡下人意识”再一次把他的目光吸引到生他养他的故乡,使他寻觅到了丢失已久的精神家园。满载着对故乡的无限眷恋,怀着一颗感恩和敬畏的心,他开始了《秦腔》的构思和创作:
“商州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是我写作的根据地。我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决心以一本新书为故乡竖起一块碑子。”
《秦腔》在艺术手法上,大胆舍弃了“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典型化”叙述方式,采用了原生态的表现手法。贾平凹用原生、拙朴、粗俗作底色,把农民作为生活的受难者和精神的受难者的真实生存状态呈现给了读者,并发掘出其中人生的、社会的、民俗的意蕴和生活的、心理的情趣。乡人、乡情、乡音、乡土的秦腔艺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乡村社会原生态,寄托了作家长久以来魂牵梦绕的理想中的“故土”的深沉怀念,以及对带着传统农耕文化烙印的秦腔的赤诚热爱。
贾平凹在谈到《秦腔》的创作时说:
“农村的文化形态就表现在日常琐碎生活之中,表现在那些看似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里。以往许多写农村的作品,写得太干净,像是把树拔起来,根须上的土都在水里涮净了。”
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审美观念,贾平凹在语言艺术上开始逐渐摆脱他后来十分憎恶的学生腔而注意自己的语言艺术。这种对语言艺术的锻造使他认识到了方言的价值,使读者能看到乡情民俗,听到乡音土语。在《秦腔》中,贾平凹大量吸收了一些方言词语,并且改造了一些方言,使作品散发出迷人的色彩。这些词语看似粗鄙,但却沉淀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生动传神,意味深长。如:
①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
②几天不听秦腔,心里空空的,耳里口里都觉得寡。
③来时我还怕你老封个脸。
④梅花说:“停电了,电又停了!”立时黑暗中一片寂静,大家都在原地不敢动,梅花在划火柴,在找煤油灯,喊:“翠翠,把厦屋墙窝子里的煤油灯拿来。”
例①中的“泼烦”,意思是繁琐,例②中的“寡”,意思是很淡,例③中的“封”意思是“板着脸”。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土语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效果很奇特,韵味一下子就出来了。例④中的“厦屋”是关中和商洛的一种特有的民居。这种房屋通常建在正房之后,整个院落中心地带一侧,靠院墙建立。院墙是用土打出来的。厦屋的特点是“一面流水,没有屋脊。”这就是所谓的“陕西怪”之一的“房子半边盖。”这种房屋是关中人独特的生活景观。民居的发展变化,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与民俗风情。随着生活的日趋现代化,这些词汇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也将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视野。这些日常生活词汇与民俗事项的日渐消失,意味着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一个时代的过去,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情趣和集体心理的消失。贾平凹在小说中对行将逝去的日常生活词语的呈现,使其小说整体上显示出一种悲凉的怀旧的温情和强烈的失落感。他在进行着复活日常语言中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民俗词汇的努力,体现了其独特的民间文化价值立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审美体验和情感评价。这些看似挺土的语言词汇,经过作者的锻造,取得了意想不到的修辞效果,给读者以全新的审美享受,而且也实践了作者原生态地、不加雕琢地把一群乡民泼烦的日子纤毫毕现、一丝不掉地呈现给读者看的艺术追求。贾平凹这种力求完整保留乡土原汁原味的自然主义写作态度,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使命感。随着城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故乡的风俗、故乡的语言、故乡的情感必将发生重大改变甚至消亡。作家无法挽留现实,但却可以忠实地记录历史。
《秦腔》的另一语言艺术特征是作家有意识地将时间艺术、抒情艺术的音乐融进符号艺术、叙事艺术的小说之中,使之成为小说艺术极有活力的表现手段。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语言,可以直接在人物性格、心理刻画、环境描写中表现出来,以秦腔曲牌之丰富,要选择来表现人物的各类性格、各种心情,简直游刃有余。在《秦腔》中,秦腔音乐和锣鼓节奏可以用来渲染人物的心理活动,用来营造气氛,用来表达书面文字难以表达的言外之意。贾平凹对声音一直是比较偏爱的,他在作品中对声音效果的追求近乎苛刻,他认为作品“首先要在语言上合我的意,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挑字眼、修辞,甚至还推敲语感的节奏。喜欢念给人听,念的过程中,立即能感觉出什么地方的节奏、语气有毛病,然后再做局部调整。”贾平凹不仅认识到声音与意义的关系,而且将这种关系上升到有意蕴,上升到有意味的形式,上升到情感与创作者的全部生命体验之中,使语言适合自己的生命状态,契合自己的感受。因此,可以说贾平凹的语言相当风格化,首先是这种不可重复的生命感受与语言的内在声音结构形成的格式化。其次,作品中对秦腔曲牌的反复运用,也是一种大胆的艺术尝试,它使作品在阅读上有了一种立体的效果,对烘托人物命运和生活气氛起到了悲壮的作用。贾平凹写过散文《秦腔》一文,他对秦腔作为一个地方古老的剧种对人的情感作用、性格熏陶、民情民俗的情感等有深入的研究,对秦腔艺术理解很深,所以能够非常准确地以秦腔作为乡土文化消解的观察点,这对小说的粗犷的风格的形成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另外,《秦腔》还采用了象征手法,从而增加了小说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意象的复杂性。秦腔是《秦腔》的魂脉,它是秦川大地天籁、地籁、人籁的共鸣,是作为小说艺术存在的重要标志。秦腔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艺术,还象征着传统的道德、风土人情。秦腔由兴而衰,是当今社会深刻变化的结果。秦腔是乡土生活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艺术形式,秦腔与乡土人情、乡土审美难以割舍分离,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下,秦腔走向了衰败和没落,它与古老乡村文明一样,难逃被抛弃的命运。这里虽然有崇高和悲壮的意味,但也流露出现代化过程中的孤独、尴尬和无奈。秦腔是小说的主旋律,作者通过象征的手法,将秦腔艺术与个人的命运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秦腔》中的夏天智是传统艺术的守护神,是乡土文化之魂,是乡土道德的忠实信守者和最后传人。他酷爱秦腔,义务地宣传秦腔,秦腔是他一生离不开的生命音符,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正是对秦腔的这份挚爱,才造就了他的悲剧人生。坚守传统道德观念,在清风街享有美誉,有面子的他怎么也接受不了自己的儿子与儿媳离婚。离婚,这个在儿子看来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却使夏天智感到面子全无,从此精神一蹶不振,最终带着遗憾、愤怒和羞愧离开了人世。夏天智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守护者,他的死象征着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瓦解。
《秦腔》中的女主人公白雪是秦腔艺术的精灵,秦腔文化是白雪的魂魄。白雪用秦腔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并把自己的一生都托付给了秦腔,她是秦腔艺术最忠实的捍卫者。然而,白雪的结局是不幸的,她所在的单位秦腔剧团解散了,她也下岗了,最终沦落到只为丧事而歌的地步,后又惨遭丈夫遗弃,更加不幸的是她生下来的女儿是个怪胎没有屁股眼。这样作为天使化身的白雪,她前面的道路似乎将会变得更加艰难了。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她的身心劳累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到的。虽然我们主张艺术取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提炼和加工,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但是,我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将《秦腔》中的白雪和现实生活中的贾平凹前妻韩俊芳联系在一起,并且惊奇地发现二人竟然是如此的神合。贾平凹的前妻韩俊芳温柔美丽、贤淑大方,原是陕西省丹凤县秦腔剧团的花旦,贾平凹在前期“商州系列”作品中一直把她当作天使的化身,大加礼赞。后来两人因为矛盾,离了婚,女儿和妻子一起生活。当他再次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棣花街时,睹物思人,怎能不想起自己曾经朝夕相处、青梅竹马的妻子。贾平凹是一个重感情、善怀旧、多愁善感的人,因此与其说他是对白雪未来的深深忧虑,毋宁说是对自己前妻前途命运的叹惋、担忧和默默地关注。因此,秦腔和白雪不仅仅是一种古老的曲艺形式和艺术的精灵,他们还是天地之间的灵物,是秦川大地上人们艺术与生活智慧的结晶,他们象征着故乡的精神家园。秦腔的衰败、白雪的悲剧象征着贾平凹苦苦寻觅的精神家园的失落,那种带有原始的、纯朴的人际关系的故土的消失,让作家感觉到了极大的失望、苦闷、迷惘和焦虑。
《秦腔》中的张引生是作者用心刻画的一个极具神秘色彩和奇异功能的人物。他在清风街是一个爱情的失败者,生活的失败者,又是一个生理功能残缺者和预言家。他对清风街各种人物了如指掌,体现着传统乡土文化社区中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和彼此不设防。作家借助于这个人物,把传统的客观叙述无法表达的思想和感情传达给读者。张引生是孤独者,又是清醒者,他对美和品位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暗恋着清风街上公认的天仙一般美丽的秦腔花旦白雪,但是因为得不到白雪而自残。他的灵异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为作品带来了叙事的空灵和解密的功用,同时也迎合了中国读者对神秘文本的阅读期待。
贾平凹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他的“乡下人”意识使他无法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使他对城市文明带有极大的偏见和排斥,于是他很想到故乡商州寻找心灵的慰籍。然而,故乡的山还是那山,故乡的水还是那水,可是故乡的人却已经变得让他不认识了。贾平凹作为农村出来的知识分子,故乡已然是最熟悉的陌生体。因为熟悉才会有疏离,因为陌生又有了审美的距离。也许故乡毕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所以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又由于各种原因,故乡已经不再是记忆中的故乡了,所以也就有了审美距离。《秦腔》是怀旧的、哀婉的表白,是一种无奈的挽歌。它是贾平凹对行将逝去的故乡的纪念碑,也是他漫长的精神旅途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他一贯视为精神家园的乡土的失去。从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意欲告别、忘却故乡的心态以及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态深深地忧虑和迷惘。
注: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号:07JK158)。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2] 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3] 肖云儒:《〈秦腔〉贾平凹的新变》,《小说评论》,2005年第4期。
[4] 贾平凹:《我给故乡写了一本新书》,《光明日报》,2004年12月31日。
[5] 李时薇、王家平:《〈秦腔〉的方言与关中文化风俗研究》,《当代视野》,2009年第4期。
[6] 贾平凹:《贾平凹与穆涛七日谈》,《贾平凹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篇6
作者简介：侯长振（1977―），男，汉族，山东菏泽人。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菏泽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 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摘 要:文章结合具体语境，对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思潮进行梳理，归纳出上世纪90年代主要存在包括闲适散文思潮、学者―文化散文思潮、新散文思潮在内的几股散文创作潮流，并进行比较与反思，希望从中找出某些历史经验，对今后的散文创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散文；闲适散文；文化散文；新散文
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早已证明，20世纪的“五四”时期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正如鲁迅所言，“五四”时期“散文小品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但散文的辉煌也仅仅存在于“五四”时期那一特定的时代。此后散文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似乎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一路领先的是现代小说、诗歌，甚至是西方舶来的戏剧。这一情况的改变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经历了“”浩劫，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松动，散文创作开始复苏；而散文写作的又一次繁荣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以及现代化程度的增强，当被认为文学“精英”的小说和诗歌一步步走向“失语”的时候，时代选择了自由抒写、形式活泼的散文。散文在90年代获得了长足发展，从而形成堪与世纪初的“五四”时期相比肩的又一个散文创作高峰。其间既有“文化散文”“作家散文”“学者散文”，又有“小资散文”和“新潮散文”“先锋散文”等等，不一而足。倘若从思潮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大致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梳理为闲适散文、学者―文化散文和新散文三股散文思潮。
一、“闲适散文”思潮
闲适散文思潮是典型的时代产物。首先，它与90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讲求娱乐、趣味和物质享受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的某种共识。快餐式的文化消费成为时尚，闲适散文正是其中的一种。同时，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传媒有了极大发展，随着传媒的发展和报纸的改版以及各种各样“副刊大战”的加剧，报刊散文或专栏散文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再者，闲适散文思潮在90年代之所以大行其道，还受到30年代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闲适”散文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些出版社敏感地把握到了社会的脉搏和读者的心理需求，及时推出了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现代散文大家的散文随笔，并迅速在读者中传播开来。“五四”至30年代大量散文作品的重版并热销，在新的时代营造了一个良好大散文发展的氛围，吸引众多作家到散文园地来大展身手。从读者方面来说，在为生存而疲于奔命的闲暇之余，也需要片刻的安宁，需要一种既轻松愉快又能调节心理的阅读，闲适散文，无疑满足了现代人这种心理和精神需求。任何一种文学思潮的发展，都离不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变化，90年代的闲适散文思潮，恰恰印证了文学思潮发展的这一规律。
90年代的闲适散文思潮涉及的范围较广，包含的散文品种也较多。包括“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甚至一些没有思想含量却颇具媚俗倾向的“伪文化散文”或“假学者散文”。从散文的题材选择和写作姿态来看，这一散文思潮的创作特点一是“俗”；二是“闲”。作家常常以平民的视角，以平凡的姿态面对世俗，我们在这类散文中极少见到重大的题材和壮阔的画面，也感受不到时代的精神和激烈悲壮的抒情，我们读到的只是一些无关宏旨的凡人俗事，比如饮食、衣着、养花、蟋蟀斗、菜市、澡堂或者民间风俗、传说典故等等。此外，还有乡间的回忆、童年的趣事和现代的生活时尚，不一而足。当然，也有一些作品谈禅论道、寄情于山石、明月，或借助一些生活小事表现传统士大夫那种甘于淡泊、幽默达观的情趣。尽管这些散文已没有“五四”时期的“性灵散文”那份典雅、优美与高贵，也缺少一种深度模式的追求，但它们毕竟顺应了商业社会的要求，贴近了现实生活和读者，因此，它们理所当然成了读者的宠儿。
闲适散文思潮是时代的伴生物，是散文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走向普及化的不无意义的实践。闲适散文作为一种消费品，它固然需要迎合商业社会中的读者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倘若能在日常生活视野中去观照一般民众的生存状况，表现他们在感情和精神上的积极因素，展示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生活形态的话，闲适散文也不致沦为时代的一个注脚和点缀。但这毕竟只能是假设而已。
二、“学者―文化散文”思潮
这里的“学者―文化散文”是包括了“学者散文”和“文化随笔”在内的散文样式。既有张中行，金克木，陈平原等纯学者身份的散文，以余秋雨散文为代表的“大”文化散文，还包括了以史铁生、张炜等作家创作的另一种风格的作家散文。正是创作主体的强大，决定了20世纪90年代学者散文、文化随笔和作家散文创作的繁荣，使得“学者―文化散文”成为散文领域的一道重要景观。
学者散文是指“主要由学者创作的且以才学、理趣等学术文化内涵见长的散文作品”①。现代意义上的学者散文出现在“五四”文学以后，从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到四五十年代的钱钟书、梁实秋、秦牧等，都写下了许多文化品位极高的学者散文。六七十年代由于文化受抑，学者散文曾一度沉寂。新时期以后，学者散文的传统才得以修复并进一步发展。
学者散文在90年代的崛起与繁荣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动因。首先，从文化境遇上90年代的中国处于历史转型期，纯粹的学术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与压抑。散文文体的选择固然是一种被动但同时也表达了一种自觉。其次，学术文化价值观念在大变动时代的失落，极大地刺激了知识者良知中的忧患感。以专家学者的身份步入文坛成为散文作家，是学者对民族文化命运内心忧患的责无旁贷。第三，从客观上文字媒体，主要是杂志、报纸副刊等，提供的大量版面，成为学者散文崛起的重要保障。学者散文大都蕴含着浓厚的人文精神和学者情怀，表现为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对文化价值观念的关注，反射出巨大的文化与历史内涵。在诸多学者中，以张中行、吴冠中、周国平、陈平原、钱理群、朱学勤等为代表，创作了大量以深厚的思想力度和凝重的批判立场见长，引导社会向理性与自由方向进步的学者散文。
如果说“闲适”散文思潮是关注当下、面向凡俗的创作，文化散文思潮则是连接传统，面对历史的思考。文化散文的滥觞，应归功于两个文学事件：一是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二是贾平凹提倡“大散文”主张并引发一场论争。
早在1988年，余秋雨便在上海的《收获》杂志开辟专栏发表文化散文，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正是由于《文化苦旅》以及稍后的《文明的碎片》和《山居笔记》的问世，文化散文思潮才渐成气候。从理论方面来看，文化散文思潮的旗手则非贾平凹莫属。90年代初，贾平凹在他主编的散文月刊《美文》中率先打出了“大散文”的理论主张。提出“‘大散文’是一种思维，一种观念，不能简单说成这样写就是‘大散文’，那样写就是‘小散文’，或别的不大不小的散文”。“大散文的观念要注入我们的意识里，深深地注入”②。贾平凹的“大散文”理论主张虽然遭到了刘锡庆等一些论者的批评，但客观而言，“大散文”理论对于传统的散文理论无疑是一种冲击，对于纠偏越来越走向小气、走向甜腻的当代散文创作功不可没。至此，在创作和理论的实践和倡导下，文化散文热火朝天地发展开来。
“大散文”与“文化散文”有关联但两者不能完全等同。“大散文”的内容较广较杂，它既包含着“文化”的许多内容，也涵盖了没有多少文化内涵的社会散文、记叙散文和旅游散文等；而文化散文主要以文化思考和文化意味为特征，严格来说，它只是“大散文”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同时，“文化散文”也不完全等同于“学者散文”。有的学者散文本身就是文化散文，而有的学者散文却必须排除在文化散文之外。文化散文主要是作家在创作时采用了一种文化的视点，同时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思考，有优美的文笔和浓郁的情调；而90年代的不少学者散文并没有采用文化的视角，也缺少文化的内涵，它所叙述的要么是过去的书斋生活或校园生活，要么是闲谈一些“书话”，或者将所学的专业知识通俗化和普及化。既没有文化上的独特思考，也没有在散文中体现出批判的意识和现代精神，更没有生命情调的渗透和优美的文学表达。
20世纪的90年代，包括王小波、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王安忆等在内的诸多作家，也创作了大量的文化含量较高的作家散文，壮大了文化散文的阵容。“学者―文化”散文思潮之所以能蔚为大观独树一帜，能够激发起读者的无限热情，主要原因是文化散文是一种“大气”的散文，是对过去的“小气”“小格局”散文的一种超越；同时它具有浓厚的文化含量，将“人文山水”、历史的进程、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人类的困境等重大命题置于侃侃而谈的叙述中，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学者―文化散文”思潮在风光了多年之后，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一些学者追求成名和时常效益，损害到学者散文的质量；刻意追随余秋雨的“苦旅”模式，从而把文化散文引向理性过于强大而感性欠缺、“文化”有余而“文学”不足的偏颇。
三、“新散文”思潮
新散文思潮也叫新艺术散文、新潮散文、先锋散文等。这是90年代散文界的一道奇特风景。新散文是在散文界呼唤“散文变革”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90年代中国历史与文化进入全面转型时期，散文也日益呈现出失去其艺术原创力而走向商品化、模式化的危险态势。1998年初，《大家》杂志开设“新散文”专栏推出一批散文作品。这批散文作者包括张锐然、于坚、王小妮、海男等。他们不满于当时散文创作的现状，试图将蓬勃的激情与深邃的思索融入散文创作中，进行一种将诗与散文融合的跨文体写作实验。
刘烨园在《新艺术散文札记》中较集中地提出了新散文的理论主张：“打破‘形散神不散’的套路。……大量进入想象、虚构和组合；它不再完整、明晰，变得更主观更自我更灵魂更内在也更膨胀更支离破碎。”在老愚编选的《群山之上•新潮散文选萃》的“编选者序”里，对“新生代散文”的概括则是“回忆的终结”“抒情的解体”和“新潮的散文语态”。王兆胜发表于《山东文学》上的长篇论文《新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其命运》，则集中探讨了“现代主义散文”的内容和艺术特征，可以说是对新散文思潮的全面性总结。
新散文思潮是一个宽泛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的概念，而构成这一思潮主体的作家也相当庞杂。这里既包括了曹明华、老愚、冯秋子等“新生代”的散文作家，也包括了胡晓梦、杜丽、张锐然、庞培、止庵、钟鸣、于坚、洪烛等新潮或后现代主义作家，甚至还包括南帆、刘烨园、斯好、余杰、孔庆东、王开林等追求散文创作的深度模式、创作态度较为严肃的作家。新散文的与其他散文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异质性，即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与创新性，这也是能把这些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创作范式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差异的散文集体命名为“新散文”的最主要原因所在。新散文不同于闲适散文和学者/文化散文之处即在于它是以反叛的姿态向传统的散文创作和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散文话语进行反讽与解构；一是表现个体与现实世界的认同、对抗与疏离。他们既是现代文明的追随者和享受者，但又时时厌倦这个物欲横流、人欲膨胀的世界，于是回到心灵，在怀疑和游戏中探询人的生存价值，寻求人的精神家园，从而使得他们的作品成为怀疑与矛盾的混合体。
新散文更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在散文文体方面的探索与创新，故而有很多评论者把这一散文创作样式命名为“新艺术”散文。在结构上，他们的散文打破了传统散文的顺序叙述方法，用“情绪”或“意象”来结构主旨；在叙述上，新艺术散文改变了传统散文作者与叙述者合一，和第一人称的全知全能叙述视点，而是多种叙述手法并用，有的还吸收了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的表现手法；在语言表达上，新散文走得更远，他们的语言不仅富于感觉、体验的张力，而且充满了隐喻、暗示和反讽。此外还有大量的奇特的词语组合，以及语言的扭曲、变形和夸张，正是这些“陌生化”的语体加上其他方面的艺术形式上的探索，新散文思潮才有可能对现有的散文秩序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冲击。
以“艺术”创新的新散文写作在90年代前期曾红火一时，但到90年代末之后逐渐平静，最终归于沉寂。有人认为这是新散文破坏颠覆了传统的散文规范，在艺术上引进了太多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而导致的“水土不服”所致。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新散文创作者在思想观念上的过于偏激，在心态上的过于浮躁，加之太多的思想苍白、生命匮缺和支离破碎而导致的与文学产生的巨大鸿沟。新散文由于自身和时代的原因像当年的“先锋小说”一样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不无慷慨和悲壮。但它对于当代散文写作的探索勇气以及对当代散文创作的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中国散文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丰收，形成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尤其是在时隔多年之后――90年代散文的确存在某种“苍白”和“虚浮”现象。主要表现为媚俗倾向（散文创作一定程度上成为商品经济的产物，通俗文化的变种，不自觉中降低了散文的格调）和思想苍白（不少散文内容屑碎、思想苍白，甚至是无话找话且多为废话，损害了作家的名声）。即便如此，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创作仍然以其探索和实绩为中国散文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应该把90年代的散文思潮置于整个20世纪散文创作的历史中去考察，放眼全局又做具体分析，全方位地探讨其潮起潮落的原因。
时至今日，散文发展的90年代已与我们具有相当的距离。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距离，使我们具有梳理与反思的某种可能性。不论当时的我们如何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而急于为每次刚出现的散文潮流来感性地命名，甚至不无武断地盖棺定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时隔多年之后我们的反观与思考。而这种梳理与反思，既能正确总结其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并且对于繁荣当前及今后的散文创作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释：
篇7
景美。我们须思考这两个问题：景美在何处？你觉得为什么写得这么美？从文章整体来看，景美在“镜中之月”“院中之月”“杯中之月”“眼中之月”“空中之月”。从局部来看，景美在“镜中之月”，“先是一个白道儿，再是半圆，渐渐地爬得高了，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我们都高兴起来，又都屏气儿不出，生怕那是一个尘影变的，会一口气吹跑了呢”。作者用拟人的修辞手法将月亮写活了。而“尽院子的白光，是玉玉的，银银的，灯光也没这般儿亮的”，将月亮写得如玉般温润，如银般灿亮。“院子的中央处，是那棵粗粗的桂树，疏疏的枝，疏疏的叶，桂花还没有开，却有了累累的骨朵儿了。我们都走近去，不知道那个满圆儿去哪儿了，却疑心这骨朵儿是繁星变的……”此处，颇有童趣的想象将天上人间融为一体，认为花儿就是天上繁星开在人间的骨朵儿。
人美。俗话说“一切景语皆情语”，景美不仅为写景本身，更是借助景的美写人的美。“我”“妹妹”“弟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与丰富的想象力，单纯、天真、可爱。文章用语言描写、心理描写来展现。而“奶奶”是作者有意塑造并寄托理想的一个形象。奶奶了解、爱护并注意培养孩子的童心童趣，她还是一个高明的教育家，注意引导孩子关注世界、探索自然，巧妙地调节孩子们之间的纠纷，并教会孩子什么是心灵的高尚。
构思美。文章中有几个突出表现。首先是角度新颖，以一个孩童的角度切入，以孩童的言行、感受和心理来写月亮，充满了童真童趣。其次，文章线索清晰，按照盼月亮、寻月亮再到议月亮的顺序依次展开，而其中寻月亮则按照“中堂里”的月到“院内”再到“院外”的月的顺序来写。再次，文章整体结构也首尾衔接紧密，开头“寻月”最后“找月”，起先“争执”，然而最终“相依相偎”。
立意美。月亮象征着圣洁、光明、美好事物或思乡的情绪，而本文把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热情追求都浓缩到对月迹的追逐之中。因此，本文的“立意”则美在其丰富而深刻，新颖而脱俗。透过文章所写的不同之月，寻月、议月更使人想到很多，此外，孩童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对美的追求也参与构建了立意美的多层内涵。
语言美。本文语言含蓄凝练，富有诗的韵味。拟虚为实是一种重要的写作手法，作者巧设参照物，将无形无态的月迹写得可触可感，用竹帘、葡萄叶、小酒杯、小河水、小孩子的眼睛、瓷花盆儿、锨刃儿清晰地写出了月亮轻盈的踪迹，如飘逸的少女，又像淘气的小男孩，可触可摸，有情有义，令人惊喜，富有情趣。
课文背后的故事：
贾平凹的散文集《月迹》给我们展示了一种静虚的意象――月、水、山等等。这些颇具象征意味的意象，使他的作品意蕴深远，情味悠长。
篇8
已故作家郑逸梅先生喜欢收藏砚台、尺牍、扇子，他说：“文房四宝，以砚最具耐人摸索玩赏。”据说，他曾藏有一块三国吴主孙皓建衡专砚，砚的四周刻有跋识，其中有米芾的跋语，这块古砚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著名作家贾平凹喜欢收集石头，凡是能找到的奇妙石头都收来放在书房，宝贝似的供着。那些石头在他心中会说话、会思考，像朋友一样，有时他会在写累时对着石头自言自语一番，别人可能觉得奇怪，而他却认为是在与石头交流。在他的名篇《丑石》中，你若细细地体会，总会找到性格像石头一样倔强的人物。除了石头，贾平凹还喜欢神佛一类的收藏，我在他很多作品中都看到了这些痕迹，不仅小说中会有此类隐喻，就连散文中，也多有这类象征。他的散文《太白山记》犹如聊斋，人物似人、似仙，游走于人神之间。
台湾女作家三毛喜欢周游世界，也喜欢收藏。她每到一地，总要买一些喜欢的东西带回去。像彩色的石头、银制的脚环、彩陶、玉石、挂毡等。她把这些收藏品拍成照片，配上文字，写成《我的宝贝》一书。
老作家邓友梅喜爱鼻烟壶，他收藏的烟壶有玉石做的、玛瑙制的、水晶雕的、瓷质造的，美不胜收。邓友梅那富有激情的心动，都灌注到精美的鼻烟壶里，若他笔下有了生命感觉的鼻烟壶一样，是真品，更是珍品。
写出精彩剧目《桃花扇》的清代著名剧作家孔尚任非常喜欢收集扇子。在他写作名剧《桃花扇》的过程中，“桌上总是放着一把山东特产‘鲁缟’制的扇子。上面画着桃花数朵，鲜红如血，每当写到桃花扇的内容时，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对之端详一番”。
肖复兴迷恋收集音乐家传记，收藏音乐会精美的节目单。因而他不放过任何一场由国内外著名演奏家演出的音乐会。他曾在《你还能够感动得流泪吗》中写道：“音乐家贝多芬曾经说过：‘没有一个善良的灵魂，就没有美德可言。’能不能够被哪怕一丝微小的事物而感动得流泪，是检验我们心灵品质的一张PH试纸。”
评论家雷达与他人不同，醉心收藏古生物化石，古生物在石头里的巧妙定格，使雷达慨叹不已。每当他抚摸一块块动物化石时，不管是昆虫，是龟，是蜻蜓，总惊讶于如此灵动的身躯何以一霎间凝固成眼前这种特定的形状？他说，我迷化石，就是迷这种不可索解的悲剧美。
老舍先生爱看戏，更喜爱收藏名伶的扇子。说及此事，还有一段故事。梅兰芳是较真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主演《晴雯撕扇》时，在上台之前，一定亲手画一幅扇面，装上扇骨，带到戏台上去，当场再把扇子撕掉。演一场，就画一幅撕掉。梅先生的琴师徐芝源先生看了，十分心疼，待戏散后，就把撕坏的扇子拾回来，重新装裱好。后来，他把裱好的扇子送给老舍一把。老舍得知扇子的来历后，深为感动。喜爱戏剧的老舍，自此心弦一动，之后他就多方收藏梅、程、尚、荀、裘派名伶用过的扇子，可谓“伶扇荟萃”。
篇9
关键词：创作分析
1 《秦岭里最美的地方是商洛》的创作背景
1.1 歌曲的创作溯源。商洛，因境内有商山、洛水而得名。地处陕西省东南部，西邻古都西安，东瞰南阳盆地，北接八百里秦川，南带江汉平原。这里有得天独厚的旅游文化资源。大秦岭浩瀚深邃的文化积淀滋润着商洛这片文化沃土，也为今天商洛旅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文化资源。但是商洛市由于地处大山之中，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自然资源，却没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在全国旅游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商洛市市委市政府根据商洛市的实际情况，紧跟时展，抓住历史机遇，重资打造《秦岭最美是商洛》这一生态旅游品牌，精心组织首届中国秦岭文化旅游节，歌曲《秦岭里最美的地方是商洛》这首作品根据这次文化旅游节的主题所特别创作的。
1.2 词曲作者介绍。曲作者赵季平生于艺术世家，《秦岭里最美的地方是商洛》沿袭了他歌曲的一贯优点，也是他音乐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诉温婉而不失大气，歌豪迈却不掉柔情。这首歌曲描述的是大秦岭脚下商洛美丽的大自然景色。
大秦岭之子贾平凹，在家乡领导的盛情邀请下，生平第一次涉足歌词创作，一首以《秦岭里最美的地方是商洛》命名的“处女作”抒发了这位世界级作家对家乡山水的无限情怀歌词。
2 歌曲创作分析
2.1 歌词的分析。“在秦岭的南坡，有一个地方叫商洛。那里的小路牵引着无数山峰走过，那里的清泉流淌着世代耕读的传说。在秦岭的南坡，有一个地方叫商洛。那里的白云开放了万千绚烂花朵，那里的山歌唱出了祖辈梦想的生活。”从歌词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视线是从远到近，将商洛的大体形貌用几句非常简单、上口的语言就将其表述出来了。第三、六五、十二句“那里的小路牵引着无数山峰走过，那里的清泉流淌着世代耕读的传说，那里的白云开放了万千绚烂花朵，那里的山歌唱出了祖辈梦想的生活。”这是一些非常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话语，表面看起来是描写小路、清泉、白云、山歌这些自然风景，实际上是用“牵引”“开放”这些动词采用比拟的手法来修饰，用“小路”牵引“山峰”、用“白云”开放“花朵”，为原本沉寂的大自然风光变得生机勃勃，富于活力；用“清泉”流淌“耕读的传说”用“山歌”唱出“梦想的生活”，商洛本来就是一个农林为主的地方，深居大秦岭深处，这里的劳动人民世代农耕，作者这样写是要表现这里辛勤的劳动者；用“山歌”唱出“梦想的生活”，祖辈梦想什么呢？梦想着一个交通便利，经济发展的商洛，这样写写出来商洛人民的心声。
第二段表达了对于商洛美好未来发展的急迫心情。“摘一朵白云给你，掬一捧清泉给你，唱一支山歌给你”，为了商洛美好未来的发展，用“白云”“清泉”“山歌”这些的事物实际上表现了更加宽泛的想法，为了这里，我愿做出我所能之力。“我的商洛、我的商洛”，重复的出现加强了语气和意境。“哎呀”一词更是加强了这种情绪。最后“秦岭里最美的地方是商洛”收尾，表明和加强了主题。
在艺术特征上表现为：①表达的主题具有深刻性、集中性，这首歌词旨在表现商洛的自然与人文之美，作者通过对自然的描写，写出了自己对于商洛这篇热土的无限深情。②表达的情感具有根本性和真实性，“情者歌之根，歌者情为本”，从词中的描写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写的不仅仅是景，更是对于这个地方的款款深情。③韵律的和谐性、明快性，这首歌词极富这特征，在词中每句的结尾如“坡（o）”、“洛（o）”、“过（o）”、“说（o）”、“朵（o）”、“说（o）”，都是以作为“o”韵母，合辙押韵，韵律感强。
在歌词的写作手法上采用了：①直叙，首句就是“在秦岭的南坡，有一个地方叫商洛。”，开门见山的表明了商洛的地理位置，简洁明了。②比拟，这种手法运用的比较多，如“小路”牵引“山峰”、“白云”开放“花朵”，使描写的事物更具活力，更加的形象化。③重复，在歌词中“我的商洛、我的商洛”，这样写加强了语气，更抒发了强烈的思想感情。
2.2 词曲在表现上的统一性。靠人声直接演唱的歌曲，是音乐艺术的品种之一，是文学和音乐的完美结合。作为文学的歌词，作为音乐的旋律，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完成着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内心情感抒发的任务。这首作品在此完全体现了这一特点，在歌曲的A部分，音乐主要是级进，正能符合这一段词作者在叙述，在慢慢的吐露情感；而到了B部分，歌曲顺应词的需要，情绪突然高涨，全曲进入，音调也突然变高，词作者的感情在这一部分达到了充分的表达。
3 歌曲创作上给予的启示
这首作品是一首很好的典范之作，他既表达了商洛贫困地区的人们对未来商洛的发展充满美好希望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又使更多的人来了解商洛，走进商洛，为商洛的旅游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分析此作品，能够得到的启示很多。
从音乐创作方面：第一，创作者要热爱生活，体验生活，善于观察生活。不论是词作者贾平凹还是曲作者赵季平，在生活中都不乏多看、多听、多分析，扩大视野，增加生活积累。不但对各种人、各种事善于体察、分析，还对美好的大自然――山川、田野、大海、江河、风、花、雪、月……有着深刻的了解。向他们这样的著名文学家和作曲家，如果做不到这些，怎能创作出令人有美感的作品呢？怎么会成为“家”的称号呢？只有这样，他们想写有关题材的歌曲时，才能深有体会，写出有意义、有价值的作品。
第二，创作者要善于学习各种音乐语言。歌曲是通过音乐语言来表情达意的，所以要想写好歌曲，首先要学会积累丰富的音乐语言。创作者若想写好歌曲，也要不断积累丰富的音乐语言，供自己在创作实践中运用。
第三，创作者要有相当的文学基础。贾平凹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试问他能创作出这首美好又赋予内涵的作品吗？歌曲是音乐与歌词的结合，因此歌曲作者的文学水平将直接关系到歌曲的创作质量。要热爱文学，关心文学，并不断提高文学水准。对于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尤其是诗词，应给予很大的关注。歌曲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比如对各种诗词的了解，包括流派、创作及声韵特点等。这样就能从色彩纷呈、数量众多的歌词中择优谱曲，甚至可以自己动手写词。在创作实践中，因为歌词选择不当，致使整个歌曲创作失败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作曲家在音乐上很下功夫，但由于忽略了歌词的作用而最终未获成功。
《秦岭里最美的地方是商洛》是一首形神兼备的作品,它之所以受到大众的喜爱,是因为它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无论是节奏还是旋律,都具有很强烈的艺术特征,它的创作者贾平凹、赵季平在创作过程中在音乐里融入了更多的思想情感,将歌唱艺术与时代气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追求审美的同时又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他的歌曲总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使人听过后回味无穷。对这部作品进行细致的艺术分析,可以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声乐演唱技巧和音乐修养,有利于培养对于音乐的创造。
参考文献：
[1]马凌云，刘平长.陕西旅游指南[M].陕西旅游出版社，2007.8.
[2]方智诺.歌曲分析与写作[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9.
[3]杨瑞庆.实用旋律学初探[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3.
篇10
小说、诗歌、散文等这些文体的特点不断在我脑海中回转，同时也在不断搜寻品牌方面的知识进行逐一对号，小说的特点与品牌，诗歌的特点与品牌，散文的特点与品牌
突然，所有焦点都停留在散文与品牌的身上：散文的特点“形散而神不散”；品牌核心价值是永恒的，并统帅企业经营和营销传播活动。
“对，”我一拍桌子激动说：“品牌核心价值与品牌定位、品牌表现的关系不正是“形”和“神”的关系吗？”
于是，开始对散文特点“神”与“形”进行逐一分析。
一、散文的“神”与品牌核心价值
众所周知，散文中的“神”就是主题或叫中心思想，它构成了散文的核心，离开“神”也就不能够称之为散文，它所有的表现形式也就变成了行尸走肉。那么，对应品牌战略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品牌核心价值。品牌核心价值在整体品牌战略中属于“神”的角色，也因此被称为品牌DNA，虽然不能算作品牌资产的一部分，但它是品牌资产积累的核心，缺少清晰的品牌核心价值会使品牌资产很难累加，或是积累起来比较慢，甚至有时候会形成负资产。
因此，企业在提炼自己品牌核心价值时一定要慎重。一方面要维持消费者对品牌已有正面的认知；另外一方面要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内部资源。笔者为一些企业提供品牌战略咨询服务中经常遵循这样几条原则，供大家参考。
一是差异竞争对手；二是能够与消费者共鸣，即容易让消费者接受；三是预留品牌延伸的管道；四是有助于品牌价值感的提升；五是符合企业现有资源；六是不与消费者对品牌的原有正面的认知相背离。按照这六大原则，再加上合理的方法（如笔者创立的“市场研究感觉推断法”、“竞争空白填补法”、“正反推导法”、“金三角排除法”等）既可提炼出科学、适合的品牌核心价值。
二、散文的“形”与品牌定位和品牌表现形式
在散文中的形就是围绕中心思想展开的一切表现形式，抒情也好，叙事也罢，都是作为形式演绎中心思想。相对品牌而言，就是品牌定位和品牌表现形式。
首先，品牌定位是如何作为“形”来演绎品牌核心价值的呢？我们通过喜之郎的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喜之郎的品牌核心是“亲情”，也就相当于散文中的“神”。它以儿童市场为切入点进入市场，进而不断将触角伸到其他人群，成为大众消费品。它对于儿童的品牌定位是优秀的、健康快乐的，懂得分享的；对于青少年人的品牌定位是充满青春活动力的、友情分享的；对于情侣的品牌定位是浪漫；对于家庭的品牌定位是温馨、亲切的，充满幸福的；无论他在各个细分市场上怎么演绎，都没有偏离它的“神”——亲情。
其次，品牌表现形式。品牌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平面广告、电视广告以及其他的营销传播形式，还包括企业形象、品质理念、服务理念、生产工艺、内部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