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措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强制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摘要]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公共权力，不能无限度地运用，其行使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除了必须遵循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行政法制原则之外，还应该遵循一般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原则。

现代社会日趋复杂，导致立法者对自已所制定的法律是否能够完全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失去了信心，于是，立法一改过去的严格规则主义的指导思想，采用自由裁量主义，从而使法律具有了模糊性特点。法律模糊性的本质是立法者授予了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对公安机关而言，意味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同时也无法避免公安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为防止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偏离立法目的、精神，立法者所采取的对策之一就是以设立法律基本原则指导执法者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应松年教授认为：行政强制涉及到公民、法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实施行政强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尽可能地把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损害限制到最小范围。在实际生活中，有的行政机关滥用行政强制，对一些采取其他行政管理措施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实施行政强制，侵犯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针对这种实际情况，应当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确立一些基本原则[1]。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则是指能够贯穿整个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的过程，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行为准则。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公共权力，它的行使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因其正当行使为公民提供必需的秩序，又可能因其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不能无限度地运用该种措施，其行使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除了必须遵循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行政法制原则，包括合法性原则和作为合法性原则补充的合理性以及公正原则、公开原则、行政效率原则之外，还应该要遵循一般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原则[2]。

因此，应在我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中确立以下原则：

1 法定原则

作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基本原则，法定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符合法定条件，遵循法定程序。这一原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1 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只要法律不明文限制，公民就可以自由行使任何行为，对公民来说，无法律便可行为;而对公安机关则不同，它的行为必须有法律的依据，在没有法律规定时，行政机关无权象公民那样自由活动，因此，对公安行政机关来说，无法律便无行政强制措施。

1.2 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法定原则不仅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存在必须有法律依据，并进而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根据法律。有法律依据就可以做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但不等于有权做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可以不受条件、程序和方式的限制。这就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合法;

1.3 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公安行政强制措施

法定原则具有限制公安机关运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防止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擅断和滥用、保障相对人人权的机能。如果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不受法律的约束，就极易被人恶意利用而异化为侵犯人权、破坏法治的工具。因此，为了兴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之利而除其之弊，就必须用法律约束和规范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2 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指公安机关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大陆法系很多国家将比例原则规定为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葡萄牙1996 年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了11 项基本原则，其第3 项原则为“平等及适度原则”，适度原则即比例原则。西班牙1992 年的《行政程序法》第96 条也规定:“公共行政机关进行强制执行必须尊重比例原则。”奥托麦耶在其著名的《德国行政法》一书中，认为行政权追求公益应有凌越私益的优越性，但行政权力对人民的侵权必须符合目的性，并采行最小侵害之方法。他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的“皇冠原则”。比例原则与警察法有着天然的渊源，最早就产生于19 世纪的德国警察法学。1882 年7 月14 日，德国普鲁士高等行政法院在著名的 “十字架山”判决中，宣示警察权力必须依法律及在必要的范围内方得限制人权。行政法学者弗莱纳提出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勿以炮击雀”来比喻警察权行使的限度。在日本，比例原则在明治宪法下已经作为警察权的权限之下而适用[3]。

依据比例原则，在适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除应注意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与维护治安的需要，还须注意强制的内容必须与被强制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从而防止以维护治安为借口而滥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同时，在适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认真权衡被强制人是否有前科、前科种类及其严重程度以及被强制人的人身危险性，以使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所施加于被强制人的负担不会超出消除其人身危险性的需要。比例原则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2.1 目的正当性原则或妥当性原则

其意指所采取的手段必须适合其所追求的目的，才可谓之正当，亦即具有适当性。或者说，以法律手段而限制公民权利，可达到维护公益的目的时，其手段始具有适当性;同理，任何行政手段的采取均须为合法手段，且应有助于目的的实现。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应当依照法定条件，兼顾公共利益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正确适用法律、法规，选择适当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以达到治安行政管理的目的为限度，尽可能把对行政相对人的损害限制到最小范围。

2.2 手段必要性原则或最小侵害原则

必要性是指行政主体对是否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要性的一种主观认识，其内容是只有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才能维护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如果不通过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也能达到目的，或者可以降低行政成本，公安机关完全可以选择其他行政行为实现行政目的。即不得滥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在实施其他措施不能达到治安管理的目的时，方可依法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如果以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干预相对人自由为实现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时，那么这种干预应当是最低限度的。公安机关对相对人实施强制措施，难免会对相对人构成一定损害，其中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尽管这种损害是“合法性”范围之内的损害，公安机关也应当使之最小化，即以最小的损害达到使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政目的。此外，应当避免对弱势群体造成非人道后果。在一般正义的范畴内，弱势群体没有不履行应尽义务或减轻应尽义务的“特权”，但在实现个别正义的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中，适当考虑弱势群体承担义务的能力及其保持最低生活水准的要求，却是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一项要求。因此，对于处于弱势地位或贫困状态的不履行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尽管不能因其弱势或贫困而放弃行政强制，但也不能因为要使其履行义务而剥夺其最起码的生存权利，从而使其陷入既不能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也不能承担法定赡养义务的境地。

2.3 相称性原则或均衡性原则

亦称为狭义比例性原则。指欲达成一定目的所采取手段的限制程度，不得与达成目的之需要程度不成比例，亦即必须符合一定比例关系。或者说，其行政手段固可实现行政目的，但其法益权衡的结果，仍不可给予相对人过度的负担，造成相对人权利过度的限制，亦即公安机关采取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所造成的损害不得与其欲实现的利益显失均衡。

3 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

中国的宪法已经将保障人权作为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义务做出特别规定，是被宪法所确认的宪法权利，各个法律部门也逐步把这一规定转化为各种具体的规范和规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特别增加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的内容。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期限和程序；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更加有效地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的发生 。

3.1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不得擅入私权领域

在现代法治社会存在两种互相平行又互相制约的两种权利，即公权与私权。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国家行政执法权的重要体现，是公权的一种，其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 公民权是公民个人权利，属于私权，是人作为一国公民所享有并为这个国家的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应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其他合法权利。公权和私权都有各自活动的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出划分的。其中，公共领域是公权控制支配的空间，而私人领域是私权享受的领地。公安机关除非由于公共需要，否则不得擅自采取强制措施介入私人自治的领域。我国宪法规定的“住宅不受侵犯”中的住宅就是法治国家极力保护的私人领域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私权原则上不应当受到警察的干预，如果私权空间里发生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警察应当采取措施进行干预，但必需遵守十分严格的法律规定和程序。

3.2 排除使用一切非法的、有损人格尊严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必须严格依法行事，决不采用法律法规禁止使用的强制措施。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非法的强制措施，实质上也是最不道德的强制手段。因此，应当将其从“可使用”的范围内排除出去。被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相对人，其人格可能有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但这不能成为公安机关和警察采用损害行政相对人人格尊严的强制措施的理由或依据。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可以对不履行义务的行政相对人施之以人格教育，但不能用羞辱、挖苦、讥讽、漫骂其人格弱点的办法逼其履行义务。这是法律所禁止的，更是伦理道德所不容许的。

4 说服教育和强制相结合的原则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原因是：

一方面，良好秩序的维护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不能企求和奢望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地遵守法律所创设的秩序，因此，法律、就必须赋予担当社会秩序维护者的警察以一些针对性的手段，以对付那些违反秩序的行为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便是这样的有必要手段。但同时，要认识到：没有强制措施是不行的，但强制措施也绝不是万能的。在治安行政执法实践当中，有些警察视强制措施为万能工具，随意适用。这种观念和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实际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对法律制度的良好运行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可以硬性强迫和压制相对人的行为，但可能仅仅是是表面的或者暂时的，至于他的思想或者意识却不能因此而提高或改变。况且，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实力行为，对相对人产生的是痛苦的感觉和厌恶的情绪。如果一味地随意使用，不仅可能引发人们的抵触情绪，而且还可能导敌对状态，甚至抗拒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和袭警事件便是例证。

另一方面，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进行限制的一种措施，一旦被错误地使用就极可能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对人权的侵犯，这与保障人权的观念和做法是相悖的。另外，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需要一定经济乃至政治成本的支撑，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由于受主客观因素和条件的制约，行政强制目标的实现又总是不那么尽如人意。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局限性的存在，并不是因此而否定它，而是要求我们不能单纯地依赖它，要充分发挥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作用就必须与说服教育相结合。这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排除妨碍，实现法律所预期的行政状态的目的是一致的。在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施时，必须告诫当事人，尽量说服当事人自觉配合公安机关的行为，减少实施成本，避免给相对人造成不必要的侵害和损失。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是一项很严肃的执法活动，既要讲原则和政策，体现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又要对相对人做必要的说服教育工作，在必要的说服教肓后相对人仍不配合的，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参考文献

[1] 应松年.我国行政法治的进一步深化[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1）

篇2

目前没有对先行登记保存与行政强制措施的范围作明确的规定，学界也存在着争议。有学者认为先行登记保存属于行政强制措施范围之内的，是行政强制措施的一种，因为两者在属性方式上具有相同性。笔者认为先行登记保存与行政强制措施是存在区别差异的，虽然在某些层面上也出现了交叉的区域，但是两者并不具有从属性，不能混为一谈，或者是说在两者之间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本文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为背景，谈谈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一、适用情形不同

《行政处罚法》与《行政强制法》分别对先行登记保存和行政强制措施作了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行政强制法》第二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城管执法工作中以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为主。

通过以上条文可以看出，先行登记保存从法律性质层面来说，它是行政处罚程序的组成部分，是一种证据收集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保证证据不被灭失或流失的一种重要措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对比先行登记保存，除“防止证据损毁”近似外，其适用更为广泛，还包括了制止违法行为、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它是行政机关直接作用于当事人财物上的强制力，比如说扣押。而先行登记保存只是登记保存的行为，体现不出强制力的存在。

二、适用对象不同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事件中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主要是扣押，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其实施对象是财物。而先行登记保存的实施对象是证据，要成立证据，必须要符合关联性、合法性、有效性三个基本特征。虽然现实中许多证据也是通过财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财物却不是证据的唯一的表现形式。《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证据的表现形式有书证、物证、视听材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许多与当事人违法行为相关的财物如运输工具等未必可以作为证据，而很多证据如未取得瓶装燃气许可证进行燃气经营案件中的送货单等书证就不是以财物的形式呈现。因此两者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实践中确有交集但并非完全重合。换句话说，先行登记保存的对象并不一定能成为扣押的对象。

三、控制方式

在《行政强制法》第九条中明确列举的行政强制措施种类中并不包括先行登记保存，虽然第五项出现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兜底条款，但是显然，将先行登记保存纳入兜底条款中的范围会显得比较牵强。因为行政强制措施强调的“强制”二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强制力保障效应，同时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最后实现了对涉案财物暂时性控制的效果，就如上文所述的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了暂时性的控制行为，要充分体现“控制”一词在条文中的存在价值。

而在先行登记保存中，行政机关只是一个登记保存的行为，并未通过行政威慑方式对涉案的证据采取控制约束行为，也没有实现对证据的暂时性控制。

四、行为性质不同

根据条文规定可以看出，先行登记保存与抽样取证是并列存在的，是属于收集证据的方法的一种，行使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只是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取证手段，只是行政处罚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中的一个环节，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不具有个体性和独立性。可以说先行登记保存仅是一个行政事实行为，尚不足以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先行登记保存不具有独立的可诉性。

而行政强制措施是独立的限权性具体行政行为，是具有可诉性的。《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二项和《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二项明确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行政强制法》第八条也有规定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五、期限不同

《行政处罚法》中明确规定采取了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后，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但此处的处理决定是针对保存证据的行为而言的，而不是对整个行政处罚作出决定。因此当期限满七日后，先行登记保存措施自动解除。法条中没有对先行登记保存设置延期规定，换句话说，先行登记保存的期限不具有可延性。而行政强制措施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延长时限。如平时工作中经常采取的扣押措施，一般不得超过三十日，但是情况复杂的，可以经过行政机关负责人的批准延长期限，但是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当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谈到期限，笔者对先行登记保存的七日的法定时间的合理性有一些看法，认为这七日法定时间的设定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根据执法工作实践来看，有些行政处罚的案件，这七日期限完全不能满足行政处罚操作程序的要求。如行政处罚过程中，有待送检的需要通过第三方进行某方面专业的事实认定，由于受到这七日法定时间的限制，即行政机关在查处这类案件时受到行政处罚程序规范的约束，因此不能有效地查处违法案件。而在实际执法中，比如在查处排放的污水水质不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案件中，要通过检测来确定排放的污水水质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这项工作的进行，城管执法机关自身并不具备资质，因此肯定要委托第三方专门机构进行该项检测。所以说对于此类案件，让行政机关七日内做出处理决定不符合客观实际。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因此先行登记保存的期限设定应该根据现实执法情况更加合理的区别对待。

篇3

    (一)行政诉讼强制措施针对的对象是有其特定性的。它所针对的是有妨害行政诉讼行为的人,这是行政诉讼强制措施在所针对的对象上的特点,也是行政 诉讼强制措施与民、刑事诉讼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等的一个重要区别。民事诉讼强制措施针对的对象是妨害民事诉讼的人,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针对 的对象分别是行政法律关系中有违反行政法的行为和未履行行政法义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行政诉讼强制措施由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依法决定并实施,其目的是排除妨害,以保障行政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这是行政诉讼强制措施在实施主体和目的上的特点,也是它与其他诉讼强制措施或行政处罚不相同的一个特点。

    (三)行政诉讼强制措施的法律依据是行政诉讼法,其强制措施必须依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方式实施。这是行政诉讼强制措施在法律依据和实施方式上的特点。我国的 行政诉讼强制措施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和处15日以下的拘留等种类,这些措施与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不同。

    如民事诉讼中对那些必须到庭 而又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被告,可以实施拘传的强制措施,而行政诉讼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其法定代表人并不属于必须到庭的 人,对于行政案件,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如不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规范性文件,要承担败诉的风险,行政机关的法定代表人及其诉讼人拒不到庭的, 并不影响行政案件的审理,通过作出缺席判决就可以结案。因此,无须也不宜采取拘传的行政诉讼强制措施。

篇4

    2000年10月14日，某市公安局110接到某单位职工王某的报案，称该单位失窃800多元。某市公安局下属的派出所于当日制作了报案笔录、《受理刑事案件登记表》，填写了《继续盘问（留置）审批表》，以涉嫌盗窃为由，于当日21时40分将嫌疑人张某带至派出所继续盘问至次日20时，制作了询问笔录。第二天，派出所进行了现场勘查，制作了现场勘查笔录。2000年10月18日，该市公安局将该案作为普通刑事案件立案。2000年10月16日，张某住入某精神病医院，被诊断为急性心因性反应。后张某遂向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某市公安局未依法定程序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刑讯逼供，致使其于次日突发精神病，请求撤销某市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至张某起诉时，该刑事案件尚未结案。

    「评析

    法院受理该案后，对公安机关采取的留置盘问行为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刑事侦查措施，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从行为的主体看，公安机关既是治安行政管理的职能部门，又是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这种具有双重职能的国家机关作出的行为，如何认定其性质涉及到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如果行使的是治安管理职能，则属于行政诉讼受理的范围，反之，则不属行政诉讼审查的范围。如何认定公安机关所作行为的性质，一直是行政诉讼的一个难点，而公安机关在行使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职能时，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有时会发生交叉竞合，在这种情况下，认定一个行为是司法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就更加困难。就本案而言，法院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的留置盘问行为是刑事侦查行为，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理由是：

    1、在现实生活中，公安机关行使职权往往是将行政措施与刑事措施交织在一起，要将各个行为的性质截然分开是不现实的，也是很困难的。公安机关采取留置盘问强制措施时，由于留置盘问所处的阶段不同，其性质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区别情况对待。一般情况下，留置盘问有三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留置盘问后未作为刑事案件立案的，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第二种情形是留置盘问后，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处理的，该留置盘问则被司法行为所吸收，属于刑事措施；第三种情形是刑事案件立案以后，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采取留置盘问措施的，也属于刑事措施。因为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也有可能发生违法行为，并不能因为刑事侦查行为违法，而将其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的继续盘问的适用对象是违法犯罪嫌疑人，即既可以是违法行为嫌疑人，也可以是犯罪嫌疑人。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行为既可能发生在行政执法程序中，也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因此，留置盘问既可能是行政行为，也可能是刑事侦查措施，要判断其性质，不能只看措施的形式，而要结合整个行为过程来看。从本案起因看，是因单位失窃报案；从行为的程序看，公安机关先以刑事案件受理登记，后由刑警大队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公安机关是将张某作为犯罪嫌疑人对待进行留置盘问的；从行为的目的看，公安机关是为了查明案情，惩罚犯罪，并无滥用职权之嫌。从公安机关的整个行为过程看，既具有司法行为的形式，也符合司法行为的目的，因此，本案中的留置盘问是刑事侦查行为。

    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的留置盘问行为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曾于1997年10月29日作出（1997）法行字第21号《关于对当事人不服公安机关采取的留置措施提起诉讼法院能否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的答复》，认为留置是公安机关行政管理职权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笔者认为，该批复虽然是个案批复，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它给留置盘问行为作了一个科学的定性。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该条款规定的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情形，应当理解为特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留置盘问的相关规定。留置盘问行为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的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一）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二）有现场作案嫌疑的；（三）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四）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并应当留有盘问记录。……”因此，留置盘问行为不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故不属行政诉讼法明确排除的受案范围，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受理。

    2、从程序上看，司法行为较之行政行为有着更为严格的程序，其中，立案是司法行为的必经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由此可见，立案是刑事案件的法定程序，刑事侦查必须经过立案这一法定程序后才能开始。本案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虽然制作了《受理刑事案件登记表》，但在尚未立案的情况下，对嫌疑人采取了留置盘问措施，在盘问后，公安机关才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应当说，在刑事案件立案前，司法程序尚未开始，只能将立案前的留置行为界定为行政行为。

篇5

被告：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政府。地址福州市福新路。

法定代表人：程天光，区长。

1997年1月20日，福州市政府因火车站地区行政管理的需要，由福州市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以榕委办（1997）11号通知联合发文，成立福州市火车站地区综合管理处（以下简称综管处）。通知规定，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人员调配、干部管理均由晋安区政府管理；其职责负责该地区社会治安、工商行政、市容管理等。随后，晋安区人民政府即组建成立综管处，并开始对火车站地区进行综合治理。同年3月4日，综管处对红星村委会发出通知，要征用茶园旅社，要求红星村委会在7日内收回该旅社，移交综管处使用。3月16日，综管处以会议纪要形式通知红星村委会，征用茶园旅社。同日，综管处又发出通知给原告，告知其原租赁经营的茶园旅社的店屋已被国家征用，限其7日内交割有关手续并搬离。原告在限期内未搬离，综管处遂于3月27日查封该商店，又于3月29日扣押店内物品。原告不服，向晋安区人民法院起诉。

晋安区法院受案后，在立案审查时，发现原告系以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的综管处为被告提起诉讼，经告知其变更被告后，原告遂以具有主体资格的晋安区政府为被告。

原告诉称：被告晋安区政府所辖的综管处所做出的通知侵犯了原告的租赁经营权，诉请法院判令撤销该通知；查封商店侵犯了原告的经营权，请求判令解除查封并赔偿营业损失7500元；扣押原告物品及现金总价值约56900元，请求判令返还。主要事实及理由是：1996年12月1日，原告与福州火车站茶园旅店订立了《租赁合同》，约定由原告承租茶园旅店一层左侧第三间的一间店面作为商店经营使用，租赁期从1996年12月1日起至1998年11月30日止。合同签订后，原告将该店屋用于经营日杂百货。1997年3月16日，综管处发出一份通知给原告，要“征用茶园旅社（即茶园旅店）作为火车站地区客运站之用”，限原告于3月22日前与茶园旅店办清手续并搬离该店。期限届满后，原告未搬离，综管处遂于3月27日查封该商店，并于3月29日强行扣押店内物品。因原告仍在租赁经营的商店被查封，给原告造成营业损失7500元（每月以3000元计，暂计二个半月）；店内物品被扣押，至今（1997年6月6日）仍未归还，给原告造成物品及现金总价值56900元的损失。为此，请求判决撤销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赔偿损失，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辩称：（1）综管处系福州市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以榕委办（1997）11号联合通知设立的，其职责负责火车站地区的社会治安、工商行政管理、市容管理等。按照该通知规定，火车站地区综合整治管理处随即成立。1997年3月4日，综管处根据工作需要，与茶园旅社的所有权人红星村委会协商后，发出综整治（1997）04号通知，要征用茶园旅社。红星村委会于3月13日终止了与原承包人的承包关系，并将该旅社移交综管处使用。综管处于3月16日发出通知，要求原告搬离，原告拒不搬离，综管处只好查封商店，扣押物品。其行为系按综管处与红星村委会会议纪要的约定来执行的，是民事行为，不能按行政行为来诉讼。（2）原告承包该旅社店屋系在红星村委会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原承包人处转承包而来，其承包关系不合法，不应予以保护。（3）红星村委会在发包前与承包人就明确约定“因国家征用，双方应无条件解除合同”。本案中，市政府决定征用该旅社，承包关系自然应无条件解除，原告非法转承包经营更应当无条件终止。综管处既没有侵犯原告租赁权也没有侵犯原告经营权。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之诉。

审　判晋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在一审诉讼过程中，认识到自己行为违法，撤销其征用店屋和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原、被告并就赔偿问题达成和解协议，原告申请撤诉。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撤诉申请，不违背法律规定，可予准许。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于1997年8月7日作出裁定：准许原告魏卫帆撤回起诉。

评　析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被告的适格问题。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综管处是否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存在不同意见：有的意见认为，本案是综管处对原告作出征用店屋限期搬迁的决定和查封、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故应以综管处为被告；有的意见认为，设立火车站地区综合整治管理处是市委、市政府决定的，故应以市政府为被告；有的意见认为，综管处实际上是区政府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组建设立的，因而本案应当以晋安区政府为被告。区法院审查确认第三种意见是正确的：首先，根据行政法理论，行政主体分为职权性行政主体和授权性行政主体。职权性行政主体，是指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在机关成立时就当然获得行政职权的组织。授权性行政主体，是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以外的行政法律法规的授权而获得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而综管处作为政府的综合执法机构，既不是按照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而设立的，又没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授权，故其不能成为行政执法主体，更不能成为行政诉讼主体。其次虽然综管处由福州市委、市政府两办公厅发文设立，其开办经费亦由市财政拨款，但不能将其视为由市政府组建。“两办”榕委办（1997）11号通知中明确规定，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人员调配、干部管理均隶属于晋安区政府；综管处作为火车站地区综合治理的行政管理机构，由晋安区负责管理。因此，综管处实际上是区政府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组建设立的，故本案不能以市政府为被告，而组建设立该行政执法机构的晋安区政府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二、关于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在主体上，综管处既非职权性行政主体，又非授权性行政主体，因而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征用权和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在实体处理上，综管处决定征用原告租赁的房屋、限期搬迁，采取查封商店、扣押财物行政强制措施，法律法规既没有赋予其这种权力，综管处也没有实施这些一系列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如所谓市政府决定征用该店屋）和法律依据；在程序上，综管处作出征用店屋、限期搬迁决定和查封商店、扣押财物等行政强制措施，都明显地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应遵循的程序。综上，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严重违法，是显而易见的。

必须特别强调指出，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是针对特定对象所采取的暂时限制人身自由和财产流通的强制手段，其目的和作用在于为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作出正确处理决定提供保障。因为行政强制措施涉及我国宪法规定保护的公民、法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基本权利，因此，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对相对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符合下列要件：（一）行政执法机关必须依法设立；（二）在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范围内；（三）确有必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四）行政强制措施的范围仅限于与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目的直接有关的人、物、行为；（五）行政强制措施应适当，以达到其目的为限度；（六）符合法定程序。”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必须按照规定的要求制作载明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时间以及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名称及其条款的书面决定书；必须依法送达相对人，即时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应在24小时内将决定书送达；必须将扣押、查封物品或款项制作清单，记明财物的名称、种类、规格、数量和完好程度等，由承办人和相对人签名或者盖章，清单由执行单位和相对人各执一份；退还扣押财物时，必须由相对人凭单验收，扣押财物灭失、损坏的，行政机关应负责赔偿。本案中，综管处对原告采取查封商店、扣押财物强制措施，既严重违背了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又严重违反了上述法规、规定的具体步骤、形式、手续等程序。首先，综管处是因为原告没有在其限定的时间内搬迁，因而采取这种强制手段，以逼使原告搬迁，这与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严重相悖；其次，没有按照规定的要求制作书面决定书，并依法及时送达；再次，没有制作记明被查封扣押财物的名称、数量及完好程度的清单，并由承办人和相对人签名盖章，等等。

篇6

关键词：强制性认证；改进措施；3C标志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09）01-0019-02

一、强制性认证的定义

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是政府为保护广大消费者人身和动植物生命安全，保护环境、保护国家安全，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的一种产品合格评定制度，它要求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技术法规。其主要特点是：国家公布统一的目录，确定统一适用的国家标准、技术规则和实施程序，制定统一的标志标识，规定统一的收费标准。凡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产品，必须经国家指定的认证机构认证合格，取得相关证书并加施认证标志后，方能出厂、进口、销售和在经营服务场所使用。

二、强制性认证的程序

强制性认证程序包括以下全部或部分环节：（1）认证申请和受理。由申请人向指定的认证机构提出正式的书面申请，按认证实施规则和认证机构的要求提交技术文件和认证样品，并就有关事宜与认证机构签署有关协议（与申请书合并亦可）。（2）型式试验。型式试验由指定的检测机构按照认证实施规则和认证机构的要求具体实施。（3）工厂审查。工厂审查是确保认证有效性的重要环节，由认证机构或指定检查机构按照认证实施规则要求进行。（4）抽样检测。抽样检测是针对不适宜型式试验的产品设计的一个环节和工厂审查时对产品的一致性有质疑时，为方便企业，抽样一般安排在工厂审查时进行，也可根据申请人要求，事先派人抽样，检测合格后再做工厂审查。（5）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认证机构应根据检测和工厂审查结果进行评价，做出认证决定并通知申请人。（6）获证后的监督。为保证认证证书的持续有效性，对获得认证的产品根据产品特点安排获证后的监督，其内容包括产品一致性审查和工厂质量保证能力的审查两部分。

三、强制性认证存在的问题

强制性认证制度实施至今，已经过了六年多的历程，各项工作日趋完善，但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损坏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1．企业规模较小，人员素质不高。目前，个体企业大多为家庭作坊式企业，缺乏健全的质量保证和执行体系，企业人员的质量意识和技术水平较低，不能很好地理解和自觉执行认证的相关要求和标准，主要精力用在了组装加工，而忽视产品的检验和质量控制。在工厂检查中发现这些企业大都存在下列问题：（1）3C标志使用不符合认证要求。主要表现在未按规定程序申请3C认证标志印刷/模压，擅自使用未经批准的3C标志印刷/模压式样；未按规定对3C标志使用进行控制，存在滥用、误用3C认证标志的情况。（2）部分企业生产设备和检测仪器能力不足，不能满足产品质量标准要求，或缺少相应的设备仪器。（3）部分企业的采购和进货检验失控。企业不能对影响安全的关键元器件和材料进行有效控制，未按照实施规则的要求进行检验和确认，其提供的检验记录完整性和有效性都很差。（4）部分企业擅自变更获证产品的关键部件/材料和结构，不按照认证要求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申请并得到批准，致使产品与型式试验合格的样品不一致。（5）部分企业存在检验仪器和设备未定期校准或不进行校准的情况，致使检测仪器设备的精度处于失控状态，不能从根本上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6）部分企业缺少工艺参数规定和监控记录，缺少运行检查记录，对生产设备的维护保养管理不善，致使生产过程控制和检验管理不能达到3C认证要求。

2．由于3C认证费用较高，同时每年都要进行监督检查，不仅要交检查费，加上接待费、不能明说的其他费用等等，这些费用对一个小企业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由于企业素质低，特别是领导层素质较低，同行之间大都是老乡或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为了减少开支确保生存，大家共用一张3C证书，费用分摊或收取一定的使用费，谁有关系能揽到活谁就用，况且这些企业之间没有紧密的关系，各自为政，都有自己独立的企业和人员，生产水平相对较差，技术能力更不用说。这样，使许多无证企业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市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影响了正规企业的正常利益，致使消费者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3．个别工厂审查员个人素质较低，在工厂检查中有收受贿赂之嫌，特别是监督检查为一人进行，更为审查员的不法活动提供了方便。尽管工厂监督检查一年才进行一次，但往往提前数日给企业打电话，让企业做好准备，从资料方面进行补充，如此还属于好者，能够督促企业加强和提高工厂能力。有个别人员，针对上述检查中存在的问题，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有的企业设备根本不能满足要求也给予通过。让企业认为，监督检查也只不过是走过场，好吃好喝好招待，只要给够咨询费，保证通过没问题。

4．少数生产企业盲目降低生产成本，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擅自变更获证产品的关键元器件以及涉及产品安全/电磁兼容的设计、结构，致使获证产品有效性得不到落实。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有效实施，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少数未获证产品在市场上的存在，导致市场混乱，损害了获证企业的利益。在此情况下，一些获证企业为了生存，便会使用一些不诚信方式以适应混乱的市场，如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品充合格等等，必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极大地破坏了认证制度的有效实行。

6．目前，对获证组织的监督检查主要依赖认证机构一年一次的现场检查和国家主管部门的年度抽样检测，无论是认证机构监督检查的频次还是国家主管部门抽样的覆盖面都存在很大的不足，使不诚信企业存在很大的侥幸心里，助长了企业生产劣质产品的风气。同时，对问题企业的处罚力度明显较轻，威慑作用较差，不能从根本上杜绝不诚信企业的生存空间。

四、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加大工厂检查力度，提高监督有效性

根据产品特性、行业特点以及管理情况，对高风险产品、质量管理薄弱、缺乏诚信的企业加大现场检查、飞行检查的频次和力度，尤其要对企业经常出现的问题加大现场检查力度，也可以通过有效沟通，让地方技术监督监管机构对这些问题进行监督，以切实保证不符合内容得到有效整改。

（二）提高监督效率，减少企业费用

针对突出问题加强检查，但一定要严格控制检查员到企业大吃大喝，杜绝收受咨询费，减少企业负担，让企业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正常的生产中去，提高产品质量，保证企业的顺利发展。同时，建议当地技术监督部门参与到监督检查工作中，或国家直接将任务交给当地技术监督部门，在日常工作的同时完成对当地企业的监督检查，减收或免收费用，国家再对这些企业进行抽检，形成相互监督，这样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又确保了检查的严肃性。当地技术监督人员也及时掌握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以后的时间和工作中，督促企业整改，让企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三）畅通认证机构与地方技术监督部门的认证信息渠道，强化沟通机制

3C认证机构应及时将获证企业的工厂检查情况和产品存在的问题通报当地技术监督局，有针对性和有重点地对获证组织进行执法检查。同时，地方技术监督局应及时向3C认证机构通报其执法检查信息，形成合力共同对获证组织进行监督。

（四）加大对市场流通领域的监管力度

市场现售的产品最能代表获证产品的真实水平，有的企业不是做不好，而是故意不做好。为了有效防止企业检查时一个样，检查后又是另一个样的情况，必须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监管部门除了严把厂门关外，还必须严把市场关，断绝假冒伪劣产品的销售渠道。对检查中发现的滥用3C标志、弄虚作假的不诚信企业，应通过有效渠道向社会予以公开，防止其产品流入市场和使用环节。特别是没有取证的企业，一定要取缔，对于借用或合用3C证书的情况，一旦查实，坚决查除，决不估息，强制规范市场秩序，确保取证企业的利益，进而保证消费者利益的有效落实。

（五）加大对强制性认证产品企业人员的技术培训

各有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举办培训班和质量分析会，帮助企业正确理解认证要求，提高其质量意识和质量管理水平。另外，为方便获证企业自觉执行认证要求和减少其认证成本，认证机构应简化认证程序，明确且细化认证要求，使企业愿意履行3C认证申请，自觉按3C认证要求去组织生产。

篇7

公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要通过加强公路行业思想政治工作,以促进公路行业的快速发展,推进公路行业文化建设。就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公路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公路行业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公路交通行业是我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保证。我国公路行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必将面临着新的挑战。当前公路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1.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滞后,与新形势、新任务要求还有差距。有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存在形式主义,注重实效不够,教育形式单调乏味;有的沿用过去的老办法,强调无私奉献的多,关心职工利益的少;有的教育方法单一,针对性不够强,缺乏感染力;有的方式方法简单粗暴,缺乏耐心,或以居高临下教训的态度;有的不注意发现身边的典型人物,对一些埋头工作,不善于言谈的同志未能及时发现和肯定,甚至在奖励选拔任用上往往忽略,以致于挫伤了这些同志的工作积极性;有的思想政治工作投入不足,致使一些工作设想和举措落实不到位。

2.个别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自身素质与新形势要求不相适应,水平有待提高。部分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眼高手低,事业心不强;有的多年未参加系统培训,知识比较陈旧;有的缺乏思想政治工作经验。

3.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环境有待进一步提高。有的部门、单位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视不够,总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软任务,对业务工作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往往以工作忙为由,无暇顾及思想政治工作,对政工人员在政治上、工作上、待遇上关心支持不够,以致有些政工人员思想不够稳定,工作不够安心。为此,必须改进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以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

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密结合公路行业的特点

思想政治工作既是现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做好公路建设的保证。从公路行业来讲,深化公路改革,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新形势,迫切要求加强和改进公路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而准确把握公路行业的特点是做好公路行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

1.公路作为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巨大和外部效应明显等特点,从其产品属性来说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社会公益性,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但是公路企业,又必须追求经济效益。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密结合公路这些实际,抓住其本质属性这个特点,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并始终把社会效益摆在突出位置,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思想和理念统领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员工思想觉悟,引导教育员工把保安全、保畅通,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作为自觉意识。

2.从本质上讲公路行业是服务型行业,它负责为社会提供公路产品和服务。不仅要为社会提供良好的道路设施和通行环境,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公路员工的劳动,展现公路员工良好的精神风貌,确保公路使用者获得良好的人性化、社会化的服务。公路行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握公路行业的服务性质,努力围绕提高员工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做文章。

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建设一支过硬的政工干部队伍

思想政治工作不同于生产管理,生产上可以足任务定指标,进行量化管理。建设一支具有高度责任心和较强业务能力的政工干部队伍,成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的关键。

要建设一支强有力的政工干部队伍,一是要抓好政工干部的培养工作,把思想好、有能力的人放在政工工作岗位上。一名合格的政工干部,应具备三个索质:一要热心,二要能干,三要强责。所谓热心,就是要有干政工这一行的兴趣,有工作热心,热爱本职工作,才会不辞辛苦,积极主动地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公路行业的特点是点多、线长、人员分散、环境艰苦,有些养路道班远离城镇,职工长年累月生活在偏僻的地方,只有具有高度工作热情的政工干部,才会经常地深入到职工中间,与职工谈心,交朋友,及时了解和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这样的政工干部才会受职工的欢迎,方便于开展工作。所谓能干,就是要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要掌握新形势下的工作方式方法。所谓强责,指的是要有强烈的责任心。思想政治工作做的是人的工作,有了责任心,就会从严要求自己,一是以自己的行为做出表率,在群众中树立起威信。一个政工干部如果自己行为不正,也就不可能去说服别人,也就没有感召力。二是应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责任机制,对政工干部要严明纪律、严格责任。要定出阶段目标或年度目标,要制定奖罚制度,并严格落实,这样才会对政工工作起到激励和推动作用。

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要增强针对性

篇8

摘要：通常所言的“行政强制措施”在行政法学体系中指的是“行政强制”，是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居于同一层面上的具体行政行为。以其适用目的为标准，可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即时性强制措施和执行性强制措施。以其调整的内容为标准，可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人身方面的强制措施、财产方面的强制措施和对经营活动(行为)方面的强制措施。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滥用现状

一、目前公安实践领域中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存在的问题

(一)学理上对行政强制措施含义的理解

通常所言的“行政强制措施”在行政法学体系中指的是“行政强制”，是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居于同一层面上的具体行政行为。

1、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和特征。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为了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通过依法采取强制手段迫使拒不履行行政义务的相对人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或者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需要，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采取紧急的即时性强制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总称。

(1)行政强制措施的主体是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适用行政强制措施的主体，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都必须由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其本身没有直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权力的情况下，它们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实施强制。

(2)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是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行政相对人或危及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行政相对人。行政强制措施并非适用所有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相对人，但相对人必须是违反了特定的法律、法规，符合适用行政强制措施的条件。

(3)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保障法定义务的彻底实现或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其目的多在于控制，一般不具有惩罚性。

(4)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性质是一种具有可诉性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措施属单方行政行为，由行政主体单方面作出，无需相对方同意。但相对方不服行政强制措施，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

(二)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理论分类：

公安行政管理涉及治安秩序管理、出入境管理、户政管理、消防管理等方面的业务内容，这些管理业务都涉及行政强制，但本文重点谈治安秩序管理中的行政强制措施。

1、以其适用目的为标准，可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即时性强制措施和执行性强制措施。即时性强制措施简单地说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法律赋予特定行政机关的一种紧急处置权。其目的在于预防某些情况的发生或者制止某种危害行为。即时性强制措施的主要特征是具有紧迫性，行政处理和执行同步，相对方必须无条件执行，即先执行后争讼，这一特征区别于行政强制执行。即时性强制措施包括强制带离现场、盘查、约束、扣留、收容审查，使用警械和武器等。

执行性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为了保证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主体本身作出的行政决定所确定的行政相对方的义务的实现，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迫使拒不履行相应义务的相对方履行义务或通过其他法定方式使相应义务得以实现。执行性强制措施包括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扣缴、抵缴等直接强制执行措施和代履行、执行罚等间接强制执行措施。

直接强制，是指在采用代执行、执行罚等间接手段不能达到执行目的，或无法采用间接手段时，执行主体可依法对义务人的人身或财产直接实施强制，迫使其履行义务或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强制执行方法。直接强制是一种实力较强的强制方式，因此其运用在不违背现行立法规定之外，还必须坚持一定的合理度。

代履行，又叫代执行，是指义务人不履行法律、法规等规定的或者行政行为所确定的可代替作为义务，由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或第三人代为履行，并向义务人征收必要费用的行政强制执行方法。

执行罚是指有关行政主体在相对人逾期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时，对相对人处以财产上新的制裁，以迫使相对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执行罚是多数国家均采用的一种强制执行手段。

2、以其调整的内容为标准，可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人身方面的强制措施、财产方面的强制措施和对经营活动(行为)方面的强制措施。

对人身方面的强制措施包括：责令严加管教、责令严加看管和治疗、约束、责令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强制带离现场、责令停止活动立即疏散、收容教育、收容审查、强制戒毒、强制性教育措施(劳动教养)、强制传唤等。对财产方面的强制措施包括：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扣缴、收缴、追缴、强制铲除等。对经营活动方面的强制措施包括：责令改正、取缔。

(三)法理上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位

具体行政行为的种类繁多，理论上的归纳一般包括如下：行政征收、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监督、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裁决。

行政强制措施在一定情况下是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如预防性、制止性的行政强制措施大多数如此。但在多数情况下，行政强制措施是从属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执行性的行政强制措施大多数是从属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另外，个别的行政强制措施既可以是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能成为从属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如盘问、收审等。

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属于行政强制的范畴，而应属于司法强制。也有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实质上是行政权的延伸，故应归人行政强制的范畴。转(四)实践中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误区

通过调查发现，实践中很多人搞不清什么是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不分。实际上，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的区别主要体现这些方面：

1、性质不同。行政处罚是对行政违法行为的事后制裁，是一种最终的处理结果，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改变。而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它既不是最终的处理行为，也不是制裁，适用过程中只要达到行政目的，行政强制措施即可解除。

2、目的不同。行政处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惩戒行政违法行为，使行为人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以教育其遵守法律。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或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或继续，以及促使被强制人履行法定义务。

3、法律后果不同。行政处罚是为了最终制裁相对方的违法行为，因而在处罚内容上主要表现为课以或增加相对方的义务。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是为了保障行政执法的目的得以实现，其本身不给相对方课以或增加义务。

4、适用的频率不同。行政处罚适用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即一事一罚或一次性处罚，不能对同一事多次进行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可以适用一次，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对同一相对方持续适用，直至达到行政目的。

5、诉讼结果不完全相同。行政强制措施是羁束的行政行为，诉讼中对违法或适用不当的，人民法院只能判决撤消。部分行政处罚行为是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对其中显失公正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

此外，二者实施的对象也不尽相同。行政处罚的对象是违法的行为人，而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不一定是违法的。

二、公安实践中运用行政强制措施存在的滥用现状问题分析

(一)滥用现状问题之———程序问题。这一问题的主要表现是不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不规范、任意实施。造成此类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立法滞后，立法不健全，关于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依据过于分散。二是程序意识差，权力意识太强。

行政强制措施的一般程序，是指实施各类行政强制措施都应遵循的程序规定。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给予相对人陈述和申辩的机会；除当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外，事前须经行政主体负责人批准，然后，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等等。在对财物实施查封、扣押时，行政人必须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并当场交付当事人查封、扣押决定书。当场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查封、扣押清单，并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补办查封、扣押决定书，送达当事人。行政机关发现当事人的财物已被其他国家机关依法查封的，不得重复查封。

冻结存款应当由特别法规定的行政主体作出决定，并且不得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组织作出该决定。行政主体冻结存款应当书面通知金融机构。

(二)滥用现状问题之二——比例原则的问题。现代行政法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国家权力(包括警察权)的行使保持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特别是在法律不得不给执法者留有相当的自由空间之时，如何才能保证强制权的行使是适度的，不会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不会采取总成本高于总利益的行为。在大陆法中，这项任务是通过对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的衡量来实现的，也就是借助比例原则来进行有效的控制。

篇9

一、涉及工商部门食品安全监管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

《行政强制法》第几条将行政强制措施界定为五大类：“(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二)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三)扣押财物；(四)冻结存款、汇款；(五)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又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了概括性定义，“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法》实施之前，工商部门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的行政强制措施主要有三类：一是先行登记保存：二是查封、扣押设施、财物；三是查封场所。实施这些行政强制措施的主要依据是《行政处罚法》、《食品安全法》、《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下称《乳品监管条例》)和《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下称《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行政强制法》实施后，这些行政强制措施仍将在工商部门食品安全监管中适用，但是适用的依据、程序、方式、对象等将受到《行政强制法》的影响和制约。

二、《行政强制法》对工商部门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影响

(一)先行登记保存将受《行政强制法》的规制

在《行政强制法》出台之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先行登记保存是否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一直存有争议。比较《行政处罚法》对先行登记保存的定义和《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义，笔者认为先行登记保存有以下几点与行政强制措施相吻合：一是适用的时间，都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适用，先行登记保存更明确是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收集证据时适用；二是适用的目的，适用先行登记保存以“防止证据灭失或事后难以取得”为目的，这也是适用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之一：三是适用的方法，先行登记保存要求“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这是行政强制措施“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具体表现。基于此，笔者认为先行登记保存也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受《行政强制法》的规制。其适用程序应符合《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而当事人也依法享有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救济权利。

(二)查封、扣押的期限受到严格的限制

目前《食品安全法》和《乳品监管条例》对查封、扣押的期限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涉及查封、扣押的食品安全案件，只要最后能认定查封、扣押的设施或财物应予以没收，那么查封、扣押在时间上就等于没有限制。在没有时限的情况下，如果涉案财物尤其是食品、原辅材料被排除涉嫌而应解除查封、扣押时，可能会因为查封、扣押时间过长导致过期，或因为保管不当而变质，工商部门可能要承担赔偿责任。但在《行政强制法》实施后，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一般的案件查封、扣押时间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案件经负责人批准后也不得超过六十日，并且要在上述时限内作出没收、销毁或者解除查封、扣押的决定。工商部门对于涉及食品安全的案件，多数情况下要没收查封、扣押的财物，这也意味着必须要在上述时限内及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这就给食品安全监管执法的办案期限上了一个“紧箍咒”。一旦查封、扣押期限届满就必须依法及时解除查封、扣押，并将财物退还当事人。

(三)实施程序更加严格

由于《食品安全法》和《乳品监管条例》都没有关于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的具体规定，因此，目前食品安全监管执法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主要依据的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下称28号令)，内容相对简单、笼统。《行政强制法》充分体现了对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于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规定了更为严格的程序，不仅有“一般规定”，还有针对“查封、扣押”的特别规定。与28号令相比较，这些规定有些是新设定的，比如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行政执法人员要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等。有些是进一步明确的，比如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

(四)法律责任更加完善

《食品安全法》和《乳品监管条例》对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责任都未作明确规定，《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也仅限于第五十九条，“行政机关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行政强制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和第六十八条都涉及行政强制措施，内容非常详尽、严格。

三、工商部门贯彻落实《行政强制法》的主要措施

(一)提升办案效率

如前所述，工商部门食品安全监管中经常会适用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法》对查封扣押期限已作了明确规定，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最长六十日的查封、扣押期限并不能想当然的按以往“工作日”的标准来计算。《行政强制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本法中十日以内期限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换言之，笔者认为超过十目的期限应当理解为自然日。这样一来，对案件办结的时限要求就尤为严格，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可能会招致行政诉讼败诉等不利后果。因此，提高工商部门食品安全监管执法水平，提升行政处罚办案效率是当务之急。另外，食品安全案件经常涉及对食品质量的检测。《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时间应当明确，并书面告知当事人”，但是工商部门并不掌握食品质量检测的准确用时，因此要与检测机构做好沟通并督促其在约定期限内完成检测工作，才能避免延误案件进程。

(二)严守法定程序

在以往的食品安全监管中，特别是在处置大规模突发性事件中，由于时间紧任务急，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经常忽视程序的合法性。由于《行政强制法》提出了更高的规范性要求，笔者认为首先应当重新审视以前的监管行为，及时予以修正规范。例如在清查含三聚氰胺乳制品的工作中，对某些商品采取了责令下架就地封存的措施，其实质也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现在看来其程序并不完全符合《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如何保证清查工作中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合法性值得研究。其次，要进一步强化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意识，强化案件审核过程中对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合法性的检查，切实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

(三)梳理执法依据

近年来各地陆续出台了一些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也可能出现与《行政强制法》相悖的情况。为此，笔者建议，省级工商部门应当对本省范围内食品安全监管执法涉及的行政强制措施进行梳理，从而指导下级工商部门正确适用行政强制措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篇10

（一）清理行政强制规定内容

县、乡镇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年月日前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凡是涉及行政强制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及其依据，以及包含行政强制法所禁止的内容的，都列入清理范围。

（二）清理行政强制实施主体

行政强制法对实施主体做了规定，规范性文件中凡是规定授权、委托行政机关或者其他组织及个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内容的，都列入清理范围。

（三）清理行政强制程序

规范性文件中，凡是规定行政强制实施程序和行政强制执行程序内容的，都列入清理范围。

二、清理分工

按照省政府的安排部署，市、县区政府法制办负责本级规范性文件有关行政强制规定清理的组织、协调，负责汇总、审查，并向上一级法制办汇报。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按照“谁起草实施，谁负责”的原则，由起草实施部门负责清理，并报送清理结果；以县政府及其办公室名义制发的规范性文件，负责实施的部门提出清理意见，由法制办汇总并报县政府确定；县政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本部门负责清理工作；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起草的，由牵头部门负责清理工作，在提出处理意见时必须征求其他相关部门的意见。对需要修改或废止的行政强制规定内容、行政强制实施主体、程序，逐件填写《规范性文件行政强制规定清理意见表》，报县政府法制办。

三、清理标准

（一）行政强制的认定标准

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其认定标准如下：

1.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措施具体包括：

（1）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盘问、留置盘问、传唤、强制传唤、扣留、拘留、人身检查、强制检测、约束、隔离、强制隔离、强行带离现场、驱逐、强行驱逐等）

（2）查封现场、设施或者财物（封存、封闭、关闭或者限制使用场所、禁止或者限制使用设备、设施等）

（3）扣押财物（暂扣、扣留财务等）

（4）冻结存款、汇款（暂停支付等）

（5）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如扑杀、销毁等）。

2.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行政强制执行具体包括：

（1）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2）划拨存款、汇款

（3）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4）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5）代履行

（6）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如、强制停产、强制消除安全隐患、强制收购等）。

（二）行政强制规定的清理标准

1.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或者行政强制执行。

2.法律、法规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种类做出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出扩大规定。

3规范性文件不得超出法律、法规授权扩大行政强制实施主体的范围。

4.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行政强制实施程序应与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相一致。

5.规范性文件中不得规定行政强制法所禁止的内容。

(三)行政强制实施主体清理标准

1.不得扩大行政强制实施主体的范围。

2.行政机关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3．行政机关没有法律依据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执行。

4.不得委托或无法定依据授权其他行政机关、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强制。

5.行政机关内设机构不得以自己名义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6.非行政机关未经法律、行政法规授权不得行使行政强制权。

四、清理期限

各乡镇、各部门要将《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统计表》、《规范性文件行政强制规定清理意见表》及相关材料于11月19日前报县政府法制办，县政府法办汇总后报市政府法制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