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执行措施范文
时间:2023-03-20 08: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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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第一,人民法院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必需费用。
第二,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
第三,对于查封、扣押的财产,执行人员必须制作清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后交被执行人一份。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可以将清单交给他的成年家属一份。
第四,财产被扣押、查封后,执行人员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内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规定,交有关单位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
篇2
关键词: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滥用现状
中图分类号:DF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221-02
一、目前公安实践领域中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存在的问题
(一)学理上对行政强制措施含义的理解
通常所言的“行政强制措施”在行政法学体系中指的是“行政强制”,是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征收”等居于同一层面上的具体行政行为。
1、行政强制措施的含义和特征。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为了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通过依法采取强制手段迫使拒不履行行政义务的相对人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或者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需要,对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采取紧急的即时性强制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总称。
(1)行政强制措施的主体是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适用行政强制措施的主体,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都必须由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其本身没有直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权力的情况下,它们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实施强制。
(2)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是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的行政相对人或危及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行政相对人。行政强制措施并非适用所有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相对人,但相对人必须是违反了特定的法律、法规,符合适用行政强制措施的条件。
(3)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保障法定义务的彻底实现或维护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其目的多在于控制,一般不具有惩罚性。
(4)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性质是一种具有可诉性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措施属单方行政行为,由行政主体单方面作出,无需相对方同意。但相对方不服行政强制措施,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
(二)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理论分类:
公安行政管理涉及治安秩序管理、出入境管理、户政管理、消防管理等方面的业务内容,这些管理业务都涉及行政强制,但本文重点谈治安秩序管理中的行政强制措施。
1、以其适用目的为标准,可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即时性强制措施和执行性强制措施。即时性强制措施简单地说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法律赋予特定行政机关的一种紧急处置权。其目的在于预防某些情况的发生或者制止某种危害行为。即时性强制措施的主要特征是具有紧迫性,行政处理和执行同步,相对方必须无条件执行,即先执行后争讼,这一特征区别于行政强制执行。即时性强制措施包括强制带离现场、盘查、约束、扣留、收容审查,使用警械和武器等。
执行性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为了保证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主体本身作出的行政决定所确定的行政相对方的义务的实现,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迫使拒不履行相应义务的相对方履行义务或通过其他法定方式使相应义务得以实现。执行性强制措施包括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扣缴、抵缴等直接强制执行措施和代履行、执行罚等间接强制执行措施。
直接强制,是指在采用代执行、执行罚等间接手段不能达到执行目的,或无法采用间接手段时,执行主体可依法对义务人的人身或财产直接实施强制,迫使其履行义务或实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强制执行方法。直接强制是一种实力较强的强制方式,因此其运用在不违背现行立法规定之外,还必须坚持一定的合理度。
代履行,又叫代执行,是指义务人不履行法律、法规等规定的或者行政行为所确定的可代替作为义务,由行政强制执行机关或第三人代为履行,并向义务人征收必要费用的行政强制执行方法。
执行罚是指有关行政主体在相对人逾期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时,对相对人处以财产上新的制裁,以迫使相对人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执行罚是多数国家均采用的一种强制执行手段。
2、以其调整的内容为标准,可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人身方面的强制措施、财产方面的强制措施和对经营活动(行为)方面的强制措施。
对人身方面的强制措施包括:责令严加管教、责令严加看管和治疗、约束、责令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强制带离现场、责令停止活动立即疏散、收容教育、收容审查、强制戒毒、强制性教育措施(劳动教养)、强制传唤等。对财产方面的强制措施包括:查封、冻结、扣押、划拨、扣缴、收缴、追缴、强制铲除等。对经营活动方面的强制措施包括:责令改正、取缔。
(三)法理上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定位
具体行政行为的种类繁多,理论上的归纳一般包括如下:行政征收、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监督、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裁决。
行政强制措施在一定情况下是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如预防性、制止性的行政强制措施大多数如此。但在多数情况下,行政强制措施是从属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执行性的行政强制措施大多数是从属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另外,个别的行政强制措施既可以是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能成为从属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如盘问、收审等。
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属于行政强制的范畴,而应属于司法强制。也有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实质上是行政权的延伸,故应归人行政强制的范畴。
(四)实践中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认识误区
通过调查发现,实践中很多人搞不清什么是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不分。实际上,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的区别主要体现这些方面:
1、性质不同。行政处罚是对行政违法行为的事后制裁,是一种最终的处理结果,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改变。而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执法过程中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它既不是最终的处理行为,也不是制裁,适用过程中只要达到行政目的,行政强制措施即可解除。
2、目的不同。行政处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惩戒行政违法行为,使行为人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以教育其遵守法律。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或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或继续,以及促使被强制人履行法定义务。
3、法律后果不同。行政处罚是为了最终制裁相对方的违法行为,因而在处罚内容上主要表现为课以或增加相对方的义务。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是为了保障行政执法的目的得以实现,其本身不给相对方课以或增加义务。
4、适用的频率不同。行政处罚适用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即一事一罚或一次性处罚,不能对同一事多次进行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可以适用一次,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对同一相对方持续适用,直至达到行政目的。
5、诉讼结果不完全相同。行政强制措施是羁束的行政行
为,诉讼中对违法或适用不当的,人民法院只能判决撤消。部分行政处罚行为是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对其中显失公正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
此外,二者实施的对象也不尽相同。行政处罚的对象是违法的行为人,而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不一定是违法的。
二、公安实践中运用行政强制措施存在的滥用现状问题分析
(一)滥用现状问题之―――程序问题。这一问题的主要表现是不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不规范、任意实施。造成此类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立法滞后,立法不健全,关于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依据过于分散。二是程序意识差,权力意识太强。
行政强制措施的一般程序,是指实施各类行政强制措施都应遵循的程序规定。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给予相对人陈述和申辩的机会;除当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外,事前须经行政主体负责人批准,然后,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等等。在对财物实施查封、扣押时,行政人必须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并当场交付当事人查封、扣押决定书。当场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查封、扣押清单,并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补办查封、扣押决定书,送达当事人。行政机关发现当事人的财物已被其他国家机关依法查封的,不得重复查封。
冻结存款应当由特别法规定的行政主体作出决定,并且不得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组织作出该决定。行政主体冻结存款应当书面通知金融机构。
(二)滥用现状问题之二――比例原则的问题。现代行政法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国家权力(包括警察权)的行使保持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特别是在法律不得不给执法者留有相当的自由空间之时,如何才能保证强制权的行使是适度的,不会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不会采取总成本高于总利益的行为。在大陆法中,这项任务是通过对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的衡量来实现的,也就是借助比例原则来进行有效的控制。
篇3
关键词:强制拍卖;合同性质;损失补偿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288-01
人民法院在强制拍卖中委托拍卖公司的行为当然具有公权力性、司法职权性,如此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导致了实践过程中,法院在拍卖开始前依司法解释法定事由“任意”撤回拍卖。那么,如何定性二者间的拍卖委托的合同性质及拍卖人与竞买人的损失救济途径不容忽视。
一、强制拍卖概述
强制拍卖是指国家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对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实行公开竞价、把物品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买人、以清偿债务为目的的一种强制执行行为。
在拍卖性质上,强制拍卖和任意拍卖虽然有根本区别,但在拍卖品内容与拍卖方式上又有联系。强制拍卖在实施中,可通用任意拍卖的一些程序和方式。正是这种特殊性导致了强制拍卖委托合同的非同一般,既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合同法上的有名合同,又有它的独特性,因此引发了我们对强制拍卖委托合同性质的讨论。
二、强制拍卖委托与委托合同的博弈
强制拍卖的“强制”性应该被限定在拍品被拍卖的决定权和拍卖程序不可逆的严格限定上,而对于拍卖机构的选择、拍品底价、拍卖方式等方面上,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一般规定,同理,在撤回拍卖的救济方面亦应当遵循广义民法的基本原则。
虽然在强制执行中,是由法院委托拍卖公司进行,但是仍然不妨把法院与拍卖公司的关系确定为委托合同,把法院与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之间的关系定义为。将法院与拍卖公司的协议定性为委托合同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法院与拍卖公司的关系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性质。拍卖机构在强制拍卖委托协议中的义务是为法院处理拍卖标的。合同目的是法院委托拍卖机构为其从事拍卖务,最高者得拍卖标的后支付的价款来偿还债务。
第二, 法院与拍卖公司的合同所产生的效力类似于委托合同效力。受托人(拍卖机构)依照委托人(法院执行局)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亲自从事拍卖活动,并随时或定期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拍卖标的及各项财产权利则在拍卖成交或者流拍后转移给法院或其他当事人。在委托事项行使过程中,受托人应当为其违反勤勉义务或越权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在强制拍卖活动中,将人民法院与拍卖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定义为委托合同是合情合理,于法有据的。委托合同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有名合同关系,履行过程中的特殊情形造成的各方损失应当依照各方过错承担最终赔偿责任。
三、救济途径分析
《执行规定》中所规定的法定撤回情形,并不都是由被执行人的过错引起的,因此,在被执行人依法支付拍卖公司的必要费用后应当可以向实际责任人进行追偿:
(一)执行法院据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被撤销的,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法院的适法行为导致了拍卖委托目的丧失,法院因此撤回拍卖委托前,拍卖人为此活动已支出的合理费用,应当类比行政合同,通过国家补偿制度得到救济。竞买人为拍卖活动已支出的合理费用有权向拍卖人求偿。
(二)申请执行人及其他执行债权人撤回执行申请的,应当由申请撤回执行申请的人承担拍卖前必要费用。
(三)被执行人全部履行了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的,应由被执行人自行承担拍卖前必要费用。
(四)当事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不需要拍卖财产的,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有关于撤回拍卖合理费用的承担约定的,依约定;若没有约定,则由有过错一方主体承担赔偿责任;若双方当事人均有过错,则各自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四、结论
虽然在强制拍卖中体现了法院作为公权力主体的强制性,但是法院与拍卖人的合同仍然具有委托合同的性质,所以,撤回拍卖委托七项法定情形中的过错主体成为最终的赔偿责任主体毋庸置疑。根据民法的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和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合法权益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当的赔偿责任的法理得出结论,撤回拍卖委托情形中的过错主体依撤回原因的不同而不同,对因其导致的法定撤回情形下,拍卖公司及其他具有信赖利益的拍卖参与人的合理支出费用承担最终赔偿责任。
篇4
关键词: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实施
现代社会日趋复杂,导致立法者对自已所制定的法律是否能够完全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失去了信心,于是,立法一改过去的严格规则主义的指导思想,采用自由裁量主义,从而使法律具有了模糊性特点。法律模糊性的本质是立法者授予了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对公安机关而言,意味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同时也无法避免公安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为防止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偏离立法目的、精神,立法者所采取的对策之一就是以设立法律基本原则指导执法者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应松年教授认为:行政强制涉及到公民、法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实施行政强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尽可能地把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损害限制到最小范围。在实际生活中,有的行政机关滥用行政强制,对一些采取其他行政管理措施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实施行政强制,侵犯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针对这种实际情况,应当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确立一些基本原则[1]。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则是指能够贯穿整个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的过程,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行为准则。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公共权力,它的行使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因其正当行使为公民提供必需的秩序,又可能因其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不能无限度地运用该种措施,其行使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除了必须遵循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行政法制原则,包括合法性原则和作为合法性原则补充的合理性以及公正原则、公开原则、行政效率原则之外,还应该要遵循一般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原则[2]。
因此,应在我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中确立以下原则:
1法定原则
作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基本原则,法定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符合法定条件,遵循法定程序。这一原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1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只要法律不明文限制,公民就可以自由行使任何行为,对公民来说,无法律便可行为;而对公安机关则不同,它的行为必须有法律的依据,在没有法律规定时,行政机关无权象公民那样自由活动,因此,对公安行政机关来说,无法律便无行政强制措施。
1.2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法定原则不仅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存在必须有法律依据,并进而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根据法律。有法律依据就可以做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但不等于有权做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可以不受条件、程序和方式的限制。这就要求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须合法;
1.3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公安行政强制措施
法定原则具有限制公安机关运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防止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擅断和滥用、保障相对人人权的机能。如果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不受法律的约束,就极易被人恶意利用而异化为侵犯人权、破坏法治的工具。因此,为了兴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之利而除其之弊,就必须用法律约束和规范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2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指公安机关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大陆法系很多国家将比例原则规定为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葡萄牙1996年的《行政程序法》规定了11项基本原则,其第3项原则为“平等及适度原则”,适度原则即比例原则。西班牙1992年的《行政程序法》第96条也规定:“公共行政机关进行强制执行必须尊重比例原则。”奥托•麦耶在其著名的《德国行政法》一书中,认为行政权追求公益应有凌越私益的优越性,但行政权力对人民的侵权必须符合目的性,并采行最小侵害之方法。他曾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的“皇冠原则”。比例原则与警察法有着天然的渊源,最早就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警察法学。1882年7月14日,德国普鲁士高等行政法院在著名的“十字架山”判决中,宣示警察权力必须依法律及在必要的范围内方得限制人权。行政法学者弗莱纳提出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勿以炮击雀”来比喻警察权行使的限度。在日本,比例原则在明治宪法下已经作为警察权的权限之下而适用[3]。
依据比例原则,在适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除应注意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合法性与维护治安的需要,还须注意强制的内容必须与被强制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从而防止以维护治安为借口而滥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同时,在适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认真权衡被强制人是否有前科、前科种类及其严重程度以及被强制人的人身危险性,以使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所施加于被强制人的负担不会超出消除其人身危险性的需要。比例原则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2.1目的正当性原则或妥当性原则
其意指所采取的手段必须适合其所追求的目的,才可谓之正当,亦即具有适当性。或者说,以法律手段而限制公民权利,可达到维护公益的目的时,其手段始具有适当性;同理,任何行政手段的采取均须为合法手段,且应有助于目的的实现。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应当依照法定条件,兼顾公共利益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正确适用法律、法规,选择适当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以达到治安行政管理的目的为限度,尽可能把对行政相对人的损害限制到最小范围。
2.2手段必要性原则或最小侵害原则
必要性是指行政主体对是否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必要性的一种主观认识,其内容是只有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才能维护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如果不通过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也能达到目的,或者可以降低行政成本,公安机关完全可以选择其他行政行为实现行政目的。即不得滥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在实施其他措施不能达到治安管理的目的时,方可依法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如果以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干预相对人自由为实现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时,那么这种干预应当是最低限度的。公安机关对相对人实施强制措施,难免会对相对人构成一定损害,其中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尽管这种损害是“合法性”范围之内的损害,公安机关也应当使之最小化,即以最小的损害达到使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政目的。此外,应当避免对弱势群体造成非人道后果。在一般正义的范畴内,弱势群体没有不履行应尽义务或减轻应尽义务的“特权”,但在实现个别正义的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中,适当考虑弱势群体承担义务的能力及其保持最低生活水准的要求,却是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一项要求。因此,对于处于弱势地位或贫困状态的不履行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尽管不能因其弱势或贫困而放弃行政强制,但也不能因为要使其履行义务而剥夺其最起码的生存权利,从而使其陷入既不能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也不能承担法定赡养义务的境地。2.3相称性原则或均衡性原则
亦称为狭义比例性原则。指欲达成一定目的所采取手段的限制程度,不得与达成目的之需要程度不成比例,亦即必须符合一定比例关系。或者说,其行政手段固可实现行政目的,但其法益权衡的结果,仍不可给予相对人过度的负担,造成相对人权利过度的限制,亦即公安机关采取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所造成的损害不得与其欲实现的利益显失均衡。
3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
中国的宪法已经将保障人权作为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义务做出特别规定,是被宪法所确认的宪法权利,各个法律部门也逐步把这一规定转化为各种具体的规范和规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特别增加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的内容。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期限和程序;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更加有效地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的发生。
3.1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不得擅入私权领域
在现代法治社会存在两种互相平行又互相制约的两种权利,即公权与私权。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国家行政执法权的重要体现,是公权的一种,其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公民权是公民个人权利,属于私权,是人作为一国公民所享有并为这个国家的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应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其他合法权利。公权和私权都有各自活动的领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出划分的。其中,公共领域是公权控制支配的空间,而私人领域是私权享受的领地。公安机关除非由于公共需要,否则不得擅自采取强制措施介入私人自治的领域。我国宪法规定的“住宅不受侵犯”中的住宅就是法治国家极力保护的私人领域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私权原则上不应当受到警察的干预,如果私权空间里发生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警察应当采取措施进行干预,但必需遵守十分严格的法律规定和程序。
3.2排除使用一切非法的、有损人格尊严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时,必须严格依法行事,决不采用法律法规禁止使用的强制措施。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非法的强制措施,实质上也是最不道德的强制手段。因此,应当将其从“可使用”的范围内排除出去。被采取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相对人,其人格可能有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但这不能成为公安机关和警察采用损害行政相对人人格尊严的强制措施的理由或依据。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可以对不履行义务的行政相对人施之以人格教育,但不能用羞辱、挖苦、讥讽、漫骂其人格弱点的办法逼其履行义务。这是法律所禁止的,更是伦理道德所不容许的。
4说服教育和强制相结合的原则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原因是:
一方面,良好秩序的维护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不能企求和奢望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地遵守法律所创设的秩序,因此,法律、就必须赋予担当社会秩序维护者的警察以一些针对性的手段,以对付那些违反秩序的行为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便是这样的有必要手段。但同时,要认识到:没有强制措施是不行的,但强制措施也绝不是万能的。在治安行政执法实践当中,有些警察视强制措施为万能工具,随意适用。这种观念和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实际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对法律制度的良好运行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可以硬性强迫和压制相对人的行为,但可能仅仅是是表面的或者暂时的,至于他的思想或者意识却不能因此而提高或改变。况且,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实力行为,对相对人产生的是痛苦的感觉和厌恶的情绪。如果一味地随意使用,不仅可能引发人们的抵触情绪,而且还可能导敌对状态,甚至抗拒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和袭警事件便是例证。
另一方面,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对行政相对人权利进行限制的一种措施,一旦被错误地使用就极可能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对人权的侵犯,这与保障人权的观念和做法是相悖的。另外,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需要一定经济乃至政治成本的支撑,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由于受主客观因素和条件的制约,行政强制目标的实现又总是不那么尽如人意。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局限性的存在,并不是因此而否定它,而是要求我们不能单纯地依赖它,要充分发挥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作用就必须与说服教育相结合。这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排除妨碍,实现法律所预期的行政状态的目的是一致的。在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施时,必须告诫当事人,尽量说服当事人自觉配合公安机关的行为,减少实施成本,避免给相对人造成不必要的侵害和损失。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是一项很严肃的执法活动,既要讲原则和政策,体现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又要对相对人做必要的说服教育工作,在必要的说服教肓后相对人仍不配合的,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参考文献
[1]应松年.我国行政法治的进一步深化[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1)
篇5
关键词:强制措施;制度缺陷;完善
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主要特点
(一)在权力结构的配置上,体现出立法授权的平级性。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公安机关享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提请批准逮捕及执行逮捕的权力,检察机关享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自行决定逮捕及批准逮捕的权力,审判机关享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及决定逮捕的权力。这样的立法规定表明,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在权力结构的配置上与西方法治国家有明显的不同,体现出立法授权的平级性:一是在纵向上,立法上没有按照上下层级结构的要求设立一个统一或独立的权力审查机关。刑事强制措施主要是根据刑事诉讼流水作业的不同阶段,由公、检、法三机关根据各自的办案需要予以适用。二是在横向上,公、检、法三机关所拥有的权力基本上处于一种平行状态。除公安机关适用逮捕需经检察机关批准及检察机关自行决定的逮捕需由公安机关执行外,三机关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及适用何种强制措施,因此,三机关的权力是并行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低和大小之分。
(二)在强制措施的体系上,体现出审前羁押的混同性。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由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五大措施组成。在大多数国家立法中,都将强制到案的措施与审前候审的措施分离,审前羁押需经特定的司法程序方可适用。与西方国家不同,作为审前一种最为严厉的剥夺人生自由的手段,除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法条里能够找到“羁押”和“侦查羁押”的字眼外,审前羁押的字眼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无从找到,立法上并没有将审前羁押设置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而是将其混同于拘留和逮捕这两大措施之中:一是从拘留措施来看,虽然在立法技术上将拘留设计为临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到案措施,但最长羁押时限为37天的制度设计,导致本应以临时羁押为本质的拘留与长期关押的审前羁押没有实质的区别。二是从逮捕措施来看,立法上将逮捕设计为审前羁押的法律程序。逮捕的性质归根结底是通过国家权力和法律程序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的状态。由此可见,拘留与逮捕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实际上就是以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之人身自由为手段而将其在法庭审判前予以关押的审前羁押。
篇6
[论文摘要]为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应正确适用五种强制措施,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更好地开展刑事侦查活动。文章拟对强制措施的适用及应注意的问题做一梳理和归纳,期冀对一线执法实践有所帮助。
[论文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适用依据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依法对其适用的暂时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强制措施,按照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强制约束力的大小,依次为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新形势下,公安机关如何做到正确适用五种强制措施,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开展刑事侦查活动,本文拟对强制措施的适用及应注意的问题做一梳理和归纳,期冀对一线执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拘传
拘传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未被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强制其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的强制措施。
(一)适用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第六章第一节对公安机关办理案件适用拘传强制措施的条件及程序做出详细规定,对于根据案件情况需要拘传犯罪嫌疑人或者经过传唤没有正当理由不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办案单位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对嫌疑人采取拘传强制措施。
(二)适用拘传强制措施应注意的问题
1.适用拘传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审讯,拘传本身不具有羁押功能,因此,不能以拘传代替羁押。为了防止以拘传代替羁押,《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规定,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并且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两次拘传之间的时间应以不少于12小时为宜。在拘传持续的时间内,要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2.拘传不同于传唤,传唤是公、检、法使用传唤通知书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接受讯问。传唤不是强制措施,不具有强制性,且不得使用戒具,而拘传可使用戒具。执行拘传时,遇到犯罪嫌疑人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时,可以使用手铐、脚镣、警绳等约束性警械。
二、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对未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责令其交纳保证金或者提出保证人、出具保证书,以保证不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
(一)适用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八十九条第三款、九十六条规定,以下情形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3.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4.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5.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需要继续侦查,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6.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程序规定》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严重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
(二)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应注意的问题
取保候审作为一项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规范适用此项强制措施,有利于体现我国宽严相济、保障人权的形势政策;适用不规范,则会侵害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民警自身也极易孳生腐败、渎职等失范行为。
1.严格审核证明对嫌疑人可以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证据材料,虽然法律明确规定了适用条件,但符合这些条件需要证据支持,对嫌疑人适用该项强制措施时应仔细审核。如在适用“投案自首”从宽从轻处理犯罪嫌疑人时,应严格审查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主观心理、主观目的,调查犯罪嫌疑人的生活表现、是否具有恶习、劣性,经核查无误后,方可对其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如某单位办理的张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虽然张某系投案自首且与受害人达成民事和解协议,但经核查张某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属应当逮捕的情形,据此,办案单位未对张某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2.规范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案件的办理程序,对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办案民警要依法及时固定证据,在规定的12个月期限内办结,杜绝“保而不侦”。如某单位办理的徐某涉嫌盗窃罪一案,对徐某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后,办案单位未及时完善证据并移送起诉,徐某被取保候审一年后,自认为案件已经终结,就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办案单位传讯徐某移送起诉时,因无法找到徐某,只能重新拘留并上网追逃。
三、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未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得离开指定的区域,并对其行动加以监视的强制方法。
(一)适用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八十九条第三款、第九十六条规定,以下情形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监视居住强制措施:1.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4.因为案件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5.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6.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需要继续侦查,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7.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
(二)适用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应注意的问题
1.修订后《刑事诉讼法》新增部分被监视居住人应当遵守的规定。新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并且要求被监视居住人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2.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有明确的范围,只要犯罪嫌疑人有固定住处,就不应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除非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看守所、办案单位办公室、以及各种临时羁押室等地点,都不得作为监视居住场所,这一点在办案中务必注意。
四、刑事拘留
刑事拘留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在侦查过程中,遇到法定紧急情况时,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采取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
(一)适用条件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第六十九条第三款、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以下情形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刑事拘留强制措施:1.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2.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3.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4.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5.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6.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7.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8.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规定,情节严重,需要予以逮捕的。
(二)适用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应注意的问题
1.要正确理解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杜绝滥用。实践中部分民警错误地认为,只要是刑事案件,不管是否需要、是否符合条件,都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如对一些民事部分已经和解的轻伤害案件、交通肇事案件等可以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也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的背景下,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应当慎用。
2.要注意刑事拘留与行政拘留的区别,前者是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用于对犯罪嫌疑人临时羁押,后者是一种行政处罚,是认定违法行为人违法事实后,对其人身自由予以剥夺的惩罚性决定。
3.在外地抓获犯罪嫌疑人,宣布刑事拘留后,押解返回的路途时间同样算作刑事拘留期限。因为押解途中同样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不能以未将嫌疑人送看所所羁押为由不计算在内,随意延长在看守所的羁押期限。
五、逮捕
逮捕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逃避侦查、起诉、审判或者发生社会危险性,而依法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
(一)适用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以下情形应当予以逮捕: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下列危险性的:⑴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⑵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⑶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⑷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⑸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
(二)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应注意的问题
1.在《提请批准逮捕书》中,公安机关不但要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还要论述其是否符合逮捕必要性,并且要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如某单位办理的李某涉嫌盗窃罪一案,经查证,李某此次仅盗窃两千元物品,且已退赃,单凭此次犯罪事实无法对其采取逮捕强制措施,办案单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是李某曾经故意犯罪,但办案单位未调取判决书等相关材料,致使检察院无法作出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篇7
【关键词】刑事诉讼;刑事强制措施;公民权利保障
一、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间的法理性研究
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刑事强制措施是国家为了保障侦查、、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而授权刑事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限制其一定程度人身自由的方法。刑事强制措施与公民权利保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刑事司法机关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惩罚犯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说到底是为了保障人权;另一方面,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又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以免使无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受到侵犯。在此,同样有个人权保障的问题。
二、国内外有关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法律规定
(一)逮捕和羁押的分离。英国在1679年《人身保护法》的颁布标志着逮捕和羁押的分离。《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为警察对任何犯罪享有潜在的逮捕权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从而正式确立了警察无证逮捕一般性权利。在美国,无证逮捕的一般化主要是借助宪法解释的手段来实现的。大陆法系国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晚于英,美两国。从18世纪以来,大陆国家法系国家一直在从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制度中获取改革的灵感和精神资源。20世纪中期以后,大陆法系国家对羁押的审查程序进行了深入的“司法化”改革。可以说,在当今的大陆法系国家,逮捕或拘留作为强制到案手段主要是检警机关的职权,羁押则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强制措施由侦查法官司法审查加以认定,逮捕和羁押分离的程序特征是明显的。
(二)羁押的替代性制度地位上升。英国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就规定了保释制度。1641年12月美国马萨诸赛湾自由典则第十八规定:“任何人当其能提供充分之保人或保证金保证其随时出庭及良好行为,则其身体在法律判决之前不得被任何官吏或机构限制或囚禁,除非其犯死刑之罪或侮辱法庭罪以及其他案件由法庭特别规定者。” ① 在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只存在羁押的停止执行制度,在20世纪中期以后通过吸收英美法系保释制度的内容,建立了限制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法国在1970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建立一种介于自由与羁押之间的中间措施,并且将羁押规定为一种例外措施。随着刑事程序的国际准则的形成和普及,羁押的替代性制度的重要地位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肯定。
三、我国强制措施在保障人权方面存在的不足
(一)拘传间隔不明确。拘传的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对两次拘传之间的间隔未作明确规定,有的检察机关为了追求效率,实施二次连续拘传就有变相羁押而侵犯人权的嫌疑。规定两次拘传的间隔时间是落实《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关键,也是保证拘传过程中能保证办案效率和保证人权的关键,因此笔者认为建议修订《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两次拘传的间隔时间为12小时以上,以给犯罪嫌疑人必要的休息时间。
(二)取保候审的保证金数量规定不明确。采取保证金方式的取保候审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保证金数量规定的不够明确:保证金数量太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力承担;保证金太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威慑作用。各机关应尽快出合解释,明确规定保证金的数量。在执行效果方面,相对其他强制措施利用率高,效果良好,但也容易造成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逃匿。
(三)监视居住的指定区域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住所和指定居所并不是选择关系,而应是住所优于指定居所,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住所时,公安司法机关才可以为其指定居所,甚至设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建议改善。一方面,在立法中应更加明确住所和居所的关系,另一方面应赋予被监视居住人对指定监视居所和监视方法不当时提出申诉的权利。
(四)拘留的执行机关存在局限性。拘留在适用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统一由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仅有决定权而无执行权。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更加复杂,如果全部执行拘留的过程都必须由公安机关执行,则有来不及及时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毁证、串供等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行为,失去侦破案件的时机。因此,检察机关没有独立完整的拘留权不利于办案。
四、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具体措施
(一)树立无罪推定理念。无罪推定是当代世界各国在刑事诉讼领域普遍采用的一项诉讼原则。例如,对于疑罪,应按有利被告的原则处理;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原则上均能获得保释,在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的羁押均为例外。
(二)赋予公民申请权。《刑事诉讼法》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申请权,即应明确规定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不当时,有申请变更的权利。被申请的机关应当组织听证会,由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组织,由申请人及其聘请的律师、案件承办人参加,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充分听取申请方与案件承办方的意见后,作出是否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决定。
(三)杜绝超期羁押。超期羁押实际上是未经有权机关或者人员批准的羁押,其实质就是非法拘禁。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构成非法拘禁罪。有观点认为:被羁押的人是涉嫌犯罪的人或者是被指控犯罪的人,对这些人即使超期羁押也无碍大局,因而并不认为超期羁押行为构成了犯罪。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这种认识逻辑能够成立,那么,《刑事诉讼法》就不必规定侦查羁押期限,刑讯逼供也同样不构成犯罪。
(四)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在《刑法》中明确规定被取保候审人、被监视居住人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脱逃的,不论其在公安、检察机关在侦的案件中是否应负刑事责任,一律构成取保候审脱逃罪、监视居住脱逃罪。在此基础上,由《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可以被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只有对有组织犯罪、犯罪、走私犯罪、故意杀人犯罪等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曾经有过脱逃行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不能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
注释:
①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431-436.
【参考文献】
[1] 李昌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3.
[2] 陈瑞华.刑事程序中的公民权利[A].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司法公正与权利保障[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 李忠诚.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篇8
关键词:医院;内部控制;局限性;措施
内部控制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单位为了保证经济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发现、纠正错误与舞弊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而制定和实施的政策与程序。如何有效地运用内部控制制度对医院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内部控制制度的局限性
在实际工作中,即使内部控制制度十分健全,但往往还是不能保证会计资料的绝对正确和资金财产的绝对安全,这是因为内部控制制度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一)内部控制制度是建立在不相容业务分工基础之上的
在实际工作中,基于编制有限,人手紧张等因素,许多单位都有不合理的兼岗现象,不相容职务未能合理分离。其次,职工之间不会发生同谋勾结现象,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职工串通勾结,或发生集体作弊情况时,内部控制制度就会失去效用,审计人员对这种可能性应给予高度重视,特别在评价现金、资产控制时要特别注意。
(二)主管人员的法律、政治意识淡薄,缺乏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
主管人员,特别是单位的最高管理者,如果没有较高的法律意识和较好的政治素质。他就会蓄意,违法乱纪,从而使内部控制制度失去作用。有的单位内部控制不健全,有的单位根本没有内部控制制度控制,有的单位虽然有内部控制制度但很不完善或流于形式,在工作中没有进行检查和监督,这样长期下去再好的制度没有执行足够的监督也是形同虚设。
(三)相关岗位人员的素质及业务水平
内控制度的效果与行使控制人员的素质密切相关,如果人员安排不当,不能按要求完成工作,那么内控制度也会失去作用。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管理也在不断地改进。如果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同步,那么内控制度也会失去效用。
(四)内部控制制度的设置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
设置内控制度要受到成本效益原则的约束,例如,不能为200元的物资专门配备保管人员而花费更大的工资费用。所以在大中型医院有利于设置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而在小型医院很难建立健全内控制度。
二、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措施
医院内部控制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造成不良后果,对国家和单位都极为不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采取对策,从总体来说,应采取如下几个措施:
(一)领导认识到位
当前医院内部控制制度建立的不好主要和领导管理意识淡薄、医院内部控制制度不建全有关。建立健全内控制度是维护财产、资金安全与完整,保证医院经济目标实现的内在需要,单位负责人是单位财务与会计工作的第一责任主体,对本单位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内部控制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负主要责任。但要真正确立起单位负责人对财务工作和内部控制制度建立的“第一责任主体”意识,还必须强化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及一些相关领导在内部控制方面的培训学习,使他们在了解掌握内部控制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对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二)建立完善的医院内部控制制度
1 建立货币资金管理制度
医院对货币资金收支与保管业务应建立严格的授权批准制度,办理货币资金业务的不相容岗位应当分离,相关机构的人员应当相互制约,确保货币资金的安全。
2 建立财产物资管理制度
固定资产、低值易耗品、卫生材料、药品等财产物资要有相应的购入,领用、报废、处理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便于操作,固定资产的购入、调拨、出售要建立台账,还应建立财产物资定期盘点制度,帐帐、帐实核对制度,财产物资盘盈、盘亏、报废批准权限,责任制度,确保账实相符。
3 建立重大投资决策机制和程序
医院应实行重大投资决策集体审议联签等责任制度,加强投资立项,评估、决策、实施、投资处理等环节的控制,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4 建立采购与付款程序
加强请购、审批、合同订立、采购验收、付款等环节的内部控制,减少采购风险,防止采购过程中个人收受“回扣”现象的发生。
5 建立成本核算与控制制度
医院应转变观念,树立医疗成本意识,做好成本费用的各项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医院科室成本核算制度与单项定额成本管理制度,落实奖罚措施,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院经济效益。
6 建立票据管理制度
医院应加强收费票据和收费工作的监督与管理,制定收费票据的购入、使用、核销制度,制定挂号、门诊收费、住院收费的工作程序,退费办法以及收费稽核制度,防止乱收费、漏收费及贪污、挪用现象的发生。
7 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
使其各负其职,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确保医院全部经济业务的每一环节都有章可循,并按照严格的处理程序操作。
严格执行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关键岗位定期轮换制度,出纳人员不得兼管稽核、档案、保管、收入费用、债权登记,审批人员不得记帐,银行印章不得由一个人保管等,通过岗位轮换可以暴露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财会人员的综合业务能力也是一个提高。
(三)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工作质量
会计基础工作薄弱严重制约了医院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不少单位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有些会计人员没有系统学习过专业知识,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医院内部控制制度的发展。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再好的制度也无法圆满的实施。要改进会计基础工作,提升内部控制水平,需要财政机关加强对医疗单位会计人员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培训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对会计基础工作进行全面地监督和检查。
篇9
一、初中政治课学情现状分析
在新课改的积极倡导下,许多初中政治教师已经意识到传统政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且也在尝试运用一些积极的措施进行课堂教学的改善,例如开展小组讨论学习,实施任务驱动教学等等。但是迫于应试教育的压力,多数教师仍然采取了传统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法,学生的主体性被严重忽视。另外由于在思想上还存在“政治学习就是要记,就是要背,就是要将课本内容背熟”的错误观念,从而出现了教师照本宣科的讲授教材内容,不顾学生实际的进行知识灌输的现象,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如此种种,导致初中政治教学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学生的实际能力也没有切实的提高。因此进行初中政治教学有效性的研究,打造有效课堂,进行有效学习就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二、初中政治教学有效性策略研究
(一)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使教学取得事半功倍的积极效果。由于政治课无论是从学科性质上还是具体内容上,都强调和注重的是理论知识,而这些知识学起来又是十分的枯燥和不易理解,如果教师只是照本宣科的进行理论知识的生硬传授,那么学生一定会感到无聊和思想松懈。这就需要教师在政治课堂中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以此来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兴趣,进而有效的将教材知识进行传授。一方面,教师结合教材内容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一些课件,通过影音资料、图片、动画等方式,创设与课堂内容相符的教学情境,不仅可以使学生集中注意力,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变政治学习的枯燥为有趣。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要投入饱满的热情,在具体的讲授中可以运用肢体、表情等身体语言来配合教学情境的创设,以此来有效的维持学生的学习兴趣,保证教学可以高效的进行。
(二)安排教学活动,体现学生主体地位
新课标特别强调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只有在教学中充分的体现和保障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学生才能真正的参与到课堂之中,教学有效性才能够得到显现。由于政治课程中存在较多的理论知识和概念,而这些概念对于初中阶段知识储备还不是特别丰富的中学生而言还是不易理解的,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就应当安排一些课堂活动,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从而将晦涩的理论知识渗透到学生的头脑中。例如在初中二年级的政治课程中主讲“法律”,因此,可以针对一些具体的法律问题在课堂上开展“辩论会、模拟法庭、今日说法”等活动,积极调动学生的参与性,让学生在参与中发展,在参与中提高。这样既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又体现了教学效果的有效性。
(三)丰富教学手段,增强课堂教学效果
在调查中我们发展多数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都只是采取单一化的教学手段即讲授法,偶尔运用一些讨论法和问答法,而且多是在课堂上的随性而发,缺乏合理的安排和涉及,在以后的教学中也不能持续。单一化的教学手段必然不利于学生政治学习的有效性提高,而且没有顾及学生的个性发展。在政治教学中,教师可以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手段来辅助教学,可以采取讲授法与讨论法相结合;录音机、多媒体等进行辅助教学;开展学生自学、自讲、教师引导等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以此来提高政治课堂的学习效果。例如在讲授公民道德教育中“勤俭自强”一课时,可以播放我国在建国初期的影像资料和相关图片,让学生对“勤俭节约,自立自强”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进而可以围绕这个主题,设置诸如“如今经济发展了,还需要勤俭节约吗?或者虽然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仍然很严重,那么,如何解决呢?”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帮助同学深刻理解教材内容,更能培养学生“勤俭自强”的优良品质,收到独特的教学效果。
(四)实施综合学习,实现学生能力增长
篇10
关键词:强制措施;制度缺陷;完善
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主要特点
(一)在权力结构的配置上,体现出立法授权的平级性。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公安机关享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提请批准逮捕及执行逮捕的权力,检察机关享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自行决定逮捕及批准逮捕的权力,审判机关享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及决定逮捕的权力。这样的立法规定表明,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在权力结构的配置上与西方法治国家有明显的不同,体现出立法授权的平级性:一是在纵向上,立法上没有按照上下层级结构的要求设立一个统一或独立的权力审查机关。刑事强制措施主要是根据刑事诉讼流水作业的不同阶段,由公、检、法三机关根据各自的办案需要予以适用。二是在横向上,公、检、法三机关所拥有的权力基本上处于一种平行状态。除公安机关适用逮捕需经检察机关批准及检察机关自行决定的逮捕需由公安机关执行外,三机关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措施及适用何种强制措施,因此,三机关的权力是并行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低和大小之分。
(二)在强制措施的体系上,体现出审前羁押的混同性。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由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五大措施组成。在大多数国家立法中,都将强制到案的措施与审前候审的措施分离,审前羁押需经特定的司法程序方可适用。与西方国家不同,作为审前一种最为严厉的剥夺人生自由的手段,除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法条里能够找到“羁押”和“侦查羁押”的字眼外,审前羁押的字眼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无从找到,立法上并没有将审前羁押设置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而是将其混同于拘留和逮捕这两大措施之中:一是从拘留措施来看,虽然在立法技术上将拘留设计为临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到案措施,但最长羁押时限为37天的制度设计,导致本应以临时羁押为本质的拘留与长期关押的审前羁押没有实质的区别。二是从逮捕措施来看,立法上将逮捕设计为审前羁押的法律程序。逮捕的性质归根结底是通过国家权力和法律程序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的状态。由此可见,拘留与逮捕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实际上就是以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之人身自由为手段而将其在法庭审判前予以关押的审前羁押。
(三)在强制措施的适用上。体现出比例原则的缺位性。刑罚有轻重之分,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和期限也应当与所指控的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和可能课处的刑罚相适应,等待审判的人被置于羁押状态应当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短暂,同时不能通过收取过高保释金的方法来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这就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比例原则。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设置,仅从类型设置上,按照比例原则的基本要求,由轻缓到严厉的顺序将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依次排列,但到具体强制措施的适用上,并未将比例原则予以明确的规定和支持:一是立法上没有体现“非羁押为原则,羁押为例外”的基本精神。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取保候审和逮捕分别在不同的条文中作出了规定,并且对取保候审用“可以”、对逮捕却用的是“应当”的立法表述,由此确立了以逮捕为核心的强制措施适用准则。二是操作上没有符合罪行与羁押期限相适应的要求。虽然《刑事诉讼法》第69条及第127条分别就“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拘留期限延长和“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羁押期限延长有专门规定,但并没有对轻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最长羁押期限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在操作上对羁押期限的延长进行严格的审批和控制。三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收取保证金的数额没有限制,对按照何种标准进行收取也没有明确规定。
(四)在强制措施的程序上,体现出救济机制的失衡性。按照“有权利则必有救济”的法律理念,当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遭受国家机构的侵害时,必须给予个人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从现行强制措施适用的程序设计来看,法律没有赋予相对当事人必要的救济程序和救济手段,救济机制处于失衡的状态:一是各类强制措施的适用大多采用内部的、书面的行政性审批程序,或者采取公安机关呈请、检察机关审批的行政性审查程序,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无法参与其中,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二是在刑事诉讼法第六章涉及到强制措施的27个条文中,只有《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办案机关发现采用强制措施不当时,及时撤销、变更”的自行纠正途径及第7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申请司法机关给予解除”的自我救济途径,法律再也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他自身救济及社会救济的途径和手段;三是救济程序的操作性差,法律所赋予相对当事人为数不多的救济途径,主动权也主要掌握在办案机关手中。
二、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制度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