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联合公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美联合公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国际法基本原则是指被各国公认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用于国际法一切效力范围的、构成国际法基础和核心并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国际法原则。[1]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主要依据三个文件：《联合国》、《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关于中国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二、美国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政策与行为

（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降书》。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开罗宣言》，宣言中规定：日本“占据”的中国所有领土，包括在清朝时割让的台湾、澎湖以及中国东北，归还于中华民国。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波茨坦公告》，公告称：《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1945年8月15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其中第六条规定日本无条件将台湾、澎湖列岛及其周围岛屿归还给中国。关于以上三个文件的法律效力问题，笔者认为：以上三份文件都属于国际条约，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条，在国际法中，宣言、公报、议定书甚至新闻公报都可以视为国际条约；《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十一条指出，在国际法中，国际条约效力并不单看签字与否。以上三份文件的条款表明台湾在二战后回归了中国。从国际法的角度讲，1949年中国人民经过革命旧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后，通过政府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关于美国对台湾立场的报告》及《旧金山合约》。1949年2月3日，《关于美国对台湾立场的报告》经杜鲁门批准，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7/1号文件，报告提出了分离台湾的四项可行性办法。1949年6月9日，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份的政策建议书，内中旨要是：中国政府在台湾治理不当，应由美国和部分盟国出兵占领并要求联合国“托管”[2]美国在旧金山和会中，蓄意将中国排斥在外，在《旧金山合约》中别有用心地写到“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笔者认为：第一，美国作为联合国的成员，起草《关于美国对台立场的报告》，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涉，侵犯了中国，违反了《联合国》。第二，台湾在二战之后，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已经收归中国所有，不属于联合国托管管辖的范围。据《联合国》规定，适用于国际托管制度的领土是二战结束时尚未独立的前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和大战后割自敌国的领土。第三，从国际条约签订的宗旨看，《旧金山和约》摒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参与、拟制与签订，处处掩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行，在政治、经贸、领土、安全和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处处违背盟国有关对日政策的国际协议。

（三）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政府多次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国际法的角度讲，三个公报是中美之间缔结的三个双边国际条约，对中美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它从法律上证明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篇2

1960年3月4日，当时誉满全球的男中音歌唱家、意大利歌剧表演艺术家雷奥纳德・华伦猝死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舞台上。《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格拉蒙仅用了两个多小时便采写出了《歌剧明星在舞台上猝然死去》的轰动新闻，一举获得当年的普利策新闻报道奖。这除了他本人具有较强的职业敏感和娴熟的新闻采写技巧外，还应当归功于报社当晚的值班主编。当时，格拉蒙刚出发去剧场采访，这位主编便指示资料室工作人员马上整理出华伦的生平材料，要求高级编辑做好改稿准备，并通知预留适当的版面。

1971年基辛格北京之行的“破冰之旅”，被一个嗅觉灵敏的西方新闻记者捕捉到了，但他将所撰写的新闻稿电传到他所服务的那家西方通讯社后，却被值班编辑认为是痴人说梦，一笑了之。直到尼克松踏上中国领土、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之后，那家通讯社才如梦初醒，为自己眼睁睁地扔掉了一条本可以轰动全球的特大新闻而懊恼不已。

同样是面对具有重要价值的新闻，为什么有的编辑能慧眼识珠，而有的编辑却熟视无睹呢？问题的症结，恐怕就在于编辑新闻敏感的强弱。如把具有较高价值的新闻比作“千里马”的话，那么具有较强新闻敏感的编辑就是“伯乐”。“千里马”遇到“伯乐”，才能真正地成为“千里马”；“千里马”再好，若遇不到“伯乐”，终不免老死山林、自生自灭。新闻敏感之于编辑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编辑的新闻敏感和记者的新闻敏感虽然本质相同，但其产生作用的过程却不完全一样。记者常常在事先想点子，即靠自己的新闻敏感去捕捉、采写新闻。编辑则常常在事后想点子，即靠自己的新闻敏感去鉴别、挖掘新闻。他们常常面对现成的稿子，不变事实变角度，或从来稿的只言片语中寻找新闻线索，从而发现或概括出具有更大价值的新闻。

那么，编辑应该怎样培养自己的新闻敏感呢？

首先，新闻敏感取决于政治敏感。就拿前面所讲的那位西方通讯社的编辑来说吧，如果他当时对国际政治形势，特别是中美苏三极关系对全球战略的影响，以及中美民间的交往逐渐热络起来的现象作过深入研究的话，就不会武断地认为中美高层之间的秘密接触是天方夜谭了。所以说，编辑必须有一点政治家的眼光，从宏观上对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形势有一定的研究，从微观上对国内各行业、各领域的经济社会走向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

其次，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一般来讲，编辑应该比记者“高瞻远瞩”，即编辑看问题角度应该更新，思考问题应该更全面、更深刻，分析问题的逻辑性和联想能力应该更强一些。这就要求编辑必须具有更丰富的实践经验，占有更多的实际材料。在占有充分的材料后，就可以对事物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考，从比较、综合、鉴别与分析中认识各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特点及差异，从别人不认为是问题的地方找出问题，从别人不留意的地方有惊人的发现。

再次，善于发现和衡量事实的新闻价值。新闻界老前辈赵超构先生认为，评价新闻稿件的质量，应分为新闻价值、写作技巧、文章篇幅、读者反应四项。按好新闻100分计，新闻价值应占50分。从这个划分标准可以看出，新闻价值的大小基本上决定着稿子分量的轻重。一个事实有没有新闻价值也因此而定。

总之，作为编辑来说，有没有新闻敏感是至关重要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新闻敏感的记者写不出好新闻，而没有新闻敏感的编辑，不但编不出好新闻，还会葬送好新闻。因此，编辑决不能满足于坐在办公室里等稿子、改稿子，而应该在培养自己捕捉、鉴别和挖掘有价值新闻的能力上多下工夫。

篇3

20国集团会议的主要内容

会议指出，高位波动的石油价格、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以及日益膨胀的保护主义情绪等风险在蔓延，并将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会议认为要保持全球经济强劲增长，各方须实施必要的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加快结构调整，以解决经济失衡，化解经济风险。

会议同意在能源问题上加强合作，推动石油供应国和消费国之间通过相关论坛展开对话，帮助穷国应对石油商品冲击。会议同意推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推动贸易自由化，打击保护主义。会议讨论了改革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必要性，了改革声明。会议就发展道路和合作减贫等问题取得共识，并了发展声明。会议还讨论了人口老龄化、持续发展、税收透明度和国际债券集团行动等问题。

矫正世界经济失衡是全球共同利益

主席在会议开幕式演讲中指出，世界经济存在南北差距拉大、金融风波时有发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主张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和协调，完善国际经济贸易体制和规则，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

近年来，世界经济周期已经走过了复苏阶段，步入持续增长阶段。尽管如此，世界经济也存在隐忧，面临压力，具有不确定性。其中两个主要压力就是石油供需矛盾突出和美国以“双赤字”为特征的经济失衡。

在国际投机资本的推动下，国际石油价格迅速攀升。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份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在8月29日一度冲高至70．80美元／桶，创20年新高。投资银行高盛编制的商品价格指数显示，今年第三季度能源价格上升了24．15％。如果目前世界石油市场的恐慌性预期不能得到及时调整，投机性石油需求将继续维持甚至推高世界石油价格，从而有可能形成世界范围的供给性通胀，产生类似上个世纪70年代的“供给冲击”。如果原油等能源成本上涨仅影响到生产价格指数，即只产生第一轮通胀效应的话，央行在利率决策方面会显示出观望态度。若经过一定时期的传导，一旦能源成本上涨的不利影响扩大，波及其他商品价格甚至劳工成本的话，即产生了第二轮通胀效应，部分央行可能就需要采取行动了。届时，抑制通胀的努力可能产生抑制经济增长的副作用，甚至触发金融危机。可见，较高的国际油价水平和较高的油价波动性仍然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长期压力和风险来源。

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美国，一旦其经济失衡触发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来说不啻是个巨大灾难。200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创记录地达到6176亿美元，占其GDP6％左右，而今年以来逆差继续保持在高位水平，将再次刷新去年的记录。虽然2005财年的财政赤字比2004财年的4128亿美元大幅减少近1000亿美元至3186亿美元，但由于新奥尔良的飓风灾难而增加的重建预算，明年的财政赤字可能会较大幅度反弹。

更严重的是，目前针对这两个风险讨论得多，行动得少，似乎还未受到政策制订者应有的重视。

矫正世界经济失衡离不开发展中国家

克林顿时期的美国财长、现在的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主张，美国经济失衡和美元汇率调整问题的解决需要在G-20框架内磋商。而1999年成立20国集团的目的是发达国家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对话。由于G-20国家拥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90％，贸易的80％，人口的2／3，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日益增大。

近年来，关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讨论较多。货币政策版本的“北京共识”指的是，全球货币政策不仅是在华盛顿制定，而且越来越多地是在北京制定。本次G-20会议期间，中美双边对话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布什政府经济班子全部人马悉数出动参加G-20和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尤其是格林斯潘18年来首次访华。最大的发达国家主动找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经济政策进行对话，寓意微妙。

在发达国家之间于20世纪60～80年代出现了一轮经济收敛(Convergence)之后，随后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之间也开始了一轮经济收敛。经济全球化正向纵深方向发展，新兴市场力量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产品定价权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决定权日益重要。在四大新兴力量中，中国贸易额占GDP的比重高达75％(据估计，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将达到创纪录的1000亿美元，为去年320亿美元的3倍)，巴西和印度这一数字也在30％左右，而俄罗斯的原油输出对世界经济具有较大影响。哈佛大学教授弗里曼(Richard Freeman)认为，四大新兴力量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国际劳动力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若全球资本数量不变，则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K／L)下降了一半。可见，新兴力量参与全球化提高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潜力，降低了通胀压力，并导致了商品和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之间的函数关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据英刊《经济学家》引述的研究报告估计，光中国因素就使得美国的通胀率降低了一个百分点。

在这一轮的油价上涨中，欧佩克组织每年的石油出口收入达到600亿～700亿美元，由此产生的巨额“石油美元”源源不断地回流到美欧等国家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也将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投向国际金融市场。例如，亚洲投资者(尤其是日本央行)持有巨额的美国国债，约占其国债余额的1／3。这一方面有助于阻止国际长期利率迅速上升，另一方面也加大了短期通胀压力。这部分地解释了格林斯潘所说的“利率之谜(Conundrum)”，即市场长期利率水平的提高幅度远远落后于央行短期利率。

斯诺此行一改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的要求，转而希望中国政府采取长期措施刺激内需，加快金融体系改革，扩大金融开放。可见，美国政府希望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希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提高弹性，以有助于美国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这也许才是美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醉翁之意”。

宏观经济政策稍有不慎，经济失衡便演化为金融危机

未来一段时期，三大经济体的利率将整体向上，回归到正常的中性水平。美国利率水平依然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基准，其利率变动牵涉全球经济神经。而欧元区和日本一旦利率开始提高，国际金融市场将会出现迥然不

同于低利率时期的走势，可能出现结构性调整。

飓风灾后重建导致财政支出增加，紧货币和松财政的政策搭配将会是美国政府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在过去的16个月中，美联储已先后连续小幅加息11次，将联邦基金利率(FFR)自近六十年的最低位1％上调至3．75％。美联储通过持续加息行动向市场表明，相对于飓风对经济的短期不利影响，它更加关心“更高的能源价格以及其他成本将增加通胀的潜在压力”。如果美联储单纯顾及稳定物价水平的目标，将利率上调得速度过快，升幅过高，“双赤字”可能会在飓风和高油价推动下雪上加霜，导致经济失衡加剧，甚至触发金融危机。另外，格林斯潘将于明年1月31日前退休，新任主席本・贝南克将面临复杂的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的考验，金融市场也可能产生防范金融风险的市场骚动。房地产泡沫，经济失衡，油价上涨和恐怖袭击是美国经济面临的四大风险因素。

欧洲央行(ECB)已连续28个月将其关键的再融资利率保持在2％的水平，但该行近期的言论表明它已在认真考虑加息的可能性了。在石油价格持续高涨的影响下，欧元区经济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区内通胀率已经连续多月处于目标水平2％以上。这对于货币政策目标是以维持通胀水平于2％的欧洲央行来说，当前货币政策该收紧了。不过，欧元区经济基本面依然不足以支持欧洲央行加息，欧元区的财长们公开反对欧洲央行加息。欧元区经济复苏情况尚不稳定，工业生产不振，失业率高达9％。一方面，欧元区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未出现实质性进展，不能实现对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进行竞争，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正快速溶人全球经济体系，对欧元区经济形成了强有力的结构性挑战。欧元区政治前景的不稳定性也给欧洲央行加息带来一定程度的干扰。法国公投结果否决了欧盟宪法，德国没有一个党派在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意大利执政党联盟也同样面临严重考验。政治不稳定性将会加大欧洲各国财长们要求欧洲央行采取扩张性利率政策的压力。

较长一段时期来，日本维持了零利率政策，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是流动性货币数量，即执行了数量性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目前，日本央行关于货币政策的官方态度是，除非扣除新鲜食品之后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年率稳定地处于零水平以上，否则将继续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其行长福井俊彦近期表示，这个指标明年就能达到，日本央行可能会在明年4月份结束“数量性宽松”的货币政策。

篇4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特点

(一)在全球外资总体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持续增长

中国对外投资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27亿美元(本文所述对外直接投资如无特别说明均为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010年为590亿美元，其间年均增速超过55％。2007年以前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为1012亿美元，近三年就相当于过去累积存量的近1.5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的排名也由2002年的第25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5位。截至到2010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2588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超过1.2万亿美元，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超过100万。

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2007年达到1.9万亿美元后逐步下降，2008年全球外资同比下降了14％，为1.7万亿美元；2009年全球外资下降37％，为1.11万亿美元，2010年全球外资则增长约1％，为1.12万亿美元。各主要国家外资近三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仍然保持近年来的增长趋势，尤其是2009年和2010年分别同比增长14.2％和36.3％。

(二)总体尚处于初级阶段，但经济社会效益不断提升

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水平还不高，但近年来经济社会效益的提升速度不断加快。2002年底以前中国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累计已达6960家，当年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仅772亿美元。到2009年，经核准设立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累计约13000家，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为4420亿美元，企业存量仅比2002年底增加不到一倍，但销售收入比2002年增长近五倍。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经营情况大体是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持平、三分之一亏损。中国境外企业在经济效益不断提升的同时，社会效益也逐步得到提升，尤其在促进当地就业方面一直发挥积极作用，2009年中国境外企业纳税就达106亿美元，雇佣外方员工43.8万人；同时中国企业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当地的社区建设，做好各类公益服务。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企业本身经营压力和财务压力较大，但在开展对外投资经营的同时仍然认真积极履行在当地的社会责任。例如，中冶集团在巴基斯坦为投资项目所在地的人民无偿提供医疗设备及服务，捐助当地的教育等。

(三)香港地区成为对外投资主要目的地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至2009年底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存量达1855亿美元，占比超过75％。而在亚洲地区，则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按投资额计算，到2010年底，中国境内企业对香港地区直接投资存量占对亚洲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超过80％，占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比重也超过60％。此外，对开曼群岛等自由港的投资存量占对外投资总存量的比重也近20％。

(四)投资领域多元化趋势更加显著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已经从过去以贸易服务和小型加工为主逐步发展到能矿资源开发、交通物流、加工制造、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目前在商贸服务、采矿、制造、交通物流等方面的投资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多元化趋势日益显著。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含金融类)总存量中，商业服务类约为30％，金融类约为20％，批发零售业和采矿业则各为15％左右。

(五)投资主体中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不断扩大

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虽然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对外投资主体中仍占主导地位，但民营企业及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的对外投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

(六)投资方式更加多样，并购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形式

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更加多样化，绿地投资、租赁、跨国并购、战略联盟联合投资等多种方式并存。其中绿地投资最多，租赁较少，并购发展较快。今后，对外并购的不断增多将是发展趋势。2003－2007年，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00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量的1/3以上，跨国并购金额增长了100多倍。2009年和2010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对外投资分别达到175亿美元和238亿美元，均占当年对外投资量的40％。

(七)低比例参股、换股的合作投资不断增多

在国内加工能力盈余而上游资源缺乏的行业，一些中国企业为建立稳定的上下游供货渠道，在不寻求企业经营权和控制权的前提下，以低比例参股国外上游企业的形式对外投资合作。此外，为了相互借助对方的社会资源，更顺利进入对方市场，合作双方采取互换股份、相互参股的形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投资方式也不断出现。这两种投资合作方式降低了风险，避免了国外敏感企业经营权和控制权变化而带来的非商业性因素的干扰，有利于实现合作双方的互利共赢。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前景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机遇

金融危机虽然已逐步远去，但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的复苏将是长期渐进的过程，采取收缩战略、相对集中主业，仍将是许多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同时，金融危机使各国加强了对金融资本的监管和风险防范，但对产业资本的争夺更加激烈。由于中国经济在此次金融危机的良好表现，使许多国家更加重视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

这些因素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空间得以拓展，全球化经营的机会进一步增加。中国企业在寻求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会逐步从生产制造向生产链的前端(包括品牌、研发、设计、资源勘探等环节)和后端(包括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延伸，培育自主品牌，增强自身的产品研发能力、营销能力、跨国管理能力，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和投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一是通过对外投资开展品牌合作。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部分国际知名品牌的持续经营压力增大。中国企业通过与国际知名品牌的合作，既可以发挥中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扩大整体市场容量，同时也可以使国际品牌持续稳定经营。

二是通过对外投资开展技术合作。金融危机过后很多经济体出现市场萎缩，迟滞了企业研发成果的产业化步伐。中国企业通过与国外先进技术合作，既可以提升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外研发机构在市场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

三是通过对外投资开展各类境外资源开发合作。虽然当前矿产资源价格和该类公司股票价格大都比金融危机爆发时有不小的反弹，但全球资源类产品的需求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恢复增长，同时资源类项目开发往往周期长，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因而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资源开发合作，既实现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也分担了开发项目本身的风险，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

首先，中国企业目前对外投资对象国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额相对较多，相对于市场体系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变化相对较大，特别是在一些极不发达地区，投资项目受当地政经形势变化的影响较大。

其次，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同时一些国家对于投资的限制措施日益复杂，特别是在战略性、资源性、高新技术行业以及当地著名公司的股权投资上，一些国家提高了审核批准的门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再次，中国企业实力还相对有限，全球投资经营基础还比较薄弱，主要体现在大部分行业的规模集中度较低，产业链控制能力相对较弱。例如中国冶金行业前十位的钢铁企业占全国总产量的40％，而发达国家本国前四名企业就占全国总产量的60％。

最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人才队伍建设和有关对外投资合作的中介机构还处于逐步发展成熟的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才能为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力的支撑。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

一是市场风险。全球经济的复苏过程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全球需求的持续恢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带动经济新一轮增长的技术动力尚未完全形成。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需要对行业内的全球需求有更准确的判断，对当地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市场需求的波动和社会问题引发的工会等非政府组织抵触都会对对外投资的成败产生决定性作用。

二是经营管理风险。中国企业大都缺乏全球化经营经验，对外投资对企业全球营销、产品研发、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和财务支持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对外投资企业缺乏良好的经营管理应变能力和学习能力，就有可能在企业内部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

三是产业链风险。由于中国企业大都缺乏对全球产业链前端的控制，往往在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受制于上游企业的制约，缺乏产业链扩张能力，在面对产业链上下游谈判中往往缺乏主导性。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影响能力大小将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对外投资的成果。

四是汇率风险。金融危机过后汇率波动更加剧烈，美元和欧元币值不稳定趋势更加明显，其中美元指数就从金融危机初期的71左右上涨到90左右的阶段性高点，随后又回落至75左右，至今仍在75-85之间不断震荡。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贸易仍以美元和欧元进行结算为主导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面对外汇汇率波动加剧的风险。同时人民币升值预期也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加了不确定性，从短期看，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财务能力；但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又会影响中国企业投资完成后产品销往国内，会随着时间推移将初期由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投资溢价逐步平滑掉。

五是融资风险。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会面临项目融资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融资难度较大，缺乏必要的信用担保，容易由于缺乏充分的融资保障而导致项目投资“搁浅”。

六是文化风险。由于企业对外投资会遇到本土化的问题，能否更充分地了解当地的文化，融入到当地的人文当中去，也是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已经产生的失败案例中，就有部分中国企业缺乏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和融入，缺乏本土化思维，进而导致投资项目难以获得成功。

(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前景

首先，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全球外资流动2011-2012年将可能逐步恢复到1.6万亿美元以上。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和中国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需求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得到释放，预计“十二五”末期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将超过1000亿美元。

其次，能矿资源投资合作继续保持，部分有集约优势的制造业逐步向境外转移。尽管全球经济有所复苏，但是能矿产品的长期需求并没有得到完全恢复，部分国家仍希望与中国企业在能矿开发上开展投资合作，风险共担，互利共赢。同时随着国内成本不断上升和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内具有集约优势的制造业将会出现向境外有序转移的趋势，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将会逐步增加。

第三，并购投资将稳定增长，比重会进一步扩大，有全球影响力的并购投资个案会逐步增多。金融危机过后的全球市场需求复苏仍相对缓慢，部分跨国公司或国外本土企业寻求资金支持便成为增强持续经营能力的最好选择。而中国公司一方面现金流充裕，一方面对品牌、技术、资源有着强烈的渴求。此种情况下，并购投资无疑是实现双方潜在合作需求的一种良好方式。可以预见，今后诸如中国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轿车这样有全球影响力的个案将会增多。

第四，对香港地区的投资仍将保持较高比例，与中国签订自贸区协议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可能出现较快增长。香港地区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在融资、海外投资保险、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企业仍将继续利用该地区的便利条件开展全球投资经营，对其投资仍将保持较高的比例。同时中国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签署并实施自贸区协议特别是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后，部分中国企业有通过自贸区规则输出设备、技术、制造能力的需求，进而促使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会出现较快增长。

三、建立与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体系

(一)以政府为主导营造对外直接投资的友好环境

一是营造互信的政治环境。不断加强与各国的政府间高层往来和沟通协调，通过联合公报、联合声明和双边协定等方式加强和稳定已有的双边外交和经贸关系，保持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政治环境稳定趋好。

二是营造优惠便利的投资贸易环境。政府应加快完善多边、双边的投资合作机制，通过与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司法协助、经济合作、社会保险、检验检疫、劳务签证等政府间协定，努力为对外投资企业创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企业境外投资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多边、双边固定机制可以将有关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遇到的诸如不公平、不公正问题同投资对象国政府进行协调。在双方政府的密切合作下，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境外经济合作区，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规划和要求，兴办符合当地需求的产业园区。

三是营造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一方面政府要通过会谈、专访、论坛演讲等方式引导国际舆论，努力减少各类经贸摩擦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中国在外投资企业在守法经营的同时，还应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积极扩大当地就业和履行社会责任，并积极主动地同当地工会、媒体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沟通，不断展示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提升当地对中国企业的认知度和接纳度。

(二)以政策为支撑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体系

一是要完善对外投资法律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对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适时推出《对外投资管理条例》，促进对外投资管理进一步规范化。

二是要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和促进机制。逐步完善已有的对外投资企业申报备案制度，促使更多的企业在对外投资项目实施之前，向有关政府部门通报情况，并提前了解相关情况，规避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充分利用现有的对外投资促进渠道和资源，建立充分有效的统一协调机制，将产业政策制定、投资项目申报、外汇管理等环节予以统一协调，提高对外投资促进的效率和效益。

三是要加大对外投资的财政支持力度。目前已有的对外经济技术专项资金等支持的项目总量相对有限，且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企业在境外投资中的前期费用补贴和贷款贴息。在整合对外经济技术专项资金等促进对外投资资金项目基础上，尝试建立对外投资促进专项基金。通过建立对外投资促进专项基金，既包括对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项目前期费用和贷款利息进行直接补贴，也包括对外投资促进体系建设、中介机构支持、对外投资人才体系建设等资金支持。

四是要构建海外投资促进网络，提升政府服务企业“走出去”水平。在已有双向投资促进合作协议和机制的基础上探索在主要投资对象国逐步建立海外投资促进体系，构建投资促进网络，以投资促进机构作为桥头堡搜集信息、引导投资、提供相关便利化服务。同时，加强支持相关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发展，逐步完善企业对外投资的法律、财务、工程技术咨询等服务体系，支持行业协会和商会发挥自律、协调等多项功能。

(三)以企业为主体创新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方式

一是要引导中国大型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布局，形成对外投资战略性产业集群。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与国外企业开展合作，尤其是关键部件、关键环节和关键资源上推进国际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进一步鼓励中国企业开展境外资源开发，加大与国外在油、气及重要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的合作；进一步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鼓励制造型企业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完善营销网络，打造品牌，推动企业产品结构调整；进一步鼓励企业在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扩大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

二是支持部分企业在国际重要市场建立战略支点。通过在一些国际重要产业集聚的区域建立中国企业的分支机构，尤其是若干优质中国企业的分支机构，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国际市场对中国企业的认知程度，逐步促进有关产业和市场接纳中国企业，有助于加快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

三是要加快金融企业“走出去”，以金融企业带动非金融企业加快对外投资步伐。通过鼓励有条件的金融企业不断“走出去”，在海外开展各项业务，特别是投行类业务，一方面可以为国内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提供融资、咨询等金融服务，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部分金融企业的进入，有助于提高投资的品牌效应，弱化投资对象国存在的不利因素。

(四)以社会力量为载体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保障能力