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计划经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篇2

 

滞后的人民币

 

中国央行日前报告称，中国外汇储备在2010年年末已达2.847万亿美元，较2009年增长18.7%。多年来，巨额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仅给央行，也给政府其他部门带来巨大投资压力。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在其《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六个问题中》表示，中国庞大及持续的贸易顺差一方面将这种不平衡带到全球经济体中;另一方面也影响了自身经济持续与健康发展，并给中国的汇率、利率政策带来重重压力。

 

这些年中国政府窘困于汇率问题而广受国内外批评，深层的一个原因在于金融制度改革及海外扩张，滞后于实业经济。

 

经济学家沈明高表示，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虽已跻身于第二大经济体行列，但货币却不能在世界上自由流通。

 

上海银监局副局长张光平也在其新书《人民币产品创新》中表示，目前人民币仍然基本是一个限于境内流通的传统货币。

 

一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为6.2%，但当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市场的交易占比仅为0.25%，位列全球前20名之外，与中国经济的实力极不相称。张光平估算得出，2007年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参数为4%。相比之下，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等全球五大货币的平均参数为121.1%，六大新兴市场货币(指墨西哥比索、韩元、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和人民币)平均参数为15.7%。

 

人民币这种国际货币地位的缺乏，被业界称为侏儒货币。

 

如果人民币在对外经济贸易中能更广泛地作为结算货币，人民币能在海外流动、获利，并且还能流回到火热的中国进行投资，那么海外的企业和个人甚至政府就不必只收美元。中国出口企业也就不用因担心赶不上人民币升值而纷纷回国把美元卖给银行，政府经营外汇储备的压力也就大为缓解。

 

眼花缭乱的决策速度

 

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是更多的国家和组织以及公民愿意接受和持有人民币。

 

此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去欧洲都不带人民币，但是他最近一次去意大利带了几千元人民币，在货币兑换店随口问对方是否可以将人民币兑换为欧元，让向松祚感到意外的是对方给出了肯定的回复。

 

人民币在香港和东南亚等国家能够自由使用已经不是新闻，而在欧洲的遭遇更让人感觉到了人民币日益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接受。

 

事实上，2010年，中国政府在人民币国际化上的速度让人已有些眼花缭乱。

 

去年6月份，央行宣布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之后紧接着出台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扩大试点方案，试点地区由五城市扩大到北京等20个省市。12月初，央行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出口企业数量从365家一举增加到6.7万余家。

 

这意味着，这些地区及出口企业在与海外买家协商过程中，可以要求人民币结算，海外买家则在付款行开具人民币信用证等一些程序后，便发货、收货、收付款。

 

人民币国际化之后的主要三个功能包括贸易结算、投资结算和储备货币，如果说贸易结算已经逐渐成熟的话，那么投资结算的放开成为2011年的一大突破。

 

今年1月初，《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允许18N岁以上拥有温州户籍并取得因私护照者可使用外汇进行境外直接投资，年度总额不超过2亿美元，单次境外投资额不超过等值300万美元。

 

1月13日，央行更是新年1号公告《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凡获准开展境外直接投资的境内企业均可以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

 

同时，管理部门也打开了境外投资于境内的闸门，1月11日，上海《关于本市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允许国外养老基金、慈善基金、大学基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外资PE，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PE)”试点，这种所谓的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在沪率先开闸。

 

1月12日，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网站宣布对美国客户的人民币买卖交易启动，这也是中国国有大行首次在美国开展人民币交易。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西省分局高级经济师王大贤建议，接下去应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购售、资金拆借、境外留存与回流的便利性，提高结算用人民币的可获得性，降低人民币结算的交易成本，从政策上奠定人民币结算的基础，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提高人民币的接受度。

 

打通走出去并流回来的通道

 

要想成为一个国际货币，就需要可自由流动和兑换，以及国外机构和个人拿着人民币有利可图的问题。此前，央行已经多项政策，意欲打通人民币走出去并流回来的通道。

 

去年7月，央行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签署了1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国达到8个，货币互换协议促进了人民币的走出去。8月，央行宣布允许境外银行参与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交易，则打开了人民币投资回流的渠道。至此，人民币流出、境外离岸流通、回流的循环路径建成，很显然，这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关键之举。

 

业内普遍认为，人民币国际化除了必须要解决贸易结算之外，人民币的持有人必须能够进行投资并且获得收益。

 

首先可以纳入考虑的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目前中国已经与诸多国家建立了贸易结算和货币互换协议，但是从2009年开始试点人民币贸易结算到2010年底，全年的贸易结算规模仅为千亿元左右，这与中国全年2.2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规模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为什么国外的机构和个人不愿意持有人民币，李小加认为，问题在于境外没有形成人民币的离岸市场和足够多的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这导致向中国出口的贸易伙伴没有积极性获取大量人民币。

 

没有积极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大量持有人民币之后，回流中国境内投资的渠道并不畅通。很长时期以来，中国对外资进来直接投资股市、楼市等资本市场保持着限制。这让很多海外持币者(无论什么币)对中国市场只能隔岸观火。

 

李小加建议，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先通过一个可靠的离岸市场试行。对此，王大贤认为，这可以使得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境外将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相互转换，从而降低持有人民币的成本;然后是发展离岸人民币远期汇率市场，可以使得境外投资者规避持有人民币资产或负债的汇率风险;接着还可以发展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市场，可以使境外投资者购买具有吸引力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使他们愿意长期持有人民币，进而使人民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储备货币。

 

“如果这三个市场能够顺利地建立和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境外投资者解除在货币自由兑换、规避汇率风险与金融产品投资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使其更长久地、大规模地持有人民币。”王大贤说。

 

在离岸市场之后，形成一定规模的境外人民币必然有投资中国境内市场的要求，这也将倒逼中国的资本市场逐渐开放。

 

去年8月，央行就宣布境外央行、港澳人民币清算行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参加银行等三类机构进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这意味着境外人民币回流和投资渠道的拓宽，也表明境外央行可以投资中国国债，人民币从贸易结算到投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的功能不断完善。

 

一些学者认为，接下来应该开放债券市场，让外资进入固定收益市场、银行利率市场，以及部分开放股票市场等，股市开放可能相对漫一些。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随着境外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规模大幅增加，“境外人民币都会有投资中国境内市场的需求，这也是一种交易货币所应该具备的功能，”他说道，“主要的人民币交易市场应该会在香港和上海，债券、股票、黄金、大宗商品等人民币挂牌交易就应该逐步开放。”

 

随着回流启动，李小加提醒，在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之间设立既互通又可以监管的人民币流动渠道，从而有效降低境外人民币业务对内地金融市场的影响与冲击。

 

向松祚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要避免当年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所遇到的情况：一旦风吹草动，资金就外逃，汇率就崩溃，金融体系就完蛋。

 

在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之间进行严密监管，并非是人民币走向强大的重心。国际化成功的核心是中国境内本身要有一个庞大发达而繁荣的金融市场。王大贤认为，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就是因为其拥有比欧洲、日本更为发达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

 

而中国金融市场至今尚无自由的利率形成机制，显然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王大贤建议，一方面要进一步降低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程度，让人民币汇率更多地反映市场需求。为了缓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失衡，中国货币当局应进一步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另一方面要培育多元化市场投资主体，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其中，中国政府必须在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业之前，向本国的民营资本全面开放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提升民营金融企业的竞争力。

 

张光平认为，不解决国内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各类基础资产问题，没有与之配套的多层次产品市场的发展、繁荣，人民币国际化只能是空中楼阁。此外，还必须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只有逆差国也就是进口国即贸易需求国的货币才能实现国际化，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中国就必须能够替代美国成为亚洲的最终产品消费者。”

 

当前，特别是亚洲国家已经不仅希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而且产生了金融投资乃至储备的需求。向松祚表示，中国虽然是一个贸易顺差大国，但是中国对亚洲周边国家的贸易逆差已达到1100亿美元，也就是中国是这些国家的买家，贸易主要是在中国;投资方面，中国每年数百家企业上市，而周边国家才几家，而资本市场是最讲规模效应的，亚洲未来投资也主要是在中国。

篇3

答：首先，我国发展新能源是将其定位成一种“时髦的东西”，并没有把它的地位、方向、替代作用这种共识树立起来。总的来说经济发展还是依靠传统能源为主，这没有错，但是新能源在方向和具体的操作、政策上，仍有很大的欠缺。目前我国新能源的环境效益还没有合理地体现出来，全世界都是在环境效益中体现新能源的竞争性，但我们国家没有。

其次，现行的价格机制也不适应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要求。比如我国火电厂的脱硫脱硝除尘工作，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但现在是利用环保政策去给电价补贴，“求”着电厂做脱硫脱硝，这个毫无道理，等于是补贴了化石能源。

实际上，我国现在对能源电力的价格政策是基于计划经济的成本定价，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1996年，我国的《电力法》就有规定上网电价实行“同网同质同价”，这是非常超前的。一般而言，电力只要在电力系统里面能够运转，那么无论是燃煤还是清洁能源，其获得的质量都一样，对消费者所带来的效用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卖不出两种价钱。

然而，迄今水电仍采取根据成本定价模式，不仅严重违反了《电力法》中有关“同网同质同价”的电价原则，而且不利于通过市场竞争降低成本。导致水电建设人为增加成本，造价不断上涨。而光伏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也不能坚持采用市场竞争的方式发现价格，这种人为核定的价格，导致了光伏电站建设一拥而上，违反了客观规律，在一些地区造成大量弃光。

第三，《可再生能源法》和《节能发电调度办法》等法规还未能有效落实。《可再生能源法》明确规定，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即优先调度可再生发电资源。《节能发电调度办法》也是强调这个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但是在现实中，我国大部分省（区、市）均采取由地方经委核定火电机组年度发电量计划的模式，造成清洁能源无法优先上网，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风火发电权交易”等违法运营模式。

对于这种违规交易，我是坚决反对，凭什么要让清洁能源花钱去买发电权？其实，这就是计划经济模式的局限，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这种模式阻碍了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篇4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了一条与经济相反的道路。改革开放之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分散的、开放的和学者自主的，类似于“市场经济”。一个人研究什么题目，主要由个人来选择。对科研题目的限制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则很少有限制。但是，从80年代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趋向于“计划经济”，开始搞五年计划，于是有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规划等。最初这些规划主要是国家的，后来逐渐发展到省、市和学校。现在每年从年初开始，每位高校教师都面临着申报五个级别的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市社科规划项目、学校社科规划项目。

 

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层级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对每个项目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大。就国家级项目来说，在“七五”和“八五”期间，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但是现在，最少的项目也有几万元，而一些“重大项目”，则投入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省、市和学校也步其后尘，只是规模和数量按比例缩小而已。对于经济不发达省份，面对民生和义务教育各方面的困难，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极为有限，但由于纵向和横向比较的压力，也不得不设立自己的社科规划项目。

 

近年来，国内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讨论主要集中于学者个人的“失范”，如剽窃、抄袭和造假等。我认为，个人的“失范”与宏观学术环境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宏观学术环境则变得越来越像“计划经济”。

 

这种“计划经济”具有垄断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控制了几乎所有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资金投入，而且因为它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强制性的方向和课题。如果从国家到学校的各级规划项目能为研究者提供资金上的帮助，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因为这种“计划经济”具有垄断性，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许多弊端，正如经济领域中的计划经济那样。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计划经济”有哪些弊端?

 

首先是资金投入方面的弊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能够拿出一大笔钱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资金的投入和使用应该十分谨慎。我认为目前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资金分配的不公平。这里的不公平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地区之间的不公平;个人之间的不公平。更重要的不公平在于制度。资金分配的制度是不透明的，而且也没有有效的监督。就各级项目的评审来说，评审的具体结果同具体的评审专家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换了专家，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国家级项目也设立了一些“无知之幕”，试图屏蔽掉个人信息。但是这种“无知之幕”太薄，很容易穿透。这里不是说专家个人不公正，而是说评审的制度对专家没有有效的约束。

 

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任何人都可能不公正。第二，资金使用的不合理。国家、省市和学校能够拿出一大笔资金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件好事。从宏观方面来说，这笔资金的目的应该是改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工作条件，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物质基础。但是，由于目前的资金分配制度是同项目申请者个人挂钩的，而得到项目资助的人又很少，结果是少数人的研究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而大多数人的研究条件依然如故。我认为，应该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公共研究条件的改善，如图书馆、教师工作室、电子图书馆、信息库等。

 

在这些方面，目前国内大学同国际标准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第三，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率。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资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是一笔糊涂账，任何人都难以说清。作为研究者，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各级规划项目中，相当大一部分项目即使没有这么大的资助(如几十万或上百万)，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资助，也是能够完成的。另外，在各级规划项目中，图书资料的支出占有很大的比例，而这些图书资料目前都保存在个人手里。如果将这些资金用于学校的图书馆，使用效率会高得多。

 

其次是产出方面的弊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高投入并不能保证获得高产出。在这里，“高产出”不是指科研成果的数量，而是指科研成果的质量。在各级规划项目中，高质量的成果所占比例很少，特别是缺少开创性的成果。这是由以下一些原因决定的。

 

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由于各级规划项目的课题产生于“计划”，而“计划”是根据某些专家的意见制定出来的，所以这些课题仅仅反映了很少一部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和理论兴趣。对于绝大多数申请者，他们必须按照课题指南或者按照“原题”来申请项目，即使他们对这些课题并不感兴趣。如果没有理论兴趣，就没有创造性成果。第二，课题完成的时间受到严格的限制。所有的规划项目对课题完成的时间均有限制，一般而言，一个课题的最长时间为三年。如果一名研究者从立项开始从事研究，其成果形式是专著，那么他在三年内很难高质量地完成。另外，有的规划项目要求以发表的成果来结项，而从书稿写完开始联系出版到正式出书，一般也需要一年时间。在这种时间压力下，各级规划项目中很少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三，学术研究应该是自由和开放的。一个人研究什么，应该主要由其理论兴趣来决定。在没有理论兴趣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只能产生“充数”的成果。任何科学研究的“计划”无论多么完善，都无法涵盖众多研究者的理论兴趣。如果学术研究没有自由、开放的空间，那么也就不会有创造性的成果。所以，要想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关键不在于提供项目和资助，而在于创造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

 

最后，申请各级规划项目成为高校教师的沉重负担。出于各种原因，目前全国所有高校对各级规划项目都非常重视，对高校教师应该承担的科研项目也都有其相应的要求。

 

由于各级规划项目数量有限，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申请到课题，特别是国家级项目的课题，因此，这些要求对每位教师都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第一，目前国内许多高校都把科研课题同教师职位和校内津贴挂钩。如果没有科研课题，可能就无法申请高一级职称，或者得不到相应的津贴。有的高校规定博士生导师必须要有科研课题，如果没有课题，那么就停止招生。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来说，这些要求都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各级规划项目的课题不等于没有自己个人的研究课题。另外，即使没有各级规划项目的资助，研究者仍然可以从事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第二，目前我国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主要是以各级规划项目的方式来分配的，包括高等学校自己的经费在内，因此，一位高校教师如果想从事学术交流活动(如参加学术会议)，那么就必须申请各级科研课题。如果没有课题，那么就无法从事学术交流活动。第三，迫于申请和完成各级规划项目，导致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失范”。申请者的学术成果是获得课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迅速取得大量科研成果，或者为了尽快按期完成在研项目，促使一些研究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学风不正、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

 

目前，各种学术著作的最重要读者群体是研究生。在标有各级规划项目资助的出版物中，有多少是研究生们有兴趣翻一翻的?

篇5

 

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将此案例归结为“文化力”的计划经济驱动作用。

 

“现在拍卖行业‘外热内冷’的格局，部分原因是拍卖公司对拍品的文化价值判断不足。”刘尚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于拍卖公司来说，交易内容是文化产品，学术发掘和解释对于艺术品拍卖成交乃至企业的品牌塑造都有很大影响。

 

所谓“外热内冷”，是指中国买家在国内外两个市场的不同表现。

 

从2013年1.72亿元的毕加索《两个小孩》，到2014年2.8亿港元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3.77亿元的梵高《雏菊与罂粟花》、3.48亿港元的明永乐御制红阎魔敌刺绣唐卡，再到2015年1.7亿美元的莫迪利阿尼《侧卧的裸女》，近年来中国买家在海外拍卖市场上屡创天价纪录。

 

而在国内市场，2012年至今，拍品价档结构出现明显变化，拍品均价明显下调、投资性高价拍品数量锐减，大众化艺术品逐渐增多。

 

如2014年统计数据：北京保利、中国嘉德、北京荣宝等十大拍卖公司单件成交均价为37.39万元/件(套)，较2013年的38.65万元/件(套)下降1.03万元/件(套)。而成交超过100万元(含) 的拍品共计3468件(套)，仅占总件数的6.52%，较2013年的7.93%下调1.41个百分点。相反，100万元以下拍品件数达49735件(套)，占比93.48%。

 

持续调整，在刘尚勇看来是市场本身纠错机制的作用：上一轮拍卖市场行情来自于资本的外力——一个表现就是拍卖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单场拍品的数量也一再激增。

 

而当资本找到新的逐利点，就有可能抛弃拍卖市场而去。拍卖市场必须具备内在的驱动力，才能不依赖外力而持续前行。

 

在他看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崛起的中国拍卖市场，在第一个10年解决了从文化管控到市场开放的问题，奠定了市场主体的基础;新千年后的第二个10年，大型公司则进入“规模化竞争”，促成了市场的繁荣。

 

而从2015年起，中国拍卖市场进入了新的10年，其最大特色就是解决拍卖企业内部文化驱动力的问题。

 

拍卖业尚处在“低端”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中国拍卖市场拍品数量激增，但是百万元以上的单品成交价格却在下降。从技术角度看，问题在哪里?

 

刘尚勇：国内每场拍卖会间隔时间较短，一场拍完立刻准备下一场，其间要征集拍品、做学术研究，还要包装策划、推广，无法做深入的文化挖掘和梳理，对拍品的价值判断不够。

 

这种过于重视交易本身、快买快卖的交易方式实际是浪费资源，很多好的艺术品都以出售大宗商品的方式卖掉了。

 

对于苏富比、佳士得这样的外国拍卖公司来说，由于库藏丰富，无需“赶着拍”。有些艺术品还在藏家手中时，提前几年甚至十几年就已成为拍卖公司的“目标”。他们不断研究，力求把它的价值挖掘、展示殆尽。

 

同时，拍卖公司会向藏家提供详尽的商业运作报告，如请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并发表成果、推荐参加重要展览等。得到委托人认可后，寻找并联系潜在买家，找到合适买家才把艺术品推向市场，否则会建议委托人等下次拍卖会再上拍。

 

此外，国外每次拍卖会只有一两百件拍品，而国内往往远超此数，比如上千件。如此高密度的拍卖会上，想把一件艺术品拍得好，只能靠运气。

 

《瞭望东方周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刘尚勇：目前中国拍卖行业尚处于规模化竞争初级阶段，尚未结束完全自由竞争阶段，比如仅北京地区就有200多家拍卖公司。各家拍卖公司对拍品资源的抢夺十分激烈，在手续费上做“牺牲”、比谁会“忽悠”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和我们国家低端制造业的情况很相似。

 

拍卖公司等不及把好的艺术品放上两三年、等研究透彻再上拍。委托人也不会同意，这家不拍可以找别家，整个行业的心态都比较急躁。

 

欧美拍卖业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完成这个阶段，两者间有近百年差距。先在英国伦敦形成艺术品交易中心，后转移至美国纽约。现在欧美的拍卖资源都垄断在几家比较大的拍卖行手中，竞争相对平稳，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到极致。

 

此外，也有文化战略方面的原因。比如当代艺术不及古典艺术精致，价格却远超后者，这与美国在二战后为引领世界文化话语权而主推当代艺术有关，拍卖行在其中起了配合作用。

 

买艺术品也是买故事

 

《瞭望东方周刊》：一般来说，对于艺术品的文化挖掘和解释包括哪些方面?

 

刘尚勇：首先是艺术品本身的文化价值，其次是关于它的收藏故事。行内把艺术品的收藏脉络叫做递藏关系，就是通常说的每一手卖给谁，这些故事都是艺术品的附加价值。有时藏家出高价，与其说买艺术品，不如说是买故事。

 

国外拍卖行会把递藏关系挖掘、介绍得很详细比如拍品产生之初及首位藏家的情况。典型的像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在2004年苏富比纽约春季拍卖会上以1.04亿美元成交，是世界拍卖史上第一件突破1亿美元的艺术品。

 

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一个关于“战争与爱情”的故事被拍卖方讲述得曲折动人。它最早被犹太富商格奥尔格收藏，传承到年轻的继承者斯蒂夫手上。

 

斯蒂夫与青梅竹马的恋人贝蒂在二战中失散。战后，贝蒂多方寻找无果，直到在苏富比拍卖会上看到《手拿烟斗的男孩》并坚持以高价买下，后来辗转与尚在人世的斯蒂夫见面。此时贝蒂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去世后，这幅作品再一次借由苏富比的拍卖会回到斯蒂夫手中。

 

再如，刘益谦在2014年购得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除稀有性外，其历任藏家身份显赫。从上世纪50年代英国收藏家LeopoldDreyfus夫人、80年代著名古董商埃斯肯纳奇，到日本大藏家坂本五郎、瑞士著名的中国官窑瓷器收藏家族“玫茵堂”等。而刘益谦用鸡缸杯喝普洱茶是这件藏品的又一个有趣的故事。

 

《瞭望东方周刊》：所谓文化力的概念，在藏家方面有怎样的体现?

 

刘尚勇：国内拍卖行业本身业务能力偏弱，倒逼藏家必须做足“功课”。对于具体藏品的信息，有时拍卖公司甚至不如买家掌握的信息多。而且现在即使在国际市场，藏家的资料挖掘能力也已经超过拍卖行。

 

2015年3月，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古代中国绘画和书法”日场拍卖会上以1402万美元购得一件署名“郑和”的明代佛经，达到起拍价的百倍。

 

其实围绕这件拍品仍有争议，比如郑和是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为什么会写佛经呢?还有针对艺术品流转的质疑等。

 

但竞拍现场鏖战激烈，远超苏富比拍卖行的预料，来自西方、台湾、香港等地的藏家都参与其中。事实上，这件拍品应与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在南京为其母建造琉璃塔有关，在《马可波罗日记》中也有记载。当时郑和受朝廷诏令，请一位大和尚抄写佛经，落款是自己的名字。后来该塔倒塌，佛经大概就此散入民间，是存世为数不多的与郑和有关的文物中的一件。

 

参与竞拍的藏家显然掌握了拍品的丰富信息，其背后有专业团队做文化研究，所做“功课”甚至超过博物馆的专家，龙美术馆等私人博物馆的出现也非偶然。所以中国藏家很厉害，强悍的文化力似乎更多地潜藏在民间。必须让客户也满意

 

《瞭望东方周刊》：这几年拍卖市场下滑明显，业界也在讨论拍卖行业升级的问题，你怎么看?

 

刘尚勇：20年前，中国拍卖业刚起步时，很多公司是“夫妻店”“父子店”“能人店”，老板满意最重要;现在比较好的拍卖公司能做到让团队满意;但国外成熟的拍卖行早已发展到以客户为中心的阶段。

 

客户管理是欧美大型拍卖行的长项，只要客户满意什么都可以做。像苏富比拍卖行专门在比尔.盖茨的家乡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只服务他一人。

 

我称之为客户管理型公司，客户群体经过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积累，保持长期有效的联系;同时将一些财富新贵及时纳入，对新买家的培育工作也很细腻。

 

这使得他们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事先找好目标买家，也许不一定出价很猛，但至少保证成交。而国内很多拍卖会指望的是意外买家的参与，事先心里有底数的很少。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转型的困难是什么?

 

刘尚勇：当下，国内市场还没有完全脱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拍卖企业多属于财务管理型公司。比如每年业务要有一定百分比的递增，这种硬性指标与当年的拍卖行情可能脱节。也有些拍卖公司转为战略管理型，所有工作围绕一个发展战略，却寄望客户予以配合。

 

中国拍卖行业应改变“裸奔式”的粗放发展，当生产力拓展时，文化力必须覆盖。否则这种增长无法持续，毕竟没有人愿意将珍藏的艺术品当做萝卜白菜卖。如果一家拍卖公司的文化解释力一直很差，最终将失去委托人的信任，买家也会疑虑重重、不敢出价。

篇6

(一)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绩非常突出

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百分之三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成绩十分显著，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

（二）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与服务目标合理。以后的20多年里，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层次布局上注重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城市地区，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以县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以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幅度提高。

计划经济时期，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定位明确，即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社会公益目标优先的定位，是由当时特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决定的。医疗服务体系的骨干部分是政府部门直接创办的国有机构，末端为隶属于城乡集体经济的集体所有制机构。政府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管理，同时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医疗卫生服务收入与机构和从业人员个人经济利益之间没有联系。

2、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其一，突出“预防为主”，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在整个医疗卫生投入中，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一直处于优先地位。逐步建立了包括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地方病控制、国境卫生检验检疫机构在内的、基本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公共卫生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此外，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结果是：各种烈性传染病被完全消灭或基本消灭，法定报告的发病率迅速下降；多种地方病和寄生虫病得到有效控制，发病率大幅度降低。其二，基于医疗服务机构的公益目标定位，医疗领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上；技术路线选择上注重适宜技术，强调中西医结合。政府对医疗服务标准的规范及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使医患双方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合理选择，不仅实现了医疗卫生资源的低投入、高产出；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形成了更加公平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

3、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费用保障机制。一方面是医疗保障体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城镇地区，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按照当时的有关制度设计，多数职工家属在发生疾病时，也能够报销部分费用。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鼎盛时期覆盖了90%左右的农村人口。通过以上三项保障制度，全国绝大部分人口在发生疾病风险时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费用保障。另一方面，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也具备很强的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功能。由于各种医疗服务机构的人员工资、基础设施以及医疗设备投入主要来自政府和各经济集体，药品价格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医疗服务体系在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同时，也具有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的功能。即使未参加任何形式医疗保障的居民，看病时就已经获得了政府公共投入的补贴。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这种转移支付功能，是各种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由上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转移支付功能带来的费用保障机制，确保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特别是经济困难群体能够看起病，从而大大提高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

（三）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也存在问题

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总体投入和专业技术教育赶不上医疗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张，致使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导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和医疗保障水平上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城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一直存在着对患者约束不足以及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存在互济功能不足的问题，如此等等。但总的来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国际上是得到公认的。

（四）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在干预重点选择方面以及在费用保障机制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效，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决定性因素。医疗卫生的投入以政府为主，医疗卫生资源在不同卫生领域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分配由政府统一规划，具体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也由政府按照严格的计划实施。从而保证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服务，确保了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中国当时的选择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

1、在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方面：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公立机构的组织与运行机制在扩大经营管理自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从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目标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目标，不仅非公有制的医疗机构如此，公

立医疗服务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也是如此。2、在医疗保障体制方面：随着80年代初期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绝大部分地区迅速瓦解；由于该制度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试图恢复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一直未见明显成效。城镇地区，随着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传统的劳保医疗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目前确定了统一模式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障(保险)体制。

3、除此之外：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体制、药品生产与流通体制等等也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及资金投入方面，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职能不断弱化，各种责任越来越多地由地方政府承担。药品生产与流通走向全面市场化。

4、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在供给层面，基本形成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提供模式。各种资本都可以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限制，新建医疗机构的布局以及服务目标定位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状况。包括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微观组织和管理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则逐步走向全面竞争；医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主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在需求层面，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私人消费品。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大约有1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则只有全部人口的10%右。另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的医疗保障体制本身都不具有强制性。改革开放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直坚持自愿原则。城镇医疗保障(保险)制度虽然名义上具有强制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因过分追求小范围的收支平衡，也只有确保缴费才能享受相关待遇。对于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来说，医疗服务上的需求能否被满足以及被满足的程度，基本上取决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力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二）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主要成效。

商业化、市场化走向的体制变革带来的成效主要表现为：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医生数量以及床位数量都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改善，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迅速提高，能够开展的诊疗项目不断增加。此外，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动、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明显地提高了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内部运转效率有了普遍提高。

（三）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

1、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富裕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多数社会成员(包括相当多农村人口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贫困阶层则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都享受不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四。

2、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42%，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改革开放前已被控制的部分传染病、地方病开始死灰复燃，新的卫生、健康问题也不断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结果令人深思。

3、公平性和宏观效率的低下，导致了消极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它不仅影响到国民的健康，也带来了诸如贫困、公众不满情绪增加、群体间关系失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多数居民在医疗问题上的消极预期，已经成为导致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此以往，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的稳定以及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程度。

（四）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1、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品性质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同时，也是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就一定要出问题。sars所暴露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其他诸多问题的出现已经充分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

2、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的普遍服务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能够及时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要。因此，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必须是多层次的、布局合理的。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方式不仅无法自发地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必然导致医疗服务资源在层次布局上向高端服务集中，在地域布局上向高购买力地区集中，从而使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的医院密集程度和拥有的高端服务设备数量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广大农村地区则重新回到了缺医少药的状态。

3、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从全社会角度来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合理目标应当是以尽可能低的医疗卫生投入实现尽可能好的全民健康结果。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选择成本低、健康效益好的医疗卫生干预重点及适宜的技术路线，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体制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医务人员出于对营利目标和自身经济效益的追求，其行为必然与上述目标发生矛盾。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选择上，只要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就必然出现轻预防、重治疗，轻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病，轻适宜技术、重高新技术的倾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基于牟利动机提供大量的过度服务，甚至不惜损害患者的健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服务价格以及全社会卫生总投入迅速攀升、但全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其源盖出于此。

4、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不同社会成员可能遇到的疾病风险以及相关的医疗服务需求是不同的，个人及家庭之间的经济能力也是不同的。如果将医疗服务需求视为私人消费品，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能力来抵御疾病风险，则必然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医疗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他们的基本健康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不仅有失社会公平，也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后果。因此，在医疗保障体制的设计上，必须在广覆盖的前提下，建立风险分担和社会共济机制。中国城乡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实际结果，就是将医疗服务需求逐步演变为私人消费品。其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五）导致医疗卫生体制变革中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

1、在于改革和发展模式选择中过分重视经济增长，包括医疗卫生事业在内的社会事业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由于体制基础的变动，传统的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医疗

保障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实际的保障范围迅速下降。面对这种现实，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形成明确的体制调整和事业发展思路，而是被动地修修补补、维持局面。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后，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存在明显的偏差。更多地是服从于其他体制改革的需要，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视为一种工具性政策，忽视了其服务于保护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目标的重要性。2、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服务体系改革和建设方面，简单将医疗服务机构视同于一般企业，选择了一条过度市场化的改革道路。集中计划体制解体以后，医疗服务机构从全部依靠政府拨款，转向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医疗服务收入，强化自身经济核算是正确的选择。但政府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企图通过鼓励创收来实现医疗服务机构的自负盈亏，就偏离了医疗卫生服务于社会的大目标。医院与社会、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追求经济目标，必然损害社会和患者的利益。在医疗费用筹集与分配方面，忽视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忽视风险分担与社会共济，也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此外，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视同一般的生产企业，放弃了必要的监督和规制，也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3、其他方面的体制变动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财政体制的变动因素。80年代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分级包干体制以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责任特别是政府的投入责任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能力上存在很大差距，使得不少落后地区缺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能力，以至不得不采取一些错误的改革和发展方式。90年代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力有了很大增强，但依然没有形成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另外，医疗卫生事业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也导致了改革方向和目标上的不协调、不统一问题。

4、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在总体上陷入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境地的同时，自然会产生既得利益群体。在前一阶段医疗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中，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是部分医疗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以及部分享受较高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成员。由于信息不对称、谈判能力的差别，以及其他体制缺陷因素的存在，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方向的影响不容忽视。它是导致合理的改革措施难以推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逐步偏离合理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不少仍与医疗卫生事业基本规律和发展要求存在矛盾，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目前的不少改革思路与做法都值得商榷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其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开始进一步推进。能够面对问题、正视现实，加快推进改革固然值得肯定，但改革能否获得预期的进展及良好的效果则是另一问题。从总体上看，目前正在推行的不少改革思路及做法都值得进一步商榷。

1、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非典”过后，强化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的政策着眼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政府投入；二是强调应急体制建设。这种思路存在明显的问题。

政府投入不足的确是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业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投入不足外，医疗服务体系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割裂问题、公共卫生组织体系之间的条块分割问题、公共卫生机构组织与管理上的体制缺陷，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偏离等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没有综合性的配套改革，仅靠增加政府投入，解决不了以上这些矛盾。即使在投入问题上，也需要以体制完善为基础，尤其是要建立不同层级政府间规范的责任分担与资金筹集机制。否则即使增加了政府投入，也无法确保公共卫生事业的稳定发展。

强化公共卫生领域的应急体制建设固然是必要的，但应急体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由各级疾病控制中心、防疫站和传染病专科医院组成的应急医疗系统。“非典”暴露的决不仅仅是应急医疗系统问题，而是整个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常规医疗卫生体制的失效问题。离开了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只靠应急医疗系统，不仅解决不了传染性疾病的早期发现问题，也解决不了大量传染病患者的救治问题。此外，公共卫生不仅包括传染病防治，还包括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健康教育、妇幼保健以及环境卫生控制等等。除传染病防治外，中国目前在上述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有效的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回避常规体制的失效问题，只因特定问题的出现而强化应急系统的思路和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2、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依然十分严重；“抓大放小”难以保证“可及性”。尽管商业化、市场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已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但至今国内学术界对此不愿意进行认真的反思，商业化、市场化的舆论和呼声依旧很高。很多地方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实际推行的改革措施依然是进一步商业化、市场化。除鼓励竞争、放开价格，以及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引入企业管理模式外，不少地方还套用国有企业改革的做法，通过股份制改造、整体出售、授权经营等多种方式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民营化。如果这种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上述倾向来源于一个简单化的、有诱惑力的思路：通过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市场化竞争，可以提高机构自身的运行效率并降低服务价格；政府转而采取补贴需方或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财务负担可以因此而大大减轻。这种思路貌似有理，其实是行不通的。只要医疗服务机构走向全面市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及服务目标偏离问题就不可避免；竞争无法保证医疗服务价格降低，也早已被各国的实践所证明。在以上前提下，政府补贴需方和购买服务不仅无法保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也减轻不了政府的财务负担，最后必然因医疗卫生的总体服务水平下降而招致公众激烈的批评。

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虽然没有主张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全面商业化、市场化，但是强调分类改革。其政策要点是将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放开，定位为营利性机构，按照企业模式进行组织和管理；另一类为非营利机构，主要追求公益目标，政府继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鉴于中国国情(国家投入能力)并考虑到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进行分类改革，形成多元化的服务提供主体是合理的选择。但在抓什么、放什么的问题上，有关改革政策的基本导向是“抓大放小”。这种思路存在重大缺陷。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要想充分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要想真正提高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需要优先发展和政府确保的是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而不是那些三级以上的大型综合医院。从这个意义讲，可能“抓小放大”比“抓大放小”更为合理。

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目前对包括医疗服务机构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思路中，非营利机构的组织管理模式备受推崇。但中国并没有发展非营利机构的传统和经验，相关法律、法规也几乎全部是空白。另外，非营利机构本身也有其固有弱点。由非营利机构来担当某一公共服务领域的主要责任，在国际上并非是普遍的做法。

3、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目前尚没有新的改革计划。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全面推进“统帐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问题在于，目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1）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引入积累制的个人账户，不符合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其一，医疗保险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共

济，个人账户的设立显然降低了医疗保险的互济功能。其二，个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随机性的，不可能先积累后消费；引入积累制并不符合医疗需求规律。从国际经验看，除新加坡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医疗保险(保障)制度中引入个人账户。况且，新加坡的个人账户功能与中国制度设计中的功能也相去甚远。新加坡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住院治疗中的个人自付部分；而在中国，却要求个人账户支付平时的门诊费用，实质上是要求个人自己来解决基本医疗服务问题。这种“大病统筹，小病自费”的制度设计，违背了“预防为主”的医学规律。（2）现行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的目标人群只包括就业人员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将绝大部分少年儿童、相当一部分老人以及其他无法就业的人员排除在外。这样的制度设计必然导致如下结果：一是上述人群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个人及家庭面临的医疗风险难以化解，从而带来经济、社会方面的消极后果。二是在一部分人有医疗保障而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无法避免体制外人员以各种方式侵蚀体制内医疗资源的问题。

（3）现行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及相关配套措施没有解决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约束问题，以至医疗服务费用仍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资金平衡就成为医疗保险自身的难题。在实际操作中，主要做法就是强调参保者享受的待遇与缴费紧密挂钩，不能缴费甚至不能及时缴费就无法享受相关保障待遇。长此以往，医疗保险事实上就演变成自愿参加的，且只有具备缴费能力才能参加的“富人俱乐部”。在无法控制服务提供者行为的情况下，有关制度转而将控制重点改为患者，通过起付线、封顶线、多种形式的个人付费规定，实施对患者的全面经济限制，以至于能够进入该体系的参保者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4）另外，现行医疗保险设定的统筹层次过低，以至于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实现风险共担。在参加医疗保险的不同类型人群中，也存在保障标准上的差异，影响到制度的公平性。

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到城镇医疗保险制度自身的可持续性和实际效果，继续推行下去的难度很大。

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同样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急剧恶化、恢复传统合作医疗制度努力普遍失败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于出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思路，明确提出了政府增加投入的责任。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制度设计原则上依然存在明显的缺陷，很难发挥保障广大农村居民基本医疗需求的作用。

（1）农村居民自愿参加并需要按年度缴纳费用。这事实上就设定了一个费用门槛，以至于最贫困的农村居民，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必然因为缺乏缴费能力而无法参加。这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需要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一般性原则是明显矛盾的。另外，自愿参加的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群体区分，难以避免体制外人员对体制内资源的侵蚀问题。

（2）政府的补贴与自愿参加相结合。由于自愿参加必然形成对经济困难群体的排斥，能够参加的是农村中相对富裕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参保者的财政补贴，就变成了一种典型的逆向转移支付，加剧了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对贫困者进行转移支付、以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原则。

（3）保障目标依然定位为保大病。事实上放弃了对大多数人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责任，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投入绩效。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真正影响农村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许多农村居民的大病也是因为“小病无钱治而扛成大病”的。从医疗卫生投入的绩效看，对大病的干预所获得的健康效果远不如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及时干预。

（4）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一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缺乏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同步支撑，以至于不得不突出对患者的约束。制度设计中也引入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起付线、封顶线以及分段按比例报销等做法。这些做法对于维持资金平衡是有益的，但对患者过分严格的约束特别是过高的患者自负比例必然会导致参保积极性的下降。

（5）缺乏组织能力和管理成本上的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定以县为单位进行组织。实施费用发生后，以县为单位集中审核、报销。表面看来，统筹层次已经很低了。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县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口，且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合作医疗面对千家万户，县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组织能力，管理成本有多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6）相关领域改革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一步商榷。近年来对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还涉及其它一些内容，部分做法和思路也值得质疑。一是医药体制改革问题。与一般消费品不同，消费者在药品消费方面缺乏足够的选择能力，无法摆脱对医生的依赖。要想保证合理用药和药品价格的合理性，规范医院和医生的行为是关键。从国际经验看，基本着眼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府干预严格控制药品的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和价格；二是切断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实施医药分开。中国的医药体制改革却逆向而行。政府对药品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及价格的管制日益放松，形成了药品产生和流通的过度竞争局面。与此同时，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却不断增强。其结果是：医院、医生与药商同流合污，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选择和使用药品，操纵药品市场，药品价格失控、低性价比药品驱逐高性价比药品、伪劣药品泛滥以及药品滥用等问题愈演愈烈。面对有关问题，近年来一个比较明确的改革措施是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图以此切断医生和药商之间的交易关系。以此作为政策重点的问题在于，药品流通方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单纯通过流通体制改革不可能全面解决药品使用与价格方面的混乱；更突出的问题在于，有关政策将招标采购的主体定位为医院。作为利益主体且作为医生个人利益的共同体，医院仍必然以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择，有关问题和矛盾不可能解决。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改革思路的问题。二是医疗救助制度建设问题。近年来，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问题日益得到关注，一些部门开始探索建立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这种探索的出发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必须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步推进。单独推进医疗救助体系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原因之一是在大部分社会成员都享受不到制度化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只针对部分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医疗救助，医疗资源侵蚀问题难以避免。原因之二是无法回避的贫困陷阱及群体矛盾问题。对最贫困的群体实施医疗救助后，贴近贫困线的家庭和个人就有可能因为疾病问题而沦为最贫困者，而自然产生救助要求。因此，救助范围不得不逐步扩大，直至制度无法支撑。否则，就必然出现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

四、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需要首先解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一）结合中国国情，明确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

在所有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矛盾是：社会成员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而社会所能提供的医疗卫生资源则是有限的。从这一基本矛盾出发，一个必须回答的原则性问题是：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不同的医疗卫生需求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换句话说，必须首先解决保障谁和保什么的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方式有三种选择：一是优先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所有或大部分的医疗卫生需求。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按照实际需求提供均等的、有限水平的服务保障。三是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

第一种选择的优点在于便于操作，将医疗卫生需求作为私人消费品，购买与服务方式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即可。这种选择的最大问题在于其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公平问题，整个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会很低。中国近年来的改革实践及其后果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种选择应当彻底放弃。第二种选择的优点是可以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以及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其主要的问题在于管理和操作上都非常困难，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现实情况也不可能接受这种选择。相比之下，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尽可

能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也有其不足，但毕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对全体公民健康权利的保护，大大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而且也便于操作。世界多数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大体上都属于这种类型。舍此选择，别无它路。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选择不仅关系到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不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影响社会目标实现的同时，必然制约经济增长。中国近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反，一个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中国能够尽快建立一套保证所有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广覆盖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一是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环境的改善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二是对国民基本健康的有效保护必然会降低疾病负担，减少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强化国家竞争力；三是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生活预期，刺激消费并带动宏观经济的增长。

（二）必须合理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

基于医疗卫生资源有限性与公众医疗卫生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还有一个原则性问题必须解决：一定要合理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关系到社会公平问题。选择的唯一标准是使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选择的基础则是在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目标、干预成本和效益(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之间进行比较。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环节、对不同类型疾病的治疗、对同一类疾病不同人群的治疗、以及对同一种疾病不同治疗手段的选择，在成本和效益上都有很大甚至是巨大的差别。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上的选择尤其重要。首先，应当突出公共卫生服务；第二，在疾病治疗方面，应将医疗资源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基本临床服务；第三，对于那些按照现有技术可以取得较好治疗效果，但成本非常高昂的临床服务，在现阶段不宜广泛提倡；第四，必须彻底放弃那些成本高、效益极差的临床医疗服务；第五，应注重选择更加适宜的医疗技术路线。

目前，中国无论是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还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上，都将“大病统筹”作为医疗保障的重点。这种办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大病由于治疗费用高只能通过医疗保障制度来解决，小病则因治疗成本低可以由个人和家庭自行解决。这种思路看似合理，事实上却根本行不通。如果所有的大病问题都可以通过社会统筹来解决，则意味着公共筹资与个人筹资相结合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解决所有人的所有医疗服务需求，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基本现实。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制度设计，基本结果只能是以牺牲大部分人基本医疗需求来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大病保障需求，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无法实现。另外，医疗卫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很多疾病特别是部分大病的发生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对很多大病的治疗和控制是成本很高而效益却很低的，将保障目标定位为大病，也不符合效益原则。将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公共卫生以及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与控制是无可非议的选择。但有几个问题需要强调。第一，这种选择主要是针对政府责任而言。如果部分社会成员有特殊医疗需求，而且其个人和家庭力量抑或其他筹资方式(比如购买商业保险等)可以承担相关费用，这种需求应予以满足。第二，常见病、多发病与大病的界限不能简单以治疗费用的高低来区分，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第三，对于部分治疗成本很高、治疗效果很差甚至无法治愈的大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可能放弃治疗，合理的治疗方案是采用低成本的维持性措施来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痛苦，实施临终关怀。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问题上，除了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确保选择的合理性外，应当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理性思维教育。不少疾病的发生、演化属于自然规律，是人类现阶段无法抗拒的。即使不存在资源约束，以高投入且很多情况下以增加患者痛苦方式来对抗自然规律是缺乏理性的。

从中国的情况看，尽管卫生资源与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很大，但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以及卫生投入能力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如果能够很好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充分发挥资源投入的健康效用，全民的健康状况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更大幅度的改善是不成问题的。

（三）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

基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无论是基本保障目标选择还是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选择，靠市场都无法自发实现合理选择，出路只能是强化政府职能。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效的决定性因素也在于此。政府的责任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功能，二是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1、在筹资方面，首先要确保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除此之外，在一般医疗领域，基于个人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及个人经济能力的差异，政府也必须承担筹资与分配责任，这是实现社会互济和风险分担的前提，也是实现合理干预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一般医疗领域如何发挥政府的筹资和分配职能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通过政府一般性税收筹资，为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二是政府组织实施社会医疗保险计划，对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两种筹资和保障方式各有利弊。考虑到中国国情，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二三产业尚不发达，工薪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较低，保险方式不是理想选择。相比之下，政府直接投入可能更加便于组织和管理。

2、在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一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地域布局，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及发达地区集中，以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二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层级结构，大力扶持公共卫生及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高端集中，这是实现合理干预重点选择的基本条件之一；三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服务目标，突出公益性，在此基础上，发挥医疗服务机构及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方面的积极作用。四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价格，确保公众能够得到优质服务。

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干预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首先，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营利性机构为主体，无法保证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其次，目前很多人崇尚的个别西方国家的非营利机构主导模式，受文化传统、法律和制度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也行不通。合理的选择可能还是由政府直接举办多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特别是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机构。当然，由政府直接举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但这种组织方式在确保政府意志的实施、确保医疗卫生事业服务不脱离社会公益目标方面的优势是其他体制所不可比拟的。对于公立机构可能出现的效率低下问题，可以通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改善。迄今为止，多数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仍以公立机构为主体。这一事实值得中国认真考虑。

五、对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一个框架性设计

（一）打破城乡、所有制等各种界限，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国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建设，一直是分别城乡、分别所有制乃至分别就业状态来组织实施的。这种制度建设方式已经落后于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未来的改革中，必须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权益，也可以避免体制分割所造成的利益集团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矛盾和冲突，还能够从根本上扫清传统医疗体制对劳动力流动、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等形成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可以真正增进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此外，过去只针对少数群体的保障体制所难以解决的体制外侵蚀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二）划分医疗卫生服务的层次和范围，实行不同的保障方式。为了合理的分配医疗资源，有必要将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公共卫

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在基本医疗方面，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所需药品和诊疗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以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具体实施方式是，政府确定可以保障公众基本健康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政府统一组织、采购并以尽可能低的统一价格提供给所有疾病患者。其间所发生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为控制浪费，个人需少量付费。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群体，需自付部分可进行减免。对于基本医疗服务包以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由居民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为了降低个人和家庭的风险，鼓励发展自愿性质的商业医疗保险，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保”。政府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自愿和自主的基础上，为职工购买补充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也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参加多种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对不同层次医疗服务的界限划定，尤其是基本医疗服务包范围(包括药品和诊疗项目)的确定，可以依据医疗服务领域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经验，并结合政府和社会的保障能力来确定。制度建设初期，基本服务包的范围可控制得小一些，随着经济增长和政府投入能力的提高，再逐步扩充服务包的内容。（三）构建与目标体制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既然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政府要承担全部责任，为了便于工作上的统一组织与协调，最好由政府直接组织的公共部门来提供相关的服务。从中国目前的情况出发，基本医疗服务也应主要由公立机构来提供。鉴于公共卫生事业和基本医疗服务之间的紧密联系，二者可以采取合一的体制。即建立同时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职能的公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这样做，可能更加符合医疗卫生自身的规律，突出预防为主，实现防治结合；同时也可以避免多元服务体系并存带来的资源浪费。非基本医疗需求属于私人消费品，至少在现阶段如此。因此，主要靠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服务，不需要政府来统一组织。在这一领域可以充分引入竞争机制，鼓励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但是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不可能将全部非基本医疗服务都交给营利性机构去提供，还是需要保留一部分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高端公立医疗机构。其作用之一是在服务价格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二是在技术路线选择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三是仍需要承担一些相关的政府职能。例如诊疗新技术的推广、新标准的示范，以及特殊时期的应急医疗服务等。除此之外，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创造条件，发展非营利的医疗服务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一起，共同为居民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

公立医疗机构由政府直接举办，其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以及部分非基本医疗服务。此类机构不得有营利目标和行为，收支要严格分开。对于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政府应确保投入。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运转费用来源以服务收费和政府投入相结合，可以有盈余，但盈余应当进入国家预算收入并用于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公立机构的医务人员为公职人员，但需通过合同聘任等方式引入激励与约束机制。公立医疗机构的布局由政府统一规划。其中，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可以参照政府行政机构的管理方式；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在确保政府基本意志得到贯彻的前提下，给机构以更大的独立性。营利机构完全按照企业方式运作。政府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资质条件、服务价格、服务质量等实行全面监管。非营利医疗服务机构按照一般非营利机构的模式运作。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盈余只能用于事业再发展。政府给予相关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同时进行全面监管。

（四）全面推进医药分开。按照以上制度设计，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前述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等问题应当可以彻底杜绝。政府工作的重点应主要集中于非基本医疗领域，特别是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主要的调控手段一是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严格限定医院的收入比例，全面推行医药分开；二是辅之以严格的价格监管和相应的惩戒手段，最大限度地控制医药合谋问题。

（五）建立并逐步完善筹资与组织管理体制。基本政策框架、服务内容和标准由中央政府来确定。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领域，保持全国大体上均等的水平。但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涉及千家万户，具体的组织实施责任还是要更多地依靠地方政府。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以县级政府作为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应该是比较适宜的选择。

为了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事业的均衡发展，实现服务的公平，筹资责任应以中央政府为主，各级政府合理分担。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承担医务人员工资、基本药品和诊疗手段的采购费用，而诸如医疗设施的基本建设等费用，则主要靠地方政府来承担。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异问题，可以通过强化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逐级解决；为了尽可能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财政上需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例如，调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医疗卫生支出；适当调整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收入比例；中央财政设置专项预算科目用于补贴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费用等。长期来看，则应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调整中央、省、县级政府之间的收入比重；设置专项税收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同时根据按保障目标测算的人均费用标准和各地(县)的人口数量，核定各地(县)的基本医疗服务总费用，列入中央财政的年度预算，并按季度通过省级财政直接拨付给县级执行机构；为了确保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稳定，必须改进各级财政的预算制度，对公共预算中的医疗卫生科目实行分账管理，禁止任何形式的相互挤占和挪用。此外，可以在中央和省两级建立专门的医疗卫生基金，以应付各种不时之需。

（六）新旧体制的衔接方式。一是现有医疗保障体制与目标体制的衔接问题。关键是保证目前享有较高水平保障的社会成员的实际待遇水平不发生明显降低。出路是为他们提供补充保障。例如，对政府公职人员以及其他获得过医疗保障承诺的国有经济部门的中老年职工等，可采取由政府统一提供附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方式予以解决。对企业职工，则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加商业性大病医疗保险。二是对现有医疗服务机构的分类改革问题。对现有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只能是“抓小放大”，同时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责任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主要应通过对现有各级公共卫生机构、二级以下的公立综合性医院、以农村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医院为主的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改革、调整、合并形成。对目前三级以上的大型专业性或综合性医院，则应进行分类改革，部分改制为营利性机构，部分改制为非营利机构，还有一部分应继续保留其公立机构的性质。

篇7

【关键词】 经济金融 经济民营化 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转轨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势态，它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也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深入研究经济金融背景下民营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对推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金融与经济民营化的内涵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金融化是各国经济在金融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之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断表现出经济金融化。在学术界对经济金融化的研究中，比较经典的经济学认为经济金融化有两个分析框架：一个是任何产出个体与任何经济集合体都有着实际的和名义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二是任何微观经济行为主体与任何社会经济体所拥有的资产与财富又都表现为实际上的与货币上的两种形态，进而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过程也可以一分为二地概括为两大部分――实际经济或说是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

经济金融化主要是指经济活动日益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金融关系为纽带，以金融政策为协调工具，从而把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来推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与趋势。经济金融化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金融活动在经济发展中日益趋重，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资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二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影响下金融活动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体系，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务的不断拓展，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表现为金融联系；三是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出现，防范金融风险已经成世界各国的共识，国际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国际金融关系的协调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日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经济金融化的实质就是指金融这种经济资源在各国日益被优化配置、被充分利用的过程与趋势。

学术界对经济民营化的研究是比较多的，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民营化应该从所有制的视角来分析，他们认为经济民营化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经营方式是等同的，属于一种非公有制经济。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民营化应该从经营主体的视角来分析，他们认为经济民营化是指与国有企业不同的其他所有的经济经营方式，包括个体经营、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除国有企业以外的所有企业。一些其他国家认为经济民营化包含广义和狭义的内涵，狭义上是指政府把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有形的国有资产，通过返还出售、股份制改造、兼并重组等形式转让给个人、私人垄断组织或经济集体的经济现象；从广义上说，除此之外还包括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和环境的“自由主义发展”，如政府放松管制、增强市场机制、强调发挥民营经济的功能等。笔者认为经济民营化是指除国有经济和集体经营之外的所有其他经济形式。

二、经济民营化需要经济金融的支撑

众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私有经济都离不开完善的金融体系作支撑。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通过调查分析，笔者认为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比较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小企业的企业信用度不高。在我国一些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度不高，当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资金不足的问题时，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就比较困难。因为目前金融机构放贷的最大的考虑因素就是信贷人的信用。二是我国的中小企业中家族企业占较大比重。从管理和整个企业运营上来看，他们与现代企业管理有比较大的不同，同时，他们的经济实力不是很强、固定资产比例不足，容易受各种市场风险的影响，倒闭率与歇业率相对较高。这些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其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机率比较小。

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成熟、完善、高效的金融体系对一个国家民营经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国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能够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还可以在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与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现象还难以实现。只要市场经济有需求，相应的供给方就会产生。在金融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正规的金融服务不能满足民营经济对资金的需求时，一些非正规的金融服务就会产生。这些现象在我国民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比较活跃，大量的民间借贷、民间资金已经形成。这种非正规的金融服务由于相应的监管机制不健全，其存在着较大的风险。这种现状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经济对正规金融机构资金的需求以及非正规金融服务的产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即经济民营化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经济金融作支撑。通过良好的政策导向，扩大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在融资政策方面向中小企业倾斜，完善金融服务机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要想解决经济民营化发展中的难题就必须探索中小企业自身发展的规律，构建科学、合理、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强有力的后盾。民营经营的健康发展既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引导，又需要完整的金融服务机构，同时，民营企业自身也要完善自身的内部治理结构，只要三者都能够良性互动，民营经营就能够健康有序发展。

三、经济金融背景下经济民营化的发展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经营在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相应地对金融机构也有重要的影响。要想促进民营经营的健康发展，金融机构必须从服务上或者所有制结构上做出新的调整，以便可以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

从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对经济金融化发展的影响上看，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与民营资本已经渗透到金融体系之中，各个金融机构都能找到民营经济的身影，它们还通过直接主导或是参与新设金融结构、借国有股东退出而授让金融股权或是借增资扩股的便利时机，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民营资本已经取得了对相关金融机构的控股权力。二是有实力的民营资本正在通过设立新的民营金融机构来实现生产经营与融资的结合。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从主观上来看，他们一方面是为了获得高额的金融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吸引大量社会闲散资金为自身的发展进行融资。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民营企业自身来说，笔者认为应该完善民营企业治理结构，提升民营企业社会信用。一方面需要完善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针对家族企业可以通过相关方面的教育培训，提升家族企业管理者的现代企业管理能力和素质。家族式中小企业必须转变过去传统的家族式经营管理方式，要能够适应时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从根本上来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自身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社会信用。信用问题对于一个企业的成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前民营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信用缺失，金融机构向个人或者企业放贷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个人或者企业的信用问题。因此，民营企业自身必须理清信用问题的重要性，从自身的点点滴滴做起，树立起良好的社会信用。

四、结语

经济金融能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促进民营经营健康发展。一国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能够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而且还可以在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与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为中小企业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当然，我们在合理有效利用金融服务的同时，也要看到金融服务机构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风险。鉴于此，笔者认为民营经营发展过程中既要合理利用金融服务机构提供的资金支持，又要采取多元化的渠道规避金融服务机构本身所具有的风险，进而更好地促进民营经营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银锋：经济金融化趋向及其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启示[J].求索，2012（10）.

[2] 漆志平：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经济金融化趋向及其解释――以美国经验资料为研究对象[J].求索，2009（12）.

[3] 张莹、贺然：解除金融资产障碍 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经济金融化赋予的一点启发[J].生产力研究，1999（3）.

篇8

有一群牧民在公共草场放牧，因为免费，每个牧民都希望放养尽可能多的羊，结果羊的数量无节制增长，草场最后被啃成不毛之地，羊饿死了，牧民也全都破产。于是，便产生了因为没有规划的“公地悲剧”。

规划是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形式。规划，明明是大好事，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却被西方经济学主流所否定。直到20世纪随着第三世界的强力崛起，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人们接受。但苏联解体前后，计划体制再一次落荒而逃。

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否定计划体制，原因可能在于信息永远不完全。早在论述“看不见的手”时，斯密就强调了这一点，哈耶克后来作出更明确的重申。他认为，个体在市场上是分散的、多样的、易变的，这就决定没有哪一个头脑或哪一个机构能真正随时了解全部的个体信息，从而也就决定规划的不可行。

但规划不如变化并不足以构成对规划的全盘否定，就像在战场上，尽管情况瞬息万变，但指挥官仍要作规划，不打无准备之仗。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信息永远不完全，才需要规划。许小年先生说企业家多成于试错，试错正是规划在先，不可能无厘头乱来。

市场为规划选主

规划不如变化的信息有限论，不足以置规划于死地，充其量只是打倒规划的一个必要条件。真正对计划体制构成冲击的问题是谁来规划？显而易见，所谓规划，必须有一个主脑来作规划。如果人人都去作规划，就无所谓规划了。

谁做主脑？有人会想到，由最有智慧的人作，可谁最有智慧？别人怎么知道他最有智慧？此路不太可行。还有人会说，由最有信息的人来做主，可谁最了解全局？别人怎么知道他最了解全局？所以，不管人选是谁，都会存在类似疑问。

“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问题在于，哪里去找伯乐？如果有两个人声称自己是伯乐，而相中的千里马又不同，那么，哪匹马是千里马的问题，就演化为谁是真伯乐？

市场恰能分辨真假“伯乐”。比如，张三声称自己是伯乐，李四也声称自己是伯乐，但张三辨认千里马的成功率高达九成，而李四仅有二成。人们自然会认为张三是真伯乐。这就是市场的选择，不迷信人为权威，通过试错作出选择。

可见，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不规划与规划的统一。说不规划，是市场并不预先安排某个人，没有先验人选；说规划，是市场一旦发现某一个人，就依赖这个人，由他规划去。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核心在人。以看不看得见论，这个人是“看得见”的，但发现这个人的过程又可以说是“看不见”。

科斯的明白与不明白

西方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却把市场付托于看不见的手，很不应当。但一代接一代的西方学人并非毫无洞见，事实上，市场机制是规划与不规划的统一，已由一位西方学人发现，他就是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罗纳德·科斯。如果说哈耶克对规划的否证作出过有力贡献，那科斯就在真正发现市场上作出了有力贡献。

且回到科斯从熟悉中看到陌生的原始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价格机制是一个完美的自动装置，能够在市场上无摩擦地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为什么现实世界中还存在企业这样一些不属于市场个体的经济组织呢？正好比问：既然电脑里面的一切东西市场上都有，为什么还会出现原装机呢？

科斯的回答是因为交易有费用。举例讲，装配电脑，如果分部件来购买，就会出现在这里买硬盘，讨一番价，在那里买主板，还一番价，尽管DIY，价格可能也实惠，但讨价还价的成本和其他时间和精力等成本计算之后，还不如一次性购买原装机，于是市场上就有了电脑原装企业，它能够依靠节省顾客的交易费用而赢得部分利润。

交易费用的确是正确答案，但交易费用的计算则来自于规划的主脑。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正是通过他的计算——实质就是规划——而实现的，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它是完全“看得见”的，没有主脑们的算计，就不会有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

说到底，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企业家”实现的，并没有另外的什么超脱于人的价格机制。张维迎先生提出“市场=价格+企业家”，重复了科斯的错误，没有看清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

在论市场机制时，哈耶克提出“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并经常把市场比做“有机体”——这是一大批西方学者共同的譬喻。殊不知，市场之所以看起来像有机体，原因在于市场乃人的集合，通过反馈或试错——具体表现为优胜劣汰——形成人的联网计算。正是通过联网计算，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总体上要优于单独某个人甚至某个政府的规划。市场与规划本质是一回事，只是市场的计算能力更强大而已。从这一点来讲，市场有点像一架超级计算机。

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

市场的本质在选人计算，哪还有政府能够配置而市场不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呢？凡需要人来配置资源的地方，都是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因为市场机制原本不过是选人机制。如果的确存在不需要考虑效率的领域，则市场可以退避三舍，要不然，市场都应该当仁不让。

这正是“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的荒谬，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最优机制，在住房问题上，为什么就只能为一部分富人配置资源而要留出非市场解决的余额呢？更要命的逻辑还在于，政府建设保障房不也是配置资源吗？不也得由人来配置吗？而市场不就是找到能有效配置资源的人吗？从计算的角度讲，市场与政府并没有绝对界线，只是市场的选人的范围更大，因而计算总体上应该比政府更高效。

但这同时也划出了市场的边界，因为不管是谁计算都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极其有限——因为“我”的时间和精力极其有限——唯有在限定系统内，“我”才可能作出科学的算计，资源才可能得到优化的配置。如果系统无限开放，仅信息不对称就足以让人的计算失灵，通常所说的投机盛行或其他市场失灵甚至所谓“劣币驱逐良币”，追根究底，实质上都是系统过度开放导致“我”的计算失效的结果。事实上，系统无限开放，也选不出真正会作规划的主子——“我”。

真正的市场机制模型在环境权益交易上得到集中而鲜明的彰显，并用专有名词作了表达，即“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1968年，加拿大经济学家约翰·戴尔斯首先提出“排污权交易”的概念。1986年，美国环保局颁布有关排污许可的贸易政策，并在一些地区开始实施。199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修正案的通过，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的法律地位得到确立，排污权市场正式启动。实践证明，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的做法是成功的。

排污权市场是个标准、正宗和地道的市场模式，“总量管制”就是价值认定，就是规划在先。“管制”之所以在“交易”之先，即因为唯有在限定系统内，“我”才可能作出科学的算计，资源才可能得到优化的配置。包括公地悲剧在内，既有经济学所谈论的种种市场失灵，实际上都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因为根本就不符合自由市场的模式，“交易机制”缺乏总量规划，缺乏价值认定。拿公地悲剧来说，牧民为自我利益计则多养羊，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根本动力，何错之有？错在缺乏总量规划和价值认定，不构成自由市场，而只是无序竞争。

产权清晰与规划和

约束一体两面

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个脱离限定系统的典型，缺乏总量规划，陷入无序竞争，乃至如今严重脱离客户需求和购买力的基本面，无论房价收入比，还是租售比，都远高过国际标准。

篇9

【?P键词】国有企业 ；管理模式 ；经营模式

【Keywords】state-owned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de； business mode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4-0013-02

1 引言

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企业是经济主导，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我国国企改革三十多年来，经历了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到提出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到绝大多数企业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最后发展到企业集团，分别把股份制、利税分流作为试点进行推行。

2 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

2.1 股份制经营

在我国，股份制具有为适应生产社会化、现代化发展迅速筹集资本，改变资本存在形式，促使资本所有权与职能相分离的三大职能[1]。实行股份制是企业筹集资本的很好方式。股份制经营的定义是，以资产入股的方式，把分散的分别属于多个所有者或者占有者的经营要领集中在一起，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并且对经营成果用货币的形式按入股比率分红的一种国有企业经营模式。

2.2 计划合同制经营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大量的经济交往普遍存在于生产建设、交通运输、流通消费、科研等各个方面当中。针对这种情况，为了维护好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有必要施行经济合同制，经济合同制是计划经济的重要工具。经济合同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联结各种经济活动的纽带。是国家计划经济的具体化和贯彻执行的重要形式，也是制定计划的重要依据和必要补充。它能够促进企业专业化和协作化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加强企业经济的和谐。作为一种全新的国有企业经营模式，计划合同制经营把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在一起，它是真正的经济合同。实行计划合同制经营可以使国有企业经济发展计划变为广大的社会经济主体的自觉行动。计划合同制既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又把整个市场活动置于计划的指导之下。

2.3 租赁制经营

租赁制经营是指国有企业资产的所有者，将国有企业有期限、有条件、有偿地出租给使用方的一种经营方式和国有企业经营制度[2]。它的主要特点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完全分离。租赁制的主要形式有个人租赁、合作租赁、集体租赁和企业租赁。在企业所有制性质没有改变的条件下，企业却变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自己独立经营，盈亏自负，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者与经营者。使企业摆脱了烦琐的行业干预，从而增加了企业的自我发展意识和自我束缚力。在租赁制经营模式中厂长责任制得到了落实。

2.4 承包责任制

承包制的实施打破了统一收入统一支出的财政体系，使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目标：对利润实行最大化的追求。国有企业从此便获得了和承包责任相对应的自主权，企业自主权的真正落实本身就是对经济改革的大力推动。承包制首先理顺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从而形成了合理的利益驱动协调机制。这样就促进了企业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社会整体利益发展的统一。也就充分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成功地为国有企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同时它还健全了市场竞争资金制度的约束力。

3 国有企业的管理策略

3.1 加强国有企业资本经营内部的监控力度

大力加强企业内部的监管力度是保证国有企业对资本经营与管理的有效策略。为了使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机制更加健全，加快国有企业管理控制的步伐，建立国家外部监管，国有企业内部会计监管，企业领导层独立监控三个方面为一体的监控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建立起完善的监控体系是加强资本经济内部监控力度的先决条件。我们要想建立完善的资本监控体系就必须在加强会计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强国有企业的成本核算制度管理。实现规模扩张。决定国有企业资本经营的目标有两种：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实现资本获利最大化两大目标。要想加强企业资本经营内部的监控力度，处理好这两大目标是关键。

3.2 研发新产品，从而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无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私营、外资企业，要想赢得市场就必须要依靠对产品的竞争。在国有企业中，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对科技研发的投入。目前，受国有企业经营模式的影响，我国国有企业的科技研发项目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国有企业应该把眼光放长远，在保留切实有效的管理经验的同时还要去借鉴国外的经济管理模式，组建起国有企业有实力的科研开发部门，专门开发适应市场的新产品，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研发新产品是国有企业管理策略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不断地研发出新产品，激活企业的活力，企业才能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3.3 建立责、权、利为一体的激励约束机制

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企业中，每当产权关系比较清晰时，就能很大程度地激发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国有企业中要明确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司其职，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再结合我国国有企业历次改革的经验得失总结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产权改革，改革产权关系的关键又在于通过明晰国有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把剩余控制与剩余索取权完整地结合到一起，使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不但具有了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并且还有了和经营自主权的有效使用紧密关系的剩余利益。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责、权、利三者一体，做到权责明确，各司其职，互相制衡。为了对经营者的绩效进行科学的考核，在国有企业内部还要建立起长期、持续、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样就可以把他们的收入和企业的绩效相挂钩，然后再和他们本人的责任、贡献互相挂钩，这才是激励和约束经营者的最有效的途径。同时还要让薪酬的结构多元化，长短期的激励制度互相结合。薪酬对于经营者来说至关重要，国有企业必须要大力提高经营者的报酬，从而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篇10

【关键词】城镇化，中原经济区，城镇化水平

ABSTRACT: The "three rural" problems, is a common feature of the Central Plains area, is also China'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ntral Henan urban agglomer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s a whole is low, and the uneve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lack of regional growth pole to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Combined with China's urbanization pattern, try on the urbanization pattern of the Central Plains area, put forward the proposal of the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Z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urbanization,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Zone,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1. 城镇化概述

城镇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主要反映在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通常用城镇化率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高低。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7%，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75%。和发达国家城市化相比，我国城市化起步晚，2007年城市化率达到32.93%，标志着中国城市化已过了初期发展阶段，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65％，中国政府正经历着人类有史以来人口规模最大、复杂程度最高，其他国家从未遇到过的严峻挑战。中原经济区做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人口比重大，需要转移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本文将重点探讨如何抓住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机遇，走出符合区域实际的城镇化之路，促过城镇化健康快速发展。

2．中原经济区城镇化现状分析

中原经济区是以中原城市群为雏形的经济区域，本文参考中原城市群统计资料①，通过与国内其它城市群的对比，分析其城镇化现状。

2.1 中原经济区城镇化整体水平。2.1.1 中原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中原城市群是以郑州为中心，以洛阳为副中心，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地区性城市为节点构成的紧密联系圈，是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区域。

表12008年与2007年中国“十一大城市群”城市化率比较分析表

通过2008年统计数据，中原城市群2008年城镇化率仅为28.57%，在国内11个城市群中城镇化率处于后位。

2.1.2 中原经济区城镇化水平

表2中原经济区城市化率统计表（2008年）

现状城镇化水平分析：（1）2008年，中原经济区平均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为21.89%；（2）29个城市中，仅郑州、淮北城镇化率高于40%；（3）鹤壁、济源、聊城、邯郸，城镇化率在30%——40%之间；（4）洛阳、平顶山、安阳、新乡、焦作、许昌、漯河、三门峡、邢台、晋城、长治，城镇化率在20%——30%之间；（5）开封、濮阳、南阳、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宿州、阜阳、亳州、菏泽、运城，城镇化率不足20%。

2.2 中原经济区城镇化特点分析。① 整体城镇化率较低。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33.28%，中原城市群城镇化率28.57%，中原经济区城镇化率21.89%，整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②城镇化水平分布不均。从地域分布上来看，城镇化率相对较高的区域分布在以郑州为核心的周边区域，城镇化率低于20%的城市则主要分布在中原经济区东部和南部。③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城镇化水平。郑州及其周边城市、淮北，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对较强；东部和南部的其他城市人口基数大、耕地多、传统农业所占比重大，城市缺乏吸引力。

3．中原经济区城镇化道路探索

3.1 国内城镇化模式。我国政府对城镇化一直很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分阶段出现了几种值得研究总结的模式：①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这种模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城镇化的原动力来自于国家计划对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生产建设；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因为资源开发所引起的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以及相关政策的强制性推动。攀枝花、大庆、鞍山、东营、克拉玛依等许多城市的兴起是典型案例。 ②商品经济短缺时期以乡镇集体经济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也即“苏南模式”。这是一种通过乡村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而推动城市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大大积累了地方经济的基础，有效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当然也带来了布局分散、投资效率低等问题。 ③市场经济早期以分散家庭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也即“温州模式”。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通过家庭手工业、个体私营企业以及批发零售商业来推动农村工业化，并且以此带动乡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 ④以外资及混合型经济为主导的城镇化模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全球资本与产业的转移，部分地区积极把握机遇、大力推动资本结构转型，进入了吸引外资的期，以外向型经济园区为主体的空间成为集聚人口与产业、推动城镇化的有力载体。⑤本世纪初在我国又出现了几种极具深远意义的模式。

3.2 中原经济区城镇化道路选择

中原经济区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的路子，管理体制、土地、建设资金等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各地的城镇化进程。根据中原经济区各城市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劳动力构成等因素的不同，应充分发挥中原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各城市应结合自身资源及区域定位，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走城乡统筹、社会和谐、生态宜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形成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地区中心城市、中小城市、中心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现代城镇体系。

3.2.1 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郑州

表3部分城市规模及人口密度统计表②（2009年）

通过与上海、北京、广州中心城市规模及人口密度的比较，郑州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较高，为了避免由于人口过密而带来住房困难、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应避免选择“摊大饼”式的集中型（向心型）城市化道路，建议选择外延性城市化途径，连续渐次地向外推进和延伸扩散，从而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3.2.2 地区中心城市。以地级市为中心，依据各城市在中原经济区中的产业定位，将中原经济区中其它的地级市划分为以下两种类型：（1）现状工业基础较好的城市，积极完善产业配套条件，打造产业转移承接平台，健全产业转移推进机制，积极、有序、全方位、多层次承接沿海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发展服务业，吸引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产业带动城镇化；（2）对于周口、驻马店、商丘、信阳等农业基础条件优越的地区，应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将农民从田间地头转移到现代化农业生产加工车间。3.2.3 中小城市。以县级市为中心，以产业集聚区为带动，放开户籍限制，促进产城融合。3.2.4 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按照规划先行、就业为本、量力而行、群众自愿原则，积极稳妥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试点，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农业规模经营、农民就近就业、农村环境改善。

4.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