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鹰计划范文

时间:2023-04-08 07:19:1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飞鹰计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飞鹰计划

篇1

纤纤柔指编织的蓝色梦魇没有你笑颜

我发疯流泪浇灌着你的枯萎

轻握着的手有樱花飞旋

你深情的双眸吻住了真情

失落的心情冰凉了这个春季

篇2

基金项目:南昌市科技局农业支撑项目,“节水工程与肥料施用一体化技术应用模式研究”

闵跃中,南昌市经作站,南昌市朝阳中路41号,330009, E-mail:

万晓亮,南昌市农机站

徐美康,江西菲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收稿日期:2013-12-26

水肥一体化技术具有高效利用、省肥省水、节约成本、使用方便等特点,在农业生产中已广泛应用。由于市场对绿色和有机农产品需求量大,当前国内外水肥一体化使用水溶性化学肥料为主,水溶性有机肥偏少。因此水溶性无机肥在水肥一体化中的应用模式技术较为成熟,而水溶性有机肥在水肥一体化中的应用模式技术较少见。近年来在南昌市科技局资助下,我们开展了水溶性有机肥在水肥一体化中的应用模式技术研究,在蔬菜种植中摸索出应用模式技术,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 水溶性有机肥品种选择

添沃水溶性有机肥,有机质≥45%,N+P2O5+K2O≥10%,江西省滴灌实业有限公司研制;时必丰水溶性有机肥,有机质≥45%,N+P2O5+K2O≥12%,武汉市沃农肥业有限公司生产。

2 樱桃番茄简易高效无土、有机栽培中水溶性有机肥应用模式技术

简易高效无土有机蔬菜栽培技术就是充分利用作物废弃物及农家肥来制作富养有机基质,直接种植农作物。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只需供水和补充极少量微量元素,用富养有机基质取代化学肥料配置的营养液,降低了高昂的无土栽培投资成本,简化了繁琐的操作管理过程,可生产出符合标准的有机蔬果。这项技术运行中缺乏追肥这一技术措施,使得蔬菜产量和品质受到一定影响。通过水溶性有机肥应用模式技术,充分发挥简易高效无土有机蔬菜栽培技术,蔬菜的产量和品质大幅度提高,满足市场需求。

①品种 圣女樱桃番茄。

②育苗 2月中下旬,种子消毒后,直接播种在有机基质营养钵中育苗,每钵一粒种子。

③移栽 6 m×30 m塑料钢架大棚采用砖沟排列,砖沟宽0.7 m、长30 m、深0.2 m,共排4条;沟中填满栽培有机基质,基质上面铺设一条滴灌带,滴灌带每隔40 cm打一个滴灌孔,再覆盖地膜;樱桃番茄种植行株距为50 cm×30 cm;4月中旬后,种苗长出4片真叶后就可移栽,移栽时只要按照要求在地膜上打孔,将营养钵中的樱桃番茄直接栽种即可。

④水溶性有机肥应用模式技术 水溶性有机肥在实际应用时一般要求采用二次稀释方法,即将每一次追肥用水溶性有机肥首先在小容器中加入水首次溶解,再投入到水肥一体化系统中的肥桶中,按量加水稀释,进行第二次溶解。

移栽后至开花始期每隔10~15天追施水溶性有机肥1次,水溶性有机肥浓度控制在1 500~2 000倍液。开花始期至挂果初期每隔7天追施水溶性有机肥1次,水溶性有机肥浓度控制在1 000~1 500倍液。挂果初期至采收期每隔7天追施水溶性有机肥1次,水溶性有机肥浓度控制在600~800倍液。在最后一次采收前7~10天停止追施水溶性有机肥。

3 西瓜水溶性有机肥与追施水溶性无机肥混溶应用模式技术

①品种 西瓜选用“早佳新秀84-24麒麟瓜”,江西省赣新种子有限公司出品。

②育苗 5月上旬,种子消毒后,播种在有机基质营养钵中育苗。

③移栽 畦宽1.2 m,每畦种植一行西瓜,西瓜株距0.8 m;施基肥后,铺设滴灌带,覆盖地膜,6月上旬后西瓜苗4片真叶后可以按要求移栽。

④西瓜追施水溶性有机肥与水溶性无机肥混溶应用模式技术 水溶性有机肥和水溶性无机肥在实际应用时一般要求采用二次稀释方法,即将每一次追肥用水溶性有机肥和水溶性无机肥首先在容器中加入少量水溶解,再投入到水肥一体化系统中的肥桶中混溶,按量加水稀释。

篇3

关键词:盐化工废水处理技术;优化及应用;研究与分析

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因为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快速的建设与发展,工业生产的污水废水排量也在逐渐增加,这种情况下就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现阶段,盐化工废水的排量也在增大,而且这种废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处理方面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将盐化工废水处理技术进行优化是十分迫切的。

1盐化工产业的发展状况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的盐资源比较丰富,在开采的历史中比较悠久。盐产业的主要分布状况是东部海盐、中部和西南部井矿盐。我国盐化工的比例分配比较大,占有73%,而食用盐占有16%,其它用盐11%,由此可见,盐化工是我国制盐工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关键。我国的盐消费情况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在盐化工中占据的比例比较大,在道路除雪等方面的消费结构比较低,卤水的消费比例也比较低。我国在液体盐的消费比例中只有10%左右,由此可见,我国制盐工业的产品结构并不是十分合理。我国的盐化工行业产业发展中,主要是以纯碱和氯碱这两大部分。在近几年的发展中,氯化钠和金属钠的发展也比较迅速,但是这两种盐的消耗情况比较低,还不到总量的1%,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平衡没有什么较大的影响。

2盐化工废水的主要特点分析

因为盐化工废水自身存在一定的复杂性,而且其排放量也比较大,对环境造成及其严重的影响,在进行废水的处理过程中也存在一定法困难。盐化工废水中除了含有一些有机污染物之外,还存在大量的无机盐,而且这些无机盐具有一定的腐蚀性能。随着各个领域的建设逐渐加快,工业的发展也取得快速的进步,水资源短缺成为现阶段生活生产应该重视的问题。在高盐生产中释放出的废水的污染程度要比其它物质高出许多,而且其成分也比较复杂,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地下水的含盐量都比较高,含盐海水通过渗透作用进入到下水道或者是排水管中,将其中含有的高浓度氯化物和硫酸盐一并带入其中,因此就要强化对高盐废水的治理力度。此外,我国对排放到海洋废水的标准规范也在逐渐提高,对水回用的工作逐渐提高重视。通过国家颁发的一系列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理念已经逐渐呈现在大家眼前,由此可见,实现废水的资源回收以及废水的处理技术就显得十分重要。

3高盐废水处理的优化方法

3.1物化法处理高盐废水

高盐废水对生物处理系统存在一定的制约作用,所以,在对高盐废水的处理中经常利用物理-化学法来进行处理,将其中存在的有机盐和无机盐进行有效的处理。而对于含盐量非常高的盐水来说,现阶段一些企业利用水稀释的方法来进行处理,对其中的盐含量合理的降低。这种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操作起来也不是很复杂,但是在处理规模、投资运行方面就会有所增加,与此同时,还会造成严重的水资源浪费。对于这种废水,运用蒸发法、混凝法、电化学法、膜分离法等技术来进行处理,就会更加经济一点,而且效果也比较显著。

3.2生物法处理高盐废水

盐对于常规的生物法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出水水质的影响:因为处理系统对离子的浓度变化非常敏感,当系统突然受到高盐废水的冲击时,系统中的有机物的去除率就会明显降低,微生物的呼吸速率也在逐渐降低,而且高盐度对整个系统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说,保持盐浓度是工程设计中必须要考虑的关键。第二是对生物活性造成的影响:无机盐类在微生物的生长中能够对酶反应产生促进的作用,能够维持平衡以及调节渗透压的作用。但是若是盐浓度超过一定的限制时,就会对微生物的生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中主要抑制的原因在于:首先,盐浓度过高时就会造成渗透压有所提高,能够促进微生物细胞脱水使得细胞原生质分离。其次,高盐情况因为盐析的作用使得脱氢酶活性有所降低。再次就是高氯离子的浓度对细菌有毒害的作用。最后就是水的密度有所提升,就导致活性污泥容易上浮流失,盐浓度的增加对生物的代谢功能造成严重的破坏,对生物的降解动力情况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运用生物法来处理高盐度废水,主要在不脱盐、不稀释的方向偏着,对生物的处理能够及时的进行。所以,在高盐废水的处理中,生物处理的可行性、处理条件以及设计情况等都是关键所在。此外,高盐废水常用的生物处理方法有:传统活性污泥法、接触氧化法、生物膜反应器等。

3结语

篇4

关键词 玉米;有机肥;化肥;产量;影响

中图分类号 S513;S14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5-0031-01

目前,由于种地养地不能很好地结合,连年产出导致土地的养分严重透支,化肥的大量施入补充了大量元素的不足,但微量元素含量却在不断下降,将来由于最小养分率会导致无论怎么加大化肥用量投入,都不会增产,而且还会导致土壤板结和一些病害的发生[1]。而有机肥却能弥补微量元素的缺失,还能改善土壤结构,增加有机质含量[2-5]。因此笔者通过几年的大量试验,找到有机肥与化肥的最佳配合比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概况

试验分别设在有代表性的土桥镇、大坡镇、城发乡、刘家镇4处。供试玉米品种为先育252。供试肥料:有机肥为上海荣望有机肥有限公司生产的“荣望”牌商品有机肥(N∶P∶K≥16%,有机质≥35%,氨基酸≥18%)。化肥品种主要为:尿素(含N为46%)、过石(含P2O5为39%)、氯化钾(含K2O为60%)。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4个处理,分别为:施化肥量为纯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160、60、60 kg/hm2,另外施有机肥250 kg/hm2(A)、施纯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160、60、60 kg/hm2,另外施有机肥500 kg/hm2(B)、施纯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160、60、60 kg/hm2,另外施有机肥750 kg/hm2(C);以施纯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200、75、75 kg/hm2作对照(CK)。施肥方式:全部的有机肥、磷肥、钾肥和1/3的氮肥作底肥,2/3的氮肥作追肥。试验地四周有保护行,3次重复,小区随机排列,每小区面积为40 m2,6行区。地头设5 m保护区,边行留4行保护行。

1.3 试验实施

播前对玉米种子进行包衣,预防地下害虫和真菌病害。2012年4月28日播种,采用人工刨埯种植,株距27 cm,深施肥,种肥隔离,播后镇压[6]。7月20日调查各处理的玉米株高、叶龄、叶色、茎粗,并记录各处理的产量情况,进行回归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田间生育状况

由表1可知,各处理在播种期、出苗期、拔节期、抽雄期、吐丝期、成熟期等方面差异不明显。从7月20日的调查数据上看,各处理在株高、叶龄、叶色、茎粗上随着施用有机肥量的增加表现的也略好。

2.2 产量

由表2可知,处理A、处理B、处理C、CK的产量分别为8 955.0、9 042.5、9 655.0、8 477.5 kg/hm2。处理A、处理B、处理C同对照(CK)相比,增产率分别为5.63%、6.67%、13.89%。 从产量上看,以处理C最好。

对各小区的产量进行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多重比较(LSD法)结果见表4。由表3、表4可知,各处理间差异达显著、极显著水平。各处理中,单施化肥的CK与化肥减量20%但同时增施有机肥的处理A、处理B、处理C之间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处理B和处理A之间差异显著,这说明在化肥减量20%的情况下,增施的有机肥数量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数量作物才能保持产量的稳定,同时增施有机肥也要有一个度的掌握,要考虑到投入产出比。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在化肥与有机肥的配合施肥方面,施用精制有机肥超过250 kg/hm2,在减少化肥用量20%的情况下,玉米产量和其他性状均表现较好,同时也培肥了地力,为以后的粮食增产提质和耕地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物质基础。

综合分析,有机肥和化肥合理配施对玉米产量效果比较明显,因此应适当减少化肥用量,增施有机肥。虽然有机肥当季的增产幅度是有限的,但从成本及长远考虑,适当减少化肥用量、增加有机肥会对土壤及粮食品质都有好处,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4 参考文献

[1] 王灵骄,喻美玲.安顺市玉米施肥现状的调查分析[J].江西农业学报,2008,20(10):84-85,88.

[2] 方向前,赵洪祥,张丽华,等.复合肥对玉米产量的影响[J].现代农业科技,2009(23):31.

[3] 宋治国.有机肥对玉米生长和产量的影响[J].现代农业科技,2011(22):82.

[4] 夏玉春,姜立文,张喜印,等.玉米有机肥与化肥配施试验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0(10):67.

篇5

1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该飞剪近几年以来,侧间隙调整装置由于设计及使用、维护的原因,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1剪刃侧间隙调整机构精度下降剪刃侧间隙由调整螺栓分七段对剪刃调整,调整难度大,精度不高,调整螺栓孔已多处存在滑丝现象,使间隙调整更加困难。生产过程中间隙变化较大,操作侧与传动侧的侧间隙相差较大,有时达到0.1mm,造成钢板两边剪切断面不一致,出现毛刺较多,或者是剪不断、翘角等现象,同时导致剪刃的磨损加剧,增加了更换剪刃的次数和间隙调整时间,缩短了剪刃的使用寿命,也大大降低了机组的作业率,见图2。

1.2飞剪导柱导向机构旋转飞剪的上下剪架是由一个垂直的导柱连接在一起,其作用是为了使上下剪刃的剪切面始终保持在垂直线上使剪切断面垂直整齐。目前的飞剪导柱是由双斜锲铜滑板进行导向和调整的,要求导柱与斜楔的调整间隙在0.05mm。由于斜楔与导柱是面接触,摩擦力大,以及备件加工质量等因素,滑动摩擦副的间隙不均,飞剪剪切过程中的频繁振动及冲击,经常造成滑块螺栓松动后与导柱的间隙变化,直接影响剪刃的侧间隙,导致钢板剪不断或者剪切不良,同时对斜切率有直接的影响。并且该结构调整困难,摩擦阻力大,铜滑板和调整螺栓经常断裂,维护量大且降低了机组作业率,见图3。

2解决方案

通过上面对旋转飞剪侧间隙机构的分析,飞剪侧间隙机构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改造。

2.1飞剪剪刃间隙调整机构改造将间隙调整机构改为由1:40的斜楔进行全剪刃调节,不需分段调整。调整精度由机加工、安装精度来保证,因此可以减少操作工的劳动强度,同时能保证剪刃间隙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2.2飞剪导柱导向机构改造对导柱导向机构进行改造,把导柱导向机构由斜楔装置改为偏心辊和轴承结构,这样就由原来的面接触改为了线接触,同时由滑动摩擦改为了滚动摩擦。偏心轴可以便捷、精准地调整导柱与辊面之间的间隙。该结构摩擦阻力小,调整简单、锁紧可靠。

3方案实施

3.1飞剪剪刃间隙调整机构改造实施将下刀座和铜斜楔(1:40)进行研配,斜楔的右端设有调整螺杆装置带动斜楔横向移动,通过斜楔将下刀座水平前后移动,从而达到调整剪刃侧间隙的目的。在刀座的另一面设有复位弹簧,消除斜楔与刀座之间的间隙。外螺纹的螺杆联接并固定在铜斜楔上,另一端与调整螺杆的内螺纹联接,见图4。

3.2飞剪导柱导向机构改造实施(1)在原铜滑块位置设置导向辊,入口侧导向辊设计为同心轴,出口侧导向辊轴设计成偏心量为1mm的偏心轴,可以方便地调整导向辊与导柱的间隙。导向辊辊面进行热处理,表面硬度为HB260-HB280,见图5。(2)在偏心轴的外端,加工外齿轮,外端盖设计有同齿的内齿,方便固定偏心轴,以保持导向辊与导柱的间隙量。

4结论

篇6

关键词:土壤磷;利用率;丰缺指标;用肥策略

中图分类号: S158.2;S14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332003

咸阳位于关中平原腹地,全市土地面积为101.96万hm2,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1%。其中耕地面积42.4万hm2,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其中小麦面积22.3万hm2,玉米面积22.3万hm2,果园面积15.4万hm2,是陕西省主要的粮食产区和果品产区,但随着长期以来集约化生产和盲目施肥对土壤理化性状造成了破坏,土壤碱化,土体板结,耕层变薄。特别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开始磷肥的大量施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磷元素的积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普及,肥料的投入量和施入方式都有了较大的改变。以上种种因素的叠加造成了土壤供肥能力和肥料利用率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在实际工作中多以经验值进行计算,磷肥的计算投入量和实际所需量之间必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造成一定的浪费或不足,所以获取不同土属磷元素的土壤供肥能力和肥料利用率对农田作物配方的计算越来越重要,对作物配方的制定和肥料的施用方法的改进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近几年通过在小麦田上布置了大量的3414试验,对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获取到6大土属的磷元素供肥参数。

1 试验方案的布置

在咸阳南部13个各县区按冲积土、油土、潮土、黄绵土、黑垆土、褐土6个土属布置3414试验42个,试验小麦品种按当地常用品种,氮、磷、钾的二水平设置也按当地近三年试验的计算讨论得出,每个试验按照14个处理实施,每个处理重复3次,其他农作措施按照当地常规操作进行。试验田块及用肥处理见表1。

2 计算方法的选取

2.1 土壤磷元素利用率计算

根据土壤利用率的计算办法,无肥区的作物生产携带出的养分量与土壤中养分的拥有量的百分比,按照该试验其计算公式为:

土壤有效养分利用率(%)=缺素区地上部分吸收该元素量(kg/667m2)/(土壤养分测定值(mg/kg)× 0.15 )

即3414小麦试验田中P元素的矫正系数为:

土壤有效P利用率(%)=(N2P0K2区籽粒667m2产量×N2P0K2区籽粒含P量+ N2P0K2区秸秆667m2产量×N2P0K2区秸秆含P量)/(土壤P测定值(mg/kg)× 0.15 )

2.2 土壤磷肥利用率计算

利用3414试验的不同处理还可计算出作物对肥料的利用效果,计算公式为:

肥料利用率(%)=(施肥区农作物吸收养分量-缺素区农作物吸收养分量)/(肥料施肥量×肥料中养分含量)

即3414小麦试验田中肥料P元素的利用率为:

肥料P元素利用率(%)=(N2P2K2区籽粒667m2产量×N2P2K2区籽粒含P量+ N2P2K2区秸秆667m2产量×N2P2K2区秸秆含P量- N2P0K2区籽粒667m2产量×N2P0K2区籽粒含P量- N2P0K2区秸秆667m2产量×N2P0K2区秸秆含P量)/肥料施用量(纯量)

3 结果与讨论

3.1 土壤养分利用率计算

根据土壤利用率的计算办法,将获取的数据带入公式,计算各个土壤亚类的磷元素的土壤养分利用率,见表2。

3.2 肥料利用率

根据肥料利用率的计算办法,将获取的数据带入公式,计算各个土壤亚类的磷肥的利用率,见表2。

3.3 供肥参数分析

通过表2可以得知,不同土壤磷元素的供肥率为:冲积土0.50~0.89、黄绵土0.58~0.74、褐土0.32~0.60、黑垆土0.50~1.13、油土0.74~1.04、潮土0.24~0.73;肥料利用率为:冲积土0.11~0.20、黄绵土0.13~0.18、褐土0.07~0.31、黑垆土0.05~0.26、油土0.13~0.29、潮土0.05~0.30。剔除偏离异常参数外,修正的参数如表3所示。

3.4 磷元素丰缺指标的建立

根据缺磷区的相对产量公式缺磷的相对产量= N2P0K2产量/ N2P2K2产量×100%可以得出各试验的相对产量,通过绘制土壤有效磷测定值与作物相对产量的趋势图(图1):

对函数y=27.785Ln(x)-14.962进行计算,分别将相对含量y=50、75、90可算得获取其相对产量所对应的土壤有效磷含量,从而得出小麦有效磷丰缺指标,见表4。

4 结论

通过大量的3414试验工作,得出咸阳市主要土壤磷元素的供肥率和肥料利用率,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褐土、潮土的土壤的速效磷肥的利用率偏低,部分区域不足50%,黑垆土、油土土壤有效磷偏高,部分达到100%;冲积土、黄绵土、褐土、黑垆土的磷肥利用率均不高,为0.10~0.20,故而往往出现配方肥超量使用后依然出现增产增收,而按照配方施用肥料后达不到目标产量的现象,要在控制肥料成本,限制农化产品的投资的情况下达到增产效果的办法是通过施用有机肥和土壤调节剂改良土壤理化性状,提升耕地质量,提高土壤有效养分利用率和肥料利用率。

由于高度集约化农业生产的综合影响,加快了土壤中枸溶性磷向水溶性磷的转化过程,提高了土壤有效磷的利用率,李振声有数据表明,黄土高原7各省区有效磷平均含量为6mg/kg,土壤全磷含量却高达230mg/kg,

全磷含量为有效磷的205倍,而黄淮海平原黄潮土与风沙土全磷含量竟高达有效磷的130~500倍,说明土壤中绝大部分磷在以无效状态存在,有很大的利用潜力。所以在磷肥的施用中,针对于相对产量>90%的耕地,即有效磷含量>43.7mg/kg,可采取不施磷肥的施肥策略;对于中产田,即相对产量在75%~90%,有效磷含量在25.5~43.7mg/kg,可施作物所需磷50%~60%的肥料;对于低产田,即相对产量在50%~75%,有效磷含量在10.4~25.5mg/kg,可按满足作物所需磷肥量即100%来施用;对于极低产田,即相对产量在50%以下,有效磷含量在10.4mg/kg以下,可施作物所需磷元素的150%~200%的用肥量。

参考文献

[1]王兴仁,张福锁.现代肥料试验设计[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

[2]高祥照,马常安,杜森.测土配方施肥技术[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篇7

关键词:科技进步 消费文化 影响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日益提高。目前,消费文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切入消费文化研究。科技不断进步对消费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方面出现的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消费文化的含义

消费进入文化视域形成了消费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类型:消费文化。1994年,《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反响。此后,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界定。重要观点可概括为三类:其一,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其二,强调消费文化是人们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其三,认为消费文化即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这三种理解完全不同。第一种意义上的消费文化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消费文化,它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基础上延伸而得的。第二个定义只强调了消费文化的观念层面,后把规范层面和器物层面的消费文化略而不谈,所以,是一个不完整的或者抓重点的定义。第三个定义把消费主义思潮与消费文化相混淆,把极端的消费思潮当作消费文化,把特殊的文化思想等同于一般的文化观念,有以偏概全之嫌,如果是在特殊语境下使用则是可以的。

消费文化的外延也有不同的分法。譬如有学者说,消费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消费文化”是消费物质文化和消费精神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消费文化”包括消费哲学、消费价值取向、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消费心理等,这是人们在消费实践中形成的反映消费特点和理解的观念形态的总和。[1]此外,消费文化的外延可以按照社会生活子系统来划分,包括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着服饰文化、住宅建筑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表演文化和旅游文化等等。

具体的科学或技术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科技进步同时也促进了以休闲、消费和享受等为主题的文化工业的空前繁荣。早期的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就认为,作为控制的新形式,科学技术的控制主要体现在文化工业上,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详细地阐述了这种思想。他认为,由于出版复制技术的高度发达,文化工业出现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通过文化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对广大民众实现统治,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也是一种缺乏否定和批判精神的文化,它使广大民众沉湎于一种“虚假的满足”之中,从而沦为“文化奴隶”,丧失了对现行制度的反抗精神。科学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奴役性,起到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

科学技术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方面,文化再生产表现为工业文化的形式,文化失去了起源自私人领域的自主性和多样性,文化的人文意义和价值丧失,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一般商品地生产已没有什么区别,文化工业产品由于技术的可复制性,已经从根本上消除了艺术作品的个人风格,一切作品皆沦为商品,文化已经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了;另一方面,却是专家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的脱离所造成的文化贫困化。“思想的运动停留在作为理性之界限的栅栏之内”,人的精神内在向度被削弱了,失去了自己独特而丰富的个性,是区;失去了对社会系统控制与操纵的内在反抗性,舒舒服服地成为“工业文明的奴隶”。为什么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扩张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呢?哈贝马斯认为,关键是科学技术,特别技术是按照目的论行动的模式来运行,所追求和实现的目标是目的的合理性,技术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自然的统治,而作为意识形态它们实现了对人的统治。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消费中的人文缺失。一方面,文化活动失去了为人们提供娱乐和消遣、给人以精神享受的作用,使快乐变的无聊和无趣。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决定着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规划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成为支配人的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

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我们要掌握他们的度,学会趋利避害。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使劳动与消费产生了分离,人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收入也愈来愈高,我们进入普遍有钱有闲的社会,这些不断的改变着人们的信念和消费价值观。然而,这种作用是相互的,信念和价值观又反过来指导人们处理经验、调节对现实的看法,甚至还会改变人们对科技成果的使用方向。

我们要建立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比如以健康、文明、科学的素质为前提的休闲型消费观,以寻求生活的真正乐趣、体现生命中潜存的自我意识为前提的文化型消费观。我们要关注民众的日常文化生活极其实践意义,为建立公共文化空间和提升大众文化品位、为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供多种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消费不仅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更多的是体现在满足人的发展和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要,用于体验、审美、运动、健康等方面的消费也在相当程度上被接受、被实践。比如旅游是现代人普遍享有的生活方式,既促进经济的繁荣,又加强了文化的传播。于光远老先生说:旅游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又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2]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衍生的社会文化以及各种文明的价值观一直在推动人们的消费观念。使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去发明和改进技术来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消费是科学技术的基本动因和最终目的,科学技术必须以消费为基础,不能只从生产者的角度来制定科技政策;还应该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或者第三者的立场上,通过建设消费文化、提高消费者素质、创造消费能力等方面,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技的进步与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相一致。

参考文献

篇8

关键词 系统性硬化症 硬皮病 间质性肺病 纤维化 治疗

中图分类号:R59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7)S1-0037-08

Treatment of pulmonary interstitial disease in systemic sclerosis*

YU Yiyun1,2**, FU Sisi1,2, XUE Yu1,2, ZOU Hejian1,2***, Translate

(1. Department of Rheumatism,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0, China; 2. Institute of Rheumatology, Immunology and Aller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0, China)

ABSTRACT Systemic sclerosis (SSc) has the highest mortality in 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vascular damage, inflammation and fibrosis of the skin and various internal organs.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LD) often complicates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SSc, leading to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poor prognosis. ILD is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 of death in SSc, and the management of SSc-ILD patients is a great challenge. Early diagnosis of interstitial pneumonia according to decreased lung function and high resolution C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SSc-ILD classification, pathology, diagnosis, prognosis, survival, current and future treatment options.

KEY WORDS systemic sclerosis; scleroderma;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fibrosis; treatment

硬皮病是以微血管病、皮肤和多种内脏器官的纤维化最终导致器官功能障碍为特点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根据皮肤受累的程度分为两种类型:弥漫型皮肤型(diffusecutaneous systemic sclerosis,dcSSc)和局限性皮肤型(limited cutaneous systemic sclerosis,lcSSc)[1]。过去30年中,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使用显著降低了硬皮病肾危象导致的死亡率,肺脏受累是目前死亡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两种主要的肺脏受累:间质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和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PAH),占SSc相关死亡的60%[2]。通常来讲,流行病学研究发现ILD更常见于dcSSc而PAH更常见于lcSSc。肺脏受累也可出现于无皮肤受累的SSc(无皮肤硬化的硬皮病)[3]。

1 ILD的分类

ILD以早期炎症细胞肺浸润及之后的肺纤维化为特点,根据组织病理学分类如下:①寻常型间质性肺炎(usually interstitial pneumonia,UIP);②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non- specific interstitial pneumonia,NSIP);③弥漫性肺泡受损(diffuse alverolar damage,DAD);④机化性肺炎(organizing pneumonia,OP);⑤淋巴细胞肺浸润。NSIP是SSc- ILD最常见的组织类型,以各种程度的炎症和纤维化为特点。相反,以致密斑块状纤维化和蜂窝样改变为特点的UIP是少见的一种类型[4]。一些病人ILD直接表现为终末期肺纤维化而无法分类。因为HRCT可以提示潜在的组织病理,所以在SSc- ILD中通常不需要肺活检,除非患者的临床表现和HRCT不符[5]。然而,SSc患者的预后与疾病严重程度和DLCO下降的程度强相关,大于与组织病理的相关性[6- 7]。

2 病理生理学

SSc- ILD的发病机制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可能与内皮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的异常相互作用导致失控的组织纤维化有关[8]。

很多证据表明对一种或多种特异抗原的应答使免疫系统活化在SSc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9]。一种特异的活化的T细胞亚群表达前-纤维化Th2极化表型可能与介导组织纤维化相关。Th2细胞分泌白介素(IL)- 4和IL- 13参与调节组织重建和纤维化。IL- 4和IL- 13活化成纤维细胞,诱导促纤维化细胞因子,主要是转化生长因子(TGF)-β,促进胶原生成[10]。TGF- b在SSc- ILD的信号传导中发挥多重功能:通过经典通路,TGF-β促进Smad2/ 3磷酸化,然后与Smad4结合;Smad4做为转录因子激活剂,引起细胞外基质蛋白的表达。通过非经典通路,TGF-β介导的细胞通路由包括MAPK、PAR6和RhoA的特异调节蛋白介导[11]。另外,损伤的组织释放TGF- b可以招募包括巨噬细胞在内的炎症细胞到损伤部位,巨噬细胞进一步释放TGF-β,进而加重纤维化[12]。SSc患者中发现IL- 13水平升高,其通过诱导巨噬细胞TGF-β的生成和/或通过TGF-β依赖的机制发挥作用[13],与炎症和纤维化有关[14- 15]。与之一致,动物研究表明小鼠过表达IL- 13导致严重的肺纤维化[16],而中和IL- 13抑制了博来霉素诱导的肺纤维化的小鼠模型的纤维化[17]。众所周知,CD8+T细胞主要在SSc患者肺部及皮肤浸润[9, 18],在肺和外周血中表达活化表型及抗原驱动的单克隆扩增[19- 20]。另外,患有高风险侵袭性肺疾病的一组硬皮病患者亚型表现为活化的长存活期的CD8+T细胞浸润于肺部并促进其纤维化,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促纤维化因子如IL- 4和抑瘤素M以及TGF-β的直接活化完成[20]。另一T细胞亚群调节性T细胞(Tregs)在SSc中也广泛被研究。Tregs主要维持自身免疫耐受,阻止潜在的危害性的自身免疫和负责保护性免疫应答。SSc中尽管Tregs的数量显著增加,但是其抑制CD4+效应T细胞的功能却明显受损,另外CD69的表达水平显著下降[21]。B淋巴细胞可能通过细胞因子,自身抗体和细胞-细胞接触促进纤维化。B细胞在SSc中高度活化。SSc患者B细胞表面高表达CD19,这种表型通常与自身抗体生成有关。与之一致的,CD19转基因小鼠过度表达CD19,包括抗- topo I的多种自身抗体生成增加。但是这些转基因小鼠皮肤和内脏器官不会出现纤维化[22]。相反,皮肤紧绷的小鼠,一种SSc的遗传模型,表现为弥漫性的皮肤纤维化,B细胞CD19表达上调[23]。为了更好的理解CD19在调节抗体生成和纤维化中的作用,CD19缺陷的小鼠注射博来霉素,博来霉素可以诱导组织纤维化和炎症细胞浸润并且与抗体生成相关[24- 25]。有意思的是,B细胞表面CD19缺陷显著抑制了免疫细胞浸润、皮肤和肺脏纤维化,高免疫球蛋白血症和自身抗体的生成,因此证实B细胞活化调节下游其他免疫细胞的浸润[26]。另外,活化的B细胞调节T细胞活化和分化,通过促进Th2表达使细胞因子向促纤维化细胞因子IL- 6,IL- 4和IL- 13偏移[27]。早期dcSSc的患者血清和皮肤IL- 6表达升高,高血清IL- 6与皮肤纤维化的严重程度和生存率下降有关[28]。体外阻断IL- 6降低了胶原生成,在博来霉素诱导的肺纤维化的模型中,IL- 6缺陷与肺疾病慢性进展相关[29]。IL- 6由B细胞生成,和TGF-β,这两种细胞因子协同诱导基质形成而无胶原降解[30]。最后,SSc患者的初始B细胞和记忆B细胞均过表达CD19。CD19过表达与B细胞异常有关,表现为初始B细胞扩增和记忆B细胞活化。尽管SSc患者记忆B细胞数量下降,存留的B细胞却有更强的产生免疫球蛋白和抗体的能力[22, 31]。最后,B细胞可以做为T细胞的抗原提呈细胞,诱导树突状细胞成熟促进促纤维化Th2应答[32]。

很多与免疫系统无直接关系的分子与SSc的发病机制相关。由内皮细胞(ECs)产生的内皮素(ET- 1)是最典型的代表。皮肤和肺脏均可分泌ET- 1从而活化成纤维细胞。ET- 1可以通过直接与特异受体A型内皮素受体(ETA)和B型内皮素受体(ETB)结合于成纤维细胞,或者通过诱导促纤维化细胞因子如TGF-β来诱导纤维化。ET- 1水平在肺纤维化动物模型血浆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中明显升高[33- 34]。另外,博来霉素诱导的肺纤维化ET- 1水平升高。内皮细胞,肺泡巨噬细胞,内皮细胞和间充质细胞与SSc患者肺部升高的ET- 1水平有关。ET受体在SSc- ILD肺组织中表达,SSc- ILD中ETA降低而ETB略升高[35]。ETB受体主要表达在内皮细胞上,介导血管扩张去除循环中的ET- 1。ETB受体在SSc内皮细胞下调从而减轻了血管扩张作用,而在平滑肌细胞上调从而促进细胞增殖、肥大、炎症、纤维化和血管收缩[35- 36]。值得注意的是,ET- 1促进TGF-β表达,而TGF-β促进肺泡上皮细胞-间充质细胞转变。必须指出的是TGF-β能够调节人肺脏成纤维细胞ET- 1过度表达。这种诱导通过非Smad依赖、激活素受体样激酶5(ALK- 5)/ JNK-依赖的机制和ET- 1启动子上的激活蛋白1(AP- 1)发挥作用[37]。最后,ET- 1可能会帮助TGF-β诱发人肺脏成纤维细胞促纤维化表型[38]。

3 SSc-ILD的临床表现和诊断

SSc- ILD的R床表现从非进展性的轻微肺脏受累及到严重的疾病,经常发生于发病第一年,可以进展至呼吸衰竭甚至死亡[39]。尽管听诊时可能会闻及音或者胸片表现为间质增厚但患者可能无症状。症状无特异性,包括用力时呼吸困难、干咳,通常伴随乏力。胸部不适、胸痛、咯血较少见。听诊时可闻及双肺底吸气相和呼气相的音。ILD晚期可发生紫绀和右心衰竭。尽管ILD可以发生于lcSSc,但最常见的还是在dcSSc。

肺功能(PFTs)包括肺通气管功能检查与一氧化碳单次呼吸弥散功能(DLCO)在研究SSc患者肺脏受累中发挥主要作用。在有症状或胸片有变化前就可以发现肺功能轻度变化。PFTs最常见的表现是FVC下降,伴随正常或升高的FEV1/ FVC比值。FEV1/ FVC比值提示ILD或肺纤维化的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40]。DLCO是最重要的功能测试,因为它可以观察间质增厚的程度,DLCO下降与肺纤维化的程度有关[4]。严重的限制性肺功能(FVC≤50%)可能发生于10%的患者[39]。DLCO进行性下降是预后差最重要的标志[6],而FVC早期下降经常是进展至终末期肺病的一个重要提示[41]。SSc患者中DLCO下降也可提示肺动脉高压(PH),和/或贫血、抽烟等其他疾病表现[42]。肺容量不变而单独DLCO下降(FVC/ DLCO比值>1. 4~1. 6)提示PAH[43]。如上所述,ILD和肺纤维化早期患者可以无症状,呼吸困难、乏力和活动耐力差等症状不特异并且经常伴随其他症状(贫血、心血管疾病)使得临床诊断比较困难。因此,在疾病的最初4年至少每3~6个月规律的监测PFTs和DLCO可以发现ILD和肺纤维化[44]。

SSc- ILD可以在无呼吸困难表现时发生,因此诊断时除了PFT和DLCO也应该行HRCT检查。肺纤维化的程度是进展和死亡率的有效预测因素[45]。Goh等[46]根据简化的HRCT评估和FVC估算提出一个简单的SSc- ILD分期系统(局限性或广泛性疾病),这样比单独任何一个因素都能提供更强的预后信息。特别指出的是广泛性疾病(HRCT累及>20%)需要使用免疫抑制剂而局限性疾病(HRCT累及

BAL可以用来检测炎症和证实活动性肺泡炎。尽管之前的研究表明未治疗的SSc患者中性粒细胞增多与随后的PFTs下降相关[48- 49],HRCT上广泛纤维化的SSc患者BAL细胞分析在排除感染方面作用有限。事实上,在硬皮病肺脏研究(SLS)中发现BAL在评估环磷酰胺(CYC)应答率方面无预测价值[50],只有一项回顾性研究提示BAL嗜酸性粒细胞>5%提示预后不佳,生存率下降[6]。

4 SSc-ILD患者的预后和生存

最近一项汇总了27项研究包括1 616位SSc- ILD患者的meta研究分析了提示死亡和ILD进展的因素。男性,HRCT广泛累及,蜂窝状改变,Kreb von den Lungen评分升高和肺泡上皮细胞通透性增加是死亡和ILD进展的的危险因素。HRCT的累及程度是唯一能独立预测死亡和ILD进展的危险因素。DLCO是与死亡最一致的危险因素,可以用来鉴定预后差的患者;但是需要更多严谨的研究来验证和扩大这些发现[47]。SSc患者中其他一些预示会发展成ILD的危险因素包括:非-美种族,皮肤受累的程度,抗拓扑异构酶抗体I,选择性的生物标记血清IL- 6,CXCL4,几丁质酶1,腱生蛋白- C,赖氨酰氧化酶和IL- 33[51- 54]。

最近一项汇总了43项研究的包括13 529名患者的meta研究分析了SSc患者的生存率。SSc患者比普通人群表现出更高死亡率(幸存者的死亡率比值= 2. 72)[55]。SSc- ILD占SSc患者死亡率的30%[56],中位生存期是5~8年[46]。SSc- ILD患者5年生存率超过90%[57],但是弥散功能受损的患者显著降低(9年生存率38%)。

4.1 需要治疗的患者

对风湿病医生来讲最重要的挑战是区别哪些患者需要治疗及开始治疗的时机。过去几年发表的多篇文献[44, 46, 58]表明SSc- ILD患者有以下表现者需要使用免疫抑制剂治疗:①HRCT上肺脏受累的程度>20%或疾病程度不确定(疾病程度不能归类为轻微或严重;HRCT受累程度10- 30%[46])加上FVC10%或DLCO>15%或者两者均有)[44, 59]。

4.2 SSc-ILD的治疗方法

目前SSc- ILD的治疗主要是免疫调节。CYC及吗替麦考酚酯(MMF)和硫唑嘌呤(AZA)是SSc- ILD中应用最广泛的非选择性免疫抑制剂。其他方法也可考虑,比如B细胞去除疗法(利妥昔单抗;RTX),波生坦,抗TGF-β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伊马替尼,达沙替尼),抗IL- 6抗体,抗IL- 13抗体,吡非尼酮和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严重的SSc- ILD、对药物干预无应答的患者可以考虑肺移植。

4.2.1 环磷酰胺

尽管目前文献有争议,但CYC是SSc- ILD患者的一线治疗药物。两项随机临床研究(RCTs):硬皮病肺脏研究(SLS)[50]和硬皮病纤维化肺泡炎研究(FAST)[60]分别研究了口服和静脉CYC治疗SSc- ILD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SLS研究发现口服CYC(≤2mg/ kg/ day共12个月继之1年)提高了肺功能、皮肤评分、呼吸困难和健康状态/残疾,停用CYC几个月后这些作用仍存在甚至增加。然而,除了对呼吸困难有持续作用,其他所有的作用24个月时均不再明显。另外,与对照组相比CYC治疗有严重毒性。FAST研究CYC组初级(FVC或DLCO)或次级终点没有改善。但是,两组的FVC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几项研究证明CYC在阻止SSc- ILD患者肺功能下降和早逝方面有效,但是近期的系统性的综述及RCTs的meta分析和观察性的前瞻性的队列研究并没有证明CYC治疗的SSc患者的肺功能在临床上有显著改善[61- 62]。

4.2.2 吗替麦考酚酯

MMF,一种淋巴细胞增殖抑制剂,治疗SSc- ILD较CYC安全性更高、毒性更小。几篇病例报道、非对照研究和最近2年的meta分析[63- 64]报道MMF治疗SScILD更安全有效[65- 66]。最近,SLS II研究,SSc- ILD患者用MMF治疗2年或CYC治疗1年,2年内两者均明显改善了肺功能。尽管MMF耐受性更好、毒性更小,但是24个月时MMF比CYC更有限的假设并没有得到证实。这些研究证实CYC和MMF对进展性SSc- ILD的潜在临床有效性,由于MMF耐受性更好、毒性更小、可能MMF更佳[67]。Owen等[68]报道MMF治疗肺功能下降的SSc- ILD患者,36月内MMF治疗与临床稳定性相关而且与AZA相比早期副反应发生率更低。

4.2.3 硫唑嘌呤

一项比较CYC和AZA(嘌呤类似物)的随机临床研究证实作为一线治疗硫唑嘌呤在治疗SSc- ILD中并没有表现出有效性[69],尽管在一些小的病例系列及回顾性研究中建议AZA作为SSc- ILD维持治疗的免疫抑制剂[70- 72]。最近的一项研究证明MMF和AZA在治疗SSc- ILD中的有效性和耐受性[68]。

4.2.4 吡非尼酮

吡非尼酮是有抗炎和抗纤维化作用的吡啶酮,批准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IPF)。吡非尼酮用来治疗8名IPF和2名SSc- ILD患者。总体来讲药物耐性性好,尽管没有提高生存率,但是可以稳定进展性肺纤维化[73]。进一步的研究报道尽管吡非尼酮对SSc是否有效尚不清楚但是对SSc- ILD有稳定作用[74- 75]。最近LOTUSS研究,一II期、开放性、随机的16周研究评估吡非尼酮治疗SSc- ILD患者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吡非尼酮耐受性可并且不受同时服用的MMF的影响,但是有效性尚不得知[76]。

4.2.5 波生坦

尽管ET1在SSc- ILD患者中有潜在的病理作用,非选择性的内皮素受体拮抗剂波生坦在治疗SSc- ILD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有效性。这是一项前瞻性、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试验(BUILD- 2)纳入163名患者:77名随机服用波生坦,86名随机服用安慰剂[77]。尽管一些结果变量是稳定的,但是波生坦并没有降低临床恶化的发生率,这些数据不支持在SSc- ILD患者中应用内皮素受体拮抗剂。

4.2.6 抗酪氨酸激酶

伊马替尼,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能是SSc患者的一种治疗选择。两项观察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dcSSc患者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开放性研究发现皮肤增厚和FVC均有显著统计学差异[78]。另外两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观察伊马替尼治疗dcSSc患者皮肤纤维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第一项研究中伊马替尼耐受性差,而且纳入的患者太少不能得出确切结论。第二项研究不能证明伊马替尼治疗皮肤纤维化的有效性[79]。为了更好地观察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潜在作用,一项II期研究纳入30名活动性肺脏累及、对CYC无应答的SSc患者,服用低剂量伊马替尼200 mg/ d共6个月随后随访6个月。伊马替尼耐受性良好,使绝大部分患者FVC稳定,改善了肺HRCT表现,需要在SSc- ILD患者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80]。最近,达沙替尼,另一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安全性更好,可以用于治疗不能耐受伊马替尼的患者。2012年一项开放性研究结题,但是至今没有数据公布(NCT00764309)。

4.2.7 转化生长因子β

CAT- 192,一种重组人TGF- 1β中和性抗体,在一项I/ II期随机、安慰剂对照研究中用来治疗早期dcSSc患者。总共45名患者入组(治疗组:10、5、0. 5 mg/ kg,注射:第0天,第6、12、18周)。不幸的是,研究发现CAT- 192并没有任何临床有效性。另外,这项研究死亡率很高[81]。最近,一项开放性研究fresolimumab,一种高亲和性的中和抗体可以阻断3种TGFβ亚型,在皮肤纤维化中的作用。研究发现MRSS显著改善,表明fresolimumab可以快速逆转皮肤纤维化[82]。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更好的评估这个分子在治疗SSc- ILD中的作用。

4.2.8 利妥昔单抗

一些病例报道和开放性、缺少对照的研究报道RTX改善SSc- ILD[83- 84]。规模最大的研究纳入了63名患者,其中9名是SSc- ILD,评估RTX对皮肤和肺脏纤维化的有效性。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测量RTX组和对照组的MRSS从基线开始在随访过程中的变化。次要目的是测量两组FVC从基线开始在随访过程中的变化和衡量安全性。最常用的方案是2周内静脉用药1 000 mg(75%的患者),但是也有用其他方案的。RTX显著阻止了9名患者FVC的下降(0. 4±4. 4 vs 7. 7±3. 6%;P= 0. 02)。对改善皮肤纤维化也有效。另外,RTX安全性可无严重不良事件报道[85]。

4.2.9 抗IL-6抗体

2位dcSSc患者应用妥珠单抗(TCZ),一种抗IL- 6可溶性受体的单克隆抗体,超过6个月。TCZ治疗后患者皮肤纤维化显著改善,但是对SSc- ILD无任何作用[86]。另外,一项研究观察TCZ对长期肺脏受累的SSc患者的作用,但是研究结果不确定[87]。最近,一项纳入87名早期SSc患者的II期随机对照研究评估皮下注射TCZ(162 mg/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是对皮肤和肺脏是否有效无明确数据[76]。这些结果需要3期研究进一步确认。目前正有一项研究在招募患者(NCT02453256)。

4.2.10 抗IL-13抗体

目前一项评估静脉应用QAX576(全人源化抗IL- 13抗体)治疗继发于SSc的肺纤维化的安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剂量、多中心的研究正在进行中[88]。目前研究已经完成,结果要等到明年(NCT00581997)。

4.2.11 TNF-α抑制剂

鉴于TNF- a在SSc中的作用,EUSTAR专家一致声明根据Delphi技术不推荐这类生物制剂常规用于SSc。

4.2.12 阿巴西普

阿巴西普是抑制T细胞活化的重组融合蛋白。一项评估阿巴西普在弥漫性SSc中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已经完成,结果要等到明年(NCT00442611)。主要终点是MRSS的改变,而次要终点是张口直径和和手的伸展性,PFTs(FVC和DLCO),指端溃疡和硬皮病健康评估问卷。最近一项评估TCZ和阿巴西普在SSc患者关节炎或肌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观察性研究纳入20名患者,但是,尽管安全性很好,阿巴西普治疗的患者肺纤维化并没有改善[89]。

4.2.13 以细胞为基础的治疗

4.2.13.1 造血干细胞移植

HSCT被认为是治疗难治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种崭新的方法。治疗方案包括通过化疗去除异常的自身反应的免疫细胞和通过移植干细胞生成新的自身耐受的免疫系统。

目前有三个评估HSCT在SSc中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自体干细胞移植国际硬皮病试验(ASTIS)、美国硬皮病干细胞vs免疫抑制试验(ASSIST)和硬皮病:环磷酰胺或移植(SCOT)。

ASTIS是第一个风湿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的III期HSCT试验,纳入的患者是具有高死亡率的早期dcSSc,观察到HSCT组具有较好的无病生存率和总体生存率。其他一些主要观察包括皮肤厚度(与提高生存率相关)和肺功能(肺活量)的改善。但是,这项研究也应该在入选的严重的SSc- ILD患者中进行[90]。

ASSIST试验是一项北美II期试验,2006年启动,评估自体非骨髓抑制的HSCT与标准治疗方案CYC相比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所有接受HSCT的病人与对照相比皮肤评分和肺功能改善[91]。

一用造血干细胞支持硬皮病患者的非骨髓抑制方案的随机研究(自体系统性硬化症免疫抑制试验- II ASSIST IIb)正在招募患者,目的是比较ASSIST I期的CYC和兔抗胸腺细胞球蛋白(rATG)方案和略弱的rATG/ CYC/氟达拉滨方案,目的是确认是否减弱的细胞毒方案比标准方案安全(NCT01445821)。

SCOT是北美随机对照III期研究,设计的目的是比较高剂量的免疫抑制治疗联合HSCT与每月CYC冲击治疗。至今这项试验除了大约10%的死亡率其他数据不得而知[92]。这一死亡率似乎与大剂量CYC治疗的心脏毒性和SSc相关的心肺功能变化相关。自体移植的硬皮病治疗(STAT)试验是一项多中心非比较研究,目前仍在招募患者,目的是评估自体HSCT后MMF维持2年的无病生存率(NCT01413100)。

目前,由于纳入研究的患者数目有限,需要更大规模的随机双盲临床试验,目的是提高SSc患者干细胞治疗的临床应用。

4.2.13.2 肺移植

对于药物干预无应答的SSc- ILD患者肺移植是一种救命的选择。精选的无多脏器受累的SSc患者肺移植与IPF患者肺移植相比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93]。

5 结语

SSc- ILD是SSc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至今尚无治疗的金标准。尽管如此,过去几十年,有许多提高疗效或改善患者预后的针对不同分子或基于细胞的新型治疗方法,对风湿科专业医生来讲治疗选择仍是主要挑战。至今,关于SSc- ILD的研究将CYC作为一线治疗方案。但是CYC的作用被它复杂的副作用减弱。最近的SLS II期研究证明MMF的有效性和可耐受性,与CYC相比副作用较少。最后,HSCT可能是选择性的SSc- ILD患者的挽救治疗,而肺移植是对药物干预无应答的SScILD患者的救命选择。

在不久的⒗矗随着关于SSc- ILD遗传背景、其敏感性和病理生理的分子通路的知识的提高,我们会有更好的诊断/分类,使得患者对特异的靶向治疗反应良好,提高SSc- ILD这一难治并发症的治疗水平

参考文献

[1] LeRoy EC, Black C, Fleischmajer R, et al. Scleroderma (systemic sclerosis): classification, subsets and pathogenesis[J]. J Rheumatol, 1988, 15(2): 202- 205.

[2] Steen VD, Medsger TA. Changes in causes of death in systemic sclerosis, 1972- 2002[J]. Ann Rheum Dis, 2007, 66(7): 940- 944.

[3] Toya SP, Tzelepis GE. The many faces of scleroderma sine scleroderma: a literature review focusing on cardiopulmonary complications[J]. Rheumatol Int, 2009, 29(8): 861- 868.

[4]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European Respiratory Society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Consensus Classification of the Idiopathic Interstitial Pneumonias. This joint statement of the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ATS), and the European Respiratory Society (ERS) was adopted by the ATS board of directors, June 2001 and by the ERS Executive Committee, June 2001[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2, 165(2): 277- 304.

[5] MacDonald SL, Rubens MB, Hansell DM, et al. Nonspecific interstitial pneumonia and usual interstitial pneumonia: comparative appearances at and diagnostic accuracy of thin- section CT[J]. Radiology, 2001, 221(3): 600- 605.

[6] Bouros D, Wells AU, Nicholson AG, et al. Histopathologic subsets of fibrosing alveolitis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sclerosi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outcome[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2, 165(12): 1581- 1586.

[7] Kim DS, Yoo B, Lee JS, et al. The major histopathologic pattern of pulmonary fibrosis in scleroderma is nonspecific interstitial pneumonia[J]. Sarcoidosis Vasc Diffuse Lung Dis, 2002, 19(2): 121- 127.

[8] Wynn TA. Integrating mechanisms of pulmonary fibrosis[J]. J Exp Med, 2011, 208(7): 1339- 1350.

[9] Sakkas LI, Platsoucas CD. Is systemic sclerosis an antigen- driven T cell disease? [J]. Arthritis Rheum, 2004, 50(6): 1721- 1733.

[10] Gurujeyalakshmi G, Giri SN.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antifibrotic effect of interferon gamma in bleomycin- mouse model of lung fibrosis: downregulation of TGF- beta and procollagen I and III gene expression[J]. Exp Lung Res, 1995, 21(5): 791- 808.

[11] Willis BC, Borok Z. TGF- beta- induced EMT: mechanisms and implications for fibrotic lung disease[J]. Am J Physiol Lung Cell Mol Physiol, 2007, 293(3): L525- 534.

[12] Khalil N, Bereznay O, Sporn M, et al. Macrophage production o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and fibroblast collagen synthesis in chronic pulmonary inflammation[J]. J Exp Med, 1989, 170(3): 727- 737.

[13] Abraham DJ, Varga J. Scleroderma: from cell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to disease models[J]. Trends Immunol, 2005, 26(11): 587- 595.

[14] Riccieri V, Rinaldi T, Spadaro A, et al. Interleukin- 13 in systemic sclerosis: relationship to nailfold capillaroscopy abnormalities[J]. Clin Rheumatol, 2003, 22(2): 102- 106.

[15] Vettori S, Cuomo G, Iudici M, et al. Early systemic sclerosis: serum profiling of factors involved in endothelial, T- cell, and fibroblast interplay is marked by elevated interleukin- 33 levels[J]. J Clin Immunol, 2014, 34(6): 663- 668.

[16] Liu T, Jin H, Ullenbruch M, et al. Regulation of found in inflammatory zone 1 expression in bleomycin- induced lung fibrosis: role of IL- 4/ IL- 13 and mediation via STAT- 6[J]. J Immunol, 2004, 173(5): 3425- 3431.

[17] Jakubzick C, Choi ES, Joshi BH, et al. Therapeutic attenuation of pulmonary fibrosis via targeting of IL- 4- and IL- 13- responsive cells[J]. J Immunol, 2003, 171(5): 2684- 2693.

[18] Tiev KP, Abriol J, Burland MC, et al. T cell repertoire in patients with stable scleroderma[J]. Clin Exp Immunol, 2005, 139(2): 348- 354.

[19] Gustafsson R, Totterman TH, Klareskog L, et al. Increase in activated T cells and reduction in suppressor inducer T cells in systemic sclerosis[J]. Ann Rheum Dis, 1990, 49(1): 40- 45.

[20] Luzina IG, Atamas SP, Wise R, et al. Occurrence of an activated, profibrotic pattern of gene expression in lung CD8+ T cells from scleroderma patients[J]. Arthritis Rheum, 2003, 48(8): 2262- 2274.

[21] Radstake TR, van Bon L, Broen J, et al. Increased frequency and compromised function of T regulatory cells in systemic sclerosis (SSc) is related to a diminished CD69 and TGFbeta expression[J]. PLoS One, 2009, 4(6): e5981.

[22] Sato S, Fujimoto M, Hasegawa M, et al. Altered blood B lymphocyte homeostasis in systemic sclerosis: expanded naive B cells and diminished but activated memory B cells[J]. Arthritis Rheum, 2004, 50(6): 1918- 1927.

[23] Saito E, Fujimoto M, Hasegawa M, et al. CD19- dependent B lymphocyte signaling thresholds influence skin fibrosis and autoimmunity in the tight- skin mouse[J]. J Clin Invest, 2002, 109(11): 1453- 1462.

[24] Yamamoto T. The bleomycin- induced scleroderma model: what have we learned for scleroderma pathogenesis? [J]. Arch Dermatol Res, 2006, 297(8): 333- 344.

[25] Yamamoto T, Takagawa S, Katayama I, et al. Animal model of sclerotic skin. I: Local injections of bleomycin induce sclerotic skin mimicking scleroderma[J]. J Invest Dermatol, 1999, 112(4): 456- 462.

[26] Yoshizaki A, Iwata Y, Komura K, et al. CD19 regulates skin and lung fibrosis via Toll- like receptor signaling in a model of bleomycin- induced scleroderma[J]. Am J Pathol, 2008, 172(6): 1650- 1663.

[27] Wynn TA. Fibrotic disease and the T(H)1/ T(H)2 paradigm[J]. Nat Rev Immunol, 2004, 4(8): 583- 594.

[28] Khan K, Xu S, Nihtyanova S, et al.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interleukin 6 overexpression in systemic sclerosis[J]. Ann Rheum Dis, 2012, 71(7): 1235- 1242.

[29] Saito F, Tasaka S, Inoue K, et al. Role of interleukin- 6 in bleomycin- induced lung inflammatory changes in mice[J]. Am J Respir Cell Mol Biol, 2008, 38(5): 566- 571.

[30] Ihn H, Yamane K, Kubo M, et al. Blockade of endogenous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signaling prevents up- regulated collagen synthesis in scleroderma fibroblasts: association with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receptors[J]. Arthritis Rheum, 2001, 44(2): 474- 480.

[31] Famularo G, Giacomelli R, Alesse E, et al. Polyclonal B lymphocyte activation in progressive systemic sclerosis[J]. J Clin Lab Immunol, 1989, 29(2): 59- 63.

[32] Maddur MS, Sharma M, Hegde P, et al. Human B cells induce dendritic cell maturation and favour Th2 polarization by inducing OX- 40 ligand[J]. Nat Commun, 2014, 5: 4092.

[33] Hocher B, Schwarz A, Fagan KA, et al. Pulmonary fibrosis and chronic lung inflammation in ET- 1 transgenic mice[J]. Am J Respir Cell Mol Biol, 2000, 23(1): 19- 26.

[34] Mutsaers SE, Foster ML, Chambers RC, et al. Increased endothelin- 1 and its localiza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bleomycin- induced pulmonary fibrosis in rats[J]. Am J Respir Cell Mol Biol, 1998, 18(5): 611- 619.

[35] Abraham DJ, Vancheeswaran R, Dashwood MR, et al. Increased levels of endothelin- 1 and differential endothelin type A and B receptor expression in scleroderma- associated fibrotic lung disease[J]. Am J Pathol, 1997, 151(3): 831- 841.

[36] Bauer M, Wilkens H, Langer F, et al. Selective upregulation of endothelin B receptor gene expression in severe pulmonary hypertension[J]. Circulation, 2002, 105(9): 1034- 1036.

[37] Shi- wen X, Kennedy L, Renzoni EA, et al. Endothelin is a downstream mediator of profibrotic responses to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in human lung fibroblasts[J]. Arthritis Rheum, 2007, 56(12): 4189- 4194.

[38] Jain R, Shaul PW, Borok Z, et al. Endothelin- 1 induces alveolar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through endothelin type A receptor- mediated production of TGF- beta1[J]. Am J Respir Cell Mol Biol, 2007, 37(1): 38- 47.

[39] Steen VD, Conte C, Owens GR, et al. Severe restrictive lung disease in systemic sclerosis[J]. Arthritis Rheum, 1994, 37(9): 1283- 1289.

[40] Behr J, Furst DE. Pulmonary function tests[J]. Rheumatology (Oxford), 2008, 47(Suppl 5): v65-v67.

[41] Morgan C, Knight C, Lunt M, et al. Predictors of end stage lung disease in a cohort of patients with scleroderma[J]. Ann Rheum Dis, 2003, 62(2): 146- 150.

[42] Hudson M, Lo E, Lu Y, et al. Cigarette smoking in patients with systemic sclerosis[J]. Arthritis Rheum, 2011, 63(1): 230- 238.

[43] Steen VD, Graham G, Conte C, et al. Isolated diffusing capacity reduction in systemic sclerosis[J]. Arthritis Rheum, 1992, 35(7): 765- 770.

[44] Moore OA, Proudman SM, Goh N, et al. Quantifying change in pulmonary function as a prognostic marker in systemic sclerosis- rel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J]. Clin Exp Rheumatol, 2015, 33(4 Suppl 91): S111- 116.

[45] Moore OA, Goh N, Corte T, et al. Extent of disease on high- 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 lung is a predictor of decline and mortality in systemic sclerosis- rel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J]. Rheumatology (Oxford), 2013, 52(1): 155- 160.

[46] Goh NS, Desai SR, Veeraraghavan S, et al.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in systemic sclerosis: a simple staging system[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8, 177(11): 1248- 1254.

[47] Winstone TA, Assayag D, Wilcox PG, et al. Predictors of mortality and progression in scleroderma- associ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J]. Chest, 2014, 146(2): 422- 436.

[48] Behr J, Vogelmeier C, Beinert T, et al.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or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cleroderma disease of the lung[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1996, 154(2 Pt 1): 400- 406.

[49] Wells AU, Hansell DM, Haslam PL, et al. Bronchoalveolar lavage cellularity: lone cryptogenic fibrosing alveolitis compared with the fibrosing alveolitis of systemic sclerosis[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1998, 157(5 Pt 1): 1474-1482.

[50] Tashkin DP, Elashoff R, Clements PJ, et al. Cyclophosphamide versus placebo in scleroderma lung disease[J]. N Engl J Med, 2006, 354(25): 2655- 2666.

[51] De Lauretis A, Sestini P, Pantelidis P, et al. Serum interleukin 6 is predictive of early functional decline and mortality in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systemic sclerosis[J]. J Rheumatol, 2013, 40(4): 435- 446.

[52] Lee CG, Herzog EL, Ahangari F, et al. Chitinase 1 is a biomarker for and therapeutic target in scleroderma- associ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that augments TGF- beta1 signaling[J]. J Immunol, 2012, 189(5): 2635- 2644.

[53] Silver RM, Bogatkevich G, Tourkina E, et al. Racial differences between blacks and whites with systemic sclerosis[J]. Curr Opin Rheumatol, 2012, 24(6): 642-648.

[54] Walker UA, Tyndall A, Czirjak L, et al. Clinical risk assessment of organ manifestations in systemic sclerosis: a report from the EULAR Scleroderma Trials And Research group database[J]. Ann Rheum Dis, 2007, 66(6): 754- 763.

[55] Rubio- Rivas M, Royo C, Simeon CP, et al. Mortality and survival in systemic scleros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J]. Semin Arthritis Rheum, 2014, 44(2): 208- 219.

[56] Steen VD, Medsger TA, Jr. Severe organ involvement in systemic sclerosis with diffuse scleroderma[J]. Arthritis Rheum, 2000, 43(11): 2437- 2444.

[57] Wells AU, Hansell DM, Rubens MB, et al. Fibrosing alveolitis in systemic sclerosis: indices of lung function in relation to extent of disease on computed tomography[J]. Arthritis Rheum, 1997, 40(7): 1229- 1236.

[58] Au K, Khanna D, Clements PJ, et al. Current concepts in disease- modifying therapy for systemic sclerosis- associ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lessons from clinical trials[J]. Curr Rheumatol Rep, 2009, 11(2): 111- 119.

[59]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statement. 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ATS), and the European Respiratory Society (ERS)[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0, 161(2 Pt 1): 646- 664.

[60] Hoyles RK, Ellis RW, Wellsbury J, et al. A multicenter, prospective, randomized, double- blind, placebo- controlled trial of corticosteroids and intravenous cyclophosphamide followed by oral azathiopr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pulmonary fibrosis in scleroderma[J]. Arthritis Rheum, 2006, 54(12): 3962-3970.

[61] Nannini C, West CP, Erwin PJ, et al. Effects of cyclophosphamide on pulmonary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scleroderma an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nd observational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J]. Arthritis Res Ther, 2008, 10(5): R124.

[62] Poormoghim H, Moradi Lakeh M, Mohammadipour M, et al. Cyclophosphamide for scleroderma lung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J]. Rheumatol Int, 2012, 32(8): 2431- 2444.

[63] Panopoulos ST, Bournia VK, Trakada G, et al. Mycophenolate versus cyclophosphamide for progressive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systemic sclerosis: a 2- year case control study[J]. Lung, 2013, 191(5): 483-489.

[64] Yilmaz N, Can M, Kocakaya D, et al. Two- year experience with mycophenolate mofetil in patients with scleroderma lung disease: a case series[J]. Int J Rheum Dis, 2014, 17(8): 923- 928.

[65] Omair MA, Alahmadi A, Johnson SR.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mycophenolate in systemic sclerosis. A systematic review[J]. PLoS One, 2015, 10(5): e0124205.

[66] Tzouvelekis A, Galanopoulos N, Bouros E, et al. Effect and safety of mycophenolate mofetil or sodium in systemic sclerosis- associ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a meta- analysis[J]. Pulm Med, 2012, 2012: 143637.

[67] Tashkin DP, Roth MD, Clements PJ, et al. Mycophenolate mofetil versus oral cyclophosphamide in scleroderma- rel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SLS II):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double- blind, parallel group trial[J]. Lancet Respir Med, 2016, 4(9): 708- 719.

[68] Owen C, Ngian GS, Elford K, et al. Mycophenolate mofetil is an effective and safe option for the management of systemic sclerosis- associ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results from the Australian Scleroderma Cohort Study[J]. Clin Exp Rheumatol, 2016, 34 Suppl 100(5): 170- 176.

[69] Nadashkevich O, Davis P, Fritzler M, et al. A randomized unblinded trial of cyclophosphamide versus azathioprine in the treatment of systemic sclerosis[J]. Clin Rheumatol, 2006, 25(2): 205- 212.

[70] Berezne A, Ranque B, Valeyre D, et al. Therapeutic strategy combining intravenous cyclophosphamide followed by oral azathioprine to treat worsening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systemic sclerosis: a retrospective multicenter open- label study[J]. J Rheumatol, 2008, 35(6): 1064- 1072.

[71] Iudici M, Cuomo G, Vettori S, et al. Low- dose pulse cyclophosphamide in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systemic sclerosis (SSc- ILD): efficacy of maintenance immunosuppression in responders and non- responders[J]. Semin Arthritis Rheum, 2015, 44(4): 437- 444.

[72] Paone C, Chiarolanza I, Cuomo G, et al. Twelve- month azathioprine as maintenance therapy in early diffuse systemic sclerosis patients treated for 1- year with low dose cyclophosphamide pulse therapy[J]. Clin Exp Rheumatol, 2007, 25(4): 613- 616.

[73] Nagai S, Hamada K, Shigematsu M, et al. Open- label compassionate use one year- treatment with pirfenidone to patients with chronic pulmonary fibrosis[J]. Intern Med, 2002, 41(12): 1118- 1123.

[74] Miura Y, Saito T, Fujita K, et al. Clinical experience with pirfenidone in five patients with scleroderma- rel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J]. Sarcoidosis Vasc Diffuse Lung Dis, 2014, 31(3): 235- 238.

[75] Udwadia ZF, Mullerpattan JB, Balakrishnan C, et al. Improved pulmonary function following pirfenidone treatment in a patient with progressive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associated with systemic sclerosis[J]. Lung India, 2015, 32(1): 50- 52.

[76] Khanna D, Albera C, Fischer A, et al. An Open- label, Phase II Study of the Safety and Tolerability of Pirfenidone in Patients with Scleroderma- associ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the LOTUSS Trial[J]. J Rheumatol, 2016, 43(9): 1672- 1679.

[77] Seibold JR, Denton CP, Furst DE, et al. Randomized, prospective, placebo- controlled trial of bosentan in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secondary to systemic sclerosis[J]. Arthritis Rheum, 2010, 62(7): 2101- 2108.

[78] Khanna D, Saggar R, Mayes MD, et al. A one- year, phase I/ IIa, open- label pilot trial of imatinib mesylate in the treatment of systemic sclerosis- associated active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J]. Arthritis Rheum, 2011, 63(11): 3540- 3546.

[79] Spiera RF, Gordon JK, Mersten JN, et al. Imatinib mesylate (Gleevec) in the treatment of diffuse cutaneous systemic sclerosis: results of a 1- year, phase IIa, single- arm, open- label clinical trial[J]. Ann Rheum Dis, 2011, 70(6): 1003-1009.

[80] Fraticelli P, Gabrielli B, Pomponio G, et al. Low- dose oral imatinib in the treatment of systemic sclerosis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unresponsive to cyclophosphamide: a phase II pilot study[J]. Arthritis Res Ther, 2014, 16(4): R144.

[81] Denton CP, Merkel PA, Furst DE, et al. Recombinant human anti-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1 antibody therapy in systemic sclerosis: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placebo- controlled phase I/ II trial of CAT- 192[J]. Arthritis Rheum, 2007, 56(1): 323- 333.

[82] Rice LM, Padilla CM, McLaughlin SR, et al. Fresolimumab treatment decreases biomarkers and improves clinical symptoms in systemic sclerosis patients[J]. J Clin Invest, 2015, 125(7): 2795- 2807.

[83] Bosello S, De Santis M, Lama G, et al. B cell depletion in diffuse progressive systemic sclerosis: safety, skin score modification and IL- 6 modulation in an up to thirty- six months follow- up open- label trial[J]. Arthritis Res Ther, 2010, 12(2): R54.

[84] Yoo WH.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steroid and cyclophosphamide- resistant diffuse scleroderma- associ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with rituximab[J]. Rheumatol Int, 2012, 32(3): 795- 798.

[85] Jordan S, Distler JH, Maurer B, et al. Effects and safety of rituximab in systemic sclerosis: an analysis from the European Scleroderma Trial and Research (EUSTAR) group[J]. Ann Rheum Dis, 2015, 74(6): 1188- 1194.

[86] Shima Y, Kuwahara Y, Murota H, et al. The skin of patients with systemic sclerosis softened during the treatment with anti- IL- 6 receptor antibody tocilizumab[J]. Rheumatology (Oxford), 2010, 49(12): 2408- 2412.

[87] Fernandes das Neves M, Oliveira S, Amaral MC, et al. Treatment of systemic sclerosis with tocilizumab[J]. Rheumatology (Oxford), 2015, 54(2): 371- 372.

[88] Distler JH, Jordan S, Airo P, et al. Is there a role for TNFalpha antagonists in the treatment of SSc? EUSTAR expert consensus development using the Delphi technique[J]. Clin Exp Rheumatol, 2011, 29(2 Suppl 65): S40- 45.

[89] Elhai M, Meunier M, Matucci- Cerinic M, et al.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systemic sclerosis- associated polyarthritis and myopathy treated with tocilizumab or abatacept: a EUSTAR observational study[J]. Ann Rheum Dis, 2013, 72(7): 1217- 1220.

[90] van Laar JM, Farge D, Sont JK, et al. Autologou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vs intravenous pulse cyclophosphamide in diffuse cutaneous systemic sclerosis: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2014, 311(24): 2490-2498.

[91] Burt RK, Shah SJ, Dill K, et al. Autologous non- myeloablative haem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compared with pulse cyclophosphamide once per month for systemic sclerosis (ASSIST): an open- label, randomised phase 2 trial[J]. Lancet, 2011, 378(9790): 498- 506.

篇9

关键词:焦化废水 处理 技术 应用

焦油加工这是传统的一个重污染行业,随着近年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对焦油的需求也日益增大,使焦油加工业也获得飞速发展的机会,但污染和发展之间产生的矛盾也日渐突出,不断加重的污染也是严重制约焦油生产加工行业一个可持续发展不可忽略的因素。因此对焦化废水进行合理的处理与应用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先讲解了焦化废水处理技术与应用技术中的催化湿式氧化法。

一、催化湿式氧化法

在高压、高温、有催化剂的条件下,催化湿式氧化法可以用空气里的氧气氧化在水中的有机物,把这些有机物转换为二氧化碳和氮气。催化湿式氧化法是基于湿式氧化技术,在70年展起来的,我国中科院物化所曾经成功研发出了催化湿式氧化法高活性的催化剂,可以有效的处理高浓度有机物、含氨氮的焦化废水。催化湿式氧化法有很广泛的适用范围、快速的氧化速度、高效的处理效率等优点,但催化湿式氧化法的催化剂很贵,加大了焦化废水的处理成本,并且催化湿式氧化法高温、高压的运行环境提高了处理设备的要求,因此在国内很少使用催化湿式氧化法来处理焦化废水。

二、混凝和絮凝技术

化学上的混凝和絮凝技术可以用来处理焦化废水中不能用沉淀去除的胶体微粒和细小悬浮物,混凝和絮凝技术降低了焦化废水的色度和浑浊度,但对可溶解的有机物没有作用,混凝和絮凝技术可以用在焦化废水的深度处理上,它具有低廉的成本费用,可以进行连续使用。混凝技术的关键是混凝剂,目前常用的混凝剂是聚合的硫酸铁,它可以有效除去COD,但不能有效除去焦化废水的色度。根据实验表明,混凝剂最佳的使用剂量为300毫克每升,最佳的PH值为6.5,混凝剂的COD、色度、总CN去除率和水质的波动没有多大关系,但PH值可以较大的影响混凝剂对这些物质的去除率。絮凝剂可以和有机胶质微粒迅速吸附、附聚,在焦化废水的深度处理中有很好效果。高铁酸钠有很好的COD除去、浊度脱除脱色能力,形成的絮状体数量少、沉降快,并且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三、臭氧氧化技术

臭氧具有很强的氧化性,可以和焦化废水里的微生物、有机物迅速反应,然后除去焦化废水中的氰、氛等物质,降低焦化废水里的COD值,还具有杀菌、除臭的效用。臭氧强氧化性可以在水中迅速分解,操作简单易行,也不会有二次污染,但臭氧氧化技术的电耗很大、投资很高、处理成本也高,使用臭氧氧化技术处理焦化废水时一旦处理不当,臭氧溢出对周围环境造成危害,目前臭氧氧化技术被人们用在废水深度处理方面。

四、等离子体技术

等离子技术通过高压脉冲放电带来的高能电子、紫外线,使焦化废水中的有机物降低,等离子体技术具有低能耗、高效率、使用面积广的优点,焦化废水经过等离子体技术处理后,大分子的有机物变成了小分子的有机物,提高了生物的降解能力,加上活性污泥处理后,可以有效降低焦化废水内的氰、酚、COD含量,但是等离子体技术的处理装置具有较高的费用,在处理设备方面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开发。

五、活性炭吸附技术

活性碳吸附技术凭借活性炭良好的吸附能力、稳定的化学性质进行焦化废水污染物的吸附。活性炭吸附技术可以用在焦化废水深度处理上,山西焦化公司利用锅炉的粉煤灰来进行焦化废水处理,焦化废水经过锅炉的粉煤灰时,污染物降低了55%,经过粉煤灰吸附技术处理的焦化废水,在除了氮氨的其他方面都达到了国家在焦化新厂的污染物指标方面的标准。粉煤灰吸附技术相似于AO法,但粉煤灰吸附技术的生产成本只为AO法的一半,粉煤灰吸附技术可以以废治废,达到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但在氮氨方面没有达到国家在焦化新厂的污染物指标方面的标准。

六、烟道气处理技术

北京国伟环保公司和工业建筑研究院共同研发的烟道气处理焦化废水技术已经取得了国家方面的专利,烟道气处理技术除去SS和焦油后,进入烟道废气中产生相关的物理化学反应,废气的热量让剩下的氨气水分变得汽化,然后烟道中的氨气和二氧化硫作用形成硫胺,烟道气处理技术已经在江苏焦化氨气处理方面得到了应用。根据监测的结果表明,焦化剩余氨气被全部处理,达到了焦化废水的零排放,烟道气中的氨、氰等污染物占剩余污染物总量的2.0%。烟道气处理技术在处理焦化废水时,需要保持烟道气所需的氨和焦化的氨剂量平衡。烟道气处理技术也是以废治废,具有占地少、投资少、运行费用低、环境效益高、处理效果好的优点,这种方法值得人们的大力推广。

七、焚烧治理方法

焦化废水的焚烧治理方法在50年代被开发利用,它将焦化废水用雾状喷入燃烧炉,让焦化废水变的完全汽化,焦化废水中的有机物氧化分解,形成二氧化碳、水分和无机物灰分。焦化废水在燃烧炉内会有一氧化氮的形成,一氧化氮是否形成二次污染成为焚烧治理方法比较争议的问题。根据资料表明,氨气在没有催化氧化时反应生成氮气,一氧化氮没有足够的浓度形不成二次污染,这说明焚烧治理方法在进行焦化废水处理时具有切实可行性。但焚烧治理方法在进行焚烧时会产生昂贵的费用,使一些企业不敢进行尝试。

八、总结

目前看来,焦化行业一直以来都是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中的重污染行业。焦化行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整个自然环境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就需要加强对焦化氧化废水的处理,可以考虑多种处理技术,根据处理效果、运行费用进行合理处理技术的选择,让焦化废水处理更符合我国国情,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伏广龙,夏晶颖.H_2O_2/Fe(Ⅱ)处理山梨醇废水的试验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0(06).

[2]李恩超,侯红娟,董晓丹.焦化废水中苯胺和萘等物质在厌氧条件下去除规律的研究[J].宝钢技术,2009(03) .

篇10

关键词 米非司酮 缩宫素 计划分娩促宫颈成熟

米非司酮应用于促宫颈成熟方面,在计划分娩中起到重要作用,已越来越为广大学者关注,开展本课题研究,旨在从临床角度观察研究在计划分娩中应用米非司酮对促宫颈成熟的有效率及产程,产后出血、新生儿窒息方面的影响。

资料与方法

选择非急诊入院,妊娠38周以上,头位,无明显头盆不称,计划经阴道试产孕妇316例,年龄20~36岁,<25岁36%,26~30岁42%,31~35岁8%,>36岁4%。初孕妇88.6%,经孕妇11.4%,银高危妊娠因素如过期妊娠,妊高征,胎膜早破,轻度骨盘狭窄62.4%,同时随机选择同年妊娠38周以上,自然产程的孕妇304例为对照组。

药物:①米非司酮:25mg/片,给药途径:口服;②缩宫素:10U/支给药途径:低浓度静滴。

给药方法:米非司酮50mg/次,温开水服用,每12小时1次,连用2天,服用前后两小时禁食。第3天早晨,做Bishop评分后,用缩宫素2.5U加入5%葡萄糖500ml内(配出0.5%浓度),以8滴/分钟即2.5mU/分(30滴/分)。对于不敏感者,酌情增加缩宫素剂量,但用药浓度不超过20mu/分。

效果判断标准:①宫颈成熟度:通过阴道检查,采用Bishop评分方法判定,比较应用米非司酮前与用药第3天即静滴缩宫素前的宫颈成熟度。②引产有效的判定:出现规律宫缩,间隔2~3次/10分,宫缩持续30秒以上,伴宫口的扩张及先露部的下降。③引产失败的判定:静滴缩宫素浓度达到20mU/分仍无产程发动视为失败。④产后出血:以称重法测量,产后24小时出血量>500ml为产后出血。⑤新生儿窒息:以阿氏评分法对新生儿产后1分钟评分,≤7分为窒息,≤4分为重度窒息。

统计学处理:X2检测。

结 果

促宫颈成熟的效果:316例产妇应用米非司酮后均有不同程度的宫颈成熟度的提高。有效率达100%,平均Bishop评分增加4.3分。见表1。

用药后有效引产率达93%,其中有27例用米非司酮期间自然产程发动,引产成功的产妇平均产程为9小时12分,对照组为12小时26分,P<0.05有显著差异。引产成功的294例产妇中阴道助产(胎吸、产钳助产),剖宫产率分别为2.35%、24%,而对照组4%、35.8%,见表2。

产后出血率:计划分娩成功的294例中产后出血33例(11.2%),对照组32例(10.5%)。见表3。

新生儿窒息率:计划分娩成功的294例产妇中发生新生儿窒息12例,新生儿窒息率4%,其中轻度窒息10例,重度窒息2例,均复苏成功,未发生新生儿死亡。对照组304例中发生新生儿窒息13例,新生儿窒息率4.3%,其中轻度窒息9例,重度窒息4例,复苏未成功新生儿死亡1例。见表4。

药物的不良反应:服用米非司酮后不良反应轻微,316例服用米非司酮产妇中,出现轻微恶心14例(4.4%),自觉头晕8例(2.5%),均不需特殊处理,自行缓解。

讨 论

计划分娩是指分娩发动受人为控制,分娩过程在监护下进行。比较集中观察、管理产妇。减少分娩过程中发生意外,缩短产程及减少合并症,使之在预定时间内分娩。尤其适用于成熟胎儿及早脱离不适合生长发育的宫内环境。如过期妊娠,妊娠高血压综合征,以及妊娠合并心、肝、 表1 应用米非司酮前后宫颈成熟度提高情况[例(%)]

结 果

12例患者中痊愈2例,显效6例,转上级医院2例,有效率为100%,住院天数7~30天。

讨 论

重症肌无力是由乙酰胆碱能受体介导的,细胞免疫依赖及补体参与的神经肌肉接头处传递障碍的自身免疫疾病。主要累及神经肌肉接头突触后膜上乙酰胆碱受体。临床特征为全身骨骼肌易疲劳呈波动性肌无力,具有活动后加重,休息后减轻和晨清暮重等特点。任何年龄均可发病,常见于20~40岁,中年以上男性居多,10%~15%。重症肌无力患者伴有肌肉瘤,而30%~50%胸腺肿瘤患者伴重症肌无力[1]。本组病例显示,男女之比为1.3:1,平均患者年龄40岁,伴胸腺肿瘤患者占15%,与报道相符。

重症肌无力的治疗是难治愈疾病,因为重症肌无力治疗是基于改善神经肌肉接头处传递障碍免疫反应,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应用于重症肌无力危象大剂量冲击疗法,同时大剂量免疫球蛋白注射,当出现呼吸肌麻痹立即气管切开,人工辅助呼吸,同时加强护理,防止肺内感染等并发症是成功救治的关键。有报道免疫吸附疗法可以选择祛除一些大分子,其有效率达70%~90%[2]。胸腺肿瘤患者合并有重症肌无力,对重症肌无力患者常规进行CT扫描,鉴别诊断,选择最佳治疗方案,以减少重症肌无力危象的发生,及减少死亡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