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款通知书范文
时间：2023-03-23 1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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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xxx(对方名称);
现就贵方未及时支付我货款(未按时偿还欠款)一事向贵方致函如下：
xx年x月x日，贵方与我(或"经协商达成口头协议")签订了《xxxx合同》。双方约定,贵方应于货到就付30%的货款(贵方应于xxxx年x月x日偿还欠款xx元)。xx年x月xx日，我依约将货物交给了贵司，然而贵方却并未能按约定及时支付货款,现共欠货款xx元(然而贵方却并未能按约定及时还款,现共欠款xx元)。
本人认为，双方既已有约在先，当全力守信方能长期友好合作，故特致函请贵方于xx年x月x日前将所欠款项支付我.
此致
敬礼
xxx 年月日
公司催款个人通知书范文二
XXX;
现就贵方未及时支付本人租金一事向贵方致函如下：
XX年X月X日，贵方与本人(或"经协商达成口头协议")签订了《XXXX合同》。双方约定,贵方应于XXXX年X月X日支付租金人民币XX元、于XXXX年X月X日支付租金人民币XX元，然而贵方却并未能按约定及时支付租金,现共欠租金人民币XX元。
本人认为，双方既已有约在先，当全力守信方能长期友好合作，故特致函请贵司于XX年X月X日前将所欠租金支付本人。
此致
敬礼
XXX
年月日
公司催款个人通知书范文三
×××厂财务部：
你单位××年×月×日向我厂订购×××，货款计金额×××元，发票号为×××，该货款至今尚未支付给我厂，影响了我厂资金周转。接到本通知后，请即结算，逾期按银行规定加收×%的罚金。如有特殊情况，望及时和我厂财务部×××联系。我厂地址：×××，电话：×××。
×××(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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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本案在审理中，对被告黄伟忠应当承担清偿借款四万元及逾期还款违约责任没有争议，但对保证人谢丽芳应否承担保证责任有下面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保证人谢丽芳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理由是保证人谢丽芳作为保证人与债权人即信联社约定保证期间自1997年6月14日起至贷款本息清偿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双方的这个约定，属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届满之日起二年。本案主债务届满之日是1997年9月14日，所以本案保证人谢丽芳对被保证人黄伟忠借款作保证的保证期间是从1997年9月15日起至1999年9月15日止。虽然截至1999年9月15日，保证人谢丽芳的保证期间已经届满，但保证人谢丽芳又于2000年3月8日在原告信联社向黄伟忠发出的《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上签名，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7?7号《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的规定，视为保证人对原保证关系的重新确认，保证期间应重新计算，原告信联社于2001年3月6日向法院起诉，是在自2000年3月8日起的二年内即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故保证人谢丽芳应当对黄伟忠的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保证人谢丽芳应免除保证责任。理由是，本案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保证期间自1997年6月14日起至贷款本息清偿之日止的约定，根据《解释》的规定，应视为保证期间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届满之日起二年。而本案的主债务届满之日是1997年9月14日，故保证人谢丽芳的保证期间是自1997年9月15日起至1999年9月15日止。原告信联社虽然于2000年3月8日向保证人主张过权利，保证人谢丽芳也在《催逾期贷款通知书》上签名，但不能视为对保证关系的重新确认。原告信联社没有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谢丽芳主张权利，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人谢丽芳应当免除保证责任。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即应免除本案的保证人谢丽芳的保证责任。理由如下：
第一，保证期间是一种除斥期间，这是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最本质的区别。所谓除斥期间，是指法律规定的权利存续期间，当期间届满时该权利当然消灭。这里的权利消灭，应是指实体权利的消灭。除斥期间适用于请求权，也适用于形成权。既然保证期间是一种除斥期间，那么保证期间届满后保证权人就丧失了实体的权利。
篇3
为了规范促进就业专项资金履行开业贷款担保责任的程序，现就有关操作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担保责任的履行范围
1、开业贷款项目在贷款期限届满或贷款银行宣布提前到期日未清偿的本金及利息；
2、开业贷款项目进入追索期所发生的逾期利息。
二、贷款违约的通知和追索
（一）贷款违约的即时通知
贷款银行对期限届满未清偿的；或经银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开业贷款项目，应即时向借款人发出催款通知书，并报**市开业指导服务中心备案。
（二）贷款清偿的追索
贷款银行在发出催款通知书后，对仍未清偿的开业贷款项目，应承担以下追索责任：
1、对借款人的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积极履行追索义务，并先行向借款人的其他担保提出履行要求；
2、向人民法院提出支付令申请，以督促借款人清偿到期债务。
追索期为自贷款期限届满或银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之日起三个月止。
三、担保责任的履行程序
（一）履行担保责任的提出
在追索期结束后，借款人仍未偿付贷款本息的，贷款银行可向市开业指导服务中心提出代位清偿的请求，并提供下列文书：
1、《履行担保责任申请书》(见附件一)；
2、追索情况报告书；
3、《借贷合同》副本；
4、《履行担保责任金额计算书》（见附件二）。
（二）担保责任的核准
市开业指导服务中心按下列规定进行审核：
1、确认对开业贷款项目的申请、发放、担保、追索等程序符合约定的情况；
2、确认贷款银行已履行对借款人的违约即时通知以及债务追索义务。
经市开业指导服务中心审核无误，报市就业促进中心批准。审批的期限最长不超过十个工作日。
（三）担保责任的代位清偿
1、对经审批同意履行代位清偿的贷款项目，由市开业指导服务中心向贷款银行出具《同意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并送促进就业专项资金管理机构。
2、促进就业专项资金管理机构凭《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对贷款银行提交的《履行担保责任金额计算书》与《借贷合同》进行核准无误后，自《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发出之日后第六个工作日上午11时之前，办理向银行代位清偿的划帐支付手续。
《履行担保责任通知书》和《履行担保责任金额计算书》作为该笔划款手续的附件，做帐务处理。
（四）代位清偿后的继续追索
市促进就业专项资金承担代位清偿责任后，贷款银行对借款人的债务进行继续追索，并督促借款人制订分期还款计划。分期还款期限一般为一至三年。
对借款人恶意逃废担保债务的，委托贷款银行向人民法院提讼。
对追索回的款项由贷款银行直接划转到市促进就业专项资金账户。
市促进就业专项资金管理机构根据贷款银行的追索情况，按追回款项的8%（最多不超过10%）的比例，划拨给贷款银行作为继续追索成本。
四、下列情况促进就业专项资金有权拒绝履行担保责任：
1、贷款银行未按规定先行取得借款人的个人担保额部分；
2、贷款银行未按规定承担追索义务；
3、贷款银行故意隐瞒借款人未按时还款和付息情况。
篇4
诉讼时效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与商业银行相比，超诉讼时效不良贷款余额大、清收难、损失重是严重影响农村信用社资产运行效益的现实问题，也是信用社信贷管理质量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债权一但超诉讼时效就变成了自然债，虽然信用社作为债权人可以提讼，但是丧失了胜诉权，除非债务人对债权人的主张不作抗辩，否则，法院将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二、造成贷款失诉的原因
造成农村信用社贷款超诉讼时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农信社的信贷资产重发放、轻管理，贷户征信不联网，信用不良无影响，造成失诉不惩处，补救收回无奖励等因素导致贷款催收不及时，贷户存在农信社的贷款还与不还无区别的心理。
第二，制度原因。由于信贷制度不健全，贷款交接制度、管理制度不完善，地域管理与责任人管理不衔接，岗位轮换、离职调度造成部分贷款管理空白，借款合同、还款记录、催收凭证等证明诉讼时效的材料丢失，难以举证。
第三，意识原因。上至领导，下至员工都没有形成诉讼时效意识，没有在贷款失诉前采取签字催收、债权确认等措施，也没有在失诉后对失诉贷款加以补救、保全。
三、超诉讼时效债权的保全方法
加强债权档案管理，采取逐笔认定、梳理存量、督导调度等管理措施只是最大限度保全贷款诉讼时效的必要准备，要从根本上保全债权还要依靠法律手段，获得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法律认可的超诉讼时效债权保全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签署催收通知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具体保全方式为：向借款人或保证人发送《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或《保证贷款逾期催收通知书》，由债务人在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盖章。借款人或保证人为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的，催收通知书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被授权人；借款人或保证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亲属或被授权人。
借款人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债权催款通知书上签字或者盖章，表明借款人放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产生的抗辩权，债权重新获得了国家强制力保护。运用该司法解释时，需要注意以下相关问题：第一，借款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章表明其放弃了抗辩权；第二，借款人放弃抗辩权不代表保证人也放弃抗辩权，不能视为保证人对主债权重新提供担保，保证人仍然可以主张时效抗辩。
如果债务人及担保人拒绝签收催收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可采用下列方式：一是公证送达方式。邀请公证处一同向有关债务人或担保人送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由公证处对送达行为进行法律公证。二是邮寄催收。但用此种方式催收，必须保证债务人及担保人签收了邮寄回执。为稳妥起见，债务人及担保人拒绝签收催收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时，应当尽量采取现场公证催收方式。
（二）借款人或保证人履行或同意履行义务。
借款人或保证人向农村信用社明确表示同意履行义务，并做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从承诺或相关行为做出之日讼时效中断。由于口头证据在诉讼中难以被法院独立采信，因此对于债务人口头表示将履行还款义务的，应当要求其提供有关书面资料；借款人或保证人实际履行部分债务的，应要求还款人在借据还款记录栏签字确认。有关书面资料和经还款人签字的借据作为中断诉讼时效的证据。如果不能签署书面资料，能够证明债务人或保证人履行或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的音像资料（必须有明确的时间）也能作为证据。同意履行意味着当事人对原债权债务进行了确认，从而改变了当事人之间原有的法律关系，其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时效期间。此外，农村信用社与借款人或保证人就还款事宜做出会议纪要或达成协议也可成为债务人同意履行的一种方式。会议纪要或还款协议必须具备以下两个要件：一是内容上必须有“关于确认债务且承诺偿还”的意思表示；二是形式上必须由借款人或保证人签字或其授权人签字，借款人或保证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会议纪要或达成协议作为中断诉讼时效的证据。
（三）借新还旧、利息催缴
借新还旧是合同变更的一种方式，通过借款期限、利率、担保方式等债权因素的调整使原借款合同更新，新的合同来取代原合同，其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利息催收与主动交付都是对原债权的认可，债权存在是法定孳息产生的基础，因此，交息凭证也是诉讼时效中断的有效证明。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直接从借款人或保证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账户不限于借款人或保证人在农村信用社开立的账户，扣收借款人或保证人在其他金融机构账户中的存款同样能够引讼时效中断。扣款和还款凭证作为中断诉讼时效的证据。
（四）放弃抗辩、自愿抵销
庭审中人民法院不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失诉债权的补救要以借款人自愿偿还为原则，不能强行取得债权人所有物以实现自己的权利。若债权债务人之间存在可抵销之债，虽然债权超过诉讼时效，债务人自愿行使抵销权的，可以用于抵销。通过债权的转让和概括承受使借款人成为信用社的债权人，借款人主张抵销是实现不良资产终结性处置的一种方式，农信社应积极配合。
（五）公告催收、公证催收
借款人或保证人下落不明的，可以在国家级或者债务人住所地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证明借款人或保证人下落不明的书面材料及催收公告作为中断诉讼时效的证据。法律实践中，只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公告催收被人民法院认可。
借款人或保证人下落不明或拒绝签收《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的，农村信用社可以委托当地公证机关进行公证催收。公证书作为中断诉讼时效的证据。
（六）对部分债权主张权利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农村信用社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同一债权”是指同一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下的债权，借款人相同但担保人不完全相同的债权不属于“同一债权”。就部分债权达成的还款协议或提讼的材料等作为中断诉讼时效的证据。
（七）向公、检、法报案或控告
农村信用社发现借款人在贷款申请或使用过程中涉嫌违法犯罪的，如顶冒名贷款等，可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诉讼时效从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农村信用社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篇5
【关键词】应收医疗款；分类分级核算；核销呆款
由于医院是救死扶伤的服务行业，因而其产生的医疗收费也有其特殊性。医院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从各个方面增加节支、加强管理，笔者从事经济核算多年，就如何加强医院收费管理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与同仁共勉。
医院收费分为医疗应收医疗款和合理提取无法收回的坏账准备金。
1、 加强应收医疗款管理的重要性
随着药品市场的开放与发展，药品收入中的门诊收入下降趋势比较明显。多数医院的住院收入占总业务收入的70%左右，应收医疗款占住院收入的35%左右，也就是说应收医疗款占业务收入的24%左右。就这一会计科目核算的金额所占比重来看，足以引起各家医院管理者的重视。因此，加强应收医疗款的管理在医院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根据各医院的实际情况，对应收医疗款进行分类分级核算
由于各医院的实际情况不同，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分级。在此，以泰州市人民医院为例做一介绍，共同探讨。泰州市人民医院是一所二级甲等医院，其业务量等各方面在江苏省县级市中名列前茅。由于我市实行了医疗保险制度，因而在应收医疗款中应设置应收医疗款—门诊医保费用、应收医疗款--住院医保费用；又因我市地处交通要道，交通事故病人所发生的医药费超过业务收入的5%，同时，为了检查各交警中队资金的收回情况，在设置科目中时，应设置应收医疗款—交通事故—某某中队；对于老百姓发生的欠费，设置应收医疗款—群众欠费；另设置应收医疗款—其他欠费，核算不能归纳以上科目的欠费。
3、针对不同类别，采取不同的方法加强管理
3.1应收医疗款—门诊医保费用、应收医疗款—住院医保费用的管理 首先，与泰州市社会保险处签订协议，就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书面说明，为约束双方共同执行协议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加强医院内部管理。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并贯彻到每位员工。对参加医疗保险人员发生的医药费，严格按照《江苏省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以及相关规定与泰州市社会保险管理处结算费用；若发生医务人员超量开药等违规行为，在每月的工作考核时记录在册，按规定扣发违规金额，并加罚1－3倍的罚款。在每次的泰州市社会保险管理处进行的工作检查时，主要负责人及相关科室的负责人一起陪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改进，使医院自身的信誉达到最高效果。每月终了，及时将病人分户账、费用清单、票据、报表报送泰州市社会保险管理处，由专人负责收回这部分应收医疗款。
3.2 应收医疗款—交通事故—某某中队的管理 首先，与交警大队就协作的总则签订协议。一般情况下，如果肇事车辆缴纳意外事故保险的，各交警中队签发的担保书为：病人出院时费用一次性结算。这种情况下，在病人出院时，由各交警中队签发转账支票一次性结清费用或由各中队电话通知我院，派专人送交发票并取支票。如果肇事车辆未缴纳意外事故保险的，各中队根据肇事者所交款金额签发限额担保书，这种情况下，住院处跟踪病人所用医药费情况，及时下发催款通知书到病人床头，各病区管床医生、护士长密切配合催款，病人家属就会主动再次催要。到病人出院时，我院派专人带限额担保书到交警中队结清款项。在实际操作中，也会遇到不守信用的交警中队，在这种情况下，在想方设法收回所欠款项的同时，终止使用该交警中队的费用但保书，以维护医院的经济利益。
3.3 应收医疗款—群众欠费的管理 首先，病人入院时，根据病种预交款。入院后，住院处每日进行费用跟踪，对需要再次交款的，及时下发催款通知书，各病区管床医生、护士长密切配合催款。对不能及时交款的，开小处方由病人家属单独交款，以免影响正常治疗。
3.4特殊情况的管理对于急诊病人急需抢救主，尚未准备预交款的情况，由病人家属或相关人员提供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到总值班签担保书，经总值班批准后暂先收治入院。病人家属交款后凭预交款收据取回证件。对未在规定时间内交预交款的，住院处及时与病区取得联系，采取相应措施。
4提取坏账准备，核销呆欠
尽管医院各方尽心尽职，但不可避免地仍会发生呆欠。为保证资产的真实性及根据谨慎原则，就必须计提坏账准备，核销确实无法收回的呆欠。
篇6
摘 要 诉讼时效就是指当事人的胜诉权得到保护的有效期间。同时,诉讼时效也是对民事权利进行法律保护的一种时间限制。其意义是,债权人在法定期间不行使请求权,人民法院将不再保护其实体上的权利。权利人只有以法律认可的形式提出请求,实体权利才有胜诉的可能,在诉讼时效的应用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言而统之地认为超过二年就全都超过诉讼时效。
关键词 案例 诉讼 时效 债权 请求权
诉讼时效就是指当事人的胜诉权得到保护的有效期间。如果您与他人之间发生民事纠纷,您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自行协商和解、仲裁、诉讼等等。如果您希望你的诉讼请求得到法院的支持,获得胜诉的判决,您应当在一个有效的期间内提讼,这个期间就是诉讼时效。
具体案情:
2004年4月9日,甲、乙公司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该协议),约定由乙公司协助甲公司办理并取得XXX项目土地、规划相关手续,乙公司承诺完成上述服务期限将不晚于2004年8月30日,2004年4月12日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服务费人民币500万元,后乙公司并未履行该协议相关义务。2007年3月27日,甲公司根据该协议规定,书面要求乙公司返还该500万元服务费,乙公司未归还该款项,2007年4月11日甲公司将乙公司以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诉至法院。本案的诉讼争议焦点有三个,其它两个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围,现仅就本案原告方的诉讼行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进行分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协议书》的约定属于附条件的债权请求权,而附条件的债权请求权以该条件成就之日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此处“条件”就是协议书约定的 “ 2004年8月30日”之前未能协助甲公司取得XXX项目的出让土地使用权,只要前述条件成立,则甲公司就应需自条件成立之日起,向乙公司发出书面通知要求退款,也就是说甲公司行使诉讼权利的起算点应该从2004年8月31日开始,截止日是2006年8月30日。如果在2006年8月30日之前,甲公司没有向乙公司行使权利,就己经过了诉讼时效。本案甲公司在2007年3月18日才向乙公司发出《催款通知》,己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的届满日。因此甲公司发出《催款通知》己超过诉讼时效,根据法律的规定,依法应予以驳回。
第二种观点认为:《协议书》约定,乙公司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未能协助甲公司取得XXX项目的出让土地使用权,乙公司需在接到甲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3日内全部退还500万元服务费。根据上述约定,甲公司向乙公司发出退款通知后,乙公司未予还款,构成对甲公司权利的侵害。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自乙公司收到甲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计算。甲公司自2007年3月27日向乙公司发出《催款通知》,至2007年4月11日向法院提讼,期间并未超过2年诉讼时效。
篇7
关键词:举证时限;证据失权;典型案例;适用变化
Abstract:
ThelimitationofproductionofevidencecenteringonevidencedisqualificationisanewlymadeprovisionintheEvidenceRulesofthePRC,whoseapplicationseemsintrouble.Thepracticeoftrialsofthepeople’scourtsinChinarevealsthatattheverybeginningwhentheEvidenceRuleswasenacted,somecourtsadoptedarigidlinetowardtheevidenceintroducedaftertheprescribedtime.However,astimewentby,theybegantotakeacautiousattitudetothismatter.Wherethepartywhointroducedtheevidenceaftertheprescribedtimedidsowithoutintentionormaterialnegligence,orwhereevidencedisqualificationwillincuroneparty’sconsiderablelossofsubstantialinterests,orwhereevidencedisqualificationwillleadtoaseriousconflictofthejudgmentandthesubstantialjustice,thecourtstendnottomakeanevidencedisqualificationdecisionevenwhentheymightdosoifincompliancewiththeprovisionoftheRules.
KeyWords:limitationofproductionofevidence;evidencedisqualification;typicalcases;changeinapplication
为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民事证据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证据规定》为我国的民事证据制度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注:这些新内容包括合同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举证时限、证据交换、证明标准、证明妨碍、专家证人等。)举证时限制度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新内容之一。为了保证当事人严格遵守举证时限,为了促使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内向法院提交证据,《证据规定》对逾期举证采取了证据失权措施。证据失权被认为是举证时限的核心内容。“证据失权即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是指当事人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未向法院提交证据,且不存在举证期限的延长或举证期限重新指定之情形的,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丧失证明权。”[1]然而,证据失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能够使当事人因担心、害怕失权而在举证时限内积极提交证据;另一方面,它也会由于把重要的证据排除在诉讼之外而对裁判的实体公正造成根本性的损害。两面性品格的存在使得举证时限成为《证据规定》中最具争议的一项制度。
举证时限制度在诉讼实务中运作的如何?对一方当事人超过举证时限提交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是否会提出证据上的抗辩?法院在审判实务中是否严格按照《证据规定》的要求对新证据作出界定,对超过举证时限同时又不属于新证据的证据材料,法院是否严格采取失权措施?在一审已经对证据采取失权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是否对逾期举证采取同样严厉的态度?对当事人实体权益造成损害的大小是否会成为法院采取失权决定时的考量因素,当失权会给一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造成重大损失时,法院是否也果断地采取失权?《证据规定》实施后,法院对超过举证时限提交的证据,是一以贯之地采取失权措施,还是根据已经变化了实际情况,对失权措施的适用作出了重大调整。
本文拟通过对司法实务中证据失权典型案例的分析,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本文选取的案例,主要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和《人民法院报》。
一、有关证据失权的8个典型案例
案例1:玲玲食品商行诉某大酒店货款纠纷案[2](一审法院:苏州吴中区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1年7月至11月间,吴中区的玲玲食品商行向林某开办的大酒店提供饮料、啤酒等货物,价款累计达7.5万元。事后,林某陆续向食品商行给付了货款3.2万元,尚欠4.3万元。食品行经催讨未着,遂诉讼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林某支付货款。开庭结束后,林某的人向法院提供双方当事人在2002年1月份签订的原告食品商行支付被告林某的大酒店4万元专场费与货款抵销的合同,法院认定由于被告未在举证期限内向法庭提供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判决林某支付货款4.3万元。林某提起上诉。依照《证据规定》关于新证据的定义,林某提交的合同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二审法院于是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并判决林某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00余元。
案例2:某财产损害赔偿案[3](第一审法院:江苏省淮安市某基层人民法庭)
这是《证据规定》刚开始实施时发生在苏北某地乡村的一起损害赔偿案件。在该案件中,原告一方的关键证人,开始因为在外地打工拒绝替原告回乡作证,故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未向法庭申请证人作证。(注:《证据规定》第54条第1款的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后来,经原告通过多方做工作,再三央求,该证人终于答应回乡作证,并在开庭之日来到法庭。但承办法官认为,根据《证据规定》第34条的规定,原告超过举证时限所提交的证据已经失权,遂将该证人拒之庭外。
案例3:南阳中行(全称为“中国银行南阳分行”)诉镇平县冷冻厂、南阳制革公司借款及担保合同纠纷案[4](一审法院: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1988年9月24日,河南省镇平县某冷冻厂与中国银行镇平县支行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30万元,借款期限1年。同日,南阳某制革公司与镇平中行(全称为“中国银行镇平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制革公司对该笔贷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期间至借款到期后2年。冷冻厂受领借款后只偿还了部分利息。后来,镇平中行被撤销,其债权债务均由南阳中行接收。南阳中行诉至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冷冻厂偿还借款本金130万元及利息7万余元,担保人制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由于制革公司未能向法院主张保证人得以免责的抗辩事由,南阳中院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败诉后,制革公司总感到这笔借款有什么“猫儿腻”,便找到原镇平中行3名职工求证,这3名职工均证明该130万元贷款系冷冻厂以贷还贷,并且该笔贷款在划入冷冻厂存款账户后,又由南阳中行信贷部门通知会计部门将新贷款收回还了旧贷款。制革公司将这3名职工的证言作为新证据提交给二审法院。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所涉130万元贷款系贷新还旧,制革公司对此并不知情,故制革公司担保责任应当予以免除。但制革公司在一审中应当提供有关证据而未能提供,致使本案二审被改判,应当承担二审案件的诉讼费用,遂判决由冷冻厂偿还南阳中行借款本金及利息,制革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二审案件受理费16833元由制革公司承担。
案例4:东方公司广州办事处诉中山市工业原材料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5](一审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1995年12月21日,中国银行中山分行(以下简称“中山中行”)与中山市工业原材料公司(以下称“原材料公司”)签订两份外汇借款合同。约定原材料公司分别向中山中行借款200万美元和125万美元;借款期限均为12个月;同日,中山市城乡建设发展总公司(以下称“建设总公司”)向中山中行出具两份担保书,承诺为上述两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借款期限届满后,原材料公司未能偿还借款本息。
后来,中山中行把这笔债权转让给了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广州办事处为追讨债款向广东省高院提讼,要求原材料公司归还欠款,建设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两被告提出抗辩,债务人抗辩的事由是超过了诉讼时效,保证人抗辩事由是原告主张权利超过了保证期间。在一审中,原告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为:中山中行于1999年9月29日,分别向原材料公司和建设总公司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书》(债务人与保证人均盖章确认收到),中山中行将该笔债权转让给广州办事处后,办事处多次向债务人和保证人发出《催款通知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证据表明,该325万美元借款约定的还款期限为1996年12月21日。自该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内,没有证据证明有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故该325万美元的借款债权于1998年12月21日起已超过诉讼时效。1999年9月29日,原材料公司在中山中行的催收通知中盖章确认欠款,是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对借款债务的重新确认,应当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在新的时效期内,由于原告多次主张权利引讼时效的中断,所以对主债务人的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但是,1999年9月29日,建设总公司在中山中行发出要求承担担保责任的通知书上盖章,属于在超过保证期间后重新为该债务提供担保,双方当事人因此形成新的担保关系。由于双方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依据最高法院关于《担保法》的解释,保证期间应认定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6个月。广州办事处受让债权后首次向建设总公司邮寄送达催收通知的时间是2000年9月22日,此时保证期间已届满,建设总公司又未重新提供担保,故建设总公司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一审判决作出后,办事处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在上诉状中称:原审判决下达后,经与中山中行共同清理材料,目前已经寻找到1998年6月16日中山中行向原材料公司和建设总公司发出的催款通知书。作为借款人的原材料公司和作为保证人的建设总公司在该催款通知书上签章确认。故原审判决认定保证期间内未主张债权的事实不成立。原材料公司和建设总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在庭审中,原材料公司和建设总公司以广州办事处直至二审期间才提供上述证据材料,已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同意质证。(注:由于同意质证通常会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所以对一方当事人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一般都会对法院明确表示不同意质证,如果法院不顾当事人的反对进行质证,就会被该方当事人指责为违反证据规则判案。)但二审法院法院不顾被上诉人的反对,要求被上诉人回答这两份催款通知书的签字盖章是否属实,在被上诉人承认确实盖了章的情况下,认定债权人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和担保期间,改判建设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例5:砼构件厂诉万风公司货款纠纷案[6](一审法院:哈密市铁路运输法院,二审法院: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
1998年,万风公司在承建新市区综合楼的过程中,先后多次从哈密铁路分局工务段劳动服务公司砼构件厂(以下称“构件厂”)购买价值68709.75的楼板,至2003年6月货款仍未付清。砼构件厂把万风公司诉至哈密铁路运输法院。万风公司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未向法庭提供证据且在一审开庭时无故不到庭,一审法院依法按缺席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万风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并提供了向砼构件厂已支付货款2万元的证据,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证据不符合新证据的条件,拒绝对该证据组织质证,驳回了原告提出的上诉。
案例6:口福食品公司诉韩国企业银行、中国银行核电站支行信用证纠纷案[7](一审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原告连云港口福食品有限公司因被告韩国中小企业银行汉城总行(以下简称“韩国企业银行”)、中国银行连云港市核电站支行拒付信用证下的货款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讼。被告韩国企业银行在法院限定的举证期限内未提交证据,一审时也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庭后提交的答辩状称:原告提交的信用证项下单据存在不符点;且还有倒签提单、伪造票据等欺诈行为,因而本被告有权拒付信用证项下货款。为此,还提出了5份证据要求法院组织质证。南京中院引用《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在判决中认定:在规定举证期限内,被告韩国企业银行未提交证据,也未提出延期举证的申请;其在庭后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或者在举证期限内无法提供的证据;在本案其他当事人拒绝质证的情况下,对韩国企业银行提交的这些证据不组织质证。韩国企业银行败诉后,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上诉中,韩国企业银行不仅进一步提交新的证据,而且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凌泉号”货轮的航海日志这一证据。二审法院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后,一方面查明了承运方的确存在着倒签提单的行为,另一方面认为,即便如此,也不能认定口福公司实施了信用证欺诈行为,并据此维持了一审判决。
案例7:陕西西岳山庄有限公司与中建三局建发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8](一审法院: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这是一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因发包方陕西西岳山庄有限公司(以下称“西岳山庄”)拖欠工程款,被承包方诉到法院。在该案件中,原、被告的争议之一是原告是否应当向被告收取安全文明工地费。原告认为,根据双方约定,原告的工地被评为安全文明工地后,被告应当向其支付这笔费用,现原告的工地已经被渭南市城乡建设局授予安全文明工地,故该部分费用应按规定计取。陕西高院在一审中支持了原告的这一主张。被告西乐山庄不服,提起了上诉,在上诉中,向二审法院提供了双方当初约定申报文明工地被告不向原告收取费用的三份书证。二审法院认为:“西岳山庄本应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这些证据,其在二审开庭后举证已超过举证期限,且未说明延期举证的理由。根据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4条的规定,逾期举证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西岳山庄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不具有证明力。”不过,在二审中,原告提出同意在二审维持原判的前提下,在执行阶段放弃文明工地定额费用中的20万元,在提出执行申请时予以扣除。于是,二审法院一方面在判决书中确认一审法院把安全文明工地费计入工程造价符合合同约定,另一方面准许原告在执行时放弃这笔费用。
案例8:新颖装饰公司诉徐某拖欠工程款案[9](一审法院: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二审法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4年5月,新颖装饰公司与新联华大酒店经营者蔡某签订了装饰工程合同,双方约定工程造价为196200元。装饰完成后,于2004年10月10日进行了验收,
2004年10月15日,新颖公司出具了工程决算书,工程价款为638914.30元。后蔡某把酒店的经营权转让给徐某,双方在转让协议书中约定转让前后该酒店的债权债务均由徐某承担。2005年11月10日,徐某向新颖公司出具一份收条,内容为“收到新颖公司2004年10月15日联华大酒店决算书一份(装饰工程),决算价为638914.30元。”徐某前后共支付工程款481202元。为追索剩余的工程款,新颖公司向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提讼。一审期间,徐某经法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答辩和提交证据。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合同合法有效,原告的诉讼主张应予支持,徐某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抗辩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负担。判决支持原告索要剩余工程款的诉讼请求。一审败诉后,徐某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蔡某与装饰公司签订的合同对其不具有拘束力,并对该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申请进行鉴定。二审法院认为,徐某一审期间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并不作应诉答辩及相应举证,属怠于行使诉讼权利,对此应当承担相应后果。徐某并不否认收到工程决算书,在收到决算书后的1年内,不仅未提出异议,而且陆续支付了大部分工程款。徐某在二审期间对对方的陈述和提出的证据提出异议和反证,因证据失权而不予采信。二审法院驳回了徐某的这一上诉。
二、严格适用证据失权
第一个案例的特点是被告在第一审中未能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所以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败诉,等到提出上诉后,诉讼人才向二审法院提交这笔货款双方当事人已经通过协议抵销的证据,二审法院则适用《证据规定》,认定上诉人在二审中才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决定让其失权。第一个案例被《人民法院报》作为法院严格适用举证时限的典型来报道,但是,尽管法院在该案件的审理中的确是严格按照《证据规定》的要求来对被告采用失权措施的,案件的判决结果与实体公正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还是令人担忧的。如果上诉人(一审被告)提供的合同是真实的,仅仅是因为被告的诉讼人未能在一审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举证,被告与原告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抵销已经消灭的事实就得不到法院的认定,被告在债务通过抵销已经清偿的情况下不得不再次向原告偿付4.3万元,这对被告来说是否公平?即使我们可以把这一判决结果解释为被告因程序错误而付出的实体代价,那么原告是否有权获得这4.3万元也是令人生疑的。在债务因为抵销已经消灭的情况下,原告原本是无权再向被告主张权利的,原告明知债务已经不存在,却仍然向法院要求被告清偿,这无论如何也是不诚信的行为,法院因证据失权判决被告再次向原告偿付,无疑是放任和鼓励了这种应当受到谴责和制裁的行为。
第二个案例同样是法官适用《证据规定》中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让逾期向法院提出证人的当事人失权。所不同的是,第二个案例发生的地点是经济相对不发达的苏北,又是在农村,当事人是对法律、尤其是对诉讼规则非常陌生的村民;原告是在通过艰苦努力后才使得证人同意回乡作证的,并且证人在开庭时已经来到了法庭,但法官仍然对逾期举证的当事人适用了证据失权。所以,这个案例可以说是严格适用举证时限的典型。这个案例虽然也具有典型性,但却不是正面的典型,而是法官机械适用举证时限制度的典型。虽然从《证据规定》的相关条文来说,法官不允许到庭的证人作证正是适用《证据规定》的结果,但考虑到我国让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的严重困难,考虑到本案原告为请求证人出庭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特别是考虑到证人已经从外地赶回家乡准备出庭,让证人出庭不仅不会造成诉讼的迟延,而且有可能查明案件事实,不能不认为法官采用证据失权实在是过于严厉。既然原告未能在举证时限届满前把证人的姓名告诉法院有合理的缘由,法庭原本应当在听取原告说明理由后,允许证人作证的。
三、实体公正优先与证据失权软化
第3和第4个案例均属二审法院未严格适用《证据规定》,未让本来应当失权的当事人失权的案例。
在案例3中,南阳制革厂本来在一审中是能够向镇平中行的职工调查取证,但由于疏忽,未进行证据的调查收集工作,所以被一审法院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败诉后,制革厂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再回过头来到镇平中行的职工中去收集证据,才收集到能够证明此笔贷款实际上是借新贷还旧贷,而债务人在请求制革厂担保时,向制革厂隐瞒了这一重要事实的证据。
《证据规定》在设定举证时限制度时,一方面对逾期举证规定了证据失权的制裁措施,另一方面允许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后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当然,举证时限制度中的新证据是经过《证据规定》严格定义的。一审中的新证据是指:(1)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2)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则是指:(1)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2)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
本案涉及的证据是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的证据,由于当事人并未在一审中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所以该证据显然不属于第二种情形,那么,该证据是否适于可以作为“一审庭审后新发现的证据呢”?所谓新发现的证据,在解释上一般认为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举证时限届满前未出现,到举证时限届满后才出现的证据。对这样的证据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前自然是无法收集的。另一种则是虽然该证据在举证时限届满前客观上已经存在,但当事人在通常情况下无法知晓该证据已经出现。如果某一证据在举证时限届满前已经存在,但由于当事人的过失而未能及时发现的,就不属于新证据的范围。从本案的情况看,那些在二审中才提供的证据在一审时已经存在,只是上诉人在一审时未想到这一点,未能够及时地去收集,等到一审败诉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一面提起上诉,一面回过头来去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因此,按《证据规定》的本意,本案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能构成新的证据。而如果否定这些证据是新的证据,上诉人就会在二审中败诉。但另一方面,证据已经表明债务人是借新贷还旧贷,债务人在请求上诉人为其担保时,显然是对上诉人故意隐瞒了这一重要事实,并且债权人对债务人借新贷还旧贷是完全知情的,甚至债权人极有可能是在和债务人商量好后才采取这一方法的。法院如果让这些证据失权,就会使不诚信的,与债务人合谋共同欺瞒担保人的债权人获得不法利益,会使原本无需承担担保责任的上诉人对130多万元的债务和利息负连带清偿责任。这一在实体上极不公正的判决结果二审法院显然是不愿看到的。为了求得实体的公正,二审法院采取了对的新证据作宽泛解释的办法,把原本不属于新证据的证据界定为新证据,依据新证据对一审判决作了改判,判决担保无效,上诉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本该在一审中就去收集这些证据的,所以尽管支持了上诉请求,但判决胜诉的上诉人承担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案例5是由于在处置证据失权问题上具有指导意义而被选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在该案件中,原告败诉后与中山中行共同清理材料,找到了1998年6月16日中山中行向原材料公司和建设总公司发出的《催款通知书》,借款人与保证人分别在该《通知书》上签章确认。这两份书证极为关键,他们能够证明债权人在保证期内已向债务人、保证人主张债权。原审判决认定保证期内未主张权利与事实不符。同时,1999年9月29日的催收也是债权人的连续性催收,而非新的担保关系成立。如果这两份证据能够得到二审法院的认可,整个案件就会翻过来,担保人就会被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此时上诉人遇到了举证时限的障碍。这两份证据是在上诉人在第二审中才提供的,被上诉人深知它们的分量,所以引用《证据规定》,以该证据系上诉人直至二审期间才提供且不属于新证据,已超过举证时限为由,明确表示不同意对它进行质证。
那么,这份催款通知书能否构成“新证据”呢?按照上文对案例3中新证据的分析,这两份书证也不符合新证据的条件。上诉人向二审法院新提交的两份书证在一审期间已经存在,因而明显不属于一审结束后新出现的证据,那么它是否属于新出现的证据中的第二种情形呢?上诉人对这一关键性的事实是这样叙述的,“因涉及债权转让问题,有关材料的保管和转交有所遗漏。原审判决下达后,经与中山中行共同清理材料,目前已寻找到1998年6月16日中山中行向原材料公司和建设总公司发生的催款通知书。”[10]15诉讼标的金额高达300多万美元的诉讼,又是在高级法院进行第一审,原告在第一审应当是有律师诉讼的。既然有律师代为进行诉讼,律师显然不可能不关注该案的时效问题,不可能不知道被告极有可能提出时效届满和超过保证期间的抗辩,如果原告不能证明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已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从而导致时效中断,原告向法院提出的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就会被法院驳回。原告律师既然知道这样的证据关系重大,就应当先向当事人收集这样的证据,尽管本案存在着中山中行将债权转让给广州办事处的事实,尽管在材料交接过程中可能出现疏漏而导致应当交接的材料而未提交的情形,但办事处是原告,而原告可以自主选择的时间,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证据。一般而言,原告在前就应当准备好本方的基本证据。原告如果认真收集,应当是能够收集到1998年6月这两份催款通知书的,原告在时未把这两份证据提交给法院,只能说明当时未能细心地去收集证据。所以,也难以把后来在二审时提交的这两份关键性的书证定性为虽然在一审中已经存在,但当事人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其已经存在的书证。从上述分析看,被上诉人认为两份证据已超过举证时限,且不属于允许在二审程序中提交提出的新证据,并依据《证据规定》确定的举证时限制度,不同意对这两份证据进行质证,并非没有依据。
然而,被上诉人提出上诉人逾期举证的抗辩给二审法院出了一个大难题。这两份书证虽然超过了举证时限,但上诉人提交的这两份催款通知书上却盖有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公章,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们当时确实收到了这两份催款通知,作为债权人的中山中行的确已经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和保证人主张了权利。如果严格按照《证据规定》处理此案,法院在二审中便不能再组织对这两份新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不能依据新证据对事实作出重新认定,但这样一来,法院不得不在已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已在保证期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驳回上诉人的上诉,上诉人也会因程序方面的过错蒙受数百万美元的重大经济损失。
究竟是实体公正优先,让这两份本该失权的证据在上诉审中发挥作用,还是程序公正优先,严格执行《证据规定》排除这两份证据,二审法院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和艰难的抉择。面对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剧烈冲突,考虑到一旦选择程序公正,上诉人的实体权益将面临着重大的损失,二审法院最后还是选择了实体公正。因原材料公司和建设总公司对其在《催收通知书》上加盖公章一事予以认可,故应当认定该《催收通知书》是真实的。广州办事处向主债务人原材料公司和保证人建设总公司主张权利没有超过2年诉讼时效和2年保证期间。在确认上述事实后,二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称《审改规定》)第38条,即“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提出的新证据对审件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应当在判决书或者裁定书中写明对新证据的确认,不应当认为是第一审裁判错误。”一方面确认原审法院因上诉人举证不能判决建设总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并无不当,另一方面依据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判决建设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审法院在判决中适用《审改规定》而不适用《证据规定》是由其原因的。《审改规定》是本着允许当事人在二审中提供新证据的精神制定的,因而对新证据未作任何限制性解释的规定。而《证据规定》则在司法解释中第一次确定了以证据失权为核心的举证时限制度,可以说这两个司法解释对二审中新提出的证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审改规定》一是虽然也用了新证据这一概念,但这里的新证据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理解的新证据,即只要是一审中未提出而在二审中提出的,不问该证据在一审中是否已经存在,也不问当事人在一审中未提出是否存在过错,通通属于新证据。《证据规定》的本意是要严格限制在二审中任意提出新的证据,所以对新证据作了严格的限定。《证据规定》所确立的新证据,是经过严格定义的新证据,要成为新证据,须符合客观上在一审中未能提出,而主观上的当事人对未提出并无过错的要件。所以,尽管它们都用了新证据这个词,但此新证据已经不是彼新证据了。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所以尽管适用《证据规定》第46条同样也可以得出一审判决并非错判的结论,但判决书还是适用了《审改规定》第38条。
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与证据失权直接相关的判决书。该判决书的“裁判摘要”是:对于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质证。经质证后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这份判决书可以看作是一个风向标,刊载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这份由最高法院自己作出的二审判决是要告诉下级法院,即使是一方当事人对逾期举证存在过错且对方当事人不同意质证,如果实行证据失权将会严重背离实体公正,二审法院可以不适用《证据规定》中的证据失权。
最高法院的裁判结果显然是值得赞许的,但从适用法律的角度分析,仍有二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认可这两份书证的理由是否充分。对被上诉人依据《证据规定》提出的不同意进行质证的理由,二审法院在判决中作出了回应。二审法院决定组织质证的理由是:“本院认为,由于本案是二审,对于当事人在二审中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可以根据个案情况决定主持质证。原材料公司和建设总公司以广州办事处直至二审期间才提供上诉证据材料,不同意质证,并不影响本院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对上诉证据材料予以审查和采信。”[10]17这一裁判理由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两份证据是不是新证据,但从其内容看,却含有即使不是新证据二审法院也有权根据个案情况不使其失权的意思。二审法院有权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实行证据失权本身无疑是正确定,这也正是这一判决的意义之所在。但法院在判决中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根据本案的情况不适用证据失权的规定,而本案原本是可以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的适用失权与否的一般性基准的。
第二,二审法院在改判后并没有让对逾期举证显然存在过错的上诉人承担二审的诉讼费用,对被上诉人似也有失公允。在这个问题上,第3个案例中二审法院的处理更具有衡平感。
这两个案件的共同特点为,一是案件的诉讼标的额相当大,尤其是第二个案件,高达数百万美元,如果一旦采用证据失权,逾期举证的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将蒙受重大损失;二是在这两个案件中,逾期举证的当事人虽然有过错,但过错都不算严重,既不是故意,也不属于重大过失。三是从判决做出的时间上看,是在2003年6月和2005年1月,而这段时间,随着证据失权产生的负面效应逐渐暴露,人们已经开始对证据失权进行反思。
在审判实务中,还有一类有关证据失权的裁判值得关注,即当事人在一审中逾期举证且存在重大过错,一审法院对当事人实行了证据失权,该当事人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是否维持一审法院的失权决定。
案例5是被告对逾期举证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典型代表。被告在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后,既不在法律规定的答辩期内提出答辩,又不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时限内提交证据,法院开庭时还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因此无论如何可以认为被告在主观上是存在重大过错的。正因为如此,对被告直至二审才提供的已经支付2万元的证据,二审法院适用《证据规定》不再组织质证。
案例6便是法院未实行失权的典型。在这一案件中,被告韩国企业银行同样是在一审开庭前既不答辩又不举证,开庭时又不到庭参加诉讼,直到一审庭审结束后,才提交答辩状和向法院举证,因此,一审法院适用《证据规定》,对该被告采取了证据失权。韩国企业银行败诉后提起了上诉,在上诉中,不仅进一步提供证据口福食品公司倒签提单的证据,而且申请二审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按照《证据规定》的第12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时限届满前7日(在本案中,是指一审的举证期限),因此上诉人的申请早已超过了举证时限。但是,二审法院并非简单地以证据失权为理由判决上诉人败诉,而是应上诉人的申请,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依职权调取了六项证据,查清了承运方确实有倒签提单行为的事实。应当说,虽然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的判决,但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判决的,这比简单地适用证据失权,对被告更具有说服力,效果要好得多。
四、实体公正下的证据失权
案例7和案例8都是适用了《证据规定》中的证据失权规定,让逾期举证的当事人失权的案例。这两份判决书都是在2007年做出的,因此给人以法院又重新开始严格实行证据失权的印象。但是,这两个案例实际上是法院表面上严格使用了证据失权的规定,但实际上并未使被失权的一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受到损失或者受到严重的损失。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个案例是法院在充分考虑证据失权带来的实体后果后做出的失权决定。
在案例7中,最高法院虽然以西部山庄提出的证据资料已经超过举证时限为由对其采取了证据失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案件中,对方当事人主动提出放弃文明工地费用20万元。虽然从法院的判决书上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只要细心体察,还是能够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的。由于对方当事人放弃了这20万元,证据失权对西部山庄的实体权利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人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正是由于对方当事人放弃了这20万元,才使得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果断地对西部山庄在二审中提出的证据失权。此外,涉及失权的这笔费用在整个案件中的相对数额较小,也是法院作出失权决定的考量因素之一。尽管就绝对数额来说,20万元绝非小数,但本案中本诉的争议金额就高达2200多万,相对于2200多万元,20万元就不再是一个大数额了,即使让西部山庄失权,也会比较容易接受。
案例8的证据失权同样是法院在充分考虑失权对实体公正带来的影响后作出的决断。在案例8中,上诉人在一审中明知被诉,在法院已经向他送达了状、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已经告知其举证义务及不举证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仍然既不提交答辩状,又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因而上诉人对逾期举证即使不是故意,也具有重大过失。另一方面,法院在决定适用证据失权时,并不是只考虑当事人对逾期举证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且也考虑失权对实体公正的影响,失权是否会使得法院的裁判结果背离真实,是否会对逾期举证一方的实体权利造成重大损失。法院依据上诉人收到工程决算书后,不仅在长达近1年的时间内未提出异议,而且还支付了大部分工程款的证据,已经形成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心证,即使允许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证据,也不会这一认定。所以,二审法院是在确信证据失权不会严重背离实体公正,不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造成重大损失的前提下才采取失权措施的。(注:将案例8与案例1进行比较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这两个案件都发生在苏州,并且都是由苏州中院作为第二审法院,但在第一个案例中,法官实行证据失权时并未考虑失权会对案件的客观真实、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在第二个案例中,法官是充分考虑了这些问题,并且是在确信不会违反客观真实,不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造成严重损害时,才采取实权措施的。)
由于严格适用证据失权会对实体公正造成严重冲击,近来,我国法院修正严格适用证据失权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200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纪敏在《人民法院报》撰文指出:“但从将近5年的施行过程看,实践中对《证据规定》中个别条款内容的理解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理解和适用有关证据失权的规定。对当事人而言,证据失权与其诉讼目的的实现关系重大。因此,每一位民事审判法官在适用《证据规定》第34条规定的时候,要格外慎重。如果孤立、片面或者机械地理解和适用该条规定,往往会在实践中导致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周,甚至在很多时候还会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种做法直接导致案结事不了,诱发涉诉,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11]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尊重当事人的举证权和质证权,不允许片面理解和为我所用地适用证据规则,任其做出的裁判脱离原本可以查明的客观事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通过了《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在对新证据的规定中增加了这样一类:“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非属当事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且该证据的采信与否对案件的公正审理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可以视为新的证据”(第11条)。有了这一新规定后,只要证据本身具有足够的重要性且当事人未在举证时限内提出不是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就不会被失权。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密切关注举证时限制度的完善,2007年,最高法院分别在成都和汕头召开了民事审判工作的专题座谈会,举证时限是这两次会议讨论的内容之一。在汕头会议上,最高法院的民一庭就《关于理解和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提出了一份会议讨论稿,该《讨论稿》对如何认定新证据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人民法院对于‘新证据’应当依照《证据规定》第41条、第42条、第43条、第44条的规定,结合以下因素综合认定:(1)证据是否在举证期限或者《证据规定》第41条、第44条规定的其他期限内已经客观存在;(2)当事人未在举证期限内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期限内提供证据,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该意见虽然未特别指出证据本身应当是重要的,但证据本身的重要性应当是不言而喻的,(注:其实就证据失权而言,只有对具有重要证明作用的证据实行失权才能彰显证据失权制度的实际意义,而那些无关紧要的证据,无论是让当事人提出还是对它们采取失权,都不会影响裁判的结果。)所以这一意见与浙江省高院的《指导意见》实质上是相同的。最高法院新的解释虽然迄今尚未颁布,但这也反映了为了在裁判中达到客观真实和实现实体公正,从制度上缓和证据失权所做的努力。
上述分析表明,作为一项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的制度,举证时限还会在我国的审判实务中继续使用,但作为其内核的证据失权则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事人逾期举证,虽然存在着过错,但只要不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注:如果逾期举证当事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尤其是重大过失,是否一律失权?如何界定重大过失?在存在重大过失时法官是否要通过利益衡量来决定是否采用证据失权?这些都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不会受到证据失权的制裁。这一变化对确保实体公正的实现,可谓意义深远而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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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 时效利益 放弃 债务承认
一、相关既有理论及其缺陷
时效利益即债务人因时效期间届满而获得的利益。各国立法禁止当事人预先放弃时效利益，但对于时效利益产生后的放弃行为，则均持允许态度。[1]时效利益的放弃与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履行给付有所不同，时效利益的放弃是债务人放弃抗辩权的意思表示，其效果为债权回复至时效完成前的状态，而时效完成后债务人履行债务，则债权因此而消灭。就债务人履行债务后不得请求返还的根据，理论上或者解释为实体权利在时效完成后尚属存在，或者解释为请求权消灭但受偿权存在等，但并不将之视为一种“放弃时效利益”的方式。时效利益放弃可采用单方意思表示或者契约的方式，此为共识。唯就债务人在时效完成后对债务的“承认”是否属于放弃时效利益的问题，理论上认识尚不统一。
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理论并不将债务承认视为一种时效利益放弃。债务人于时效完成后承认债务即可使该债务重新具备强制力的理由，在德国民法上被解释为“已为之给付即不得请求返还”。《德国民法典》在有关“不当得利”的第812条第1项中规定：“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领他人的给付，……有返还的义务。”该条第2项规定：“以契约对债务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的承认，也视为给付。”这就是说，如果他人向当事人承认了一项并不存在的债务的存在，即等同于当事人接受了他人给付的一项并不存在的债权，故构成不当得利；如果他人向当事人承认了一项本来存在的债务之不存在，即等同于当事人无法律上的原因而接受了他人给予的一项利益，故也构成不当得利。由此，债务承认被视为一种“给付”。而债务人在时效完成后所为之债务承认，也视同给付之一种(即债务人系将一项利益给予债权人)，与债务人于时效完成后主动履行债务具有相同性质，因此，无论债务人是否知道时效之完成，其均不得请求返还。[2]尽管如此，有关理论也承认，如果债务人明知时效完成而承认债务，则通常具有放弃时效利益的意思，[3]故其定位似较难确定。
但日本旧时的判例将债务人的债务承认视为放弃时效利益，只不过其现行判例却又采用了不同的解释。日本过去的判例认为，因时效期间的经过使债权消灭为众所周知，故债务人在时效完成后实施承认行为时，应推定为其明知时效已经完成，构成时效利益的放弃。但日本现行判例却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债务人知道时效已经完成，则不会放弃时效利益，故当债务人实施承认行为时，应推定为其不知道时效的完成才比较自然。不过，若债务人于时效完成后承认债务，基于诚信原则，债务人应丧失其时效援用权。[4]
我国学者对此鲜有讨论，仅有个别学者认为“债务承认”是放弃时效利益的一种常见方式。[5]
而在否认“债务承认”为时效利益放弃方式的理论中，时效利益的放弃为有相对人的单方行为，但也不妨采取契约的形式。放弃时效利益的意思表示应向因时效完成蒙受不利益之人为之，且应适用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则，其中包括行为人应具备行为能力以及处分能力等。此外，时效利益的放弃可采用明示的方式，也可采用默示的方式，如债务人明知时效完成而提供担保，或清偿部分债务，或者请求延期以及主张抵销等。除此之外，时效利益放弃最为重要的构成要件，是债务人必须明知其债务的时效期间已经届满，亦即时效利益的放弃，须以债务人明知时效完成为前提。[6]
显而易见，上述理论中有关时效利益放弃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的阐述是正确的，但其一方面将债务承认排除于时效利益放弃之外，另一方面又将债务人“明知时效完成”作为放弃时效利益的必要条件，这就使得时效利益放弃行为在实际生活中极难发生：(1)长时期欠债不还的债务人通常不讲信用或者缺乏清偿能力，如其明知因时效完成而可以不再履行债务，则其主动放弃时效利益的可能性极小；(2)即使明知时效完成的债务人因突然良心发现或者突然具备了清偿能力而愿意清偿，则其最简单的方法是主动向债权人履行义务，根本无须为债务承认；(3)即
使当事人愿意放弃时效利益，则因绝大多数债务人未经法律训练，故其根本不可能作出以“放弃时效利益”或者“放弃时效抗辩权”为内容的意思表示；(4)即使作出债务承认的债务人明知时效完成，但如其事后反悔，则债权人根本无法证明债务人“明知”时效完成的事实。
前述理论所列举的一些放弃时效利益的所谓“默示”的办法，不过都是一些可推定为承认债务的行为。
事实就是，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主动履行债务或者承认债务，是其放弃时效利益最为普遍的表现方式。而鉴于债务人在时效完成后履行债务即不得请求返还的问题，已由债权的强制力或者受偿权的存在等不同根据予以解决，故应予解决的仅为如何确定债务承认的性质及法律要件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理论将债务承认视为一种“给付”，固可成立；日本现行判例对债务经承认后回复强制力依据诚信原则进行解释，也属合理。但在立法上存在“时效利益”概念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将债务承认纳人时效利益放弃规则中予以解决，应属最为合适和简便。
二、构成时效利益放弃之债务承认的认定
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对于债务的所谓“承认”，应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单纯承认债务的存在，但不具有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二是不仅承认债务的存在，而且具有愿意履行债务的意思。前述德国、日本等国时效制度中的“债务承认”，指的是后一种情形。
我国的司法实践认可债务人在时效期间届满后与债权人达成的还款协议的效力。[7]但对债务人承认债务的条件进行了限制，即导致时效抗辩权消灭的债务承认，除承认债权关系的存在之外，必须含有同意履行的意思。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对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在债权人发出的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行为的效果，曾出现过争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的有关批复将之“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从而对该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保护；[8]但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在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案件请示的答复函中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未依法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保证责任消灭。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清偿债务，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人民法院不得认定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该催款通知书内容符合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并经保证人签字认可，能够认定成立新的保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证人按照新保证合同承担责任。”[9]这一司法解释虽然针对的是保证义务，但却否认了义务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的签章行为本身即无条件构成债务承认的做法。
很显然，无论对于债务承认的性质作何定位，其效果均系债务人时效抗辩权的丧失。但债务承认可否被认定为时效利益放弃行为之一种，其关键在于能否将债务人在不知道时效完成情况下所为的债务承认也视为一种对时效利益的放弃行为。而这一间题的解决，应通过对债务承认构成要件的设置和相应的解释来实现。
(一)债务承认的形式
导致时效抗辩权消灭的债务承认，为债务人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本质上为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但也可以契约方式为之。债务承认可采用明示方式，如签订延期或者分期付款的合同、发出同意履行债务的函件、在债务核对清单上签章确认等；也可采用默示(推定行为)的方式，如支付本金的利息或者违约金履行部分债务、为债务提供担保、主张债务抵销等。对部分债务或者债权之从权利的承认，推定为对全部债务的承认。但依照社会生活习惯不应认定为债务承认的情形，应不构成债务承认，如公司门卫签收催款邮件的行为、债务人在催款通知上签章以示签收的行为等。
(二)债务承认与同意履行债务意思的推定
时效期间届满后，如债务人承认债务，即导致其时效抗辩权的消灭。债务人如在知晓时效完成的情况下为债务承认，则当然构成对其时效利益的放弃。但在债务人不知时效完成的情况下，其对债务的承认能否推定为放弃时效利益，此为理论上争议的焦点。
从严格意义上讲，既然时效利益放弃为单方法律行为，则其须以债务人知晓时效期间届满为条件。而如前所述，如真实面对实际生活则不能不承认，债务人于时效期间届满后履行其债务或者承认其债务，多数都是在并不知晓时效完成的情况下发生的。诚如前述日本现行判例所作推定，在多数情况下，假如债务人知道时效完成，即不会为债务承认。故将此种情况下的债务承认认定
为时效利益的放弃，似无事实根据。但基于以下理由，笔者对此持有相反看法。
其一，民法上有关当事人接受或者放弃法律利益的推定，无论是基于对法律秩序的维护，或者是基于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都不是以当事人真实存在的意思为根据，甚至并不都是以当事人“最有可能存在的真实意思”为依据。如我国《继承法》第25条规定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未表示放弃继承的，推定为接受继承，而规定受遗赠人在知道受遗赠后2个月内不表示接受的，推定为放弃受遗赠。前述之不同对待，与其说是基于社会生活的习惯，不如说是基于立法者对继承人与受遗赠人的保护强度不同所致。因此，能否推定承认债务的债务人有放弃时效利益的意思，完全可以依立法目的而加以确定。
其二，实际生活中，在不知晓时效完成的情况下承认债务的债务人，其所“不知”的，通常并不是什么“时效期间届满”的事实，而是根本不知道或者不了解诉讼时效制度本身。因此，尽管承认债务的债务人在主观上并无放弃时效利益的意图，但在诉讼中，债务人对其“不知”亦即“不愿”很难证明：首先，对于时效期间届满的事实，债务人不得以不知晓民法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包括时效期间、起算、中止及中断等)而证明其“不知”；其次，债务人很难证明其不知晓债务的存在或者债务履行期等基本事实。由此可见，所谓“债务人在不知道时效完成的情况下承认债务”有可能是一种客观事实，但很难成为能够被法官所认定的法律上的事实。相反，根据承认其债务的债务人“应当知道”诉讼时效的规则以及“应当知道”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事实，推定其具有放弃时效利益的意思，在法律上完全能够成立。
总而言之，如无相反意思，承认债务即应推定为同意履行债务。债务人承认其债务不外乎两种情形：一是债务人主动向债权人承认其债务，此种情形下，即使其承认的表示中没有明示“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鉴于其主动承认债务之行为的目的，当然应推定其有此意思；二是债务人经债权人主张债权或者为债务履行催告而承认其债务，只要其债务承认中不包含相反意思(即明示其“虽承认债务的存在，但不同意履行债务”)，则应推定其同意履行债务。原因在于，债权人的包括债务履行催告在内的主张其权利的行为，已表明其行使权利的立场，对此，债务人如欲对抗，则要么不予理睬，要么明确表示不履行债务，如其经催告而为债务承认且无相反意思，则当然应断定其有愿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而在债务人履行部分债务、以自己的财产为债务提供担保或者委托第三人提供保证等情形，其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更为明确。
(三)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债务提供担保的效果
对于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债务所提供的担保的效力问题，有学者指出：“如债务人知其债务已催时效，而仍提供担保者，则可认为有时效抗辩权之抛弃。债务人如不知之，亦可认为纵该请求权时效已完成，仍有为无因的债务承认之意向。”为已催时效之债权设立保证人者，保证人仍得主张主债务之已催时效。但保证人知其情事而仍为保证者，不得主张之。”[10]按照上述观点，提供担保的债务人无论是否知晓时效完成，均不影响其债务承认的成立，这是正确的。但其认为第三人为债务提供保证时，如保证人知晓主债务时效完成，不得援用主债务的时效抗辩，如保证人不知晓时效完成，则可以主债务时效完成为由拒绝履行保证义务，此种看法则明显有误：在债务人委托第三人提供保证的情形，其委托保证行为即构成对债务的承认，从而使其时效抗辩权归于消灭，故无论保证人是否知晓时效完成，其均不得享有主债务的时效援用权。但在第三人非基于债务人的委托而主动提供担保的情形，则当然不构成债务人的债务承认，债务人仍可行使时效抗辩权。但在此种情况下，保证人是否应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呢？有学者认为，此种情形下，保证人仍需承担保证责任，且丧失对主债务人的求偿权。[11]笔者认为，对此应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1)时效期间届满后，如第三人未经债务人委托而主动提供保证并履行了保证义务，则债务人得通过行使时效抗辩权而对抗保证人的求偿权；(2)如保证人明知主债务时效期间届满仍提供保证，不得援用主债务的时效抗辩，但保证人不知主债务时效期间届满而提供保证者，仍应享有主债务时效抗辩援用权；(3)主债务人行使时效抗辩权时，如保证人尚未履行保证义务，则保证债务因主债务的消灭而消灭，保证人得拒绝履行保证义务，但保证人主动履行其保证义务的，视为道德债务的履行，不得要求返还。
综上所述，将债务承认视为时效利益放弃的一种方式，对于债务承认本身的效力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或者改变，故此举无损当事人的利益，且理论上简洁圆通，操作上也更
为便捷。
注释:
[1]《法国民法典)第2220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提前抛弃时效，但可以批弃已取得的时效。”《德国民法典》第222条规定：“为及行已经时效消灭的请求权而为的给付，虽不知时效消灭而为给付者，也不得请求返还。”瑞士、日本民法对此虽未直接规定，但其有关“时效利益不得预先放弃”的规定，可从反面解释为允许事后放弃时效利益。
[2]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09页。
[3]同上注，第708-709页。
[4]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5]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0页。
[6]同前注[2]，史尚宽书，第711页。
[7]参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7]4号《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问题的批复》。
[8]参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7]7号《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欲人在催欲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
[9]转引自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篇9
一、领导重视，组织得力。
各村（居）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成立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村（居）报账员、监督委员会主任及其他人员为成员的的债权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确保此项工作有序开展。（2013年3月31日前完成）
二、逐项梳理，核实数据。
各村（居）结合历次“三资”清理结果及村级财务委托服务管理中心账面数字，逐项梳理债权项目，区分债权项目发生时间、形成原因，主要内容、金额、偿还期限等，以填写“附件1”的形式上报社区管委会。（2013年4月30日前完成）
三、初步分析，提出建议。
各村（居）债权发生年代久远，时间跨度长，需要向前追溯查找账簿，设法询问相关人员，通过进行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对债权项目进行合理分类和提出处理建议，以填写“附件2”的形式上报社区管委会。（2013年5月31日前完成）
四、积极追偿，措施得当。
各村（居）依据不同对象和情况开展债权追偿工作，制作催款通知书，文字通知债务人，明确其还款时间和相应的责任。追偿工作要责任到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完成。各村（居）收回的资金需上交村集体财务委托服务管理中心；建议继续挂账处理的需说明理由；要求列作支出的债权项目经“四议两公开”工作程序后，上报社区管委会，经同意后方可列作支出。（2013年6月30日前完成）
篇10
应收账款是企业因销售产品、提供劳务等业务而应向购货方、接收劳务的单位或个人收取的款项。形成应收账款的直接原因是赊销。虽然大多数企业希望现销而不愿赊销，但是面对竞争，为了稳定自己的销售渠道、扩大产品销路、减少存货、增加收入，不得不面向客户提供信用业务。商品与劳务的赊销、赊购，已成为当代经济的基本特征。应收账款的形成增加了企业风险。特别是现在，用户拖欠企业账款越来越多，账款回收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企业必须加强应收账款管理，正确衡量信用成本和信用风险，合理确定信用政策，及时收回账款。
一、企业应收账款产生的原因
企业产生应收账款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是缺少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缺乏经营理财观念和意识。
（一）应收账款产生的客观因素。企业应收账款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有受政策因素影响成分。如前几年国家紧缩银根，流动资金不足，造成企业资金紧张，购货单位不守信誉，发货后不能及时付款等等。企业应收账款的产生从根本上说，主要还是企业自身存在问题，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缺乏竞争力，要想使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就要采取先发货后付款方式。（2）企业对应收账款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清收。大部分企业的经营者所注重的是企业生产经营工作，对如何理财还缺乏意识和经验。特别是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只注重产品的发出，而不注重货款的收回，认为清理应收账款是财务部门和人员的事，与经营本身没有直接关系。还有些企业就连财务部门也对应收账款心中没有数，更谈不上管理和清收的问题了。
（二）准确把握应收账款的本质。企业有了应收账款，就有了坏账损失的可能。不仅如此，应收账款的增加还会造成资金成本和管理费用的增加。企业要充分认识和估算应收账款的下列3项成本：一是机会成本，应收账款作为企业用于强化竞争、扩大市场占用率的一项短期投资占用，明显丧失了该部分资金投入于证券市场及其他方面的收入。企业用于维持赊销业务所需要的资金乘以市场资金成本率（一般可按有价证券利息率）之积，便可得出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二是管理成本，企业对应收账款的全程管理所耗费的开支，主要包括对客户的资信调查费用，应收账款账簿的记录费用，收账过程开支的差旅费、通讯费、人工工资、诉讼费以及其他费用。三是坏账成本，因应收账款存在着无法收回的可能性，所以就会给债权企业带来呆坏账损失，即坏账成本。企业应收账款余额越大，坏账成本就越大。
（三）应收账款销售风险的本质是“风险损失”。机会成本和管理成本是构成应收账款的直接成本，坏账成本为应收账款的风险成本，这3项就是企业提供给客户商业信用的付出。应着力应收账款投资的规划与控制，制定有利企业的信用政策。应收账款投资成本与收益并存。企业采用赊销方式，虽要耗费一定代价，但也可以开拓并占领市场，降低产成品的仓储费用、管理费用。为双边衡量应收账款的边际产出与边际投入，提高应收账款的投资效益，企业从实际出发，制定以信用标准、信用条件和收账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信用政策十分必要。
二、加强应收账款管理的措施
第一，应加强事前评估，降低应收账款风险。（1）确定适当的信用标准。企业在进行信用销售决策时，应考虑信用销售对销售收入、对成本、对融资成本的影响，确定适当的信用标准。信用标准，是给予客户最低的信用条件，一般用预期的坏账损失率表示。企业确定信用标准要力争在增强市场竞争力，扩大销售与降低违约风险、收账费用这二者之间作出一个双赢选择，调适应收账款的风险、收益与成本的对称性关系，应着重考虑3个基本因素：一是同行业竞争对手情况，面对市场竞争，企业要知己知彼，根据对手实力状况，相应采取宽或严的信用标准，以在竞争中把握主动，争取优势地位。二是企业承担失信违约风险的能力，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强弱也可影响信用标准高低的选择。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强，就可以以较低的信用标准争取客户，扩大业务。反之，如果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薄弱，就只能执行严格的信用标准，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违约风险。三是客户的资信程度，企业要在对市场用户资信程度的调查分析基础上判定客户的信用等级，然后以此决定是否给予信用优惠。企业通过设定信用等级评价标准，利用既有或潜在客户的报表数据，计算各自的指标值，并与标准值进行比较分析，然后详尽地对客户的拒付风险作出准确的判断，以利企业提高应收账款投资决策的效果。
第二，判断企业的信用品质。企业与某一新客户打交道，应首先设定其信用标准，评估其赖账的可能性，看它的信用品质。这通常可以通过下述方法确定：一看客户履行偿债义务的可能性，必须设法了解客户过去的付款记录，看其是否能按期如数付款，与其他供货企业的关系是否良好。二看客户的偿债能力，客户的偿债能力是指其流动资产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与流动负债的比例。客产的流动资产越多，其转换为现金支付款项的能力就越强。同时，还应注意客户流动资产的质量，看是否会出现存货过多过时、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其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的情况。三看客户的抵押能力，企业签订赊销合同时一般附有抵押条款，客户的抵押能力是指当客户拒付款项或无力支付款项时能被用作抵押的资产。四看客户的经营条件，经营条件指可能影响客户付款能力的经济环境。需要了解客户在过去困难时期的付款历史，看其履约情况，以确定风险等级。
第二，应强化事中监控，化解应收账款风险。其一，给予或拒绝容户信用优惠的判断。信用标准是决定给予或拒绝容户信用优惠的依据。一旦企业决定给予容户信用优惠时，就需要考虑具体的使用条件。企业在接收容户信用订单时，要向其明白提出付款时间及其他相关要求，包括信用期限、现金折扣和折扣期限方面的约定。企业允许客户购货款赊欠一定时间，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销售、增加毛利。但不适当地延长信用期限，会引起应收账款机会成本和收账费用的增加，也许还会造成坏账损失。因此，企业必须要求因信用期限的延长带来边际收入的新增量大于边际成本的上升数。企业在延长信用期限的同时，为了加速资金周转、及时收回货款、减少坏账损失，对在规定期限内提前偿付货款的容户可以按销售收入的适当比率给予折扣。采取现金折扣的前提就是只要企业通过加速收款带来的机会收益能够多剩有余地补偿现金折扣的付出。至于给予客户现金折扣优惠的期限和程度应根据企业自身需要，在信用成本前后收益比较基础上，择定一个期量结合的最佳数据方案。其二，设定信用额度。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企业财务部门应根据客户的业务量和信用情况，为每一客户设定一个信用额度。信用控制单位必须从每日的发货中，审查是否超过信用额度，是否该客户有逾期账款未收。如果有，则应停止发货。在合同执行的过程中，财务部门每周都应以内部催款通知书形式，通知相关部门和责任人了解其负责客户的欠款和信用状况，并提醒重点关注接近信用限度客户的动态和经营状况。其三，应定期召开不同层次的信用报告会议。由最高财务主管或管理当局参加的报告会议，主要讨论目前信用控制的运作情况、企业所遭遇的困难和信用风险预测、企业信用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改进措施。由信用控制单位和业务单位联席召开的信用控制会议，主要是对客户的信用风险以及目前危险客户进行分析和评价。由信用控制部门内部召开的会议，主要研究信用控制部门的运作是否正常、过去两周的工作绩效和未来两周的工作内容和规划等。企业的财务部门应按赊销客户区域建立核算应收账款明细账，对赊销业务及时进行会计核算，并定期统计各客户应收账款的金额、账龄及增减变动情况，及时反馈给企业主管领导和销售部门，为评估、调整赊销客户的信用等级提供可靠依据，同时也能了解应收账款的总体情况。企业财会部门还应定期向赊销客户寄送对账单和催交欠款通知书。对未超过期限的赊销客户，主要是获得经双方供销、财会经办人确认无误并签章的对账单，作为双方对账的原始依据；对超过期限的赊销客户，在发出对账单的同时，需分发催交欠款通知书，以及时催收欠款。
第三，应加强事后监督，减少应收账款风险。一是确定合理的讨债方法。不断完善收账政策，客户违反与企业约定的信用条件，拖欠甚至拒付账款时，企业应怎么办？自古以来，欠账还钱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从理论上讲，履约付款是客户不容推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企业正当、合法权益所在。但是如果企业对所有客户拖欠或拒付账款的行为都对簿公堂、付诸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企业解决与客户账款纠纷的目的，主要不是争论谁对谁错的问题，而在于怎样最有成效地将账款收回。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各位客户拖欠、拒付账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使信用表现一贯良好的客户也会因某些客观原因而无法如期付款。特别是在宏观经济环境偏紧、国家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时期，客户受大气候影响，资金短缺、拖欠债权企业账款的现象时有发生。此时，如果企业直接向法院起诉追债，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诉讼费，而且除非法院裁决被告破产，强制执行，否则，效果也不理想。所以，通过法院收回账款一般是企业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办法。基于这种考虑，企业能够同客户商量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通过实施债务重组，也许就能够将大部分账款收回。当企业应收账款遭到客户拖欠或拒付时，企业应当首先分析现行的信用标准及信用审批制度是否存在纰漏，然后对违约客户的资信等级重新调查摸底，进行再认识。对于恶意拖欠、信用品质差劣的客户应当从信用清单中除名，不再对其赊销，并加紧催收所欠，态度要强硬。催收无果，可与其他经常被该客户拖欠或拒付账款的同伴企业联合向法院起诉，以增强其信誉不佳的有力证据。对于信用记录一向正常甚至良好的客户，在去电发函的基础上，再派人与其面对面地沟通，协商一致，争取在延续、增进相互业务关系中妥善地解决账款拖欠的问题。企业在制定收账政策时，要在增加收账费用与减少坏账损失、减少应收账款机会成本之间进行比较、权衡，以前者小于后者为基本目标，掌握好宽严界限，拟定可取的收账计划。二是准确使用法律武器。对逾期未结清欠款的客户，企业应组织力量督促经销人员加紧催收，特别是对一些信誉较差、欠款时间较长、金额较大的客户，需有专人负责。催收时，企业财会部门应及时提供赊销客户的详细原始资料，如销售合同、销售发票、对账单、欠款金额及发生时间等，为催收工作提供依据。企业供销部门应组织人员，积极与客户联系，及时收回欠款；对近期暂不能还款的赊销客户，应要求对方制订还款计划并提供担保，使其能逐步还清欠款。对那些既不制订还款计划又不提供担保的，或发现其缺乏清偿能力的，应及时通过法律途径给予解决。同时，企业还应制定切合实际的收账策略。对过期较短的客户，不予过多打扰，以免将来失去这一市场；对过期稍长的客户，可措辞婉转地催款；对过期较长的客户，则应频繁地信件催款并电话催询；对过期很久的客户，可在催款时措辞严厉。如客户已达到破产界限，则应及时向法院起诉，以期在破产清算时得到部分补偿。在采取法律行动前应考虑成本效益原则，遇到以下情况不必起诉：诉讼费用超过债务清偿额；客户抵押品变现后可冲销债务；客户的债款额不大，起诉可能使企业运行受到损害，起诉后收回账款的可能性有限。
第四，严格内部控制制度，严防应收账款风险。企业领导要带头遵守内部控制制度。要明确内部控制制度不是约束某一个人的，而是约束所有人的；内部控制制度也不是在一定的时期起制约作用，而是要长期起作用的。企业的赊销行为必须在内控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不能领导一个人说了算。企业的内部审计机构应独立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和各个环节要严格监督，一旦发现应收账款方面出现潜在的问题，要向领导和有关部门及时通报，并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保证内控制度的有效性。企业的各个部门也要同心协力，共同遵守内部控制制度，保证内部控制制度在防范和化解应收账款风险中的作用确实得到应有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