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管理条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金会管理条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04年2月11日经国务院第39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基金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该《条例》是为了规范基金会的组织和活动，维护基金会、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所制定的纲领性法规，是对我国慈善公益事业捐赠财产管理和使用的最高法规。

然而，从目前的相关法规来看，还远远不能满足扶持社会办慈善事业的需求。本人现从财政财务的角度来剖析与研究《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有关条款，以供商榷。

《条例》一共七章四十八条，涉及财产的管理和使用有九条，其中有明确的数据指标只有第二十九条。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

第二款“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目前我国从事公益事业的公募基金组织机构几乎全部都是政府主导的行政、事业单位或下属的直属机构或代管机构，可以简称“公办”机构。“公办”的慈善公益事业组织机构除了有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外，还有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和慈善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各市（地）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各县（市、区）的慈善组织等等。而企业和个人组织的社会公益慈善基金组织，可以简称“民办”机构，几乎都是非公募的基金。

统计显示，2008年灾害频发，捐赠资源高度集中于各级民政部门、红十字会、慈善会，上述“三位一体”的募捐主体直接、间接接收款物捐赠共计955.5亿元，占全国接收捐赠总额的89.26%。同时，北京奥组委、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级地方政府接收非救灾捐赠约16亿元，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和带有官方、半官方色彩的红十字会、慈善会等组织占据了90%以上的捐赠资源，其他各类公募基金会、学校、社会组织接收捐赠不足100亿元，仅占不足10%。企业和个人组织的“民办”社会公益慈善基金组织接收捐赠更是寥寥无几。

“公办”机构接收捐赠的善款拨付的流程，一般来看是，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募集到的善款拨付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金会或慈善组织，依此类推，经过省、市、县、乡、村五级，最后分到受助对象或灾民手中。这中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虽然可以加快善款的流转速度，减少流程，但全国性的公募基金善款往下拨付的流程除了遇到重大自然灾害外，一般至少要经过三级以上转移支付的流程。

我们把转移支付的资金（善款）流程从最上一级往下拨付直到受助对象接收到之前的这一过程叫“在途资金”，即慈善组织虽然接收到捐赠款，但还没有将善款拨付到受助人手中，善款还是在各级慈善组织之间流转，这样我们分析就会发现有以下的问题提出：

《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是针对“公办”　的公募基金会设定的，因为只有“公办”　的公募基金会才可能将“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的公益事业支出拨付出去，只要慈善组织从本级基金会账户往下拨付出去就没有违反《条例》的规定，也不会有风险，而且《条例》在时间上也没有设定明确的具体拨付要求，只要不跨年度，能在当年12月31日以前支出就可以，不管“在途资金”在哪里，能否到达受助对象手中，都不会违反《条例》所规定，审计和检查都没有问题。

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　这一规定在理论上分析和具体的实施过程都有可能难以落实到位，成为一纸空文，因为善款经过省、市、县、乡、村等多级次的拨付程序，有可能都是“在途资金”，具体什么时候有多少能够到受助对象手里还不得而知。人们往往关注大张旗鼓的宣传捐赠支出的宣传和报道，而实际上什么时候能到受助者手中却很少有人跟踪过问。

正是因为有可能出现大量的“在途资金”，多级次的转移支付流程，使各级“公办”的慈善组织无法公开说清楚捐赠财产的具体使用情况和流向，造成了捐赠资金（或财产）的使用不明朗，缺少透明度，失去社会信誉，严重伤害了捐赠人和国民的感情，影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民办”基金和“公办”基金的流程完全不一样，“民办”基金没有多级次的转移支付流程，在程序上是捐赠者和受助者直接互通，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不会有大量的“在途资金”，但同时也很难做到《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　因为我国地域广阔，往往越边远地区和灾区越需要受救助，而要摸清和掌握这些信息是“民办”基金会所难以企及的，这就将“民办”　慈善组织推到了“二难”的尴尬境地，要么违反《条例》规定，要么就不可能做到与受助者直接互通，这样就很难说清楚资金使用用途，不可能给捐赠者有满意的回复，从而会失去社会信誉，这就迫使“民办”　慈善组织选择设立非公募基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办”机构的设置和人员、财产都是由各级政府和部门资助安排，还可以从公募基金会中“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样“公办”机构就能正常开展工作。而“民办”　机构的人员和行政办公支出是没有来源的，《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里只提到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而一个能正常运转的基金会机构没有自己的财产要长期正常维持开展工作是很困难的，这也是“民办”基金会绝大多数都是由企业设立，因为企业能开支办公费用，有办公场所，而得以生存，社会上其他“民办”机构就难以为继。

用数学方法从理论上分析，《条例》中基金费用支出情况：

按基金100%全部支出计算费用，设：费用为M，基金支出为S，n为转移支付次数，可得出：

公式为：ΣM=（1-10%）n-1×10%S

按100万元全部支出计算费用，经过四级下拨支付，　合计可开支的费用支出达到34.39万元。同理得出：捐款支出只有65.61万元，具体为：

n=1时：100万×10%=10万元，

n=2时：90万×10%=9万元，

n=3时：81万×10%=8.1万元，

n=4时：72.9万×10%=7.29万元，合计数为34.39万元。

按基金支出70%计算费用，设：费用为M，基金支出为S，n为转移支付次数，可得出：

ΣM=（70%）n×10%S

按100万元支出70%计算费用，经过四级下拨支付，　合计可开支的费用支出17.731万元，同理得出：捐款支出只有34.3万元，。具体为：

n=1时：100万×70%×10%=7万元；

n=2时：100万×49%×10%=4.9万元；

n=3时：100万×34.3%×10%=3.43万元；

n=4时：100万×24.01%×10%=2.401万元，合计为17.731万元。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慈善基金往下转移支付的次数越多，所造成的支付成本就越高，因为每次拨付和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费用支出；各级政府和部门预算能安排用于慈善基金管理费用越多，慈善基金本身转移支付的成本就会越少；转移支付的次数越多，慈善基金的具体去向就越难以详细说明白，透明度就降低；　因此，要尽量减少转移支付的次数。

为了能实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的目标，进一步完善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完善政府监管、民间运作、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慈善事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基本形成制度完善、作用显著、管理规范、健康有序的慈善事业发展格局。增强慈善事业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方面的作用。

因此，要加大改善对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的发展环境，加快社会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就要在法律法规层面上有更大的扶持力度，为此建议：

对“公办”基金会和“民办”基金会的条款要求应分别制定，要能体现政府鼓励兴办“民办”基金会的导向，鼓励扶持社会民间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鼓励“民办”公募基金会的成长壮大，只有“民办”公募基金会的壮大、规范，“公办”公募基金会才有可能逐步退出，形成“公办”基金会和“民办”基金会同步发展，两条腿走路，中国慈善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修改“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的规定，对“公办”基金会和“民办”基金会的要求应有所区别，对　“民办”基金会可不作硬性要求或降低比例，以要求提高信息公开性和透明度来确保善款的安全和使用。同时还要体现传统的“以丰补歉”的慈善理念，允许“民办”基金会丰年多储备，灾年才能可以多支出，以确保在出现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社会能和谐安稳。

修改“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对“公办”基金会和“民办”基金会的要求也应有所区别，“公办”基金会因为有政府补助和大量转移支付的“在途资金”，可按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比例开支，足够能“丰衣足食”的开展工作，而对于规模较小和项目较少的“民办”基金会而言，该条规定无疑会成为阻碍其增加人员、维持正常工作的最主要因素，更不可能吸纳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严重影响“民办”基金会的发展壮大。

应加大对“公办”基金会的财务监管和审计监督，尤其加大对“在途资金”的监管力度，减少转移支付的中间环节，要明确在转移支付的中间环节不得开支费用，应防止“公办”基金会成为“养人”机构。对“民办”基金会承担转移支付的，在中间环节的开支标准也应设定只能列支，不能提取。

篇2

完善基金会的会计信息披露状况意义：第一，促进更多的基金会做到财务规范化；第二，使基金会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社会使命，提高自身的公信力；第三，有利于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学体系的需要。

一、我国基金会的会计信息披露现状

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全国的基金会共4195家，其中公募基金会共1506家，非公募共2689家。而参与中基透明指数评估（简称FTI）的基金会全国共3053家，全国的FTI为49.35，只有12个省FTI的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在分析基金会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前，首先要明确三个问题：（1）会计信息披露的目的是方便信息使用者作出相关决策，同时提高基金会的公信力，以便基金会更好地筹资。；（2）会计信息使用者。基金会会计信息使用者包括资源捐赠者、政府、受助者、基金会内部管理者、社会公众、债权人。（3）基金会完整的财务报告体系包括三张基本报表、财务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和经注册会计师审核通过的审计报告。

笔者通过基金会中心网、基金会官方网站对全国参与FTI项目的3053家基金会的会计信息披露情况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如下：

（一）定量化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基金会的定量化会计信息一般是通过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来反映的。第一，资产负债表过于简单，不能直观反映基金会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表中只列举了收支的期末数，所提供的信息不够充分完整，不利于会计期间的比较。

第二，从业务活动表中只能了解组织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和其他费用的整体数额，而不可以获知组织为提供服务、开展业务活动以及日常运营管理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的详细开支情况，第三，个别机构没有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去执行。例如，在公募基金会中，广州市教育基金会2011年的总收入为547.6万，但是2012年的公益事业支出为328.9万，低于2011年的总收入的70%为383.3万。在非公募基金会中，罗定市泷州教育基金会2011年净资产3919.71万元，但是2012年的公益事业支出为236.4万，低于上年度基金余额的8%为313.6。

（二）定性化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定量化会计信息披露完全不能满足当前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基金会对外披露的财务信息主要是以三张财务报表的形式呈现，但基金会会计信息最主要的关注者――资源捐赠者和社会公众，他们更偏好完整、直观的披露形式，而不是仅以专业的、单一的财务报表形式展现。

第一，会计报表附注的披露情况堪忧。通过笔者的调查，全国不超过10家基金会有披露会计报表附注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了民间非营利组织需要披露会计报表附注，同时会计报表附注作为财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信息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由于基金会没有公开会计报表附注，对于信息使用者作出决策有重要影响的组织重要资产变动情况以及费用开支情况等信息无法获得。

第二，没有机构披露财务情况说明书。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没有机构披露财务情况说明书，对于会计使用者而言，单凭三张基本报表根本就没有办法深入了解基金会的总体运作情况。

第三，超过90%的基金会没有公开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基金会接受审计是财务监督的基本环节，超过九成基金会没有公开审计报告说明基金会的财务监督有漏洞，希望相关部门能引起足够重视。

第四，募捐信息及机构信息公开不规范。笔者在统计数据中发现虽然超过70%的基金会有公开自己的募捐信息及机构信息，但是对于一些没有开通官网或者其他网络渠道的基金会而言，一般公众是很难去获取这些数据。同时，对于开通了官网的基金会公开的信息不规范，表现在信息更新慢和没有按照要求都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披露两大问题。

二、完善广东省的基金会的会计信息披露对策

笔者认为要完善基金会的会计信息披露状况，应当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会计信息披露体系。这一体系应当从三个方面构成：建立完善的财务报告体系；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体系；完善外部监督体系。

（一）建立完善的财务报告体系

第一，增加财务报告的附表，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充分的信息。增加固定资产明细表作为资产负债表附表，增加职能费用表作为业务活动表的附表，职能费用表是通过对业务活动表中的费用发生额进行再次分类，从而得到按功能分类费用开支的详细数据，提供整个组织费用开支的用途及金额等相关信息给组织的管理层、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

第二，提高对定性化信息的重视程度。《基金会管理条例》中也规定了基金会的年度工作报告要包括会计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和经注册会计师审核的审计报告。基金会应当按照规定执行。

（二）建立完善内部管理体系

第一，基金会还应建立健全自身的内部控制制度，来约束基金会经营管理者干预正常会计过程的行为，从而提高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基金会应当建立内部审计向理事会负责并报告的制度，保证内部审计部分的相对独立性。第二，完善基金会内部治理结构。基金会应当以委托――关系为基础，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建立独立的理事会，同时加强对人员的管理来完善基金会的内部治理结构。

第三，基金会应加强行业自律。行业协会要定期地进行对各个基金会的检查力度。网络是基金会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渠道，行业协会应当利用这一平台来进一步规范对基金会的管理。

篇3

【关键词】高校 基金会 税收优惠政策

一、引言

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高校教育基金会，是指由高等院校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在民政部注册登记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高校基金会通过社会各界的捐赠来筹集资金，通过合法运作，促进资金的保值增值，吸引后续捐助，具有推动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资助贫困学生，改善教学设施，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等作用。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高校基金会数量已达398家。税收优惠政策是指税法对某些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给予鼓励和照顾的一种特殊规定。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分税款，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从而减轻其税收负担。

近年来，国内高校基金会在税收优惠政策上遇到了瓶颈，有关专项税收优惠的政策受到一些制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基金会的发展。如投资收益无法免税、捐赠个人与企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比例不高且超出比例部分无法在今后年度结转抵扣、尚未出台专门针对高校基金会的税收优惠政策等。本文将国内外不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和探讨了国内基金会在税收优惠政策上存在的问题，最后对更好地完善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提出了若干建议。

二、国内外高校基金会税收优惠政策比较

（一）我国高校基金会税收优惠政策

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明确提出捐赠人、基金会和受益人应当享受税收优惠的政策原则，体现了国家对慈善事业的扶持。2008年我国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明确了企业和个人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制度。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这两部法规，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联合了《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公益组织获得税前扣除资格的条件、程序、申请材料作了明确的规定。现有与高校基金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高校基金会自身的税收优惠、捐赠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捐赠个人的所得税优惠。

1.高校基金会的税收优惠。

（1）《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了“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为免税收入。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依法履行非营利组织登记手续；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产。前款规定的非营利组织的认定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2）根据《海关税》《进出口关税条例》的规定，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赠送物资免征关税。

（3）《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免征增值税。

（4）根据《契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基金会在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等设施的，免征契税。

2.捐赠企业的所得税优惠。

《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年度利润总额，是指企业依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计算的年度会计利润。

3.捐赠个人的所得税优惠。

《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规定：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捐赠的部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其中所指的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捐赠，是指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二）西方国家高校基金会税收优惠政策

1.美国。

（1）主要免税种类。美国包含基金会的非营利组织涉及的免税税种主要有公司所得税、财产税、销售税、消费税、联邦失业税等。主要有：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捐赠收入的税收优惠、在美国捐赠所得无需缴纳所得税。这项规定不仅适用于慈善组织，美国所有类型的组织收到捐赠都不纳税；投资所得的税收优惠：对慈善组织和其他非营利组织而言，还能享受投资所得免税。

（2）个人捐赠者的税收优惠：如果个人向公共慈善机构捐赠现金，则捐赠额在个人收入50%以内的部分都可以享受税前扣除；如果向公共慈善机构捐赠首饰等非货币财产时，则捐赠额在个人收入30%以内的部分都可以享受税前扣除。在捐赠额超过当年扣除限额时，超过限额的部分可以往后结转5年。

（3）公司对教育事业的捐赠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10%的部分，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扣除，超过部分可在5年结转扣除。捐赠给高校或符合规定的研究机构，用于生物、物理和应用科学的教育、研究和科学实验，可超限额。

（4）对总遗产扣除教育捐赠等所有捐赠项目后的余额计征遗产税，即对用于教育捐赠的遗产免税，且没有任何比例限制。

篇4

新闻事件

10月20日,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宣布成立。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将其个人持有的价值83亿元人民币的有价证券,约占其个人资产的45%,全部捐赠给新华都慈善基金会。该基金将成为中国目前规模最大、个人出资的民间慈善基金。

据悉,新华都基金会已获得福建民政部门审批,注册资金1亿元。基金完全属于公益性质,与新华都集团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唐骏出任基金会的执行理事长。

基金完全参照“盖茨基金”的模式:专业团队负责运作管理,并采用上市公司运作的规则,资金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每年都会请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并公布,以保证基金的独立运营和公开透明。

当日,新华都基金宣布了首批慈善基金的三大项目:“星火计划”,“阳光行动”和“蓝天工程”。

以捐赠股票形式成立慈善基金,陈发树并不是第一人。2005年,蒙牛的牛根生将其拥有的市值达40亿港元的中国蒙牛股份全部捐献出来,成立老牛基金会,致力于发展公益和慈善事业,一时间成为全球企业家“裸捐”第一人。

今年2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表示要把自己及其家族名下的近60%股票市价约40亿元,捐赠给基金会。不过,由于曹德旺为福耀玻璃的控股股东,最终未能成行。此次陈发树并不是他捐赠股票企业的控股股东,因此得以顺利获批。

争议

到底捐了多少

新华都基金会成立时宣称,陈发树捐献的83亿元有价证券,是青岛啤酒7.01%的股份、云南白药12.3%的股份,还有其占有的新华都集团股份。此后,新华都股份又特意公告,澄清并不包括新华都股份,且新华都的股东也不会发生变更。更有云南白药股东出面称,陈发树个人购买的股份并未过户,不满足捐献条件。

经确认,陈发树实际捐赠的股份应包括他个人持有的紫金矿业、青岛啤酒,以及新华都集团(并非股份公司)持有的紫金矿业股份。83亿元大致相当于这部分股票市值的45%,而非其全部个人财富的45%。

截至目前,股权捐赠仍没有完成所必要的手续。新华都承诺捐赠的83亿元有价证券,并不在民政系统登记注册的范围之内,而是陈发树个人和基金会之间的“合同数字”,且并非“立刻到账”。

避税

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表示,慈善基金的成立,应与陈发树此前的“偷税门”有很大关联。

今年4-7月,陈发树减持紫金矿业套现27亿元。所获资金全部用于后来入股青岛啤酒和云南白药并分别成为两家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其减持套现要不要交税,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

之前有媒体报道称,国税总局正在暗中调查大小非减持的自然人股东纳税情况,陈发树在调查之列。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税收政策研究室主任孙刚认为,根据最新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保守估计陈发树应缴纳45%即超过10亿元的个人所得税。

陈发树此次欲模仿的“盖茨基金”也并没有什么好口碑。

美国《福布斯》杂志报道,主要从事社会慈善公益活动的的盖茨基金会,在2003年以268亿美元的资本获得了高达39亿美元的投资报酬,其利润率高达15%左右,比许多公开宣布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的利润率还要高。该基金每年将总资产的5%用于捐赠以避免支付更多的税收,另外95%的资产用于投资。2005年,盖茨基金会捐献了大约14亿美元,而其获得的好处要远超过捐资。

此外,财政部研究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税法专家表示,国外富豪成立慈善基金,而不将财产留给子女,或者给的很少,是为了逃避高额的遗产税,“也许,陈发树此举是未雨绸缪吧。”

投资的“左右口袋”

新华都基金会也将通过股权投资来保值增值,股权的分红用于慈善事业,如遇基金会需要大笔现金时则将股权进行套现。由于基金会和新华都集团的实际控制人都是陈发树,可能妨碍到基金会的独立性,其将个人股权注入基金会后,投资或遭遇“左右口袋”问题,甚至成为公司之外的另一个资金运作通道。

这样的隐忧来自于老牛基金会的操作实践。在老牛基金会成立后不久,便爆出了“万言书”事件――老牛基金会将下属“老牛投资”的部分股权质押给摩根士丹利,作为对赌协议的一部分。被质押的这些股权当时是由牛根生代持的,但这样的对赌似乎与基金会的公益性质无涉,而与蒙牛自身的利益关联更为密切。此外,老牛投资联合海外私募基金KKR等对“现代牧业”的投资,也同样引发争议。

叶檀指出,一些慈善公司除了做善事外,更倾向于神秘的“特殊目的”,通过该公司的运作使得投资神不知鬼不觉,还不必承担公开披露信息的义务。

此外,基金会和新华都之间还可能存在利益输送的操作可能性。中邮证券分析师刘启分析称,一旦将来新华都或陈发树本人遇到困境,基金会可以通过高价收购新华都旗下资产的方式,将利益输送过去。

法律解读

股权捐赠存在法律空白

中国现行《基金会管理条例》只规定了现金捐赠的情况,股票捐赠的可行性和操作模式比较复杂。

如果所捐资产为非流通股,就会涉及股票解禁问题,需要在国家现行法规允许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协议转让,由捐赠人和基金会签订书面转让协议,并到工商局做变更登记,将股权登记到基金会名下。

如果是流通股,虽然可以自由转让,但由于需要在沪深股市上竞价交易,很难保证这部分欲捐赠的股票刚好被基金会买到;故此也需要进行股权转让登记。

还有一种更直接的办法,就是将股票在二级市场上全部出售,将83亿元交割完毕的现金捐给基金会,但当事人可能未必同意,而且在交割时也需缴纳大量交易税费。

上述情形都存在一个前提,就是捐赠的股权不能有法律认定上的瑕疵,诸如担保、抵押等情况,也就是要保证捐赠者对这些股票有“处分权”。

一旦股票捐赠方式确定,要及时验资,看股票是否真正落实到基金会账户。后续还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会进行严格审计,将结果及时公布。因为基金会名下财产与企业或个人资产享有的税收减免政策不同,同时这也是为了保证资金被用于承诺的公益支出,而非他途。

需要强调的是,捐赠股权和红利在法律上有着本质区别。捐赠红利,股权的所有者并未改变,而捐赠股权是将所有权从个人让渡给公众,使这些资产成为了公共资产。

关于避税

所谓陈发树的“偷税门”,按中国现有相关法律,暂缓征收资本利得税,即在二级市场减持等行为可暂缓交税。只有证券投资所得税,即对从事证券投资所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收入征税。因此陈发树减持行为不存在偷税问题。

同时,如果套现之后,不再进行资本投资或产业投资,这部分才会真正成为个人所得,而陈发树在减持紫金矿业后,资金都用作了再投资(购买青岛啤酒、云南白药股权)。

事实上,“偷税门”与陈发树成立慈善基金也没有直接关联。

另外,对于慈善捐赠的捐赠者及基金会或社会团体,确有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2004年6月1日起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基金会及捐赠人、受益人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2008年3月1日起修订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捐赠的部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实施条例》则进一步明确,“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同年1月1日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过,目前具体相关的退税手续较为繁琐,给捐赠人带来诸多麻烦,有待进一步改善和优化。

2008年年底下发的《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也规定,符合条件的社会团体就可以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

但基金会的投资收益,要上缴企业所得税。此外,目前企业投入到非公募基金的注册本金,也不能享受企业所得税的抵扣。

总而言之,在中国公益慈善的税收减免政策不足,尤其是不用征遗产税的情形下,将陈发树通过股权捐赠设立慈善基金会的做法与避税相等同,并不恰当。

关键在透明化

如果基金能够实现独立和公开透明运作,能够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不管陈发树“动机如何”,其慈善之举都应得到褒扬,“私心不会折损善举”。政府要完善公益慈善的相关法律法规,社会也应鼓励更多富豪加入到公益慈善事业的行列中,鼓励更多非公募基金的出现。

捐出去的财富其实已经完成了产权上的变迁,不再是私人所有,而是“社会共有”。这也意味着公众可以要求查看其资金的具体使用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律和基金会的章程,而基金会的章程、年报和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都需要向社会公开。

事实上,富人通过设立公益基金会想变相把财产留给子女,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行的。虽然基金会的实际控制权依然在个人或家族成员手中,但实际控制权的行使受到限制,并不能随意支配基金的资产。《基金会管理条例》就明确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但前提是严格监管。

篇5

    为了缓解集体企业职工福利基金不足、医药费超支严重的矛盾，配合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协调和规范工资基数计算口径，现决定将集体企业职工福利基金提取比例和计提职工福利基金、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的工资基数等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具体通知如下：

    一、1985年以来，按照国务院统一规定发给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各种副食品价格补贴，其中由企业福利基金负担的部分全部改为从企业成本中列支。

    二、按规定列入成本的职工福利费，由原来的按企业列入成本的职工工资总额，扣除副食品价格补贴和列入成本的奖金后余额的11％提取，改按列入成本的职工工资总额的14％提取。

    三、列入成本的职工教育经费，由原来的按列入成本的职工工资总额扣除副食品价格补贴后余额的1.5％以内据实列支，改按列入成本的职工工资总额的1.5％提取。

    四、列入成本的工会经费由原来的按列入成本的职工工资总额扣除副食品价格补贴后余额的2％提取，改按列入成本的职工工资总额的2％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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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 教育基金会 投资 现状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G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118-02

高校教育基金会是指由高等院校以推动和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为目的、经国家批准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其宗旨是争取国内外捐赠和支持，通过基金的保值增值服务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建设。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进步和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逐渐兴起。自1992年国内第一家教育基金会成立以来，尤其是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后，我国高校基金会发展迅速，成为促进大学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截止2011年8月，国内已注册的高校教育基金会超过241家。随着高校教育基金规模的不断增长，通过有效的投资获得增值是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

一、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投资现状

《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经济的保值、增值。”目前我国部分高校基金会已经尝试多元化的投资运作，如银行存款、购买国债、股票投资、委托理财和股权投资等。但总体而言，投资管理水平较低及投资管理模式的不完善等问题十分突出，资金的保值增值面临较大的压力和挑战。

根据对已披露年报信息的171家高校基金会的统计分析，截至2010年底，上述基金会的净资产规模合计为91.6亿元人民币。但我国高校基金会的投资比重不高，资金使用效率普遍较低。上述基金会中只有55家（占32％）开展了投资活动，2010年度投资金额合计41.1亿元，其中投资前10位的基金会投资额为34.5亿元，占到了总投资的84％。另外116家基金会（占68％）没有持有任何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资产，投资金额为零。目前投资规模最大的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分别达到了9.5亿元和9.3亿元。

非公募基金会主要依靠捐赠收入和投资收益两项收入来源。2010年度上述171家高校基金会取得了44.8亿元的捐赠收入，却只获得2.3亿元的投资收益，收入结构呈现出过分依赖捐赠收入而忽视投资收益的特点。很多基金会投资收益过低，资产规模缩小，收支形势严峻。55家进行投资的高校教育基金会中，有21家取得了投资收益，合计2.19亿元，另外34家的投资收益为零。具有较好投资效益、收益率在5％以上的高校基金会只有9家左右（占6％）。其中较为成功的是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其借鉴市场运作机制，聘请了专业的运作团队进行投资运作，2010年投资金额9.3亿元，年投资收益9770万元，投资收益率10.4%，占当年基金总收入的12.4%，其次是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基金会。

目前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开展重视并逐步开展了投资运作，但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在高校教育基金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建立合理的投资机制，使其规范化、科学化、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必需解决的新课题。

二、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产规模小，影响投资能力

高校教育基金会要形成良性的投资发展机制、获得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首先要求一定规模的稳定的投资资金来源。发达国家的知名大学往往拥有庞大的基金池，近年来我国高校基金会在较快增长，但总体而言规模仍较小，难以进行多元化的投资，投资效应难以显现。截至2010年底，171家高校基金会净资产规模合计达到91.6亿元人民币，其中净资产规模超过1亿元的有19家，占11％，净资产规模低于1亿元的有152家，占89％，有83家基金会净资产低于1000万元。目前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基金会，2010年底总资产达17.9亿元，净资产14.9亿元，从2006年至2010年净资产规模增长3.6倍。其次是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2010年底净资产达12.2亿元。其他规模较大的大学教育基金会包括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的教育基金会等。

资产规模越大的基金，投资能力越强。在净资产规模超过3000万元的高校基金会中，50％以上进行了投资，净资产规模低于1000万元的高校基金会，进行投资的已不足10％。按照不同的资产规模，投资收益率也呈现两极分化，如规模10亿元级的2家基金会投资收益率达到了7.9%，而规模1000万元以下的6家基金会，投资收益率仅为0.1%。在国外，高校教育基金又称为教育捐赠基金（educational endowment funds）。美国的大学捐赠基金截至2010年已达865家，总资产规模超过3000亿美元，年投资回报率达11.9%，是美国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大学捐赠基金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已成为美国学校经费收入的重要来源，如哈佛大学基金资产规模274亿美元，投资回报率11％，耶鲁大学基金资产规模167亿美元，投资回报率8.9%，为学校经营预算提供了41％的经费支持。

（二）投资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高校基金会的投资机制整体上仍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投资目标不明确，投资策略不清晰，管理结构和组织体系不完善、不合理，缺少专业性的理财队伍等方面。国外高校基金会通常会成立专门的投资部门，并聘请来自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士制定投资目标和投资政策，并委托专业投资机构或成立专门的投资管理公司来负责捐赠资金的投资运作。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一般采取直线职能制、项目组制以及事业部制等组织结构模式，投资管理的组织结构较为落后，投资运作的权责不明。

由于基金会属于学校职能机构，管理层成员主要来自大学内部、企业界和政府部门，人员编制受约束多，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报酬吸引优秀人才参与专业化管理。目前我国高校基金会专职工作人员数量普遍偏少，很多大学基金会没有建立专业的人才队伍，专业投资人员就更少了。上述统计的171家高校基金会，平均人数只有2.4人。其中只有8家基金会的专职人员数量在10人以上，包括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投资运作情况较好的基金会。专职人数在5人以下的基金会占到了86％，其中有40％的基金会没有专职人员。着眼于我国高校基金会的发展需求，必须加快完善基金投资管理体制，确立合理的投资策略，建立专业的投资队伍、实现大学基金安全性和效益性的统一。

（三）投资环境不完善

当前我国部分高校基金会已经开始尝试多元化的投资运作。但由于资本市场等投资环境不完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金的投资渠道。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投资市场不够规范，诚信程度不高，市场风险较大，收益回报不稳定，高校基金会的投资渠道有限，阻碍了投资和保值增值工作。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曹夕多对国内部分高校基金会的访谈和调研（2010年），基金会未投资的原因主要包括：“投资风险太大、不管进行投资”，“没有先例和领导支持，不敢开展投资”，“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资金较少，不足以开展投资”等。目前国内大学基金的资金使用主要是存入银行或购买债券，通过利息收入来获取投资收益。近年来我国银行存款和债券的利率较低，而物价水平上涨较快，考虑通货膨胀因素，许多基金的资金实际在不断贬值。

三、优化对策建议

一是提高投资责任意识。随着高校教育基金规模的不断增长，投资增值应成为高校基金会的一项重要任务。高校基金会主要承担三大责任，一是为高校的建设和发展募集资金，二是按照章程管理与使用资金，三是通过专业投资使资金增值。在发达国家，大学捐赠基金不仅是大学经费的重要来源，也是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来自投资的收益已成为大学捐赠基金不断增长的重要途径。我国高校教育基金是为大学服务的， 其投资运作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大学更好地发展。我们应当把投资责任纳入高校基金会的责任体系范畴中，并努力高校基金的投资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实现基金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提升筹资能力，扩大可投资的资金规模。资金的筹集与开发是基金投资的基础，资产规模太小，难以支持稳定持久的投资，投资收益就无从谈起。目前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资金筹集主要还停留在被动接受的阶段，主动筹资的意识和水平都有待提高。高校应在不断提高自身整体实力的同时，积极主动出击，重视捐赠者的需求满足，为高校基金的投资运作提供坚实基础。

三是建立合理的投资运行机制。借鉴国内外基金会的先进经验，结合自身资产规模、投资政策、投资目标、风险偏好、人员配置、成本费用等多个因素，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投资管理和运作体系。建立投资委员会等决策机构，制定基金会的投资政策和投资方案，监督审查基金投资和再投资情况。聘请拥有投资背景的专业人士，设立独立的投资部门或投资公司，或委托外部的专业管理公司来负责基金的投资和运作。

四是优化投资策略，拓展投资渠道。高校教育基金会应根据投资市场环境，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灵活有效的投资策略，提高基金投资运作能力。考虑市场环境仍不够成熟，高校基金会的投资应做到公益性与效益性的结合、稳定性与风险性的结合、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的结合，实现基金投资的优化运作。从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等几个方考虑，确立合理的投资组合，积极拓展投资渠道和投资项目，包括银行存款、债券投资、股票投资、实物投资、实业投资等投资方式，积极研究私人股权投资、投资基金（PE）、大宗商品、国际股票等“另类投资”方式和新兴投资渠道。

五是建立投资评价和监督机制。保障资金安全是基金会投资的最基本原则，亏损的投资将会影响基金会的正常运作。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投资，必须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保证投资的安全性。要建立和完善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财务信息披露制度和基金投资问责监督机制，对资金的投资和使用做到管好、用好、经营好，不断提升基金的投资运作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促进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的持续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通过基金会中心网（省略.cn）查询整理.

2.滕航.大学基金投资与风险控制[J].管理观察，2008（9）

3.孟东军，范文亮，孙旭东.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管理组织结构模式研究[J].高等农业教育，2006（12）

篇7

关键词：非营利性法人；营利性活动；法律规制

营利性法人是以盈利性为本质，而非营利性法人的设立宗旨是公益性。只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①[1]营利性法人的特点是营利，非营利法人再营利却显得格格不入。私法上学界一般观点是，非营利法人不同于营利性法人可以进行任何盈利性活动的这一特征，其不得向成员分配利润。②[2]本文从非营利性法人的涵义出发，进行探讨。

一、非营利性法人的界定

非营利性法人被学者们作出了几种不同意义的界定，具体如下：其一，依据组织的收入来进行界定。这样界定的不足在于，在我国以及很多国家的非营利性法人的收入结构中，政府的补助是最主要的部分，而社会公众的捐款或组织成员所缴会费并非主导地位。其二，以组织自身的宗旨为依据进行定义。这样的界定当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后，对公共利益的定义前后会并不完全一样，有时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况。

因而，本人觉得，对非营利性法人进行定义为：非营利性法人是具有公共服务宗旨或者为了实现某种公益，不分配盈余，享有免税或减税优待的依法成立的、具有独立承担财产责任能力的组织。

二、非营利性法人从事营利性活动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通常所说，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是非营利性法人的最基本功能，它不能从事营利性活动，不得从中获取利益。但现实生活中，由于非营利性法人主要经费来源的社会捐助行为已经不能够满足非营利性法人的资金需求，非营利性法人只能通过盈利性活动赚取利益以便生存和发展。

（一）非营利性法人从事营利性活动的积极意义

随着非营利性法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发展，如果只靠捐款或者是政府少量经费的支撑，那么公益服务的质量一定会随着非营利性法人资金的减少而降低。允许非营利性法人从事与其宗旨一致的营利性活动，不仅有利于公益活动的良好开展，而且也能够弥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不足。

（二）非营利性法人从事营利性活动的消极意义

因为非营利性法人从事营利性活动所获取的利润是用于自身发展和相关的公益性活动，但如果非营利性法人的内部人员滥用权力、乱分配，那么非营利性法人的资金安全可能会被威胁，而且非营利性法人可能还会一味追逐利益。因此，大多数国家会对非营利性法人的营利性活动进行合理的规制。

三、国内外对非营利性法人从事营利性活动的法律规制

（一）国外立场

国外主要有以下三种立场：

第一种是绝对禁止主义，指的是非营利性法人不得参加任何营利性活动。绝对禁止主义原则是不可取的。正如徐旭川在《非营利组织营利行为及其税收政策定位》中提出，非营利性法人的营利性活动被规制，可以使财产透明、定向利用。[3]若完全不让非营利性法人从事营利性活动，这势必会影响其服务质量甚至生存难以维系。

第二种是一般禁止主义，是指通常不允许非营利性法人从事营利性活动，除非相关法律允许非营利性法人因为生存从事营利性活动。

第三种是附条件的许可主义， 指的是非营利性法人从事经营活动要有满足某种条件。③[4]目前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二）我国现行立场

由于非营利性法人在我国存在的时间不长，现实中，从单行法规里可以看到对此行为的规定，下文分别予以说明：

1.关于社会团体的规定

国务院1998年颁布实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的内容并不是完全禁止营利性活动。第33条第6项却对“从事营利性活动”作了禁止性规定，比如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等。

2.关于基金会的规定

《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基金会不得经营管理企业。”2004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基金会从事经营性活动限制减少，第28条没有具体规定基金会盈利。

3.关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规定

1998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

从中看出，我国对非营利性法人从事营利性活动的导向态度是，不能自身从事盈利活动，但是非营利性法人可以投资企业从事营利性活动。

四、非营利性法人从事营利性活动的法律规制之完善

（一）规制活动范围

对于非营利性法人的营利性活动，可以根据其是否与其设立目的有关分为，与设立目的有关的营利性活动和与设立目的无关的营利性活动；对于与设立目的有关的营利性活动，可以享有减免所得税等其他优惠；而对于与设立目的无关的营利性活动，可以正税。因此，为了能够确定非营利性法人从事营利性活动的具体经营范围，确立其基本指导思想迫在眉睫。

（二）确立非营利性法人从事营利性活动的安全性规则

存在营利性活动，就有商业风险，营利性活动的收益与商业风险是成正比的。由于非营利性法人的设立是以公益为目的，而营利性法人的本质是盈利性，因为涉及到公共利益，所以前者要更注重安全性，即使有客观的利益，也必须先考虑低风险。

（三）严格遵循“禁止分配”原则

“禁止分配”原则是指非营利性法人的内部人员从任何营利性活动获取利益是不被允许的。这一原则为各国立法所普遍采纳。“禁止分配”原则意味着不仅非营利性法人在经营时成员不能分配利润，而且在终止时也不能进行分配，剩余利润可以转移类似的非营利性法人。

结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很多的社会问题不能单独的通过政府的力量解决。非营利性法人正好具有了弥补这一空缺的作用，因而受到了人们极高的关注度。因此，对非营利性法人进行探讨，从而在实践中促进非营利性法人的良好发展。（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魏振瀛.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3]徐旭川. 非营利组织营利行为及其税收政策定位[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5）.

[4]吕来明：“非营利组织经营活动的法律调整”，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6期.

注解：

①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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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范信息公开制度，提高信息透明度

透明度是衡量慈善组织公信力高低的主要指标，这是由慈善组织的民间属性所决定的。目前，我国慈善组织透明度状况令人悲观。据民政部下属机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抽取样本为99家，通过建立包括4项一级指标、37项二级指标、满分5分制的透明慈善指数，全面评估慈善组织的信息透明度。评估报告显示，全国只有25%的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较高，其中业务活动信息透明指数为2.43,财务信息透明度则最低，为1.52.各类慈善组织中，基金会信息披露相对较好。在社会公众网络随机调查中发现，接受调查的近九成公众表示对慈善信息公开不满意[1].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11年采用百分制对慈善组织透明度进行评估，其设计的“慈善透明指数”体系由以下内容构成：完整性（59个指标，满分70分）、及时性（5个指标，满分10分）、准确性（3个指标，满分10分）、易得性（4个指标，满分10分），共包含71个指标，总分为100分。根据上述透明指标体系，抽取1　000家公益慈善组织样本，平均透明指数得分仅33分。其中，年度透明指数在80分以上的组织只有6个，仅占1　000家测评样本的0.6%[2],透明度整体得分偏低。这可以反映出我国慈善事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水平。调查还显示，只有8%的公众对慈善组织透明度表示满意。这一方面反映了2011年慈善组织持续的问责风暴对公众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公众权利意识、问责意识提高较快，微博等新媒体技术使信息获取方式改善较大，而慈善组织的透明建设速度已大大落后。

透明度是慈善组织生存发展的一项根本法则，事关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慈善事业的整体效率。提高透明度的核心办法是慈善信息公开。关于信息公开的重要性，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蒂斯早在1914年就指出：“（信息）披露才能矫正社会及产业上的弊病，因为阳光是最佳的防腐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莫茨哈若夫也指出：“信息披露本身就是限制舞弊和差错，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公众有知情权，要求通过立法来预防盘剥行为。”[3]这样的至理名言流传百年而依然具有生命力，因为它揭示了透明度的本质。然而，我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情况很不乐观，根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2010年和2011年报告显示，将近一半慈善组织未制定慈善信息披露办法，没有信息披露办法的小规模草根慈善组织数量更多。

慈善事业在中国兴起已有30年，为什么还会存在这种局面呢？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整个中国在转型期的制度平台建设跟不上社会变革的速度，比如慈善行业缺乏统一的信息公开标准和公共信息公开平台。二是慈善组织缺乏信息披露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投入。信息披露需要专门的资金和人员，并将其作为事业发展的一部分，但是现实中很多慈善组织往往重视募捐而不重视将募捐信息、财务信息、发放信息等及时向社会通报和披露。三是慈善组织很少对信息披露的效果进行评估，较少征询公众是否了解信息披露内容、是否知道信息披露渠道、披露内容是否是公众想了解的，仅简单地披露财务数据，公众看得枯燥，也不明就里，这样的披露起不到预期效果。四是缺乏信息披露的动力，从政府到社会、从制度到法律都对信息披露采取宽容态度，致使大多数慈善组织缺乏信息披露压力和积极性。慈善组织生命力扎根于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当公众质疑慈善组织遮蔽信息的时候，慈善组织必须尽快结束这种与公众知情权的博弈，让组织在阳光下运行，让公众知情权得到最大限度发挥，让慈善真正成为“透明的玻璃口袋”,否则，慈善组织将失去公众的信任，来自公众的捐赠必然减少，最终危害整个慈善事业发展。

为此，慈善组织需要下大力气解决慈善信息公开问题。慈善信息公开是一个从遵循落实强制公开标准到逐步全面公开的过程，即从强制性公开到自觉地全方位公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公众的关注力度有关的，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能力、方式和途径已相当多样便捷，互联网使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有了较大提高。这就要求慈善组织尽快实行全方位信息公开，以顺应信息化时代要求。目前，慈善信息公开至少在三个层阶上需要加快制定规范化要求：一是在政策环境上，国家要加快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及相关法律，统一慈善信息公开标准，做到慈善信息公开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这是提高慈善透明度的制度保障；二是在行业制度建设上，国家应制定实施慈善组织透明度指标体系，建立全国慈善信息报送制度，打造慈善行业的公共信息平台，完善信息披露监管体系；三是在组织发展上，国家应加强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能力的培训，建立慈善信息披露评估与奖励机制。

目前，国家在制度层面上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等法律制度，但对于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没有专门详细可操作的制度性规定。郭美美事件发生后，民政部在社会压力下，于2011年12月公布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使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有了明确参考。《指引》对慈善公开的环节和内容作了较详细规定：

（1）信息公开主体基本信息，包括：机构基本情况（机构名称、成立时间、机构宗旨和业务范围、办公地址、工作电话等）、年检情况、评估结果、处理投诉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

（2）募捐活动信息，包括：活动名称、活动地域、活动起止时间、捐赠人权利义务、募集款物计划及活动目标、募集款物的用途、募集款物的使用计划、募捐活动的合作伙伴、募捐活动的方式（义演、义卖或是其他）、募捐款物数额、募捐工作成本及开支情况等。

（3）接受捐赠信息，包括：接受捐赠款物时间、捐赠来源、接受捐赠款物性质（定向捐赠或非定向捐赠）、接受捐赠款物内容（捐赠类型、捐赠数额），以及是否开具捐赠收据等。

（4）捐赠款物使用信息，包括：受益对象、受益地区、捐赠款物拨付和使用的时间和数额、捐赠活动和项目成本、捐助效果（图片、数字、文字说明）等。在捐赠款物使用过程中计划有调整的，要及时公布调整后的计划。[ LunWenData.Com]

（5）接受捐赠机构财务信息，包括：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会计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审计报告等。

（6）日常动态信息，包括参与公益投资情况、内部招投标和物资采购情况、主要工作人员变动情况、项目动态情况等[4].

《指引》要求将组织的主体、募捐活动、接受捐赠、捐赠款物使用、接受捐赠机构财务及必要的日常动态等信息公开，并要求接收日常捐赠后的公开时限为15个工作日，重大事件募捐信息，应在72小时内公开，从而使慈善组织有了可操作执行的量化规定，减少文牍主义弊端。《指引》的公布会促进整个慈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行业透明度增强。然而，《指引》只是一个软性的指导性文件，民政部要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管理办法，从立法的角度，对慈善捐助信息公开进行刚性规范和执行，尽早使慈善组织强制性地在阳光下运行。

对于慈善信息公开，慈善组织要将其作为战略组成部分，制定具体措施来实行。首先，慈善组织领导层必须充分重视信息公开工作，这是实现慈善组织发展的必然要求。其次，慈善组织要通过多条途径解决信息公开问题。慈善信息公开途径的广泛性是与慈善组织公信力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慈善组织广开思路，利用行业平台、新式媒体及募捐的资金，投入到信息公开中，将慈善信息公开所需资金纳入到年度预算中，专款专用。第三，慈善信息公开需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设立信息专员。慈善信息公开需要专业性人才，慈善组织每年管理着几百万、几千万捐款，如果没有现代的记录体系和管理程序，要搞清楚每笔款的流向是很难的。所以，慈善组织需要IT人才，建立综合信息系统，实行更细致、更严格的内部管理和更清晰、更透明的外部公开。第四，慈善组织应加强信息化管理制度建设，要建立规范档案，建立慈善信息年报制度和慈善信息报送制度。

总之，慈善组织要从信息公开入手，按照《指引》和未来将颁布的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尽快着手建立全面的慈善信息公开制度，迎接透明时代的到来。只有这样，慈善组织才能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获得社会公信力。

二、完善监督机制，构建全方位监督体系

没有监督的权力容易产生腐败。同样的，服务于公众的慈善组织的权力来自于公众的信托，公众信托的权力如果得不到监督，同样也会产生问题，早在2001年，被誉为“中国母亲”、“丽江妈妈”的胡曼莉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跟踪监督而挪用善款，引起较大社会争议。在最近十年里，慈善监督依然问题不少，为此，社会各界必须对慈善监督有充分认识，探索慈善监督多样性，逐步形成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相结合的立体化监督模式。

首先，应健全政府监督机制。慈善组织与政府既不是隶属关系，更不是对立关系，论文格式而是相互合作和支持关系。慈善组织有一部分款项来自政府购买服务，因此，政府无论从社会管理角度还是资金监管角度，都有责任履行好监管职能。目前，政府对慈善捐赠监管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运作：一是从法律制度层面对慈善组织进行规范和约束，也可以称之为法律监督。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许多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但是这些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缺乏统一性和一致性，不仅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也加重了慈善组织的负担。政府需要加快制定慈善信息公开管理办法之类的行政法规，对于不按规定实行慈善信息公开的组织要在媒体上曝光，督促其改正；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慈善组织要坚决给予处分，过失严重的应撤销登记。与此同时，政府要完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在执法层面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建设保驾护航。二是从实践层面对慈善捐赠资金、年度审查、注册等方面进行刚性管理。政府应在审核慈善机构的预算和决算时明确奖惩制度，做得好的慈善组织可以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政府要从这些信誉好的慈善组织中购买服务。政府要进行跟踪管理，对于违反规定、挪用善款的慈善组织则要严厉处罚，从而起到监督和规范慈善组织运作的作用。

其次，应丰富社会监督机制。社会监督由媒体、民间评估机构及公民个人三位一体监督形式组成，主要负责对慈善组织的捐赠款物使用、资助项目等进行监督。具体做法可以是慈善组织聘请人员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江苏省红十字会、青岛市慈善总会等许多慈善机构都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

2012年底，中国红十字会设立的社会监督委员会主要邀请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广泛社会影响、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代表担任监督委员。江苏省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成员是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并确定的，共收到70份报名表，最后确定21人拟任社会监督委员会成员，未能入选的报名者，将纳入数据库管理，便于今后的“问计”[5].社会监督委员会的设立表明慈善组织开始重视监督作用，但要使监督员真正承担起监督作用，必须完善实施监督的操作程序，使监督员能够随时随地实行监督，而不能到年底进行突击监督检查，更不能将监督委员会当摆设。

当今中国，媒体在监督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2009年以来的微博上线，使得普通民众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将耳闻目睹的事件放在互联网晾晒，供数亿网民评说。这种无所不在却又并不容易辨识的“监视”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

这种监督的效用不能忽视，近几年在慈善领域出现的多起有损慈善声誉的事件都是由网络媒体曝光而引起社会关注的。随着中国民主制度的完善，媒体在慈善监督方面的作用将日益增强，公众监督方式更加多样，监督主动性将更加明显，监督的广度和深度将与时俱增。

再次，应完善慈善组织内部监督机制。慈善组织内部应设立专门的监事会，负责对慈善组织资金的募集、管理、使用、增值等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中国慈善事业经过30多年发展，慈善组织已经认识到自律对于行业发展的重要性，山东省慈善总会会长谢玉堂说，行业自律是实现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整个慈善行业的生死存亡，加强行业自律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时展的客观需要[6].慈善行业组织已经开始自觉地探索行业间共同遵守的自律规制。

2006年1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爱德基金会三家机构共同发起了“中国公益性非营利组织自律行动”,并委托NPO信息咨询中心作为自律联盟的执行机构。

2008年4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NPO信息咨询中心、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自然之友、地球村、农家女等一批著名非营利组织参与制订的首部《中国公益性非营利组织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准则》共80多个条款。内容包括：使命、利益冲突、内部治理、筹资、财务、项目、人员、非营利组织间的协作关系、信息公开等九个方面[7].《准则》是慈善组织走向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标志，将对加入自律行动的慈善组织提高公信力产生积极影响，也将为其他慈善组织产生示范作用。

总之，政府及整个社会必须履行好对慈善组织的监督责任，使慈善组织真正在阳光下运作；慈善组织本身应尽快建立起有效的融组织自律、行业互律与多元他律“三位一体”的监督机制，促进组织健康发展。

三、提升从业者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推行信用评估制度

慈善从业者的专业水平和职业操守是慈善组织公信力提升的内在保障[8].慈善组织经过30年发展，其功能从过去扶贫济弱的救助型功能转变为培训开发的服务型功能，慈善功能的转变要求从业者在能力层次上有所提升，慈善组织必须尽快打造一支有思想、懂业务、会管理、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此，慈善组织要努力做到从慈善公益项目设计到执行都有专业化的人员来推动，有懂慈善的、有了解市场的、会管理的、懂财务的，也要有懂宣传的，要尽快建立职业化的人才队伍来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另一方面，慈善事业有其特殊性，其管理的款物来自公众的捐赠，它一手牵着充满善心的公众，一手牵着需要救助的人群，所以，慈善工作者相对于其他人背负着更大的道德风险，慈善从业人员要具备志愿、奉献、博爱精神，要有一种热情，做到廉洁自律、洁身自好，自觉抵制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才能适应慈善工作，才会彰显出慈善组织的道德优势，感召更多的人投身到慈善工作中。因此，从事慈善事业的复合型人才，首先应是热爱慈善公益事业，有爱心、奉献精神和责任感的人。所以慈善人才的选拔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要把对慈善事业忠诚又具有专业能力的人选拔到慈善队伍中来，他们出色的工作将是慈善组织公信力提升的关键。

篇9

一年前，比尔・盖茨先生在北京他的基金会办公室对我说：“在中国劝说富人捐财产比美国来的容易。”“此话怎讲？”我问。答曰：“美国的富人大多是家族财富的继承人，不好作决定；而中国的富人几乎都是财富的第一代创造者，比较容易独立对财富的安排作出选择。”我深以为然，并建议他：不仅劝说中国富人捐财产，更要教他们学会管理慈善资产，使之发挥最好的效益。

中国的富人阶层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已经开始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愿意为公益慈善事业贡献力量。然而，做企业难，做慈善也不容易；会赚钱并不等于会花钱。就在中国富人慈善方兴之时，因缺乏专业支持，问题麻烦没少出现。其中比较典型也最冤的，是陈发树83亿股权捐赠陷困境。

2009年9月，福建富豪陈发树先生出资1亿元人民币设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同时高调宣布向该基金会捐赠83亿元人民币有价证券。可以确信，陈发树的捐赠承诺是真诚的。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显示，其捐款资金正逐步兑现。一个曾经一文不名的中国穷人，在不到30年时间里发财致富，并向社会承诺捐赠近一半的个人巨额财产，这不仅是陈发树个人的责任担当，也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值得我们高兴、尊重和给予高度评价。

然而，受到现行公益慈善法律制度不配套的掣肘，更因操盘手的外行，陈发树的善举受到了包括媒体在内许多人的误解与质疑，乃至于出现“诈捐门”的负面评价。花了钱还要挨骂，这不仅对陈发树非常不公，也给中国富人慈善蒙上了阴影。

缺乏智力支持，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富人慈善健康发展的严重瓶颈。

陈发树先生在宣布捐赠83亿元股权后，并未能将这部分财产转移至基金会，据称，如果完成这项捐赠，需补税20亿元。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2011年，同为福建籍企业家的曹德旺先生“知难而上”，将市值35.49亿元人民币的福耀玻璃股权捐赠给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家族基金会――“河仁慈善基金会”，经核定，需补缴税款6.72亿元，并要在不超过5年的期限内延期缴纳到位――这已属国家宽限特批。对此，其实不必大惊小怪。依据现行《税法》，企业捐款税前扣除额限于当年利润的12%以内，个人捐款税前扣除则限于收入的30%。财产捐赠一概免税，那是美国的水平，在中国尚属奢望。

那么，在现行法律条件下，有没有一种更为妥善的方式，让陈发树这样的富人慈善家的巨额捐赠能够如愿以偿？回答是：完全可以做到。

200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第六章，已经对“公益信托”做了专门规定。遗憾的是，法律出台10多年了，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均对此无动于衷，迄今尚无一个标准的公益信托实际操作案例出现（参见金锦萍《论公益信托制度与两大法系》）。实际上，陈发树承诺捐赠的使用方向，完全符合《信托法》规定的七个“公共利益目的之一”，故“属于公益信托”。他完全可以援用《信托法》，用该83亿股权建立自己的公益信托基金。

公益信托基金的大致操作程序为：由陈发树本人和新华都慈善基金会签署一个不可撤销的83亿元股权捐赠协议或设定一个信托文件，规定这项资产的受益人和受托人，规定该项信托资产及其收益只能用于公益目的。财产的转移时间、数额则视捐赠税收优惠条件而定。即每年股息收益及股权变现收益用于捐赠的部分，可以控制在税前扣除限额之内，把国家对公益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用足。这样做，尽管每一年度给基金会捐赠的资金受到一些限制，但公益信托资产却会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在若干年后，可能变成几百亿元的信托资产。到那时候，信托基金转移给基金会的捐款也会水涨船高。反之，陈发树如果现在就把资产转移给基金会，不仅过户时要补缴巨额税款，而且归属于基金会的公益资产增值后还需缴纳企业所得税。换句话说，公益信托资产在基金会“体外”运行后再捐赠还有办法免税，在“体内”运行则连免税机会都失去了。对捐赠者来说，直接转移资产是里外都“吃亏”。

建立公益信托还有其他诸多好处，比如可以避免让慈善基金会成为上市公司主要股东而承担经营责任和风险。基金会的资产赔不起，因为这个资产已经不属于你个人，而属于社会。还有，《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年资产总额的8%，这意味着，假如基金会拥有80多亿资产，年度公益支出必须达到6个多亿，达不到就属违规，而一个基金会一年要花好6个亿，谈何容易？公益信托基金的建立，避免了基金会巨额公益支出的管理压力。

以专业化手段管理基金会和慈善财产，是不少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定律。在美国，公益信托已有百年历史，小至几千美元，大至数百亿，都有类型不同的公益信托管理模式与运作经验。以拥有近600亿美元资产的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为例，就是采取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信托与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双治理”模式。这两个独立机构，前者负责赚钱，后者负责花钱。基金会每年只管把来自信托基金的捐款花出去，自己没有钱，也不留钱。

慈善远非“扶贫济困”“乐善好施”这么简单，专业化的管理模式将使慈善事业如虎添翼，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篇10

在《慈善法》颁布之前，很多人不知道慈善信托的存在，认为从事慈善事业只能由慈善基金会等组织进行。实际上，早在2001年颁行的信托法中，就有公益信托的专章规定（《信托法》第六章）。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以及基金会管理慈善财产的实践，可以推断出信托法原理在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前慈善法”时代，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类似固有资金，按照基金会的章程进行管理，基金会的理事等管理者承担类似公司董监高的信义义务；另一部分类似信托资金：不管是公开募集的还是定向接受捐赠的资金，基金会都要按照捐赠协议的约定对资金进行管理，专款专用，单独作账―这大致起到了信托法上分别管理的作用，基金会本身就这一部分财产的管理承担受托人义务。如果仔细观察基金会的年报，也可以看出其资金运用是两个独立的部分，类似于信托公司的固有账目和信托账目。

从实质法律效果上看，附有特定目的限制的捐赠和信托的区别已经不大了。例如，在美国信托法重述（第三版）中区分一般目的的捐赠和特定目的的捐赠，对于向慈善机构作出的“特定目的捐赠，例如，旨在支持针对特定疾病的医学研究，或设立资助特定领域研究的基金，这时则要设立慈善信托，该机构是秉持重述中规定目的和规则的受托人。（Rest. （third） of trusts §28cm. A）”。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在管理附特定目的捐赠财产的时候也是信托关系。

有人争议说，慈善基金会在管理接受捐赠的善款的时候如果被认为属于信托，实际上是把信义关系（例如公司内部管理关系）直接看成信托，造成信托关系的泛化。个人不同意这种观点。基金会受托管理事务的行为属于信义关系自无争议，但是和公司法上的信义关系还有不同之处。公司法当中，公司（财产）形成独立的法律人格，董监高等受信人（fiduciaries）不享有公司财产的财产权；而基金会所管理的受托财产并没有形成法律人格，而仅仅是基金会法人名下的相对独立的特别目的财产而已，基金会本身成为这些财产的受托人。凡是一笔独立的基金由独立的组织或者个人管理的情形，在法律上都是一种信托关系，这属于信义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的核心，和公司内部的信义关系判然有别，承认其为信托关系不会构成信托概念的泛化。

还有人争议说，基金会和捐赠人之间没有缔结明文的信托合同，基金会也不能像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财产那样对善款进行托管和专业的运作，无法实现善款管理上的破产隔离功能。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误解。根据信托法的要求，信托合同需要书面形式，但是，并没有要求当事人一定清楚地把合同名称标明为“信托合同”。另一个更重要的误解来源于“要件论”，认为信托生效一定要把信托财产实现独立性，一定要使信托财产产生破产隔离功能。实际上，信托生效并不意味着信托财产在事实上就能产生破产隔离功能。信托是一种制度工具，当事人采用了信托制，论证信托财产没有产生独立性的义务就在提出争议的一方；即使法院认定信托财产没有产生独立性，也不能反过来证实信托设立失败。而且，所谓破产隔离功能主要是防止受托人的债权人对慈善财产强制执行，而由于慈善组织一般不能积极地负债（借贷），破产的几率极低，所以慈善机构作为受托人并无障碍。

慈善法颁行之后，确立了慈善机构慈善信托受托人的地位。但是仍然应当注意到，慈善机构之前一直在扮演受托人的角色，只是没有有意识地认知到而已。研读《慈善法》可以看出，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的行为规则的规定，基本上类似于受托人义务（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的规定。在整个慈善法里引入信托法中关于受托人义务的规则和原理来要求受托人，对于理顺基金会等慈善组织内部的责权义关系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